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永清路街道位于李沧区中部偏西，向东眺望,风景秀丽的崂山峰顶尽收眼底；向西遥看,烟波浩渺的胶州湾一览无遗;东与李村街道、虎山路街道及湘潭路街道南部相连,西接永安路街道、兴华路街道,西南与振华路街道相邻，西北与兴城路街道接壤，北连楼山街道;辖区最大纵距5.2公里，最大横距1公里，整个区域呈长方形，面积3.82平方公里。所辖的东小庄村、坊子街村、小枣园村3个村庄已于2002年7月改称为社区；另辖8个社区和1个企业总公司，即永青苑社区、升平苑社区、东昌社区、永河社区、永年社区、永昌社区、振华苑社区、南山社区和青岛晓翁企业总公司。2007年辖区内总户数9769户，人口24145人，其中男性12107人、女性12038人。居住人口中除汉族外，有回、满、维吾尔、蒙古等少数民族近180人。
  辖区内道路四通八达，其中有重庆中路、振华路、永平路、永清路、升平路、永年路、唐山路和永安路等8条主要道路；设有7路、10路、24路、105路、115路、207路、213路、233路、304路、306路、313路、364路、365路、373路、374路等15条公交线路;有青岛长途汽车站沧口站、李沧区第二医院、青岛市离退休干部第四休养所、青岛第三十一中学、青岛振华路小学、青岛升平路小学、青岛重庆中路第一小学、李沧区少儿活动中心等驻街单位; 有银行、蔬菜批发市场、汽车（配件）交易市场、集贸市场等服务行业;有青岛荣花边有限公司和青岛嘉都丽时装有限公司等外商投资企业;有升平路小区、升平新城、御景山庄、信义人生和升平花园等现代化居住区。辖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条件便捷，生活环境适宜,是经商办企业和居住生活的理想之地。
  永清路街道现所辖范围内，最早建立的街道是晓翁村街道，之后，又建立了西流庄街道。上述两个街道是现永清路街道的前身。从其前身组建经沿革至今,永清路街道的历史渊源和主要过程为：1955年1月，组建晓翁村街道;1979年6月，从晓翁村街道析出部分区域加上沧口街道（现永安路街道前身）析出部分区域组建了振华路街道；1984年12月，又从晓翁村街道析出部分区域成立了西流庄街道;1992年7月，又将晓翁村街道和西流庄街道合并为晓翁村街道；1994年6月区划调整前归属沧口区，区划调整后归属李沧区;2000年1月，撤销晓翁村街道，将原晓翁村街道所属的部分社区划归永安路街道，由原晓翁村街道的其他区域建立永清路街道,机关驻地永年路1号,2004年5月搬迁至升平东路16号。
  永清路街道自建立以来，本着“大型企业抓服务、内资企业抓技改、外资企业抓增资、闲置资源抓盘活”的工作思路，积极做好基础板块、成长板块和未来板块的培育提高，促进了辖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在全面实施经济发展思路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眼光聚集在以“一圈、两点、五线”为基础的未来板块升级改造和开发上,着力提升经济实力，实现组团发展。到2007年，辖区共有750余家企业,财政贡献度为34.7%,其中有3家外资企业贡献度达26.9%，并且纳税都超过百万元。2007年引进的企业中，投资在2000万元以上的3家，1000万元以上的2家,500万元以上的3家，零资源招商企业2家，共实现财政收入1277万元。
  永清路街道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推动了辖区企业经济、社区文化、旧村改造等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同时着力加强机关建设，改善机关的服务形象，打造了“事必情注”的服务品牌，被评为区级优秀机关服务品牌。2000年以来先后获得山东省残疾人工作先进街道、青岛市爱国卫生先进单位、青岛市工会先进集体、青岛市财会先进集体、青岛市工商联系统先进集体、青岛市“四五”普法依法治理先进街道、青岛市平安“信访杯”先进单位、青岛市侨务工作先进集体、青岛市老年体协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东小庄村
  王长武
  东小庄村隶属青岛市李沧区永清路街道，位于李沧区中西部，东接小枣园村与坊子街村，西邻板桥坊村，南临板桥坊河，北依楼山与小枣园村相邻，面积0.5平方公里。村周边地域平缓，村南为牛毛山丘陵地带，村东侧是近在咫尺的重庆中路，西侧有距村仅1公里的永平路。
  村北侧的唐山路经青岛碱厂宿舍、翠湖小区、御家山庄向东与重庆中路相接，向西与永平路和兴城路交会。
  据考证，清朝康熙年间(1662—1723)，山东省即墨县五大家族之一的黄嘉善在此有土地60亩，命家人黄妈妈携家人3口在此管理庄园，取名“小庄”，后陆续有逢、王、臧、滕、陈等姓氏迁入，逐步增至近30个姓氏。因黄家在胶州湾西边的阴岛(今红岛)上也有个小庄，为了不和这个小庄混淆，1934年青岛市政府规范地名时，将这里改称东小庄了。
  东小庄村清末属即墨县仁化乡；德国占领青岛时期，属胶澳租借地李村区；日本第一次占领青岛时期,属青岛日本守备军司令部李村军政署，后改属李村民政分署；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后，属胶澳商埠李村区；1949年6月青岛解放时，东小庄村隶属四沧区;1962年5月属于崂山县仙家寨人民公社；1965年4月划归沧口区楼山人民公社，称东小庄生产大队；1984年7月撤销楼山人民公社，隶属楼山乡，东小庄生产大队恢复为行政村；1992年转为青岛市民；1994年6月沧口区撤销，成立李沧区，属李沧区楼山乡;1999年底撤销楼山乡，2000年1月东小庄村划归新组建的李沧区永清路街道办事处。2002年7月撤村建居，设立东小庄社区居民委员会。
  新中国成立前，村中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少数几户地主、富农手中，多数村民靠垦荒种地、扛活打短工、到纱厂做工、往香港贩卖生猪等为生。20世纪二四十年代，东小庄村仅有30户人家，就有60多人先后到工厂做工，村民们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贫困生活。
  东小庄村东头有个八棱形水泥碉堡，高约两米，占地约5平方米，前些年还一直立在小道边。村里老人说，这碉堡旁边曾经有一条很深的壕沟，向西通到楼山，向东通到老虎山，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固守青岛的三道防线的一部分。那时候，东小庄村的村民以村庄为掩护，经常借着夜幕从这里偷偷地越过沟去，为北边的人民军队输送火柴、煤油、纱布、西药等紧缺物品，不少机密情报经我军的特工人员从这里送了出去。
  东小庄村民风淳朴,村民勤劳善良，心灵手巧。1906年9月29日，胶澳总督府在李村举办农产品展览会，东小庄村生产的小推车耳子在展览会上获奖。小推车曾经是青岛市农家必备的运输工具，从前的式样和现在的差不多，只是材质相差很大。20世纪50年代以前，胶轮和农民使用的木质独轮车轴承还没有用到小推车上，老式小推车讲究的是槐木架、枣木轴、榆木轮，轮冠上齐齐地钉满了指头肚大小的铁钉，以增加耐磨性，推着走起来“吱扭吱扭”，老远就听见了。结实的车袢往脖颈上一套，强壮汉子一次可以推1000多斤。行家说,其中最难处理的是承载轮轴的两个支架，因其形状像两个耳朵，故土名为“车耳子”。东小庄人将这个部位处理得恰到好处，样品一上展览会，立刻捧了个铜质的奖牌回来，成为东小庄人历史上引以为荣的一段佳话。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了，广大农民翻身做了主人。1950年春至1951年下半年，土改工作组驻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使耕者有其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积极交纳公粮、余粮，支援国家建设。一部分思想活络的农民率先种植苹果树，为以后发展果品业奠定了基础。1955年成立互助组,1956年由互助组直接转成由东小庄村和楼山后村、坊子街村、小枣园村组成的高级社（东小庄没经历初级社阶段）。在高级社的组织领导下，大力兴建水利，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先后建成3座水库，农、林、牧、副全面发展，农作物、蔬菜、苹果产量不断提高，农民生活逐年改善。1960年后村民通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主经营、包产到户（“三自一包”），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扭转了生活困难局面，农业生产也得到恢复和发展。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村民掀起“农业学大寨”热潮，开展治山、治水、治土的农田基本建设，修建“三合一”高标准梯田，工农业生产在曲折中发展,农民生活稳步提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了以集体经济为主，个体、私营为辅的多种经济组织形式。实行以工补农，对蔬菜承包户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大大调动了生产积极性，蔬菜大面积高产。20世纪70年代前后建立的铆焊厂，由本村工人手工制作北京吉普外壳，其造型、质量可与大工厂机器产品媲美，物美价廉，供不应求，得到广泛赞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力发展集体工商企业，相继建成了10余个集体工厂企业,1991年成立远东企业总公司，注册资金448万元。2000年筹措资金700余万元，建成了青岛市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室内封闭式农贸市场，并相继开办了早市和东小庄大集。为了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扩大第三产业,几年后又将原农贸市场进行了扩建,扩大了就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04年在继续搞好旧村改造建设的同时，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全面抓好三个文明建设，做好各项工作。2007年，全村共有370户,738人，年经济总收入4530万元，财政收入510万元，固定资产投入16800万元，人均收入14800元。
  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村民的生活和福利待遇大幅度提高。每逢夏季、春节分别向老人发放降温物品、年货。1998年开始前后3次为全村在职人员办理了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并陆续为全村在职人员和退休老人办理了医疗保险，解决了老有所养和看病就医问题。在尊师重教的氛围中，东小庄村考入大中专的学生有23人，为村庄的发展培育了知识型的人才。
  东小庄村曾多次受到市、区各级组织的表彰奖励，荣获了多项殊荣，主要有青岛市文明社区、市级花园式单位、爱国卫生先进集体、外经工作和经济工作先进单位等。
  新中国成立前,村内道路狭窄坎坷,茅屋土墙,低矮、阴暗，居住环境脏乱不堪。人均居住面积仅3~5平方米。20世纪60年代后开始批建标准平房（每户3~4间），至90年代在村内陆续建成标准平房100余户。1995年到1996年在邢台路建成了村民住宅楼1~2号楼两幢3520平方米，1997年到1998年建成了3~4号楼两幢6420平方米，同时对旧村修整改造，平整道路，修建排水沟，植树种花，对村容进行绿化、美化、亮化。2001年组建由8人组成的专职卫生队，对全村进行保洁管理。2002年为改善办公条件，投资30万元对办公大院和办公室进行了改造装修。
  为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本着经营村庄的理念，将旧村改造纳入青岛市城市村庄改造的大格局中。从2001年开始，村党政组织就着手旧村改造，与开发商达成联合改造、开发、建设协议书，按市统一
  规划，根据青岛市旧村改造141号文件,2003年村与拆迁居民签订了拆迁协议书,2003年9月对全村实施整体搬迁。小区总计建成43个楼座，其中7个小高层，总共约16万平方米，村民安置13个楼座，约4万平方米（包括对外卖的少部分），新居委办公楼约2000平方米，老年公寓约5000平方米，总投资约2亿元,村民不用花一分钱即可住上超出原有老房面积的楼房。环境优美，生活设施配套齐全，使拆迁村民原有房产得到了大幅度增值。旧村改造，除按照各种优惠政策给予正常补偿以外，还给予原东小庄村拆迁村民每户发放2万元装修费，免收公摊面积款，免收安装太阳能热水器款等一系列补偿和优惠政策，得到了广大拆迁居民的支持与拥护。与此同时，成立了俪都苑物业有限公司，加强了对新建小区的管理。
  旧村改造,前无古人,历时200余年的村庄已成为历史的记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居民小区。
  （根据逢绍睿、王吉和、王吉明、逢成港、逢成章、逢淑欣等口述整理）
  坊子街村
  王欣厚
  隶属于青岛市李沧区永清路街道管辖的坊子街村,毗邻重庆中路，北靠一汽集团青岛汽车厂，西依青岛红星化工厂，东过重庆中路与大枣园村为邻，西北与楼山后村相连，东南与南岭村接壤，西南与小枣园村翘首可望，是一个两村合一、多姓睦邻的行政村落。
  据史料记载，早在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5),臧姓的祖先从云南大槐树迁徙此地，继而枣园王氏第十一代支系后裔王以城携妻周氏和两个儿子由枣园西迁到坊子街村，于、刘等姓氏的祖先们也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陆续迁来。多姓祖先们同饮一河水,共置一方田，因多数人家靠开坊子做买卖为生，自然形成了一条商业街,故得名为“坊子街”。青岛称街的还有四方的海云街，沧口的下街和上街，但以街取村名的唯独坊子街村。坊子街村东南方向是个土台子，它紧靠大枣园村西南园子，由于刘姓的祖先们选址在土台子上立社地、置庄田，而自然形成了一个名为“刘家台”的村庄。过去是两村分治,新中国
  成立后合二为一，成为一个行政村。
  坊子街村自建村以来，明清时隶属关系基本稳定，隶属莱州府即墨县仁化乡。但清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侵占青岛后，将坊子街村从即墨县划出，隶属胶澳租借地李村区;1932年归属青岛市四沧区；1951年7月属崂山办事处楼山区;1961年9月隶属沧口区西流庄人民公社;1962年5月隶属崂山县仙家寨人民公社；1965年4月又划回沧口区，隶属楼山人民公社；1984年7月，人民公社撤销设立楼山乡、坊子街生产大队恢复为行政村。1994年6月撤销沧口区，设立李沧区，隶属楼山乡；2002年7月，撤村改居，设立坊子街社区居民委员会。坊子街村经历了由村民到社员，再由社员到村民，最后由村民到市民的嬗变。
  1950年冬，工作组进村成立农会；1951年在上级政府和工作组的领导下，进行土地改革，成立互助组，开展生产自救;1955年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东、西两个初级社；1956年在海军第二航空学校（现为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青岛分院）的支持下，联合楼山后、东小庄、小枣园4个村，组建了红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址设在于家祠堂;1958年红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名为楼山后生产大队,归属新组建的仙家寨人民公社管辖;1961年6月为缩小生产大队规模，四村分家各自分别成立了生产大队。至此,坊子街生产大队首届党支部也同时成立。
  根据回忆，新中国成立以前,村东与大枣园村后街接壤处有一座关帝庙，面积只有七八平方米,泥塑的关公坐像一人多高，庙顶上有九行青瓦，瓦与瓦之间凸起来，老百姓称作“起垄”，九行青瓦共起了九条“垄”，人们给予它一个美称叫“九垄（龙）大殿”，相传在外很有名气。据传,此地王姓人家为大户，多达官贵人,较有钱，这招得强盗动了贼心。清朝咸丰年间闹“长毛”，有盗贼假借“长毛”之名半夜来此抢劫，走到今青岛钢铁集团一带，大雾突起，白茫茫一片，寻不到去路，朦胧中见一大汉跨马横刀挡在面前，威风凛凛如关老爷模样。盗贼们本是乌合之众，见这跨马横刀大汉更是吓得屁滚尿流，作鸟兽散。此后，关帝显灵护村的故事不胫而走，此地的达官贵人、富户更是感激关老爷护佑，发愿为关公重塑金身,再修一座九龙大殿作关帝行宫。后来这个关帝显灵的故事传播得更远，甚至外省人都有来捐善款盖庙的。可不知何故，及至关帝庙建成之时，却远远没有预先规划得那么宏伟高大,庙顶上用了九行青瓦，瓦与瓦之间凸起来，老百姓称作“起垄”，此“九垄”非彼“九龙”，可“九垄（龙）大殿”却是叫出去了。遗憾的是，庙内的关公像于1948年被一个精神失常的人抱出庙外，接着国民党军队拆庙取砖修碉堡，闻名一时的“九垄大殿”从此销声匿迹了。
  1897年德国占领青岛后，市内用水量不断增大。为保障供水，德国人从白沙河经坊子街村至市区铺设供水管道,在坊子街村地域内的管道约1000米。因管道路面上无障碍物，形成了一条自然的沙石路，为行人提供了便利，当时还没有别的干道，此路便成为当时郊区通往李村及市内的主干道。由于道路狭窄，只能容一辆车通过，聪明的村民便在此路的两侧每隔200米修建一个类似于现在港湾式车站的临时停车处，以方便对行车辆通过。20世纪80年代还能看到从现在一汽集团青岛汽车厂到牛毛山一线两侧遍布明碉暗堡，可见此路的重要性。另外，位于村内的水道埠路坊子街桥（村民们俗称“滚水桥”）尚在,那磨得光溜溜的石板桥面足以印证当时人来车往的景象。
  村中的石板桥
  村东的重庆中路原小白干路，是四方的小村庄至流亭白沙河的主要道路，又是市区通往外地的主干线。1958年市政府组织10万余人上阵修路,路面宽20米,铺设了沥青。1991年再次拓宽到44米，其中机动车行道20米，全长18.8公里。1966年曾改名为大寨路，1999年小白干路更名为重庆路，并分为重庆南路、重庆中路、重庆北路三段。2002年重庆路两侧又进行一次综合的整治，把坊子街村与刘家台以路相隔。
  坊子街村不但邻路，还依河靠山，村西南有一座海拔100米的自然山，取名叫坊子街山。山上绿树葱郁,槐花飘香。发源于大枣园村、南岭村、小枣园村、坊子街山高处的水流，从多条沟渠中汇聚于水道埠路坊子街桥，流经楼山河倾入胶州湾。
  坊子街村有一处历史悠久的大集，形成于明清时期，原名叫枣园集，起源于刘家台及大枣园村的西南侧，每逢农历的“四、九”日，方圆几十里地的人们便熙熙攘攘地前来赶集。大集不但为民间商贸流通提供了市场，更是城乡民间风俗特色的交易舞台，到了清代和民国时期愈加繁盛。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小白干路的修通,熙来攘往的大集便成了交通的障碍，为此，崂山郊区人民委员会于1958年10月10日、沧口区革委会于1975年10月分别作出决定，撤销和取缔枣园集，并贴出通告。于是，大集自然地移到坊子街村，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坊子街大集。提到大集，就不能不说一说坊子街村的“作坊”。由于坊子街村毗邻主干道，南来北往客商较多，颇具经济头脑的先人们便以自产自销的方式开坊子做买卖,馒头坊、油坊、烧锅坊（酒坊）等应运而生。当时最有名的是烧锅坊，南有王家烧锅,北有于家烧锅，在十里八乡颇有名气。南来北往的客商走到这里歇脚，便温上二两烧酒,再要上一大碗“馇锅子”（类似于现在的绘火烧），保管酒足饭饱。现在的大集上偶尔还能遇到“馇锅子”的摊位，但已今非昔比。光顾的顾客基本上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或许只有他们才能从中真正品味出那厚重的历史韵味。
  20世纪40年代初期，坊子街村自发组织了高跷队，由匡文俊任领队，骨干人员有匡福俊、于世庆、于世文、于世福、刘义玉等,他们自编自演，走街串巷，自娱自乐。每逢过年过节,都到商铺和大户人家表演。每当此时，“东家”早早地就准备好了桌椅条凳，摆上了点心水果，置办了爆竹烟火，等待高跷表演的开始。那时的高跷腿子基本上在80厘米左右,加上颇具特色的服饰、喧闹的锣鼓，老远就能看见，不等扭起来，观众已是熙熙攘攘。高跷队队员们伴着铿锵有力的鼓点，“武将”使出浑身解数，或跑、或跳、或扭、或翻，施展出各种高难度动作；“文官”、
  小丑则极尽油嘴滑舌之能事,现场即兴发挥,编一些合辙押韵的俏皮话、吉利话、祝福话,讨东家一个好彩头。文官武将一静一动，一唱一和，场面热闹非凡。演出结束后，东家都会邀请高跷队员们吃点心、喝茶，并给予一定的钱物，以示感谢。东家的鼓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支持了高跷的发展。坊子街村的高跷队演出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末，曾多次参加过公社、楼山乡和沧口区、李沧区的会演，演出服装、锣鼓、高跷腿子至今保留完好。
  活跃在20世纪90年代的村中高跷队坊子街村由于依山邻路，又是进出青岛市区的主干道，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山坡上明碉暗堡林立，地道壕沟
  交错,伪兵横行，土匪挡道，村民的生活食不饱肚,寝不安宁。与此同时，还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1932年遭受了多年不遇的大旱，庄稼枯槁,颗粒无收;1940年经历了地震的惊袭;1942年夏天遭受暴雨之灾;1948年又连续下了7个小时大雷雨，降水量达到50年之最，同年冬天降大雪，雪深达半米之多。
  新中国成立以后,坊子街村受到过多次灾害的侵袭。1955年7月经受台风暴雨袭击,1956年9月又连降暴雨,1961年9月3日台风暴雨,1963年7月阴雨连绵长达40余天，1974年9月大雨,1985年“9号台风”侵袭，1989年8月暴雨。由于重庆中路的几次拓宽修建，过路涵洞狭窄,2002年8月1日当台风暴雨侵袭时，上游的洪水倾泻直下，部分村民家中被淹。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低洼居民生活不便的现状,政府在2002年对坊子街老村作出了异地搬迁的改造计划。
  坊子街人一代又一代繁衍生息，一年又一年辛勤劳作,在丘陵僻壤上，在蜿蜒河岸边，用硬朗的双手开垦着田园，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庄稼,几代人从河岸沟边和西山坡陵上造地500多亩,用西山、西河、北园、南埠子、十四亩、试验田等名字记载着田园地名，用前街、老街、后街等标志着居住方位。
  坊子街村历史上曾出现过多位值得称道的人物。其中，有新中国成立前从事党的工作的革命者，有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有志之士，也有带领村民谋发展的领路人等等。
  早在1930年，村民于世瑞、于世求两人积极跟随在大枣园小学任教的中共党员向明扩展革命队伍，组织工人罢工。由于叛徒的告密，两人双双被捕入狱。于世求不幸牺牲在狱中，于世瑞被营救后病逝在家中。
  寓教兴业，明礼振邦。坊子街村不但人文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更是深蕴浓厚。1911年就在于家祠堂设立了私塾，请先生教书育人。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国家师资不足，贯彻“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创办了民办小学，而后合并于青岛大枣园公办小学。1952年成立了业余剧团，排练了《刘巧儿》、《血泪荡》等剧目，不但为村民表演，还走出家门参加巡回展演。随着集体经济实力的壮大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需求的提高，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相继成立了锣鼓队、秧歌队、健身队，恢复了高跷队，不但活跃了村民业余文体生活，还参加市、区各种大型表演活动，充分展现出坊子街人的精神风貌。1996年全村安装了有线电视，村民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坊子街始终走的是一条以农为主、粮菜并举、以副养农、多种经营之路。整治农田在南埠子修建大寨田近100亩，同时凭借丰富的经验对外援助兄弟村庄建设大寨田。兴修水利、挖机井、建水库，1967年完成了引水上山自流灌溉工程，并由单一农业队向蔬菜专业队转化，成为由种粮自给发展为以种菜为主的村庄。
  坊子街人早先就有着浓厚的经商意识，不满足于单一的耕田种粮，而是充分发挥邻厂靠路的自然地理条件优势，早在1969年就组织能工巧匠成立了修配厂、翻砂厂、棉花加工厂和副业队等,对外加工金属配件,进工厂承揽土建工程。进入20世纪70年代，购买了8台拖拉机,承担农业运输，并对外承揽运输副业。在此基础上，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村办工业的不断发展和集体积累的不断扩大，又陆续购置了20多辆大型运输车。改革开放初期，在村北头公路边建成了一座规模较大的集住宿、餐饮于一体的“东城旅社”，集体从事三产服务行业。1983年成立青岛东方工贸公司，使产业结构调整和经营思路由农业生产向商品经济快速转化。
  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和资金的雄厚，坊子街村的三个文明建设向着更高的层次推进，下大力对村容村貌进行了改善,修建了排水沟、新建了村民委员会办公室等。在巩固和扩大现有工业、商业和副业项目的同时，1989年新增了玻璃深加工和对外销售业务，被海尔集团吸纳为加工配套单位。跨入20世纪90年代,再次加大对玻璃制品项目的投资扩建，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商铺办成了岛城钢化玻璃规模较大的企业。1997年引进芬兰钢化玻璃加工炉，继而又于1998年引进弯钢化生产线，使青岛澳达钢化玻璃厂的年生产水平达到50万平方米。2000年组织科技攻关，研制成功“燃油钢化玻璃加工炉”，通过专家技术鉴定，还获得一项国家专利。在扩展玻璃制品加工项目的同时，又相继开发了石棉制品、橡塑制品、铝合金制品、劳保用品、机械加工等工业项目，还开发了饭店、旅店和加油站等三产服务项目，先后创办了20多个中小型企业。1996年引进韩国独资企业——青岛三华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实现了招商引资零的突破。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源，将南埠子进行整治，为红星化工集团和黄海橡胶集团提供仓储物流，为一汽集团青岛汽车厂提供场地，通过租赁土地的形式达到双方互利共赢。2001年抓住重庆中路综合整治这一契机，将村后沿路的旧厂房拆除，精心设计建造了6200平方米的商业网点，如今以汽车配件、整车销售、配送物流为特色的商家店铺星罗棋布、鳞次栉比，形成了一个商业新亮点。2003年在工业园内新建了一座综合办公楼。2007年完成财政收入581万元，实际利用内资3000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5800万元，劳均工资21000元。
  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人口的不断增加，坊子街村民的住房结构也发生了由量到质的变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坊子街人建房总是延续传统的生活方式，围绕蜿蜒曲折、凹凸不平的中心大街，以旧址翻新建房为主，草坯檐瓦、土石砖砌，一家一院，街巷狭窄。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村民们纷纷申请新宅基，到村四周建新房。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村民在村后建造了37座二层居住楼。1995年由集体统一规划并建造了一座六层楼房，有36户村民告别了低矮的平房，入住宽敞明亮的新楼房。
  就生活质量的提高而言，四村分家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62年村里筹措资金安装了一台25千伏安的变压器，不但村民照明用上了电，打麦子、磨面也用上了电；1985年全村自来水入了户，告别了肩挑、人抬吃井水的年代。村内的主要街道进行了整治并修筑了排水沟。以“五讲四美三热爱”为主要内容的文明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在1965年创办保健站实施合作医疗的基础上，1994年又集资两万元,新建了一座标准化的医疗站，增加医疗设施，提高了医治水平。20世纪80年代，村里实施了退休养老制，由集体发放生活费，让年岁已高的老年人从生产一线退下来，安享晚年。在此基础上,2000年全村已退休和在职的村民均办理了青岛市城镇居民社会统筹养老保险,2005年又办理了医疗保险，使村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生活有保障。
  时代造就开拓者，耕耘谱写创新歌。坊子街村由于始终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三个文明建设成效斐然，先后被评为青岛市百强村，区级文明单位，经济工作、安全工作、工会工作、科技创新先进单位等诸多荣誉称号。
  机遇钟情勤奋，成功贵于开拓。跨入21世纪，青岛市实施构筑都市化大城市战略，坊子街村已被列入异地搬迁的计划之列，秉承“打造优美环境，构建宜人之居”的理念，规划设计了拥有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9.5万平方米的都市化新小区。楼房高低错落、疏密有致，景园和谐，配套齐全。2003年在南埠子上已拉开了兴建新村的帷幕,527户、1331名村民陆续告别世代居住的旧村落，入住了经济与社会和谐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宜人诗意、绿意盎然、优雅文明的都市化新小区。
  （根据于世迎、于世喜、王知晰、王知湖、于守财、孙江梓、于升延等口述整理）
  小枣园村
  刘锦
  1928年版的《胶澳志》中“方舆志•山川”里记载:“楼山，南距孤山约八公里，海拔八十余公尺，滨海之小培楼也。”这一脉山峦由楼山、烟墩山、凤凰山和坊子街山4个山头组成,书中“小培楼”指的是主峰楼山。新中国成立后，以现代科学手段测量，最高的楼山海拔为98.2米,最矮的烟墩山海拔仅62.9米。4座山头相互之间的距离相对松散,最西面的烟墩山距主峰将近1公里远，自1899年9月胶济铁路在烟墩与楼山中间劈山填沟修筑后，它孑然独立在胶州湾畔,像从楼山山脉中被切割出去了一样，丝毫看不出百年前与楼山是连绵起伏的同一座山脉。在楼山以东500余米处，凤凰山和坊子街山一南一北地排列着，坊子街山在北，凤凰山居南，两山间有条宽30余米、深十几米的大沟，蜿蜒西行到楼山前形成一个4亩地大的水湾。据说上古时候凤凰山里曾经住着一条蛟龙,蛟龙腾空离去时尾巴一摆,就扫出这条深深的沟壑。本地老百姓将凤凰山简称作“凤山”，其取名也来自一个美好的传说，说这座小山虽然不高峻也无甚特色，却因是座宝山，专落藏宝之地的凤凰就曾在山头上停留过。过去凤山是大枣园村王家的产业，因其位置在大枣园村的西南方向，所以大枣园王家称这座小山为 “西南山”。
  就在这个蛟龙凤凰都看好的小山之阳,2005年前曾经坐落着一个小小的村落——小枣园村。村中的民房依山坡蔓延向上而建，层层叠叠，占地约0.18平方公里，村中200余户人家，居民不足700人，其中90%是王氏一族。
  小枣园村的名字是相对大枣园村而来，过去叫西南山村，村民都姓王，是由大枣园王家分出来的一支同宗近亲。他们续的是同一部家谱《王氏世谱》，排的是相同的辈分，所以20世纪30年代初，青岛市长沈鸿烈得知两村的关系后，亲自为这个小村更名“小枣园”，以示两个枣园村民血缘上的密不可分。王家祖籍青州临朐，经几次迁徙，其中一支在即墨浮山所的于家村落户，后改称“枣园庄”，也叫“枣园村”。枣园村的始祖王才富的第六子王子信的次子王柱今，专心致力于对子孙的培养，教育成果颇为显著,其子孙辈有不少步入仕途。王柱今生有三子王如辰、王如春、王如云，三子皆有功名，又以长子王如辰一支最为兴盛，王如辰官至广西按察使司提学道佥事，他与儿孙上下五代有多人“学而优则仕”。王柱今三个儿子中长支王如辰、三支王如云的有成就的后人逐渐迁居当时繁华的胶州城关，还有的迁到胶州的草泊等地。二支王如春字左岚，号令始，于清朝康熙戊午年（1678年）考中举人,虽为候选知县，但一生未曾出仕。王如春生有三子王慎、王念、王思,据家谱记载，王慎只有一子王功灏，孙辈却有三个:王揆先、王授先、王承先。王慎是清朝康熙戊寅年（1698年）的贡生；王功灏也曾参加过乡试，为候选州同，父子俩均未任过实职。王功灏的长子王揆先及后代一直居住在大枣园村中，王授先和王承先却搬离祖居，来到西南山——即凤山的东麓安家,200多年下来繁衍成了这个小小的村落。这个小村在清朝同治癸酉年（1873年）版《即墨县志》的“七乡村庄图”中没有标志，最早的记载可在《胶澳志》中找到：1926年，西南山村仅有30户人家,141口人。1935年3月在官方的统计表中，“西南山”更名为“小枣园村”，有33户人家，155口人;1951年，小枣园村已发展到44户，276口人（其中有28人是工厂企业的职工），全村共有土地208.25中亩。
  关于王授先和王承先来到贫瘠的山岭上定居的原因，村里有两种传说:一说是王授先兄弟二人不甚听话,被家教严厉的父母“发配”到西南山去；一说是王授先、王承先家道贫寒，在村中无法生活,就来到西南山上为王氏家族看守祖茔，以种茔地周围的土地维持生活。兄弟俩只有王授先娶了妻子，王承先因家贫终生未娶,过继了王授先的儿子为螟蛉之子，孤孤单单地过了一生。这些坊间的说法,是过去普通老百姓背井离乡时常见的理由，但放在大枣园村王如春的后代身上，却有些牵强。王授先兄弟作为家道小康的王如春的曾孙，祖业尚存,不至于需要靠守墓糊口，说西南山坡的200多中亩山地是分给他们二人的产业倒还合理。再论王授先兄弟“不听话”，被赶出大枣园村的说法。据《王氏世谱》记载，王氏族内王柱今的后代注重读书应试，壬如辰的11个曾孙（包括一个过继进来的）中除了有个叫王绶先的，其他10人非举人即贡生，再不就是太学生;而王如春的后代仕途则没有这么顺利，长支王慎的3个孙子中仅仅王揆先是个太学生，王授先和王承先都是“白丁”一个。如果说王授先兄弟二人“不听话”，或许身为候选州同的父亲王功灏，对这两个儿子读书上进方面不满意，才让他们分家单过搬到西南山来；而这里的200余中亩山地，虽然贫瘠一些,在即墨地区已是一份不小的产业。后人传说的王承先一生未婚也是以讹传讹，家谱中行道：“承先字泗亭，配孙氏，旌表节烈。嗣子一：以珀”而清朝同治癸酉年（1873年）版《即墨县志》的“人物•烈女”篇中却这样记载:“孙氏王承先妻，夫亡自经，年十八。时乾隆九年十月初二日。”短短的23个字，字字血、声声泪，讲述了一段中国妇女在封建时代里时有发生的、令人黯然神伤的故事。当年王承先早亡，在清朝乾隆九年（1744年）十月初二，遵照即墨地区的风俗为亡人祭奠后的第二天，如带露初开的玫瑰花般正在妙龄的孙氏，竟然自缢殉夫。这种极不人道又非常极端的做法，却是当时社会舆论极为赞赏的，孙氏用年轻的生命换来了人们的赞誉、官府的旌表，事迹收入《即墨县志》的“人物•烈女”栏目中。这对少年夫妻没有留下后代，过继了哥哥王授先的长子王以珀顶立门户。小枣园王氏族内自称“东支”、“西支”，是说立村的王授先、王承先各成一支,实际上两支都是王授先之后。
  小枣园村东有一片被称为“老祖坟”的墓地，为主的两座大坟如小丘般高大,据小枣园村中老人们回忆，两座大坟直径都约6米，坟前各有一米半高的龙首碑一块，还安放着一个硕大的石香炉。墓地周围一片柏树林，高大挺拔，树的胸径近1米,成年男子搂不过来。正因有了这两座大坟,才生出王授先、王承先“看茔”的传说；由于墓碑在20世纪50年代被毁，村中识字的人少,没有人记得碑上的文字，世代守护的先人是谁，就成了一个谜。据《王氏世谱》记载，大枣园王家在沧口、李村一带的古茔地有五六处:始祖王才富和5个儿子葬于大枣园村西，今青岛第二十七中学处，叫做“西大茔”；王才富的第六子王子信与家族崛起的奠基人、其次子王柱今葬于村北,称为“北大茔”；宦海为官颇有成就的王柱今长子王如辰及其子孙五代都葬在李村西南的渠哥庄（即今天的曲哥庄村），王家人称其为“南茔”；王如辰的三子王恕及王如春的三子王念葬在大枣园村东北，叫做“东老茔”；王如辰的曾孙、任过山西沁水县知县的王统先，自己有身份，后代亦跻身官场,在李村的南庄村西修建了墓地，当地村民称其做“王大人墓”.小枣园王氏的嫡系祖先王如春自择墓地，单独葬于十梅庵村东南老虎山脉的西麓、今十梅庵梅园内凝香湖东侧的高坡上，王氏家族称其为“二爷茔”。王家的先人都有明确的归宿，那么小枣园王氏守护的是哪位呢？《王氏世谱》中记载：王如春之长子“慎字永子，号晶潭，康熙戊寅岁贡。配孙氏，合葬西南山。子一:功灏”。王慎与妻子身后葬在西南山自己的地产内，他的两个孙子王授先、王承先搬离故里迁居茔旁；第二座坟应是王慎的独子王功灏与妻子高氏、继室周氏的合葬墓，他们都是小枣园王氏的嫡系先人，所以其墓被尊称为“老祖坟”，每逢清明、农历十月一、冬至、春节等节日，子孙们都为“老祖坟”添土上供，将两座坟修整得像小丘似的高大壮观。
  半个世纪前的小枣园村坐落在凤凰山南麓一处稍为平整的地方,4条短短的小胡同两侧分布着四五十个农家小院。老人们说，村子西边平坦的地面更大更好一些，但有看地理的先生说,村子安在那里子孙后代要出飞贼，吓得王授先赶快选择了现在的村址。小枣园村村南的“前街”是条古路，向东至村外后呈直角拐弯向南，延伸不到200米又转向东行，即可走进东小庄村的中心大街；前街向西出村后也拐个弯向南，再斜刺里向西蜿蜒而去，在楼山前、板桥坊村后走上几百米，就是青岛市有名的“卡子门”。过去这条路宽不足两米、砂土筑成，可通到东边的卧狼齿山脉。几百年来，营子、板桥坊、东小庄等各村的百姓就是沿此路东进崂山。新中国成立后，小路多次修整扩建，1984年正式命名为唐山路。
  村子东面的那条胡同是小枣园村民去北边的必经之路，胡同宽近4米，出村可走进北边的坊子街村,是村中最宽最长的一条胡同。20世纪70年代后，人口增长快,民居迅速向北拓展，又形成一条东西向的“后街”；到90年代后，西边的山坡上也盖满了房子，村子得到较快的发展。在小枣园老村里,前街是最主要的街道，街北侧西头有西支的祠堂，街东头有东支的祠堂，东支祠堂以西是个长宽都在50米左右的场院。这个场院是村里最重要的活动场所，除了收拾庄稼时用来打场、晒粮以外,村民们夏天乘凉、冬天“晒阳阳”（青岛方言，晒太阳的意思）都爱在这里集合,村里开会、唱戏、放映电影也在场院里,而最让人们不能忘怀的是，以前娶媳妇、出殡都是在场院里进行的。
  古老的即墨地区有自己独特的婚丧风俗，而作为300余年前就崇尚文化，以知识振兴了家族的枣园王氏家族,更是将各种礼仪做得周全到位。小枣园王氏从祖居迁出来后，也把这些讲究带进自家兴建的小村。几十户人家都是一家一道的亲人，哪家办个红白喜事，就是全村人共同的大事，大人帮忙，小孩助忙，所以小枣园村的婚丧嫁娶分外热闹。过去缔结婚姻虽没有在官方注册 —婚姻登记的手续，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少不了的。相亲、定亲、撒媒柬等程序过后，在结婚之前40天男家要给女家送婚书，婚礼的操办就拉开了序幕。送婚书用青岛俚语说叫做“送日子”，告知女家选定迎娶新娘行大礼的日子，婚书上特别要注明根据新娘子的生辰八字推算出喜轿要在哪个时辰进男家的门，要面向哪个方向下轿子；女家中午设宴招待送婚书的“使者”，并请自家的亲朋作陪，就等于宣布嫁女的大喜事，向亲友们通知女儿婚后第四天首次回娘家“望四日”的日子。午宴过后亲友们带着大馒头回家,人们称这馒头为“头痛馒头”，因为吃了这种馒头是要看喜送礼的。结婚前一天，男家到女家“抬嫁妆”。通常是在午后出发，去时抬着食盒装上点心、饽饽、鱼肉等几盘几碗，回来时抬着女家给女儿打的箱橱衣柜、桌椅板凳、被褥衣服，还有一件必不可少的描金嵌钿的梳头匣子。那些富裕些的人家陪送的嫁妆既多又精致，于是东西抬回来先不进屋，得放在场院里歇歇脚,也就是在乡亲们面前炫耀一下亲家的富有。那些整齐的家什,花红柳绿的衣物,常常把未嫁的姑娘们羡慕得眼珠子放光。嫁女儿的人家，嫁妆抬走后就要给姑娘“开脸”，用一根缝被的棉线挽个活扣，在姑娘的脸上拉动，细小的汗毛就被绞下来了。“开脸”最重要的是将姑娘额头的发际线修整齐，特别是发际线长得低乱的，要大大地清理一番，额头变得明净开阔，再把头发向后梳成发髻后，人更清爽利索，的确增色不少。开了脸的姑娘一眼就能分辨得出，就是小媳妇了，所以即墨、崂山地区有个民谣唱道：“嫚儿嫚儿你别忙，今日开脸明日将（将，青岛方言，娶的意思）。”第二天是“将媳妇”的正日子，男家准备两乘轿子,一乘叫“官轿”，新郎乘坐，一乘叫“花轿”，是接新娘的。古时有首四喜诗曰：“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又道是'•'洞房花烛小登科”，这天的新郎官之喜不亚于中了皇榜，打扮得就像个新科状元，要用24尺红绸子做一朵大花披挂在胸前，礼帽上插两朵“宫花”，踏着红毡步人“官轿”内，在鼓乐声中走上迎亲路。那乘“花轿”，跟在“官轿”后头，为不让轿子空着，就把昨天抬回来的梳头匣子放在里面。半路上新郎要下“官轿”进“花轿”坐一会儿，叫做“换轿”，据说是免得新娘将来守空房。在接新娘子回家的路上，可是轿夫和鼓乐班子大显身手的时候，每逢路过村镇之时，轿夫要走“踮步”颠簸着轿子，吹鼓手要可着劲吹，人们围上来看新娘时，还停下轿用特制的棍子前后顶起来,让大家尽情地看个够，这叫“压村”。到进入新郎的村子后，轿夫们更是使出全身的解数，把轿子颠得像小木船遇上八级风，新郎新娘在轿里得紧紧地把着轿杆子，一不留神真能骨碌出轿来，这叫做“压街”。小枣园村的轿子都是从前街进村，这时娶媳妇的人家已在街边的场院里摆上方桌，安排好了酒菜,轿子一进场院,酒盅就端到轿夫和吹鼓手的嘴边,伺候他们好吃好喝。家道富裕的人家，菜肴酒水准备得好，轿子就格外颠得疯狂，乐队的曲目也花样翻新，颠得时间越长，气氛越热烈，大家就越夸轿子压得好；如果娶媳妇的人家怠慢了吹鼓手和轿夫，或因家中经济条件不好，准备的酒菜不上档次，他们就不肯多出力颠轿,在场院里稍微一转就将轿子抬到新房去，大家就会十分扫兴地说这轿压得没趣。
  小枣园村前的场院里还是举办丧事的场所，让村民们记忆深刻的是,65年前曾在这里出过一次“回灵殡”。即墨地区的丧葬礼仪，在《胶澳志》中有记载：“父母之丧,易服殓后四日或七日成服。陈祭举哀,告请至亲相礼成服后，仍朝夕奠祭。寝苫枕块，百日始就床褥。三年始除服期。”过去即墨农村的殡葬有单程殡、回灵殡、大殡几种方式，大都是根据亡者的社会地位及家庭的经济条件而定，经济条件稍差的家庭，三两天就将丧事快快处理完,求得个亡者“入土为安”；中等家庭采用“单程殡”，停灵三到五日，下葬时有鼓乐、请赁铺抬棺，祭奠遵制；家境好、逝者又是德高望重的长辈时，吊唁者、送奠仪（钱、物）的多，停灵时间长，并且在棺木下葬后将逝者的“牌位”抬回家，再设灵堂请亲友祭拜的葬礼，叫做“回灵殡”。一个村里常常几十年里遇不上个这样的葬礼，所以小枣园村这么几户人家竟能出次回灵殡，也是村民们至今引以为豪的事儿。那年去世的是位高龄老长辈，喜欢助人，还有个种牛痘的技术,谁家添了孩子,不用求他，老人就及时地给种上痘苗，乡亲们都很感激他。老人去世后，在场院里扎起大棚停灵柩，棚前设下祭桌，祭桌上祭品三盘三碟，整生鱼、三寸见方的生肉、去毛的整鸡、小米、点心、糖等全部根据葬制规定而设。回灵殡与单程殡不同的是要扎一些开路神、引灵幡、纸马、马童、金童、玉女等摆在棺旁，还要给马童和童男、童女起上名字，写个纸条贴在他们的背上。棺木在场院里停了7天，大、小枣园，湾头，坊子街，楼山后各村王氏本家及受惠的乡亲们，络绎不绝地前来吊唁；出殡那日，沿路许多亲朋好友设路祭为长辈送行，在楼山后一带轰动一时。
  小枣园村的土地多为山坡地，收成不是很好;及至人口渐多，人均土地越来越少时，村民的生活更为艰难。王氏后人读书的不多，却是心灵手巧，都是劳动的行家里手，一百多年前，王授先的第五代子孙开始学习制造杆秤,成为小枣园人务农以外另一个谋生手段。
  说起小枣园村制秤这一行当，村中多年来流传着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至今上了年纪的老人们还是津津乐道:传说100多年前，有位白胡子风水先生从南方来到即墨地儿，他骑着毛驴途经楼山脚下，见楼山东面的小山上林木茂盛，芳草萋萋,他断定两山之间那条南北向的大沟曾住过蛟龙，小山上栖息过凤凰，是处少有的祥瑞之地。小山脚下散落着十数个农家小院，炊烟袅袅，笑语阵阵，一片祥和安宁。白胡子老先生策着驴儿围村转了几圈，情不自禁地对村民感叹道：“好风水啊，真是一块宝地，别看这小小的山村今天不富裕，日后可是’千支旗杆万盏灯’，要出无数的官儿呢。”斗转星移，多少年过去，小枣园村里没出来个大小的官，也没能竖起旗杆挂过灯，村中老人们常常议论说白胡子风水先生看的没个准头。又过了些年，忽然又有南方来的风水先生村里村外地端详,这次是个中年先生，骑着高头大马，也是不时地击掌感叹。村民们不免围上去探个究竟。中年人说，当年的白胡子风水先生是他的长辈，看过小枣园村的地气后特地留下话，让后代一定来山东验证一下他的眼力。岂料中年人千里迢迢来山东实地一看，却发现大好的风水宝地被村东面的卧狼齿山脉“罩”了，当年白胡子先生骑的是小毛驴，矮矮的，看不到那重峦叠嶂如野狼呲着牙齿般的险恶山峰，他说的“千支旗杆万盏灯”被转化为“千支秤杆万颗星（秤杆上嵌入标志斤两的细小铜块，叫做’秤星,）”了。其时，小枣园村民制造杆秤在青岛已经有了点名气，风水先生的话如此巧合，让村民们颇为称奇。
  小枣园村制造杆秤的人家不少，但创出品牌来的却只有王知伦一家。据1933年版的《青岛指南》记载，青岛市从事制造维修度量衡业的共有17家,专门制作传统杆秤的仅两家，一是利津路的赵克敬家,另一个就是小枣园的“同聚诚”王知伦家。“同聚诚”杆秤销路很好，崂山、平度、胶州等地的商家都特地前来指名购买“同聚诚”杆秤。
  王知伦家做的杆秤以做工精细被用户称道，秤杆两头包铜;秤“刀子”和秤钩、秤砣在自己家里开冶炉铸造，决不到外边铁匠铺里随便定做;秤杆的大小头是有标准的，全凭手工细细打磨而成。秤杆上嵌好黄铜的“秤星”后,还要用木花蘸水和着石灰粉一遍遍研磨。别看做秤这活不起眼,可想把秤做得既计量准确又美观耐用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制作过程中，木匠、铁匠、扳金工、油漆工的技术都要掌握，重要的是还得怀一颗公心，做出的秤才符合计量的要求。做小本生意还要不怕吃苦。王家人挑担串乡进山，到村镇里去做秤或维修秤，常常就住在鸡毛小店或老乡家里；白天忙生意，晚上老婆孩子齐动手，生起铁匠炉打秤钩、打秤“刀子”的,研磨秤杆的，打磨铜条嵌秤星的，全家人齐上阵，干得热火朝天。“同聚诚”的第二代传人是王知伦的两个儿子，人们称他俩为“大秤匠”、“二秤匠”，两人做秤技术高超，不相上下，大秤匠王树孔还练就一手绝活：他在夜晚用铜条镶嵌一杆三十斤秤的双面秤星，只点燃一根火柴照明，只见他手掐着细细的铜条，在秤杆上翻飞击打，旁观的人还在眼花缭乱之际，小小火柴杆燃完了，大秤匠也住了手。再点灯照看，那细长润泽的紫檀秤杆上，侧面93个星，上面110个星，全部镶嵌得中规中矩，那两排铜星排列整齐好看，距离匀称准确，在灯下黄澄澄的闪闪发光，旁观者不由得便喝出彩来,赞道：“人家不愧是大秤匠!”
  王家做秤对秤杆的用料要求很严格,其首选是紫檀、花梨、苏木，还有一种特别细腻沉重、青岛人叫它“海底蛤蜊木”的料也常常使用。虽然使用上等木料大大地提高了成本，可土家人宁可少挣点钱也要保证杆秤的质量，保住“同聚诚”的牌子。在20世纪60年代，红木渐渐买不到了，王家人在走乡串户时，就留心收购一些破旧的红木老家具回来切割成秤杆;有时碰到那老炕桌、老椅子还在使用着,他们就和主人家商量，买上件当前流行的新式桌椅板凳跟主人家换换，就这样王家人一直努力地维护着几代人创立的杆秤牌子，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家存下的红木秤杆料，在1966年破“四旧”时足足烧了三天才烧完。
  王家做秤的技术一直没有丢掉，1968年崂山县急需一批磅秤，“同聚诚”的第三代传人二称匠之子王传厚，带领乡亲们白手起家建起小枣园五金厂,恢复了秤的生产，还试制成功“地中衡”，通过了青岛市标准计量局的鉴定，成为青岛生产杆秤、磅秤、地中衡的定点单位。1985年，五金厂改称小枣园衡器厂，成为小枣园村经济的骨干力量。
  凤凰山脚下的小枣园村王氏家族,200多年来在瘠薄的山地上求生活，发展一直十分缓慢。村里风气淳朴本分，村民们厚道善良，各家的日子过得都差不多，1951年新中国土地改革划分成分时,村里连个地主、富农都没评出来。新中国成立后，老百姓的生活稳定了，人心向着共产党和毛主席，凡是政府发出的号召都积极响应。比如1950年政府号召拥军优属，小枣园村在整个四沧区中做得最好,村里给军属王正吉搞代耕，村民们把军属地里的活抓得比自己家的还紧,各种农活都是先给王正吉忙完了，再到自己地里干。1950年雨水不匀，地瓜旱得不长，抢农时种麦子时又干得种不上麦子。而军属王正吉的8亩4分地中，种的1亩谷子打了12升，合264斤，种的2分地的地瓜收了650斤，每棵都长到一斤多重，是全村收成最好的一户。这年切地瓜干时，突然下了两天雨，切好的地瓜干霉烂了不少，影响到农民的生活。1951年春天，市里号召村民们大搞生产救灾，种早熟的大麦和豌豆救急,并多种能当饭的“地蛋”（青岛方言，土豆）。其时“地蛋”传进青岛没有多久，人们对它还不太接受，但小枣园村立即响应政府号召，要求村里每家扩大菜园，种3分地的大葱和青菜以卖给市民食用，自己家里还要多种“地蛋”度荒。这年夏收后交公粮时，四沧区的村民说，现在正当抗美援朝，全国人民都在轰轰烈烈地捐献飞机大炮，我们也要积极响应，开展缴纳爱国公粮运动，增强抗美援朝的力量。石沟村的村民向全市农民挑战，提出7个挑战条件:不匿报一分地一斤粮;保证将粮食晒干扬净，不掺水不掺沙;成立交粮队，由征收委员会统一领导，有组织地缴公粮；帮助烈军属解决缴纳公粮的困难；保证不拖缴一粒粮;准备好防雨用具，不使公粮受损失;争取提前完成任务。石沟村的挑战得到青岛市全体农民的响应，四沧区的29个村子更是一马当先，只用了7月26日和27日两天时间，全区的公粮全部入库。群众缴公粮的热情十分高涨，缴粮的队伍敲着锣打着鼓，前面是国旗开道，后面跟着秧歌队，唱着抗美援朝的歌曲，载歌载舞向前进。有的村缴粮的小推车上插着小彩旗和标语旗,写着“积极缴粮抗美援朝”、“缴清公粮建设国防”等口号。各个村也比赛，比干、比净、比缴粮组织得好,都要争当模范村模范户。这次缴公粮速度快质量高，四沧区近5千个缴粮户，只有两户粮食的水分含量高于标准13%。翻了身的新农民的爱国热忱，从争缴公粮上可略见一斑。
  1951年7月，小枣园村划归崂山郊区管辖。在1955年冬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小枣园和东小庄、坊子街、楼山后四村联合成立了红日高级农业合作社；1958年,成立仙家寨人民公社，小枣园和坊子街冻小庄、楼山后四村组成了楼山后生产大队；1962年划归楼山人民公社管辖。在1965年6月的青岛市区划中，楼山人民公社又划回沧口区。这时的小枣园生产大队，已将凤山营造成了一座花果山，村西村后栽满苹果树,果树行直排到山顶。说起小枣园村后的凤山，村民们都叫它“宝山”，过去山上全是茂密的松林，林间生着各种药草，树下长着松蘑，和凤山一前一后排着的坊子街山上可不长这些好东西。20世纪6()年代“宝山”出的宝贝是金帅、红星、国光等优质大苹果，漫山遍野的苹果树，给村民们带来扑鼻的花香、甘甜的果子和在当时来说算是较好的收入。每年的7月22日是早熟的金帅苹果开始摘出口果的日子，小山村里像过节一样欢乐.场院里又扎起大棚，摘下来的苹果从山上运过来，鲜亮的绿皮“金帅”堆在棚里，像座绿油油的小山。姑娘媳妇们在棚里选果,将长得圆润饱满、青莹莹的大苹果选出来装箱出口。那些欢快喜悦的日子，满村弥漫“金帅”的清香，再过几天，“国光”和“红星”下来了，天地间氤氲着的又是“红星”那挥不散的浓烈香气。丰收了，人们的脸上写着快乐，连走路的步伐都轻快了。小枣园村的苹果最“火”的时候，是1966年到1976年，每年出口任务就是20余万斤。有一年，果树生产队忽然兴起在苹果上贴字。选择颜色艳丽又能长成大个的红星苹果，在苹果差不多长成个儿的时候，剪好“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人民公社好”等字样贴在苹果上。一个多月后，贴字的部分被纸遮挡日光，果皮保持着绿色，没遮到的地方被太阳染得红彤彤的，一排绿色的字迹“毛主席万岁”就呈现在苹果上。这种苹果人见人爱，好容易得到一个都是摆在家里观赏。有一年春节，小枣园村到6037部队慰问，带去两筐带着字的苹果做礼物,6037部队的指战员都非常高兴，分到苹果的放在办公室里、宿舍里，直到干缩了也没有一个人舍得吃掉。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李沧区北部面貌日新月异。2002年3月，小枣园村撤去村委会，组建小枣园社区居委会。在凤山之阳，一片现代化楼房随着山坡的走势错落而建，小径曲折，绿草茵茵，当年贫瘠的山地变成宜于人居、优雅时尚的住宅区——御景山庄。住宅区前的古路——唐山路，也修筑成宽阔笔直的柏油马路，这条路，将老沧口市区与老虎山西侧各村连在一起。小枣园村不再是当年的“西南山”，早已融入了现代化城市之中。
  小枣园村新区——御景山庄
  （根据王娟厚、王传厚、王晓厚、王孔林、王建林等口述整理）
  东南山村
  刘锦
  沧口飞机场东侧有一座矮矮的小山包，叫东南山。由于这山包的顶部浑圆，山坡平缓绵长，远远望去如一只巨龟静静地伏在那里，故该山曾有一个方言特色极浓的名字——“鳖盖子山”。如今，在山的北坡零零落落地散布着80余户人家，住户的门牌上写着“东南山小村”，这
  就是东南山村，是相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村周围陆续建成的东南山新村（包括搬运公司、四方机厂沧口分厂、商业局等单位的宿舍）而定名。村内几条沟壑纵横，街道高低起伏、长短弯曲均随地势而变化，房舍院落随意搭盖，横不成街竖不成巷，逶逶迤迤直到山顶。与其他村落不同的是，东南山村并非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行政村。
  东南山村是200多年前从大瓮村分出来的小村子，初立村时在东南山西北脚下，今沧口飞机场的范围之内，因山名而得村名。20世纪40年代初，日军扩建沧口飞机场,强迁达翁村。青岛历史上这屈辱的一笔，几乎人尽皆知，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在这次强迁事件中与达翁村同时受害的，还有东南山村和大兴村这两个小村子。更不为人知的是，东南山村人既经人祸又遭天灾，两次被迫弃家东移，承受了达翁村和大兴村的村民们双倍的痛苦。东南山村的村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受尽折磨，今天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都能讲出一段刻骨铭心的悲惨遭遇。
  东南山村的村民以崔、周二姓为主，另有辛、王等姓氏，他们不过三五户人家，都是后来才迁过来的。崔、周二姓与大瓮村的崔家、周家出自一脉，是同族本家，在沧口大瓮村已经居住了四五百年，是青岛地区较早的移民之一老人们说,600年前明朝永乐扫北把山东人杀得人烟稀疏,朝廷又从山西、安徽等地向山东移民，让移民们在自己相中的地方开荒耕种，那些无主的荒山野岭可随意“占领”，青岛地区称之为“占产户”。有个姓吴的移民圈占了东南山大半个山头，至今人们说起他来还称他“吴半山”，说东南山一大半属吴半山所有，包括今天东南山的村址所在地。据文史资料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即墨县令许铤提出，即墨地瘠民贫，宜开放海口，进行南北贸易，于是在即墨境内开放了青岛口、金家口、女姑口、沙子口和仓口。那时崂山上清宫、下清宫等道院从海西（崂山地区胶州湾沿岸海域西侧）购进粮食，均在现沧口沧台路南端的海口码头卸粮。因购进量较大，为妥善保管，还在岸上建储粮的仓库，称为“粮仓海口”，简称之为“仓口”。码头旁渐渐形成十分繁华热闹的街道，叫做仓口下街，这也是“沧口”地名的由来。崂山道院起初是自外地大量购粮，后来道院广置香火田，在东南山到棘洪滩这长长的一线上买下不少田产，吴半山的后人渐渐把田产都卖给了崂山道院。又过些年，道院把一部分地陆续卖出，有些大瓮村的农户图着这里离村不过一里之遥，上坡干活儿十分方便，遂不嫌山地的瘠薄，把地买到手中。也正因在东南山一带有块属于自家的土地，当年灾难降临时，村民们便把这里当成了避难所。
  提到避难,就不得不提及200多年前的那场大水所带来的灭顶之灾。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神话故事中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七月初七”前后常常数日阴雨连绵。这年适逢西海（位于村西侧的胶州湾海域）里涨大潮引发海啸，大瓮村南与大海相通的李村河河水陡涨，大水涌进村中，冲毁了村南头30多户人家的草房，冲走了他们那点可怜的家当。受灾的村民们只好去村东一里外的东南山脚下，在各自的地里搭窝棚暂且安身。时间久了，各家陆续拆去窝棚，盖起房子，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村落。小村的北面有三四个大土包，每个土包南北长约50多米，东西宽约40多米，据说，这是明朝洪武五年（1373年）筑的烽火台，民间俗称“烟墩”，是古代边防报警的设施。当年浮山所是明代重要的海防据点，下设18个墩堡，其中之一就设在大瓮村，村的南面和东北面都筑有烽火台。时光匆匆几百年，当年黄土夯就的烟墩原形已被风吹雨打去，没了棱角的土包,像极了一只只匍匐在地的大龟。村东南的鳖盖子山更像一只巨龟在率领着这群大龟，于是这个小村就被称为“鳖盖子村”了。过去有首童谣调侃道：“东南山，鳖盖子，一到下雨就盖死（青岛方言念“盖使”，盖上的意思）。”实际上，村民们迁到山脚下的新村址后，将村北的那几个龟状土墩视为村子的图腾，十分尊敬，但因这个山名和村名实在不雅，村里人曾商量着把村名改为“凤凰庄”，可没叫几天，因叫不岀去也就作罢。而“鳖盖子”这个名字直叫到1929年，由官方把小山更名为“东南山”以后，人们就将小村叫东南山村。那时的东南山村行政并不独立，地方上有什么事，仍把它合并在大瓮村中办理。直到1934年3月，青岛市公安局训令改字第140号文中提到：“新添东南山村，大瓮村东南相距约半里，该处原与大瓮头一处办事，居民沿称曰东南山，兹为办事方便起见将其分出独成一村。”东南山村才成了一个正式“在编”的村子，同时政府将大瓮村更名为“达翁村”，小瓮村更名为“晓翁村”。
  东南山村的村民大都是因那场水灾被逼到山脚下居住的。有句古话说：“搬家三年穷。”搬次家要增添额外开支，损坏、失落物器甚至扔掉家什的事情时有发生，所以东南山村村民们的日子过得极为艰辛。然而灾难没有毁掉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村民们尽心尽力地修建新的家园。他们在村北河上修起大坝，遍植紫藤、团叶柳，房前屋后种上枣树、山楂和菠萝树,在村中间稍偏西处的大湾里种满了荷花。村子民风淳朴，村民心地善良，大家的日子虽不富裕，却充满生机和祥和。俗话说：“女人的清明，男人的年。”清明节是过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妇女们一年中唯一可以尽情抛头露面欢笑的日子，于是每到清明佳节二月,就在河坝上竖起秋千架，全村的大姑娘、小媳妇打扮得花枝招展，齐聚在这里荡秋千，把笑声洒满村内村外。那时村里还流传着一个很有趣的传说:村东山坡的大沟中有一片金黄细软的黄沙，很多村民上坡干活累了喜欢到那条沟里休息，特别在下午细沙被太阳晒得滚热时，躺在上面别提多么熨帖。一天,有户姓周的村民，兄弟俩在沟北的地里种庄稼，隐约听到一个声音叫道：“啯呱啯呱，金子蛤蟆！啯呱啯呱，金子蛤蟆！”两个人都听得清楚,感到非常奇怪，便一路仔细找去，直走进平日休的山沟里。一进沟，兄弟俩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他们常常躺着的细沙上,3个陶缸并排摆着，缸里堆满了金元宝，黄澄澄的，金光耀眼。兄弟俩欣喜万分，想不到天降财宝给穷人呀。于是，他们飞跑回家，取来工具,准备把这一大堆元宝抬回去。谁知兄弟俩再进到沟里时，只见到一片绵软细沙，刚才那金光闪闪的3缸元宝不知何处去了。兄弟俩捶胸顿足也无济于事。从那以后，东南山村的村民们常常说此山是座宝山，只不过宝贝未能现身。
  20世纪初大瓮村西有两座庙宇，一座是1925年修的气势恢弘、名声远扬的明真观，另一座是比明真观修建还要早的长寿庵。在1991年沧口区政协编写的《沧口文史资料》中曾有回忆文章称其为“卧云庵”，但根据市档案局卷宗记载和各村多位老人回忆，卧云庵坐落在苏家村。位于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青岛分院（原海军第二航空学校，简称二航校）北侧的庵叫做长寿庵，庵内的大殿叫长寿殿。20世纪初庵里又建了一座七神殿，与长寿殿相隔仅1米远，这就是沧口地区过去老话说的“三步两座殿”之由来。关于长寿庵里加盖七神殿，还有一个颇具神话色彩的故事:传说，过去二航校以北的农田非常肥沃，庄稼长得都异常的茂盛,连芝麻都能长成小竹竿粗。大瓮村姓田的大户人家，每天在河边饮马，本来田家有99匹马，可赶到河边后怎么数都是100匹。人们说，那是田家日子兴旺，西海的龙驹也喜欢来凑热闹的缘故。可从那年七月初七发了一场大水之后，大片肥沃的黑土地上覆盖了一层一尺多厚的海泥,土质变坏,地里再也没有好收成，龙驹也不见了。后来，田家又误伤人命遭了官司，子弟们被投进监狱，田家人急得天天烧香拜佛祈求保佑。这天田家人做了个奇怪的梦，似乎有一群长袍宽袖、面貌怪异的神祇，团团围坐在长寿庵院中，安慰田家放宽心，称牢狱之灾七月初七就可了结，子弟们定能平安归家。不久,皇上添了太子，七月初七大赦天下，田家子弟果然被赦出狱。为感谢神仙显灵保佑，田家欲塑金身供奉，就在长寿庵长寿殿旁修了一座七神殿，一下子供奉了7位神灵，受大瓮村田家故事的影响，沧口一带的居民传说长寿庵七神殿的神谕十分灵验，所以庵里香火很旺盛。
  在沧口飞机场的第二次扩建中，日军把长寿庵道士仅有的、赖以生存的4亩庙田占去,长寿庵主持于如意上书给伪政府市长赵琪道：“贫道于如意原籍系青州人氏，自幼至老，性好清净。后遂从师学道脱俗出家，至青市外沧口南首桥西二十步，有古庙一座，名曰长寿庵，即贫道主持之所也。贫道主持于期不下五十余载，每日诵经焚香、克己复礼、敬奉神圣外，不敢有意外动作，此愚夫愚妇皆知者。贫道现年八十有一，徒孙现年二十有二，乐岁赖以生活者,唯有庙地四亩，此外未有豆粒之沙，现该地即在沧口飞机场之北，现因皇军莅临，又将飞机场扩充放大;始将该地堆压埋没在中。故贫道前日赖以生活者，今化为乌有矣老道士于如意恳请赵琪“提携顾扶，以施补助，慨行仁术，以救燃眉之急”，然而伪政府当局只会乖乖地听命于日军,哪还敢为民请命,不但长寿庵的4亩庙地没有得到补偿,不久又被强令拆庙。古刹长寿庵就这样被毁,81岁的老道士不知所终，他的徒孙高景仙亦流浪他乡。传说，长寿庵有个道长在一天夜间发现大水缸被一大蛇缠住，并探头饮水,则将蛇奉为蛇仙，不加伤害，日日焚香奉祀。当日军强行拆迁该庙时，大一殿倒塌，一股云雾腾空而起，直冲云霄。于是民间议论纷纷，说日军侵略中国，连神仙庙宇都不放过，必遭天谴,迟早神仙还会回来的。其中隐含着“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之意。抗战胜利后，青岛市政府划地予以重建达翁村、东南山村和大兴村,在达翁村的北头给长寿庵一亩多地建庙，然而其时长寿庵已找不到“正头香主”，长寿庵就此湮灭。
  东南山村的穷苦百姓也常去长寿庵烧香礼拜，却一直改善不了受穷的状况。村民们苦思冥想找原因，发现建村时修的土地庙在村子正中。老人们研究说，伏在村北的那几只“神龟”被土地爷镇得不敢吃食，怎么有能力保佑村民们有饭吃呢？大家又赶快择日把土地庙从村中央迁移到村西南方向，给“神龟”营造一个轻松的环境，好让“神龟”大发神力。然而年复一年，村民的日子仍不见起色,却又屋漏遇雨、船破遭风。
  1938年日军第二次侵略青岛，在日军横行的8年中，三次大规模扩建飞机场,把位于飞机场范围内的达翁村、大兴村和东南山村全部赶离原地。
  青岛的很多资料中提到沧口飞机场，都认为它始建于1932年，是中华航空公司副董事长波安德向时任青岛市市长的沈鸿烈提议而修建的。但根据市档案馆馆藏卷宗中记载，日军在1914年第一次侵占青岛后，就在大、小瓮村一带以日本公司及个人的名义强买、强租了大量的土地，策划在大瓮村南、李村河北的平坦之处修建飞机场。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日军建飞机场的工程并未停止。1928年5月，大瓮村村长到青岛农林事务局报告，日军把飞机场之内及周围村民们种植的树木全部砍掉，甚至把飞机场南边李村河堤上的保安林（即护堤林）都砍伐干净。由此可见，早在1928年大瓮村南的飞机场已具雏形。1932年中国政府准备自己修建沧口飞机场，经多次交涉，由中国政府付给日本2.5万银元的补偿费才将此地收回。沧口飞机场于1933年投入营运，每周有沪、平、西航线班机起落3次,并开通了邮政航班。
  日军1938年1月第二次开进了青岛,2月份就急切地开始了飞机场的大规模扩建。他们强运北岭山上协顺营造厂的石渣铺路,先征用达翁村、东南山村、曲哥庄村52户村民及太清宫的土地52.19中亩；10月初，日本北京特务部指令在青岛沧口达翁村修建陆军空中运输队基地。在青岛的日本侵略军接到命令后,迅速行动起来，责令达翁村村长高文煌立即上报土地、房屋、坟墓、水井等调查表;10月17日，日军寺内部队经理部陆军技手草间三喜卫及经理部附清水原、山本忠三就去达翁村复查丈量，确认了拆迁50户村民的房屋409间，迁移坟墓50座、节烈碑2座、酒坊1处，征用东南山村、达翁村、曲哥庄村及太清宫、神清宫的土地共301.438中亩；11月3日，日军强逼村民们逐一签署《承诺书》，承诺11月15日定将坟墓迁移完毕,22日将房屋全部拆除。日军给的拆迁补偿费异常低，正房瓦房每间补偿42元~52元5角，厢房瓦房每间补偿33元~42元，草房每间补偿33元~42元,水井每口补偿15元,坟墓每座补偿20元，土地每平方米补偿0.233元，仅是市价的三分之「1938年11月22日，飞机场第一次扩建工程动工，飞机场首次扩建完工后，日军又不断地将机场边界向外扩展，修飞机跑道，建地下油库，随意征用周边的土地、拆除百姓的住房、迁移坟1940年后侵华日军修建的飞机掩体墓，百姓无一日安宁。据官方资料统计，1940年6月，日军占用官地21.5万平方米，强买东南山村、晓翁村、达翁村.三村土地44.7万平方米，拆除房屋740余间，迁移坟墓410座；不久又为修达翁村西山马路、在飞机场四周挖洞做飞机掩体（老百姓称其为“飞机窝子”，至今有几个保存完好），再征用土地15.235万平方米，强迁坟墓104座。日军为赶任务,雇来劳工强迁村民的祖茔地,挖开坟墓，白骨棺木,狼藉一片，惨不忍睹，村民们敢怒而不敢言。日军强买的农田里麦苗、蔬菜长势正好，也被全部铲除。村民们失去生活的来源，而日军许诺的补偿费一拖再拖，许多尚能维持生活的家庭陷入贫困，本就困难的家庭沦为赤贫，生活难以为继。
  1943年6月，日军对沧口飞机场进行更大规模的扩建,这第三次的扩建做得又狠又绝,把达翁村、大兴村、东南山村全部村民彻底赶出祖祖辈辈生息劳动的家园。1943年6月9日，日本第一海军经理部青岛支部长致函青岛特别市市长姚作宾，要求“查收买沧口飞机场附近土地一项应为日本海军之必要，对于沧口飞机场附近如另图红色所示地点之官有空地，拟请贵署作为无偿供给；关于收买既已放租官有地及私有地拟委托贵署担任并祈速办理。”11月10日，日军再次催促伪青岛市政府为其收买规划内的土地,并强硬地表示,在该项土地收买手续结束前日军即着手实施建设工程，“并祈贵署予以谅察”。在日军的催逼下，市伪警察局沧口分局限令“沧口飞机场附近达翁村一带民地所有收买地内坟墓、民居于11月末日之前迁移拆除……并与沧口区长王佐臣商议，指定西流庄民地搭盖窝棚就地临时让居民居住。”这次飞机场扩建强征达翁村、大兴村、东南山村451户的宅基地10.98万平方米，强征达翁村、东南山村、大兴村、西流庄村四个村的农田21.43万平方米、园艺地12.14万平方米，强拆达翁村民房2330间、东南山村民房303间、大兴村民房387间,将位于达翁村内的明真观一并拆除，还迁走一家民营的太仓造纸厂。
  1943年的冬天是一个多年不遇的“寒”冬，老人们记得，阵阵寒流，居然把家里的地瓜都冻坏了。日军急于施工，只给村民们不到20天的搬迁时间，还要求村民自己动手把房子拉倒。此时的东南山村大坝上的紫藤树已有擀面杖粗，姑娘、媳妇常常聚在藤萝架下绣花、做女红;夏季里湾里的荷叶铺满水面，花开千朵，粉嫩甘甜的鲜藕如婴儿胖胖的手臂。几代人从无到有经营的家园，又将遭到无情的破坏，村民们欲哭无泪，悲愤难言。祖辈定居这里的村民们无处可去，还有一些生活贫苦的人家根本没有搬迁的能力。眼看到了11月30日日本人规定的最后期限，日军荷枪实弹到各村巡查迁移情况。日军来到达翁村后，先耍出“杀一儆百”这一招，把一位段姓村民五花大绑起来，逼他的家人砸房，否则要把段姓村民押走。老实巴交的村民们何曾见过这等阵势，吓得赶快收拾东西离开祖居的老屋。他们忍痛把自己亲手建起的家园砸倒后拖儿带女离去,含悲忍泪一步三回头，一片凄凄惨惨的景象。
  飞机场内三个村子的居民就这样被遣散。然而两千人同时寻找安身之所谈何容易。周围的村庄，特别是近邻的晓翁村、西流庄村几欲塞满，肃杀的朔风里到处可见身上无衣、腹中无食的村民和嗷嗷待哺的孩子及散乱堆放的破烂家什。一首自我解嘲的民谣道：“打了瓮，跑了鳖，跑得四村没场着（青岛方言:场,地方;着，盛放）。” 折射出飞机场扩建给这里的人民带来的灾难。迁出来的人家有远走他乡的,有投亲靠友的,还有在西流庄村西侧空地上搭窝棚暂时安身的。东南山村里有27户人家在东南山北坡上有一点山地，他们干脆搬到山北坡附近，在那条南北方向的大沟沟沿，挖地窝子搭窝棚定居。这年的春节，人们在眼泪和饥寒中度过，有一半的人家外出讨饭，过了一个永世难忘的凄凉悲惨的年。而最令村民们不安的是日军取消了山上27户人家的户籍，不发给村民们身份证。在当时治安管理十分严酷的情况下，没有身份证的人是“黑人”，不但得不到配给的橡子面、火油、火柴等物品，还常常会无端致祸，被打被抓是常事。被取消了户籍的东南山村民不敢轻易到村外活动，整日被圈在山坡上，好像蹲监狱一般，所以东南山村20世纪40年代曾被称作“东南监（狱）”。蹲在“东南监”里，没有自由，却逃不了收税，脱不了抓兵。有童谣道：“几更点灯明晃晃，三个女婿来烧香，看着看着不好了，西门安上机关枪”村民们的生活十分困苦，瘠薄的山地养不活一家老少，因没有户口也没法去外面打工,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三根肠子闲着两根半，村里有首民谣唱道：“屋里看见筛底天，炕上枕着半头砖，锅台上面长麦蒿，釜台（烟道）里面不冒烟。”形象地道出了村民们艰难的生活状况。
  东南山村被强迁的村民中遭遇最悲惨的是今年74岁的崔秀兰老人。1939年，崔秀兰5岁时父亲病逝，她与母亲相依为命。那时家里在东南山上有几分瘠薄的山地，好年头收成也很差,母亲一个妇道人家做不动地里的重活,这几分薄田就更难以糊口。及至被日本侵略军强迁出东南山老村后，娘俩借西流庄村曲家的菜园屋（菜园子守夜的小屋）栖身,靠讨饭为生。曲家待人厚道，不但借给崔家母女菜园屋住，还时常在生活上关心她们，只可怜她娘俩连这样的日子也没过安稳多久，又一场夏季的暴风雨冲倒了母女俩赖以遮风避雨的菜园屋。为再寻三尺安身之地，她们求亲告友受尽苦楚，曾蜷缩在西流庄村土地庙旁的小破屋里，也曾借住过邻居的驴棚,与驴共处一室崔秀兰记得有一年舅舅家给了一棵白菜、几斤面粉，她和母亲才包了顿饺子算是过了个年，这是她儿时对“年”的唯一记忆。老人回忆至此已哽咽不能成语。她说，直到解放时，她家才在东南山村里勉强搭了两间简陋的小房，母女才有了个窝。1954年，一个莱阳的刘姓小伙子在西流庄村打工，乡亲们见小伙子老实本分又吃苦耐劳，崔秀兰也是20岁的大姑娘了，就给她们说合把小伙子招赘进门做了养老女婿。丈夫拉地排车，给煤场打零工，共同操持这个家，为母亲养老送终。丈夫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感激西流庄村的曲家老人对岳母和妻子的好处，每逢年节都会去看望老人们。
  日军投降后，村民们的行动虽然自由了，但生活却是日益困顿，后来几乎全村人家都讨饭,村里传着一句非常心酸的歌谣说:“二十户人家二十九根打狗棒（意喻要饭时的讨饭棍），胶县大哥帮一帮，墜起三十根打狗棒”。东南山顶本不是适合住家的地方,却突然迁入近30户人家，最大的不便是没有水吃。那时在小村的南边沟里有一口井，井极深但水线不旺，村民们每天凌晨3时就去排队打水，积攒一天的井水也只有1米多深。最先打水的人放桶到井里打,到了最后几个，井底的水已经没不过水桶，就得下到井底下去舀水,许多老大妈还记得沿井壁攀登时那战战兢兢的感觉。有的人家干脆去西流庄村抬水吃，那更是一条难走的羊肠小道,还要涉过西流庄村南河（即大村河，因其流经西流庄村村南，当村人习称南河），长途跋涉抬回一桶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拨来款项，村农会主任周忠福组织村民们在村南与曲哥庄村交界处打了一口井，才解决了村里吃水的难题。到1958年后,许多单位在东南山村北面征地盖自建宿舍，这些宿舍水电设施完备，时任生产队长的周忠福又带领大家共同集资，从铁路宿舍接来了电源，家家户户才装上电灯。说到现年80岁的周忠福老人,村里人没有华丽的词语去赞美他,大家只会朴实地称他：“那真是个好人!”周忠福曾担任村农会主任、生产队长，后在晓翁五金厂（晓翁生产大队开办，现为青岛焊割工具厂）担任领导，为乡亲们、为村里的事情忙碌了一辈子。他为人温和、正直，心地善良,处事大公无私，总是先为乡亲们着想。村里还曾有一位念过私塾的“文化人”崔延孟,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生产队里做会计、管仓库,西流庄公社修建青年水库和西流庄水库时,都是他带着人实地考察，亲自动手测量、画设计图。崔延孟多才多艺、能写会画，给人画肖像惟妙惟肖，过年写对联龙飞凤舞。
  新中国成立时，东南山村约有40户人家,34亩地，山地贫瘠,养家糊口很难，沧口一带工厂又多，所以村里几乎家家都有做丁的，从事农业的人口相对较少当年东南山村凡事都与褚家西流庄村合作，成立农会时是同一个农会，加入农业社时又组成一个生产队，并与西流庄村、晓翁村以及于20世纪70年代建立的西流庄北村组成了隶属西流庄人民公社的晓翁生产大队。后来东南山村在晓翁生产大队进行生产队调整时，独立组成了第八生产队。随着1984年7月人民公社体制的撤销，东南山村第八生产队的历史使命也画上了句号,村里的事务也随之由晓翁生产大队先后改名的沧口区振华工贸公司、沧口区经济联合公司晓翁分公司及现青岛晓翁企业总公司管理，直到如今,其村内1982年11月以前属农业人口的居民涉及养老、福利方面的事务仍归晓翁企业总公司负责。
  进入21世纪，东南山村当年临时搭就的窝棚都翻盖过好几回了，现在村民们住的都是宽敞明亮的大瓦房。大家衣食无忧，还要追求舒适、时尚。今天的幸福生活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再听老人们谈起60年前的往事，有恍如隔世之感。村北的东南山新村，即那些各单位盖的自建宿舍,20世纪末就已拆迁改造成“东南新苑”，小区里几十座楼房拔地而起，整齐漂亮，各种设施完备。眼望着邻居小区的现代化生活条件，东南山村的居民们心里羡慕，也盼望着小村快快拆迁改造，让生活更上一层楼。
  （根据崔秀兰、周忠福等口述整理）
  西流庄村
  刘锦
  西流庄村坐落在重庆路与晓翁村之间，有一千多户人家，村民多姓褚、姜、马、朱。大村河自东向西穿过重庆中路从村子南面流过，村西以晓翁村河与晓翁村分界;村子以北是连绵三个小山头的牛毛山，村东是前身为沧口蔬菜批发市场的华中蔬菜批发市场。每逢农历的“三”和“八”，就有一个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大集在市场西边的空地上开市。这个集市已有百年历史，最早兴起是在沧口的中心，今维客沧口购物中心后门处，后又迁至板桥坊河底,再移到西流庄村东。振华路和永清路在西流庄村的中心呈“十”字交叉，将西流庄村切割成四部分,就像一个平面中的四个象限。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振华路几次拓宽,本来就显得松散的四个部分更加若即若离,就如同独立的几个村子。实际上过去的西流庄村包含着4个小村子，有3个村曾在官方的地名登记中拥有正式的村名。
  这几个小村分布相对独立，十字路口的西南部分是褚氏家族聚居之处，老百姓称其为褚家西流庄。东南部分是姓马的人家先搬来，称作马家庄。西北部分姜姓人聚居在此，称作姜家西流庄。姜家西流庄的北边,本是姜家的祖茔和大片荒地,1956年国棉六厂征地盖起自建宿舍，市教育局1958年建了青岛第三十一中学；1971年,晓翁生产大队为解决村民住房困难，将荒坟平整建了201户平房小独院，各姓都有迁过去的。派出所在为他们上户籍时，命名为“西流庄北村”。十字路口的东北，原本也是坟茔、空地和沟壑,1951年沧口区成立的第一个合作社——窑业合作社在空地上建了两座石灰窑生产石灰，后因对环境污染大而迁移。1976年，西流庄人民公社在空地上投资兴建公社卫生院，后扩建为沧口区西流庄公社医院;1986年归属区卫生局，称为沧口区第二医院，1994年更名李沧区第二医院。区第二医院之北是一条十几米深、20多米宽的大沟,1963年西流庄生产大队就着那条大沟挖土筑坝扩展成一个面积36亩、贮水13万立方米的西流庄水库，用来浇灌菜地。西流庄村村民在1982年11月就全部“农转非”，菜地上盖起了厂房、居民楼，水库失去原有的作用，现在已经改建为水上公园，成了一处风景秀丽的休闲之地。
  西流庄村在300年前建村时,称作新入庄。在清朝同治癸酉版的《即墨县志》的“七乡村庄图”上即标志为“新入庄”，1928年版的《胶澳志》则标为“西流庄”，1926年时有143户人家、787口人。1991年沧口区政协出版的《沧口文史资料》中有回忆文章说，日本侵略青岛后，日本驻沧口的衙门办公事行文时，错把新入庄译为“西流庄”，当时的地保刘维忠将新村名告知乡亲们，可大家不敢去衙门纠正，也就默认了“西流庄”这个村名。1897年德军侵占青岛后，有一个叫海因里希•谋乐的德国人曾经和他的同伴做过调查，他们的足迹遍及崂山、即墨，还乘船去了灵山卫，渡过胶州湾登上薛家岛，记录下辖内259个村子的简况，并对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习俗进行了解。1899年，海因里希•谋乐著《山东德邑村镇志》一书出版，书中以一个异族人新奇的观察视角、诙谐活泼的语言介绍了青岛，让今天的人们得知，百年前藏在深闺中未被人认识时的青岛是如何的青涩单纯，以及许多区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他对各个村子的描述尤为有趣，如说到曲哥庄村，谋乐这样记录：“是曲家大哥的家园的意思，它有4处居民点共计650人。在这个村庄附近有一位王姓巡抚的中文墓碑；其后人住在枣园。墓碑和雕像是权力和荣誉的象征，它是在清雍正皇帝（1723—1736年）时建的。”说宋哥庄：“是姓宋家族的村子。这里有三处小村庄，刘家宋哥庄、石家宋哥庄、徐家宋哥庄。原来宋家大哥的村子也住有姓刘、姓石、姓徐的。总共1200余人。”对沧口的描述为：“沧为伸展之海的意思。这处居民区虽年轻却是一处繁华的商贸场所。住在这里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商人,他们有重要的货栈;而这些货栈只有在秋天才装得满满的。从前这里设有一处关税站，1897年11月由德军占领。1899年中国海关建立处新关税站。这个地方因山东铁路而变得很重要;从青岛出发的第一个大车站就紧靠这个地方。交通方便。从这里很容易到达李村、崂山以及到殖民地的富庶村庄。在沧口为一队水兵建了新住房。另外这里还有一座保佑渔民和商人的天后宫。有500居民。”谋乐对西流庄村是这样记录的：“西为西方，流为河流流动，意为向西流的河边的村子。在中国地图上这些村落叫新入庄。新为新旧的新，入为进入、侵入之意。很可能，这三处居住区正处于新建时期。”海因里希•谋乐的著述为我们确认了三个问题:一是这里本来叫做“新入庄”，与《即墨县志》中的地图标志相符;二是说明1899年德国入侵者就称这里为“西流庄”，并非是日本人给译错了村名，而是德国人为其更了名；三是早年的西流庄村即由三部分组成。据褚家西流庄的老辈人传说,当年德国人进到村子，有中国的南方人翻译跟随，用口齿不清的南方话把“新入庄”介绍给德国人听，再由这个“老外”将已经变了的音符记成德国味的词汇，所以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从此“新入庄”变成“西流庄”。这种说法与文字记载较为符合。
  西流庄村分成褚家和姜家两个西流庄，则是70余年前的事。据青岛市档案馆馆藏资料记载,1935年3月，青岛市公安局训令改字第140号文《添改村庄名称一览表》中公布：“该村原为姜褚二姓,各具独立形势，相距甚远。近以两姓不睦办事困难，故划分两村，即褚家西流庄和姜家西流庄。”文中所谓的“不睦”是这样引发的：“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组织群众性的“保卫团”，在20岁至35岁的健全青壮年中搞武术训练，规定每百户中抽取一名壮丁集中学习“大刀术”，冬闲时训练两个月，每天4个小时，每月只有3元钱的补贴，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参加，村里只好按名额分配褚、姜两姓各出一半人员。1934年冬分配下来的是单数，多出来的这个名额两姓都不肯接受，几次言来语去就发生了争吵，甚至械斗。姜家几个脾气暴躁的小伙子冲进褚家祠堂，将祠堂打了个落花流水,矛盾由此升级，最后导致了一村变二庄。今天的老人们说起那段往事，大家都掩不住笑意:为区区小事竟闹到动手打架，居然还分成两个村子，真是不可思议,许是大冬天闲着没事干在家里窝出火气来了吧。褚、姜两姓分了村相处反倒融洽了，男娶女嫁、姻缘不断、亲情绵绵。平常大家将两个村合称西流庄,若需单指其中之一时，就以“姜家”、“褚家”或“北庄”、“南庄”之称加以区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70年前分村的故事早已被大家遗忘了。
  褚家西流庄的居民以褚氏家族为主。关于褚姓的来历，一种说法是老人们口头相传的,说是在明朝永乐初年褚氏由云南迁徙到李村河南岸立河南庄村，繁衍到第三世时又迁至新入庄。另一种说法是根据清朝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褚家第七世褚守信牵头修纂的《褚氏族谱》记载:“当日原居掖县，后迁即墨，住新入庄，历传十世，并未闻及祖所自出，亦安知来自何年、是几世祖。”从族谱所记内容看，后人们只知祖上曾住在掖县，却无法考究祖先们何年何时自何处迁居掖县的。族谱记载了300多年前,有一位名叫褚长志的从掖县迁居即墨河南庄，褚氏家人尊褚长志为始祖。褚长志生子连柏、连松，褚连松的独子永福迁徙到新入庄定居后，在新入庄也就是现在的西流庄已传了13世。《褚氏族谱》上列出了由7世至26世儿孙取名用字为“守进元善良、嘉言乃孔彰、圣贤乐书香、万年数其昌”，从这20个字里可以感受到先人们对后世儿孙们殷切的期望。
  姜家西流庄的姜氏家族来自崂山北宅。据说北宅的姜家有一支迁移至李村以北的上王埠村,过了几代有个叫姜艾的从上王埠村搬到新入庄，生了两个儿子龙和虎，现在西流庄的姜家人就是这一龙一虎的后代，他们自己也称为长支、二支。龙和虎又繁衍了“玉、宗、支、方、正、伦、先、平、青、明、利”，包括姜艾累计13世,也有约300年的历史。
  西流庄村还有近20户朱姓人家，是从金家岭以东的朱家洼村迁来的。朱氏受姓始于邾国，是颛顼（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名）的玄孙陆终的后代，西流庄村朱氏的始祖朱暹与朱元璋乃是本家近亲。朱暹随朱元璋起兵征战南北，明朝建立后为防倭寇在沿海设卫所，朱氏得以世袭武职。朱家的家谱《即墨鳌山卫朱氏族谱》初修于明朝嘉靖二十六年（1537年），共经6次续修，第七次修于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族谱上记道：“吾族世袭自鳌山卫以来，为前明戍守东陲，居南门里圆楼子。始祖暹，原籍新安，古籍安徽省直隶州和州含山县人。元顺帝乙未年，来濠州汤万户麾下，从明太祖起兵，六月渡江，从征8年。……世袭鳌山卫指挥佥事，诰授明威将军。”朱家后人世袭武官之职10代共300年，在兖州、西安等许多地方为官,官职也不断得到提升,直到明朝灭亡。袭任官职辗转各地的是长子长孙，其他支系的后人有从鳌山卫迁到朱家洼村的，再迁到西流庄村的朱氏是第十八世，在此居住了近180年,繁衍了7代子孙。
  十字路口东南的马家庄，它是没有被官方登记确认过的村名，因这片地面上第一批住户姓马而被老百姓叫做马家庄。马家于19世纪末从金家岭搬来，只有三户人家，盖了两三处院落，这一小簇院落实在不像个村子，又是在姜家西流庄的东南方向，于是姜家人便叫马家庄为“东南屋”，马家人也回称姜家西流庄为“西北屋”。别看这小小的马家庄，在1947年之后曾是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地方，村里曾住过国民党第五十四军的部队，给村民们留下许多恐怖的回忆。那年队伍到沧口驻防时，正巧有姜家西流庄的人买下马家庄的一块空地盖了5大间新房,还未曾入住就被国民党军队强占。那些兵们敛集钱财、草菅人命，简直是无恶不作，路人经过都会有横祸飞上身。有个连长名叫谢玉章，村民们都叫他“杀人不眨眼”。他每天在街上横挑鼻子竖挑眼，找老百姓的不是，看谁不顺眼就随便找个借口折腾一顿。有位四方机厂的匸人常常下班后用自行车“拐脚”（青岛方言，用自行车、摩托车带客送往目的地）挣钱补贴家用。这天，他“拐”了个穿大褂的先生向李村方向走，恰巧被姓谢的撞见，无端怀疑穿大褂的是共产党，直着嗓子喊他们停车检查。穿大褂的一看大事不好,跳下车子跑进胡同七弯八拐地逃离了马家庄，姓谢的大怒，当场拔枪把四方机厂的工人打死。
  那时物资匮乏，特别是火柴、火油、煤炭、药品等最为短缺，有很多铤而走险的人就做起了贩卖的生意。一天，有过路的四男三女被谢玉章抓到，从他们携带的包袱里搜到几封火柴后，二话不说拉到村西姜家茔的南沟里就枪毙了。1948年,谢玉章忽然带人到村里抓了6个村民关押起来，姜、褚两姓都有。乡亲们知道他的厉害，多方营救未果，最后悟出姓谢的是要钱，急忙之中无处筹措，幸亏前街上的由铁匠为人热心，把他老婆的一只金戒指借给大家，托王埠庄一个能说能聊而得名“张五聊”的人去求情，送上戒指，才救出这6个村民。大家对由铁匠心存感激，设法凑钱买戒指还他，直到青岛解放了才凑齐了钱还上。国民党驻军里还有一个最坏的营长姓匡，也是害人无数。1948年麦子秀穗的时节，有位年轻妇女带着个小女孩路过西流庄村,不知哪里被姓匡的看出破绽，派士兵去抓她们。这妇女东躲西藏还是被士兵们从麦地里搜到了，抓到马家庄里拷打，第二天，姓匡的带兵将这妇女拉到东北边的大沟里（现在的水上公园处）枪杀、就地掩埋了。青岛解放后，解放军刚进城就来打听这位年轻妇女的下落,原来她的确是地下党派到阎家山执行任务的，不幸壮烈牺牲。村民们指认了掩埋地点，部队将烈士遗体运走，可那小女孩却不知去向，令村民们叹息欷嘘至今。
  西流庄村的地势自东向西逐渐倾斜，村后又是牛毛山，有两股常年不断的山水从西北和东边的大沟里流过来,在褚家西流庄的西南角上汇成一个水湾。水湾弯弯呈元宝形，有20余亩大小，最深处大约两米余，湾旁边有棵两搂粗的白杨树。因湾里是活水，所以水总是清澈通透绿汪汪的，湾南头生一片茂密的蒲草。村民们非常喜欢这个大湾，一是因为湾里有鱼，数量多，品种多。西流庄村的人从来没有向湾里放过鱼苗，可一秋天鱼就满了湾，煞是神奇。鱼的品种还年年变化，有一年生出满湾的鲫鱼，还有一年大多是白鳝鱼，这些天降的美食让西流庄村的村民们大饱了口福。1960年冬天，忽然飞来大群野水鸭栖息，村民们都去打来吃,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能意外地吃到野鸭肉，让大家颇为兴奋。还有一个让村民喜欢的原因是这个湾里从来没出过惨剧。几十年来，有人掉入湾中或跳湾轻生的就不下七八起，可每次总是很快地就被救上岸来，村民们说这个湾“不馋”，本来世代都叫大湾“元宝湾”的,20世纪60年代后便都叫它“宝湾”。“宝湾”于1986年填平，被单位征去，盖上了一排排宿舍。
  西流庄村里的街道非常不规则，率性地宽宽窄窄曲曲弯弯，也不像别的村那样根据街的特点还起上个街名。姜家西流庄里有一条东西向的主街，从永清路走入街的东口，前行不足百米就转弯向北，走十几米后再转弯向西，出西口就到了西流庄村与晓翁村的分界河，整条街划出一个大写的“Z”字。褚家西流庄的主街形状却是个“U”字，在“U”字的底部那段50余米的街上，安着一盘碾，边上是一曲姓人家的场院，一棵40余岁的大杨树洒下满地荫凉，所以这里也曾是大家乘凉、闲谈的聚会之处。“U”字以北偏西，晓翁村河以东，曾是大片的果园，多种些枣树、梨树，村民们叫这里为“梨行"。1943年底，日本侵略军扩建沧口飞机场强迁机场旁边的达翁、大兴、东南山三个村的村民时，有些在西流庄村有达翁村亲友的就投靠过来，要求在这里买块地安身，“梨行”的主人就将果树伐了，把果园地卖给想居住在这里的人家，有些眼下拿不出钱来的，也暂时借地居住。时值滴水成冰的严冬，即使能盖起房子的人家也无法施工。为抵御冰雪朔风，他们把地面挖下1米多深，上面用木棍、草席搭起窝棚，凑合着过冬。“梨行”里大大小小搭了30多个窝棚，住了140多口人，人们便叫这里“窝铺村”。“窝铺村”的人外出办事时都自称是西流庄人。新中国成立后，“窝铺村”的一切工作都合在西流庄村之中，农业合作化后，这个不雅的“窝铺村”名就消失了。
  褚家西流庄西头有一座土地庙，高约80多厘米，里面的土地爷爷和土地奶奶两尊神像也只有一尺高。别看土地庙小，可其辖区地盘够大，褚家、姜家、马家、窝铺村都统统在其治下，村民们也极为虔诚，大事小事都去求土地爷爷保佑。西流庄村的土地爷爷家里杂事特别多。先是其子民们不断地给其搬家，以前土地爷爷的“行宫”在大湾边的白杨树以北，后来又向北移，挪到振华路南的小桥以西的三角地上。因为土地庙紧靠李村到沧口的交通要道边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那些年里，罗圈涧村有个整天在沧口、李村游走的精神病人刘占义，每隔三五天就要来把土地爷爷抱到大湾里给他洗一回澡。村民们都感觉不妥，可刘占义的行为谁也制止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对土地爷爷的“不敬”举止。刘占义在沧口、李村、楼山后一带可称得上“家喻户晓”，长达20年中与他“齐名”的是女精神病人上快嫚，到现在提到这二人的名字，所有60岁以上的知情人都会显出一种会心的笑意。最让大家感觉可乐的事，是20世纪30年代初，青岛曾兴起一种“押会”的赌博方法，叫做“押七十二门”，土地爷爷的香火更盛了，热心押会的常去土地庙前烧香求预兆，有些输红了眼的人竟把那尊小小的石像偷偷抱回家，供在炕头上随时烧香磕头，求土地爷爷让他转运。一般情况供几天再悄悄送土地爷爷“回宫”，过不几天又被别人抱回去供奉了，有时土地爷爷老两口都在外面周游，双双被村民们请回去“降吉祥”，也不知宫里的公事由谁来打理。有一次，土地爷爷回宫了，可他的老伴儿却好几个月不见回来，村里人不免有些着急。这时，有位叫川普的老人生病不愈，大家便撺掇他去许愿为土地爷爷“说”（说媒）个老伴儿。川普病好之后，还果真请石匠制作了一尊女像披红挂绿、吹吹打打地送进土地庙。又过几年，有人发现不远的曲哥庄村土地庙里，土地爷爷左右两边各端坐一位土地奶奶,其中一位就是西流庄村的土地爷爷家无缘无故失踪了的土地奶奶。曲哥庄村土地庙里两尊土地奶奶石像，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保留到50年代中期土地庙被拆之时，周围各村都知道曲哥庄村的土地爷爷有两房夫人，西流庄的人也没去为自家的土地爷爷“讨个公道”回来。说到这件事,86岁的姜老先生眯着眼笑道:“大家都说土地爷爷赌钱赌输了，把土地奶奶输给曲哥庄了！怎么好再要回来？”而另一位褚老先生却皱着眉道：“她自己跑了，有什么办法?”褚老先生那满脸的无奈,倒把大家逗笑得前仰后合。
  褚、姜两姓家族都比较重视教育，都在自家的祠堂里办了私塾让子弟们上学。姜家的祠堂在振华路北，一处一进二院落，临街的一排房子做过菜店、小杂货铺,现在是个福利彩票销售点，小院里的正屋也曾做过商店。新中国成立初期破除迷信时拆除了祠堂的匾额，烧了“轴子”，把祭祀、议事的桌椅板凳都分给了族人。那张清末民初制作用以摆供品的祭桌，给了辈分最大的老人。那祭桌是紫红色的，木料沉重细密，两头云字花样弯弯翘起,前面雕刻着细致的狮子滚绣球图案，线条流畅清晰，两只狮子身上的长毛卷曲，面部表情生动,像在对着绣球摇头摆尾。姜家学堂请了位张先生，孩子们给他起个外号叫“张别古”，还有一位崔金斋先生，两位老师都很温和，任凭顽皮的孩子“上天入地”。褚家祠堂在振华路南,现在的门牌为西流庄487号。这三间破房因等待拆迁，已经闲置很久了，小院里生满野草，开着一院子南瓜花;几株10余米高的中国梧桐也被葛藤缠满，落下来的梧桐子竟在屋里头生根发芽,长成婴儿手臂粗,肥大的叶子像一个个碧绿的大蒲扇，从没有了窗扇的窗洞口伸到小院里。当年褚家祠堂可是整齐规矩、祭器一应俱全，褚姓人家轮流管理，每到年节灯火辉煌、热闹非凡。
  1938年，褚家在祠堂里办学，收了30多名学生，都坐在一间大屋里，由从侯家庄村请来的私塾先生杨丕元教书。学生们分三个层次，乍进学堂门的学《三字经》，学完《三字经》的孩子学《百家姓》，最大的孩子念《论语》，杨先生一个人轮流施教。他随身带一根极沉重的乌木戒尺，约有一寸半宽一尺多长，已经用的油光水滑的，哪个孩子调皮捣蛋或没背熟功课,就得伸出手来打手板。先生的戒尺一家伙打下去,手心就肿成发面包子，所以孩子们对打手心深恶痛绝，每次挨打时都乜斜着眼睛盯住先生扬起的手臂，常常瞅准了戒尺落下的刹那间快速把手抽回，这时杨先生正铆足了全身的劲死命打下去呢，戒尺打落了空就把他“闪”一下，杨先生的膀子就这样被闪掉下好几回。杨先生掉了膀子去找人“拿环”，不用上课的学生就在祠堂里欢呼“解放”。自然以这种方式“解放”的机会实在太少，孩子们最盼的是先生出门办事或有朋友前来拜访，而最受欢迎的是“访馆的”上门。“访馆的”这个行当绝迹已经60多年了，乍听到这个词儿感觉又陌生又新鲜。原来这是一个极为文雅的名称，馆，蒙馆、学馆、学塾也;访，拜望、询问之意。“访馆的”是专门到私塾卖笔墨纸砚书籍的人的美称，说白了，就是“推销员”、“文货郎”。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行当。过去经济不发达,人烟也稀少，百人的村子就算不小的村庄了村里大都没有店铺，就连女人们添个针头线脑,给孩子割（青岛方言要读“ga”）二尺花布也得等到赶集的日子，于是“货郎”这个行当便应运而生，他们挑着货郎担子,摇着巴掌大的小皮鼓（又叫“报君知”），走村串屯，还真给村民们解决一些日常生活之需；村中学童用的文房四宝及书籍则有专门经营的货郎，定期送到私塾里来。
  这些“文货郎”多是失意的秀才、落第的文人，念书念“迂”（青岛方言，有点走火入魔的意思）了，手不能提、肩不能担，五谷也分不清,既干不了庄稼活，又放不下架子，就只好做些与文字沾点边的营生糊口。他们多数还穿着长衫，背一个包着金不换墨锭、大小狼毫毛笔、《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之类的大包袱，按固定的路线和日子依次串遍四乡的私塾。文人落魄，斯文依旧，来卖货不说卖货，叫“访馆”；在学童面前正冠掸衣、尊严不丢，与先生之乎者也讲学论道。有些“访馆的”学问很深，只不过阴差阳错地落到这般田地；还有的身怀绝技，或写一笔好字,或作一手好文，或岐黄之术极精。20世纪上半叶，有位在沧口、即墨这条线上走的“访馆的”，包袱里总是装着一本线装手抄的祖传秘方，轻易不示于人，但遇到疑难重病人却常常出手救急。一次,他走到即墨白塔埠村，见村里有个女孩生乳痈，耽误了婚嫁，人也备受疾病折磨，女孩甚至都有轻生的念头。“访馆的”本就和在白塔埠村私塾教书的乔先生私交甚笃，当下就察看祖传秘籍，一个药方连外敷加熏洗,女孩溃烂几年的痈疽去腐生肌,竟很快痊愈了。“访馆的”名声大噪，走到哪里不单单卖文房四宝了，总是有乡亲们等在学馆里请他看病,他所走的沧口、即墨一线的村民受益不少。这天，教书的乔先生求借秘籍一观，“访馆的”很难为，却碍于朋友面子勉强答应，言明只看一宿明天清晨必还。乔先生拿到书后快快地将书拆开，每个学生发给5页，叫他们连夜抄下，看不懂的地方只管照葫芦画瓢即可。乔先生依着此书也给人看起病来，竟也渐渐有了点小名气，于是不教书了，开起药铺自己坐堂。“访馆的”听说了乔先生治愈的几个病例后，改道从沧口串走李村、崂山，再也不去即墨卖书。乔先生的孙子后来在东镇开了家诊所,新中国成立后才回原籍。
  1939年，两个祠堂的私塾都撤掉了，西流庄村的孩子们都到公立沧口小学上“洋学”。沧口小学建于1913年,是德国侵占青岛后在沧口地区建立的第二所小学，称为“沧口蒙养学堂”，百姓叫它洋学堂。蒙养学堂废私塾课，设立修身、读经、国文、算学、历史、地理、格致（清朝末年称物理化学等学科为格致）、外语等课程，学制五年;德国统治时期开德语课，日占时期开日语课。1922年，我国政府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回青岛后，将青岛的小学学区划为青岛学区、李村学区和仙家寨学区。仙家寨学区包括沧口地区，有3所公立小学，即公立沧口初级小学校、公立宋戈庄初级小学校和公立枣园初级小学校。沧口小学校总校在沧台路,并设晓翁村及西流庄两个分校。1934年筹资在永宁路盖起了漂亮的教学楼,3所学校都迁入永宁路新校舍，日本第二次侵华，学校停课，到1939年复课时，各村的私塾都基本停办，学生们都开始接受现代教育。那时候，沧口小学请潍坊的郭老师夫妇教书,郭老师教算学，他的妻子于庆芳教国文。1942年，日本宪兵队的翻译兰贵贤接管沧口小学，每到周二，兰贵
  贤给学生们上日语课，逢他有事不能来上课时，就叫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陈兰香给大家念书。小姑娘的父亲在沧口大马路开当铺，母亲是日本人,所以她能讲流利的日语，就成了同学们的“代课老师”。时隔60年，曾在沧口小学上学的老人们虽然把日语忘得差不多了，可那个小代课老师站在讲台上给大家念书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西流庄村的村民以务农为主,村里的土地多数在重庆中路两侧，都是平展展的上好肥田。到现在，这大片的土地上虽然早已建了工厂，修了公路，盖了楼房,但老一代的人非常为自家村中拥有的好地自豪。这些肥沃的土地种什么长什么，生产的蔬菜特别水灵鲜美，可是从前在这么肥沃的土地上，西流庄村的村民们照旧贫困。姜伦阁老人至今忘不了那些食不果腹的日子,每当秋天收完芋头,父亲带着他把本应丢弃的芋头叶切碎晒干，留到来年春天缺粮时充饥。盛产蔬菜的西流庄村，村民们从来不舍得将收获的细菜好菜自己吃，都拿到市场上卖掉换粮糊口，真应了那句“卖盐的喝淡汤，纺织娘没衣裳”的古老民谣。随着青岛地区的发展，沧口一带日渐繁华，工商企业多了起来,西流庄村就出现了一个特有的怪现象，村里的青壮年包括姑娘们都去铁路运输、机车制造、棉纺织布等厂家做工挣钱，家里却雇着人种地。雇工们大部分是从蓝村来的小伙子，同样是在黄土地上刨食,他们愿意到西流庄村来打工而不肯留在蓝村老家。
  新中国成立后，西流庄村属于四沧区所辖；1951年区里将农业为主的自然村划为枣园乡、楼山后乡、南岭乡、小水清沟乡和褚家乡共5个乡，褚家乡里包括姜家西流庄、褚家西流庄、窝铺村和东南山村。1951年7月，青岛市重新区划，设立沧口区和四方区，西流庄村属沧口区所辖。村民们生活安定了，儿乎家家都有做工的，有的做小买卖，有的人家还租了渔船出海打鱼，成为一个亦工亦农亦渔亦商的比较富裕的村子。在1952年开始的民主建政工作中，全区以派出所为单位,一个派出所辖区内成立一个居民委员会,9月份先在营子派出所试点（营子派岀所辖区内有营子村、板桥坊村和东山沟村，因人口、面积都较大，故成立营子居委会和板桥坊居委会两个居委会，东山沟村划入板桥坊居委会）后，在全区铺开建居委会的工作。1952年10月，晓翁村派出所辖区内的晓翁村、姜家西流庄、褚家西流庄、东南山村和振华路52号院成立了晓翁村居委会，褚家西流庄村民褚忠善当选居委会主任。因是有农业生产的村子,还选举了专门抓生产的生产委员会。1955年褚忠善和十几户农民成立了沧口区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褚良雪紧跟其后组织起第二个互助组，而且褚良雪的互助组坚持的时间最久，组内农户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相处得最好,经常受到区委、区政府的表扬。那时特别强调“工农联盟”，春节时常常召开工农联盟座谈会，加深工农之间的感情。政府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视，人们记忆最深的是1953年5月青岛市麦田爆发虫灾,在灭虫工作中习惯单干的农民体会到了集体的力量。据李沧区档案馆馆藏资料记载,1952年5月中旬在麦地里发现了“行军虫”，市政府青建字（53）第9号指令于5月19日下发，发动群众到自己麦田里检查。行军虫，又叫绵虫，东海一带叫“老锅子虫”，寸把长短,初夏吃麦子，秋天吃谷子，危害甚重。20世纪初德国人侵占青岛时曾爆发过一次，那年庄稼受灾成为饥荒之年。这次政府号召捉绵虫时，有些老人们便旧事重提，说绵虫是神虫，越捉越多，越说越有,是捉不尽的。有的说,有一害必有一治，那次绵虫发现后又出了一种“气不愤”虫，专治绵虫的。5月26日，沧口辖区内的姜家西流庄、褚家西流庄、盐滩、水清沟都出现了绵虫，到29日发现有584亩小麦田里见到虫子在大嚼麦穗，这些老饕们甚至麦秆、麦叶也不嫌弃，吃得照样很香甜，有108亩被吃成光杆。西流庄、晓翁村的麦地里受灾最严重的每平方米竟有200多个绵虫，一般的地里每平方米约180多个，刚发现有虫的地方每平方米三四十个。各村的老百姓心急如焚,这年小麦长势特别好，眼看丰收在望,谁知会闹出百年不遇的大虫灾。30日，区委、区政府组织了工作组全力以赴下村灭虫，各居委会的生产委员会、各互助组也全部发动起来，到地里察灾情，严重的插上醒目的红旗，作为动员打药的对象，一般的插上白旗，由土地主人自己抓或互助抓。有很多非农户居民也主动要求参加灭虫工作。人们在地头上放一桶水，一手端着小簸箕，一手抓住麦秆晃动，软软黑黑的绵虫便“骨骨碌碌”地掉进簸箕
  里,摇满了簸箕就把虫子倒进地头的水桶里。西流庄的村干部褚瑞善、周克云、刘忠元都把自己的灾情一放，先去帮村民们捉虫。在全区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6月3日，虫灾基本得到控制。这年虽有严重虫灾，有108亩麦地绝产，但全区总产量比计划仍增产3.1%，平均亩产在250公斤左右。
  1955年12月，西流庄村成立了第一、第二农业生产合作社：东南山村和褚家西流庄合在一起办了一个合作社，马家庄和姜家西流庄合办了一个。仅过了4个月，晓翁村、西流庄和东南山村又组成农光高级农业合作社。晓翁村、西流庄和东南山三村的工人们为向乡亲们表示祝贺，自动捐款433万元（旧币），并用这些钱给合作社买了一台油印机、3台水车、两部七步犁、500斤肥田粉，给社员们一下子增添不少的底气。1958年8月，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农光社与营子、板桥坊、东山沟三村组成的荣光社共同成立了沧口区红星人民公社,1959年6月更名为沧口区西流庄人民公社。1960年西流庄公社转为蔬菜基地，蔬菜地由1958年的280亩增加到2500亩，是青岛市区蔬菜供应的主力军。村民们悉心研究蔬菜的培育方法，还涌现出不少的种菜能手，如公社的蔬菜技术员姜伦德培育的油菜竟然像棵小型白菜，大家给他一个美名“油菜大王”。后来，西流庄培育的“大红袍”水萝卜在青岛市首屈一指，脆、甜、个儿大、水分足、模样靓，还作为特色蔬菜与浮山的大葱、豆角，吴家村的油菜、菠菜，错埠岭的韭菜，亢家庄的芹菜一起上了1986年版的《青岛市农业志》。
  西流庄的村民喜欢文艺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村里组织起一个40多人的歌剧班子，还专门在村西头与晓翁村交界的大沟东边场院里（今晓翁企业总公司办公楼处），用黄土夯成一个1米多高的舞台，村里的工人们捐款购买了乐器和大幕，演出过很多宣传党的政策和贴近生活的节目。当时村里住了一对40年代在正规剧团演过戏的夫妻,两人主动请缨给歌剧团当导演,有这两位专业人员手把手的指导,西流庄的歌剧一亮相就“盖”了全区的业余演出队，《白毛女》、《瞎老妈》、《三世仇》、《刘巧儿》等剧目在沧口、李村唱得都颇有些名气。郑庄、侯家庄、东李村、文昌阁、石沟等村，每逢年节一扎起台子来,就赶快到西流庄来预约演出时间。当时姜美珍扮的刘巧儿、姜绪先扮的王寿昌、姜贵先扮的柱儿，都是有血有肉非常真实，受到大家的欢迎。剧团里最大的“腕儿”是专演反派角色的姜绪先，他演《瞎老妈》里地主的狗腿子“吴铁耙”时，真是惟妙惟肖，给个活狗腿子不换，那段典型的唱腔“进了腊月门，忙了我两条腿……”成了大街小巷人人皆唱的“流行歌曲”。
  西流庄村里还流传着一句有趣的歇后语:西流庄的闺女——爱嗒嗒淡话。青岛方言中，嗒嗒，是形容说话的声音，引申为略带贬义的和人闲“搭话”;淡话，是指无聊无趣没有滋味的话题。旧时代要求一个闺女家,要语不高声、笑不露齿，特别在生人面前,更得恬淡安然尽量少开口，免得招惹是非。有一年，西流庄村有家闺女远嫁到外村。有句俗话说：“穿衣吃饭量家当。”以前普通人家结婚根据自家的财力，很少铺排大场面，所以婆家只来了一乘小轿，几个吹鼓手迎娶。过去人烟稀少，村落稀疏，相隔较远，吹鼓手到了村子旁才吹几支曲子，走过了村落之后，大家都悄然无声地前行。走着走着，四个轿夫先感到寂寞了，一个轿夫就问：“今天是哪里的闺女做（青岛方言，念“zou”）媳妇？”伙伴回答：“西流庄的。”又一个说:“咳，都说西流庄的闺女爱嗒嗒淡话。”其他的轿夫还没开腔,轿子里坐的新娘子就急忙接口说:“谁说俺西流庄的闺女爱嗒嗒淡话？俺可不是那号人!”轿夫、婆家迎亲的都禁不住哑然失笑，也把娘家的“送客”闹了个大红脸。坐在轿子里的新娘子这才猛然醒悟，可不是又嗒嗒淡话了？就连做新媳妇这天都管不住自己的嘴。
  日月如梭，不觉进入了21世纪。西流庄的百姓们与时俱进，生活早已走进时尚和小康，但旧村仍在，村中心的古街还是率性地曲曲弯弯着;还有不少的百年老屋还静静地立在车水马龙的振华路旁，固守着她那份安宁。年轻人飞向四面八方，只有老人们还舍不得青砖青瓦的老屋，舍不得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成为旧生活的守望者。但他们心的深处,也是在静候旧城改造的到来，盼着享受一下现代化的新生活。现在，在马家庄的地片里，设计规划了振华苑居住小区，已拆除了大片旧房，建起了部分楼房，不久，这里的村民搬进新居。那些在菜地里劳作了一生的老人们，每个月可以领到千元的退休金,享受医疗保险,无了后顾之忧的老人都十分满足。在晴好的天气里，到那个十字路口去看看吧,不少七八十岁的老人家，扶着手杖的，坐着马扎子的,这里一堆那里一簇,正笑得开心呢。
  （根据褚良权、朱正铎、朱正环、姜贵先、姜先敏、姜伦阁等口述整理）
  晓翁村
  刘治学
  晓翁村,是一个在沧口地区知名度极高的村庄,属于李沧区永清路街道的行政辖区。原名“小瓮村”，是因村子的西场院有一家烧窑的作坊主要烧制小型缸罐盆等小件泥陶器皿而演变得来的村名，当地村民则将这一村名加以诠释成了“小瓮窑头村”，并在日常交流中习惯称之为“小瓮头”，1934年3月，青岛市公安局发文改名为晓翁村，不过，至今沧口一带年龄比较大的居民，仍习惯把晓翁村叫“小瓮头”，且其知名度和认可率并不亚于官名。历史上的晓翁村，占地面积很大，东邻西流庄，南到沧口飞机场，西至沧口下街一带部分区域（现至永平路），北接牛毛山（现接永安路），贯穿东西的振华路把全村分为南、北两部分。大村河从村南向西流过，沿永平路向西南汇入李村河,经胜利桥入海。
  每个村庄都有着自已的历史，并留下了一定的历史痕迹，历史悠久的晓翁村，那就更是如此了。晓翁村的人以崔姓、王姓、刘姓、姜姓的居多，另有一定数量的阎姓村民。而对于晓翁村的历史渊源，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据史料提供的历史线索分析，晓翁村的祖先,极有可能是明朝朱棣年间，从河南的安阳，辗转山东的胶南,经青岛的崂山，最后到达这里。晓翁村《崔氏家谱》中对家族来自何方有这样的记载：“吾家相传云南籍。”据青岛市相关文史资料记载，晓翁村村民是明朝永乐年间，由今胶南市五台镇田家窑村迁来。史料提供者王珍亭先生则说:“晓翁村王氏始祖，是在300多年前从崂山的登窑（即今日的登瀛村）迁来的。” “从登窑迁来的这部分村民，原先是从河南迁到登窑的。”上述多处文字中都有和“窑”字有关联的字，据说是晓翁村的先民们曾开过砖瓦窑作坊。在如此众多不一的说法中，有一个共同的时间段，那就是晓翁村历史开始的时间是明朝。打开明朝与臣民迁徙有关的年代，可能就是朱棣举兵北上，实施将河南安阳一带的居民移民山东的计划。据史料记载，在朱棣实施移民计划的10年中，有20到30万人分别安置在山东半岛各地。据此,或许可以破解民间流传的所谓此处移民来自云南之说。另据《莱阳县志》记载：“盖阴山之南，恒山之北，自昔以云南称……其地俱在晋察绥之交。”由此,似乎可以认为，人们所说的云南，是古云洲之南，不是现在的云南省，即此云南非彼云南也，而此说或许对晓翁村王氏先民的来源，找到了比较清晰的线索：他们是被明朝朱棣的官兵，从河南安阳押送到现今的胶南市，若干年后，为了重操旧业，得找个人烟稀少的地方，立个砖瓦窑作坊，于是便向东迁移。在1904年前后，到达了现今的登瀛村，发现这里满山遍野的刺松、黑松，是烧制砖瓦的优质燃料，便住了下来。后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这一地区山高岭密，层峦叠嶂，烧制出的砖瓦不宜批量外运换回口粮，光靠砖瓦窑不足养家糊口，为了生计，王氏家族派十世长孙落户到现在的晓翁村，除了种地,仍沿袭祖辈旧业,在村西头立了个主要烧制小型缸罐盆等小件泥陶器皿的窑作坊。他们每到一处取名都有个“窑”字，于是便在已有了“田家窑”、“登窑”之后，又有了“小瓮窑头”之说。另外，中国人有子承父业、代代相继的传统，西安人走到哪里必做大刀凉粉，安阳人走到哪里也撂不下做烧窑的营生。一个明朝的历史时间，一个明朝的迁徙之举，一个安阳的烧窑之业,这是否为晓翁村先民的渊源，有了一个并非猜想意义上的定论呢？除了这些历史佐证，晓翁村老一代的村民中，还有一个口头语:每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或感到惊讶的事情，都会情不自禁地发出“安阳来！”的声音。至今，这一带的人们，还会有如此意境上的口头语。
  晓翁村的建筑布局，具有充满沧桑的“胡同”风格和特色。20世纪30年代，晓翁村已经聚居了百多户人家，而且形成了以姓氏冠名的四大胡同，即“王家胡同”、“崔家胡同”、“刘家胡同”和“姜家胡同”。这些分布着各个氏族的胡同，不仅把晓翁村的氏族划分得泾渭分明，而且还流传着一些与胡同风格俱来的传说。在村北边胡同尽头居住的崔老四一家，其大门直冲着街上的“死胡同”，家里弟兄几个，因为家境贫寒，竟然“光棍”了一辈子。于是，村里就有了死胡同与光棍之说,也有了规避这个说法的建房忌讳。除了这个胡同的风格和传说，晓翁村还流传着不少民居和居民有关的平凡故事。而被村里人传为佳话的，最数那口碑优良、被村里人尊称为“崔爷爷”和“崔嬷嬷”的老两口。“崔爷爷”名叫崔永坦，家在茔盘西边的胡同头上，他生于晚清的1893年，家里弟兄们分居后，就在胡同北头盖上了住房，坐北朝南的四间正屋，红砖垛，土墼砌墙，麦秸披顶，红瓦滴水。正间进门两边各摆着一口八印大锅。东间住着爹娘，东间隔墙那间是“里间”，贮藏着米面杂粮或者贵重的东西。家里人若进出里间，都得经过东间，爹娘坐炕上，不出门便可洞察一切。西间则是他和老伴儿及子女们的住房，每间住屋里都搭着搁棚,冬天放些怕冻的地瓜、芋头之类的食物。家里的摆设有两抽桌、炕柜和长条凳,还有在正间地上吃饭用的长桌，炕上吃饭用的木盘子。天井里，放一个埋地半截的大水缸和一个古式的铜脸盆,这些家什都是娶亲时候带来的。锅头烧火的方式，是夏天烧西间，冬天烧东间。事实上，那个年代村里的民居,大都是与崔永坦家的布局不相上下。家里有耕地且劳力少的，往往会按季节从外地雇帮工，每年清明节上工，农历十月一下工。家里吃饭的次数按季节不同进行调剂，春夏秋三季是一日三餐，冬天改为一日两顿。儿子十八九岁时，便可娶妻生子。女人多是缠足的小脚，穿梧桐木尖底鞋钉个后掌，走起硬路来还“咯噔咯噔”的响。那时奉行的都是男主外女主内，家里的年轻媳妇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围着锅台转，出门最多的时候,就是给上坡种地的人送饭。民居的东厢屋放些闲杂物件，西厢屋是磨屋，大牲口（驴）拴在里面，推磨时给它戴上“捂眼”，围着磨盘转着走，每天晚上给它干秸草喂饱。南屋（因房屋门面向正屋，也称其为南倒屋）多是给干活管事的人住，猪圈就砌在东厢屋和南倒屋的山墙边，靠圈外留有方孔，出粪沤粪从这个口倒出，用自家的木轮手推车“吱呀”着把粪送到田间；天井里则猫狗相安无事，从不争食。那时崇尚的是简朴的民风，生活虽说是无衣食之忧,但大都过得很紧巴。吃饭落的饼子渣，大家通常会用指头拈起来填进嘴里,还有吃地瓜干不吐把、吃地瓜还要咂滋味，犹如那个被传为佳话的崔永坦一家，虽说称得上是当时的小康之家,但老两口却经常是吃着苞米饼子、穿着补丁衣服。在那时农家的眼里,任何东西都是有用之物，除了把自家的粪便作为庄稼的有机肥以外，还会把已打下麦子粒的长麦秸编成“蒲团”或铡成二尺长的秸秆，打成苫子做遮盖物；也会把已搓出小米的谷秸当作燃料用来烧水煮饭。只要是能吃的,可用的，没有人会轻易地丢掉。讲究面子,热情待客，就更是乡里乡亲们墨守的规矩，即便是不抽烟不喝酒的人家，也都在冬天做地瓜黄酒留作待客用。崔永坦的老伴儿“崔嬷嬷”，是村里有名的“拿环”专家，村里人歪了手脖子，闪了肩膀子，跌了胳膊腿，抻了筋什么的，都会来找她。她就只是那么试摸几下，就可百发百中、手到伤痛除。崔嬷嬷“拿环”不仅是技术上乘,就是“医德”那也是无可挑剔，为村民“拿环”从不要钱。由于她乐善助人、不求回报，村里人都很尊敬这位善良的老嬷嬷。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晓翁村的老人们，还是念念不忘崔永坦夫妻俩。晓翁村人实诚善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晓翁村的村民们慷慨解囊，善待外地逃荒的饥民,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致使饥民连绵不断的前来乞讨。与实诚善良相辅相成的，是晓翁村淳朴和睦的民风。在这个接近4000人口的大村，极少发生家庭邻里之间的民事纠纷。这里的人们在艰难的生活中，养成了乐观、豁达、热爱生活的良好习惯。老人们为人处世的口头禅就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村的人长寿的居多，其中，活到90岁的老人比比皆是,还有很多人活到百岁，最高寿的竟活到了103岁。
  说到晓翁村大人孩子们的娱乐活动，那可是丰富多彩。其中，最具地方特色的游戏，叫做“打白菜疙瘩”。这项活动参加的人数不限，平均分为两帮，各守一个“球门”，用棍子传接打一个白菜疙瘩，活动规则类似于曲棍球比赛，双方看哪帮先打进“球门”和打进数量多少。男孩子们最擅长的游戏则是“弹玻璃弹儿”，女孩子们喜欢的项目是“跳皮筋儿”。这些儿时的游戏，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度过了欢快的童年。柳腔曾是晓翁村大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角，20世纪50年代晓翁村当地人曾组织了一个柳腔剧团，着实火了一阵儿。剧团的行头、家什齐备，颇具规模,他们曾经在位于沧口石门路的永安剧院演出过《秦香莲》、《拾玉镯》、《空棺记》、《王汉喜借年》、《寻工夫》等大量精彩剧目。这些剧目有的诙谐幽默,有的庄严凝重，在演员们精彩表演的诠释下，无不展示了普通老百姓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展现了极具人情味的一幕幕生活场景，因而受到观众的欢迎。正月里剧团还经常接到邀请，在各地农村巡回演出。不过，这些演出都是义演，演员们分文不取,而所到村庄的人们都是用丰盛的酒宴来感谢他们。每年的正月里，村里还有杂耍的光景儿，这些民间的娱乐活动，村和村之间都有友好的往来交流。参与活动的人们，都集中在当时的场院上，一边转圈一边表演些小戏，村里人把这叫做“打演鼓”，就是有锣鼓、唢呐吹打着，作为娱乐活动的伴奏。围观的村童们兴高采烈地跟在杂耍群体的周围，闺女媳妇们也会抱着孩子追逐在后面，其热闹喜庆的程度不言而喻。
  旧时，主管村事的地方是村公所，也是晓翁村的举足轻重之处。围绕在村公所周围，留下了与教育，与生活，与生计有关的历史印迹。村公所对面是村舍改的“学屋”，学屋墙外有条小溪，上面架了一座青石板桥，汽车便可以由此进出村子。学屋只设一年级，有20多个学生，到了二年级,学生们就得到西北山的沧口小学校去读书。教一年级的是个30岁左右的女老师，姓高，是崂山附近人，她缠过足又放了脚，是晓翁村唯一的“大知识分子”。她会教学生识字、算术、学注音符号，常把粉笔放进红、黄、蓝不同颜色的液体里，泡出彩色粉笔用以教学生们绘画。值得一提的是，那不大的学屋里竟然还有一架脚踏风琴,用以教学生们唱歌。课间时,小学生们或做着“火车脱轨”的游戏，或来一个拔河比赛，或相互追逐嬉闹，每天上下课有马蹄表作为铃声。有一次，马蹄表坏了，老师就打发会看表的小学生到学校对面的理发铺去看挂钟。这个学屋在1956年的时候被拆除，在这里上学的孩子们被分到了附近的永平路和沧口小学上学。村公所屋后有一口井，用水筲汲水的人一不小心，摆脱了挂钩就会把水筲掉进井里。每当此时，大人们便用担杖钩去打捞，小学生们最爱看捞水筲的那种窘相。而大人们则怕孩子掉进井里，总是会边呵斥着他们，边艰难地打捞着水里的遗物。冬天井台结冰后很滑，汲水很不方便，就更易发生此类的尴尬事件。村公所的西边有个土地庙立在平台上，里面坐着土地爷爷和土地奶奶。与众不同的是，这里的土地爷爷和土地奶奶都是用石头凿出来的；还有一点不同是，这里的土地爷爷是有姓氏的,姓王。每有丧事,举丧的人家便会举着白纸幡，哀号着前来土地庙“报庙”。平时,则会有“许愿”的人家前来土地庙“还愿”，送些香火及扎纸物件等阴间用物。离土地庙不远的村北面，是一处不同姓氏的茔盘，中间栽着两棵大杨树。茔盘北面的西崖上，有土质细腻的“黄坚泥”，村里的人常会用它当“胰子”（俗称，即肥皂）之用。不远处还有一个大石头窝子,是当年日商建工厂砌围墙采石时开挖的。每当雨季，雨水便会随着小溪淌进这石头窝子，久而久之，就在此处形成了一个很深的大水坑，于是，村妇们常来借光洗衣裳。
  晓翁村西面、振华路与永平路交汇处西北面有一座道观，叫“明真观”，村里人们都叫它“西庙”。明真观建于20世纪30年代，一色的青瓦绿墙，高门大院。一进门就能看到面目狰狞的哼哈二将，威风凛凛地守在观门的通道两侧。再往里走，就进入了正院，院里树木扶疏，绿荫浓郁。正殿里供奉的是玉皇大帝,后殿则供奉了王母、观音、金童玉女,观里还有八仙与如来佛祖的神像，厢房则是道士们的寝室。明真观不仅是人们求神拜佛的地方,还是附近的人们看病问药的场所。当地的人,一旦有了头疼脑热的小病小灾，便会请观里的道士号脉开方。大概这里的道士们也学过医术，开岀的方子大抵管用。记得，谁家的孩子长了腮腺炎之类的病（当时叫“疙瘩”），就到观里请道士们在腮上用墨汁画一道符，治腮腺炎居然很有效力。“画符”。当时,觉得这种“画符”十分神奇，现在想想，可能是由于墨里含有什么消炎镇痛之类的药类成分吧。明真观始建于现沧口飞机场内、当年为大瓮村后改为达翁村的村西偏北处;20世纪40年代，日军扩建沧口飞机场时将其拆除后，在现位置上实施了重建;“破四旧”的时候，明真观里神像被破坏殆尽，道士们也被驱散;后来利用原先的建筑改建成了一所少年宫，成了孩子们活动的场所；2005年李沧区政府出资对这个明真观进行了抢救性修复。从此，使偃旗息鼓了多年的明真观，香火重新又兴盛了起来。
  由于晓翁村距李村集不远以及邻近沧口大集的缘故，村里人虽以务农者居多，却也有不少亦农亦商的家庭。所谓亦农亦商，就是有些村民，在种植农田的同时，还会做一些小买卖,每逢农历二、七的李村大集,或排五、十的沧口大集，便会做一些买进卖出的粮食或其他生意，从中获取收益。由于晓翁村周边建有不少工厂,其村民也就“近水楼台”纷纷到工厂从事产业劳动，村中亦农亦工的人数还真是不少。比如“宝来”、“公大”、“华新”几个纱厂及橡胶二厂、四机分厂、酒精厂（现青岛第四啤酒有限公司）等单位，都有不少的年轻人前往就工谋生。晓翁村离沧口一带的海滩很近，村民们还有一个靠海吃海的习俗。每当初一、十五落大潮，村民们会成群结队地到公大纱厂墙外南侧、“下街”及“南日钢”的海滩去挖蛤蜊。大潮时海滩的黑泥上，尽是挖蛤蜊的人群。挖蛤蜊的人群，通常始于退潮而终于涨潮，直到海水缓缓没过泥滩，他们方才往岸上走去。即便是在赶海回程的海路上，大家还会边走边拾一些花皮香波螺，捎着抓些小屎蟹子。在1960年，这片海滩上，曾出现了取不尽、抓不完的虾虎，帮助这里的饥民，度过了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之后,那些帮助人们度过饥荒的有功之臣一虾虎,竟然在这片海滩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至今，那些经历过饥荒的人们，依然在感激着那些救命的虾虎,依然在困惑着那些虾虎的出没。
  村里有个颇有点名气的小铺，是一个姓单的高密人开的。单掌柜天生一副胖不蹲儿的身材，整天一脸笑哈哈的模样,来晓翁村经营这个小铺多年,给村里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小铺临街,进门就是柜台，上面摆着香烟、水烟丝、糖块、烧酒，甚至还有白面杠子头火烧，后墙橱上有五香花生米、葵花籽、盐等，瓶瓶罐罐装着各种小食品，堪称是琳琅满目。在小铺的门口，还安了个供应开水的茶炉，茶炉上面,经常摆着几包旱烟末，借着茶炉的热量烘烤着。村人们经常会听到茶炉开水的声响，但前来买开水的人却不是很多。那时，即便是开水也不过就是一分钱一壶,村民们却依然习惯于用大锅煮水喝，而不愿意乱花那几个小钱。单掌柜小铺里面的火炕上，常聚集着四五个老汉，赶集后赚了钱回来看纸牌聚赌。正月里，小铺天天开市照常营业。十五那天，按单掌柜的积习，要放一挂1万头的小红鞭，拖拉着地用竹竿再绾上好几道转悠着放，满地红纸花，最后再点上两只大“起火”（焰火）。每当此时,村里人便会聚集在小铺的旁边听鞭炮、看焰火、凑热闹。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晓翁村西头振华路北面，兴起了一家知名度较高的饭店——晓翁村饭店。需要说明的是，这家冠名晓翁村的餐饮单位，与晓翁村没有任何的权属关系，只是因为它坐落在晓翁村，便以晓翁村的名字命名而已。这个隶属于原沧口区饮食服务公司的饭店,或许是沾染了晓翁村的地气,抑或是占据了地理位置的优势，曾经成为沧口一带及周边地域非常红火的餐饮单位。
  早些时候，村里的男人们或上坡种地，或外出打工，村里的妇女们，除了相夫教子，还常会做些糊火柴盒的活计，以补贴家用。糊火柴盒是那时家家老婆孩子都乐此不疲的事情。糊火柴盒，既打发时间，又可补贴家用，很受村里妇女们的欢迎。那时的火柴盒，还常会充当时局的宣传品，如抗日战争时期的黄色火柴盒上，都印着“提倡国货，挽回权利”字样。每到农忙时节，孩子们也闲不着，先是把场院泼上水润湿着，然后再用带棱的石滚子（俗称“碌碡”）压平整，为大人们打麦子做好准备工作。世代务农的那些晓翁村人，种植的主要作物是地瓜。村东头有一块30平方米大小的场院，一到秋收的季节，便成了欢乐的海洋。家家户户都把切好的地瓜干儿晾在场院里,场院上晾不开，就摊在自家的屋顶上。每当此时，村里的场院和农家的屋顶，就酷似着了一片白花花的新装。农家收获了地瓜,先要挑出一部分好的搁在搁棚上，以备过冬;切完地瓜干儿之后，剩下的那些小地瓜，则成为人们酿酒的好材料。人们把地瓜和陈曲装在坛子里，兑上一点甘甜的井水,再密封好,到了过年过节，家酿的“地瓜酒”，就成为招待亲朋好友的美酒佳酿。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晓翁村已聚居了百多户人家，成为岛城的一个较大的村落。而历史上，晓翁村遇到的最大灾难，就属日本强迁达翁村的那个年头了。记得那年暴雨成灾，祸不单行，连地瓜垄都淹没了，以至那时赖以生存的地瓜也绝了收。在临近春节的时候，家家户户吃的烧的用的都没有了着落。正常年景，每到除夕这几天夜里，应该是家家张灯结彩，户户灯火通明。可是，那年的春节,大家不但买不起蜡烛,就连照明的油灯都点不起。村民们的心情，与这个漆黑之夜的除夕一样，犹如掉进了冰窟窿似的无助。至今，经历过的老人们提起这段往事，依然还是记忆犹新。1937年夏，村里人都在自家的场院边上挖了一人深的防空壕,顶上担着秫秸把培上土，以备战时使用。街头巷尾都有国民党士兵来往，沧口小学校的三面围墙都被挖开洞，洞口支着铁轮小钢炮,准备打日本侵略军。1937年12月18日晚上，青岛市长沈鸿烈指挥保安队对日商纱厂实施爆炸，村西头的宝来纱厂火光冲天。国民党溃败之时，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村里的老人们曾经提着麻袋去工厂领取工资。1948年春天和秋天，国民党军队曾经在晓翁村抓过多次壮丁，不少精壮的青年被抓离家到了宝岛台湾，从此海峡两岸远隔重山万水，相思而不得相见。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从海峡两岸陆续传来了亲人的消息，有几位老人得以重回故土。
  晓翁村较那些交通闭塞的山村，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村内有两条河流，一条在村东，村里人叫“东河”，是与西流庄村的分界河。当年河床有十几米宽，不过河水很浅,下雨的时候水位才刚刚及膝,夏天孩子们就在这条小河里捉鱼摸虾,嬉戏玩耍。一条在村南,村里人叫“南河”。这条河就是大村河，流经上、下王埠村，东、西大村,西流庄、晓翁村一带，并入李村河入海。这条河流量比较大，曾经一年四季都有人在这儿洗衣服。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这两条河都由于严重的环境污染,再也不复当初清澈见底的容颜了。如今，“东河”位于振华路北与升平路南的一段已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被覆盖,并建起了一部分网点房;“南河”已由政府投资实施了综合整治，打造成了一条靓丽的景观河。晓翁村村北还有一座牛毛山，大概是因其荒凉而得名的吧。当年的牛毛山，光秃秃的山体，几乎是一片不毛之地，山坡上有大片的坟茔。现在的牛毛山，早已旧貌换新颜，昔日的不毛之地, 成为一座郁郁葱葱的山头公园。晓翁村的中间，有一条交通要道——振华路，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翻修的一条横贯原沧口区，连接现李沧区东西部的沥青马路。在此之前，振华路还是一条夯实的土马路，汽车一过便尘土飞扬,下雨天则泥泞不堪。尽管如此，这条土马路曾是当时的晓翁村人休闲娱乐的“广场”。夏天的傍晚，吃过晚饭，家家户户都会拿岀破麻袋、旧蓑衣之类的东西，在马路两边“占地”，大人们在这儿纳凉聊天,小孩们则游戏玩耍。聊累了、玩乏了，就睡在麻袋、蓑衣上，往往一觉就睡到天明。1999年，振华路道路两侧进行了拓宽，铺设了地下管网，设置了绿化带,栽植了多品种的树木和乔灌木,使这条路更加亮丽,更具时代色彩。
  当年晓翁村处于城乡结合部，过村西永平路即是沧口地区的繁华地带，其村庄范围内的土地早在“人民公社化”前就被多家单位（国棉九厂、国棉六厂、四机分厂、第二印染厂、商业局、房产局、地毯厂等）征用建起了职工宿舍和工厂、学校、商店、饭店、旅店、菜店、银行、仓库以及办公机构等等。村民们耕种的土地主要分布在西大村以西、文昌阁村以南、大村河以北、永清路以东的西流庄村区域。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里逐渐建起了蔬菜批发市场、汽车（配件）交易市场、长途汽车站、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园区、加油站、商业网点、木材市场、医疗机构、水上公园及大片的居住小区等，成为配套齐全、设施完善、环境幽雅、繁荣兴旺的“黄金地段”。
  说到晓翁村，就自然要提及与之村名相一致的晓翁生产大队与村之间的相互关系。当年，晓翁村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行政村,1956年春，它与西流庄、东南山三村共同组建了“沧口区农光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全国农村走“人民公社化”道路时，沧口地区的部分村庄按片区划分成立了“沧口区西流庄人民公社”，并将驻地设在了晓翁村，其地点位于永年路1号，由晓翁村、西流庄村和东南山村组建的合作社即随之转为隶属于西流庄人民公社的晓翁生产大队，其办公地点设在了西流庄的姜家祠堂,1976年迁至西流庄村西头的振华路57号办公。这样就形成了“西流庄公社在晓翁村，晓翁大队在西流庄”的格局，以至于时常出现把两者之间的关系 “张冠李戴”的窘况。
  晓翁村的农户作为晓翁生产大队的集体成员，从日常生活到生产安排，从子女工作到遇有难处，以及建房盖屋、福利待遇等方面都归晓翁生产大队负责。直到如今其涉及养老福利方面的事务仍由已改名的晓翁企业总公司管理。村民们从事过种植小麦、玉米、红薯等粮食作物和栽培蔬菜及兴修水利、饲养牲畜、植树造林等农业生产，并培育产出了“青皮甜脆生食萝卜”和“半夏大红水萝卜”等菜蔬佳品，其中崔兆学被誉为“黄瓜大王”，种出的黄瓜硕大鲜嫩，让人叹为观止。晓翁生产大队建起了内燃机修配厂、五金厂（现青岛焊割工具厂前身）、胶带厂、纱管厂、气缸厂、编织布厂、汽车修理厂、木材加工厂、橡胶制品厂、服装厂、蝶阀厂等企业后，村民们到工厂学技术当过工人。百货商场、蔬菜副食品店、汽车配件公司、建材公司、综合市场等三产项目营业后，村民们还当过服务员，还到周边单位打工干过副业。无论干什么，晓翁村的村民都在发展队办工业,兴办第三产业，为壮大集体经济的多项实践中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脚踏实地的努力着、奋斗着。
  1984年7月，人民公社体制撤销后，西流庄人民公社改为沧口区经济联合公司，晓翁村所在的晓翁生产大队先后改为沧口区振华工贸公司、沧口区经济联合公司晓翁分公司、青岛晓翁企业总公司。随着生产大队体制的撤销，晓翁村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历史也随之结束。1995年10月，晓翁企业总公司转归楼山乡，而晓翁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事务则属晓翁村街道办事处管理;2000年1月归新成立的永清路街道办事处。
  20世纪70年代初，晓翁村人口不断增加，原有住房满足不了人口发展的需求，经规划审批，在牛毛山前、升平路以北、国棉九厂自建宿舍和原沧口区物资局以东、现永清路水上公园以西建了新房，同时，在这里建房的还有同属于晓翁生产大队的西流庄、东南山村的社员。建成的这片住宅形成了一个新的村庄,并依据其居于的地理位置取名为西流庄北村。另外，晓翁企业总公司于1994年7月在青岛第三十一中学东面建起了四座住宅楼房,住房紧张的原农户享受优惠价格,住进了楼房。这样一来，村民们的居住条件就不断发生了新的变化。村民们从1978年开始享受退休养老金和医疗补贴待遇,参加了家庭财产保险；村中的高龄老人和特困户还另有补贴。1982年11月，包括晓翁村在内的晓翁生产大队的农民同时经市政府批准，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享受社会养老和医疗双保险，村里的劳动力步入了社会就业的途径,完成了由农工商向城市化的过渡。另外，每到年节,晓翁总公司还向已退休的村民发放一些生活食用品，还定期为老年人免费查体。近年来，李沧区政府加大了晓翁村一带的旧城改造力度,不久的将来,晓翁村一带将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老沧口的面前。
  （根据王新亭、王文廷、侯文程、刘杰等文字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