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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是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引起人民反抗而酿成的案件。鸦片战争后，美、英、法、德等国利用不平等条约，加紧派遣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深入我国各地，进行侵略活动。传教士经常强占土地，包揽诉讼，欺压人民，激起人民的公愤和反抗，发生了捣毁教堂或冲击传教士事件，即所谓教案。发生在1898年深秋，至1899年春天的神山教案，就是其中一例。这时，正是徐州、巨野两地教案刚刚平息，义和团朱红灯在长清、在平、平原一带反洋教斗争风起云涌之际。神山教案以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和斗争威势，配合了山东人民的反帝斗争。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神山属郯城县辖（现属苍山县）。当时的知县名叫苍尔爽，此人虽系清政府官吏，但对外强入侵、洋教为患颇有不满，只是不敢抗争。可他手下的一班人却多是依附洋教，贪脏枉法之徒，衙役兼勇目王德成，早年入教，为患县政，“动辄诬良为盗”，威迫百姓“弥罪”，借以大发横财。皂班王建功。是曾因诈懦欺弱而被革职复用的小丑。稿案帮办朱门政，官虽不大，可“三班六房在其掌握，历任知县尽受其蒙蔽。”这一伙败类勾通洋人，经常制造事端，危害县民。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郯城、兰山两县奇旱，青黄不接，民命无保。曾有记载说：“哀鸿遍野，饿死者不计其数。”四乡饥民，迫于生计，便结伙前往富有之家借粮，以求度生。清、政府仍不顾人民死活，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繁多。地主豪绅也强加地租。富商巨贾则开设当铺，高利盘剥。更有甚者，德国传教士戈巴德主宰神山、西庄教堂，用拉拢、收买等卑劣手段广收教徒，将一些地痞、恶棍、封建势力拉入教内。这些人“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轹乡里，又或犯案惧罪。借为逋逃之蔽，而教士则倚为心腹，恃作爪牙。凡遇教、民究案到官。必为间说.甚已多方恫吓，……平民饮恨吞声，教徒志得意满。”教士戈巴德还伙同洋人布恩溥一起，垄断洋行，抬高物价，囤积居奇，加重广大民众负担。四乡群众实在忍无可忍，便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洋教斗争。
  神山反洋教斗争（即史称的“神山教案”当地群众叫“抄洋教”）的主要首领是杨清贤、宓保仁、杨振德、胡兆清、刘盛贵、付洪勋等人。杨清贤原系黄山屯（现属苍山县磨山镇）人，少年随父逃荒，投奔到姥舅王家，在神山落户，以开酒店为生。杨清贤虽不识字，但为人正直，好打不平，且又能言善说，曾当过神山圩长，在地方上颇有威望，与知县苍尔爽是仁兄之交。后因规劝洋教徒王方凯改邪归正，而被洋教欺压凌辱。
  王方凯是神山村一个青皮二楞。入教后，便与神山教堂掌事李经邦勾结在一起，跻身“看青”，敲榨百姓，鱼肉乡里。杨清贤曾多次规劝，要他改邪归正。可王方凯不仅不听劝告，竟反恩为仇，多次借洋教之势，与杨清贤为难。一天，王方凯借"看青”之机，有意把杨的一头毛驴推进村西土井内淹死，并扬官：“谁敢找我的事，要他狗命！”乡里百姓，实在看不下去，纷纷指责德国神甫袒恶护邪。在社会的舆论下，戈巴德假意把王方凯赶出教会。对戈巴德的这一做法，人们将信将疑，公举杨清贤面见戈巴德探听虚实。当杨清贤告诉戈巴德准备到县衙控告王方凯时，戈巴德当场表示：“教堂决不过问。”
  王方凯得知杨清贤要到县衙告他，便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他串通李经邦，将杨清贤强行架走，罚钱二十吊。令杨跪行教堂求恕。事后杨清贤自觉戈巴德表示不再过问，便放心去县衙告王。知县苍尔爽随即捕拿了王方凯，准备问罪。可是第二天，未及审讯，李经邦就拿着戈巴德的名片把王方凯要回去了。杨清贤一听，气愤地奔进县衙找苍尔爽询问。知县叹气言道：“我没办法，强不过洋人啊！”当杨清贤问他怎么办时，苍尔爽只说：“回去随你的便吧！”
  这时，义和团斗争的烈火越来越旺，清政府迫于洋人的压力，谕令地方大办团练，以防范义和团。杨清贤得知这一消息，便想借操办团练之名，剿灭洋教，为民除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深秋的一天早晨，一阵炮响，震惊四乡，只见北大山顶一面红旗迎风飘扬。“杨清贤在北大山竖大旗，亮会抄洋教了！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四乡民众奔走相告，人们手拿木棍、大刀、铁锸、火枪等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
  杨清贤当时五十多岁，高个子，看上去很有武士风度。只见他站在庙堂台前，激动地申诉了农民受苦之深，历数了洋教种种罪行。他的讲话使群众激动得齐声高喊：“抄洋教！”、“撵走洋人！”当杨清贤提出官兵来了怎么办时，宓保仁说：“大哥，咱四个山头都有人，怕什么？官兵来了咱就打！”在乡亲们的呼喊声中，杨清贤激昂地对大家说：“好，我杨清贤领着大伙反了！不过这次只抄洋教，均分作恶教徒的浮财、粮物，不伤人命。所抄财物一律集中大街就地均分。保仁弟带人向南，兆清弟带人向西，神山一路跟我到西庄捉拿戈巴德！”一声令下，群情振奋，怒吼着奔下北山。
  西庄在神山的东面，是这一带最早的天主教传播地，教堂也比神山设得早，外国神甫常来这里聚会、讲教、议事，平时派汉人教徒掌管。德国神甫戈巴德主管神山、西庄一带教务多年，他不仅有权有势，而且依仗洋枪，放纵邪恶，早已引起人民的愤恨。杨清贤本来打听着戈巴德住在西注，可当他带人来到西庄时，却扑了个空。原来洋人早已闻讯，潜逃临沂城里去了。乡民们气愤至极，一怒之下捣毁了教堂，均分了粮钱，散发了什物，才重回神山街。
  “抄洋教”的消息一传开，四乡纷纷响应。不几天，神山、磨山一带，方圆几十里，即达两万多人，真是“应者如流，无不乐从”。而洋教徒这时却是惊慌失措，胆战心惊。有的甘愿拿粮出物，求免抄家。有的主动自首，以求宽恕。抄教乡民，善恶分明，从不乱来。当时有兰山县有个叫董小斋的乡绅记载说：“闹教均粮，闻尚无任意强人讹诈等事情。”但对少数特别坏的人，也给了的严厉打击。据《沂州教赔款清单》记载：被“均分谷的共有二百三十家之多”耿家庄有个余三，平常借洋人势力作恶多端，谁得罪了他，他就罚人酒席。喝酒时，被罚罪之家请两班子喇叭吹奏，还得跪着谢罪。这次抄教，他居然反抗，骂人，因而激起公愤。群众不仅分了他的家产，还挖了他的双眼，以示惩戒。这年春节，各庄热闹非常，真是“村村锣鼓响，家家爆竹声”。人们高兴之际，顺口唱出“正月里来是新年，神山反出个杨清贤。杨清贤，是好人，抄洋教，救穷人。”这发自内心的歌，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抄教斗争的衷心拥护。
  神山人民的抄教斗争，象一把利剑剌向洋人、洋教。洋人似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宁，德国驻山东南路教主安治泰当即电告北京，要清政府“严加镇压”，沂州府则饬令郯城知县苍尔爽派兵“飞驰神山捕拿”。但所派王德成出师不利，仓惶而回，后苍尔爽不得不亲自前往。杨清贤听说苍知县亲临神山，便派专人把他接上北大山。苍尔爽本想劝说杨清贤“息事宁人”，但听到兄弟誓言，看看群众声势，也只好垂首叹息而归。
  官府两赴神山无效，洋教士恼羞咸怒，迫令沂州府撤换了苍尔爽，另派余则达到郯城接职。余则达原是一个诡计多端，依附洋人，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他一到任，先是从沂州府搬来官兵镇压，后又勾结德国侵略军从日照杀来。但是四乡民众，团结一致，采用了“官去则散而为民，官回则聚而为军”的战术，进行了坚决的抵抗斗争。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一千多民众赶到县城，围门声讨余则达，搅得宦府不安。余则达为避乡民入城起事，连这年的城北无斋庙会也宣布停止了。
  强压无效，余则达又施软策，来了个“不偏教，不袒民”的假公允，还假惺惺地劝说富有之家“匀粮食作饥民之食”，以此收买人心。待形势稍一平静，余则达即暗施杀手。他一面从沂州搬来马金叙的官兵作策应，一面派帮统杜衢以“查验积谷，赈济”为名，诱捕各路民众首领。就这样，宓保仁、陈际阶、胡兆清、刘盛贵等先后被投入县牢。而杨清贤也只得在乡亲们的掩护下，外走他乡。不几天，官兵大队人马血洗神山四村，围抄杨家。杨家老小在乡亲们的帮助下连夜逃出。杨清贤的大儿子身受刀伤，但仍奋不顾身挟持七弟，最后也越墙而逃。
  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历时半年之久的有组织、有领导的神山反洋教斗争被平息了。但是，群众自发的反洋教斗争却始终没有停止。当几位首领被捕之后，几千民众曾围聚县衙作保求释。洋教徒于振海借势欺人，企图报复，结果被兰山县农民陆乾等人架出处:死。在沂州府议结期间，有三个胡作非为，调戏民女的教民，也被群众暗地击杀。一起起或明或暗的斗争，使洋教徒们惶惶不可终日，连知县余则达也自供：“卑职日夜思愁，难以寝舍。” 不久，即求调脱身，沂州府又复用了苍尔爽。
  沂州府议结神山教案时，正值义和团兴盛之际。清政府迫于形势，生恐势态扩大，只得向洋人赔偿银两，释放了被捕民众首领，草草结束了此案。
  杨清贤出走之后，先在底阁（现属枣庄市台儿庄区）一带住了几年，后又回到神山为民。知县苍尔爽于教案议结后，曾赠送杨清贤木匾一块，上写"急公好义"四个金色大字。民国十七年（1928年）八月，杨清贤病故于神山西南村，卒年八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