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五十年代初，毛主席曾称赞范旭东说，在中国搞化学工业不能忘记他。是的，而他的化学事业却是从制盐开始的。早在本世纪初，他就瞩目胶澳盐业。曾于1903年委派盐务专家景本白和凌植支来青岛考察，认为青岛制盐的各种条件较塘沽优越，只因为德日占领不便经营，不得已才在塘沽定点创建了久大盐业公司。
  第一次欧战结束，于1922年继巴黎和会之后又在华盛顿召开所渭华府会议，议题涉及日本如何交还青岛的有关问题。当范旭东得知日人在青岛经营之盐业准许我国备价赎回时，喜出望外，乃秘派久大技师杨子南等人再度来青作进一步调查。一者为进军青岛作准备，二者可以参照塘沽建场时的造价评估青岛盐业的真正价值以供政府谈判时参考。彼时北洋政府虽设有盐政机构，但毫无职能形同虚设，对胶澳盐业状况，盲然无知，在谈判过程中处处被动。日本方面在获悉胶澳盐业不准日人插手时，拼命滥造盐田，喑增盐厂，企图移交之际大捞一把。根据杨子南等人提供的资料，其全部盐田共1500副斗子，（占地2.4万亩）连其19处制盐工场价值不过200万元，此外“青盐输日”的专利权约值100万元，三项相加不过300万元。而在日商方面，鉴于不能继承此业乃在造价方面大做手脚，趁机抬价。最初曾高喊其资产总值超过一亿日元，在其荒唐的造价表中，竟然列出“手想利益”数千万元的项目，简直是强盗逻辑。连他们的外交仃都认为类此无中生有的天文数字无法向中方提出，一再请求他们从实际出发，不要满天讨价。最后提出1700方元。此时久大杨子南的调查报告除上报政府之外，舆论界亦有报导。日本代表迫于形势自动去掉一千万的大数，只按700万元向中方提出。当时日商大哔，漫骂他们的外交官没有立场，甚至说他们侮辱了战胜軍的尊严。经过几度折冲，最后以600万元成交。至于北洋政府如何用60。万元之代价赎回，后来却以300万元标卖给华商？当时传闻系外交秘密，这个谜底至今也未揭开。
  招商投标
  日商在胶澳的盐业，经过中日联合委员会谈妥价格后，北洋政府即筹划招标事宜。此时日商已在诡密活动，务期混迹其间以便东山再起。但盐业向属国家专卖，不许外商经营，因此他们只好勾结唯利是图的华商为之冒名，得标之后再事筹划。范旭东对青岛盐业巴成竹在胸，深知在投标过程必有一番角逐。他考虑如果不与当地盐商取得默契即便得标，人生地不熟，也将寸步难行。于是再度派遣久大总董事景本白到青岛与盐业协会会长丁敬臣（杨州人曾任胶澳总商会会长，是当地颇有影响的人物）协商合作。丁敬臣对此项事业觊觎已久，单凭青岛盐商无力承办。如与山东盐商合办，资金问题较易解决，而技术问题却毫无把握。正在踌躇之际，恰逢颇有声望的盐业专家找上门来当然求之不得，两相情愿一拍即合。其协议之主要内容，在得标之后由双方合组公司，不准第三者介入，对“青盐输日”之专利权则由新组建的公司与丁敬臣各享其半。此时济南东纲公所（山东盐商的公会组织）也亟谋与丁敬臣合作，因丁已与范氏有约，不能舍此就彼，除非三方合作。而济南盐商素以粗盐为业，与久大精盐处于敌对状态，因此誓死不愿与范氏合作。很久以后，方在盐务总署的极力撮合下,达成了以范旭东为首三方合组的青岛永裕盐业公司，使原来的冤家真正变成了亲家。
  在酝酿招标初期，各地盐商趋之若鹫，日商更是蠢蠢欲动，不过不能抛头露面，只能假手国人为之顶名。300万元的标价在当时的币值是相当于四万两黄金，当局和民间都很重视。从照片上看，当时为招标搭设的采棚相当壮观。投标者共七家，具体情况见下表，
  按照投标惯例，在未作国籍审查之前，徐志清为当然中标者。但头标与等而下之各标，标价相当悬殊，他们感到太吃亏。所以宁肯放弃一万元押金而等待机会。第二次招标徐某投价仍居榜首，经过调查确为日商化名，故终被取消资格。经过几度周折，最后改由范旭东与青济两方合资组成的永裕公司以300万元（分15年交第一年予先交20万）得标，同时政府向永裕公司移交全部资产。
  移交前后的风波
  永裕公司在缴纳第一年20万元价款之后，盐署义应立即点交日商原有之全部资产。时任胶澳总商会会长隋石卿因与其前任会长丁敬臣有私怨，得知丁与范合作之后大为恼火。发誓非加以破坏不可。先是利用他的职位，怂恿部分盐民三番两次游行示威，诬陷永裕如何压迫盐民，丁敬臣如何欺骗盐商，卖友求荣等等罪名不一而足。其实永裕当时尚未接收，何缘压迫盐民。他们时而威协盐务机关绝对不准移交，时而聚众滋事，甚至包围督办公署，气焰非常嚣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在《胶澳志》的大事记中对此有记述，当时是轰动全国的“盐潮”事件。盐政当局慑于群情不敢移交，致使非常简单的移交程序延误的将近两年之久。在范旭东声嘶力竭各处奔走呼号之后才获得解决。其实所谓移交也者，只是例行公事帐簿表册的移交而已.其中盐田地处50华里之外，并未派人驻守，根本勿须移交，市内制盐工厂19处，虽有人看管，形同虚设,而三大目的之一的“青盐输日”的专利权问题，在契约中已经载明，不存在移交程序，完全是被迫拖延，致使求裕公司在接收之前即遭受巨大损失，其症结完全在隋某的明暗捭阖。他除收买利用部分盐民供其驱使之外，还直接以所谓“乡谊”之雅上书时任直鲁豫三省巡阅使的吴佩孚献计献策，妄谓永裕公司是通过贿赂得标的,如果收归官办，年可获利数百万元，吴闻之大喜，当即电令北京青岛有关机关查办，并派机要秘书谢某分赴京津对所谓行贿巨万的重大案件进行彻査，调查结果这笔20万元的“行贿”巨款，原来是吴佩孚电饬北洋政府拨付的四川军饷，盐署迫于军令要求永裕公司予借第二年的价款，手续完备，无懈可击至此。吴方恍然大悟，知被隋某所蒙骗。乃分电盐务总署、胶澳督办公署、胶澳总商会，渭氷裕一案应秉公处理“本帅不再过问此事”。隋某虽然碰壁但余恨未消。直系垮台之后，他又投靠奉系。为张宗昌出谋划策，渭永裕虽以300万元得标，前后只缴40万元价款，尚欠260万，应予追缴，否则即另行处理。这一招更为恶毒。盐署奉张宗昌电令，曾几次约请久大公司总董事景本白（其时兼任永裕公司驻京代表）协商对策。盖盐署明知合同载明15年分交，根本无理由责令一次清偿。张宗昌急于获取巨款补克军饷，根本无视合同规定，乃密电盐署诱扣范旭东作人质。因范时在天津租界，为张之势力所不及，乃改扣景本白，经范旭东的奔走营救才脱离虎口。
  隋某对永裕的暗中陷害虽未如愿，他在青岛仍然笼罗一部分盐民寻衅闹事。趁永裕公司在1924年7月10日常务董事正在开会之际，嗾使十几名暴徒闯进会议室大打出手。丁敬臣被打得遍体鳞伤，送往福柏医院养伤数月始愈，范氏规避及时幸免于难。此番因门卫报警及时，警察当场扑获肇事者六、七人，经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又巧逢曹银贿选大总统，颁令大赦天下。若辈获释之后，仍在北京、青岛大事活动，造谣中伤，仇恨永裕的情绪有增无减。
  关于“青盐输日”专利权之争
  “青盐输日”专利权为永裕得标的重要项目，盖辽阔的盐田，经长时期的风浪冲刷已残缺不堪。十几处制盐工场，经过修复可供使用者仅二、三处，因此，在短期内只有付出不可能有收益。在协议中虽然订明每年输日数额最低不少于150万担，最高不超过350万担，但日本方面千方百计设置障碍，曲解协议条文。往往为微不足道的小问题，要在中日联合委员会上无理纠缠，常常是几个月无结果而散会。为了压低青岛盐价，他们官商合谋无所不用其极。在漫长的谈判岁月中，他们采用拼命扩充大连盐田，并指令朝鲜方面停止由青岛进盐，不足之数宁肯高价向埃及、西班牙进盐等绝招以迫使永裕就范。因而永裕的处境可谓官压民欺，岌岌不可终日。
  其时隋某又趁日商中日实业公司正在北京向盐务总署的锤署长运动临时输出之机，便在青岛煽动部分盐民以维持生计为由，分别向胶澳督办公署和山东督军张宗昌请愿，要求准予临时输出，借此以打击永裕既得的合法权益，地方当局竟无原则的予以支持。不过其批准权在盐务总署。这一呼应正中日商下怀，他们以重金贿赂时任盐署长的锤某批准临时输出30万吨。不但永裕坚决反对，即盐署中的洋会办（时为英国人）亦不赞成，锤署长则趁他的北洋军阀倒台之际，潜至天津租界擅自批准这份申请（当时传说运动费为每吨六角）使永裕巨资取得的输日专利形成一纸空文。自得标至1928年的五年间，日方只象征性地由青岛进盐50万担，仅及协议规定的年平均额的五分之一,永裕的经济拮据情况，概可想见。
  永裕的额定资本为320万银元，先收四分之一。接收伊始，诸如开办经费、维修费以及予缴价款等等，本想在“青盐输日”的收益中，聊事抵补，但事与愿违，使企业资金耗尽，完全丧失周转能力。当时只有两条路好走，一是要求股东增资，一是向银行贷款。股东方面鉴于几年来企业遭际，完全丧失经营信心，岂肯再事增资,至于银行方面，原来欠款尚且无力偿还，遑论再增贷款。而范旭东重任在肩，只有勇挑重担，他以天津久大公司全部资产作抵押向天津金城银行息借80万元,使永裕公司在绝境中得以延续下来。因而只是在开业十年之后，克服种种困扰，对日输出才略有转机，经营情况也略有好转。其中的艰难困苦，笔难尽书，只能从范旭东在第一届股东大会的报告中略窥梗概。他在报告中说，“公司十年来的经过，苦不堪言。近二年来，喘息稍纾,昭苏有待。在股东方面，自开办迄今，未获分厘官息，遑论红利！ 负执行全责者（指范本人）亦纯属义务，虽旅费应酬，均系自备。幸赖股东信任，.初无牵掣，俾得专志竭虑。故虽困难万端，荆棘丛集，偕诸同仁艰苦共奋，乃常引为欣慰，而自忘劳肄也。股东会理应早开，中间事故纷呈，洽议屡限，亦实缘业务既无进展，集会徒滋扼腕，与其加重诺股东忧虑，勿宁含垢负重”俟告一段落之时为之，借以稍完使命之为愈也”。
  久大是“永久团体”的基础”它草创卜1916年，在刚具规模的1920年，他又集资40万创建永利碱厂。在建厂的头些年，因设备问题，产品质量问题，困难丛集，险象环生，正在债台高筑企业濒于绝境之际，他又在1923年筹集巨款创办青岛盐业公司。与此前后，又在天津办起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凝聚了许多我国著名化学家。自此，基本形成了“永久团体”（外界也称‘永久黄’，其中永字当指永利与永裕）同时出版团体内部刊物《海王》报。（旬刊。至解放前共出版700余期）在创刊号上，范旭东便提出永久团体的四项基本信条：
  1.在原则上我们绝对的相信科学,
  2.在事业上我们积极地发展实业；
  3.在行动上我们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
  4.在精神上我们以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在民营企业中能够提出如此宏伟博大的奋斗目标，不能说是绝后也是空前的。它的制订并非范氏杜撰而是与侯德榜、李烛尘、陈调甫、孙颖川等人共同商订的，所以在企业中真正能得到信守。
  关于“永久团体”的具体单位，社会上有不同的理解甚至是曲解。有人认为永字只代表永利，永裕似乎与范氏无关；甚至有人为了凑足四个单位硬是砍掉永裕而牵强附会地拉上南京永利。殊不知“永久团体”这一概念的提出，早在1928年，而南京永利则是1935年筹建，1937年投产的，相距七、八年，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更何况《海王》报的封面上明明标明它的总编辑是范旭东，编辑部是久大、永利，黄海、永裕四单位的联合办事处。另外《辞海》在久大盐业公司的词条中；“范旭东并投资永裕盐业公司，取得承包胶澳盐田和‘青盐输日’的专利
  抗战前后经历许多意想不到的折磨，闯过无数的激流险滩，企业终于有了转机。国内精盐市场逐渐拓宽,青盐输日数量也年有增加。股东大会恢复每年召开，股东也有利可图。但好景不长，1937年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平津相继失守之后青岛也岌岌可危。范旭东继他的同仁们撤离天津之后，又电令永裕中层以上干部弃厂奔赴内地,与已撤往内地的久大、永利、黄海等单位的职员共筹善后之计。并叮嘱将盐田工厂交付当地人经营以维持工人生活。同时又电饬会计课副课长迟谦若分赴南方各口岸的代销店收缴欠款，共收得40余万元解缴范旭东，为他在大后方创建新事业助了一臂之力。永裕老职工至今还津津乐道这一过程，而迟谦若则因解款有功，颇受青睐，成为永久团体中骨干力量之一。
  靑岛于1938年1月再度陷于日寇之手，敌人对永裕公司始终既未没收也未强行入股。只控制其盐田生产，对地处市内的制盐工厂则任其自为。其业务归口于山东盐业株式会社，并不干预企业内部事务。这种形势在青岛的大企业中并无二例。当时有人推测，其所以如此，盖在诱使范氏回归，结果是安费心机。
  抗战期间永裕的业务名义上由当地董事丁敬臣与万子玉等人负责，大权却操在原外销课长泮君颐（又名国寿）手中，此人原籍贵州，为日本留学生，不但日语日文出众，业务能力也非常高超。当时他只身一人并无家室之累，完全有条件遵照范旭东旨意会同迟谦若等人弃厂入川。虽经范的一再敦促，他却执意留下，而且对以后八年间的经营管理有条不紊，使企业蒸蒸日上。对职工疾苦与合理要求敢于同主管部门据理力争，俨然为企业负责人，也博得全厂职工的称赞和拥戴。在职称方面有人称之为厂长（或经理），也有人照旧叫他泮课长，他都连声答声应来者不拒。也有人私下议论他是汉奸，他也充耳不闻，不但在永裕职工中，在全市的工商界中也被目为传奇式的人物。
  在太平洋战争的头几年，范旭东与天津永利、久大名下的股分应得的股息与红利都是泮国寿亲自送到上海租界或香港转缴范旭东的。日军占领香港和各地租界之后，这一联系渠道才被迫中断。
  抗战胜利初期，范旭东派遣一批得力助手分赴津、宁、青等地接收“永久团体”在敌占区的财产。迟谦若等人则派来青岛接收永裕盐业公司。当时永裕已被国民党当局以敌产名义予以没收，改厂名为“青岛制盐厂”拒不发还。经过年余时间仍然不肯改口。此时范旭东己经逝世，单凭迟谦若在当地乞求已经无能为力。后经“永久团体”继任董事长李烛尘先生偕同迟廉若范鸿畴（范旭东之弟）上诉南京政府，上推下拖仍然不得要领。迫不得已李烛尘以旧政协委员的身份晋见蒋介石陈情，并取得他的手谕：“永裕财产应予发还。敌人增设部分，计价由永裕承购。”有了这道“御旨”产权应该很明确了，但青岛有关机关仍然阳奉阴违拒不执行。因宋子文在幕后操纵，意在将它纳入官办轨道。秘令盐务总局的姚局长，寻找借口拒不发还，至于宋的阴谋是否取得蒋背后支持则不得而知。李烛尘等人再度赴南京奔走呼号，终于在1947年5月才被迫发还。是青岛市各类企业中发还最晚的一家。
  凡被“劫收”时间最长的企事业，其损失程度必然倍加惨重。永裕公司被“劫收”达两年之久其损失景况自不待言。直至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永裕的真面貌才逐渐得到恢复。
  范旭东实至名归
  范旭东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在1945年9月毛主席、周总理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谈时，毛主席曾约见范旭东，当时范已卧病在床，行动不便，委托李烛尘代表晋见，毛主席勉慰有加。同年10月4日范在重庆逝世，殡仪极为隆重肃穆，朝野友好，悼词挽联纷至沓来。毛主席的挽词是“工业先导,.功在中华"。周总理（与王若飞会衔）的挽联是：“奋斗垂卅载，独创永利久大，遗恨渤海留残业；和平正开始，方期协力建设，深痛中国失先生”。
  1948年9月24日在青岛永裕召开的董监事联席会上，（李烛尘主持）通过一项决议：“为纪念已故执行董事范旭东，设立“旭东学术基金会”委托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聘请专家任学术研究工作，其研究费应以该年度所分配之纯益十二分之一拨付之”。
  为了更翔实、更完善地表述范先生的业绩，笔者曾访问过在永裕工作过几十年的几十位老职工，他们对范旭东为永裕公司呕心沥血的创业精神，无不由衷地称赞和缅怀。这可在1950年元旦厂工会在《青岛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苦尽甜来的时候到了”的文章中得到论证。文章说；“永裕盐业公司若不是范旭东先生坚毅领导及全体职工的艰苦支持，早在1937年以前就该倒下去了。”又说：“职工们追念已故范旭东董事长缔造艰难，在今董事长李烛尘先生之领导下，以坚强的力量克服了困难，在极短时间内即行复工。”为了验证永裕的档案资料与口碑资料是否有溢美之处，笔者特访问过1954-53年曾任过该厂总书记邵群山同志，他概括永裕职工对范旭东总印象是：他创办企业并非以牟利为唯一目的，四条基本信条确实是他的行为规范，专家治厂是他的指导思想，这可在他对干部的聘用上得到证实。中层以上的干部一般都是日本或欧美留学生，（青岛工商界称他们为学派）经副襄理的工资高出一般职工的几倍以至十几倍。但他也能兼顾职工的福利待遇，特别对员工子弟的义务教育等，所以领导干部的工资虽然奇高，职工并无多大的反感；另外他还有完备和科学的规章制度，这在青岛甚至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云云。
  重要建筑修建之年
  青岛啤酒厂1903年，四方机厂1904年，市政府大楼1906年，青岛日本神社1915年，同仁会医院（靑医）1919年，天桥1924年，大英烟草公司（卷烟厂）1925年，栈桥、体育场1933年，兰山路礼堂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