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遭受着腐败的清朝政府的统治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双重压迫。在“以刀锯而代朴责，用贿赂而判生死，酷以济民，视民如仇”的官吏压榨下，破产农民为了生存，只有走上反抗的道路。各地农民起义的浪潮此起彼伏，如火如荼，正如《山东军兴记略》，中所述，农民起事之因，“或困于饥寒，或迫于征敛，畏死牵生，铤险啸聚”。在各地农民起义军中，继太平天国之后，捻军就是声势浩大的一支。
  捻军的兴起，远缘于清。嘉庆年间，“苏鲁皖之交，乡民迎神赛会，有捻油纸捻为龙戏之俗，洪秀全据金陵，皖北苦于兵祸，捻党结聚，私立名号曰堂主、曰先锋，或数百人为一捻、数千人为一捻”，故后人称之为捻军。咸丰三年，捻军盟主张乐行在安徽省宿县雉河集山西会馆“祭旗起事”后，即由皖北分两路向华北各地进军，向苏北、山东、河北一带挺进的叫东捻。这支起义军曾先后两次进入即墨县境。在即墨官称“长毛造反”。
  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十二日，捻军一部由张敏行、李成率领分别从平度、脸县进入即墨刘家庄、蓝村一带。捻军作战英勇，所向披糜。在即墨的西北部一举击溃由千总王廷浩、团长江方衔和团练江恭先、纪瑞云的沽河防线，江恭先、纪瑞云战死，王廷浩、江方衔溃退至即墨城，全县乡间的许多豪绅也纷纷逃向城里。当时因形势紧迫城门囤闭，不敢开门纳入，便在城墙上用绳索系筐，将豪绅们提入城内，所以城墙垛口的绳痕累累。捻军在啸庄、龙湾一带扎营攻城，县知事李淦、参将凤岗督率城内绅民并力拒守，围攻五十余日没有攻下，捻军便火烧西关市场，取得当铺的资财后离去。捻军足迹遍及全县村镇，至十月初才向西撤走。
  同治六年（1867年）六月初五日由赖文光、任柱率领的一部捻军由即墨北部进入，在即墨城遭到知县杨鸿烈、参将兴瑞的兵力阻击。许多乡村也筑圩防范，同时李鸿章督率清军封锁了胶莱河，企图把捻军困在胶东半岛进行围剿，行经即墨的捻军在麻湾河口突围不成后，分别在铁骑山、蓝村一带遭到清兵与地方团练的夹击，伤亡很大。七月中旬趁胶莱河北端海仓口落大潮之机突围西去，使清军的封锁破产。
  捻军进入时期，正值英、法军队盘踞烟台，侵略势力渐及即墨，即墨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咸丰九年即墨县知事李云银在"重修即墨县城垣碑记”中说：“比年军需赈米，骚然繁兴，团练征发，日不暇给，民力竭矣！”另一位即墨知县林溥在同治十一年修成的《即墨县志》中云：“海口御外侮，旧制久弛，何以思患预防？山民鲜盖藏，荒歉转徙，何以招徕安集?”即墨彼时正处于“差役繁重，土旷民逃”的局面。在山东省已有八卦教、黑旗军等农民起义军，捻军之来更申张了被压迫人民志气。捻军盟主张乐行在布告中宣布：“大起义师，救我残黎，除奸诛暴,以减公忿。”从一些当时人的记录中，可以看出，捻军的所作所为与他的起义宗旨是相符的。在山东历任州、县官多年的柳堂所著《笔谏堂全集》中述及：“太平之世，人不知兵，皆谓贼杀官劫库，不敢逃入城”。《牟平县志》引用邑人笔记说：“所至辄大呼曰：’杀!杀!杀!’ 人惧而逃，则取其财物，否则杀之、掳之，素封之家因守财遇害者，比比然也”。以上说明捻军的攻击目标就是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所以，捻军攻击了全县的乡绅富户。为了行军需要，对豪绅的粮食、牲畜、财物强行征收，敢于武力反抗者，就坚决镇压。《即墨乡土志》对捻军进入即墨时的一些所谓“殉节”的官绅名流立了传，这些人中有道光甲午举人、历，任过知县、知府的仲村人江恭先，他回乡后，为了对付捻军，在村里自办团练并任团长，另一士绅纪瑞云任副团长，咸丰十一年在防守沽河一战中，皆被捻军击溃身死。还有刘家庄的武举韩奎光和授有六品军功的周汝棣等。此外,还分类列举了“殉难”人数：临阵捐躯的有文生王峻鼎等312名；闭门尽节的有守卫司百户房枫廷等197名；一家多命的有监生姜士珂等36名。从这545名“殉难"者可以看出，捻军所镇压者多数非官即绅，黎民百姓受害甚微。
  捻军对待贫苦的人民大众，则是另一种态度，布告中说：“禁止抢掠，严缉奸淫，贫民衣粮，不准扒运，到处出示，有犯必诛。”在捻军行军条例十九条中有七条是与遵守群众纪律有关，如第七条：“临阵时故意漏下，支吾打粮，私自下乡寻找财物，淫人妇女者新。” 可见纪律之严明。布告中还说：“又虑疏防致遭扰害，现派数百巡查时刻严稽。”同时要求乡民各安本业，“勿以用兵而辍诗书，勿谓拨乱而废农业”。从即墨当时人所记的事例可以证明，捻军在即墨对布告和条例的实施：《即墨乡土志》载：“于正礼，邑之东鄙人，家贫，业木工，佣力以供甘旨同治六年，南捻突至，躬负母避难，以肩顶梯于大石崗上，而己在下负嵎以护之，贼伤其手不为动，三子被掳亦不顾，后三子皆自拔来归，人以为孝感之应云。"《张绍於日记》记载满贡上庄儒生刘德裕遇捻军的一段事：“同治丁卯，捻军入境，遇贼，贼称为先生，与之言，讽以大义，贼为感注，送归，并释同虏者数人……”。
  在即墨流传至今的捻军神话，说长毛来时，妇女们躲避不及，只要用簸箕一类的东西把脸一挡，他们就看不见了，并说这个方法很灵。
  从以上三条事实中可以看到，捻军以同情广大贫苦人民的态度对待于正礼，而不是所谓“孝感”；以礼貌行为对待知识阶层，而不是什么“大义”所感；以恪守严明的行军纪律对待群众，而不是因遮遮脸就看不见的神话。
  捻军盟主张乐行的布告诚恳地指出”但我兵所过，尔等自相惊恐，携资逃避，无赖之徒，乘间截夺，家主守戶，又被焚烧，及至回归，两地皆空。是有救之名，而成害之实也。”从以上事实证实了捻军说到做到的作风。对土豪劣绅毫不留情；对贫苦大众纪律严明。听谓“贼过之地，市肆皆墟”的说法，事实不是捻军造成，而是清军自己所为。当年镇压东捻颇为凶悍的幕僚、章丘人孟传铸，在他的《禁兵掠食论》一文中说："比来兵勇劫掠村墟，主帅佯曰不闻，有踵门请告者，大声恐吓逐去之，不使尽所欲言，意谓轻骑逐寇难重赍，……”说明了趁火打劫、肆行掠夺的正是溝军。
  捻军进即墨一事至今已有一百三十多年了，即墨的群众至今流传着一首民谣：“长毛哥！长毛哥！一年来三次也不多！”捻军进入即墨是对即墨的官僚仕绅们的一次重大打击，对以后的反封建斗争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