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2年8月至1944年10月，我在沈阳市（当时称“奉天”）铁西区东洋带橡胶厂（原称东洋夕他一株式会社）当工人。当时人事系的高庶玉常去“劳工协会”给我们办理往关内老家汇款的事。当时我只以为“劳协”是为劳工服务的机构，有几次听外出办事的人回来说“从街上抓劳工”，大家感到恐怖，当时我也只以为那是伪 “满洲国”警察或大兵干的，并不知这种坏事与“劳协”有关。
  从1943年底，我已不堪忍受日本统治者的歧视、不平等待遇及种种苦难，如东北盛产的大米、大豆、小麦都被充作军需或供日本人享用，而只供给中国人吃带壳的粗高粱米。我的身体健康严重受损，因此我打算回关里谋生或回老家，但领不到“出国证”。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日本统治者控制劳力流出东北。1944年9月，在北京的“华北劳工协会”去沈阳、大连招收职员，条件是国民高等学校毕业或同等学历、精通日语者。我想借机回关里，便去报考并被录取。约于10月初，我们被录者一行三十三四人，由日籍职员中山等带队乘火车去了北京。当晚在一个劳工宿舍下榻，第二天到北池子“华北劳工协会总会”报到，会长赵琪接见我们。他说了些“中日亲善”、“为劳工谋福利”的话，然后我们下楼，被介绍认识了各部部长、次长。部长是中国人，次长是日本人，同伪满洲国政权机构一样，部长是傀儡，只管盖图章，一切是次长说了算。我们出了办公室，发给每人一套草绿色制服，布料粗糙。接着由一名中国人教官对我们进行军训，实际上是操练:立正、稍息、齐步走等。下午回宿舍，我仔细察看了门外胡同，见墙上贴着许多招收来的劳工照片，下面写着该人的姓名、籍贯、住址等，由此我猜想“劳协”还招募劳工，前不久这里住过劳工。
  到北京后的第三天晚饭后，我们三四个人相约去前门一带游逛，忽听一阵人声嘈杂，凑向前一看，是警察押着一队人经过这里，只听旁边有人说:“那几个人跑出去了，跑出去了。”并议论“劳工”什么的，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这队人是劳工，而且是不自由的，如同囚犯，“劳工协会”是干这种勾当的机构。这使我下决心脱离“劳工协会”。
  约到北京一周后的一天上午，会长赵琪召集我们全体被录取人员，宣布：除少数几个人留在北京服务外，大部分去日本各地任“驻在员”，任务是代表“劳协”，协助资方管理劳工生活，沟通语言，协调劳资关系，向“华北劳工协会”汇报情况。每人发给一纸委任状和一纸“驻在员”证明。我被委任为“事务员补”，被派往日本长野县三岳村鹿岛组出张所。其他大部被委为“事务员”。翌日由中山率领乘火车去青岛候船赴伺，教官等人到车站送行。教官鼓励我们：“到了日本好好干，计划要发往日本10万大军（劳工），那时你们就是团长、师长了。”
  我们这些人在北京时还是自由的，除集体活动外，行动没受到什么限制。但到了青岛，就被关进“劳工训练所”。行李被扣进仓库，和里面的劳工一样吃发了霉的玉米面窝窝头，不准外出。后来经过我们的抗议，才准许我们去外面的饭馆吃饭，但出门不得携带物品，以行李为质，防止我们逃跑。“劳工训练所”在铁山路85号，大铁门，由警察把守。警卫室的中国人头目姓赵，后来得知他是原青岛市伪市长、时任“华北劳协总会”会长赵琪的侄儿赵贤良（已死）。'‘训练所"实际上是一座监狱或集中营，四周有约三米高的墙围着，墙上拉有电网，北面是一排大房子，两个门。室内是两层木板通铺，挤满了劳工，空气非常污浊，我在门口站了一会，便觉恶心。东西也是一栋长条房，我们这些“驻在员”和领队的中山就睡在这里。这房后是便所，我见便池里全是稀屎，这是因为吃了发霉的玉米面造成的。西面是厨房，头一天我进去吃过饭，我曾问一位炊事员是怎么进来的。他说是因为打官司被弄到这里面的，说也巧，他是我堂祖父吕莲塘的亲戚。我问：“你不能托吕莲塘设法把你救出去吗?”他答道：“只要进了这个门，就不用想出去。"可见“劳协”的这个“训练所”就是虐杀中国人民的地狱，我碰见过两次有人用自行车把尸体带走。
  有一天，中山领我们去“劳协青岛办事处”会见了日籍负责人，他除了表示欢迎我们以外，还让我们不要用有色眼镜看待“劳协”。但是事实胜于雄辩，我们这些人，在北京时就有人识破“劳协”是日本人控制的，用欺骗招募或武装抓捕中国劳苦大众，进行强制劳动和虐杀的罪恶机关，因而陆续逃跑了。到达青岛后，自身体验的半自由经历及亲眼看到了劳工的悲惨遭遇，更感到作为“劳协”的一位职员是不光彩的。由于不愿做日本人的帮凶，又相继逃跑了数人，由录取时的30多人剩下不足20人了（留在北京的只有四五人）。我也曾设法逃跑，终因种种原因，未能逃脱。
  有一天下午，中山带领我们全体人员，步行到了体育场，吩咐我们每两人一班两小时，配合一名警察监视押在体育场看台下运动员休息室的约100名劳工，防止逃跑。黎明时分轮到姓沈的“驻在员”值班时，逃跑了两名劳工。日本人鸣枪追赶，在中山公园的山坡上抓到。中山追究姓沈的责任，用枪管把他的额头戳破了，并不再让“驻在员”值班。中山戳破“驻在员"头的行为，引起我们的震惊，又有人逃跑了。这使中山慌了，忙着开茶话会，向姓沈的道歉，并劝说大家不要逃跑。
  在体育场共住了四五天，眼前的情景使我的心情非常郁闷，体育场本是文化设施，是文明的标志，它和对面的中山公园相配衬，是人民的文娱场所，现在却是公园荒凉，无人游览，体育场变成阴森可怖的监狱集中营。时届初冬，天已寒冷，在押的劳工衣单被薄，做饭没有柴烧，逼得劳工把运动员休息室的木床劈了当柴烧，糟踏得一片狼藉。我曾问一名劳工是怎么进来的，他说他是八路军战俘，并慨叹道:“只能身在曹营心在汉室了。”
  约在12月中旬一个清晨，中山率领我们离开体育场回到铁山路“劳工训练所”，带领那里的约100名劳工，拉着行李，徒步去大港码头，乘上700吨的“梓丸”号。船舱里装有矿石，就让“驻在员” 同劳工一起坐在凹凸不平的矿石上，天黑后开了船，有人打破沉闷，提议唱歌解愁，几名劳工唱了《流浪秀部曲》，就是后来人人皆知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几支抗日歌曲。我1940年在抗日根据地栖霞大韩家村时学会了这些歌，由此我推想他们是八路军战俘。劳工们由于长期的虐待，在船上又有一人死亡，尸体被绑上铁块，沉入海底。
  “梓丸”号沿着朝鲜半岛航行，在船上过了1945年元旦。经过对马岛、呼马岛，航程约半个月到达门司。在海关硫黄池消毒时，日本人竟用棍抽打劳工，两名“驻在员”也未幸免。通关后去到下关，在一家旅馆休息了一下午，于夜间乘上开往东京的火车。第二天，那一百多劳工在沼津下了车，不知去什么工地。我们于下午到达东京，先下榻在若望旅馆（在青山墓地附近），第二天一个叫郑有为的中国职员领我们去麻布区春日町“华北劳工协会东京事务局”，会见了局长森直次及其他职员木村、春日等人。晚上在一家中餐馆会餐，第二天各赴自己被委派的目的地去了。我去了长野县三岳村鹿岛组出张所，那里正建发电站。
  我进了出张所办公室，说明来意。一名职员领我会见隔壁的警察，我出示了委任状和“驻在员证书”。警察问我来干什么，我说协助管理劳工生活和沟通语言。他说：“这里有翻译，我们又没收到你来的通知，你等着吧！ ”并吩咐鹿岛组职员让我住在办公室后面的厨房里的榻榻米间，并在厨房旁的餐厅里和日本监工一起吃饭。约一周后又让我住在仓库头上的小木屋里，实际上是软禁，不让我随便出来。那个警察似乎是警长，很凶，不让我接近到仓库领物品的劳工。有一次飞机飞过上空，许多人都出来看，并议论着什么。我也出去看，那个警长便大声喊我：“快回屋里去！”一个叫佐佐木的职员借给我一本小说，我看完后还他时被另一职员看见，便批评佐佐木：“不要做这样的事，因为警察干涉。”佐佐木说：“他也是职员呀。”那职员说:“不行，警察不让。”
  驻三岳村的警察，除了那个警长外，还有一个年轻的叫永井，偶尔还碰见一个岁数大的，我想他们是属于福岛町警察所（署）的，有的可能朝来夕归。
  由于劳工们经常到仓库领物品，所以我多次见到他们。他们的衣服很破烂，很单薄，身上、腿上绑着水泥袋子纸，借以御寒。他们个个面黄肌瘦，有一天听见仓库外有很厉害的吵架声，我在门口偷看了一会儿，原来是鹿岛组发大米糠给劳工吃，劳工坚决不要，最后悻悻而去。
  2月里一天下午，一名到仓库领东西的劳工，倚在我住的小木屋的窗户上晒太阳，我便隔着窗问:“你们住在哪里？你们的队长住在哪儿?”他答道:“离这里不远，顺着仓库后面的路走，过了桥走几步就是大队部。”当日黄昏，警察走光了，我就偷着去找到了大队部，见到了张大队长、刘队副、几名中队长和金翻译等，我向他们说明了我的身份和遭遇。他们对我很热情，向我述说了他们受虐待的情况。他们是八路军战俘，于头年春从石门（现为石家庄）被发到这里。由于吃不饱，衣不蔽体，还要干重体力活，有病得不到医治，许多人被折磨致死，来时的600来人，剩下约400人。张大队长气愤地说:“日本人说我们思想不好，我说'你们日本侵略我们，我们才反抗的，假如日本没有侵略我们，也就不会有抗日战争，我们也不会有抗日思想，我们的思想没有错'……”我很佩服他的论点。3月中旬一天，我又在黄昏时分偷着去了一趟，但这一次气氛大变，张大队长、刘队副、中队长、金翻译等人都不在。我问：“他们哪儿去了？"答:“被警察抓去了。"我问:“为什么？''答：“说是怠工，耽误了完工期限，原定1月完工，到了3月也没完成。”这时我才想起:几天前，我从后门进办公室的厕所时，一个警察气势汹汹地从办公室出来问我：“来干什么？”并命令：“快走开！”我回到木屋后，不多时，听见许多人的脚步声，伴随着哗啦哗啦的铁链碰撞警刀的声音，向工地方向走去。原来那是警察去抓刘大队长他们啊。
  几天以后，三名警察用大轿车把我拉到一个工地上，召集那里的劳工进行训话，让我翻译。警察说:“你们的队长们犯了法，抓起来了，和你们没有关系，你们要好好干活，服从警察的命令，警察的命令就是政府的命令，要遵守……”
  3月下旬，警察仍不让我上工地工作，我就给东京事务局写了我不能就职的报告，偷偷到三岳村邮局发出。几天后，一名叫福田的职员来领我离开了三岳村。我在三岳村三个月，“事务局”按月寄给我工资，每月100日元，但都被警察命令鹿岛组扣下。我去要时，警察反问：“你要钱干什么？”我要离开时才给我，但吩咐鹿岛组扣下饭费，每天1元，共约100元。收这么高的饭费，在当时可算是敲诈。
  福田领我离开三岳村到福岛町乘上火车，他叫我在甲府换车到修善寺下车，然后到一个工地找山本安排工作，他中途下了车，我一个人到修善寺下了车。天开始下小雨，越下越大，因我不知去工地的路，走到一个村头，向一位四十多岁的人问路，他告诉了我，并匆忙地回家拿了一把雨伞给我，也没说要还他，由此我深感日本的老百姓还是善良的。我找到工地的劳工宿舍，天已黑，劳工队长们热情地接待了我。第二天见了山本，他写了一封介绍我去伊豆半岛土肥铝矿的信，让我自己乘汽车去。
  当天下午我到了土肥铝矿，见了矿长及其他职员。当晚住宿在职员宿舍，次日上午，两名职员和一名警察领我去矿山工地，会见了那里的约100名劳工，看他们的身体状况比三岳村的劳工好一些。我自我介绍身份，并说以后就和大家一起服务了。列队解散后，劳工队长们热情地叫我进屋里说话，不多时，警察便招呼回去了。但下午一名警察问我以前在哪儿干什么，我如实回答：“在三岳村鹿岛组出张所，警察没叫我干什么。”不料，他效法了三岳村警察的做法，通知矿方不让我到工地去了，并让我到技工宿舍吃住。
  5月上旬的一天上午，警察用大卡车把我拉到伊豆半岛尖端上的松崎警察分署，他们审讯三名逃跑劳工，让我翻译，他们都是被抓的劳工，一人是赶集做小买卖的，另两人都是农民，逃跑的动机是想家，最后警察把他们每人踹了两脚，说:“回去好好干活，再逃跑就杀了你。”
  我在土肥住了约一个月不能就职，就打电报给“东京事务局”要求再调动。几天后，回电说“回东京事务局工作”。我到矿办公室告辞时，矿长惋惜地说：“在这里一起管理劳工是会提高生产效率的。”但警察之命难违，只好放我走。
  我于5月15日清晨离开土肥，去与山本告辞。天黑时到达东京，住进若望旅馆。当晚美国B29飞机轰炸东京，因为扔的燃烧弹，东京市区大火四起，但旅馆幸免。第二天徒步经过青山公墓，看见数具昨夜被烧焦的尸体。我想：战争何其残酷！平民何辜遭此灾难！到了“事务局”会见了局长森直次，他说:“等着吧，等调你去个警察不干涉的地方。”于是我就随其他职员上下班，但没有工作任务，下班后回旅馆。约一周后，葛庭谭和另一“驻在员”因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来“事务局”，并直接住在办公室楼上。这时我也从旅馆搬来同他们住在一起，葛庭谭好学，故我印象深刻。
  “东京事务局”一般职员在楼下大厅办公，两排办公桌约十三四张，桌子大部闲着，记得有课长一人，叫春日，一名职员叫木村，一名叫谷口。局长森直次在楼上办公，局长司机姓水田，炊事员叫大山。局长常出去开会，走时从楼上下来，对下属说声“去兴亚院”或“外务省”或“大东亚省”。由此也可证明“劳协”是官方机构，是为侵略战争服务的。
  由于太平洋战争局势越来越紧张，警察的防范措施严格，我们三人一直未能再派出，进入8月，战争日益激烈，越打离日本本土越近了，日籍职员还学着报纸、广播的宣传口号对我们说:“最后一定胜利。”可是8月15日上午，全体职员集合在办公室听广播，天皇裕仁发布投降诏书。广播完了，局长和几个职员对我们说：“葛先生、吕先生，你们辛苦了。”又说:“将来日本和中国还要亲善的。” 吃午饭时，局长司机水田说:“不管怎样，还是干活吃饭。”
  日本投降后，我打听到原三岳村的劳工已转移到鹫个原，便去访问。张大队长说:“我们几个人被捕后受尽折磨，最后被判死刑，幸亏抗日胜利，得以幸免，要是日本晚投降几天，我们就没命了。”
  约9月中旬，我们三人各领到一份退职金一千多元。几天后，我们三人分别被派往不同的工地，同当地劳工一起候船回国，我被分到栃木县足尾铜矿小泷矿区。那里原有一名“驻在员”，名冯炳琪，是北京东四牌楼人。小泷矿区有劳工200多人，分两个中队，一个中队的成员是国民党军战俘，队长是个中尉连长，小队长有江化龙、姚永基、段兴华，他们都是黄埔军校毕业。另一中队主要是被抓的劳苦大众，中队长是个商人。日本投降前他们的伙食也很糟，劳动条件恶劣，许多人病死，人数不详。我去小泷后，矿方主持开过一次慰灵祭。这里有一名医生，台湾人，原姓陈，因为日本让台湾人改日本姓，他便改姓“东"，他自嘲道:“被割去了耳朵”，其妻日本人，思想倾向丈夫的祖国一一中国，我和冯炳琪在临回国去她家告辞时，她一再嘱咐，回国后千万不要打内战，以免日本人幸灾乐祸。
  约在11月中旬，美国宪兵让我们从小泷搬到足尾（町）原美国战俘集中营去住。这里明显比中国劳工宿舍敞亮，并有取暖设备，可见日本政府对中国劳工格外虐待。约在12月初，通知有了船期，矿方通知我们乘火车到铁路干线的一个站登上了遣返劳工的专列，沿途上了好几批劳工，共约2000人。车开到福冈，下车后登上一艘由货船改装成可载人的4000吨的船。因为海上风大，慢速航行，四天后到达青岛港，下船后都住进了大康纱厂（解放后为国棉七厂）工人宿舍，到1946年春节前遣散各回原籍。
  通过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东北七年多谋生的经历和参加伪“华北劳工协会”后的亲身体验，我逐步认识到“华北劳协”是日本侵华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字面上看，它似乎是个民间组织，而实际上是日本侵略者为了大量掠夺我劳力资源、弥补其劳力匮乏而成立的、为其侵略战争服务的机构。看其人事组织，正职中国人，是傀儡；副职（次长）是日本人，是真正的主管，这就充分说明“劳协”是日本所控制的侵略机构。而“东京事务局”从局长到一般职员全是日本人，就更证明了我的上述观点。最近阅读了青岛档案馆编辑出版的《档案公司与研究》第四期上刊载的抗战末期为“华北政务委员会”下发的《战时重要劳工紧急动员对策要纲》、伪《青岛特别市公署关于成立华工赴日事务所的训令》以及张树枫教授撰写的《劳工协会与日本侵略罪行》，更验证了我对“劳协”的认识:“华北劳工协会”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在其“经济署”下设立机构，并直接听命于日本军方和大使馆。
  （2001年9月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