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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山路街道位于青岛市李沧区中部，南与李村街道、浮山路街道为邻，北接湘潭路街道，与城阳区交界，东靠九水路街道,西部与永清路街道连接,辖区东西横亘，属丘陵地带，面积13.11平方公里；所辖的石沟村、文昌阁村、东大村、西大村、下王埠村、上王埠村、东王埠村、桃园村、李家庵村9个村庄分别于2002年7月至2004年10月全部改称为社区,其中东大村社区又于2008年4月改制新成立了虎山花苑社区；另辖金水路社区、秀峰路社区、馨苑社区、百通馨苑社区、金秋社区、金水翠园社区6个社区。2007年辖区内总户数7792户，总人口21012人，其中男性10330人、女性10682人，除汉族外,还有朝鲜、满、羌、黎、回、蒙古等少数民族6个，约有600多人。
  辖区内有重庆中路、黑龙江中路、青银高速公路、金水路等重要交通干道，距流亭国际机场不足十公里，交通极为方便;有公安李沧分局、李沧区检察院、李沧区法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崂山分公司、中国网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市李沧区分公司、山东外贸职业学院、青岛第六十三中学、青岛金水路小学、青岛虎山路小学等驻街机构和单位；山脉有卧狼齿山、老虎山；河流有发源于上王埠村的大村河（又叫王埠河）；辖区农林资源丰富，有山林面积6580亩，具有发展经济和城区建设的较大潜力。
  虎山路街道辖区在清末隶属即墨县仁化乡郑疃社；1898年被划入德国胶澳租借地，隶属李村区；日本两次占领青岛时期、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其隶属关系一直未变；1949年6月青岛解放后，先后归南海专署和崂山行政办事处；1950年改属胶州专署；1951年起属崂山行政办事处和崂山郊区;1961年后，崂山郊区改称为崂山县，属李村人民公社;1984年撤销李村人民公社,成立了李村镇;1988年11月撤销崂山县，属新改称的崂山区李村镇辖区；1994年6月随李村镇划入新成立的李沧区;2000年1月撤销李村镇，其所辖区域调整为4个街道，虎山路街道是其中之一。
  虎山路街道成立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招商引资，积极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积蓄经济建设的发展后劲，促进了辖区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2007年，实现区级财政收入8270万元。目前初步形成了以汽车配件、机械加工、包装印刷、电子电器、电线电缆制造为主导的综合性工业体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积极推进旧村改造工作,不断加快城市化建设进程。
  虎山路街道高度重视各项事业的发展，大力开展创建文明单位、构建和谐社区、进行社会优抚等多项活动,取得了可喜成绩，先后被山东省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评为山东省残疾人工作先进街道，被山东省社区工作领导小组评为山东省和谐社区建设示范街道，被山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评为全省安全生产工作先进单位，被青岛市委、市政府评为市级文明单位、全市信访工作先进单位、平安青岛建设先进集体，被青岛市委宣传部、青岛市文明办、青岛市文化局评为青岛市文化先进街道，被青岛市委老干部局、青岛市体育局、青岛市老龄委办公室、青岛市体育协会评为青岛市街道（镇）老年人体育工作先进单位石沟村傅春霞石沟村，隶属于李沧区虎山路街道。北与坊子街村和南岭村接壤，南与文昌阁村临界，西跨重庆中路与东小庄村相依,东靠老虎山。重庆路从村边经过，文昌路从南到北贯穿村子中央，有105、306、605、606等多条公交线路经过，交通十分便利。村内青山绿水，河塘环绕，花草丰茂，是一个花园式的村庄。
  何谓“石沟”？顾名思义，应与“石”、“沟”相关。据村中老人介绍，石沟村东边的山叫老虎山，说是因为曾住过一只小老虎而得名；另有一说，此山恰似一只卧伏着的老虎，故而得名。因为老虎山上的水经年累月下泄冲蚀，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沟壑，其中较大的有崖儿沟、老杨家沟、王家沟、东沟、南沟、北沟、大岗沟、南大沟、西南沟和西山沟，共计10条，因石沟村坐落在沟边，故得“十沟”之名。后来，也许是感觉“十沟”不太像村名，又见10条沟壑的表层薄土之下大部分为乱石，命名为“石沟”似乎更贴切。相传，明万历年间，逢氏兄弟三人由北京迁到山东,一居诸城，一居蓝村,一来此立村。据说，当时这里是一片荒山野岭,逢氏见此处有山有水，就在此安家落户，垦荒为生。这逢氏先祖有一天上山拾草时，在山上拾到一把齿耙，这是用来平整土地的农具，他很高兴，将耙插在地里，打算等拾完草带回家中。可拾完草后却发现那耙早已不翼而飞，只剩下耙印。他气不打一处来，朝同伴喊道:“是谁将我的耙偷走了？”同伴道：“那耙是黄金转世，到了你手里，又转身而逝，可见与你无缘！ ”逢氏无奈，只好自认晦气。
  新中国成立前,石沟村的土地大都不归石沟人所有，而是归赵哥庄和仙家寨一带的大地主们所有。那一带的地主在南岭村、十梅庵村、石沟村、文昌阁村一带都有土地。逢氏到此落户之后，到了清朝年间，陆续又有曲、王、孙、刘、张等佃户相继迁入，形成了有着20多个姓氏的多姓村。这些佃户大部分是投亲靠友而来，经亲友介绍，租种地主土地，勉强度日。一些逃荒要饭的穷苦人家来到此地,见此处有地可以租种，也定居于此做了佃户。所以,新中国成立前，石沟村是个名副其实的佃户村。村中曲姓来自两个家族,一家是清朝中期从崂山下河村迁来;另一家是清朝末年从王埠庄迁来,据说是投奔其姥姥家来的。王姓是清朝末年从流亭狗塔埠村迁居此地；张姓是从崂山朱家洼村迁来;孙姓是清朝初年从即墨蓝村逃荒而来，现已延续至第七世。石沟村现有居民400余户，人口1000余人，其中逢姓约占30%,曲姓占25%,王、张、孙、刘姓各占约10%，其余十几个姓氏约占5%。
  石沟村在清末年间属即墨县仁化乡；德国占领青岛时期，属胶澳租借地李村区；日军第一次侵占青岛时期，属青岛日本守备军司令部李村军政署，后改属李村民政分署;1949年8月属南海专区崂山行政办事处李村区；1961年6月自建石沟生产大队，属崂山县李村人民公社；1984年11月恢复行政村，属崂山县李村镇；1994年6月属李沧区李村镇;2000年1月属李沧区虎山路街道；2002年7月实行“村改居”，设立石沟社区居民委员会。
  新中国成立前，村民们主要靠种植地瓜和谷子为生。那时生产力落后，完全是靠天吃饭,粮食亩产量极低，还要向地主交租子,村民们根本吃不饱肚子,过着半年粮半年糠、饥寒交迫的日子。为维持生计，不少村民到外面去扛活，或者从事加工豆腐这样的家庭手工业,增加点微薄的收入。
  新中国成立前，石沟村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37年，国民党青岛市政府闻讯日军要侵占青岛，在撤退之前实行了“焦土政策”，将沧口一带棉纺织厂的厂房、物资全部炸毁。当时，村西面天空火光一片，烧得人心惶惶。村民们纷纷收拾锅碗瓢盆，扶老携幼逃往山里躲难，在山里战战兢兢地待了一两个月，才陆续搬了回来。可搬回来不久，狼真的来了，1938年初春，日军进村了。村子里顿时一片兵荒马乱，日军追鸡撵狗，横冲直撞，四处抢掠，恨不得掘地三尺,将所有的东西都搜刮走。
  1945年，日本投降。日军走了以后，国民党军队接踵而来，又是赋税，又是修碉堡，石沟村村民的生活仍然是异常艰难。1949年，国民党军队准备逃往台湾时，为补充兵力，将村中所有青壮年都召集起来,准备一起带往台湾。当时，国民党部队有个连长，见大家惊惶失措，就站出来说，去也好，留也好，都不要紧，咱们家里都有老婆孩儿，要走，也先回家商量商量，再走也不迟。众人明白他的好意，就都回家了，没有一个跟着去台湾。事后才知道，这个连长是中共党员。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在石沟村中还住过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据当年和这名党员一起生活过的逢姓老人介绍，这名党员姓陈,常年就住在他的叔父家中。他个子矮墩墩的，相貌普普通通。他善良，勤奋，为人好，人缘好，性情也乐观，总是乐呵呵的。到了冬天给主人打工，且不要工钱，只求安身。他有个奇怪的习惯，就是他的枕头从来不让别人动，无论多脏也不肯洗,后来人们分析，里面大约是藏着枪和机密的东西。他平常干活，到了下雪或刮风天，就撅着个破篓子上山了,到底去干什么，谁也不知道。他身上有个圆形的类似小像章之类的东西，有次不知为什么弄丢了，乐观的他忧心忡忡了好几天,后来还是主人捡到还给了他，他才如释重负。逢姓老人当年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常常和他在一起做事。他非常关心孩子，对孩子极其照顾。两人一起出去拾马粪，自己拾满了篓子，就帮助孩子拾。孩子问他是哪里人，他总是开玩笑似的答道,我是中国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临走时，孩子又问他要到哪儿去。他只是笑笑。当年的孩子现在已经成了年近八旬的老人，至今对他和这位陈姓党员在一起的时光有很深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初期，石沟村只有83户，382人,拥有土地850亩，大多是山岭薄地，主要以种植地瓜、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为主，也种植少量的果树。那时粮食产量不高,大约每亩只有200斤左右。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石沟村积极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组织社员利用农闲对村东老虎山上的山地进行了深翻平整，修成梯田，共改良土地800余亩；同时，为了解决农业灌溉水源严重不足的问题,下大力气加大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因为村中水位极低，所以打了9眼深井，还利用河沟截流修建了水库。村中有两条河，一为南河，一为北河，原为从老虎山上延伸下来的10条沟当中的两条沟——南沟和北沟。社员们对这两条河流多段进行截流，先后建起了10座水库，并修建了一座二级扬水站，铺设600多米涵管水道，可供全村土地自流灌溉。为了改良土壤，大队鼓励社员养猪，制订了肥料折算成工分、生猪卖出给予补贴等办法,提高了社员养猪的积极性,既增加了社员收入，也给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粪肥；同时，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农业生产的有效措施,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亩产量达到800斤左右，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翻了两番。石沟大队生产的粮食按每人每天一斤的标准分给社员后，其余的全部售给国家。石沟大队上交公粮的数量在全公社是名列前茅的,20世纪70年代，曾被评为“山东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
  玉米、小麦石沟村的地属于山岭沙窝地，透气性好，很适合地瓜生长。石沟村的地瓜“一窝猴”在当年就是远近闻名的。石沟村的“一窝猴”是红皮白瓢,细长形，一串串的，糖分很大，吃起来甘甜可口。拿到市内市场去卖，买主一听是石沟的地瓜，即使价钱贵些,也心甘情愿地买。
  有粮吃，还要有钱花。石沟大队又组成了副业组。1967年，大队建起了铁工厂，主要从事电气焊加工。改革开放后,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村队办工业和第三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先后建成了汽车大修厂、塑料厂、汽车附件厂、汽车配件厂、车队以及采石场。1985年,全村进行规划，旧村改造工程由此展开。原先村内多为平房,1985年起,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村民建起了二层住宅楼，居住条件大大改善。
  1992年,石沟村成立了“青岛市崂山区虎山农工商联合公司”，注册资金850万。20世纪70年代，村汽车配件厂只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工厂,80年代以后，改为青岛崂山汽车修配附件厂。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实现技术更新，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带领村民走上致富之路，村委采用银行贷款和村民集资的方式,对汽车修配附件厂进行扩建和技术改造。当时为了解决资金紧张的问题，村委决定采取集资的方式，村民按照每家每户3000元的标准交纳,3年之内村委负责还清本息。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观念还远远没有像现在这样解放，对一家小小的修配厂投入这么多的资金，冒这么大的风险,值还是不值,不少人持怀疑态度。
  在人们的质疑声中，村委认准了“无商不活，无工不富”这条路，下大决心，敢冒风险，又从银行贷款260万,对汽车修配附件厂进行了扩建。新建厂房2100余平方米,新购置了价值220万的平板机、折弯机等先进的设备，在当时折弯机山东省仅有两家企业配备，一家在蓬莱，一家就在石沟村。进入21世纪，汽车配件规模进一步扩大，工艺技术更加精湛，已形成了平板、抛光、烘干、喷（烤）漆等“一条龙”服务体系，石沟汽车配件厂已成为青岛汽车制造厂的主要配套企业之一。为了企业发展更加充满生机活力，2005年对汽车配件厂进行了改制，组建了青岛虎山汽车配套有限公司和青岛泰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石沟村南距市政府15公里，距青岛港20公里，北离青岛国际机场10公里，胶济铁路、胶州湾高速公路、308国道、青银高速公路离该村东西3公里，交通极为便利，是经济发展的黄金地段。几年来，石沟村党支部团结群众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路子越走越宽，事业越干越兴旺，先后有中国青岛燃具有限公司、台湾喜相逢家私、韩国东城汽修厂等规模大、效益好的企业来此经营，还与崂山百货公司联办了加油站。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2001年，在重庆中路两侧新建楼房、网点房13600平方米，第三产业的发展初步形成了规模。在不断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村委出台优惠政策，鼓励群众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使村民的收入年年提高,生活条件日益改善。据统计,1991年，石沟村全年生产总值800万元，人均收入1500元。到2007年，生产总值3.5亿元，人均收入达7500元，比1991年翻了两番半。
  1998年，村委投资430万元进行旧村改造，拆除了破旧房屋，建成了六层住宅楼,建筑面积7000余平方米，所有的村民都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与此同时，对村中的主要道路文昌路和石沟路进行了硬化、绿化、亮化和美化，大大改善了村庄环境。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精神文明建设也迈上了新的台阶。2002年3月，石沟村委充分利用七沟八壑所形成的河流资源，将原先的水库建成了旅游湖,新建了石沟游园、石沟体育活动中心，开辟了石沟老年人活动室、青年活动中心等文化休闲娱乐场所。漫步石沟村的游园，如同置身于世外桃源。这里湖面开阔，绿树倒映,园中亭台轩榭，曲径通幽，环境极为雅致。园内种植着松、杉、柳、石榴、樱花、桃、杏、芙蓉、无花果、枣、柿、银杏、梧桐等十几种树木。
  石沟村也很重视文化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建设。石沟小学建于1951年，占地11亩,1985年重建了石沟幼儿园，占地2.5亩。由于重视教育，曾多次被评为“尊师重教先进单位”。从1994年开始实行奖学金制度，对被录取的中专生、大专生、大本生、研究生分别一次性奖励800元、1500元、3000元、5000元;对入托的幼儿每人每年补助360元。
  石沟村的各项工作都走在时代的前列。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将石沟村作为土地改革的试点村庄。政府派工作组指导村民对全村土地进行了实地丈量登记,计算出全村土地实数，然后，根据人口和劳力状况以及家庭贫困情况，将土地分给每家每户。地主的农具等生产资料也分发给了村民，房子被没收充公。“农业学大寨”运动，石沟村的工作搞得红红火火，被评为省级先进单位;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居民身份证的办理，也是以石沟村作为试点。石沟村还有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石沟人曾经为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修建流了汗，立了功。当时，村中4个比较优秀的能工巧匠被调集到浮山上从事凿石工作，不过，这次所凿的石头并非一般石头，而是一块巨大的长方形花岗岩,是用来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只是当年他们并不知晓内情。后来，政府给石沟村的这4个石匠每人颁发了一本荣誉证书。这时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干了一件大事，心里兴奋极了。那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里，竟也凝聚着咱们石沟人的心血和汗水，这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情啊。
  据说,石沟村虽以“沟”为名，但很早以前并没有沟。村东的老虎山山体平实，植被茂密,是个风景秀丽的山水佳处。南方一些官宦人家对这里的风水情有独钟，将其先祖安葬于此，每年清明或春节都来此上坟。据传，有个黄姓的官宦之家，有一年清明到坟头上祭奠,烧上香,点上纸，刚刚要磕头时，突然从坟头的祭台下钻出两只兔子。兔子在自己先祖的墓里安家落户，先祖的魂灵怕是不得安宁的，他心里感觉很是晦气,决定将先祖的坟茔迁到别的地方。正在起坟时，结果又飞出两只鸽子来，万不得已，他就将先祖的坟茔迁到了山下的村子里。
  “农业学大寨”和“破四旧”时期，村中的坟茔都被毁掉了一一黄家的先祖最终又被折腾出来。据村中老人回忆，共挖掘出两个大的棺木来，棺木都是用上好的柏木制作，有15厘米厚，而且是特制的双层棺，上面分别写着“黄玉璋”、“黄玉虎”的字样，可能是兄弟俩。其中一个穿的是官宦人家的衣服，棺里只见衣服，不见人的原貌了；另一个坟的主人则面色如生，身着蟒袍玉带,戴着官帽，穿着官靴，如同活人一般，只是脸面、头发一见了风，就随风而逝了。
  现在的石沟村历经几百年的风雨沧桑，一跃成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青岛市“百强村”之一。石沟村连续17年被评为“市级文明村庄”、“市级文明单位先进标兵”。2000年，被评为“山东省科普先进村”。石沟村人说没有共产党，佃户们就无法当家做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美好生活。
  （根据孙永恩、王光明、孙学连、刘新传、逢娣、曲进遗、刘明传、逢新明、王右财、逢少从等口述整理）文昌阁村傅春霞文昌阁村位于李沧区中部,隶属于虎山路街道。它东依老虎山余脉，西临牛毛山，南至金水路，北与石沟村接壤。行政区域面积0.86平方公里，共有住户331户，人口837人。重庆路从村中经过，有105、306、605、606等多条公交线路在此设站，交通十分便利。
  文昌阁村由东文昌阁、中文昌阁和西文昌阁3个自然村组成，当地人分别俗称为东山、西山和西庙。之所以称西文昌阁为西庙,是因为西文昌阁古时建有一座庙宇,叫做“文昌帝君阁”，也叫文昌阁，文昌阁村便是以此庙命名。另据村中老人讲，这座庙宇早在建村之前就有了,等文昌阁村有了人烟之际，这座庙宇已开始荒废。不过,村中也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文昌帝君阁”大约建于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楼阁分为上中下三层，属六角造型，该庙一直保留到清朝光绪年间。西文昌阁的赵氏家族的先辈幼年时还登上楼阁观光过。
  以上所说是否属实已难以考证。不过细究起来，多少有些可信。让我们先从“文昌帝君”是何方神仙说起吧。文昌帝君原为天上六星的总称，即文昌宫，位于北斗星的前面,也有说位于北斗星左面的。六星各有星名，称上将、次将、贵相、司命、司中、司禄。传说,文昌帝君曾经73次化生人间，世为士大夫，为官清廉，济人之难，救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因此，天帝让文昌帝君掌管天曹桂籍文昌之事。凡世间之乡举里选、大比制科、服色禄秩等等，都归文昌帝君管理，也就是说,文昌帝君掌管人间科举考试和加官进禄等事宜。元、明朝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规模化和制度化，对于文昌帝君的奉祀也日渐重视,文昌帝君阁的建造也越来越普遍，全国不少地方都建有文昌宫、文昌阁或文昌祠。旧时每年二月初三日为文昌帝君神诞之日，官府和当地文人学士都要到供奉文昌帝君的庙宇奉祀，或吟诗作文，举行文昌会。从这些记载里，可以推断出文昌帝君的建阁与科举制度的兴衰息息相关。据村中年长者介绍，过去西庙的香火很盛，每到农历二月初三，四邻八疃的人就赶来烧香磕头,据说可以保佑子孙后代考中状元。后来文昌阁不知为何废弃了。村子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有趣的传说:据说，清朝年间，文昌阁村这片土地属于城阳的一个大地主，这个地主家财万贯，锦衣玉食，可惜生了个儿子太不争气,凡事必违其意，气得老地主整天唉声叹气，尤其是想到家产文昌阁，怕他去世之后，这孩子保不住文昌阁。老地主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锦囊妙计:儿子不是有逆反心理吗？老地主将计就计，反其道而行之。临终前，将宝贝儿子叫到床前，故意说:“儿子呵，爹就要不行了，你以后要好好管束自己，可不能像爹在的时候那样不听话，千万记住，宁肯卖了文昌阁，也不能卖了城阳坡。” （城阳指现在城阳区，坡指耕地。）老地主用的是声东击西之计,言下之意是希望这个不孝之子违背其意,保住文昌帝君阁。可这个老地主的儿子突然良心发现，破天荒地听从了老地主的遗言，将文昌帝君阁卖到了平度沙岭村。现文昌阁的年长者年轻时曾到过平度沙岭村，在那里多次见过该楼阁。尽管文昌阁村的庙宇没有了，但文昌阁这个村名却由“文昌帝君阁”而延续至今。
  文昌阁村的历史不过百年。清朝光绪十年（1884年），这里荒无人烟，七沟八壑，林木横生。据村中老人回忆，文昌阁刚建村时，只有十来户人家,第一家落户文昌阁村的是姜姓，他们是从西流庄村迁来的，在东面老虎山的山坡上开垦荒田。后来又有人家陆续搬迁于此，大多是逃荒要饭要到这里,觉得此处人们善良平和,能够容人，不拒外,才在此落脚安生的。这些逃荒要饭的人先聚集于东文昌阁村，而后往中文昌阁、西文昌阁依次聚居。那时这里荒凉寥落，人烟稀少，到新中国成立前，也不到60户人家，其中东山近10户，西山近40户，西庙近10户。文昌阁村地势东高西低，东依老虎山余脉，西邻牛毛山。东文昌阁村就坐落在老虎山山坡下，西文昌阁村坐落在牛毛山下，两山之间还有座小土山，名叫小北山，中文昌阁就坐落在小北山南侧。听老辈人讲，小北山在很久以前自生自长着漫无边际的柞树，顺着老虎山下河沟两岸一直延伸到西流庄村,树木长势茂密,横纵弯曲。那时，还没有重庆中路,村中的主要道路就是一条高低起伏的小土路,从老虎山下的东文昌阁村经过中文昌阁村，然后向西文昌阁村蜿蜒而去。另有一条南北路，是从仙家寨通往西流庄村的，叫水埠道路，村中人俗称为赶牛道。赶牛道从南往北贯穿村中，下面埋有水管子，据说是当年德国占领青岛时所修建的给水工程。过去文昌阁村的土地并不归文昌阁村的村民所有，而是归赵哥庄和仙家寨一带的大地主们所有。
  目前文昌阁村共有19个姓氏，其中以刘氏、王氏、田氏、夏氏、高氏等家族为主,其他为单姓。除了可以认定姜氏是第一个落户文昌阁村的姓氏外，其他姓氏到来的先后顺序到现在已无从考证。根据家族流传信息，各大姓氏的祖籍原址大致如下：刘氏（刘清安、刘忠恒、刘忠先、刘化川）家族祖籍李沧区毛公地村;刘氏（刘春世、刘吉钊）祖籍李沧区南岭村;刘氏（刘成湖、刘延军）祖籍城阳区流亭苇芦村;刘氏（刘成修、刘印广）祖籍城阳区夏庄刘家营村；王氏（王元勇）祖籍李沧区王家下河村;王氏（王泽青）祖籍山东诸城;王氏（王广池）祖籍即墨市营上新庄村;李氏（李少恩）祖籍崂山区沙子口小崂山村；李氏（李守家）祖籍山东章丘；高氏（高修城、高文秀）祖籍崂山区北宅我乐村；高氏（高永仁、高家年）祖籍胶州三里河;姜氏（姜正森）祖籍李沧区西流庄村;方氏（方立功）祖籍城阳区赵哥庄村；祁氏（祁克福）祖籍平度市沙岭村;栾氏（栾吉绍、栾爱民）祖籍城阳区夏庄村；蔡氏（蔡吉永）祖籍李沧区东南渠村;何氏（何立详、何世恩）祖籍即墨市三官庄；田氏（田相存、田正仁）祖籍市南区浮山所田家村;夏氏（夏敦进、夏先本）祖籍即墨市郭村；毛氏（毛家瑞）祖籍即墨市蓝村;范氏（范广林）祖籍市北区仲家洼村；崔氏（崔德义）祖籍山东掖县。纪氏（纪锡玉）祖籍平度市杜哥庄，赵氏（赵熙先）祖籍即墨市泊子镇;周氏（周发晰）祖籍城阳区夏庄我乐村；尹氏（尹维青）祖籍李沧区上王埠村；孙氏（孙泽堂）祖籍即墨市丰城镇。
  新中国成立后，文昌阁村摆脱了水深火热的佃户日子，政府将东西大村庄，石沟村和西流庄村的一部分土地划分给了文昌阁村，村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原先的佃户变成了土地的主人，生产热情高涨,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文昌阁人不等不靠，积极响应国家鼓励农民发展家庭手工业的政策，种植葡萄、桃树，开垦菜园，养猪养羊，做豆腐等。但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经济一直处于落后状况。
  为提高农业生产力，摆脱贫困落后的局面，文昌阁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走上了互助合作化道路,54户农民自发地三五成组联合起来成立了互助组，又由互助组联合成立了互助合作社，后来又从互助合作社向高级社过渡。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时，文昌阁与周边的石沟村、西大村和东大村4个村组成了一个生产大队。文昌阁村根据3个自然村的地理环境和居住的户数组建了5个生产小队，主要以种地为主。
  为增加粮食产量，文昌阁村大兴水利工程，加强水利灌溉。1958年以来，社员们起早贪黑，相继修建了石翁崖水库、东山怀念堂北水库，并在现在文昌阁别墅西侧修建了一个大型水库，安装了二级提水设施,对农业的增产增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为提高农民收入,20世纪60年代,村里人积极开动脑筋，自谋出路，到国有企业单位联系加工活，或者到建筑行业揽些小型工程，来增加点副业收入，改善家庭生活。1963年，在西文昌阁村北面建起了文昌阁石场，全村人不辞劳苦地肩扛手抬，采石碎石。采石成了那个年代文昌阁村村民重要的经济来源。文昌阁村民在各人的自留地里，也就是现在的重庆中路两侧栽起了梧桐树，做点木材生意。重庆中路地势较高，两边是山坡延伸而下的低洼地。梧桐喜湿地和阳光，村民们就在洼地里栽上了梧桐树。花开时节，树树喇叭状的梧桐花闪烁成一片暖暖的紫色，很是壮观。因为靠近交通要道,南来北往的人都能看见沿街两行的行道树，名声不胫而走,周边一些村落之间流传着这样的一句顺口溜：“王埠庄的韭菜，下河的葱，文昌阁的梧桐很有名。” 可见当年梧桐树规模之繁盛。
  20世纪70年代，文昌阁人开始走出村子谋发展，村集体组建了建筑副业队，到沧口一带的汽轮机厂、化工厂和青纺医院等企事业单位承包一些建筑工程，以提高副业收入。文昌阁人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中造就了他们特能吃苦、特能耐劳的性格，多苦多累的活都不怕，人也善良实诚,肯卖力气,绝不偷工减料,更不投机取巧,对于所负责的工程能够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所以走到哪儿都受欢迎。其中有几项工程至今仍是文昌阁人的骄傲。比如，汽轮机厂的烟囱，高25米，文昌阁建筑队起早贪黑地奋战了半个月，就将工程完工，建得又好又快;还有一个焖火炉,是铸造业上用来淬火的炉子，对质量要求颇高，由文昌阁建筑队建成的焖火炉进行质量测验时，人们将焖火炉顶部最薄弱环节的砖块用钢锹撬，结果砖碎了，却仍未掀起，可见黏结之牢固。汽轮机厂原先的大门也是文昌阁建筑队所建，那是青岛市首次用“水刷石”装饰大门，门面建得很是壮观精美。大门建成后,许多厂家单位和建筑公司都前去参观,城建公司曾夸赞道：“比专业公司做得都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给文昌阁村的发展带来无限机遇。文昌阁村地处重庆中路交通要道,离李村、沧口都很近,是进出青岛的必经之路,便利的地理优势让文昌阁村成为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投资兴业宝地。一大批新项目陆续上马投产，镇办、村办企业也蓬勃发展。1978年，青岛汽车制造厂落户文昌阁村，为搞配套产品，文昌阁村在其帮助下，建起了自己的冲压厂。这是文昌阁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村办企业。1985年，红星电器公司落户文昌阁村，为了搞洗衣机配套工程,文昌阁村又建起了规模较大的塑料厂，并投资千万元购进了塑料生产设备，专门生产洗衣机零部件。与此同时,又建起了橡胶制品厂、预制构件厂和泡沫加工厂等企业，并与青岛液压元件厂联手组建了青岛五桦钢塑有限公司。在此基础上,大力筹建厂房，对外租赁，厂房租赁成了村里收入的重要来源，每年租赁费就达200万元。这些企业的先后组建，解决了村子的劳动力就业问题，祖祖辈辈靠种田吃饭的文昌阁人，现在进了工厂变成了工人。随着企业的飞速发展,文昌阁村的劳力已供不应求,就从周边村里招兵买马，又解决了邻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同时也进一步带动了周边村庄的发展。
  1995年之后，为促进集体经济的二次飞跃，整合文昌产业资源，文昌阁村提出了“科技强企,商贸富村”的发展思路，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广开门路,积极招商引资。先后投资百余万元对塑料、橡胶等基础产业进行了技术改造，使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仍然保持了稳定的利润率。与此同时，加大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引进力度，成立了青岛市第一家铝塑管材生产企业——青岛恩顺管业有限公司，其主导产品“恩顺”牌铝塑复合管目前已成为岛城行业知名品牌，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在全国市场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该项目还被科技部列为“星火计划”，进行了重点的扶持。目前该企业已成为拥有铝塑管、PPR、PE等多种建筑管材生产能力的专业管道生产企业，并被青岛市政府认定为“青岛市高新技术企业”。青岛文安电子有限公司也获得“青岛市高新技术企业”称号,其研制生产的“恩顺”牌智能水电表，在全国同行业处于技术领先水平，属于行业主导型产品。另外，“恩顺”牌铝塑复合管、智能水表两项产品还分别获得青岛市科技进步星火二等奖、三等奖。“科技强企”的理念为文昌阁村集体产业带来丰硕的技术成果。其中，大中型系列注射机直流液压控制系统获得山东省乡镇企业技术创新一等奖，仅此一项技术可为企业每年节约成本近百万元;辐射交联与对接焊铝塑复合管获得青岛市科学技术星火奖二等奖、山东省中小企业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IC卡智能水表获得山东省中小企业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99年,为满足来此经营的商户需求，充分开发村里的土地资源，村里利用闲置厂房筹建了文昌阁新材料装饰市场。后来又在原有的冲压厂、泡沫厂的场地上，建造了60余间商业网点房，每年摊位租赁费收入在100多万元。进入21世纪,相继在老办公楼东侧建起了自己的工业园，所有厂房均被外单位租赁一空，文昌阁村成了寸土寸金的投资宝地。
  随着集体经济不断发展，村民的收入也逐年得到提高,村民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一部分有条件的村民还建起了二层别墅。文昌阁村先后投资百万元对村容村貌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和改善,硬化了全村的路面和进村主干道路，为全村安装了路灯,对全村道路两侧进行绿化，并建起了户外体育场和健身室、娱乐室、图书室等居民休闲娱乐场所,给广大村民创造了一个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2000年,文昌阁村对重庆中路文昌阁两侧的破旧房屋进行了大规模拆迁改造,建起了1500余平方米的新式网点房，这一旧城改造项目作为青岛市“迎建国50周年、迎澳门回归”的“双迎项目”，不仅改善了文昌阁片区的整体面貌，还极大地提升了片区的商业氛围，改善了片区的投资环境，活跃了地方经济，扩大了社会就业，增加了地方税收，可谓一举多得。1999年至今，文昌阁村成功建立了青岛文昌货运配载交易市场、青岛文昌闲置物资交易市场等两个专业市场,商贸流通业得到快速发展，“商贸富村”的发展思路得到落实，企业多元化经营发展2000年，文昌阁村实行“农转非”，全体村民的户口由农业转为非农业。2002年，撤销村级行政设置，成立了文昌阁社区居民委员会。自此,文昌阁村民身份得到彻底转换，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城市居民。为加快城市化进程,缩小南北差距，文昌阁村于2007年开始实施旧村改造，因为拆迁政策充分考虑到民生利益，深得人心，所以用了短短15天，就顺利完成拆迁任务。
  经济的发展为精神文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文昌阁村过去是个贫穷落后、缺少文化的村落,现代文昌阁人充分认识到没有文化是不行的，所以对教育事业十分重视。村里设立高等教育奖学金，激励人才培养;为丰富居民精神生活，给每家每户订阅了《半岛都市报》、《祝你幸福》等报刊书籍，还积极开展科普活动；提高科技意识。为打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先后投资近千万元对文昌阁村进行绿化、亮化、路面硬化，兴建50余栋欧式别墅,兴建文昌水上游园、健身广场、居民健身房、星光老年之家等休闲区。在村党政组织的直接领导下，文昌阁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曾荣获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先进单位、山东省文明单位、山东省乡镇企业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山东省设备管理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李少恩获得了全国优秀设备工作者、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山东省先进工作者、山东省优秀社区工作者、山东省乡镇企业技术创新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忆过往岁月，文昌阁村穿越了100年的风雨沧桑，在那些受压迫受剥削的日子里，除了贫寒和苦难的记忆，老村似乎没有留下太村多可以值得回味的东西，只有老村的那棵芙蓉树还留在了文昌阁人的记忆中。原先老虎山下东文昌阁和中文昌阁两村之间,有一盘石碾,那是村中唯一的公共设施。碾的南侧建有土地庙和山神庙,两小庙齐肩并排而坐,相互守护。两庙中间,有棵野生的芙蓉树,也不知是哪年哪月在此处落地生根的，从来无人管理。随着芙蓉树长势日盛，其根系也日渐发达,根系周围的土层被撑裂,殃及两侧的土地庙和山神庙，两小庙显然有些招架不住，身体纷纷向两侧倾斜，欲倒未倒，欲立不立。这也是文昌阁村最具特色的景观了，直到今天仍然被文昌阁人所津津乐道。芙蓉树… 直长了几十年，后来“四清”运动时，连同山神庙和土地庙一起被毁掉了。
  中文昌阁村有片刘家茔地，茔地里生长着一棵松树，这棵松树大约得有百年的历史了，长得自有一番风骨，主干虽然干枯，但树身却虬枝盘旋,繁盛苍劲,造型特异,枝条斜出，别有一番生命的韵味。可惜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也给砍伐掉了。中文昌阁村还有一棵树，离重庆中路不远，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了，是棵国槐,树干得一人合抱。每年七八月，就会生出一串串长长的豆荚。如今这棵国槐仍然枝繁叶茂，这是文昌阁村过往岁月的见证！文昌阁村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传统农业村一跃成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省、市经济强村，速度如此迅猛，变化如此翻天覆地，想来，没有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正确领导,没有文昌阁人不等不靠、自谋岀路、吃苦耐劳、开拓创新的实干精神,就没有文昌阁村繁盛兴隆的今天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根据王元勇、田相福、刘均世、纪锡玉等口述整理）东大村刘锦东大村建于明朝永乐初年。在东大村村委门前有一块1993年立的石碑，碑文志曰：“东大村位于李村北1.8公里，王埠河北。相传明朝永乐年间王氏祖道安率五子自云南迁此立村,其后妻弟刘成阳从云南迁来，曲氏六世祖从姜哥庄迁来，当时因此村比周围村户数较多,故名大村庄后分成两村，此村位东故名东大村。”传说，王道安的妻弟见姐夫立村处山清水秀，颇宜人居，就扑着（青岛方言，“依附着”的意思）姐夫搬过来,在姐姐家西边的小河西侧安家。此后两家人口繁衍，渐成两个村落。起初两村被周围村民合称作大村庄,若干年后以小河为界将两村一分为二，河东称作“东大村”，河西称作“西大村”。分村的最早记载可见于清朝同治癸酉年（1873年）的《即墨县志》“七乡村庄图”。
  东大村的王姓是两个家族。相传，一个家族是自云南起小民来的王道安的后人。当年王道安率5个儿子来到即墨，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此处位于老虎山之阳，距山约有千米之遥；一条百尺宽的大河，自北向南滔滔而来，碰到一处石壁子便顺势转身向北绕了一个弯又向西奔去，山水之间有大片平坦肥沃的土地,足够王家父子开荒种地，养家糊口。且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股清泉从北边山中潺潺流过来,居家过日子十分方便,大河南岸连绵一溜3个小山头秀丽青葱。王氏父子便在清流东侧，紧靠大河北岸圈地立村，至今已有600年历史，大家称其为“云南王”或“占产户”，还有一个很威风的称呼叫做“虎头王”。不知何故，“云南王”从来到山东落户后就没有修过家谱,族中大事由老人们口口相传。据说，王道安的5个儿子只传下两支，后来长支没有男丁，便从次支过继一子顶立门户，所以现在的王家人都是一脉之传。而且因王家没有家谱，所以族中500年血脉传承和人物事迹大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另一个王姓家族是从崂山登瀛村来的。据《王氏家谱》记载:河南淮安府的王氏兄弟伯英、伯能、伯俊、伯杰于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来到崂山建立登瀛村。明朝万历年间，王家的子孙陆续外迁，有的迁居大麦岛，有的迁居大山村。约在200年前有一支迁到东大村落户，人称“登瀛王”，又叫“逃户王”（山东地区把由家族聚居地外迁的称为“逃户”，现在还可见有许多家族的族谱上记载着子孙们“逃户”到何处去了），用以与云南来的王家区分。“登瀛王”在此已传了7世。
  曲氏家族来自云南。曲家老人们说，当年他们的祖先万里跋涉来到崂山石老人附近，“胆大的继续向北走，胆小的留下来”，于是“胆小的”就定居在石老人以北的姜哥庄。到第六世时，曲家与东大村的“云南王家”做亲,王家娶了曲家的姑娘，姑娘的娘家有位叫丕祥的就搬到亲家村上来，两亲家过从甚密，情同手足，大村庄至今传下一句话，叫做“曲王两家不分”。曲家迁进东大村已有400年，繁衍了12代,现有近50户人家。
  东大村的第三大姓邵氏，迁来约300多年。据1914年修的《邵氏族谱》记载：明朝洪武年间，邵氏家族自河南开封府迁徙到即墨卜居后桃林村，到第十一世祖庆先来到大村庄，见“东南诸山树木苍苍，西南大河流水洋，爱其山明水秀地势宏伟”，遂在大村庄定居。庆先的后人长支迁到西流庄村，二支定居在东大村，现传了11世。邵氏家族在称谓上有一个与本地风俗有别的规矩,家族内亲和力更强。青岛地区有个很特别的风俗，不但将自己的亲生父母称作爹娘，凡在“五服”（服，服色，起初专指服丧的衣服规格，表现服丧人与死者的亲缘关系，后来演变为指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五服，指直系血亲在五代之内，叫做“服里”，算是家族中血缘关系最近的几代人;五代之外,则称为“出五服”，出了五服的只能算本家人，可以通婚，说明血缘之远）之内的伯、叔父母俱叫爹娘，如大爹大娘、二爹二娘，出了五服的本家长辈则称大爷大妈、叔叔婶婶。而东大村的邵家不分服里服外，均以爹娘呼之，相互之间倍感亲切。
  村南的大村河，发源于石门山脉的卧狼齿山西坡，汇集各路山水出山,流经王埠庄，过大村庄和西流庄村后，与李村河交汇入海，全长8.5公里。此河流经上、下王埠村的一段河道被称之为“王埠河”，流经东、西大村的一段被称为“大村河”，在西流庄村南的那段却又叫“西流庄河”。河在各村村民的生活中十分重要，从称呼上就能体会到村民对它深厚的感情。30多年前，村东头河的最宽处有百米,除大旱年头偶有断流外,清澈甘甜的河水常年流淌。平时水流约四五米宽，每到雨季来临，山水挟裹着山中沙石涨满百米宽的河床，汹涌澎湃，其势颇为壮观。为避免河水泛滥成灾，几百年前先人们就在河边筑了一道3里多长的河堤，堤岸宽3米多，整齐平坦,推车、行走都很方便。为使堤坝更为牢固，堤内堤外植满垂杨柳和团叶柳,碧水潺潺,绿树成荫，河里小鱼、小虾成群。柳荫下村中妇女洗着衣服，拉着家常,河边浅水里有成群的男孩子捕鱼捉虾。大村河里出一种叫做“红眼骡子”的鱼，肉细味美,最大的只长到25厘米长，且此鱼离水即刻就死。戏水的孩子们抓到“红眼骡子”后，就立马上岸找点树枝、枯草将它烧熟,你一口我一口将美味分享,吃得腮帮、嘴巴都是黑的。于是大家又在水边黄沙中随手扒个窝，稍事沉淀，捧起渗出来的河水喝个痛快、洗个干净。大村河的水是那么甘美，村中临河人家日常就饮用河水。他们在近水的沙滩上挖个洞，洞里栽上（青岛方言，放上、安上的意思）一个没底的旧圆斗（青岛方言，即柳条筐），就在圆斗里取水吃。倘若因下大雨沙石淤了洞口，找不到圆斗了，最早过来打水的人就会另挖洞再另栽上个圆斗，继续取水。
  村民使用的锅灶、风箱大村河南岸是3个呈“品”字排列的小山头,是当年王道安圈占的地产。“品”字上面的小山头就是现在的果园路与枣园路的交界处，村民们称它“南岭子”。平缓的山坡上多是岩石和茅草,坡顶上曾立着一座两米多高的龙头碑，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被砸毁。因平时无人去注意碑上的文字，所以此碑为谁、为何而立已无法考证;“品”字的下方两座小山，村民们称它们“东大村南山”。勤劳的东大村人把梯田一层层一直开到山顶上，边边角角都种上了庄稼,连地阡子上都点种着绿豆、豆等杂粮。小山头土地贫瘠，出产不多，唯独两山之间经千百年风雨冲刷而成的山沟旁有几十亩大小的冲积田，平展展、黑油油，且临水近村，侍弄方便，年年丰收高产，东大村的村民都喜爱地称这片上好肥田为“粮食囤”。这座小山包多少年来就是孩子们的乐园，如今东、西大村中年以上的村民几乎都是在它的怀抱里长大的，那些拾草、挖菜、摘酸枣、抓蚂蚱、做游戏的快乐,都是不会褪色的记忆。1983年崂山县政府修建李村公园征用了东边的小山；1987年公园进行扩建,将西边小山的120亩地也收纳进去，东大村的山坡地和小树林，摇身变成了李村城区和周边村子的住户们喜爱的休闲娱乐之处。2005年，李沧区政府计划改建李村公园，并确立了公园改建的指导思想是“以人为本,服务于民，还绿于民”，采取政府投资和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打造一个真止属于市民的时尚新颖、品位高雅的乐园。在设计者和建设者们的无私奉献、艰苦努力下,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一个令人耳目一新、交口称赞的开放式李沧文化公园于2006年春节迎接了首批游客。公园里借两座小山天然起伏之势,新添30余处景观,各个景观都有自己的特色:时尚精致的、新颖有趣的、大气磅礴的、崇尚自然的……每处景观里都包含着设计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并紧扣着“文化”主题，细微之处都蕴含着文明优雅的韵味。园内修竹摇曳、鲜花飘香，波光潋滟的人工湖点点含翠,一座外观仿恐龙蛋造型的大型科技馆熠熠闪着银光。园内还修建着山东省首个设在城区中的现代化应急避难中心，可一次性疏散7万人。时尚的公园提升了周边居民生活的品位,但最能感受到新公园带来的好处的还是东大村的村民。对他们来说，公园就在自家门口，出家门进园门，花香鸟语浸润着每一个快乐的日子，就连住房的价位也因为环境的改善当年就翻了一番。
  因环境改变了品位的不单是东大村的村民，还有村前西流入海的大村河。大村河用她清澈甘甜的乳汁哺育着沿河诸村的百姓，村民们饮水、洗衣、灌菜园、浇果树，一天也离不开她;就连她在大雨季节发个小脾气,进村掠走住户的草垛和家畜，人们对她还是感情深厚，亲密如故。古老的大村河做梦也没想到，她一如既往地流淌了千百年，却在最近的30年中动了两次大手术，让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第一次大变是在1976年。过去的大村河水自卧狼齿山西坡出山，穿过王埠庄一路向南，从东大村村东前行至村东南小山脚下，连绵的3个小山挡住它的去路，南面、西面都是浅赭色的花岗岩石。河水毫不犹豫地在一扇如斧劈刀削般整齐的石壁子前掉过头来,朝着北面松软的黄土层冲去，直冲出近百米后才转身向西，在东大村村南画了一个大大的、倒写的“U”字。就是因石壁子前这段“U”形古河道一波三折、左转右拐地泄水不畅，水漫农舍的事情才时有发生。20世纪70年代，东、西大村隶属于李村人民公社，公社将治理大村河作为“农业学大寨”中的一件大事，利用1976年和1977年两年冬闲时期,调动了好几个大队的壮劳力，把大村河的“U”形弯取直。东、西大村是该项工程直接受益的大队，男女老少一齐上阵，河边插着红旗，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这是一段不可以忘却的历史：时值隆冬，河里全是冰凌渣子，在那“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年代里，社员们不舍得穿着鞋在泥水里干活，当时有位共产党员先脱了鞋赤脚跳进了冰水中，于是党员、团员、积极分子纷纷甩掉鞋子,踏着刺骨的冰凌渣子挥舞起镐头和铁锹。那两年的春节，修河大军没有休息，在改山治水的战斗中迎来新年。新河道全是用炸药炸出来的，爆破后用小独轮车、大抬筐将碎石一点点运出，填在老河床上，还从现在的北山小学和被服厂一带取来好土，将老河床整成了一条四五米宽的村路。
  2005年,李沧区政府同时启动了李村公园和大村河的改造规划，计划投资3个亿将大村河改造成一条青岛市首屈一指的“人文生态景观走廊"。当年5月，大村河改造工程拉开了帷幕，清淤筑堰、建桥设景，沿河搞起绿化带，设上木栈道，配套建成污水处理站、垃圾转运站。这又是一场艰苦紧张的战斗，施工人员群策群力，攻克了技术上的难关,夜以继日地连续施工，保证工程进度。2006年6月，大村河改造如期完工了，它以全新的面貌横陈在李沧文化公园和东、西大村之间，亮丽柔媚，景观精致，令人惊艳。沿大村河上游的金水路漫步到胜利桥，可依次欣赏荷花湾、小洞天、伴山湾、健身极步、云桥湾、一水间、绿宇情和栈道行8个景点，景景别具匠心。最值得一提的是大村河上新添的桥。8.5公里长的大村河上本有12座桥,有的是20世纪30年代所建,有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修筑,其功能也就是满足过河行路之用。东大村村前那条通李村的水泥桥建于1990年，是东大村村委投资20万元修成的，这是500年来村里修的第一座大桥,对村民们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然而今天的大村河上，除将老桥改建一新外，又加建了姿态各异、材质不同的8座新桥,给大村河增色不少。最漂亮、最壮观的当数连接东大村和李沧文化公园北门的石拱桥，桥身高大宽阔,通体雪白，白玉似的栏杆雕着吉祥云字头，显得富丽堂皇，置身其上竟有“人间天堂”之感。治理改造后的大村河与身旁的李沧文化公园如一对璀璨的明珠，彼此映衬，相得益彰,造福周边居民，而这对美丽的姐妹成了东、西大村乃至李沧区的骄傲。
  今天的东大村旧村改造早已结束，村民们全部住进了设计现代、厨卫俱全的新楼房。但在村中老一代人的闲谈中，还常常会听到过去的轶事,捕捉到已经逝去的静谧、恬淡的生活痕迹，似乎看到那些古朴纵横的小巷。老人们常说，过去的东大村村内街道布局不甚整齐,交错倾仄,随意而无规划，有两条主要街道东西横穿村子，村民们叫它们前街、后街。前街就是20世纪70年代治理大村河时，在古河道上填出的沙土路。自前街向西沿河走到与西大村分界的小河边，可看到一块古老的红色柱形界石，上面凿刻着“东大村界”4个字。后街向东延伸到佛耳崖村和长涧村,再由小路连接可走进山里；向西与西大村的前街相连，过西流庄村走上振华路,直通向当年繁华的沧口大马路。因这是东部村庄上沧口方向去的交通要道,所以路很平整，宽约7米,能通行马车。到20世纪70年代,生产逐渐发达，公社、大队里的运输工具都以拖拉机为主，这条道跑拖拉机也很宽敞，东边各村搞运输整日里开着拖拉机来来往往，“突突突”的声音不绝于耳。到了下雨天,沉重的拖拉机将地面压上无数的沟痕,再跑几遍，路面就翻成了浆,进而成了泥潭，人走过来,泥浆没到脚脖子，周围村里没有不知道东大村大街“泥浆子湾”的，而东大村的村民们每天要在这里生活出入，只好买双水鞋穿着“踹泥”（青岛方言，走在泥浆上叫踹泥一泥读“米”音）。直到1984年，大队把后街打成水泥路面，村民们才不用穿着水鞋出门，东边各村搞运输也更方便年王道安立村时紧靠着大村河，后来增盖的庄稼院在老祖宗的房子左右展开，村子便成了沿河狭长的一条,这里离河太近，所以大家常说立村的地点应为再向后一点，可以少受河水的侵扰。可是说归说,后代们却还在祖宗留下的老宅基上修房盖屋，没将村子退后半步。几百年下来，东大村的农家小院都簇拥在后街街南,人口渐多后也有到后街北建房的，最多也不过十几户人家。后街北边引人注目的是一片东西长、南北狭的茔地,大约有2中亩多，茔中两棵十几米高的大杨树都有400多岁年纪，树身直径一米半左右,两个人合抱不过来。这是村中曲氏家族的祖茔，人们叫它“曲家茔”，茔里有座大坟十分醒目，都说这是一座“监生坟”。曲家茔在1958年平整为庄稼地,那两棵400多岁的老杨树也被伐掉。
  50年前东大村只有百余户人家，分住在7条胡同里。村东头胡同住了15户人家，因与相邻的胡同之间隔着一段10余米宽的空地,这些人家显得比较独立,村里人就叫这里为“小东庄”。向西再过两个胡同，紧邻后街是一块宽约15米的场子，那是东大村的“中心广场”。场子中间生着一棵500余岁、两搂多粗的大槐树。这是棵粗壮茂盛的国槐，大约立村不久就种下了，它枝干苍劲,树皮干裂,盛夏满树花蕾,深秋槐角成熟，像一串串干豆角随风摇曳。这棵大槐树静静地看着东大村世世代代的子孙后人繁衍生息，村民们也愿意在大槐树浓浓的树荫下闲话古今、聚面拉呱。每年的清明节，大槐树上结着两条绳子，安上木板就成了两架简易秋千，清明、寒食这两天里，姑娘、媳妇们都来荡秋千。这是全村人一年一度的盛会，不荡秋千的村民也都来凑热闹，在这乍暖还寒的时候，享受着春的气息，欣赏年轻人生气勃勃的风姿。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的第一天，军管会工作组进村后就在大槐树下召开全村村民会议。第二天，还是在大槐树下，工作组主持村民们选举贫协主任和正副村主任，大家提名邵廷珠、毕元珍和王福增为候选人。东大村的老人们至今记得，投票是以“捻豆粒”的办法。那天3位候选人坐在槐树底下，每人背后放一只碗，村民们排着队经过候选人的身后，支持谁就把手中的豆粒放在这位候选人背后的碗里。这可真是个新鲜事，过去东大村的村长都是抓阄抓出来的，因为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谁也不愿当这个出力不讨好的差事，只好抓阄轮着做。那天的选举结果是邵廷珠得的豆粒最多，当选为贫协主任，毕元珍次之，当选村长，王福增当选副村长。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为人正直善良，在村里威信很高。1951年村里搞土地改革，在老槐树底下开会评成分，东大村没有地主，只有一家种着8中亩地的村民，因儿子在工厂里烧电焊，家里没人种地，租给了别人耕种，被评为小土地经营者。
  在老槐树西边，有一条宽宽的胡同，村民们叫它“大宽胡同”，“云南王”家的祠堂就建在胡同头上，回门朝东。过去王家有专门看祠堂的人，几代看祠堂的传下话来说，祠堂的墙里埋着一扇“屏”，将来翻建拆屋时千万仔细。这扇“屏”不知是哪代先人为何藏在墙中的，只知道这必是一件对王家来说很重要的物件。后来王家祠堂拆除时，人们也确实留意过，可除了拆出长虫（青岛方言,管蛇叫做“长虫”）外，那传说中的“屏”并不见踪影。新中国成立后，这座祠堂做了小学，周围的住户每天会听到学生们琅琅的读书声:“九月里，秋风凉，棉花白，稻子黄。摘了棉花收了稻，家家地里放牛羊。”新中国成立前，祠堂里开的是私塾，东、西大村的孩子都在这里上学，请了一位于先生来教书，教的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从1947年以来，就有个矮矮胖胖的南方人经常到李村集上打着牛骨头唱莲花落，把两根牛骨头打得铿铿锵锵，花样百出。他那一口南方话唱出来的莲花落大家虽然听不懂，却觉着怪好听的，所以沧口、李村一带远远近近的村民都知道这个“打牛骨头的”。青岛解放后，人们发现青岛市军管会副主任赖可可居然就是李村集上“打牛骨头的”！赖可可还常到东、西大村来，走门串户地要饭，牛骨头一响就围上一群孩子满村跟着走。当时东大村有4个小男孩最爱看赖可可打牛骨，围观的孩子们渐渐散去,这4个孩子还不肯走，央求赖可可教他们打牛骨头。赖可可一点也不烦，仔细地把敲打的节拍讲给孩子们听，边教边悄悄地对他们说:“你们愿意往流亭背火油（煤油）吗？背一桶能赚一个大洋。”他告诉这些孩子到沧口的松柏路和保和路去买火油，从哪里走不会被“卡子门”的国民党兵发现。这几个孩子还真去沧口买了火油，背到流亭卖给了中共党组织。
  前街街北西头有一个天然形成的大湾，圆圆的，水色青碧通透，可以清楚地看见湾底泉眼“咕嘟咕嘟”向上冒水，看见鱼儿在水草中嬉戏。这个湾的水也非常甘甜清澈，可因东大村的水十分丰沛，这一湾好水派不上用场，就任凭它顺着一条小沟汇进大村河，流入大海。东大村的水多，随处都可以打井，水都甘甜如饴，做出的饭、冲出的茶分外味美，这是东大村人的口福，也让周围村子的人好生羡慕。
  在前街和大湾之间，是东大村的关帝庙和土地庙。关帝庙门前有个小小的院落，院里竖着旗杆,庙只有10平方米大小，建在1.2米高的土台子上。东大村的关帝庙灵验那可是名声在外,还有些传说的故事呢：1947年,一群半大小子在关帝庙里玩耍，一个孩子一阵心血来潮，把关公木刻的大刀掰成两截,在小伙伴们的惊叹声中，这孩子英雄气概陡长，又把关公脸上粘的胡子一根根拔下来。谁知这孩子回家之后，眼睛突然不能视物。孩子家长十分着急，后来了解到孩子在关帝庙中作了“孽”，他父亲赶快对关公许愿给“关老爷”修房子、换衣裳，求他饶过这孩子。然后家里请了鼓手喇叭，吹吹打打地把关公“请”到王家祠堂里，重新给关公塑像上了油彩，还把关帝庙粉刷一新。半个月后这孩子的眼睛渐渐好转，自此后本分老实,不敢再惹是生非。
  关帝庙旁是东大村土地神的府邸。有句民谣说：“土地爷,本姓张，有钱住高楼，无钱顶破缸。”看来土地爷是姓张的了，可东大村的土地爷却不姓张，这里的土地爷姓韩，而且是唐代大诗人、大散文家韩愈（768—824）“就任”于此。在东大村可听到一个有关土地爷韩愈的传说:韩愈本是玉皇大帝御前的卷帘将军，因与云阳子争蟠桃，失手将琉璃盏打碎而贬谪人间。汉钟离、吕洞宾奉玉帝旨，送湘江里的白鹤投到韩愈之兄韩会家中为子，取名韩湘子。湘子20岁那年受汉钟离、吕洞宾二仙点化去钟南山炼丹，丹炼成后韩湘子亦为八仙之一，手持玉笛，“紫笛吹度千波静”，万物滋生。玉帝惦着谪为凡人的韩愈，便命韩湘子度韩愈成仙。此时韩愈官运正旺，官拜刑部侍郎，家中宾客盈门。一个冬日，在韩愈宴请朋僚的酒席上，韩湘子劝他弃官学道，韩愈则劝湘子弃道从学。韩湘子拿出一小小葫芦请席上宾客饮酒，眼见斟出数斗葫芦不干，又以瓦盆扣在地上，片刻盛开牡丹两朵，上有金字之联：“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始信道家的造化之力，但却舍弃不了名利场，还想在官场上做些事出来。到唐朝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唐宪宗派使者去凤翔迎接佛骨，长安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的高潮。韩愈本是一生抵制佛教，他便给唐宪宗上书《谏迎佛骨表》，痛斥佛不可信，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观表后龙颜大怒，欲处韩愈以极刑，幸得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广东潮州刺史，限日动身。古时，南方为荒蛮之地，瘴疠横生，北方开化地方的居民避犹不及，何况是被贬。韩愈心情郁闷，带一名老仆，骑一匹瘦马，取道陕西过秦岭赴潮州。走了不几天，寒风骤起大雪纷飞，眼看愈下愈大，天地间白茫茫一片，主仆二人欲进不得，欲退不能。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却见一人飘然而至，在韩愈面前施礼问讯：“尚记花上之联否？”韩愈定睛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亲侄、成仙得道的韩湘子，便忙问湘子此乃何处，湘子回答，蓝关。韩愈嗟叹良久说，事物既有定数,我为你补齐花上之联，遂念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敢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韩湘子将韩愈护送抵任，经过12次“考验”，最后终于度韩愈成仙。以上情节，在《东游记》和《韩湘子传奇》中都可看到，仅仅略有出入而已，但与正史相左。正史里的韩湘子非八仙中的韩湘子，而是韩愈的侄孙，是韩愈的侄子韩老成的长子。但韩愈做土地老爷的故事却出自李沧本土。传说韩愈被度名列仙班后，与韩湘子驾云前往天庭报到，正行走间，忽然想起家中夫人窦氏，心想：自己成了仙人长生不老，无忧无虑，却把窦氏一人撇得好苦。韩愈忍不住问湘子说：“我成了仙，你婶婶在家怎么办？”韩湘子苦度韩愈12次，眼看成功在望，岂料他还是凡心不改，湘子十分不快，将袍袖一拂，韩愈骨碌碌滚下云头，回到他牵肠挂肚的家中去了。可也因为他终归被众仙们提携了一回，便于死后入了地仙之列，封为土地神。还因为他家庭观念太重，所以上任总是带着夫人。你看各村的土地庙里，总是老夫妻两个笑眯眯并肩而坐，委实恩爱得很。但奇怪的是，有些土地奶奶却常常“不安于室”，不知何故就离宫出走，搞得土地爷形单影只。每到这种时候，各村村民虽不知土地爷的家务事谁对谁错，却总是从维护女权出发，齐齐地谴责土地爷，说他赌钱赌输了，拿夫人顶了赌债，然后村民们会用各种形式再给土地爷娶个亲。东大村的土地奶奶有一次也离家出走了，很可能走的时间太久没被村民发现，土地爷着了急。那天村长忽然做了个梦，梦中土地爷爷自己检讨，说自己上曲哥庄村赌钱，把夫人输给曲哥庄村的土地爷了。第二天，大家悄悄地去曲哥庄村察看，曲哥庄村土地爷爷身边果然有两位夫人。东大村的村民们回来，想想也无计可施，便商量着雕了一个梨木的土地奶奶，给土地爷续上弦。
  大约在200年前,东大村里流传着一句话：“花钱找曲家，打仗找王家。”说的是村里有一曲姓人家是村中富户，家财万贯,花钱如流水。据传说，东大村自古以来没有出过什么顶尖人物，也没有考中过什么秀才举人，各家生活水平差别不大，都是朴朴实实的庄户人。有一年冬天，接近年关，忽然有个南方人气急败坏地跑进村来，挨家打听有没有人见到一头走失的毛驴，驴背上的褡裢里有几本账簿,还有不少的金银，是这个南方人为东家收的账。南方人收账走到流亭附近，毛驴突然受惊，将他一甩摔到地下，撒开四个蹄子一溜烟沿东大村西小河旁的古道（现在人称水埠道）向南奔去。南方人心急火燎地拼命地追,驴背上的褡裢可是他的命根子，商号一年的买卖往来账都装在里面，丢了账簿就像打仗丢了枪，一切希望都没了。可是两条腿的哪能跑过四条腿的，那畜生刹那间就没了影。幸亏这条路没有岔道，根据毛驴跑失的时间，估计应该就在这一带。那人说，谁见到我的账簿，交给我，解我的大难，就像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毛驴、褡裢里的银子都奉送恩人，今生今世不忘。可他问遍全村不得要领，终于失望而去。临走他对村民们说道，你们好好看着，不久这里会岀个大财主。过了几年，东大村一姓曲的人家渐渐发迹，家里置了几百亩良田，还养着3只“江南鸟”（即能出远海的大帆船），做起了不小的买卖。曲家掌柜的花钱捐了个监生功名，和官府来来往往，还从衙门里买了个“桃木令”，钉在大门框上——这块小小的桃木板不可小觑,钉在谁家门上，谁家就享受特权，如过去穷人多,常有病、饿之人死在大街上，名曰“路倒”。谁家门前遇上“路倒”，不但要为“路倒”发丧出殡，还要吃官司，惹来数不清的麻烦事。有了这块“桃木令”，门口的“路倒”就与户主无关。这曲家日子忽然好起来，上沙子口去拉虾子，浩浩荡荡去十几匹牲口，惹得四邻八疃的乡亲们都问，你们东大村还有这么富的人家？曲监生富了之后，给儿子娶媳妇也是找那门当户对的有钱人家，和卧牛石村的首富结为儿女亲家。卧牛石村的大财主也不含糊，女儿出嫁时陪送的嫁妆应有尽有，为了吃核桃方便，还特意陪送上砸核桃的金砧、银锤。
  也许是曲家银钱来得快捷，去得便迅速,就在他家欢天喜地娶媳妇那天，家人报说去南方进货的“江南鸟”在回程中失事;还因为他家娶媳妇排场浩大,有不少人惦记着，当晚就有人跳墙进来四处窥测一番。曲监生怒气不打一处来，一乘小轿上即墨城县太爷那里报了案,要衙门即刻派人捉拿小偷。即墨县令久居官场,处理事情经验老到，他仔细询问曲监生，得知昨夜只是虚惊一场，偷儿并未曾得手,便劝曲监生说，既未有损失，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哪知曲监生不买这个账，再三坚持要捉到小偷严惩。县令再劝道：“怕你打不起这官司。”此时的曲监生正处于“穷汉乍富，挺胸凸肚”的膨胀时期，怕就怕别人说他没有钱，当下便涨红着脸说：“只要能抓着小偷，出多少钱我都肯。就此一言为定。”县令见曲监生不明事理，既懒得和他多说，又想教训教训他，立即派一队衙役随曲监生回去破案。却说衙役们来到东大村，住进曲监生家办公，曲家要提供方便条件协助办案，管着他们的吃、住、行。这帮汉子年轻力壮，吃起饭来风卷残云，出门要车要马，喝茶饮酒都不打怵。只见他们出来进去，吆五喝六的，案子进展却很慢,急得曲监生了不得。几次上即墨县衙去催,县令说破案线索太少,快不得，再加大力量，定然给你将小偷抓到。案破不了县令不收兵，衙役们在曲家吃好喝好，乐不思蜀。曲监生这下子请神容易送神难，为伺候衙役们吃喝，花去家中九缸铜钱，还开始卖地。据传说，曲监生当辈发财当辈败落,400亩地卖得精光。曲监生家人丁不旺，早已绝后百余年，但他的故事流传至今，成为东大村人教育子女的反面教材。
  东大村的村民们憨厚善良、与世无争，村内民风淳朴,老一辈留下“庄农最为先”的古训，教育子孙老实做人，以种地为本，不必追求什么荣华富贵，所以村民们几百年来春种秋收、恬淡安然。过去每到冬闲时，那些走街串巷弹着三弦说书的盲人最爱到这里来卖艺。村里会有人给他们找住处,安排村民轮流管饭，临走还会凑些粮食送来。村民们最爱听的那段书是韩信“九顶山前活埋母”，因为这古老的传说就发生在村后的老虎山南坡，村里60岁以上的人都见过韩信母亲的墓一井口坟。东大村北边横卧的老虎山起起伏伏有9个山头，所以老虎山又名“九顶山”，村子东北的那个山坡上每到秋季就会开满五色菊花，花团锦簇图画般好看，人称“菊花岭”。传说汉代淮阴侯韩信少年未发迹时，家境贫寒，曾在九顶山菊花岭上给东家放牛。一天，有两个南方的风水先生到山上寻地气，见菊花岭石坡上云蒸霞蔚、紫气氤氲，大有王相，是块难得的“龙穴”，一人说此地落葬后世定会出王侯将相，一人说地气已尽不能发迹了，两人争执不下，就折段树枝插在“穴”上，约定明晨卯时来见分晓。这话都被躲在一旁的放牛郎韩信听去。第二天，韩信早在寅时就去菊花岭查看，插在地里的树枝上果然鼓起许多新芽，说明“龙穴”之言不假。韩信急忙另折一段树枝插上,骗过了两个风水先生，自己却去恳求东家把这块地方赏给他葬母。东家见韩信要的是块荒凉的石坡，很爽快地同意了。这时韩信的老母还很健康,韩信为了自己尽快发迹,在石坡上凿了个深深的石窖，里面放了油灯和干粮，把母亲骗入窖中居住，最后老太太饿死在石窖里。历史上的韩信辅佐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受封淮阴侯,最终被吕后设计斩首。村里的老人们都能讲“九顶山前活埋母，折去阳寿十八年”的故事。他们说，韩信不得善终是他自己大逆不道、伤天害理所致。菊花岭上的韩母墓是个深深的洞穴,满洞清水凉气袭人,墓口由四块石条砌成井口状，有50厘米见方，人称“井口坟”，井口的石条上刻着简洁的莲花图案，颇有些古香古色，看来年代久远。20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下地路过这里总要去看几眼。后来一些顽皮的小伙子们每次上坡路过就向井里投石头,久而久之就看不出井口，只见一堆乱石。
  东大村村后是老虎山，村正北对着的那个山头又叫“靶子山”，据说，过去这里曾是古战场，在山坡拾草挖菜的村民多次挖出锈迹斑斑的箭头。靶子山上还有ー些天然的石景,如石炕、石棺、石马。石炕面积约有5平方米,高有80厘米，炕前两层天然石阶如农家炕前的脚踏，炕面上刻着三个繁体大字“上天书”。石炕有“两奇”：一奇是任凭山上风刮多大，石炕上丝毫不见风。每到寒风凛冽的冬天，上山拾草的孩子愿意挤在石炕上，又能晒太阳又能取暖，孩子们开玩笑说，爹亲娘亲不如石炕亲。二奇是石炕与周围石坡是浑然一体的，颜色却略深一些，石质也明显不同，能切割成有棱有角的石材，其他的石头却切不成方，只能打成“地瓜石”和碎石子使用。20世纪70年代有人在这片山坡采石，山坡被炸成20米高的断崖，石炕部分的石头仍能分辨出来，就好像一段方形柱子镶嵌其中。石炕被炸碎后,那不知何年何人刻的“上天书”3个大字，被砌进一王姓人家的墙壁之中。山坡上那匹天然石马，世世代代的村民对其敬畏有加,据说它是韩信的坐骑。韩信被吕后骗入宫中乱刀砍死之后，他的坐骑飞到韩信幼年时生活之地化成石马。石马念主之心不泯，每年除夕夜总要回淮阴侯韩信的老家去探望,它发力腾空时踏在石头上的蹄印清晰可见。石马大约被毁于200年前，有几句顺口溜记录了这个带着迷信色彩的事件:“一丈八，砸石马，打破马，把眼瞎；王大汉，不服气，推空车，断双把。”讲的是曲家有一个高大魁梧的小伙子,外号叫做“一丈八”，他性格暴躁，好惹是生非。这天，“ー丈八”又发牛劲和人打赌，说自己敢上山把村民们敬为神灵的石马砸成碎块。这莽汉敢说敢做,威风凛凛地走到靶子山半腰，果然将石马砸碎。哪知“一丈八”正兴高采烈地炫耀本事的时候，一双眼睛突然瞎掉了，于是远远近近都传说这是石马有灵，冥冥中对狂妄之人予以惩罚。王氏家族也有个大块头叫王大汉的，是打架斗殴的“祖师爷”，村里那句古话“打仗找王家”说的就是王大汉。王大汉是有名的大力士。有一次他想看看一头黄牛是几岁口①，伸手去掰牛的嘴巴，哪知遇上一头脾气和他一样的倔牛，拼命地闭着嘴不让他看。王大汉牛脾气腾地窜上来，两个指头捏着倔牛的下巴只一扳，牛头竟“咯吧”一声垂下来，原来王大汉把牛头给扭下来了，从此王大汉的倔名声不胫而走。这个王大汉听说“一丈八”因砸石马瞎了眼，心中老大不服:世人谁曾见过神灵现身?“一丈八”瞎了眼与砸石马何干？我上山去把石马碎块运下来，看它还会出什么幺蛾子？大块头王大汉有的是蛮力，推着一个独轮小车雄赳赳地径直往靶子山而去，谁料想王大汉刚刚走到山脚,小推车的两个车把手无缘无故齐刷刷断了，车子没法推了，王大汉也吓傻了，从此再不敢口出狂言。
  多少年来，东大村老百姓恬淡悠闲，亲切和睦，才有着这些在炕头上、树荫下娓娓道来的本土故事。走进21世纪的今天，新一代的年轻人投身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精神抖擞地建设自己新的家园，开创自己新的生活，节奏忙碌而紧张。于是在老人们深情的诉说中，我们把古老悠然的东大村留在纸上，留待忙碌的年轻人将来细细品味，慢慢地去想。
  （根据王广信、王明顺、王寿增、王明清、王明山、王以喜、邵奇义、曲智贵、曲立成等口述整理）西大村刘锦西大村在重庆中路东侧、沧口长途汽车站以东,村北不足千米是横卧的老虎山脉，村南有弯弯环抱西流入海的大村河。村东亦有一条小河，因小河西侧的地下有1919年安装的白沙河自来水输水管，所以村民们称它“水埠道”。水埠道自老虎山发源,20世纪60年代以前终年清流不断，潺潺向南注入大村河内。水埠道东还有一个村庄，叫做东大村。两个“大村”紧挨在一起，作为分界线的水埠道仅有三四米宽,标志很不明确，所以很多人以为东、西大村是一个村子。其实这是两个行政独立的自然村。翻阅20世纪初的档案，还可以发现这两个村子在行政区划上分属两个辖区，东大村归李村区,西大村属四沧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都划归崂山郊区管辖。
  相传，西大村的“占产（青岛方言读shao）户”姓刘，东大村的“占产户”姓王。明朝永乐年间，有个叫王道安的移民自云南率五子来到老虎山前立村后，他的妻弟刘成阳听说姐夫“占产”的地方依山傍水生活方便，就投奔西大村姐夫而来，在姐夫居住地的小河西侧圈地落户。随着其他人家的迁入和人口的繁衍，村庄逐渐扩展。据传说，这一带的村庄中此村的居民较多，地盘较大,所以人们便称之为“大村庄”。后来两村以中间的小河为界分开,分称 “东大村”、“西大村”，在清朝同治癸酉年（1873年）版 《即墨县志》中的“七乡村庄图”上，东、西大村就已各自独立标志。
  刘成阳和姐夫王道安分别在小河（今天的水埠道）东西两侧定居后,河东边迁来人家渐多,河西边刘家的农家院却一直是孤零零的，直到150余年前魏氏家族搬来，刘家才有了邻居做伴。魏家的迁入还有一段轰动一时、曲曲折折的故事：西大村东北60里处有个魏家庄，西北20里处有个赵哥庄，魏、赵两村相距约30余里。魏家庄的魏氏家族有一个6岁的男孩，不幸父母双双亡故，在家族中又没有亲近的人，生活难以为继。这小男孩可是颇有主张，他到父母在世时给他定下的“娃娃亲”丈人门上，向老丈人要出婚书，当场撕毁，与岳家脱了干系，然后就独自一人在四乡流浪讨饭为生。这天,他走到30里外的赵哥庄上，来到一户纪姓人家门口。这家人家里只有守寡的一对婆媳,种着60亩地,不愁吃不愁穿,就是家中冷清,终日里娘儿俩大眼对小眼。婆媳俩见姓魏的男孩长得鼻高口阔,体面敦厚,这么小的年纪，见人彬彬有礼，虽在饥寒交迫之中却丝毫不带猥琐之气。纪家婆媳对这孩子很是喜欢，又得知他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便将其收留在家，视如己出。魏家男孩有了安身之处，慢慢学着干活、种地。不觉一晃12年，孩子长成了大小伙子,天天忙里忙外,对两位救命恩人也是孝敬有加,但心中总是不忘自己的祖居，常常想着回家看看。这年初夏，魏家男孩牵着牲口走四乡卖杏子，一下子走进了朝思暮想的魏家庄。孩子十分动情，急切地想拜拜祖先。谁知老魏家竟然不接受这个多年未归的后人，把他从家庙里赶了出去，从此断了他认祖归宗的念想。这时纪氏婆媳给男孩娶了媳妇,便商量着举行个仪式，正式把他收为螟蛉之子,却遭到纪氏全族的反对：因这对寡妇婆媳没有孩子，将来她们家的60亩地就是纪家公产,但若正式收养继子，家产会由继子继承，所以任凭纪氏婆媳如何争辩理论，甚至告到官府，族里人就是不同意这婆媳二人收养螟蛉，就连官府也站在族人一边。魏家男孩安慰她们说，不管族人什么态度，我一定为你们养老送终。谁知年老体弱的纪氏婆婆因为打官司，再想想守寡这些年来受纪氏族人的种种欺凌，竟气得一病不起，不久就悲愤离世。就在处理丧事之时,纪家媳妇又愤然吊死在婆婆的棺木之前。媳妇死前曾说过一句话:“在阳世3年官司没打赢，我去阴间再和你们打3年官司!”这一悲剧轰动了即墨地界,魏家男孩更是痛不欲生，他倾其所有给纪家婆媳出了一个再次轰动即墨县的大殡,然后一根扁担挑着两只夢筐来到西大村,在刘家的院子南边落了户。到今天魏家在西大村已居住了150余年，繁衍到第六代子孙。魏姓人家至今还留着当年先人到西大村落户时挑来的一个坛子，作为家族永恒的纪念。魏家迁入后，东大村的“登瀛”王家、“姜哥庄”曲家都陆续搬过河来居住，村子一天天大起来。
  1897年德国人侵占了青岛，1901年强迁了会前村, 从明朝天顺年间（1457—1464）即在会前村里定居的王、郭、于姓村民，被迫搬离了居住500年的老家。村中的于氏家族当时已有近百户人家，突如其来的变故如一阵狂风，将他们吹往四面八方。他们各奔东西,有的搬到别的村里，有的远走他乡，说“离德国人越远越好”。其中有ー支曾在西流庄村前购置了40亩田地（族中叫它“西清地”），就来到西大村住下，为的是种这块“西清地”；还有一支,本来已迁到即墨上浦东村，后来又用小毛驴拉着一盘碾，也来到西大村。于家迁来已近百年，已繁衍了5代人。20世纪20年代后，沧口地区的工厂企业逐渐建成，来青岛谋生的人也随之增多，离沧口大马路较近的西大村，就成为外来务工人员安家落户的首选之地。从20世纪中期，村子规模发展较快。据档案记载,1935年，西大村只有56户人家,350余口人;到1951年，就增加到110户,564人，还是由外面迁来的姓氏为主流，当年立村的刘氏家族也只有两三户人家，整个村里没有大姓氏，所以沧口一带有句老话说：“大村庄（指西大村），一百二十姓。”就是形容西大村姓氏之多。西大村居民以外来人居多,大家没有排外意识,凡迁进的人家都是乡亲，住起来如鱼得水，从来不对人刨根问底。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于家。于氏家族的于德福弟兄俩在市里给人开汽车，生活比较富裕。于德福后来娶的继室老婆是外地人，这女人办事大方,说话痛快,就连当年青保（青岛保安总队）来村里收给养,她都叫着丈夫的侄子做伴,亲眼去看看, 举手投足间有那么ー点儿与村里其他女人不一样的地方。但西大村的村民见惯了从五湖四海汇集来的各色人物,也从来就没有人对此多想过什么。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村里人才吃惊地发现,整天在村里和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个邻家媳妇，竟然是共产党的妇女干部，就连她的丈夫和继子都对此甚为震惊。
  西大村坐落在老虎山的西南麓,地势东高西低，从东大村向西一路倾斜下来。每到夏季雨水稍多的日子，村北老虎山的山水自水埠道泻下，东边坡上水向村内流过来,常常水泄不畅漫进村里和村民们的屋里。远的不说，1964年的大暴雨，许多人家进了水，水达到炕沿，家里的坛坛罐罐都漂在水上。1985年8月，9号台风袭击青岛时，市区两天的总降水达254.6毫米，村南的大村河桥上80厘米高的桥栏杆全没在水中，西大村一片汪洋，全村没有一户没进水的。大街上、胡同里水深齐胸，出门得凫着水走。那时做饭用大锅灶，烧麦秸、玉米秸当燃料，家家户户门口都有个草垛,大水使草垛漂起,像船队一样在水中列队而行，有十几个草垛竟漂出了村子，漂过小白干路，一路向西挺进。台风过后,那些大大小小的草垛，在水里漂了两天居然没有散架，东一个西一个蹲伏在西流庄村南边的菜地里,像雨后冒出的一片蘑菇,让人恼不得笑不得。那年生产大队用北沟的地换了西流庄生产大队位于小白干路旁一块地,计划盖个修车铺发展副业，台风来之前修车铺已经上好了檩子和大梁,及至风过水退，发现修车铺的檩和梁都被大水冲得无影无踪。
  西大村的街道布局不甚整齐。有两条东西走向的主街道横穿村子，村民们叫它们前街、后街。后街就是今天虎山路的前身，过去是一条两米多宽的黄土路，路北有几户人家聚居,村民们根据其位置叫它“小北庄”，相对“小北庄”来说，又称路南的居住区为“南庄”。前街3米多宽，过去主要的交通工具四轮马车走起来也算宽敞。它的西头从大村河沿起始，向东北方向斜斜地延伸,过水埠道进入东大村一这时前街与河沿的距离斜进达80余米了——接上东大村的大街，可到佛耳崖村和长涧村，再由小路连接通向山里；向西过小白干路（今重庆路）与振华路相连，通向当年繁华的沧口大马路。前街最大的特点是曲曲弯弯，村民们叫它“锯齿街”；前街的西头，大村河桥旁建有西大村的土地庙和关帝庙。这座关帝庙带一个小小的院落，进深仅两米多，院里安着一个圆圆的石香炉,供村民们来烧香用。香炉安在院子里的原因是“神殿”实在太小，只有一间青瓦小屋，建在1米高的台子上，内中供的关公像是泥塑的，约1米多高。每年的正月是关公接受香火最多的时候，从初一到十五，每家每户一天三时来烧香;到十五这天，就将香换成两支小蜡烛，到关帝庙里供上一支,再到旁边的土地庙给土地爷供上一支。庙堂小，院子也小，礼拜关公的村民们在小院里挤得转圈子。
  前街不但是西大村的主要街道，它还是东部各村去沧口的交通要道，旧时在日商纱厂、东亚铁工厂①做工的工人上下班，山里的农民去沧口卖蔬菜水果，都要走这条路。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能听见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和吱吱扭扭的车轮声,就会看见菜农们挑着颤悠悠的担子匆匆西行。走到西大村西头，离沧口大集也就是两里多路了，在挥汗如雨的夏日，挑担的、推车的常常会在村头的水湾旁稍做停留，抹把脸、洗洗手脚，清清爽爽地到市区去卖货。西大村的湾呈三角形，约有400平方米，有一条涓涓细流流入大村河。湾里水波清清，满塘的浮萍把水映成绿色,沿岸生几丛矮矮芦苇，还有一种湿地生长的植物“水红”，高高地擎着几穗水红色的花。村里不缺水，湾里的水只是偶尔有人用来浇浇菜园，女人洗衣、顽童戏水都去旁边的河里，冷落了这个独自美丽着的水湾。
  紧贴着水埠道西侧有一条古路，村民们称它为水埠道路。从此路向南出村下大村河，过河上到岗子上就是原崂山拖拉机厂②。再往前走,路就多了起来，有通四方① 现南车集团四方机车车辆有限责任公司铸钢分厂。
  ② 现为青岛海通车桥有限公司。
  的，通东镇的，通山东头的，可谓四通八达。如沿水埠道路向北，出村后拐进小路穿过山坡农田能到石沟村和文昌阁村。老一辈传下来说,从西大村北到山东头这一溜地方可不一般，路两侧共立着72座石碑，都是两米多高，有的还是龙头碑，雕着腾云驾雾的蛟龙。在西大村村南村北就立着6座;南面原崂山拖拉机厂处有3座,两大一小，大的是座龙头碑;村北水埠道路东侧两座;西侧一座。西侧这座在村里还有个故事：100多年前，水埠道路西有西大村村民曲增焕的4分地，东西走向，也不算肥沃，却被大枣园村的一位王大人相中了，要买去做茔地。曲增焕不卖，王家就将价钱不断加码，最后竟想用一个小庄（村）子换曲家这4分地，曲家依然不动心。王家终究没有得着这块地，却在水埠道路旁立下一座石碑。据西大村的老人们说，石碑的作用也是镇压风水的，石碑上刻的是这位王大人曾祖、祖父的名字。遗憾的是这座石碑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被砸毁，碑上的文字内容已无法考证。
  过去说进青岛有两条路，以走板桥坊的路线为主，走李村路线为辅，那条走李村的路就是沿水埠道西侧的路向南，过大村河进李村走台柳路便可从东镇进市区。这条沙土路在20世纪30年代初扩建到4米多宽，北通流亭，南至李村。为方便行人,路旁每隔几里路就修一个凉亭，附近再打一口井，西大村村头就有这么一口井，过往客商可以用井上的辘轳自己取水饮用。20世纪30年代沧口一带的工厂渐多，姑娘、小伙儿便去验工上班，西大村有很多人家都是亦工亦农的家庭。东、西大村的村民都不善经商,通往沧口和市里的两条要道在两村中间交叉，可就在那行人熙来攘往的十字路口上却没有什么店铺、客栈、饭店，充其量有三两个卖花生、咸鸭蛋的小摊，一处卖散白酒的小铺。因为没有可招徕行人的东西，过往的客商也就不作停留，百年前这块风水宝地就这样白白浪费了。
  这条交通要道的优势没有被村里人好好利用，在日军侵华时却给村民们招致了不小的祸患，至今村里七八十岁的老人们说起那些被日军欺辱的往事,都痛恨不已。1937年卢沟桥事变，次年1月100,日本海军在青岛山东头登陆，自此青岛人民陷入无尽的苦难之中。不屈的中国人民当然不能任其宰割，抗日烽火四起，即墨袁家屯有袁超任大队长兼政委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七大队”，崂山即墨交界处有李肇歧任队长、张寿任指导员的“抗日独立中队”，崂山李辛村和兰家庄有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游击队，崂山华严寺一带有国民党政府的“青岛保安大队”。崂山、即墨成为抗日的根据地，各路游击队对日本侵略者展开一系列的攻击，大挫日本侵略者的锐气。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下的青岛老百姓生活十分困苦,生活必需品如煤炭、火柴、煤油、食糖等都买不到，药品粮食匮乏，粮食都是按人头配给。为生活所迫，社会上出现大量的走私倒卖现象。日军为切断交通，阻止抗日游击队进市区袭击，阻止老百姓倒卖火油、火柴、药品等“违禁品”，决定在青岛市外分两期建“遮断线”——即日军美其名曰“惠民壕”而老百姓称作“毁民壕”的大壕沟。
  1941年11月10日，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所长以兴青发第1646号机密函致伪青岛特别市市长，说“兹为期于青岛特别市之治安万全,确有设置遮断壕之必要”。日军计划，在李村河至沙子口间和白沙河至王哥庄间分两期修筑两条深4米、宽5米的防御壕，用掘出来的沙土在壕旁筑一条4米宽的道路，并在重要的干线上修筑堡垒，配置警备人员及设备。日军要求李村河线工程在1941年底之前完工，第二期白沙河线工程预定在1942年春季开工。伪市长姚作宾急忙发表布告说：“为万全起见，拟先在李村沙子口间设置遮断壕一线俾利治安,为此项设置工程甚钜，费用必多,几经筹划，本署款项犹恐不足，尚希有力者踊跃输将出资补助；至于人工,尤望民众协助，务使同心合作努力迈进，以期迅速成功。”伪市政府在山东路74号（日伪时期将中山路更名为“山东路”）设立“防御壕等费募捐委员会”，强令青岛各界捐款。其中青岛商会各商号被逼一次次捐款，捐款数量达80余万元，成为筑壕资金的主要部分。伪市政府又责令警察局沧口分局、李村分局和台东分局负责各自区域内壕沟的修筑,给这几个区的老百姓凄苦的生活又加上一份沉重的负担。
  第一期防御壕从楼山南麓的板桥坊村西北角起始,向东到文昌阁村再向南弯进东、西大村中间，沿水埠道向南过大村河到李村，再向东南延伸到小埠东村到山东头,全长16公里。1941年11月21日，板桥坊村北的壕沟破土动工；11月28日，李村地段动工;12月5日，台东地段动工。日军对工程抓得很紧，每隔几日即上报一次工程进度和费用支出情况，各村村长安排抽调村民出劳役，每天挖沟的村民在万人以上。在日军测量画线的施工区域内，不少是村民们的农田和菜园，有的已种上小麦、蔬菜，但只要壕沟通过之处，日军便将田地无偿占用，麦苗和蔬菜全部挖掉。挖壕沟的村民要自带干粮，征用的石匠及路远不能回家住宿的村民只得在工地上食宿。1941年是大旱之年，青岛地区秋季几乎绝收，挖壕沟的人们没有干粮可带;时值隆冬天寒地冻，村民们忍饥受冻还得出苦力，打炮眼爆破作业，工程中有的村民被砸断了腿，有的被砸伤了头,王埠庄村的尹村长头被砸破，左眼受伤，右眼失明。在日军的威逼下,在饥寒交迫中，长16公里、宽5米、深4米的一条封锁青岛的壕沟，仅用120天就挖好了，12个防守分驻所的碉堡亦建成。1942年4月10日下午，日军在李村防御壕碉堡现场（今青岛第五十八中学门前）举行了盛大的竣工典礼。
  这条大沟切断了青岛市与外界相通的两条要道一板桥坊村和李村的两条大路，卡住了崂山抗日游击队进市区的主要咽喉山东头。12个防塞驻所的日伪军日夜站岗，有巡逻队每天6次沿沟巡逻,还配备了自行车队协助巡视。日军把青岛分为“沟里”和“沟外”，沟里居民发“良民证”，凭“良民证”出入青岛。大壕沟设着5个关卡，东端在山东头，西端在板桥坊，以板桥坊卡子门出入人众最多，最有名气；另外3个卡子门一在东小庄,一在李村的青岛第五十八中学门口，一在西大村。其时西大村被圈在沟里,东大村被圈在沟外。东边各村去沧口上班或到市区卖水果、蔬菜都得通过西大村的卡子门接受检查。卡子门设在十字路口水埠道小桥西侧，安着木栅栏门，上面缠满铁蒺藜;栅栏门旁是二层的岗楼子,日军荷枪实弹站岗巡逻，村民们见了岗楼里的日军得称他“巡官”。卡子门向南不过百米，是由东向西入海的大村河，南北方向的大壕沟无法把它圈在里面，日军就在河北侧东大村南头也修上一个岗楼子，河面用铁丝网罩起来，连只狗也钻不过去，人们见了守河的日军得叫他“警长”。日军强占了西大村村民赵丕全在碉堡旁边的6间屋作检查所,还把西大村的村民王可生抓去给他们当伙夫。日本兵爱吃鸡，隔三差五出来四处抓鸡解馋,有时候就在村民家里宰杀、烧煮，把枪往村民的炕头墙上一挂,几个日本兵围坐在炕上大嚼。东、西大村的鸡被日本兵抓得精光，在那苦难的抗战八年中，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连报晓的公鸡都祭了日本兵的“五脏神”，日本兵还有一样爱吃的食物是地瓜，他们管地瓜叫“-毛”，到了老百姓家就喊“一毛！ 一毛！”曾有个日本兵从伙房里偷出大米和村民换“一毛”吃。
  西大村的村民被日军无数次地翻箱倒柜，家家户户像被大水冲过般干净。日本兵抢掠财物还不算，还要村里天天送给养，规定每天送两瓶花生油、一担蔬菜，稍有耽搁就派伪军来找碴。平日里日本兵也是花样百出，有一次守卡子门的那帮日本人忽然找村里人挖沟，临走时撂下一句话:“挖吧,什么时候挖出’大头钱’（指银元）来这沟就算挖好了。”村民们琢磨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日军哪里是要挖沟，分明是勒索钱财！最后各家各户砸锅卖铁地凑了点钱送去，挖沟的事才不了了之。日伪军除了为钱和物不断到村里骚扰之外，还经常无缘无故地侮辱中国的老百姓。一天，东大村的村民正在场院里脱土坯，忽然过来一群日军，他们二话没说便将脱坯的村民先是一顿暴打,然后毫无人性地给村民灌了一肚子和泥用的脏水，扬长而去。东边村里有一位姓毕的小伙子每天过卡子门到沧口的纱厂上班，因他爱整洁，补着补丁的衣服也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谁知这就触怒了这帮日本兵。这天，见小伙子穿了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走来，日本兵劈头盖脸给他一顿打。那时候过卡子门人们心里都是战战兢兢的，都害怕无端横祸飞来，特别是在纱厂上班的姑娘们，都用灰把脸抹得黑乎乎的，穿一件灰蓝色的旧土布大褂子，蓬着头发，装扮得越脏越丑越老才敢从卡子门走过。
  日军还常常去村里抓人。1940年冬的一天，日本人忽然把西大村的男人们集合起来，在前街上排成两行，然后恶狠狠地向他们逐个看去，有的还伸手摸一下村民心跳的速度，看哪个心跳得剧烈、哪个面带惧色就把人揪出来带走——他们的逻辑是凡怕得厉害的必是坏人，格杀勿论。那天共抓去7个人，除一位是60多岁的老汉外，其他都是青壮年。日军把他们拖上卡车按倒，然后每人身上坐上一个日本兵，开车走了。几天后那个老汉被放回来，已经被拷打得不成样子,还警告他回去不准说一个字，否则要把他“收拾掉”；6个青年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音讯全无。住在后街上的曲家一家就有两个人不幸被抓走，其中大儿产已经成家，有了一儿两女，儿子失踪后，媳妇无法生活下去，只好带着儿女远嫁他乡，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毁了。
  西大村卡子门日伪军的劣迹远近皆知，驻崂山的青岛保安总队曾几次来教训他们。1942年的一个傍晚，青保队员一行五六人骑着车冲进卡子门打死了守卫的日伪军数人，取了枪支风驰电掣而去。这下如捅了马蜂窝，恼羞成怒的日军抓不到青保队员迁怒于老百姓，把周围十几个村的村长都抓到市里关押，最后把六七个“嫌疑”最大的村长押解到济南审讯，东、西大村的村长都在其中。案子拖了近两年，花了无数银钱才把这几个人从济南救回。西大村的卡子门当时就关闭起来，去沧口上班和赶集卖菜的都要绕道走李村那道关卡。有一个夏天的早晨，日军召集沧口沟内的7个村（西大村、西流庄村、晓翁村、营子村、板桥坊村、东小庄村、文昌阁村）的村长在西大村卡子门开会，青保队员的枪声突起。外号叫“小硬棍”的青保队员卢全发小腿被击中。“小硬棍”慌乱中不知疼痛，发力一跃竟越过5米宽的壕沟,钻到沟东藏了起来。只听检查所、岗楼子里一阵枪响，然后是青保队员飞身而出，向“沟里”跑去。这时检查所里乱成一团,3个日伪军被打死，西流庄村的褚村长腿被打断。大家却怎么也找不到日本人的“巡官” 了——原来反应“敏捷”的日本人一听到枪响就窜进北边的麦子地里趴着，直到青保队员走了多时，惊魂未定的“巡官”才慢慢从麦地里走出来。可到了下午，回过神来的“巡官”求来了援兵，在东、西大村好一顿盘问、搜查、训话，在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面前耍尽了威风。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接管青岛，派了国民党军队驻守，东、西大村这一带属驻西流庄那个外号“杀人不眨眼”的连长谢玉章管辖，百姓们从虎口又跌入狼窝。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军队在东、西大村前前后后修了4个碉堡，西大村的岗楼子旁边也修了1个,谢玉章带着兵过来防守。最让人恐惧的是谢玉章不断出来抓壮丁,1949年5月30日，东大村的王明清等十几个青年一起被抓。那天解放军在丹山村和楼山后村打得正激烈，当天晚上谢玉章就带兵去丹山增援,又从丹山狼狈逃回。6月1日深夜，西大村碉堡里的国民党军队丢盔弃甲仓皇逃走，东、西大村前街上全是败兵丢弃的背包、毛毯,成袋的鞋子、军装，子弹、炮弹满地皆是。当时20岁的王明清和被抓的青年们一起被迫上船去了广州。在解放广州的战役中，他亲眼看到杀人不眨眼的谢玉章被早就对他恨之入骨的士兵击毙，为饱受其害的乡亲们雪了恨。王明清和同乡小伙子都被解放出来，他加入了解放军,在解放军15军44师师部任电话员，成了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
  西大村水源丰富,种菜条件优越，所以很早就被划为向市内供应蔬菜的定点生产村，常年种有40亩菜地。过去农家施肥全靠粪肥，今年78岁的于林江老人回忆说，西大村北面到文昌阁村一带常有大雁栖息，他从六七岁就到村北拾大雁粪。过去青岛市郊的农民都到市区包厕所收购粪肥用，叫做“推浑水”。“推浑水”的人每隔儿天到居民院清理厕所,每月还要交给管理部门钱。20世纪50年代，普通工人每月工资不过三四十元，到市区包一个大院的厕所就得交6至9元，为的就是买肥料用。西大村离市区近，以很低的价钱包着沧口的大厂的“浑水”，地里的水肥充足，菜、粮收成都好，是周边各村中较富裕的村子。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市郊附近各村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宝贵，而西大村的地更成了各单位扩建征地的首选,像崂山印染厂、青岛轴承厂、崂山运输公司、青岛地毯厂等单位，都是征用西大村的土地建成的。早在1979年村里的土地就所剩无几，村民们吃上国家供应粮,粮油的供应标准和市民相同，那时候的西大村更是附近村子乡亲们羡慕的对象。
  拆迁后的新建小区改革开放以来，西大村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旧村改造已于2001年基本结束，村里450余户近1000口人都搬离了低矮潮湿的中式农舍，住进现代化新楼房;村里的土街陋巷不见了，占地200余亩的社区里有着统一的规划，正在逐步实现居住环境的美化、绿化、文明化。年轻人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在努力奋斗，老年人领着高于今天市区工人退休工资的养老金，幸福地颐养天年。最让人高兴的是，在西大村的西边,一座青岛市最先进的小学校——虎山路小学于2007年秋季建成使用。这座小学配备了最现代化的教学设施，每个教室都安装了46时的彩色电视，微机网络班班通；无论照明、取暖还是食堂做饭,全部利用太阳能,仅仅太阳能设备投资就达几百万元。学校还建了一个“风雨操场”，可容纳全校30个班的1600名学生同时在操场上做操、活动。虎山路小学于2007年9月10日正式开课，西大村和周边村的孩子们有这么好的学校读书，让无数家长感动得兴奋不已：我们的孩子有了希望，也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事业有了希望，我们的明天将会更美好。
  （根据于林江、魏云邦、毕元海、王奎令等口述整理）下王埠村傅春霞下王埠村位于李村北2.5公里,308国道东侧，隶属于李沧区虎山路街道。村中有1600户、3400余人。据本村《方氏族谱》记载：明初，始祖方顺由云南大槐树迁居于崂山夏庄西小水村。清初，八世祖方一殿由西小水迁至此处居住，至今已22世。后又有王氏从崂山登瀛村迁来，杨氏从杨家上流村迁来,鄢、刘、赵、夏、姜、纪、朱等姓氏先后迁入，共同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形成了多姓村。据老人讲，下王埠村姓氏复杂，共有50多个,而王姓又有不同宗的5个家族。
  之所以将村子定名为“下王埠”，据说是因为村南有 —高坡,名叫烟台顶。古时，称咼地为"埠"或"高埠岗"，村民俗称其为“埠盖子”。这个埠盖子是过去的军事联络点，类似烽火台性质，遇有紧急军情，就在烟台顶上点燃狼粪。狼粪是种特殊的燃料，冒出的烟不易流散，直上云霄，极远之处亦可见到，故作信号之用。因在村中向南远眺,能望见村南的埠盖子烟台顶，故作“望埠庄”，后演村中的老杨树化为王埠庄。下王埠位于3个王埠庄的最低处,故名下王埠。
  清朝同治年间出版的《即墨县志》“七乡村庄图”里面，标注为“王埠庄”，看来，那时东王埠、上王埠和下王埠还是一个大村。1928年出版的《胶澳志》，就将其称为“下王埠”了。很久以前，下王埠村不叫王埠庄，而是有个颇富诗意的名字，叫“杏花村”。但是为什么叫“杏花村”，就不得而知了。
  下王埠村地势较低，过去是个坐落在洼地里的村子。关于下王埠村的地理位置，村里流传着“七沟五河，虎狼两山”的说法。下王埠村东靠卧狼齿山，西靠老虎山，北面则是丹山岭的余脉，其间，大沟小壑遍布，经河水长年累月的侵蚀，千年的沟壑流成了河，形成了西北沟河、东北沟河、沟下河、南干河、麦坡河等5条河流，随山势滔滔而下，皆汇入王埠河中。王埠河发源于卧狼齿山西侧的桃园北山，流经上王埠、下王埠、东大村、西大村、西流庄和晓翁村至胜利桥汇入李村河，全长8.5公里，宽
  30米，流域面积17.6平方公里，属于季节性河流。水流从山涧携带河沙而下，所以河沙资源十分丰富，深处达几米之深。王埠河经过村中，河岸杨柳绕河，河沙细密干净，孩子们常常到河里挖沙，将自己埋于沙子中自得其乐，或者在河里摸鱼捉虾，到树上捉捕吱吱叫的“知了” 玩。改革开放后,这些绵绵细沙成了建筑材料，村民们纷纷到此采沙，后来渐渐挖掘枯竭。
  古时候，在村东北通往卧狼齿山的路上有许多山沟，村民到地里种田，上山砍柴，通行极为不便。那时，村中有个大力士，名叫刘德力，力大无比。为了解决村民出行问题，他将山中的石头凿成石条，石条重400余斤，自己肩扛筑桥。他在后山沟上修筑了4座桥，最大的桥有6米长，桥分两段，中有石礅，村中人俗称为大桥。相隔9步，又有两封小桥。相隔108步，又用半个碾盘状的石头架在沟上,如同月牙儿。为了纪念他为民造福的义举，人们编了句顺口溜：“九步三封桥，一百单八步，一封月牙桥。”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村庄发展和建设，村民盖房河沙需求量大，因过度采掘，这些桥塌陷了，这风景从此也就灰飞烟灭了，但故事却流传了下来。
  据村中老人介绍，原先村子很小，村中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南北路，另一条是东西路，两条路皆是沈鸿烈主政青岛时所修筑。下王埠村的东西路，向东一直通往麦坡村、佛耳崖村、上臧村、南王家上流村、北王家上流村、毕家上流村，后又向北宅蜿蜒而去，是过去崂山村庄之间彼此相通的一条村路。下王埠村头上的那座桥，也是沈鸿烈任青岛市长时修筑的，1975年河里发大水时被冲毁。南北路从李村夏庄路开始，经过下王埠村中央，一直往北，穿过上王埠村、桃园村，直往流亭的狗塔埠村而去，叫做李塔路。原先在李村公园①路头上立有石碑，上书“李塔路”，后来石碑不知哪年哪月消失了。现在的下王埠村，交通四通八达，西有308国道，东有青银高速公路，中有金水路穿村而过，9路、130路、363路等公交车从村中经过，交通极为便利。
  过去，村中住宅皆沿河而建，村民居住在大村河和李塔路的中间，从南向北依次有方家街、中小街、后大街、后小街等几条街巷，皆与李塔路相通。新中国成立后，又陆续在河东崖、河西崖建起了房屋。村中房舍俨然，树木掩映，梧桐树和楸树是下壬埠村家庭院落植树的首选。梧桐树也叫凤凰树,“家有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愿望。梧桐树生长期短，成材快,老人去世后可用来做棺木。楸树的木质很细腻,花纹美丽,结实耐用，不易腐烂，可做考究的家具。
  下王埠村历来以农耕经济为主,新中国成立前，主要种植地瓜、小麦，也种植玉米、高粱、谷子、大豆、花生等五谷杂粮。由于农业生产力落后，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平均亩产粮食160斤左右。大多数村民过着缺衣少食的日子,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到沧口一带去打“卯子工”。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业合作化后,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在后山修了两座水库，沿河打了8口井,并修建了一处扬水站。由于大力推广科学种田，粮食种植由一年一季改为一年两季，粮食产量逐年增高，达到亩产600斤，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
  当时，下王埠村的韭菜可是家喻户晓。在当地曾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王埠庄的韭菜，王家下河的葱。”其中的王埠庄，就是指下王埠村。村民王和永从集上买到一包“大金钩”韭菜种子，后来经过多年培育，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由于种韭菜收益高，街坊们纷纷学种，生产队里也开辟了韭菜种植园。下王埠村的韭菜叶肥、鲜嫩、味道浓而不辣,很受市民欢迎，形成一时的韭菜经济。20世纪70年代，韭菜亩产量超过1200斤，成为村民主要的经济来源。直到改革开放后，开始种植果树时，韭菜种植才日渐减少；下王埠村的韭菜名扬岛城，不是无原因的。据介绍，种植韭菜关键是水、肥、管理三者到位。韭菜对土质要求不是很高，但下王埠村的沙质土却是最适宜韭菜生长的土质，而且村中地下水极为丰富，水源充足。那时，青岛市畜牧公司（以下简称畜牧公司）在村中建有乳牛厂，肥料也充足，所以韭菜长得特别好。
  新中国成立后，下王埠村凭借村庄处于李村近郊的优势,迅速发展起来。1958年前后，多家国营单位在下王埠村征用土地，崂山搪瓷厂、崂山食品厂、崂山供销总公司、山东外贸抽纱厂等企业先后落户下王埠村。当然，与村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还是畜牧公司的乳牛厂了。乳牛厂坐落在现在百通馨苑的位置上，当初先是省监狱将这片土地买去，在那建起了生产砖瓦的窑厂。1958年，省监狱迁至小村庄，畜牧公司在这里建起了乳牛厂。乳牛厂养牛需要青草当饲料，就向村里收购，按斤两付费。当年村民们纷纷到村子周边和流亭、仙家寨一带割草卖给畜牧公司，孩子放暑假也三五成群去割草。这是村民们很重要的经济来源。为了安排剩余劳动力，壮大集体经济，下王埠村成立了副业队。1976年建成了下王埠村第一个集体企业——下王埠橡胶厂，后又建立了下王埠压铸厂，拥有当时山东地区最大的压铸机。1978年，组建了下王埠村建筑队，后改为下王埠建筑公司，是当年下王埠村经济的支柱产业。1982年以后，又陆续建立了下王埠弧焊机厂、毛纺织厂、木器厂、预制构件厂、塑钢门窗厂。1993年,在这些企业的基础上，成立了青岛崂山汇源实业公司，1999年变更为颐鸿鑫实业总公司。2000年，村两委规划建设了颐鸿鑫民营工业园，占地200余亩，园内建厂房8万平方米，一期引进26家企业，投资4000万元。1999年，被评为青岛市乡镇企业“五十强” 之一;2003—2004年度被评为青岛市文明单位,2005-2008年度被评为青岛市文明社区;2006年10月被授予“全国敬老模范先进社区”。
  下王埠村自建村至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了。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也流传下来许多有趣的民间传说。当年有出戏叫《恶狼山》，曾唱遍江南，风靡一时。据说，是根据下王埠村真实的故事编写而成的。说的是很久以前，下王埠村的村民到村后的卧狼齿山上砍柴烧，因为割过了山界,侵犯了长涧村的利益，遭到长涧村人的毒打，从此两村之间就结下怨仇。后来，下王埠村的某王姓女子遇见了长涧村的男子，两人情投意合，于是约定婚期，男方前来迎娶。迎娶之日，下王埠村的几个村民为解割草遭打的心头之恨，就在村子“九步三封桥”的大石桥边设下埋伏，等到新郎官的轿子一到，就一拥而上，拳脚相加,将轿子打烂,新郎官落荒而逃。待嫁闺中的女子左等右等不见人来，自己带着嫁妆，乘着小毛驴投奔郎君而去。事后，长涧村到即墨县衙状告下王埠村，即墨县官派县吏前来调查，来到下王埠村的私塾学校，私塾先生姓袁，不但拒绝配合调查，还毫不客气地将县吏打跑。不过，袁先生很快就知道自己闯祸了，便逃到南方教学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用花轿娶亲的场景此事不了了之。后来有好事者将这个故事编成戏剧，取名就叫《恶狼山》，用的是当地背景，但故事内容却已大相径庭，说是长涧人到下王埠村抢亲而遭到下王埠村的奋勇反抗。戏剧还对袁姓先生进行了容貌上的诋毁。戏台上的袁先生戴着夹篓子帽，扮相猥琐，时不时拿出扇子一挡，向观众说几句掏心掏肺的话，然后扇子一收，又跟着恶公子抢人家闺女去了。戏剧在南方上演时，正好被袁先生见到，了解事情真相的他找到戏班领班人，讲明故事的真实内容。从此，戏剧《恶狼山》渐渐不演了。
  下王埠村在过去的岁月中，还流传过许多有趣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经过口头提炼和加工,在周边村庄广泛流传，渐渐变成家喻户晓的歇后语。随着时代发展，这些歇后语几乎成了村庄的代名词,一提起某个村庄,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那些诙谐俏皮的词儿。比如，一说起下王埠，就会想起“王埠庄过年，撸了箍儿”这样的民谚, 这句民谚说的是个童言无忌的故事。过去冬天没有炉子,就用泥土烧制成一个火盆,放入木炭,烧得热烘烘的，用来取暖。到了过年这天晚上，火盆还兼有烧纸祭祖的功能。按照习俗，下饺子之前，要将泥盆端出去,烧上纸钱，祭祖祭天。村中有户姓朱的人家，下好饺子烧完纸后，让孩子到院里去端火盆。火盆用的时间太久,烧得有些酥松，孩子一端,盆边竟然掉下来了。于是孩子毫无顾忌地叫起来：“爸爸，撸了箍了！ ”那个爸爸闻之色变，大年夜说这样的话是不吉利的，但又不能多说什么。爸爸不动声色地说:“不用管它了，快进来吃饺子吧！ ”尽管那个爸爸的态度轻描淡写的，可这句话还是长了腿一样传出去了。不过，现在这话已没有任何贬义，它早已成了一种村落文化，被四邻八疃的人们所津津乐道。
  另一句歇后语叫做“侯中德看碑文，这就是了”。贞节牌坊或贞节碑，是封建礼教的产物，是封建时代朝廷或家族为了表彰妇女在丈夫死后，对丈夫忠贞不贰、恪守贞节、守寡至死不再改嫁而立。家族中有妇女得到贞节旌表,是整个家族的荣耀。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已非常少见。下王埠村西南立有7座贞节碑。有一次，立碑时大家纷纷跑去看热闹。村中有个叫侯中德的村民，大家都知道他目不识丁，而他却站在碑前装模作样地看了老半天,大家皆取笑他，问道：“老侯呵，你都看见上面写了些什么?”他知道别人打趣他，自然很生气，没好气地答道：“这就是了！”于是大家哄堂大笑。从此，侯中德看碑文的故事就流传下来。
  2008年8月21日，区文物管理所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在下王埠村一建筑工地发现一残断石碑。此碑碑首碑身断为两截，碑座已不知去向。残碑通高199厘米,碑身宽68厘米，厚15厘米，碑面书“金石铭贞”四个大字，右侧为立碑纪年“中华民国十八年十二月穀旦”（穀旦：意为晴朗美好的日子，旧时常用为吉日的代称），左侧文字大部分已风化，只见到有“族”、“仝立”等字样。碑首雕有双龙图案，两龙首之间为一神龛浮雕，镌有“旌表”两字。石碑背面刻有铭文，上有“贞节纪孺人刘氏碑记”（孺人是封建时代对七品官员的夫人或母亲的封号）、“纪公”、“义不容殉”、“弱侄幼子”、“劳致疾弥”等字样,大部分文字已经风化，难以辨识，应该记述的是刘氏的生平事迹及立碑缘起。目前此碑已被李沧区文物管理所收藏。
  下王埠村历来重视教育，据记载，清朝末年，下王埠村的杨氏、王氏、方氏等姓氏就在家中分别设立了私塾,对本族子女进行启蒙教育，由本族中有学问的长者任教。1932年，下王埠村建起了王埠庄小学；抗日战争时期小学被日军占领，被迫停办。1951年，为了村民学知识学文化，成立了夜校扫盲班。1989年，在村西建起了王埠中学，后改为青岛第六十三中学。1992年，下王埠、上王埠、东王埠、桃园、李家庵等5个村投资400余万元，建成了达到国家级规范标准的王埠小学，以上5个村庄的儿童入学率达到100%。1994年,又投资60万元建起了下王埠幼儿园,该村学龄前儿童全部入托。村里还采取了一系列教育优惠政策，每年给在校的中学生、小学生缴纳学杂费，设立了大、中专学生升学奖学金。由于重视教育，下王埠村连续五年被评为“尊师重教先进单位”。近年来，下王埠村先后有3人当教授,5人考上研究生,45人考入大学本科，曾出过教师、医生等百余人，还有许多对社会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王德山，曾经参加抗美援朝，转业后在武汉钢铁公司任党委书记。杨先金,2003年被评为青岛市劳动模范。
  进入21世纪后，根据政府统一规划，进行了旧村改造，先后建起了百通馨苑小区和金秋小区,房地产的开发带动了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2007年，下王埠村整体拆迁开始了。，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一个拥有1600户居民、3200余口人的大村就拆迁完毕，这样的效率,在山东省也是名列前茅的。
  城中村改造项目效果图旧时，有来自外乡的手艺人到此村卖艺,放下担子总要慨叹一番,下王埠村可是个元宝地啊！因为村庄三面环山，形状如元宝弯弯，村民称之为元宝村。现在，下王埠村居住生活范围向村子四面扩张，面积等于原先的5倍了，由原来的元宝状彻底地变成了凤凰状，下王埠村真的腾飞了。
  （根据方和平、王江同、鄢妮、杨世友等口述整理）上王埠村曲富贵上王埠村位于李村以北3.5公里，属李沧区的中北部。最初的村名与下王埠、东王埠同称为“望埠庄”，是因村前不远有一明显的小土埠，出门可见，故而得此村名；又因较前村居北且高，所以村名之前加一“上”字做区分，习称“上望埠”，前村则习称为“下望埠”；后经“望”字的谐音演化为“王”字，村名就成了沿用至今的上王埠村。上王埠村南与下王埠村接壤，西和李家庵村相望，北同桃园村毗邻，东连东王埠村，上王埠村恰处四邻村庄的中心点。
  上王埠村的东边有崂山西麓的余脉卧狼齿山巍然屹立,现代化的青银高速公路依山下展延北去,老虎山的群岭呈南北走向绵延于村西，宽阔平坦的308国道与之平行，由南往北通达四面八方。举目北望，距城阳区地界相隔咫尺，闻名的丹山岭清晰可见。村后的大水库碧波荡漾，是由东西两山相向而来的两股山涧溪流所汇聚而成，出库的溢洪呈圆弧形绕村西向南又偏东缓缓流去，流经下王埠、东西大村、西流庄后入海,也是李沧区的重要河道大村河的上游和主要发源地。村前南眺视野辽阔，高耸的南浮山清晰可见，那是上王埠村的重要地理标志和天然的气象台，历来有“南浮山戴帽,下雨下一瓢”之说。上王埠村是两面山抱，三面水环,邻村四周护围，可谓山清水秀，实乃风水宝地。上王埠村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山水地形，造就了得天独厚的小气候。严冬的寒气有两侧山岭阻挡,盛夏的凉风从南海徐徐吹来，好似一台无形的大空调在不停地调整着宜人的温度和湿度，使这里一年四季节气分明、空气清新，让上王埠人世代享受着这一大自然的恩赐。
  明朝时期，上王埠村这个地方还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荒山野岭。清朝顺治年间，定居城阳大北曲村的纪姓人，视此地风水上佳,踩点一处定为祖茔,族人委托本家的一户人家前来住宿护坟，后转为定居，定村名纪家疃。不久,有尹氏祖尹茂成从原沧口区的板桥坊村迁来入住,还有即墨移居崂山东姜哥庄村的曲姓第七世传人曲五音的第三子曲丕成全家来此定居。打开上王埠村的历史，还有一段与人口迁徙有关的趣闻传说。据传，携妻挈子的曲丕成在迁徙的途中，正当肚饥口渴不知投奔何处之时，已经来到农历逢二排七开市的李村大集，欲歇脚间，迎面走来一似仙人的老者,告其北行七里的平坦之处,便是最佳的留居之地。曲丕成听罢叩拜道谢，加急前往，正值七.里之遥，惊闻一声响亮的驴嘶，转头便见路旁一头通身全黑的毛驴，后腿直立前蹄双举，昂首开口扯下屋上一把茅草含在嘴里,好似点头在向曲丕成示意。曲丕成心中有数，向东寻找，果有平坦地方一处，就在此造房定居。当代历尽艰辛,创下基业，直到后世人财兴盛，成为村中大户。在大户曲氏之后,还有纪、尹两大姓，并渐渐形成曲、纪、尹三姓鼎立、和睦相处的局面。各自开拓发展基业，几代后户数渐多之时,经三姓商议将村名纪家疃改为上王埠村。景况兴盛的小村，吸引了城阳夏庄村栾姓13世传人栾方智，经三姓族人同意收留其长子栾作连入村定居。后又有四方盐滩村的张姓兄弟两人前来投奔。直到1954年，因青岛市物资局建仓库用地，将暂居卧狼齿山下的城阳西小水村的7户于姓和两户王姓人家,迁到村前新建的一条东西街集中居住，习惯上被称作“于家台”。至此，上王埠村共有纪、尹、曲、栾、张、于、王、姜8个姓氏,265户，830人，耕地1800亩。
  说到上王埠村的风土人情,更是令人回味无穷。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上王埠村的街道房子所占的地面还很小，现在的南北大路（以前的交通要道李福路）以东，只有五六家住户，全部人家都集中在路西边，北到村后水库，西到河沿,原来的村前地界只到预制厂西门外往西顶着的那一条街，村人习惯叫它南堰。这条街的东头就是由南进村的第一条入村要道。在这条要道口的东侧，当年立着一块两米多高的汉白玉龙头石碑，上书“忠烈千秋”4个雄劲的大字，不知是表彰村里三姓中什么人的业绩或功德。此碑毁于村民建房的过程中。沿这个路口往北,方向大体与现在的南北大路李福路平行。到北头与一条东西大街呈“丁”字形相交，在最开阔的地方，有3棵大槐树分别矗立在北、东、西成正三角形的3个顶点上。粗大的树干：足有十几米高，树围需三个人合抱，上面的树枝相互搭接交错，遮盖的面积足有五六百平方米，以至成为村民扎堆聚伙、谈天说地的好去处。每当炎热的夏季,老人和妇孺们都爱在树下啦呱、玩耍和嬉戏。盲人说书，艺人杂耍等也都选择这里,甚至一些红白大事也都来树前图个人气。
  这3棵远近罕见的古槐,据传是建村初期由纪、尹、曲三姓入村的始祖各植一株，作为立村纪念物，久后三树根系缠绕、枝节攀缘，上下互不分离，它象征着三大姓的后人同气连枝、和睦相处，协同全村的他姓人家情同手足。这3棵大树自幼年开始,伴随上王埠村的十几代人，历经300多年日月轮回，使自己也滑入生命的暮年，是上王埠村自建村初始到发展壮大及人文轶事沿革变化的唯一全程见证者，已成为村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理应得到人类的抚慰。可叹大炼钢铁时，当年的一代人组织起一帮斧锯手，于1958年的农历九月十二日将其中的两棵杀倒，锯干截枝，动用一个浩浩荡荡的马车队伍，送到钢铁厂,填入炼钢炉。剩下的一棵，也许是不堪孤独和寂寞，在第二年前两棵树遭杀的忌日，借年久树心腐朽的孔洞，自燃而毁。大槐树下也是村人三大姓居住地的大体分界点,村东北角是纪姓的居住地,在那个地方绝无别姓,所以叫做“东头纪家”。纪家祠堂紧靠他们聚居地的西南角，也就是偏东这棵槐树下,那里有一处朝南门的独院,里面坐落着三间青瓦房。平时大门紧闭，基本闲置，唯有在过年除夕那天，一直到送年之前,有族中德高望重的老人，非常郑重地将全族的宗谱（也叫轴子）悬挂于中堂的正北方，供桌上摆满三牲、点心、水果、面食等祭品，再摆好香案，然后将当年逝去的族中成年人的名字按辈分的高低,用毛笔登录在宗谱的适当位置上。至夜，燃香点烛烧纸钱，通宵陪伴着已逝先人的灵魂共同过年。同时在这段节日的时间里，各户纷纷派出代表一人或多人，携带香纸和供品络绎不绝地前来祠堂，以虔诚的心态,在肃穆的气氛中叩头行礼，祭奠已故的祖先。人民公社之后，生产队利用这个祠堂闲置的空房，安上机磨,在里面为社员加工粮食，祠堂的功能随之终止。
  沿着祠堂的大门口东去，在村中去往东王埠的小路与李福路交点的东北侧，就是村土地庙的所在地。这座土地庙虽然规模不大，却玲珑典雅。土地庙占地50多平方米，四周由三层规则的花岗岩条石,砌筑成高于地面1米左右的长方形平台，上面用平整的石块铺成平面。在平台的北部,有坐北面南的大殿一座，东西两侧各有偏殿一座,这一排3座小建筑的墙壁和屋顶，全部采用雕刻加工成形的整体石材。土地爷爷的石像占据着中间的大殿，左右的两座偏殿专门为村里的亡者在出殡之前存放牌位之用。三殿之前各置石香炉一尊，一个石砌的影壁在南半部的正中，前方有五步台阶连接上下,有几棵年龄不小的垂杨柳分列在平台的两边。土地爷爷是名义上的一村之主,表面看来工作很闲散，一年中也就是接待几个亡者的亲属前去报庙，为故去的人挂号登记,处理去往西天的事宜，见证一下亲属为亡者送盘缠烧纸、烧香的场面。每到过年那天，便有人送去一副春联贴在大殿两旁，盖住平常那副“风扫地，月当灯”一类的词语。上联是：“咦，哪里放炮？”下联是：“噢，他们过年！”就在这个当口，是土地爷爷坐收其财的好时光,全村人从年除夕开始到正月十五，一天三时往土地庙那里送香烧纸，使庙前的香炉里整天烟雾缭绕、纸灰飞扬，前来供奉的人们互道着吉祥的祝福，洋溢着节日和谐的气氛。这座土地庙原来是村中个乐善好施的曲姓富户、外号叫做“烟八袋”的人出资建成的。在“破四旧”、“立四新”时，土地庙被拆除。
  沿大街西去，两侧基本上都是曲姓人的住地。大街的北侧，间距适度地并列着三座砖木结构、颇有考究的仿古大门楼，在四周矮小住户的映衬下，俨然一副鹤立鸡群的气派。据载，曲家始祖曲丕成的故居，就在中间那座大门楼的里面，他的后代曾把家业发展到1200中亩地。这三座大门楼的主人,就是把曲氏家业发展到辉煌时代的人物。在大街西半截的南侧，有邻街的坐北朝南的大瓦房5间，因地脚和位置所限，故而院门朝西，这是曲氏大家族的祠堂。它的功能与纪家祠堂一样，每逢过年的时候，将曲家全族的宗谱悬挂于东三间的正中，在丰盛祭品的供奉中，由各家各户前来祭拜已故的祖先。这座祠堂是由热心于公益事业的曲凤珍（笔者的祖父）伙同族内几个德高望重的人，于清末光绪三十年（1904年）筹建而成，它的所有费用全部由曲姓公产的收入中列支。当时祠堂房产的业主亦由曲凤珍顶名。新中国成立后，曲家祠堂由王埠乡借用，当作政府办公地。公社化当中，由上王埠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借用办公。20世纪60年代后期，将上王埠生产大队革命委员会设在这里，后由当时的革命委员会，在原来上王埠小学的对面,建成大门朝东的办公大院，随之将办公机构迁入，腾出曲家祠堂,结束了集体组织办公场所借用民房的历史。再后来，这处几经周折的曲家祠堂，被翻建成村民的住宅。
  在大街的西头，距离三棵大槐树大约100多米的地方，与一条弯曲的南北向的街道相遇，形成“丁”字形的交点，沿着这个交点往北去20米的左侧，有一条东高西低长度近百米的小街，这就是全村有名的“后小街”。据姓尹的老年人讲，他们的祖先尹茂成乍来上王埠村的当年，就是在这里建房定居的，所以这条街的住户大都姓尹。在这条街道前面有一条顺街而行的大沟，那是因为两边建房护坡形成的沟壑，这条大沟村人习惯称它作“后河路”，它的宽窄约三四米，深浅能有两米多。每逢农忙,人们往西坡送粪或者往家收庄稼，推着独轮小车都走这里,夏季承担着大半个村的雨季排水,冬天积雪长期不化。这条小街的东西落差少说也有七八米，自东向西光是超过一米半的陡坡就有三四个，这条街上的房屋只能依地势而建。当年的后小街人烟特别兴旺，人口居住的密集度堪称全村第一。在一个门里的四合院中，独居一户人家的只有两处，其他的都是两三户，甚至还有四户聚居在一个院里的。其用材之低劣、建筑之简陋，已达住房中不能再低的水平。虽说后小街当年的情况不能代表全村的面貌，但是其中几个真实的侧面，确是村中大部分住房的写照。从后小街东端北去的西侧，有一盘石碾摆放在街后空旷的场地上，那是供给半个村加工粮食和其他食物的原始工具，临近过年的时日，人们半夜即起身，来到石碾前挨号，开始加工过年用的食品。同样,坐落在村中东半截的那盘石碾，在这段时间里也不得空闲。从石碾东侧北去，经过路东的两三排民房往东拐，越过曲家住地的屋后，再往东就到了纪家屋后的“东北翅膀”，在那里两条进入村中的街道，均与经过的李福路相交，成为北来入村的主要道路。从大街西头往南的右侧，有形似“后小街”式的4条东西胡同，里面有混居着的曲、尹、栾、张、姜等几姓人家，但多数还是曲姓人家。再往南即到了西南街的区域，包括村前头那条叫做“南堰”的东西街，大部分住户是尹姓，只有少数的几户张姓和曲姓人家分布在其中。大街西头南去的左侧，这块地盘几乎是上王埠全村的中心,它的南北两端各有东西方向的街道一条，其间有三条南北胡同与之相连。从俯视的角度观看，恰似一个罗马数字“Ⅲ”字摆放在那里。分布在这个地形里的居民，除了几家尹、栾、张姓的住户，其余都是曲氏的后人。
  上王埠村自古视教育办学为大事,20世纪二二三十年代受条件所限，没有正规的校舍和教师，只能把十户二十户的孩子组织起来，请上一两个先生借一处闲屋或祠堂做教室，由先生自定教课内容和进度。先生的薪酬由学生的家长凑集，当年村里共有三四处这样的课堂。听老人讲，当时较有名的先生有本村的曲训和、张义清，还有从姜哥庄请来的曲绍义,还有一些忘记名字的李老师、于老师等都在村里教过学生。进过这种学屋门的人，最起码能够书写一般姓氏的人名和数字，对生活中的写算起着大作用，否则那些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的人，遇到写算的事不但自己犯难，还可能闹出大笑话。本村已故村民曲本贵，心灵手巧，平时爱用树枝石块在地上墙上到处画画，其硬笔画能把家畜、野兽等动物描画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他这一无师自通的技艺，待他开起小吃店在记账犯难的当口，可派上了大用场。有一天，村人某甲来还赊欠的火烧账，曲本贵老板将账本取出，置于柜台之上，将老花镜戴正，把账本打开，慢条斯理地翻过几页，然后静观片刻，用眼睛从老花镜上方看着某甲说道：“你赊火烧二十四个，五分钱一个，共计一块两毛钱。”某甲一听，账目很正确，可纳闷的是，曲老板本是一字不识的文盲，他什么时候学会记账了。好奇心使他上前去看账本，不看则已，一看使他更糊涂，这账本是一张画满圈圈点点、还有各种符号的百兽图，其中两条活灵活现的看家狗最清晰，一条小狗蹲坐在一条俯卧着的老狗身前面,前爪捧着一个圆圈往嘴里面填，还有一摞圆圈摆在它身子旁边。某甲疑惑地问曲老板，他的账目在哪里。曲老板拿笔指着那条老狗说：“这就是你爹。”又指着小狗说：“这就是你。”指着那一摞圆圈说：“你点一下这些火烧是不是24个。”某甲听后无言以对，脸上露出无奈的尴尬，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村人给他父亲起了一个外号叫做“老狗肉”。
  1928年，由村里出地、青岛市政府拨款，在村东的马路东边建起了一座公办完全小学，名叫青岛市王埠庄小学，其校门朝西，面向操场。在大门口三步台阶的平台上，左右各砌一方形石垛，上起圆形立柱，两柱顶托一横梁，上建左右呈台阶式收缩成凸字形的造顶，煞是壮观别致，直到如今看起来,这样的大门口造型也是独具风格。校内左面是卫生室，右边是图书馆，进到校园，门过道的南北各有宽敞明亮的教室一个，均能容学生四五十人，正房8间做教室两个，不但本村的学生可以全部集中进来学习，连桃园、李家庵、东王埠等周边村庄的孩子一样可以来入学。那时候，下王埠村只有一至四年级的初小班,五至六年级的高小生还需要到这个学校来上学。上王埠村能拥有如此高级的学校，应感谢上王埠村的开明人士：、曲姓的十四世传人曲训珉,是他无偿捐献了建校用地8.5亩。特别是他又把自己独院的5间大瓦房献出来作为现成的教室，扩大了学校的规模。这件事情的轰动和影响，竟然惊动了当时的市长沈鸿烈。'当年秋天在学校落成典礼上，沈鸿烈市长亲自把上书“抚教积善”四个大字的牌匾送到曲训珉家，又亲自把一枚闪闪发光的金质纪念章挂在曲训珉的胸前。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上王埠村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李半仙”，“李半仙”的真名叫李延恩，他原是东王埠村人，于20世纪30年代来村租房客居，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土改运动中分到了上王埠村草房3间及部分土地时，才成为上王埠村的村民。此人进过旧时私塾，念过《大学》、《中庸》、四书五经之类的书籍。后来他对阴阳风水、八卦五行一类的东西产生了兴趣，竟然对这一行达到无师自通的程度。到30来岁壮年时期，他开始在邻里和社会上实践他所掌握的东西。据传，按照他的指点把门口一改即可除病消灾，把祖坟一修即可家业兴旺。久而久之，这一行竟成了他的一项职业。不仅如此，“李半仙”还有一拿手的绝技,那就是看水脉打水井，事实上这事还真是有据可查。上王埠村西河里，南北各有一口用于村办自来水的大水井，就是20世纪70年代因为抗旱所需、村里找“李半仙”指点的地方修成的。这些水井水源充足，在当时确实对抗旱起了很大作用。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村里要办自来水的时候，为找到水源旺、水质优的地点建水井，曾分别请来镇水利队和区水利局的专业人员，动用现代化的仪器进行探测，他们最后的结论是:最佳的地点莫过于南北这两口原来用于抗旱的大水井。由于“李半仙”看井有方，就连海军部队的人都曾前来邀请他解决打水井的难题。成年以后的“李半仙”三字，已经替代了他的原名李延恩，并且名扬远近，传遍山东省。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中，上王埠村还留下了许多与战争有关的历史印记。其中抗日战争时期留下的一眼水井，就曾引起过市档案部门的重视。2006年春天，青岛市档案馆一行人员，专程来村对这眼水井的有关事宜进行了解。这眼留下战争痕迹的水井，就在现在村办公大院的门前（以前的上王埠小学）的西南角，是侵华日军在上王埠村驻兵时建成的。改革开放后，不少日本商人来青岛投资开发项目，其中一投资商在同政府谈判项目之余，把他外公给他的一个使命拜托给市政府。当年他外公在日军服役时，曾随军在这个村里住过，也经历了打造这眼水井的事情。如今沧桑的岁月已经把他外公从年轻的小兵带进了暮年，但他依然难忘那些过去的时光,于是委托自己的外孙把与这眼水井有关的历史遗迹，拍成照片带回到日本。据当年参与打造这眼水井的健在者提供的情况是：1944年的春天，村里来了一些日本兵，大约有三四十个人，队伍番号叫“卧狼齿分遣队”。当时的学校已停课，他们就住在学校的教室里，开始的队长名叫野村，后来又换了一个队长叫徐方,他们的任务是强迫村里的老百姓在东西两山给他们挖工事（军事掩体）。由于他们的生活用水和洗澡水都要到西河去打回来，路远量大，非常麻烦。为方便用水，决定在近处打一眼水井，地点定好之后，便从挖工事的人里边挑选了一些强壮的青壮年来挖井,待挖好砌成之后，在井口筑起了离地面半米高、四米见方的井台子，井口的南北各立一根方木柱，上面托着全部是木结构的“八”字形两面坡的挡雨棚,在两立柱间的横梁上，安装定滑轮一个,穿上一根两头带有水桶的绳子，一上一下地打水，井深14米。该井水源充足，水质很甜，打上来的水冬天温热，夏天冰凉。当年的日本兵们就在井边洗澡,第二年日军投降撤走，水井留在村里，老百姓使用至今。由此竟然演绎出一段“故事”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华访问期间，特向中国政府提出绕道来上王埠村一趟，因为在他年轻当兵时，曾随侵华部队来过中国，并在青岛的上王埠村驻扎生活过，他曾参与了建造这眼井的全过程,也目睹了他们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但是经过对史实的考察,此说只是人们口头上的传言，当年的田中角荣确实到过中国的东三省，但未曾到过青岛地区，更未在上王埠村居住。
  在解放青岛期间，这里也曾留下过被国民党军队践踏的痕迹。新中国成立前夕，盘踞在上王埠村附近的国民党部队溃不成军，横行霸道，草菅人命。1948年的深冬，在临近腊月门的一天晚上，日落而息的人们为躲避风雪带来的寒冷，都早早地关门熄灯，先后进入梦境。这时在一栋简陋的茅屋里，一对失去配偶的于姓亲兄弟蜷伏在只铺了一层麦草的土炕上。突然一阵低沉的门响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当二人慌忙披衣下炕时,两把明晃晃的刺刀正顶在了二人的咽喉，两个面目狰狞的国民党兵紧握大枪恶狠狠地站在屋门口。他们杀气腾腾的在屋里巡视一圈之后，竟把贪婪的目光停留在哥俩合伙御寒的棉被上。在弟兄俩与国民党兵抢夺棉被的过程中，其中一个国民党兵将闪亮的刺刀扎进一个兄弟瘦骨嶙峋的胸膛，胸口上的鲜血立时喷似泉涌。另一个弟兄见自己的手足命丧匪刀，便拼死扑向凶手。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响，另一匪兵将罪恶的子弹射穿他的前胸，兄弟二人先后倒在了血泊中。这桩惨无人道的命案，激怒了亲友、震惊了村民。
  1949年6月1日的入夜时分，离村不远、北边的丹山一线，响起了密集激烈的枪炮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强大部队，为解放青岛这座美丽的城市，向据守在青岛市外围最后一条防线的国民党部队发起了全线总攻击。村里的老百姓为防备炮火的来袭，纷纷将自己家里的地瓜窖子、萝卜窖子和提前挖好的地洞上面覆盖上木板和桌凳,充当简单的藏身之处，然后全家人钻进里面，忍受着像被囚禁一样憋闷难受的滋味，在恐慌和焦急的煎熬中等待着解放战斗的胜利。经历了整整大半夜惨烈的浴血奋战,原来驻守青岛的国民党部队，除了提前有一部分从海路开拔逃跑之外，其余全被解放军歼灭。6月2日的拂晓，告别了纷乱的战火，青岛解放了，上王埠村也解放了。在这举世庆贺的日子，上王埠村里有一些人家却难以高兴起来，因为他们家里突然遭遇了失去亲人的灾难，他们的亲人中或儿子，或丈夫,或兄弟，随着这场战斗的结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这次全村被抓走的青壮年足有120余人，一家同时失去两人的就有好几户人家。失去亲人的户数占全村总户数的二分之一。这是全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灾难，出走人员之多，占村户数比例之大，当属左右邻村之首位，第二年春开始，有人辗转回家,更有人来信告诉家里，他们已被人民的军队收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走的人员中，还有一部分人随国民党部队到了中国台湾，这一去便与家人分离将近40年，直到1987年的农历十月一日，忽有三人似天降一样从台湾回归村里寻亲探亲，他们受到党和政府的热情接待。寻亲者之一的曲字贵，于归家第三天，由当地政府及本村的领导作陪，同健在的九旬老母亲一起，度过了他67岁的、同时也是有生以来最有意义的一个生日，同时在场的《人民日报》特派记者将当时的感人情景撰文刊登于《人民日报》的重要版面，标题是“在娘身边过生日” 。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又有一些人从解放军战士的行列里，自愿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地奔赴朝鲜战场，担负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在那段日子里王埠村俨然就是一个抗美援朝的大后方。村里充满一股特别的生气与活力，战场上的战绩喜报不断传来，欢快的庆功锣鼓声时常响起。朝鲜战争结束后，一支抗美援朝的部队回国后将团部设在上王埠村，全体干部和战士住在老乡家里。在那些日子里，村中大街小巷的卫生清扫和老乡家中的生活用水取水，解放军官兵们争着干。某一天，一名连长为村民张立盼家挑水，突然见他把挑水担杖一放，面向张家墙上挂着的一张半身照片默立片刻，然后双脚立定昂首挺胸，向那张照片敬了个庄严的军礼。因为他见到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在朝鲜战场上的战友张义堂，他清楚地知道张义堂在战场上英勇善战，屡建战功。1952年7月，在朝鲜江原道平康郡的一场白刃肉搏战斗中，张义堂凭借在家练就的高超武术，杀入敌群，一个人用刺刀挑死八九个美国兵，最后壮烈牺牲。然而,张义堂牺牲的消息张家却一无所知，原因是由于地方政府没有及时将烈士证书送到家属手里。当这名连长得知张立盼就是英雄战友张义堂的父亲时,立即走上前脱帽向张立盼行了一个深深的鞠躬礼。后来，这名连长亲自到县政府为张义堂查到了烈士证书，县政府专门派人将烈士证书送到张立盼家里。在1952年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村前扎起了大戏台，隆重举行庆功文艺演出大会，在战场上立功战士的亲人，都受到了县政府的公开表彰。其中，张义堂被荣记大功一次。
  上王埠村的烈士除了张义堂之外，还有曲茂德之子曲俭贵、曲玉德之子曲平贵、曲福贵之子曲立华、曲和贵之子曲立玉、曲玉德之子曲胜贵、栾栓一之子栾心邦、尹生明之子尹昌进等，他们的英名将永垂青史。曾经在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中，从一名普通战士晋升为各级领导干部的，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在社会各级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也不乏其人,尹兆廷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上王埠村的历史记载中，还有两起与飞机失事有关的灾难。一次是1947年发生的客机坠落事件,一次是1968年发生的军用飞机失事的事件。其中的客机失事，引发了一场虚惊;军用飞机的失事,则演绎了人民战上为人民的赞歌。
  那是1947年农历腊月十四日的清晨，大雾弥漫，按照习俗，村里已有了浓浓的年节气氛。忽然，从上王埠村西南方的上空传来一阵阵“嗡嗡”的马达声，凭经验人们知道这是一架正在盘旋的飞机准备降落沧口飞机场，忽强忽弱的马达声持续了几分钟后，突然响声加重并且由远而近演变为巨大的轰鸣！这时人们感觉好像一个巨大的怪物随着这惊人的轰鸣声朝村庄凶猛地扑来，把窗户纸震得哗啦啦作响，房屋的墙壁也随着晃晃荡荡地抖动，最终随着一声尖锐刺耳的鸣响，只见一架飞机紧贴着村庄房屋的房顶呼啸而过，随后从村后的东北方向传来一声沉闷的爆炸声。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惊吓，尚在恐慌中还未清醒的村民们谁也想不到，在这架飞机爆炸的同时,竟然发生了一桩传奇的虚惊:当天,该村一户纪姓人家的兄弟俩，在沧口飞机场等待这驾航班，为其回家过年的三弟接机。眼看着航班在自己的头顶盘旋了些许,便往偏离飞机场东北方的上王埠村方向“嗡嗡”飞去，紧接着透过迷雾突然传回一声类似炮弹的爆炸声，不多时便从飞机场里传出了飞机失事的消息。这突如晴天霹雳的噩耗给了兄弟俩个当头一棒，原本兴奋的心情顿时化为五雷轰顶似的惊恐。当弟兄俩从惊慌恐惧中醒过神来，一种本能促使他俩朝着声响发出的方向飞奔到飞机出事的现场。此时，已经熄灭的火场中是一片破碎的飞机残骸，乘客尸体横七竖八地遍布一地，已经被大火烧成了面目全非、四肢残缺不全的黑炭。后据官方消息披露，这是一架中航所辖的从上海飞往青岛的c -46型客机，当正点到达青岛时，因大雾影响，又因地面指挥失误，飞机偏离机场，误飞往了东北方向，掠过上王埠村后坠毁村后卧狼齿山坡上。飞机乘员36人，包括3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其中飞行员是美国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的大徒弟李世芳也是随机遇难者之一。纪家两兄弟怀着绝望的心情设好了灵堂，等待着官方认领尸首的通知。时间持续到事发第三天的夜里，突然屋门“吱嘎”一声大响，进来一个手提行李箱的人，大声呼唤着亲友的称呼和姓名。这位不速之客，竟然就是尚未领回尸体的三弟！原来，纪家的三弟是改乘轮船回家的。于是,纪家兴高采烈地把祭拜的丧事办成了庆贺的喜事。也正是由于这次传奇的转危为安，纪氏三兄弟决定多做善事，传承祖上的美德，造福后代。死里逃生的老三，放弃了个人致富的经商之道，毅然回乡为民谋福，他发挥自己有文化的特长，义务组织起村中没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的青壮年开展文化学习，教他们识字。青岛解放初期，适逢开展扫盲识字运动，他被上级任命为民校校长，开办"速成"识字班，扩大学员招生范围，无条件接纳桃园、李家庵和东王埠等村庄自愿入学学习的村民。20世纪50年代，纪氏三兄弟一凭教子有方，二凭后代争气，将各自的一个儿子培养成才，考入了高等学府，成为上王埠村第一代大学生，在当时成为上王埠村周边轰动性的新闻。这三兄弟就是忠传、梅传和敏传。
  事隔20年后，比那次飞机失事事件更为惊险的一幕，再次在上王埠村上演了。那是1968年农历的正月十一日，正值中午时分，天空万里无云，温暖的阳光抚慰着街上三五成群的人们。突然，从空中传来一阵怪异的高强度马达声，受到惊吓的村民们抬头观望，只见一架银白色的喷气式飞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呼啸着朝村中俯冲下来，受飞机冲击气流的影响，所经之处的树梢都在剧烈地摇晃。就在机头与房顶将要冲撞的一刹那，只见飞机猛然一翘，从喷着火舌的机尾冲出一股猛如飓风般的强大气流，发出雷鸣般的轰响，将村后几栋民房房顶上的瓦片卷起，而那架难以驾驭的飞机，则冲岀村庄一头扎入东北方向卧狼齿山主峰左侧的山腰上，紧接着传回一阵震天动地的连环式的爆炸声。村民们通过以上迹象判断，这架飞机失事了。当时,本村干部立即组织了部分民兵和骨干人员，火速向出事地点进发，准备去协助救援或保护现场。待赶到一个小山包的顶上时，开始看到一些零星的机壳和破碎的金属片，一块较为突岀的高地上，显示出机体轻度触地曾被刮擦的痕迹；相隔一道山涧的前方，在直线距离百米的山腰上，比较集中地堆积着一大片已经解体的飞机残骸；一些石头上、树干上星星点点地粘着鲜红的血滴、小碎肉和破碎的骨骼,人们断定这就是机上飞行员的遗体残迹。在村里人赶到的时候，那里已被附近一个仓库的驻军战士戒严。这是一架去东海领空执行任务的军用飞机，在返航的路上出现了故障。本机的飞行员，凭借高超的驾驶技术，拼力将故障飞机驶离了海域,奔上青岛市区的上空，准备降落流亭军用机场，但由于飞机失控，飞机偏离航线急剧下坠。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机场向他发岀弃机跳伞的指令,而飞行员则出于保护上、下王埠村庄的考虑，毅然越过了村庄而冲向了山冈。飞行员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事迹，感动了几代上王埠村的村民。
  新中国成立前，上王埠村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那时科学落后、信息闭塞，世代的祖辈们只能在山岭田里种植地瓜维持生计。风调雨顺的年景，人们尚可少掺点瓜菜用地瓜和地瓜干填塞肚皮。若逢年景歉收，用作烧火的地瓜蔓、烂菜叶都成了充饥之物。秋天腌上一缸萝卜、芥菜头,就是一年四季的下饭菜蔬和副食。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组织起互助组、合作社，从那时起重点抓粮食。为了旱天确保粮食丰收，社员们在村前平坦地开挖了六七眼大口井,虽说水量有限，但对粮田增产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人民公社时期，村里大抓农副业生产，千方百计地增加粮食和经济收入，依仗肩扛、人抬、小车推的愚公精神，建起大小水库4座，同时拉电入村，引水上山，又深翻和平整土地几百亩，使旱田变成水浇地。动员群众迁移祖坟集中上山，腾出好地种粮。成立果树技术队，引进新品种，扩大林果种植面积,提高了经济收入。利用地处市郊的优势，抽出一部分劳力进城搞副业，办起了青岛市农村中首家预应力式的预制构件厂及桶厂、橡胶厂等企业，副业和初兴的工业成为村里重要的经济支柱。改革开放以来，村民在落实的责任田里种植果树，品种在不断更新，面积迅速扩大。到1988年，果树种植占地1640亩，各种果树8.5万棵,年总产425万公斤，收入850万元。养殖业也随之兴起，养鸡的，养猪的，养羊的，养牛的专业户就有38户。商店、小吃店、浴池、理发店及建筑安装、粉刷维修、车辆出租、运输物流、旅馆、饭店等第三产业异军突起，服装加工厂、石厂、砖厂、冷藏厂等企业健康发展,这些都为本村的经济增添了活力。
  全村现在共有1120户、2847人。2007年村经济总收人1.5亿元，实交税金890万元，人均收人8500元，固定资产1200万元。经济实力的增强，促进了公益事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1987年村投资建成了长300米、宽12米与308国道相接的进村道路一条；以村户联合筹款的方式，建起了村办自来水管线。为大办教育改善教学条件，在20世纪的90年代，与下王埠、桃园、李家庵、东王埠等村联手，在上级政府的支援下合资建成了王埠小学,2003年改称为金水路小学；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扩大了联手办学的范围，共同投资建成了王埠中学（现在的青岛第六十三中学）。村中主道的排水沟早已砌筑整齐,路面也已硬化，路旁架起了明亮的路灯，建设了卫生室、幼儿园及健身路径等若干福利设施。随着户口的“农转非”，自2001年起村民享受了社会养老保险和大病保险，实现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村民居住条件不断改善，老住宅大部分都翻改新居，村子的面积在迅速扩大，已有新中国成立前的六七倍，整齐的新街道上布满宽房大屋，前几年新崛起的“将军楼”在村前比肩而立，更有统建的高层大楼提高了住房层次，为上王埠村的村貌增添了生气和活力。
  随着世事的迅速变迁，跟着青岛市宏观开拓的矫健步伐，上王埠村整体拆迁的改造计划即将付诸实施，它的现在和过去的一切将成为永久性的历史，目睹它巨变的这一代人，将把它昔日旧貌的历史留在内心深处，当作难忘的记忆来回味。
  （根据曲居德、曲准德、曲吉贵、尹兆祥、纪家赏、曲志林、曲幸福、尹义亮、纪玉福、曲立良、曲永贵、曲立龙、栾心法、尹兆团、于德瑞、张文暖等口述整理）东王埠村刘锦李村东北2.5公里处，地势突凸，一道长约240米、高45米的黄土埠子东西横亘，传说古时这埠子曾做过烽火台，人们又叫它“烟台顶”。黄土埠子东北千米之遥就是名气不小的卧狼齿山，重峦叠嶂山色苍茫，南北绵延十几公里。黄土埠子的北边有一大片农家院，房舍相连街巷纵横,一直伸展到卧狼齿山的西麓,有两千余户人家在此安居，人们通常以“王埠庄”呼之。其实这连接成片的居民区是由三个村子组成的，三村呈“品”字形排列：“品”字最上边的那一口，位于最南边，村子的历史约有360余年，占地最大，人口最多,所处的地势却是最低，人们就其低洼的特点，将它叫做“下王埠村”；下王埠村北，并肩立着两个村子,西边靠黑龙江路（原308国道）的村子叫做“上王埠村”，其立村时间与下王埠村近似，都是在清朝初期；东边那个毗邻青银公路的村子最小，人口也最少,却在明朝永乐初年就形成了，现在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另外两个村子的老大哥，人们以其位置最靠东的缘故，称其为“东王埠村”。
  据说“王埠”之称来源于村南的黄土埠子“烟台顶”一过去在村里即可望见那高高隆起的黄土高埠子,便将村子命名为“望埠庄”，渐渐演变为“王埠庄”，清朝同治癸酉年（1873年）编撰的《即墨县志》中“七乡村庄图”上，却在这里并排着标志了三个村名：王埠庄、王埠庄和宋家;而1899年德国人海因里希•谋乐在《山东德邑村镇志》中这样记载：“从长有蒿的山谷（作者指的是’艾儿涧’），我们走到王埠庄或望埠庄。王埠庄，'皇家田’。人们也把王写作’望'——希望之意。这里有3处居住点，分别为上王埠庄、东王埠庄和下王埠庄。下王埠庄是一个多花园的村庄。这三处共计1200人°”19世纪末三个王埠庄村民的总人数1200人，可仅过了不到30年，据《胶澳志》的调查统计，1924年下王埠庄的人口就发展到1252人，上王埠庄达到1032人，最小的东壬埠庄也有67户人家,339口人。近几十年中，三个“王埠”都在不断地向外扩展，三个村子渐渐连接成片，东王埠与上、下王埠只有一路相隔，而东王埠与上王埠之间的分界线只是一条一米宽的排水沟。
  东王埠村在明朝永乐初年立村，最早的居民是宋氏家族——这也给同治癸酉版的《七乡村庄图》中将村名标志为“宋家”找到了出处。传说宋氏四兄弟自云南迁徙至山东，宋老大在莱阳定居，其他几个弟兄继续前行，老四就在卧狼齿山西麓立村，其他弟兄的去处已失传。
  这一支宋氏有个与众不同的家规,他们立村后自己不设祠堂,却在年五更吃过饺子后,派族里的青壮年男子抬着圆食盒到莱阳的老长支祠堂里祭祖，食盒里是各家凑的大饽饽（青岛方言,馒头叫做“饽饽”），点心课子,几碟荤菜,其中必不可少的是一只择洗干净的大猪头。据宋家老人们说，不论年景多么困难，这一台食盒的祭品是必备的，特别是这个猪头一定要凑钱买上奉献给祖宗。早年的路多是崎岖不平的乡间土路，雨雪又多,众人一路上轮换着抬食盒,及至踏雪踩泥疲惫不堪地到达莱阳宋老大的家里，就是初一的夜间了，进村就赶快祭拜祖先，看望长辈，直忙到初二的下午再匆匆回来。这个辛苦又神圣的差事宋家人一直坚持了近500年，直到20世纪上半叶兵荒马乱的年代，迫于局势的不安定,宋家人才各自在家中祭祖，只在村里给长辈拜年，不再长途跋涉到莱阳去。宋氏立村后繁衍了20余代，现在村中有70多户人家，是村里的第三大姓。
  第二个进村入住的姓氏是曲氏家族。据清光绪八年（1882年）修撰的《曲氏谱序》记载：“余家世传明初自云南迁至即墨，而原其始至，未知卜居何里，今按宗谱所载，移居姜哥庄南头町已十数世矣。考宗谱有一世祖讳江，配刘氏、李氏，合葬于南头村西。至乾隆己卯年，恒祥祖、得文祖率族人立石墓前，题曰'曲氏始祖’……”。传说曲氏一世祖曲江自云南来即墨以南面临大海立村，以自己名字“江”作村名，叫做“江哥庄”，后渐渐演化为“姜哥庄”。后来又有一曲姓人在曲江家的东边落户，为与这家不同宗的曲姓人区分，曲江的后代自称为“南头町曲”，也就是今天的南姜哥庄。到第三世祖弟兄4人分居于南头町和石湾村两处，繁衍数代后逐渐外迁。据曲氏家族2003年重修家谱时调查,现错埠岭、东大村、于家下河、东李村、彭家庄、沙子口、上臧、刘家下河、流清河、佛耳崖及3个王埠庄等23个村里的曲姓中，都有南姜哥庄和石湾村的曲氏后人。曲氏的14世子孙名叫元王和元法的弟兄二人于200年前迁到东王埠村落户，现已繁衍了9代，有100多户人家，成为村中最大的姓氏。
  村中的第二大姓是自城阳大北曲村迁来的纪氏家族。北曲纪家在即墨地儿里很有名气，其家族人丁兴旺，由一个老祖宗繁衍成今天的大北曲东、西、前、后4个大村，现仍在原籍4个村里定居的纪氏后人就达5000多人。据《纪氏族谱》记载，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纪氏始祖纪子成举家由云南迁徙至平度磨山居住，永乐初年纪家的小儿子来到即墨为田村的李家扛活。主人见小伙子忠厚老实，干活还是一把好手，便招其为东床快婿，还给了女儿丰厚的嫁妆，陪送了60亩桑行（青岛方言,用于成行的树木,如梨行、枣行、柿行等，即是梨园、枣园、柿子园），帮着女儿、女婿在桑行以西安下家。因居住地北侧有一条水渠，就叫成“大北渠”，后演化为“大北曲”。北曲纪家在明朝末年出了个自幼习武的人，曾为了保家卫国抗击清兵，带领族人练武健身，并在村周修起围墙，安上土制的大炮,随时准备打击清兵。交战时他单枪匹马冲进敌阵,杀伤敌军无数，但终因自己年老体衰寡不敌众，被清兵乱箭射死。后来族人们好不容易才寻到他的遗体，却是一具无头尸，首级被清兵取走。村民们为弘扬其民族气节，集资为他铸了个银头下葬。东王埠村的纪氏在一百多年迁进村，现有90余户人家。此后又有邵、李等姓氏迁来，共计不过十余户。现在全村已发展到323户人家,822口人。
  东王埠村坐落于卧狼齿山的西麓，早期的农舍建在一条东西走向的大沟北沿那缓长绵延的向阳坡上，层层叠叠步步登高;随着村里人口的增长和经济条件的提高，农家小院渐渐盖满了沟底，又向沟南沿延展。沟的南沿比沟北坡地势要高得多，人们叫它“南埠顶”，村委办公楼就建在“南埠顶”之顶，位于村子的东南角上。从办公楼的东窗可看到村外百米之外近年新修筑的青银高速公路，看到公路与村子之间的一条长1200米的矮岭“小东山”，还能看到近在咫尺的卧狼齿山顶峰那极为醒目的一“疙瘩”淡红色花岗岩。卧狼齿山系崂山支脉石门山的重要山头之一，南北绵延十几公里，主峰海拔400米，其山势陡峻峰峦重叠，石崮兀立形象各异。村里老人们说，过去山上树木稀少，林立的巉岩像野兽的利齿朝天，且荒岭中还真的有野狼出没，故古人为这片山峰取名“恶狼齿”。这个名字听起来既蛮荒又惊心，老百姓不甚喜欢，因青岛方言中“恶”“卧”同音，舞文弄墨文人们便选用优雅的“卧”字替代了“恶”字，在清同治版《即墨县志》的《山川脉络图》中即可见其标志为“卧狼齿”。
  东王埠村东是南北走向的小丘陵“小东山”，青岛方言称作“岭”。这个小岭子高不过30公尺，通体由灰白色的石头构成，不生树不长草，更不能种庄稼，可石质又非常松散，甚至连续下几天雨就能将上面一层石头泡酥。村民们叫这种石头为“渣包石”，又叫“干沟石”，是种百无一用的石料。多少年来,小东山就这么光秃秃地蹲伏在那里,所起的唯一作用就是在秋收后,大家把切好的地瓜干晾晒在石坡上，倒也干净宽敞。近几年在植树造林的运动中，村民们下了大力气在山上种植松树，也成活了不少，放眼看去，小山已是一片浓绿，一改旧时模样。
  “小东山”以北、村子正东500米处有一座山势浑圆敦实如馒头状的“团顶山”，与“团顶山”东麓连绵相接的，是卧狼齿山脉波浪起伏的4个山头，最北边那个略显瘦削却挺拔峻峭的即卧狼齿山脉的主峰，也就是“真正的”卧狼齿山，它的东坡悬崖峭壁如刀斧削成，西坡稍缓但攀登起来也相当费力。卧狼齿主峰以北仍有重山逶迤绵延，与其相邻的是海拔429.1米的“北平岚”，因山顶面积较大且平坦舒展而得名。卧狼齿主峰与北平岚两山头之间凹陷成山涧状，老百姓说像半间屋似的，就叫这里为“半间”，过去长年有山水自“半间”跌落至山下，哗哗作响，人们给它一个十分贴切的名字——响水流。
  卧狼齿山的西坡和团顶山均属东王埠村所有，在这1200亩山林里，遍布着横七竖八的大沟深壑，乃是千百年来天公造化而成。有3条七八米深的大沟在村东交汇:一条从卧狼齿山西麓下来,贴着村东向南通往王埠庄河，村民们叫它“东沟”，又叫“埠子沟”。1976年公社大搞水利化时，将大沟拓宽修坝,改造成200多平方米大小的水库，对山地庄稼的灌溉起了不小的作用;1998年，修青银公路村中土地被征用，没有了农业生产,村里对小水库再次改造，建亭修路植树种花，东沟又变成了绿水荡漾、垂柳依依的小公园。还有一条沟叫做“龙王庙沟”，因青岛方言将“龙”读作“ling”，故此老百姓叫它“灵王庙沟”，还有人将其念白了，成了“李王庙沟”。龙王庙沟因建了一座小小的龙王庙而得名——龙王庙不修在海边却建在山沟里，颇有些匪夷所思,但村中老人们却能讲一个活龙活现的故事来佐证修龙王庙的道理。龙王庙所在地稍有些洼，空气湿润山草茂盛，有个小泉眼常年不干，泉水还特别清澈甘甜，大家都说这是块宝地。150多年前即墨地儿里闹土匪“土鹰子”的时候，卧狼齿山麓这些偏远的小山村也被骚扰过几次，大家都是躲到山沟里避难。有一次“土鹰子”在村里呆了好几天，真苦了躲在沟里的老百姓,那时候穷得家无隔夜之粮,逃难也没有多少干粮可带，大家忍饥受冻，亏得喝着沟里潺潺不断的泉水才坚持到“土鹰子”撤走。乡亲们感激这眼清泉水，就集资将泉眼砌成一口直径只有80厘米大的小井，还在井旁东南方的平坦之处起了个小台子，在上面修了一座1.5米高、2米宽的龙王庙，里面的神像只有60厘米高。每年正月初祭庙时，村民们不到庙里去，都跑到村东头远远地烧纸焚香行礼如仪，却也算是对着“龙王爷”他老人家祭拜，反倒成了东王埠村的一个特色。20世纪40年代日军侵华时期，有一支日本军队在龙王庙旁挖山洞修防御工事,不知是出于什么动机，几个日本兵竟悄悄地把“龙王爷”搬到他们挖的洞里去了。那领队的军官却是个尊重神灵的人，发现小的们作了孽，急忙将“龙王爷”又送了回来，还雇上轿子和吹鼓手，细吹细打地抬着龙王回归了“宝座”。村里人听到山沟里传来唔哩哇啦的鼓乐声，甚是诧异,有胆大的还稍微往前挨了去看热闹来着。这座小龙王庙在新中国成立后破除迷信的运动中拆除。第三条沟从卧狼齿山脉的西南麓弯过来，略有些倾斜地向北而来，在村东与龙王庙沟交汇，向前流入东沟。这条大沟与其他沟相比是条短沟，长度只有300米左右，宽约七八米，深亦七八米，两侧沟壁整齐如墙垣，村民们形象地称其为“南北胡同”。“南北胡同”、“龙王庙沟”和“东沟”是卧狼齿山西坡的主要泄洪道，山水汇集后进入村前的王埠庄河，然后流经东、西大村、西流庄、晓翁村，在沧口飞机厂墙外与李村河汇合,西流入海。
  卧狼齿山在李村、沧口一带小有名气,不但因它这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字，还因为它的险峻挺拔和难于攀登，因为它那些有趣的传说和石景。卧狼齿的主峰西坡属东王埠村所辖，主峰最高处是一块巨大的肉红色花岗岩石崮，在一片苍绿色起伏的峰群中显得嶙峋突兀，很有骨感。艰难地攀爬到这块大石崮的顶上，周围景色尽收眼底；向南远眺，可见市区工厂烟囱林立，红瓦白墙的楼房座座，南海、西海波光粼粼。站在石崮正中向西坡望下去，脚下10米处的石头斜坡上，有几个天然孔洞，饶是如此之高,洞里却总是漾着一汪清水。2007年有好奇者曾小心地攀下去，用矿泉水瓶子灌上来一瓶水，大家品尝后，齐赞这水清凉甘洌，“卧狼齿山泉，有点甜”。这汪着一池甜水的石坑就是传说中的天然石景“石匙”、“石碗”。“石匙”呈长条状，约1米多长，最宽处近半米；“石碗”圆圆的,直径约40厘米大小，“匙”和“碗”的深度都在30厘米左右。这两个洞孔都是石壁整齐光滑，洞底平坦，犹如人工打磨过似的，观者无不称奇。卧狼齿主峰以南有3个山头连在一起，主峰的大石崮与相邻的山头之间间隔约200多米，两峰间的凹陷处现在培育起一片苍翠的松林。在东王埠村中即可看到松林中间有处草木不生的石坡，坡上建的是远近各村都知道的卧狼齿山神庙,其长、高都在1米左右，宽约80厘米，内有60厘米高的石刻山神像。山神庙毁于20世纪60年代,破“四旧”的革命小将们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不畏艰险攀上陡峭的山巅,将山神庙的石顶和石墙掀倒在一边，只把山神的石像向沟中一扔了之。近几年上山的多了，见原山神庙的石头仍在，就把这些石头垛了起来，用的还是当年原装的整石凿成的庙顶，做工古朴简单,显示着山神庙年代的久远。
  山神庙南的山头叫做“围子顶”，因峰顶上有古人修的围子墙而得名。墙体逶迤向南越过其余两个山头，长达千余米，传说这么浩大的工程是用来躲避战乱匪灾的。建墙的材料就地取用山上的花岗岩石块，石缝中不用泥或石灰加固，老百姓称这种砌墙法为“干插墙”。山神庙以南、围子顶的西坡有一个椭圆形的天然石坑，坑里也是一泓清水大旱不干。因坑旁散着几个六七厘米深的小圆坑，大小类似马蹄窝，于是流传下来天马来饮坑里的泉水、踏下蹄印的故事，这个石坑就有了“饮马泉”的美名。
  在东王埠村里还流传着一个令人捧腹的故事。东王埠村子的东南方，有一片能种小麦、苞米的平展展的好地。出了村向南走百余步，有三条间隔不远的小排水沟，窄窄的，一抬脚就能迈过去，可推着二把手小车就过不去。不知是哪个年代，有位勤快的先人就寻来几块长溜溜的石板，担（青岛方言，“搁置”的意思）在水沟上方便推小车的人走，再向南些还有条稍宽的水沟子，担了半块磨盘状的石板，像个上弦月落在田野上似的。这时卧狼齿山东边的长涧村之东的庙宇旁，也有几条担着石板的水沟子,巧的是也有条水沟上担着半爿碾台，于是就有颇具闲情逸致的“文人”作打油诗曰:“一松遮三庙，九步封桥,一百单八步，一封月牙桥这首打油诗与东王埠村南的“小桥”倒也十分贴切，于是就有人照搬过这首打油诗来用上：“九步三封桥，一百单八步，一封月牙桥。” 故事就出在这里，据说这首打油诗传到山西的两个县官耳朵里，他们听说即墨山中竟有如此美景，相约同来观景吟诗，领略一下“月牙桥”的韵味。二人准备启程之时，不巧一位县官有事羁绊未能成行，另一位兴冲冲直奔卧狼齿山，就有人指点他来到东王埠村南的小水沟边。那县官一看可傻了眼，千里迢迢来赏景，看到的竟然是几条水沟子！心里的气不打一处来,而且何止是气愤,还有说不出口的窝囊，把个县官竟活活的气死了。却说那个未曾来即墨的县官，见同僚神采飞扬的上了路，自己却没有这个眼福，越思越想越郁闷，竟然恹恹地积成了大病，去奈何桥上和同僚相会去了。都说是“二桃杀三士”，谁知道卧狼齿山下小水沟上的四座“桥”，怎么会气死两个朝廷命官呢？东王埠村东北两面都被重重山峰包围着，南边和西边是上下王埠，要到东王埠去必须先进入下王埠村,再沿王埠小学后的村路向东才能走上东王埠村的主街。这条主街宽近6米，长不足200米,横贯村子东西，是村里最古老的街道。立村的宋家聚居在大街北侧东端,人口最多的曲氏家族则住在大街南侧，当年曲元王和曲元法的后人分住村子两端，村东聚居处的胡同与宋家胡同相对，人称“南胡同”，另一聚居点在进村的第一条胡同里，叫做“西头曲”。
  宋家聚居处的西边有一盘石碾，卡（青岛方言，读“qia”，在这里指“碾、压”之意）苞米高粱，卡谷子地瓜干,全村人共用。到了腊月里石碾最忙，家家户户做豆包、蒸“气馏”，挨着号用碾盘。崂山即墨地区的丘陵山地种粮食产量很低，为吃上饱饭，只能种植对土地条件要求低、产量相对较高的地瓜,所以过去本地的农户多以地瓜干为主食，有句民谣唱得好：“早上梆梆梆（切地瓜），晌午靠山桩（煮地瓜），下晚换换顿，一锅地瓜汤。”天长日久吃地瓜,人们就琢磨出花样来了，地瓜丝、地瓜枣、地瓜面有着不同的味道，过年时蒸地瓜干豆包和“气馏”，香甜可口，是大人孩子想念一年的美食。在青岛方言中“气馏”是指球状物，过年“气馏”是因其形状为圆球而得名。要说这“气馏”可是即墨特色食品，还没听说过其他地方蒸“气馏”吃。“气馏”的主料是碾碎的地瓜干，加上磨好的黄豆沫子拌匀,攥成圆球状上锅蒸熟,吃起来甜中带香，比寻常的地瓜干好吃多少倍,但因还得加上黄豆，做起来费事，所以普通农家只在过年时才做一点。做“气馏”的地瓜干叫“挂干”，选料、晾晒都是格外在意的，每年晒地瓜干时先挑出几篓子上好的地瓜，洗净去皮切成片后，再在地瓜片上竖切一刀，却不要切断。平常吃的地瓜干大都在地里边刨边切边晒，等干了后收回家，省力省工，而东王埠村东那座光溜溜的小东山，又是别的村所没有的晒地瓜干的好地方。但蒸“气馏”的地瓜干却是连小东山也不去的，村民们在自家院子或闲屋里拉几条绳子,把切上道口的地瓜片挂在绳子上单独晾晒，晒出的地瓜干特别白净，这才配做过年的食品呢。通常到了腊月中旬，就开始卡做豆包和“气馏”的地瓜干了，叫做“卡豆包”、“卡气馏”。东王埠村里只有这么一台碾，过年前使用的时间又集中，每日里从天不明掌着灯开始,直卡到天黑。为了少排点队，有的人家半夜就起来忙活，一边送点东西到碾台上“占碾”，一边在家里煮上地瓜干；一大锅地瓜干煮熟后,要趁温乎上碾去卡，大家还约好了合伙人,一个推碾的一个翻地瓜干的，干得是又紧张又舒心。卡完“气馏”，到腊月二十日之后又开始卡豆包。过去吃不起全豇豆的豆包，得将豇豆和地瓜干分别煮好后一起上碾卡，家境好的用豇豆多些，家境差的掺地瓜干多些，卡豆包时要揣上（青岛方言，“糅合进去”的意思）点熟地瓜，为的是将松散的豆包馅攥成球。即墨人以地瓜为主食,连过年也左右离不开地瓜干和地瓜,怪不得过去人们叫即墨人是“即墨地瓜干”，听到即墨话则说是“即墨地瓜干味”呢。
  “西头曲”的胡同西边,也就是进村处的南侧有个大场院。俗话说“一亩地有个场，一百岁有个娘”，场院对庄稼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收了庄稼总得有个地方晾晒，麦穗、豆棵子还得用碌碡滚压，把麦子和豆子打岀来。过去不管从哪个村的边上路过，就会看到绕着村周有好多块压得平整光滑、方方正正的场院，但崂山地区有个不同于外地的做法,就是在村边的平坦土地上照常种庄稼，收割完后立即用碌碡将地整平压实，庄稼地又变成了晒粮的场院，收粮、打场两不耽误，可谓一举两得。这可能因为崂山地区以山地丘陵为多，拥有一块靠近村子、使用方便且平坦肥沃的地不容易，不舍得将好地闲置着当场院用，而坐落在山脚下的东王埠村类似的好地也不多，却拿出村口的好地专作场院用，是很不容易的。这个大场院还是村里的露天影院，是社员们的“会议室”，在20世纪60年代，集体活动特别多，场院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学习文件、传达上级指示、“斗私批修讲用会”、“一打三反批判会”、“批林批孔”，场院里每天都是热热闹闹的。“大跃进”时场院是村里的“钢铁厂”，满场院垒着小“炼铁炉”，青壮年推着二把手小车到山东头村去运铁砂一公社组织了人力在山东头村的河里淘出铁砂堆在河岸上，各村只管派车运回去炼铁即可。李村北边的各村研究出一个很有创意的炼铁“技术”，发明了叫“一脚踢”的炼铁炉:到坡里捡一些破除迷信起坟挖墓时扔掉的墓砖，三块砖相互支撑着立在那里，在其中一块砖上钻个洞安着家里做饭用的风箱，一座简易的炼铁炉就大功告成。炼铁的“炉膛”则是三块砖之间的空间，大约能容上一只大苹果吧,将铁砂和着煤块一股脑儿塞进去,呱嗒呱嗒拉着风箱就干起来。这种炉子通风不好发不起火来，四下里冒青烟,恐怕连做饭都不会熟，人们算计着时间觉得铁已“炼好”了，停下风箱向三块砖炉子拦腰一脚，里面松松散散烧成渣的铁砂和没烧透的煤核便滚了出来，彰显了“一脚踢”出炉省事省时的优点。
  与“为钢铁而战”同时红火着的是农业上的“丰产田”。崂山区党史研究室于2004年根据崂山档案馆馆藏资料撰写的《崂山郊区的“大跃进”运动》一文中记述道：“粮食指标的不断提高是农业战线’大跃进’的主要标志。1957年11月28日，青岛市召开农业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上提出1958年生产计划指标和郊区社会主义农业建设十年远景规划。会议要求1958年郊区粮食平均亩产539斤，比1957年增加136斤。1958年3月1日，郊区委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鼓动下，将粮食产量指标修订为平均亩产600斤，比1957年增产48.5%。3月16日，在中央、省、市大跃进的号召下，决心苦干一年跨过长江,力争粮食亩产800斤，比1957年增产一倍多。4月1日，崂山郊区委在全国跃进声势的鼓舞和外地先进经验的启发下，吹响了’苦战百天，改造崂山，就是天上不生云，也要亩产1000斤！’的战斗号角。8月6日，郊区委召开今秋明夏作物大丰收’的战斗动员大会，提出要争取完成或超额完成全区亩产粮食1500斤的跃进计划，并力争双千斤，使卫星上天元帅升帐。到12月份，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低产作物，只有低产思想’错误思潮的影响，人们的主观意识无限膨胀，中韩、仙家寨公社竟提出亩产双万斤的口号。至此，崂山郊区粮食指标升到了极点。而在当时生产状态下，粮食实际平均亩产250斤。”“为实现上述高指标，郊区各社普遍展开了生产竞赛活动，组织各种形式的’擂台赛’。农民日夜论战,食宿在田，出现了’白天人群满山遍野，夜晚处处有灯火’的壮观场面。”文章还对郊区各村的具体耕作方法做了详细记载:那时候，深翻土地是“大跃进”时期实现粮食高产的一个关键性指标,人们认为地翻得越深粮食越高产。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开始翻地深度为1.2尺到1.5尺，后来增加到2尺或3尺，最后有的试验田翻地的深度达到2米以上。为了完成深翻地的任务,连盲人、瘸子甚至80多岁的老人都积极参加到深耕深刨工作中。广大社员日夜苦战，田野上红旗飘扬，写有“深翻土地多施肥，明年小麦亩产5千斤”、“大雨不停，小雨不散，保证种好小麦，明年多吃白面”、“深耕加一寸，当上一层粪”的大字报和标语随处可见。据《青岛日报》报道，崂山郊区60万亩土地上，曾每天有10万劳动大军在奋战，各公社出勤率达90%,有的出勤率达100%。当时推行“四定”“五到田”制度，“四定”即“定时、定工、定质、定量”，“五到田”是“干部劳动到田，开会办公到田，吃饭住宿到田，大字报到田，食堂到田”。土地深翻后，还要碡细耙匀，要求一般田耙8次，丰产田耙9次，卫星田耙10次以上，达不到上述要求，即不能播种。“保证”农业大跃进粮食增产的另一个措施是多施肥。上级下达施肥指标是平均每亩施肥5万斤，丰产田增加到20.30万斤。为取得更多的肥料，人们开动脑筋，采取各种办法积肥。
  一时间田边地头都安上大缸收集人粪尿;用秸秆、杂草、海蛎子、松毛挖坑沤肥;在早秋作物收获前的一个月套种上绿豆、豌豆，作物收获后绿豆豌豆也长出绿苗，再把这些豆苗翻到土下作肥料，叫做“压青”。另外还采用拆旧院墙、房子墙、灶台，扒火炕土坯等办法，收集陈土当肥料，其时的积肥运动,成为各村各镇的狂热行动。
  当年东王埠村在392亩耕地中，搞了50亩地的小麦“丰产田”，计划亩产2000-3000斤。村民们还记得，一亩地光麦种就使上一麻袋，约有160斤重,种子太多只好平铺在地里,不成垄不成趟，出的麦苗像毡毯般密实，因肥水充足,绿油油的极为漂亮。长到春天看看苗儿挤得不行，渐渐绿毡子底下发起热来，眼看着就要烂掉，只好连割带锄地清理掉一些。清理过的地里，麦子总算秀出一部分小小的麦穗，那些锄得轻的麦田，最终也没结个麦粒子。今天回忆起来，老人们都笑着说,1958年割了两回麦子，连麦种也没收回来。其实1958年是少见的好年头，地瓜、苞米长势非常喜人，社员们心里真是乐开了花。秋收时地里的粮、菜堆得像小山一般。那时社员们正忙着大炼钢铁,来不及将庄稼运回村，就遵照上级指示，在坡里就地将地瓜埋藏起来。东王埠村的队干部心疼满坡的大地瓜吃不了太浪费，还百忙中抽出几个社员推着小车,将地瓜2分钱一斤卖给小白干路（今重庆路）上的酱园腌成地瓜咸菜。这种腌地瓜在沧口的菜店里卖过，乍一上市居民们还当新鲜事说过一阵子，都去买上一点尝鲜,但腌地瓜那似甜非甜、似咸非咸的味道，很不适合北方人喜咸的习惯，渐渐就无人问津。那时候各村的食堂也办起来了，崂山区党史研究室的文章中也有记述：“郊区在大办人民公社、大搞工农业生产的同时，公共食堂运动也迅速开展起来。到1958年底,郊区已组织农村公共食堂1420个，参加农户47880户，占总农户的93.80%。与公共食堂相配套的托儿所、幼儿园、卫生院、幸福院、红专学校等相继建立起来,并对公社社员实行供给制。公共食堂的成立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乡村吃饭时’家家风箱响，户户冒炊烟’的景象。各家的粮食不管多少和什么粮色，只要是吃的，一律无偿集中到村里，连账也不记。为了办好公共食堂,让群众都到食堂吃饭，郊区委在全区食堂间开展’六比活动’、’插红旗、拔白旗’、放’卫星’运动。“六比活动”即：比服务态度、比账目清楚、比计划管理、比节约粮食、比吃的花样多生活调剂好、比清洁卫生,在群众中造成’人人献计，个个献策’，千方百计办好食堂的空气。”那年东王埠村的近200户人家分在两个食堂里吃饭。食堂都坐落在老街的北侧，在石碾旁的叫做东食堂，离“西头曲”聚居处较近的叫做西食堂。西食堂的事务长是曲成贵，生产队为食堂配了一名会计、五个炊事员，村民们你捐个菜板,我凑个洗菜盆,各家的粮食全都交过来，食堂装备立马齐全了。那时村里有两位市外贸局下放劳动的干部，在他们的指导下，食堂有条不紊、红红火火地开张了。在西食堂的外贸干部老胡同志很有经验,他指导着食堂会计把各家交来的粮食一一登记，自制了饭票，交小麦的发细粮票,交地瓜干的发粗粮票，处理得很公平。这个食堂共有4间大屋，安着两口直径近1米的12印大锅，锅上还有数层竹笼屉。每天清晨上早坡的社员去打饭时，一大锅几笼屉的煮地瓜、一大锅热气腾腾的苞米面粥早已准备好了。打饭的场面可够壮观的，各家的男女老少都来了，拿小筐的，端着饭罩子的（“饭罩子”是崂山地区的独特用语，专指一种吃饭时盛放馒头、饼子、地瓜的陶制盆状容器,容器上特制许多直径1厘米的小圆孔，用以散热），把100多平方的院子挤得满满当当。这么多人在食堂就餐，俗话说“人多了乱，龙多了旱，和尚多了没好饭”，想改善一下生活也难。1959年的春节，食堂里忙不出几百人吃的饺子，就把面粉和白菜发到各家各户去。这下子可难为了社员们，因为秋天“大炼钢铁”时大家已将大小的铁锅都交出去砸碎炼了钢，再说村里已吃了多半年不要钱的食堂，家里已没有做饭的家什。这一年的年五更里下饺子的方式可是五花八门，大多数人家是把脸盆放在烧木炭的烤火盆上煮的饺子,还有几户把脸盆都烧破了，多少年后大家提起来还乐不可支。公共食堂办到1959年的下半年，由于当时吃饭不要钱的条件尚不成熟,各种弊端开始显露,食堂渐渐解体。
  东王埠庄人世代以务农为生，有几家曾在团顶山下种过一片梨树，看梨树的大小应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
  因土地多是丘陵薄地，种植品种单一（绝大部分是地瓜），所以生活很困苦，特别是遇到歉收的年头，连地瓜蔓、玉米棒子芯都磨成粉充饥。穷则思变,有的人就外出打短工，还有些会过日子的村民就在农闲时选了个出力虽多、投入的本钱却少的行当——做豆腐。做豆腐只要投入几十斤豆子，能起早贪黑的出力即可,其下脚料豆腐渣和泡豆子泡下来的豆皮还可以充饥。新中国成立前后，每到冬天农闲时,东王埠村做豆腐的有30多家,凌晨起来推着小石磨磨豆子,将豆浆过滤到大锅里烧开后，再用卤水“斩”成固体挤压成型。东王埠做豆腐在这一带比较有名气，村民们挑着豆腐担子走街串巷，赶会上集，对家庭经济也算是个小小的补充。
  新中国成立时，东王埠村的村民生活比较均衡，土改时只评出几家中农，贫农们分的土地还是政府从下王埠村调剂过来的。20世纪60年代的“学大寨”运动中，村民们凭着一双生满老茧的硬手,凭着一张张镐和锨,充分发挥艰苦奋斗的精神，截断村东的大沟深壑建成3座水库,基本解决了庄稼的灌溉难题,使庄稼产量得到较大的提高，村民的生活有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村民们有了党的好政策,鼓起全身的劲向小康路上迈进。他们将贫瘠的山地加以改造，因地制宜辟成300余亩果园，引进优种桃树、杏树、梨树和山楂5万余株，年产各种水果15万公斤。为改变村子交通不便妨碍经济发展的恶劣条件,1990年村里从上王埠村购买土地10亩，全村干部群众齐上阵，又是凭着肩膀和双手，用一年的时间，修起一条可以通行汽车的道路,也就是现在上王埠村前东西马路。2000年，直通环城北路的王埠支路修好后,村中出行更为方便,交通已不再是阻碍东王埠村腾飞的瓶颈。村里的300亩土地被征用修建青银公路后，村委根据村民没有了农业收入的实际情况,鼓励村民大力发展养牛、养羊、养鱼等养殖业,村民的生活有了保障，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东王埠村现在走的是"内外并举，科技兴企”的道路，发展龙头企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在村里落户的外资和私营企业已达30多家。有了经济基础，各方面的工作都得到发展。村民们的居住环境得到改善,村容绿化、美化，街道硬化、亮化、美化，村里还改造电网,建造供水系统，兴建休闲娱乐设施，今天的东王埠村已与时尚的生活接了轨，已经不再是那个闭塞的小山村。村民们的生活也更上了一层楼,2004年“村改居”后，陆续为全体居民办理了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村民们没有了后顾之忧；每个季度为村民发放面、油等福利物品，保证了村民的基本生活;每逢节日，还给大家发放补贴。今天东王埠村村民对自己的美好生活,真是十分知足，而且他们知道，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村里经济的发展，未来的日子还会更加美好。
  （根据曲智贤、宋立孟、纪尚忠、曲先涛等口述整理）桃园村宋立嘉桃园村隶属于青岛市李沧区虎山路街道。其东为险峻的窗户棱子山，西是连绵的老虎山，北依丹山岭余脉,南接上王埠村，是李沧区最北面的村庄，且与城阳区接壤,距李村4.7公里。该村三面环山，山势连绵起伏，或突起兀立，傲视苍穹；或墩壮平缓，雄浑厚重；或怪石嶙峋，姿态万千;或松林遍布，峰峦尽染。该村地理位置非常优越，李王公路、308国道和青银高速公路都从村周边经过，然后通过后山的山梁口通向四面八方。村里现有土地200余亩，山林1400余亩。清朝顺治年间，毛氏由王连庄迁此立毛家岚子,后又以涧为村命名艾儿涧。由于此名不雅，一度改为卧云村，1934年缘以村周围多桃树改为桃源村，后演变为桃园村。
  桃园村有纪、毛、王三大姓，也有李、徐、陈、毕等姓。占产户是毛姓，据本村毛氏族谱载：“毛氏于明（朝）永乐二年由云南迁即墨王连庄至太世祖第四支毛忠本来此建村。”后纪氏第十世祖由城阳大北曲迁来。青岛有四大姓之说，即“海西矫、夏庄栾、北曲纪、皂户袁”，桃园纪和北曲纪是同宗。后王金成从姜哥庄迁来,逐渐形成多姓村。
  从桃园村朝东去，就是窗户棱子山，这山是石门山脉的一座山峰，也是李沧区和城阳区的分界线。因为山顶岩石如一根根石柱，很像以前老辈糊窗户纸的窗户棱子，故名。窗户棱子山分大窗户棱子山和小窗户棱子山，西面的为小,东面的为大。有修好的山路可通窗户棱子山，山上有几个景点很值得一看。第一个是天马槽，据传，这石槽是专门为天上的神仙下凡时喂马用的。一块天然造就的石槽，宛如人工雕琢而成，让人看了赞叹不已。第二个景点是石门，此处的石门涧就是因此而得名，石门虽不算太大，却有欣赏价值。第三个景点是“要儿石”，山顶上几块石头酷似儿童或爬或跪,或站或立，在玩耍、打闹嬉戏。传说，旧时周围村民有企求多生儿子的愿望，常不畏艰苦，攀登到这里，看中哪个孩子,就在心里祈祷，回去后果然会生个儿子,这儿现在成了有名的景点;也有这样的传说，以前当地几个村庄的农民们结婚后，都想要一个男孩，他们便在家里点上3炷香，许个愿,然后在山下捡上3块小石头,来到要儿石下，让女人将3块小石头逐一扔到要儿石上的一个小石坑里。能将小石头扔进小石坑里的，就会生儿子，扔不进去的，便会生女儿了。不管怎么说，这里风景还是很美丽的，游人爬山至此，欣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许下美好愿望，自然是件乐事。在悬崖处石壁上还有要儿石的石刻，不知道是谁的手笔。在这里还有个“头（当地发音dou）枕崮”，那里有一块很像睡觉用的枕头样子的岩石，惟妙惟肖。从要儿石西下，有一条长涧，在这条涧里有一道长30多米的瀑布，名叫“响水流”，雨水大的时候,在村里就能听见声响和看见瀑布流水的闪光。瀑布虽然很壮观，但由于林深山陡，却鲜为人知。瀑布下有清澈的潭水，哗啦啦地流向山下。由于水源充沛，涧里长满了酸枣树，要是有人误进里面，带刺的树枝拉拉扯扯,那可就狼狈不堪了。
  顺涧而下，山色奇秀，上游山势狭窄，水自山内奔腾下泻，山涧里的巨石被冲刷得光滑无比。在涧里蹦河谷，成了近几年流行的运动。踩着巨石，蹦跳前行，个中刺激、有趣的感觉只有亲自尝试过了才能体会。顺着流水，满目的青山，潺潺的流水，清凉的气息扑面而来。累了就脱掉鞋，和泉水来个亲密接触,高大的树木会适时撑开绿伞，让你分不清这是人间还是仙境。经过千百年的冲刷，河谷里的石头都磨得没有棱角，浑圆光滑,默默地守候在这里，水在石下肆意地流淌,人在圆石上蹦来蹦去，蹦着蹦着，突然小山一样的巨石横挡在河中央，上不去，转不过，绕不通。就要以为到了绝路的时候，顺流水的声音寻去，竟然有洞在石中，钻过去，有更好的风光在面前。青山如屏，树荫如盖，阳光在枝叶间洒下点点碎花。
  山下平坦处是1952年建的103基地,是有名的物资局化学危险品仓库,过去储藏了很多炸药和其他危险品，周围密闭的铁丝网还能看出其岁月遗痕。如今这里部分被利用起来做了公墓,过去的房子很多都已经坍塌，唯有高大粗壮的树木还在这里坚守。其实这里是上王埠村的地,103基地的北坡才是桃园村的地方。还有一个203基地则完全占据桃园村的土地,1965年建成，一部分是外贸食品仓库，一部分是医疗器械仓库。这些代号的后面隐藏着很多过去的秘密,很多年过去了，代号依旧，秘密却随着时间灰飞烟灭。
  窗户棱子山北面是云头崮村，霸王台水库在山上看起来像明珠一般，霸王台遗址被水四面包围，孤岛一样漂浮在水中。窗户棱子山南和卧狼齿山连接，在山梁上东去可到太和峰和霸王寨，从山上看，“姜公背姜婆”如在眼前，山梁上有路还能到玄阳观和三清洞，如果体力好，可经石门山到华楼山。
  桃园村的北面叫北山，北大涧以北现在是城阳云头崮村。1955年农业合作化，云头窗村在桃园村的北山种树，树是云头崮村的，山是桃园村的，为此两村一直争论不休，到20世纪80年代，因为都属于崂山县地域，县领导把桃园、云头崮、瑞云三村领导找到一块，重新划界。
  新中国成立前，桃园村没有学校，仅有一个私塾，有3间房，只学国语，教材轮换着用，那时候学生对书纸很敬畏，都是互相传着看。20世纪30年代，上王埠村建立农村公立小学（称上王埠小学），从此孩子们开始到上王埠村上小学。不同的是,过去上学是来回步行3公里，而现在村里投资为上学的孩子租用大客车，免费接送孩子到金水路小学上学。既安全又快捷，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啊！桃园村曾有一文物,是一个石支门，坐落在进村的大道上，上有龙碑，过去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规矩，门高4米，宽3米左右，门柱、门楣都有字。可惜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被破坏了。与此同时遭破坏的还有纪英传家的护门板，上面有木雕刻字，一把火将珍贵的文物变成了灰烬。由于过去人们文物保护意识淡薄，虽然年岁大的人还津津乐道，但留下的文字资料几乎为零,加上很多老人已经作古,石支门到底为谁而立，上面的文字记录了什么，这些都是未解之谜。
  新中国成立前，桃园村主要以种地为生，因为封建剥削和生产力落后，加上天灾人祸频繁，打的粮食根本就不够吃,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贫困生活。也有以山为生的，看山，养山，靠山上的果树及柴草换取粮食，在山上挖些草药换点零钱。村民的生活极端贫困，遇到荒年更是民不聊生。粮食产量很低，因小麦亩产百来斤，不舍得多种小麦，于是80%的土地就种了产量高的地瓜。秋收后,用搁棚、窖子储藏部分鲜地瓜,大部分切晒成干,为长年主食。为了节约粮食，冬天只好吃两顿饭。年景稍差,就要以糠菜、地瓜叶充饥。新中国成立初期，首先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吃得还很差，连种玉米都是奢望。据1955年担任高级社会计的纪家班回忆，一次去楼山区开会，当时都是自己带饭，人家带的是玉米面饼子,让带着地瓜干的桃园村干部羡慕不已。第二年狠了狠心，拿出一小块地种了玉米，当时感觉还很奢侈，现在成了笑谈。合作化后,农民每人每年能分到100多斤小麦，标志着饮食方面出现了一个飞跃，这在过去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好事。1951年，桃园村划归崂山县楼山区管辖。1955年11月与上王埠村、东王埠村、李家庵村组建上王埠农业社,在上王埠村办公。1958年10月加入红旗人民公社，即后来的李村人民公社，时称上王埠生产大队。1961年6月，由上王埠生产大队划出，自建桃园生产大队。1984年恢复乡村体制改称为桃园村。1994年6月划归李沧区李村镇,2004年10月“村改居”后称虎山路街道办事处桃园社区居民委员会。
  当时村里有500多亩土地，但由于缺水，粮食产量一直上不去。为了解决缺水问题，历届村领导带领村民四处打井，先后打了八九口之多，但都无功而返。后请来省里的水利专家，了解到这里是贫水区，打到一定深度，就是岩石，继续打，还是没水。没水的季节,政府经常送水到村。老人传说，在村西北过去有泉眼，为了解决吃水难，老村长带领村民打了一口14米深的井，但解决全村生活和生产用水还是有很大困难，于是组织劳力在村西修水库，连干几年，修了3座水库，其中最大的一座蓄水8万立方米。但大旱时，水库也没了水。直到修308国道占用桃园村土地，村里得到经济补偿，利用这笔资金打了两口100米深的机井,这种缺水的状况才得以缓解，村民吃上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由于打的是深水井，水质很好,附近村民经常到这里取水泡茶喝。
  桃园村是一个山清水秀的村庄。春天，桃花、梨花、苹果花漫山遍野；秋天，各种果实压弯了枝头,果农们沉浸在丰收的欢乐中。几家村办工厂热火朝天，一派兴旺景象。这里不再有往日贫穷村落的破败景象，老人都有了养老金，还有医疗保险。近年来还投资8万余元，建立图书室、老年活动中心、健身路径等场所，老人们在这里打麻将、玩扑克、健身，农村有了新模样。
  在寒冷的冬季，老年活动中心空调开放，温暖如春,还有专人管理。附近村的居民羡慕地说,桃园老人的生活像“桃源”啊！村里非常关心、尊敬老人，每逢老人节等节日，村里都要筹备一份礼品走访和看望老人。
  桃园村村民生活越来越好。桃园人在谋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该村重视对村民的文化教育，对优秀学生设立了奖学金。村里还投资30余万元硬化道路12000余平方米，翻修、硬化道路2条，对主要街道进行亮化、绿化，重视村容整洁，成立保洁队，设立垃圾池,对垃圾管理做到日产日清。这里也是万亩桃园北路景观地，阳春三月，春风拂面，沿着308国道从李村步行走来，可见东西两边山坡如梯，桃花如云似霞,连绵十几里，游人畅游其中，真是一幅美丽的风景图画。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桃园村即将拆迁,这个有着300年历史的村庄将来只能被后人保留在记忆中。
  （根据纪考传、纪家班等口述整理）李家庵村刘锦从李村沿308国道、北行约4公里，便可见路西侧绵延向西向北慵懒而卧的老虎山。山上九峰起伏，松槐满坡，一片青葱。抬头望去，山顶矗立着方圆几百平方米圆柱形花岗岩大石崮，挺拔高耸，在艳阳下闪着柔和的浅赭色光彩，那就是被称作“黄花顶”的九峰中最为雄伟的一峰。再向西看，一座山头似乎被造化的巨斧奋力劈过似的,人们叫那个楔形的缺口为“小旺口”。小旺口东侧峰顶，有两块巨石像孩子玩的积木般神奇地摞在一起，千百年来，任凭风雨雷电万般击打,它自岿然不动，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摞摞石”，它与黄花顶的大石崮都是老虎山的石景。就在老虎山之阳，这两处石景的正下方，紧靠着车流如织的308国道，立着一幢幢二层小楼,这就是李家庵村的村头了。从楼房中间穿过,顺一条6米多宽的水泥路向西走，映入人们眼帘的是半山坡上一簇簇中式民居，它们随地形高低错落，宽宽窄窄的村路借山势弯曲回环；农家小院里树影婆娑，几位上了年纪的老者围坐在树荫里，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山风拂面，空气清新，恬淡静幽的景色告诉人们，李家庵村的老村到了。
  庵子，这个词今天已经很少使用了。查《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1.小草屋;2.佛寺（多指尼姑住的）。青岛市本地人把在山上临时搭建的看山屋亦称作庵子看山人在山里定居多年后,人口繁衍或有邻居迁来,形成了村落，人们就常常用“庵子”给这个村子命名。在青岛市区内，曾被称作庵子的村庄还有不少，如四方区大山村原本是王姓兄弟给河西村看山形成的，本名叫“王家庵子”；双山北麓保儿村的山林,是浮山后姓王的看守，看山的草棚人称“东庵子”，后来渐渐演变为“洪山坡村”；李沧区毕家上流村的村民请北宅科村姜家弟兄在石门山东南麓看山，形成的小村叫“姜家庵子”……李家庵子的来历也是如此，是因了李姓人家在这里搭窝棚居住,给上王埠村曲家看山而得名。
  李家庵村建村以后,清朝末年属即墨县仁化乡；1898年至1922年德日侵占青岛时,被划入胶澳租界区;北洋政府收回青岛，变成胶澳商埠李村区辖区；日军侵华后，李家庵子为崂山行政办事处李村区所辖;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归青岛市李村区;1951年，东、西大村，上、下、东3个王埠，桃园、李家庵等11个村划归楼山区管辖；1954年，青岛市设崂山郊区;1956年4月，李家庵村划到崂山郊区王埠乡;1958年10月，李村镇、河西乡、下河乡和王埠乡组成红旗人民公社，同年12月，红旗人民公社更名为李村人民公社，属崂山县所辖；1994年区划调整，李家庵村划归李沧区,2004年村民们办理了“农转非”，小山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社区。
  今天的李家庵村约150余户人家，有李、孙、栾、曲4个姓氏，居民们以李姓居多。相传李氏家族是明代自云南“起小民”来到山东的。村中老人说“山东无二李”，山东省的李姓人都是一家人，像莱阳的旋子湾、即墨的桃林等李姓人都是同一位老祖宗的传人。据62岁的李德福手抄家谱记载，李家庵村的李氏一族来自桃林村。桃林村李家的第六世宁建、宁业、宁固兄弟3人离村外出谋生,老大宁建迁徙地不详，老二宁业、老三宁固二人落户于炉房村。约200年前，清朝嘉庆年间(1796—1821),炉房李家的第十三世有令、有会弟兄俩受上王埠村曲家人之托，来到老虎山的东南麓看守山林。
  过去为人“看山”，山主人是不付报酬的，作为看山人管理树木、防火防盗辛勤劳动的回报，就是他们可以无偿地在山上开荒种地,去林中拾草捡柴，自给自足维持生活。看山人要居住在山里，远离自己的老村，生活上有诸多的不便，所以只有最贫困的人家才肯来到山坳里，过这种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当年李家兄弟一副担子挑着全部家当，在老虎山黄花顶下方的半山坡安了家。因生活所迫，只有老大李有令娶了媳妇，老二李有会辛劳一生，却无钱娶妻。有令生了5个儿子乐德、乐有、乐法、乐起、乐豪，这5个儿子分五大支,200年来共繁衍了百余户人家，祖先给他们留下起名的辈分用字“书德延庆逢，方义可继和，孝友存曾贵，修心乃为正”，如今已有第二十一世“方”字辈的孩子。
  李氏兄弟在山半坡定居下来的那年秋天，石老人村的孙嗣道弟兄们也来到这里，给王埠庄村民张立彦看管北边和东边的山林。孙家人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选了老虎山的东南麓，在一条南北向大沟西侧，即今天的社区居委会处定居，距离李家的窝棚约300米。孙家的生活更为贫困，兄弟5个只有两个娶了亲，另外3个终身未娶。孙氏家族在此居住200年，繁衍生息到第九代，至今只留下10户子孙。
  约在100多年前，有姓栾的夫妻俩带着3个儿子，从上王埠村来到李家庵村。他们在孙家居住地以南300米,在同一条大沟的东侧，人称“南埠子”的地方搭了个简易窝棚住了下来。这时的李家庵村格局初定，李、孙、栾三姓人家呈“品”字形而居，相距都是300米左右，这稳定的等边三角形格局一直维持到1969年，人民公社统一规划村容村貌,其时孙、栾两姓总共也就有20户人家，都迁到李家居住地去了。1938年,从上王埠村搬来曲姓两弟兄。弟兄二人迁进李家庵村当年就各添了一个孩子，曲家的老人很艺术地将新落生的男孩名字中嵌入一个“挪”字，女孩的名字中嵌入一个“搬”字，来纪念举家迁移这个历史性大事件。这两个曲氏后代今年都已进入古稀之年，他们成为曲家迁徙的最好的“人证”。现在曲家有10户人家，而栾氏家族百余年来也只发展到12户。
  别看栾家在这山坳小村里是不大的家族，但栾姓祖先在即墨地儿里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有个顺口溜说得好，“海西矫，城阳袁，北曲纪，夏庄栾，枣园王家更不善”，说的就是几百年来本地的5个名门大户。李家庵村的栾氏便是“夏庄栾”的后裔，再向上追溯夏庄栾的祖上却是胶州人氏。村里74岁的栾心元尚保存着一本光绪十八年（1892年）修的族谱，这本族谱因为年代久远保管不善，书页首尾缺失，但仍可找到栾氏家族那显赫的过去。此谱是第五次修撰。栾氏族谱初修于明代正德元年（1506年），二修于明代嘉靖三年（1524年），三修于清朝道光三年（1823年），四修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家谱记载了胶州栾氏一世祖栾坯曾在金朝（1115—1234）科举得中，任济南路知法；二世祖栾彬考中金朝武举,封“武义将军”，任密州（今诸城）太守;第十世栾鸿于明代成化初年（1465年）迁居夏庄。栾鸿是明代成化年间的贡生，曾任万金都司怀来卫经历司经历。明弘治八年（1495年）四月二十五日，朝廷连颁四道圣旨：一道赐予栾鸿之父栾璃廼，称赞他“林泉养海，诗书传家,既成训子之功”，赐赠为徵仕郎之职；一道赐予栾鸿之继室阎氏，称赞她“从夫随晚，治内无违，国典俱存,褒章宜锡”，特封为孺人;还有两道将栾鸿已故的母亲王氏和第一位妻子王氏亦追封“孺人”。夏庄栾氏自明成化初年从胶州迁居夏庄，一直没有单修家谱。到清朝道光三年（1823年），在夏庄居住400年后，才由十一世栾恒渭牵头修谱，是为栾氏族谱的第三次修撰，也是夏庄栾姓的第一次修谱。栾恒渭在序中记道：“吾栾氏于成化初（明代,1465年）由胶迁即，卜居之南乡夏庄，旧无族谱,盖约四百年矣。”他们将栾鸿尊为“始祖”，就是即墨老百姓口中所说的“夏庄栾”一族。虽然夏庄栾的一世祖600年前曾荣耀一时,但子孙后代却各有千秋,有的离开祖居地外出。李家庵村的栾氏当年生活比较贫困，据栾心元讲述，在他的曾祖父一代就移居上王埠村，靠外出打工糊口。到爷爷一代，有了3个儿子、两个女儿，生活愈见艰难。为了嗷嗷待哺的孩子们和年老的双亲，爷爷拼命地干活，比常人付出多倍的努力。他雇给人家用小推车搬运土坯时,别人一车装七八百斤，爷爷的车要垛上1000多斤，多运还要快跑,这个吃苦耐劳的汉子被大家交口称赞。栾氏一族搬进李家庵村到了第五代，在栾家辈分“恒德方作圣，一心复绍先，敬宗维敦本，嘉祥裕昆贤” 上，已经有了“绍”字辈的孩子。
  李家庵村的李、孙、栾三姓人家100余年各占一隅而居，在李家与孙、栾两家之间横亘着3条排成“川”字形的南北走向的大沟，着实阻碍了村民的往来。这3条大沟都是10多米宽、七八米深,千百年来因山水冲刷而成，每到雨季来临，滚滚山洪汇进沟内滔滔泄下；遇上暴雨天气,激流咆哮翻滚，奔腾跌宕。崂山山脉发源的河流多是季节河,枯雨季就断水,这些泄洪的大沟也是雨水过后会有潺潺清流，几日无雨便都干涸见底。西边那条大沟是小旺口一带山峦的泄洪道，它从小旺口山顶一路走来，所以被称作“小旺沟”；中间的那条叫做“花顶前沟”，它从黄花顶山头起始,在山南坡顺势而下;东边的大沟在孙家居住地西侧，大家叫它“孙家沟”或“东沟”。这3条大沟成为乡亲们往来的天然障碍，三姓人家成为独立的3个部分。这三姓人家不但居住相对独立，最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各自供奉着守护自家住地平安的土地神。土地神，青岛人俗称土地爷，是自上古尧帝以来中国民间祭祀最为普遍的神祇。宋代将土地神的故事演绎得完整有趣。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土地爷爷无处不在，田园中有之，山林中有之，家宅村庄中有之。他心地善良，法力广大，保佑着一方百姓的平安。方志中记载:土地神掌管土地，五谷的收成丰歉仿佛全在他的一念之中，所以百姓们对他十分虔诚，村头、山林、桥梁旁边都可见到信民们为土地爷爷建造的“行宫”。而土地爷爷似乎并不苛求居处的奢华,其庙宇格局都很小,大多只有80多厘米高；而设于田间山林的土地庙,甚至用一块石头写几个字,或在石头上贴个“春”字就可算土地爷爷之位。所以有民谣调侃道：“土地爷本姓张，有钱住瓦房，无钱顶破缸。”李家庵这三姓的聚居处都供奉着本方土地爷爷。李氏家族在半山坡的村子里盖了一座中规中矩的土地庙，用石条建成,里面端坐着石雕的土地爷爷和土地奶奶。孙家和栾家迁进村后，也在居住地建上土地庙。他们各用3块80多厘米高的石头相互支撑起来，内中放置一段木头,上书“山神之位”，就算自家保护神的圣庙了。至今村里五六十岁的人还记得这3位神仙的“行宫”模样。李氏家族供奉本村土地爷爷，孙家和栾家供着老虎山的山神，小小山村居然住了3位神仙，各自为政，互不干涉，倒成了李家庵村的一个特色。3位神仙和平共处到20世纪50年代末,在破除迷信的运动中其“宝座”才被拆除。
  今天的李家庵村出行十分便利，整齐的村路与308国道相接,村口就是南来北往的各路公共汽车站,无论是去老市区、去东部,还是到城阳区、崂山区,都有直达的公交车。过去这里可是相当的闭塞，祖祖辈辈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往山外，不足1米宽的山路曲曲弯弯下了坡向南，经过王埠庄村东侧再向李村进发，才能与外面精彩的世界接上轨。如果想上石沟村、南岭村、大枣园村一带，就得翻过老虎山。身处半山腰的小村出入困难，村民们与外界接触很少，外来的人也不多。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深山老林也挡不住侵略者的魔爪，侵占了青岛的日军居然无孔不入，几次进山对李家庵村进行讨伐，有一次竟驻扎了10多天。日军见啥抢啥，鸡、鸭、猪、羊都不放过，临走还从村里抓了几个壮丁。受害人的家属砸锅卖铁凑了赎金，求上王埠村的保长帮着说情才把人赎了回来。最让村民惊恐的一次是日军来村中搜捕“逃犯”，将全村百姓都集中在场院里，四周架起机关枪，威逼村民交出他们所要的人。原来一个多月前，下王埠村有个村民不知触犯了日本人的哪条“法律”，被日本人抓去,拉到“广东公墓”砍头。也是那村民命大，正在行刑的刹那间，他因惊吓头向下一低，日本人的大刀便没有砍“到位”。待他从昏迷中醒过来时，日本人早已离去，那村民自己也不知脖子是断的，竟奇迹般地爬到路边。当年广东公墓少有人迹，却碰巧有行人走过，一位好心人听到呼救声，冒着生命危险跑到下王埠村送了个信。那村民的小舅子是李家庵村的，悄悄去把他救了回来，藏在小旺沟的山洞里,请了一位中医大夫给他治疗。经过近40天的医治，那村民被砍断的颈椎骨已基本接起，眼看这条性命就能保住，岂料不知怎么就走漏了风声。大为光火的日军荷枪实弹地闯进李家庵村,搜山、抢物,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恐吓，发尽淫威。而那个下王埠村的村民终于没有逃过日军的魔爪，被日军从山洞中搜捕出来,带到市内再次行刑。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上王埠村在李家庵村岀村的小路东侧修了一座水库，过了几年,桃园村紧挨着王埠水库也修了一座水库。两座水库的大坝都高约15米，坝外呈斜坡状,坝顶约3米多宽，可容一辆地排车或一辆拖拉机通过，于是水库坝顶就变成了村民们的出行必经之路。大坝是黄土夯就,每到下雨天被来往的车轮碾、人畜踩，变得泥泞不堪,成了一汪黄泥浆;及至晴天，黄泥路干了，脚印、车轮印依旧凸凸凹凹，坎坷不平。1972年秋天，村民李德诰开着拖拉机给果品站送水果,在窄窄的坝顶上，拖拉机被坝上的坑坑洼洼颠翻跌下大坝，车上1000多公斤恩梨挤烂跌碎，滚得到处都是。万幸的是拖拉机翻倒之时滚向了坝外，而不是倒往坝内。至今李德诰回忆起此事都感到后怕，倘若拖拉机一个滚儿打进坝里,掉入四五米深的水中，那后果简直不敢设想。这段“与众不同”的出入要道长150米，两边闪烁的是波光粼粼的碧水，潋水色与苍翠山光交相辉映，景色绝佳，人行走其上，如在画中游。然而当年亮丽的风景没有给村民们带来美的享受,走坝顶的安全问题倒成为全村老少的牵挂。1982年，一条自即墨园庄通往青岛市区内的公路开始修筑路基。1984年，这条公路规划为308国道的组成部分。秋天,筑路工程指挥部召开了由有关村庄、单位参加的动员大会，向李家庵村征地21亩，并分配给李家庵村紧靠村边1000米长的国道修筑任务。村里组织了技术力量和劳动力，投入到这个既利国利民、自己村子又直接受益的工程中去，有许多村民参加了筑路大军。二度严冬酷暑、无数的加班加点、洒下数不清的汗水后,1986年308国道竣工。车水马龙的大道不仅成为青岛市交通的主要干线之一，而且也结束了李家庵村200余年封闭的历史，为李家庵村的快速发展注入了活力。
  李家庵村坐落在半山坡上，村里的地多是山林地，满坡的梯田三分大一块，二分大一条，三厘二厘大小的更是占满了山坡的边边角角。这都是勤劳俭朴的李家庵村几代人面朝山石背朝天，一镢一镐、一寸一寸地开垦出来的。这些地土层很薄，沙砾较多，种庄稼收成很差，每亩小麦的收成也不过100多公斤。平时村民们以种玉米、地瓜、小麦为主,打的粮食根本填不饱肚子。村里老人们常常回忆起过去那些苦日子，比如说“过年”。过去的人十分看重过年，总觉得苦苦挣扎了一年,到除夕晚上怎么着也得吃顿“猪肉饺子”，才算对得起全家的老老少少。那时候，可能是从山里外出一趟实在不易，也可能是去集上割肉割的太少脸上挂不住，现在60岁左右的人还记得，当年常常有两家合着割一斤肉回来过年的。买回这一斤肉，每家只分得半斤，一要用来包过年五更吃的“猪肉饺子”，还要留一点，以备正月里人来客往的作招待之用。如何让全家人品尝到肉味，真是难为当家人,更难为主厨的女人们。那年月连豆腐也是少见的，来客炒个“过年菜”，常常以地瓜粉条作主打,熬一大锅白菜粉条，点缀上几片肉。而那些正月里走亲戚的客人们，也很知道怎样不动声色地为主人家节省。那时候，吃饭不能动菜肴中的肉，是李家庵村乃至广穷苦人家人人心知肚明的规矩。客人们的筷子如同生着眼睛，遇到那几片稀罕的肉片时,会绕着弯儿走，要么就将肉片拨到一边。村里老人讲了个笑话，说20世纪40年代，有一个姓马的单身老人曾在孙家后面的山坡上住过几年,大家称他那个简易小屋为“北庵子”。老马和村里的老人们渐渐熟悉起来,就请村里老人们正月里去他的“北庵子”一聚。村里一个年轻人也随了去喝酒，他不懂村里做客吃饭的潜规则，遇上一块肉就毫不客气地放到嘴里大嚼起来。这个年轻人当即受到全体客人的“攻击”：“就你会吃！”年轻人面红耳赤，恐怕他终生也难忘这片肉的滋味。这是一个真实又辛酸的故事，它让讲的人、听的人都会从心底流泪。
  李家庵村的土地粮食产量低，一是因为土地贫瘠，二是因为山上缺水。别看下雨时小沟溢大沟满，雨过天晴后大沟小沟里还会清溪潺潺好多天，可住上几天不下雨，山坡上的庄稼就又缺水了。春播秋种时，盛夏骄阳里，村中最沉重的活儿就是挑水上山浇地。一代又一代，李家庵村的孩子们从小练就了担水爬山的功夫。七八十斤的担子压在肩上，陡山肖的山路步步上坡，路上沙石硌脚，一不小心就会打滑；颤悠悠的扁担担起丰收的希望，一步一步往上走；到了地里，用水瓢小心地浇下去，一滴也舍不得抛洒。种地瓜的时候，一担水只能浇四五十棵地瓜苗，那每一瓢、每一碗水，都和着村民的血汗啊。因山岭地缺肥少水，种粮食收成太少，百年前先辈们就开始寻求出路，引进了适合山地生长的恩梨和金帅苹果，乡亲们可以从水果的收入上见一点“活钱”。20世纪70年代初又开始种桃子,20世纪80年代时全部土地都改种了果树，有水蜜桃、黄金蜜桃，还有青岛农科所培育的崂山优良品种“寒露蜜”桃。那时的李家庵村掩映在果树丛中，春来桃李争芳，夏秋果香满山，让人颇生世外桃源之感。然而村中的经济却还是上不去：山上土薄缺水，结的果子个头不大，在市场上竞争力不强，村里又没有工业补充收入，所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里，一个整劳力一天的工分最高时只有一元钱,最差时一天竟只有三角钱。
  水和交通成了李家庵村发展的瓶颈。然而多少年来，清贫的李家庵村村民们连温饱都解决不了，更无力去解决这些难题。到1953年，村里成立了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1955年的高级农业合作社、1958年的人民公社，历任的村社干部都为解决水的问题一直在努力。1963年，村组织人力在小旺沟的中段夯起黄土大坝建水库，截拦山水。群众的积极性特别高，为了改变自己家乡的面貌，连十四五岁的男孩子都加入了打夯的队伍。1968年建成了老洼子水库。到1975年，李家庵村已将村中的几条大沟都截拦、筑坝，加深、加宽，共修建了4个水库，基本上解决了山上庄稼和果树的灌溉用水，减轻了大家的劳动负荷。为解决住户的吃水困难,1972年，村里请人勘察，选定在村东边打一眼直径4米的大口井，建成二级供水系统，让村民们吃上自来水。于是全村人总动员，大家没白带黑地干起来，白天社员齐上阵，晚上，干了一天的民兵们再挑灯夜战，义务劳动。那时候，没有任何机械可用，井下一镐一锨，井上一筐一车，拼的是体力。打到4米深的时候，见到了岩石，打炮眼，装炸药，把石头炸上裂缝再撬下砸碎运上地面。经过近两个月的突击,8米深的大口井出了水，家家户户接上了水管子，清澈的自来水流进了家门。最棒的是这水从山岩间渗出，口感好，无污染。村里曾特意取样到有关部门做过化验，其优良的水质不亚于矿泉水。
  李家庵村曾在平整山坡地修建“大寨田”上下过不少的功夫，今天李家庵村的村貌地貌就是那时候努力的成果。那是“文革”时期，举国上下掀起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李村公社所属的石沟、佛耳崖、河西大队都是学大寨的典型。同属于李村公社的李家庵人不甘落后,奋起直追。他们在大寨“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夺高产”精神的启发下，规划着将自己村南的山脚下那片梯田平整成一片“大寨田”。那些年，虽然生活很清苦，但人们却干劲十足，只要上级一声号令，老百姓就会积极响应。李家庵大队提出的口号是：“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就动手。”那年冬天，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数九寒冬里，凛冽的山风中，只以地瓜干果腹的社员们浑身竟有使不完的劲，还真是敲锣打鼓一直干到除夕的前一天——腊月二十九日。刚过完春节,大年初四又下了地。这年的冬闲不闲，经过一个冬季的奋战，李家庵村南的山坡几十块梯田被修整成了平展展的“百亩大寨田”。1976年，战天斗地的目标又锁定了“老洼子”——在黄花顶下方、孙家沟西侧，线条顺和的山坡突然凹下，常年有山水汇集着，成为一片一亩多大的沼泽地，生满了芦苇、水红、菖蒲。因为“老洼子”在半山腰上，得从山下推来好土填上，才能整成可种庄稼的“大寨田”。平整“老洼子”的艰难是今天的青年人无法想象的。至今大家说起当年推着小车、挑着担子运土，大冬天里头冒热气、汗流浃背的情景，仍是感慨万分。
  李家庵村悄然隐藏在老虎山的怀抱中,200年来，村民们都是恬淡安静地过自己的日子，几乎没有什么人外出闯荡。原生态的生存环境和与世无争的好心态造就了李家庵村的长寿老人。2004年老寿星李书珂在103岁时无疾而终。乡亲们说，李书珂老人的性格特别好，他从小去罗圈涧念私塾，断断续续地念到20多岁才回村参加劳动。他念了这么多年书，既不图功名，又不求职位，一生平和安详地住在小山村里。他喜欢喝喝小酒,兴致来了吟几句诗，写几个字，自得其乐，过得有滋有味。李家庵村居民不到500人,除了老寿星李书珂这位百岁人瑞，现在80岁以上的老人有10位，其中有两位已是90多岁年纪。这些长寿老人们，每月都有固定养老金，百岁以上老人每年还有200元生活补贴。这些有福气的老人家，熬到了好时候，享受着以前做梦都梦不到的幸福生活。
  老人们喜欢每天拿个马扎子到胡同口、树荫下聚会，他们睿智的言谈和讲述的古今趣事让年轻人听得津津有味。如在李家庵村里有一个“版本”与别处不同的“端午插艾”的故事就非常有趣。说的是古时有个男子被强人追杀，连日来四处躲藏，总找不到安身之处。这天，正是五月初五端午节，那男子逃到一个村子里，饥渴难忍，又见天色渐晚，便敲开一户人家的门要求暂住一夜。跟踪盯梢的强人眼瞅着他被主人让进屋内并受到热情招待，确信那男子晚上会在这家歇息，便随手从路边上生长极为茂盛的艾蒿丛中拔了一把，悄悄塞在这户人家的门框上，准备以此为记，夜里带人来捉拿那个男子。强人拔艾插艾之时，恰巧被一位邻人看到。这个奇怪的举动引起了邻人的怀疑,他左思右想猜不透一个陌生人来村里探头探脑窥视住户，并在人家门框上插一束艾蒿的用意。这位聪明的邻居认为此中必有缘故，且这人如此鬼鬼祟祟，也绝非善良之辈。他立即拔了大捧的艾蒿，逐门逐户地把艾蒿插了个遍。到了夜里，那伙强人果然来到村中寻找插艾的人家,没想到全村弥漫着鲜艾的香气，家家户户门框上都挂着一束翠生生的艾蒿。强人们找不到要追杀的人，无功而返。村里人都说这是艾蒿的驱邪功能奏效了，于是每到端午节这天，在门框上插一束香气四溢的鲜艾蒿祈求吉祥的习俗流传至今。
  李家庵村的李姓老人们还会讲一个故事来佐证“山东无二李”的俗语。据说在李姓人家定居李家庵村几十年后的清朝道光年间，李氏族人筹钱买下老虎山南坡的一片山林地。这片山地与曲家地相邻，原属即墨“北曲纪”家所有。李家付过钱后，纪家却以地价过低，李家给的钱不够为由意欲反悔，两家打起了官司。李家人一合计，有道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穷山沟里的小门小户与即墨地儿的大户人家争高低，明摆着要吃亏。这时老人们想起“山东无二李”之说，能与“北曲纪”抗衡的李姓人，恐怕只有即墨七级村的武探花李廷扬了。再一想，虽然咱与人家是同姓,平素和人家并无来往，遇到事情贸然相求能行吗？可既然到了走投无路之时，且把死马当作活马医一回吧。李家人推举了4位代表，跋山涉水70里，足足走了一天，来到七级村李廷扬探花府上。代表们很顺利地见到了探花郎，把与“北曲纪”打官司的前因后果一一说了一遍。李廷扬却只是和他们叙些家常，说些风土人情，留乡亲们住下，叫家人好生款待。李家庵村的代表们见李廷扬绝口不提帮忙打官司的事，不免大失所望，勉强住了两三天就告辞回家。李廷扬也不甚挽留，见乡亲们脚下被山路磨得开了花的鞋子，只淡淡地说:“鞋破了，回家补补凑合着穿吧!"代表们失望地离开七级村，无精打采地再走了70多里路回到自家的小山村。又是一天的行程,走进老虎山脉，踏上那条曲曲弯弯的羊肠小道，眼看离家愈来愈近,正在发愁如何向全村的父老乡亲交代之时，老远就看到全村人簇拥在村口迎接他们，并高兴地告诉他们：“官司赢了！”原来李廷扬将一切都作了安排，只不过不事张扬罢了。老人们感慨地说:“山东无二李，多亏本家探花郎啊。”李姓的老人们还会很自豪地讲一个“大力士”的故事。那是在20世纪初，李家十七世上出了个大力士李书进。据说那李书进看起来也不是如何高大威猛，可就是浑身是劲,如别人扛个两三百斤的东西就算不少,李书进扛上个500斤不在话下。他家垒猪圈的大石块哪块也得四五百斤重，都是李书进从老虎山上一块一块扛下来的。李家庵村中有一盘石碾,碾砣子用整块大石凿成,全村人都用它碾粮食。那天李书进扛着镢头去巡山看林子，见一小偷摸进村来偷东西正将得手，他大喝一声，追上前去，小偷受惊，夺路而逃。眼看就要追到，小偷一头钻进碾道里，说时迟那时快，李书进一镢头抡将过去，只见那小偷身子一歪,镢头砍在了碾砣子上，“咔嚓”一声脆响,石碾齐刷刷掉下一角。事后村里人惊叹道，那得多大的力气才能把碾子劈下一角来，这要砍在小偷身上还不得开了花！多少年后，老人们还会指着那缺了一角的碾子，讲这段令人惊叹不已的故事，李书进“大力士”之名也流传到现在。
  时光荏苒，历史的车轮驶进了21世纪，李家庵村旧貌换新颜。新中国成立后的50余年，原先穷困的小山村逐渐走上了致富之路。改革开放以来，李家庵人也从封闭中冲了岀来，有的办厂，有的外出找工作，外面世界的精彩也影响着李家庵人的观念。1986年以后，在308国道旁边，村民们盖起了一片二层小楼，有40户人家告别低矮潮湿的老屋，搬进了设计科学、亮堂堂的新居；还在山上老村里的住户，大部分也将旧房翻盖一新，改善了居住条件。308国道通车后，村民们出行有了快捷方便的公路，村里也随之将与国道相通的村路加以修整。这条路要横穿村中那3条大沟，起初是先将大沟必经之处填平，修筑了一条三四米宽的土路。到2002年，村委带领大家将其改造成水泥路，路面拓宽到6米。今天的村路整齐干净，平坦舒适，汽车也畅通无阻。2004年，村民们由农村户口转为非农业人口，村委会改为社区居委会，这个小小的山村成为青岛市区的一部分。村民们转为城市居民后，享受同等的劳动保险待遇，达到退休年龄的老人们，按月领取退休金，在景色优美的小村里安享天伦之乐。
  随着“大青岛”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李沧区地理位置的优势渐渐凸显，美丽的李家庵村成为岛城人居住的理想地段。根据区里的规划，村里的500亩土地将分期分批建造起住宅楼,一个优美时尚的现代化居民区很快就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根据李延亮、李德正、李德诰、李德福、李书金、栾心元、孙玉德等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