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2004年,李沧区政府办了一件大事儿，在沧口北部的楼山东南麓、唐山路以北，新建了一片居民小区，进门处一泓清水,环湖绿树含翠，中间广场设计简洁大气,90多座居民楼依山坡走势，层层修建,将原在楼山后老工业区里居住受环境污染较大的石家宋哥庄、徐家宋哥庄等村子的村民们，整体搬迁至此。
  翠湖小区一角石家宋哥庄的老村坐落在胶州湾畔，与徐家宋哥庄村、刘家宋哥庄村并立在李沧区的西北边缘上，是老沧口区唯一的一个半农半渔的村子。自20世纪80年代后，在社会飞速的发展中，三个村的房屋已经亲密无间地连接成片，分不出你我。实际上这三个相邻的自然村一直是相当密切，在历代各种版本的地图上均被合称为“宋哥庄”——据现在能查到的资料来看，当初三个村子立村时与“宋”姓人并无瓜葛,但为何以“宋哥庄”命名的渊源已无法考证——唯独清朝同治癸酉（1873年）版的《即墨县志》的“七乡村庄图”中，“宋哥庄”的西侧标着个名叫“南埠前”的村子,这个“南埠前”就是石家宋哥庄村的别称。石家宋哥庄村90%以上都姓石，在这里安居已有600年之久，已繁衍到20代。据清朝道光十三年（1833年）第一次编撰的《石氏族谱》中记载:“念我始祖原系诸城人氏，自前明迁于即墨南乡，卜宋哥庄而世居焉。继继承承不失骨肉之亲，子子孙孙皆识伦理之重。”族谱记述了石氏始祖石衍于明朝永乐初年（1403年）自云南迁徙至诸城，旋即从诸城再迁即墨;定居宋哥庄的石衍的后代一连四世单传，偌大的地面上200余年只有一处农家小院孤独而居，直到第五世才分为3支。3个支脉繁衍了300年，到清朝雍正十一年（1733年）时，仅有27户人家,取堂号“永思堂”。
  村中的第二大姓应数宋家。据《宋氏族谱》记载，清朝道光初年（1821年）即墨范家庄的宋希志、宋希敏兄弟两人至石家宋哥庄村落户，靠下小海为生,宋氏到此不足200年，现已繁衍了6代;村内还有于、江、王、孙、张等姓氏，有的是投亲而来，有的是随母改嫁迁来，定居的时间最多不过百年。自20世纪后，人口增长渐快，据《胶澳志》载,1926年石家宋哥庄村已发展到150户,738口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统计，村中的门牌正巧编到200号，人口刚刚逾千。到2004年全村整体搬迁到翠湖小区时，已有近千户人家，约2500口人,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村。
  石家宋哥庄村北有两个双胞胎般的天然高埠，长度均约五六百米，一南一北，平行地南北横卧，人们通常以“南埠”、“北埠”区分之,两埠之间的村子因埠而得名，叫做“双埠村”，坐落于南埠之南500米处的石家宋哥庄村就被称作“南埠前”，这便是《即墨县志》中“南埠前”的由来。但石家宋哥庄村人却因“南埠”在自家村北，称它为“北埠子”。在北埠子之阳，地面上有一条狭长的鱼脊状突起，自东北向西南方斜刺里延伸，顺着“鱼脊”的走向，上面又有“川”字形平缓绵长的起伏，石家宋哥庄村的古老民居依着凸起的“鱼脊”而建，整个村子就像一片细长的柳树叶子,落在那个细细长长的“川”字上。村前及村东、村西两旁,也就是“鱼脊”下方的周围，是石家宋哥庄村的千余亩土地，地势明显地凹下去，遇到大雨连绵的季节，再逢上大潮汛，这些洼地就被潮水淹没,一片汪洋中，海鱼海虾在河湾沟汊里畅游。雨季来临之际，石家宋哥庄村的村民总是严阵以待，观察潮汛的变化,随时准备好沙包、秫秸捆，以备海坝决口抢险用。历史上曾有石家宋哥庄村因海啸屡屡遭灾的记载：明朝末年（1644年）的一次海啸，将石氏家族惨淡经营了240多年的家园、耕地全部淹没,除三支的兄弟三人全部坚守在故土以下小海维持生计外,长支和二支都有子弟离乡背井另寻活路，有闯关东的,有远走他乡的，有的一去便没了消息。最近的一次大海啸是在1948年，楼山后地区几千亩良田被淹,靠海最近的石家宋哥庄村成为水乡泽国，粮食几乎绝产。就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别的村粮食满囤瓜菜满园，一派丰收景象，而石家宋哥庄村的地里却常常会因水过大造成歉收。所以，在楼山后一带就有个顺口溜调侃石家宋哥庄村说：“十梅庵放了光，不缺柴不缺粮；南埠前水汪汪，石家庄泡了汤。”20世纪初，那些富裕村庄的闺女不愿嫁到宋哥庄这一带，也有民谣唱道：“有女不嫁南埠前，有饭吃也有衣穿;有女嫁到南埠前,不是逃荒就要饭。”
  当年石家祖先来此立村时，这一带除了盐碱洼地就是沙砾海滩，寸草不生，老人们叫它“清地”。先人们一锨一镢地开垦荒地,栽一棵地瓜压一碗沙护着庄稼在盐碱窝里生长，几百年来“养熟”了村前村后这1470亩盐碱薄地。但只靠种地生活异常艰难，石家人还有一种更重要的谋生方式，是向村西不足千米之处的胶州湾——那养活着石家世代子孙的“母亲湾”里寻求生路。胶州湾绵长的海岸上有生满蛤蜊、蛏子、螃蟹、波螺、虾虎的滩涂,万顷碧波里鱼虾成群、珍宝万千，端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滩涂与村子之间有一道近200米宽、4公里长的“海沿”相隔。这段被石家人称作“海沿”的地方，其实是一片千亩大沙滩，由200万立方米的纯净细沙堆积而成,成为一道天然的堤坝，阻挡着海潮上涌。它还是一个草场，一个药库。海沿上遍地生着沙参、石竹子等十几种药材。每年初冬，市里的药材商就派专人来收购沙参。于是石氏家族男女老少齐上阵，只用三四天的时间就把沙参全部挖起卖出。药材商收购沙参的工作，直到1962年生活困难时期才停止。沙滩上还生着一种20厘米高的“茅茅草”，每年过了中秋节青草“长了骨头”——草长到这时候，就开始耐烧，也没有了呛人的青烟，村民们便用铁耙把茅茅草连根耙回去，到冬季用来取暖、做饭。
  从两米多高的海沿上沿小路下去，就走进波光粼粼的胶州湾。在每日两次的潮起潮落中，石氏家族就在这滩涂上讨生活，那取之不尽的小海货养育了石家世世代代数百年。特别是农历每月自初一、十五开始一连持续数天的大潮汛，一望无际的万亩滩涂全部袒露在人们眼前，缓缓西倾，平坦广袤，海水在沙上荡出来一圈一层的纹路历历在目。于是村里男女老少都出动了，拐篓的，扛锨的，还有只拿一把“小刮子”的，像走进了十月金秋的田野，海里呈现的丰收景象也颇激动人心。外行人只看见满滩的小窝窝、小眼眼，“噗噗”地冒水，在石家宋哥庄人的眼里,密密的小扁窝是蛤蜊窝,圆眼边上光滑滑的是虾虎窝，那小圆眼上隐约有根横线的，是现在已绝迹、当年与牛肉价格相等的“竹节蛭”窝。这种蛏子三四厘米粗，不足20厘米长，皮儿微带紫色，渔民还叫它“紫蛭”。紫蛏嫩、鲜、脆，所有的贝类味道均不能与其相比，是这片滩涂的特产，市场上不多见。紫蛏不能挖只能钓。冬天，紫蛏将息得肥肥胖胖的，缩在温暖的小窝里发懒,间或向外喷一股小水，这是钓蛏子的最好时机。村民们穿着自己用鲜猪皮缝制的一种又保暖又防水的叫做“绑”的高筒水靴，拿一根头上绑着带钢丝钩的小棍，往蛭子眼里轻轻插下，凭感觉钢丝钩与紫蛏“遭遇”了，拿捏好了手劲迅疾地只一转一提，一只硕大肥嫩的紫蛏就被钓上来了。石家宋哥庄村的弄潮好手如石梅昌、石文初、石传昌、石忠言等一潮能钓三四十斤。到夏季逢初三、十八跌大潮时，村民们晚上下海“照逛鱼”。逛鱼是浅海鱼，肉质细腻鲜嫩，做汤红烧都是美味,至今还有专钓逛鱼到市场卖的。它喜欢吃滩涂上的海蚰蜒，每每随着潮汐上来大饱一顿口福，跌大潮时潮水退得快，贪吃的逛鱼跟不上潮水,就被困在浅水湾里。下海的高手们提一盏小灯向浅水湾里照去，逛鱼见光立即趴着不动，它的战略是先于片刻之间装死，对“敌人”稍一迷惑，突然发力逃之夭夭。这时才是石家人大显身手的时候,他们的大手早已不慌不忙地张在逛鱼的逃亡之路上，只等逛鱼自投罗网，在电光火石之间一把将它捏个正着。像这种“照”法,一夜可以轻松地照到二三十斤，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新中国成立之初，翻了身的农民抖擞起全身的精气神儿，响应政府的号召努力生产发家致富。石家宋哥庄村东头的石文杰，村西头的石忠亨,各自组织起十几户村民,联合买上一公里多长、能插在深水里的大滩网，取代了只能在浅水捞小鱼小虾的“插网”。大滩网可以捕到黄古、鲻鱼、梭鱼、牙鲆，最多的一次曾捕获两三千斤，像渔民回家那些青板、古眼、毛尖、逛鱼等小杂鱼，每网都是几千上万斤。从后楼村迁居石家宋哥庄村定居的王敦武率先“养”起了日本式三桅杆大帆船，能够出远海从事深水捕捞，成为50年代村里的首富。这条三桅杆大船曾是石家宋哥庄村的骄傲,不幸在1953年早春到黄海中部海域捕鱼时遭遇海盗，全船8名渔工全部遇害，这是石家宋哥庄村捕鱼史上最惨痛的事件。还有石廷坤、石廷暖、石文绪等好多户人家联合起来,购置精巧细密的捕捞渔具,改进了捕墨鱼的“籀子网”，使用手线钓大鱼、下躺钩等办法,捕鱼量大大增加。这些先富起来的弄潮人掀起了全村男女老少齐闹海的热潮，一些旧社会过着穷日子的村民，在胶州湾的慷慨馈赠下，很快盖起新房,娶上媳妇，小日子过得十分滋润。村民们靠大海致富，下海的劲头越来越足,还总结出一套随潮水下海的谚语：“初一、十五正晌干;初一、十五明了满（天亮时涨满潮）；初六、二十一临明晒海底；十七、十八整一海，吃了晌饭晚了海;初十大明海（天亮后下海）；初十、二十五一天两潮海，饿死也不改。”在后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以后，石家宋哥庄村的渔业生产户和双埠村、女姑山村、兰家庄村、后楼村的渔业户成立了“卫国高级渔业合作社”，以农业为主的户成立了“晓光高级农业合作社”；1958年10月，卫国高级渔业合作社和晓光、航空、红星等高级农业合作社共36个村，合并成立了“仙家寨人民公社”，取代了原来的流亭区。
  石家宋哥庄村身边这个富饶的滩涂，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生活困难时期，曾是村民们的“救命滩”。当年即墨、崂山地区是全国罕见大饥荒的重灾区，国家想方设法给受灾社员调拨配给粮食，每人每天也不过半斤四两; 还用万吨级大海轮从南方运来干芋头叶、地瓜叶,分给受灾社员，石家宋哥庄村也按人头得到数次救济。仙家寨公社组织各沿海生产队驾渔船载着社员、干部，日夜兼程直奔苏北沿海盐碱荒地，采集野菜种子回来充饥。冬天，大队党支部带队进崂山挖茅草根分给社员，社员们就将茅草根上磨推成粉，掺上一点粮食蒸着吃。茅草根饼甜丝丝的，是当时孩子们十分垂涎的“点心”，在沧口大集上，像1元硬币那么大的一只小薄饼要卖1角钱,而那时工作了十几年的职工月工资也不过30多元。这年的石家海滩很神奇地冒出满滩的软壳肉肥的虾虎（石家人叫它们“青虾子”）、密密麻麻的名叫“麻婆子”的小螃蟹和大量野生海带，各种可食用的海生物多得有点出奇，而且它们都生长在滩涂和浅水里,不用船又无需网，只要肯下力就会有收获。于是全村的人都扑进大海，挖青虾子，捉麻婆子,除供自家食用外,老年妇女还把新鲜的虾蟹煮熟拿到“自由市场”上卖（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取缔市场，老百姓偷偷交易的地方叫做“黑市”；生活困难时期，政策松动,经批准有选择地开放几个传统市场，如较古老的沧口大集，叫做“自由市场”）换回2.5元1市斤的胡萝卜，3元1市斤的地瓜干,2元1市斤的干地瓜叶，想方设法填饱肚子。还有的村民带上海产品到莱阳、兖州换回地瓜干。石家宋哥庄村这个“靠海吃海”的优势，是其他村庄所没有的。在三年困难时期，石家人从大海里获取食物，村中得浮肿病的明显比别的村子少，据仙家寨人民公社灾后统计，石家宋哥庄村的死亡率仅是周围村的一半。
  这个像阿里巴巴山洞一样神奇的海沿滩涂，是石家四世祖石有才为子孙后代置下的“饭碗”。《石氏族谱》记载：“祖先卜居宋哥庄以来，四世祖所买张崇文海地一处，海岸一片，岸外有荒田数亩，俱在卖中，共使钱六千文。海地之至西至茅草供，北至削沙子，南至团沙。所买海岸之至：西至买主，东至众地头，北至凉水路，南至河口。恐年久后世子孙有争夺之志，有讼斗之患，故立此序。”老祖宗的话不幸言中，富饶的滩涂引来不少觊觎的目光,先后有过两次诉讼。
  先是邻村的刘姓人一纸诉状递到即墨大堂上，说滩涂乃刘氏家族所有。恰遇这位县官大人是个喜欢务实的主儿，开审前要实地勘察一番，于是前有衙役鸣锣开道，后有村长、地保两造关系人相随，还拥着几个村里看热闹的老百姓，大队人马来到滩涂边上,衙役威风八面地打着官腔问：“把老爷的官轿落到哪里啊?”刘家的人急忙上前回话:“就停在石家路口那里吧。”老爷一听，轿子也不下了，立即传话打道回府：“官司明了，谁家的海滩已经说出来了。”于是一场官司烟消云散。
  第二次官司是石家人内讧。1943年石氏家族第四次所修家谱中有着详细记载：“石氏阖闾为本村濒海而居，土田斥卤不毛,幸冬压沙则可立苗。西海沿沙渍乃我石氏永思堂不动之产，实我村生命之源，载在谱牒藏之。宗祐祖辈相传无轇=（“纠葛”之意），乃自庚午年（1930年），忽有不肖之徒十五世文周，希图垄断,欲占为己有,寅缘当道，捏词呈控,我族群起与之对质。幸赖官府明鉴，考核谱书勘验海沿，洞悉原委,仍断归永思堂为世业也。”当年（1930年）青岛市被南京国民政府划为特别市。青岛定位为中国五大经济区之------黄河区的出海口，
  工商、居住、游览城市，划定市区范围北到沧口、李村，东到麦岛、辛家庄，并将市区规划为行政区、住宅区、商业区、港埠区、工业区五类。从1929年到日本侵华之前，是青岛市建制后飞速发展时期，远离战火，社会安定，外国资金大量涌入，民族资本、官僚资本也得到了发展。这一期间，老市区建设加快步伐，还开辟了齐东路至大学路之间、登州路到京山路之间及台东镇东南的住宅区,开辟了台东西北部的工厂地，开辟了四方到沧口这片大工业区；水族馆、湛山寺、八大关别墅区、中山路金融商业娱乐区等都在这个时期修建和扩充;整顿市容，修桥筑路,每年规划的实施与完成情况有详细具体的文字材料。建筑业的空前兴旺需要大量的建材，石家宋哥庄村西海沿的200万立方白亮的细沙，诱惑着十五世的石文周动了非分之想。他和在青岛做律师的女婿做了周密的计划，先自行制作了一本《石氏二支家谱》，将石家二支“树远堂”单列成书,却将祖上在清朝道光十三年（1833年）所修家谱上记载的关于海沿归属全族所有的一段话隐去。然后石文周翁婿二人谎称海沿属无主之地，指山卖磨地将海沿的沙子售给了建筑商。石文周这种贪财忘祖的行为激怒了石氏家族的父老爷们，大家自发地按每亩地出3元钱的标准凑起一笔钱，和石文周翁婿对簿公堂。乡亲们向法官呈上《石氏家谱》作证，百年前的先祖遗言，清清楚楚的白纸黑字，法官点头称是。而石文周也取出他篡改后的《石氏二支家谱》，狡辩道，我家的谱上就没有海沿是族产一说。法官用手拍拍石家祖传的老家谱，又拍拍石文周自造的新家谱,幽默地说:“是先有爹还是先有儿子?”于是官司又一次不断自明。若干年后，石文周亡故出殡时，全村人没有一个去帮他抬棺材;大家不但不为他送行，下葬时向外抬棺材走到谁家的地上，这家地主决不准送殡的踩着自家的地边。石家合族老少坚决拒绝石文周死后进石家茔地，于是这个欲出卖集体利益中饱私囊的不肖子孙只好自己孤零零地躺在村外。一抹黄土掩不住石文周的满面羞惭，这座被后人唾弃的孤坟叫做“文周茔”。那本曾作过伪证的《石氏二支家谱》，留在法庭里,被青岛市档案馆收藏，前年青岛电视台介绍档案馆馆藏家谱时，还在荧屏上亮过相，石家的父老爷们坐在电视机前认出了它，不由得感慨万千。
  石家宋哥庄村老村的布局，因人口增长缓慢,村落变化也不大，几百年中只形成了一条五六米宽的主街，贯穿村子东西，向西通到海沿，有路可上女姑山；向东出村过徐家宋哥庄村前连接板赵路。村东头路边上有一个五六亩大小的水湾，是多少代人垫地盖房取土日积月累渐渐形成的，并与徐家宋哥庄村西头的大湾相连，一对大湾里都种着莲花、养着鲤鱼,成为两村之间的一处风景。湾水沿一条4米多宽的大沟流进楼山河。在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的大潮中，市政府也给这条河沟修上滚水桥,方便了3个宋哥庄的村民出行，大家叫这座桥为“徐家四爪桥”，是楼山后一带较有名气的地标。石家宋哥庄村是个缺土的村子,老村地下挖下1米多就是4米厚的沙层，所以找到村东头厚土处就把那里挖成了大湾;石家宋哥庄村又是个缺水的地方，全村只有两口甜水井,一在村东头的莲花湾旁，一在村子后边，这口井叫石廷梁家井。20世纪40年代,石文光家养着一圈猪，上市里的酱园买回酱油豆（即做酱油剩下的豆渣子）做饲料，把一包包的酱油豆浸在莲花湾里去咸味，结果花死水臭，一道美丽的风景就这么活活地糟践了。莲花湾臭了，还殃及池鱼，湾旁边的甜水井也渗进臭酱油豆水，井也不能用了。从那以后全村都到村后石廷梁家井里打水，在村南住的人家因为挑担水实在太不易，家家天井里都备着两个大水缸，一个盛甜水做饭,一个盛“懒水”洗洗涮涮。
  东西街的西头并立着关帝庙和土地庙。关帝庙在上首即东边，只有约一间民居大小，长宽各两米，起着1米高的台子，庙堂虽小，但修得十分精致，每一块青砖都打磨得如镜面般光亮。因庙前就是去女姑口的必经之路，遵照中国建筑的传统,关帝庙门前修着一面照壁，为关帝的行宫起屏障作用。照壁与庙门楼相隔10米远，中间竖着两根6米高的旗杆,旗杆顶上钉着4块木头。在关帝庙的西边,是石家宋哥庄村的土地庙。有句民谣说：“土地土地，住在石头屋里。”说的是土地庙的简陋，甚至三块石头一支，写个“春”字就把土地爷爷“请”进去了。过去在荒野山坡之间，有时会看到两尺高的小小土地庙，甚至还贴一幅意境清冷的对联曰：“荒野无人风扫地，石室无光月当灯。”而石家宋哥庄村土地爷爷的行宫却是宽敞敞的，虽然不很高，但除“正殿”外，两厢还盖着“配殿”，正殿前安着两个大香炉。与其他村土地庙更为不同的是，庙外还套着院墙，向南的门楼整齐规矩,前面砌着几层踏步;西院墙下生着一棵不止百岁的棠梨树,树干很粗,直径约40厘米。棠梨树是梨子的一种，叶子与梨叶相似，春天满树白花，结一种黄豆大小的黑色果子，甜甜的，村民们叫它“棠梨子”，用青岛方言说时听起来就像“糖栗子”。听村里老人们讲，过去三个宋哥庄只有一座土地庙一由此推断600年前乍立村时，三村很可能就是一个村,才能共用一座土地庙——位于徐家同刘家两村中间的一个大水湾处，离石家宋哥庄村足有1500米。过去老人亡故后，要到土地庙前烧纸“报到”，叫做 “报庙”；在下葬之前，子孙们要一天三时去给土地爷爷烧香、烧纸，不管五冬六夏来去赤裸双脚，还要哭天嚎地大放悲声，以表对失去老人的痛惜之情。过去雨雪大，寒冬里雪深尺余是常事,石家宋哥庄村的孝子报庙,一天三次赤脚在雪地里往返3000米，把脚冻坏的事情发生过多次。后来村民们商量商量，干脆把石氏的土地爷爷“请”回自家的地盘，在村西头给他修建一座华丽出众的“办公楼”，他还能不愿搬迁不成？于是石家宋哥庄村的土地庙就建得豪华大气，想来土地爷爷偕夫人乔迁时，定然像现代人从棚户区搬进别墅楼一样满心欢喜、笑逐颜开。
  村中一排排的民居还形成一条较宽敞的南北胡同，与东西向的主街四平八稳地交叉成“十”字状，以十字路口为界，南半截胡同叫做“文光胡同”一一石文光家就住在这段胡同头上;北半截胡同叫做“廷梁胡同”，因为胡同口与大街交叉处一东一西对门住着石廷梁弟兄俩。从“文光胡同”出南口，就是石氏家族500年的“西南老茔”，现在的青岛耐火材料厂厂区。50年前，这里还是古冢累累，老莹盘中心的最高处，并排生着4棵高达20多米、需3人才能合抱的大杨树，棵棵树干挺拔，枝叶繁茂，十分壮观，多少代以来，它们一直是这一带渔船返航的导航标。在海上沉浮颠簸了多日的打鱼人,驾着船一驶进胶州湾口，远远地就看到那一排高高矗立的老杨树，像亲人在向游子遥望,“到家了”这3个字就会从肺腑中喜悦地冲出。船儿向着亲爱的老杨树驶过来,老杨树后头就是热炕头,就是白发老娘的唠叨，就是老婆温柔的笑脸，就是日思夜想的家。于是，老杨树下就被称作“石家路口”口岸，是楼山后、流亭地区无人不知的地标。
  在东西大街的南北两侧，有石氏家族的3座祠堂。在廷梁胡同以东，是石家人于清朝道光十二年（1832年）共同集资修建的“永思堂”，俗称“一进二”的院落，大门开在东西街上，两排一拉溜三间的大屋，中间是院子。当年石家二支买了村民王富的一分五厘地,三支又捐岀旁边的土地,合伙集资盖起族中的祠堂。长支后代都逃难外出，只有十一世祖留守祖居，生活虽很窘迫，也凑了七千文钱，最后共用钱17.32万文将祠堂盖好，并在第二年修的家谱上记载道：“祖先买就海地一处为捕鱼场,每年捕鱼场拨与捕鱼者，足三千文钱交与摆供人，至年节花费、备礼物、礼器。若无拨捕鱼场者，公产出钱奉四季之祭。”还在家谱上明文规定了年节祭祀用的器具、果品汤饭、荤素菜肴，甚至连祭祀的红蜡烛几斤重一支、烧几刀纸，家谱上都写得一清二楚，石家祖先可谓心思缜密，家规严谨。在文光胡同以西，有二支的“树远堂”；文光胡同以东，面临着东西大街，是三支建的“永恩堂”，这两座祠堂的修建年代和缘故现已无从考证。
  在东西街的北侧、文光胡同以东，是石氏家族最古老的茔地，石家人叫它做“老祖茔”，又叫“大伙茔”，是石家一世祖到五世祖的墓地。石家前四世均为单传，第五世虽然兄弟二人，但老二早夭，也只剩下老大一人，前五世的5位先人都葬在“老祖茔”内,5座大坟中间立着一座两米高的大碑，刻着“石氏始祖”4个大字。茔地长宽都是30余米，方方正正地套着两米高的青砖围墙，墙边种着几棵松柏树;南墙上起一座门楼子，高高大大，平日里大门紧闭，围墙又高,显得十分肃穆静谧。每年的清明节和农历十月初一,是中国传统的祭祖日，清晨就有人在街上喊：“上大伙茔啦!”于是各家的男丁们都拿着香、纸、祭品来到大街上，一起往“老祖茔”走去——过去女人是不准到祖宗坟茔上去的，那阵势也颇为壮观。老祖茔紧闭的大门早早地就敞开着,石家的大小男子把茔地里外都塞得满满的，大家按辈分按支系依次向遥远模糊的老祖宗行礼。
  “老祖茔”西南是生着老杨树的“西南老茔”，再往南，就是被叫做“南盐锅”的海滩地（今天的青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所在地），就在它的北门口一进门处，石家宋哥庄村村民石廷密曾安着一口大锅在这里“熬”盐，村民们叫做“烧卤水”。石廷密生于19世纪末，若活到今天得有120余岁年纪，因为家庭生活困苦，就在这里做这个又苦又累的活。说到“熬盐”，并不是像人们想象中的把海水倾入锅中，下面点上火尽管熬起来，而是先尽量增加海水中含盐的浓度，熬着才能省火省时。熬盐时清理出一块场地,铺一层细土，遍泼海水,土晒干后再泼海水，如是十几遍,细土上全是白色结晶，就可以上锅熬了。在锅里铺上算子和笼布，将细土置于箅子上淋水洗土,流到箅子下的水含盐量很高,这时生火熬起来，出盐多、费火少，成本相对要低。但这种盐味道很苦，卖不上价，也很少有人问津，有钱人家是不肯吃的。一个世纪以来青岛人吃的是晒成的优质海盐，据1928年出版的《胶澳志》载：“胶澳一带原有晒盐之法，其后改晒为煎，乃煎盐利薄，渐受自然之淘汰。迨千九百零八年，有萧廷蕃者，由金口习得晒盐之法，回胶试办，是为近年开滩晒盐之始。”《胶澳志》又载：“胶澳盐业近年之发展与衰落，其原因皆系于日本。欧战期内，日本工业扩充，需盐骤增，昔年需盐一千万担内外，至是增至一千六七百万担。日本政府虽广设精盐工厂应用新法改良民食，然原盐取之民间，而民间则仍循用中国煎盐古法,产量少而工本巨，每年总额不越一千万担,其不足额则赖青岛盐、金州盐（日本人称关东州盐为金州盐）、台湾盐、安南盐以供给之。”青岛自1908年开滩晒盐至今整整100年，东风盐场、南万盐场是青岛人再熟悉不过的名字，这些盐场都是日军在第一次侵占青岛时修建的。当时，日本驻青岛守备军向本土居民开放青岛盐滩，日本人就在沿海浅滩上修建盐田。当年他们霸占破坏石家宋哥庄村西滩涂的恶行,村里至今还有老人们讲起。1918年日本人在村南的楼山河入海口和女姑山前的白沙河老入海口处，建起两处简易土炉,架着铁锅煮盐，引来很多老百姓围观。有细心聪明的村民就发现日本人取海水分很多点，各种样本分别烧煮，原来他们是在搞实验为建盐田取得有效技术资料。一段试验以后，大批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开来了，将石家宋哥庄村南的楼山河入海口北侧到女姑山前老河口南侧的两千多亩平坦宽阔的浅滩全部圈占，并以每人每天两斤豌豆的报酬，强迫征用附近各村老百姓到南边临海的烟墩山上打石头，运过来垒石坝截拦海水,在圈占的海滩上修筑 “田”字形的盐田。同时还封锁了渔场和滩涂，渔民不能出海打鱼,村民不能下小海,生满虾、蟹、蛤蜊的滩涂被挖得千疮百孔，小海货遭到彻底的破坏，资源全部枯竭。本来以大海为生的石家宋哥庄村民失去了生活来源。百般无奈之下,有的村民背井离乡到远处去做雇工，有的冒着极大的风险到即墨的丁字湾、海阳的白沙滩去捕鱼。几百年来，石家宋哥庄村的日子再苦，薄地里收成再少，村民们还能下小海度日，但在日本人强霸海滩渔场的几年里,人们为活下去只好另谋生路，有些老弱妇女甚至沿街乞讨。
  日本人的盐场在青岛沿海建了数个，但它在石家宋哥庄村的如意算盘就没有打得成。满腔愤怒的楼山、流亭地区的村民，有骨气的乡亲们和日本人一直斗争到底。干活时，村民和日本人“磨洋工”；在修筑海坝的隐蔽关键部位时,就偷工减料，“糊弄洋鬼子”;见日本人运来筑堤固坝的建筑材料,就找机会哄抢“捡洋料”。石家盐场的工期一拖再拖,村民们等来了大潮汛，胶州湾和她的儿女们联手抗争，日本人修建的坝基坍塌，盐田冲垮，关键部位反复决口，用大批耐腐烂的柞木杆加固也不见效，仍是一修再修。日本人第一次侵占青岛8年，在石家宋哥庄村的滩涂上足足折腾了4年，乡亲们终于盼到青岛回归祖国的日子。1922年12月，中国政府收回青岛，日本人在石家宋哥庄村西建的盐田成了废墟。然而，日本人对石家宋哥庄村滩涂的破坏是致命的，世代养育着石家宋哥庄村人的鲜美的小海货绝了迹，滩里挖出大大小小的几个窝子，哪个也有上百米的直径、两三米之深，很多年来窝子里居然常年有鲨鱼出没。被毁坏的滩涂一直休养了十几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蛤蜊、螃蟹、波螺才逐渐繁殖成片，以前在浅水湾里常见的大白虾，也日渐增多。石家宋哥庄村的村民又能下小海挖海货了，以打鱼为主的村民又开始出海了。
  石家宋哥庄村的渔业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展的较快，渔业队里养着十几条船，长年出海捕鱼的壮劳动力有70多人;有两条机帆船可以出远洋作业，向东偏北到过韩国的济州岛，向南出长江口到公海。出远洋打鱼是非常辛苦又很危险，过去船上设备落后，也没有天气预报和通讯设备，只凭一张罗盘和观察天上星斗决定行程,全船人的性命几乎就维系在经验丰富的“船老大”手中。出海以后归期不定，什么时候鱼儿满仓才能返航,有时十天半月遇不上大鱼群，看看带的粮、水用的差不多了也只得向回走。再是生活条件艰苦,终日里飘荡在海面上，衣服被子总是潮乎乎的；出海的头几天还有点蔬菜吃，然后就是咸菜就着干粮强咽下肚，有时就煮一锅刚打上来的鲜鱼改善改善生活。最好吃的是才离水的鳘鱼和鲳鱼，剔去骨、刺，片成生鱼片蘸着醋吃,不但鲜嫩可口，而且甜细细的没有一点腥气。出海也有岀海的乐趣，大船左右常有海豚跟随，它们可爱的模样和锦缎般细腻光滑的皮肤，受到渔民的喜爱，船老大见到可不这样想，他会命令渔民们快快给海豚烧纸烧香。喜欢跟着船游逛的还有凶猛的鲨鱼和大海龟,有时候船员还会看到有鱼鳍像小山般高高隆起，那是鲸鱼前来造访，远远地只见首不见尾,猜不出它到底有多长。由于打鱼人的艰难辛苦,可又看似那么无拘无束，所以旧社会时人们给出海的起个外号叫做“猪狗神仙”。石家宋哥庄村出了无数的下小海好手，要说出海打鱼的精英就数石文端了。石文端在海上颠簸了一辈子，当了几十年鱼把头，凭的就是一身技术，他蹲在海沿上，看看海水，看看风向，再掐着指头算算今天是农历的几月初几，就知道哪片海域里有什么鱼，驾着船去打绝不会空跑一场。石文端于1985年95岁高龄时去世，至今乡亲们还在不时地怀念着他。
  日军第一次侵占青岛时，从东北来了个叫马文龙的土匪，他带领一群亡命之徒除掉了即墨、胶州一带的土匪头目刘小坡。事后，马文龙便在青岛安营扎寨，正式做起打家劫舍的行径，闹腾得人心惶惶，老百姓叫这拨土匪“红胡子”。1917年的深秋，几个“红胡子”摸进石家宋哥庄村抢东西，临走顺手捉了石家十五世的石文端和石文君两人，押着沿西海沿向烟墩山方向走。其时天气乍冷,“红胡子”穿得单薄，冻得浑身哆嗦，要上沟里避避风，将两个“俘虏”放在一边由一人看着,其他几个缩在沟底竟睡了过去。石文君和石文端慢慢挣脱了拴着双手的绳子，搬起身边的大石头就给了看守的“红胡子”一家伙，两人撒腿往东跑去，几个惊醒的“红胡子”在后面又喊又追。眼看着“红胡子”紧追不舍越来越近，两人心急如焚,这时正跑到楼山以西的火车道边，一列火车轰隆隆自南向北飞驰而来，石文端和石文君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急跑几步向前猛地一冲,步子尚未站稳，那火车便从身后风驰电掣般掠过。且说那气急败坏的“红胡子”眼看着一节一节的车厢打面前飞也似的驰去，把他们向前追赶的路截断，及至几十节车厢行过，铁路那边早已没了人影，只好无奈地回去,而石文端和石文君二人多亏了及时来临的火车救了一命。他们不敢回村，跑到楼山后村石文君的姐姐家躲了些日子，见“红胡子”没了动静才回石家宋哥庄村。石文端和石文君逃离虎口的事不久就登在青岛的报纸上。这年正月，村里的柳腔戏班子把这件事编成戏文，广为演唱。
  石家宋哥庄村还流传着一个“旺夫”闺女的故事。说的是100多年前，富甲一方的仙家寨陈作孔尚未发迹之时，给儿子陈尚梓寻下一个童养媳，就是石家的闺女。传说有一天，石家宋哥庄村来了一个拉骆驼的，停在石氏祠堂前给村民们算命相面测八字，引来大人孩子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陈作孔说下的这个童养媳约有10多岁年纪，趿拉着一双旧布鞋，蓬头垢面地钻进人群里看热闹,恰巧被她血缘很近的一位长辈看见，训斥道：“一个闺女家看什么热闹，还不快回去！”拉骆驼的无意间随老人的话头转头望去，猛地吃了一惊，边思忖边颔首说：“别看她这个样子，我看她能过到三万六千亩地！ ”拉骆驼的语出惊人，周围的乡亲们却不以为然，一个穷苦渔村出生邋里邋遢的黄毛丫头，哪来的万亩产业,大家一笑置之。不久，仙家寨陈家要把石家的童养媳接过去帮着干家务。这天晚上，陈家老掌柜陈作孔做了一个怪梦，只见自西南方向飞来一只七彩凤凰，不偏不倚地落在自家正屋门口的捶布石上。陈作孔醒后心中疑惑，却也解不开此梦。第二天中午，童养媳进了门，那女孩不懂规矩，走到屋门口却不进去，众目睽睽之下一屁股坐在捶布石上。老石家跟着的人见自家的闺女没有家教,脸上有些抹不开，那陈作孔却猛省道：昨夜异梦莫非应在此处！老掌柜满脸堆笑，走上前亲自将童养媳一把搀起,忙让石家送客进上房吃酒。自此后，陈家果然顺风顺水，在女姑山开的黄酒馆客栈买卖兴隆，往南方贩运的生猪、盐，回回发财，几年内成了暴发户，拥有土地3000多亩,还在青岛做买卖,开银行，办企业，成为即墨南乡首富。陈家对石家宋哥庄村这个媳妇分外好，说她是旺夫命，给陈家带来财运。陈家老掌柜去世时，出的大殡轰动即墨城，请了高跷队、秧歌队助兴，扎着台子唱大戏（青岛方言，叫京剧为“大戏”），陪灵用的是活童男女，下葬时32人抬棺材。停灵的日子，摆着流水席，吊孝的随到随吃，来的吊客只要说是石家宋哥庄村姓石的，立即请到席上用饭，恭恭敬敬招待。所以石氏家族至今还要说起这位“七彩凤凰” 化身的姑娘。
  随着时光的推移，半农半渔的石家宋哥庄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老祖宗留下来的谋生手段已悄悄退出石氏家族的生活，石家子孙早已融入现代社会的时尚之中,像所有的青岛人一样，努力创造着美好的明天。现在他们的心中唯一的悬念就是，不久的将来，在石家人生活了600年之久的老村旧址上，会有什么样的新事物出现呢？大家在盼望着。
  （根据石文成、石文初、石增昌等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