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研究历史者便于确定郭松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笔者特访何了曾给郭松龄当过卫队连连长,后来又为韩麟春当卫队连连长的潘恩博。现将潘所谈的内容择要记述如下:
郭松龄的为人,很勇敢,很坚决,想到就干,干就干到底。他与东北军各将领多不投契,只和奉天省长王永江是亲密的朋友。王永江是日本留学生,对日本国情很熟悉,头脑也很清楚。那时在东北三省,有关中日交涉的事件极为频繁。每一事件对中国外交人员来说都感到棘手,而交涉的结果又总是中国方面吃亏。在这种情况之下,王永江就爱和郭松龄凑在一起,窃窃谈论一阵。有时谈得起劲,还相与扼腕太息,这是经常见到的。
日本自伊藤博文高唱“大陆政策"之后,历来阁臣都是遵奉着这一政策而向前推进。他们认为中国土肥人蠢,易于统治,要想全部吞并整个中国,而首先垂涎的就是毗连朝鲜的东北三省这片广大区域。东三省为中国的门户,是不容外人窥伺的。所以东北之忧也就是中国之忧。张作霖是个老粗,并没有这种远见。而他最亲信的姜登选、杨宇霆,又都是野心家,只顾主张向关内扩张势力,以图逐鹿中原,统一全国,却忘了身后有一个正在虎视鹰瞵的强大敌国。郭松龄与王永江的看法与姜、杨二人载然不同。但在权势地位上都不如姜、杨占优势,所以只能在背后太息,痛恨姜、杨的误国行径,而不能使张作霖有所省悟。这样酝酿既久,就造成了王、郭与姜、杨间势不两立,终于在军事会议上暴发近来。
约在1925年秋冬之交,张作霖在沈阳帅府召集了一次各省军事巨头会议,张作相、吴俊升、汤玉麟等都在座。郭松龄在会上毅然发表了一个重要建议,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钟头。他的主张大致是:将关内之兵完全撤回关外,另以新法整训,甄别军官,裁汰老弱,使其屯田开恳,开发富源,寓兵于工农之中。提高东北兵工厂的技术,增加武器生产。做到东北人民每家都有一支一三四步枪,每屯有10门至20门迫击炮或三八野战炮;18岁以上的男子皆受军事训练,女子皆受救护或后勤训练。一旦有事,可以人自为战,屯自为守;积极巩固鸭绿江及吉黑边境的国防线,以全力严防邻国的侵略;不向关内争寸土,也不受关内任何方面的节制等。
这一段建议性的演讲既透辟又沉痛,声音宏亮,娓娓动听。然而在座的那些腐朽顽固的旧军阀们都不爱听,特别是姜登选、杨宇霆等更表示激烈反对。这样以来,就使不明是非的张作霖赫然震怒了,他拍案大骂郭松龄要造反,并说:“我花了多少枪炮子弹夺来的关内地盘,你竟要给我完全放弃,这是惑乱军心,罪不容诛……”张作霖当即下令要把郭松龄枪毙了。这时会场上的空气十分紧张,侍立在走廊间的郭松龄的卫队,竟有人拔出枪来准备应战。幸经张学良、王永江等善言调停,一场风波才算平息下去。
会议之后,王永江见了鲍文樾,就气急败坏地连呼:"中国完了!中国完了!”从此,王永江忧愤成疾,不久死去。而郭松龄也就坚定了反奉的决心,首发难端。所以当时在东北流行着一句口号:“气死王永江,逼反郭松龄。”
郭松龄与张学良私交甚厚,张对郭也能言听计从,而奉系新军势力,又多半在郭松龄的掌握之中。所以郭松龄就想拥戴张学良为东北军总司令,自己为副总司令。他以“清君侧”为名,企图返旆沈阳,推翻张作霖,实行其撤兵出关,开发东北的计划。无奈张学良不敢以子犯父,严予拒绝,遂使郭松龄势成骑虎,不得不单独行动。故其油印命令上只有副总司令郭松龄一人盖章,而仍保留着总司令张学良的一个空衔。即此可见,并不是郭松龄有篡位野心。郭松龄失败被杀后,张学良曾放声大哭,尤为明证。
当滦州起事之初,正值安徽军事失利,姜登选仓皇北归,专车经过滦州,被郭松龄截扣杀害。这一事件是个颇为严重的问题,并不是一两个人的谗诟所能奏效的。原因是姜登选与郭松龄主张不同,志趣各异,郭松龄要想实行自己的计划,就必须首先除掉这个最大的障碍物。
此外,据我所知,郭松龄的反奉通电原文是饶汉祥所拟,曾经传诵一时,饶是黎元洪的秘书长,即所谓“幕府四汉”之一,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推翻满清的那篇檄文,就是出于他的手笔。当时饶汉祥在天津租界作寓公,并不担任郭松龄的任何职务,他代拟电文,只是受郭松龄的恳托而帮忙。郭松龄失败后,饶汉祥曾被张作霖逮捕了去,因饶染有非常严重的鸦片嗜好,形同槁木,衰老不堪,张作霖没杀他,仍把他释放了。郭松龄反奉的主谋是林长民,林是专攻法政的,在民初及潘馥组阁时,曾先后担任过某部总长,郭松龄失败后同罹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