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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三国志》，首先应了解陈寿撰书的风格和特点。譬如王沈《魏书》、韦昭《吴书》是他撰写《三国志》所依据的官修史料。但他既有取有舍，也有改写、缩写的地方，不是一味照抄转载。特别是对某一事件涉及到许多人物，在撰写各自的传记时，他能精确锤炼地运用极少数文字表达事件的原委，而不露重迭记叙的痕迹。如果我们按照学习历史教科书的方法来阅读它，往往会认为它不够充实。如果我们不按照魏、蜀、吴的顺序通观一遍，往往会摸不着头脑，甚至事件发生的年代也无从知晓。此外，如果不了解地舆沿革，往往会使人感觉他记叙的人物在飞来飞去。举例来说，《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
  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
  这一段写的不是一人一时一事，而是跳跃式绵延好几年、贯穿袁术、刘表、朱皓，涉及孙策、刘繇、笮融等人物经历的纪事。前人有所误解，以为诸葛玄曾经任职豫章太守，被朱皓替换后，他就投奔刘表。其实，陈寿原意是说，诸葛玄为袁术所委任，尚未赶到任所（之官），朱皓早已述职视事。而投奔刘表是这以后数年才发生的另一事件。当然，从众说纷纭，同言一事而辞有乖异的其它古籍里，不难摘章撮句来指责这一解释。但是，读《三国志》必须以陈寿原意为前提，不应更换论题属性，不可转移概念。以《三国志》之文，论证《三国志》所载之事，方为妥贴。庶几能遵循辩证逻辑推理，作出正确的判断。致于对古籍的“异闻兼载，多说並存”的风格不加区别，在研究历史的实践中，以此续彼、接榫斗龙，拚凑七巧板图象，是不可取的。
  我们认为，陈寿生于公元233年，他的前半辈子在三国时期的蜀国度过，仕蜀为观阁令史（国家文史官员），是史学家谯周的弟子。他依据的原始史料是当时魏、吴的官修记载。因此，《三国志》最为近古，它提供的论据可靠。致于《三国志》以后问世诸书，概置不问，以姓纠葛、治丝益棼，並不是认为它们一无是处。
  本文组织材料不够缜密，难免于正文之外需要另作补充解释，又不敢学时髦、附注脚，碍烦浏览，谨据中华书局出版的宋裴松之注 《三国志》，摘录有关纪事，逐年列表，並附该书页码，示所出，供审核。
  早孤，是童稚失恃，少孤乃是弱冠前丧亲。诸葛瑾、诸葛亮、诸葛均是同胞兄弟（《襄阳记》谓亮有小姊P.954,本文认为不同名数不相加减）。瑾比亮年长七岁，亮在童稚，瑾可能已是翩翩少年。同是丧亲一事，《诸葛瑾传》不再记叙。前事明载后不赘言，征在书中，其义自见。这就是《三国志》不同于《史记》的风格。如诸葛瑾答吴侯问：“瑾与殷模等遭本州倾复,生类少尽，弃坟墓、携老弱，披草莱，归圣化”P.1232, 老，决非是其父诸葛圭，如果是指亲母，她是决不会撇下二幼，让诸葛玄远奔他乡的。所以，从这细微字眼，看得出陈寿不直接抄录 《吴书》“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而是简缩、改写。他也不在《瑾传》、《亮传》中，重迭叙述诸葛兄弟，母先父亡、父圭续弦的情节。这就是《三国志》不同于《汉书》的风格。然而，陈寿撰书,史中有文。史必实录，文存夸饰。“携老弱”，弱，揩儿辈。但诸葛瑾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经弘咨的推荐而投靠孙权的。其长子诸葛恪生于公元202年（据P.1431转查P.U40）,可见诸葛瑾娶妻得子是在“归圣化”之后。所以，同一古籍又存在着文、史有别的问题，在某些场合之下，应区别对待，不可混为一谈。
  《瑾传》不照抄《吴书》“少游京师”句，而代之以“汉末避乱江东”P.1231。江东是与京都洛阳对言，对山东说，吴越在长江以南。故知陈寿原意是说，诸葛瑾不是从山东迳直去吴地的，而是先到京城洛阳，以后才转入吴地的。当时泰山、琅邪也没有乱到非避不可的程度。汉末之乱是指初平元年（公元19。年）董卓杀太后、弘农王（即所废少帝），义军纷起讨卓，卓挟天子西迁长安，焚烧洛阳，悉掘陵墓，掠取财宝P.176。这年诸葛瑾十七岁，从洛阳转送继母来吴地避乱。从而推知诸葛圭卒后，瑾与继母来洛阳最迟是公元189年的事。
  诸葛亮之下有弟，设比亮小三岁，则亲母卒年约在公元184年之后，而圭续弦不得早于公元185年。按《三国志》各《传》文例，诸葛圭名下无辞官归乡里、还家等字样，以及从继室随瑾赴洛阳，而不能在老官终养，二幼遗孤随从权远奔他乡……等迹象来分析，陈寿原意是认为诸葛圭卒于官（泰山郡丞），无遗产、家园以维持遗属的生活，泰山、琅邪等就近之处，无可托孤之故旧亲朋。家境萧条,人亡家破，子散妻离的悲凉情景。文虽隐绰而意昭显，历历宛约眼前。
  诸葛玄其人在陈寿笔下，了了数语，仅仅勾画个粗线条轮廓，却是颇值得赞许的形象。汉末封建意识认为“盗嫂”是恶俗P27,揆情度理，一，诸葛瑾十五、六岁没有阅历社会经验，不能担当赡养继母与抚育二弟的家务重担。二，诸葛玄既要避叔嫂之嫌疑，不能相处一起，又不能撇下她们不管。于是安排诸葛瑾随同其继母去洛阳投奔袁术。诸葛瑾既可在洛阳求学，生活与继母相互照料。袁术既能委诸葛玄以重任，量来是不会推脱此请的。
  诸葛玄也是清寒家庭的文人，他以伦理道德的责任感，以从弟的身份，帮助孤寡料理了诸葛圭的丧葬，携二幼侄之官，不辞劳苦，不嫌累赘。虽然，我们据蜀国各人物传记里，没有他的后裔的记载，可能他没有自己的亲眷同行。在家乡，他也可能是没有可信托的强近之亲。
  上述推理也许被视为尚停留在或然性的感性认识范围之内。它们之间是否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呢？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诸葛玄在何年携带诸葛亮、诸葛均后程上任的。确切地说，是不是在公元189年，这年袁术是不是在洛阳。
  陈寿没有明指诸葛玄是哪一年领带两个幼侄启程赴任的。我们可查袁求是哪一年署诸葛玄为豫章太守的。据《三国志》从公元189年至199年之间，可分为四段时期，袁术拥有署任地方官吏的权势：
  一、公元189年为朝廷后将军，
  二、公元190—192年盘踞南阳一带，
  三、公元193—194年盘踞淮南，
  四、公元195年僭帝号至公元199年病卒.根据下列逻辑推理，袁求署诸葛玄为豫章太守，必然是公元189年为朝延后将军时。
  一、据《窄融传》P.1185,曹操攻陶，徐土骚动，窄融杀豫章太守朱皓，这是公元194年发生的事P.11。此可论断袁术称帝时期,根本不可能署诸葛玄为豫章太守。
  二、据《刘繇传》P.1184,刘繇为扬州刺史。豫章郡是刘繇势力控制的区域。“繇奔丹徒，遂沂江（长江）保豫章、驻彭泽” P.1184可证。“袁术与吴景、孙贲并力攻之，岁余不能下”（刘繇于江拒之）可证刘繇军力强大。袁求盘踞淮南时期，也不可能署诸葛玄为豫章太守。
  三、袁术盘踞南阳时，“在P.401（今河南邓县北）、“在鲁阳”P.1096（今河南鲁山南），与刘表隔汉江北南对峙，连一水之隔的襄阳也没攻下，更不可能隔荆州，越长沙，逾天堑长江而有豫章郡了。豫章郡既然不是袁术的势力控制范围之内，他就不可能署诸葛玄为豫章太守。
  四、袁求、刘表混战时，“刘表断袁术粮道” P.10,意思是说，刘表的军事、政治势力已控制了汉江以北，袁术赖以筹积粮饷的地区，结果将袁术从南阳地区驱逐出境。“张绣奔穰与刘表合”P.14,可证。这时，袁术不向东南的豫章郡而向东北的陈留郡逃窜。后来在今豫鲁边境,连连被曹操、袁绍联军击溃，窜犯九江。这个九江不是今江西九江，而是今安徽合肥一带。古时，长江至此，流为九派，故称九江，又因淮河在其北，亦称淮南。公元193年袁术派孙策东渡长江向吴、会稽一带扩张地盘。这等于是纵虎归山，对孙策来说是求之难得的机会。他用了数年的时间在自己的故乡扎了根，平定了豫章、长沙等地。奠定了三国时期吴国的基础。袁术称帝，孙策羽翼丰满，“以书责而绝之”P.1104,並接受曹操推荐，委为讨逆（指袁术）将军，封为吴侯。袁术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历史的现实证明，袁术自公元190-199年病死，始终无能力觊觎豫章郡，当然也就不可能署诸葛玄为该地区行政长官。
  公元189年袁术为朝廷的后将军（相当中央级方面军将领）；公元189年袁术署诸葛玄为豫章太守；公元189年袁术在京城洛阳，这些都是确凿的论据。因而公元189年诸葛玄安排诸葛瑾（十六岁）随继母赴京城洛阳，投奔袁术。这一推理就具有内在的必然性逻辑联系。从而推出公元189年诸葛玄领着诸葛亮（九岁）、诸葛均（五、六岁）离开山东老家，公元189年诸葛圭卒等结论是正确的，可信的。
  公元189年京城洛阳出现了政治危机：灵帝崩，少帝即位（十四岁），太后临朝，国舅何进辅政；何进谋诛阉宦，反为阉宦杀害；董卓领军进京，擅朝政；卓废少帝为弘农王，立献帝（九岁）；董卓杀太后及弘农王……。因此又爆发了以疯狂镇压黄巾起义而起家的封建割据势力，起兵讨伐董卓。这一年三次更换纪元。
  陈寿文意，董卓在废少帝之前，为了拉拢帮凶，将当时任中郎将（宫廷警卫官）袁术，提拔为朝廷的后将军（国家方面军将领）。这时,袁术便署诸葛玄为豫章太守。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朱皓、华歆等豫章太守都是由朝廷直接任命。华歆以后，孙策平定豫章、长沙，尽更置长吏，置孙贲为豫章太守P.1104,才成为吴的盘踞势力。
  不久，董卓又想拉拢袁术的从兄袁绍，被袁绍拒绝。董卓将袁绍逼走。袁绍在冀州勃海起兵讨卓P.190。这是袁术意料不到的事。根据董卓对所署州郡官吏有叛变迹象的，便斩杀他们的荐举人P.175,推知袁绍可能是袁术推荐的。因为“术亦畏卓之祸，出奔南阳”P.207,亦，表示同类性质，祸，是祸己的省文。这也是袁术置诸葛玄为豫章太守时所意料不到的事。袁术出奔南阳，一离开京城洛阳，董卓必然立即撤换袁术所置官吏。“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汉朝，是由於天子名号犹存，史笔讳言，或者说，史料本如此。实则乃董卓更选朱皓代玄，不言可喻。
  这一年发生的事件特别多。有些事件的始末，陈寿又将史料分散简录在各个参与者的传记里。如果不将这些载文理顺出先后次序，就无法了解事件的详情。
  就当时信息条件分析，京城政治突变，诸葛玄不能及时获悉。他在山东接到袁术的署命之后，料理了从兄诸葛圭的丧葬，将寡嫂、长侄诸葛瑾安排到京城洛阳，投靠袁术’这才领着诸葛亮和诸葛均启程上任。之官，就是上任，就包涵着尚未到任的概念。之官下句的 '会，就是适逢、正值的意思。陈寿遣词虽简，概念一点也不含糊。
  就当时交通条件分析，诸葛玄一行老的老、小的小、千里迢迢一路颠颠簸簸，接近目的地时，朱皓早己走马上任。这便是代玄所包涵的全部概念。如果是诸葛玄在前，朱皓在后，官职交接，陈寿无此文例。
  四
  遭到如此意外打击，老好人诸葛玄在豫章.境内，人地生疏、众口嗷嗷索食，怎么办？在陈寿笔下，这里是一段跳跃式简载。不能理解为，诸葛玄此时便转赴荆州投奔刘表。因为，刘表此时是荆州刺史，为荆州牧是公元192年的事P.211。从《刘表传》也查考不出诸葛玄与之有过交情来往的苗头。所以，“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是公元192年以后的事。这里有两年的断代历史要查。
  历史的现实，后来诸葛亮在荆州与南阳接壤的襄阳扎了根。我们根据地貌，在两个座标点之间，推理划出诸葛玄一行颠沛流离的途径：循鄱阳湖、沂汉江，过荆州，转南阳投奔袁术。这时，袁术在穰P.401（汉江北）。这条路线虽说比从陆路要省心，却是逆水行舟，比折回山东老家並不省事。可以想象山东老家，不论是泰山、琅邪阳都，诸葛圭、诸葛玄都没有足以维持最低生活的谋生手段，包括产业、家园。甚至，宁在异乡流浪，靠躬耕於野谋生也不折回老家山东，这样推理，也可信其或然。但是，我们看看诸葛瑾的遭遇，她们到达京城洛阳后，袁术己人去楼空。这时（公元190年），京城大乱，他和继母没有返回山东老家避乱，而在人地生疏的江东漂泊，靠垦荒苟全性命。“披草莱，归圣化，在流奈之中，蒙生成之福”P.1232,可证。（披，《史记•五帝纪》“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可知披是开辟的意思。莱，《诗•小雅•十月之交》“田卒汗莱”，莱是荒芜的田野，这句的意思是说，田地都成为汗洼和荒芜了。）特别是这时泰山，琅邪等可以被认为是诸葛氏故里的地区，相对地说，还算是比较平稳的。据此，上述两事相互印证，又不能不相信推理具有“必然”的逻辑。
  不过，诸葛玄既然是破釜沉舟、义不反顾，去投奔袁术，为什么己经到达南阳边境，却又停顿在襄阳，不北渡汉江迳赴穰呢?（“袁术使孙坚征荆州，击刘表。表遣黄祖逆於樊、邓之间。坚击破之，追渡汉水，遂围襄阳”P.1100,可见襄阳在汉江南）因为，那时交通迟滞阻塞，公元190年诸葛玄到达荆州与南阳接壤的地方时，局势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孙坚起兵讨卓，路经荆州杀荆州刺史王睿，比至南阳，又杀南阳太守张咨。这时，袁术在鲁阳P.1096,摆在诸葛玄面前的，又是一场兵荒马乱的情景。这时，刘表代王睿为荆州刺史，驻军在襄阳P.210。襄阳与南阳对比，是稳定的.所以，诸葛玄在襄阳停顿下来。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想象的巧合太偶然了。不，这不是'想象'，而是众多的、单个的感性认识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逻辑联系。从而使我们获得全面的理性认识。再补充一个证例，王朗从江苏南部的曲阿到河南许昌，“展转积年乃至”P.407,可见诸葛玄沿途迟滞延宕，並非想象，决非巧合、偶然。陈寿说，诸葛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为什么不认为诸葛玄是这一年就去改投刘表呢?从领会陈寿原意的角度，请注意“荆州牧”三字。诸葛玄到达襄阳时，刘表是荆州刺史（郡的首脑）到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才被李催、郭汜集团表为荆州牧的（管辖若干郡）。同时，《刘表传》P.211也没有任何迹象说明诸葛玄与之素有交情来往。因此，可以理解陈寿原意是说，诸葛玄等在襄阳被阻隔时，曾经得到过当时驻军襄阳的荆州刺史刘表的资助接济。这是军阀笼络文人的惯技，小恩小惠,，收买人心。试想，没有地方长官的认可，一群异乡流亡的老弱能在襄阳站住脚吗？摆在心地善良淳朴的诸葛玄眼前的现实是，若果北渡汉江赴穰，再转鲁阳（这时孙坚治军鲁阳），前途也是渺茫，不可逆睹。精疲力尽，心身煎熬的诸葛玄，既不能投奔袁术，又不能投靠刘表，为了照顾诸葛亮兄弟，不得不在襄阳农村落脚谋生。陈寿在奏章中说道：“遭汉末扰乱，随叔父避难荆州，躬耕於野，不求闻达”P.930,这正是此情此景的写实。不过，我们应该理解，这时诸葛亮十岁，诸葛均约六、七岁，都不能独立生活，诸葛亮在独立生活以前的几年，一直是靠叔父亲自务农“苟全性命於乱世、不求闻达於诸侯”的P.920,叔父死后，他继承了叔父的事业和“精神衣钵”。直到初平四年（公元193年）袁术在南阳声名狼藉“奢潘肆欲，徵敛无度，百姓苦之”P.207,刘表的势力扩展到汉江以北，控制了袁术的赖以供应粮饷的地盘，袁术引军陈留、逃离南阳。诸葛玄这时与地方长官荆州牧刘表，已有三、四年的过从，这就是“素有旧”的全部涵义。致於“往依之”的含义，陈寿不认为诸葛玄任过刘表所署的什么官职。一则诸葛亮十三岁，诸葛均不过十岁，虽然能从事有限的轻微农活，仍然不能独立生活。二则“不求闻达於诸侯”从何说起？所以，“往依之”的涵义是说，诸葛玄这才主动地拜谒刘表,充其量不过是生活担子越来越沉重，盼望接济。这在当时的文人心目中，不算是“委曲求全”、“失节”的事。当然，别的古籍也有与此迥异的记载，如果不首先确定阅读《三国志》，必以弄懂陈寿撰书的原意为前提，就无从确定孰是孰非。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学习古籍的方法问题。也许，现代人会认为如此学习《三国志》，甚不习惯，误认《三国志》的记载，过分简略。须如陈寿乃是为一代记史，不是为后世编历史教科书。研究古史必先研究所据史料的来源与背景。
  辩证唯物主义与质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形态。诸葛亮一生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受叔父诸葛玄言传身教的影响，最为深刻。直到建安十二年刘备三顾草庐，诸葛亮在襄阳农村整整渡过十八个春秋（瑾在江东披草莱十年）。他亲身经历了战祸连年，社会震荡不安的生活。体验了人民的疾苦，熟知人心对政治的向背。东汉的倾覆，袁术的兴衰、刘表的扩张、曹操挟天子都许、孙策平定江东，以及军阀混战，各个大小战争（特别的以少胜多、弱胜强的官渡之战）决定胜负的因果……这些都是诸葛亮二十七岁出山（瑾也是二十七岁出仕）以前，所处的特定环境的社会现实。这样，我们便能理解诸葛亮之所以成为历史上的军事家、政治家是有其物质基础、历史根源的，不是天生成的。如：由於诸葛亮在汉江一带生活了十八年，使我们相信，草船借箭，设坛借风、火烧赤壁，从而排除其中的“神化”传说；使我们相信“木牛、流马”（木制独轮车）並非奇迹，也使我们相信，诸葛亮在五丈原“分兵屯田”,杂耕於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P.925,是鉴戒於袁术被刘表“断粮道”而被驱出南阳。同时，我们以陈、寿原意来读《三国志》，便知诸葛亮出山之前、曹操、孙权、刘表，天时、地利、人和，鼎立局势早己形成。在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诸葛亮的历史作用只是在时间上提前促其实现；在地域上扩展了西南版图；在人物上以刘备代替了刘表。在社会必然在统一的历史发展规律中，诸葛亮不能遏阻蜀国趋向覆灭的命运，只能为他所代表的那个封建阶级，苦撑了苟延残喘数十年的局面。致於诸葛亮生平对社会意义的全面评价，则竭诚属望於诸俊秀才智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