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众所周知，今青岛市区于1898年3月才作为“胶澳租界”由原即墨县划出。之前，现青岛市区仅为原即墨县的一部分。因此，青岛1898年前的历史也仅是即墨历史的一部分。
  即墨历史悠久，所处之胶东半岛气候宜人，天赐鱼盐之利。境内发现的17处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遗址证实，远在五六千年前，先人们就已在这片沃土上繁衍生息了。春秋战国时期即墨就以人口众多，物产丰盛而称著于世，其繁华富庶可与当时的齐都临淄相媲美。《战国策》就载有“齐有即墨琅琊之饶，渤海泰山之险，联袂挥汗，与临淄并夸殷盛”。秦初，即墨始为县。楚汉时期，即墨既是县治，又是胶东国之国都，属三齐重镇。古城遗址位于沽河岸畔，现平度市境内古岘镇小朱毛村南。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迁建县治于今即墨市区。
  东汉延至明初，经过一千多年的传承接续，即墨本应愈加繁荣，但据《即墨县志》载，在明王朝建立之初，即墨却是个人口稀少，“鲜林木，罕庐舍，蒿菜极目，观之凄阻”的“疲邑”。据调査，现居即墨人氏之先祖，绝大多数是于明洪武、永乐年间从外地迁入的。那么，明以前即墨的大部分土著居民到哪里去了？难道真与民间广泛传说的被“永乐扫北”斩尽杀绝了吗？如果与“永乐扫北”无涉，是什么原因致使即墨在明以前人口锐减？明初移居即墨的先民源自何处？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走访了一些墨邑耋老，得出了较粗略的答案，现做概述如下，供有心者参考，也恭请方家指正。
  一、永乐扫北并未“扫”过即墨
  即墨等地民间广泛流传，在“永乐扫北”时，即墨的土著居民因战乱或逃亡、或被杀光，而只留下现即墨市留村镇驻地大“留村”一个村庄。对于这段传说，我们依据《明史》记载，特作考证如下：
  （一）民间传说与史实不符
  据《明史本纪》载，洪武元年（1368年），元朝灭亡后，元顺帝及其残余势力逃向漠北，蒙古贵族继续统治着长城以北广大地区，15世纪初，又分为鞑靼、瓦剌两部。由于蒙古贵族不甘心失去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不断派军队攻掠中原的陕西、山西，并严重威胁着宣府（河北宣化）和北平。明朝政府为巩固刚刚建立的政权，从洪武元年冬天开始，累年北征靖边。1402年，明成祖即位，建元永乐，改北平为北京。据《明史•兵志》记载：“文皇（成祖）即位，五驾北征……”明成祖为了巩固边防，便于北征，还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将京师从南京迁到了北京，直到永乐二十二年死于北征回师的途中。上述史实可以说明，明成祖在位的22年中，把相当精力用于回击蒙古鞑靼和瓦剌两部的侵略，因而历次北征，都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据《明史本纪》载，五次北征的军队，大都是从京师、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辽东诸卫所调拨，并于北京、宣府集中。每次北征，也多是从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征用大量民夫运粮至宣府，最多的一次是永乐二十年（1422年），征集的民夫达23万多人。明成祖五次北征的行军经历如下路线：
  第一次，于永乐八年（1410年），北京一宣府（河北）一威虏镇一恢马河一斡难河（蒙古国）。回师经开平（甘肃）一北京一南京。
  第二次，于永乐十二年（1414年），北京一兴河（甘肃）一康哈里孩一忽兰忽失温（蒙古国）。回师经过土敕河一三峰山一红桥一山海关一沙河（河北）一北京。
  第三次，于永乐二十年（1422年），北京一宣府（河北宣化）一鸡鸣山（河北）一云州（山西）一偏岭（山西）一西凉亭一开平（甘肃）一应昌（内蒙古）一阔乐海，回师北京。
  第四次，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北京一宣府一西阳河一上庄堡，回师北京。
  第五次，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北京一隰宁（山西）一开平一应昌一威远州一北邙山。回师经清水源一苍崖戍一榆木川 （内蒙古），成祖中途病逝。
  从以上五次北征的路线来看，永乐“扫北”，从未经过山东，山东只是作为后方，为北征大军提供兵员、民夫与物资补充。永乐年间“扫北”的战事，绝不可能在即墨发生。
  （二）留村地名之由来
  既然永乐“扫北”并未“扫”过即墨，那么“留村”之地名又是怎样来的呢？据明崇祯年间《周氏族谱》记载：“明初，周氏祖先安住由河南汝南迁居此地，洪武二十一年魏国公徐辉祖，奉命监筑鳌山卫城。因安住与其父徐达交好，遂便道探访，并赠予田地，周氏因此称居住地为留村。”“留”字当有纪念徐辉祖在此淹留的含意。据清同治版《即墨县志》载：“鳌山卫城、县东四十里。明洪武二十一年魏国公徐辉祖檄指挥佥事廉高筑砖城以备倭。”此段历史记载，与《周氏族谱》记载相吻合。而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比永乐八年（1410年）第一次扫北要早22年。可见，留村之地名于洪武年间就已形成，与永乐“扫北”毫无关系。
  二、明代以前即墨人口锐减之谜
  査阅《即墨县地名志》可发现，在明以前，现即墨市有人口居住的村庄仅30余个，现今的瓦戈庄、太祉庄、官庄、乔家屯、田横等乡镇皆属无人之地。那么明以前即墨的土著居民哪里去了？带着疑问，我们查阅了宋、金、元、明史及相关史料，追寻即墨先民的去向之谜。
  （一）从北宋末年到明初的240余年间，不仅即墨，整个山东地区人口锐减
  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济南知府陈修上报:北方郡县近城之地我荒芜。”据《宋史地理志》载:“京东东路，莱州，户九万七千四百二十七，领县四：掖（县）、莱阳、胶水、即墨”;《金史地理志》载：“山东东路，莱州，户八万六千六百七十五；县五镇一，掖（县）、莱阳（衡村镇）、即墨、胶水、招远”;《元史地理志》载：“太祖二十二年益都路，领司一、司领县六、州八、州领县十五（含即墨县在内共二十一县），有户二万七千一百六十四。”据《元史百官志》载：“江北州县，六千户之上为上县、二千户之上为中县、不及二千户者为下县。”即墨时为下县。据《即墨县志》载:“至元二年即墨连下县都不是了，县治被废，与他县合并。约在元至正九年才恢复县治。”从以上历史记载就不难看出，从北宋末年至明初的240余年，即墨乃至整个山东人口锐减。
  （二）从1125年至1209年间，金对宋朝的战争和对汉民族的掠夺，是造成山东乃至北方人口锐减的第一个原因北宋建立之初，对山西、河北的燕云16州并未收复，金兵从1125年南侵，于1127年灭亡北宋。据《宋史钦宗本纪》载：“靖康元年，金兵陷威盛、隆德、汾、晋、泽、绛（今山西一带），民皆渡河南奔，州县皆空。”《宋史高宗本纪》载：建炎二年，金兵焚真州、邓州、西京、随州（今河南一带）。三年，金兵焚潍州（今潍坊），屠洪州。《续资治通鉴》载：金兵二次过后，“时山东大饥，人相食，州县被兵后各不相顾，巨寇宫仪每车载干尸以为粮”。
  不仅如此，北宋灭亡之后，当时处于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女真贵族，对汉民族实行奴隶式统治，任意杖杀汉人和刮取民田。《金史良弼传》载：“可喜在会宁一月间杖而杀之者二十人，罪皆不至于死。”金朝法律“以杖折徒（刑），累计二百，州县立威，甚置刃于杖，多置人死”（《金史刑志》），并“率意不恤百姓，诏检括官田。凡地名疑似者，不问民田契验，一切籍之”（《金史张九思传》），致使大量汉人因酷刑和丧失土地而无法生存。
  另外，金既要入侵南宋，又要对付日益兴起的蒙古族，所以在金朝的整个统治时期，几乎战争连年，因而，在占领区大量抓丁。据《金史兵志》载：从贞元三年（1155年）开始，诏河北、山东等路所签军，“辄下令签军，使远近骚动，民家丁男若皆强壮，或尽取无遗，号泣动乎乡里，嗟怨盈于道路"°北方人民不堪金王朝的残酷统治和掠夺，被迫大量南逃（《中国历史纲要》）。可见金对宋朝的战争和民族掠夺，是造成北方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
  （三）从1210年至1350年间，蒙元对金的战争和对汉民族的掠夺，是造成山东乃至北方人口减少的第二个原因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并于1210年开始对金朝的侵略战争。由于成吉思汗初期对金重在掠夺，不在永久占领，因此，对金的征服手段异常野蛮残暴，使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遭到大肆破坏。据《元史太祖本纪》载:成吉思汗分兵三道，帝于拖雷为中军，经河南东北，“取泰安、济南、滨、棣、益都、淄、潍、登、莱、沂等郡，命木华黎攻密州（今诸城）屠之”。到1214年，蒙古军攻掠了黄河以北大部金国领土。蒙古军在包围金中都（现北京）时，“诸将请乘胜破燕，帝不从，遣使谕金主曰：汝山东、河北郡县悉为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我今还军，汝不能犒师以弭我诸将之怒耶”。金宣宗遂遣使奉礼求和。据《中国通史》载:蒙古军在出居庸关北返时，发现从各地掳掠来的人口中，有大批农民对游牧没甚用处，便将他们全部杀掉，只带走了他们认为有用的工匠和牲口。《元史石抹明安传》载;“明安对帝曰：这些人本当死，倘让他们活着，别处郡县会闻风来降。”据《中国历史纲要》载：由于蒙古军的烧杀掳掠，“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被杀几尽，金帛子女被抢一空，房舍尽焚，城郭丘墟”。《元史商挺传》也载：“关中八州十二县，兵火之余，户不满万。”据《元史地理志》载：元太宗六年（1234年）蒙古灭金，七年 （1235年）下诏籍民，共得北方人口475万余人，较之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的4581万人几乎少了9/10。
  元朝建立之后，在北方推行以游牧为主的农业经济，据《元史耶律楚材传》载：近臣别迭对帝曰：“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这项建议尽管元帝没有完全采纳，但据《元史本纪》载：中统二年（1261年），元世祖仍“谕河南管军官于近城地量存牧场，余听民耕”。蒙古贵族因而以战胜者自居，大量圈占民田，少的也有千顷，多的达10万余顷。另外蒙古为灭南宋，强征北方汉人当兵打仗。据《元史陈佑传》载:“朝廷伐宋签军，山东民多逃匿，逋之急逃入宋境。”元朝统治时期，还分民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汉人与南人为贱民。由于土地被夺，徭役繁重，北方汉人无以生计，被迫大量南逃。据《元史崔语传》载：仅在1238年，“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赋役者，已有十五万户之多”。由于上述原因，又进一步加剧了北方人口的减少。
  可见，蒙元对金朝的战争和对汉民族的掠夺、杀戮，又一次造成了山东乃至北方人口的大量减少。
  （四）从1351年至1368年间，农民起义与元军的割据战争，是造成山东人口减少的第三个原因
  元末，江淮地区爆发了刘福通、徐寿辉领导的红巾军起义。义军东路由毛贵率领于至正十七年（1357年）攻入山东，《元史顺帝本纪》载:“十八年，毛贵陷济南路，山东郡县尽陷。”继之义军内乱，赵君用为图谋山东地盘，将毛贵杀害。毛贵部将续继祖又杀赵君用，义军各部遂互相仇杀，势力因而受到极大削弱，最终于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被元军打败，山东各地复为元军占领。继之，又是明军对元军收复山东的战事。因此，从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毛贵攻打山东，到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收复山东的11年间，山东因战乱不断，造成人口又一次减少。据《明太祖实录》载：“特别是山东、河南受战乱破坏最重，多是无人之地”，“有的地方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据《即墨县地名志》载：元时，在即墨建有兵营，段泊岚镇刘家营里村就是由当年“鞑子营”演变而来的。即墨在明朝以前有人口居住的村庄仅30余处，其他多毁于战乱。如：灵山镇崔家庵的崔姓，七级镇大、小欧戈庄的欧姓，官庄镇池戈庄的池姓，长宜镇范戈庄的范姓，周戈庄的周姓，以及刘家庄镇赵戈庄的穆姓等宗族皆因战乱灭绝。
  以上史实足以证明，即墨地处山东半岛，上述三次历史劫难当属次次难免，因而导致即墨土著居民大量死亡、逃逸。明王朝建立后，针对北方人口稀少，土地荒芜的社会状况，实行了一系列军屯、移民政策。使北方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人口连年递增。
  三、寻根追源即墨人
  因金、元两朝对北方地区的民族掠夺和野蛮统治，长期的兵燹战乱导致即墨人口锐减。明王朝建立之初，鉴于金、元两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民、抚民，以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明政权。经洪武、永乐两代的励精图治，使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得以恢复和发展。这个时期，由于移民政策的实施，也使即墨人口骤增。但据《即墨县志》载，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即墨人口就已达12.68万人。这些骤增的即墨先民源自何处？多少年来传说各异，然而，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以下便是我们寻根追源之答案。
  (一)明初，由外地迁入的军户人口，是目前即墨人氏先祖的主流
  明初，东南沿海一带屡遭倭寇骚扰，明王朝为抵御倭寇入侵，便在沿海“择要设戍”。即墨鳌山卫及下设的浮山、雄崖两千户所，就是明洪武年间设置的。据《明史食货志》载:“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军屯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即墨县志》亦载：“明初，因设置卫所，从外地迁入的军户就有七万人之多。”可见军户是移民即墨的主流。据《明史兵志》载:军户又分从征、归附、谪发三等。“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按“五千六百为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每卫五个千户所”的规定，当时驻在鳌山卫及下设浮山、雄崖两所的从征军大约在4000人左右，其余6万多“归附”“谪发”的下等军户，则分布于全县的52处军屯和若干垦点，垦荒屯田，供应卫所军需。
  据《即墨县地名志》所载，经粗略统计，在洪武、永乐时期的56年间，迁入军户、民户居住的村庄约520余个。除去无据可査的和其省份迁入的零散移民，据各姓族谱所记载，世居即墨的人口，主流是来自云南的移民。据200多个村庄居民的族谱记载，其祖先均是明初由云南迁来的。其中有20余个村庄居民的族谱记载，其祖先于明初来自云南的“乌沙卫”。如金口镇南仟的万姓，北仟的房姓，古仟的金姓;其族谱记载，他们的祖先是于永乐年间，由云南“乌沙卫”乐歌屯迁来此地立村的。温泉镇东四舍村的《武氏族谱》记载：“明永乐年间，武氏叔侄二人，从云南'乌沙卫'银子桥迁来此地立村。"据考，“乌沙卫”应系云南的乌撒卫，其遗址坐落在今云南省的镇雄县境内。因《明史本纪•地理志》、《明通鉴》均载：“洪武十五年克云南，平乌撒、乌蒙诸蛮。后立乌撒、毕节二卫。” 《元史地理志》亦载:“乌撒府属云南行省乌撒路所辖。”据《明史兵志》载:“初，太祖沿边设卫，惟土著兵及有罪谪戍者，遇有警，调他卫往戍，谓之客兵。永乐间，始命内地军（轮）番戍，谓之边班。"又载:“永乐十八年，北京建，在南卫所多北调。”据店集镇青山前村 《邵氏族谱》载:“明洪武三十五年，邵九公由云南从徐辉祖来援山东，留戍雄崖所。永乐二年邵课士携家来此立村。”留村镇大村的《邵氏族谱》亦载:“明洪武年间，邵氏兄弟二人，由云南乌沙卫随魏国公徐辉祖来援山东，后辗转至此立村。”上述史实与《邵氏族谱》记载相吻合。由此来看，明初，在云南乌撒府的土著兵与犯罪谪发乌撒卫戍边的军户，在山东沿海遇警倭寇，或其他战事时，被调到即墨一带卫所，作为客兵留了下来。再就是永乐年间，乌撒卫与内地卫所换防和“在南卫所北调”时来到即墨的。
  （二）外地移民即墨考略
  经元末多年战乱，致使北方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据《明史食货志》载：“明初，北方近城之地多不治，召民耕。其制，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又载:“明初尝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临濠。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耳万五千八百户，散处诸府卫。……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于东昌、兖州。太祖时徙民最多，其间有罪徙者。成祖覆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 移居即墨的民户，除去7万余军户和原著居民，余者3万人左右是来自外省的移民，查阅《即墨县地名志》等资料可知，居民来自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河南、贵州、陕西、北京、山西等省。也有从本省的济南、青州、莱阳、栖霞、莒县等地迁来即墨的。
  另有两个原因也促成明初即墨人口的增加：一是由外地来即墨为官，后留居即墨的。如：前东城《林氏族谱》记载：“永乐二年，林氏祖先奉旨从福建迁到此地。”华山镇埠后《姚氏族谱》载:“姚氏本系江南江宁府江浦深沟町人，始祖随明成祖建有军功，授鳌山卫指挥使。至四世择居埠后。”据庄头村《孙氏族谱》记载：“明初，济南府历城历山顶孙氏，以广文仕即墨。后孙氏族人一支由历城迁至此处立村。”二是逃难来到即墨。如三里庄《李氏族谱》载：明洪武时，籍异宗别的三家李姓逃难来到此地，故称“三李庄”，后演变为三里庄。据其中一家族谱记载，其祖先系明太师、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之后。在朱元璋诛杀功臣之时，李善长被赐死，全家70余人被杀（《明史》卷127），其中一族人逃难至此。据华山万华埠《李氏族谱》载:“永乐二年，李氏祖先由小云南毕阳县，东门里，迁居即墨北乡万华山前小埠瞳居住。”据考，“小云南毕阳县"当系今贵州毕节县。因元朝及明初均无贵州行省，毕节县地属云南。据留村镇拖车奋村《鞠氏族谱》载：“明永乐二年，鞠氏由浙江平阳迁来即墨，途中车轴损坏，勉强拖车前行，即在车所止处立村，因地处山谷，故称拖车奋。”明后期逃难至此的还有营上秦家庄秦氏一门，据《秦氏族谱》记载:“明嘉靖年间，黄河决口（《明史本纪》载嘉靖十年河决鱼台），秦氏逃难至此立村。”因上述两种原因由某一省迁居即墨的居民，均属零散小股移民，构不成移民主流。
  （三）即墨先民从山西迁来之传说与史实不符
  据山西《洪洞县志》和《洪洞大槐树志》记载：“始建于唐贞观二年的广济寺遗址，旧有一株汉代古槐。”现在的洪洞县大槐树公园，就建在古广济寺遗址上，公园内的移民历史见证——大槐树，就是由汉代古槐树衍生的第三代，今也有合围之粗。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内，至今已收集了来自全国21个省、市约400个县的大槐树移艮后裔寄来的上千份族谱。因而多少年来，在全国许多地方流传着“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谚语。据《即墨县地名志》记载，来自山西的移民仅有三个宗族，如王村镇坦村的张姓，据传其祖先来自山西的蒲州。据华山镇梁家瞳《田氏族谱》记载:“田氏祖籍山西阳高，永乐二年，与董氏同时迁来此地立村。”我们认为，以上三姓，均属零散移民。据山西《平阳府志》记载:“位于洪洞县城西北隅的古广济寺遗址，在明洪武、永乐年间，朝廷曾先后八次将山西移民在此集中，办理移民手续，岁给川资凭照，迁往各地。”有关山西八次移民，经我们查阅史料，根据年号，按顺序摘录如下：
  第一次，‘'洪武九年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
  第二次，“明洪武二十一年，徙（山西）泽、潞民无田者垦河南、北田”。（《明史太祖本纪》）
  第三次，“洪武二十二年，太祖以河南、山东临清、东昌（聊城）诸处宜桑枣，民少而贵地利，山西民众地狭，命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等谕其民愿徙者验丁分田”。（《明史食货志》）
  第四次，“洪武三十五年，徙山西无田者实北京”。第五次，“永乐二年七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
  第六次，“永乐三年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明史成祖本纪》）
  第七次，“永乐五年，命户部徙山西平阳、泽、潞、山东登、莱等五千户隶上林苑监”。（《明太祖实录》）
  第八次，“永乐十四年，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明史本纪》还载：“洪武二十五年，徙山东登、莱二州贫民五千六百三十五户于东昌（聊城）。二十八年又徙登、莱二州无田者于东昌”。
  上述大量历史记载证明，即墨境内不可能有大批山西移民迁入。
  （四）永乐“扫北”传说探源
  即墨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永乐“扫北”是何原因？先民们何以会对“扫北”留下如此强烈的恐惧心理，虽经六百余年而流传不衰?经分析，传说来源有三：
  其一，据《即墨县志》载，明初有大批军户迁入即墨。其中有一部分人，如丰城镇韩家屯的韩姓、王家屯的王姓等，据他们的族谱记载，其先祖均于明永乐年间随明成祖北征建有军功，被封在即墨雄崖所为官而留居下来。这些先民当年所参加的以及由他们后人传说的“扫北”属真正的“扫北”。
  其二，据《明史本纪》、《明通鉴》载，长达四年的“靖难之役”，是燕王朱棣（明成祖）与其侄儿建文帝争夺皇位所展开的战争。其主战场就在山东西北部的济南、德州一带。战争中双方死伤达几十万人，而且燕王大量屠杀俘虏，即皇位后又大批诛杀不肯归附的大臣，如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御史练子宁、侍郎卓敬等都被诛灭九族，而侍讲学士方孝儒竟被诛灭十族（朋友、学生也算一族）。大战之始，建文帝从全国各地卫所调兵参战（即墨的鳌山卫及下设的浮山、雄崖二所当然也在其中），而战后又有不少外地军户辗转至即墨并留居下来。如据即墨青山前、大村、邵家屯的《邵氏族谱》记载，他们的先祖均于洪武三十五年（成祖即位后取消建文年号，改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由云南“乌沙卫”，从卫魏国公徐辉祖来援山东，后留戍即墨。这些先民都曾亲身经历了那场血腥战争，或听到了明成祖屠杀俘虏、诛杀大臣的暴戾，由他们传及后人，再由后人传播开来，因而就使人们留下对明成祖极度恐惧的心理。
  其三，据《明史本纪》载，永乐十八（1420年）山东蒲台县民林三之妻唐赛儿，据益都的卸石棚寨发动农民起义，并一度攻下安丘、即墨、莒州等州县。《即墨县志》亦载：“永乐十八年，妖妇唐赛儿作乱，寇即墨，邑人皆溃。”起义虽只坚持了两个月时间就被明军血腥镇压了，但义军所到之处深得民众拥护，纷纷参加。这从《明史卫青传》中“贼合莒、即墨众万人，攻安丘益急”就可看出，即墨人当时已成为义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有数千人之多。事后从明成祖诛杀山东布政使储艇、张海，按察使刘本等大员来看，即墨等地参加起义的民众以及他们的亲属，受诛连、遭屠杀实所难免。可以想像，那是一个多么血腥恐怖的场面。明朝于永乐十九年才迁都北京，从当时的京城南京来看，在民众心目中，山东的益都、安丘、即墨等地就属“北"，“扫”也就是杀、屠杀。以上三个原因可能就是构成即墨等地民间传说的基本来源了。
  综上所述，即墨人口锐减，是明代以前金、元两朝的野蛮统治及元末战乱所致，与民间传说的“永乐扫北”无涉。世居即墨人氏先祖的主要成分是于明洪武、永乐时期由外地迁入的军户、民户。其中以军户为主，达7万余人，占当时全县人口的60%以上。永乐以后以及清朝、民国时期，虽有移民陆续迁入，但均属零散小股移民，对即墨人口的基本组成并无大的影响。外地人迁入即墨者，主要以云南移民为主，其他省、市为副。也就是说，世居即墨人氏之先祖，多数来自现云南省。故即墨人至今称人死谓“回云南老家”了，祷告亡灵为“向西南走吧”，蕴含“叶落归根”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