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是垛庄人。这个回忆是经过我与江波、刘露泉同志和一些老党员座谈后写成的。
  垛庄乡原属沂水县九区。在一九二九年燕翼堂的刘晓甫和其侄刘增容在上海大学读书时，接受马列主义，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调山东省委工作。刘晓甫曾化名刘小甫，刘太和，任省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刘增容化名为刘一梦，刘大觉，曾任中共青岛市委常委，团委书记，省团委书记。由于叛徒告密，山东省委遭到破坏，刘晓甫、刘增容先后被捕。一九三一年四月被国民党军阀韩复榘枪杀，壮烈牺牲。
  一九三二年秋，上级党派王象坤来垛庄，以福顺斋鞋铺为掩护做党的地下工作，先后发展了十多名党员。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建立了中共沂水县西南地区工委会，书记王象坤，组织部长左长德（皮匠），宣传部长戴滋园（教员）。那时发展的党员有：赵德祥（回民）、张进才（木匠）、阎正行、刘铁匠等。一九三三年夏同全党组织一样，由于叛徒告密，党组织遭到破坏，王象坤、左长德一同逃往东北，垛庄一带党组织失掉了领导，停止了活动，但为党的重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一九三七年冬，济南及铁路沿线的城镇先后沦陷.国民党的军队不战而逃，省委主席沈鸿烈率部逃到东里店，大兴土木，建省政府；临沂专员张里元移驻在费县朱满，所属七个保安旅分驻各县要地；沂水县长孔庆铭还驻在沂水城。这时，国民党的省、专、县政府，包括区、乡政令还能推行。国民党六十九军石友三部于一九三九年春调鲁西，五十一、五十七军又进驻鲁中，于学忠的司令部就驻在岸堤乡的高湖。
  我山东党于一九三八年一月领导了徂徕山起义后，一九三八年五月在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和总指挥张经武率领下，四支队一部先后进驻坦埠，岸堤、王庄、垛庄一带。垛庄的戴滋园等主动与党取得了联系，戴滋园同志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边区省委和苏、鲁、豫、皖军政干部学校着手组建了中共沂水县第九区委员会，区委书记彭瑞林，组织委员刘增浩，刘调走后张子升（原为宣传委员）继任，张林甫先为青年干部，后为宣传委员，区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主任刘希伊，妇女干部刘萍，区长是马月如。先后来垛庄开展工作的有张子升，妇女干部是垛庄乡李慧、崖子乡王兴。
  在戴滋园1938年重新入党后的半年内，垛庄先后发展了赵德祥、贾子新、彭华庵等二十多名党员，八月建立了垛庄党支部，书记戴滋园，组织委员赵德祥（后为军事委员，刘子泉宣传委员，刘露泉青年委员，因刘子泉等先后调走，党支部先后改为贾子新任支书，李凤德任组织委员，彭华庵先是民运委员，后又任支部书记，段德甫任青年委员。支部有七人组成。
  随着对敌斗争的需要，垛庄一带区、乡机构变动较为频繁。一九三九年八月建立了垛庄、崖子两个乡的抗日民主政权。垛庄乡支部书记彭华庵，乡长刘幼云，副乡长戴滋园，组织委员魏鉴清，宣传委员兼青救会长段德甫，乡分队长尹家训（真名：孙明），分别在瓦子坪、黄仁庄、垛庄设了三个哨站，站长分别为李锡爵、王京春、韩华本。崖子乡支部书记是徐立锡，后为朱德明，乡长徐浩。
  一九四O年春，开展民主宪政运动。原垛庄乡划为四个乡。垛庄乡支部书记兼参议长李锡爵，乡长房连法，副乡长张新民（段大娘）；长明乡支部书记兼参议长马子明，乡长王长恩，副乡长李大娘；界牌乡支部书记兼参议长杨坤，乡长郭占春；青石乡支部书记兼参议长段忠厚，乡长王京春。崖子乡划为两个乡，崖子乡支部书记兼参议长朱德明；牺牲后，九月后为段德甫，乡长徐浩；茶峪乡支部书记兼参议长刘乃太，乡长刘乃元。
  一九四O年秋，九区又划为岸堤、垛庄两个区。垛庄区区委书记段克杰，后为江波；组织委员朱运太，后为刘鸿臣，宣传委员李开运，后为段德甫，区长刘希伊，一九四一年一月调走后，换为张明远；副区长戴滋园，区中队长刘XX,后为许鸿声，妇救会长赵芝亭，后为刘敬实，公安员王锡范，后为左玉祥，又换为王焕新。一九四一年三月，又撤销了乡，划垛庄、崖子、青石三个区。垛庄区基本为原有区干，增各救会长孙墨林，青救会长刘继先等。崖子区区委书记刘腾，后为李开运；区长徐浩。青石区划为费东县委领导，区委书记朱运太，后为刘乃太，区长刘曰钦、王京春。
  一九四二年秋，敌人为了再次封锁环蒙公路，割断和鲁中、鲁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在垛庄设了敌伪据点。为了便于开展对敌斗争，上级决定取消崖子区。将垛庄以东到尚店、双垢一带的村庄划为垛庄区，区委书记江波，组织委员张昌司，宣传委员李维先，区长刘干如，武装部长王羲和，区中队长XXX。从垛庄西的沙屋后以西的村庄划为界牌区，区委书记段德甫，组织委员刘鸿臣，一九四三年刘牺牲后，换为隋森，宣传委员朱润身，区长张明远，文教助理员彭林蓉，后提为副区长，各救会长孙墨林，调走后为于洪林，武装部长王焕生，公安员李志道，妇女干部徐芳，区中队长王朝富。大山寺以南梭庄，石门一带村庄仍为青石区，区委书记刘乃太，区长王京春。这个区划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五年六月。
  一九四〇年后，垛庄一带党的组织发展很快，党员人数成倍增加。三个区（垛庄、界牌、青石）党支部发展到七十余个。农村党支部的普遍建立，为发动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发展抗日武装，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我党组织在垛庄重建后，便以抗日救国为中心，领导组织广大农民同日、伪、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整个沂蒙山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回忆起来，那艰苦的战斗历程至今仍记忆犹新，最使人难忘的，有以下几点：
  一、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组织抗日民众救国会，夺取乡政权。一九三八年春节前，日宼入侵我沂蒙山区，铁蹄践踏至我蒙阴县。其时，国民党军队、政府不战而逃，我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民族的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高高举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在垛庄，我们利用第五战区抗日民众动委会的合法名义，于ー九三八年八月成立了垛庄乡动委会，推选程正昆为主任，彭华庵、刘伟廷为副主任，段德甫为青年团长，谢德甫（韩大娘）、张新民（段大娘）为妇救会长，段才厚为儿童团长。各组织成立之后，便分头活动，经逐村逐户的宣传活动，发动群众开展救亡活动。以日寇入侵垛庄后，杀人放火的罪行，说明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激发了群众的民族觉悟，以垛庄为阵地，先后在厚里、瞳里、瓦子坪等二十多个村庄组织了青救会、儿童团，百分之五十多的青年、儿童分别参加了青救会、儿童团；百分之三十的妇女参加了妇救会。ー九三八年十二月，还成立了垛庄话剧团，由段德甫兼团长，演员有张孝全、阎淸俊、王永铮、韩守成、李爵和、刘清禄、李长顺等，自编自演，巡回到各村演出、宣传，发动群众，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日爱圖热情，抗日战歌响遍了垛庄周围材庄。另外，我们还利用垛庄一带原有“保家防贼”的联庄会，改为以团结抗日、维持社会治安为宗旨的我党领导的联庄会，成立了以刘竹泉为营长的垛庄独立营，筹枪数百支。先后编入了八路军主力，并为我苏、鲁、豫、皖八路军学校输送了朱可相、阎清俊、刘维厚等五十多名青年学生干部。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特别在一九三八年六月至一九三九年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组织抗日，使垛庄一帶抗日救国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直至夺取建立了垛庄乡抗日民主政权。
  在夺取垛庄乡政权的斗争中，我党有勇有谋，巧妙地利用了敌人之间的矛盾，使垛庄乡政权自一九三八年秋后，便基本控制到我们手中我们采取的措施是：一，将原国民党垛庄乡长刘曰廉发展为共产党员；二，赶走副乡长王金铎。王金铎是依汶庄人，地主分子，国民党员，口称团结抗日，实则反共反人民。王金铎常到共产党员李正田的菜馆子讨便宜赚吃喝，我们借他拒付菜饭钱之机，直把他打得钻了桌子底，以后逃出了垛庄；三，赶走王金铎之后，经过乡长刘曰廉推荐，以民众拥护的名义把共产党员戴滋园报批为副乡长。一九三八年十月后，又将乡政府工友刘鸿臣等发展为党员。这样，国民党垛庄乡实则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对我党我军筹集粮、款和枪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四，国民党沂水县政府发觉他们的政令在垛庄行不通之后，便找种种借口，找垛庄乡的麻烦，过路的国民党军队、杂牌军更是无理纠缠，训斥打骂.为了避免国民党折水县县长孔庆铭彻底改组垛庄乡，经我党研究批准，刘曰廉在一九三九年春向国民党沂水县政府提出了辞职，这一行动正中孔庆铭之意，便马上派来个国乡长，国还带来一名秘书。与此同时，国民党省政府还派到垛庄乡一个齐监督员。可见，国民党已察觉我党在垛庄已控制大局，妄图夺回失去的权力。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便利用戴滋园的合法地位、权力，争取分化瓦解敌人势力，使国乡长和齐监督员矛盾日益激化，相互告状，相互争取戴滋园的支持，这样，我党由被动转为主动，获得了一些情报，发展了抗日救国的大好形势。后来，国齐二人的矛盾闹得不可开交。国民党省政府便将齐凋回。只剩一个国乡长，我们便好对付了。整个垛庄乡的政权也便一直控制在我党手中。
  二、发展壮大了我党力量.自一九三八年垛庄戴滋园同党接上关系之后，特别在中国共产党沂水县第九区委员会成立后，党在垛庄的力量迅速壮大。至一九四五年六月，垛庄一带党支部发展到七十余个，党员总人数达千人。
  三、组织发展了抗日武装，扩大了八路军主力部队，配合了主力部队的军事行动。早在一九三九年六月，日寇对我沂蒙山区第一次扫荡开始后，我垛庄区区委组织委员张子升就和彭华庵、戴滋园、段德甫等酝酿，成立了二十多人的垛庄乡抗日游击队，发表了宣言，后与第九区游击大队汇合，共计百余人，百余支枪，大队长刘增厚，政委彭瑞林。下设三个分队，一分队长刘彩芹，副队长刘干如；二分队长刘XX,副分队长刘小民；三分队长苗献奎，副分队长彭林柏。至一九四一年五月，抗日游击队正式改称；民兵。此时，垛庄区委就筹建了三个民兵营。一营由垛庄、厚里等村民兵组成，营长为王成书；二营由疃里、业家沟、横山后等村民兵组成，营长是韩俊本；三营由南蓉芙、下峪、西长命等村民兵组成，营长是杨兆田。每个营都有长枪百余支。至一九四二年，垛庄区民兵发展为数千人。民兵平时站岗放哨查路条，搞好大生产，保证根据地自给自足，战时配合部队行动，并及时补充部队的减员。仅在一九四四年，垛庄一带三次动员参军五百多人。垛庄、界牌两个区中队，两次升入主力部队的就有二百余名指战员，为大反攻做了准备。
  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伪顽数次扫荡中，我垛庄地方武装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行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华北日寇派遣军总司令率日本侵略军五万，伪军数万，配有大炮、坦克、飞机，对我沂蒙山区实行所谓长途奔袭，铁壁合围，拉网战术进行扫荡。当时，敌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实行残无人道的杀光、浇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入夜，各山头点燃火把，村村烈火熊熊，以阻挠我军突围。即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我垛庄地方武装依然以芦、蒙两山为依托，利用有利地形，领导区中队，民兵坚守阵地，坚壁清野，掩护干部，抵制伪化，主动袭击敌人近百次。在白葫芦峪、夹山沟、狼窝沟与日伪发生战斗九次，毙伤日、伪二十多人。在十一月下旬，区委驻四崮堆。一天午后，发现从东界牌朝仙桥汉奸据点附近，有我军百余人由北.向南突围，经大涧口转入蒙山的粘鱼汪庄。区长胀明运、段德甫等主动取得联系，得知是江华、霍士廉、罗舜初等首长。首长当即交给四项任务，一是要军鞋三百八；二要三千斤给养；三要查找战斗中丢失的电台；四要带路过蒙山。除电台查无下落外，其他三项，我们园满地完成了任务。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我垛庄民兵利用地雷战、麻雀战。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包围、封锁垛庄日伪据点一年零三天，终于迫使敌伪弃据点逃窜。
  四、开展减程减息，组织大生产运动。根据省战工会"减租条例”等指示，垛庄区的"双减”是从一九三九年秋就宣传实行的。当时，由垛庄燕翼堂带头，在部分开明士绅中实行了“五一减租”,分半减息。在多数村庄中，不少地主对抗"双减”，出现了愿减则减，明减暗不减和平献田等现象。实践教育了我们，要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必须深入发动群众，彻底搞好双减。一九四二年夏，我们划片分工，发动群众开展"双减”斗争。在四十多个村，近千户佃农，二万多亩地实行了减息，初步改善了生活，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保证了根据地人民的衣食住行。至一九四二年底，有一千五百多户佃农，在近三百顷土地上实行了“二五减租”，一千多雇农增加了工资，两千多户贫下中农实行了减息。我们组织农民，开展了“谁养活谁”的大辩论，使地主的土地有百分之五十多归还了贫下中农，进一步改善了群众生活，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群众保卫根据地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为巩固边沿根据地奠定了群众基础。
  五、开展文化教育运动。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起，垛庄一带就开展了文化教育，随着一九四ー、一九四三年艰苦的锻炼，反扫荡的不断胜利，深入开展“双减运动”，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学文化的要求也就逐步提高。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区（乡）都设有文教助理员，负责搞好抗日人民教育事业。垛庄区、崖子区（乡）和界牌区，分别设有垛庄、南蓉芙、界牌、小埠、果主、崖子等抗日中心小学，每个中心小学，划片分工，负责四至六个村的抗日小学的教学业务。那时，在有抗日小学的村，学令儿童入学率一般在百分之四十到七十左右。另有多数中老年男女晚上上夜校，还有青壮年妇女在中午上识字班。教育内容主要是抗日民族，民主教育，随着对敌人斗争形势发展而改变教育内容。如扫荡与反扫荡，空舍清野、打雀麻战、埋地雷、站岗放哨。搞"双减”运动就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等，提高了群众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不少的青年男女干部、战士，多是经过抗日小学、夜校，识字班培养教育参加革命的。
  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我们虽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在斗争中有些好党员、好同志为人民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据回忆，垛庄一带牺牲的同志中，有垛庄区一中队长许鸿声、公安员左玉祥、民政助理员高作恒，排长车善民、王光奎，区青年干事刘厚，民兵队长刘斌厚；界牌区中队长王朝富，排长芦XX,李长顺、高怀柏、杨胜春，他们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烈士功绩永垂，英名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