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5年8月，我在湖南桃源，听到日寇投降的消息，正将在抗战时期所开设的天风酒精厂，办理结束，旋接束云章自重庆来电相邀，遂于9月底首途前往。
  束云章原是中国银行经管纺织事业的负责人。我在1937年主办湖南第一纺织厂时，代表湖南省政府与中国银行接洽合资创办衡中纺织厂的筹备工作中，曾与他合作。抗战军兴，衡中停办，他几度邀我参加中行工作，因故不能赴召。此次在渝见面，他说他已接受经济部所属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经理的任命，除直接接收上海三十几家日人经营的纺织及印染、针织等厂外，天津七个厂，青岛九个厂，均另设分公司（后来东北也另设了分公司），天津已派由杨亦周接收，要我负责青岛方面。
  在我来说，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任务。就政治方面说，国共已经合作，青岛当时是在解放区包围之中，政权早晚是要易手的，严格说来，应该由共产党派员接收经营，国民党何能越俎？这是下山摘桃子的行径，我当时就有这种想法。就罗致行政及技术人员而言，一个分公司，九个工厂，至少也需要千人以上。上海、天津两地，已先我一着，吸收了大部分我国私营纺织厂游离出来的技术人员，轮到青岛，就很难找到足额的适当人选了。而且那个时候，为个人安全计，八年动乱之后，谁也宁愿去上海或天津，而不愿去青岛。
  可是，青岛各厂，除华新外（华新原是国人创办，抗战开始先售与美商，继被日人强行买去），都是1938年沈鸿烈退去时加以彻底爆破后，日人在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无论房屋建筑，机械设备的水平，都是较高的，是一份宝贵的财产。不管政治如何变动，前途如何艰险，我们一定要把它保存下来，不能让它受到丝毫损害。看来事在人为，责无旁贷，所以我踌躇了数日之后，终于接受了这一任务。
  凭借这一事业本身的号召力和知识分子的爱国心，经过两个月的绸缪，终于1946年1月150,集中八十人一同飞到青岛。
  一、在重庆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企业如何经营的前景是非常模糊的。山东盛产棉花，我们是否可以就近利用？八路军缺乏棉布，我们是否可以供给？物物交换，两利之道，不知道能否实行？当时，沈其震同志（现任中央医科大学副校长）住在旅舍，我与魏雅平去请教过他。他也不知道可能性如何，不过他建议不妨派人到解放区联系一下，如遇到稽查人员，讨说是要找薛暮桥同志。到那个时候，才能得到具体答复。后蒋介石破坏国共和谈协定，诉诸战争，以致形格势禁，所谋未能实现。
  二、抗战胜利后，日人所办工厂，统由经济部特派员公署派员驻厂负责保管，因此纺织厂移交给我们，均完好无损。
  我们接管日人纱厂时，共有纱锭361,716枚，有布机7,713台。后来华新纱厂发还原主，共交出纱锭30,000枚，布机400台。我们因为人员所限，到青后,于一月二十五日先办理一、二、四，三个厂的接收,其余各厂则责成留厂日籍人员负责开工，由公司派员驻厂监督，直到总公司觅妥厂长人选和足够的行政、技术人员后，才陆续接收各厂。这个工作到五月底全部完成。名厂日人除遴选几位技术水平较高的作为顾问，继续留用外，余均陆续遣返。
  三、在1946-1947这两年中，除华新由原主赎回外，八个纺织厂全部开工，又合并两个印染厂，两个针织厂，两个梭管厂，加以补充整理开工;扩建了原属丰田的机械厂，并在厂内增加了一个电机工场和一个针布工场（奠定它作为一个专制梳棉机工厂的基础）；利用第五厂内呆置的化工设备，设立了化工厂（现已扩大交化工部领导），共为十三个厂。一、二、五、六等四个纺织厂均有发电设备，其余各厂则由电力公司馈电。各厂工人从五千人增加到二万余人。又在四方设立总库及运输总站，储备大宗机料，以便供应各厂。
  四、公司设经理一人，副经理二人。下设总务、工务、业务、材料、会计等五科，秘书、稽核室及福利委员会。工务方面，有纺纱、织布、机械、电机四个总工程师协同处理生产技术工作。
  五、在正式接收的前一天（一月二十四日），我与专员刘济誾（日本帝国大学毕业，曾在北京几个大学任教授）到大康视察（即后来的青棉一厂）。在细纱车间，发现有60支双股细纱数百件，我通过刘质询陪同观察的日人经理內海，成品何以不存入仓库？据答称是投降前夕从上海运来，因此仓卒未能入库。有倾，他私告刘，这些棉纱，是没有入帐的，经理可自由处理。听了他这种说法,我就知道这是日人深虑接收人员要对他们挑剔勒索，所以，故意把这批棉纱不入帐作为贿赂。同时，我推测这种现象，不仅大康如此，其他各厂，必然也采取同一步骤。对他们来说，是防患于未然,而对我们来说，则是有关国格和保护公共财产的事，我们必须严正对待，不能含糊。回公司后，即召集各厂日人厂长，令将所有“无帐物资”申报出来，不得有丝毫隐匿。同时责成各厂厂长和会计主任，在接收时，另立“无帐物资”清册，把所有漏报物资，一并纳入登记，加以接收。九个厂“无帐物资”的数目是很可观的（仅大康这一宗棉纱，就值二十余万元，该厂后来又查出一批电器材料）。这就让日人知道，中国多的是不“劫收”的接收人员。
  六、为了避免业务方面发生与商人勾结，里应外合，上下其手的毛病，我们推翻了全国多年沿用的开盘办法，规定在每次开盘售卖纱布时，凡持有商户执照的，每一执照所购得的纱布数额完全一致，如有殷实商户，得根据其营业规模，多发给二、三个执照。这个办法，自开始至解放，遵行未改，大小商户均无异言。因而预通关节、勾结营私之现象，从未发现。
  七、在接收工作正积极进行时，某日，国民党市党部主委兼青岛市副市长葛覃来公司谈及市里正在筹设工人训练班，这些人将来都会到纺织厂工作，要求我们派人前往授课，使他们多少学点技术知识，以便适应将来工作。我见他态度诚恳，不疑有他，当即同意了。他又进一步要求合作，说经费无着，要求公司承担350万元，由他们负责经办。我和同事们经过研究，认为可行，即如数付了款。但两个月过去了，未见动静，派员前往询问时，他竟说：“政治训练和技术训练不是一码事，搞不到一块，那笔款项，已经作为开办经费了。”
  我不讳言，我们在同国民党党棍们打交道方面的幼稚天真：花钱替他们训练了中统特务，而这班特务又混进了纺织厂，横行霸道，扰乱秩序，殴辱职员，后来又在解放前夕从中破坏职工护厂运动。
  也是坏事变好事，葛覃这次骗局之后，三年多中，从不敢对我再有所需索了。
  八、1938年沈鸿烈爆破日人纱厂的余烬，日人入侵后重新建厂时未曾顾及。我们设立了废机整理组，从中整理出纺纱机约六万锭，布机五百台，分别补充各厂，并以余机在五厂内设立废棉工场一处，又在四方设立保全工人养成班一所。
  九、日本工厂的风格是短小精悍，按照设备的需要支配劳力，决不多用一人；以时作息，不差分秒，秩序井然，有如军旅。宜乎它的工业生产水平骎骎乎驾欧美而上之了。1923年，我与楼震旦同志，曾以工人身份在上海日本丰田纱厂学习保全（日厂不收中国学生）。目击其管理情形，为之倾倒不置。青岛日厂的职员全是日人，凡做职员工作的中国人，则以书记工名之。我们接收这些工厂时，定下一个原则，就是一人顶一人，只将书记工改为职员职称，决不多用一人。因为工厂的管理方面，他们是最精通的，他们能够办的事情，我们也应该办得到。不然，无限制的增加编制，既浪费资金，又降低了人们的工作能力，殊非善策也。
  在短短的三年中，我们罗致和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成批的如成孚纺织学校毕业的二十人，湖南大学机械系毕业的三十人。此外，又抽调在职的青年职工，开办过几届训练班，以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和技术知识，从而充分发挥了各厂设备的生产能力。解放后，这些人员对支援本省和全国某些地区纺织事业的发展，均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我们公司和各厂的职员，来自五湖四海，1948年曾作过粗略的统计，山东籍380人，江浙两省各约240人，湖南180人，湖北150人，其余各省人数较少，云南只有一人。
  十、我们留用的日籍技术人员各有专长，公司派了几位工程师与他们合组一视察团，轮番到各厂视察，就各该厂工作上存在的缺点，以及如何改进的建议，汇成专集，交由各该厂按照执行，并作为公司尔后检查工作的依据，这种办法，颇收一定效果。
  十一、青岛八个纺织厂的日本资本家复兴这些厂的时候，作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所以一切设计与设备，在当时来说都是最先进的，而且各厂又都自有其独转之点。唯其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创造发明，相互间也是严格保密，不肯交流的。1947年秋，中国银行总稽核霍宝树从上海来青岛，邀约青岛、天津两分行经理孔士谔、王君靭和我到太平角凉亭谈话。他说蒋介石政权财源枯竭，准备把中纺所辖沪、青、津、辽这些厂卖给民营,藉以斂财，作为屠杀人民的资本。中国银行拟就中选购比较先进的厂，另组公司经营之。他之来青，就是传达总行决定：青、津两行合备资金收购青岛五个厂、天津三个厂，组成“益中”公司，由我负责经理，我唯唯应之。后来蒋政权因慑于人民的反对，此阴谋遂未实现。
  我当时设想，如果这些厂脱手，卖给民营，那就是化整为零，分散落入资本家之手，那时他们对于本厂的先进技术，不也是同样保密，不肯交流吗？这对我国纺织工业技术的提高将是莫大的损失。因此，毅然组织技术人员十余人，派由杨思本同志负责，花了一年多工夫，深入研究，将各厂各方面的先进设计，绘图立说，编辑成书，名曰《青岛纺织厂的特点》，除大批分送外，并在上海申报登出广告，公诸全国，备受织界欢迎，纷纷来信订购。
  十二、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因法币贬值，物价高涨，民怨沸腾，乃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每一元金圆券合法币三百万元。当时限定（21x23）细布每匹价格为28.3元金圆券，不许提高市价，不许囤积居奇，否则，军法从事。华北方面，派张厉生监督执行。上海、青岛则授权给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雷厉风行，煞有介事。我们明知道这个信用扫地的政府，这种自欺欺人的办法是不能维持多久的。所以照规定的价格开出第一盘之后，就密切注视市场动态。果然商人买去后，即刻出现了黑市，纱布价格继长增高，我们如果再照官价开盘,其损失必然愈来愈大。为了尽量确保血本，我们首先每盘减少售出数量，旋即减少开盘次数，最后终于停盘。对几百家织布工厂，则用加工办法，每一件纱换布若干匹,物物交换，工厂照常开工，公司毫无损失。可是这个时候,商人大嘩，指为囤积居奇，干犯禁令。某小报出现一幅漫画；一个戴眼镜的人，被人把脖子按到铡刀上，旁写“一个囤积居奇者的下场”。我明知道是骂我，为了反对自杀政策，维护公司利益起见，不顾危险，坚持下去，结果物价依然直线上升，不到两个月工夫，金圆券的把戏失灵了。从此我们又得随市价开盘了。十三、中纺总公司以时价售给南京军需总署的布匹，有三次是指定青岛分公司交货的。1946）、47两年，两次共提去71万匹。我以为是货款两清的，某次我到总公司向会计处查明，原来是当年提货，次年才照提货时价格付款的。我极不以为然，在法币疯狂贬值的情况下，这种贸易方式，真是咄咄怪事！
  1948年军需署又派人持总公司通知单来提布38万匹，我不肯照发。来人是一位所谓少将，暴跳如雷，说我贻误军需。我说这是分公司与总公司的内部问题，总公司不付现款，我就不发，与你们无关。他无可如何，只好静候消息。我们向总公司去电，非现款不发货，总公司据此向对方取得现款，复电已收入青分公司帐户后，才让他提去。从这件事就可以观测到当时反动政权中饱数字之大。（政府如时付款，经手的各级人员扣在手里，营私牟利一年之后，再付清欠款。）
  十四、1948年秋，刘安琪在跑马场北面他的家里，设宴请我和副经理王新元、业务科长李德贤三人。事先我们知道，“黄鼠狼拜年”不会有好事，商定了对付办法。果然，他即席介绍了一位所谓的伪绥靖公署经营与解放区交换物资的冯经理。据说，解放区的原棉堆积如山，急于要运出来，而棉纱、棉布则极端缺乏。冯对解放区的地理、人事都很熟悉，只要我公司提出一部分纱、布交给他，他就能与关系人物物交换，以少换多。这项利益，绥署和公司可以分摊。一方面充裕了军响，一方面取得了原料，可谓两利。真是说得天花乱坠。我们知道他们的企图是骗走一批纱布运到国外市场去卖得现款，作为经营的资本。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诡称没有换到棉花，用贬了值的法币来还清货款。那个时候，如果他们正要逃走，就可以分文不还，我们就万本无利了。我故意装做极端轻信而替他们设想的姿态说:"到解放区换棉花，确是最好的办法，比拿外汇到几万里外买棉花好得多，只希望能把这条路打通就好。我们现在也正在和商人们研究，办法是商人取得国家银行保证，向我们取得纱布运解放区。商人们在那里有贸易的线索，互守信用，不担任何风险。万一发生问题，我们有银行担保，不至受丝毫损失。至于军事机关去做这种买卖，危险就大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我认为，绥署的目的既在筹饷，如果我们之间密切合作，保证商货顺利通行，用不着兴师动众，只要仿照曾国藩抽收厘金的办法，在主要卡口，派驻两三个人，按照货值征取一定的手续费，这就可以做到以简驭繁，安全稳妥，不劳而获多金。较之受风险、耗时日而不一定能获得多少利益的办法要强得多，不知以为然否?”这一席话使他们张口结舌，无以置答。因为他们满脑子是香港、台湾，而不是解放区,我的说法理由充足，无懈可击，可是和他们的设想，是牛头不对马嘴，所以他们只好说考虑考虑再说吧。一场骗局就这样无结果而散。
  十五、也是在1948年秋，伪绥署交通处长宋某约我到中山路某旅社与一据说从中央来的所谓运输司令陈某见面。陈表示他是奉中央命令来执行迁厂任务的，问我的意见。我说还没有接到这项指示，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如果真的要迁厂的话，有几个先决问题必须解决：第一，迁厂首先要拆机器，机器不能散放，要编号装箱,运到目的地后，才能重新装好开工。装箱子不仅要木料，还要洋钉。一年前总公司要我们运两百台布机到天津去，就是因为买不到木料和洋钉，至今无法运出。其次，拆迁我们这样一个纺织厂的机器设备，至少要准备五千吨的船只三、四艘。第三,最困难而又最重要的，是找不到拆机器的人。这些人必须是熟练工人,也就是本厂的保全工人，他们和全厂的工人有血肉关系，父子、兄弟、夫妻、姊妹，他们肯打破自己和亲人的饭碗，亲手把机器拆开装箱运走吗？他听了我的话，知道问题确实太多，就转而问我，拆迁一个小厂行不行？这一句话，使我顿时明白，他不是什么中央派来的，而是刘安琪这批匪徒想混水摸鱼，派他来摸底的。我说：我们这些厂中间，只有梭管厂规模小一些，不过搬起来，也要花很大气力。台湾正是产梭管的地方，我们现在也用他们的产品，他们厂子的规模比我们的大，搬过去，可能赚不了钱还要亏本，问题是值得拆迁与否。这一席话，让他们死了这条心。
  十六、我们接收日本工厂时，厂中停工已久。开始我们照当时工资发给。因物价上涨之故，币值只及以前的三分之一。我们随即每月递增，直到恢复原值乃止。以后又按照物价指数，每月调整工资，可是仍然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所以从1948年秋季起，绝大多数折发布匹和粮食，仅发少量现钞以供零星用途，这个办法一直实行到青岛市解放为止。
  十七、青岛有一个工业会，原任会长为冀鲁针厂经理尹致中。1948年他逃往台湾，大家推我接任。经査明该会由于客观情况，未能发挥为地区工业提高技术、推广业务的作用，而只是作为替反动派分摊捐款的机构。我建议将会中职员分成若干组，下到各类性质不同的民营工厂，作详细的调查登记，汇集成册。当时大家不知道我的想法，不过觉得这种行动较之派捐有意义一些，所以都严肃从事。解放后，我将这份资料交给工商局长王崇石同志以供参考。
  十八、从1948年.起，各厂的原棉供应已不大正常，工作受到影响。从这一点可以=测反动政权岌岌不可终日，青岛解放已经是必然的了。除原棉只能由总公司调拨，我们无、能为力外，我指示材料人员千方百计购进燃煤，远自台湾、菲律宾，亦被购进。又逆知解放以后海运可能被封锁，各厂所需五金材料及零件都会成为问题，必须竭尽全力购囤，以免解放后影响生产。所以到解放时，各厂和四方总库所存的材料，可供三年之用。
  十九、同我一道到青岛来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因此，我们的步调是一致的。公司每旬所编印的刊物《中纺旬刊》，可以代表这些人的思想和立场。他们在解放后都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
  公司及各厂的千余职员来自各方，政治成份是相当复杂的，绝大多数是无党无派，有些是国民党员；甚至有属于中统、军统等特务系统的。到了解放前夕，蒋经国的青年军复员人员和华北各地逃来的特务，也以命令形式成批的派到公司和各厂。尽管如此，我们的整个气氛还是进步的，左倾的，护厂运动还是照常进行。
  廿、青岛各厂工会，由社会局管辖，葛覃兼社会局长。他训练一班中统分子，渗入工会，原是想拿工会作武器来挟持各厂和公司，以达到他那不可告人的目的。事实上，各厂黄色工会,一无例外地宁愿倾向于与工厂合作，以便办事顺利和巩固他们自己的地位。因此黄色工会在工人中间，掀不起波澜，公司也很少因为解决这方面的矛盾花费心血。记得某次国棉三厂厂长丁作霖因故开除了三个工人。工会不同意，被公司知道了。经考虑处罚确属过重，唯收回成命，也有碍难之处。我主动找了当时市长龚学遂，请他以私人名义把这三个工人介绍给我，由我派到电机组工作，从而解决了问题。这是很少的一个事例。
  此外，公司福利委员会每月在发工资时，因按物价指标折实核算，与工会保持接触。
  廿一、伪市参议会集牛鬼蛇神之大成。这班人类的渣滓，群居终日，勾心斗角，把人民踩在脚底下。每次开会在伪市长和所属各局长作工作报告时，台下沸反盈天，恶声指斥，以发泄个人的怨气。
  我们公司成立后，不断接到这些人的来信或私人口头托请，不是介绍职员就是请发纱布商牌照。我们为了避免滥用人员和避免冒充商户，都没有答应。同时为了照顾当时的失业者，曾几次招收了一些合格人员。对于纱布商店，早已经过严格甄别，规定了三百余家。可是，这些并不能满足这些参议员的私欲。
  从伪参议会成立时起，就通知我到会旁听，我没有去。在每年会期中，还通知我到会作工作报告。我屡次推说:“我的工作只向总公司报告。我们无权对外，所以不能向地方报告。”就持了这个理由，挡开了三年开会的麻烦，避免了场复一场的站在台上遭受的无端漫骂。
  当然，他们不会甘心，于是就在报纸刊物上作文章。记得有一家小报上，曾有捏造青纺公司及各厂同事的桃色新闻和马路消息。因之轰动一时，社会上的人喜欢看它，青纺的职工们也要看它，当时确有些“洛阳纸贵”。我对此不加理睬。在这个小报出了十六期的时候，某参议员（忘其名）见到我就问，见到这张小报没有？我说见过了。他以关切的心情对我说，蜂蠆有毒，他认为报上登载的新闻对青纺的名誉有妨碍。我说那里面所指陈的，多是个人的行为与公司无关，揭发出来，儆一戒百，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如果是捏造的，它自己负法律责任，我也不会提起控诉。他主张为了耳根清静，不如每月给他们一点津贴，或给他们一张工商业牌照，他们就不好意思再来找你们的麻烦了。我说：“不！这样做对他们没有好处，反而害了他们。因为他们拿青纺作为笑料的来源，他们的报才有人看，销路才好，收入才多，大可维持生活而有余。如果我对他们有所加惠，就等于收买了他们，他们不拿青纺作题材，报纸的声价将会一落千丈。这不是我反而害了他们吗?”我终不为所动。这份报纸终因黔驴技穷，不久就停刊了。原来这位参议员正是这张报纸的幕后人。这就是他们通身解数。
  廿二、1947年某月，青岛伪警备司令丁治磐给我来一个快邮代电，内容是根据山东某区司令来电，略云：“青岛中纺公司机械厂附属小学教员李仲华系共产党员，是否属实，请查明具复。”云云，我复文的大意是：“1.经派员密査该校教员确有李仲华其人，系共产党员。2.他现在正在办自首手续。3.我们因为他既有政治色彩，不宜当小学教员，已令其离职了。”（此件存青纺档案内）
  他问我有无此人，我说有，现已把人放走了。我当时何以如此大胆？可能是下面所说的一段故事的关系：1946年丁治磐派机要秘书徐人众来问我；听说公司有一批布匹，八折发售，警备司令部因军饷奇绌，想买二万匹解决困难。我答称那是敌伪财产管理局的处理品，寄存在公司各厂的仓库里，由该局批准卖出，我们照单发货。他要我向处理局关说一下，我答应了他，并亲自向程局长义法说了。交易成功二万匹布，所获是不资的。不久，徐送来支票一张，说是丁对我的酬谢，我婉拒没有接受。可能就是这一点情分，才没有向我追索李仲华吧。
  廿三、1946年某日，公司派员到各厂查勤，发见第二厂警卫室墙上，只挂有三支枪，其余除岗哨取用外，均被下班警卫带到家里睡觉去了。据此，我与厂长决定，开除了警卫长刘某。那时青岛中统组织的负责人许少顿忽然跑来公司，声称刘某是中统安放在二厂的细胞，要求我收回成命。我说刘某是中纺的工作人员，不尽职责，照章开除，不能因中统关系恢复工作。他又请在二厂范围内给刘另派一份工作，我也不肯照办，他悻悻而去。解放后，査觉刘某匿居二厂宿舍，有反动行为，被人民政府镇压。
  廿四、另一件事出在姚公凯负责青岛中统组织时期。时在1948年，国棉五厂工人十二名，深夜在车间寻衅，将技师袁某、技术员姚某殴成重伤，并强迫两人写认过书，意图推卸罪责。我们因为这事件关系到工人与职员间的关系，又牵涉到其他各厂职员的安全问题，正在考虑如何妥善处理才能免除后患。这次，轮到姚公凯出头了。他大摇大摆地来到公司，说这十二人是中统成员，要求从轻发落。我早听说中纺五厂是中统分子比较集中之地，此事出于故意酿成，不能轻轻放过。姚知事态严重，四出奔走，对我施加压力，相持数日，尚未谋得适当解决办法。正在这个时候，我听说中统买子陈果夫因事来青，在厂长联席会议上研究了一下之后，决定把这一事件提请他来解决。我与陈素昧平生，就邀伪市长李先良一同见陈，并约他次日到一厂参观，陈欣然答应了。次日，我和李陪同陈到一厂，姚公凯不待邀请，也尾随而来。参观后吃饭时，公司两副经理及各厂正副厂长均在座。饭后闲谈，我提起殴人事件非常棘手（没有说明殴人者是中统分子）。各厂厂长纷纷发言，有人人自危之感。陈也认为必须严肃处理以煞住歪风，主张将殴人凶手开除，并嘱李先良协助解决。姚公凯事前根本不敢将此事吿陈，所以陈不卸事关中统，断然做了决定。姚这时目瞪口呆，窘态可掬。后来我也只开除其中之六人，以示宽大。
  廿五、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到了1948年青岛市面逐渐进人紧张状态,富商大贾纷纷逃离。中纺在青岛是个大企业，举足轻重，全市工商业均唯马首是瞻。其时我兼任市工业会会长，时常与私营厂主们见面，深知其然，所以力持镇静。可是这股空气，影响了青纺一部分南籍职工。他们唯恐大祸临头，不安于继续在青工作，意欲离去。而绝大部分工人都是本地籍，他们懾于1938年沈鸿烈退走时爆破了日人纱厂，以致数万工人同时陷入失业的惨状，深虑国民党匪帮逃离青岛时重施故技，因而惶惶不安。如何能使大家处变不惊？我和副理王新元、杨樾林及各厂厂长，在多次联席会议上研究对策，但毫无结果。
  当时我家住在华山路13号，时常发现门首信箱内有投入革命宣传品，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向白区工人发布的保护人民财产的八条。我看后认为这是无可逃避的责任。各厂厂长可能也接到了印刷品，所以异口同声地主张组织扩厂力量。可是这个举动既然是响应党的号召，就必然会引起。反动当局的怀疑，到了这个时候，本身尚且忧谗畏讥，还谈得上组织群众，共同护厂?！因此如何向青岛国民党首脑启齿？如何取得他们首肯？这是当前唯一难题。我身负重责，殊感焦虑。
  是年冬，党的地下小组成员赵仲玉同来与我联系，我当时的激动是无法形容的。（赵与我同住华山路13号，她住楼上，我住楼下，前述宣传品正是她和郭美珍同志所缮写，油印、投放的，这是我在解放后才知道的。）我到青岛三年，因为任重道远，悉心寻求党的线索而不可得，不胜其孤独之感！护厂一举是在虎穴中防虎的行为，虽然职工二万人，有群众基础，终不免心怀惴惴。赵仲玉同志在关键时刻送来党的关怀与温暧，我顿然觉得有恃无恐，胆壮心雄，认为这一举措更有目的更有意义，私心自警，一定全心全力，贯彻始终，使偌大的人民财产得以完整无缺地交还给人民。
  事有凑巧，此后某一天，伪绥靖区司令刘安琪晚间设宴招待我和青岛中国银行经理孔士谔，青岛中央银行经理某（忘其名）三人。饭后漫谈，涉及青岛市治安方面发生的问题。我趁此机会提及中纺所属各厂，从市内到沧口，绵延三、四十华里，这个时候难保没有个别暴徒闯入炸毁机器事件。我问刘有无预防之策？他无以置答，转而问我。我说，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意见：纺织厂惯例，每日放工，工人出门必须搜身，这是旧社会轻视劳动人民的具体表现）我主张根据目下情况，改为入厂搜身，以防有人夹带爆炸物。他以为我只是针对个别暴徒设想，连连称善。于是，我进一步提出在各厂职工中遴选若干人，组织护厂队，与厂内警卫合作一同守护。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着正是防止他们进行破坏，而且当时厂子如果遭到破坏，影晌战时经济，他不敢负责，所以表示赞同。当晚我回到公司，就根据这一席谈话，作一记录，送伪绥署备案，以便大张旗鼓地进行护厂。
  次日，我召集各厂厂长联席会议，宣布此事，动员护厂。会上我表明，本人在动乱期内决不离开青岛。我的家属包括八十四岁的老母在内，也留青不去，希望各厂长回厂后，向职工表示决心，组织护厂，使大家安心工作，勿作他想。从第三天起，我又用了十天时间，轮流向十三个厂的全体职工作动员报告。当时讲话主旨，除表示本人态度外，着重强调防止工厂遭到破坏，以免打破我们的饭碗，断绝大家的生计，要大家群策群力保护它。这样不涉及政治，免得别生枝节。然而在“中统细胞”多的中纺五厂，当我讲话的时候，还是有人大声吵闹，企图扰乱秩序，破坏护厂。可见这个问题反动派是很敏感的。但是组织护厂是绝大多数职工的根本利益，少数人要闹也闹不起来。
  从此，这个运动就成为公司及各厂全体职工的集体行动，恐怖气氛一扫而光，工作也重复入轨了。（只有第五、第九两厂厂长和极少一部分南籍职工离去）这对留厂职工倒起了安定作用。
  经过大家研究，组织护厂队及其行动，大致规定如下：各厂厂长担任护厂队队长，队员人数多少、分组大小，一视各厂的规模如何而定。
  为了加强公司和各厂的联系，公司派出得力人员分驻各厂，协助厂长工作。
  一旦有警，由队长率领队员迎面破坏者。第一步好言劝阻，如见听，第二步金钱贿赂，如再顽固不化，非进行破坏不可时，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武力解决。我们估计，反动派如进行破坏，只能在逃离以前一、二天之内，时间匆促，人数也不会太多，胆怯心虚，奉行故事，应是少量金钱所能解决的。（各厂厂长手中都掌握了一部分现金。）
  平时，护厂队分区把守，加强门禁，并以时操练，以免临时慌乱。
  运动发起后，刘安琪对我们的动静极为注意。后来洞知我们护厂的真意所在，恨我入骨。他某次到上海，在友人宴会上酒酣耳热，大放狂言，指我是灰色分子，要把我送到海里去。其时雷震在座（雷曾是国共和谈时的一个关系人），雷与我因蔡叔厚而相识，因此把情况告蔡，要他转达，使我能知所自处。这是1949年一月间事。（蔡是我老友，曾是地下党员，解放后任上海市机电局副局长，“文革”时期，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刘安琪原定1949年2月12日（阴历春节）前后逃走，风声所播，所有公私银行、工厂纷纷停业，负责人逃走一空，中央航空公司班机已停，仅中纺各厂和水电两厂巍然未动。这个时候，我曾约电厂副经理刘文东到我家开会，共筹对策。
  二月八日，刘安琪忽派参谋长冯骥送来沪青飞机票两张。据云：动乱时期，刘担心我老母的安全，要我派一人伴送老人到上海去。这就说明，刘已经听到我留老母在青是为了镇定人心，借此来窥测我的意向。我当即答复，奉养多年，不能在这个时候反把老母送走。除表示谢谢刘的关怀外，立即把票退给中国航空公司。可是随后冯不断劝我离青，我不胜其烦，正好中航会计是我的表弟魏雄，从他那里我问明中航截至十二日止就没有班机，所以我故意让冯给我买十二日机票七张。我以为十二日既无班机，票数多也决难购到。不料，十一日上午冯竟派人送来次日票七张,我非常诧异。经电话询问魏雄，据答：正因为我要多张，所以临时增加了班机。我弄巧成拙，不胜懊丧！旋即派公司翻译专员欧阳旭辉（解放后在重庆大学任教）到美国驻青海军打听消息，据复称：刘安琪本日上午与美梅军七舰队司令商谈结果，已决定暂时不逃了。我随又退掉机票并责问冯，你们既然不走，为什么逼我离青？他对此无法解释，这也是刘对我怀恨处。
  正因为刘在春节前后逃走的空气高涨，所以我们决定加强这个时候的护厂工作，以期应付万一。所有护厂队成员，放弃假期，发给加倍工资，留厂值班，并进行演习。不料九厂在指挥演习的时候，竟露出了马脚，暴露了我们防备的对象并非是个别暴徒，而是“中央军”。在该厂暗藏的军统特务立即向上反映。冯骥据此向我电话质问，我矢口不承，事实上从此更加深了他们对我们的敌视。正在这个时候，某日深夜，我们偷听解放区电台广播（当时电台似在张家口），关于时事节目有：“青岛匪帮刘安琪等阴谋在逃窜前，炸毁青岛市工厂及市内各项建设，青岛中纺公司经理范澄川也和他们沆瀣一气”云云。这一段话，倒起了麻痹敌人”帮助我解除困境的作用。我听到之后，如幽草沐阳，倍觉温暖，更加体会到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革命大业的一部分，不容有丝毫松懈之感。欣然雪涕，相与慰勉，不知东方之既白。
  果然，次日伪参谋长冯骥在电话中问我，听到昨晚的广播没有？有何感想？他的潜台词是，你还想拥护共产党吗?人家并不要你呢。我未置可否，唯唯应之。三月上旬，我去上海述职，并督促一部分职工在沪加紧采购燃煤及五金材料等。四月初，青岛盛传刘安琪将不利于我的风声，同事们要我的爱人文佩南来沪告知，嘱我返青归途，加意防范。
  四月廿日，百万雄师渡江，南京获得解放，沪青间的海陆空交通全部断绝。我深忧无法回青，先找到由南京逃沪的伪国防部次长秦德纯（秦那时还挂了伪山东省主席和伪青岛市长的头衔），请他为我介绍一军用飞机座位，让我一人回青岛。他因熟知刘安琪将加害于我，劝我不要回去，同时他也确实无力为我找到飞机。我失望之余，又通过蔡叔厚同志找到当时党在上海地下工作负责人之一沙文汉同志（化名张登）请代设法，他也无法解决，劝我留沪，帮助他了解中纺公司的情况。我辞以不可，因为我对总公司的内情并不熟悉，留沪无益,而青岛则必须我回去负责。否则群龙无首，将造成恶果。最后还是通过商人包租了陈纳德大队的飞机，才于四月廿七日返青。
  一同返青的有楼震旦同志（三十年代，他曾是共产党地下党员，当时是青纺的第一厂厂长，解放后任上海市参事室参事，76年病故。）和他为及时接受党的领导而向沙文汉同志请派的张美道同志（现在上海工作）,还有一个与刘安琪有旧的王志文（刘在蒋介石的南昌行营任卫队团长时，王在侍从室），希望通过他可以探明刘的动静，使护厂工作更加主动。
  我回青的消息传到各厂是一付很好的兴奋剂和镇定剂。
  为了要探明刘安琪最近的态度，我一下飞机就打电话给他手下的特务头子陈孝祖,约次日到我家见而。据他说，刘对我反感极深（除政治色彩外，骨子里因为刘曾多次向公司赊骗纱布，我不同意），难免不下毒手，不过行动起来，必然要通过他，他保证在奉命下手之前两小时通知我，以便走避。（陈是山东人，抗日战争时期在湖南大学任教，1946年回青岛，得以相识，我曾通过他向湖南大学要来机械系毕业生三十余人，分发各厂实习。）
  五月中旬某日、我用电话约好高芳先，就同赵仲玉同志一道，乘车到江苏路，赵留坐车中，我只身前往高家谈话。
  高芳先是什么人？我何以在那个紧急的时候去找他？他原是日人公大纱厂打包工人，孔武有力，后来参加了国民党反动部队，做了沈鸿烈的部下。1938年，对日人经营的各纱厂的爆破工作正是他主持的。国民党退走后，他随李先良在崂山一带“打游击”。日本投降后，他随李入市任青岛市保安队长，后升旅长。当时“青保”之恶名是路人皆知的。李先良去职后，他改隶刘安琪节制，刘对他岐视，经常克扣他所部的军饷，他忿忿不平，无以为计。1948年某日，竟来向我投诉，至于泣下。我此时想到他是十年前爆破纱厂的人，今拥兵在手,定能保护纱厂免遭毁灭，所以存一种把他拉过来的企图。碰到这个机会，我毅然给予法币五千万元（在应变费中，约合银币数百元），以解其厄，他感激万分。
  我去看他之前，曾与楼震旦、张美道同志商酌，认为可行。那天我一见面就单刀直入，劝他不要离开青岛，以免将来受刘的摆布。不如趁他们逃走的时候将部队调到沧口至四方一线，保护工厂。立了这一功，解放军来了一定不会亏负他。可是，他说他有三难：一是他的双手已经占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解放军来了不会饶恕他；二是他的部队远在青岛东北方的前线，拖回来要穿过三道“中央军”防线，势所难行；三是他的家属和行李都上了船，不能退回来，所以不能按照我们的愿望办理。我听了他的话和看了实际情形，也知道确是无法相强，遂兴辞而出。这也算是一个插曲。
  五月甘日，赵仲玉同志对我说，有一位姓徐的朋友忽然失踪了，不知是否被海军逮捕了？希望我找门路打听一下。原来地下党小组派徐某去策动伪海军某舰起义，经调查，确已被诱捕。为了防他在严刑拷打之下，供出其他成员，赵又托我深入查明。
  正好，青岛德士古油行经理邹恩庭廿二日向我密报；徐某在惨毒的楚掠之下，除供出地下小组全体成员外，并牵涉到我。因此海军已派人在中纺公司门首，等候我前往办公时进行绑架。（邹经营石油，与伪海军材料主管某相识，某知徐案详情，要邹设法让我知道，以免蹈险，盖一有心人也。邹是晚即应公司材料课长刘业最之约，到招远路与我密谈。）我立即驱车到华山路将这个消息告诉赵仲玉同志，由她负责通知地下小组其他成员，迅速隐蔽。我为了自身安全，决定迁地办公，并通知各厂，有事电话联系。虽然如此，各厂护厂工作并未放松，毋宁说是更加紧张了。最可惜的是此后这段工作与组织上失掉联系，无法向组织汇报,也无法接受指示。只好独立思考，随机应变，直到六月二日青市解放，我们才得见面。
  另一方面，我从上海带来的王志文，到青岛后，与刘安琪见了面，刘即延为高级参谋。同时他又与在伪绥署充任专员的军统特务施岳旧友重逢。原来他们两人是莫斯科大学同学，又同是共产党的叛徒，因而过从甚密。也正是五月廿二这一天，施岳把伪海军总司令部致伪绥署公函，关于请求捕我的事，通过王志文吿知楼震旦同志。楼约施将公文原本带到国棉一厂厂长宿舍，送我过目。那天晚上八点，在我与邹恩庭密谈之后，我到一厂与施见面，看到了公文。刘安琪在文后批了“将范澄川带走"六个字。我问施:“带到何处去?”他说：“到海里。”这与刘在上海宴会上骂座时所说的毫无二致。因为青岛反动派要求“杀人如草不闻，声”，往往将一批批“政治犯”用铁丝穿系，深夜送海中解决。施和陈孝祖一样，保证在动手前两小时通知我走避。所不同者，他要求中纺公司租用他掠夺得来的敌产张店路房屋一年，预付美金三百元，我们当然答应了他。
  施岳为什么主动把消息透露给我，并且给我保证呢？这不是偶然的。1946年我到青岛不久，中统头子姚公凯是岳州人，就以同乡身分来见我。后来又主张我与往年沈鸿烈在靑岛时所组织的两湖同乡会一些老人叙叙乡情。我对这种封建组织向无兴趣，而且这个同乡会早已不存在了，拒不同意。无奈此人再三纠缠，我只好约同王新元、刘济訚、魏雅平等几个人于某日前往聊城路一茶室相见，寒喧客套不过一小时，兴味索然而散。事后，姚问我：“其中有一个中年人是伪绥署专员施岳，你记得否?”我说毫无印象。姚说，施奉中央命令，在青岛筹设“拔提书店”（法西斯性质），希望中纺公司加入股份。对这种荒谬绝论的想法和要求，我断然拒绝。后来姚每来必提及此事，我终不为所动，如是者两三个月。最后一次姚讽示我：“这个人还是不得罪的好。”我听了弦外之音，就是说如果我不答应他，将来一有机会他就会报复。相反，我满足了他的要求，将来可能得到他的帮助。我考虑再三，只好私人拿出法币500万元（当时约合银币数百元），托姚转交并郑重声明，既不要收条，也不要股票。后来青岛市上并无所谓拔提书店的出现，可见只是变相的敲竹杠行为而已。这一次他把海陆军头头对我进行迫害的联合行动向我透露，姚公凯的前言得到应验。
  关于护厂，虽各厂都在加强戒备，我们总觉守株待兔，有些被动，唯有知道对方准备何时动手，才能从容对付。最好设法使他们拖延爆破命令的下达，延误时机，使其不得下手。其次，平津各地逃出的特务组织，都纷纷向青岛集中，他们各自为政，如果在“中央军”尚未退走之前肆意烧杀抢掠，将使青市秩序大乱，从而危害各厂的安全。所以我和楼震旦同志商酌，认为施岳还可以在这一方面起一点作用。于是便把他找来，要他向刘安琪进言，由伪绥署通令各特务组织，不得有任何越轨行为，否则严究。他照办了，并将刘亲笔签字的文稿送我们过目。施也向我们保证，如有破坏命令，他将采取公文旅行手段，拖延时间，致使其无法执行，万一不能做到，非执行不可时，也一定事先通知，以便我们准备，此点最关重要。我们送了他一千美金（赠他的一千三百元美金都是出的公账）。
  这一段时期，我的办公地点设在一厂电机间楼上，与公司及各厂保持电话联系.工人们为了保障我的安全，颇费了一番心血。
  策动海军起义这一公案，无端牵涉到我，伪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以为我毫无所知，除派人在公司内外守候我落网外，又于五月廿四日，派他的情报组长董麻子亲自送一份请帖交给公司业务课长李德贤（现在太原纤维检验局工作），约我到他的司令部吃晚饭。这分明是一出鸿门宴，我当然不去。次日，青市各机关公宴桂永清，中纺破例没有人参加。他见不到我，气恼之极，命令伪警察局长刘国宪，于次日带同枪兵眼线，在与我有关的地方大肆搜索，未得如愿。
  到了五月廿八日，忽然得到一个情报说，反动派又不逃原来伪绥署安派在各企业工厂的特务，前几天已经逃上了船，现在又都回来了。我听了这个消息万分焦急。因为反动派原定二月份逃走的，已经推迟了三个多月，如果再推迟几个月，我这个共产党嫌疑的经理将何以自处？始终隐蔽呢，还是露面？为了搞个明白，除由王志文到处电话找施岳探询外，我找了几位厂长和张美道同志等十余人商量对策。在大家无以为计的时候，我想唯有我亲自去找刘国宪,才能讨得一个正确的消息。因为刘过去曾一再假借为警察治装的名义，向公司买过细布几百匹，从中渔利，我没有为难他，也是一点情分，谅他也不会为难我的。这时在座同事都认为这是自投罗网，过于冒险，一致反对。我则以为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力排众议，终于在电话中约定在一小时内在莱芜一路见面。刘一见我就说：“你这一晌到哪里去了？桂老总好找你呢！ ”我说：“这一段时期情况特殊，我不得不到各厂料理一切，所以没有出来，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眉目了，我想把我的行李搬到市里来，最好是住在冯参谋长家，因为不如此，你们走了会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那就害苦我了。”他说：“不至于，桂老总已经在长治军舰上为你们全家预备了两个房舱。”我说：“不必，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决不要他们跟我飘洋过海，只要求你现在在市里为我找个安身之处，以免你们临时把我忘了。”他要我暂时回去，等候他的电话通知。后来他见我还不放心，才说定：“四天为期，来晚了，我不负责。”临别时我还再三叮嘱不要忘记，他满口答应。
  这一席话，首先，使我知道他们这一次是逃定了,而且是四天之内。我当即通知各厂把护厂工作具体抓起来。其次，反动派不仅想拿我一个人去喂鱼,还想使我的全家葬身海底。第三，这一下麻痹了他们，以为到时候我会送肉上砧板的。这就让他们失望了。四天以后，刘国宪没有失约，失约的反而是我。他如时来了电话，而我不在。我想他在刘、桂两人面前是无法交待的（我匿居冀鲁针厂职工宿舍、陈仰之同志等住处）。
  原来正是五月廿八日这一天，刘、桂这两个匪首同时派出大批武装匪徒，出动汽车，开始抢劫离市较近的几个纺织厂的布匹。在武力威胁下，我切嘱被劫各厂，不要抵抗,免遭无谓的损失，唯用一切可行办法，延缓阻滞其劫掠过程，主要以全力保卫厂房和生产资料，结果共劫去细布32万余匹。
  1949年6月2日，这个伟大的日子，我在清晨三时接到沧口八厂的电话，人民解放军已经入市，工厂已在解放军的保护之下。我谛听好音，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大有天日重光之感！
  蒋帮部队因为懾于解放军的跟踪追击，除劫掠外，唯恐多所滞留致遭歼灭，所以不敢对工厂加以破坏。这就使我们的护厂工作，虽然剑拔弩张待时而动，并未见诸实行。这是党的威力的表现，也是值得庆贺的事。
  在1948年冬季开始到1949年5月底这段时期中，在党的领导下，青纺形成了护厂的集体行动，广大群众团结一心，得以度过这一难关，使我们能把这一份宝贵的人民财产比较完整地还到人民手中的这一愿望得以实现。对我来说，这是可以自慰的。
  如前所述，日本人在青岛所建的八个纺织厂是对我国人民有害的，对日本侵略者来说，它曾经发挥过吸血管的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对国民党反动派来说，则发挥了提供军费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就成了它的工具和帮凶。因此为了赎取罪愆,在解放军势如卷席，匪帮张皇逃窜，政权即将易手的时刻，我们决不容许匪帮破坏工厂，以期将来对社会主义生产发挥它的正当作用。今日得见金瓯无缺地回到人民手中，其感受实十百倍于其他任何人。
  解放区的原棉随军涌到，厂里的准备工作都已做好，全体职工都在筹候开工。三天之后便全部恢复生产，得到中央颁电嘉奖，今日回想超来，仍不胜振奋之至！
  附记：文文第二十五节，原拟《中纺护厂经过纪实》为题，独立成篇。经由与闻共事的赵仲玉、郭美珍及参加护厂具体工作的前青纺机械厂厂长何培贞、青纺八厂厂长陈本元两同志签名盖章，证明事属实在。乃将此稿作为本文的殿军，以表必求善始善终之微忱而己。
  （原载《中国纺织科技资料》本刊稍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