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七•七”事变前，我在青岛日本居留民团义务消防队当消防手。1937年9月，日本侨民回国，我又转到青岛市警察局消防队当消防手。是年底，青岛市长沈鸿烈，派人把座落在四方、沧口的日本工厂爆炸破坏，令党政机关人员及驻军撤离青岛。消防队队长李佑余在撤离青岛时告诉我：“你留下吧！看守着消防队这个摊，要想法防止日本人烧杀，我们后会有期因此我没有跟着沈鸿烈走。沈鸿烈走后，青岛市陷于无政府状态，原青岛市警察局督察长徳国人安德河出来组织一帮白俄及少数中国入维持市内治安，我以消防队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了安徳河组织的这个警察队，同时我还约了马金来，那春华来消防队。这时四方、沧口的日本工厂，余火未熄，为了避免火势蔓延，安徳河叫我去扑灭余火，并全而查看火场。消防队仅有一辆人拉消防车及一部破旧消防器械，我和马金来、那春华三人拉着消防车，带着必要的消防器械，先到四方，继到沧口査看火场，扑灭余火，连续干了七八天，日本侵略军登陆后，原日本居留民团义务消防队队长牛岛正雄，到被破坏的日本工厂査看时，看见我们三个在火场工作，非常高兴，当即向我打招呼，连声说:“你的，好好的有。"他叫我再找些人来消防队，随后我找来了七八个人，并告诉他们，暂时没有工资，不愿干就走，不要勉强。继又陆续来了四五个人。我去日本陆军司令部（在太平路）问他们要不要消防队，日本人说要。接着派牛岛正雄来消防队当队长（不负实际责任），太田良吉当副队长（负全部管理责任），我也被派为副队长。消防队正式成立，作为一个独立单位，脱离警察局的管辖，这时消防队已有30多人，有马金来、那春华、曹乐会、曹乐贤、李世贤、曹中玉、张景会、张侠、曹钟雨等。
1935年，经翟吉甫介绍，我与张侠相识，继之成为知己，我知道张侠是国民党特务。通过张侠我认识了住在恩县路的一个国民党特务李光亚。张侠来消防队是为了取得掩护。1938年5月的一天，张侠告诉我："国艮党中央党部派特派员谈明华来青岛，今晩从小港下船,你能否去小港码头接他？”我说：“能去随后，我按照张侠说的时间，开着一辆消防车去小港码头接谈明华，把谈明华接来后，就暂住在消防队。两天后，谈明华搬到龙山路五号去住。谈明华化名马信义,以消防队书记的身份，到江苏路派出所报上户口。与此同时，张侠又介绍其同伙邱晓晨、闫振东、张开太三人来消防队当兵。谈明华来青岛后，当即与国民党特务明德小学校长彭玉麟，该校教员戚胜生，国民党特务、市中教员侯汉卿等人取得联系，继设电台于明德小学。他们白天把电台机件拆开放在学校的理化仪器橱里，晚上使用时再组装起来，由侯汉卿、戚胜生、韩亚夫负责报务机务。时过不久，韩亚夫一再向我借钱，有借无还，我把韩亚夫向我借钱的事告诉了谈明华，谈明华说：“不要借给他。”韩亚夫向谈明华要钱，谈明华不肯满足韩亚夫的要求，韩亚夫怀很在心，产生了岀卖谈明华的念头。住了一段时间，在1938年8月间，韩亚夫把谈明华的特务组织人员及电台等全部情况出卖给日本海军特务部。海军特务部据报派兵包围了天主教堂、明德小学和龙山路5号进行搜捕。谈明华、彭玉麟、侯汉卿、张侠被捕，电台被搜去，戚胜生越墙逃跑，同时被捕的有龙山路5号的居民、天主教堂和明德小学职工100多人，随后这些入陆续释放了，谈明华等人被捕的当天，在消防队当兵的邱晓晨、闫振东、张开太就逃跑了。我心存侥幸，没有跑。过了将近两个月，在1938年10月的一天，日本海军一辆卡车开进了消防队大院。车上有几个日本兵找到我，不容分说，就把我推到车上，拉到海军司令部（在今海洋学院），把我关在一间小屋里。我预感到严刑拷打在等待着我，真想自杀，可是手里什么也没有。到了晚上，一个日本兵给我送来一碗米饭，我不知其味地吃了一点。刚吃完饭，来了四个日本兵，把我叫岀来，推上汽车，直驶常州路监狱，下车后，被押进仁字监房。在往监房里走的时候，我从监房门的小洞里看见了张侠。我进监四五天后，又送来10个海盗。我们这个监号里押着门个人，很拥挤。过了五天，把我提到日本海军军法处（在今海洋学院）审讯室里，正面摆着两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两个日本人，旁边站着一个翻译和三个日本兵。审讯开始，翻译对我说：“皇军对你很好，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坏事?”接着翻译把日本人的问话翻给我听:”你和谈明华那伙人搞了些什么事情,统统讲出来!”我说:"我没有和谈明华一起搞过什么事情，谈明华搞的事情我不知道，是张侠介绍谈明华来消防队的。”翻译说："不揍你，你是不肯说实话的。”但是日本入没有发火，也没有多冋，第一次审讯，就这样结束了，当即把我送回监狱。过了一个星期，又把我提到军法处审讯，我坚持原供，翻译火了，打了我两个耳光。第三次审讯，还是因我坚持原侯、不改口，军法官火了，叫人脱去我的上衣，用马鞭子抽打我的脊背，把我打得皮开肉绽，但我仍坚持原供。熬过了这次审讯后，又审讯了三次，后三次审讯，没有用刑。原因是日本人也认为我只是掩护窝藏犯罪者，另外据传说，牛岛正雄曾给我说情，日本人对我的审讯，就这样结束了。我在常州路监狱关押了半年多，到1939年4月的一天，一个日本看守问我有几个孩子，我说有三个，他说：“你的不要怕，你的关系不大又住了几天，一个日本人带着日本国际洋行（在中山路、江宁路、天津路之间）的一个伙计当翻译，来监狱把我提到另一个监房里问话。日本人通过翻译问我:“中国的领袖是谁?”我说是：”蒋介石这个日本人没有再问别的，就把我送回原监房。事后我想，如果我说中国的领袖是汪精卫,日本人会高兴的。1939年5月的一天，把谈明华、彭玉麟、侯汉卿、张侠和我，都从监房里提出来，两个人绑在一起，推上汽车，我们都趴在车厢里，上面盖上一个席子，有六七个日本兵踩在上面。汽车开了，我心想，这可能是拉出去砍头。汽车跑了不多时，停下了，日本兵跳下车，把我们从车上拖下来，押进了一间小屋，住了十多分钟，把我们押进了审讯室。审讯室正面，摆着三张桌子。桌子后坐着三个日本人，两旁站着翻译和日本兵七八人。坐在上中的是日本海军军法官铃木，另一个军法官开始问我："你是马元敬？"我说"是”军法官又说：“你知道你犯了罪?”我说"恩典。”军法官接着就宣判：“马元敬违犯大日本海军军法第二条第六款……”这些条款我没注意听，我注意听判几年，但也没有听到。对我宣判之后，接着对谈明华、彭玉麟、侯汉卿、张侠依次宣判，也没有宣布刑期。宣判完毕，我们又被推上汽车，同来时一样，拉回了常州路监狱，各自回了监房。十天后，一个法警来监房叫我打行李卷，接着叫我带着行李出来，监狱院里停着一辆囚车，法警叫我上了囚车，囚车开到李村监狱，我下车后，押解我的法警,把我和公文交代给监狱负责人，监狱负责人询问过我的姓名籍贯，告诉我被判刑五年，要我认罪服法，遵守监规,随即把我送进监房。进监的第二天就糊火柴盒，四个月后，就叫我到院子里晒火柴盒。又过了半个月，一天，一个姓曹的看守告诉我：“昨天又送来四个犯人，里面还有南方人。”我想看看这四个犯人，是不是谈明华等人，第二天我岀来晒火柴盒时，便试探着问一个姓潘的看守："听说前天又送来四个犯人。”潘看守说：“是”。我接着说：”我可不可以去看看?”潘看守说："可以于是我跟着潘看守走到一个监房的门前，向里一看，就看到了谈明华，又看了三个监房，看到了彭玉麟、侯汉卿、张侠。以后听说，他们四人原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继后又有王文坦、马永华、王子连等三人，因政治犯罪，判刑五年、来李村监狱服刑。
李村监狱的安监狱长、郭科长对我们很照顾，常问我们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我们也想方设法拉拢里面的看守。谈明华首先托ー个姓刘的看守送出ー信，这个姓刘的看守又给谈明华带进50元钱，接通了与外面的联系。以后姓苏的看守,姓潘的看守,也常给我们出去买东西,订饭,向外捎信。传信的办法是，把用药水写的信,夹在手纸里送进监狱，我们再用药水浸湿，就现出字来。在互通信息之后，由国民党中统特务张元生、徐帅正直接领导的待务大队长栾忘超、副队长李仁卿也在积极进行策反工作，争取监狱里的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策划劫狱。凡是被我们吸收的人，暗给一份工资。起初我们想趁夜间打开监房的门，越狱逃跑。我们叫姓潘的看守给配了一把钥匙,我们藏在地板下面。—个
淸洁工找地板擦子时，从外面的通气孔望见里面地板上吊着一把钥匙，他报告了监狱长，监狱长叫人把钥匙取去，并加强了戒备措施。这后安监狱长、郭科长来监房同我们谈话更频繁了，和我们保持接触的那两个看守也被开除了，我们与外面的联系也中断了。事过不久，我们和外面的联系又恢复了，李仁卿托张福新送给我们五枝手枪，并通知我们准备劫狱行动。我们把监狱的地图（标明管理机关及我们所在监房的位置）划好送出去，接着外面传进信息，约定武装劫狱时间，这时监狱长似乎有所查觉，监狱内外增加了岗哨和武装警察巡逻，接连不断的清查监房。我们没能如期行动，并把五枝手枪送了岀去。半个月后，狱内情况缓和了，栾志超、李仁卿又把五枝手枪送进监狱。1940年5月的一天外面传来信息，通知我们，决定今晚武装劫狱，要我们作好准备，并规定暗号，即晚上放风时，我们都伸着手，表明已作好迎接劫狱的准备，如果我们都握着拳，就是出了问题。这天晓上放风的时候，我们都伸着手，黄昏时分，国民党游击队员分散潜伏在李村监狱周围，栾志超、李仁卿进驻监狱附近的一家肥皂厂。栾志超借用肥皂厂的电话，同监狱里地下工作人员通话。监狱里地下工作人员方炳麟（掌管监狱大门）立即跑到监狱大门，游击队员毛贵虎及时赶来，佯装因事请求进门，方炳麟把毛贵虎放进大门。毛贵虎即刻亮出枪来，把门卫驱赶到屋里，潜伏在外面游击队员，蜂拥而进，在被开除的苏看守、潘看守引领下，直扑管理部门，卡了电话，把管理人员全都看起来了。监狱里的地下工作者李雨德跑进监房，首先给谈明华和我们这几个人住的监号开门。然后把其他监号的门一一打开，监狱里的犯人蜂拥而出，我们为了迷惑敌人，高喊向崂山里跑。伪警察局李村分局发现监狱岀事，疯狂向监狱大门射击。李村监狱关押400多人，大约跑出一半时，李村分局的武装警察赶来，这时我们几个人早已跑出监狱，游击队员也随着人流退出监狱，李雨德只顾为监号开门，没有退出监狱，伪警察赶来了，他不得不越墙逃跑,但跳到墙外却挣断了腿，不能行动，被汉奸捉住，遭日军惨杀。事后日军侦悉，栾志超、李仁卿等曾潜伏在监狱附近的这家肥皂厂，竟把厂主全家的人杀害了。
我和谈明华一行八人，在四五名游击队员引领下，冲出监狱大门，向西北方向跑了约有三四里路，到了一片坟地，我们停下商量了一番，决定分两帮前进，谈明华、彭玉麟、侯汉卿、张侠和四名游击队员，前头走，我和王文坦，马永华、王子连跟在后面，继续奔向海边，目的是到海边上船，去海西。走到水清沟过马路时，遇到日本兵，把我们冲散了。我们这一帮退回来，隐蔽了一会,又朝着海边跑去。到了海边,一看没有船,我们急了，认为不能在此久留,立即决定往回返。途中王文坦说:”咱不能在一起,各弃前程吧!” 于是我们就分手了,我和王子连向东走了一会,看见前面有个山头,爬上山顶,望见了四号码头,才识辨出这是双山。王子连说，他有个干老头叫袁庆熙是双山村人。我俩进了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袁庆熙家里的门叫开。袁庆熙一见我俩，就知道是从监狱里岀来的，我俩在袁庆熙家换了衣服，袁庆熙的儿子袁来川在四川路船坞上班,天明后，我带上袁来川的臂章，骑着袁来川的脚踏车，载着袁来川来市里。进市后,在一僻静处，我把臂章、脚踏车还给了袁来川。接着我先后我到了几位熟人的家,他们都不敢收苗我，我就顾着安辉路上广西路去找亲戚。我的这家亲戚，南邻日本特务部，对面是警察局市南分局，进了他家，就不敢出来了。我叫这个亲戚去消防队找曹中玉（我的内兄）、马金来、那春华来和我见面，只有曹中玉来了，但他也没有办法把我送出去。我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想到了在监狱里认识的王子华，他早已出监回家，我去青海路找到了他的家。见到了王子华，我当即要求王子华设法把我送出青岛,王子华答应了。经他三天的奔走联系。安排我从四川路海边上船去海西。规定有人在四川路从东向西数第七根电杆处等我。我的打扮是带一副墨镜,身穿长袍，右手提着长袍，插在腰里。晚上九时左右，王子华亲自开着车把我送到四川陪，我下了车，向前一看，电杆处没有人，前面有个入向前走，我就喊郭某（名字忘了），我喊到第五声，前而那个人停下，回头打虽我，见暗号符合，就回来和我搭话。我说:“我是马元敬，王子华叫我来的他即把我带到海边。海边上有只小船，我急忙上了船，驶向海西。
天快亮了，船到海西郭家台子，停在海滩上，我下船蹚水上岸，在船夫的引领下，找到了游击队。队长给了我一辆脚踏车，又派了两个便衣骑着脚踏车，把我送到姜黎川的司令部。谈明华、彭玉麟、侯汉卿、张侠已先我到达姜部。在李村监狱被劫的当天，李仁卿已派人把我的妻子、孩子从育岛送到姜部。姜黎川当即把我们出狱的事，电告山东省主席兼青岛市长沈鸿烈。沈复电要我们即去山东省政府所在地 --临朐吕匣店子。姜黎川派人护送我们到省府驻地后，省政府秘书长雷法章在村头迎接，并引我们见了沈鸿烈。沈同我们一一握手，详细询问了被捕及劫狱经过，听完汇报后，笑着对我说：“马元敬再回青岛吧！ ”我说:“我不敢回去了。”沈说："你们去好好休息几天吧!"三天后，省府为我们举行了疏险庆祝大会，到会的有1000多人，沈鸿烈、谈明华先后讲话。会后沈鸿烈发给我们每人1000元慰劳费，安置了工作。谈明华向沈鸿烈要了个保安旅的番号，领了一部分活动费，说要回崂山拉队伍打游击，可是他没有回崂山，拿着钱跑到安徽阜阳去了，我进干校学习，因我是插班，两个月就毕业了，毕业后先到胶县姜黎川部，后又回省府，任赈济委员会查放员，负责到灾区调查放赈。
1935年，经翟吉甫介绍，我与张侠相识，继之成为知己，我知道张侠是国民党特务。通过张侠我认识了住在恩县路的一个国民党特务李光亚。张侠来消防队是为了取得掩护。1938年5月的一天，张侠告诉我："国艮党中央党部派特派员谈明华来青岛，今晩从小港下船,你能否去小港码头接他？”我说：“能去随后，我按照张侠说的时间，开着一辆消防车去小港码头接谈明华，把谈明华接来后，就暂住在消防队。两天后，谈明华搬到龙山路五号去住。谈明华化名马信义,以消防队书记的身份，到江苏路派出所报上户口。与此同时，张侠又介绍其同伙邱晓晨、闫振东、张开太三人来消防队当兵。谈明华来青岛后，当即与国民党特务明德小学校长彭玉麟，该校教员戚胜生，国民党特务、市中教员侯汉卿等人取得联系，继设电台于明德小学。他们白天把电台机件拆开放在学校的理化仪器橱里，晚上使用时再组装起来，由侯汉卿、戚胜生、韩亚夫负责报务机务。时过不久，韩亚夫一再向我借钱，有借无还，我把韩亚夫向我借钱的事告诉了谈明华，谈明华说：“不要借给他。”韩亚夫向谈明华要钱，谈明华不肯满足韩亚夫的要求，韩亚夫怀很在心，产生了岀卖谈明华的念头。住了一段时间，在1938年8月间，韩亚夫把谈明华的特务组织人员及电台等全部情况出卖给日本海军特务部。海军特务部据报派兵包围了天主教堂、明德小学和龙山路5号进行搜捕。谈明华、彭玉麟、侯汉卿、张侠被捕，电台被搜去，戚胜生越墙逃跑，同时被捕的有龙山路5号的居民、天主教堂和明德小学职工100多人，随后这些入陆续释放了，谈明华等人被捕的当天，在消防队当兵的邱晓晨、闫振东、张开太就逃跑了。我心存侥幸，没有跑。过了将近两个月，在1938年10月的一天，日本海军一辆卡车开进了消防队大院。车上有几个日本兵找到我，不容分说，就把我推到车上，拉到海军司令部（在今海洋学院），把我关在一间小屋里。我预感到严刑拷打在等待着我，真想自杀，可是手里什么也没有。到了晚上，一个日本兵给我送来一碗米饭，我不知其味地吃了一点。刚吃完饭，来了四个日本兵，把我叫岀来，推上汽车，直驶常州路监狱，下车后，被押进仁字监房。在往监房里走的时候，我从监房门的小洞里看见了张侠。我进监四五天后，又送来10个海盗。我们这个监号里押着门个人，很拥挤。过了五天，把我提到日本海军军法处（在今海洋学院）审讯室里，正面摆着两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两个日本人，旁边站着一个翻译和三个日本兵。审讯开始，翻译对我说：“皇军对你很好，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坏事?”接着翻译把日本人的问话翻给我听:”你和谈明华那伙人搞了些什么事情,统统讲出来!”我说:"我没有和谈明华一起搞过什么事情，谈明华搞的事情我不知道，是张侠介绍谈明华来消防队的。”翻译说："不揍你，你是不肯说实话的。”但是日本入没有发火，也没有多冋，第一次审讯，就这样结束了，当即把我送回监狱。过了一个星期，又把我提到军法处审讯，我坚持原供，翻译火了，打了我两个耳光。第三次审讯，还是因我坚持原侯、不改口，军法官火了，叫人脱去我的上衣，用马鞭子抽打我的脊背，把我打得皮开肉绽，但我仍坚持原供。熬过了这次审讯后，又审讯了三次，后三次审讯，没有用刑。原因是日本人也认为我只是掩护窝藏犯罪者，另外据传说，牛岛正雄曾给我说情，日本人对我的审讯，就这样结束了。我在常州路监狱关押了半年多，到1939年4月的一天，一个日本看守问我有几个孩子，我说有三个，他说：“你的不要怕，你的关系不大又住了几天，一个日本人带着日本国际洋行（在中山路、江宁路、天津路之间）的一个伙计当翻译，来监狱把我提到另一个监房里问话。日本人通过翻译问我:“中国的领袖是谁?”我说是：”蒋介石这个日本人没有再问别的，就把我送回原监房。事后我想，如果我说中国的领袖是汪精卫,日本人会高兴的。1939年5月的一天，把谈明华、彭玉麟、侯汉卿、张侠和我，都从监房里提出来，两个人绑在一起，推上汽车，我们都趴在车厢里，上面盖上一个席子，有六七个日本兵踩在上面。汽车开了，我心想，这可能是拉出去砍头。汽车跑了不多时，停下了，日本兵跳下车，把我们从车上拖下来，押进了一间小屋，住了十多分钟，把我们押进了审讯室。审讯室正面，摆着三张桌子。桌子后坐着三个日本人，两旁站着翻译和日本兵七八人。坐在上中的是日本海军军法官铃木，另一个军法官开始问我："你是马元敬？"我说"是”军法官又说：“你知道你犯了罪?”我说"恩典。”军法官接着就宣判：“马元敬违犯大日本海军军法第二条第六款……”这些条款我没注意听，我注意听判几年，但也没有听到。对我宣判之后，接着对谈明华、彭玉麟、侯汉卿、张侠依次宣判，也没有宣布刑期。宣判完毕，我们又被推上汽车，同来时一样，拉回了常州路监狱，各自回了监房。十天后，一个法警来监房叫我打行李卷，接着叫我带着行李出来，监狱院里停着一辆囚车，法警叫我上了囚车，囚车开到李村监狱，我下车后，押解我的法警,把我和公文交代给监狱负责人，监狱负责人询问过我的姓名籍贯，告诉我被判刑五年，要我认罪服法，遵守监规,随即把我送进监房。进监的第二天就糊火柴盒，四个月后，就叫我到院子里晒火柴盒。又过了半个月，一天，一个姓曹的看守告诉我：“昨天又送来四个犯人，里面还有南方人。”我想看看这四个犯人，是不是谈明华等人，第二天我岀来晒火柴盒时，便试探着问一个姓潘的看守："听说前天又送来四个犯人。”潘看守说：“是”。我接着说：”我可不可以去看看?”潘看守说："可以于是我跟着潘看守走到一个监房的门前，向里一看，就看到了谈明华，又看了三个监房，看到了彭玉麟、侯汉卿、张侠。以后听说，他们四人原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继后又有王文坦、马永华、王子连等三人，因政治犯罪，判刑五年、来李村监狱服刑。
李村监狱的安监狱长、郭科长对我们很照顾，常问我们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我们也想方设法拉拢里面的看守。谈明华首先托ー个姓刘的看守送出ー信，这个姓刘的看守又给谈明华带进50元钱，接通了与外面的联系。以后姓苏的看守,姓潘的看守,也常给我们出去买东西,订饭,向外捎信。传信的办法是，把用药水写的信,夹在手纸里送进监狱，我们再用药水浸湿，就现出字来。在互通信息之后，由国民党中统特务张元生、徐帅正直接领导的待务大队长栾忘超、副队长李仁卿也在积极进行策反工作，争取监狱里的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策划劫狱。凡是被我们吸收的人，暗给一份工资。起初我们想趁夜间打开监房的门，越狱逃跑。我们叫姓潘的看守给配了一把钥匙,我们藏在地板下面。—个
淸洁工找地板擦子时，从外面的通气孔望见里面地板上吊着一把钥匙，他报告了监狱长，监狱长叫人把钥匙取去，并加强了戒备措施。这后安监狱长、郭科长来监房同我们谈话更频繁了，和我们保持接触的那两个看守也被开除了，我们与外面的联系也中断了。事过不久，我们和外面的联系又恢复了，李仁卿托张福新送给我们五枝手枪，并通知我们准备劫狱行动。我们把监狱的地图（标明管理机关及我们所在监房的位置）划好送出去，接着外面传进信息，约定武装劫狱时间，这时监狱长似乎有所查觉，监狱内外增加了岗哨和武装警察巡逻，接连不断的清查监房。我们没能如期行动，并把五枝手枪送了岀去。半个月后，狱内情况缓和了，栾志超、李仁卿又把五枝手枪送进监狱。1940年5月的一天外面传来信息，通知我们，决定今晚武装劫狱，要我们作好准备，并规定暗号，即晚上放风时，我们都伸着手，表明已作好迎接劫狱的准备，如果我们都握着拳，就是出了问题。这天晓上放风的时候，我们都伸着手，黄昏时分，国民党游击队员分散潜伏在李村监狱周围，栾志超、李仁卿进驻监狱附近的一家肥皂厂。栾志超借用肥皂厂的电话，同监狱里地下工作人员通话。监狱里地下工作人员方炳麟（掌管监狱大门）立即跑到监狱大门，游击队员毛贵虎及时赶来，佯装因事请求进门，方炳麟把毛贵虎放进大门。毛贵虎即刻亮出枪来，把门卫驱赶到屋里，潜伏在外面游击队员，蜂拥而进，在被开除的苏看守、潘看守引领下，直扑管理部门，卡了电话，把管理人员全都看起来了。监狱里的地下工作者李雨德跑进监房，首先给谈明华和我们这几个人住的监号开门。然后把其他监号的门一一打开，监狱里的犯人蜂拥而出，我们为了迷惑敌人，高喊向崂山里跑。伪警察局李村分局发现监狱岀事，疯狂向监狱大门射击。李村监狱关押400多人，大约跑出一半时，李村分局的武装警察赶来，这时我们几个人早已跑出监狱，游击队员也随着人流退出监狱，李雨德只顾为监号开门，没有退出监狱，伪警察赶来了，他不得不越墙逃跑,但跳到墙外却挣断了腿，不能行动，被汉奸捉住，遭日军惨杀。事后日军侦悉，栾志超、李仁卿等曾潜伏在监狱附近的这家肥皂厂，竟把厂主全家的人杀害了。
我和谈明华一行八人，在四五名游击队员引领下，冲出监狱大门，向西北方向跑了约有三四里路，到了一片坟地，我们停下商量了一番，决定分两帮前进，谈明华、彭玉麟、侯汉卿、张侠和四名游击队员，前头走，我和王文坦，马永华、王子连跟在后面，继续奔向海边，目的是到海边上船，去海西。走到水清沟过马路时，遇到日本兵，把我们冲散了。我们这一帮退回来，隐蔽了一会,又朝着海边跑去。到了海边,一看没有船,我们急了，认为不能在此久留,立即决定往回返。途中王文坦说:”咱不能在一起,各弃前程吧!” 于是我们就分手了,我和王子连向东走了一会,看见前面有个山头,爬上山顶,望见了四号码头,才识辨出这是双山。王子连说，他有个干老头叫袁庆熙是双山村人。我俩进了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袁庆熙家里的门叫开。袁庆熙一见我俩，就知道是从监狱里岀来的，我俩在袁庆熙家换了衣服，袁庆熙的儿子袁来川在四川路船坞上班,天明后，我带上袁来川的臂章，骑着袁来川的脚踏车，载着袁来川来市里。进市后,在一僻静处，我把臂章、脚踏车还给了袁来川。接着我先后我到了几位熟人的家,他们都不敢收苗我，我就顾着安辉路上广西路去找亲戚。我的这家亲戚，南邻日本特务部，对面是警察局市南分局，进了他家，就不敢出来了。我叫这个亲戚去消防队找曹中玉（我的内兄）、马金来、那春华来和我见面，只有曹中玉来了，但他也没有办法把我送出去。我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想到了在监狱里认识的王子华，他早已出监回家，我去青海路找到了他的家。见到了王子华，我当即要求王子华设法把我送出青岛,王子华答应了。经他三天的奔走联系。安排我从四川路海边上船去海西。规定有人在四川路从东向西数第七根电杆处等我。我的打扮是带一副墨镜,身穿长袍，右手提着长袍，插在腰里。晚上九时左右，王子华亲自开着车把我送到四川陪，我下了车，向前一看，电杆处没有人，前面有个入向前走，我就喊郭某（名字忘了），我喊到第五声，前而那个人停下，回头打虽我，见暗号符合，就回来和我搭话。我说:“我是马元敬，王子华叫我来的他即把我带到海边。海边上有只小船，我急忙上了船，驶向海西。
天快亮了，船到海西郭家台子，停在海滩上，我下船蹚水上岸，在船夫的引领下，找到了游击队。队长给了我一辆脚踏车，又派了两个便衣骑着脚踏车，把我送到姜黎川的司令部。谈明华、彭玉麟、侯汉卿、张侠已先我到达姜部。在李村监狱被劫的当天，李仁卿已派人把我的妻子、孩子从育岛送到姜部。姜黎川当即把我们出狱的事，电告山东省主席兼青岛市长沈鸿烈。沈复电要我们即去山东省政府所在地 --临朐吕匣店子。姜黎川派人护送我们到省府驻地后，省政府秘书长雷法章在村头迎接，并引我们见了沈鸿烈。沈同我们一一握手，详细询问了被捕及劫狱经过，听完汇报后，笑着对我说：“马元敬再回青岛吧！ ”我说:“我不敢回去了。”沈说："你们去好好休息几天吧!"三天后，省府为我们举行了疏险庆祝大会，到会的有1000多人，沈鸿烈、谈明华先后讲话。会后沈鸿烈发给我们每人1000元慰劳费，安置了工作。谈明华向沈鸿烈要了个保安旅的番号，领了一部分活动费，说要回崂山拉队伍打游击，可是他没有回崂山，拿着钱跑到安徽阜阳去了，我进干校学习，因我是插班，两个月就毕业了，毕业后先到胶县姜黎川部，后又回省府，任赈济委员会查放员，负责到灾区调查放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