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李沧区西北隅与城阳区接壤处，有3个古老的村子若即若离地自东向西一字儿摆开。近年来，在青岛市飞速发展中已经连成一片。最西边靠海沿的那个村子叫做石家宋哥庄，中间的叫做徐家宋哥庄，再向东离火车道只有50米远的村子叫做刘家宋哥庄，它们各自都有个“小名儿”，就是人们在说话时简称的“石家”、“徐家”、“刘家”。倘若打开历代的地图查看，不论是清朝同治癸酉（1873年）版的《即墨县志》中的“七乡村庄图”，还是1898年的《胶澳租界区划图》、1931年的《青岛市乡区图》，甚至1954年的《青岛市崂山郊区政区图》，都统以“宋哥庄”标之。这3个村子是独立的自然村，立村时间都有600年之久，它们虽在地图上标作一个村，但行政上却都是独立的，在1928年版的《胶澳志》中就分别有各自的记载。
  据现有的资料和祖辈口口相传的故事，刘家宋哥庄村是自云南迁来的江氏家族所立，刘家来此定居后，人丁兴旺,繁衍成村中大户,渐渐地周围各村便将村子叫成了“刘家”。100多年前，城阳袁家的一位小伙子娶了刘家的姑娘，就投奔岳父家而来，已繁衍了40余户，有些袁氏后人到了北京等地，居住在村中的约20多家。现在村中有江、隋、刘、袁、国（“国”作姓氏时山东方言念作“gui”）、胡几个主要姓氏，全村1400余户人家，约4000口人，刘姓人就占了90%以上。据1928年修撰的《刘氏家谱》记载:“吾宗故山东济南德州东关人也，相传明朝永乐初年选即墨儒学，讳福真始迁墨邑居官庄。后移居葛（即墨当地念“guo”）村，迄四世而移居宋哥庄。”元明清时期，在府、州、县设立学校，供生员读书，称为“儒学”。生员，也是秀才的别称，凡考中秀才的到县或州、府官办的儒学堂里读书，叫做“黉门秀才”。刘家本是山东德州人氏,600年前官府在德州选拔即墨儒学堂的学生,刘家的福真得以入选，举家迁来即墨。又经百年，其第五代子孙刘金携妻子于氏及二子迁居宋哥庄，并留下不少有趣的传说。
  500年前刘金兄弟二人都居于即墨葛村，他的哥嫂极难相处。刘金只得离家外出谋生，幸亏爹娘给他生得一双巧手，会做些新奇细巧的活计,故此闯荡四乡尚能糊口。这日，他来到即墨仁化乡的宋哥庄，其时已有江、石两姓乡民在此居住,石家靠着海沿聚居,又打鱼又晒盐又种庄稼;江家在石家以东散落而居,有两处集中点，以种田为主。刘金在东边的江家住处稍作停留，见他家做饭烧柴以嘴吹竹筒向灶内鼓风，那时以鸡毛“勒”的风箱尚没普及到偏远的百姓之家，而心灵手巧的刘金却已学会了这个手艺一一即墨当地叫“扎风箱（念’xian，）”。他为江家扎了风箱，改进了做饭旺火的办法,江家人十分高兴，允应这个灵巧的外乡小伙子落户在自己村里。这年春节,刘金回即墨祭祖过节，刚刚结束了漂泊生活的年轻祭祖人无力给哥嫂带礼品，哪知哥哥见到两手空空归家的弟弟后,非但没有久别重逢的喜悦之情,心中竟愤愤不已起来。待弟弟向祖先跪拜时，他故意不喊弟弟起身,让弟弟长跪不起。原来即墨乃是礼尚孔孟的文明古地，旧时祭祖很讲规矩，后人行礼时有人在一旁赞礼,要唱着“某世某孙某某人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礼毕还要唱“平身”，祭拜的那位才能站起身来。刘家先祖本是儒学生，想必在古仪上更为讲究,所以年节祭拜祖宗叩头行礼，无人喊起就不敢平身。这天，刘金的哥哥只喊弟弟叩头却不喊他起来,刘金就直挺挺地跪了一上午;哥儿俩都聪明过人，哪个不心明似镜，只是都揣着，不去点破这层窗户纸。第二年，刘金拼命攒了一年钱,给哥嫂买了丰厚的礼物，自己拿不了还找上个人帮着，肩扛手提地送回葛村。哥嫂一见欢喜不尽，好生相待;弟弟叩拜如仪，哥哥忙喊起身，哥儿俩尽欢而散，但自此刘金再也没踏葛村的门，和哥哥断了手足之情。原来他请来帮忙扛礼物的人，是来帮他背诵“轴子”上列祖列宗名讳的，两人分工各记住一部分，回家后凑成一套完整的，以后过年祭祖就有了自己的“轴子”，不必再回葛村。
  且说刘金在宋哥庄定居后，虽有了安身之处,但村中尽是江氏一家，受排挤的事情时有发生。刘金心里虽郁闷，但只有强忍，唯独江家不让刘家到他家的井里打水，可把刘家憋得不轻。雨季还好说,小溪沟里的汩汩清流尚可使用，逢到天旱缺雨河水断流时，刘家人吃水就像吃油般仔细。每到此时,刘金常常嗟叹自家势单力薄，什么时候能生一大堆儿子，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家族就好了。有一年遇上旱天，吃水又成了问题，夜里，刘金瞅个机会到江家的井里偷偷打了一担水。第二天正巧有南方人路过进来讨水喝,见水碗上漂着一点灰尘,南方人用嘴轻轻一吹，那灰便随水洒下，刘金看见心中可惜这水,一时百感交集，双眼竟止不住落下泪来。南方人不悦道：“亏得未吃你的饭,喝你一口凉水就心痛成这样。”刘金慌忙解释说:“我这水来之不易，是冒着骂名到人家的井里偷来的,糟践一滴也心痛。”南方人知道了原委,便对刘金说:“今天我喝了你的水就得报答你，想做官想发财,你想要什么就说。”刘金冲口说道：“要人！要人丁兴旺！”那南方人就笑起来：“我就给你个人丁兴旺！我给你指块’蜂子地’做茔地。”
  南方人给刘金选定的“蜂子地”在村的西北侧，约有30亩。刘家人在茔地里种上学名叫做“侧柏”、本地人称为“片松（念’xing，）”的柏树，长得茂盛粗壮亭亭如盖。这片树株株胸径都超过60厘米，深灰色的树皮苍老皲裂,粗糙的纹理纵向生长，在树身上扭成好几个旋儿，显得这些老树无比的粗犷沧桑。柏树的大枝总是斜刺里横着长，也是皲裂扭曲着，像条条游龙急于腾空飞去一般。村里老人们说，蜂子地里的片松枝子，指向哪里，哪里发财。也难怪刘氏家族如此敬畏迷信蜂子地，自打刘氏一族启用这块地做了茔地之后，刘金的长子就生了6个儿子，次子生了两个儿子，人丁繁盛兴旺，后代繁衍得像蜜蜂一样成了群，也像蜜蜂一样辛勤地劳动，蜂窝里酿着香甜的蜂蜜，成了个较为富裕的村子。1958年，青岛新华钢丝绳厂征用刘家村的土地13.8万平方米建新厂房，自四方广昌路17号搬迁过来，更名为青岛钢丝绳厂，于1959年10月正式投产。蜂子地也在征用范围之内，坟墓平了，那些几百岁的老柏树也伐掉了，钢丝绳厂在蜂子地上安了几架手工合股机,机器“嗡嗡”如蜂子般叫起来,工人用手摇着把几股细丝绞成粗钢丝绳。
  刘氏家族如蜂群般发展得愈来愈大，人口愈来愈多,成为3个宋哥庄中最大的一个村子。据青岛市档案局资料记载,1935年石家宋哥庄有129户、861口人,徐家宋哥庄有202户,1327口人，而刘家宋哥庄是224户，1573口人;到新中国成立时,刘家村已发展到360户、1800余人。村民的住宅也陆续向四周扩展，在村里形成了3条东西向大街，村民称其为南街、北街和大街。
  大街是刘家村最古老的也是最宽阔的街，还是立村以来最为重要的街。在大街的中部，街的北侧，有清朝康熙三十六年（1698年）修建的刘氏祠堂，那是刘氏家族至今为之自豪的古建筑。祠堂名曰“追远堂”，单听堂号就拆迁前的村中老街充满着缅怀祖先不忘根源的味道，二进院落三排房屋，即青岛老百姓称之为“一进三”的房子格式。每排房屋都高出地面1米多,需踏上七级台阶方可进屋。当年为填满拔高的屋内地面,在大街的南侧、祠堂以东约10米处取土垫地，竟挖出一个方圆3000平方米的大湾。祠堂临街的大门上，刻着一幅“祖业千秋，忠厚传家”的对联，寄托着400年前建祠堂的先人们对子孙们的殷切期望。第二排房屋前的长廊圆柱上刻的是“肯堂肯构，亦耕亦读”8个大字。两进院落都是4米多的进深，中间花砖甬道，甬道两侧各立着两根灯柱子，挑着直径50厘米、高60厘米的大红灯笼，因灯笼高高地挑在灯柱子上，人们叫这种灯为“高灯”。后两排的房子的正门都是一排八扇镂空刻花的折叠门，平时进出只开两扇，年节时则八扇门都打开折叠在两旁。刘氏家族很注重祭祀活动，为防子孙祭祀费用不继，还专门置下80中亩公产以供祭祀使费。这些田地按人头分到各支各户耕种，秋后由“管事的”到各户收取地租，年除夕祭祖仪式以前必须把地租交齐。“管事的”每年一换，轮流坐庄；轮到谁管事时，就要收齐当年的公产地租,要办理年中八月十五、十月一、春节的祭祖事务，特别是春节祭祖,更是重中之重，一切按祖训来办，绝对不可懈怠。每到除夕的下午，祠堂的三层大门豁然洞开，从大街上往里望,可以看到第三排房屋的门楣上“追远堂”的匾额，可以看到堂前两个锡香炉里插的大束香把的袅袅香烟。天尚明着，祠堂街门前那对大灯笼就高高挂起来了，院子里的高灯也点着了，祭桌上的红蜡烛一支足有一斤重,烛火腾腾地跳着,照着满桌子丰盛的祭品，荤素大碗、果子、汤饭，插着小山似的大如排球般的雪白的馒头，还有两只整猪供在祭桌两边。祠堂内外灯火通明，喜气洋洋，管事的在祠堂里照应着，等待祭祖的大典开始。
  午夜时分，也就是大年五更，家家焚香放鞭炮，儿孙们给长辈磕头贺年，长辈们乐呵呵地掏出红包给孩子们分发压岁钱。交了子时,新的一年到了，吃了饺子，男丁们就去祠堂祭拜祖先，然后是本家互拜，一条大街上大人孩子川流不息地热闹着，吉祥话儿“过年好，恭喜发财”不绝于耳年之初，要拣些吉利话儿说说才昭示着一年的好运。老辈人特别重视大年夜，他们坚信列祖列宗已被请回家中过年，深夜里还有过往神灵巡视，倘若语言不慎冲撞了哪位,便会招致无妄之灾。在宋哥庄和北边的赵村一带流传着好多过年说吉利话的故事。如除夕夜有一户人家吃饺子之前在院门口放鞭炮，儿子用竹竿挑着一支长鞭（青岛方言，成挂的鞭炮叫“鞭”），老子弯腰点火，觉得鞭炮有点触着地面，就喊儿子：“擎（谐音“穷”），擎,再擎！”一语既出，老头子后悔不迭，穷到如今还没穷够,还要再穷？正尴尬时，他家聪明的儿媳妇接口道：“爹呀，擎到头了！”于是全家皆大欢喜，放鞭吃饺子。自此小日子竟蒸蒸日上，成了小康之家。还有一户人家，除夕夜正准备包饺子，一不小心把和面的瓦盆掉到地上跌碎了。大年夜里打碎家什，多窝心的事，全家人一时无语。这家也有一个聪明的儿媳妇，笑嘻嘻地把破盆瓦碴拾起来说:“中（青岛方言，“可以、能够”的意思）锔，中锔。”一句话把大家呆着的脸说笑了，过年的气氛也找回来了。这年秋闱之时，他家的儿子居然真中了举人。正因为有了这些活灵活现的故事,所以每到除夕，家长就下令孩子们“禁言”，大人自己说话也是小心翼翼地斟酌着字句，搞得大年夜的欢乐气氛中带着那么一丝紧张,又有那么一丝神秘。
  刘家祠堂在周边的村里应算较为讲究的建筑，然而在1914年德国和日本交战时，如狼似虎的日本人在各村烧杀抢掠，旧历八月初七日，一把火烧光了刘氏祠堂那些雕花的门窗、精工细作的祭器及绫子装裱的先人影图，连珍藏在祠堂里、世世代代连续修过6次的《刘氏家谱》也焚毁了。1915年，刘家重修祠堂,虽然他们想尽力将祠堂的旧貌重现，门窗依然镂上“卍”字花纹，门柱上还刻着先祖的寄语，但不管花多大的力气，新崭崭的祠堂不能和古老的建筑同日而语。到20世纪50年代，祠堂的公产全部收回，在土地改革中分给了穷苦的村民，家族的祭祀活动也停止了。村里利用闲置的祠堂办起初级小学和农民夜校,1954年又将初级小学改为刘家完全小学。1965年村里投资20万元另建了一处标准化的小学，祠堂作了生产大队的办公室和供销社，直到1983年拆除。
  祠堂的东墙外，是村中最宽的南北向胡同。胡同用沙石铺就，笔直向北,过后街就走进徐家宋哥庄村的江家胡同;再向北，通着赵村的卢家胡同。这三条胡同都是沙石路,6米宽，平坦整齐，在1904年前未通胶济铁路时,这是从板桥坊到女姑口唯一的一条官路。从祠堂门前往西走,街面变得更宽，像个蒲扇面似的，从西南角上弯弯曲曲冲出去，就成了一条两米多宽的路，过青岛钢丝绳厂大门口继续向西南方向斜插过去，通往西边叫做“焦兰”的海滩上。多少代以来刘氏家族都是在“焦兰”上煮盐，有马车往来运输，所以村民们称它为“盐锅路”。刘家宋哥庄村西南头，有两个天然的莲花湾，都有两亩地大小，满湾是清粼粼的水、粉丹丹的花，野生鲫鱼1尺多长。位于正西还有一个湾，是1964年搞水利工程挖的，也种了荷花。这3个湾相隔很近，有水沟相连，鱼儿这湾那湾来去自由。莲花湾稍偏西北，在板赵路与刘家村大街交界的十字路口处，是刘家村的关帝庙和土地庙。
  刘氏家族几百年发展得家大业大,生活比较富裕，拥有土地总量近3000亩，还置下西海边一片海滩做公产，全族人都可以在这里捕鱼、晒盐、挖蛤蜊、赶小海。农民有了土地，生活便有了保障,所以才有“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的说法。刘氏族谱上记录了一个在清朝雍正年间刘家先人演绎的为维护自己的“命根子”不畏强权进京告御状的故事，至今还在村中传颂。说的是清朝同治年间，在刘家村东边的村有个汪财主,土地与刘家的地片相邻。一天，汪财主忽然做了几个木牌插在刘家的地里，一直插到西海沿的海滩上，说是这片土地与海滩属汪家所有。刘家人去海滩赶小海、挖蛤蜊每每遭到汪家的驱赶甚至殴打,却惧于汪家的权势敢怒而不敢言。这时，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拍案而起，发誓要为族人讨个说法。小伙子名叫刘秉元,字和公，年方十八岁，是刘氏第十代子孙,生得聪明英俊，又性格刚烈,好打抱不平。他左思右忖:汪财主敢于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仗的是本家本族有人做官;而刘家偌大的家族还受欺侮，只因没有能与汪家势均力敌的人物;倘去本县本府和汪财主打官司说理，怕的是官官相护，倒不如一不做二不休，就上京城走一遭,难道天子脚下还找不到说理的地方不成？好个刘和公,小小年纪气冲霄汉，带了点盘缠，背一只行囊，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盘缠用尽就讨饭前行，历尽辛苦终于来到京城，刘和公这才觉得此行委实有些孟浪。一个千里之外的乡村少年，两手空空孤身一人，进得京来两眼墨黑，这御状从何告起？刘和公只好先解决吃饭问题，便雇给一家茶肆做小厮，做些烧水端茶的营生糊口，想待以后再伺机行事。
  过了不久，刘和公见有个宫里的太监常到这个茶肆喝茶，不由得一阵欢喜。太监是在宫里当差的，和他交好岂不就是与皇宫扯上瓜葛了？说不定还能对他告御状的事帮上忙呢。刘和公此后每见这太监来喝茶，便分外地送上双倍的殷勤，陪着十二分的小心,把个太监侍奉得熨熨帖帖、心花怒放。太监看刘和公相貌清秀、讨人喜欢，竟要把他收在膝下做个螟蛉之子。刘和公顺水推舟便拜了太监做干爹,后来就找着合适的机会,把族里受人欺负的事慢慢地说与干爹听，那做干爹的一口答应下帮他告这个御状。且说这个太监本在西宫当差，能见到皇帝的机会并不多，揽了这个活后,也是挖空心思想着怎样才能通达圣听，居然被他想出一个奇招：先将娘娘游说通了后，将一件夹衣的里子当状纸，请个刀笔老吏写张扎扎实实情真意切的诉状,趁皇帝驾临西宫之时,把衣服里子朝外搭在寝宫里的椅背上，故意让皇上看见,再由娘娘小心地启奏，求皇上金口玉言给句话就成。计策既定,太监精心地做了准备，虽说等皇上是等得心焦，接下来奇招居然奏了效，雍正听说在他的治下竟会发生如此霸道的事，龙颜大怒，连说要严办。
  消息很快就传回即墨，官府尚未表态,汪财主飞快地就把插的牌子拔掉了，田地和海滩又回归了刘氏家族。刘家人在家谱上记载了这段公案，并将回归的海滩四至记录在谱上:“南至楼山顶，北至女姑山，东至圈儿港，西至虾子滩。”刘和公得胜班师回乡，立马就收到邻村汪财主的请柬，邀他赴宴，为他洗尘接风。刘和公年龄虽小却也不与汪财主谦让,大马金刀地坐了上座，只见那鸡鸭鱼肉山珍海味一道道上来，汪财主强装笑脸，假意奉迎，亲手夹了肉丸子送到刘和公的嘴里，刘和公也不推辞，旁若无人地稀里呼噜吃个尽兴。霎时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有下人送上汤来,不想那汤碗又热又滑,送汤的一下子没端住，满碗热汤倾在汪财主身上，汤碗也打得粉碎。汪财主一直强忍的满腹怒气一下子撒到了这个下人身上，任那下人如何求饶认错，只管喝令家丁道：“把他绑起来狠狠地打!”直到刘和公开口相劝，才卖了个面子把下人放了。那下人是附近村里姓牟的，自此牟姓人对刘家宋哥庄的刘氏家族感激不尽,直赶着刘和公叫爷爷，就这样子孙繁衍下去,刘家比牟家同龄人的辈分就高了一些,而且当一家人对待，互相不通婚。
  自刘家告御状争回自家的权益后，便在海滩上筑坝植树,防止海潮泛滥，比过去更为上心。由于管理海滩有功，清政府奖授刘氏七品官5名、八品官3名，刘和公被授予太学士，其为大家利益挺身而出的壮举为合族敬仰。刘家人刚毅的性格传承下来，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不肯受日本人的奴役，不甘做伪政权下的“顺民”，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日的洪流之中。1938年1月10日，日军侵入青岛，以讨伐抗日游击队的名义，轮番到各村骚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是年8月，刘家村村长刘涛远因拒绝为日军带路而惨遭枪杀。国恨家仇汇集一身，刘家村里有20多名热血青年赴崂山参加了在深山老林里坚持与日军斗争的抗日游击队，是这一带村庄里参加游击队最多的一个家族。崂山抗日游击队成立于1938年2月15日，青岛部分爱国志士在砖塔岭集会，成立“苏鲁战区游击队第二总队第三大队”，即青岛保安总队的前身。会上推举崂西孙家村的孙式庵任大队长,大河东村的朱乃洪任指导员，于家下河村的于命久任特务员。“第三大队”成立之初，只有3支手枪、50把虎头大刀、4门口径10厘米的土炮，仅有80名队员，都是崂山各村的农家子弟，且都是在国民政府举办的国术馆或国术训练班学过一些拳脚武功的爱国青年。他们打出“抗日救国，靖乡保民”的口号，动员青壮年积极参加抗日的队伍，劝导民众积极捐献枪支支持抗日力量,还经常派出小股精干部队肃清地方的流氓恶霸，或三五个人潜进青岛市内，见到敌人就打，打完就走,行动极为迅速灵活。由于游击队的人力物力装备都难以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抗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只能采取小规模的袭击行动，夺取日本人的枪支弹药、布匹等补充自身所需。
  在乡亲们的支持下，抗日游击队的力量得以发展壮大,经过几次整编,1941年1月，改编更名为“青岛保安总队”，也就是在青岛地区的老百姓人人皆知、日伪军闻名丧胆的“青保”。这时“青保”已发展到5000余人，还在莱阳濯村建立了后方基地，平时总有两个中队在青岛作战，一个中队在基地训练休整，三个月一轮换。游击队来往于崂山与莱阳之间成了家常便饭，常常是傍晚在崂山吃过晚饭，就每人背上两匹大洋布（日商纺织厂生产的细布，有别于中国老百姓的家织布）出发，拂晓前便可到达濯村基地用早餐。晚饭后每人再领上6颗手榴弹，一夜行军回崂山。“青保”队员本就有武功底子，又在崂山突兀陡峭的峰峦上练就“飞檐走壁”的功夫，所以在与日军周旋的八年时间里,有案可查的大小战斗80次，都是以来去无踪的奇袭取胜。1941年，日本人逼李村、沧口一带的村民挖了条长16公里、深4米、宽5米的“惠民壕”，满以为能封锁了道路，制止神出鬼没的“青保”进市区，但这条壕沟在身手矫健的“青保”队员眼里真是小菜一碟，有位“青保”老队员在20世纪80年代时回忆说：“在沟外拍拍手，听到沟里那面有回应的拍手声（暗号），然后纵身跳下去，到沟底一个箭步就上沟那边去了。”1943年9月，“青保”派一个中队，征集民夫约200人，在夜色的掩护下越过“惠民壕”进入沧口的日商富士纱厂，由“内线”打开仓库，搬着高级洋布就走，游击队员每人扛两至三匹，老百姓扛多少不限，只要交出三匹布即可，有些力大的村民竟有扛6匹的。像这样袭击日本人仓库的战役打过多次，其中收获最多的一次是,游击队派两个中队出击，一个中队担任掩护，一个中队带领上千名村民跨越壕沟，上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悄无声息，同时进入数个库房，匆忙有序地搬运物资。掩护的队员缴了守卫日军的械,把他们捆起来塞进小屋里,待将仓库一扫而空大队人马撤离后，守卫的日军在小屋里乱作一团，可没有一人敢出来追赶。
  游击队成立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日本人的蛊惑宣传，市区内的部分老百姓把他们当成土匪、流寇，得不到民众的认可和协助，有的队员还曾受到伤害。为打破这一困境，游击队决定在市区内惩处几个汉奸头面人物,表明抗日救国的立场，树立游击队的威风。“青保”大队长、于家下河村的于承芳决定从伪市商会会长蓝荆山开刀。蓝荆山，大麦岛村人，幼时家贫，十几岁即在东镇闯荡,最被三教九流称道的是他“讲义气、守信用”。后来蓝荆山入了青帮，做了香主，在胶州、即墨一带名号响亮，连沧口宪兵队的大汉奸刘可大都对他俯首帖耳，甚至连日本宪兵队队长阿部都拜在他的门下，所以蓝荆山经营的饭店、澡堂、书寓都是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蓝荆山以近60岁的年纪，连续出任青岛市商会会长，有他自己的社会背景，所以游击队选择他为打击的第一目标。这年正月十五元宵夜，任伪夏庄区联合办事处主任的朱芝堂回大河东村的老家过节，“青保”大队长于承芳“借”着他坐的大轿车，派大队副刘学同率许京武和王在田等几个干练的队员，直奔东镇入穴捉虎。“青保”队员到蓝荆山的三姨太宅上，不经通报破门而入，四支手枪在灯下闪着蓝幽幽的光，对着蓝荆山的脑袋,满屋子的人吓得呆若木鸡,大气不敢喘。蓝家三姨太倒是见过世面，急说道：“各位朋友，想要钱,说个数，千万别难为会长……”刘队副打断她的话说：“钱我们不要，我们是奉于大队长之命，来请会长去崂山走一趟。”他把手枪一摆：“会长，请吧！”这蓝荆山不愧是老江湖，干笑了两声说：“好，我这就同各位去，去见见那些抗日英雄。”并嘱咐他三姨太说:“我会平安回来的。”就这样，“青保”队员顺利地把蓝荆山押上轿车，直奔“青保”驻地。于承芳先接见了他，
  然后由几个指导员每天给他上“抗日救国”的政治课，还带他参观了游击队的驻地，看了游击队的武器装备，甚至请他参观游击队的伙房和用餐的情景，蓝荆山看到游击队艰苦的生活环境、伙房里简单的食物，看到年轻力壮、活动量那么大的“青保”官兵们都是以地瓜干充饥时，这个锦衣玉食的汉奸沉默地摇摇头，最后他憋出两个字:“惭愧！”蓝荆山在崂山关押了20余天，游击队准备把他放回家，因为还想用他以后为抗日服务，就设计了一个场景，叫沙子口区伪区长曲永鉴，会同夏庄区伪自卫队大队长康建福带伪军攻打烟云涧救蓝荆山，双方交火一小时许，“青保”卖个破绽佯装不支撤退，把姓蓝的留在庙里，康建福带着蓝荆山回去请功，事后康建福答谢“青保”几十箱步枪子弹。
  蓝荆山回到东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沧口宪兵队的刘可大,把刘可大从于家下河村抓来的人质——于承芳的母亲和夫人释放，由蓝荆山的手下护送回于家下河村，并再三感谢于大队长不杀之恩，捐赠12万元给“青保”。于承芳将这12万元上缴到在王哥庄办公的青岛市政府，市政府用来买了一台质量优良的无线电报机，能和重庆国民政府建立起直接联系，剩余的钱买了步枪和子弹送到青保驻地。从崂山回来的蓝荆山也发生了变化,经常给青保提供日军重大活动的情报,并尽量设法掩护进入市区搞抗战工作的人员。1945年日本投降后，青岛市审判汉奸战犯，枪毙、关押了不少为虎作伥的汉奸败类，蓝荆山因曾掩护游击队的抗日活动,仅判了5年徒刑。崂山抗日游击队在深山老林里与日军周旋八年，留下不少故事，刘家宋哥庄村的20多名青年在游击队里进市撒传单、贴标语、参加歼灭敌人的战斗，在历次的战斗中有7人为国捐躯。
  刘氏家族有一部非常耐读的家谱。过去中国人宗族观念强，世世代代、各姓各族有条件者都会很认真地将自家的支系家谱整理清楚,甚至不远万里地寻根问祖;家族对修谱一事看得很重。刘家宋哥庄村刘氏的家谱自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初修，又于清朝乾隆六年（1741年）二修，到1928年是第八次修纂。1905年第七次修谱时,还将那一时期入谱的人物逐一作了简单介绍,执笔人真称得上是妙笔生花，寥寥数笔便将族中人物的生平、特点勾勒得清晰准确,一个个古人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如家谱记述十六世的思训：“思训，字少伊。治家勤俭，好捕鱼为乐；嗜酒，常饮而不醉。享年七十七岁。”又如记十五世可纭：“可纭，为人好丝竹管弦。家贫，朝夕弦歌自乐以终老。享年七十九岁。”如此妙趣横生文采斐然的家谱实在不多见。家谱上还记了一位“奇人”十五世可珹:“可珹，年十八岀外,近古稀始归，惟四兄犹在。居数岁始卒,将自己在外所积蓄钱财置田产给众侄分种,奉祀殡时一切花费、候客破寿钱赀，预交思睿侄收存管理。奇人也。”另有一位贤惠女子的事迹也很感人：“可贤，字希圣，享寿七十八岁，配徐氏继黄氏江氏。江氏有贤德，于归后待黄氏二女如己出。值家寒相夫教子种田治圃不遗余力；诸子年稍长，即教纺绳绩麻勤力稼穡，始致家庭小康，而江氏昼夜辛勤过劳成疾，年五十六岁。”家谱上还记载了一家兄弟情深似海的故事：“思清，字濂溪，为人天性豁达，与朋友信。至关东三次寻二兄不见（思清兄弟四人,长思根，次思椿，三思清，四思教），遂在吉林省珲春县安窝铺种地，合伙通商，交往海外商贾，为寻兄计。迨二兄旋归,兄弟四人始往来窝铺，更代省亲。至清光绪二十七年春往海参崴卖大木，回转来途遇强贼害故。凶讣一闻，而兄长四弟同往奔丧，鸣官捕贼执凶手杀偿报仇。卒年四十六岁。逾岁，四弟护灵归，葬村东安家埠新茔。”
  刘家村的村民非常勤劳肯干，种地之余捕鱼、晒盐、下小海，还搞着纺绳的副业，到农闲时家家户户纺绳子挣钱补贴家用。20世纪初，村里就有30多户100多人专门从事纺绳业,到初春时节,大街上、场院里，村前村后到处是简易的纺绳车子，纺下的绳坯垛成小山一样。绳子分为麻绳和苘绳（苘麻，一年生草本植物，茎皮多纤维，可制绳索），有粗的细的多种规格，细绳织麻袋，粗绳供生产使用。刘家人最会纺渔船上用的各种绳索和锚绳，在崂山、即墨一带颇有名气。每年的春汛到来之前，女姑山、沙子口、海西这些大码头，专门来请刘家宋哥庄村的纺绳师傅过去纺船上用的各种绳索。1955年，刘家宋哥庄村成立了6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社都以纺绳为副业。1956年3月，这6个初级社和徐家宋哥庄村合并成立航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首先建成了纺绳厂和砖瓦窑场，成为高级社重要的经济来源。
  1958年“大炼钢铁”期间，青岛建成了7个钢铁厂,其中第三钢铁厂征用刘家大队的土地建厂房，到1961年国家推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政策，“大跃进”中匆匆上马的钢铁厂或关或转或并，只有第三钢铁厂接收了钢丝绳厂、轧钢厂后，生产持续发展，征用刘家大队的地达到150余万平方米，发展成为今天的青钢集团。该集团目前拥有职工2.5万余人，是山东省钢材生产的重要基地。1958年，青岛广益化工厂从四方北迁至楼山后，征用刘家大队几百亩海滩。“文革”中，广益化工厂更名红旗化工厂,并扩展成南、北、中3个大厂区,生产电石、黄磷、苯甲酸钠、水合氯醛、烧碱等11种产品。仅1958年一年，青岛市城市市政建设和工业建设调拨刘家大队的土地、海滩就达2500余亩。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楼山后地区成为青岛市重要的工业区，钢厂、台东化工厂①、自立化工厂、制革厂、油漆厂、石油化工厂、拖拉机厂、化肥厂、化纤材料厂、皮毛加工厂等几十个厂子，或从市区搬迁而来，或因国家需要新办企业，将楼山后和刘家、石家、徐家4个村的土地几乎征用殆尽，适龄的青年由国家安排了工作，其
  ①红星化工厂的前身。余人员就在这些厂里常年包活儿，每个村都和几个厂有协作关系。然而经济问题解决了，生活环境的污染又引起社会的关注。据沧口区1979年的环境保护调查表明，楼山后地区污染严重，红星化工厂排放的含铬污水，油漆厂排放的苯酚，红旗化工厂排放的黄磷等，严重地污染了胶州湾,26000多亩滩涂不能搞养殖，海中贝类含砷、铬、锌、酚、硫化物都超标上万倍，已经不能食用。刘家村地处楼山后的污染地区，村东50米就是胶济线铁路，周边建的工厂、修的公路，地基都高于村中地面，村子像处于盆地中，空气水质都受到污染，安居乐业几百年的故土已不适于居住。环境的恶化促使刘家村“思变”。1986年，村党政组织经过周密调研，反复征求群众意见，最后形成统一认识，选定市里规划的东南渠小区安家埠前，建造一个新刘家村。村里征地盖楼，村民只负担楼房建设的直接费用，所有的配套费由村里负担。自1987年开始试建，到2007年连续6期工程，已经竣工58个楼座，安置村民1474户，人均居住面积达到27.2平方米。新村里物业管理、社区服务一应俱全，小区里绿树摇曳、鲜花满地，人均绿地面积10平方米。小区内设有保健站、老年活动中心、图书馆、娱乐室，村民的文化娱乐活动办得有声有色。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村民的福利待遇越来越完善,1980年开始实行村民退休制度，1998年又为村民投了社会统筹保险。2003年9月刘家企业集团股份合作公司创立，刘家村的经济发展迈着更坚实的步子，大踏步地前进。
  村民的文化娱乐场所
  （根据刘保远、刘坦世、袁贵久、刘作溪等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