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抗日战争前期，界湖（今沂南县府驻地）尚是一个四百来户人家的小土圩子，但由于环境、形、势所使，敌我斗争情况极为复杂尖锐。北面和东北面，日本侵略军及伪军在铜井（距界湖12里）苏村（距界湖25里）设立驻点；西、南方向，有国民党正规军五十一军、五十七军活动。它们的触角已伸到刘家店子（距界湖30里）、徐家沟（距界湖12里）一带。敌、伪、顽觊觎界湖，虎视眈眈，界湖不是一块真空之地。国民党流亡政府，专员张里元在界湖尚残存着基层政权机构和民团武装。高高的圩子墙象徵着一座封建地主庄园的堡垒。堡垒里住着二家大地主。一家是国民党政府沂水县第五区区长袁顺斋，一家是界湖民团（俗称局子）武装首领高培烈（即高经武）。此外，由于历史条件所形成的特殊环境，诸如军阀张宗昌、韩复集官军的招兵；股匪李长冈、袁永平、刘黑七的裹胁；农民自发的大刀会抗匪保家等等，界湖及其周围散兵游勇藏，狼'窝'虎'。其中鱼龙混杂，打家劫户的暴徒、惯匪、团伙多如牛毛。
  那时，我在山东纵队司令部第二科（侦察科）当侦察参谋，深知插入界湖开辟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首先，山东纵队（在关防钤印上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山东纵队”〉以“集团军防区”的名义，正式接管张里元辖下的在铜井、三山沟、枣林庄一带的金矿群（张里元迫于形势已失去控制这些金矿场的实力）,以公开的名义“采金局”在水湖套（距界湖三里）建立侦察站开展工作。
  我们严格贯彻党的方针，按照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根据不同的对象区别对待，绝不感情用事。一切都从有利于团结，有利于抗日出发。我们对地主袁顺盍、高培烈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争取俺们有力出力丫有钱出钱，共同抗日。根据以后的事实说明，袁顺斋由于早年在北平求学，受过“五・四”运动新思潮的熏陶，思想比较开明，在与我党合作共同抗日方面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事。而高培烈对国民党的幻想较深。据侦察，他与刘家店子驻军接触频繁。尽管如此，在他畏罪潜逃以前，我们没有伤害过他。我们除按期从各采金矿场征集黄金，全部上缴山东纵队司令部外，也采取半隐蔽方式利用高培烈所经营的“西店”百货栈，从敌占区转运诸如医药器材、纸张文具、棉花布匹、煤油电池等等我军军需物资。
  我们对敌伪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先后对铜井于兰田、门家庵子邢祚光、夏家庄张学修等实行统战政策。为了争取他们武装起义，就从我军奇缺的枪支弹药中，提供一部分送给他们。记得司令部提调我的那支发着蓝光的匣子枪时，尽管我思想不通，仍然执行命令忍痛割爱。后来张学修部与邢祚光部都起义成功，先后投入人民的怀抱。1940年八月，由于汉奸于兰田的叛卖，我军袭击铜井日本驻军失利。于兰田当即畏罪潜逃。不久日军也被迫从铜井撤退，龟缩沂水县城。我八支队拆毁界湖圩子墙后，刘家店子和徐家沟的顽军不久便撤走了。高培烈自知日暮途穷，也畏罪潜逃。于兰田和高培烈后来都被人民政府缉拿案。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策反工作还争取过日军中的一名高级特务。
  朝鲜籍（或者是朝裔日籍）水源清是日军中的翻译。汉语说得很流利。他住在苏村孙家庄。官阶可能不高，但身份职能却可接触日军较高层的机密。据说，水源清住宅门上贴着“严禁立入”的标志。连日本官兵也不许随意出进。他曾向我们及时提供过很有价值的情报。特别是1941年冬季十万日伪军向沂蒙山区大扫荡的前夕,他提供了确切的情报,以及清晰的各路扫荡进军的线路图。根据我军反扫荡侦察情况，完全核实了这份日伪进军路线图。这也许是我军反扫荡和留田突围取得胜利的因素之一。关于他，还有两件事,我印象很深。一是1942年，我、张子平、张兆祥和另外二人，共五人负责组织掩护，将水源清从沂河东转移进根据地来。三人在沂河西岸隐蔽接应。我和另一人深入河东敌占区迎接。过伪军桥头哨卡时，我们二人跟在水源清后，拉开了一点距离。我们比较紧张，密切警惕周围的动静，也作好“闯关”的准备。奇怪的是桥头荷枪实弹的伪军连问也没有问一声就放行了我们三人。过了河来与隐蔽接应的同志们会合后，我们才感到如释重担。由于我们过河西来的时间比事先预定的晚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三人小组也非常紧张焦急。另一件事是在南寨，我们对水源清进行观察考验时，有人来报告，说水源清偷了油坊两匹马狂奔而去。周民科长和我们共同分析，认为水源清是沿山沟小路向西而去，他人生路不熟，没头的苍蝇胡乱碰撞，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我根据地的民兵盘查押送回来的。果然，水源清不久又骑着马自己回到了南寨。他似乎是以此突然的举动来反观察，考验我们！我们后来将他送到牛王庙北的刘家城子纵队司令部，并将我们对他观察考验的印象报告了首长。直到解放战争初期，我才听说纵队司令部及时察觉水源清挑拨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的关系，查明他是一名伪装的敌探，将他秘密处决了。
  上面提到过由于历史条件形成的独特环境，那时农村集市有“枪市”，公开买卖各种枪支弹药。到处也盛行结帮拉伙，俗称“站人”、“站营”、“拉队伍”。有的是为了保家自卫，有的是为了宗族势力，有的是为了抗匪保村。它们的归宿大致有二条路。一、形成封建地主武装为敌、伪、顽所利用。二、打家劫户'挟小票'（即劫持人质索取财物）祸害人民。我们除了尽可能地收编其中可以争取教育改造，如袁顺斋、沈贯武等的人枪外。对于那些顽固不化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分子和团伙，我们坚决贯彻山东纵队锄奸政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严历打击、彻底肃清。我们先后追踪侦察、逮捕、围歼（有时也利用高培烈民团的个别成员）处决了三、四十名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暴徒、惯匪以及混入我军后继续暗中作恶，破坏我党我军威信的坏分了。现略举儿个事例如下。
  铁峪有个姓王的惯匪，恶迹累累。我们得到情报，说他父子二人可能潜向界湖。经我们侦察，发现界湖北圩门外袁家墓林里新盖了二间屋。内住祖孙三人，却没有女眷。自称是看守墓林的，却又说姓蔡。经仔细核对资料，果然是来自铁峪外号'丸子客'的惯匪，我们立即逮捕了他们父子二人。他的孙儿幼小无知，我们将他释放了。
  有一次，我和张兆祥半夜守候在界湖北门桥边，发现一个人影自北而来欲进圩子。那人以为我们是民团派的守门人。他自恃自己是界湖街面上的地头蛇，毫不在乎地答话：“是我呀！”我仔细一看是'卯薄，在案的张二秃。我冷笑一声：“抓的就是你！ ” 旋即捆绑交民兵押走。
  惯匪团伙活动的目的是掠夺财物。他们不择手段，不分穷富，甚至垂涎我们的军需物资。前面曾提到我们利用高培烈在界湖经营的'西店'百货栈转运我军军需物资。'西店'就设在界湖十字街口堂子庙南街西高培烈的大院里。大院有民团武装保护。我们也争取了'西店'中的个别人暗中为我们工作。惯匪团伙时时图谋对‘西店，下手。高培烈（他的父亲外号‘高没鼻'就曾被土匪绑架过）也时时想打击危害他的利益的土番。我们便利用这个关系进行工作。
  我们了解到一个情况：恶迹昭彰的惯匪朱XX过去贩卖过人口，徐xx和刘xx都曾被朱卖到莒县，填了'棚子'（即卖壮丁给顽军）。徐、刘在国民党庞炳勋，部当兵。徐州战役溃败后，逃回界湖。徐在'西店'当高家的护丁，刘入了匪徒团伙。我们顺藤摸瓜，追踪侦察，终于得知匪徒暗藏在一私卖大烟的人家里。围歼他们时，有我、张兆祥率领民团数人；锄奸部还派了二位同志协助，以疾风迅雷之势一举逮捕了七名匪徒，全部押送锄奸部。
  对于混进我军后，不甘艰苦，重操旧业的匪徒，我们是从严打击，不作'逃兵'处理的。红石庄杨万山兄弟，便是逢集时混在人群中被我们查获归案的。
  沈贯武'站人'拉队伍，编入我军独立营，任副营长，改名沈冠军。此人骄横跋扈，擅离职守，私目带领一些人枪从前方回到界湖，上了仙姑山（今县化肥厂南），在仙姑庙里，声言休养待命，却不听调遣，拒不归队。
  一天，我执行侦察任务，走到界湖哑吧巷（今界湖镇医院后）东端小桥子时，碰见沈贯武的亲侄沈X。此人跟随其叔当护兵，竟然嚣张到拔枪对着我：“朱昌林（我在家时的名字）你没什么了不起的！” 当时我非常气愤，这小子狗仗人势，有本领你上前线去打鬼子。当时，我也拔出了匣枪，如果不是考虑到政策原则和影响，就得当场将他击毙，至少是击伤。附近的群众闻声出来圆场。沈小堂向我赔理将沈x护走。我立即向周民同志反映这一事件。周民同志也十分气愤，命我立即去纵队司令部汇报。侦察科李昭科长听了汇报后直擂桌子：“向纵队侦察科拔枪示威？真是'反'了！”（这时，独立营教导员潘洪鼎同志也正巧在司令部汇报情况和检讨工作。）我回到界湖后，上级派人上仙姑山将沈贯武处决在庙里（沈当时正在床上躺着抽大烟）。除沈x当时不在场外，其余的人，均押送原部归队。
  现在回忆当年的形势，党的领导非常英明。布署我们贯彻锄奸工作非常及时和彻底。我们顺利地在敌伪发动大扫荡以前肃清了界湖根据地心脏中的一切隐患。
  1941年冬，农历十月，五万鬼子和四万伪军对我沂蒙山区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一场历时两个月的疯狂大扫荡。敌人声称我根据地小得“一步枪便能打透”。在战术上使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铁壁合围，马蹄式”的清剿。
  敌人开始扫荡的前一天，正逢界湖集。我们从水源清那里得到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和一张划满螃蟹爪似的箭头的地图。周民同志匆匆写了个条子，连同情报和地图交给我说：“子泉，你赶快将它送到司令部去，交给何庆宇科长（敌工科）。”这时天色已是黄昏时候，我立即从水湖套急步出发，一口气赶到刘家城子。何庆宇同志看了看，吩咐我休息休息，便急速地去报告司令员。不多时，他回来对我说；“朱子泉同志，你赶快回去。你们迅速转移。”我连夜赶回水湖套。周民科长立即布置工作。我们侦察站人员是“腿肚子上贴灶王爷一一人走家搬。”天刚亮就全部转移到了界湖南八里的金佛院。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远方隐隐约约地传来了敌人的枪炮声。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认为应该是“侦察先行”。从象征性意义来说，我们执行侦察任务，从不携带'粮草'，然而，我们却亲手拉开了反扫荡战斗的序幕。
  历时二个月的反扫荡战斗过程的艰苦是难以言语来描述的。所谓'转移'只不过是避开敌人的前锋，绕个弯又插入敌后。敌人驻扎下来，我们就在它周围活动。危急时，“插了枪”（意即将武器隐藏）便隐身在群众之中。
  1941年12月，我们转移到距界湖八里的北寨。一天，从沂水县城来了一个有‘敌工关系’的人物。由于工作需要招待他吃饭。可是，那时艰苦环境里，连我自己也常空着肚子挨饿，在群众家凑合着吃。周民科长知道我与群众关系好，熟悉环境，问我能不能弄点狗肉来款待人家。这也是革命的需要嘛！ 我想起辉山有个，关系'（即向我们提供情报的群众），过去是个'打狗子'（即屠狗卖熟食），这年头不知道还干不干这营生。周民科长说：“你就跑一趟，有与没有，快去快回。”我知道要是没有，我们就只好用穆子煎饼、咸菜和开水来招待客人。县城来的'敌工关系'，谁咽得下这样'宴请'的饭菜？辉山在北寨西南，直线走约五里路，但要淌二次河。不想淌河，向东南经小官庄，再转向西北去辉山,便要走八九里路，因为汶河在这里转折成S流向。为了争取时间，我选择走直线。脱去鞋袜，光着脚丫，淌二次寒冷砭骨的冰河。在冰薄的地方，腿上被锋刃般的冰楞割了好几道血口。“二哥（我行二）来得正巧，狗肉在锅里，一会儿就熟。要生的，我这就宰。”我想不论生熟都得等一会儿。还是要熟的吧。谁知兵荒马乱的年月，朋友难得见面。架不住人家三让，喝了四蛊五蛊，捞出尚是七八分熟的狗肉，赶回南寨时，客人早已走了。周民同志等我等得不耐烦正生气哩。他闻到我有洒气味，不由发起火来：“嘱咐你，有与没有，快去快回。我当是你死那里去哩！” 事后心平气静地回想，我们侦察员哪一次执行危险艰巨的任务，领导不悬心挂念我们的安全呢？何况，那时还是敌人作困兽犹斗的大扫荡紧张的时刻？可是当时我一肚子委屈无处申辩，暗生闷气：“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战友还不如那个沂水'汉奸'！ ”熟狗肉没招待着客人，全分给同志们了，好一顿犒劳（由于战争中减员与分散，这时集合在北寨的只有二三十人）！这时，有人来报告，有一股敌人从西北方向，向界湖进逼。我们当即全面戒备。我上了仙姑山，在山顶上瞭望侦察，发现该股敌人约四五百人。前哨已到达小白石窝，后哨还拖在夏庄，断断续续拉开了好几里路。这是一股抢掠粮食、牛羊猪和财物的伪军。中间还裹胁着虏掠、强逼来的民伕、小车和毛驴。这是一支纪律涣散、毫无戒备、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我立即和警卫连指导员王兆祥以及张子平、朱子宾等同志商量，决定给这股敌人一次突然的阻击。我们下得山来，在明生东的袁家林又商议了一个新的具体打法：张兆祥等同志原地埋伏，我们到辛庄子一带去打敌人的前哨，枪声为信号。张兆祥等立即响应，打他们的后尾。不大一会儿，枪声大作。敌人被突然的袭击，首尾挨打，顿时乱成一团。这时被敌人强迫来的民伕乘机掀翻小车，轰散驴、牛、羊，四散奔跑。我们的人纷纷从北寨、仙姑山向敌人拦腰截击。敌人狼狈地向北，翻越历山逃窜。由于是爬山越岭，许多笨重的财物、牛、羊、小车、粮食被遗弃在路上。敌人仓惶逃命，丑态百出。
  这一次战斗，我们以少胜多，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保卫界湖免遭骚扰祸害。
  这一仗也是反扫荡战斗在界湖的最后一仗，也是抗日战争期间，界湖经历的最后一仗。鬼子汉奸再也不敢侵扰我们的界湖根据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