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提起徐福，就必然使我们联想到我国古代的航海事业，又自然地联系到中曰交往。不过，在我国和日本，有人认为徐福到日本只是传说，缺乏根据，致使徐福等的入海去向，一直为未解之谜。
  针对这难解之谜，我国学者近年来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探讨，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发表了很多新见解，使研究工作不断深入。但是，两种不同的意见依然存在，难以得出统一的结论。本文拟就已有资料，结合海洋环境条件，来论述徐福等出航后之去向，与专家学者共同探讨。
  一、从《史记》中可得出的结论
  徐福渡海寻三神山的资料，主要来自《史记•秦始皇本纪》。本人以为，司马迁所撰《史记•秦始皇本纪》之内容是完全可信的。这样，以下几点结论就应是成立的：
  1.齐人徐福并数千童男女，首次入海求仙人，是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夏季以后。
  2.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又一次来到琅琊，但未提及徐福之事。
  3.徐福等人出海求仙药，经过数年的时间，未有收获，返回后未敢禀报秦始皇，徐福等人曾到过何地不得而知。
  4.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又到琅琊，徐福就不得不面见秦始皇。这时已距第一次出航9年了，恐受责难，所以徐福诈称：“蓬莱药可得，然常有大鮫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秦始皇即答应增派善射之人随徐福出海，徐福自然当即出海。人数计数千人。
  5.徐福等人最后一次出航的具体时间应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一月（秦始皇以十月为岁首）之后、秦始皇去世后的七月丙寅之前。
  6.秦始皇从琅琊出海寻大鱼，沿山东半岛一路寻至成山未见，在之罘海域才射杀一鱼。
  7.徐福出航后究竟到达何处?“平原广泽”指何国何地？司马迁未指出准确位置，致使后来传说纷纭。
  二、徐福等数千人究竟去往何方
  关于徐福等出海后的去向，可以说一直是中、日两国学者所关心的课题。但由于研究者所据资料不同，所得结果也各异。
  不过，持徐福等航海到达日本观点的人较多。如日本国的学者，据和歌山县新宫市的徐福祠和徐福墓，认为徐福等到达了日本。
  还有许多研究者，根据考古资料也认为徐福等到了日本。他们指出，大正年间（1911一1925年），日本的考古学家们在日本的西南海岸，发现了大量的铜铎、铜剑、铜鉾等（参见梅原末治之“铜铎出土地名一览表”）。这些金属器物，与中国大陆及朝鲜半岛出土的同类器物极为相似，有的则完全一致。考古学家后滕守一等，经过分析提出，这是从公元前4世纪或3世纪起，至公元前1世纪左右时期的器物。这些器物的制作者，相当多的是在这一时期从中国大陆迁来日本的“归化人”。
  考古学家们还根据日本考古所发现的上古金属器具遗物分析推断，从公元前3世纪起，日本国已有“汉族归化人”。这里所说的“汉族归化人”，就是自战国后期起从中国到日本列岛上的汉族人。
  我国许多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研究结果。总之，认为徐福等出海后到达日本的人为数不少，而且历史也久。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持否定的意见。
  我认为，之所以出现完全相反的意见，主要是缺乏综合研究与分析。例如，由于对徐福出航的具体时间未予以充分考虑，故对海洋环境条件的影响就无法判断，所以，当谈论徐福等的去向时，总觉得理由不够充足。因此，出现了被认为是“用现代人的聪明才智来代替古人”的议论。为了更好地探讨这一难题，本文试对有关航海技术、海洋知识、出航时间与海洋环境条件做些分析。
  1.秦朝时期的航海技术水平
  秦朝时的航海技术应该说是高水平的。首先由史料可以说明，秦始皇在他统一中国以后，曾数次“海行”，巡游各地。如果不具备高超的航海技术，秦始皇绝对不会乘船走海路。更应指出，始皇帝“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这里的捕巨鱼具，告诉我们当时已经常出海捕巨鱼，才会储备这些工具。事实是山东沿海地区的渔业捕捞事业，可以追溯至5千年前。据青岛市三里河考古发掘的鱼鳞、鱼骨等遗物，证明在距今5千年前，这里的渔民已开始远离海岸进行捕捞作业。从遗物分析可知，当时人们已知道去鳞后再食用海鱼。因而，齐国所以能以渔盐之利而富国，是有历史和社会基础的。而当吴国从海上进攻时，齐国有能力在海战中击退吴国水师。所以，我认为，齐人徐福向秦始皇进言要入海寻神山仙药，是胸有成竹的。事实上，徐福等出海后，又返回过，这也足以证明当时具有很高的航海水平。
  当然，我们这里讲的高水平，是就当时而言，亦即是处于帆船和人工动力的航海时代。所以其水平再高，也仍受环境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并直接决定其命运。
  2.秦朝时代人们的海洋知识水平
  航海不仅需要掌握船舶驾驶技术，而且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海洋知识。其中海洋气象与海洋潮汐、潮流又是早期航海的重要环境因素。所以，人们首先必须了解和认识这些自然现象。海洋潮汐，是诸海洋现象中被人们认识最早的一种。在我国成书于周代的《易经》中，已经把水与月亮联系起来。《尚书•禹贡》中的“江汉潮，宗于海”，实际是对海洋潮汐发源于大海做出的如实描述。大约到了春秋末期，在“同气相求”理论指导下，对于潮汐成因与月亮的关系开始明确。至汉代初期，人们对潮汐的变化规律已经开始掌握了。
  据有关资料可知，约在公元前4世纪，我国人民对日本近海的水温和表面海流情况就已有所了解。
  气象条件，尤其是风，对航海极为重要。《吕氏春秋》中已经提及“八方风”，说明已利用风力行船。当时的“海中占验”中，已包括风暴等气象内容。
  人们对海洋知识的掌握程度与航海活动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虽说人们早已开始认识和掌握了一定的海洋知识，但不可否认，还处于初级阶段，如对季风的利用，乃是到了航海发展后期才实现的。
  3.徐福等出航的具体时间与海洋环境
  如前所述，为了更具体说明徐福等在航海过程中的海洋环境情况，下面拟做进一步分析和判断。
  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我们知道，秦始皇三十七年十一月，秦始皇先到云梦，然后再到会稽等地，又“以正月甲戌到大越”（《秦会要订补》）。在大越稍事停留后，再“并海上，北至琅琊又增派善射人员随徐福等出海，而秦始皇向之罘出发，于之罘登陆，行至平原沙丘病死，死时是七月丙寅。
  从秦始皇出巡日十月癸丑至七月丙寅日病死，前后九月余，其中我们只知道三个干支纪日。在未查到中西历对照日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推算，方法是以每月为30日计，算出这期间的总日数，每60日干支甲子一循环。可以推得：十月癸丑为十月中旬；正月甲戌为上旬；七月丙寅是上旬。由此我们得出秦始皇到大越是正月上旬。
  考虑到当时的航海能力，估计从长江口海行至琅琊，约需20日左右，可是我们不知道秦始皇是何日自长江口动身北上。不过，由秦始皇自琅琊出发沿山东半岛寻大鱼，到了成山时仍未遇见，至之罘海域后才发现并射杀一鱼。根据较大鱼汛经常是出现在清明前后，可以认为秦始皇自琅琊至之罘是在清明时节，也就是在农历的二月下旬或三月上旬。
  如果我们的推算无误，清明是每年公历4月上旬，也即徐福应当是在此时出航的。而公历4月我国黄海海域的环境条件是怎样的呢？通常是季风转换季节，即东北季风转为西南季风，该月的风向变化较大，东北季风出现的日数在减少，但仍有大风发生。而西南季风的出现在增加。
  风不仅是帆船的动力，同样是兴涛助浪的因素。在海况中除了风和浪之外，表层海流对行船的影响也极为重要。自山东半岛向南至台湾以北海域，其海流基本上是沿岸流，而外海流系主要是南半部的黑潮暖流，还有台湾暖流。黑潮暖流在日本岛南端主干流向东，但向北有一分支，该分支即对马暖流，又一分支进入中国黄海，称黄海暖流。
  黑潮暖流主干是从台湾的东面北流，在台湾北部转向冲绳海槽向东偏北方向流动，其流幅较宽，约为100海里，这支暖流流速较强，平均3节左右，也就是说船只不用其他动力，仅随海流漂移，每小时也在506公里以上。
  4.徐福等出航后的去向
  徐福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出航时，其人员组成应该仍为童男女（这次的童男女应该不是二十八年那次的人了，因为过了9年，童男女也大了），再加上新增派的善射者，确实需要3000人。这样多的人所乘船只也得几十艘，可称得起庞大的船队了。
  关于徐福船队的启航港，我认为是从琅琊启航的。理由是，秦始皇3次到琅琊，并有一次留三月。徐福的航队启航后应如《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所言：“从臣东南至蓬莱山。”因为，无论是沿山东半岛至芝罘、再到登州循长山列岛的航路，还是沿岸南行的航线，向东南方向航行，在南黄海海域没有风浪的情况下，随着黑潮暖流转向东北，到达日本等地，都是可能的。但是，海洋并不是那么平稳，阳历四五月份，北方冷空气还是频繁侵入，海上经常出现东北大风，在风和风海流（西南方向）、波浪的作用下，船队的航向可能偏南，到达台湾。但驾驶技术较好的船只，如继续向东南方向航行，就很有可能进入黑潮暖流主干。之后，由于西南季风增强，船队又将受风和暖流作用，转向东北方向航行，而到达琉球群岛。如果继续向东北方向航行，跟随暖流东转，徐福船队在日本列岛南部或某些岛屿登陆，是非常自然的。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徐福船队启航后，由于海洋条件的影响和作用，其结果是，有的船只到了台湾、琉球群岛，有的船只在日本九州、纪伊半岛南部等地登陆，是完全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