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悲泪望江山，先烈血染红！
  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我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一一山东苍山县兰陵镇，再次踏看了故乡附近的古迹，畅饮了故乡特产的举世闻名的美酒，访问了我的老师王思玷笔下的《偏枯》主人公刘四的家，童年时代的情景浮现眼前。于是，我和王伦和、王玉璞、王善才等小学时的同学一起细细回忆了田思玷老师殉国的前前后后。
  我们几个，还有早已参加工作的靳耀南、魏玉华等算是王思玷的最后一班学生。记得，他当时并不是正式老师，还有他的弟弟王思瑕，教史地很好，我们称为“三老师”，他是“二老师”。他们两个，都是为了家园子弟，白尽义务，光教书不拿薪金的老师。只有他的哥哥王思璞，教国文，是我们的班主任，算是拿薪金的正式老师，我们呼为“大老师”。他们兄弟三人，是“五四”运动以后传播新文化的先驱，是我们学校新文化思想的主宰。王思玷老师，在教书中的具体印象，我们都模糊了，只还笼统地记得：他虽是地主子弟出身，官宦人家的少爷，但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特别同情穷人家的学生，更同情校外无钱入学的穷苦子弟，因此，他的侄子王伦和嫌穷学生脏时，曾被他当面申斥。他和他的哥哥，都是提倡办民校的，记得后来我上高年级时，每天晚上，都要到民校当义务老师。再一个印象，就是偶然浮现的教人前进的才质，特别是为上海“五卅”惨案募捐讲话时那种慷慨风貌，给我们永远留下了印象。
  王思玷老师殉国时，我才有十二岁，经过五十六年的岁月，心头还有影子，这说明王思玷老师的才质是出众的，不然，在我们的心头早就应该模糊了。正如全国文联主席茅盾同志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里说："……我们又看见了很细腻地表现了卖儿卖女的心理的《偏枯》（《小说月报》十三卷十一号）这几篇不但在题材上是新的东西，就是在技巧上也完全摆脱了章回体小说的影响，它们使用活人的口语，用'再现'的手法，给我们看一页真切的活的人生图画。这几篇小说的作者，像彗星似的一现就不见了……他们留给我们的很少，可是单单这少数的几篇也就值得我们再来提起了。”
  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四年，王思玷老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七篇小说。茅盾同志篇篇都有印象，且都作了评价，认为他是当时文坛的一颗彗星，一闪就不见了。并还记得他的稿子是枣庄寄的。这是因为当时兰陵没有邮局，有个代办的人，只能寄平信，不能挂号寄稿子。王思玷老师当时在枣庄还有个什么亲友关系，这个关系他可经常去住一住。一九三三年，王伦和同学（他的侄子）还是通过这个关系，进了枣庄矿务局办的私立中学。他为什么像彗星一现就不见了呢？究竟到哪儿去了呢？原来他是响应北伐军，参加了农艮起义军，不幸就在这次事变中牺牲了！茅盾同志不知道这个情况，因而长久的怀念着他的才华和他在当时新文学方面的成就。
  王思玷老师最早起的名字叫“王思璜"，后因重了东南场大地主王思璜的名字，因此改成“王思玷”。兰陵由于是个农业集镇，地主门前大都有个打谷场，这个"场”，也往往代表了地主的住宅或地主的代号。如说“东南场”，人们就知道是王思璜家；“西南场”，就知道是王思璇家。王思玷老师重了王思璜的名字，王思璜又比王思玷约年长十岁，因此根据当时不成文的习惯法，王思玷老师就必须把“璜”字改换。不然，人们就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所以，王思玷老师原起的“璜”字，只在塾学用了几天，就改成了 "玷” 字。记得他还用过“王亦（一）民”这个笔名投过稿。
  当时，兰陵最大的地主是三区长王思文家，因其父外号称“小红袄”，所以远近都称“小红袄”家，到过一百顷地（百亩为顷）。次大地主是东南场王思璜家，侍卫府王权和家，插柳口王思衍（清末进士）家。王思玷老师家是个中小地主，兄弟三人加上父母，约有三顷地。王思玷老师的曾祖名王=，是清朝的举人，坐过江苏省奉贤县、崇明县两县的知县，为官清正，有政声,死于任所，家口淹滞不能归，幸得奉贤县门生金兼善破产扶柩送回原籍安葬。祖父王绍翀，庶出受歧视。父王赓庸一生勤俭，无地主习气。当地群众说他是个武秀才（实际是马失前蹄未中）。因不修边幅，外号称“二胡子嘴”，晚辈们称他“二胡子嘴叔”或“二胡子嘴老爷”。因他门前有个水坑，人称“汪沿上二胡子嘴家”。由于兰陵王姓居多，大都爱攀名门，自认是东晋琅鄒王氏后裔。所以在学校填表时，王思玷老师的侄子王伦和填的“三槐堂（通讯处）”不填槐树底，也不填汪沿上。实际都是老人起的堂号，无非要和琅琊王氏联在一起。记得当时我填的是"百忍堂”，一位老师说：“张公百忍，怎么咱姓王的也百忍啦！起这样的堂号，真是没有学问！”
  王思玷老师上学时，兰陵并没有公立小学（所谓洋学堂），据长我十岁的王庭和兄（王锦堂，抗战时做新华书店工作，建国后，任过重庆西南大区新华书店的经理。现退休，住北京东堂子胡同四十七号）说：王思玷老师当时授学于他的父亲王思颖。王思颖是个清末的秀才，当时在“大增光峪”（地主家店号）揽馆，当塾师，王思玷就在大增光峪上学。当时有个东乡孔庄的杜姓学生也在大增光峪上学，同王思玷若师感情较好。就因为这个杜姓学生，后来造成王思玷老师殉国的原因。
  王思玷老师上罢塾学后，又在何处上学我完全不记得。听他侄子王伦和说，他又在临沂县城高等小学毕业，然后同王思璞兄弟二人进入国立南京铁道专门学校学习。长我十岁的王庭和兄，也不记得王思玷老师又在何处上学，只记得他们兄弟三人都在外地上过学，且回来后都是兰陵小学的老师，也可称为兰陵小学的草创人。实际上真正拿工资的老师是王思璞，王思玷、王思瑕都是白尽义务的。他们也没有王思璞老师教得好。记得在我们上两届的学生中，有一个叫杨文田的，考上了曲阜师范，师范的老师曾写信给兰陵小学，说王思璞老师教的学生程度高。
  王思玷老师是地主家庭出身，生活颇优裕，他和他的长兄、三弟，又是怎样走上同情劳苦人民道路的呢？这当然与“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有关，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上海"五卅”惨案激起了广大人民（包括地主）的爱国热潮。当时的兰陵小学，就是为"五卅”惨案发起募捐的兰陵一带的大本营。他们不但自己募捐,还发动当地的头面人物去募捐。据长我十岁的庭和兄说，二区长曾搭戏台，请戏班唱戏，邀请四乡乡长、保长、庄长看戏，从中募捐。当时清末进士王思衍捐款一百吊铜钱，深为当地人所重视。庭和兄还说，二五年的夏天，他和王思璞老师、王思玷老师、王欣斋老师，还有袁永平（后来起义军司令）一起到岳城村去募捐，途经运部屯村遇大雨，他们都淋湿了。
  袁永平，是兰陵西北三里路的洪沟崖村前的袁楼人，后逃荒到兰陵西南十二里路的底阁村。因此，袁也说是洪沟崖人，也说是袁楼人，也说是底阁人，对外统称兰陵人。袁当时也是小学教员（在兰陵附近某村教书），好象是在外面干过什么事情，也算是兰陵一带的明白人。这时候全国的政治形势是：一九二四年后，国共两党进行第一次合作，南方革命军准备北伐，北洋军阀横行的时代将要结束了。这信息已经传到兰陵一带，已经波动了兰陵一带的青年人和头面人物。
  王思璞、王思玷老师，他们是兰陵一带“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推行者，他们提倡用白话文写文章（当时文言盛行），积极从事教学，希望能达到教育、文化救国的目的。王思玷老师还和当时进步同学杨文田、孙敏成等组织学习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并领导学生掀神像，批判有神论（小学的神像，就是他们领导扒掉的），向学生介绍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等人的中外名著。还提倡办夜校，推举校外人士孙传经（孙仲典，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被捕后壮烈牺牲）为夜校校长，自编教材，向农民传播革命思想。兰陵小学的夜校，延续很长，我记得王思玷老师殉国以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我还担任过夜校的教员。另外，还积极发动学生剪辨子（我上学时，已经没有带辫子的），宣传妇女放脚。当时曾流行两句话：“车传道（车志远，抗日初期被反动派李子瀛杀害）剪辫子，他媳子（妻）栗了一大盼子（土话，很长时间的意思）”。另一句话是：“刘干臣娘的脚一一放不开啦！”刘干臣是卞庄一带的头面人物，劝他母亲放脚，他母亲说：“儿啊！我的脚放不开啦！”因此传为笑谈。当时的刘干臣及张苇村还有兰陵的王松和等，都是地下国民党员，当时算是进步的。兰陵的王子玉、孙传经、袁永平等人都同这些地下国民党员（他们自己也可能是国民党员）有一定来往，因之也就形成一股进步势力，积极响应北伐。约计一九二五年春，兰陵的王子玉（据王善才说，他是兴中会员，后成为国民党。一九二七年后国民党清党未再登记），袁永平等这帮进步人士，便和当时的国民革命军设在河南开封的办事处（按地区可能是冯玉祥的势力范围）发生联系。兰陵的王康和、王思吉、王如和等一般地主子弟，和王子玉的三弟王玉英（和侍卫府王玉英重名）、袁永平的三弟袁永敬等都曾到开封受训，说是什么黄埔军校分校。受训，也是准备起义的。但这伙受训的还没有回来，家中袁永平等人就举事了。据说是和开封办事处主任李继海接头的，交接员叫张耀南。这次起事，我记得是在一九二五年秋冬之际（天气颇冷的时候）是开封办事处发动的，军事指挥属岳文俊。开封办事处委派崔燕庭作袁永平的参谋。王思玷老师是袁永平的秘书（王锦堂说，还可能是后勤部长）。跟王思玷老师一起从兰陵一同去参加起义军的是王增福。此人是一九二五年兰陵小学毕业，家庭靠烧砖瓦为生，住在兰陵外城南口里路西，离花林墙不远。袁永平起义军的正式名义，我已记不起来，据王善才说是"国民革命军第一路军”，但王玉璞同志找到了当时袁部第二大队战士：一个叫曹永福，另一个叫杨怀章，他们二人都说袁的大旗上当时写着“国民自治军第二路军”，贴在临沂城里的布告是“国民自治军第二路军司令部一一司令袁永平”.王思玷老师的侄子王伦和也说：在一九三六年给王思玷老师补开追悼会时，写的是“第二路军”，但前面还有几个字，究竟是"自治”或"游击”记不清了。以此看来，很可能两个战士说的“国民自治军第二路军”是准确的。第一路军的名字，很可能是留给在开封受训的那伙人，回来准备组织军队的。据说这支军队也已经组织好了。司令是王思璜（受训人王思吉的哥，王如和的叔，参谋是王子玉）。只是王善才把这支待起义军队，记为"第二路军”了。因为袁永平的起义第二年就失败了，所以这个待起义的军队就未敢动。所以未敢动，我想：这跟领导人如王思璜、王思吉等全是大地主出身有一定关系。当时的这些地主的头面人物，看见袁永平失败以后未敢再动，也是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的。袁永平的起义军初成立时，正是连年歉收，民不聊生的时候，所以起义后不几天，就扩展到两三万人，攻下了距兰陵一百四十里路的临沂县城（这是山东有名的晋时的琅琊郡城。东临沂河，周围有很深的护城河，四门有吊桥，形势险要，是鲁南重镇）。我的邻居有好几个人参加了起义军，有一个叫赵起善的（赵秀如的大儿子），据他的二弟赵起春回来说：进临沂城时，是仿照当时大刀会（有的称红枪会或五举道）喝"符”（用朱砂在黄表纸上写咒语，然后烧成灰，用白开水或白酒喝下去，叫喝“符”。因迷信，据说喝“符”后枪刀不入，子弹打不进去）以后的样子，光着臂，戴红兜肚，不说话，端着红缨枪、大刀或钢枪，从四门"嗨！晦！嗨！”的闯进去的。当时北洋军的保卫团约有一千多人，未敢抵抗，向起义军投诚。这一胜利震动很大，可以说影响了整个鲁南地区。遗憾的是：当时起义军没有缴保卫团的枪，只是接受了投降，原编制未动。以致待他们发现了起义军的弱点，摸清了起义军的情况后，他们便暗地勾结了江苏的军队（时称苏军），来了个内外夹击，起义军仓猝应战，被打出城来。
  起义军出城后，军阀利用落后的正统思想，发号施令，不许各县各乡供给起义军给养。又加上村寨的地主武装，守着各寨的土围子,不让起义军入村就食，这样就增加了起义军的困难。尽管地主守寨的也是农民，在形势逼迫下，农民和农民也只得拼打。大约一九二六年暮春时候，起义军转战到沂水县界湖村，跟地主武装发生重大冲突，双方伤亡很大。这一次攻打界湖村，伤了起义军的元气。离兰陵二里地的桥头村有名的起义军的战将马鸿立、张鸿勋（传说枪刀不入）也都跑回家来（后堕落为地主的打手）。我的邻居赵起善大腿负伤，被抬回家来，东庙上传说能呼风唤雨的道士郭和坤阵亡了。
  这一仗下来后，起义军的声势就低下来了。就在到处碰壁、接应无望的情况下，袁永平为了保存势力，以待南方革命军的接应，所以就来了个假投降"招安”。这样，赫赫有名的起义军领袖袁永平，就被北洋军阀的走狗翟文林诳杀了。
  袁永平司令一死，士气就涣散了，王思玷老师虽是有头脑的人，但在这种时候也难以挽回局势。他带着一部分残兵，转战数月，想回兰陵一带潜伏，待机再起。行军至兰陵北几十里路的车网村附近的孔庄，他想起了塾学杜姓同学家住在孔庄，同学家也是地主中有名望的人。于是便只身到孔庄，想会见同学，目的是借同学的关系，为部队找点吃的。那知地主武装守住寨门，不让进村。他递了张名片进去，同学一看是“王思玷”，便说：“我的同学是王思璜，这是王思玷，可能冒充！”实际上，同学是知道王思玷是谁的，他所以这样说，无非是说给比他们家更有势力更有实权的人听，借以表白他与起义军没有关系。
  由于他的同学杜若堂未能爽朗接见他，孔庄这个土围子里更反动更有势力的地主和他们的武装，便认为是冒充的奸细，当着王思玷老师回头走时，被他们从背后开枪打死了！（上述是王庭和兄告诉我的情况）也还是这个杜姓同学家去收的尸，也还是他们通知了王思玷老师的家中。大老师王思璞，在使人把尸体抬回家中，扶尸痛哭的时候，还嘱咐家人记着：杀害王思玷老师的是孔庄杜若堂。据说这个孔庄，一直是个封建疙瘩，非常反动。抗日战争初期，这个反动土围子不但不供给八路军“给养”，不许八路军进村，而且别的村庄给八路军送给养时，他还把东西截下。完全和日寇汉奸站在一个立场上。最后请示了师领导，才把这个反动据点打开。
  王思玷老师追随袁永平起义，经过胜利，经过失败，经过多少次敌强我弱的战斗都活过来了，谁也不曾想到，在离家园兰陵只有几十里路的孔庄，却倒下了！为了一 •个地主崽子的同学，实在是可悲。这样一个当众生懵懵之时的脚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