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他生前叮嘱献出遗骸，指定骨架标本在这儿陈摆。
  玻璃橱里是他特殊的坟，玻璃罩外是他浩瀚的爱！ 一纸遗嘱直如震世春雷，一宗心愿想见哲人气概。
  让我们脚步轻轻走进大厅，伫立丰碑之前默默礼拜。
  这是全国著名散文家秦牧在得知青岛医学院沈福彭教授一生的动人事迹之后，以无限崇敬和激动的心情，为沈教授的骨架标本所写的献词。沈教授一生以其对党对社会主义执着的爱，以其无私奉献奋斗不息的精神，以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操，在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心里竖起了一座丰碑，他的逝世像一声震世春雷，给人们留下无尽的思念……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82年2月11日，夜色深沉。青岛医学院第四解剖实验室里，气氛异常肃穆，荧光灯静静地照射着解剖台。台上停放着一具前额宽大眼窝深陷的男性遗体。这就是2月9日病逝的74岁的沈福彭教授。解剖台周围站立着六七位穿白色工作服的解剖工作者，他们大都是他的学生、同事。大家心情沉重，手中小小的解剖刀重如千斤。
  把遗体献给医学院的教育事业，是沈老的遗愿。早在1980年10月，当他意识到自己在世的时间不会太长时，便做出了这一决定，并亲手写下了《我的解剖重点》，上面清楚地记载了他一生的病史和各器官的病变，还具体交待了解剖和制作标本的方法，写到眼疾处，特别注明“角膜可用”。
  他在遗嘱中念念不忘作最后奉献，深情地写道：“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做到鞠躬尽瘁，死后亦能死而不已。我已与家人商定，将遗体奉献给我亲手一点一滴创建起来的教研室……希望同志们能认真总结一下这具难得的、资料俱全的标本，从我这个多病的躯体上再获得一点资料，以供研究。如能做成标本，串成骨架，我便能在我所倾心的岗位上继续站岗了……”
  学校党委负责同志从沈老家属手里接过这沉甸甸的不同凡响的遗书，并由沈老在遗书中指定的他的几位学生，对遗体进行解剖。解剖结果表明，沈老的心、肺、肾均有严重病变：主动脉粥样硬化，全心肥大，慢性主动脉瓣膜病，二尖瓣闭锁不全，右肾已切除，左肾干酪性结核性炎伴多发性囊肿形成……
  参加解剖的同志，看到这些严重病变，凝视着老师神态坦然的遗容，想到多年来特别是近期内他为自己安排的那满满的工作日程，个个心潮翻滚：“沈老啊！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您忍受了！您以多病的身躯没白没黑地工作，要承受多大痛苦啊!”
  “沈老，您是一位高明的医生，十分清楚自己的病情，您为什么不去医院，不去疗养，反而奋力拼搏，宜至最后一息？”
  遵照沈老的遗愿，他的脏器保存下来“以供研讨”，他的骨骼经过精心处理制成了骨架标本，摆设在几十年前他亲手创建的解剖标本室内“继续站岗”。沈老是我国捐献遗体以骨架制成标本的第一人。瞻仰玻璃罩内这座“特殊的坟”，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博大胸怀，一个哲人对群体无私的爱，尽在不言中了。
  心甘情愿当“垫脚石"
  沈福彭教授从1940年在云南大学医学院任教，到1982年在青岛医学院逝世，先后从事高等医学教育40余年。他常说:“我做了一辈子培养人才的“垫脚石"，“垫脚石"的工作虽无名利，但少不得，因为没有基础便没有尖端。我甘心情愿地充当一个踩得稳、站得住的'垫脚石'，让中年、青年一代，踩着我的肩膀、头颈，攀登本专业的高峰。”他不论是讲课还是指导实验实习，都注重基础教育，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他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很多已是知名的专家、教授，他以“严师”受到学生的称道。
  1981年夏，他的学生、美国布朗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刘香梅博士回国探亲，专程到青岛拜访老师沈福彭。见面后她深有感触地说:“沈老师当年教育我们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正是您的严格要求，才使我们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终身难忘的。”
  沈老的一位研究生把毕业论文交来后，他不顾视力微弱，拿着放大镜，逐段逐句地审阅，对文中的不足和缺点一一不客气地指出后退回修改，告诫他:“对本文的临床价值和意义，要做实事求是的介绍，不能有任何浮夸，从事科学一定要有科学的态度。”他指导这位研究生对这篇论文从结构、论点、论据以至文字，先后修改了六次才定稿。在答辩会和一次显微外科学术会议上，这篇凝结着两代人心血的论文，得到专家们的一致好评。
  “文革”结束后，沈教授在国外的亲友给他寄来一批批解剖学方面的最新资料和论著，他抓紧时间翻译成中文，编成专题资料，毫无保留地提供给本教研室和兄弟院校的同行们。
  沈教授年老多病，又有自己的研究课题，时间对他讲是“一刻千金可是每当校内外的同行请他审校论文专著，他从不推辞，常常是立即停下自己的著述，凭仅有的0.04视力的右眼，借助放大镜，认真审校。有的同事好心地劝他摆脱这一切，找两个助手，关起门来搞研究、写书，多多注意保养身体；他总是乐呵呵地说:“当务之急不是个人写书，而是要后继有人。每当看到我亲手培养的学生正为四化建设发挥着很大作用的时候，我感到十分欣慰，从不因自己少写了几篇论文而感到遗憾。”
  沈老十分注意学生的思想状况，全面关心青年人的成长。78级研究生入校后，看到教研室设备不理想，对搞好专业研究有畏难情绪。他察觉后，就翻出自己30年代在布鲁塞尔大学实验室的一张照片给研究生看，指着照片意味深长地说:“这就是我当年的研究条件，远不如我们现在，可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培养了不少知名学者，生物学家童第周当年就在隔壁实验室学习过。"一张照片，一席话，给研究生以深刻的启发和教育。
  矢志不移的爱国之心
  沈福彭高尚的革命品德来自他对祖国、对党以及对事业的无比忠诚和热爱。
  1908年，沈福彭出生在苏州一个医生家庭里，从小受到爱国思想的熏陶。1932年在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怀着“科学救国”的抱负，漂洋过海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攻读医学。当卢沟桥的炮声传到布鲁塞尔大学的时候，沈福彭和中国同学联合起来，组织讲演会，写文章，向各界宣传中国抵抗日寇侵略的壮举，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同时节衣缩食将省下来的奖学金辗转寄回祖国，支持抗战。
  1939年7月，他以优异成绩获医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然而，沈福彭的心始终眷恋着祖国。他说:“祖国再穷是自己的母亲，河山再破是自己的家园，一个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祖国。”当他从报纸上看到华北、上海等地相继沦陷的消息后，再也坐不住了。他说:“我若隔岸观火，怎对得起列祖列宗！"他不顾师友的挽留，毅然放弃了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踏上了归国的行程，回到了云南大学医学院，在薪水微薄生活极不安定的条件下，从事医学教育工作。抗战胜利后，沈福彭的老师推荐他到美国杜克大学任教授，沈福彭想的是:战争刚结束，国家急需人才，我怎能离去！他谢绝了老师的好意，接受了童第周教授的邀请，来到青岛山东大学医学院。1949年青岛解放前夕，山大师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展开了反对国民党政府企图将学校南迁的斗争，沈福彭积极参与了护校的行列，给学生以很大鼓舞。有人给他买好了去台湾的机票，他严词拒绝，坚定地留下来和师生一起迎来解放。
  新生的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蒸蒸日上，使沈福彭越来越感到党的巨大的引力。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主动接受党的教育。1954年，他到北京开会，在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后，心潮澎湃，立即写信给住在美国的妹妹沈淑瑾，说:“……我们饱经了旧社会的苦，现在洋人骑在我们头上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日子已经到来，新中国的建设开始了，这是周总理的号召。回来吧，祖国需要你！人民需要你！”在他的劝导和鼓舞下，沈淑瑾和丈夫终于下定决心，像当年的沈福彭一样，放弃了在美国的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冲破重重阻力，投到祖国的怀抱。
  1956年，沈福彭以一颗赤子之心提出了入党的申请，并且参加了党课学习。谁知在1957年的那场反右派斗争中，只因直率地给各方面提了些意见，结果被错划为“右派”，身处逆境达20余年。在这坎坷而痛苦的漫长岁月里，沈福彭没有沉沦，没有颓丧，没有动摇过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信念。“文革”中他一家被赶进两间阴暗潮湿的平房里，屋里连一张写字台也放不下，年迈多病的沈福彭就伏在床上读书写作。就是在这里，开始了《心血管解剖学》的编著。他被教研室分配到一片无主坟采集骨骼标本，在远离市区的荒坡里劳动两个多月，每天早去晚归，扒弄爬梳，和同事们一起，收集了300具完整的骨骼标本，为教学科研积累了不可多得的非常珍贵的资料，他为此喜形于色，感到莫大的安慰。
  这位一直是“向前看”的老教授，20多年里，始终靠着信念和勇气生活。1979年，错案得到纠正，当党委派人和他谈话征求他的意见和要求时，他没有诉说当年的身心创伤，没有提任何生活和物质方面的要求，他的惟一要求是希望党组织接受他的入党申请。谈话的当天晚上，他伏案疾书，第二天上班后，就把书写工整的入党申请书亲自交给了党组织。1981年11月7日，沈福彭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由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成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中的一员，揭开了生命的新的一页。
  在我国逐步打开国门，重新开始国际交往之后，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使一些不谙世事的人们感到头晕目眩。沈福彭在国外的几位亲戚，曾几次回来探望他，有的事先来信征询他需要带些什么东西。他总是拿着信对子女笑着说:“日用品我看就算了吧。要别人的东西容易，要别人的知识就不那么容易了。我看值得羡慕的不是那些精巧的产品，而是那些没有老化的知识。”他对来大陆探亲后即将返美的一位亲戚说：“我们现在的教育质量是比较差，但中国不会总是这个样子。决心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一定不会自甘落后于世界的步伐。”他一再嘱托他们把美国知名大学的有关教材和教学大纲寄来，以便在教学上迎头赶上。信中从不提代买家电等日用品的事。
  奋斗到最后一息
  沈老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却十分惋惜逝去的岁月，他带着一股无可遏制的紧迫感努力工作，恨不得把一个小时当十个小时来用。他体弱多病，左眼几乎失明，备课看书要借助放大镜，一点一点向前移动。但是，他还是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一次，省里召开高级职称评审会议，作为评审委员的沈老被邀参加。组织上看他身体不好，劝他请假，但他坚持要去参加会议，行前突然心脏病发作，经抢救脱险后，第二天照样乘火车到济南开会。他的心脏病频繁发作，常常在教室门口含了硝酸甘油片，待病情缓解后，就登台讲课。古稀之年的沈老，工作负荷远远地超过了他身体的承受能力。他带了3名研究生，要亲自指导课题研究，辅导论文；他有计划地听讲师、助教讲课，课后非常认真地提出改进意见；他给全国解剖学高师班讲专业外文课;为山东省卫生行政领导干部班讲专业课;接受校内外的专业咨询等等。
  他关心党的工作，维护党的荣誉，多少次深夜起身，写出工作建议，送交党委参考，“振兴青医”的口号就是沈老最早提出来的。他拿起放大镜，学《党章》，学《准则》，拄着拐杖去听党课。有一次天正在下雨，同志们以为他不会来了，可他让女儿用自行车推着准时赶到了课堂。
  看看沈福彭教授2月9日逝世当天的活动，就更加令人感动。上午他侧卧在床，和王沪祥副教授畅谈他对教学改革的设想，和青年教师王守彪谈教学工作；下午，接待80级研究生，因气力不足，中间休息了几次。晚上，疲惫已极，实在不能挑灯夜读了。他睡前交待儿子沈毅，将磁带装进录音机，放在床前，等明早有气力时，把对教研室工作的意见录下来，作为会议上的发言。可是，还没有等到明晨，还没来得及录音，沈老就带着对工作的牵挂，匆匆地离开了人间。他像春蚕一样，为党的教育事业吐尽了最后一缕丝。
  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于1982年6月11日发出《关于向优秀共产党员、医学教授沈福彭同志学习的通知》。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千古绝唱。沈福彭教授去世已18个年头，他的骨架仍伫立在学府殿堂的一隅，为莘莘学子探知人体结构奥秘而继续服务。沈福彭教授“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已超越李商隐的千古绝唱，而永远铭刻在千百万人的心坎上。
  （2000年2月11日于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