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阴历五月,我在山东纵队特务团三营七连当排长。二十九日,我们团与进山扫荡的日宼在沂水县良水区一个叫黑土洼的地方交了火。在我军反击战斗中,我被敌人的一颗子弹从左腰贯穿,当即跌倒在地,后来被抬送下山。当地党组织把我转移到大崮山下大石屋村一位叫王在瑞的群众家里。
王在瑞家里共五口人,除他们夫妻外,还有三个孩子。我被送来的那天,他全家象迎接自己的亲人一样忙个不停,王大哥把南屋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好了炕铺,王大嫂忙烧水做饭,三个孩子甜甜地叫起了叔叔。看看他们一家人的亲热劲,真象到了自己家一样。
一天早晨,王大哥站在我床前,神色紧张地说:“兄弟,鬼子来扫荡了,快,我背你上山。”我猛吃一惊,就要起身,刚一动,一阵剧烈的疼痛又使我“哎哟”一声倒在床上。为了不连累王大哥一家,我催他们快走,王大哥生气的一摆手,“别说了,快!”不由分说把我背在身上,往山上跑去。到了山坡上一道石崖旁,他们停了下来,瞅瞅四下无人,就把我放在一棵大桑树下,动手搬掉了石崖中间的几块石头。原来,这是一个事先挖好的山洞,大桑树低垂的树枝长着茂密旺盛的绿叶,正好把洞口掩盖得严严实实。王大哥临走时再三吩咐我:“千万别动,忍耐点,等鬼子走了就来接你”。天黑了,王大哥一家又摸着黑路上来,先让我把带来的饭吃了,然后把我接回家去。
打那以后,日本鬼子的扫荡日加频繁,隔上三天五日就一次。有时,王大哥不在家,王大嫂毫不犹豫地把我背在身上往山上跑。当时,我真不忍心让她背着。几次催她把我放下,可她也总是说,“兄弟,咱自家人甭说两家话。”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在她背上,可泪水禁不住地模糊了双眼。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有在心里永远地记住沂蒙山区的父老兄弟和姐妹们。他们确实把子弟兵当作自己的亲人。
在敌人的疯狂扫荡和严密封锁下,当时的医疗条件是很差的,留下的两个卫生员不仅照料我,还要到附近村子里照料其他伤病员,医疗药物也只有一点红药水。到了夏天,我的伤口化了脓,王大哥一家不嫌脏,坚持经常为我洗换衣服,擦洗伤口。有一次,敌人连续扫荡了几天,由于来回折腾和藏在潮湿的山洞里,我的伤口严重恶化了,腰部肿得老粗,伤口溃烂流着血水,王大哥就跑十几里山路,到山下的小药铺里抓来了草药,让王大嫂放在锅里熬好后,给我擦洗伤口。
王大哥全家大小五张嘴,只靠巴掌大的一块地,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再添上我这个伤号,日子就更揭不开锅了。但为了给我补养身子,他们每天晚上都给我熬小米粥、摊煎饼、炒小豆腐吃。白天做饭怕坏人看到,他们一家就晚上推磨压碾摊煎饼。可他们一家仍然象往常一样喝地瓜面稀粥。
在大石屋村人民群众的掩护和王在瑞一家的精心照料下,我躲过敌人的一次次扫荡和搜捕,半年后伤口全部愈合了。归队时,王大哥一家为我收拾行李,拆洗缝补衣服和棉被。村长从家里拿来一包袱煎饼,还有的大嫂拿来鸡蛋,就象送自己的亲人一样。
人生易老,岁月如流,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然而这件事却始终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使我永生难忘沂蒙山区人民的养育之恩。
(转自1985年9月2日《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