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徐福东渡从何处启航，一直是徐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围绕这一课题，近几年先后有盐山说、岱山说、龙口说等，而笔者根据多年的研究，认为今山东省胶南市所辖属的琅琊古港是徐福船队东渡的最佳起始点，下面仅从文献学和航海史学两个方面论述这一问题。
  我之所以认为徐福东渡是从琅琊古港出发，首先是从文献学角度考证。我国西汉初年的司马迁在其不朽的名著《史记》中写下了两段与徐福东渡启航问题有直接关联的文字。其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南登琅琊……
  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既已，齐人徐芾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芾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其二，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七年始皇出游……并海上，北至琅琊。方士徐芾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鮫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
  上引司马迁所述徐福启航地资料的可信度是十分关键的。我认为，探讨某一文献资料的可信度，应抓住三个互相关联的环节：一是所引文献本身是否可靠，也即文献作者的记载是否真实，是否可信;二是所引文献、特别是为文献所利用的原始资料的问世年代，离其所载事件的时间间隔是长还是短；三是所引文献是直接记载其人其事还是间接记载，甚至没有记载其人其事，而纯属后人的推测与演绎。应该强调的是，这里所说三个环节必须将它串联起来，统筹兼顾，而不宜将之分割开来，各取所需，为我所用。
  先看环节之一。众所周知，司马迁秉笔直书、去伪存真的治史风范，是古今中外史学界所一致公认的，其写《史记》时，极为重视调查研究。他从西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接任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后，即检査档案，搜集资料，广引博采，实地调查。凡多疑者审，凡多阙者不录，其记载的可信度与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值得指出的是，从环节之二与环节之三考察，司马迁所录徐福入海一条是直载其人其事，并非间接记载或推测与演绎，故其资料可信度决非一般的笔记、稗史、杂录等可以相比的。而尤其须指出的是，司马迁写《史记》，其素材之采编应可溯至其父司马谈。司马谈在西汉建元初（公元前140一公元前135年）即负责要求极严的官方正史的编纂工作，而其时离徐福东渡仅过半个世纪左右，当年目击耳闻其事者还健在世上。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谈，对徐福东渡这件震动朝野、牵动万民的秦代大事当然不会熟视无睹、充耳不闻的。而袭父职任史官的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必然会继承并应用其父的调査所得，这也完全是合情合理之举。著名历史学家钱大昕在论及“叙事之信”时说:“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则见闻必确。”鉴于此，从上述三个环节串联考察，治史严谨的司马迁，其所直接记载的“世近”事件一一徐福东渡一事，决非虚诳之言，其资料的可信度应予肯定。
  既如此，我认为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徐福船队的东渡启航点应该是秦代的琅琊古港，亦即今山东省胶南市琅琊镇附近的海湾。关于这一点，只要仔细研读一下司马迁所写的上述两段有关文字，就不难获得明确的结论。第一段写的是秦始皇东行郡县，抵达琅琊，又作琅琊台，随后即碰到徐福等上书言事。他在琅琊批准了这一奏请，并遣徐福带数千童男女“入海求仙人”。也许有人会质疑，这段记载仅说明秦始皇派徐福东渡的决策是在琅琊作出的，而徐福东渡不一定就是在琅琊启航的。我认为，这种疑虑不无依据，但从情理上分析，似是不必要的。因为秦始皇做出徐福东渡决策的所在地琅琊，本身即是秦代主要港口的所在地。此等涉及越境远航的国家大事，尤其是关系到秦始皇长生不死切身利益的入海求仙之举，秦始皇必然要将其严密地控制在自己的监视之下，岂能任凭徐福一行舍近求远，在其他地点集结启航呢？因而，可以合情合理地将其设想为秦始皇立在琅琊台上，目送徐福船队在琅琊港湾中启锚远航。当然，秦始皇下达徐福东渡的命令后，徐福为征集船只与人员及训练船队的航海能力，可能会在琅琊附近的沿海四处活动；或者船队在正式驶离琅琊台港后在沿岸的航行途中也可能会在其他港湾里开展避风抛锚、增补给养、探测航道等活动；这些正式启航前后的海上作业，也许会在其他港湾地区生活的居民中造成错觉，以为他们那里是徐福东渡入海的启航点。这就不难理解，为何除《史记》以外，诸多的其他文献、特别是后世出现的诸地方志中，也或多或少地留下一些与徐福东渡有关的文字或传说;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东部沿海一线有那么多地方都声称自己是徐福东渡的启航地了。
  不过，如果认为第一段中还没有直接点清徐福船队东渡是从琅琊古港启航的话，那么第二段中就写得非常清楚了。在这一段中，他不但讲到了秦始皇与徐福在琅琊再度面晤的情景，而且还特别提到了秦始皇为消除徐福船队出海，“为大鮫鱼所苦”的忧虑，还亲自随船队出海“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这段最初的航程是"自琅琊北至荣成山”，也即自琅琊古港出发后向北沿岸航行，直达山东半岛尖端的荣成湾海域。然而，秦始皇随航至此，仍不见大鮫鱼，于是船队绕过成山角续航“至之罘”，终于“见巨鱼，射杀一鱼”。由此秦始皇“遂并海西”，登陆上岸，与徐福一行分道扬镶。而徐福船队则继续北上，以庙岛群岛为中介，跨渡渤海海峡，驶向更远的异域。巡査涉及徐福东渡启航地的所有文献并参加印证，我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写下的上述两段关于徐福东渡启航地的文字，就其文献的可靠性、历史的真实性与叙述的直接性而言，是无出其右的。
  另外，琅琊古港是徐福东渡启航地的说法，还可从航海史学角度考察。自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琅琊一直是中国北方沿海最重要的海港之一，徐福船队从琅琊附近的港湾集结出发，完全是一种必要和可行的最佳选择。琅琊古港，在今山东省胶南市夏河城东南的濒海处，它北有灵山湾、胶州湾，南有海州湾;沿岸北上可绕航山东半岛进至渤海，沿岸南下可沿苏鲁海岸驶入东海。对于无法脱离鲁岸视界的古代早期航海者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满意的地理位置。因而这一带地方的远古先民，有着航海活动的优良传统。中国古代历史上早期的北方港口，如琅琊、之罘、碣石等大多集中在山东半岛环岛一线，其中尤以琅琊的声名最为显赫，诚如以研究中国古代港口与航运而闻名的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所说:“为海港而载于史乘者，以琅琊为始。”
  琅琊，古属齐地，其始祖太公尚助周武王“平王而王天下”，被封于“齐营丘”。齐太公“劝女功，机技巧，便渔盐之利”，通商工之业，为开发齐国经济，功不可没。然而，直至春秋前期，齐向东方通往大海的途径仍为由莱夷族、东夷族等土著所组成的莱国所阻。公元前7世纪中叶，齐桓公拜大政治家管仲为相，整理国政，扶助农商，置办盐铁，刻意兼并，终成一代东方霸主。自此，“通齐国之鱼盐于东夷”，逐渐将势力范围扩至山东半岛东部沿海，而琅琊作为齐国进行海上交通的重要门户也开始见诸史乘。
  另从各种社会与文化因素考察，琅琊在战国时期，也一直是入海求仙与学术活动的中心。众所周知，琅琊为齐祭八神的场所之一。司马迁说:“八神将自古而有之”，而四时主即“祠琅琊，琅琊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同时，因齐国在七国争雄中为关东六国中最强者号称“东帝”，终齐王建之世的数十年间，琅琊未遭兵祸，故各种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其中，特别是与海上求仙关系密切的“大九州说”，更以齐人邹衍为首倡。据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所说，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琅琊既是齐国东方之海，方士从琅琊出航求“三神山”是完全顺理成章的。这一点，从战国之后，秦皇汉武统率船队频游琅琊以及多次从琅琊派方士入海求仙的事例中可以得到印证。同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证琅琊作为中国沿海方士出海求仙的启航地，并非始于徐福东渡之时。
  综上所述，无论从文献记载角度，还是从航海历史的角度进行考证分析，我认为徐福船队东渡的启航地不但可能而且也应该是今山东省胶南市境内的琅琊古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