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五年(1926年),奉系军阀张宗昌任山东督办时期,在暴政、苛捐之外,还采用了“卖官鬻爵”的手法大捞其钱,把山东各县依其大、小,贫、富划分为一、二、三等,求官的人可以根据各等价码买得官做,而张宗昌(山东掖县人)还美其名曰这是补充军费不足之举。
县知事黄泽霈,就是在这条道上来沂水做黄泽霈,苗族人(后据查为水族——编者),原籍贵州。他在来沂水就任县官时,就演了一场“刘大人私访”的闹剧。先把他的随员派到沂水,三天之后,他才轻装简从,青衣小帽的来到沂水接了县印。这样,便给全县人们造成一个极富封建色彩的印象,即“新任县官不寻常,是个青天大老爷”!因此,北关大街的牛鸿轩,商会会长丁瑞麟等,皆口呼青天,恭维备至。
黄到任不久,即行革除弊政。在县衙二门外东侧,竖了一通高一米五,宽约八十公分的青石磨的石碑,中书“永除和息陋规”六个大字,左下方款落“沂水县知事黄泽霈”等字,以示除弊之决心。
什么叫“和息”呢?如甲、乙二人因利害冲突或利益纠纷发生争执,一方或双方向县衙具呈告状,这就算向县衙提出诉讼了。但在审理之前,或在审理未果之中,经亲友调处,双方已和好息讼,按说,事情算和息了。但还不行。因为呈文在案,不经县衙批准不算了结。所以,又须向县衙递呈和息书,请求批准,才算了结。请求批准和息,又须根据事情的大小,性质的轻重交纳一定的和息金,才能获得县衙的批准,交少了也难获允准。这种和息是多少年来,历任县衙、县署传下来的一种老规矩,也是“衙门口向南开”的生财之道。
当时,沂水在山东属二等县,然在鲁南各县却是好诉讼的县份之一,和息金更成了一笔公开而可观的进项。可是知县黄泽霈不但不贪这笔钱,反而说成是陋规,进而竖碑明志,永远革除,一时声誉全县,缙绅、老财、争执之民皆高呼黄青天。沂水县共产党地下组织也认为黄泽霈自到任以来,是比较开明的人物之一。因此,黄泽霈的“永除和息陋规”在沂水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个美名。
1927年古历十一月,我到济南向中共山东省委回报沂水党的情况时,顺便谈到黄泽霈去沂水的作为,和他立石“永除和息陋规”的经过。省委书记邓恩铭同志听后笑着说:“同志们看问题太不用脑子了,我叔父(黄泽霈与邓恩铭是亲叔侄关系,邓恩铭同志本姓黄,苗族风俗可以过继给舅父作子,因随母姓邓。)很会做官,也很会捞钱,他仅用了个“舍此取彼”的手法,就把你们蒙在鼓里了。你们还说他怎么怎么开明,又是什么青天大老爷,真是吹的肉麻”!随后他又接着详尽地说:“当前(1927年),张宗昌出的军用票子,要与中(国)、交(通)银行的票子和现银一样用,纳税、交粮一元顶一元,不准折扣。可实际上军用票只能打六折用。我叔父在沂水要的粮税钱一律是中交票和现银,这是你们都知道的。他把这些钱弄到济南,存放在私人开的钱庄里,如院前街正大银号……等,然后再用倒六折兑换出军用票,再交给张宗昌财政厅的金库。为了不出乱子,还必须和那里大、小官僚勾结一起,给他们一定的好处,这才能通行无阻,皆大欢喜。这样每一万元就有四千元,以举手之劳而进入私囊。此外,他带去的人员都是比较干练的,和济南土货商人互相勾结,在沂水收购蚕丝,运到周村去卖,所有的区、乡长谁不恭维,低价钱还得买上好的大框丝。因为黄知县的亲信跟着”。话稍停,随后他又接着举例说:“如果张宗昌突然急着要用钱,他可以由济南的钱庄先垫借上,这样,在张宗昌面前赚了一个能干的县官,然后,回过头来向沂水的老百姓要现银或中、交票子,从中又捞一把。再加上用这样的本钱做生意,这就是万无一失的生财之道。上下一气,都发财。所以就用不着贪污捞黑钱和什么和息钱了。并且还捞来了一顶“青天大老爷”的帽子。这就是我叔父在沂水做官的手段,所以你们沂水的同志必须全面的分析,才能看清楚我叔父的真面目,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邓恩铭同志已经牺牲五十多个年头了,回忆起他亲切和霭的音容笑貌,分析问题的全面透彻,至今思之,如在目前。
1928年夏,张宗昌失败后,黄泽霈惊慌非常,他深怕我们扣留他,就连夜逃走了。临行前,给我们留下一封信,大意说,他当年曾是孙中山先生同盟会的会员,并说在沂水任内无有贪污和非法杀人行为。而且,还暗中保护过我们……等语,黄泽霈真是一个八面玲珑的政容人物。
(江波整理)
张希周,沂水城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早期沂水党组织负责人,抗日战争初期曾任国民党日照县长,现住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