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李叔同(1880一1942)，浙江平湖人，生于天津。名文涛，字息霜，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出身于盐商家庭，聪慧多能，擅长书画篆刻，工诗词。青少年时代倾心于变法维新运动，又曾流连歌楼酒榭，与诸多风尘女子酬唱往还。1905年一1910年去日本东京学习西洋绘画与音乐，与曾孝谷等创办“春柳社”，演出《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1906年创办《音乐小杂志》。归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任绘画、音乐教员，绘画作品有《春游》、《早秋》等，还用外国歌曲配制新词作为音乐教材，如《送别》、《西湖》等，对中国早期艺术教育贡献甚大，培养了丰子恺、刘质平等优秀学生。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专研戒律，曾去上海、福建、青岛等地讲经。著作有《弘一法师文钞》、《前尘影事集》、《李府诗录》、《弘一大师歌曲集》等。
  1937年春夏，弘一法师应湛山寺住持傑虚方丈诚心邀约，来青岛弘扬佛法，居留半年，既留下中国文化史上一则佳话，结成青岛海天之间一段情缘，又提供了人生选择的广阔思考空间。
  自从电影《城南旧事》上映以来，一曲荡气回肠的《送别》就迅速地唱遍了大江南北，为之作词谱曲的李叔同，也就伴随着他的传奇故事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李叔同本是天津有名的儒商的幼子，富甲一方，又兼天赋极高，其依红偎翠诗酒留连的故事，就伴随着他的青春年华迅速传遍了从天津到上海的舞榭歌台。那些年代里的李叔同，一面是诗词夺魁的青年才子，友人曾以“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为其风采传神，一面是惜花怜玉的风流公子，“痴魂销一念，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阴，朝朝香梦沉”便是他声色场上的写照。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位浊世翩翩贵公子，一踏上一衣带水的日本，顿时变作虔诚的现代艺术的信徒。1907年，以李叔同为主干的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公演《黑奴吁天录》、《茶花女》大获成功，轰动日本朝野，既写下中国话剧史上有声有色的第一页，更给李叔同一个展现艺术才华充分体现自我的机缘。从此，他便在艺术这一最尊崇创造最信赖天才的领域里高扬起胜利的风帆破浪前行！他是中国最早的现代音乐杂志的创办、编辑者，他是中国最早的广告画的创意人、绘画师，他是中国最先介绍钢琴、风琴等现代乐器，油画、水彩画、木炭画、木刻等现代艺术的先驱，他是中国第一部西洋美术史的作者，他又是最早使用裸体模特的纯正艺术家。从日本学成归国以后，他长期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等校任教，这里的六桥烟水，塔影画船，明湖一碧，长堤绿染，这里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古洞烟霞，佛光笛韵，使他在大红大紫之后，欣然找到一方可与心灵交往的乐土，艺术美与自然美极其和谐地唤起了他的灵感与悟性，激发出献身艺术的无限赤诚。他在风光旖旎湖山映照的杭州执教六年，作为中国最早用西方艺术思想和现代艺术手段培养人才的专家，门下弟子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大多自成家数。其中最杰出者，有美术家丰子恺、潘天寿，音乐家刘质平、吴梦非，文学家曹聚仁等。他常常教育学生，要把人格修养置于艺术修养之上，要做好的文艺家，先要做成一个好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他给予学生的，首先是一颗艺术家的心灵，其次才是艺术家的理论与技艺。
  出人意料的是，正当他在完全按照自己意愿选择的艺术教育的道路上顺风顺水、一往直前的时候，他却在人生选择上突然改弦更张，遁入空门，削发为僧。1918年的寒假，他没有回家度过传统的春节，却以居士的身份独自去杭州著名的虎跑寺皈依，法名演音，号弘一，7月剃发，9月受戒，从此云游四方，广结佛缘，从世俗的艺术家李叔同，化身为出世的宗教家弘L法师。出家以前，他从容地料理了俗世的一切：平生所绘油画，捐赠北京美术学校，笔砚碑帖留赠周承德，书画、墨迹分赠夏丐尊与堵申甫，衣服书籍分赠丰子恺与刘质平，玩好小品送给了陈师曾。他出家前预留了三个月的薪水，出家时将此款项一分为三，一份连同自己剪下的一缕胡须托人转交给日籍夫人;一份连同呈文请浙江省政府转北京内务部，作为办理开脱俗籍转入僧籍的印花税及手续费；一份作为自己受戒入寺后的斋饭补充费。对于李叔同的突然出家而且异常坚决彻底，一向有多种猜测与解释。诸多解释中，当推丰子恺的意见较为合乎情理并较接近法师心愿的实际。1948年，丰氏在《我与弘一法师》的演讲中明确指出：“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这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李叔同由艺术家到宗教家，完全是人生追求的自然演进，是他人格的完满与升华。正因为他出家为僧纯粹是为了探究人生的根本、灵魂的奥秘，所以他皈依之后，自律极严，既不倚仗名声广收门徒自立宗派以自高，也不发起组织谋求职衔以自炫，更不与达官贵人权豪势要交结以自重，而是一衣一钵云游四方，过着标准的苦行僧式的生活，淡泊平易，闲云野鹤，一心一意地探求佛理，在所谓 “民国四大名僧”中成为非常特别的孤例。
  他应邀来湛山寺讲学的时候，恰值出家二十春秋。因为多年精研佛法，对于南山宗的律学的研究尤其湛深系统，其尤可贵处在于讲律与持律的高度统一，举凡律条所规定的，他无不严格奉行，恪守不爽，与世间一般专门教训别人的吃宗教饭的僧侣恰成背反。1936年秋，在湛山寺为众僧讲律的慈舟法师去北京主持法界学院及净莲寺事宜，傑虚法师乃派梦参法师专程到樟州万石岩敦请弘一法师。梦参抵达与弘一洽谈后，弘一提出“约法三章”：一、不为人师表;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嘘。知道这是弘一法师特有的个性，其实也是所有讲律的出家人都应该身体力行的原则，傑虚只有一一答应。弘一法师途经上海，拜会叶恭绰居士及范成法师，受到素宴招待。席间叶居士问及法师将乘何船赴青，席后便为法师预备了较舒适的舱位。不料法师听说后，便改乘他船，一则不愿劳烦他人，二则仍以俭朴为本，奢侈豪华，安逸享乐，与法师虔诚信奉的律学都是难以相容的。5月20日，弘一法师与随行的门人传贯、仁开、圆拙，以及前往迎接的梦参，一行五人，来到青岛。傑虚法师亲率僧、俗众人到大港码头迎接。青岛的5月，天气还颇有凉意，弘一法师穿一身半旧的夏布衣裤，外罩夏布海青，赤脚穿一双草鞋，精神焕发，步履轻捷，毫无畏寒之意。见面后，只简单说几句话，全无世俗的寒暄客套，便回庙中。庙中的僧人及湛山寺佛学学校的师生在山门口接驾，他非常客气地还礼，真诚地连忙说不敢当。随行的人无不带许多东西，条包、箱子、网篮等等，在客堂门口摆一大堆。而弘一却只带一只破麻袋包，用麻绳扎着口，里面是一件破旧的僧袍，破旧的裤褂，有两双鞋，一双半旧的软帮黄鞋，一双补了又补的草鞋。一把破雨伞，上面缠着好些铁条，显然用过许多年岁。还有一个小四方竹提盒，里面有些破报纸，几本关于律学的书。据说还有少许路费，他的学生给存着。一代名僧，誉满天下，俭朴至此，可谓观止。
  弘一来青岛以前，湛山寺特意为之在藏经楼东侧新盖五间住房。弘一法师进寺后，因新的僧房比较偏僻，改请他住在现在的方丈室，这里距湛山寺佛学院的讲堂较近，光线较好，环境敞亮。寺中早知法师持戒甚严，没有为之准备特殊的饭菜。第一次送去四个普通的菜，法师一点未动。第二次预备了更次一点的，还是未动。第三次是两个菜，仍然不吃。最后盛去一碗大锅菜，他问送饭的人是不是大家都吃同样的饭菜，如果不是他还是不用。从进寺到离寺，他一直坚持与寺众同餐，决不特殊，寺中也就无法款待。
  法师在寺中的生活，既简朴又有规律，所住僧房，总是自己打扫收拾，从门窗到地板，干干净净，从不要别人伺候。每天都要出山门，经后山，到前海沿，一个人久久地站在水边的礁石上放眼远望，看碧绿的海水，看雪白的浪花，看往来的船舰，看翔集的鸥鸟，如与浩瀚的大海作心灵的感应，如与神秘的自然作无言的交流，每有神会，不胜欣喜。他喜欢去的海边，总是少有人至的地方，浩渺无际的海涛与凝神远望的孤僧，构成了一幅有些苦涩的图画，又启迪着某种令人深思的意境。那情景似很孤寂，但正是法师对扰攘红尘作沉静思索、对人生彼岸作心灵沟通的理想去处。
  他在寺中极少外出，总是虔诚拜佛、埋头读经或认真准备讲经。偶尔走在路上，不管见到的是住持还是佛学院的学生，总是恭恭敬敬地敬礼、还礼，既自然又诚恳。对于达官贵人，则回避惟恐不远。当弘一法师在寺中讲经时，有名的居士朱子桥恰好也因事来到湛山寺。这位朱居士曾为军政要人，先后担任过广东省长、中东铁路护路总司令等要职。1926年后，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并且热心佛学，被称为西北佛教的大护法。朱子桥久已仰慕弘一法师的学养与清德，恳请傑虚法师引见。因为早已知道朱某的护法向佛的事迹，弘一法师欣然同意。当时还有一些慕名求见的人，弘一法师则一概不见，让传信的人说他已经睡觉不能会客。随后，青岛市市长沈鸿烈要在湛山寺宴请朱子桥，朱氏提议“可请弘老一块来，列一知单，让他坐首席，我作陪客”。沈鸿烈高高兴兴答应。知单写好，让傑虚长老通知弘一法师，弘一法师没有言语，一笑置之。第二天临入席时，又派监院师傅去敦请，却只带回来一张纸条，写有四句诗偈，是宋代惟正禅师为辞谢金陵知州叶清臣的宴请而作。道是：
  昨日曾将今日期，短榻危坐静思维，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
  朱子桥见后高兴万分，盛赞为清高之举，沈鸿烈见后，不悦之色难以按捺。
  弘一法师到后不久，即应僧众之请开示。讲题是“律己”。他强调学律的人先要律己，不要拿戒律去律人。天天只见别人不对，不见自己的不对，这是绝对错误的。又说“息谤”之法，在于“无辩”。越辩谤越深，倒不如不辩为好。譬如一张白纸，忽然染上一滴墨。如果不去动它，就不会再往四周溅污，如果马上去揩拭，必然污染一大片。为人处世，律己最为重要，千万慎重慎重！他如此讲说，也如此实践。平素持戒，便是以律己为要。他从来口不臧否人物，不议论他人的短长。就是他的学生有了错误，或做了他不同意的事情，他也不加批评、责备，惟一的方式便是不再吃饭，替那个做错事的人忏悔，恨自己的德性不能感化他人。学生们明乎此理， 每见他不吃饭，便自我反省，赶紧改正向善。他在湛山寺佛学院讲的是唐代道宣律师删订的《随机羯磨》，文字古奥，非常难懂。他自己编了一本《别录》，作为辅导材料，深入浅出，较易掌握。他讲学从不坐讲堂正位，都是在一旁另设一桌，这是他自谦之处，认为自己不堪为人师表。第一次上课，事前预备了整整七个小时，所讲内容是他已经研究了二十年的戒律，可见他的严谨认真，也可见他对戒律的重视和虔诚。因气力不足，他每次上课，只讲半个小时，语言极其精练，没有一字一句多余，只要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深刻优美的文章。
  弘一法师在湛山寺讲律两月，七七事变爆发，又一月，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增兵海湾，炮舰后海示威，青岛的形势顿告危急，商家与市民均有逃难迹象。南方的朋友担心法师的安危，驰函敦劝法师及早南归；法师以原定的期限未到，不能擅自改动，面临大战，更不可惊慌失措为由，继续留在青岛讲经礼佛，沉静如常。
  9月中旬，弘一法师到傑虚方丈寮房请假，说平素穿不惯厚重的棉衣，在南方居住习惯了的身体，也不适宜在寒冷的北方过冬。傑虚法师知道他的脾气，不好勉强，虽然湛山寺已经为他准备了过冬的衣服。行前，弘一法师与傑虚法师又商定了几条，例如不预备路费，不备斋饯行，不派人送行等等。回到自己所住寮房，弘一法师给佛学院的同学每人写了一幅“以戒为师”的中堂，作为纪念，另外给求字的人们写了几百份墨迹，大都是华严经的集句。告别淡虚法师及寺中僧众时，极真切极郑重地说道：“老法师！我这次走后，今生不能再来了，将来我们大家同到西天极乐世界再见吧！”“今天打扰诸位很对不起，也没什么好供献，有两句话给大家，作为临别赠言吧！一一乘此时机，最好念佛！”法师走后，人们见到他的寮房里所有东西安置得极有次序，里外打扫得特别干净。桌上一个铜香炉，三支名贵的长香升腾起袅袅的烟雾。空气非常静穆，余留的馨香让人徘徊良久，不忍离去。
  1937年旧历7月13日，弘一法师出家整20年，不幸偏值日军大举入侵。闻此国哀，法师当即手书“殉教”横幅以明志，其题记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于是岁次丁丑旧七月十三日，出家首末二十载。沙门演音，年五十有八。”从青岛回到厦门后，时局日危，大家纷纷劝说暂避一时，法师坚决不从，并且把自己的居室题名为“殉教堂”，他反复强调：“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还反复书写“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在致友人书中坚定地宣称:“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人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者共勉之。”“时事未平靖前，仍居厦门。倘值变乱，愿以身殉。古人诗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以身殉教的精神，与对国家民族的感情，在这里已经合二为一，共同交织、升华为一种夺目的人格光华，辉耀丹青，长垂千古。
  弘一法师出家以后，对艺术特别是书法艺术的兴趣与追求，却与日俱增，自然其所摹写挥洒的，大都与佛学密切相关，或为佛经集句，或为禅趣诗篇，都能看出法师的心志与意趣。因功底深厚，摹写精勤，特别是由于心境的超脱宁静，其书法风格由绚烂归于平淡，圆润含蓄，疏朗瘦长，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叶圣陶曾有《弘一法师的书法》一文，对此有极中肯的评价。法师自己则认为：“朽人于写字时，皆依西洋图案之原则，竭力配制调和全纸面之形状；于常人注意之字画、笔法、笔力、结构、神韵，乃至某碑、某帖、某派，皆一致屏除，决不用心揣摩。故朽人所写之字，应作一张图案画观之，斯可矣。”因此书艺为当时一绝，甚为方家敬重。1931年3月1日鲁迅在日记中郑重写道：“……从内山君乞得弘吉上人书一纸。” 以爱憎极其分明著称于世的鲁迅，以“乞”字记录得到弘一墨宝的心情，可见其人其书的价值与品格。1936年底，著名作家郁达夫终于在弘一法师密友广洽法师的帮助下见到了向往已久的弘一法师，心情颇为复杂，有诗为证:“丁丑春日，偕广洽法师等访高僧弘一于日光岩下，蒙赠以《佛法导论》诸书，归福州后续成长句却寄：不似西冷遇骆丞，南来有意访高僧。远公说法无多语，六祖传真只一灯。学士清平弹别调，道宗宏议薄飞升。中年亦具逃禅意，两道何周隔未能。”此后，郁达夫与弘一法师还有多种交往，诗词酬唱，书信往还，代购佛书等等。有材料说抗战期间，弘一法师在闽南一带仆仆道途讲说佛法，郁达夫曾以私交甚密为由向各地军方首领交涉，便利通行，鼎力相助云。
  弘一法师出家以后，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对国家民族的感情，对书法艺术的追求，却一以贯之，并与时俱进。有人说他遁入佛门绝非人生幻灭的标志，而是超越世俗价值标准的悲壮的人生追求。他向往佛教世界的深广宏大，于是在那里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理想的归宿。从在家到出家，是人生追求的自然延续与深化，更是人格建树的持续完满与升华。
  哲人长逝矣，留给后人的是无尽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