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自抗日战争后期至青岛解放这段年月里，王传鼎同志一直是我们并肩战斗的战友。他一心为了党的事业，勇敢机智,不畏艰险，不怕困难，胜利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堪称是对敌斗争中赤胆忠心的一位好同志。谁料，在后来竟蒙受不白之冤并含冤去世了。回忆四十几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现略以记述，聊表悼念之意。
  我们和传鼎相识,是在中学时代，健民和他是同班同学，那是在日本侵略者占领青岛时期。他是班里德智体兼优的同学之一，也是最活跃的一个。当时，同学们在国家意识、民族观念的支配下，都不甘心过驯民生活，时刻在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传诵着宋代爱国诗人陆游的诗句：“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忍令上国衣冠沦为夷狄，相率中原志士还我河山。” …以此相互砥砺。
  在日本侵略者严密统治下，我们如饥似渴地在觅求精神食粮。听说日商“银丁”百货店有一日本女店员会唱《流亡三部曲》，传鼎和健民一起去找她交朋友，想跟她学这支歌。传鼎日语很好，她也会讲不少中国话。她父亲在东北是个小店员，她在东北上学时,由于思想厌战，就学会了这支歌。她说在东北有不少日本学生和“下女”都会唱。就这样，我们跟她学会了这支歌，她还教了我们一些日本民间的厌战歌曲。她说日本男孩子为了逃避征兵，多故意“培养” 近视眼，这一切，更增强了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念。
  在学日语问题上，健民和传鼎有过争论：健民坚决反丹而传鼎则主张学。学日语是为了抗战一一熟悉敌人，分析敌人，最后战胜敌人。从后来的实际斗争中，我们才感到传鼎学日语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日语帮助我们获得更多的军事知识，解决了很多问题。
  一九四二年三月，同学们自发的在曲琦家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学术研究会”，有“市中”的和其他学校的同学参加，传鼎是骨干和领导成员之一。出版了《学余文苑》小刊物，设立了小图书馆，举办过读书会、报告会及野营等活动。传鼎又通过熟人在台西一个小学里借到几间教室，办起了 “平民义学”，组织附近平民院无力上学的贫苦儿童学文化。
  经过多少艰辛曲折，我们终于找到了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中共胶东区党委青岛地下特支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由孙杰，高相、侯健民、王传鼎组成“地下保卫部”，吸收谭木兰参加。地下保卫部的任务是做蒋敌伪军事和特务方面的情报工作，揭露、粉碎蒋敌伪合流。组织地下武装，瓦解敌军，准备大反攻时里应外合武装起义，迎接青岛解放。要求我们“以反动落后的面目”出现，深入敌人内部，进行斗争。我们对生死安危是无所顾虑的。传鼎毅然辞去了中学教师职务，打入了伪“皇协军”。一九四五年初，为了掩护地下工作，经待支书记张辽研究决定,由髙相托人，在日寇甲部队办了几个临时特务证明。原计划“地下保卫部”的高相、健民、传鼎每人一个，准备在进行工作时遇到戒严搜查时作“护身符”用。次日，健民有任务去济南，回青后才知道办了三个有效期为二十天的临时特务证明。因工作需要，原计划给传鼎的一个给了李季，高相和健民的两个（都用的化名）就放在高相处，根本未曾用过。后来甲部队调离青岛，高相就将三个证明全部退回。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日寇投降前夕，我军正积极组织大反攻，准备收复在解放区包围下的城市及交通要道。这时，国民党十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豫民派秘书郭惠生拿着蒋介石给山东省主席何思源的《代电》来青，打算与日寇驻青陆军司令官长野荣二中将联系，洽商接管胶济铁路东段防务问题。郭是健民父亲的学生，来青后要求老人帮他与日方联系，遭到老人拒绝。我们获悉以上情况后，即与张辽、高相、传鼎研究，认为应该迅速向组织报告，设法阻止和破坏这次蒋敌伪.合流活动。于是说服老人佯称有个朋友与长野的亲信渡边少佐关系密切，可以替他与长野取得联系。遂将《代电》及其他公文函件骗到手，由张辽送回解放区。直到日寇投降，组织上才将《代电》等派人送回。此时，铁路沿线城镇及青岛外围，仍在日军控制之下。我军想攻占这些地区，必须阻止与破坏蒋敌伪勾结。于是由传鼎化装成翻译官，程和化装成“渡边少佐”，将郭惠生骗到日寇巳经放弃的一个特务机关里，对他进行恐吓威胁，迫令他立即离青。由于这次破坏了蒋敌伪合流接管胶济铁路的阴谋活动，受到组织上的表扬。
  一九四六年，我《胶东画报》曾刊登这个《代电》照片，成了蒋敌伪合流罪恶的铁证。四八年郭惠生被捕时也曾供认此事经过，并说因为没有经验受了侯健民和吕某（即高相）的欺骗，没有完成使命。
  一九四五年九月中旬，由于地下武装里应外合工作的暴露，高相被捕。特支书记张辽和其他特支的同志撤离青岛。传鼎和我们地下的武装同志，暂时失去了领导。在此种情况下，传鼎沉着冷静，一面继续进行地下武装工作，一面积极设法营救高相同志。
  一九四五年十月下旬，张辽返回青岛，带来了市委“停止地下武装活动，转入长期隐蔽合法斗争”的指示，要求我们抓住重庆谈判、《双十协定》及蒋介石大喊“和平、民主”的时机，成立文艺社团组织、办杂志刊物，以多种多样的文学艺术、学术研究、读书会、座谈会等合法形式，团结进步青年学生于我们的周围，以灰色面目出现，宣传我党在重庆谈判时期的政治主张,揭露蒋介石勾结日伪，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十月底，曲琦由北平回到青岛。为了进行合法斗争”根据市委指示，侯健民、传鼎与曲琦、孙思燮（宋鲁）、赵劭坚、王寿朋、王文彬、张瑞霖、高雷等人创办了 “青年人杂志社”出版《青年人》半月刊。市委曾两次拨款给杂志社作经费。传鼎是领导人之一并兼杂志社总编辑。
  一九四五年冬，国民党反动当局颁布了对沦陷区教师学生进行甄审的《条例》后，激起广大师生的不满，自发地组织了“毕业生联谊会”、“中小学教师联合会”等进行请愿、抗议活动。为了使这些自发的群众活动顺利健康地发展，成为一股有领导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力量，特支书记张辽向市委汇报，并带回市委指示，叫传鼎以市立中学毕业生的身份参加到学运中去，将党对学运的指示和斗争策略及时传达给学运领导入马绪登等同志，师生联合起来，组成“师生联谊会”使这次学运纳入了党的领导。市委并指示迅速将杂志社成立起来，争取创刊号在年底前出版，以配合反甄审运动的开展，并为今后的长期隐蔽工作打好基础。
  一九四六年二月，正当青岛市国民党当局被反甄审学生运动闹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们又借口“张莘夫事件”发动反苏大游行。为了和他们唱对台戏，同志们经过研究，也主张组织游行，在游行中散发传单，揭露了他们的反苏阴谋，使他们的反苏游行不得不中途停止，草草收兵。
  一九四六年春，军调三入小组我方代表姚仲明率代表团来青，住在曲星路大和旅馆。侯健民从军统、警察局获悉，国民党除在旅馆内外布置了大批特务进行监视外，还组织了一些流亡在青的地主恶霸、兵痞流氓，以“请愿”为名制造暴乱，妄图趁机殴打污辱我方代表。我们想将这个情报通知代表团，曾多次想进旅馆均被阻止。传鼎出了个好注意，请于淑明同志装扮成洗衣妇进入数次。姚仲明同志根据我们提供的情报，出面揭穿了他们布置特务组织请愿的勾当，使国民党代表狼狈不堪。
  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随着整个局势的变化，敌占区的对敌斗争方式也跟着有所改变。市委将传鼎、健民、曲琦、赵劭坚、田敏调回解放区，结束了青年入杂志社和反甄审学生运动会，重新研究布置了敌占区的对敌斗争工作。后来又决定：侯健民和田敏设法打入敌军事特务领导机构，进行情报工作,曲琦也返回青岛，以报社记者身份进行掩护,传鼎、邵坚留在市委学习。
  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的传鼎，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在青岛市委由衣吉民、林乐超同志介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一度派他到北平工作，后来又调回青岛。上级指示，因彼此工作任务不同，为了保障地下党的安全，彼此切断了横的联系。所以我们虽在市委领导下工作，但却断绝了来往，在路上相遇，连招呼也不打。
  一九四七年冬，田敏被捕，健民撤回解放区。不久，田敏也脱险回到市委。四八年初，“三查三整”运动时，与传鼎在一个学习小组里，半年后运动结束，又分别被派回敌占区工作。
  早在四七年春，于淑明同志与青岛警备司令部机要秘书任林圃及上校军法官周文鼎结识，就准备吸收任、周二人参加工作。因于是家庭妇女，文化水平不高,市委不放心。乃派健民通过她与任、周结识，进行观察，经过一段考验后,市委决定吸收他俩参加。四七年下半年，在粉碎蒋介石对胶东解放区的进攻战役中，林、周二人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四八年春，青岛警备司令部改组为第十一线靖区司令部后，又先后将于雷和任道智打入绥靖区，同时，孙杰同志在中统方面的工作也有进展，传鼎回青岛后与于淑明、李芳编成一个小组，继续进行绥靖区的情报工作。为了控制通往解放区的关卡，传鼎通过任林圃打入绥靖区的板桥坊检查站，并派另一同志打入小港检查站。从此通往解放区的水陆两条咽喉要道，巳全部控制在我们手中。传鼎和于淑明大娘在营救我方被俘被捕人员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于大娘以“说官司”形式，通过绥靖区法官“买”出来二十几名同志。这些同志都是组织上提名进行营救的.传鼎和于大娘还通过地下关系搞出《十一绥靖区行政长官公署、司令部官佐名册》及《青岛市外围军事防御工程部署图》等重要军事文献。这对解放青岛起了重要作用。
  解放后，传鼎在市委宣传部工作，一九五二年调离青岛。后来，传鼎回青一次，谁知这竟是大家最后一面。一九五五年，青岛发生“王葛案”，侯健民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逮捕。当年底，健民在狱中才知道传鼎也被株连进去，不幸逝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对过去的冤假错案，予以纠正，一九八0年，传鼎的冤案才得到平反昭雪。传鼎在党的哺育下，在革命斗争的考验中，堪称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他那种不畏艰险，一心为党为人民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