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记得我家早年的书房里，除了琳琅满目的图书、古董、字画、玉玩外，还保存着清中叶以后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朝廷重臣赠给我先曾祖的书画和往来的信札，以及袁世凯、曹银、赵以炯状元、荣状元等亲友与我先祖来往的信札，还有先祖父母的大事纪要，最引我注目的是被长辈们奉若家珍的绿头签，本文将先人们的轶闻轶事整理成篇，奉献给我的第二故乡——青岛的读者。
  两代先入
  先曾祖名宗武，字松圃，安徽省怀宁县人。青年时代父母双亡，因与兄嫂不和，中举后即负气离家，走上自己奋发创业之历程。
  到京后投奔其胞妹婆家朱翰林府上，时妹夫朱崇立业已中举，先曾祖和妹夫遂由太亲翁亲自指点，复习各科会试的"闱墨”、史论的“御批通鉴辑鉴”和各道策等有关考试的范本。太亲翁还教二人写殿试策白折子。
  为了防止考试舞弊，举人在应会试之前，先要举行一次预试，考在一至三等，才有资格参加会试.会试考取了，还要复试，考在一至三等里才准参加殿试，殿试只考策论ー种。经过以上各种考试，先曾祖考在二甲赐进士出身，妹夫考在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两人又参加了一次朝考，由皇帝亲点了翰林，被分派到庶吉士学习的地方一庶常馆学习。
  朱翰林府老夫人嫡出只一子一女，女为长，比弟弟（即先曾祖之妹夫）大两岁，当时尚未择配。朱府遂将爱女许配先曾祖为妻，时为道光二十四年（公历1844年），先曾祖是年23岁。
  三年后，先曾祖学习期满、考试成绩优异，留翰林院任编修，不久升侍读。时先曾祖的同乡李鸿章，晚于先曾祖一科（三年）也入翰林院，俩人遂成知已。同样情况，沈葆桢也是晚先曾祖一科的挚友。通过李鸿章，先曾祖又结识了曾国荃。以后朱府的远亲左宗棠，也同先曾祖结成莫逆之交。先曾祖与这些知友先后结拜为金兰之好。咸丰十年（1860年），先曾祖获一子，就是后来金殿抽签的先祖。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攻占天津，任意烧、杀、劫、掠,、无恶不作，致使黎民涂炭，家园残破，整个天津几成废墟。同治元年（1862年）慈禧太后批点了先曾祖马宗武为天津知府。
  先曾祖一到任所，第一件就是出榜安民：一、招回流亡四方的灾民。二、开仓放赈，以救饥僅。三、按户籍人数发放适当的安家费。因此流浪在外的天津老百姓陆续回乡，重建家园。正当此时，一些市井坏人乘机结帮拉伙，滋扰地方治安。当时先曾祖有鉴于此，决心先除首恶，以安定社会秩序。先曾祖请来首县（静海县）面授机宜。静海县领悟，回衙后，马上差人去请本县典史太爷。这位典史姓潘，名平,字启安，他的父亲是本县有名的武举，曾以军功历任浙江协台（副将）、山东镇台（总兵）。潘典史是世家子弟，家中广有钱财，然自幼不喜读书，也不肯用心练武，因而未能成就功名。但他生性豪爽，爱打抱不平，朋友甚多。这日县太爷将他请来，先晓以大义，后委以重任。典史慨然允诺。
  当晚潘典史与朋友饮酒，有意无意的说起，听说当地会首余七行侠仗义是条好汉，只可惜官会相隔，无法交往，想来肯定脾性相投，只是无缘会面。在座的ー位好友忙说他与余七交厚，要想与余七交往他可作介绍。潘典史大喜，随即约定日期到酒楼喝酒，请这位朋友代约余七相会。是日酒楼高朋满座，余七弟兄也早闻潘平之名，知他为人豁达，爱交朋友，故友人给他俩介绍结识并不以为意。余七早想以官府为靠山,而潘平恰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见面之后，谈得颇为投机。交往不久，两人日益亲密，遂愿结拜为兄弟。余七年长为兄，潘为弟。结拜之日，在余七家里，遍请亲朋，潘到后堂拜见长嫂，晚上在潘家设家宴，由潘家弟媳拜见长兄。届吋余七朝帽袍套穿戴整齐，带了几个手下弟兄来到潘家，由潘平带领家下亲友人等迎入厅堂，带来的手下人自有早安排下的人让入别室招待。寒喧已毕即排筵入座，所有筵席陪客郁敬过酒，在余七喝得醉熏熏之际，潘平说：“请夫人出堂拜见!”一声高呼，几十名武士手举武器一拥而出。余七已神忘模糊，反应绝非平日灵敏可比，一刹那，几个彪形大汉已用铁索链紧紧地将他缠锁住了。余七带来的人也都束手就擒，装人囚车，押入大牢。
  当时先曾祖ー闻首恶就擒，马上命入张榜皆示：“匪首余七已被擒拿归案。“其余徒众只要幡然悔悟，就可以既往不咎，继续为恶的，严惩不贷。从此极少数怙恶不俊者，也在先曾祖雷厉风行的打击下，受到震慑，天津社会治安安定下来。
  经过几年的惨淡经营，天津不但恢复了旧观，而且更加繁荣.又经过多时的考察研究，认为兴办天津的渔盐之利，是刻不容缓的。所以给朝廷上了一个条陈，建议开放大沽、汉沽和塘沽一带沿海的盐田渔业，以利国裕民。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委任他兼了长芦盐运使，奖札二品顶戴。
  这时正是先祖马庆麒的少年时代。因先曾祖当年重整天津，未曾携眷上任，先曾祖母在京同儿女暂住朱府。当先曾祖母随夫去了天津住所时，先祖仍留京朱府读书。又过几年，朱崇立放了杭州知府，要带家眷赴任，朱家老夫人是杭州人，也想趁此机会回家乡一行，就带了外孙（先祖）回到杭州去了。此一去引出了先祖的一段姻缘。
  当时的杭州，几经朝都，不但风景秀美，而且人文荟萃。先祖马庆麒当年在京时就以书法文章而小有名气，来到杭州后,更是如鱼得水，终日以文会友，切磋学技，不但学业大进，而且书法益臻成熟。弱冠之年，其书法已名扬遐迩，求字索墨者时登其门。
  当时杭州有一家专营皮货的富商，南北各埠皆有分店，店主陈姓，当地人称”皮货陈山”，其字号反被隐去了。“皮货陈山”家虽生意兴隆，但却人丁不旺，膝下仅有ー女，老夫妇视若掌上明珠.其女自幼有奇男忘，喜女扮男装，老夫妇索性为之取名曰:“剑侠”。剑侠女天资聪慧，及长成时琴棋书画无不精通。先祖在被“皮货陈山”家请去写匾额时而与她结识。由于一官一商，门第悬殊，在当时是难以匹配的。后经不少周折，终于成婚。婚后她对先祖洋务事业有很大的帮助与影响。虽清王朝曾封她为诰命一品夫人，但没能影响她走献身民主主义革命的路，此是后话。
  先祖结婚时，还有一段史料值得一提，即他们夫妇拜见公婆时，公婆用红绸巾包好了一张"龙票”，作为对媳妇的“见面礼”。明清以来，国家将某些地方的卖盐权力售与商人，叫做“引岸”（又称盐引），这种商人叫做“盐商”，所给的票照名曰“龙票”。盐商可执此龙票到盐运使衙门请批一定数量的官盐，到“盐坨”（又称盐田）去购买食盐，运到自己”引岸“的所在地出售。河北省的长芦盐本是海水晒成的，成本很低，经盐商垄断售盐权，食盐从产地运到销处，加价甚多，盐商获利颇巨，故有盐商富甲天下之称。这种盐店叫"官盐店”，盐叫官盐。盐在当时是严禁私自販卖的“贩私盐”是要处以刑律的。
  当时先曾祖母以其陪嫁私蓄，购置了直隶省祁州（今河北省安国县）盐田的经营权，字号取名”日昌号”，下属72家盐店。由于居官不得经商，先曾祖就选中了一位家境淸寒而忠实可靠的严姓师爷代为经营.后索性将"盐引”包给了严师爷的后人，一年只取祖金1万两白银，随易字号为“同兴昌”，取其共同昌盛之意,1938年以后我已长大，因是长房长孙，此租金都由我每年分四季到天津提取，那时己是严府第三代经营此产之时.严智多、严智广、严智和三位世伯更发展为公司企业，加萱房地产，取名“三智房地产公司”，总公司设上海，分公司设天津、香港等地。解放前此企业在国外已有投资，后来严家去了美国，通家世谊遂“搁浅”至今。
  光绪年间，先曾祖晋升内阁学士。回京后遂买下东四六条一号—座大宅第，全家迁往安居下来。
  光绪十二年（1886年）江西大旱，饿殍遍野，瘟疫流行.慈禧太后亲点钦差大臣到江西放赈，点上了先曾祖。因当时先曾祖是以干员之名上达天听的，所以太后持赐一品顶戴（顶子为亮红宝石）。
  放赈期间，其亲涉瘴痨，不意感染瘟疫，以身殉职。临终前遗书李鸿章托孤。噩耗传来，全家悲恸.时太后也表戚戚然，于是作为孤子的先祖受到了金殿抽签的殊荣。
  洋务怀根
  为了叙述方便起见，在这里交待一下先祖与洋务及洋务大臣的关系。
  19世纪的70年是先祖的幼年时代，一来是独子，父母望子成龙心切；二来先曾祖与洋务派的各首领，几乎都是两意相挚的结拜兄弟。所以他们彼此往来酬酢之间，先曾祖必召先祖侍立于前，聆听前辈们的格言彝训。他们谈到，1861年清政府开始建立海军，拨款80万两白银，请英国人李泰国向英国采购兵船。七艘兵船是购齐了，但说银子不够，又用去27万两，共计107万两，本来言明，每只船上只临时请两三名洋人司航、司炮，同时必须尽快教会中国人司航、司炮的技术，然后，这些兵船由中国的海军掌握.不料这个英国人没有任何人的命令与委托，竟然自作主张在英国招募了600多个军官、兵丁、水手等人，宣称成立"中英舰队"，并任命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1863年这个舰队开到中国，而中国海军非但兵舰捞不到手，反而岀现了一个洋司令和一群洋兵。当时的皇叔议政王奕诉准备接受，但曾氏兄弟和李鸿章都激烈反对.清廷不得不作认真地考虑,结果决定遣散舰队，并要这个英国司令将舰队开回英国变卖。谁又想到舰队出售后，变卖的钱还不够这群洋兵老爷的遣散费，清廷又拿出37.5万两银子，才算了结了这件令人懊恼的事。当时还是幼童的先祖，听了大人们论说的这件事，真是心潮起伏，小小心灵烙上了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的过程中，还必须重视“防”与“斗”决窍的印痕。先祖又听到他们谈论，除了与洋人“斗"之外，还要与朝内顽固派“争"。所谓顽固派，是指以权势显赫、对朝政有决策影响的醇亲王奕谡，大学士倭仁、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为首脑，以清政府各个机构中的许多上、中级官员及在各地方有影响的士绅和守旧书生为党羽、喉舌的反对一切改革的人物.洋务派和顽固派的目的都是为了防止清朝统治的崩溃，而所采取的办法却各异。洋务派要学习外国的”长技”以自救，而顽固派却死抱住"圣人之道”回到闭关年代，以保存“天朝”的体面与威严。在洋务派主办洋务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引运了长期的争论。他们的争论是由何事件开始的呢？那就是由北京同文馆增开天文箕学馆引起的。1866年12月，奕诉以“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 为理由，上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这事引起了顽固派的一片惊诧声，认为是大逆不道。其党羽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发难，上疏说:朝廷任命官员,一定用科甲”正途"出身的人，是因为他们“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那有叫他们”习为机巧，专明制港轮船、洋枪之理”呢？张盛藻人物小了，上疏后如石沉大海。顽固派首脑人物大学士倭仁亲自上阵，于1867年3月上奏折，提岀：“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往今来未闻有持术数而能近衰振弱者也倭仁并提出：“天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术，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那事夷人?”奕诉闻讯立即上疏加以反击，大意是：顽固派只会放空言，如果他们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我们自当追随。如果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胃,礼义为干橹”，说这就可以制敌之命,我们实在不敢相信。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西太后，对奕诉的主张还比较支持。她发出上谕，除对同文馆招生催促速办外，还针对倭仁之奏，命令倭仁立即"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这记当头棒将倭仁打得晕头转向，赶紧对西太后叩辞，说：“奴才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要求取消了自己原来的奏议。
  当时先祖听到大人们的议论，深感朝内外这些顽固派愚味无知，从思想上、感情上都倾向于洋务派的改革，为他以后的生活道路铺垫了基石。
  那末这些曾为先祖最终走向洋务之途而奠基铺路的人，是些什么人物呢？除了奕诉、张之洞之外，现就其余洋务派首脑入物分别简述一下：
  先曾祖考中进士时（1844年）比曾国藩晚两科，因曾国藩擅长词章考据、治义理之学，先曾祖的岳父就将先曾祖推荐给曾国藩，令其学习义理经世之学。曾国藩对先曾祖学习、为人、志向也颇重.所以先曾祖经常出入曾府，在此期间结识了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曾国荃比先曾祖年少三岁，那时他功名尚未成就，与先曾祖相处，感情甚觉融洽，遂结为金兰之好。后来曾国荃兄弟俩青云直上.在这期间，曾国荃只要到京津一趟，必得同先曾祖找机会相聚言欢，在谈论洋务时，也留先祖在侧.先祖记得，有一次，曾国荃滔滔不绝地和先曾祖谈起兴办洋务的事。他说：真要上阵打仗，还得购买洋人的洋枪洋炮。家兄与李兄（指李鸿章），虽已在安庆、上海、苏州等地设厂，仿造外洋船炮，但规模不大，也无大成效.近来李兄在上海虹口地方，收买了洋人的一个机器铁厂，这个厂原能修造轮船和洋枪、洋炮.李兄买下之后，又把苏州制炮局的一部分机器并人，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家兄托容闳向美国购买的机器，也交给了这个局。家兄很高兴，曾自豪地说：“中国自强或基于此!”
  再一位就是左宗棠，虽一榜出身，三次应试进士，未能得意，但不灰心丧志，仍潜心研究各种学冋，对农政、盐法皆有心得,尤其兵事最为所长.尝以自己有诸葛之才而自诩。左宗棠在随曾国落襄办军务后，有一次曾国落患病，先曾祖去湖南探病时，正巧左宗棠也在那里。他们俩一见如故，切磋学问，畅谈抱负，甚为投机，随引为知已，加以曾国荃的提议，左宗棠与先曾祖也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左宗棠比先曾祖大九岁遂为兄长。后来左宗棠因军功升迁甚速，有一段时间与先曾祖的官阶拉开了差距。此时左宗棠对李鸿章有些成见，而先曽祖与李鸿章的关系更为密切，左、李二人不和，先曾祖左右为难，所以有此二者，先曾祖也曾交还拜帖，但左宗棠坚决不肯。先曾祖感其知己之情，随于在京的显宦亲友之中，游说他们对左宗棠等所创办之洋务事业给予支持。随后先曾根也屡有升迁,彼此在事业上多有帝助。
  这期间左宗棠在多年征战中，深深佩服洋人的竖船利炮,早就萌发了创办洋务的念头,也有所建树。1866年他兴办了福州船政局，聘法国人日意格为监督，雇请了洋人技工，仿照洋人的造船方法,制造船舰。以后他调往西北等地,就推荐沈葆桢为福建船政大巨,代他拿握一切,所以他人虽离开，然而洋务事业却未尝一日放松。
  左宗棠对先祖也非常喜爱，每次派人到京公干，必定到我们家拜望并给先祖带些玩具、零食之类的小物件。同治三年,先曾祖由天津回京过中秋节,正巧左宗棠也进京陛见, 先曾祖就将他请到家中饮酒谈心。1885年8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先曾祖十分郑重地派先祖去福州吊唁.先祖这时已是25岁，因受洋务派父执们的启发教导与影响，中秀才后即厌倦八股文，无意科举，用心搜求讲时务的书籍悉心研究，同时对外国的知识和西法的优点，也广泛学习，并学习着英、法、德三国文字。此次到了福州，在吊唁之暇，就请人带领去左宗棠所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参观访问，观后，眼界为之大开。
  先曾祖还有两位换贴兄弟，因年龄相仿，科试相近，所以感情也更为亲近的，就是李鸿章和沈葆桢二人。
  沈葆桢年龄只大先曾祖一岁，但他是1847年中的进士，比先曾祖晚一科.因中进士后都在翰林院供职多年，两人朝夕相处过从甚密，随订交.1854年沈葆桢放任，此后朝内诸事皆由先曾祖为之照应，且书信往还魏繁，所以后来尽管他因特功晋升高位，但始终与先曾祖的感情亲密无间.沈葆桢的舅父是林则徐，而他又是林则徐的女婿。林则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早已深印他的脑中。他送给先祖一部魏源著的《海国图志》，并教导先祖说:“师夷之长技”的目的，是为了“制夷”，也就是把敌人的"长技”变为自己的，而再用这个来对付敌人。此后先祖更加孜孜不倦地钻研洋务，以求将来安身立命之本。
  在先曾祖这些知友当中，最为亲密的是李鸿章.李鸿章是1823年生，比先曾祖小两岁，1847年中进士，比先曾祖晚一科，当他改翰林院庶吉士时，先曾祖已授翰林院编修。他二人是皖籍同乡，又同在翰林院供职，在"亲不亲故乡人"的思想感情下，更加惺惺相惜.以后在李鸿章青云直上的时期内，每次进京，先曾祖无论在京城家中，或在天津任所, 都赶来聚首言欢，借酒谈心。前面已经讲过这些洋务大臣与先祖一生的荣辱休咎都有关系,而李鸿章尤其起了决定作用。先曾祖殉职后，遗书李鸿章托孤，确定了先祖一生生活和仕途的依靠。先曾祖去世后，一来是钦差大臣殉职，二来朝内大臣有多人与先曾祖非亲即故，尤其这时李鸿章正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所以由李鸿章带头哀切奏抚，他人随之，才有这所谓的“旷古特恩”落在先祖身上。
  金殿描签
  先曾祖殉职后，朝廷马上研究措施。首先应各大臣“从优抚孤”的要求，议定遗孤金殿抽签。上命吏部报上几处近畿的优越县分，俟三年丁忧期满后，按所抽的县分赴任.先曾祖当时是钦命大臣，所以国家当为筹办后事.太后懿旨，命以国帑中付出银两，交由礼部、吏部派员扶柩从江西回安徽省怀宁县原籍，择处厝供，并筹建坟莹，另拨一部银两交白遗孤在京择日开吊，并派内阁学士，亦是先祖的亲母舅朱崇立古持开吊大计。
  1886年（光绪十二年）先祖27岁，在一个预订的黄道吉日里，一早，先祖先脫孝服，换上吉服，坐轿车先到西总布胡同父执大臣李鸿章府上，由李带领进宫。人宫后，李鸿章与先祖被安排到离军机处不远的一处朝房候召。先祖彷徨四顾，尚未坐稳之际，顶花翎朝服的军机大臣，便进入室內，李鸿章与他们寒喧过后，将身后的先祖作了介绍，自是一番安抚慰问。过了一会儿，奉旨召见，御前大臣带班，先祖跟着李鸿章进人内廷，叩罢，皇上（光绪）命李鸿章奏对，又命先祖前跪，皇上对先曾祖殉国表示不胜哀悼和惋惜,并温言慰抚。先祖听到皇上语言平和，随不由得稍抬头看了皇上一眼，但见皇上那么年青清秀，而且和颜悦色，紧张的神经不由得松弛下来。当蒙赐抽签的旨意一下，就有两个太监共抬一个方形托盘，盘上安放一个大签筒，抬到先祖所跪之处放下.先祖见筒中放有一些上有绿兽头的签子，随即伸手由签筒中任抽一枝，抽出后谢恩，急切间不敢细看，只看见朱粉字直隶蠡县等字样。这时有一官员将所抽之签，用一小托盘接去，走到御案前双手捧着呈上，皇上将手一摆，那官员随即面向旁观的群臣和先祖朗声宣读:“奉旨荫生所抽之签，乃直隶省蠡县知县!“话音刚落，遂听到李鸿章急切地轻声呼唤:“贤侄速速谢恩!"先祖遂即叩头谢恩。
  这时御前官员已命人将绿头签捧入偏殿，少时，太监又将签捧出，但是将签上朱粉字擦去，而将先祖姓名等等写于签上，交御前官员，由其朗声宣称：“月宫知县马庆麒接签”。先祖遂趋前两步双手跪接，太监将先祖所抽之签，用黄绫包袱包好交下来，先祖恭捧在胸。又由李鸿章领着，由御前大臣带班，从正殿进入东暖阁，向太后谢恩。进入室内，李鸿章磕头请安，先祖也恭恭敬敬地磕头请安。行礼完毕，先祖匍匐跪地不敢抬头，太后吩咐李鸿章站近些说话，李鸿章谢了恩，恭恭敬敬的走过去，肃立在太后宝座旁。太后向他问答了几句话后，随听李鸿章亲切而威严地吩咐先祖说："侄儿快叩谢皇太后恩典！”先祖又急忙重新整衣叩拜在地，口中奏称：“臣马宗武之孤子马庆麒叩谢皇太后天恩只听上面温言吩咐，抬起头来说话，先祖略微抬头，不敢正视太后，仅仅约略一窥.只见她朝服盛装，然而面部却带了凄然之容，先祖明白这是抚慰臣下的表现。皇太后说了几句表示哀悼和嘉勉的话，又叮嘱李鸿章今后要善视此子。李鸿章趋前躬身诺诺连声，随后跪安，先祖也跪安，一同退出。回家后，打开这个黄绫包袱，内包一个很精致的长形嵌银丝的漆盒，上饰二龙戏珠图案，开开漆盒一看，在紫绒衬上安放着一支绿头签.先祖随将“绿头签”先供在灵位上方，以慰先灵默谢皇恩，后捧给身卧病榻的慈母和诸亲友拜过。这支签约有铜钱厚薄，二指半宽，不到一尺长，是一种似竹非竹、似木非木的材料精制而成，头呈绿色，状似兽头，又似图案，下边油光光的漆成黄色，上写“月宫知县马庆麒”等文字。等到家人都拜了之后，就象圣旨一样，供在事先布置好的精室之中。金殿抽签过后，朱崇立定下了开吊的日期，安排了点主和开吊的一切仪节、程式，既按照北京的方式，也掺杂着安徽老家的风俗习惯，先祖母又提出添补一些杭州丧事的习俗，以臻完美，所以这次丧事仪节可说是集京、怀、杭之大成。
  保定回銮
  1890年（光绪十六年）先祖丁忧期满，出任宜隶省蠡县知县。后因严辞巨贿，秉公执法，斩了一名当地犯了命案的富豪独子，触怒了其在京位居显赫的亲戚，险遭谪贬，幸诸老臣代为不公，冤情剖于上，上反褒奖，调任唐县知县。
  任唐县知县后，有一次遇大清河水上涨，唐县及周围四县几十万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面临严重威胁。先祖亲自上堤，带领军民抢险抗洪，事后大病一埸，老百姓送来一块大匾额和万民衣、万民伞，遂因功又升调保定知府。临行时，当地百姓夹道相送。依时俗，留旧靴为念。此时，先祖已人到中年。
  当时的保定，已有洋人在此经商、行医、传教.先祖父母早就留意西学。有志效法西洋，以图强国。先祖遂通过各种机会结识了一部分洋人朋友，并延师洋人教习外文。
  1900年3、4月间，义和团在保定南关设坛聚会，5月下旬发展到城内。城内有一个文昌宫，庙宇宽广，房舍颇多，义和团在此召集群众，教练拳法，群众热烈响应，积极参加。后此宫也容纳不下，随又发展到东关。
  先祖的原始思想一直是"学夷之长技以制夷”，但对洋人的逐步侵略我国，也是愤愤不甘，耿耿于怀的，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口号，正吻合他的心理，朝中主持朝纲者多予支持，太后虽举棋不定，但还是赞成义和团的倾向多一些，因为"扶清”的口号太动人了。保定府是直隶总督所在地，知府之上还有布政使（藩台）、按察使（臬台）等上司，他们都支持，先祖当然无异议了。但先祖对义和团杀洋人、杀教民的行动，却甚不以为然.不过朝廷上司们不制止，先祖也就没法制止了。虽然如此，他却密切注视，以避免不应有的事端发生，并私下向自己熟识的洋人讲明当时的形势，以中国孙子兵法上"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相劝，让他们早离保定去南方避一段时间。于是洋人纷纷离去。
  果然不出所料，八国联军夺取大沽炮台，进占天津后，又直指京师，没来得及随驾出走的大臣及其眷属多以身殉国。同治皇后之父崇绮与荣禄逃至保定后，崇绮在莲花书院自缢身亡。直隶总督裕禄兵败退至杨村后，也自杀身死，总督之位改由廷雍护院。不久，八国联军直陷保定，廷雍奉命领其他在保定的官员开门恭候，把八国联军请进城里。没想到洋人进城后,焚烧杀戮,无情地掠夺，并把廷雍和各官员以及当地士绅逮捕了起来。代理总春廷雍对进入保定的侵略者说，一切对洋人不利的事，都是他个人主着干的，与任何人无涉，要杀杀他一个人，不要妄杀无辜。结果他被杀死,先祖等官员与地方士绅们幸免于难。到了次年，即辛丑年（1901年）和约订立，当初离开的洋人陆续回保定，经他们谈起，先祖方知，在交往的洋人中，有一与己交情甚厚的德国军官，名史耐根，是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部下，八国联军陷保定后，是他向联军军官为保定的官绅、居民求情，说明义和团是外来的，与本地官民无关，所以才维持了这样一个局面。
  就在这年，李鸿章患了肝病，吐血过多卧床不起。先祖夫妇闻知，忙一起回京去李府探视。但见李鸿章形容枯槁，精神甚为不佳，病势相当沉重。他见了先祖夫妇，先有欣慰之容，旋即露凄苦之状，说话已有困难.先祖夫妇请安后，不敢久留，以免病人伤神，随再次叩拜，告辞出来，到前庭与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李经方，孙李国杰，侄李经羲等见礼。从此，每隔一两天即进府探病一次.一日，先祖夫妇又去探望，时李鸿章觉得精神较为爽快，随把先祖叫到床前说:“吾染病多日，难为汝夫妇多所孝敬，顾慰我心。近觉疾稍愈，汝宜早归任所，勿贻公务。叔此次与夷人订约（指辛丑和约）非心所愿，唯事逼无奈，而余左右其中，恐难逃青史之责，悲愤难咽，自然成疾。吾老矣，近疾虽稍瘥然终恐难保。汝为官尚好，且习西学，应献身洋务，报效朝廷。吾原欲汝先任数年正堂官职，加深历练，然后随叔操办洋务，以求大进，不负汝父之托.今唯转托庆王等以完我忘.前借与庆王议事之机，述及汝情，已蒙慨允.慰庭处也允看顾.今后愿汝好自为之，无负我心……说到这里，他难过的说不下去，夫妇二人连忙叩头谢过，众人也忙将病人扶着躺下，先祖夫妇重新拜别，并回明遵命回任，不日再来请安。
  没过一个月，李鸿章溘然长逝，先祖夫妇大恸，如丧考妣.这时圣驾正在起驾回跸途中，保定是必经之地，须预先准备皇差，难以立即回京哭吊.这时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尚未到任，由直隶布政使周馥护院.他知道先祖与李鸿章的关系非同一般，便准了先祖假，办皇差另由别人代理主持，先祖夫妇匆匆准备了行装素服去京。到京后立即差人备办了祭品去李府哭祭，并献上奠仪2000两银子。开吊以后，先祖假满方匆匆回了保定任所，先祖母则暂留京办理接皇差的事宜。先祖母在京听到，銮舆所经之地，文武官员无不竭力报效，所献的金银财帛不计其数。先祖母暗自盘算，如捜刮民脂民膏以奉迎天幸，定有欺下媚上之嫌；若自诩清廉而故作怠慢又有无妄被参之虞。思忖再三，还是实惠不奢，迎其所好为上，先祖母准备从其陪嫁的名贵皮货中，献给皇太后一件金丝猴皮斗蓬，献给皇帝皇后各一件玄狐斗篷，送给宫内大总管太监李莲英一件狐素斗篷（据说若不送给他贵重礼品，那么孝敬太后和皇上的贡品，他是不肯给递上去的）。又用纹银和上等铜料，打造三把银手炉、三只银脚炉、几十只铜手炉，供其他嫔妃和王公大臣们使用。一切准备妥当，先祖母赶回保定。因先祖是地方官，虽上有督抚等上司，然而御驾降临保定地面上，那么一切所办的皇差事宜，当全由先祖一人承办。保定是个尖站，不住宿（圣驾回銮，将沿途各府州县，分为尖站与宿站，尖站只供膳食，宿站还得准备行宫驻跸），然则闻听御驾所经各地，相互竞赛供应。保定是直隶省份的首府，绝非远府僻县所能比拟的。所以先祖父母一商量”就把个尖站"行在"打扮得花团锦簇，金壁辉煌。圣驾降临的日子已到，虽然听说火车上午9点以后才路过这里，但驻保定的大小官员及各衙上下，几乎一夜未眠，通宵达旦地准备着。天刚麻麻亮，大小官员便倾城而出，齐集保定火车站，恭候御车到来.这时继任李鸿章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已到任，袁闻圣驾已快入直隶境，遂到邯郸接驾，直到驻跸顺德府治的邢台时，才蒙召见，然后奉旨到正定去复查盛宣怀所预备的花车，再回保定接驾.他所统率的新军名武卫右军，是按着德国的操典训练的，不单战斗力强，而且军容也较为壮观。这支部队不行跪拜礼，无论对什么贵人的迎送，都是吹号、举枪、行军礼。太阳刚一出来，袁世凯即率军亲临车站，众官依次拜过，遂由袁世凯的部队将领对众官宣布有关接驾事项:接驾时听军号为令，不得有误，一遍号响，众官整衣出棚，二遍号响，众官按班站定，三遍号响，齐跪倒接驾。宣布完后，令各回彩棚休息以持命，这时保定车站内外，上有彩扎天棚，下用黄土铺地，两侧还有众官准备接驾的各式彩棚、军乐、细乐，各种仪仗执事各据一方，应有尽有。
  过了些时，三遍号响过后，众官由袁世凯带头，列班匍匐在车站上。不长的功夫，专车徐徐进站，礼炮轰呜，军乐、细乐齐奏。车一停，下来了随从人员及卫士，接着、一些小太监簇拥着大总管李莲英也下车来了。与袁世凯见过礼后,官员们都向他请了安。袁世凯随向他说明:保定府知府马庆麒的眷属恐圣上路上寒冷，特赶制皮裘斗篷四件孝敬太后、皇上、皇后和老爷您（李莲英是太后最宠信的人，王公大臣都称他为“老爷”），另外打制手炉、脚炉多件，以供奉太后皇上及众人，果不出所料，李莲英见皮裘中还有孝敬他的一份，遂面露喜色，满□答应给以转呈，就这样，手脚炉、千金裘等就送到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皇治面前。李莲英乘机进言是何人所献，太后一听马庆麒这个名字，忆起这就是当年金殿抽签的那个钦差遗孤,遂传旨命袁世凯带保定府知府进见。先祖奉旨跟从袁世凯前去觐见，进入车厢，见车厢四壁用黄缎围障，车板上铺着厚厚的黄龙图案地毯，整个车厢显得宽敞明亮，富丽堂皇。见了太后、皇上，行过大礼，太后问了问保定的恢复和当时保护洋人的情形等。袁世凯一一回奏，并特别提到了先祖对洋人社交广泛，乱时早已安排了一些洋人走避，故既保护了洋人，又使当地不少的官员、士绅和老百姓免遭杀戮。太后甚为嘉许，并按照她连发的几道上谕，如保护洋人、改易新政、旁求贤才的精神，晋升先祖为道台，赐二品顶戴，还叮嘱袁世凯，今后若遇洋务优差，即着马庆麒署理.太后提到李鸿章的亡故，不觉又伤感起来，袁世凯忙跪请两宫下车，到”行在"进膳。太后、皇上下车后，全城官员分列道旁跪接。
  一会儿功夫圣驾到达"行在”，但见绵帏、绣幕，五彩缤纷，陈设高雅，气派堂皇.太后、皇上年余来久处荒僻之地，今忽见如此精舍，不免耳目为之一新，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太后的目光忽然落在一个陈设着的西洋白瓷缶上，这个白瓷缶，其造型玲珑雅致，是由三个半赤身的小天使背对背地托着一个荷花形的缶，全件晶莹洁白。太后不由脱口而出道:”这倒和我颐和园寝殿中所摆的三人缶一模一样的，只是我那个是五彩的，这是个白色的。我倒觉得，既是天使，应该是白色的，显得更加纯洁。“太后自言自语地说着，别人不敢答言，只有李莲英忙奉承道:”是啊!只有老佛爷才会有这样的独特见地!"太后刚一坐定，由先祖按照马府待贵宾的习惯，亲手献上三道茶。由李莲英和皇上的随身太监接过分献太后、皇上。头一道是"元宝茶"，即一盖碗上好清茶，在盖碗盖上放两个洗净的橄榄，喝茶时将青果放在碗内同淸茶一起，喝茶取其甘美滴香，又取其名字的吉利。二道茶是"桂圆茶”，实际上就是桂圆汤，只是用盖碗盛着，而在盖碗托上放一只银羹匙。平常马府待客只用银羹匙，这次先祖母想用金子打制一部分食器，以供御用。但先祖坚决反对。理由是使用银餐具能辨别食物是否有幸，尤其是现在供应皇差，若出现一点点差错，圣上怪罪下来，不知道连累多少人性命，因此大小调匙一律用银的，筷子则用象牙镶银的。这荼匙是用银子打制成象卷着的树叶样子，叶柄就是匙把，精段细刻着花纹.第三道茶是“莲子茶"，实际上就是莲子羹。
  三道茶昙，遂请太后、皇上入席用膳。太后、皇上各ー席，皇后陪伴太后同席，各宫嫔妃和王公大臣安排别室供膳，其他随驾的中下级官吏和随员以及卫士等，也都安排各室或临时搭的彩棚中就餐。这次酒席，共计摆了数百桌,所搭的临时厨房即占了一个大广场，保定府的厨师几乎全被征用，因圣驾想当日赶回，按钦天监慎重选定的黄道吉日11月28日到京，所以膳后稍事休息，就命御前大臣给应差的人们以赏赐，然后起驾回火车上。这时合城官员又都预先在车站上跪送，直到火车在鼓乐声中远远离去，官员才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无可讳言，纵然由于李鸿章的"圣眷"朝廷推恩也罢，袁世凯的推荐也罢，殉臣遗孤也罢，但决缺不了这次办差孝敬得遂心满意这个因素，所以才有以后连番超擢，以至于福建福州船政局提调和铜元局总办，一个美差，一个肥差，同时落于先祖一身。因当时清末政治腐败，卖官鬻爵，层出不穷，据说这两个缺，每个要买的话，几十万两银子也难买到。
  先祖自从升了道台后，袁世凯认为保定还属于大乱后的恢复阶段，先祖仍应兼署知府，暂时不必离开保定，等以后他向庆亲王奕劻将太后之意传达，看有好机会时再作安排。自此后，先祖仍在保定任道台兼署理知府，直到升擢福州才离去。
  福州洋务
  同治五年，当时的闽浙总督左宗棠就创议兴建福州船政局。他的见解，在他呈皇太后、皇上的《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阐述得非常清楚。同治五年六月接到上谕，允准他创办船政局。
  创办船政局，首要何题是选择造船厂厂址。几经商讨，最终采纳了法国人日意格的建议，选定福州为兴建船厂之地。因为福州港容易设防，闽江口小岛星罗棋布，群山环绕，宜于建设炮台；溯江上行十哩，两岸的山夹着江，只要布置几个水雷，便能阻住入侵的船只.船厂在此兴建，距省会较近，容易使高级官宪目睹制造，发生兴趣.此外，这里有重要的海关，船厂的经费较易筹措；泊船处所能停吃水二十二三尺的船只，船厂前即可停泊，本省能供应大量木材及其它原料，台湾产煤，离此不远；创办人左宗棠又是闽浙总督，便于监督照顾。
  选好了厂址，正在酝酿选派负责官员的时候，左宗棠奉命调往西北，任陕甘总督。福州船政局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他决不肯放弃，所以就推荐与他情同手足的沈葆桢接任。不久，上谕允准。
  左、沈情谊渊源，还需插叙一笔。左宗棠功名未成就之时，曾为林则徐作过幕僚，是时沈葆桢也在他舅父林则徐衙内.一天晚上，林则徐深夜无眠，遂漫步到前衙，见沈葆桢住室烛光摇曳、琅琅读书声达于户外，及至进内询问，方知读的是左宗棠所写的文稿。此后，林则徐曾向左宗棠说知愿二人切磋学问，共同上进，自此后俩人朝夕相处一段时间，情谊甚密。沈葆桢接任后仍以左宗棠的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他遵照左宗棠意图，特请来二品大员、福建市政使（即落台）周开锡为船政提调大臣，主持建厂等一切食物。还请来三品按察使衔福建补用道台胡光墉作提词的助手，经理一切事务。因为胡光墉这人有才华，心思细致，非常熟悉洋务，且是洋人们素来信服的人，所以为船政局断不可缺的人物。又请来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船政局正副监督。
  创办船政局之初，一方面派日意格和德克碑回法国去购买机器、大铁船槽、钢铁等，并雇请洋员、洋匠来福建。另一方面开设"求是堂艺局"（即福州船政学堂），挑选本地天资聪敏、粗通文墨的于弟入堂学习。他们除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外，还研究数学、绘画、造船技术等，学期五年，毕业后授以水师官职，或派往监工，成绩优秀者还派充为船主。在中日甲午战争前，福州船政学堂还先后分期向英、法、德等国派岀留学生，学习当时最新的海军知识。
  从1866年开办到1874年沈葆桢调离福建，八年时间花费了535万余两银子，制造轮船15艘，这些船质量并不优良，大部分用来装备了福建海军.
  1884年（光绪十年）发生了“马尾之战”，中国在与法国侵略者舰队交战中损失惨重，福建水师舰船被击沉七艘,官兵伤亡700多人。中国花了巨款，惨淡经营的马尾船厂也被炮火毁于一旦，战后虽经恢复，但生产大不如前。1894年甲午战争后，福州的船政局更趋没落，所造之船，既作战无力，又不适宜商运，只能供沿海各省作巡逻、缉私之用。朝廷虽多次更换管船政事务的官员，也未将这不利局面扭转。
  清廷深以这个耗资甚巨而无所作为的洋务事业为优。后来，奕劻已人军机处，朝政大权在握，遂派他最亲信的人崇善任福州将军（一品大员）。崇善是满州镶红旗人，荫生出身。奕劻受袁世凯之托，让崇善将先祖带往福州任铜元局总办。崇善遂借宴请袁世凯之便，也邀先祖同席见面.崇善家是满清贵族，府第轩峻，气派堂皇，会面后经袁世凯介绍，先祖与崇善竟然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崇善是"恩荫”，先祖是“难荫”，两人同为荫生。相谈之下，俩人又都是热衷于西学，于是越谈越投机，袁世凯见状也颇觉欣慰。因请的主客是袁世凯，所以崇善特备了满州烧烤大席。这席的席面是一百单八件，除了汤是用带沿的浅盘外，其余全是中型碟子，上来的碟子里几乎全都是烧烤的禽鲁肉类。当时官场上一般人都知道，袁世凯的胃口极好，每餐必备清蒸鸭。在上整只清蒸鸭子时，主人声明这是特为袁世凯而做。自此以后，崇善和先祖往来频繁，同时两家家眷也互相拜访，后结伴同赴福州。
  到了福州，先祖自去铜元局上任。接任后，在人员的安排上，换上了自己的幕僚，其他大小官员以及技师、工匠、监工和管理人员等，均未撤换。同时又聘请了外国管理人员、技师工匠十余人，并派人到国外购置机器。而后，开始铸造龙洋（上有龙形图案）。
  当年节过后，在一次相聚喝酒之际，崇善将军吐露了他的心事。原来福州船政局自崇善将军到福州就任后，沈会办翊清就撤了职，换了一个赏四品卿衔的广西候补道魏瀚，这人虽也想把这洋务事业搞好，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崇善认为，长此下去，自己不仅是辜负了皇恩，且对不起首创此业的左宗棠，经多日思考，他想请先祖挽回这船政的命运。先祖认为，船政局之事甚为棘手，但又想到崇善将军有知遇之恩，所以还是应允了。
  1904年，先祖接任船政局后，首先着手消除法国海军工程师杜耶尔遗留的麻烦.原来杜耶尔曾任福州船政局总工程师，他有二个朋友都在中国开办了船公司。1903年，当这两家外国船公司与福州船政局签订造船合同时，因杜耶尔是本局的总工程师，资金费用便由他估价.结果，他不顾福州船政局的利益，一味偏袒着他的朋友，因而造船合同上确定的造价太低，以至引起崇善将军等人的不满，正巧聘用杜耶尔的合同也到期了，就决定不再续聘他。但这事引起了法国领事馆的不满，横加干涉，长期得不到解决，一直拖到先祖上任。为此，先祖当机立断，带着合同亲去法国领事馆交涉，同去的还有一位英国朋友布莱克本•阿瑟•迪金森，此人后来曾在福州任英国领事。阿瑟•迪金森向法国领事说明来意后，先祖即命随从人员将合同拿出，郑重的声明:敝国政府既做出决定，决不更改，当年船政前辈沈葆桢曾说过:“领事为通商而设，不应干预船政。“随后先祖又说明，我仍将聘请贵国人员为总工程师，以敦睦两国的邦交.经过双方磋商，再有阿瑟•迪金森从中斡旋，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后来选了两名技艺精湛的法国人，一是阿•勒费弗尔•亨利，另一是让•弗朗索瓦•德，分别任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同时，严格规定了检查制度和奖惩条例。
  福建船政局就这样在新的规章制度督促下，年余造轮船1艘，趸船2条，驳船2条，于1905年初夏端午节，举行下水试航典礼.端午节这天试航的五只大小船都扎花结彩，装扮得异常美观，停在闽江口外。岸上搭了各式大棚，中间是一个告祭天地的棚，左边是一座官棚，是为崇善（集福建的总督、密军、巡府于一身）、水师提督、各国领事准备的，右边一棚是为藩台、臬台等官员准备的.先祖率领局内一部分官员在左边官棚接待，会办率领局内一部分官员在右边官棚接待。除官员外，福州水师、福州船政学堂的师生以及其他绿营官兵、护院亲兵都列队前来。许多老盲姓也齐集岸边看热闹。
  时间一到，在鼓乐声中，由崇善将军率领众官，首先祭告天地奠以牲醴。礼毕，礼炮轰鸣，船队徐徐离岸前进。当轮船开出后不多时，忽听得岸边上人群中发出了一片惊呼声，只见在目力所及的洋面上，轮船拋锚了，跟随在它身后的四只小船，也都停止不动。先祖忙命出动拖船将轮船拖回检视，并立即自己摘下顶戴向上谢罪。但崇善将军却极力安慰，并给先祖戴上顶戴。同时指示，查明责任之后，不论中国人、洋人，一定严办。
  事后先祖特派了孙工程师（名字忘记了）组织人力检查轮船机件。孙工程师认真负责，亲自带人检査，结果只是一个小机件的障碍，是人为所致。先祖下令，一定要把坏人查岀来。原来主犯是个洋匠，前总工程师的离去，有损于他的利益，加上他们洋人之间的派系暗斗，他因失去了靠山更变得处境不利，所以干脆来个我干不成，你们也别想干.从犯是洋人教出来的中国工匠。当时软弱的中国，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只能将主犯洋匠开除交领事馆处罚。对中国工匠，则命人交福州臬台从严处理，以为勾结洋人出卖祖国者戒。
  当年秋天一日，先祖母派人送来一封家信，先祖看信后知是马降生堂弟来了。马降生是革命团体"兴中会"成员。1905年革命党人策划暗杀“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时，革命团体中有一个名叫吴樾
  的，他和马延平（我的嗣父、先祖的长子）是同乡好友又是同志（吴樾在保定高等师范学堂，马延平在保定讲武堂）。他首先挺身而出，要一人担当这个任务,若一去不归，请挚友们能照看他的家属和未婚妻.最后大家决定，以吴樾一人为主，再派马延平为副，以便照应。后来，吴
  樾得到消息后即匆匆去京，住在桐城谊馆。一直等到9月里才探知，本月24日是五大巨乘车启行的日子。这日，他一早把预备好的官仆衣服穿戴整齐，怀揣炸弹直奔前门车站等候，谁知五大臣不是同时而来，等到最后一人来时，已到开车时间了。吴樾趁机上了火车，尚未对五大臣瞄准投掷，因车身震动提前引发，炸死几个仆人，吴樾也壮烈牺牲了。五大臣中只有载泽，绍英受了些轻伤，别人却都无事。尾随其后的马延平传来噩耗，大家悲愤异常，遂将其未婚妻做了安置。其余人众四散躲藏，马降生也涉嫌此案，流亡日本。今受命于孙文，归闽为革命筹资。先祖接信后即赶回铜元局，兄弟见面自有一番悲欢离合之感。询其来意，他说学业完毕应继续深造，本拟去东洋留学，想到当日与兄长的诺言，遂来此就兄。先祖听罢喜不自禁，遂安排铜元局总文案之位，马降生也不推辞.时隔不久,京中又传来了攻击船政的消息。攻击的理由仍然是什么"造船无成"、"成也无用”，还有什么“糜费太重”等等。这次是福建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崇善将军“抚疏力争"，根据先祖提供的事实，有理有据地与反对派抗争。由于崇善将军和先祖的据理力争，船政局的又一次风暴终于平息。
  1905年的冬季来临，这时总工程师阿•勒费弗尔•亨利和其他两位法国工程师，依据合同规定，要求结伴回国探亲.还有一位德国工程师和几位洋员也要求回国探亲.先祖对他们厚赍盘缠，还让先祖母自费按人头备了几份中国的特产，如：茶叶、丝绸、剌绣、名食等，赠送他们以为圣诞礼物。
  1906年的春天，先祖两个局的事业都非常顺心，预计端午节在两个总工程师的努力下，将造成一只较大的轮船和几只小船。先祖为了挽回面子，将再次于端午节举行轮船下水仪式。同时，这时崇善将军为先祖母上表特请的一品诰命夫人，也奉旨受封。
  先祖母闲下心来，想到降生弟来此已有几个月了，一直未曾谈起过想把家眷接来。他晚上一直是躲在房中看书写字，好象永远也忙不完似的。他的薪金很高，但省吃俭用，也不向家中寄钱。他朋友特多，时常从上海、广州、武汉、长沙、安庆等地寄信来，他也忙于回信。所以，先祖母心中产生了一个大疑团。于是，先祖母就以借书为名到前书房去找他，他也将手边的《警世钟》、《警钟日报》、《孽海花》等书籍及《女子世界》等杂志借给先祖母看。在这以前，先祖母给孩子们请了洋教习，洋教习给她带来了不少洋文书籍杂志，因而广泛地接触到一些昌明的科学和先进的思想。先祖母读了马降生的书刊后，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这时同盟会正在秘密发展会员，马降生想介绍先祖母参加，先祖母顾虑到先祖的官职恐有不便，想考虑考虑再说，及至陆续读了邹容著的《革命军》、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等进步书报后，便毅然决然同意加入同盟会。马降生郑重地拿出一张纸来给先祖母看，上面写着："联盟人陈剑侠，浙江杭州人，对会盟誓，驱除就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炮权。必信必终，贯彻始终，若违此盟，任凭处罚下面写着中国同盟会会员等字样.马降生说这就是同盟会的誓词，叫先祖母在下面亲笔签了字，并宣读盟誓。从此，先祖母就成为秘密同盟会会员了。
  1906年的端午节，船政局下水试航成功，福建官场上下无不欢欣异常.这年仍然由崇善将军兼总督，全省的军玫大事，他都愿同先祖商量，而先祖很愿听取马降生的意见.时间一长，福建官场上便流行走这祥一句话:“將军说话，不如二马点头。
  1906年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京里派出ー位钦差大臣，到东南沿海各省考查吏洽、税收、洋务等方面的情形.清代末年政治腐败到极点，所谓钦差考察，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搜刮地方财物的机会，而这次钦差到福建却落了空，原因何在？那还得从同盟会谈起.因同盟会活动经费多由各方面捐助，国内秘密会员虽都尽为而为，但绝大部分经费还是得自国外华侨会员.1906年同盟会以民营商业银行为掩护，设立上海信诚银行，从事筹划经费，活动经费才有了保障，马降生和先祖母的着眼点，是为同盟会尽量筹集资金。马降生游说了先祖，先祖本性是个傲气十足的人，又经这一有理说服，便决定不向钦差送钱财。先祖又去游说崇善将军，崇善是满州贵族，一品封疆大员，朝內又有势力，根本没把钦差放在眼里，所以先祖一说也正中下怀.崇善和先祖都是爱体面、讲排场的入，钦差大人一到，迎接的仪式很隆重.行辕比起别省来又华丽又舒适酒席比起别省来更为丰盛而奇特，钦差大人不由大喜。不想等了几天，各处大部分查完，都认为很好，但不见有人送东匹来，崇善、马庆麒都若无其事，不由得狐疑满腹，就想找碴显示一下厉害.这日，查到铜元局，听几位主事的官员说话语音相仿，遂问姓名，一连几个都姓马，问籍贯，又都是安徽怀宁，又一问，多是总办马庆麒的弟兄子侄辈，不由大怒，连声要上表弹劾：“马庆麒身为大员，任人唯亲。”崇善将军却冷冷地说：“本督就事论事，认为铜元局总办马庆麒’内举不避亲’，不信可派员细查，若找出漏洞，当先办本督失察之罪！”结果钦差组织起强有力的班子，专门查铜元局的帐、物资和其他各方面的情况.结果査来查去，什么也没查出来，只好恨恨离去。
  1907年夏季，崇善将军病了，遂上表乞假回京。先祖多年来与他朝夕与共，休戚相关（先祖母与崇善夫人感情起初也是甚密，然而，自从加入同盟会以后，她对崇善夫妇的感情也随之淡了）。崇善对先祖说：“我已推荐松寿接任总督，朝廷若不再派别人，福州将军和兼督船政事宜也就兼任了，他也是满人，我们是知交，我将切实托咐一番。谁想松寿是来了，但朝廷又派了位蒙古大员名叫特图慎的任福州将军兼督办船政事宜。这位新任福州将军，一虽与先祖在感情上是一张白纸，无恶感可言，但先祖却有落入继母手中之感。每日在去看望崇善病的时候，都郁郁寡欢。崇善将军又安慰先祖说，他回京后再想办法，遂重托了松寿，与先祖依依而别，回京去了。不到几个月，特图慎就调走了，换来了与松寿和崇善都相交至深的朴寿（满人）为福州将军兼督船政事宜，从此先祖就在松寿、朴寿两位军政大臣手下任事.两位大臣相待甚好，事业也非常顺心。在船局上下齐心努力之下。先祖任职几年来，共造大小船只包括驳船、隹船共20余艘。
  1908年冬，大祸临头。因朝廷下令暂停铸造钱币，所以铜元局无大事可办。而船政局却公务殷繁，先祖好胜心强，几乎将身心都扑在船政局那边了。铜元局这边只托了会办人员，并由马降生代表他，来处理些不急之务.正巧这年同盟会要凑集一笔数目可观的款子，眼看到了冬季尚差太多，就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马降生和先祖母。马降生与先祖母商量，要私下造一批银元。先祖母认为这事非同小可，违旨私铸已是死罪，若再走漏风声，知是支援革命党，那就是满门抄斩了.若无妥贴万全的措施，不如变卖私产来得安全。马降生认为这可能是同盟会准备起义购买军火枪械用的大笔款项，嫂嫂的私产再多，岂是个人私蓄所能解决得了的，遂借故去了一趟上海，到信城银行找同志们商量万全之策。不几天回来后，他与先祖母说明，组织上决定让他权铸，但是不要暴露先祖母.先祖母只是做好支走先祖去船政局的工作，万一遇上先祖回铜元局，也要设法拖住他，不让他知道一点风声。事成后马降生逃往日本，这里一切都推到马降生身上，说马又携款潜逃了。此后，马降生就避免与先祖母见面，自己去发动工人铸钱，并以飞跃之速度把钱铸成，随即人钱俱杳了。这时局里才传开了马降生私自铸银钱、携款潜逃的消息。先祖得知后气了个半死，无法补救，只好等待治罪。总督松寿、将军朴寿，一方面尽量将罪推到马降生身上，通缉全国捕拿归案；另一方面上表朝廷为先祖开脱罪责。京中得知此事后，也展开了争辩，那位来福州时一无所得的钦差大臣，借此机会，纠合几位大臣，声言违旨私铸, 国法难容，要求严办。而这时袁世凯已入军机，奕劻
  又是军机处首要人物，加以崇善将军在京，这些人都是实力派人物，他们认为违旨私铸的不是总办本人，主张首先缉拿要犯，等要犯捉拿归案后，问明情由，才能处理马庆麒的失察罪贲。所以，先祖未遭到灭顶之灾。正在此事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于两日内相继崩逝，两重国丧遂诏吿天下，丧服27日。京中举行隆重丧葬典礼，紧接着三岁的嗣皇帝溥仪即位，这一吊一贺，忙得不可开交，先祖祸事因此搁了下来。等京中诸大事吿一段落，先祖的事也就冷了场，再加众保护人竭力斡旋，于是大事化小，最终定失察罪，以"革职回乡"而了此一大案。先祖匆匆交卸，忙带领家眷、师爷们和本家兄弟子侄以及他们的家属一行回安徽怀宁。
  途经上海，先祖母不放心那笔款子和马降生的下落，借口上街购物，向先祖打了招呼，遂由老乳母陪同雇车上街.到了热闹的城隍庙，先祖母将欲购之物的清单和钱，交给老乳母，让她买完东西后到指定的一家高级餐馆相等。交待完毕，匆匆而去。先祖母按照马降生所说的地址，找到了信诚银行总经理,拿出自己的名片，并照马降生教给她的握手办法，和总经理四个指头相互扣拢地握了手。因这种握手法暗示了彼此都是同盟会会员的身份，两人彼此会心地微笑了。总经理说，款项已如数收到，马降生已安抵日本，一切都请放心。同时又谈到，同盟会女会员过少，现在急需女性会员办学，看来先祖母是个适当的人物.但考虑到先祖母刚冒绝大的风险，完成了集款的重大任务，且有家室之累，不能无故离开，只有以后再作研究.最后从保险柜里找出一张象普通名片那样大的白纸片，上面写着"马陈剑侠”，在角上还有一组号码，这就是先祖母参加同盟会的号码.总经理让先祖母看过同盟会的党证后.又收回保险柜，说这是马降生所托，因先祖母境况复杂，党证不宜自己收藏，特放在此处保管。先祖母遂匆匆吿别，离开信诚银行，找到乳母，回了旅馆。在上海只停了一天两夜,就坐上江轮到了安庆,一家凄凉地住进了旅馆.先祖父母的两颗心都凉透了，这时才起了悔意，悔不该冒冒然回到安徽老家来.先祖本是北京生长，革职回乡，就应该回北京才是.先祖母建议先祖帶领师爷们回京家居,自己到上海休息一个时期，以后看先祖的行止而定。先祖认为年底已近，地冻天寒，不必让她再跟到北方去受罪了，遂同意了先祖母的主意。于是不再起程回怀宁马家松园，而于第三天又都回到上海。师爷们给先祖母找好房子安好家，先祖就带了我的七叔和一帮师爷们匆匆北上。先祖母帶了其余的孩子在上海安定下来.她择定上海安家的目的很明显，是想摆脱家庭的羁绊，参与同盟会兴办女学。
  遗老结局
  先祖母在上海定居不久，同盟会就任命她为上海坤卫女子学堂校长.这个学校的宗旨是：在号召妇女学文化、增知识、争取另女平等的基础上，暗中鼓动妇女革命。先祖母放下诰命夫人的架子，兢就业业地干起了革命工作。在此期间，她掩护过秘密同盟会员，也救助过走投无路的逃婢、弃妇，后期还结识了何香凝女士。
  先祖回京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重又被钦封为咨政大夫，虽是闲职，但却是一品大员。
  划时代的1911年来临了，辛亥革命成功，清朝亡。这时先祖母正回北京探望先祖，消息传来，先祖母欣喜若狂，而先祖却颓然倒在躺椅上，万念俱灰了。银元案发后失踪多年的马降生，此时重又意外地出现了。原来他从日本回国已被任命为北京民国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校址在西城太平湖，原为醇亲王府旧址，只因该府是光绪皇帝诞生之处，所以第一代醇亲王奕環于光绪十四年，已将其缴还清廷）。他不管先祖盛怒得暴跳如雷，也不顾先祖一叠声地命人将他赶出，仍大义凛然地讲，私铸银元奉献革命，兄长纵然蒙受了损失，但却给兄长买来了"爱国、正义"，并讲出长嫂也是革命先驱。先祖急怒攻心，大病了一场。他总认为，妻子欺瞒了他，背叛了皇朝，是绝不能饶恕的。从此，夫妻明面失和，分居北京、上海两地，达十几年之久。
  马降生为了报偿长兄的损失，以高价租了颐和园的昆明湖，从南方购来大批鱼苗，从德国买来了一些放入水中引鱼入网的渔灯，并聘请了南方的渔业工人，开设了渔业公司，盈利全部交给兄嫂。
  袁世凯称帝时，欲聘先祖出山，先祖拒之；以后又拒绝了贿选总统的曹鲲的礼聘.先祖因清室难复，军阀混战，国事日非，而经常急躁愤怒，长吁短叹，终因肝火日盛而双目失明，延至1928年秋，这位清朝末代的洋务派，抱着他那忠于皇恩浩荡的清王朝的思想和那”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宗旨而与世长辞。
  （陈昭荃、马洪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