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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琇(1638—1715)是即墨周黄蓝杨郭 “五大家族”的后起之秀，曾以三疏威震朝野，在封建王朝中可算得上是一位正直敢言的好官。但是，郭琇的官场生涯却实在是不得志得很。由于官场险恶，导致他的仕途坎坷，历经了大起大落，横遭诬陷,甚至差点搭上身家性命，直至垂暮之年才得以伸雪。直道难行，不为言过。
  郭琇,字瑞甫，号华野。明朝永乐二年其始祖从青州枣园迁居即墨城南河畔，后称郭家港之地。明末，族人郭尔标造反，焚毁茅舍, 谱牒失传。今可考者其曾祖为郭师仲，高才博学，登门受业者甚众。师仲生文耀，文耀生景昌。郭景昌字开先，乃郭琇之父。景昌学识奇伟，诗文卓绝，共生有四子，郭琇行二。郭琇于明崇祯十一年六月十八日酉时出生于郭家巷路北旧宅，时年其父景昌二十五岁，母周氏二十岁。郭琇六岁时，明王朝大厦将倾接近灭亡，兵荒马乱，盗贼四起。就在此时，族人郭尔标率众造反，并因私仇杀了郭琇的祖父郭文耀，郭琇遂随父外逃避难于文登县宋村集。次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京师，五月初一日大清入京，纪年定为顺治元年。乱平后，郭琇随父回到故里，伯父郭尔印无子遂乞郭琇为嗣，时郭琇九岁，这年其生父郭景昌病故。郭琇自幼天资聪颖，好学上进，三十一岁中秀才，三十二岁申举人，三十三岁考中进士，可说是春风得意，连中三元。三十九岁时进京谒选，适逢嗣父郭尔印病逝，于是急匆匆回乡奔丧。三年后赴任吴江知县。当时为官者皆把三吴视为畏途，干不好几个月就要挂冠而去。而郭琇却道：“只有为地择官，岂能为官择地”。赴任后，他“兴学校，禁私派，革火耗，清漕弊”,凡有关国计民生之事他都敢管敢问，征收田赋时实行“版串法”，以杜绝吏役舞弊自肥之风。他上任的第二年八月，适逢靈雨连绵，八十昼夜不停，水涨丈余，民房淹没，禾苗沉腐水底。郭琇每日乘轻舟四处察勘,慰劝灾民，设法赈济，并连文绘图上告，哀恳停征田赋。他为官廉洁勤政，精明强干，尤以善断凝案著称，在任八年，深得百姓拥戴。
  康熙二十五年(1686)，由江宁巡抚汤斌举荐，郭琇升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此时他已年届五十。郭琇学识渊博，诗文并茂。但时人往往只推崇他的疏章，而忽视了他的诗作，因此他一生留下的诗词极少。是年十一月逢太后附葬，群臣皆恭进挽词，郭琇亦献律诗六首，以显歌功颂德之举。现录其三首，亦可从中窥其文采。其一曰：
  弥留鸾驭日，遏密万方齐。
  地怵冰封树,天寒雨作泥。
  凤归猴岭北，月落蓟城西。
  天子居庐久,烟迷柳外堤。
  其二曰：
  君怀真罔极，哭泣震重墙。
  腊日忘食粥，元宵卧雪霜。
  谋贻燕百代,哀感鹭千行。
  恩制民归厚，修明属礼郎。
  其三曰：
  抚孤三十载,两世跻和丰。
  渭水开姬历，涂山助禹功。
  鸡鸣问竖切，乌哺报刘同。
  追思含信日，徽音宛在宫。
  康熙二十七年(1688)正月二十二日，郭琇第一次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向朝廷上了《参河臣疏》，致使河道总督靳辅被罢官，佛伦被降职。此疏尽管当时曾轰动朝野，但事实上郭序的这一本确实参得靳辅有些冤枉。就历史上看，当年靳辅治河是很卖力气的。他重用布衣治黄专家陈潢，在长达十几年的治河实践中,创造了一系列独到的建树。就此而言，当时靳辅不但无罪，而且当为治河之功臣，后来康熙再次启用靳辅便是例证：数年之后，康熙将靳辅官复原职，并褒扬说:“靳辅任总河，数年未曾冲决，漕运亦不误。今不出四载，黄水又重新猖獗泛滥，朕实不惬！河务不得其人，必误漕运。及辅未甚老而用之，亦得纾年之虑”。靳辅当年之功过是非便一目了然。那末，为什么郭琇要参奏功臣,而康熙又准了郭琇的奏疏呢？原因有二:一是郭琇并无意陷害靳辅，而是他缺乏调查偏听偏信之所为。当时靳辅为解决治河经费之不足，便采纳了幕客陈潢的意见，在下河实行“屯田”。即把下河经过治理，洪水退后闪出的大批土地分给山东、河南等地无家可归的灾民，并贷给他们种子、牲畜、农具，等收获后交纳一定数量米粮，再将这笔收入用在洽理黄河上。此举无论对朝廷对灾民应当说都是好事，可就在此时，地方上的土豪劣绅见有机可乘，便勾结宫府纷纷从屯民手中抢占屯田据为己有，造成一片混乱。为此，靳辅曾派员严格清査,制止其胡作非为。于是豪强们便无中生有，大肆诬陷中伤新辅“阻挠开浚下河”，以及“屯田扰民”。当时，作为监察御史的郭琇，接案后有责任向朝廷反映情况，问题是他没有作深入调査，只看现象便偏听偏信一疏奏上。二是康熙皇帝本来就对大学士明珠等人擅权专横而不满，而河道总督靳辅平时又恰恰紧紧投靠明珠等人为政治靠山。处理靳辅，实为“杀鸡警猴”，对明珠、佛伦、余国柱等人敲敲警钟而已。也许郭琇早已看透了这一点，同康熙“心有灵犀一点通”，抓住治河，要向明珠开刀。然而，一场上层的政治争斗，一道不太负责任的奏疏，却把靳辅当成了替罪羊，甚至连陈潢这位被后世所公认的清代著名水利专家也因此案而含冤九泉。这不能不说此举是郭琇一生中的可憾之处。清同治版《即墨县志》将郭琇的三大疏稿只选载了两疏，唯《参河臣疏》没有选载，看来并非编者之疏漏，而是很有见地之举。
  继《参河臣疏》不久，郭琇紧接着上了第二道疏本《纠大臣疏》，从靳辅身上把笔锋一转，单刀直入地指向了大学士明珠及余国柱等一帮佞臣，揭发他们结党营私，排隔异己，贪赃枉法等罪行。疏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明珠凡奉谕旨，或称其贤，则向彼云：由我力荐。或称其不善，则向彼云：上意不喜，吾当从容挽救。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因而要结群心，挟取货贿，至于每日启奏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及其腹心，拱立以待者，密语移时，上意无不宣露。部院衙门，稍有关系之事,必请命而行……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固结，每年糜费河银，大半分肥，所提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极力庇护……”其措词之严厉，事实之详尽,将明珠、余国柱等揭露得淋漓尽致。
  当时明珠、余国柱等人的擅权、贪婪朝人皆知，康熙皇帝一不聋二不瞎，当然也是如道的，但总得有朝廷大臣参他，皇帝才好借故治其罪。可是，明珠、余国柱那等权势谁人敢参！ 有几个言官也曾“颇有参劾，即令借事排陷，闻者骇惧”，再有那个敢以卵击石呢！所以，郭琇这一本是冒着极大风险上奏的。康熙曾问侍臣：“明珠如此，何无劾奏？”侍臣答曰:“人孰不畏死?"郭琇在疏中也曾明确指出：“臣固知其党羽实繁，睚眦必报”，“伏见皇上求治，辨别奸贤，正朝野肃清之会。窃思报效，不顾身家。”当时也有另一种议论,说郭琇精明异常，早已洞察到康熙励精图治，久欲拿权臣开刀，苦于无人上疏，才敢投皇帝下怀毅然上疏。然而，康熙帝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象郭琇这样敢于上《纠大臣疏》的直臣实在太少也实在可嘉。所以，他不但没有对郭琇加责，而且立即准了其本奏，并在上谕中作了处分;“国家建官分职，必矢志清白，大法小廉。今在廷诸臣,自大学士以下，惟知互相结引，徇私倾陷。凡遇会议，一二倡率于前，众附和于后，一意诡随。廷议如此，国是何凭？至于紧要员缺，特令会同推举，原期得人，亦欲令被举者警心涤虑，恐致累及举者。而贪鎂匪类，往往败露，此皆植党纳贿所致。朕不忍加罪大臣，且用兵时有曾著劳绩者，免其发觉。罢明珠大学士,交领侍卫内大臣酌用。”明珠毕竟是满族官员，且有功于康熙王朝，所以康熙还是为他开脱罪责，从轻发落了。余国柱等遂被逐回籍。明珠之流被参倒，郭琇由此声名大震，受到康熙皇帝的格外器重，被破格擢升为左都御史,从从五品一跃升至为从一品，连升四级。
  郭琇有了康熙皇帝做后台，胆量更加大了。次年，便又上《参近臣疏》，弹劾皇帘近臣少詹事高士奇、原任右都御史王鸿绪和给事中何楷、修撰陈元龙、编修王顼龄等植党营私、徇情枉法、贪污自肥等罪行。疏中列举了高士奇等人四条可诛之罪：“……日思结纳，谄附大臣，揽事招摇，以图分肥。凡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之名。夫办事南书房者，先后岂止一人，而他人之声名总未著问，何士奇一人办事，而声名赫奕乃至于此，是其罪之可诛者一也。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结王鸿绪为死党，科臣何楷为义兄弟，翰林陈元龙叔侄，鸿绪胞兄王顼龄为子女姻亲,俱寄以腹心，在外招揽。凡督抚藩臬道府厅县以及在内之大小卿员，皆王鸿绪、何楷等为之居停。哄骗而負缘照管者，馈至成千累万。即不属党护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钱。然而人之肯为贿赂者，盖士奇供奉日久，人皆为之曰门路真。而士奇遂自忘乎其撞岁，亦居之不疑曰：我之门路真。是士奇等之奸贪坏法，全无顾忌，其罪之可诛者二也……”高士奇是担当皇帝侍读、侍讲、起居注之职，甚得康熙赏识，常“以士奇书写密谕及纂辑讲章诗文。”他结交了一伙朝廷权臣，植党菅私，招摇撞骗，收受贿赂，中饱私囊，其贪婪之心不亚鯨吞。故郭琇在疏中揭露高士奇一次就受贿“瓦房六十余间，价值八千金”，又寄顿各处贿银资本约至四十余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产千顷，大兴土木，修整花园。杭州酉溪，广置园宅，苏松淮杨，王鸿绪等与之合伙生理，又不下百余万。窃思以觅馆糊口之穷儒，而今忽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无非足给于各官。然官从何来，非侵国帑，即剥民膏。”洋洋一道疏本，罪状列数有序，事实有证有据，如板上钉钉，那容得高士奇一伙半点狡辩！结果，红极一时的高士奇等权臣亦被罢官丢禄。
  郭琇这紧锣密鼓的三大疏,顿时引起“群党侧目，百端交构"，“天子为之改容，举朝为之失色”，“直臣之风，震霆一鸣，佥壬解体”，因此时人赠其雅号为郭三本。从政权建设上看，郭琇这三大疏,特别是后二疏，有力地抨击了贪官污吏的腐败以及结党营私的不正之风，这対清王朝朝纲的整肃和朝政的巩固，无疑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后来入们所乐道的“康乾盛世”，亦是功不可没。因而康熙曾在上谕中赞扬巡抚李光地、彭鹏及总督张鹏、郭琇“四臣皆持正清廉”。当时“上所倚毗，尤重者湖厂思督郭公，北直巡扰李公，江南总河张公，广东巡扰彭公，朝政大者，往往驰驿而咨焉，唯其言是采择,天下号'四君子"。著名学者赵侗学曾立言说;“余时虽不能识华野先生之为人，然巳耳熟其名矣。迨稍壮，乃知先生正色立朝，弹击不避皂囊，所进前后三大疏，是以扶乾坤之正气，树朝廷之直声。”卢雅雨亦在《山左诗抄》中赞道：“公直声动天下，新城之文章，武定之事业，当代并峙为三。”顿时，天南海北“谁人不识君”，都知道郭琇其人。“自戌辰、己已，海内推直臣，耕夫、红女、皂隶、庸丐、跛蹇、瞽蒙，未有不津津道郭公者。”当时的著名作家蒲松龄在其《聊斋志异》中甚至引用郭琇为老乡。即使在后来郭琇被罢宫十载，一朝迎驾德州时，郭琇的同年、如府卢道悦目睹其情景后写道“同年郭华野先生来德卅接驾，父老想望风采，遍道聚观，车不能前。昔温公赴阙，卫士加额，前后若合符节。予得之目睹，形诸诗歌，非私阿所好也。” 上至皇上推崇，下至百姓附心，可见郭琇在当时朝野中的声名之高，影响之大。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就在举国上下沸沸扬扬大言郭琇功德之时，郭琇的政敌们却并没有因此而罢手，尤其是那些被郭琇参倒的权贵们更是剑拔弩张伺机反扑。不久，郭琇便遭到明珠余党的诬陷，被罢官回乡了。可以说，郭琇因三大疏而起家，又因三大疏而招祸，终生不得安宁。这三大疏在郭琇一生的官场生涯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得也有失，可谓三疏定平生。
  康熙二十九年（1690），山东道御史张显法弹劾山东巡抚钱珏贪牍罪，钱珏因开脱罪责而反咬一口。说因郭琇曾致书举荐即墨知县高上达，遭钱珏拒绝，所以郭琇因泄私愤才驱使张显法弹劾他。郭琇即抗辩说:“某为总宪，岂不敢参一巡抚，而假手御史耶！”部议定郭琇私书罪拟杖刑，康熙皇帝以,郭琇平日鳗直敢言，乃改降五品调用，这也算是皇恩有加了。时佛伦为山东巡抚，见有机可乘，便趁火浇油上疏诬告：“郭琇世父郭尔印乃明季御史黄宗昌家奴，郭琇之父郭景昌原名郭尔标，入贼党伏法。郭琇私改父名请诰封，应追夺。”部议同意此请，将郭逮江宁勘治。康熙皇帝有意为郭开脱，便特谕大学士伊桑阿着无人处问郭王秀是否真系郭尔标之子，郭琇即以诬陷作答，且流涕道：“言臣祖父文耀横被尔标之乱挟仇谋害，指仇为亲，实属罗织！”康熙知之，特令郭琇休致还乡。至此，从三大疏到还乡，仅短短三年之内，一个正直敢言、忠于朝廷的有为大臣被彻底清除出了清廷，除去了明珠余党的肉中刺、眼中钉。然而，这些人仍不舍气，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郭琇的明查暗访，鸡蛋里挑骨头，非要找出点事来，将郭琇置于死地而后快。由此可见，清廷官吏之间的明争暗斗、勾心斗角是何等厉害，何等不可调和。不几日，佛伦又上疏:“郭琇系休致之员，乃悖旨不速回原籍，潜藏京师，串通明党，覧缘生事。”接着,又有人参奏：郭琇任吴江县令时, 坐浸米粮二千三百余石，勒郭琇携家人周德明等急赴江南对质。一时间，狂飕四起，乌云压顶，百宫为之咋舌。眼见得此时的郭琇只有招架之功，而没有还手之力了。官场险恶，到此显而易见。
  其实，米粮之事是这样的：郭琇任吴江县令时，县丞赵炯经收康熙二十二、二十三两年的漕米二千三百石，具有贮仓印结存案。赵炯暗中制造亏空，郭琇不知。后来，仓贮署印移交给张绮梅接管，赵炯之行败露而畏罪逃匿。郭琇闻知后，即差家人董起风等于康熙二十七年代买足数还仓，并即刻通令严捕赵炯。而江臬高承爵系明珠之侄女婿、高士奇之宗亲，素日恨郭莺之极，便故意放纵赵炯而不缉。本来是早已了结的一桩陈案，而明珠的余党们为了彻底整垮郭琇，又将其重新翻动出来颠倒黑白强加于郭琇身上。
  为对质此案，年已五十三岁的郭琇，冒酷暑于七月初六日自京起行，二十九日回到山东。巡抚佛伦即差人押送，于九月初七日抵达江宁，发上元县关押，等候月余不得审。十月初十日，开始夹讯经承、周德明等，均供赵炯侵粮，郭琇为之代赔，张绮梅亦在堂上出视赵炯印结，然而主审官高承爵醉翁之意不在酒，根本不看不问。十二至二十日复审，再次用酷刑夹讯经承等，逼其供认郭琇亏空米粮案。张绮梅被连夹十一夹仍不开口，并屡夹原差刘英，逼其说出赵炯逃逸系郭琇藏匿。郭琇忍无可忍,厉声对张绮梅说:“若辈不过欲死我耳，何不诬承而自苦若是!”高承爵拍案大吼:“郭尔不畏死耶？"郭琇笑答:“我畏死不至此。畏死者方坐堂上！ ”此时，明珠、高士奇皆伏于屏风后窃听。审讯者倚仗酷刑反复逼供,受刑者主持正义至死不招，审讯很不顺利。
  来年春正月，康熙皇帝特恩准放免郭琇回籍，然而高承爵等仍不便归。郑中丞劝说: “今奉旨宽免矣，君恩巳赦，而我一等犹不赦乎?高承爵狡辩说:“倘在道上生事奈何?”郑中丞说:“他境生事，何关我虑！”高承爵这才语塞放归。此案幸亏康熙皇帝还算英明，知道郭琇正直敢言，树敌太多，别人有意加害，故出面调停。否则，几个郭琇也要魂断江南了。
  就在郭琇押解江南对质时，郭秀之原配夫人屈氏在即墨老家闻知其遭诬之厄，全家如坐针毡，即派族人或家人在即悬与江南之间奔忙如穿梭，打探中间审理信息。屈氏，在封建妇道中贤淑聪慧，学识见地堪数一流。她对郭琇的仕途官场之事了如指掌,每每在替丈夫分忧解难。在丈夫身陷冤狱;生死未卜的危急时刻，她终于想出了以丈夫名义上疏伸冤的主意。于是，她连夜秉灯沥血写成疏稿一道，即亲自偕郭琇之弟郭瑚并率一仆妇策驴赴京师，准备上朝廷击鼓伸冤。为褒其贤德, 扬其才华，更使世人观其郭案全貌，笔者不嫌其赘，兹将屈氏疏稿摘抄如下。其疏稿曰：“为群党罗织，局谋锻炼，冒死鸣冤，仰祈睿鉴。事臣本一介寒儒，家世清白，八年县令，皇上破格拔置言路，屡次优擢，臣感激涕零。伏见皇上孜孜求治，辨别贤奸，正朝野肃清之会。窃思报效不顾身家，故前后三疏俱蒙圣明洞察，恕其狂直，但臣之受固深而诸人之切击已甚，频年以来，四处吹求苟涉风影、便思罗织。无如臣非贪滥取钱之人，无枉法赃罪苞苴魂遗之可描也，臣为家徒壁立之人，无亲族仆从肆害乡里之可指也。适江宇巡抚洪之杰具题查参亏空一案，奉旨着山东巡抚押送臣赴南质对，抚臣佛伦恨臣前疏參劾,乃借此生波，挟仇报复，谓臣不行回原籍潜藏京城，臣于五月内蒙圣恩休致，臣因货等维难，选遣家人回籍操备盘费，兼之霉雨连绵，感冒暑症，随于七月初六日束装就道。即旗员归旗例，亦有五月之限，臣在京未及两月，并不违例。又云串通朋党，資缘生事，臣秉性憨直，孤踪只影,屡次超擢，俱出圣裁，資缘又何人?岂若辈之招摇撞岁，赃私累累，当未败露之先肆行无忌，梢有败霹即布置腹心，百计弥缝,彼乃不以为党至。臣谨持循分不肯迎合群谋，一遭罗织，即素交亲朋亦无敢有过而问焉者！彼反以为党乎。又诬臣为郭尔标之子，系黄宗昌家奴，改名讨封。臣生父郭景昌乃本邑痒生，与尔标远族。即臣嗣父郭尔印与尔标亦系远堂,各有宗派，人所共知。尔标当明季作乱时，臣方六龄，生父携臣避难于文登县之宋村集，及柯永胜拿获尔标正法之后，始于顺治三年回籍,臣伯父郭尔印乏子，过继嗣承。生父于本年九月病故,又人所共知。郭尔标乃只身光棍,投黄宗昌家人为宗族，所不齿亦昭彰于人耳。目前大学士伊桑阿等奉旨问臣，臣曾据实奏明，已蒙皇上洞明矣。如谓臣系尔标之子，嗣父亦系宗昌家人，现有宗昌嫡孙黄贞晋一问即明。不知佛伦所闻而无影无稽，诬臣冒认父并不査察, 即行追缴诰命，独不思皇恩封诰乃国体所系,今佛伦挟仇顺口诬控，辱臣即所以辱国，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即死不瞑目。至于江南臬司高承爵乃明珠侄婿，与高士奇认同宗，局谋陷害，将臣原任吴江县令，件件搜求并无过误，只有县丞赵炯经管二十二、三等年存仓米二千三百石，赵炯具有贮仓印结在案，臣行取时即据结交与署印张绮梅。不意赵炯大计降调，先以暗制亏空潜避。河工张绮梅详明上官，屡提不到，臣只因此失察恐国课虚悬，业于二十七年遣家人变产买米代炯赔完。高承爵蒙混详参，提臣质对，于九月初七日投批发上元县看守，忽二十二日高承爵差上元县率领多人招夹犯陶仲到臣寓所，口称搜捉陶孟伟，遍搜无踪，问及原由，陶仲云：说来俱是没天理丧良心的话，我那里熬起这大刑，自晨夹至午后，要我这样说的等话，再问则长叹而不对。是日围观者二三百人，闻之莫不骇异称冤。且此案亏空米石前参疏内夹讯经承佥供赵炯侵用，臣代赔完，况钱粮从来以集卷为凭，前署印张绮梅详文并赵炯印结已确然有据，而高承爵乃置前卷与赵炯而不问，忽于十月初十、十二、十七、二十二等日，将经承与张绮梅屡审屡夹，或三四夹，或五六夹，唯张绮梅十二夹，又声称上脑箍，必使载害臣身而后已。若赵炯惧罪脱逃乃系三四月间，髙承爵审后疏纵，臣何得知？况当日历审详参必发原差刘英，而批回尚在，臬司堂役铁公锡处，则疏纵之咎将安属乎！乃又将陶仲、高经历屡审屡夹，有四五夹以及六七夹者，或供赵老公叫他去，或供河官知他去，或供陶孟伟知他去。语言闪烁，俱置不论，必使扳陷臣身而后已。夫朝廷设法原自无纵无枉法，堂断事要期唯虚唯明，今竟造局设谋，不顾是非，严刑逼供，三木频施不尽。知所造之成局，而不知煌煌国典之谓何！乃使张冠李戴也。况新例交代不清罪坐接署官赔补，前官免议。张绮梅乃出结之官，岂不知例而反肯任臣亏空而不言以身试律法乎？至钱粮则例即系本身亏空，参后全完者免罪。况亏空原出赵炯，与臣何涉，且事在赦前米经全完，俱可邀恩。高承爵背恩旨于不论，而反欲坐罪于臣，赫赫王章之谓何！而竟违例锻炼也。总之，承爵局谋已成，臣或不认势必至删改口供加臣大刑等。臣书生也，曾受皇恩，身列大臣，宁死不辱，即屈认死罪以存国体。伏祈圣明乾断，怜臣孤影踪只，冤被罗织，提臣到京得观天颜，历陈佛伦之诬控与承爵之锻炼，立赐査究。庶生死不致，含冤即磔，臣于市亦所甘心也!"
  观完这篇洋洋大疏，世人多为叹息不止，无不赞叹屈氏不愧骨更直臣之内助，古代巾帼之楷模！屈氏一行替夫伸冤刚到京城，便得知郭坯被恩赦回籍的消息，遂又日以兼程返回即墨。郭琇被赦回籍后，在家一住就是十年。已到花甲之年，仍是膝下无子，便过继其弟郭瑚之子廷翼为嗣，是年廷翼五岁。不久，屈氏病故。
  康熙三十八年(1699)五月，康熙皇帝南巡回驾，六十二岁的郭琇奉命迎驾于德州。二十三日，康熙皇帝上谕九卿曰：''朕幸江南，吴江百姓至今感载郭琇，可见是个好官。”六月初一日，九卿奉上谕:原任左都御史郭琇，前为吴江令，居官甚善，百姓感颂至今。其人有胆量，可授湖广总督,令驰驿赴任。郭琇奉旨后，即于七月十五日走乌抵任。八月初三日，次子廷翥出生于即墨故里，暮年得子，喜乐尤甚。
  在湖广任职期间，郭琇广播仁惠，励精图治，除革楚地陋俗，过问田赋钱粮，关心黎民疾苦等职权之事外，仍不改初衷，连连上疏,弹劾贪官污吏。刚刚上任，便于八月十一日上疏“參襄阳知府黄章贪酷及荆南道蒋兴芭互讦状，各拿问”；九月二十一日，又上疏“参兴国州知州张辉祖、嘉禾县知县陈开泰贪劣状。"一时间，郭琇所管辖之处“墨吏望风解绶”，贪风顿缩。在处理湖南苗人骚乱一事中，郭坯亦有其独到见解，他在给康熙皇帝的疏稿中说：“逆苗种类繁多，心性狡黠，弱则稽首请命，强则率众眺梁，我若兴师问罪，彼则窜匿深菁；我若奏凯而归，彼则仍思跋扈，所以，自古不能断其根•••••• ”他不主张兴师围剿穷追不舍，而主张能招抚则招抚，不能招抚则移兵防堵，军威壮,声势广，使其不敢肆行。清廷采纳了郭琇之主张，终使湖广无大乱。
  康熙三十九年(1700)正月二十七日，康熙皇帝召见郭琇,然后屏退左右问：“东抚王做官何如?”郭琇回奏:“做得好极!”静了一会儿，康熙再问；“前任伊桑阿何如?”郭琇回奏：“极好。”皇帝又问：“佛伦何如？”郭琇即跪奏: “臣不敢言。臣还有本奏……”康熙皇帝一听嗤然作笑，郭琇遂脱帽叩头大哭，历诉其祖父之冤，并奏请“臣年老，素有痰疾，辨明此冤，求恩罢斥，另简贤能。"皇上回曰：“今日复试举子，你且退，明日将本带来。”第二天，郭琇携为其祖父翻案伸冤的疏本入朝，启奏曰：“臣今日之辨白，非敢为挟私报复之计，但此乃臣生平大节，所系国家体统厂所至抱冤十载，死不甘心!”此时佛伦巳擢升为大学士，列于朝班之首。康熙皇帝即诘问佛伦：当年所奏郭琇改父名讨诰封之事从何而来？佛伦无以所对，只以“凤闻”引罪了事。予是，康熙遂降旨还郭琇原封之诰命。郭琇明知康熙皇帝偏袒佛伦:诬陷了人家十年，什么罪责也怀担，只用“风闻”二字了事，也实在太欠公道。但皇上为了调和矛盾，敕令封还了郭家诰命，也总算为其平了反正了名，金殿之上，也就不敢再有什么非议了。
  康熙朝政既需要郭琇这样的官,也需要佛伦这样的官。从正直无私而论，康熙皇帝还是相当赏识郭琇的，是年十一月十一日，河南巡抚徐潮陛辞时，上谕告诫曰：“尔去但如郭琇为官,不但今日之名臣，即后世亦皆敬仰矣!”第二年正月十七日，郭琇上疏乞休，康熙皇帝降旨曰：“卿才品优长，简任总督，正资料理，着照旧供职，不必以衰病求罢。”郭琇再三以病为由乞休，康熙皇帝却一再挽留不准其本，并感叹道:琇病甚，思一人代之不可得，能如琇者有几人耶！”
  然而，就在此时，排陷异己的死波微澜再次泛起。御史左必藩、给事中宋骏业等谗臣接连上疏弹劾郭琇。于是，康熙四十一年 (1702),年届六十五岁的郭琇再次被排斥罢官，回到即墨故里。
  康熙四十六年(1707),郭琇七十岁时，又逢圣驾南巡，他再次赴德州迎驾。康熙皇帝对其亲切问候:“病愈否？尔家即墨族居耶？侨寓耶？”郭琇回奏道：“臣祖居即墨。康熙又问:“尔有儿子现居何官?”郭琇回奏:“二子幼小，在学读书。臣犬马之疾不时举发，圣恩高厚未能极也。”康熙皇帝即赐御筵，慰劳而归。
  康熙四十九年(1710)三月十五日，郭坯七十三岁时又得一子，名廷翕。其三子皆贤达：嗣子廷翼附贡生，岁荐，“性阔达，喜施济”，曾“捐地三百亩以给鳏寡”，其孝义载入县志；次子廷翥举人，官嘉兴知府；三子廷翕举人，官宜春知县。郭琇二次罢官后，在即墨故里又度过了十三年，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初七日病逝，事年七十八岁。他四十二岁为官，先后任吴江知县七年半，任御史三年，任湖广总督三年半，总算起来在宫场的时间不过十四年，而大多数时间乡居在家，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按说，郭琇为官不为不清，官职不为不显赫，皇帝也不为环器重，但为什么他的官场生涯总是不顺畅，时时有人盯脚后跟？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然《清史稿•郭琇》一文之最后两句算道出了官场之真谛:“直道难行，不其然哉！”
  附记：早在1985年我就计划写郭琇的长篇历史小说，并定名为《官场风流梦九已着手写了六回，还亲自拍摄了郭琇行乐图四幅，以备书的插页用，后因种种原因搁浅了。今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于保业主任电话，约请我写写郭琇，在他主编的《即墨文史资料》上刊用，我欣然答应了。因为为了写小说，多年来我搜集到若干郭琇的资料，正史与野史均有，在此只取正史，凑成一篇，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