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是即墨市留村乡大留村人。旧社会，我的一家祖祖辈辈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挣扎。战争年代，我的一家积极投入抗日斗争，为了民族解放事业，有三个亲人献出了宝贵生命。新社会，我的一家生活富裕，团结祥和，过着美满幸福的日子。抚今追昔，思绪万千，总使我摆脱不了对往事的一段回忆。
  认定引路人全家跟党走旧社会，我的一家可说是ー个不幸的家庭。1931年，父亲周丕绪因积劳成疾无钱医治而含恨去世，终年42岁。父亲去世后，家庭重担就全部落在了39岁的母亲身上，她拼死拼活地拉着我们兄妹五人在仅有的三间茅屋里和七分薄地上苦煎苦熬。为糊口，母亲安排我大哥遵昆和三弟遵嶂给财主家扛活，四弟遵崇和妹妹瑞英上坡挖野菜，让我在家种地。六口人靠七分地根本难以维生，无奈又租了地主家二亩耕种。一年收成除交租外，所剩寥寥无几，一家人只能勉强维持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清贫生活。1932年，大哥娶亲成家；1939年，妹妹又与江家西流村江涛（又名江志杰）结婚。兄、妹的相继成人，总算给母亲的心灵上多少增添了一点宽慰。
  常言说“女婿是客"，“女婿是半个儿”，但就妹夫江涛来说，在我家如其说是客，是“半个儿”，倒不如说是我家名符其实的一员：1940年秋，江涛经常来我家走亲。开始几次，都是当日来当日去，可后来干脆就住在我家不走了。妹夫在此长住，可把母亲难坏了。住个三天二日的还能以客相待，可时间长了，不但不能当客待，就是连粗粮、地瓜干也吃不上了。妹夫看出了母亲的心思，便在吃饭时抢着喝野菜汤，大口吃菜团子。日子久了，全家自然也就拿着不当外人了。
  江涛在我家住下后，白天他走村串户，不知干些什么事情；晚上回来则给我们讲一些动员起来团结抗日的革命道理和抗日救国的英雄故事，使我们从中受到了很大启发，就连从来不问国事的母亲的脑筋也逐渐开了窍。这年八月仲秋节晚上，江涛经过一段相处和观察后便正式向我们亮出了他的身份。他说：“我现在是在党的人了，正式职务是共产党的即墨县一区区委书记。我这次来，名义上是走亲戚，实际上是受中共即墨县委的委派前来开展革命工作的。其任务是，在即墨城以东的敌占区内建立党的组织，发展革命力量，开展抗日活动。咱们是一家人，今天我把实情告诉您们,但是您们一定要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同时，希望您们根据各自的特点积极协助我做好工作”。江涛的一番话，使我们全家感到又惊又喜。惊的是，我们从来没见过八路，现在八路却住在我们家里；如果让日伪军及国民党乡、保人员知道，弄不好要遭杀身之祸。喜的是，江涛说的共产党的主张头头是道，句句都往咱穷人心里送。如果真能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何愁日本鬼子不完蛋！当时我问：“你们来了多少人?”江答：“就是我自己”。我说：“那怎么能行？”江说：“怎么不行，还有咱全家七、八个人来”！说着，他便拿出了毛主席《论持久战》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小本子，讲了几段给我们听。打那以后，我们认定了共产党，在江涛的指引下，全家老小投入了抗日活动。
  1941年春，江涛介绍我和大哥尊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打入敌人内部了解敌情，大哥被通过地下关系派遣到国民党在崂山举办的培训班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即墨县第四行署任班长。利用这一特殊身份，他经常地将敌人的情报传递给我地下党组织。我则同其他党员和积极分子一道，多次参加掐电线、贴小报、撒传单等活动，以破坏日寇的“强化治安”政策。
  在那日伪及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白色恐怖下，为了保护江涛及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安全，母亲则天天以择菜、做针线为掩护，守候在家门口站岗放哨，一有风声，便立即告诉江涛他们转移。我嫂子黄秀英，天天以讨饭为名带着两个孩子到四村八瞳打听情况，及时报告给江涛他们，直到1948年冬冻死在讨饭路上。妹妹周瑞英受江涛委托，经常把信件藏在发髻里或竹篓缝里，以走亲为名往返传送给大留村和江家西流地下联络站，从来没有出现过差错。三弟遵嶂、四弟遵崇都是十几岁的少年，江涛便根据他们的特点，让他们在村中明玩耍暗放哨，并负责根据敌情及时撤换村北茔地的指导我方人员进出村的暗号（坟子顶上的一块半头砖）。1942年春，叛徒吴培文带领日伪军来大留村捕捉江涛，就是三弟遵嶂及时地去向共产党员周尊宜报信，才使其保护江涛脱险的。那年月，我的一家既是地下党组织的“堡垒户”，又是抗日活动的“战斗集体”。
  货郎担虽轻肩上责任重
  战争年代，地下党组织开展活动，重要的一条就是情报工作和联络工作。那时，江涛经常到吴家岭和袁家屯去跟吴善堂、袁明三等领导同志联系工作。为了行动安全起见，根据江涛的安排，从1941年春起，我便经常化装成货郎或卖鱼人，以掩护江涛到各村开展工作。每到一村, 江涛独自到指定的地点秘密找人接头，我便在附近的大街或小巷摇摆货郎鼓沿街叫卖。直到他安全撤离，我才能收摊出村。有时将带回的传单和小报偷偷地藏在货郎柜里或鱼筐底下；有时材料多了放不下，就顺便买个苇席卷在里面带回来。除掩护江涛活动外，我还根据工作的需要，单独串村走疃完成了解敌情和传送情报任务。就这样，我既开展了革命工作，又学会了做生意。解放后，当货郎竟成了我的终身职业，现在算来当货郎已整整50年了。
  1942年秋，我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情报：国民党在水场村藏有一批枪支。江涛和党支部书记周尊宜商量，决定尽快将这批枪支搞到手。一天晚上，我和周尊宜、王镇德、周居仁四名党员化装成国民党官兵，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水场村,叫开了事先侦察好的藏枪户刘某的门。刘某一看，来者陌生，便恭敬地问道：“长官来此有何贵干?”周尊宜直截了当地说：“奉上司命令，前来取枪”。刘某见来者毫无凭证，心有疑虑，便推三推四地拖延时间，不肯将枪支交出。周尊宜看出了刘某的心思，怕夜长梦多，节外生枝，于是便来了个先下手为强，迅即将刘某扭到一边看押了起来。我们则动手搜查，终于在其厢屋驴槽底下搜出了六支步枪。第二天一早，我和王镇德又以货郎的身份将这批枪支送到宅子头村，顺利地交给了上级党组织。
  几年来，我就是靠着这副货郎担子作掩护走村串巷，从街谈巷议中获取情报，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活动。有时能够顺利地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有时也会因受到敌人的怀疑而吃些苦头。1942年12月的一天，我受江涛委托，挑着货郎担到南窝洛子村了解伪乡队的情况。当过午完成任务返回时，路过石龙庄村，我想顺便再了解一些情况，就走进村去沿街叫卖，趁机打听一些有关事宜。谁知叫卖了不大工夫，竟被驻村的游击队抓住，将我押到保公所。敌人审讯我:“你在大街上打听什么？你不是汉奸就是八路探子，如实招来！”我说：“我不是汉奸，更不是八路探子，我是大留村人，长年靠当货郎挣碗饭吃”。敌人狂叫：“不给你点厉害尝尝，你是不能招的！"说着，便将我按到，没头没脑地打了我四十大棍，打得我皮开肉绽，昏了过去。他们又把我吊在保公所院内的ー棵大柏树上，绳子坠断才被跌醒。敌人再次审讯，我咬紧牙关，始终坚持如上所供。敌人见我嘴硬，又将我打昏。最后，被亲戚讲情后才用门板将我抬回了家。这次尽管吃了些苦头，但还是圆满完成了侦察任务。
  1943年10月，窝洛子乡队将我抓到了窝洛子日伪炮楼。伪军大队长刘锡炳和伪乡长孙卓玉一起对我进行了审讯：“你大哥周遵昆是共产党的副区长，你也是八路吧?”我说：“我是靠当货郎吃饭，从来不管八路的事”。敌人接着问：“我第四行署邱指导员在你村被八路抓去，你知不知道?”我说不知道。敌人又问：“你大哥他们现在哪里?”我说：“我整天挑着担子拉四乡，谁能知道他在哪里”。敌人看我一问三不知，但又找不出我当八路的证据，便打了我二十杠子后，威胁我说：''今后不许你拉乡当货郎，回家后要做个老实良民，有事外出要向保长报告，否则，你就别想出去这个炮楼!”好汉不吃眼前亏，当时我只有答应下来。回家后，为了党的事业，我仍然继续当我的货郎。在那个年代，我确实感到，货郎担虽轻，而肩上的责任却是很重大的。
  一门三烈士碧血映丹心
  1944年农历正月14日，妹夫江涛和交通员周尊吉在北杨头村开展工作，突然被驻即墨城的日伪军包围，不幸被捕。在日寇的利诱和酷刑面前，江涛宁死不屈，痛斥顽敌，表现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大无畏革命气节。正月29日，江涛被日寇绑在木桩上，被狼狗活活咬死，牺牲时年仅26岁。
  1943年9月，中共即墨县第四区委和区公所成立时，根据斗争需要，大哥遵昆遵照党组织指示，从国民党第四行署携带长短枪各一支开小差跑回。回来后，任我四区副区长兼区中队副队长。不久，大哥同区公所及区中队部分同志一行九人去平度县门村集训。1944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大哥同区公所其他同志自平度结业归来。当天，区长柳元隆在苗岭召开会议，傍晚决定在舞旗埠山前村伪保长李国茂和群众李元和家住宿。谁知伪保长明里殷勤招待，暗中却派人去即墨城向日伪军告密。下午四时许，驻即城的日伪军两个中队二百余人兵分两路将舞旗埠山前村团团包围。敌人四面架起歪脖机枪，疯狂地向我区中队扫射。战斗中，区长柳元隆、副指导员吴典胜和战士余禄同壮烈牺牲。大哥周遵昆奋力
  指挥，先后率领战士三次突围，但终因敌众我寡而没有成功。战斗坚持了一个半小时，在我弹药用尽的情况下，大哥毅然决定烧毁文件、砸碎枪支，并向战士们大呼：“同志们，敌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我们宁肯和敌人同归于尽，也不能束手就擒!”说完，他们便将仅有的一颗手榴弹拉响，六名同志一齐冲向院内的敌群。在手榴弹的爆炸声中，炸死炸伤了三个鬼子，战士姜吉法光荣牺牲，大哥也被炸断了小腿。这时，敌人又象一窝蜂似的扑了上来。在这手无寸铁的情况下，除战士王平世趁混乱之际钻到墙角的ー堆草里隐藏出来外，大哥遵昆和战士姜景宣、王升德、王香不幸被俘，被抓到了即墨城日军宪兵队监狱。在狱中，大哥等四同志严守党的机密，英勇顽强地与敌人作斗争。敌人ー天三次严刑审讯, 棍棒打、皮鞭抽、灌辣椒水，将其折磨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但是，他们个个大义凜然，宁死不屈，始终没有向敌人低过头。1944年农历正月二十九日，大哥等四同志同妹夫江涛一起，被日寇绑在木桩上，用狼狗活活咬死，暴尸于城南校场，时年33岁。
  正月十四日妹夫江涛被捕，正月十五日大哥遵昆被捕，并且又在同一天遇难，半个月之内我家失去了两个亲人。这接二连三的灾难，使我们全家伤心之极，尤其是母亲更是悲痛欲绝。这时，三弟遵嶂劝说母亲说：“娘，您不要过于伤心，咱全家都不要过于难过，反正姐夫和大哥的仇咱是要报的。我看不把日本鬼子打出去，咱中国人这个仇是报不了。我已和伙伴们商量好，搿夥去参加八路军，只有八路军才能为咱报这阶级仇、民族恨!”原来，三弟遵嶂在悲痛之余，暗暗地动员组织了周围的16名小伙子，决心参加八路军杀敌报仇，特来向母亲商量。母亲欣然同意，并向代表县委前来接兵的周尊宜说：“为了打鬼子，我什么都豁出去了。女婿和老大牺牲了，小三也要走了，我还有两个儿子。你跟县里的人说说，需要的话，让他们都去”。1944年7月，三弟遵嶂接过了姐夫和大哥的枪，毅然踏上革命的征途。入伍后，三弟被分配到即墨县大队当战士。在历次战斗中，他满怀阶级仇、民族恨，舍生忘死，英勇杀敌，屡立战功。1945年4月，三弟遵嶂在移风店与日伪军作战中英勇牺牲，年仅24岁。
  母亲听到三弟遵嶂牺牲的消息后，女婿、大儿子都涌上了心头，ー年多来我家先后牺牲了三个亲人，对她的刺激实在太大了。一些伪乡保人员却趾高气扬、幸灾乐祸，说什么“这就是当八路的下场”。然而，几年来受到的打击和磨炼，使母亲的眼泪流干了，刺心的话听惯了，心里剩下的只有仇恨和荣耀。三弟牺牲后，即墨县委派周尊宜前来慰问我家，他对母亲讲：“你们的一家是ー个革命的家庭。你的女婿和两个儿子为了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真是一门三烈士，无尚光荣啊!”
  1985年9月，92岁高令的母亲临终前嘱咐我说：“我这一辈子，甜酸苦辣都尝过，谁好谁坏心里全明白，不是共产党领导，哪有咱家今天的好日子啊！你要告诉儿孙们，往后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母亲的一番肺腑之言，使我反复在想：是啊，早去的人用生命保卫了国家，幸存的人用血汗建设着国家，而生在红旗下长在甜水中的儿孙们又应该为国家付出些什么呢?想来想去，我感到，母亲的话既给我提出了问题，也向我交待了责任。
  （留村乡史志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