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金口位于即墨县的东北端，北与莱阳县毗邻，东与丰城乡隔海相望，西南距县城36公里，属南阡乡、它西面的凤凰山象一只敛翼凤凰，卧于稻菽翻滚的千顷平畴之上；北面的丁字港，波光粼粼，一望无垠。
  几百年前，这儿是山东半岛著名的通商港口。它在鼎盛时期曾是蚁舟盈港，商舶辐辏，南客北旅，往来不暇，行商坐贾，肩踵接摩，每天进出港的船只上百只；时有“三百六十油碾，三百六十船板”之说。商贸兴隆，为县内之冠。
  金口原称金家口。这儿黄海内伸,水深色碧，两岸相夹，风平浪静，形成天然的“避风港”，但因地偏一陬而无人居住。据传初有金姓父女逃难至此，结草为庐，捕鱼为生。由是，渔人皆称此处为金姓家那边海口，久而演变为“金家口”，后简称“金口“。有一年，一只南方商船，避风暴于金家口，因船搁浅，船商不得不将所载货物卸岸，就地出售，不意当地人争购其货，遂发大财；接着又就地购盐，运回盐粒珠贵的南方，高价销售，又发大财。于是，南方客商闻之纷来，金口也日益繁华起来。
  明代，即墨有两个“金家口”：一在今崂山县城阳西，一在丁字港内（即本文所述者）。后来丁字港内的“金家口”繁荣发达起来，城阳西的”金家口”遂改称“京口”。万历年间即墨县令许铤曾陈说当时的即墨“僻居一隅，与海为邻，既非车毂辐犊之地，绝无商贾往来之踪。”由此而知，其时本文所述的金家口尚是一块无人问津的不毛之地。但许铤已经在文中向上层统治者提出在即墨发展沿海通商的建议一一 “淮海之滨，舟楫绎络，百物鳞集。墨之粟可入淮，淮之货可入墨；物不甚轻，货不甚贵，二万之供，不必十万之粟，民财可阜，国赋易完；即万一遇饥荒，有此生路，亦不至于坐毙；此无穷之利也。”看来，这一番议论算是开辟沿海港口当然其中包括金寡口的先声了。
  当地人绵传，金口开港始于明末天启年间。此说似乎不无道理。众所周知，明代的航海事业已非常发达。这种发达和繁荣给沿海居民带来极大的生机。尤其是闽、粤一带，几乎到了变风更俗的程度。《福建通志•风俗》载：“漳州梯山航海，泉货充溢”，本地物产“不胫而走海内”，“濒海之民多射赢牟息，转贸四方”。《广州府志》载“新宁县川居民以贾为业”。丁字港正处于南北航途之侧，所以南方商船行经金口，是完全可能的。另外，即墨县令许铤关于发展沿海通商的建议，时过几十年，也不可能不起到一定的推动促进作用。《莱阳县志•海岸》（民国版）载：莱阳“东南一隅，沿黄海湾入与即墨王村岛环成丁字形，名丁字港”，“二百年前，港水深阔，可容巨舶，曾于羊郡集开设商场，南通浏海，北达营口，东至仁川，西南至海州贸易。”羊郡与金口同在丁字港内，相隔仅十余里。《莱阳县志》把羊郡视为该县最大商场，但与金口相提时，总把金口列于其前，称之以镇。可见金口的繁华必不亚于羊郡。自清乾隆初年，金口就已具有通四海、达三江的繁华景象了。现存的金口天后宫《庙田碑记》（嘉庆元年立）载：“即邑金家口为商船停泊之区，于乾隆三十三年，南北客商捐资建造天后圣母行宫”，由此可见，金口港初辟于明末或清初，中间经历了一个比较缓慢的发展阶段，至清朝乾隆年间已臻初盛。
  对于金口的“盛年”，史志所载甚略，正面涉笔尤少，但从一些侧面、零星的记载也可以管窥一斑。
  《莱阳县志•商业》载：“在昔羊郡市场，南船北马，凡平、掖、栖、招之土产，江、浙、闽、广之舶品，胥以此为集。”论海，金口是港；论地，金口是镇；无论从哪方面说，金口都不会逊于羊郡。
  乾隆三十三年，南北客商捐资于金口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天后宫。天后宫正殿至今尚存，全宫的布局和风貌也依稀可辨。以其规模之大，可知当年捐款之巨，以捐款之巨，则知客商之众，以客商之众，则知商贸之盛。
  《即墨县志•大事》（同治版）记载：“咸丰十一年设东海关税局委员抽收金家等口税务。”专设机构，抽收银税，说明金口商业贸易的兴盛引起上层统治者的极大重视。从行文“金家等口”的字样，可以明显看出金口具有冠领全县各海口之势。而那时的县域包括今天的整个青岛市区和崂山县。由此可以说，金口在当时确为一方之胜。民国初年，上海世界舆地学社发行的《中华新形势一览图》载：“丁字港，山岩环终，港虽不深，颇具缭绕之势。乘潮可达金口镇（一名金家口），市街宽敞，店肆栉比，为沿海城市之冠；当烟台未开埠以前，南北贸易，此为枢纽，”可见，在乾隆、嘉庆、道光，凡一百余年间，金口一直是山东半岛上最繁荣的沿海城镇。
  清末民初，正是金口盛极而衰走下坡路的时侯,但我们仍可以由衰溯盛，盛衰倶睹。
  《即墨县志•榷税》（同治版）载：“金家口、青岛口海船按装载货物抽取税银，尽征尽解，无定额。”此时，青岛已辟为海口，而且具有与金口并驾齐驱之趋势。统治阶级对此两口特别“抽取税银；尽征尽解，无定额"，足见金口尚盛余可恃，而青岛口已“后生可畏“。
  据记载：光绪二十二年（1896）东海关监督在金口设征办委员，清营用王文祥由青州移防金口。
  光绪二十四年（1898）,金口设熊局。
  光绪二十五年（1899），金口镇设邮政代办所。
  民国四年（1916）,烟台镇守使董洪逵营长驻兵金口。
  民国七年（1918）,石河盐务场署，由胶州城移至金口。
  民国九年（1920）,金口设电报局，通即城，直达莱阳、栖霞。
  驻兵、移场、设局，凡此种种，都说明金口仍为统治阶级视为重镇要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在金口码头管过帐的杨春源老人回忆说：也时的金口已经凋敝，东海关已不复存，油坊只剩六、七家，商号还有一百余家，其中，本县周疃李家的“春”，字号十余家，栲栳村杨家的“锦”字号十余家，其他各种土产杂货行业三十余家，浴池两个。此外，还有英国的茂昌公司等外国商号;机关尚有警察局、税务局、盐务局等；工厂则有振东火柴公司和振东卷烟公司等。昼夜不停进出金口码头的大帆船仍不下百只。“锦常生”号商船照常往返于金口、上海间，但载重量较大的船只只能靠泊拷栳口，然后由船板驳运。海滩上遍布着各木行的木料，其时进港的商品主要有木、竹、桐油、棉布、棉花、火油等，出口的主要有豆油、生油、生米、蛋类、猪肉、火柴等。金口镇上横贯东西的一条"丫”形大街，石板铺砌，长约四里，天后宫、龙王庙、马神庙鼎足而立，遥遥相望。沿街商馆、货栈、机关，鳞次栉比，家家门口高悬灯笼，通宵不熄，天后宫戏楼咿咿呀呀一直唱到深夜，码头上，渔灯点点，“车子帮”运输工、装卸工，拾的拾，扛的扛，推的推，喊着号子，进进出出，通宵不歇。
  四十年代初，日伪主办的《青岛新民报》在涉及到“金口”的一篇报道中说：“金家口乃一水陆码头”，“水陆交通均称便利，南来可达青岛诸地，北往能通海阳诸县。在事变前，该地商船云集，物资颇显活跃”，而今“该镇之百业凋零，房舍虽存，居民已稀，故今日之金家口实不可与往日同日而语也”。
  金口的衰微，始于清末。原因有二：一是社会原因。帝国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咸丰八年（1858）,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规定烟台为商埠，光绪二十四年（1898）德国强租胶州湾,1915年胶济铁路通车，这都给金口带来每况愈下的厄运。
  《莱阳县志•商业》（民国版）载：当烟台未兴，土产若油饼、猪、盐、沙参之属，周村之铜货，博山、淄川之煤炭、瓷器于焉转输，迨青岛继复开港，龙口辟埠，金口又骎骎萧索，有不能立足之势矣。于是县之行商坐贾于彼以贩卖为业者，亦渐次消歇。” 十年后，洋轮往来领海, 离乡赴辽东营生者日众”崩溃”，“自辽东沦陷,又载：“及清光绪二交通便利，邑人轻干,“而农业经济于焉青岛、烟台、济南等处建筑亦稀，于是业工者新无用其力，而地方出产如沙参、落花生等，则以银价飞涨，值益低落，山茧白蜡，几无主顾；更加以外国经济侵略，凡日用必需若洋布、洋火、洋油、洋瓷之类，均仰给外人，此其所以敝也！”《中华新形势一览图》亦云：清末民初以来，金口镇“比户闲居，气象大非昔比。”金口本来就是在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一株弱苗，帝国主义的入侵，破坏了这块土壤，洋货的输入，夺去了金口的商品市场，胶济铁路的修筑，使金口加工业所需之土产原料外运，青岛、烟台的崛起，更使金口陷入窘境，蹶而不振，尤其是农村经济的崩溃，使金口失去了赖以支撑的基础，于是金口日趋凋败，“骎骎萧索”了。二是自然原因。金口的初起，原属偶发性的，一未经科学调查勘探，二无科学规划管理。从地理上，它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症和预伏着致命的“后遗症”。旧县志称丁字港在清末开始“海水退缩”，其实乃是它上游的五龙河、莲阴河等河流泥沙俱下，使金口湾、丁字港日益淤浅。所以，同治八年(1869)和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人经多次勘查了胶澳之海湾、港汊后决定辟青岛而舍金口。1840年以后，大型载重船”锦常生”号，只能在高潮时靠近金口码头；民国初年，此类”巨舶不能近岸”，只得抛锚于栲栳口；1930年，一般载重的帆船也只能停在栲栳口了；到建国前夕，最小的别板也须等到高潮时才得以进出金口。此时，作为一个繁华商港的"金口镇”已伴随着旧中国的灭亡而结束了它历时近三个世纪的历史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金口获得了新生，逐渐发展成一个新农村，尔今，人民政府还开辟了从青岛直达金口的客车，青岛市政府利用金口的旧栈房、商馆建了一个社会福利院，乡政府也在天后宫的旧大殿办起了纸盒厂。近年，县、乡（丰城乡）又在丁字港内开辟了养虾场万余亩，创大面积、大个体人工养殖对虾全国记录，驰名全国，畅销国际市场。每当金秋十月，登凤凰山，临丁字港，放眼望去，田、滩之上，港汉芦花飞扬，虾池波光粼粼，海面渔帆点点。金口，这个由兴而衰的当年海港，现在又重新崛起，变成了一个由衰而兴的渔米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