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李村街道地处李沧区的商贸中心，具有地理位置优越、居住人口密集、三产繁荣的特点。辖区东邻308国道①，西接重庆中路②，南至李村河，北濒大村河，面积6.75平方公里；所辖的河北村、东北庄村、杨哥庄村、曲哥庄村、东兴村6个村庄已于2002年3月至7月间全部改称为社区，其中新村社区又于2005年改制为达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另辖17个社区，即东山社区、中崂路社区、东山商城社区、大崂路社区、滨河路社区、北山社区、夏庄路社区、枣园路社区、向阳路社区、青峰路社区、少山路社区、书院路社区、长岭路社区、玉清宫路第一社区、玉清宫路第二社区、西山二路社区、君峰路社区；有鹏展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利民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瑞发投资有限公司3个街属企业;还有驻辖区的机关、学校和商场、医院、宾馆、饭店、银行及邮电、通信、证券、保险行业等企事业单位100余家。2007年辖区内总户数19477户，总人口57024人，其中男性29158人、女性27866人。
  李村街道辖区内道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贯穿李沧区南北的308国道和重庆中路,是连接李村街道辖区东西两侧的纵向干道，书院路、夏庄路、京口路、枣园路、北园路、长岭路、北崂路、南崂路、中崂路、少山路、滨河路、君峰路、峰山路、青峰路等多条道路遍布辖区,还有设置密集、道路交通便利、条件十分优越、通向四面八方的公交车辆线路，形成了便利的交通网络。
  李村街道辖区历经多次名称变更和隶属调整。1897年前隶属即墨县仁化乡郑瞳社;1898年被划入德国胶澳租借地，隶属李村区；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属胶澳商埠李村区；1949年6月青岛解放后，先后归南海专署和崂山行政办事处;1950年改属胶州专署；1951年起属崂山行政办事处和崂山郊区;1961年后，崂山郊区改称为崂山县，属李村人民公社;1984年撤销李村人民公社,成立了李村镇;1988年11月撤销崂山县，属新改称的崂山区李村镇辖区；1994年6月随李村镇划入新成立的李沧区;2000年1月撤销李村镇，其所辖区域调整为4个街道，李村街道是其中之一。新组建的李村街道由原李村镇的6个村和原李村城区管理处部分区域组成。
  李村街道以“稳定提高二产，加快发展三产,扶持个私经济，狠抓招商引资”为经济工作的基本思路，实施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发展战略,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2007年，完成财政收入8469万元，总量居全区第李村街道自组建以来先后荣获全国基本单位普查先进集体、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先进单位、山东省文明单位、山东省残疾人工作先进街道、山东省“双进”活动先进单位、山东省体育先进单位、青岛市文明单位、青岛市反邪教工作先进集体、青岛市老龄工作先进集体、青岛市人口普查工作先进集体、青岛市调解中心先进单位、青岛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先进集体、青岛市爱国卫生先进集体、青岛市个体税收委托代征工作先进单位、青岛市税源普查先进单位、青岛市民族宗教工作先进集体、青岛市安全创建活动先进集体、青岛市城市住户调查先进单位、青岛市群众文化先进集体、青岛市爱心助残先进单位、青岛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称号。
  河北村刘锦风光旖旎、人杰地灵的青岛，开埠仅有百余年，就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偏僻小渔村，迅速崛起为中国沿海最富有欧韵风情、蕴含着无限活力的现代化国际城市。作为青岛市区北大门的李沧区，青岛的腾飞为她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凭繁荣的商业、旺盛的人气、淳朴厚道的民风民情，借改革开放的猎猎东风，李沧区打造出青岛三大著名商圈之一的李村商圈，将一个亦农亦商亦工的河北村变成高楼耸立、商贾如云、人流如织的生财宝地，成为李沧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
  在这寸土寸金、商机遍地的地方，岛城十大商家中的维客、北方国贸和利客来三足鼎立，国美、苏宁、五星电器等专卖店落地生根，李村商圈成为诸多商家必争之地。在那些华丽大气的店铺里，到处是璀璨耀眼的商品、时尚靓丽的红男绿女，已寻觅不到河北村的陈年旧影，只有每逢农历的二、七日，在村南的李村河滩上那东西绵延3000余米，人群喧嚣涌动似钱塘潮般的李村大集，才使人们找回一点中国人世世代代对集市交易的那种重视和喜爱的感觉,感受到河北村500余年历史的余韵。
  传说河北村立村于明朝正统年间(1436—1449)，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名叫李周，那时李村河北岸最平坦的地方已被另一个李氏家族占有，立下今天叫做曲哥庄的村子，李周便在曲哥庄村以东千米之外定居下来。据李氏敦睦堂于1930年修撰的《李氏族谱》载：“吾始祖周自云南来至即墨城东流村，又迁居李村，迄今十有七世。” 李氏家谱上所说的“流村”，在清同治《即墨县志》的地图上标志为“留村”，由大留村、前留村、小留村、小村几个自然村组成。2007年版《即墨市志》对留村做了简单介绍：明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中山王徐达之子魏国公徐辉祖奉命建鳌山卫，路过此地与有过交往的周氏和李氏相见，并赠给周安住和李良德二人一些田地。周安住在赠田处定居，为纪念徐辉祖在此盘桓淹留过及赠田的恩德,遂取村名为“留村”；李良德受赠后，也在自家的田里搭房建屋安家，因位于留村之南，小村即称为“前留村”。河北村的李氏一世祖李周自即墨留村迁过来，但家谱上未记载迁徙的时间。李氏家族现分为两大支，已繁衍到第十八世，据此推算李家迁来已有500余年。李氏立村后以姓氏为村名，取名“李村”，村前那条白砂闪烁的季节河被称为“李村河”，周边村里的老百姓经常聚集在河滩上进行交易，形成固定的逢二排七的集市也随之叫做“李村集”——有时,人们干脆把李村也叫做“集上”。李氏在此定居几十年后，到了成化年间（1465-1488），又有刘姓男子携家带口从云南迁徙过来，在李村河南岸搭房建屋，两个小村隔河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周围各村的人把这两个村子统称“李村”，并用“李村河北”和“李村河南”将其区分开来。500余年来，就连官方的记录中也一直将河北、河南当一个村子统计。清朝同治癸酉（1873年）版《即墨县志》的“七乡村庄图”中标志为“李村集”，县志内卷之四的《武备志》“邮驿”中记载：“西北路通平度州、莱州府，铺七：李村、周哥庄、长直、段铺栏、泉庄、刘家庄、高家庄。”在官府设置的邮驿路中，向平度和莱州传递公文信件的线路中的第一铺（即“站”）就是“李村”。在此后各个年代所绘制的地图中，河北村和河南村都合称李村,1984年出版的《崂山县地名志》中介绍：“崂山县城李村是县社党政机关的驻地，也是三个生产大队的驻地。”这三个生产大队即河北村、河南村和位于河北村以东的东北庄。
  李氏立村后,又有段、孙、修、安、尹、辛、王等多个家族陆续迁徙进来。据2003年修撰的《崂山段氏族谱》记载:“……崂山段氏始祖伯祥公于永乐二年（1404年）由小云南（今山西省南部地区）迁来山东省莱州府即墨县仁化乡郑疃社，卜居于依山襟海之陡阡口下黄家河东缓埠上，名之’段家地'。居无久，终因是时人烟稀疏，野兽伤人之事时有发生，遂举家迁来宋氏先祖所立东埠疃开基立业。后为段家埠。”到清朝康熙初年（1662年），段家后人开始外迁,其九世上有个叫段春芳的来到河北村,现已居住了近450年,繁衍了13代后人。1954年修的《孙氏家谱》记载了孙家来村的情况：“李村河北孙氏祖居石老人村，先祖迁居来此迄今贰佰余年，子孙延绵十有数世矣。”孙家先祖孙公定居河南村后，连续两代单传，到第四世分为5支，第五世时人丁大旺，居然生了14个男丁，家族逐渐庞大起来。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孙氏的第八世积堂迁至曲哥庄，民国30年第十世德昌迁居登瀛村。现河北村的孙氏家族已繁衍到第十五世，有20多户人家。村中修氏家族的渊源因无资料可考，只知道修家来自云南，先至延安后到即墨，最后定居李村。另外村中还有尹姓、安姓家族，在20世纪初被德国侵略者强迁至东北庄村，现在村中仍有安姓居住，但户数较少。据1928年版《胶澳志》记载，1924年李村有425户人家,2034口人；1935年国民政府统计李村共478户人家,2980口人。1984年《崂山县地名志》中将河北、河南和东北庄分开做了统计，河北村有314户人家,1173口人；现在村里有673户,1442人，并于2000年办理了“农转非”手续，从外貌到实质都是真正的青岛市区了。
  河北村占天时地利之便，村南的李村大集为村民们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还像梧桐树招来凤凰栖息般引来五湖四海的优秀经商人才，反过来又推动本地的经济再上一层楼。发达昌盛的经济条件又使河北村在青岛开埠之后，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彰显。
  1897年10月，德国政府以山东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青岛，10月13日抵达胶州湾，并派小艇抵岸向清军总兵章高元提出“借地操练”的要求。14日清晨，德军登陆后就占据了俯瞰海防炮台和衙门的周边高地，把炮口对准总兵衙门，向章高元下了最后通牒，令中国军队三小时内撤离到青岛以北的沧口，竟然还像狼外婆一样十分可笑地说道：“交战并非所愿，务必避免流血，以求和平解决。”这时的章高元面对蛮横无赖的德国侵略者,先是激言抗争，再是沉默不语，到中午时竟然下令撤退！德国人就这样只用了5个小时的时间，不费一枪一炮侵占了青岛，大学路南段的总兵衙门被德军当成了驻青司令部，后来又作为德国临时胶澳督署。1898年，德国帝国主义逼迫清政府与之签订《胶澳租界条约》、《租地合同》、《潮平合同》和《边界合同》，强行“租借”整个胶州湾，以及胶州湾东、西岸土地，胶州湾东岸从崂山湾东半岛东北角起穿越崂山过石门山脉沿白沙河到女姑口，胶州湾西岸从齐伯山西南至灵山卫、薛家岛之间的大路，共有540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德国的殖民地，李村地区也在其中。1898年9月2日，德国宣布青岛为自由港，向全世界的国家开放贸易。有个叫海因里希•谋乐(HeinrichMootz)的德国人曾带着助手对租界内的村庄做过调查，并在《山东德邑村镇志》一书中一一作了记述。海因里希是这样描述李村的：“李为水果李子之意。在这个李姓村子中，农历每月的初二、初七、十二、十七、二十二、二十七为集。
  在宽大的河床上，呈辐射状的交汇至此的路上聚集有400—1200人,备有多种生活必需品。’集’这个汉字的意思是集会。人们去赶集不仅仅是买卖货物，而是过节, 与朋友和熟人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谈谈新闻。在集市上可以听到各种事。甚至还有说书人，讲述长久在人民中间流传的故事和神话。1898年3月由德军占领。1899年在李村设置了区公所。”德国人将租借地划分为市区与乡区两大行政区域，市区名为“青岛区”，周围的村庄作为乡区，叫做“李村区”，行政中心设在李村河北。1910年英国人帕默在《青岛》一文中记道：“从沧口步行一小时便可到达李村，或者可以由青岛沿植林的公路到河西，那里有一条翻修过的公路可到李村。流向西南方的李村河西岸有一个大的集市。1898年这里设置了按察司，坐落在李村西北600米一个小山上的漂亮的楼房里。此外，这里还有基督教教会、教堂和华人监狱。李村山，风景秀丽，在东北角的一座226米高的山上有一道古战壕，以北可以看到西部大片的果园。”帕默的文章给我们掀开百年前李村的一角面纱，她像一个16岁的花季少女，柔嫩的面庞上写满了青涩，却已显示出她将来定会出落成绝代佳人的美丽的轮廓。帕默所说的按察司那座漂亮的楼房，就是老百姓称作“北大楼”的胶澳副臬司衙门办公楼，位于今北山一路与源头路交汇处的北侧，这座德式小楼的确称得上小巧玲珑，为二层楼房，每层只有3个房间，另有一层地下室。德国人将李村区的最高行政机关设在现在称为河北村的李村河北，所以对这里的建设分外下工夫，修公路、架桥梁、整顿村容，并在附近陆续建了法庭、警署、监狱、教堂、小学，李村河北成为李村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始了从一个普通农村到富裕乡镇的飞速转变。
  当年的河北老村村民多数居住在今天的滨河路以北，书院路以南，向阳路以西，京口路以东这块地面上。村北的书院路自东北向西南延伸，村南的滨河路贴着河道也向西南方向前进，在老村以南的这一段却微微有些偏西北，书院路和滨河路像等腰梯形的两个腰，京口路和向阳路就像梯形的两个底，将河北老村围在这个等腰梯形中间。村民们多聚居在这个梯形之内，传说是立村人的李氏家族住的位置在最中间；还有从曲哥庄迁徙过来的三四户李姓人家，定居在等腰梯形之外,现古镇路与书院路交叉的十字路口西北角上，这几户人家的房前屋后是大片的菜园地，故此村民们称其为“西北园”。在河北村一轮又一轮的改造扩建中，西北园改建的最晚,那些矮小古旧的碎石土墙老房子，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此修建新华书店时才被拆除。
  西北园以南是一片20亩大小的洼地，低于地面近半米深,常常积着一汪水，有时人们就在这块洼地里种上旱稻，因稻子的产量低，所以种稻的劲头不大，今年种种明年停停。这块洼地在河北老村的西边，人们称它“西窑湾”。传说明朝时候曾有人在这里取泥烧砖，天长日久就挖成了湾,时至今日并没有找到任何砖和窑的丝毫遗迹，只留下一个“西窑湾”的名字让后人们去猜想。西北园的东北边、京口路拐了弯后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不小的水湾,汇集着河北村北边几个小山上的雨水,路东侧那个大湾人们称其为“东大湾”，路西那个椭圆形的湾，人们叫它“北大湾”。北大湾还叫“鸭子湾”，南北长约100多米,东西长50余米，每到雨季水深达2—3米，到冬天雨雪少时，大湾就干涸见底，露出满湾的碎石淤泥。大湾有水的时候,湾周芳草萋萋,附近村民家里养的鸭子贪恋这里的水草，都跑过来在湾里觅食吃、扎猛子，就连下蛋也不肯回家去，曾有人几次在草窝里捡过成堆的鸭蛋。这个大湾在20世纪50年代被填平，现在的维客大酒店就盖在北大湾上。雨季里北大湾的水沿一条深2米、宽6米多的大沟,经过西窑湾东侧流入李村河，人们叫这条大沟一带为“西沟崖”，连它东边的那条胡同都叫做“西沟崖胡同”。20世纪70年代，崂山县政府将这条大沟覆盖成暗沟，上面修了马路,成为今天古镇路的一部分。
  与北大湾一路之隔有块三角地,是京口路在向沧口方向突然拐弯时与夏庄路和向阳路形成的夹角。三角地的东北角呈直角状,斜边在京口路上,20世纪初期这块小小的三角地可是十分醒目的地标，在它南头的那个角上，曾有座十分洋气的建筑物，叫做“齐鲁会馆”。会馆是过去的同乡会所，多由同乡中有钱有名的人牵头集资修建，同乡们入会要交会费，用于维持会馆的维护、管理。
  会馆里常常搞同乡的聚会，若有穷苦的同乡们漂泊至此,可以在里面寄住，所以这种会馆在各大城市里都能见到。青岛的会馆最有名气的是齐燕会馆、广东会馆和三江会馆,合称“三大会馆”。馆陶路上的齐燕会馆资格最老占地最大，由山东人傅炳昭牵头并联合河北人士于清朝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建成;另外两个会馆都建于清朝光绪三十二年，广东会馆在芝罘路24号，由广东人杨瑞芝和古成章发起成立；三江会馆在芝罘路25号,发起人是紫竹生和周宝三。齐鲁会馆因修建在远离市区的李村河北村，故在青岛市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留下较为详细的资料，甚至连其修建的时间和发起人的名字也没有流传下来，但它在李村地区的影响很大。青岛档案馆卷宗中,20世纪20年代初手绘的李村简单地形图中即出现过齐鲁会馆的标志，可以断定其修建年代应在1922年前，即青岛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回归祖国以前。齐鲁会馆虽是山东人所建，建筑风格却是西洋的，从马路上看过去，外围的一圈墙壁5米余高，拱形大门上镶嵌着七彩的花玻璃，给人印象最深。大门顶上的匾额用黑色大理石刻就，“齐鲁会馆”4个金字与大门上的彩色玻璃相得益彰,显得非常醒目，但走进会馆大门后却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院子里贴墙盖的是青岛地区称为“道士帽”的那种房子，屋顶并不是呈人字形搭建，而是从围墙上顺下来，借围墙做房墙用，这种房顶又叫“ー面倒”，是ー种简易的建筑。那么气派的大门，那么大的名头,竟盖着一院子“道士帽”，且间隔成一小间一小间的，十分令人费解。日军第二次侵占青岛时，齐鲁会馆的管理人员都跑光了,许多逃难的贫苦人家将小房间占满，搞得里面更为破烂。新中国成立后，南头角上的那几间房子被派出所用来办公。齐鲁会馆以北，占着三角形的另外两个角的,是河北村里最美丽的庭院，满院花草开得花团锦簇暗香浮动，引得路过的人们总要在墙外流连一会，大家送它个名字“赵家花园”。赵家花园和齐鲁会馆在20世纪后期拆除。因为这里是河北村繁华地段的中心，离政府机关又近，1998年，在这里修成了一个既大气又时尚的广场，冠名为“维客广场”，成为一个政府搞集会活动、居民们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维客广场赵家花园以北，曾有ー家制作冻粉的贯华冻粉公司。冻粉,学名“琼胶”，像粉丝一样纤细透亮。它的用途极广，在食品工业中，可作稳定剂；在罐头里，它是凝固剂；在药品里，可作膏药的药基，又是一种安全的轻泻药;在餐桌上，是老百姓喜欢拌食的凉菜。冻粉用琼胶冻干燥而成。琼胶冻是用浅海生长的海藻石花菜熬制的，岛城人称为“凉粉”，是中国人一千多年前的发明，并传到了日本，日本人叫它“心太”。在17世纪50年代一个冬天,ー个日本将军路过京都住在客店里，晚饭吃了这种从中国传来的菜肴“心太”，饭后店主随手将吃剩的“心太”倒在院子角落里。不料过了几天，这些“心太”变成晶莹透明干燥的物体，令店主好生奇怪,他就将这些透明物重新煮过，仔细地放在院子里晾晒。过了几天，“心太”变成了晶莹剔透的薄片，而且拌凉菜的口感独特，胜于“心太”一筹，很快在日本推广开来，于是日本人给它取名“心太干物”，它的发明者就是客店店主美浓屋太郎左卫门。这时,应邀东渡日本的中国明代高僧隐元，在郑成功的帮助下，于京都宇治创建万福寺，也学得“心太干物”的制作方法。隐元觉得“心太干物”既然是在冬天制得的,不如就叫它“寒天”，于是“寒天”一名在日本一直叫到如今。后来，琼粉的制法又传回中国，因工艺来自东洋，中国人便叫它“洋粉”。20世纪30年代，青岛人首先用胶州湾产的石花菜制作出琼胶，取名“冻粉”，贯华冻粉公司是青岛的民族企业，利用青岛海盛产的石花菜生产冻粉，销路很好。
  贯华冻粉公司毁于日军第二次侵占青岛初期。2008年12月4日《青岛晚报》以《沈鸿烈撤离青岛前奉行“焦土抗战”》为题，记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任青岛市长的沈鸿烈在撤离青岛前，下令将日商在青岛市开办的十几家大企业及许多中国的工厂、学校，青岛港的船坞、多艘舰船全部炸毁的举措。1937年8月，一名日本士兵在德县路上被日本特务杀害，8月14日日军以此为借口，将十余艘军舰开进青岛的前海后海，全副武装的日本海军欲登上青岛的土地，做好进攻的准备。日本驻青总领事大鹰怒气冲冲地到市政府向市长沈鸿烈提出严正交涉，沈市长毫不客气地训斥他完全没有外交官所应该具有的礼节，并严词以告，必须调查出日本兵被杀的真相才能下结论，恶语相向解决不了问题！沈鸿烈又会见了日本海军司令下村，阐明中方的态度。大村无法辩驳，只好答应将准备登陆的海军士兵调回舰上。不久，中日双方都查出日本兵死于日本特务之手。日本总领事馆和海军司令只好发表声明向青岛市政府“表示遗憾”，但日本的军舰、部队还在胶州湾里剑拔弩张地窥探着。英、美驻青领事拜会沈鸿烈市长，问他青岛没有强大的海军和陆军，应如何守土避战？沈鸿烈回答：“青岛军力有限，唯有数十万军民一心ー德。地方官守土有责，青岛市每一尺每一寸的土地，日本人将流大量的鲜血才能取得。”与此同时，沈鸿烈又接受了东京来的日本记者的采访，对“如果战事起，青岛防守有没有把握”的提问，沈市长大义凛然地回答，青岛的土地是中国的领土，但青岛的企业财产则多是日本商人的。如果起了战事，只好同归于尽。日本记者将沈鸿烈的一席话登在报纸上，日本政府立即授命在青的官员、侨民撤出青岛。1937年12月18日，日本陆军参谋部下达侵占青岛的指令。12月4日就接到蒋介石实行“焦土政策”在适当机会撤离青岛电令的沈鸿烈，获知消息后，下令将日商的九大纱厂、啤酒厂、铃木丝厂、丰田油厂、两个橡胶厂及港口塔吊、青岛船坞等机械设备、厂房炸毁焚烧，还将海军第三舰队停泊在青岛港的“镇海”等7艘军舰和港务局的“飞鲸”等5艘小火轮沉在大港至小港的航道上。由于沈鸿烈执行了“焦土政策”，李村的北大楼、师范学校及贯华冻粉公司亦被炸毁，在冻粉公司生产车间的废墟里，埋着两口直径一米半的大铁锅，还有半截锅炉烟筒杵在那里，景象十分凄惨，至今河北村里七八十岁的老人尚有记忆。
  过去河北村中的南北主街应属京口路南端，大约300多米长的一段。京口路是条古路，它的南端连着李村河,过河后向西南可去青岛，向东可通崂山，向正南可到中韩。京口路从李村河北岸起始，向北沿村中的农家小院旁前行300余米后，突然拐了个45度角的弯笔直地奔沧口而去。在京口路的拐弯处，有5个路口交汇，放射线一样通向四面八方。20世纪30年代，青岛市政府就在京口路南端的桥南头设着公交车停车场，李村成了青岛城郊交通的枢纽，于是处在这个交通枢纽中心的京口路段和与之交叉的滨河路段，便成了李村商圈最初的发源地,短短的300米街面上，密密的排着30多家店铺,饭店、客栈、茶叶店、酒馆、文具店各行各业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一家大烟馆。这个小商圈里做酒的生意很兴隆，做白酒的叫烧锅，有杨哥庄王瑞昌开的振昌和，有东李村安茂松开的德昌号；做黄酒的有河北村的“人和涌”和“復聚永”。黄酒，也称米酒，在世界三大酿造酒啤酒、黄酒、葡萄酒中占一席重要的地位。它源于中国，且唯中国有之，用酒曲和稻米酿造黄酒被誉为“五大发明”，日本人认为,它可以与四大发明相媲美。即墨的黍米酒（即大黄米酒）是北方黄酒的代表，绍兴的糯米酒是南方黄酒的代表。北方人特别是即墨人喜欢喝黄酒，认为黄酒能舒筋活血、补气养神,有强身健体的功效。復聚永黄酒铺是李村的老字号,坐落在滨河路北侧，掌柜的是李氏家族的李义仁，一家人三世同堂,30多口人在一个锅里摸勺子。当家的老爷子很有权威，15个孙子还没长大就早早地“内定”了工作:将来大的种菜园，二的做（青岛方言，“做”念“zou”）黄酒，三的做庄稼……到孩子长到十五六岁，多余的话不用说，就得照老爷子的旨意办。他家的黄酒铺是两个儿子当主力，请着一位60多岁的酿酒师傅，在临河的小院里前店面后作坊干得很是红火。每年“二月二,觅汉上任（青岛方言，’任’字要读儿化音）”，家家店铺的东家、田地的地主要摆上盘碗请雇工吃一顿开工的酒,二月初三就干活了。那些技术性工作的作坊、店铺里,东家格外要把有技术的“腕儿”们伺候好，于是復聚永黄酒馆的酿酒师傅就被请在上座，家里的爷们们轮流向他敬酒，今年黄酒馆酒的孬好可就指望着他了。酒馆临街是三间门头房，安着卖酒的柜台、大大的酒海（即直径一米多的酒缸），红漆剥落的方桌旁常有就着包花生米能喝一头午的老顾客;还有给家长打酒的小小子，拿着只底子深深凹进去的锡酒壶，打回酒去直接把壶放到炭火上燎一一火苗子从凹陷处直舔进去，壶里的酒转眼间就烧开了，所以这种锡酒壶又叫“火烧心壶”。后院里就是李家的黄酒作坊,厢房里摆满了80厘米高60厘米粗的大肚小口陶酒坛子，和盖着缝了棉花垫子盖帘的大酒缸;小北屋里安着两口十印大锅，煮着满锅浓稠的大黄米,伙计用大木锨翻搅着免得糊了锅；煮得微焦却不糊的大黄米装进绸袋里,放在特制的木盒子里用木板加上石头挤压;压出的液体装坛装缸。这一切都在技艺高超的酿酒师傅指挥监督下有条不紊地进行，那加酒曲、看火候、发酵时间的关键之处，当然更是师傅秘不外传的关节了。李家酿的黄酒晶莹纯正，醇香爽口，本村客挺多；酒馆又正对着李村大集的中段，每到集日，滨河路上熙来攘往的人流不断，復聚永黄酒馆的过客也络绎不绝，生意十分兴隆。
  復聚永黄酒馆街对面有座侯家油坊，是侯家五兄弟合开的，常言道“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侯家的老大当掌柜的,4个弟弟包揽了一切粗细活计，把个油坊经营的不温不火从容不迫的。村里人都说侯家人为人大方,不但弟兄们在一起做买卖齐心协力，就连对外人也毫不设防。如侯家在復聚永以西靠西沟崖处安了盘碾，除自己油坊使用以外，全河北村的人家随时都可以来卡（青岛方言，念“qia”，将粮食、谷物轧碎）粮食。侯家油坊的院子里总是拴着一头驴子,来卡粮食的乡亲可以随便牵了套到碾上用，连招呼都不用打。不料这天亲兄弟之间忽然起了内讧,4个弟弟起来造了老大的反，说这么多年老大当着甩手掌柜，和客户应酬天天吃香的喝辣的，穿着是那么样的光鲜，弟弟们当牛作马出苦力，太不公平，江山须得轮流坐。侯家老大听了也不生气，叫弟弟们管事，自己立马拱手让贤。谁知换了掌柜的油坊的生意却一日不如一日，甚至拿着现钱竟买不进豆子来,油坊眼看着就要停摆，弟弟们才知道大哥天天满面春风迎来送往的差事可不是任什么人都干得来的。于是侯家弟兄又各就各位，干活的依旧去干活，管事的再走马去管事，油坊的买卖渐渐恢复正常。
  在京口路与滨河路交界的十字路口上，有河北村唯一的一家文具店，店名叫做“文裕堂”。偌大的李村地面上,机关店铺摆得密密麻麻，中学、小学还有师范学校，那么多的学生，文裕堂供着大家文房四宝、铅笔、本子，但销路最好的是他家的狼毫毛笔。文裕堂的毛笔是自己加工的，比到外面进的货色强了多少倍,皆因他家的狼毫毛笔头里真的有黄鼠狼毛。文裕堂长年收购黄鼠狼的皮，且只采尾巴顶梢上的几根毛做毛笔，每支笔头只消在正中间加上一根黄鼠狼尾巴毛,这支笔写起字来就有了弹性, 横竖撇捺挥洒自如。就是这种毛笔让文裕堂名声在外，招来不少的回头客，他家的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
  从滨河路转到京口路上，买卖家就更多了，照相馆、成衣局、药铺、大车店，两家烧锅对峙在马路两侧,路东侧有一家三兴栈点心铺，那香酥脆的桃酥和河南沿德和成点心铺的桃酥齐名。过去吃点心的少，逢上年节才买斤桃酥蛋糕，拿纸包了，上面再放一张印着吉祥话儿及点心铺字号的大红帖子,用纸绳儿捆起来打个扣儿，提着去走亲戚体面得很。德和成家还准备着食盒，若顾客要求送货上门，老板王成道就派个小伙计称好点心,放在食盒里送过去。小伙计提着食盒穿街走巷,盒上那“德和成”三个大字一路招摇过市，成了最好的广告牌。京口路和书院路相交的十字路口西北角，开着家鞭子铺，过去的交通工具是以马车为主，所以需要的鞭子也就多。京口路上这家鞭子铺声誉极好，南来北往的车把式换鞭子时总是把这家的鞭子作为首选，其原因也是他们自己生产的鞭子端的是物有所值。过去赶马车用的多是竹制三节鞭，腊杆鞭把,三节竹梢相接，是特制的一种加长鞭。据说赶马车的车把式在驾驭马车时很少打马，挥着鞭子只在马耳朵边炸响,却不舍得真打下去，实在急了，车把式就用鞭梢的竹子尖向马身上扎一下。这家的竹鞭特点是极其柔韧，遇到外力只弯不折，特别是第三节那40厘米长的鞭梢，到鞭子用坏了它还“依然故我”，让其他制鞭人大惑不解。个中的诀窍在选料上。每年的秋天，鞭子铺掌柜的要亲自去南方采购原料，在竹林里一根根地精挑细选,竹子的粗细、生长方向、竹节数目要求很严,特别是作鞭梢的那一截，用的是竹节上分蘖出来的小枝子，连小枝子是从第几个竹节上分出来的，向哪个方向分叉的都绝不凑付。所以鞭子铺自制的鞭子受到大家一致的好评，自有它的道理。河北村的老字号各有特色，都有着自己的一套生意经,但正正派派做人，老老实实做生意却是大家的共识，所以才使李村大集越来越红火,李村的名字越来越响亮。
  河北村的兴旺发展得益于李村大集，而李村大集被李村河拥抱在胸膛上，日益昌盛繁荣，河北村的村民们都说这是托了“母亲河”的福。在他们的心里，李村河、李村大集和李村河北三位一体密不可分。李村河的源头在李沧区与城阳区、崂山区的交界处一一崂山支脉石门山山涧之中，她从李沧区的东北角出发，蜿蜒曲折地穿过李沧区全区，在李沧区的西南角上汇入胶州湾。1928年版的《胶澳志》中这样描述李村河：“亚于白沙河之水为李村河，发源于石门山之东南方，自上流庄至苏家下河，折而西南流。合臧疃河，经庄子郑疃，蜿蜒至东李村之西。自卧狼匙山南流之水及自李村南山北流之水均汇焉。由此西流，经杨哥庄、曲哥庄,南至阎家山。枯桃山南方之张村河来汇之，北折至李村水源地北西流，合王埠疃河入于胶州湾。李村河全长二十余公里,河口宽三百公尺，平时水量枯竭，遇雨则洪流横溢，与白沙河相类。河口附近平日水幅仅一公尺乃至三公尺，水深约二公寸。”过去的李村河，河宽将近百米,满河白亮亮的细沙几与岸平;河里终年有水，就连枯水季节白沙中仍有几米宽的清流缓缓流过，艳阳下波光粼粼。半个世纪前河两岸还是绿树成荫,沿河各村旁种的树种也不同，东李村后头的一段河岸植满“卡齐树”（卡齐树，即每至5月份开着满树香气扑鼻的白花的洋槐树，系1897年德国人引入青岛的树种。卡齐，德语音译。）；今青岛五十八中门前的村中的老槐树河沿上种的是一片翠柳;杨哥庄村和曲哥庄村一带种着行行的杨树。到了炎热的六月天（农历六月是崂山地区的盛夏季节,农村称“六月天”）晚上，大人孩子拿领蓑衣到河滩那绵软的白沙上铺了，躺在上面谈古论今，开旷的河底下树丛边，凉风习习湿气氤氲，说不尽的舒坦惬意,直把人熨帖（青岛方言，称作“yutie”，非常舒服的意思）得走进了梦乡。远离乘凉人群的柳树丛下，大姑娘小媳妇在夜色的掩护下正在洗澡解暑，白天的李村河属于男人们所有,男人们洗起澡来造的动静可大着哪，不像女人们这样含蓄，只听到水声,人却大气儿不敢喘一下。这时候的李村河温柔可人，宁静得像个闺中的少女,但李村河咆哮发怒的时候,少女就变成河东的吼狮了。那是在下过暴雨之后,东边北边那些大大小小的山涧沟壑里收纳的山水奔腾跳跃冲过来，各支流条条涨满,再涌进李村河道，这时百米宽的河床都有些嫌窄，河水直逼到岸上来。沿河的村子常常被暴发的山洪灌了，庄稼被冲掉，而李村河上京口路口的那座漫水桥则被深埋在水下，不见踪影。
  在京口路南端连接河南村和河北村的石桥，俗称“老桥”。传说京口路南端是李村河最古老的渡口，南来北往的行人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过河，先人们曾在这里建过一座小木桥，却常常因为山洪暴发而被冲走。据 《胶澳志》记载：“胶澳桥梁旧无所考，自德人租占后，筑市辟路，始就沟河要道建设桥梁，计自前清光绪二十四年，以迄“民国”四年，胶澳全埠德人所建桥梁，总计七百余座。嗣经德日之役，重要桥梁德人多自毁。”又记：“李村市街桥梁八座，李村河横贯村中，上设洋灰料石平形河底桥,长一百一十八公尺余，宽三公尺六余。土管造圆形涵洞一座,平形涵洞六座，均德人建。”20世纪初，德国人强行租下青岛后，在属“李村市街”的范围内，给李村河建了大小桥梁包括涵洞8座，将京口路上的木桥改建成石质漫水桥，其长118多米，宽3.6米余，高0.6米，还在桥身的南北两头各立了4根带刻度的石柱子，用来观察水位的高低。天长日久人们都有了经验,河水上涨到齐了石柱子，村里准会进水，因桥身太低，下暴雨时拦在河中间倒成了泄洪的障碍，现在的老人们还记得它曾被冲毁过好几次，1959年政府再次修桥,把桥身抬搞到一米，但河水漫村的事还常常发生。大家记忆很深的是1961年秋天的一次大水，山洪自上游像惊雷般滚过来,京口路东侧的河沿上有崂山医院南墙伸向河床去的几个墙垛子，洪水被墙垛子一挡，力量向南冲，把河南崖上的几家住户的房子扫入河中，眼看着箱笼桌椅滚进水里,众人侥幸逃得性命。有一家人家还剩下一堵墙兀立在那里，墙上的挂钟钟摆犹自在那里嗒嗒地摆动；桥头上有家供销联社，一缸缸准备销售的鱼儿又回归水府；还有一家染房，染布的大缸、染好未染好的布匹，全都冲走了。最惊险的镜头在后边，上游连根拔下的大树被挡在漫水桥上，大水翻着巨浪要冲过去,那水直漫进河北村里，靠河的人家遭了淹，离河远的农舍老鼠窟窿里都往外冒水。大家都心惊胆战地挨到河边看水去,只见漫水桥上横着大树,白花花的浪头窜得老高，桥上的水比桥下还深。老人们说，龙王横坝了，水里有条蛟龙！天色渐暗，断了的电线掉在河里，电火花“嘶嘶”的在水里滚。忽然间，众目睽睽之下，那石桥竟直挺挺地立了起来——石桥终于斗不过汹涌咆哮的河水，被连根掀起,树和桥稍有松动，河水就以锐不可当之势蹿过去，竟生生地把个石桥面抬了起来。没了石桥碍事，翻着巨浪的河水倏忽之间就落下去，奔腾到海不复回了。
  那年的大水真够厉害，竟将李村河的河底都冲出来了。李村河里本是满河床柔软的细沙，因成分大多是石英沙，故此那百米宽的河床上白亮亮的，显得格外洁净。这是千百年来天工造化而成，暴风骤雨将上游山涧里的沙石挟裹下来，沉积了2米多深，到20世纪中期就几与河岸相平。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沙石搞建设，沿河各村便挖沙卖给建筑工地，到60年代河床就矮下近两米。：1961年的大水把河床上仅剩的那层河沙冲得干干净净，竟露出许多古墓来，人们联想起过去在村里离河岸100多米处挖地基时，也曾挖到一米多厚的沙层,说明古代的李村河道本在现在的河道以北，今天的李村河道上，曾是我们先人生活的地方。2002年3月，河北村的西邻杨哥庄村在实施旧村改造时,在地基中挖出很多碎陶片，就立即报告了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工作者赶至现场参与挖掘，在距地表2.1米处，挖出一些残破的白陶罐碎片及带有商周时代特征的陶鬹、罐碎片，还发现了先民们烧火遗留下来的灰坑和灰土层——古代人烧柴草后遗留的堆积物。经考证，远在商周时代，李村附近就有先民居住。文物工作者还在距地表2米处，发现了古代李村河的河床，印证了河北村人40多年前的发现。文物工作者在古河床上采到了大量的陶片和元明时代的瓷片,亦有少量宋瓷片,但未发现清瓷,据此推断,李村古河道改道大约在明末清初，距今约有300年。
  大雨过后的李村河十天半月的就恢复了平时的流量，皆因其源头在重山深涧之中，水源涵养不住，故此山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李村河里常年流的那股水可是最清澈甘甜的,50多年前李村河两岸的村民，都是到河里取这口感最佳的山泉水饮用，就连河北村京口路上开茶炉的老曹家，用水量比普通人家多得多，也是推着二把手小车到河滩来取水。村民们取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沙滩上扒个窝，栽（青岛方言，按，放的意思）上个没有底的圆斗（青岛方言,柳条或棉槐条子编的筐子），ー会儿，清亮洁净的河水就渗满圆斗窝了。从河里取水是要带着瓢来舀的，于是用水瓢从水窝子里向水桶里舀满水挑回家，成了李村河滩里的一道风景。河北村世世代代也是吃李村河的水，建村几百年来，村中居然没打过吃水的井,有些人家的菜园里偶有个浇地的井，村民们也不管它是懒水还是甜水，一概不去取水吃，还是到河滩上去挑。雨水丰沛的季节还好说,从初冬开始,李村河的水量逐渐减少,水位慢慢降低，圆斗水窝子就渐渐地没有水了，人们把沙窝再向外扒扒，圆斗栽的再深些儿;过几天水位又下降了，来挑水的人把窝子再扒得大一些。就这样边挑水边扒窝，到隆冬时圆斗里的水位越来越低，水上面结着冰，得敲开冰凌舀水。最后那窝子竟扒到2米深，直径达到6米,窝子四周是一溜斜坡,被挑水的泼洒出水结着一层薄冰，滑滑擦擦十分难走。饶是挑担水这么艰难，河北村的村民还是要吃李村河里的水。河北村人吃井水时已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河水被1916年建在老桥北头、京口路东侧的日本陆军医院排出的脏水和垃圾污染，当时李村基督教堂里有位传道员的太太，大家都称她李师娘，她自己掏钱为村民打了一口机井，结束了河北村的村民们吃河水的历史。
  李村河上最值得称道的当然是岛城里无人不知、有着500余年历史的李村大集。早在明朝万历七年（1579年）出版的《即墨县志》上就有记载：“市集，在乡十二。李村,县南六十里。”可见在400多年以前李村大集已经形成较大规模，在即墨境内的市集排名中跻身于前12名了。以后的乾隆二十八年及同治十二年修的《即墨县志》上，都有对李村大集的记载。《胶澳志》中对李村大集介绍的更为详尽:“李村市集，以旧历逢二逢七等日为期，利用李村河之沙滩为临时市场,于各市集之中，其买卖之繁盛，首屈一指。每年七十二回之市集，四方供求咸集于是，虽其买卖多少视时令之需要与气候之晴雨而有不同,通年记之平均每次陈列之临时卖店约计一千二百,鱼类杂货籽种古衣钱摊食物摊不计在内，其陈列物品总值每次不下九千元。当农事闲散之际,遇有天气晴朗，卖店或至一千四百以上，物价总值可达万元而外。据本地居民言，自胶澳辟为租界，而后德人颇奖励市集之发展,故有逐年日盛之象。德人尝调查莅会人数，先后统计十余次，平均每次得二万二千人。又据日本人调查，……每年七十二集逢闰有加，全年陈列总值不下七十万元。假定交易三成，亦得二十一万元也。”在李村集上卖掉自己生产的瓜果蔬菜，买进吃穿用的必需品，赶李村集成了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项目”，李村大集的人气更为旺盛。于是就有了一个“聚宝盆”的传说，继而出现了无数个版本，但众口一词的是李村河滩下埋着一个破锅状的聚宝盆，所以李村大集才能如此红火,人人进市都会发财。河北村里还有个聚宝盆现身的故事，而且有名有姓，十分确凿。老人们曾说，李村河底的聚宝盆在大年夜里要到世上看看景致,有缘的人遇上带回家，那财帛可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可世世代代这样说下来,谁也没见过聚宝盆的模样是方的还是圆的，直到20世纪初，有位叫张国凤的村民终于目睹了这个宝贝的模样。那张家是从河南村迁到河北村的，年年除夕夜要派代表到河南村祭祖，上香叩拜礼毕后即回自己家。这年的大年夜吃完饺子，张国凤照例去河南村,在祠堂祭祖完毕已近正月初一的丑时时分,他从京口路的漫水桥上北行回河北村，即将下桥时,忽见桥头石柱子旁倚着个破锅。当时张国凤也没多想，只管回了家，却把看到个破锅的事情当闲话向老人说了。老人家立即联系到村中古老的传说，谁会把个破锅倚在桥头上？大家都说大年夜里聚宝盆要出来看景,莫不是你竟有缘遇见聚宝盆了不成？催促张国凤快去把那破锅取回来。这张国凤一听也着了急,三步作成两步走，如飞地来到京口路老桥头上，那石柱下已是干干净净，哪还有破锅的影子！ 这大年夜里,老桥一带静悄悄的，无人行走，想必也不会有人将那破锅捡了去，看来那破锅准是聚宝盆无疑，只是张国凤与它有缘无分，与宝贝失之交臂。李村河滩靠河北岸这边有个聚宝盆的传说不胫而走，到河北岸来做买卖的人更多了，李村河的北岸比南岸愈发繁荣起来，所以20世纪初李村集上看大戏的场面在岛城说起李村，大都认为李村即是河北岸最热闹的那ー片地段，浑不知李村还包括今天的河南村和东北庄在内。而且大家都坚信不疑地说，只有在聚宝盆上才能聚起人气，并举例为证:李村大集已搬迁过三次,但每次搬迁后都兴旺不起来。第一次迁到了现在的河北商城处，那时河北商城是一片乱葬岗子，平整成一个不小的广场，准备打造成市场,大集迁过去将近一年时间,摊贩们又陆续回了河滩。第二次搬到中韩村的大桥下，为招彳来顾客还扎台子连唱三天大戏，戏尚没唱完，集却悄悄地散了。在中韩桥底下不多不少只赶了两个集。第三次搬到侯家庄，也是越来越萎缩,最后商贩们只好离开那里。
  今天的李村大集比当年更为兴旺，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有集；到了二、七集日，河滩上万头攒动，人流如潮。大集的规模也不断向外扩展，东从东李村村后起始,西到杨哥庄村前，足足绵延3000余米长，河南岸的九水路，河北岸的滨河路上，也挤满了赶集的人。赶集的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跑个三五十里路赶李村大集是近便的，就连东镇西镇那些整天在高档专卖店里购物的白领们，也常常来李村集上淘宝，甚至还把淘到的“宝贝”照片贴在网络上炫耀一番。李村大集的环境近年来也下了大工夫治理，河底硬化了，沿河两岸盖起成片的店铺，起了个很有味道的名字，叫做“水上漂”。市场的治安管理也加大了力度，保证业主们安心经营。特别在雨季里，政府所有有关的职能部门将李村大集的防汛工作当成一件大事，确保了业主们生命、财产的安全。
  李村河中游周边的土地平坦肥沃，周围山涧河沟水流长年不涸，粮食、蔬菜、水果种啥都适宜，丰收年景居多，百年前德国侵占青岛后与清政府合建德华大学——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建立的实习场地（今农科所）就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1914年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富饶的中国大地一直垂涎三尺的日本人，乘德国在战争中无暇东顾之机，于9月18日在崂山仰口登陆,和德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作了一场血与火的较量，德军炸毁水道、炮台、港口、发电设备和所有的船舶，日军在青岛市区乡村四处抢掠，老百姓损失巨大，境遇难以言表。11月14日，日军发表占领青岛宣言，青岛沦入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之中，自此日本人来青岛“淘金”者日增，据《胶澳志》载，1907年6月调查居青岛的日本人仅33户，196名，其中从事照相的5户，开咖啡店的6户，从事妓馆业的59名；1911年的调查材料显示，在青日本人51户，312名，其中正字商人7户，34人；到民国11年（1922年）末，日本人居留青岛的已增至6491户,23566人。日本侵占青岛8年,办企业、搞农场共租借官地1400余万坪（每坪折合3.3平方米）；另有日本人私自填海造地数十万坪，私行收买民地60余万坪。《胶澳志》所载的“私行收买之民地”就是指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收回青岛”，涉及的铁路、盐田、海底电缆、土地等问题中，日本人国武金太郎在沧口、李村一带强行购买霸占农地1684.457中亩（每中亩为2.4亩，共折4052.7亩），给大瓮村、小瓮村、板桥坊、李村河北、杨哥庄、曲哥庄、侯家庄、郑疃等村几百户村民造成惨重损失的“国武农场案”，是阻碍青岛回归的诸多棘手案件中的一件。
  1914年12月，日军侵占青岛后一个月，大街小巷里张贴着青岛向日本国内的居民开放的布告。据海关统计，颁布告示的当月，日本人来青岛的就有4000人，青岛市档案馆编撰的《青岛回归》中这样描述当时的青岛：“几乎在转瞬之间，这座城市变得陌生了，似乎被劫持到另一个国度:浪人、红裙队、小贩、毒品走私者，从大阪、神户纷至沓来，满街响遍木屐声。中山路上的德文路牌换成了日文，临街的商业旺角转眼被日本人租赁一空；毗邻大鲍岛的东山一带,原本是土路和庄稼地，转眼之间，山脚下冒出好几条日本商业街，变成日本居留民的中心地带，上百家妓寮酒馆好像雨后春笋般从地下冒出来，日本人娼妓多达3000多人。东山脚下，由日本神社的下面折向东北，长长的一条辽宁路，两旁的生意至少有一半挂着日文招牌……在临街的铺面被日本人租净以后，滚金流银的财富之河——中山路开始北进，往北接上ー条堂邑路，堂邑路仍不敷其用，再往北接上一条馆陶路,这条三段式的繁华大街两旁银行林立,洋行鳞次栉比，恍如一条华尔街。北进的狂潮卷过市区，从海泊河口迭起新澜，直至板桥坊，北部四方沧口一线，是日商6大纱厂的一统天下。”国武金太郎是最早踏上中国青岛土地上的日本人之一，他随着日本的移民大潮跑过来，火速加入了“跑马圈地”的行列，在青岛市档案馆里，收藏着大量有关国武金太郎霸占中国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原始资料。国武金太郎相中的是离市区15公里的沧口和李村。1915年元宵节前,几名穿军装的日本人手拿米达尺,在李村、郑庄、侯家庄等村的农田里边挑选边丈量插牌;过了元宵节，日本李村军政署长多贺宗之就将各村首事、地保及被选中插牌土地的地主传到衙门里，宣布日本人要收买所丈量的土地，每亩付银30元。其时地价在150—200元左右，日本人所出之价颇有些天方夜谭,何况有许多农户还得依靠这些地生活，所以大家都表示不卖。自此后，日本人隔三差五地就把各个地主们传进衙门恐吓游说,村民们咬定牙关不从。农历的二月底，村民们又被传唤,进门先问卖地不卖，“不”字尚未说完，日署长多贺宗之及日本人小川庄藏、赤泽宇之助上来就是拳打脚踢，用刀背乱砍一通。其时虽已是民国，农村的老乡们还留着清朝的发辫，日本人将十几个村民们头上的辫子绑在一起，关进小黑屋里，两天内不给饮食，不准大小便，还用冷水浇在头上，衣服尽被湿透。李村村民李吉敬、安肇修受伤最重，当场口鼻流血,死而复苏数次;侯家庄的王维德被刀背砍伤后，又将发辫拴在马鞍上直拖到李村军政署衙中，再囚禁两天;李村村民于承清被拖出去往肚里灌火油;郑庄的吕志显、徐克桢、吕纯显都被殴打、刀背砍,然后关押了两天，吕纯显被枪托打伤右臂骨头，数年不能活动。多贺宗之一会儿做人，一会儿做鬼,软硬兼施，先威胁说,现在是军政时代，无论何事，在本长官范围内即以压力行事，如敢故意违本长官之命，重者立即枪毙，轻者封门驱逐出境。后又哄着说，买你们的地，原要保护你们，给你们钱好做全家养赡之资。虽是收买,仍是你们的地，你们各自租种，犹如借钱给你们，以地做质而已。待租金纳足30元之数，勿用你们再格外纳钱，即将地如数归还你们，定不失信用。时值冬末春初，天气寒冷，村民们两天水米没有沾牙，棉衣又被日本人泼湿，饥寒交加之中被迫答应将地卖给日本人。日本人早已将地价按每亩30元算好，分别装在信封里，村民们稍ー松口，迅即按手印发钱放人。这时的老百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祖传几百年的土地轻易地就被日本人霸到手中。国武金太郎利用官府、军队的力量将土地搞到手,立即把地租佃给原地主本人耕种,签订“佃价每年4元50钱（即4元5角）”，“地面所有石树等都归地主不许乱动”，“佃户服地主遵守规章决不能滞纳佃钱”等苛刻条件的合同。据市档案馆馆藏资料显示,被国武金太郎强行霸买土地的农户，侯家庄村141户（其中有慎德堂、继善堂、耕耘居部分公产），李村127户，郑疃91户（其中有继述堂、见山堂、二古轩部分公产），杨哥庄村43户，曲哥庄村40户，板桥坊村21户，及大小瓮村上百户村民。强卖的大小瓮村土地中一部分土地被国武擅自改变用途,修建了19条道路——什么桑园町、樱町、枫町、新市场，就是今天的四流中路以东、永宁路以西、沧口公园以南、四机分厂以北的老沧口街区，板桥坊村的土地转让给日商成为富士纱厂的一部分，而李村一带的两千余亩农田，除修筑李村的5条马路，一部分转卖给别的日本人建了烟叶公司，那些被强霸去的农田还是由原主人种着，每年每亩交给国武4.5元的租金，到1922年12月10日中国收回青岛时，农户交的租金已经超过了当年付给的购地款。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青岛回归》中写道:“初冬的第一场大雪覆盖了巴黎东北的贡比涅森林，也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历史时刻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是1918年11月11日，德国派出的谈判代表踏着冬雪来到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熙将军的行军火车上,俯身在黄呢军毯覆盖的会议桌前签署了停战协定，德国宣布投降。上午11时，在贡比涅森林上空，滚雷般的掠过101响鸣炮，宣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协约国的盟军之一,今天应该扬眉吐气了，饱受日本人践踏和掠夺的青岛应该回到祖国的怀抱了°然而青岛的回归却历经了无数的曲折：赖在山东不肯离去的日本人，屈辱的1919年巴黎和会，“五四”运动北京大学生殉国，5月7日留日学生血染东京街头。在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下，在中国外交官王正廷、顾维钧的努力奋斗下，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经历81个日夜,36次艰苦的谈判，终于废除了不平等的“二十一条”，确定了青岛必须回归中国。对那些中日双方僵持不下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寻求了迂回的办法，形成了归还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胶海关、海底电缆、土地公产、胶澳盐田及撤兵（400公里长的胶济铁路线上，自1914年就有日军2万人驻防，日军荼毒戕害山东人民的罪行罄竹难书）、撤邮、撤无线电台等14项议案，载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以这种快刀斩乱麻的形式，将青岛的回归作了定局。
  在以后的谈判中依旧是艰苦卓绝，海关、盐田、铁路、土地……哪一项都是日本人不舍得放手的摇钱树，他们侵占青岛就是冲着这些利益而来,参与鲁案善后谈判的官员们简直是心力交瘁。仅其中的土地案子之一“国武农场赎买案”，就可在青岛市档案馆见到大量的资料：中日两国外交部往来函件，青岛历届政府调查材料，国武金太郎的《请愿书》，被国武霸卖土地的各村村民几十件呈文。国武金太郎通过日本领事馆递交一封《请愿书》，因他已将沧口的农地建成街市,租金收入极高,就坚决不肯交出，咬定续租;在李村一带买的两千余亩农田，“民国”四年霸买时共花费3.1623万元（请愿书上自称花费7.44万元），竟然狮子大开口，要求中国政府或原地主以79.8万元的赔偿价赎买回去。时光按自己的脚步走着，胶澳商埠变成了青岛市，督办、市长走马灯似的更换，赎买国武农场土地的谈判像跑马拉松，艰难的进行着。赎买金的谈判一次又一次，青岛市政府的土地丈量、房屋登记、村民调查也进行过无数次，国武金太郎的谎话被揭穿无数次。被霸占了土地的村民，自青岛回归后立即向父母官要求公道,那些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农民代表,有李村的修相玉、安敬甫、张文泉、钟悦茂、安子玉，侯家庄代表吕崇官、王全德、吕崇宝，郑庄代表吕维社、吕志显，杨哥庄代表王瑞昌、宋增全，曲哥庄代表李京瑞，小瓮头代表王奎璞，他们坚持不懈地年复一年地向历届政府递交呈文，从青壮年告到花白了头发，父亲去世了儿子接上班，其情其景人心为之悸动。国武农场霸占中国的土地20年，直到1935年的9月，才由青岛市财政局先行垫资十几万银元赎回。然而，这场噩梦结束了,新的噩梦又开始了，李村一带5个村的老百姓，已有许多人家无力将土地赎回，眼睁睁地看着自家多少代人一锨一镢开垦的养家糊口的土地变成了“公地”，要交地租才能继续耕种。日本国武农场,是沧口、李村老百姓心头永远的伤痛。
  在国武金太郎霸买土地一案中，据国民政府统计表显示，河北村被强买321.3中亩①土地，曲哥庄村63.62中亩，杨哥庄村94.07中亩，侯家庄村265.22中亩，郑庄村177.37中亩，李村东北节77.53中亩，李村东庄67.81中亩,，其中河北村被强霸的最多,折合现在的计量方式为771.12亩，牵扯127户人家。世传的土地变成日本人①新中国成立前，山东地区计量上地多用“中亩”，每亩约合现在的2.4亩。还有用老亩的，每亩等于现在的3.2亩。
  所有，然后用高额的租金租回来种,这滑天下之大稽的笑话在日本侵略者的眼里是那么顺理成章，可苦了沧口、李村地区的老百姓，他们只好寻求别的生路,到日本人开设的纱厂、橡胶厂、铁厂等企业打工糊口。这时候河北村的村民们更加体会到李村大集的宝贵，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河北村的老百姓是“靠集吃集”。新中国成立以前，除专门开店铺开作坊的人家外，村里家家都有在工厂做工的工人,其他人种着地，赶着集,稍一勤快就饿不着。村民们有做豆腐的，有做馒头包子的，还有包水饺的。外来的水饺摊要在集上支着锅,带着柴草现煮现卖，极其麻烦,河北村卖水饺的却是在家里煮好饺子,拿水桶连饺子汤盛了，提到集上正好吃。村里最多的是开菜园的，仅在村西头就有十几家,全村约三四十户以种菜为主要经济来源。河北村的水源丰沛,靠城市近收集粪肥方便，种菜的条件特别优越;李村大集就在身边，自己上集摆摊卖亦十分近便；有些菜贩子瞅上河北村鲜嫩肥美的蔬菜，上赶着开菜园的菜农们预订下，早晨现到菜园里割下来送到集上，又新鲜又省时省力，所以河北村的蔬菜最不愁卖。还有些头脑灵活但不做买卖的人，就在逢集的头一天晚上占下一个最好的摊位，第二天“卖”给摆摊的，也能赚顿饭钱。人们形容说,李村集匕的钱和豆叶似的，看谁去“划拉”。过去李村大集上还有个不知何年何代形成的规矩,就是年关上有人来“抓集”。据说“抓集”的人多是村里的管事人,平时为村民们办事没有报酬，抓集的收入就归他们所有。从腊月十五日以后,年味渐浓，李村大集也越来越热闹，河北村里管事的就组织起几个人，拐着圆斗，在赶集的摊前依次走过，不管这个摊上卖的是什么货，只抓一把。比如鱼摊上抓一条鱼，菜摊上抓一把或一棵菜，卖粉条的抓把粉条，卖花生的抓把花生……且只抓一把，决不动第二次手。腊月十五以后还有一个集，“抓集”的就抓这一年中的最后三个集。“抓集”形成规矩以后，抓集的走到哪个摊上,聪明伶俐的摊主就把货主动地递上去，有体积大或很贵重等不便于“抓”的,摊主就递上一个小小的红包，大家也就一笑而过。新中国成立后，没了“抓集”这一说，就连60岁的人听到“抓集”都感到十分新奇呢。李村大集给村民们带来较稳定富裕的生活，很多做小买卖的带着孩子赶集，顺手就给孩子几分钱买个肉火烧解馋，在生活水平普遍低下的过去，别村的孩子恐怕过年也吃不上个白面肉火烧，而河北村的孩子隔三差五地就能打个牙祭。那些卖食品鱼虾的小贩,把剩下的货物带到河北村试试能不能卖完，进了河北村保证有人买，所以李村地区流传着一句“臭鱼烂虾，李村老家”，形容村民们购买力之高。
  河北村的经济条件一直比较优越,到青岛市开埠后，作为乡区的中心，其文化教育事业也飞速发展。日军第一次侵占青岛后,1915年8月，在京口路东侧、李村监狱以西建立了李村小学。李村小学的大门向南，分成东西两个大院,从西院进大门，迎面一棵高大的老杨树，东侧是传达室和校长的办公室，西屋和正屋是高小五六年级的教室;一至四年级上初小的孩子在东院上课，院里建有大礼堂、备课室和伙房。西院正屋有间过道（青岛方言,念做“过当”，大都是像一间只有两面墙的房间，另外两面墙是敞开式的，供人行走。若是临街,就安上大门；若是二进的院子,为规矩一点，也安上门，称作“二门”。安“二门”者，一般是有钱人家所为），可通往学校的后院，从后院再出一道门，就到学校的操场了。操场墙外的地还属小学所有，传达室的老师傅就将它开成了菜园，打理得一片青枝绿叶。新中国成立后，李村小学搬到京口路南侧、今财经学校校址上，更名为李村师范附小,后来曾改名“东方红小学”，1984年分为“李村镇第二小学”（即现在的青岛北山小学），和“李村镇第三小学”（即现李沧路小学）。
  河北村界内很值得一提的学校应属1934年创办的青岛市初级农业职业学校，老百姓都简称其为“农校”。当年农校的创办给希望上进的农家子弟打开一扇希望之门，培养出的学生又是农业上的技术人才,农校的作用不可小觑。学校面向农村招生，且宣布三年毕业后回家务农，以复兴农村。第一年来投考的就有200多人,录取了50名，还在长山岛选拔了5名保送生，首届学生共55名。据家在南庄的学生于志堂回忆文章中说，当时政府的政策特别向崂山籍的学生倾斜，每月发给2元生活补贴。1934年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的调查报告中记述，李村地区农民生活费每年平均需30元，所以农校发放的补贴虽少，但对贫苦家庭子弟外出求学也是一个不小的帮助,甚至有的孩子就借以完成了学业。农校坐落在今古镇路北，枣园路以西，京口路以东，向北延伸到北山半腰,占地100余亩,在京口路西侧还有几十亩大的实习农场。教学楼即是德国人盖的北大楼，校园的东南角上是一间大温室。农校的校园设计得非常清雅，将学校“农业技术”的特色发挥到极致，进校的甬道两旁植着枫树，校园的每个角落里都种着花树，樱花、法桐、桑、龙柏、圆柏、鹿角桧、牡丹、芍药、丁香、合欢等几十种花木，将校园打扮得四季常青，绿阴蔽日，宛如一座花园。学生们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到农科所、老鸦岭、午山等农业推广中心去实习，修建果树，诱捕害虫，做到学以致用。农校授课老师的资历都很高,如校长是北农大毕业的周亚青，“果树蔬菜与病虫害”授课老师是毕业于日本某园艺大学的刘柏庆，畜牧课授课老师也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周进三，植物课的授课老师沙凤护毕业于金陵大学等等。学校对学生抓得很紧，考试成绩不及格即行淘汰，到1937年7月1日第一届学生毕业时,55人只有31名取得文凭，其他的都被淘汰了。农校在1935年和1936年又各收了一个班，可恨的是日本人对中国发动了战争，农校不得不停办。农校的首届毕业生，大多数在农业战线上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有几位在其他城市还担任了市级领导职务。南庄村的于志堂，一直致力于果树的栽培研究工作，青岛市享誉全国的优秀水果“寒露蜜桃”，就是于志堂主持选育研究成功的。
  在岛城，三大商圈人人皆知，那就是台东商圈、东部商圈和李村商圈，而李村商圈就坐落在河北村老村的原址上。维客、利客来、北方国贸，这些大集团大公司聚集在一起，商品堆成山，顾客汇成潮，把一个河北老村变成了熙熙攘攘喧闹的商海。河北村的老住户目睹着身边一座座商厦拔地而起,五彩缤纷甚至带着光怪陆离的感觉，像神话般不可思议。老人们都还记得，新中国成立之初，老桥北边一百余米、京口路的西侧,有过去日本电业局的三间平房值班室，被农村供销社用来办了个门市部，卖些针头线脑鞋脚袜子等日用百货。门市部借李村大集汇聚的人气，生意非常好,很快就感觉到这块风水宝地蕴含的无限商机。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供销社抓住时机将这三间小房翻建成二层楼房，还在崂山郊区政府的支持下，向村民们发行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支股票，每股3万元（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币值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元钱）。河北村的村民们几乎家家都买了，还发了一个股票本本，是一张对折的硬纸，外皮是白色的，印着红绿两色网状细纹，打开后可见白色镂空“股票”字样，印在淡蓝色的底上。在政府和老百姓的大力支持下，二层小楼很快就盖起来了，楼上是供销社的办公室，楼下是商场，摆着一圈玻璃柜台，货物摆的规矩美观，橱窗擦得锃亮，这个百货店是李村街上最大最新最漂亮的百货店。
  到了李村集的集日，人们赶完了集接着来逛店，有很多远处的村民说要来瞧个“稀罕”，店里人挤人转不过身。有一天从北边村子来了一位老乡，相中了一块马蹄表（即小闹钟，新中国成立初期都称为“马蹄表”），左看右看不舍得离去,可他又嫌马蹄表太贵,就指着一只手表和售货员讲起价来：“我买你块大表，你给坠上这个小的吧！ ”惹得大伙哄堂大笑。这个百货店给村民们的印象太深了，它是公家办的，明码实价，童叟无欺；它又是大家集资买股建成的，像自己抚养的孩子；它的货色又全又好，给村民们带来方便。村民们看着它成长壮大，再翻建再扩展，关注着它每ー步前进的足迹，直到今天它长成一个冲天的巨人——维客集团。
  现在的河北村高楼林立，新颖的建筑物还在不断的添加，是ー个时尚现代的闹市区，在这些庞然大物矗立着的地方，过去曾有过民间热闹的节会，有着数处中国传统的庙宇——三官庙、玉皇庙和河北阁。
  最早的庙宇应属建在西窑湾南头、滨河路路北的三官庙。有一种说法是，三官庙是崂山太清宫道士为做仓三官庙山门库而建。太清宫昌盛时期，庙里道士很多,他们用的粮食物品得从外地大量购进;太清宫置下的庙产遍及李村沧口，甚至沧口东南山的大部分山地都曾为崂山道士所有。太清宫要管理土地，收了租子得妥善储存,便在从李村、沧口一带去太清宫的必经之路上，建了仓房以便存粮。京口路上的老桥所在是李村河的渡口，于是崂山道士们在渡口处修了这座三官庙，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三官庙的正殿里供着天官、地官、水官,西厢房是道士们的住所，20世纪30年代后，曾用来做过区公所。新中国成立后，将庙中神像砸毁后，房子拨给废品收购站使用，大殿在2006年旧村改造中拆除。
  玉皇庙，村里的老口姓简称其为“北庙”，是三座庙中最为气派的一座。玉皇庙位于今古镇路与书院路的交界处，古镇路东侧，建庙时间晚于三官庙。玉皇庙起着高大的门楼，白粉墙小青瓦,显得既醒目又庄严。厚重的庙门2米多宽，成年人推起来都颇有点费力，门槛高约30多厘米，高抬腿才能迈过。庙门与前殿相连，殿与门都起着高台子，拾级而上,进门就是神殿，两侧塑着高大威风的哼哈二将；出前殿门再下台阶，沿卵石铺就的甬道即可走进北面的正殿了，玉皇大帝正威严地俯视着来进香的善男信女们。从正殿东边的小角门进入东院，这里供奉着观音菩萨和送子娘娘，来这里烧香的多是婆婆妈妈和盼子心切的媳妇们,跪在送子娘娘面前就虔诚地嘟嚷个没完。玉皇庙的香火很盛,每到年节周边村的村民都来上香，道士敲着钟磬诵经，香烟缭绕中倒也别有一番风味。1952年，河北村的民兵队将庙里的神像拆除。过去曾有人传说玉皇大帝的塑像里面安了颗金制的心脏，所以在砸像时大家小心翼翼，民兵们更是加意保护。砸到最后，心倒是砸出ー颗，却是铅铸的，玉帝的腹中还装着木刻的肝胆肠子，实在出乎大家的意料。
  第三座庙宇坐落在京口路老桥以北，横跨在京口路上，供奉的是民间最崇尚的"协天大帝"关羽，所以村民们叫这座庙为“关公阁”，又因其坐落在河北村，还叫它“河北阁”，而南庄等村里称其为“魁星阁”。据说它的年龄比河北村还大，河北村建于明朝正统年间(1436—1449),那么推算这阁应有500多岁。关公阁四四方方，像个城门楼子似的，传说修建之初城门楼子下可通行车马。到20世纪40年代时那拱形的城门就已被沙石淤塞，拱门顶部与地面只有十余厘米的空隙，阁周的地面与拱门内一样齐,人们猜测过去京口路一带的地势十分低洼，李村河年年挟着泥沙漫上岸来，逐渐把地面抬高，也把关公阁的门洞淤满。即墨崂山各村镇的关公庙宇，多是两米多长不足两米宽的小屋一间，河北村的关公阁竟盖得如此高大气派，在几百年前甚至可称得上豪华，是很少见的。也很有可能在修建之初曾作他用，后来顺便给关公作了行宫，所以才有了河北阁的多种叫法。20世纪50年代初期，因翻建崂山百货商店，跨街而建的河北阁又恰在百货店的门前，因此被拆除。
  河北村滨河路上还有一座百年基督老教堂，由德国传教士邵约翰牧师主持修建。青岛最有名气的天主教堂圣弥爱尔大教堂始建于1931年，江苏路口那座漂亮的青岛福音堂始建于1908年，而滨河路的基督教堂早在1900年就有德国人昆祚、和士谦二人购买了地皮，再由邵约翰在1904年将教堂建成,在青岛市区现存的礼拜堂中，滨河路基督教堂的“年龄”可排名第二。教堂的大堂建筑面积281平方米，顶端建有钟楼，每逢礼已有百年历史的基督教堂拜天,信徒们听到钟声即来参加礼拜聚会，大钟在1966年的“破四旧”运动中失去下落。教堂初建时，在后院附设一所“高等学堂”，其实是个高级小学——即设小学五至六年级的班次，能容纳100多个孩子住宿就学。学校有个很大的篮球场，学生们上体育、打球、集会非常方便。自1984年后，基督教堂经过几次大修，教堂面貌焕然一新。2002年，滨河路基督教堂被批准为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青岛市建置百余年来，河北村就是李村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优越的地理位置给河北村带来很好的经济机遇。1958年以后，早已加入了李村人民公社的河北村大部分土地陆续被征用,社员们除安排一部分劳动力外岀打工外,还成立了木工组，开办了袜子厂、农具修配厂、电扇厂,开始发展工业补助大队经济收入的不足，成为崂山县的纳税大户。改革开放后，河北村成立了李沧区河北工商联合公司和李沧区河北房地产开发公司，很好的利用天时地利，在河北村这块生财宝地上，建成了滨河路步行街、古镇路商业街、古镇路小吃街、李村河北商城、紫晶大酒店，还在崂山沿海建立崂东海珍品良种培育基地等，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古老的河北村已经融入现代化的新城之中，生活在“聚宝盆”里的村民们过上老一代做梦都梦不到的日子。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走在前沿的河北村随着时代的脚步，必将有着更加灿烂的明天。
  （根据修方春、李振昌、孙云鹏、李永军、孙德安、王桂林等口述整理）东北庄村张新波在繁华的李村城区中心东侧，在错落林立的楼群中间，从东到西有四排整齐、气派的二层“将军楼”。“将军楼”周围是硬化的路面,街道宽阔平整，街道两旁树木葱茏，楼前休闲娱乐花园绿意盎然,里面健身器材齐全。这里的人们在夏天经常三个一堆、五个一撮坐在一起喝茶东北庄老村聊天，怡然自得，从交谈中能隐隐约约感受到他们的朴实和亲切。这里就是李沧区一个典型的城中村——东北庄村。东北庄村由南、北两个自然村组成，位于夏庄路以东、308国道以西、中崂路以南、滨河路以北，共占地约1.1平方公里。以大崂路为界，大崂路南边的自然村叫李村东庄，过去叫“贾家庄”，相传是因有一姓贾的人家最先在此落户而得名。现在庄内并无贾姓人家，因此，还有一种说法是“贾家庄”是谐音，是因为李村河与泄洪沟交汇，形成一块三角地，被称为“角角庄”，当地方言念“jiajia庄”。大崂路以北的自然村，叫“东北节”，因较李村偏东北方向有一块地名叫“东北节”而得名。两个自然村在1957年合并为一个行政村，称“东北庄”。整个村子地势北高南低，村子北面是山坡，现俗称“东山”，村子南边是东西流向的李村河。一条自然形成的泄洪沟从东山经过东北节、李村东庄通向李村河。全村现共有650户、1700多人。
  东北庄村是由外来人员迁入聚居而成的自然村，是一个典型的多姓氏村庄，现有谢、刘、安、尹、李、王、宗、辛、钟、张、段等50多个姓氏。据考证，谢姓来自即墨谢家埠,安姓来自日照，李姓来自即墨的李家疃和柳庄村，王姓来自市南浮山后村，刘姓来自东李村,尹姓来自上王埠村,段姓来自侯家庄村。相传，明朝末年，有人从云南迁至李村河北沿，沿河而居,后陆陆续续有人迁居至此，逐渐形成了几十户人家的自然村，即现在的李村东庄，李姓、张姓、宗姓、钟姓等居住在此。清朝光绪年间，德国侵占青岛，在李村修建华人监狱,强迫李村河北的王、尹、安等几户人家迁到监狱东北方山前的一块空地居住，即现在的东北节。后来，德国人被日本赶走了，日本人占领青岛。为了进一步强化殖民统治，日本人继续使用德国建造的监狱，并且扩建了一次。不久,在监狱南侧靠近河北沿的地方设立警察局，在监狱西侧，修了一个邮电局。修建邮电局的地方原属于河北村，住着来自即墨柳庄的李氏家族、来自浮山后的王氏家族，因为修建邮电局被迫迁至东北节。东北节比李村东庄立村稍晚，谢姓、刘姓、尹姓、王姓、段姓、辛姓、李姓等几大家居住在东北节。住在东北节的几家，家家人丁兴旺。李家、王家、安家、谢家、尹家、段家都住在一条街上，各有弟兄五个。大约150年前，两个自然村的迁入人员逐渐增多,规模逐渐扩大。
  新中国成立前，村民们以农为主，间或做些小的生意,或打一些短工勉强度日。如段家在李村河底打炉包，张家弟兄三个在河北村的两间屋开了间酒馆卖烧锅，安家既开酒坊，又开油坊。东北庄村子不大,人不多，大多数是朴实善良的庄户人，在有的行业上出过有代表性的人物。
  安姓祖上来自日照,是锔锅锔盆的“轱辘匠”。安家长支挑着担子来到李村河北村定居，二支到了淄川定居谋生。安家长支开始是挑着一副担子走街串巷做生意，担子一头放着锔锅锔盆的工具，一头放着一副铺盖，走到哪儿就住到哪儿，吃到哪儿。后来,就推着小推车继续干着“轱辘匠”，走街串巷时嘴上喊着：“锔锅---锔盆来---”过去人穷,铁锅和陶泥缸、盆、碗、罐等器皿裂了不舍得扔，听到来了轱辘匠，就赶紧拿出来补一补。轱辘匠见来了生意，便把车子往边上一停,放下马扎坐定，大襟往腿上一盖,拿那待锔的器皿端详一下，便用腿夹住，拿起拉钻便钻眼；钻好一个眼，用铜丝打的锯钉比划准，再钻第二个眼，然后用小锤轻轻钉好，根据裂纹依次锔好，最后用白石灰面把钉子眼封死。按照钉子收钱，一个一分或二分钱。好的轱辘匠，锔的钉子大小均匀，距离匀称，而且保证不漏水。轱辘匠也是吃百家饭的人,遇到天黑了，就找个人家借宿，随便吃一顿，帮助人家锔锔锅盆，住宿费和饭费就免了。过去，轱辘匠走南闯北，见识多，收入虽然不是很高，但比一般农民强得多,手艺人大多是聪明伶俐之人。安姓后代在东北庄村有两大家,一家在河沿北岸开着酒坊和油坊，因为善于经营，积攒了不少钱，买了不少地，在于家下河村、北龙口村一带都有他们家的地，李村河北岸警察局附近有一片房子全部是安家的。安家另一支住在东北节，出过不少能工巧匠。安姓后代有做医生的，有搞技术的。安家第四代孙安茂坪读书学医，先在李村医院当药剂师，后来在青岛益都路开了一家医院叫大同医院。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提倡公私合营,大同医院合并到市北医院。安茂坪的五弟安茂均，上过大学，学土木工程建筑设计,在青岛港务局工作。他是唯一一个参与青岛栈桥设计的中国人（其余四个设计者是德国人），至今青岛栈桥桥墩上还刻着他的名字。安茂均设计水平很高，还独立设计了建在于家下河村的仙姑塔（仙姑塔现在是李沧区重点保护文物）。安姓祖上是手艺人，安姓的后代至今也是心灵手巧,靠技术吃饭的人居多。
  安茂均参与设计的青岛栈桥清朝末年,东北庄村还岀了一个辛玉顺，人称“辛大汉”。他身高2米，五大三粗，力大无比，特别能干。别人用木桶挑水浇地，他嫌木桶盛水少,用绳子绑着两个缸当木桶用,每个缸能盛两担半水，从李村河里挑上水，走200多米到后山上浇地。德国占领青岛时候，修李村石桥，用木轮子车推石条,别人推一根,他就推两根,把车轴都压断了。这个人还爱打抱不平。有一次出去打短工，听说有一个“把头”很坏，非常狂妄，依仗自己能干经常欺负人，时不时地找借口不给雇来的短工工钱。辛大汉听后非常气愤，决定为打短工的出一口气。恰好碰到秋天割高粱，“把头”出来为东家招工，辛大汉便特意找到这个“把头”要跟着他去干活。“把头”一看辛大汉像是一个能干的汉子，心里虽然暗暗吃了一惊,但仍然不太放在眼里。到了高粱地，两人并排着割高粱，结果“把头”拼了全力也没有干过辛大汉，累得出了一身大汗。“把头”从没有输给别人，今天干活输了，连热加气，一头扎到河里，结果被秋天的冷水冰着了，落下了病。从此，“把头”连农活也不能干了，再也不敢欺负人了。
  新中国成立前，东北庄村有一个学校，叫“育贤小学”，有4个教室、七八个老师、200个左右的学生，学校里面还建有一个篮球场。学校专门收“一贯道”道徒的孩子上学，办学的房子属于崂山地区“一贯道”道首宗喜贵。宗喜贵，就是东北庄人。副道首，名叫袁有丰，国民党统治时期当过镇长。“一贯道”是明末清初中国民间秘密流行的一种宗教，最初称为罗教，由山东人罗清所创立,标榜弥勒佛三阳信仰，并以儒家为中心，主张三教合一;在形式上，夹杂着中国古老的谶纬图说;在组织上，无出家之说，而由俗家信众求道后称为道亲。进入民国后，则又加入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变成五教合一说。“一贯道”这个名称开始于1886年，发源于山东，之后拓展至各地，并打着“使人间成为净土，婆娑世界为莲花邦”的口号，吸引了不少信徒，人数大幅增长。1930年，山东人张光壁任“一贯道”的道首，在济南设了总坛。张光壁投靠日军当了汉奸后，将“一贯道”作为日军侵略扩张的工具加以扶植，不明真相的百姓也纷纷入道求安。1936年，“一贯道”道徒增到数十万人，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后将张光壁软禁在南京，其归顺蒋介石后被释放。1939年1月，张光壁在北平市北新桥财神庙2号设立“一贯道”总坛。1947年，张光壁逃亡四川，后在成都暴毙。“一贯道”教势力曾急剧扩张，一些汉奸、特务亦混迹其间，从事反动活动。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一贯道”属于反动会道门组织，决定予以取缔和打击。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开始打击匪、霸、特、党、道五种反革命分子，同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坚决取缔一贯道》的社论。1951年2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其中第八条规定:“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当时政府从宗喜贵家里搜出五支砸碎了扔在井里的枪支和一些金元宝。1953年，宗喜贵和袁有丰被镇压，宗喜贵的房子被没收。这些房子继续用来办学校，这个学校即为李村小学的前身。
  东北庄村多为干旱贫瘠的丘陵地，能够浇水灌溉的平整土地不多，只有在东北节前面有一整块可以灌溉的土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了李村监狱，分别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先后两次征用东北庄村几十亩蔬菜地进行扩建。东北庄村的土地更少了，人均只有三分地。虽然是半蔬菜区，国家给一定的粮食补贴,但由于土地少、产量低，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1951年冬,政府到各村进驻农村工作队，成立农会,划分了阶级成分。东北庄的地主除安家土地较多外，大多数本村地主并没有多少土地,生活也不富裕。1954年在村农会的组织领导下成立了互助组。1955年政府派干部工作队进村帮助改变落后局面，此时，将李村东庄和东北节合并为一个行政村，名称为李村东庄。匚作队在这个村子所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主持重新划分了阶级成分。钟悦阑家开始被划为富裕中农，后来重新划分成分时被划成了地主。
  尽管政府派来的工作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东北庄村的落后面貌,但是帮助村里选了几个能干的青年担任村干部,领导群众发展生产。当时工作队通过动员做工作，把刚从东北回来的辛兆瑞留在村里临时负责。辛兆瑞带领村里的青年，利用冬闲的时候打井。1955年冬天打井,条件非常艰苦，打井工具全是借的,跟东家借根绳子，跟西家借个镐头，用镐头刨，用炸药炸。一冬过去了，终于在山上打了7个直径五六米、深三四米的水井，基本解决了用水浇地问题，再也不用到河底挑水浇地了。
  经过了互助组、初级社,1956年，李村东庄与南庄村、河南村、河北村、东兴村5个自然村组成了高级社，名叫胜利社。社长叫林瑞亮，党支部书记叫孙玉先。那时高级社穷，啥也没有，村里一分钱积蓄也没有。1957年辛兆瑞带领社里的小青年挖沙卖钱，为集体赚几个零花钱。当年的李村河底全部是沙,先从李村河底挖了沙，然后推着送到沧口一带卖给工厂搞基建。一车沙能卖两三元钱，一个人一天能推3趟，十几个人天天干，也为集体赚了不少钱。后来有了一点积累，就买了十几头毛驴，用驴车运沙。1958年开始农业合作化，后来李村成立了人民公社，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东北庄村还一直挖沙卖。
  尽管20世纪50年代物质生活贫乏，可是东北庄村的文化生活却非常活跃，且在附近是十分有名的，东北庄村的文化活动以表演吕剧为主，村民们出于爱好自发组织了民间剧团。吕剧是山东省主要的地方戏曲剧种，其语言淳朴生动，唱腔优美悦耳，深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吕剧由民间说唱艺术山东琴书演化而来，并吸收融合了其他民间曲艺如“大鼓”、“弋阳腔”、“坠子”、“花鼓”等艺术精华，同时又借鉴了“五音戏”、“柳腔”、“京剧”、“河北梆子”等剧种中的表演成分，自成戏以来，已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吕剧发源于山东东营区时家村，其早期主要流行于乡村集镇，后逐渐在济南等城市兴起。新中国诞生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扶持下，吕剧迅速发展，流行地域遍及山东绝大部分地区,在其他省份如江苏、黑龙江、吉林、辽宁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也具有重要影响。东北庄村的民间剧团，能演很多剧目，如配合土改运动、扫盲运动排演了《穷人恨》、《斗地主》、《解放》、《三世仇》、《土地证》等剧目。每到逢年过节，他们就自发组织起来，排练演出。有时候邻村请去演出，他们就自己赶着马车，拉着道具高高兴兴去了，分文不收。有一次，被青岛国棉六厂请去演出，全厂职工在大礼堂看演出，观众达千人。东北庄村的文艺表演，一方面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也培养造就了不少文艺人才,村里五六个小青年因为唱得好被选到崂山县吕剧团成为正式演员。20世纪60年代中期，吕剧停演。现在,这些曾经参加演出的老人谈起过去演戏的事情，开心得像个孩子。
  尽管靠着李村河,东北庄村却是一个缺水的村，村里连一眼吃水的井也没有，吃水都要到河底挑。当年，李村河常年流水不断,河水清澈见底,从河道中央一道小沟流淌。村民们离河水几米远的沙滩上挖一坑，把没有底的圆形竹筐栽进去，防止流沙塌陷埋了沙坑,周围的清水通过沙子渗了过来，老百姓吃水浇地就从沙坑取水。后来，村里在河沿上打了一个“泵泵井”（一种利用杠杆原理设计、用来提取地下水装置的水井），村民吃水就到泵泵井去挑。20世纪70年代末，村里岀资在李村东庄和东北节各打了一眼机井,并分别建了一个水塔,接上一个水龙头,村民吃水通过水龙头接水就可以了，算是半自来水。那时候，李村河几乎没有什么污染，河水清澈甘甜。到了过年，人们仍然喜欢到河底挑一担甜水吃。直到1984年，全村家家户户才真正通上了自来水。
  李村河是李村人的母亲河，可是毎到夏天,因为下雨,李村河整个河床就会涨满了水，隔几年还会发大水,河水漫过河沿往外溢，有时候会造成水灾。碰到下暴雨,或者连续几天下雨,李村河就容易发大水,住在河沿的人家这时候就整天提心吊胆。1956年，李村河发过一次大水，由于东北庄村的南村地势矮,大水漫上河沿一直涌到院里,从窗户棂子往家里灌。1961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天降暴雨,河水涌上河沿，村后的泄洪沟由于雨大、堵塞，不畅通,大水从房屋的后门往里灌,南村的人没有一个敢在家待着，纷纷躲离。一个妇女生了孩子在家坐月子，连炕都淹了，只好抱着孩子到东北节亲戚家暂避一时。大多数老百姓连屋内的东西都来不及拿,就赶快跑到亲戚朋友家中躲避水灾。
  1958年“大跃进”期间,一场土法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后来都集中到李村小学操场1958年在全国兴起的大炼钢铁运动上，全村的劳动力几乎什么也不干，全部去大炼钢铁了，白天连着黑夜,24个小时不间断。没有炼钢铁的原料, 就把门上的铁环砸下来,把家里的锅砸破去炼钢铁,有的人家两口锅全部摘去了。后来，只要是铁的物件全被拆下来，拿去当作炼钢铁的原料,烧化了，炼成什么用处也没有的“狗屎铁”，就算是炼出钢铁了，就要敲锣打鼓庆祝一番。没有焦炭，就土法炼焦，用一个个坛子装上煤，在窖里摞起来,用煤烧，里面烧得坛子“噼里啪啦”地响，就像放机关枪似的。实在没有焦炭，就开始烧煤;没有煤了，就烧木头炼钢。运煤、运铁、运木头的小推车不够用，就用柳树桩子割两个圆木头圈当作木轮子，做成小车推东西用。这一年，风调雨顺，粮食大丰收，秋天地瓜又获得了大丰收。传统收地瓜是人用镢头刨，由于主要劳力都去大炼钢铁了，就用牛耕地瓜，只把表面的大地瓜捡一捡，埋在稍深一点土里面的地瓜就不要了。收的地瓜多得没处放。往村民们家放，没有一家愿意要，把去送地瓜的人往外推。没有办法，生产队只好在野外田地里挖一个地窖，把地瓜放进去。由于地瓜放在地窖里不透气，也没有人去倒一倒，第二年春天，要吃地瓜了，只有靠近窖口头的一层地瓜是好的，其余的全都烂掉了根据上级指示，1958年下半年村里办起了集体食堂。村民们家不准开火做饭，各家应该分的粮食直接拨到食堂，村民们拿着集体发的粮票到食堂领饭吃。开始村民们觉得新鲜，不用做饭，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大多数村民愿意吃食堂。吃着吃着,食堂的饭越来越差。后来,由于粮食没有全部收来，即使收来那些粮食，因为只是一个劲搞大炼钢铁，也没有保管好，烂掉了很多。到了1959年春天，没有粮食吃，集体食堂就只能喝稀饭了。人们在食堂吃不饱，就开始抱怨集体食堂，自己想办法弄点吃的糊弄肚子。1960年春天，很多村民家里缺少粮食，只好弄野菜充饥。野菜没有了，只好吃树叶、吃树皮。那时候，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腿上一按一个窝子。为消除这种病症，政府开始发放一些“复康散”。所谓的“复康散”就是用小麦的麸皮磨细了，加上一点糖制成的。“复康散”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浮肿一度、二度不能领，只有身体浮肿到三度，才可以领到救命的“复康散”。当时人们还发现一种茅草根好吃，把根挖出来，晒干，用石磨磨碎,用水调和起来，做成小饼,用锅烘干就可以吃了。用茅草根做的小饼，在集市上卖一毛钱一个,吃起来味道比一般野菜好吃，和树叶相比，就算是“美味”了。1960年的饥饿,影响了很多人的思想和生活习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不管以后如何富裕，大多数人生活是非常节俭的。以后，人们之间见面就常常用“吃了没有?”相互打招呼，这极富中国特色的问候语在这一时期得到强化。甚至现在很多人看到一样东西，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对它做出判断时首先想到的是它可不可以吃。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们之间相互问候才开始用“你好”来代替“吃了没有?”集体食堂勉勉强强办到了1960年6月，就正式宣布解散了。村民们重新买锅置盆,过起小家日子来。
  1961年6月，东北庄村从原李村生产大队划出，自建东北庄生产大队，同时成立了党支部。1962年冬，李村东庄和东北庄两个自然村合并正式成立东北庄生产大队，属于李村人民公社管辖。谢兆夫担任生产大队第一任党支部书记。1961年，政府组织老百姓生产救灾，允许农民开荒种田。那年又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年头，种什么长什么，但粮食仍然不够吃，勉勉强强度过了比较艰难的1961年。1962年，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生活开始慢慢有了起色。
  1964年冬天，“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运动开始了。机关、部队、企业都派出工作队到村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先是在点上“清”，后来在面上“清”。东北庄村是在面上搞 “四清”的时候开展运动的，主要以清经济为主。东北庄村集体经济较差,村里只有组织小车队、地排车队搞点运输挣点钱,或者运点石头，组织干装卸工挣几个零花钱，挣的钱通过公社转到大队，再转到小队。所以，“四清”运动尽管声势浩大，到了东北庄村里，由于大集体很穷，加上干部觉悟比较高，没有清理出什么经济问题。最后，只清出了几个偷吃花生种子的村干部，分别进行了退赔。“四清”运动算是比较平静地过去了。
  1966年,全国学生开始串联。东北庄村部分正在上初中、高中的学生也组织串联，有的从家里拿着5元钱就到北京见毛主席。有的到过北京之后，就开始全国各地转。村里面开始比较平静，但不久,各种工作队派到村里来,指导村里开展工作。接着，就开始斗地主。每到村里开批判大会的时候，划成“地富反坏右”的人就站在台上接受群众批斗，刚开始在接受批斗时经常挨揍。当时的批斗会经常在河坝上召开，河坝高三四米，当主席台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批斗会群众坐在河底下。开批斗会时，台上一个人振臂一挥，带头大喊:“打倒X X X!”下面的群众跟着挥臂：“打倒X!”60多岁的安家老太太安于氏就是在一次批斗会上被人从河坝上一下子推了下去,跌断了双腿。即使跌断了腿，开批斗会的时候，她也要上台上挨斗，每次都是由同为地主的钟客先兄弟两个轮换把她背上台子去。当时，地主子女上学时受其他同学歧视、欺负，长大了男的娶不着媳妇，女的难以找到如意婆家。钟兆华因为是地主的儿子，一直到29岁才找到对象结婚,找的对象是过去在他家干活的长工河南村张维先的女儿。张维先了解钟家的为人，当钟家上门提亲时，一口答应了。尽管钟兆华身为长子，结婚那天,根本不敢张扬，只是由钟兆华和他妹妹到张维先家将其女儿领回家，然后悄悄请几个叔叔吃顿饭,就算结婚了。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不光“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日子过得提心吊胆，即便是干部也是整天战战兢兢。如果哪个村干部平时得罪了人，这时候被得罪的人往往借着运动公报私仇,村干部就成了被打击报复的对象。东北庄村尽管斗地主比较厉害，但村里贫下中农的派别斗争却不厉害。缘于村干部在日常工作中做得较好，村里闹得不凶。
  当年各级党政组织已经被造反派夺了权，一部分老干部靠边站，还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原崂山县委书记李光伟、县委领导王启文、于世欣等到东北庄村劳动改造,干完活中午回去吃饭，路上遇到东北庄村的小学生放学。小学生认识李光伟，大声对着他喊：“打倒李光伟!”李光伟在那种形势下，只好自嘲地说:“看来我的确罪孽深重，连小学生都知道打倒我。”李光伟他们几个老干部在东北庄村劳动改造，大部分村民对他们很好，没有两样看待，只是分工让他们随着自己干农活。但也有个别村民听信宣传，认为这些老干部犯了大错误，应该好好教育。春天村民用抓钩锄韭菜，锄韭菜需要锄到韭菜根。于是有个村民用草绳子在抓钩上缠了几道绳，让他们一锄只能锄一半深，村民用抓钩一下子就可以锄到韭菜根，他们锄两下才赶上村民一下。为了不落后，他们就拼命地干,可不知为什么总干不过普通村民。即使明白了，也不敢说什么。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部分干部开始恢复工作，批斗中打人的现象也减少了，但“地富反坏右”的社会地位仍然很低。一旦需要打扫卫生，村里便用喇叭广播：“地富反坏右注意啦，地富反坏右注意啦，马上到大街上扫大街。”这些“地富反坏右”分子赶紧自己带着工具，到大街上扫大街,扫得干干净净。1974年，邓小平复出工作，国家又开始抓经济工作。农村提倡办集体经济，东北庄村办起了一个预制件厂,这在当时周围几个村中是第一家。由于产品对路，质量也保证，销路一直很好。东北庄村渐渐从经济的谷底走了出来。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东北庄村，更给东北庄人带来了活力，政治氛围逐渐宽松，农村的“能人” 开始施展才能发展经济。大队的主管会计王宝德头脑活络，负责大队的工业。他这个人喜欢办工厂。刚刚开始办企业的时候，没有资金，只好先办个压铸厂，开始只有1台冲床，后来发展为7台冲床。当时主要为电表厂配套加工零配件,因原料便宜,竞争压力小,利润很高,为集体挣了不少钱。后来,王宝德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更是想方设法多办工厂，先后办了预制件厂、东山机械厂、有机化工厂、油漆厂、塑料厂等六七个小工厂。这些厂全部是集体企业，每个厂都挣钱，无一亏损。1982年、1983年,1984年效益连年提高，累积20多年的亏欠被填补上，1986年一个劳动力每天可以挣3~5元，集体人均收入530元，在全省名列第一。东北庄村迅速富了起来，由一个贫穷落后的村，一下子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20世纪90年代拆迁改造的新楼房
  20世纪90年代初，房地产业蓬勃发展。由于东北庄村地理位置优越，房地产商与东北庄村联合进行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给东北庄村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体经济力量迅速壮大。1992年筹资修建了东北庄村办公楼1993年拆迁26户居民，拓宽了滨河路。1994年拆迁7户居民，拓宽了大崂路；1995年至1997年，分两次拆迁53户改造了南崂路，贯通了南崂路和东山四路，修建了两幢居民楼，铺设了地下管网，成为李沧区第一个铺设地下管网的村庄。1996年拆迁改造大崂路西侧老住宅64户，拆除集体、个人不规则经营房、厂房、临时房22处，修建了4幢居民楼。1997年，拆迁改造南村108户，修建居民楼10幢。同年，清除北村垃圾场,拆迁临建工地、厂房、小作坊、临街房、乱建违章房20多处，腾地10余亩，投资50多万元修建了村中花园，使群众有了一个好的休闲娱乐场地。从1993年开始，历经八次拆迁改造，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整修了道路，美化了村庄,集体经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期。
  2000年，是东北庄人好事连连的一年。在1997年，青岛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城镇农工商企业从业人员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若干事项的通知》（青政发〔1997〕153号），凡是城镇中的村民可以以农工商从业人员的身份参加投保,投保后享受城镇企业人员的待遇。2000年9月，东北庄全村办理了农转非,1650人转为城市户口。
  11月，东北庄村筹资700多万元为全村村民办理了社会统筹养老保险，享受同城市企业工人完全一样的养老保险待遇。男60岁、女50岁以上老人不需要缴纳一分钱，根据个人工龄不同就直接按月领取退休金。随着社会平均工资增长,退休金也不断上调。老人有了医疗保险，每月定期领到退休金。需要投保的青壮年，全部由村集体拿钱投保。村民的生活迅速得到了改善，村民的后顾之忧彻底没有了 ！东北庄村成了人人羡慕的一个地方。
  东北庄村没有停步，继续向前发展着。2002年3月，东北庄撤销村建制建立居委会。3月18日，居民代表39人进行了居委会选举。原村委会主任刘维盛被选为第一届社区居委会主任。2004年，经集体研究通过，对原来的集体企业青岛东山机械厂、青岛华民机械厂、青岛有机化工厂等单位进行了改制。明确了产权,调动了经营者的积极性。2007年5月，根据上级要求，经过社区两委研究，东北庄集体完成了改制。整个改制方案，由区发改局指导、经评估机构评估，又经过多次公示、多次征求意见，最后经过投票以99.9%高票通过。并进行了工商注册，公司注册登记名称为“青岛城东工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庄原集体资产评估为1700多万元，总股本1960.95万元,831人转为公司股东。
  现在，公司正在探索一条能够长远发展的路子,为居民们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进行谋划，东北庄的明天更美好。
  （根据谢相津、辛兆瑞、安丰晋、钟兆华等口述整理）东兴村曲维松东兴村建于1946年，是原东南山村和大兴村合并而成，并在两个村名中各取一字，合成“东兴”村名。东兴村坐落于李村城区的腹地，东邻北方国贸公司，西到峰山路，南至书院路，北靠少山路，是李村商圈中十分繁华的地段。
  鸟瞰图追根溯源东兴村的由来,还要从1943年日军扩建沧口飞机场时强迁村民谈起。1943年11月12日四沧区公安局的一个姓胡的官员，奉命到东南山村正式宣布：11月15日开始拆房子搬迁，期限三天,不拆者就放火焚烧。宣布拆房子后，日军就在村里疯狂施威。东南山村的父老乡亲被迫含泪忍痛,亲手拆掉自己居住的房子,带着老小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一部分村民寄住在四村八疃，当时搬到阎家山村住的有王文平、曲广财、张吉全等七八家;还有27户村民在扩建飞机场的新界线以东的山坡上搭起了三角形窝棚，一家老小挤住在里边，生活十分艰难，现在这部分村民仍沿用“东南山”的村名；还有一部分村民由政府批地建立新的村庄——东兴村。
  1945年9月的一天，沈鸿烈、李先良到李村三官庙开会。后任李村区二十三保保长崔子芳在会上听说，沈鸿烈、李先良第二天要到四沧区政府开会，当天回来就起草了要地皮建村的申请报告，让村民阎恒让、高文忠用毛笔书写好。第二天，崔子芳就领着80多岁的高昌绪、40多岁的周可雨等一行七八人到了四沧区政府。一进门，高昌绪就痛哭一场，诉说了被日军强拆房子后村民无地皮建房立村的困境,进而由崔子芳把申请地皮建村的报告递上。沈鸿烈、李先良看了后表示尽快研究解决。1946年春天，由青岛市地管处经办批给了建村地皮。当时扩建机场被撵的村庄有3个:达翁村、东南山村、大兴村。地管处将东南山村、大兴村两个村的地皮合批在一起，于是分散在各处居住的村民开始陆续建房。当年命名村庄名称时，将东南山村取一个“东”字，大兴村取一个“兴”字，故名东兴村。1984年5月出版的《崂山县地名志》和1990年4月出版的《崂山县志》均就东兴村村名的由来作了解释，即“日本第二次侵华期间，扩建沧口机场时迫使大瓮窖村（即达翁村）迁移，部分村民迁此立村，以东迁兴旺之意取名”。这一解释与当年确定村庄名称的说法大相径庭。
  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原大兴村的历史已无法细考。有一种说法是一些外地人1939年前在达翁村旁买地搭房定居，仅有三四十户人家。村中空地上还建了一个太仓造纸厂。飞机场拆迁后外地人风流云散，不知搬到何处,所以现东兴村居民大部分是原东南山村的村民。
  东兴村建村初期仅有35户人家，160口人，上地20亩,其余的土地都被日军修飞机场强占，农民们没有了经济来源，只能到沧口和四方一带的几个纺织厂里做工，维持着较低的生活水平。在那些暗无天日的岁月里，村民们家家都有一部辛酸的血泪史，再向前追溯，青岛建置百年以来，村民死于非命、受欺凌、做劳工、当壮丁、扛长活、要饭吃的比比皆是，不胜枚举。1897年，德国侵占了青岛。1915年，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打败驻青岛的德军，侵占青岛。东南山村的曲广栋、曲广财、周永树、崔考、王德源、王德温、王德财、崔永聚、崔永顺等9个人在青岛给德国修建塘子楼时，日本的一颗炸弹爆炸，周永树、崔考当即死在血泊中，那时他们都是青年小伙子。1923年张宗昌任山东督办时，土匪横行。1月15日这天晚上，崔永升被土匪割去一只耳朵,王文礼的父亲王德财被土匪从背后用枪打死。1941年，日本侵略者抓劳工，崔学海、万和君、张吉清和宋德昌的哥哥到黑龙江哈尔滨的劳工营给日本修铁路，险些被铁道上的工程车压死；同年,崔延球的侄子和崔学诚的哥哥被迫去给日本人牵马，至今已时过67年仍杳无音信。1942年，张吉清被日军抓去山西大同煤窑挖煤。1942年至1944年曲维明两次被敲诈绑票。1944年崔学江等多人给日军当劳工修飞机场，常遭毒打、罚跪，跪的时候要露出双膝，跪在烧过的煤渣上。
  1949年5月下旬，国民党军队从大陆彻底败退的时候，其抓壮丁、拉民夫的狂妄之势，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东兴村15至50多岁的男人都四处躲逃。那时已近五月端午,满坡的麦浪迎风起伏，正等待着它的主人去收获，哪知它的主人就在它的身边趴着，一两天捞不着吃；还有的躲在飞机场东边的防空洞里，遭受着刺骨的凉水浸泡。1949年5月30日下午5时，两个国民党兵撞进张学礼家的大门，强要胶轮小推车用。当时，张学礼的母亲有孕在身，哀求说：“小车坏了，请老总原谅。”结果就在大门口，国民党兵用枪托朝着她的前胸拼命地捣，直到打昏在地才算完。周忠文在新村后坡给刘文玉当小工，做寿坟，当场被国民党军队抓去，至今无音信；万和义当时因家境困难而被雇了兵，随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东兴村被迫去台湾的还有郭玉莲（又名郭秀香）、崔延富、宋德昌的大哥、二哥，宋敦昌的大哥、周忠臣的大姐，上述8人除了周忠文、崔延富以外，其余6人在1990年都曾先后回到家乡母亲的怀抱，重温故乡情，他们当时的心声是：“隔海相望四十年，故乡母亲梦中现，近日踏上故乡土，盼等来年再相见。”东兴村在1949年8月属南海专区崂山行政办事处李村区；1961年6月称崂山县李村人民公社东兴村生产大队；1984年11月恢复行政村，属青岛市崂山县李村镇；1994年6月属青岛市李沧区李村镇;2000年1月属青岛市李沧区李村街道;2002年7月实行“村改居”，设立东兴社区居民委员会;2005年5月东兴社区居委会改为青岛东兴工贸实业总公司。
  新中国成立前，东兴村是一个贫穷的小村庄,没有赖以生存的土地，经济十分困难，村民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村中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更为缓慢，村里只有三间平房的私塾，有20多个孩子就读，从南渠请来一位名叫吕子元的先生教书。全村只有几副高跷腿子和一套锣鼓维系着所谓的“同乐会”，就是全部的文娱生活。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了主人，村民生活逐步好转。经过土地改革，贫困农民分得了土地。村民积极参加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农业生产。1956年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土地调整划片，由河北村、杨哥庄村划给东兴村土地180亩。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形式将农民个体所有制改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实现了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合作经济,有条件进行规模空前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兴修水利，改良土壤，积肥造肥，贯彻农业“八字方针”，大力发展粮食生产,村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相应的提高。
  庆祝成立人民公社的场面为了发展经济,1965年村里建起了纸盒厂，既安排了30余名剩余妇女劳力，又增加了村里的经济收入。1966年建起水泥预制件厂，大幅度提高了村级经济收入。当时劳动力日值达到了两元多。1975年建起了纸箱厂，土建投资20万元,设备投资25万元,年产值90万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解决村民住房问题，仅在1980年就批了23户建房地皮，其中自建二层楼15处, 平房8处。
  1983年新建了800平方米的索具厂厂房，土建投资80万元，设备投资30万元,年产值170万元；1989年建村民住宅楼4座，计10200平方米，解决了40多户村民的住房问题，并出售了商品房，增加了集体收入，同时硬化路面400平方米；1993年硬化村内的4条街道800平方米，铺设了污水沟，改善了环境卫生;1994年建起了3000平方米的书院路46号楼，用于租赁和集体使用；1996年建起了600平方米的青峰路39号楼，作为村办公楼；1997年建起了600平方米的峰山路28号楼，用于租赁和出售。
  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全村总产值47万元；1992年全村总产值862万元;2007年底全村总产值达19335万元，利润总额836万元，上交税金508万元。
  随着经济的发展，村里还加强精神文明建设。1990年办起了一个40多人的秧歌队，丰富了村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加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长年设专人值班巡逻，保卫一方平安。长年有专人清扫卫生、运送垃圾,保持全村的卫生环境。重学重教，每年向中小学捐助人民币1万元以上。每年给全村70周岁以上的老人送生日蛋糕，祝他们健康长寿、安享晚年。每逢春节、中秋节，为全村村民发放节日物品，老人节给退休老人发放礼品或现金。
  为保障村民的老有所养，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2000年开始为村民办理了养老保险，参加人数294人,参保率100%。村民8年来共投保险金444.3万元,每人每年平均1889元。
  东兴村曾经多次得到上级表彰。1983年被授予青岛市文明村庄。
  在抗美援朝期间，东兴村人踊跃参军参战,在历史上留下光荣的一笔。崔学良，自幼勤奋好学,抗美援朝期间投笔从戎,立志保家卫国,1951年1月由青岛第三中学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伍后，历任参谋、主任等职，多次立功受奖，并于195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5月在贵阳因公牺牲，时任空军三九三八部队通讯主任 （副师级）。
  杨哥庄村刘锦沿李村城区的书院路西行，过北方国贸南门后，大街依然是店铺林立，车流照旧如潮水奔涌，但喧闹纷扰的市声、人声忽然像被过滤了似的，骤然安静下来。在这繁华的李村商圈里，称得上闹中取静、宜于人居的好地段，应属杨哥庄村了。
  杨哥庄村坐落在李村河的北岸上，逶逶迤迤3000米鸟瞰图长的李村大集在村前的河滩上画了个句号。书院路和西山二路将杨哥庄分割为三部分，人们称其为老村、小北庄和将军楼。在近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中，村民们的日子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农家小院逐渐改建成“将军楼”、多层住宅楼，只有老村里尚存的部分农舍被四周的高楼大厦包围着，旧村改造亦指日可待。
  清同治癸酉年版《即墨县志》的“七乡村庄图”中，村子的标志即为“杨哥庄“。1899年德国人海因里希•谋乐在《山东德邑村镇志》一书中介绍杨哥庄村说:“杨家大哥的村子之谓。有200人。”但杨哥庄村里有句老话却说:“杨哥庄无杨，曲哥庄无曲。”是说别看村子叫“杨哥庄”，“杨家大哥”的村子里并没有姓杨的；同样,“曲家大哥”的村子也与姓曲的没有关系。传说杨哥庄的村名源自立村时这里有棵高大茂盛的杨树，另一说是并非有高大的杨树,而是杨哥庄村南这段河岸上生着极为茂盛的杨树条子——一种高约1.8米的丛生的灌木,树皮红色，枝条柔软有韧性，剥去皮后条干雪白，是编筐编篓的上等材料一所以取名“杨哥庄气杨哥庄村里还有句话，说村中三大户宋、王、李，又叫“三大家”。这三大家以宋家人口最多，王家次之，李家仅有20余户人家，却与宋、王两姓相提并论，颇令人心生疑惑。老人们说，因杨哥庄村最初的立村人是李氏家族,才被村民尊称为“大户”。李家没有建祠堂，过年祭祖也不到别处去，只在村西北的李家茔中放几挂鞭炮。李家茔占地很大,里面立着五六座大碑，看来年岁不少了。据说李氏家族是从沙子口的“小麦窑”迁来的。查阅2007年版《崂山村落》可知，沙子口的小麦窑现分为东、西麦窑两村，西麦窑是唐氏于明朝万历年间从青山村迁来立村的；东麦窑的主要姓氏为李姓，是清朝乾隆年间自南崂村迁来。再追溯南崂村的李氏，乃是在永乐初年的移民大潮中从小云南大槐树里头迁徙而来，李家亲弟兄三个，老大李延成率妻卜居莱阳，老二李起成一家卜居胶州，老三李子成卜居即墨南乡曲哥庄（即现杨哥庄西邻的曲哥庄）。据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修的《李氏族谱》记载，李子成之子李斌显“慨念纨绔余习，家声易坠，乃自西徂东，率五侄相宅小崂山。”李氏家谱内称“小崂山”处就是今南崂、中崂、北崂村所在地，曲哥庄李家的始祖李子成即“小崂山”李氏的始祖，曲哥庄李氏与落户于莱阳、胶州的李氏600年前是一家。如果像老人们口口相传的那样，杨哥庄村是李氏所立，则立村人亦应是曲哥庄村李子成的后人;但说是从小麦窑迁来的话，杨哥庄的立村时间须晚于小麦窑，即在乾隆年间，而传说中的第二个来村的王氏家族，是清朝顺治年间迁入的，比乾隆临朝早了百年。如果杨哥庄村果为李氏所立,推测应是李子成在曲哥庄定居后，其后人渐渐外迁所为，但受资料短缺之限，现未考出。唯独李氏家族的聚居地李家胡同里，还有几处碎石为墙、另起屋山、房梁搭建在炕顶上，建筑方式极为特别又极其古朴矮小的老屋,在用人们听不懂的语言诉说着如烟往事。
  第二个搬迁进杨哥庄村的姓氏是王姓。清朝顺治年间(1644—1661)吴家村的七世子孙王福学来此定居，已有300多年历史，是村里的第二大姓氏。随后有宋、宗、刘、赵、匡、尹、何、等十几个姓氏陆续迁进村来，宋氏家族更是人丁兴旺繁衍迅速,很快“后来者居上”，成为村中第一大姓。据1928年版的《胶澳志》记载，杨哥庄村在1924年有119户人家,571口人；1934年，在《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建设纪要》的统计表中，村民户数为124户，690人;据1984年版的《崂山县村名志》中统计，村里有344户,1114人。今天的杨哥庄村已发展到816户,1902人，并于2000年时办理了“农转非”，2002年撤村改居，变成杨哥庄社区，享受城镇居民的社会劳动保险和医疗保险待遇。
  杨哥庄村的老村邻河而建,立村处地势较为平坦,不像李村地区其他村子那么多沟多崖。为挡住雨季里奔涌无羁的大水冲进村来，村南河崖上修着一条长长的河坝，村东那段是石头砌成,村前到西边一段是20米宽200余米长的土坝。这段土坝压得舒展平坦，分成大大小小十几块场院，场院的主人们为了全村的安全,将自家河边平整肥沃的好地修成河坝,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河坝以北有村中唯一的一条河沟子，深、宽都是1米多，直溜溜的从村东到村西，像扁担一样“挑”着村两头的两个水湾。村西头的湾小些圆些，村民们称它“南湾”；村东头的湾大些，呈椭圆形，东西长约五六十米，南北长约二三十米，收纳了李村北山和东兴村的水，再溢入这条沟向西流进南湾，在曲哥庄村东入李村河。50年前沟里还是清水潺潺常年不断，常有女人在沟底洗衣服,后来雨水渐少，只在雨季里东湾的水才能淌出来，人们便叫这条水沟子为“小干河”。东湾又叫“地梨儿湾”，湾边的淤泥里不知何时曾种过地梨（地梨为青岛方言，学名荸荠），后来渐渐长得零零落落，孩子们在湾边挖一下午也不过能挖到三五个。地梨儿湾南头有杨哥庄的土地庙。在宁静的杨哥庄里，“管理”这方土地的土地神可不安静，小小的行宫被“强迁”过三次，从地梨儿湾南边迁到村西北角，抗战胜利后又迁回湾南。有一年土地爷那小小的石像忽然在湾里泡着，还是笑眯眯的没有脾气的样子,村里的有才人便吟道:“有神上天,无神下湾。” “四清”运动时农村搞丧葬改革，提倡火化，杨哥庄村首先响应号召，在原土地庙处盖了骨灰堂，还开了全体村民大会做动员工作。李村公社里农民过世后第一个采用火葬的就出在杨哥庄村，公社还为这位村民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杨哥庄村的中间有条最早形成的老街，村民们管它叫“大街”。大街自东向西渐行渐窄，由7米缩窄到5米,西口上正正当当地立着一座关帝庙，庙门顶着大街。古朴的李家胡同坐落在大街北侧的西端,胡同中间是截断的，要分别从南、北两个口走进去。它东边是一条4米多宽的胡同，足有普通乡村巷子的2倍宽，中间却垒了堵墙，人们称其为“双胡同”。一百多年前双胡同的西侧自北端到南端的房产全属一户人家所有,从大街上进门，一连串5个院子，俗称“一进五”。这家的主人宋京谟家道殷实，乡邻们说起他来，简直没有什么词儿能形容，只用一句大白话说：“那不是一般的财主！ ”因半边胡同都是他家的，宋京谟就在胡同正中垒上一堵墙,凡从这条胡同出入的人都走墙东侧。宋京谟如此好的家道，自己不知珍惜,什么毛病都学,银子如流水般淌出去,他就打起老的遗产的主意，先卖地后卖房，只要有钱花就行。他老婆每每听说男人要卖地产了，就取出娘家陪送的私房钱，悄悄托人把土地买回来。宋京谟心知肚明，倒省了手背朝下向老婆讨零花钱，便更加肆无忌惮。老婆心疼家产落入外人手，可架不住宋京谟左手进右手出，将房子、土地卖了一轮又一轮，自家的私房钱渐渐被榨干，只好丢开手由着他“造”。宋京谟在32岁时将家产卖完造光，贫病交加而死，连个后代也没留下来，只有那条用墙隔着的“双胡同”给乡亲们留下一个警世的故事。
  “双胡同”以东的两个胡同，都是大家族宋氏的聚居处。再向东，是宋氏家族的祠堂。据宋家老人们说，清朝时家族里曾出了个武官，在京城里做出许多光宗耀祖的大事，宋氏家族很是为其自豪;况且家里出了京官，也有了修建祠堂的经济实力，一座威风气派的祠堂便应运而生。宋家祠堂坐北朝南，门楼四角挑檐，每个角上镶着四只小蹲兽;从大街拾级而上，台子上是“双进门”一一两重大门，临街为4扇开的木栅栏门,后面两扇厚重的黑漆大门,尺把高的木门槛足有一虎口（中国民间的简易度量方式，指成年男子张开拇指与食指之间的距离，又叫 “一扎”）厚，门楣上方挂着黑底金字的“宋氏祠堂”匾额。祠堂的院子方方正正，长宽各为15米，东西耳房屋檐下悬挂着大红灯笼。进大门下台阶绕过一个高大的青砖照壁，可见院内柏树森森，阳光穿过柏叶在卵石铺就的甬道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北边高大的正堂青砖墙青瓦顶，正脊以筒瓦覆盖，两端鸱吻如龙舟起翘，雕有各种花纹并有兽形脊饰。正堂迎门摆放着4米多长的条几，上方悬着一长木盒，宋家那精装细裱的绫子大宗谱就珍藏在里面。
  祠堂里挂的宗谱每年只取出两次。一次是冬至日前一天，即墨崂山地区称为“鬼冬”的日子，谁家有年内亡故亲人的便带上香烛纸钱馒头，买上一支新毛笔到祠堂里为故去的人“上名”，也就是请族内管事的人把亡人的名字添到宗谱上去。过去迷信思想太严重，人们认为只有上了宗谱,这位亡人才能名正言顺地受族人祭拜,他的一生才算有了着落，画上圆满的句号,否则就永远是个野鬼孤魂。第二次是每年的年除日（青岛方言，即除夕，除夕夜又叫“年五更”）下午，由族里管事的老人仔细地取出宗谱悬挂在正堂北墙上，族内男子一连三日来祠堂祭祖，送了年后再收入木盒内珍藏。宋家对这轴宗谱的珍重在周围各村还真不多见,这么精致漂亮的绫子宗谱也是首屈一指，当年制作这个轴子还有个故事呢。大约在一百多年以前，宋家出了个美面（青岛方言，标致的意思）的小伙子，可惜他空生得英俊倜傥，自己却是孤苦伶仃一人，家中四壁空空，连饭也没得吃，无奈出家做了道士。他本不是慕道羡仙入的空门，哪能受得了清苦古板、晨钟暮鼓的日子,便还了俗回到这花花世界里,为稻粱谋只好给人扛活，居然还当了长工头。他的东家是面慈心软的婆媳俩，家里没了男人,一切播种收割的农活都依赖着长工头做主，对他照顾有加。可这人却有些不知好歹，见主母如此仰仗自己，就趁机在外面赌博耍钱。常言道“久赌无胜”，赌徒哪有常胜将军，他却是每输了钱回到东家家里，就摔筷子打碗耍脾气。那老主母疼爱这个长工头，又生着一副软心肠，见他又变了嘴脸，就知道准是有了大输大赢，取出一叠地契来问：“是不是又输钱了?这一张（地契）够不够？”小伙子面皮却也够厚，大大咧咧地接着地契走去卖了，还完了债再赌。这样的事发生过几次，老主母也赔进几块地去。回头说宗谱的事,这宋家小伙出家做了道士，宗族里就除了名，他还俗回来，很想再入宗。谁知族人们遵从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都不同意，说既已出家就不能上谱,再来叨叨就打这个牛鼻子老道。族里有位宋增连,见祠堂的宗谱太陈旧，就和大伙商量,何不趁机叫他给族里换个像样的新宗谱？他得了信，又故伎重演，在老主母面前作张作致。老主母听说是长工头入宗的大事,心头一软,又拿出地契来帮他一把。小伙子为感谢族里收他入宗，又为了赶冬至上谱的日子，再加上花别人的钱自己不肉疼，便亲自跑到潍坊去花大钱特制了这轴美轮美奂的绫子宗谱。宋氏家族人多势众,祭祖的场面十分隆重，新年那几天，祠堂从里到外几重门都是大开着的，族人们一天上时来上香。还有的上完香不回家，在院子里打“色子”(青岛方言，即骰子,用来赌输赢的骨制小工具)赌钱，东一堆西一撮满院子闹嚷嚷的，招的外姓孩子也跑进来看热闹，到宋家人进屋磕头时，那些孩子也随在后面胡乱磕起来。宋家人在这件事上很随和,从来不禁止外姓孩子进祠堂，所以村里很多老人对宋家那轴富丽堂皇的大宗谱至今记忆犹新。新中国成立后宋氏祠堂做了学校，后来又做过仓库，于1961年的大暴雨中倒塌。
  杨哥庄村里的王姓有河南村王、东南山王、城子王、北村王和吴家村王之分，以吴家村来的王姓人最多，迁来时间最长，其他王姓进村不足百年，多者十户八户，少者一户两户。吴家村王氏迁来近30()年的时间里，每年除夕都要回吴家村祭祖，但回去的时间总是拿捏不准，每次到达非早即晚，早到了祠堂不开门，大家在朔风雪地里站着等，冻得瑟瑟发抖。去晚了，吴家村的本家说对祖宗不敬，按祖训用竹条子挨个敲一顿。20世纪初，王家出了一个特别博闻强记的后代王成清。他上吴家村祭祖时，在祠堂里磕着头的功夫，就把墙上挂着的宗谱内容全部记下。王家人有了自己的宗谱后，又趁着月黑风高之夜潜到吴家村的祖茔里，挖来一位老祖宗的遗骨——传说祠堂要建在祖先茔地附近，所以才出现了很多家族外迁后没有祠堂，年年除夕回原籍祭祖的情况,也发生过很多回老家背宗谱、晚上偷祖坟的故事。王家人偷回先人的遗骨后,并没有特意修建祠堂，而是接就南湾以北的胡同里，一个“光棍王老五”王瑞义的三间旧草房，作了供奉宗谱轴子的地方，先人的遗骨就埋在王瑞义的草房后头。村里人管这里叫“王家公产”。据说这年王家人没有回吴家村祭拜,搞得他们的本家很奇怪，年后以拜年的名义来杨哥庄村打探消息，见杨哥庄村的宗谱像模像样的，还毫无差池，于是失望而归。
  王家这个生着“电脑”的后代王成清，自小就与众不同，以现代的话说就像有特异功能一般。他的顽劣很岀名，记忆力好更出名，脑袋灵光到凡见过的文章过目不忘且能倒背如流的程度。他在学堂里不好好念书，还很会调皮捣蛋，可背书写字在他都是雕虫小技，做得都很出色，先生恨得牙根痒却找不到理由打他。有一天，杨哥庄村西南方向的村子里有出“回灵殡”的，这可是几十年不遇的热闹光景，王成清就率领着全私塾的同学逃了学。被独自“闪”（青岛方言，留下的意思）在学堂里的先生忽然想出一个解恨的办法,这私塾先生是位饱学之士，写得一手好文章,前些天河西村刚立的一座贞节碑是请他捉的刀，现在内容还烂熟于心，他就在这里做起了文章。逃学的孩子们回来后，一个个吓得不轻，先生却也不上火，先轻言细语地问到哪去了？看见河西村路口新立的碑没有？那王成清不识先生的“拖刀计”，自己上赶着说，看了！先生就在这儿等着他，立即说,你不是脑子好使吗,看东西过目不忘,今天你背给我听,背不过我可就要打手心了。谁知那王成清毫不打怵，张开嘴连个哏都没打，行云流水般地将碑文背了一遍,背完后还天真地对先生说,我还能倒着背呢。同学先生都被他震住了，在路上就这么看了一遍,还真个是倒背如流啊。壬成清过目不忘的美名不胫而走，王家有了这样的天才子弟，才那么顺利地把宗谱搞回家。这王成清后来的遭际非常悲惨。他本是个聪明伶俐又桀骜不驯之人，头脑里常常迸出些异乎寻常的火花，自己尚未觉察却触怒了自己的继母，继母就撺掇着王成清的父亲到衙门里告儿子“忤逆”。过去讲的是君臣、父子，重的是忠和孝，倘若是连亲生的父母都去告官了，子女的罪名做得就更是实在，王成清就这么被押在大牢里。那时他成婚没有几年，妻子刚刚生了孩子，日子的难过程度可想而知。后来到了出狱的日子，那继母不许其父接儿子回家，王成清就在牢里关着,直到有一天出来了，却是用双层棺材抬出来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就这样与世长辞，怎能不令人扼腕。
  20世纪上半叶王氏家族还出了个滑稽多智的角色，说话好打哑谜，常常逗得大家捧腹,至今村里流传着很多他的小笑话，村民们说他是杨哥庄村的“阿凡提”。有一年,农忙季节家里寻来短工帮忙，他告诉母亲共雇了这么几个人帮忙：水咕嘟、老母脚、第八分治所、抓赌、第八排……一口气数了8个名字，还都像是外号。他母亲听了很疑惑，怎么请来那么多人干活，可既已请了就得管饭，又问儿子中午把饭送到哪块地里去。儿子答：“路南啦,路北啦。”母亲给这8个觅汉（山东方言，长工、短工的统称）做好饭，用担子挑了，拐着一双三寸金莲路南路北找了一圈，最后在西洼的地里找着了，却只有一个雇工在翻地。原来儿子说的那一大串稀奇古怪的名字，都是形容的同一个人,只是苦了小脚的老娘，辛辛苦苦挑着沉重的饭菜跑遍了村南村北，可老太太对儿子没有一句怨言。这位王家老太太心地很善良，她家有个祖传治痢疾的秘方，世代“轧”（青岛方言，在此处是制作的意思，专指制中药）出药来送人救急。有时有病家来讨药，可巧家里没有现成的了，王家就立即派人到李村药房去买回鸦胆子（一种草药名）和桂圆当面炮制。这个秘方是七粒鸦胆子为一副，将鸦胆子打破,取出白色鸦胆子肉，一个鸦胆子肉用一个桂圆肉包好，外用白菜叶（或小白菜等青菜叶）包起麻绳缠住，在木炭火中烘成微黄色，糖水送服。拉红痢用红糖水，拉白痢用白糖水,服时不要把鸦胆子嚼碎。在过去少医无药的年代，常有因急性痢疾送了性命的人，王家这个秘方还真给人救过急，还曾有人在医院里被大夫宣称治不了，服下王家轧的药救了命的。后来王家将这个药方公开，并教人烘制，有位刘姓老太太也轧了药散发。
  杨哥庄村民过去有习武的风尚。20世纪初宋家有个闯东北回来的村民在村里教拳,村里人佩服他武艺高强,都想拜他为师,但他收徒条件却很苛刻，连自己的亲孙子都不教。他的本家孙辈宋宗连满口“真爷爷、真爷爷”地叫着，老人又喜欢宋宗连的人品，才将其收入门下。宋宗连个子不高,一身蛮力能抬能挑的，师傅就因材施教，天天带他去南山顶上搬起石头向下扔，把个宋宗连越发练成了个大力金刚。待徒弟扔了一段石头后，又借他身材特点，教了一手“黑狗钻裆”，这宋宗连也是块可塑之材，很快掌握了要领，有个沟崖村的土匪臧大麻子，高大浑实蛮横无理，没人敢惹,他本在村东头住，这天欺负人欺到村西头,宋宗连走过去话也不多说,搬起臧大麻子的腿就扔了出去，自此杨哥庄村人“武术了得”人人皆知。20世纪20年代，国民政府提倡“自卫地方强健身体”，组织乡区保卫团，农闲时训练团丁，1929年青岛市政府将岛上著名的拳师们组织起来，于9月1日在陵县路成立了“青岛市国术馆”，以此作为青岛的武术中心和发展基地。1931年沈鸿烈就任青岛市长后，由于他本人爱好武术,对青岛武术的发展特别支持，在两年之内各区各村就成立了152个“国术馆”，教授青年人习武健身。这些国术馆的学员少则几十人,多的达几百人，每月交学费两个银元。有的国术馆还设有分馆，教师巡回教授。杨哥庄村大街中段北侧就设了一个，全市排序号为第106号国术馆,请了华新纺织厂擅长打“查拳”的田秀云作教练。国术馆兴旺了好几年，全村的青壮年男子甚至小孩子都踊跃报名学习。国术馆的练武场在宋家胡同对面,也就是大街南侧的胡同口上，临街栽的一棵粗约20厘米的洋槐树下。初入门者打一套“小胡眼拳”，中级的学“32手拳”，高级的练“埋伏拳”，分了成年、青年和少年三组，大的教小的，熟手教生手，练得热火朝天。田秀云的得意门生有三个，大徒弟王树汉长于“连环跺子脚”；二徒弟宋述第耍大刀，腿上功夫也十分了得；三徒弟宋立奎个子小,专攻摔跤，国民政府在汇泉组织的武术大赛，田秀云的徒弟们都榜上有名。那时有个卖狗皮膏药的刘凤亭,平常在四方教场子，每到赶集逛会也总见他拉着花架子卖嘴皮。这天王树汉去会刘凤亭，田秀云只给徒弟一句话:“先虚后实。”王树汉心领神会，交手后在刘凤亭脚前连跺数脚，刘凤亭见王树汉“噼噼啪啪”虚张声势，以为杨哥庄武术馆的大徒弟只不过如此而已，脸上便有些不屑，手脚上免不了懈怠，电光火石之间王树汉的连环脚最厉害的一脚实实在在地招呼到了身上，刘凤亭大败，于是四方、沧口、李村便传遍了一句歇后语：“刘凤亭的膏药——光说不练。”106国术馆里还出了个好汉宋进芳。宋进芳除一身好拳脚外，还以使钩镰枪见长，能连发多发铁珠。那时从东北来了一个土匪沙金黎,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从东北来到山东一路作案，民愤极大，官府和地方的武装组织都捉拿他，却因他诡计多端加之武艺高强，多次逃脱。这沙金黎抢劫、杀人，直跑到青岛，正在作案时被人发觉就窜进了杨哥庄，可巧被宋进芳遇上。宋进芳并不知沙金黎是何许人也，只看从村外跑进来的这个人满面杀气，又带着贼眉鼠眼的模样,为阖村人口的安全计便上前拦阻，两人一顿恶斗，最终沙金黎成为宋进芳的手下败将，束手就擒。沙金黎叹道，那么多的大地方奈何不了我，不想今天叫个小“卡拉”（北方方言,土块的意思）绊倒。宋进芳应声答道:“你这下知道’卡拉’也有比石头硬的了吧！”德占时的李村大集杨哥庄村前的河滩上就是李村大集，离李村商圈的中心也不过500米之遥，在经济发展上受益不少。村民们生活较为富裕,20世纪初村里占有的土地与周边村子相比是较多的。过去来到农忙季节人手不够，得到“工伕市”（青岛方言,短工叫做“工伕”。打短工的人聚集着等待雇主的地方叫“工伕市”）上去“寻”工伕。据说那时李村一带以杨哥庄村、河西村、西韩村三个村的土地最多,需要的工伕量也大，哪天这三个村有一个村的人到工伕市上去寻工伕，这天的工伕钱就涨价。20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的触角伸进青岛后，青岛大量的土地就被日本人强买，杨哥庄村的上好地段全被其强占。抗战胜利后，各村百姓的土地问题再次提交到政府面前尚未得到解决，杨哥庄村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即国民党政府为安置1943年日军扩展沧口飞机厂时强迁的达翁村、大兴村和东南山村的370余户村民，在1945年11月开始调查策划,研究解决办法，并1946年7月9日召集东南山、达翁村的村长，商量分配宅基地之事。市档案馆馆藏多份有关文件，查阅文件可知，达翁新村选址在杨哥庄村的小北庄（文件上称其为“小杨哥庄”）西南，各村长反复商定宅地面积标准为：“每户人口在十人以上或原宅地在一亩以上者，定为甲等，应分基地一分五厘（按中亩计算）；人口在五人以上而不足十人或原宅地超过一分而不足一亩者，定为乙等，每户应分基地一分二厘九毫;人口不足5人，原宅基亦在一分以下者，定为丙等,每户应分基地一分一厘。”达翁新村的宅基地正是杨哥庄被国武金太郎强买的那片土地，原土地的地主一直租来耕种，好多人家还完全赖其糊口。1946年7月15日和19日，杨哥庄村保长王道成和村长宋述先两次递交呈文说：“……自民国三年倭寇侵入青市，日商国武籍势在李村附近五村强迫买去民地八百余亩（中亩，下同），每亩价30元。当在倭寇铁蹄蹂躏之下，任其宰割，曷敢拒绝。
  时有李村首事李成文在场辩论,不幸殴伤致死,至今言之伤心。直待十余年后幸蒙沈市长执掌市政，费尽苦心，始从倭寇手中与五村人民挽回地权,并饬令人民评定地价赎其前有祖遗之地。期限未满，即遭事变，匆匆八载，苦不待言。其中最惨者，四沧区实属达翁村，而李村区莫甚于民村。”王成道和宋述先在呈文里历数了杨哥庄被强买的几宗土地：“民三年（即民国三年，1914年）强买去民村九十余中亩；民六年在民村南洼强买去二十八亩有零，即啤酒公司现归经济部；民八年强买去五十余亩，即李村农园；民三十年又在民村北山破坏永远不堪耕种者七十余亩以上。以上所陈，据系实情，条条可查，无处申诉，专待胜利后平价赎回，与人民解除痛苦。不料民村困苦未及上达而达翁村之困苦早已陈述前来，故只知达翁村民之失所，实未知民村之饥馁。剜肉医疮暂济目前,顾此失彼势难两全。即使达翁村有屋居住，不免在空屋仰面而嗟叹，民村人民衣食绝望，亦必在空屋中鸿鸣而鼠泣，致两村民命同归于尽。”杨哥庄要求政府在双山或枣儿山的公地上另批一块宅基地设立达翁新村,将这片肥沃好地留下种庄稼，同时也避免以种这些地为生的农户没了饭碗。但王成道和宋述先的呈子并未起作用，政府当局因“（达翁村）村民被迁，除少数投亲附住外，大部在西流庄等地穴居野处，状殊可悯。”达翁新村的宅基地很快分配了下去，共有373户来新村建房，共使用宅基地47.796中亩，道路用地22.25中亩，其他公共设施用地
  3.24中亩，共73.286中亩。达翁村①、东南山村、大兴村这一部分村民在流离失所四年之后才有了落脚之处。
  杨哥庄村里的吴家村王姓更为富裕一些，王家人在李村经商,如王成道开的德和成点心铺，王瑞昌开的振昌和烧锅，买卖做的都相当兴隆。宋氏家族出了个经营菜种子的宋述珂，家里几代卖菜种赢得了很好的信誉，他卖的菜种子不掺陈年旧种，所以苗儿出得齐，菜农都找他买,那些种菜种的人也愿意把生产的菜种批发给他。宋述珂卖菜种挑着一个担子，在集上铺下一块布，上面密密麻麻摆着一只只小布口袋，韭菜、萝卜、豆角、大葱、丝瓜……应有尽有，有的小种子一粒粒像针鼻那么大，得用村中出土的商周时期的陶器①即今新村，曾叫大瓮村、达翁村，1946年东迁建成达翁新村。
  小瓶子盖量着卖。宋述珂卖菜种卖出了经验，比如顾客说我打谱种一畦子韭菜，他就用玻璃瓶盖量出或满或凹的那么一盖子，拿回家种上，出的苗必然疏密合适，苗儿也整齐茁壮。宋述珂的儿子继承父业也卖种子,新中国成立后，他儿子进了供销社的种子站，在种子站经理的职位上退休。
  新中国成立后，杨哥庄村平坦肥沃的土地被青岛啤酒厂选中，和河南庄村、达翁村、曲哥庄村一起成立了啤酒花合作社,为青岛啤酒生产一种非常重要的原料啤酒花。1950年春进行了土地改革，成立了杨哥庄村农民协会,1954年成立了炬光初级农业合作社。1955年，杨哥庄村、曲哥庄村、达翁新村、河南庄村组建“建国集体农庄”，当时连集体农庄的公章都刻好了，又接到上级指示更名为建国高级农业合作社。那时候，翻了身的新式农民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粮食产量也在逐步提高,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杨哥庄的村民在闲暇时组织民兵搞训练,4个村比武杨哥庄村得了第一，民兵们扛着自造的土枪,走着正步甚是威风。男女青年们排演节目，唱柳腔、扭秧歌、踩高跷、跑旱船，还成立了一支远近闻名的锣鼓队，有整套的锣鼓谱子，打起来气势磅礴花样繁多，经常被镇上和邻村请去表演。1950年政府提倡废除旧式结婚仪式,鼓励新事新办,村民李先华结婚时就不用花轿迎娶,也不大摆筵席,村里为他操办新式婚礼又省钱又热闹。那天姑娘们扭着秧歌到佛耳崖村把媳妇迎回来，在宋氏祠堂后边的村公所大院里开了个民兵大会欢迎新娘子，民兵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全副武装，在新娘子羞羞答答地走进大门时，齐齐的鸣枪庆贺,着实把新娘子吓了一大跳。
  这个别开生面的婚礼给大家印象很深，到1974年杨哥庄村又举行了一个令人更难忘的婚礼,是全李村公社都为之瞩目的一个移风易俗革命的行动。那时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已有了不小的成绩，重男轻女的思想有所扭转，但在农村里有很多人还是固守着“积谷防饥，养儿防老”的旧传统，一是觉着只有生了男孩才算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那时候社会上有句开玩笑的话叫“保住了门牌”；二是“养儿不孝，是个依靠”，女儿长大是人家的人，老来得靠儿子供养。在计划生育的宣传工作中，有“生儿生女都一样”，女儿可以找个女婿进门的提法,但几千旧时村民使用的盐斗年的封建思想给人们的影响毕竟还很大，而杨哥庄村就在崂山县开了“娶女婿”的先河。那时村里有个叫宋立云的姑娘，爹娘生了4个女孩，她排行老三，姐姐们一个个出嫁离去，使家中老人未免有些失落感。宋立云年龄渐长，和鸿园村的苏明君谈起恋爱，就萌生了“娶女婿”的想法。宋立云的母亲在村中算个开明人士，别看她不大出门，但对国家的政策形势、村里的发展生产的安排，心中都是一清二楚，接受新事物很快;宋立云的对象苏明君是个退伍军人，受部队教育多年,家里又是父母双亡没有什么羁绊，所以宋立云娶女婿万事俱备,于是生产大队的领导们就给她送去徐徐东风，为宋立云和苏明居两人操办了一个十分隆重的婚礼。那时候养闺女已经不是“赔钱货”了，老祖宗传下来的陈规陋习这一条砸得最彻底:最牛的新娘子往往要10床缎子面的棉被，打上个 “半橱”和“两头沉”的写字台，加“三转一扭”——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一扭就唱起来的收音机，在任什么东西都要票证,每月工资不过30余元的情况下，儿子结个婚爹娘“剥层皮”。思维正常的女孩没这么“洋相”（20世纪70年代后的青岛流行语，张扬作势的意思），做6到8床被子，“三转一扭”能搞到当然好,结婚时没买上，公婆可以“欠”着儿媳妇的，以后慢慢还。那时结婚也不像现在这么豪华风光，借上两辆新崭崭的青岛大金鹿脚闸自行车就把媳妇接进门来。那时结婚多选“五一”、“十月一”等节日，在这些喜庆日子里，在路上若发现两个小伙子骑着烤漆、电镀都闪闪发光的大金鹿自行车，其中一辆的“后搁”还铺着大红提花线毯，坐着一个不论气温高低身上要穿件小棉袄的姑娘,那准是新郎官由伴郎陪着从丈母娘家把媳妇带回来了。坐小汽车结婚是普通人连想都不去想的事，恐怕像现在包架“三叉戟”飞机结婚那样不切实际，因为就连大的国营企业有辆吉普车就很有面子了。而杨哥庄村大队却为宋立云的婚礼借来工商局一辆白色的小汽车，还派村里两位妇女主任跟车去鸿园接女婿。婚礼在大队办公室院子里举行，大队长致词，《青岛日报》的记者也来采访，气氛极为热烈。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大家把一对胸佩红花的新人送入洞房，挤满了院子又挤满大街的村民浩浩荡荡地跟在后面。李村人民公社也给予极大支持,协助大队解决了最重要的户口问题，让苏明君在杨哥庄村落户，还优先为他安排了工作，对他着重培养。后来这对小夫妻生的孩子都随宋家姓，真正是女娶了男，给宋家顶起了门户。
  杨哥庄村的村民不但尚武，还十分爱好文艺。20世纪初期，杨哥庄村附近的村子，以阎家山村唱的柳腔戏名声最大。阎家山村每次演戏，杨哥庄村的柳腔爱好者必去捧场,他们还带着“偷戏”的任务，看得分外认真，一招一式、一个眼神都牢记在心，回村后照着排练，所以今天的老人们回忆说，杨哥庄村的柳腔和阎家山村是一个“流派”。到20世纪60年代末，杨哥庄村的柳腔唱响了李村地区，演出的《铡美案》、《小姑贤》、《梁山伯与祝英台》、《三世仇》等古装和现代戏曲演遍了各村各疃。优异的成绩激发了全村人的“文艺细胞”，男女老幼张嘴都能唱上一段。杨哥庄村的体育活动也开展得很红火，是崂山县首家举行村民运动会的村子，并与曲哥庄村、达翁村等邻村联合办过两届，各村在曲哥庄小学里搞拔河赛,拉拉队把嗓子都喊哑了。杨哥庄村的篮球队打遍李村公社无敌手,女子篮球队还代表公社外出参赛。
  今天的杨哥庄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南山变成了百通花园和福林苑小区,2008年11月奠基开工的宝龙广场就建在李村河南岸杨哥庄村所属的土地上。大部分农舍已拆迁改造完毕，居民们的生活和居住条件已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人们的文化水平和总体素质更有了巨大的提高。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民生活的前景更为美好,位于李村商圈里的杨哥庄村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居民们正在为她画着更美的图画。
  （根据王振芳、王明岐、宗成本、宗成瑞、宋美真等口述整理）新村李钦堂新村曾经是沧口一带最大的村庄。明朝洪武年间, 浮山所设墩堡时，该村就是下设的18个墩堡之一。它位于今沧口飞机场内，东靠鳖盖子山，西到大村河，南临李鸟瞰图村河，北与小瓮窑头村为邻。现在的国棉九厂、凤凰印染、纺联六棉、二航校、金属材料公司仓库等地，都曾经是新村的耕地。
  沧口一带早年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草木杂生，河水横溢，是一片待开发的处女地。明朝永乐年间，有田氏兄弟二人，肩挑手提从今胶南市王台镇田家窑来此求生。其兄田富贵就在今沧口飞机场一带留住,其弟田布化则去了东南约30里的田家村栖身。后来又有高、阎、崔、刘、郝等姓氏到此共同居住，逐渐形成村落。因这里有过瓮窑，后被称为瓮窑头。在清朝《即墨县志》里就有“瓮窑头村”（又名瓦窑头）的记载。数年后随着人口的增多、村落的扩大，瓮窑头又一分为二，成为两个行政村。以大村河为界，河北为小瓮头，河南为大瓮头。20世纪30年代初，小瓮头村（俗称小瓮窑头村）改名为晓翁村，大瓮头村改名为达翁村。日本人第二次侵占青岛时，为扩建沧口飞机场于1943年强迁了飞机场内的达翁村、大兴村、东南山村，几百户人家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青岛市政府才在杨哥庄以西批了宅基地，重建村子，命名“达翁新村”，后渐渐被叫成“新村”。
  新村1949年8月属南海专区崂山行政办事处李村区;1961年6月为青岛市崂山县李村人民公社新村生产①原为华新纱厂，后改为中纺青岛七厂，青岛国棉九厂，现青岛华新物产有限公司。
  —104——大队;1984年10月恢复行政村，属青岛市崂山县李村镇；1994年6月属李沧区李村镇;2000年1月属李沧区李村街道;2002年7月，撤村改居,设立新村社区居民委员会;2005年改为青岛达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随着青岛城市化的发展，在村子周围相继建起了许多工厂。1902年德国殖民者在村西建德华缫丝厂①。德国人走后,1920年民族资本家周学熙在此建华新纱厂。随后，钟渊纱厂②、宝来纱厂③、太阳胶鞋场④也相继开工。工厂纷纷到村里招募工人，从此达翁村的村民便从长期从事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单一农耕走向亦工亦农、工农兼作。
  ①由德国柏林德华缫丝工业公司于1902年开办，1908年倒闭。
  ②位于四流中路46号，后改为钟纺公大第五厂、青岛国棉六厂，现青岛纺联集团六棉有限公。
  ③现北苑风景居住区东半部，由日本长崎纺织株式会社于1923年5月开办。1938年1月，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时，日商长崎国光纺织株式会社低价强行购买青岛华新纱厂，继续使用宝来纱厂名称。抗战胜利后被华新纱厂赎回。
  ④又称青岛胶皮工业株式会社，新中国成立后称青岛橡胶厂、青岛第二橡胶厂、现青岛黄海橡胶集团。老百姓称为“胶皮家”。
  于是早上、晚上都会看到手提饭盒或骑车或徒步来去匆匆的工人从村子里出出进进。晚上在村头上也会看到有人手执灯笼、手电筒送迎上夜班、下中班的妻子、儿女。
  宝来纱厂新村人多，又是一个工农结合的村庄,村民经济较为宽松，这也为村中商业带来了生机。村中的一条东西长街是一条繁华街道，这里摊铺林立。其中有两个烧锅，一个黄酒馆，一个饭店，两个理发店，还有些小店铺,大都生意兴隆，顾客盈门。新中国成立前，村民大都是文盲、半文盲，他们深受没有文化之苦，也更加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尽管生活条件较差，人们仍千方百计地为子女创造上学机会。村中有两处初级小学①，一处在阎家胡同西头，是一私立小学。小学大门朝西，拱形门，四五间教室。另①过去小学分两种，一种是初级小学，只有初小、没有高小;另一种是完小，初小、高小都有。
  一处在村西，今国棉九厂南面，四流中路公厕处，也是初级小学，是沧口小学①的分校，第一任老师姓于。另外在家族的祠堂里也有设学堂的，田家祠堂就办过私塾，有十五六个学生,教书先生姓朱，曲哥庄人。
  这里村风古朴,婚丧嫁娶、逢年过节都有一定讲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时至今日，有些民俗仍在一些家庭中沿袭。这里仅就过年、跑耍、出殡的习俗介绍如下：过年。腊月二十三辞灶（也叫小年），这一天将“灶马儿”贴在东间锅台上面的墙壁上，晚上6点左右辞灶，在灶王爷爷前点上香，摆上供品，供品中得有糖瓜（麦芽糖做的糖块），还要供上一碗面条，所以有这样一顺口溜：“灶王爷爷本姓张，一年一碗糊涂汤。”之后全家吃面条。辞灶时将“灶马儿”头烧掉，意味着灶王爷爷上天言好事去了。“灶马儿”上印有四部分画面,最上头印一人骑马，叫“灶马儿”头，下面是节气表，再下面是灶王爷爷和灶王妈妈,最下面印有麒麟送子以及一些顽童放鞭炮的欢庆画面。因刻板不同，“灶马儿”上的顽童数目不一，如果是单数，人们会认为今年要添口了。除夕下午开始挂“轴子”（家谱）、贴对子（春联）、挂灯笼、设“天地堂”。“天地堂”是为供奉老天爷而设。“天地堂”设在院子里，在桌子上面扎一小棚,里面放上写有“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的神位。供桌上放着香炉、供品，还挂一灯①永宁路小学前身。
  笼,灯笼代表姜子牙的神位。据说姜子牙当年封神时,别的人都封了，就是忘记了封自己，自己没有位置，只好和老天爷坐在一起。院子里铺上谷秸，放一木棍，传说木棍是为“老爹（当地人读作di）老妈（老爹老妈是对逝去先人的统称）”回家过年拴马用的，谷秸是马料。晚6点左右,人们拿着灯笼、香、烧纸到茔地接“老爹老妈”回家过年。烧纸放鞭炮，并大声呼喊：“老爹老妈，回家过年了！”这时,茔地里的叫喊声此起彼伏。喊完后，在各家坟头上插一炉香（3支）。还要到自家场院、菜地请财神。晚上9点接灶，这时将“灶马儿”上印有灶王爷和灶马儿最下部分一齐撕下来烧掉，意味着灶王爷回到了人间。晚12点过年，“轴子”前供桌上烧香、点蜡，摆五盘和五碗供品，还要摆上一个馒头山（5个馒头摞在一起）、枣饽饽山（插红枣的馒头）。下好饺子开始过年，孩子们放鞭炮、滴滴金儿、钻天猴……然后围坐在一起过年吃饺子。过年晚上要守岁，一家人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吃完饺子摸着黑就开始拜年,给长辈磕头,要一个长辈一个长辈地磕，不能合起来一起磕，逢着长辈多的，得磕不少头。拜年时，老人一般都坐在里间炕头上，只能听到外间喊磕头却看不见人，有些顽皮的孩子就只喊不磕头蒙混过关。早年田家村的田姓族人每年都派人到这里磕头拜年，突然一年不来了，后来才知道他们把家谱抄去了。后商定以后互相拜年，隔一年一轮。从除夕晚上到初二送年，夜间香火不断，晚上得有值班的，有些贪玩的年轻人怕玩起来忘了续香，点香时就多点上一支自己拿着出去玩，看到手上的香快灭了便回家续香，做到续香、玩耍两不误。初二送完年了以后，白天还要早、中、晚三次烧香，一直到正月十六。送完年，将“轴子”存好以备下年再供，这一年就算是过去了。
  跑耍是这个村每年必办的一项活动。这个村的高跷特别有名，村里有个20余人的高跷队，个个年轻力壮，多是老手，经验丰富，技艺娴熟，配合默契。他们的乐队很齐全，有打击乐，还有吹奏乐。在悠扬优美的乐器伴奏中，步点一致,花样不断翻新，表演起来煞是好看。他们表演的扑蝴蝶更是让人叫绝。古装打扮的少女手拿一竹竿,竹竿顶端绑一纸蝴蝶,不断地引逗一手拿纸扇的傻小子。随着蝴蝶上下翻舞，傻小子做出各种跳跃翻扑动作，引来人们阵阵掌声。饰演孙悟空的高昌智踩高跷功夫更是了得，他基本功扎实,踩高跷如徒步,时而做出翻跟头、劈叉等高难度动作，使人惊讶不已。高跷队的指挥俗称“膏药客”，这个村有个好“膏药客”，他脑子灵活，反应敏捷，应变力强。他身着便服，戴墨镜,拿手杖，手杖也兼作指挥棒。高跷队不仅在本村演出，也经常到外村和商家演出。每到一商家演出时，“膏药客”便即兴编出唱词，在锣鼓点的配合下，有板有眼地唱道：“锣鼓一敲喜洋洋，咚不隆咚锵，我给掌柜来拜年，咚锵，先问掌柜的过年好,咚咚锵，再问全家可安康，咚不隆咚锵，咚不隆咚锵，咚不隆咚锵锵锵……”给商家拜年演岀可不是白拜，商家得给红包，否则“膏药客”唱起来没完没了，像“狗皮膏药”贴上了身。
  岀殡。老人倒头（过世）后，家人便请一个有经验的人在死者面前致“倒头词”，内容是“回家吧，往西南走，云南交趾国嘎嘎县大槐树里头……”（从青岛人迁徙史看，早年的青岛人大都是从云州之南迁来,但“交趾国嘎嘎县大槐树里头”却让人费解）。然后为老人烧包袱、褡子（女的烧包袱，男的烧褡子）。包袱，即用一大张白纸折叠成包袱状，里面放上3沓纸（每沓3张）。褡子，也是用一张大白纸折叠成早年男人外出盛物背在肩上前后有兜的褡子状，每个兜里也放3沓烧纸。还有的将用箔纸叠成的元宝放在包袱、褡子里。死者放在正间（过去放在场院扎的灵棚里），头东脚西，前面放着供桌，上面摆着牌位、香炉和3碟3碗祭品，供桌下放一“老盆”，供烧纸和起灵摔盆用。一般都是三日殡或五日殡，停灵期间子女得日夜守灵不断人，女的坐在尸体北，男的坐在南侧，长子女在最前头。老人去世后，子女们要去土地庙“报庙”，长子拄丧棒，赤着脚（有的穿袜子），手托盘子，里面放着死者牌位，到了那里磕头、烧纸，并把牌位留在土地爷身边。在出殡前每天都得早、中、晚三次“报庙”。报庙时还有一外姓人提一桶“浆水”，他的任务是到了那里往土地庙四周洒“浆水”。出殡前一天送盘缠，子女们带着纸扎的马、轿、人到土地庙，长子把放在土地庙的牌位背出，男老的放在马背上，女老的放在轿里，然后一起烧掉。做坟时，子女们得一起去，长子要先在坟地上连刨三镢，并喊着：“一刨金，二刨银，三刨刨开南天门。”意味着“天门已开，升天去吧”，然后由帮忙的开始做坟。中午12点以后出殡。出殡时除抬罩棺外，还要抬着一个“旌楼”（里面放着盖棺上的“旌”，即一条红绸子）、一个“饼楼”（里面盛一个大饼，回来分食,据说吃了不腰痛）0下葬时子女将事前准备好的枣、栗扔在墓穴里,还要不回头从背后抓3把土放进去。在送葬的路上设路祭，桌子上摆着供品，有钱有势的人一路都摆几处,几张桌子满是供品，显得特别气派，多是亲朋设的，罩棺走到那里得停下来哭祭。
  农村出殡时的场面新村走出了不少社会精英。主要有：全国政协副主席郝建秀，她1935年生于当时的大瓮村,1949年到国棉六厂当了一名挡车工，1951年创造了郝建秀工作法，成为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后经国家培养和自身刻苦努力，成为一名工人出身的大学生，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纺织工业部部长等职，在党的十六大后的全国政协换届选举中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田公倬，上海交通大学船舶系毕业，现任天津塘沽港务局总工程师。田祥安，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曾任青岛市机械学校校长，他是青岛第三中学第一届高中毕业生，也是该校考入清华大学的第一人。田玉聚，青岛医学院毕业,毕业后分配到青医附院工作，是岛城有名的心血管专家。另外还有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田公琳,南京水利学院毕业的田公瑾，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田公璞等，他们都是新村的骄傲。
  新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是沧口一带共产党活动的基地，党支部设在这里,他们经常在共产党员王文吉家开会，上级党组织派联络员长期在村里指导工作，书记高继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青岛纺织机械厂副厂长、团市委青工部部长，大炼钢铁时调济南钢厂。王文吉，新中国成立后任国棉五厂团总支书记，后调团市委工作，在市水利局局长的岗位上离休。崔延年，曾在国棉五厂、青岛市纺织工会、沧口区委组织部、区商业局党委等部门工作，从区商业局党委书记岗位上离休，他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新村第一任村支书和村委主任。另外还有苏启通、吴凤林、王宝来、王伦甫、李继村等人，他们为青岛的解放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这里应重点提一提这个村里出的一位革命烈士阎涛。阎涛,1916年生,1937年6月喜得贵子，仅在半年后便毅然别妻舍子投身革命。其妻孙秀珍只得带着儿子在艰难中苦苦等待。大约在1946年,突然一位衣衫褴褛的陌生人找来，他交出ー封阎涛的亲笔信后,提出要见见阎涛的儿子，全家人生怕有讹，拒绝相见，来人只好叹息而去。新中国成立后，其妻焦急地盼望全家团聚，却盼得了一纸烈士通知书，此时方知阎涛已在1947年7月的临朐战役中身亡。阎涛生前曾任解放军九纵七十五团参谋长。现在，他的遗照、事迹陈列在市革命烈士纪念馆正厅。
  1939年左右，在村北有临沂、沂水等地大批难民来此，用“硫钢”、土坯、草席搭房谋生，后逐渐形成村落，起名大兴村。因房屋多用“硫钢”所建，村民都称它“琉璃庄”。后来又有些有钱的人也来占地建房，房质较好，多为砖瓦房。有的一建数间，并建有围墙形成院落,而称里院。最有名的叫洪祥里，这些房子除自居外，多数出租。
  当年，村子南面与李村河之间，有一大块空闲地，1932中国航空公司向政府租赁土地200余亩，在这里建了一小型机场,开通民用飞机航线。起初那里没有围墙，也没有多少设施，人们可以自由出入。有一年，一位村民到那里割草，被降落的飞机轧死。1938年日军第二次占领青岛，将这一民用机场改为军用，为扩大机场，将村南部分村民迁往村北。日军飞机一大到头在村子上空飞来飞去，嗡嗡作响，搅得村民不得安宁。有一天，一架飞机正好落在村民田秀均家的房顶，引起大火，烧了房，还烧死了他的一个外甥。1943年飞机场再次扩大，于是便把达翁村、大兴村、东南山村和太仓造纸厂全部强行迁出。拆迁时日军限期拆迁完毕，逾期不迁强行烧房。村民无可奈何，只得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那片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有的投亲靠友，有的租房，实在无条件的就到西流庄村找块空地打“地窝子”。“地窝子”是从地上挖近1米深的一个大坑,底和四壁铲平，然后在四周垒上半米多高的土墙。再在上面用树枝、竹竿柴草等物搭个小棚子。门用破布、麻袋一挡，人就住在里面，犹如原始社会的穴居。里面人、物、炕、灶齐挤一处，其恶劣的状况可想而知。飞机场扩大后，日军将通往市区的道路截住，不让百姓通行，逼迫他们沿机场围墙绕行，得多走三四里路。有人为了走近路，特别是一些外地人不了解情况误入，一旦被日本兵捉住，就往死里打，折磨死了不少人。
  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来了。在村民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政府才决定在杨哥庄村、曲哥庄村中间偏北处，划出一片土地让村民在此建房居住。宅基地是按人口分，三口以内，每户为9米x11.5平方米，四至五口，每户为11米x11.5平方米，六口以上为13米x11.5平方米。于是人们在1947年才从各临时住处陆续搬至这里，形成一处新村。因居民是从达翁村迁来的，所以起名叫“达翁新村”。也有些村民没有搬来，如在西流庄村打“地窝子”的人,有些后来在那里建起了房子，就没迁来，大约有二三十户人家。开始人们叫他们窝铺村人，新中国成立后划入西流庄村。
  当时,达翁村西偏北有座庙，叫明真观，是1925年至1926年由商人赵文发（济南人,绰号赵大头）牵头集资兴建的，占地3992平方米，是市区最大的一座道观。开始人们称其为吕祖庙,后来才改称明真观。山门内韦驮、王灵官分列两厢。第一层殿供奉着吕洞宾，叫吕祖殿。第二层殿叫圣人殿，如来佛坐在由4个大力神用肩扛着的莲花上，两侧分别立着孔子、老子、关公、岳飞。第三层殿叫玉皇阁（1940年前后建），是上下两层殿，楼上供奉玉皇大帝,楼下是八仙。后来又添了一樽木刻的灵山老母，临时放在厢屋里,准备单独建殿,后因拆迁而停建。
  1925年由绅商集资修建的明真观玉皇阁每年农历四月十五为庙会，赶会3天,方圆几十里的善男信女都到明真观赶庙会。届时艺人搭台、商人建棚, 场面热闹非凡。每届庙会都在西河底下（当年这条河非常干净）搭台唱戏，一般都是从市里（过去沧口人称市南、市北一带为市里）请戏班来演出，演出内容是一些折子戏，如《女起解》、《天官赐福》等。正式开戏前要演祭台戏，一个天神般的人物在台上舞蹈，舞着舞着，有人递给他一只活公鸡，他用手掐着鸡脖子，边舞边扭动鸡脖子,最后双手一扯，将鸡头揪下扔到台下，引得观众一片惊呼。
  1943年日军强迁达翁村时明真观也难逃厄运，附近各村百姓十分痛惜，齐向伪政府要求手下留情。时任伪市政府代理文书科长曲益三上书称：“……其建筑之华美、民间之信仰及其周年香火之盛,亦成为沧口唯一宗教团体之古刹，倘如该观一旦划入军用界内拆塌，殊为可惜……”当时沧口的群众代表王佐臣（伪沧口区区长）、张一德、赵成举（赵大头的三儿子）等人联名请求保留明真观。呈文中讲:“窃查沧口明真观，自’民国’十四五年创建，其间惨淡经营，始有现在规模。”但仍未能打动日军，终于被迫拆迁。拆明真观那天，马路上挤满了观望的群众，痛惜之声不绝，特别是在将如来佛像抱岀跌裂后，有很多虔诚的老太太都哭出声。拆迁后，将神像、供案等物临时存放在沧口小学内，过了两年，晓翁村一个姓土的村民捐地,才在今振华路、永平路交叉处重建，其规模远非昔比。
  重建的明真观山门内西面是韦驮、东面是王灵官，分列两厢。一层殿是两间相同建筑，左殿又分东、西两间，东间供奉送生爷爷、送生娘娘神像，像前塑有神态各异、光着屁股的孩童塑像。西间供奉灵山老母塑像，右殿供奉吕洞宾塑像，左右各有松、鹤童子捧剑侍立。院之最西处，建一座约10米高的砖塔，内藏有从达翁村拆迁时跌碎的如来佛神像。最后一层殿为玉皇殿，供奉玉皇大帝，四大天王分列两侧。殿内两侧还有东海八仙塑像。玉皇殿之右侧，另有一较小堂殿，也分东、西两间，西间塑如来佛盘坐在莲花上，两侧是孔子、老子。东间正北是南极仙翁，左是红面长髯关公，右是白袍净面岳飞。重建的明真观虽不如先前明真观的建筑宏伟，也没有往日金碧辉煌的华饰，然而香火仍不见少，为青岛市内道教宫观之佼佼者。
  “四清”时，庙内神像被砸毁，房屋改做他用。2002年李沧区政府将明真观列为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李沧区政府将其列入当年必办的大事之一，投资500万元进行抢救性修复,2005年4月正式开放。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村有住家562户、1427人，土地700余亩。随着村庄的扩大，崂山县建小区占地，仅余土地100余亩。村民在这片少量的土地上，以几近原始的生产方式进行耕作，维持生计,生活极端贫困，当时该村是远近闻名的穷村、落后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新村开始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新村加快了发展致富的步伐，取得了显著成果。坚持走工农结合、以工养农的道路，大力发展村办企业，先后建立了华阳服饰有限公司、三园风机厂、压铸厂、纸箱厂、建材市场、农贸市场、建材家居广场等企业。为顺应形势的发展,2003年在实施“城中村”改造中仅用15天完成全村562户拆迁工作。8月根据上级文件撤销新村社区居民委员会。2005年12月12日正式改制成立“青岛达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村企分离，实现以股养民。
  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通过全村村民的共同努力，新村终于从一个贫穷落后的村庄，逐步发展成一个富裕、文明、有秩序的城市新社区。目前新村每户居民均已成为百万元户，新村也成为“城中村”改造的典范和农村发展的典范，先后获得青岛市“经济新强”、“先进基层党组织”，山东省“重合同、守信用企业”、“中国农业银行AA 级企业”等荣誉称号,还被农业部认定为“全国乡镇企业大型企业”。
  如今,新村在改制成为达翁集团后，如一艘巨轮正在劈波斩浪，扬帆远航！（根据田公源、崔延年、郝凌宵、阎立喜、王生梅、潘福祥等口述整理）曲哥庄村王文廷曲哥庄村隶属李沧区李村街道管辖，地处李沧区西南部，占地面积2.5平方公里。该村东连新村，西南傍李村河，南邻河南庄村,北靠东南山村，纵贯市区南北的重庆中路从村西经过，宽阔的书院路将该村分为南北两部分，是处于李村商业中心外环、具有重要地理位置的村庄。
  据崂山县志、曲哥庄村志记载：曲氏家族最早在这里建村。李氏祖谱载：明朝永乐年间，李氏祖子成由云南迁来即墨南乡曲哥庄。清朝嘉庆初年，朱氏、袁氏相继而来，张、臧多姓以后陆续迁来。由于曲氏最早建村，故该村得名曲哥庄。曲哥庄建村至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了。
  曲哥庄村清末属即墨县仁化乡；德国占领青岛时期，属胶澳租借地李村区;0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时期,属青岛日本守备军司令部李村军政署，后改属李村民政分署；1949年8月属南海专区崂山行政办事处李村区；1961年
  6月为崂山县李村人民公社曲哥庄生产大队;1984年10月恢复行政村，属青岛市崂山县李村镇；1994年6月属青岛市李沧区李村镇;2000年1月属青岛市李沧区李村街道;2002年7月实行“村改居”，成立曲哥庄社区居民委员会、现有居民736户、1986人。
  在曲哥庄村的人文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家族要数李氏家族。之所以这么说，一是因为李氏家族人丁兴旺，二是因为村里的李家祠堂。相传,300多年前曲哥庄村李姓，人称李员外，家中极其富有，铜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远近闻名。小妾被人杀害（用油锅熏烤惨死）后，怕因富招损，曾在曲哥庄西南山顶建造望穷塔（在现河南庄山，此塔因年久失修已不存在）。后李家家境败落。曲哥庄李姓的姻亲较多,有姨母、姑母、舅舅、表兄、表弟等，世世代代繁衍的远房亲戚甚至“扩张”到阎家山村、晓翁村、达翁村、下四方村、湖岛村、东吴家村、辛家庄等地。李家祠堂坐落在书院路南、曲哥庄老街中部，占地近350平方米，有正房5间、厢房4间、倒屋5间，建筑面积近200平方米，足见李氏家族当时的财力和兴旺。祠堂重修于清朝道光十八年（1838年），距今也有170年历史。新中国成立后李家祠堂改为曲哥庄小学，后成为大队办公室，于2003年旧村改造时拆除。
  旧时的曲哥庄村，村里村外只有一条进出的通道。在曲哥庄村西头路口处，曾有一水泥路牌，上面写着“李曲干路”，是一条呈“S”形的道路。从曲哥庄村出村后，沿沧口飞机场的东南面，东去李村两华里，西临小白干路（今重庆中路），南濒李村河。在李曲干路两侧，分布着南北向的居民胡同，另有乡间小路，与李曲干路相接，可通往晓翁村，经振华路到达四流中路一带。除了曲哥庄村旧时的交通状况，值得一提的还有伫立于村东头路北，有一夫两妻传说的“土地庙”。这土地庙用砖石砌成，石制土地爷爷、土地奶奶各有1尺多高。从前有丧事的人家要先到土地庙去为死者“报庙”，送些香火,烧些纸人、纸马等为死者“还愿”，还为死者烧“包袱”、“褡子”，里面放上三沓纸，有钱的人出殡还要摆“路祭”，用唢呐为主调的哀乐，吹吹打打往土地庙引路。除了办理丧事，村中大事小事，也会去土地庙求土地爷爷保佑。据说曲哥庄的土地爷爷很会赌钱，各村土地爷爷闲来无事耍钱解闷时，曲哥庄的土地爷爷总是赢多输少，常常把别村的土地爷爷战得落花流水，甚至把人家的夫人也赢了回来。在西流庄村、东大村都传说着自己村的土地爷爷把夫人输给曲哥庄土地爷爷的故事，西流庄村给土地爷爷又说了位石雕夫人，东大村给土地爷爷配的却是位木夫人。而曲哥庄村的土地爷爷身边也的确端坐着二位土地奶奶，于是，这个曲哥庄土地庙独有的一夫两妻现象，成为土地庙的一道风景。而且，这道风景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50年代中期土地庙被拆之时，以至成为曲哥庄村的趣闻。
  曲哥庄村土地庙前曾有一块60厘米高、80厘米宽的石头，雕琢成3层台阶状,它在这里的时间已不知多少年了，被人踩的光光滑滑，但大家都不知这三层石阶状的石头放这里干什么，直到杨哥庄村私塾里一位博学老师柴先生给大家解开这个谜：原来这块石头是古人在为故去的亲人送“盘缠”时用的，他们坚信亡故的人会带着送给他的“盘缠”踏上这三层台阶腾空而去,为上西方世界准备的。这块三层石头共有十个“面”，所以它有个奇怪的名字“十面”，据柴先生考证，大家熟悉的“见过世面” 一词，原文应是“见过’十面’”，就是说见过“十面”的人什么大悲大喜也经过了，后被演绎成“世面”。
  说起曲哥庄村的风土习俗，许多老年人便会滔滔不绝。在传统的习俗上，值得一提的，就是这里一年一度的建于1906年的李村河水源地春节了。这些与除夕有关的习俗虽然与附近村庄地域相差不大，但说到这个国人重视的传统文化节日与曲哥庄风土人情的结合，就不得不多沾点笔墨了。每年从进了腊月门，村中各家各户就把忙年提上了日程。腊月二十三小年辞灶以后开始嗅到了浓郁的年味，大家忙着在锅台上贴上“灶马”，点香摆供（糖瓜）和“一年一碗烂面汤”。辞灶时烧“灶马”头，剪下的“二十四节气”贴在房门后。老人们告诫:从这天起，说话要讲究吉利，不可污言秽语。大家除夕下午在正屋挂“轴子”，贴对子，将供奉老天爷的“天地堂”摆设在“天井”里，上写“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神位”，有香炉和供品。晚上，拿着香、烧纸，到茔地接“老爹、老妈”回家过年。然后,便到场院去接财神。晚上12点过年，全家吃饺子，相互拜年，晚辈给长辈磕头。初二腊月二十三日老百姓张贴的“灶马儿” 送年后，将“轴子”收起高挂在北窗上，来年再挂，正月初一拜亲族，初二往姑家、姨家拜年,正月初三拜丈人家。旧时，农历二月初一出嫁的女儿带着礼品回家，二月二必携礼品回婆家过节，叫做“送二月二”。而在二月初三,女儿还需携礼品回婆家,称为“送三月三”。节日往来也有规矩，“吃了腊八粥，闺女就往婆家溜”，“糖瓜祭灶,家家媳妇都到”，凡出阁的女子住娘家者，这天俱回夫家。除了过年的热闹，每年的清明也是村里人气较旺的节日。在村头架起了秋千，年轻做工的大脚女人便率先登上秋千，并比试着谁悠得最高。除这些节目之外，还有人气更旺的放风筝。那些飘逸在空中令人眼花缭乱的风筝，有八卦、人形刘海、蜈蚣、七星子等等，使人目不暇接。在村子的空旷之处，还有跑龙灯、踩高跷、跑旱船等杂耍游戏。
  村里同乐会，还在土地庙对面的场院里唱戏，有《王定保借当》、《打狗劝夫》、《张郎休妻》等柳腔演出，游乐者在众多的节目和活动中，扎堆结伙，自由结合，乐而忘返。清明过后的端午节虽没有除夕隆重，不及清明热闹，却也充满了节庆的气氛。村里人喝着雄黄酒，挂着香“荷包”，还用红、黄、兰、白、黑五色线，拴在孩子的手腕上，或用五彩苘麻扎成小笤帚、小炊帚，互相馈赠，以驱邪避瘟。节日里的游贩货郎，走街串村摆小地摊，兜售手工制作的用五色线缠的饰物。那些缠在孩子手上的饰物据说有驱邪避瘟的功效，但要特别忌讳丢失,并须待端午后的第一个大雨天，将其抛掷到沟中顺水漂走，才能灵验。
  说到曲哥庄村的传统习俗，不仅有与那个时代背景相联系的清规戒律，还有与经济条件相辅相成的饮食起居。其中，“一锅煮”的饮食文化给大家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顾名思义，一锅煮就是各家正（中）间堂屋门两边锅台安的“八印”大锅上，在锅底熬鱼、熬汤，煮地瓜、土豆、芋头，在锅帮上烀饼子，集烹、炒、蒸、煮、烀于一锅，此法省时、省力、省火。旧时，大家一日三顿（农闲、天短时为两顿）都在自家炕上吃，农忙时送饭在田里吃。全家老少都盘腿围坐在炕桌或木制长桌子周围，桌子上摆着的除了清一色的粗粮主食外,就的是咸菜、虾酱、大酱、大葱，至于鱼肉、蔬菜，那不是平常百姓家的盘中餐。与当时惨淡的饮食文化相当的，还有当年居住条件的简陋和家中摆设的单调。村里民居以及胡同很狭窄，下雨天街上泥泞不堪。一般农家有正屋三间，土墙，麦秸草披顶。东、西两间都搭着“搁蓬”，并开个进出口，在炕上即能够取放自如，冬天储存地瓜等ー些怕冻的食物,或者在里边藏贵重物品。有客人来时，都在炕席上曲盘着双腿坐，喝自家用地瓜酿制的黄酒，嗑自家炒制的向日葵籽。各家于东、西两间各有热炕，通常是冬天烧东炕，夏天烧西炕。而这东炕和西炕里面还蕴藏了一种敬老的传统。由于当时的燃料主要是秸秆，烧饭取暖往往会烟呛火燎。老人常住东间屋，所以冬天大家便会烧东边的炕;儿孙等晚辈们常住西间屋,所以夏天则会烧西边的炕。冬天，大家还会把木窗棂用白有光纸封住保暖，夏天则把纸戳破通风。村里有石碾是用来碾苞米、碾地瓜干和磨谷子，家里有磨是推面用的。临街墙留有从猪圈掏粪的方洞，沤过一冬后，春天往地里送粪施肥。伏天种上萝卜，秋后收回家,除留出一部分贮存外，其余囫囵个腌成“瓜渍（咸菜）”，或者切开晒“艮瓜渍（咸萝卜干）”。那时，民居的“天井”很小，猪圈不大,有儿间“破屋狼舍”，涝雨天还渗漏，几乎年年得修补。遇到涝雨成灾，沟平河满，处于李村河下游的曲哥庄便会大水溢涨,甚至会淹到农舍的锅台下。
  农闲时，村里的孩子们上冬学,村塾设在老街中部的祠堂，学点《三字经》、《百家姓》、《论语》，还学一些日用杂字。闲暇时,也当“拳房”，割麦时便停学。到了晚上，大人们点着油灯说闲话，打算农事。小孩子则听大人讲故事,说聊斋。故事听多了，小孩子们往往会怕“鬼”，不敢自己在路上走。民间筑坟都向西南方向，为了让死者回“老家”云南去。新坟有死者入葬3天须“圆坟”的习俗。曲哥庄的村北有义地、有茔盘，是村里人殡葬的地方，在旧礼教束缚下，妇女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年到头围着锅台转。早期的女孩还要缠足、扎耳眼儿,梳大辫子，出嫁还要绾个簪。闺女出嫁先说媒、撒媒柬,结婚进婆家门,扭扭捏捏“坐三日”（盘着腿坐3天炕头）、“望四日”等，骑着驴由其娘家兄弟接着回娘家，说长道短尽是婆家事。闺女出嫁，按民风乡俗走到胡同口临上轿时，出嫁的闺女得哭着由娘姨端着碗往嘴里扒一口半生不熟的小米饭，以示不割舍离开爹娘。
  在曲哥庄村北，还有两处甚为显眼的牌坊，是清朝工部右侍郎王懿及其父王如辰，其子王功清、王功濯等祖孙五代之墓葬群。它由3个墓群组成，中间一个是最大的。
  据《中德关系史译文集》（英国记者F.帕默、M.克里格著，李厚基译）一书中记载，中间墓群牌坊的正面刻着“钦命牺奉处”，上面写着牌坊建立的年代是1733年，坊内有一条林荫路（神道），直通王懿的墓前。路两旁相对竖有两根石望柱、两只石羊、两只石狮、两匹石马和两个石人（翁仲）。王懿墓前两侧立有两座石碑,碑上刻有篆字“钦赐供牲”。左侧一座还刻有1724年雍正皇帝得悉工部右侍郎王懿去世的消息后，派遣一位官员前来祭祀的情况;右侧的石碑上记载着王懿详细的生平事迹。坟前竖着的墓碑上刻有王懿的职务和姓名以及他的两位夫人的名字。中间墓群里还有王懿之孙王绍先、壬綖先以及王绍先之孙王玑的墓，分别立于1773年1780年和1832年。墓碑正面刻有墓主的姓名、称号以及夫人的姓名，背面刻着他们的生平简历。
  西边墓群的牌坊也建于1733年，是为王懿之父王如辰建立的。王如辰的墓两侧也有雍正皇帝钦赐的祭石 （石碑）。前面的一块祭石上，除了雍正皇帝的题词外，还刻着向死者的后人和他的两位夫人杨氏、高氏诰封的称号，时间是1684年。祭石的背面是生平简历。所供职务及称号，是1735年刻上去的。第二块祭石的正面除了题词外，还有1723年雍正皇帝追封给王如辰和他的两位夫人的称号。
  东侧的墓群前牌坊是1755年为王懿的长子王功清（1708年病逝）建立的，石碑上刻有雍正皇帝赐的题词和对他两位夫人蓝氏、丁氏追封的称号。另一座墓是王懿的次子王功濯，王功濯曾在此为其父庐墓三载。
  遗憾的是,王懿这一庞大的墓碑及牌坊、翁仲、石相生等石雕艺术品，均在1943年遭到日本侵略者的破坏。当时，日军扩充飞机场时，迁移了“王大人”的墓，因墓穴挖不开，便使用了炸药。据说，附近观看迁墓热闹的人，一连三天络绎不绝，有卖小吃的、卖杂货的，还有卖布匹针线的等等,像赶山会一样热闹。那种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光景,直到坟墓迁往大枣园村之后，方才消散。
  20世纪之前的曲哥庄村，几乎是清一色的农民。德国人侵占青岛后，沧口地区陆续建起了工厂。附近的纱厂到村里招募工人，村里人从此多弃农，在附近的纱厂做工。纱厂工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自带饭吃，是“两头” 不见日头的人，很少人家有闹钟，只要晴天农民都要顶着太阳看“日头”出没，就像看日晷影子知道时刻。
  曲哥庄村是青岛市早期建立党组织的村庄之一。1930年冬，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王称仁在曲哥庄村发展3名失业工人入党，建立了中共曲哥庄支部。1931年4月13日，中共青岛市委秘书去大港接取中央发来的文件、书籍，出大港海关卡子门时被捕，供出市委机关。几天内，省、市委遭到一连串的破坏，曲哥庄支部也遭到破坏。国民党青岛市公安局派人到曲哥庄村逮捕了党支部书记蓝文德和党员朱长初，隐蔽在朱长初家的省委妇委书记周铁忠也同时被捕；党员李德云脱险去了大连。曲哥庄党支部从此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停止了活动。
  抗日及解放战争期间，在曲哥庄村留下了战争的痕迹。在村子的西北侧，原是一民用飞机场，从前每天中午12点钟，有一架双翼邮政飞机降落，临近的村落以此当“时钟”。飞机场因为没有围墙，人们可自由出入，导致一村民在机场割草时被降落的飞机轧死。1938年日军第二次占领青岛，将这一民用机场改为军用。为扩大机场，将李村河拐弯处往南迁移，并且挖建了许多“飞机窝子（掩体）”，飞机在上空飞来飞去，响声扰民不堪。1943年，飞机场再度扩大时，日军将达翁村及周边村民强行迁出。日军修建村西飞机场（现为教练场）时，占用曲哥庄村土地，更加惨无人道地迫害老百姓。李绍玉、李志高、李志金都是在日军侵华期间被迫害致死的。二战后期，美军飞机沿胶济线扫射火车头，1945年曾几次低空飞入沧口飞机场,扫射日本飞机,机场外农田里有一头黄牛也被打死。后来日军扎了假飞机，横放在机场分散目标，真飞机则拉在机场外曲哥庄村以西的飞机掩体内躲藏。20世纪40年代日军修飞机跑道把跑道继续向东延伸逼近了曲哥庄村。跑道东头原是一片沟沟坎坎、长满荆棘茅草的丘陵地带。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曾在此设有哨所，围着铁蒺藜，过往行人要给哨兵行礼，点头哈腰叫“老总”。哨兵向行人讨要烟卷,遭到拒绝便会搜身。后来,那片沟坎丘陵被夷平，筑成了小白干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曲哥庄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61年，独立组建曲哥庄生产大队，经济发展以粮食作物为主。20世纪70年代后，村先后投资近20万元，打机井修水库,并铺设引水上山管道，发展农业生产。主要副业有翻砂厂、预制厂、石厂，年收入70余万元。20世纪80年代陆续投资建立捻线厂、钢瓶厂和拉丝厂，并搬迁扩建翻砂厂，扩大了再生产。1990年，投资近50万元,建造了2100平方米三层办公楼房，其中一层700平方米作为幼儿园教室、宿舍用，另有室外活动场地600平方米，并购进新的设施,招收培训教师，使其成为达标的幼儿园。2000年10月以来，为全村864名村民每人每年投保1300元，每年共投保费250多万元。2000年拿出60万元重新改建书院路小学。2003年5月，引进外资，对书院路以南、重庆中路以东近200户旧房进行拆迁改造,改造后居住面积近6.7万平方米，已经成为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居住小区。李村河两岸砌石加固河堤，栽树种花建了沿河公园。曲哥庄村已拆迁农舍老屋盖新民居,将与李村连成一片新城区。改革开放以来，村民福利待遇逐年提高,每年的老人节都发放敬老纪念品，对盲人和孤儿，村里承担全部生活用品，并且每月发放生活补助费200多元。现在的曲哥庄社区，前后左右铺设了新大路，筑起了新大厦,安电灯装电话，居民兜里揣上了手机，昔日的曲哥庄村在大踏步地向城市化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