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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山街道概况
  楼山街道位于李沧区西部北端、胶州湾东海岸，东至重庆中路,西临胶州湾畔，南接板桥商务中心滨河公园与兴城路街道毗邻，北接空港经济园区与城阳区接壤，距跨海大桥和青岛铁路新客站5公里，穿越辖区的胶州湾高速公路双埠入口处近在咫尺，辖区总面积8.68平方公里;所辖的刘家、石家、西南渠、楼山后、徐家5个村在2002年7月改称为社区后，通过改制分别成立了各自的企业（集团）总公司；另辖翠湖社区和楼山路社区及两个直属企业。2007年辖区内总户数4419户，总人口12984人，其中男性7012人、女性5972人。
  辖区内四流北路、遵义路、安顺路、贵定路、德顺路、楼山路、德江路、滨海路等道路纵横交错，有22路、29路、117路、118路、305路、364路、605路、606路、608路等公交车辆往来穿梭，形成了极为便利的道路交通网络。
  楼山街道原称为楼山后街道，是1966年2月由当时的营子管区析出建立的;1967年4月，更名为楼山后管区；1976年10月，恢复楼山后街道原称；1994年6月，青岛市重新区划成立李沧区，沧口区楼山后街道更名为李沧区楼山后街道，办公地点在楼山路21号;2000年1月李沧区进行区划调整，撤销楼山乡，将属楼山乡的5个村（刘家村、石家村、西南渠村、楼山后、徐家村）划归新更名的楼山街道，同时将原属楼山后街道的4个居（家）委会（统建一居委会、统建二居委会、枣园居委会和青钢家委会）划归新组建的湘潭路街道,机关驻地几易其址,先后迁至楼山路9号和楼山路13号。
  楼山街道是青岛市老工业基地,工业基础雄厚，产业布局清晰，已形成汽车、钢铁、石化、电子、机械五大传统产业;拥有钢铁、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电站阀门等门类的企业22家。近年来，楼山街道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以建设李沧都市工业龙头区域为目标，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大型企业为依托,按照市场化运作方式，不断改善投资软硬环境，搭建项目、产业集聚平台，对辖区的资源进行重组,规划创建了汽车、钢铁、工业物流、机械制造四大产业功能区和林达、德宏、奥润特、电站阀门4个都市经济示范园。2007年,完成财政收入3767万元，同比增长28.35%。
  街道曾荣获全国工会工作先进单位、山东省科协工作先进单位、青岛市安全生产先进集体、青岛市安全生产先进单位、青岛市反邪教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称号。
  刘家宋哥庄村
  刘锦
  李沧区西北隅与城阳区接壤处，有3个古老的村子若即若离地自东向西一字儿摆开。近年来，在青岛市飞速发展中已经连成一片。最西边靠海沿的那个村子叫做石家宋哥庄，中间的叫做徐家宋哥庄，再向东离火车道只有50米远的村子叫做刘家宋哥庄，它们各自都有个“小名儿”，就是人们在说话时简称的“石家”、“徐家”、“刘家”。倘若打开历代的地图查看，不论是清朝同治癸酉（1873年）版的《即墨县志》中的“七乡村庄图”，还是1898年的《胶澳租界区划图》、1931年的《青岛市乡区图》，甚至1954年的《青岛市崂山郊区政区图》，都统以“宋哥庄”标之。这3个村子是独立的自然村，立村时间都有600年之久，它们虽在地图上标作一个村，但行政上却都是独立的，在1928年版的《胶澳志》中就分别有各自的记载。
  据现有的资料和祖辈口口相传的故事，刘家宋哥庄村是自云南迁来的江氏家族所立，刘家来此定居后，人丁兴旺,繁衍成村中大户,渐渐地周围各村便将村子叫成了“刘家”。100多年前，城阳袁家的一位小伙子娶了刘家的姑娘，就投奔岳父家而来，已繁衍了40余户，有些袁氏后人到了北京等地，居住在村中的约20多家。现在村中有江、隋、刘、袁、国（“国”作姓氏时山东方言念作“gui”）、胡几个主要姓氏，全村1400余户人家，约4000口人，刘姓人就占了90%以上。据1928年修撰的《刘氏家谱》记载:“吾宗故山东济南德州东关人也，相传明朝永乐初年选即墨儒学，讳福真始迁墨邑居官庄。后移居葛（即墨当地念“guo”）村，迄四世而移居宋哥庄。”元明清时期，在府、州、县设立学校，供生员读书，称为“儒学”。生员，也是秀才的别称，凡考中秀才的到县或州、府官办的儒学堂里读书，叫做“黉门秀才”。刘家本是山东德州人氏,600年前官府在德州选拔即墨儒学堂的学生,刘家的福真得以入选，举家迁来即墨。又经百年，其第五代子孙刘金携妻子于氏及二子迁居宋哥庄，并留下不少有趣的传说。
  500年前刘金兄弟二人都居于即墨葛村，他的哥嫂极难相处。刘金只得离家外出谋生，幸亏爹娘给他生得一双巧手，会做些新奇细巧的活计,故此闯荡四乡尚能糊口。这日，他来到即墨仁化乡的宋哥庄，其时已有江、石两姓乡民在此居住,石家靠着海沿聚居,又打鱼又晒盐又种庄稼;江家在石家以东散落而居,有两处集中点，以种田为主。刘金在东边的江家住处稍作停留，见他家做饭烧柴以嘴吹竹筒向灶内鼓风，那时以鸡毛“勒”的风箱尚没普及到偏远的百姓之家，而心灵手巧的刘金却已学会了这个手艺一一即墨当地叫“扎风箱（念’xian，）”。他为江家扎了风箱，改进了做饭旺火的办法,江家人十分高兴，允应这个灵巧的外乡小伙子落户在自己村里。这年春节,刘金回即墨祭祖过节，刚刚结束了漂泊生活的年轻祭祖人无力给哥嫂带礼品，哪知哥哥见到两手空空归家的弟弟后,非但没有久别重逢的喜悦之情,心中竟愤愤不已起来。待弟弟向祖先跪拜时，他故意不喊弟弟起身,让弟弟长跪不起。原来即墨乃是礼尚孔孟的文明古地，旧时祭祖很讲规矩，后人行礼时有人在一旁赞礼,要唱着“某世某孙某某人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礼毕还要唱“平身”，祭拜的那位才能站起身来。刘家先祖本是儒学生，想必在古仪上更为讲究,所以年节祭拜祖宗叩头行礼，无人喊起就不敢平身。这天，刘金的哥哥只喊弟弟叩头却不喊他起来,刘金就直挺挺地跪了一上午;哥儿俩都聪明过人，哪个不心明似镜，只是都揣着，不去点破这层窗户纸。第二年，刘金拼命攒了一年钱,给哥嫂买了丰厚的礼物，自己拿不了还找上个人帮着，肩扛手提地送回葛村。哥嫂一见欢喜不尽，好生相待;弟弟叩拜如仪，哥哥忙喊起身，哥儿俩尽欢而散，但自此刘金再也没踏葛村的门，和哥哥断了手足之情。原来他请来帮忙扛礼物的人，是来帮他背诵“轴子”上列祖列宗名讳的，两人分工各记住一部分，回家后凑成一套完整的，以后过年祭祖就有了自己的“轴子”，不必再回葛村。
  且说刘金在宋哥庄定居后，虽有了安身之处,但村中尽是江氏一家，受排挤的事情时有发生。刘金心里虽郁闷，但只有强忍，唯独江家不让刘家到他家的井里打水，可把刘家憋得不轻。雨季还好说,小溪沟里的汩汩清流尚可使用，逢到天旱缺雨河水断流时，刘家人吃水就像吃油般仔细。每到此时,刘金常常嗟叹自家势单力薄，什么时候能生一大堆儿子，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家族就好了。有一年遇上旱天，吃水又成了问题，夜里，刘金瞅个机会到江家的井里偷偷打了一担水。第二天正巧有南方人路过进来讨水喝,见水碗上漂着一点灰尘,南方人用嘴轻轻一吹，那灰便随水洒下，刘金看见心中可惜这水,一时百感交集，双眼竟止不住落下泪来。南方人不悦道：“亏得未吃你的饭,喝你一口凉水就心痛成这样。”刘金慌忙解释说:“我这水来之不易，是冒着骂名到人家的井里偷来的,糟践一滴也心痛。”南方人知道了原委,便对刘金说:“今天我喝了你的水就得报答你，想做官想发财,你想要什么就说。”刘金冲口说道：“要人！要人丁兴旺！”那南方人就笑起来：“我就给你个人丁兴旺！我给你指块’蜂子地’做茔地。”
  南方人给刘金选定的“蜂子地”在村的西北侧，约有30亩。刘家人在茔地里种上学名叫做“侧柏”、本地人称为“片松（念’xing，）”的柏树，长得茂盛粗壮亭亭如盖。这片树株株胸径都超过60厘米，深灰色的树皮苍老皲裂,粗糙的纹理纵向生长，在树身上扭成好几个旋儿，显得这些老树无比的粗犷沧桑。柏树的大枝总是斜刺里横着长，也是皲裂扭曲着，像条条游龙急于腾空飞去一般。村里老人们说，蜂子地里的片松枝子，指向哪里，哪里发财。也难怪刘氏家族如此敬畏迷信蜂子地，自打刘氏一族启用这块地做了茔地之后，刘金的长子就生了6个儿子，次子生了两个儿子，人丁繁盛兴旺，后代繁衍得像蜜蜂一样成了群，也像蜜蜂一样辛勤地劳动，蜂窝里酿着香甜的蜂蜜，成了个较为富裕的村子。1958年，青岛新华钢丝绳厂征用刘家村的土地13.8万平方米建新厂房，自四方广昌路17号搬迁过来，更名为青岛钢丝绳厂，于1959年10月正式投产。蜂子地也在征用范围之内，坟墓平了，那些几百岁的老柏树也伐掉了，钢丝绳厂在蜂子地上安了几架手工合股机,机器“嗡嗡”如蜂子般叫起来,工人用手摇着把几股细丝绞成粗钢丝绳。
  刘氏家族如蜂群般发展得愈来愈大，人口愈来愈多,成为3个宋哥庄中最大的一个村子。据青岛市档案局资料记载,1935年石家宋哥庄有129户、861口人,徐家宋哥庄有202户,1327口人，而刘家宋哥庄是224户，1573口人;到新中国成立时,刘家村已发展到360户、1800余人。村民的住宅也陆续向四周扩展，在村里形成了3条东西向大街，村民称其为南街、北街和大街。
  大街是刘家村最古老的也是最宽阔的街，还是立村以来最为重要的街。在大街的中部，街的北侧，有清朝康熙三十六年（1698年）修建的刘氏祠堂，那是刘氏家族至今为之自豪的古建筑。祠堂名曰“追远堂”，单听堂号就
  拆迁前的村中老街充满着缅怀祖先不忘根源的味道，二进院落三排房屋，即青岛老百姓称之为“一进三”的房子格式。每排房屋都高出地面1米多,需踏上七级台阶方可进屋。当年为填满拔高的屋内地面,在大街的南侧、祠堂以东约10米处取土垫地，竟挖出一个方圆3000平方米的大湾。祠堂临街的大门上，刻着一幅“祖业千秋，忠厚传家”的对联，寄托着400年前建祠堂的先人们对子孙们的殷切期望。第二排房屋前的长廊圆柱上刻的是“肯堂肯构，亦耕亦读”8个大字。两进院落都是4米多的进深，中间花砖甬道，甬道两侧各立着两根灯柱子，挑着直径50厘米、高60厘米的大红灯笼，因灯笼高高地挑在灯柱子上，人们叫这种灯为“高灯”。后两排的房子的正门都是一排八扇镂空刻花的折叠门，平时进出只开两扇，年节时则八扇门都打开折叠在两旁。刘氏家族很注重祭祀活动，为防子孙祭祀费用不继，还专门置下80中亩公产以供祭祀使费。这些田地按人头分到各支各户耕种，秋后由“管事的”到各户收取地租，年除夕祭祖仪式以前必须把地租交齐。“管事的”每年一换，轮流坐庄；轮到谁管事时，就要收齐当年的公产地租,要办理年中八月十五、十月一、春节的祭祖事务，特别是春节祭祖,更是重中之重，一切按祖训来办，绝对不可懈怠。每到除夕的下午，祠堂的三层大门豁然洞开，从大街上往里望,可以看到第三排房屋的门楣上“追远堂”的匾额，可以看到堂前两个锡香炉里插的大束香把的袅袅香烟。天尚明着，祠堂街门前那对大灯笼就高高挂起来了，院子里的高灯也点着了，祭桌上的红蜡烛一支足有一斤重,烛火腾腾地跳着,照着满桌子丰盛的祭品，荤素大碗、果子、汤饭，插着小山似的大如排球般的雪白的馒头，还有两只整猪供在祭桌两边。祠堂内外灯火通明，喜气洋洋，管事的在祠堂里照应着，等待祭祖的大典开始。
  午夜时分，也就是大年五更，家家焚香放鞭炮，儿孙们给长辈磕头贺年，长辈们乐呵呵地掏出红包给孩子们分发压岁钱。交了子时,新的一年到了，吃了饺子，男丁们就去祠堂祭拜祖先，然后是本家互拜，一条大街上大人孩子川流不息地热闹着，吉祥话儿“过年好，恭喜发财”不绝于耳年之初，要拣些吉利话儿说说才昭示着一年的好运。老辈人特别重视大年夜，他们坚信列祖列宗已被请回家中过年，深夜里还有过往神灵巡视，倘若语言不慎冲撞了哪位,便会招致无妄之灾。在宋哥庄和北边的赵村一带流传着好多过年说吉利话的故事。如除夕夜有一户人家吃饺子之前在院门口放鞭炮，儿子用竹竿挑着一支长鞭（青岛方言，成挂的鞭炮叫“鞭”），老子弯腰点火，觉得鞭炮有点触着地面，就喊儿子：“擎（谐音“穷”），擎,再擎！”一语既出，老头子后悔不迭，穷到如今还没穷够,还要再穷？正尴尬时，他家聪明的儿媳妇接口道：“爹呀，擎到头了！”于是全家皆大欢喜，放鞭吃饺子。自此小日子竟蒸蒸日上，成了小康之家。还有一户人家，除夕夜正准备包饺子，一不小心把和面的瓦盆掉到地上跌碎了。大年夜里打碎家什，多窝心的事，全家人一时无语。这家也有一个聪明的儿媳妇，笑嘻嘻地把破盆瓦碴拾起来说:“中（青岛方言，“可以、能够”的意思）锔，中锔。”一句话把大家呆着的脸说笑了，过年的气氛也找回来了。这年秋闱之时，他家的儿子居然真中了举人。正因为有了这些活灵活现的故事,所以每到除夕，家长就下令孩子们“禁言”，大人自己说话也是小心翼翼地斟酌着字句，搞得大年夜的欢乐气氛中带着那么一丝紧张,又有那么一丝神秘。
  刘家祠堂在周边的村里应算较为讲究的建筑，然而在1914年德国和日本交战时，如狼似虎的日本人在各村烧杀抢掠，旧历八月初七日，一把火烧光了刘氏祠堂那些雕花的门窗、精工细作的祭器及绫子装裱的先人影图，连珍藏在祠堂里、世世代代连续修过6次的《刘氏家谱》也焚毁了。1915年，刘家重修祠堂,虽然他们想尽力将祠堂的旧貌重现，门窗依然镂上“卍”字花纹，门柱上还刻着先祖的寄语，但不管花多大的力气，新崭崭的祠堂不能和古老的建筑同日而语。到20世纪50年代，祠堂的公产全部收回，在土地改革中分给了穷苦的村民，家族的祭祀活动也停止了。村里利用闲置的祠堂办起初级小学和农民夜校,1954年又将初级小学改为刘家完全小学。1965年村里投资20万元另建了一处标准化的小学，祠堂作了生产大队的办公室和供销社，直到1983年拆除。
  祠堂的东墙外，是村中最宽的南北向胡同。胡同用沙石铺就，笔直向北,过后街就走进徐家宋哥庄村的江家胡同;再向北，通着赵村的卢家胡同。这三条胡同都是沙石路,6米宽，平坦整齐，在1904年前未通胶济铁路时,这是从板桥坊到女姑口唯一的一条官路。从祠堂门前往西走,街面变得更宽，像个蒲扇面似的，从西南角上弯弯曲曲冲出去，就成了一条两米多宽的路，过青岛钢丝绳厂大门口继续向西南方向斜插过去，通往西边叫做“焦兰”的海滩上。多少代以来刘氏家族都是在“焦兰”上煮盐，有马车往来运输，所以村民们称它为“盐锅路”。刘家宋哥庄村西南头，有两个天然的莲花湾，都有两亩地大小，满湾是清粼粼的水、粉丹丹的花，野生鲫鱼1尺多长。位于正西还有一个湾，是1964年搞水利工程挖的，也种了荷花。这3个湾相隔很近，有水沟相连，鱼儿这湾那湾来去自由。莲花湾稍偏西北，在板赵路与刘家村大街交界的十字路口处，是刘家村的关帝庙和土地庙。
  刘氏家族几百年发展得家大业大,生活比较富裕，拥有土地总量近3000亩，还置下西海边一片海滩做公产，全族人都可以在这里捕鱼、晒盐、挖蛤蜊、赶小海。农民有了土地，生活便有了保障,所以才有“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的说法。刘氏族谱上记录了一个在清朝雍正年间刘家先人演绎的为维护自己的“命根子”不畏强权进京告御状的故事，至今还在村中传颂。说的是清朝同治年间，在刘家村东边的村有个汪财主,土地与刘家的地片相邻。一天，汪财主忽然做了几个木牌插在刘家的地里，一直插到西海沿的海滩上，说是这片土地与海滩属汪家所有。刘家人去海滩赶小海、挖蛤蜊每每遭到汪家的驱赶甚至殴打,却惧于汪家的权势敢怒而不敢言。这时，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拍案而起，发誓要为族人讨个说法。小伙子名叫刘秉元,字和公，年方十八岁，是刘氏第十代子孙,生得聪明英俊，又性格刚烈,好打抱不平。他左思右忖:汪财主敢于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仗的是本家本族有人做官;而刘家偌大的家族还受欺侮，只因没有能与汪家势均力敌的人物;倘去本县本府和汪财主打官司说理，怕的是官官相护，倒不如一不做二不休，就上京城走一遭,难道天子脚下还找不到说理的地方不成？好个刘和公,小小年纪气冲霄汉，带了点盘缠，背一只行囊，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盘缠用尽就讨饭前行，历尽辛苦终于来到京城，刘和公这才觉得此行委实有些孟浪。一个千里之外的乡村少年，两手空空孤身一人，进得京来两眼墨黑，这御状从何告起？刘和公只好先解决吃饭问题，便雇给一家茶肆做小厮，做些烧水端茶的营生糊口，想待以后再伺机行事。
  过了不久，刘和公见有个宫里的太监常到这个茶肆喝茶，不由得一阵欢喜。太监是在宫里当差的，和他交好岂不就是与皇宫扯上瓜葛了？说不定还能对他告御状的事帮上忙呢。刘和公此后每见这太监来喝茶，便分外地送上双倍的殷勤，陪着十二分的小心,把个太监侍奉得熨熨帖帖、心花怒放。太监看刘和公相貌清秀、讨人喜欢，竟要把他收在膝下做个螟蛉之子。刘和公顺水推舟便拜了太监做干爹,后来就找着合适的机会,把族里受人欺负的事慢慢地说与干爹听，那做干爹的一口答应下帮他告这个御状。且说这个太监本在西宫当差，能见到皇帝的机会并不多，揽了这个活后,也是挖空心思想着怎样才能通达圣听，居然被他想出一个奇招：先将娘娘游说通了后，将一件夹衣的里子当状纸，请个刀笔老吏写张扎扎实实情真意切的诉状,趁皇帝驾临西宫之时,把衣服里子朝外搭在寝宫里的椅背上，故意让皇上看见,再由娘娘小心地启奏，求皇上金口玉言给句话就成。计策既定,太监精心地做了准备，虽说等皇上是等得心焦，接下来奇招居然奏了效，雍正听说在他的治下竟会发生如此霸道的事，龙颜大怒，连说要严办。
  消息很快就传回即墨，官府尚未表态,汪财主飞快地就把插的牌子拔掉了，田地和海滩又回归了刘氏家族。刘家人在家谱上记载了这段公案，并将回归的海滩四至记录在谱上:“南至楼山顶，北至女姑山，东至圈儿港，西至虾子滩。”刘和公得胜班师回乡，立马就收到邻村汪财主的请柬，邀他赴宴，为他洗尘接风。刘和公年龄虽小却也不与汪财主谦让,大马金刀地坐了上座，只见那鸡鸭鱼肉山珍海味一道道上来，汪财主强装笑脸，假意奉迎，亲手夹了肉丸子送到刘和公的嘴里，刘和公也不推辞，旁若无人地稀里呼噜吃个尽兴。霎时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有下人送上汤来,不想那汤碗又热又滑,送汤的一下子没端住，满碗热汤倾在汪财主身上，汤碗也打得粉碎。汪财主一直强忍的满腹怒气一下子撒到了这个下人身上，任那下人如何求饶认错，只管喝令家丁道：“把他绑起来狠狠地打!”直到刘和公开口相劝，才卖了个面子把下人放了。那下人是附近村里姓牟的，自此牟姓人对刘家宋哥庄的刘氏家族感激不尽,直赶着刘和公叫爷爷，就这样子孙繁衍下去,刘家比牟家同龄人的辈分就高了一些,而且当一家人对待，互相不通婚。
  自刘家告御状争回自家的权益后，便在海滩上筑坝植树,防止海潮泛滥，比过去更为上心。由于管理海滩有功，清政府奖授刘氏七品官5名、八品官3名，刘和公被授予太学士，其为大家利益挺身而出的壮举为合族敬仰。刘家人刚毅的性格传承下来，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不肯受日本人的奴役，不甘做伪政权下的“顺民”，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日的洪流之中。1938年1月10日，日军侵入青岛，以讨伐抗日游击队的名义，轮番到各村骚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是年8月，刘家村村长刘涛远因拒绝为日军带路而惨遭枪杀。国恨家仇汇集一身，刘家村里有20多名热血青年赴崂山参加了在深山老林里坚持与日军斗争的抗日游击队，是这一带村庄里参加游击队最多的一个家族。崂山抗日游击队成立于1938年2月15日，青岛部分爱国志士在砖塔岭集会，成立“苏鲁战区游击队第二总队第三大队”，即青岛保安总队的前身。会上推举崂西孙家村的孙式庵任大队长,大河东村的朱乃洪任指导员，于家下河村的于命久任特务员。“第三大队”成立之初，只有3支手枪、50把虎头大刀、4门口径10厘米的土炮，仅有80名队员，都是崂山各村的农家子弟，且都是在国民政府举办的国术馆或国术训练班学过一些拳脚武功的爱国青年。他们打出“抗日救国，靖乡保民”的口号，动员青壮年积极参加抗日的队伍，劝导民众积极捐献枪支支持抗日力量,还经常派出小股精干部队肃清地方的流氓恶霸，或三五个人潜进青岛市内，见到敌人就打，打完就走,行动极为迅速灵活。由于游击队的人力物力装备都难以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抗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只能采取小规模的袭击行动，夺取日本人的枪支弹药、布匹等补充自身所需。
  在乡亲们的支持下，抗日游击队的力量得以发展壮大,经过几次整编,1941年1月，改编更名为“青岛保安总队”，也就是在青岛地区的老百姓人人皆知、日伪军闻名丧胆的“青保”。这时“青保”已发展到5000余人，还在莱阳濯村建立了后方基地，平时总有两个中队在青岛作战，一个中队在基地训练休整，三个月一轮换。游击队来往于崂山与莱阳之间成了家常便饭，常常是傍晚在崂山吃过晚饭，就每人背上两匹大洋布（日商纺织厂生产的细布，有别于中国老百姓的家织布）出发，拂晓前便可到达濯村基地用早餐。晚饭后每人再领上6颗手榴弹，一夜行军回崂山。“青保”队员本就有武功底子，又在崂山突兀陡峭的峰峦上练就“飞檐走壁”的功夫，所以在与日军周旋的八年时间里,有案可查的大小战斗80次，都是以来去无踪的奇袭取胜。1941年，日本人逼李村、沧口一带的村民挖了条长16公里、深4米、宽5米的“惠民壕”，满以为能封锁了道路，制止神出鬼没的“青保”进市区，但这条壕沟在身手矫健的“青保”队员眼里真是小菜一碟，有位“青保”老队员在20世纪80年代时回忆说：“在沟外拍拍手，听到沟里那面有回应的拍手声（暗号），然后纵身跳下去，到沟底一个箭步就上沟那边去了。”1943年9月，“青保”派一个中队，征集民夫约200人，在夜色的掩护下越过“惠民壕”进入沧口的日商富士纱厂，由“内线”打开仓库，搬着高级洋布就走，游击队员每人扛两至三匹，老百姓扛多少不限，只要交出三匹布即可，有些力大的村民竟有扛6匹的。像这样袭击日本人仓库的战役打过多次，其中收获最多的一次是,游击队派两个中队出击，一个中队担任掩护，一个中队带领上千名村民跨越壕沟，上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悄无声息，同时进入数个库房，匆忙有序地搬运物资。掩护的队员缴了守卫日军的械,把他们捆起来塞进小屋里,待将仓库一扫而空大队人马撤离后，守卫的日军在小屋里乱作一团，可没有一人敢出来追赶。
  游击队成立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日本人的蛊惑宣传，市区内的部分老百姓把他们当成土匪、流寇，得不到民众的认可和协助，有的队员还曾受到伤害。为打破这一困境，游击队决定在市区内惩处几个汉奸头面人物,表明抗日救国的立场，树立游击队的威风。“青保”大队长、于家下河村的于承芳决定从伪市商会会长蓝荆山开刀。蓝荆山，大麦岛村人，幼时家贫，十几岁即在东镇闯荡,最被三教九流称道的是他“讲义气、守信用”。后来蓝荆山入了青帮，做了香主，在胶州、即墨一带名号响亮，连沧口宪兵队的大汉奸刘可大都对他俯首帖耳，甚至连日本宪兵队队长阿部都拜在他的门下，所以蓝荆山经营的饭店、澡堂、书寓都是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蓝荆山以近60岁的年纪，连续出任青岛市商会会长，有他自己的社会背景，所以游击队选择他为打击的第一目标。这年正月十五元宵夜，任伪夏庄区联合办事处主任的朱芝堂回大河东村的老家过节，“青保”大队长于承芳“借”着他坐的大轿车，派大队副刘学同率许京武和王在田等几个干练的队员，直奔东镇入穴捉虎。“青保”队员到蓝荆山的三姨太宅上，不经通报破门而入，四支手枪在灯下闪着蓝幽幽的光，对着蓝荆山的脑袋,满屋子的人吓得呆若木鸡,大气不敢喘。蓝家三姨太倒是见过世面，急说道：“各位朋友，想要钱,说个数，千万别难为会长……”刘队副打断她的话说：“钱我们不要，我们是奉于大队长之命，来请会长去崂山走一趟。”他把手枪一摆：“会长，请吧！”这蓝荆山不愧是老江湖，干笑了两声说：“好，我这就同各位去，去见见那些抗日英雄。”并嘱咐他三姨太说:“我会平安回来的。”就这样，“青保”队员顺利地把蓝荆山押上轿车，直奔“青保”驻地。于承芳先接见了他，
  然后由几个指导员每天给他上“抗日救国”的政治课，还带他参观了游击队的驻地，看了游击队的武器装备，甚至请他参观游击队的伙房和用餐的情景，蓝荆山看到游击队艰苦的生活环境、伙房里简单的食物，看到年轻力壮、活动量那么大的“青保”官兵们都是以地瓜干充饥时，这个锦衣玉食的汉奸沉默地摇摇头，最后他憋出两个字:“惭愧！”蓝荆山在崂山关押了20余天，游击队准备把他放回家，因为还想用他以后为抗日服务，就设计了一个场景，叫沙子口区伪区长曲永鉴，会同夏庄区伪自卫队大队长康建福带伪军攻打烟云涧救蓝荆山，双方交火一小时许，“青保”卖个破绽佯装不支撤退，把姓蓝的留在庙里，康建福带着蓝荆山回去请功，事后康建福答谢“青保”几十箱步枪子弹。
  蓝荆山回到东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沧口宪兵队的刘可大,把刘可大从于家下河村抓来的人质——于承芳的母亲和夫人释放，由蓝荆山的手下护送回于家下河村，并再三感谢于大队长不杀之恩，捐赠12万元给“青保”。于承芳将这12万元上缴到在王哥庄办公的青岛市政府，市政府用来买了一台质量优良的无线电报机，能和重庆国民政府建立起直接联系，剩余的钱买了步枪和子弹送到青保驻地。从崂山回来的蓝荆山也发生了变化,经常给青保提供日军重大活动的情报,并尽量设法掩护进入市区搞抗战工作的人员。1945年日本投降后，青岛市审判汉奸战犯，枪毙、关押了不少为虎作伥的汉奸败类，蓝荆山因曾掩护游击队的抗日活动,仅判了5年徒刑。崂山抗日游击队在深山老林里与日军周旋八年，留下不少故事，刘家宋哥庄村的20多名青年在游击队里进市撒传单、贴标语、参加歼灭敌人的战斗，在历次的战斗中有7人为国捐躯。
  刘氏家族有一部非常耐读的家谱。过去中国人宗族观念强，世世代代、各姓各族有条件者都会很认真地将自家的支系家谱整理清楚,甚至不远万里地寻根问祖;家族对修谱一事看得很重。刘家宋哥庄村刘氏的家谱自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初修，又于清朝乾隆六年（1741年）二修，到1928年是第八次修纂。1905年第七次修谱时,还将那一时期入谱的人物逐一作了简单介绍,执笔人真称得上是妙笔生花，寥寥数笔便将族中人物的生平、特点勾勒得清晰准确,一个个古人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如家谱记述十六世的思训：“思训，字少伊。治家勤俭，好捕鱼为乐；嗜酒，常饮而不醉。享年七十七岁。”又如记十五世可纭：“可纭，为人好丝竹管弦。家贫，朝夕弦歌自乐以终老。享年七十九岁。”如此妙趣横生文采斐然的家谱实在不多见。家谱上还记了一位“奇人”十五世可珹:“可珹，年十八岀外,近古稀始归，惟四兄犹在。居数岁始卒,将自己在外所积蓄钱财置田产给众侄分种,奉祀殡时一切花费、候客破寿钱赀，预交思睿侄收存管理。奇人也。”另有一位贤惠女子的事迹也很感人：“可贤，字希圣，享寿七十八岁，配徐氏继黄氏江氏。江氏有贤德，于归后待黄氏二女如己出。值家寒相夫教子种田治圃不遗余力；诸子年稍长，即教纺绳绩麻勤力稼穡，始致家庭小康，而江氏昼夜辛勤过劳成疾，年五十六岁。”家谱上还记载了一家兄弟情深似海的故事：“思清，字濂溪，为人天性豁达，与朋友信。至关东三次寻二兄不见（思清兄弟四人,长思根，次思椿，三思清，四思教），遂在吉林省珲春县安窝铺种地，合伙通商，交往海外商贾，为寻兄计。迨二兄旋归,兄弟四人始往来窝铺，更代省亲。至清光绪二十七年春往海参崴卖大木，回转来途遇强贼害故。凶讣一闻，而兄长四弟同往奔丧，鸣官捕贼执凶手杀偿报仇。卒年四十六岁。逾岁，四弟护灵归，葬村东安家埠新茔。”
  刘家村的村民非常勤劳肯干，种地之余捕鱼、晒盐、下小海，还搞着纺绳的副业，到农闲时家家户户纺绳子挣钱补贴家用。20世纪初，村里就有30多户100多人专门从事纺绳业,到初春时节,大街上、场院里，村前村后到处是简易的纺绳车子，纺下的绳坯垛成小山一样。绳子分为麻绳和苘绳（苘麻，一年生草本植物，茎皮多纤维，可制绳索），有粗的细的多种规格，细绳织麻袋，粗绳供生产使用。刘家人最会纺渔船上用的各种绳索和锚绳，在崂山、即墨一带颇有名气。每年的春汛到来之前，女姑山、沙子口、海西这些大码头，专门来请刘家宋哥庄村的纺绳师傅过去纺船上用的各种绳索。1955年，刘家宋哥庄村成立了6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社都以纺绳为副业。1956年3月，这6个初级社和徐家宋哥庄村合并成立航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首先建成了纺绳厂和砖瓦窑场，成为高级社重要的经济来源。
  1958年“大炼钢铁”期间，青岛建成了7个钢铁厂,其中第三钢铁厂征用刘家大队的土地建厂房，到1961年国家推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政策，“大跃进”中匆匆上马的钢铁厂或关或转或并，只有第三钢铁厂接收了钢丝绳厂、轧钢厂后，生产持续发展，征用刘家大队的地达到150余万平方米，发展成为今天的青钢集团。该集团目前拥有职工2.5万余人，是山东省钢材生产的重要基地。1958年，青岛广益化工厂从四方北迁至楼山后，征用刘家大队几百亩海滩。“文革”中，广益化工厂更名红旗化工厂,并扩展成南、北、中3个大厂区,生产电石、黄磷、苯甲酸钠、水合氯醛、烧碱等11种产品。仅1958年一年，青岛市城市市政建设和工业建设调拨刘家大队的土地、海滩就达2500余亩。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楼山后地区成为青岛市重要的工业区，钢厂、台东化工厂①、自立化工厂、制革厂、油漆厂、石油化工厂、拖拉机厂、化肥厂、化纤材料厂、皮毛加工厂等几十个厂子，或从市区搬迁而来，或因国家需要新办企业，将楼山后和刘家、石家、徐家4个村的土地几乎征用殆尽，适龄的青年由国家安排了工作，其
  ①红星化工厂的前身。余人员就在这些厂里常年包活儿，每个村都和几个厂有协作关系。然而经济问题解决了，生活环境的污染又引起社会的关注。据沧口区1979年的环境保护调查表明，楼山后地区污染严重，红星化工厂排放的含铬污水，油漆厂排放的苯酚，红旗化工厂排放的黄磷等，严重地污染了胶州湾,26000多亩滩涂不能搞养殖，海中贝类含砷、铬、锌、酚、硫化物都超标上万倍，已经不能食用。刘家村地处楼山后的污染地区，村东50米就是胶济线铁路，周边建的工厂、修的公路，地基都高于村中地面，村子像处于盆地中，空气水质都受到污染，安居乐业几百年的故土已不适于居住。环境的恶化促使刘家村“思变”。1986年，村党政组织经过周密调研，反复征求群众意见，最后形成统一认识，选定市里规划的东南渠小区安家埠前，建造一个新刘家村。村里征地盖楼，村民只负担楼房建设的直接费用，所有的配套费由村里负担。自1987年开始试建，到2007年连续6期工程，已经竣工58个楼座，安置村民1474户，人均居住面积达到27.2平方米。新村里物业管理、社区服务一应俱全，小区里绿树摇曳、鲜花满地，人均绿地面积10平方米。小区内设有保健站、老年活动中心、图书馆、娱乐室，村民的文化娱乐活动办得有声有色。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村民的福利待遇越来越完善,1980年开始实行村民退休制度，1998年又为村民投了社会统筹保险。2003年9月刘家企业集团股份合作公司创立，刘家村的经济发展迈着更坚实的步子，大踏步地前进。
  村民的文化娱乐场所
  （根据刘保远、刘坦世、袁贵久、刘作溪等口述整理）西南渠村
  李钦堂
  西南渠村位于青岛市李沧区北部, 东接重庆北路南端, 西连青岛钢铁集团，南傍遵义路,北与瑞金路为邻，拆迁后的新居——翠湖小区花园
  距流亭国际机场5公里，属李沧区楼山街道辖区。2005年在城市改造中,该村被整体搬迁改造，村民集体迁至唐山路翠湖小区，至此，西南渠村已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搬迁改造前，该村居民有683户、1760人，占地面积213亩。据考证，西南渠村始建于明朝永乐八年（1410年）。相传，村中的张姓祖先率先从云南迁徙至此栖身谋生，因为东北处有一土埠，所以起名叫安家（甲）埠。早年间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得民不聊生，百姓苦不堪言，人们期盼早日摆脱战乱。出于村民追求这一良好愿望的初衷，又因村南有一水渠，遂将安家埠改名“南渠”（谐音“难去”）。据有关资料介绍,西南渠与东南渠原为一个行政村,统称南渠村。在1936年12月26日青岛《公安月琴》中是这样记载的：“东南渠和西南渠村原合称为南渠村，因该村原为东西二村，仅户口一项为一村，为了实际办事便利，经村民请求分为两村。”因此,20世纪初南渠村才被分为两个行政村,位于西边的就叫西南渠村。
  新中国成立前，西南渠村隶属即墨夏庄枣园乡。新中国成立后，归属青岛市崂山郊区湾头乡。1956年西南渠村、东南渠村、湾头村等3村联合成立群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隶属仙家寨人民公社。1961年划归西流庄人民公社,行政由原沧口区管理，农业生产归崂山县管理。1979年从行政管理到农业生产管理全部归属于沧口区。1984年，撤销楼山人民公社后属楼山乡管理。1994年6月李沧区成立后，属李沧区楼山乡管辖。2000年1月撤销楼山乡政府后属楼山街道。2002年7月，撤村建居，改为西南渠社区居民委员会。
  西南渠村中有张、李、吕、胡、栾、刘等姓氏。其中张姓是大户，住村西头;从曲哥庄村迁来的李姓和从夏庄迁来的栾姓以及吕姓的居民住村东，胡姓则住村中。在村东一路之隔的地方叫黄家园子，那里还住着10多户人家，有姓张的、姓李的、姓刘的……唯独没有姓黄的人家。为什么叫黄家园子，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前这里属即墨县一个大户黄姓的园子，园子里有房屋、菜地，供园内及大枣园村等地方的黄家雇工歇脚或暂住。村民们给住在那里的姓氏编了这样一个顺口溜：“张刘匡，李袁姜，任钻碌子赵财主，打上个楔子吕平锡。”西南渠村中虽然有许多不同姓氏家族的村民住在一起，但是，祖祖辈辈在同一块土地上劳作、生活，都能恪守“君子以诚为贵”的祖训，相处得一直很和睦，村中谁家有事，不知便罢，知道了不管是哪个家族的，都会主动上门帮助，所以村中从来没发生过家族之间的争斗。
  西南渠村原是一个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00米的村子，后经村民历年不断地在南北两向建房,逐渐成为今日南北长于东西的布局。村中最早只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村民称之为“老街”，这条街也是后来由沧口通往丹山的穿村公路。早年为了村子的安全，老街的两端设有栅栏门。栅栏门虽已消失多年，村民仍把老街的东、西两头称东栅栏门、西栅栏门。随着村庄向南北扩展,村路也由原先的一条增加到6条东西向道路。
  西南渠村有多口水井，分布在柿子行、黄家园子、张全厚屋西头、村西庙前和村西庙后,除了村西庙后这口井是村里集体打的以外，其余都是个人打的。虽是个人打的井，附近的村民也都去挑水吃，井主人从不制止。黄家园子的人原先吃水得走400多米,到柿子行那里挑水,后来张忠训在那里打出井后，那里的村民才不再到柿子行挑水了。张忠训打这口井可费事了，开始打出了石头，人们劝他不要打了，但他一直打井不止，直到打出水来。人们到井口打水，先用担杖钩勾住一只水桶，然后伸入井中将水摆满,提上来，两只桶都摆满了才挑着往家走。摆水可不是个简单事,要有技巧,摆不好水桶会脱离担杖钩落入井底，当时在井口捞桶的事时有发生。初学摆水者都是用绳子把桶系在担杖钩上摆水,直到掌握要领后才不用系绳子了。1966年村里安上自来水后，这些井就不用了，日久天长也都先后淤死了。
  村中有3座家庙，均是张氏家族的，在老街街北有两座,街南有1座，里面供奉着张氏各支的祖先，逢年过节族人们都会来此祭拜。在这3座家庙中，以村中老街北面的家庙最为气派、最为考究。这座家庙面南朝向，有院墙，院门上方有一块匾，上写“张氏祠堂”。进到里面需经3层门，门上均刻有不同图案，做工精致。南屋有7间，中间1间是过当门，东西各有3间附属房间。最里面有5间正房，正房的西里间一般放寿材，东里间办公用，中间3间通着，里面放一个大长几，上面摆一个大盒子，盒子里放着祖先的“轴子”。这个家庙供奉着张氏第二支的次支祖先。平日里在这个家庙里办学，这儿办过私塾,也办过洋学。日本占领时期，这里办过初级小学，校长张麟厚,本村人，李村师范毕业。有学生四五十人，一至四年级的学生在一个课堂听课，老师轮流讲，所以就出现了同班同学年龄相差很大的现象。在这个家庙里办学，一直办到20世纪的60年代遵义路小学成立后，才停办,房子被村诊所使用。这座家庙对面，一路之隔的地方还有一座家庙，是张氏第二支长支的家庙。这座家庙也是砖瓦房，前后院，在两院中间有5间正房，最里面的1间是过当门，紧接着的3间通着，中间放一个大神厨，里面放着本支的祖先牌位。这个家庙平日锁着，年节或有重大事情才开放，也在此办过学。在老街北侧偏西处的那座家庙,不论其规模还是结构都不如前两个，院墙是土坯的，房屋是土墙茅草顶，院子里有3间正房，里面供奉着第二支长支的分支祖先，这里没有办过学。各座家庙均由“门头族长”管理，族人们称这些人为“管大家闲事的”。家庙里的日常事务由住在里面的族人管理。族人张圣基住在村中街北家庙里，那里的日常事务由他负责。家庙里不仅有房子，还有土地和部分物资,有土地100余亩（人们称这些土地为义田），供缺少土地的族人耕种，不收租，每年只象征性地交点上供钱。家庙里还备有办婚丧事用的轿和罩棺，供经济困难的族人免费使用。
  在村西头老街的南面有一座老庙，有院墙,里面有3间正房，正房两侧有厢房，东西各两间，“七七事变”前这里一直办学，教室和老师办公的地方在东西厢房里。有3班学生，约100人，他们来自东、西南渠村和湾头村，西南渠村的学生最多。校长姓侯,外地人，教师有四五名。“七七事变”前夕这里才停止办学。1937年夏季，在这里驻过部队，他们穿海军服，据说是海军的一个指挥部门。他们进驻后，在东南渠村土崖子上挖了许多防空洞，官兵们每个星期天开着车到流亭河洗澡。他们在村里的时候,发生过
  西南渠村紫竹庵功德碑
  这样一件事:他们丢了煤，在一村民家中发现有煤，认为是其所为，将他绑在庙前好一顿打。这帮官兵在日本侵占青岛的前夕就跑了。“七七事变”以后，这座庙就一直闲置着，房屋遭破坏，现已不复存在。村子的东北方向有个土岭，那里也有座庙，叫牛王庙，里面供奉着一个像戏
  曲里手执钢叉牛魔王模样的所谓牛王神。庙门朝南，无门，只是门上镶嵌着几根铁棍，以防人爬进毁了牛王神像。庙前有供桌，有一影壁墙，无院落，孤零零地处在村外荒坡上，显得十分凄凉。别看这庙小，可也像其他庙宇一样有庙会。庙会每年一次，是农历的六月二十三日。到了那一天,村子里和附近村庄的村民会放下农活来此赶会。他们纷纷来到牛王神像面前顶礼膜拜，祈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届时，也会有商贩趁机在此设摊叫卖，艺人搭台唱戏，庙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村南有条河，村民们称它为南河,它发源于湾头许家庵子和丹山西侧，由东向西流，经湾头村、东南渠村、西南渠村穿过胶济铁路流入胶州湾内。河面宽约六七米，最宽处10余米。汛期河水滔滔，奔腾咆哮，十分壮观;枯水季节流水潺潺，则另有一番景象。它给人们带来了许多益处,人们饮水、浇灌、洗衣、沐浴……尽情享受着它给予的各种恩惠。到了夏季晚上，酷暑难耐的孩子们不约而同地来到河里，游泳、扎猛、打水仗，尽情地玩乐。疯够了，玩累了，往河滩上一躺，瞅着天空数星星。“天上的星星亮晶晶，数来数去数不清。”这首童谣许多年长的人们记忆犹新，孩子们常为各自数的数量多少不一而争吵，直到夜深人静家长们喊他们时,才怏怏而归。20世纪50年代末建青岛第三钢铁厂①时，才将河道改在了现在的位置，与由九峰岭发源的南干河合流,沿青岛钢铁集团南墙外的楼山河入海。
  历史上的西南渠村是一个有着一定文化底蕴的村子，村里出了多个秀才。1935年3月重新修订的《张氏家谱》中记载的秀才就有：十一世张维镐，字京武，享年64岁；张维钧，字圣陶，享年73岁；十三世张立忠，字心亭，享年73岁；张立俊，字彦卿，享年77岁。这些都得益于该村传统的兴学重教美德和他们的祖先“不读书习为
  ①青岛钢铁集团前身。野人”的认识以及兴学助教的祖规。在《张氏家谱》中明确规定：“童试者或从师暨自读三考,与钱六千”。“寡妇之子穷无所依有志读书者，十六之前供书纸笔墨。”新中国成立后，村民们继承兴学重教传统，重视子女教育，不论生活多困难，总要想方设法让子女上学,1955年全村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8%,并扫除了文盲。村子里的学生在这种环境下，大都学习勤奋，好学上进，现全村已培养出大学生100余人。
  这个村子的人思想比较开放,很早就有人经商,其中有开煤场、窑场、饭店的,还有跑运输的，最有成就的还数张立珂、张宣基（字德三）叔侄两人。张立珂民国初期就在中山路经营协聚祥商号，很有名，本人曾被选为青岛市商会的会长。其侄张宣基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除在中山路经营协昌五金行外，还在台东等处设有分店,生意非常红火，在青岛是一家很有影响的商号。说到这里顺便讲讲他与村民之间的一件事情：1948年的某一天，村里来了几个国民党兵，声称为了应付检查，要求村子里的青壮年到坊子街村顶替点名，点过名后就回来，诱骗了不少人去。结果到了那里才知道并非那么回事，而是将他们押送到市里，准备送往前线。家属们知道后便四处奔走求救，于是找到了张宣基,张便利用生意上的业务关系积极进行了疏通，很快救出了部分村民。因此，村民们对他十分感激，后来他被遣送回村受管制时，没有受到很大委屈。西南渠村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94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来了四五车国民党兵,住下后便要求派饭。正在吃饭的时候,突然枪声大作，他们被共产党的部队包围，不多时这支部队便被消灭。事后，村民们就借着南渠村名由来的典故开玩笑道:“他们哪里不能去,偏跑到’难去’（“南渠”谐音）来，哪还能有个跑?”
  西南渠村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村庄，新中国成立初期有村民280户、1050人，耕地1500亩，生产农作物为地瓜、小麦、玉米、杂粮等。20世纪50年代成立农业合作社，由单干走上集体生产道路。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种粮改为种菜,成为岛城蔬菜种植基地之一，人力资源得到优化组合，生产资料迅速增加。从1961年高级社分家时,只分得1辆马车，到20世纪末，有汽车32台，拖拉机23台，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随着城市化进程，村中土地大量被征用,仅青岛钢铁集团就先后征用土地800余亩。为了对村民进行补偿，工厂招收了部分村民进厂务工，以解决劳动力的安置问题。1982年11月，村民由农业户口全部转为非农业户口，25岁以下男女劳力，凡是应届毕业的初中、高中生大部分就业，余者仍从事农业生产和村办工业、农副业生产。改革开放后，在党的富民政策引导下，他们抓住机遇，充分利用身居工业区、交通便利等优势，大力创办村办企业,陆续建起了氧气厂、汽车修理厂、耐火材料厂、拔丝厂、宏彩染织厂、西化树脂厂以及综合商店、宾馆、停车场等企业，同时还引进日本独资企业——青岛星电电子有限公司。村中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并先后荣获市级文明村庄、市级文明标兵单位、市级绿化先进单位、市级计划生育模范村等荣誉称号。
  随着村集体经济的不断发展，村年总收入达到1.34亿元，成为青岛市百强村之一。村民年人均分配达15140元。现在,所有在职人员、退休村民都享有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解除了后顾之忧。已退休的老村民除享受国家发放的退休金外，村里每人再加补100元。每年老人节还为60岁以上老人发放现金和生活用品，村民生活和社会保障大为改善。
  （根据张忠慰口述整理）石家宋哥庄村
  刘锦
  2004年,李沧区政府办了一件大事儿，在沧口北部的楼山东南麓、唐山路以北，新建了一片居民小区，进门处一泓清水,环湖绿树含翠，中间广场设计简洁大气,90多座居民楼依山坡走势，层层修建,将原在楼山后老工业区里居住受环境污染较大的石家宋哥庄、徐家宋哥庄等村子的村民们，整体搬迁至此。
  翠湖小区一角石家宋哥庄的老村坐落在胶州湾畔，与徐家宋哥庄村、刘家宋哥庄村并立在李沧区的西北边缘上，是老沧口区唯一的一个半农半渔的村子。自20世纪80年代后，在社会飞速的发展中，三个村的房屋已经亲密无间地连接成片，分不出你我。实际上这三个相邻的自然村一直是相当密切，在历代各种版本的地图上均被合称为“宋哥庄”——据现在能查到的资料来看，当初三个村子立村时与“宋”姓人并无瓜葛,但为何以“宋哥庄”命名的渊源已无法考证——唯独清朝同治癸酉（1873年）版的《即墨县志》的“七乡村庄图”中，“宋哥庄”的西侧标着个名叫“南埠前”的村子,这个“南埠前”就是石家宋哥庄村的别称。石家宋哥庄村90%以上都姓石，在这里安居已有600年之久，已繁衍到20代。据清朝道光十三年（1833年）第一次编撰的《石氏族谱》中记载:“念我始祖原系诸城人氏，自前明迁于即墨南乡，卜宋哥庄而世居焉。继继承承不失骨肉之亲，子子孙孙皆识伦理之重。”族谱记述了石氏始祖石衍于明朝永乐初年（1403年）自云南迁徙至诸城，旋即从诸城再迁即墨;定居宋哥庄的石衍的后代一连四世单传，偌大的地面上200余年只有一处农家小院孤独而居，直到第五世才分为3支。3个支脉繁衍了300年，到清朝雍正十一年（1733年）时，仅有27户人家,取堂号“永思堂”。
  村中的第二大姓应数宋家。据《宋氏族谱》记载，清朝道光初年（1821年）即墨范家庄的宋希志、宋希敏兄弟两人至石家宋哥庄村落户，靠下小海为生,宋氏到此不足200年，现已繁衍了6代;村内还有于、江、王、孙、张等姓氏，有的是投亲而来，有的是随母改嫁迁来，定居的时间最多不过百年。自20世纪后，人口增长渐快，据《胶澳志》载,1926年石家宋哥庄村已发展到150户,738口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统计，村中的门牌正巧编到200号，人口刚刚逾千。到2004年全村整体搬迁到翠湖小区时，已有近千户人家，约2500口人,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村。
  石家宋哥庄村北有两个双胞胎般的天然高埠，长度均约五六百米，一南一北，平行地南北横卧，人们通常以“南埠”、“北埠”区分之,两埠之间的村子因埠而得名，叫做“双埠村”，坐落于南埠之南500米处的石家宋哥庄村就被称作“南埠前”，这便是《即墨县志》中“南埠前”的由来。但石家宋哥庄村人却因“南埠”在自家村北，称它为“北埠子”。在北埠子之阳，地面上有一条狭长的鱼脊状突起，自东北向西南方斜刺里延伸，顺着“鱼脊”的走向，上面又有“川”字形平缓绵长的起伏，石家宋哥庄村的古老民居依着凸起的“鱼脊”而建，整个村子就像一片细长的柳树叶子,落在那个细细长长的“川”字上。村前及村东、村西两旁,也就是“鱼脊”下方的周围，是石家宋哥庄村的千余亩土地，地势明显地凹下去，遇到大雨连绵的季节，再逢上大潮汛，这些洼地就被潮水淹没,一片汪洋中，海鱼海虾在河湾沟汊里畅游。雨季来临之际，石家宋哥庄村的村民总是严阵以待，观察潮汛的变化,随时准备好沙包、秫秸捆，以备海坝决口抢险用。历史上曾有石家宋哥庄村因海啸屡屡遭灾的记载：明朝末年（1644年）的一次海啸，将石氏家族惨淡经营了240多年的家园、耕地全部淹没,除三支的兄弟三人全部坚守在故土以下小海维持生计外,长支和二支都有子弟离乡背井另寻活路，有闯关东的,有远走他乡的，有的一去便没了消息。最近的一次大海啸是在1948年，楼山后地区几千亩良田被淹,靠海最近的石家宋哥庄村成为水乡泽国，粮食几乎绝产。就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别的村粮食满囤瓜菜满园，一派丰收景象，而石家宋哥庄村的地里却常常会因水过大造成歉收。所以，在楼山后一带就有个顺口溜调侃石家宋哥庄村说：“十梅庵放了光，不缺柴不缺粮；南埠前水汪汪，石家庄泡了汤。”20世纪初，那些富裕村庄的闺女不愿嫁到宋哥庄这一带，也有民谣唱道：“有女不嫁南埠前，有饭吃也有衣穿;有女嫁到南埠前,不是逃荒就要饭。”
  当年石家祖先来此立村时，这一带除了盐碱洼地就是沙砾海滩，寸草不生，老人们叫它“清地”。先人们一锨一镢地开垦荒地,栽一棵地瓜压一碗沙护着庄稼在盐碱窝里生长，几百年来“养熟”了村前村后这1470亩盐碱薄地。但只靠种地生活异常艰难，石家人还有一种更重要的谋生方式，是向村西不足千米之处的胶州湾——那养活着石家世代子孙的“母亲湾”里寻求生路。胶州湾绵长的海岸上有生满蛤蜊、蛏子、螃蟹、波螺、虾虎的滩涂,万顷碧波里鱼虾成群、珍宝万千，端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滩涂与村子之间有一道近200米宽、4公里长的“海沿”相隔。这段被石家人称作“海沿”的地方，其实是一片千亩大沙滩，由200万立方米的纯净细沙堆积而成,成为一道天然的堤坝，阻挡着海潮上涌。它还是一个草场，一个药库。海沿上遍地生着沙参、石竹子等十几种药材。每年初冬，市里的药材商就派专人来收购沙参。于是石氏家族男女老少齐上阵，只用三四天的时间就把沙参全部挖起卖出。药材商收购沙参的工作，直到1962年生活困难时期才停止。沙滩上还生着一种20厘米高的“茅茅草”，每年过了中秋节青草“长了骨头”——草长到这时候，就开始耐烧，也没有了呛人的青烟，村民们便用铁耙把茅茅草连根耙回去，到冬季用来取暖、做饭。
  从两米多高的海沿上沿小路下去，就走进波光粼粼的胶州湾。在每日两次的潮起潮落中，石氏家族就在这滩涂上讨生活，那取之不尽的小海货养育了石家世世代代数百年。特别是农历每月自初一、十五开始一连持续数天的大潮汛，一望无际的万亩滩涂全部袒露在人们眼前，缓缓西倾，平坦广袤，海水在沙上荡出来一圈一层的纹路历历在目。于是村里男女老少都出动了，拐篓的，扛锨的，还有只拿一把“小刮子”的，像走进了十月金秋的田野，海里呈现的丰收景象也颇激动人心。外行人只看见满滩的小窝窝、小眼眼，“噗噗”地冒水，在石家宋哥庄人的眼里,密密的小扁窝是蛤蜊窝,圆眼边上光滑滑的是虾虎窝，那小圆眼上隐约有根横线的，是现在已绝迹、当年与牛肉价格相等的“竹节蛭”窝。这种蛏子三四厘米粗，不足20厘米长，皮儿微带紫色，渔民还叫它“紫蛭”。紫蛏嫩、鲜、脆，所有的贝类味道均不能与其相比，是这片滩涂的特产，市场上不多见。紫蛏不能挖只能钓。冬天，紫蛏将息得肥肥胖胖的，缩在温暖的小窝里发懒,间或向外喷一股小水，这是钓蛏子的最好时机。村民们穿着自己用鲜猪皮缝制的一种又保暖又防水的叫做“绑”的高筒水靴，拿一根头上绑着带钢丝钩的小棍，往蛭子眼里轻轻插下，凭感觉钢丝钩与紫蛏“遭遇”了，拿捏好了手劲迅疾地只一转一提，一只硕大肥嫩的紫蛏就被钓上来了。石家宋哥庄村的弄潮好手如石梅昌、石文初、石传昌、石忠言等一潮能钓三四十斤。到夏季逢初三、十八跌大潮时，村民们晚上下海“照逛鱼”。逛鱼是浅海鱼，肉质细腻鲜嫩，做汤红烧都是美味,至今还有专钓逛鱼到市场卖的。它喜欢吃滩涂上的海蚰蜒，每每随着潮汐上来大饱一顿口福，跌大潮时潮水退得快，贪吃的逛鱼跟不上潮水,就被困在浅水湾里。下海的高手们提一盏小灯向浅水湾里照去，逛鱼见光立即趴着不动，它的战略是先于片刻之间装死，对“敌人”稍一迷惑，突然发力逃之夭夭。这时才是石家人大显身手的时候,他们的大手早已不慌不忙地张在逛鱼的逃亡之路上，只等逛鱼自投罗网，在电光火石之间一把将它捏个正着。像这种“照”法,一夜可
  以轻松地照到二三十斤，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新中国成立之初，翻了身的农民抖擞起全身的精气神儿，响应政府的号召努力生产发家致富。石家宋哥庄村东头的石文杰，村西头的石忠亨,各自组织起十几户村民,联合买上一公里多长、能插在深水里的大滩网，取代了只能在浅水捞小鱼小虾的“插网”。大滩网可以捕到黄古、鲻
  鱼、梭鱼、牙鲆，最多的一次曾捕获两三千斤，像渔民回家那些青板、古眼、毛尖、逛鱼等小杂鱼，每网都是几千上万斤。从后楼村迁居石家宋哥庄村定居的王敦武率先“养”起了日本式三桅杆大帆船，能够出远海从事深水捕捞，成为50年代村里的首富。这条三桅杆大船曾是石家宋哥庄村的骄傲,不幸在1953年早春到黄海中部海域捕鱼时遭遇海盗，全船8名渔工全部遇害，这是石家宋哥庄村捕鱼史上最惨痛的事件。还有石廷坤、石廷暖、石文绪等好多户人家联合起来,购置精巧细密的捕捞渔具,改进了捕墨鱼的“籀子网”，使用手线钓大鱼、下躺钩等办法,捕鱼量大大增加。这些先富起来的弄潮人掀起了全村男女老少齐闹海的热潮，一些旧社会过着穷日子的村民，在胶州湾的慷慨馈赠下，很快盖起新房,娶上媳妇，小日子过得十分滋润。村民们靠大海致富，下海的劲头越来越足,还总结出一套随潮水下海的谚语：“初一、十五正晌干;初一、十五明了满（天亮时涨满潮）；初六、二十一临明晒海底；十七、十八整一海，吃了晌饭晚了海;初十大明海（天亮后下海）；初十、二十五一天两潮海，饿死也不改。”在后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以后，石家宋哥庄村的渔业生产户和双埠村、女姑山村、兰家庄村、后楼村的渔业户成立了“卫国高级渔业合作社”，以农业为主的户成立了“晓光高级农业合作社”；1958年10月，卫国高级渔业合作社和晓光、航空、红星等高级农业合作社共36个村，合并成立了“仙家寨人民公社”，取代了原来的流亭区。
  石家宋哥庄村身边这个富饶的滩涂，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生活困难时期，曾是村民们的“救命滩”。当年即墨、崂山地区是全国罕见大饥荒的重灾区，国家想方设法给受灾社员调拨配给粮食，每人每天也不过半斤四两; 还用万吨级大海轮从南方运来干芋头叶、地瓜叶,分给受灾社员，石家宋哥庄村也按人头得到数次救济。仙家寨公社组织各沿海生产队驾渔船载着社员、干部，日夜兼程直奔苏北沿海盐碱荒地，采集野菜种子回来充饥。冬天，大队党支部带队进崂山挖茅草根分给社员，社员们就将茅草根上磨推成粉，掺上一点粮食蒸着吃。茅草根饼甜丝丝的，是当时孩子们十分垂涎的“点心”，在沧口大集上，像1元硬币那么大的一只小薄饼要卖1角钱,而那时工作了十几年的职工月工资也不过30多元。这年的石家海滩很神奇地冒出满滩的软壳肉肥的虾虎（石家人叫它们“青虾子”）、密密麻麻的名叫“麻婆子”的小螃蟹和大量野生海带，各种可食用的海生物多得有点出奇，而且它们都生长在滩涂和浅水里,不用船又无需网，只要肯下力就会有收获。于是全村的人都扑进大海，挖青虾子，捉麻婆子,除供自家食用外,老年妇女还把新鲜的虾蟹煮熟拿到“自由市场”上卖（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取缔市场，老百姓偷偷交易的地方叫做“黑市”；生活困难时期，政策松动,经批准有选择地开放几个传统市场，如较古老的沧口大集，叫做“自由市场”）换回2.5元1市斤的胡萝卜，3元1市斤的地瓜干,2元1市斤的干地瓜叶，想方设法填饱肚子。还有的村民带上海产品到莱阳、兖州换回地瓜干。石家宋哥庄村这个“靠海吃海”的优势，是其他村庄所没有的。在三年困难时期，石家人从大海里获取食物，村中得浮肿病的明显比别的村子少，据仙家寨人民公社灾后统计，石家宋哥庄村的死亡率仅是周围村的一半。
  这个像阿里巴巴山洞一样神奇的海沿滩涂，是石家四世祖石有才为子孙后代置下的“饭碗”。《石氏族谱》记载：“祖先卜居宋哥庄以来，四世祖所买张崇文海地一处，海岸一片，岸外有荒田数亩，俱在卖中，共使钱六千文。海地之至西至茅草供，北至削沙子，南至团沙。所买海岸之至：西至买主，东至众地头，北至凉水路，南至河口。恐年久后世子孙有争夺之志，有讼斗之患，故立此序。”老祖宗的话不幸言中，富饶的滩涂引来不少觊觎的目光,先后有过两次诉讼。
  先是邻村的刘姓人一纸诉状递到即墨大堂上，说滩涂乃刘氏家族所有。恰遇这位县官大人是个喜欢务实的主儿，开审前要实地勘察一番，于是前有衙役鸣锣开道，后有村长、地保两造关系人相随，还拥着几个村里看热闹的老百姓，大队人马来到滩涂边上,衙役威风八面地打着官腔问：“把老爷的官轿落到哪里啊?”刘家的人急忙上前回话:“就停在石家路口那里吧。”老爷一听，轿子也不下了，立即传话打道回府：“官司明了，谁家的海滩已经说出来了。”于是一场官司烟消云散。
  第二次官司是石家人内讧。1943年石氏家族第四次所修家谱中有着详细记载：“石氏阖闾为本村濒海而居，土田斥卤不毛,幸冬压沙则可立苗。西海沿沙渍乃我石氏永思堂不动之产，实我村生命之源，载在谱牒藏之。宗祐祖辈相传无轇=（“纠葛”之意），乃自庚午年（1930年），忽有不肖之徒十五世文周，希图垄断,欲占为己有,寅缘当道，捏词呈控,我族群起与之对质。幸赖官府明鉴，考核谱书勘验海沿，洞悉原委,仍断归永思堂为世业也。”当年（1930年）青岛市被南京国民政府划为特别市。青岛定位为中国五大经济区之------黄河区的出海口，
  工商、居住、游览城市，划定市区范围北到沧口、李村，东到麦岛、辛家庄，并将市区规划为行政区、住宅区、商业区、港埠区、工业区五类。从1929年到日本侵华之前，是青岛市建制后飞速发展时期，远离战火，社会安定，外国资金大量涌入，民族资本、官僚资本也得到了发展。这一期间，老市区建设加快步伐，还开辟了齐东路至大学路之间、登州路到京山路之间及台东镇东南的住宅区,开辟了台东西北部的工厂地，开辟了四方到沧口这片大工业区；水族馆、湛山寺、八大关别墅区、中山路金融商业娱乐区等都在这个时期修建和扩充;整顿市容，修桥筑路,每年规划的实施与完成情况有详细具体的文字材料。建筑业的空前兴旺需要大量的建材，石家宋哥庄村西海沿的200万立方白亮的细沙，诱惑着十五世的石文周动了非分之想。他和在青岛做律师的女婿做了周密的计划，先自行制作了一本《石氏二支家谱》，将石家二支“树远堂”单列成书,却将祖上在清朝道光十三年（1833年）所修家谱上记载的关于海沿归属全族所有的一段话隐去。然后石文周翁婿二人谎称海沿属无主之地，指山卖磨地将海沿的沙子售给了建筑商。石文周这种贪财忘祖的行为激怒了石氏家族的父老爷们，大家自发地按每亩地出3元钱的标准凑起一笔钱，和石文周翁婿对簿公堂。乡亲们向法官呈上《石氏家谱》作证，百年前的先祖遗言，清清楚楚的白纸黑字，法官点头称是。而石文周也取出他篡改后的《石氏二支家谱》，狡辩道，我家的谱上就没有海沿是族产一说。法官用手拍拍石家祖传的老家谱，又拍拍石文周自造的新家谱,幽默地说:“是先有爹还是先有儿子?”于是官司又一次不断自明。若干年后，石文周亡故出殡时，全村人没有一个去帮他抬棺材;大家不但不为他送行，下葬时向外抬棺材走到谁家的地上，这家地主决不准送殡的踩着自家的地边。石家合族老少坚决拒绝石文周死后进石家茔地，于是这个欲出卖集体利益中饱私囊的不肖子孙只好自己孤零零地躺在村外。一抹黄土掩不住石文周的满面羞惭，这座被后人唾弃的孤坟叫做“文周茔”。那本曾作过伪证的《石氏二支家谱》，留在法庭里,被青岛市档案馆收藏，前年青岛电视台介绍档案馆馆藏家谱时，还在荧屏上亮过相，石家的父老爷们坐在电视机前认出了它，不由得感慨万千。
  石家宋哥庄村老村的布局，因人口增长缓慢,村落变化也不大，几百年中只形成了一条五六米宽的主街，贯穿村子东西，向西通到海沿，有路可上女姑山；向东出村过徐家宋哥庄村前连接板赵路。村东头路边上有一个五六亩大小的水湾，是多少代人垫地盖房取土日积月累渐渐形成的，并与徐家宋哥庄村西头的大湾相连，一对大湾里都种着莲花、养着鲤鱼,成为两村之间的一处风景。湾水沿一条4米多宽的大沟流进楼山河。在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的大潮中，市政府也给这条河沟修上滚水桥,方便了3个宋哥庄的村民出行，大家叫这座桥为“徐家四爪桥”，是楼山后一带较有名气的地标。石家宋哥庄村是个缺土的村子,老村地下挖下1米多就是4米厚的沙层，所以找到村东头厚土处就把那里挖成了大湾;石家宋哥庄村又是个缺水的地方，全村只有两口甜水井,一在村东头的莲花湾旁，一在村子后边，这口井叫石廷梁家井。20世纪40年代,石文光家养着一圈猪，上市里的酱园买回酱油豆（即做酱油剩下的豆渣子）做饲料，把一包包的酱油豆浸在莲花湾里去咸味，结果花死水臭，一道美丽的风景就这么活活地糟践了。莲花湾臭了，还殃及池鱼，湾旁边的甜水井也渗进臭酱油豆水，井也不能用了。从那以后全村都到村后石廷梁家井里打水，在村南住的人家因为挑担水实在太不易，家家天井里都备着两个大水缸，一个盛甜水做饭,一个盛“懒水”洗洗涮涮。
  东西街的西头并立着关帝庙和土地庙。关帝庙在上首即东边，只有约一间民居大小，长宽各两米，起着1米高的台子，庙堂虽小，但修得十分精致，每一块青砖都打磨得如镜面般光亮。因庙前就是去女姑口的必经之路，遵照中国建筑的传统,关帝庙门前修着一面照壁，为关帝的行宫起屏障作用。照壁与庙门楼相隔10米远，中间竖着两根6米高的旗杆,旗杆顶上钉着4块木头。在关帝庙的西边,是石家宋哥庄村的土地庙。有句民谣说：“土地土地，住在石头屋里。”说的是土地庙的简陋，甚至三块石头一支，写个“春”字就把土地爷爷“请”进去了。过去在荒野山坡之间，有时会看到两尺高的小小土地庙，甚至还贴一幅意境清冷的对联曰：“荒野无人风扫地，石室无光月当灯。”而石家宋哥庄村土地爷爷的行宫却是宽敞敞的，虽然不很高，但除“正殿”外，两厢还盖着“配殿”，正殿前安着两个大香炉。与其他村土地庙更为不同的是，庙外还套着院墙，向南的门楼整齐规矩,前面砌着几层踏步;西院墙下生着一棵不止百岁的棠梨树,树干很粗,直径约40厘米。棠梨树是梨子的一种，叶子与梨叶相似，春天满树白花，结一种黄豆大小的黑色果子，甜甜的，村民们叫它“棠梨子”，用青岛方言说时听起来就像“糖栗子”。听村里老人们讲，过去三个宋哥庄只有一座土地庙一由此推断600年前乍立村时，三村很可能就是一个村,才能共用一座土地庙——位于徐家同刘家两村中间的一个大水湾处，离石家宋哥庄村足有1500米。过去老人亡故后，要到土地庙前烧纸“报到”，叫做 “报庙”；在下葬之前，子孙们要一天三时去给土地爷爷烧香、烧纸，不管五冬六夏来去赤裸双脚，还要哭天嚎地大放悲声，以表对失去老人的痛惜之情。过去雨雪大，寒冬里雪深尺余是常事,石家宋哥庄村的孝子报庙,一天三次赤脚在雪地里往返3000米，把脚冻坏的事情发生过多次。后来村民们商量商量，干脆把石氏的土地爷爷“请”回自家的地盘，在村西头给他修建一座华丽出众的“办公楼”，他还能不愿搬迁不成？于是石家宋哥庄村的土地庙就建得豪华大气，想来土地爷爷偕夫人乔迁时，定然像现代人从棚户区搬进别墅楼一样满心欢喜、笑逐颜开。
  村中一排排的民居还形成一条较宽敞的南北胡同，与东西向的主街四平八稳地交叉成“十”字状，以十字路口为界，南半截胡同叫做“文光胡同”一一石文光家就住在这段胡同头上;北半截胡同叫做“廷梁胡同”，因为胡同口与大街交叉处一东一西对门住着石廷梁弟兄俩。从“文光胡同”出南口，就是石氏家族500年的“西南老茔”，现在的青岛耐火材料厂厂区。50年前，这里还是古冢累累，老莹盘中心的最高处，并排生着4棵高达20多米、需3人才能合抱的大杨树，棵棵树干挺拔，枝叶繁茂，十分壮观，多少代以来，它们一直是这一带渔船返航的导航标。在海上沉浮颠簸了多日的打鱼人,驾着船一驶进胶州湾口，远远地就看到那一排高高矗立的老杨树，像亲人在向游子遥望,“到家了”这3个字就会从肺腑中喜悦地冲出。船儿向着亲爱的老杨树驶过来,老杨树后头就是热炕头,就是白发老娘的唠叨，就是老婆温柔的笑脸，就是日思夜想的家。于是，老杨树下就被称作“石家路口”口岸，是楼山后、流亭地区无人不知的地标。
  在东西大街的南北两侧，有石氏家族的3座祠堂。在廷梁胡同以东，是石家人于清朝道光十二年（1832年）共同集资修建的“永思堂”，俗称“一进二”的院落，大门开在东西街上，两排一拉溜三间的大屋，中间是院子。当年石家二支买了村民王富的一分五厘地,三支又捐岀旁边的土地,合伙集资盖起族中的祠堂。长支后代都逃难外出，只有十一世祖留守祖居，生活虽很窘迫，也凑了七千文钱，最后共用钱17.32万文将祠堂盖好，并在第二年修的家谱上记载道：“祖先买就海地一处为捕鱼场,每年捕鱼场拨与捕鱼者，足三千文钱交与摆供人，至年节花费、备礼物、礼器。若无拨捕鱼场者，公产出钱奉四季之祭。”还在家谱上明文规定了年节祭祀用的器具、果品汤饭、荤素菜肴，甚至连祭祀的红蜡烛几斤重一支、烧几刀纸，家谱上都写得一清二楚，石家祖先可谓心思缜密，家规严谨。在文光胡同以西，有二支的“树远堂”；文光胡同以东，面临着东西大街，是三支建的“永恩堂”，这两座祠堂的修建年代和缘故现已无从考证。
  在东西街的北侧、文光胡同以东，是石氏家族最古老的茔地，石家人叫它做“老祖茔”，又叫“大伙茔”，是石家一世祖到五世祖的墓地。石家前四世均为单传，第五世虽然兄弟二人，但老二早夭，也只剩下老大一人，前五世的5位先人都葬在“老祖茔”内,5座大坟中间立着一座两米高的大碑，刻着“石氏始祖”4个大字。茔地长宽都是30余米，方方正正地套着两米高的青砖围墙，墙边种着几棵松柏树;南墙上起一座门楼子，高高大大，平日里大门紧闭，围墙又高,显得十分肃穆静谧。每年的清明节和农历十月初一,是中国传统的祭祖日，清晨就有人在街上喊：“上大伙茔啦!”于是各家的男丁们都拿着香、纸、祭品来到大街上，一起往“老祖茔”走去——过去女人是不准到祖宗坟茔上去的，那阵势也颇为壮观。老祖茔紧闭的大门早早地就敞开着,石家的大小男子把茔地里外都塞得满满的，大家按辈分按支系依次向遥远模糊的老祖宗行礼。
  “老祖茔”西南是生着老杨树的“西南老茔”，再往南，就是被叫做“南盐锅”的海滩地（今天的青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所在地），就在它的北门口一进门处，石家宋哥庄村村民石廷密曾安着一口大锅在这里“熬”盐，村民们叫做“烧卤水”。石廷密生于19世纪末，若活到今天得有120余岁年纪，因为家庭生活困苦，就在这里做这个又苦又累的活。说到“熬盐”，并不是像人们想象中的把海水倾入锅中，下面点上火尽管熬起来，而是先尽量增加海水中含盐的浓度，熬着才能省火省时。熬盐时清理出一块场地,铺一层细土，遍泼海水,土晒干后再泼海水，如是十几遍,细土上全是白色结晶，就可以上锅熬了。在锅里铺上算子和笼布，将细土置于箅子上淋水洗土,流到箅子下的水含盐量很高,这时生火熬起来，出盐多、费火少，成本相对要低。但这种盐味道很苦，卖不上价，也很少有人问津，有钱人家是不肯吃的。一个世纪以来青岛人吃的是晒成的优质海盐，据1928年出版的《胶澳志》载：“胶澳一带原有晒盐之法，其后改晒为煎，乃煎盐利薄，渐受自然之淘汰。迨千九百零八年，有萧廷蕃者，由金口习得晒盐之法，回胶试办，是为近年开滩晒盐之始。”《胶澳志》又载：“胶澳盐业近年之发展与衰落，其原因皆系于日本。欧战期内，日本工业扩充，需盐骤增，昔年需盐一千万担内外，至是增至一千六七百万担。日本政府虽广设精盐工厂应用新法改良民食，然原盐取之民间，而民间则仍循用中国煎盐古法,产量少而工本巨，每年总额不越一千万担,其不足额则赖青岛盐、金州盐（日本人称关东州盐为金州盐）、台湾盐、安南盐以供给之。”青岛自1908年开滩晒盐至今整整100年，东风盐场、南万盐场是青岛人再熟悉不过的名字，这些盐场都是日军在第一次侵占青岛时修建的。当时，日本驻青岛守备军向本土居民开放青岛盐滩，日本人就在沿海浅滩上修建盐田。当年他们霸占破坏石家宋哥庄村西滩涂的恶行,村里至今还有老人们讲起。1918年日本人在村南的楼山河入海口和女姑山前的白沙河老入海口处，建起两处简易土炉,架着铁锅煮盐，引来很多老百姓围观。有细心聪明的村民就发现日本人取海水分很多点，各种样本分别烧煮，原来他们是在搞实验为建盐田取得有效技术资料。一段试验以后，大批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开来了，将石家宋哥庄村南的楼山河入海口北侧到女姑山前老河口南侧的两千多亩平坦宽阔的浅滩全部圈占，并以每人每天两斤豌豆的报酬，强迫征用附近各村老百姓到南边临海的烟墩山上打石头，运过来垒石坝截拦海水,在圈占的海滩上修筑 “田”字形的盐田。同时还封锁了渔场和滩涂，渔民不能出海打鱼,村民不能下小海,生满虾、蟹、蛤蜊的滩涂被挖得千疮百孔，小海货遭到彻底的破坏，资源全部枯竭。本来以大海为生的石家宋哥庄村民失去了生活来源。百般无奈之下,有的村民背井离乡到远处去做雇工，有的冒着极大的风险到即墨的丁字湾、海阳的白沙滩去捕鱼。几百年来，石家宋哥庄村的日子再苦，薄地里收成再少，村民们还能下小海度日，但在日本人强霸海滩渔场的几年里,人们为活下去只好另谋生路，有些老弱妇女甚至沿街乞讨。
  日本人的盐场在青岛沿海建了数个，但它在石家宋哥庄村的如意算盘就没有打得成。满腔愤怒的楼山、流亭地区的村民，有骨气的乡亲们和日本人一直斗争到底。干活时，村民和日本人“磨洋工”；在修筑海坝的隐蔽关键部位时,就偷工减料，“糊弄洋鬼子”;见日本人运来筑堤固坝的建筑材料,就找机会哄抢“捡洋料”。石家盐场的工期一拖再拖,村民们等来了大潮汛，胶州湾和她的儿女们联手抗争，日本人修建的坝基坍塌，盐田冲垮，关键部位反复决口，用大批耐腐烂的柞木杆加固也不见效，仍是一修再修。日本人第一次侵占青岛8年，在石家宋哥庄村的滩涂上足足折腾了4年，乡亲们终于盼到青岛回归祖国的日子。1922年12月，中国政府收回青岛，日本人在石家宋哥庄村西建的盐田成了废墟。然而，日本人对石家宋哥庄村滩涂的破坏是致命的，世代养育着石家宋哥庄村人的鲜美的小海货绝了迹，滩里挖出大大小小的几个窝子，哪个也有上百米的直径、两三米之深，很多年来窝子里居然常年有鲨鱼出没。被毁坏的滩涂一直休养了十几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蛤蜊、螃蟹、波螺才逐渐繁殖成片，以前在浅水湾里常见的大白虾，也日渐增多。石家宋哥庄村的村民又能下小海挖海货了，以打鱼为主的村民又开始出海了。
  石家宋哥庄村的渔业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展的较快，渔业队里养着十几条船，长年出海捕鱼的壮劳动力有70多人;有两条机帆船可以出远洋作业，向东偏北到过韩国的济州岛，向南出长江口到公海。出远洋打鱼是非常辛苦又很危险，过去船上设备落后，也没有天气预报和通讯设备，只凭一张罗盘和观察天上星斗决定行程,全船人的性命几乎就维系在经验丰富的“船老大”手中。出海以后归期不定，什么时候鱼儿满仓才能返航,有时十天半月遇不上大鱼群，看看带的粮、水用的差不多了也只得向回走。再是生活条件艰苦,终日里飘荡在海面上，衣服被子总是潮乎乎的；出海的头几天还有点蔬菜吃，然后就是咸菜就着干粮强咽下肚，有时就煮一锅刚打上来的鲜鱼改善改善生活。最好吃的是才离水的鳘鱼和鲳鱼，剔去骨、刺，片成生鱼片蘸着醋吃,不但鲜嫩可口，而且甜细细的没有一点腥气。出海也有岀海的乐趣，大船左右常有海豚跟随，它们可爱的模样和锦缎般细腻光滑的皮肤，受到渔民的喜爱，船老大见到可不这样想，他会命令渔民们快快给海豚烧纸烧香。喜欢跟着船游逛的还有凶猛的鲨鱼和大海龟,有时候船员还会看到有鱼鳍像小山般高高隆起，那是鲸鱼前来造访，远远地只见首不见尾,猜不出它到底有多长。由于打鱼人的艰难辛苦,可又看似那么无拘无束，所以旧社会时人们给出海的起个外号叫做“猪狗神仙”。石家宋哥庄村出了无数的下小海好手，要说出海打鱼的精英就数石文端了。石文端在海上颠簸了一辈子，当了几十年鱼把头，凭的就是一身技术，他蹲在海沿上，看看海水，看看风向，再掐着指头算算今天是农历的几月初几，就知道哪片海域里有什么鱼，驾着船去打绝不会空跑一场。石文端于1985年95岁高龄时去世，至今乡亲们还在不时地怀念着他。
  日军第一次侵占青岛时，从东北来了个叫马文龙的土匪，他带领一群亡命之徒除掉了即墨、胶州一带的土匪头目刘小坡。事后，马文龙便在青岛安营扎寨，正式做起打家劫舍的行径，闹腾得人心惶惶，老百姓叫这拨土匪“红胡子”。1917年的深秋，几个“红胡子”摸进石家宋哥庄村抢东西，临走顺手捉了石家十五世的石文端和石文君两人，押着沿西海沿向烟墩山方向走。其时天气乍冷,“红胡子”穿得单薄，冻得浑身哆嗦，要上沟里避避风，将两个“俘虏”放在一边由一人看着,其他几个缩在沟底竟睡了过去。石文君和石文端慢慢挣脱了拴着双手的绳子，搬起身边的大石头就给了看守的“红胡子”一家伙，两人撒腿往东跑去，几个惊醒的“红胡子”在后面又喊又追。眼看着“红胡子”紧追不舍越来越近，两人心急如焚,这时正跑到楼山以西的火车道边，一列火车轰隆隆自南向北飞驰而来，石文端和石文君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急跑几步向前猛地一冲,步子尚未站稳，那火车便从身后风驰电掣般掠过。且说那气急败坏的“红胡子”眼看着一节一节的车厢打面前飞也似的驰去，把他们向前追赶的路截断，及至几十节车厢行过，铁路那边早已没了人影，只好无奈地回去,而石文端和石文君二人多亏了及时来临的火车救了一命。他们不敢回村，跑到楼山后村石文君的姐姐家躲了些日子，见“红胡子”没了动静才回石家宋哥庄村。石文端和石文君逃离虎口的事不久就登在青岛的报纸上。这年正月，村里的柳腔戏班子把这件事编成戏文，广为演唱。
  石家宋哥庄村还流传着一个“旺夫”闺女的故事。说的是100多年前，富甲一方的仙家寨陈作孔尚未发迹之时，给儿子陈尚梓寻下一个童养媳，就是石家的闺女。传说有一天，石家宋哥庄村来了一个拉骆驼的，停在石氏祠堂前给村民们算命相面测八字，引来大人孩子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陈作孔说下的这个童养媳约有10多岁年纪，趿拉着一双旧布鞋，蓬头垢面地钻进人群里看热闹,恰巧被她血缘很近的一位长辈看见，训斥道：“一个闺女家看什么热闹，还不快回去！”拉骆驼的无意间随老人的话头转头望去，猛地吃了一惊，边思忖边颔首说：“别看她这个样子，我看她能过到三万六千亩地！ ”拉骆驼的语出惊人，周围的乡亲们却不以为然，一个穷苦渔村出生邋里邋遢的黄毛丫头，哪来的万亩产业,大家一笑置之。不久，仙家寨陈家要把石家的童养媳接过去帮着干家务。这天晚上，陈家老掌柜陈作孔做了一个怪梦，只见自西南方向飞来一只七彩凤凰，不偏不倚地落在自家正屋门口的捶布石上。陈作孔醒后心中疑惑，却也解不开此梦。第二天中午，童养媳进了门，那女孩不懂规矩，走到屋门口却不进去，众目睽睽之下一屁股坐在捶布石上。老石家跟着的人见自家的闺女没有家教,脸上有些抹不开，那陈作孔却猛省道：昨夜异梦莫非应在此处！老掌柜满脸堆笑，走上前亲自将童养媳一把搀起,忙让石家送客进上房吃酒。自此后，陈家果然顺风顺水，在女姑山开的黄酒馆客栈买卖兴隆，往南方贩运的生猪、盐，回回发财，几年内成了暴发户，拥有土地3000多亩,还在青岛做买卖,开银行，办企业，成为即墨南乡首富。陈家对石家宋哥庄村这个媳妇分外好，说她是旺夫命，给陈家带来财运。陈家老掌柜去世时，出的大殡轰动即墨城，请了高跷队、秧歌队助兴，扎着台子唱大戏（青岛方言，叫京剧为“大戏”），陪灵用的是活童男女，下葬时32人抬棺材。停灵的日子，摆着流水席，吊孝的随到随吃，来的吊客只要说是石家宋哥庄村姓石的，立即请到席上用饭，恭恭敬敬招待。所以石氏家族至今还要说起这位“七彩凤凰” 化身的姑娘。
  随着时光的推移，半农半渔的石家宋哥庄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老祖宗留下来的谋生手段已悄悄退出石氏家族的生活，石家子孙早已融入现代社会的时尚之中,像所有的青岛人一样，努力创造着美好的明天。现在他们的心中唯一的悬念就是，不久的将来，在石家人生活了600年之久的老村旧址上，会有什么样的新事物出现呢？大家在盼望着。
  （根据石文成、石文初、石增昌等口述整理）楼山后村
  刘锦
  楼山后村位于沧口北部的楼山之阴，因山名而得村名，山名改村名亦改。古时楼山称作“漏山”，清朝同治年间出版的《七乡村庄图》上，将村子标志为“漏山后村”；漏山改称“楼山”后，清朝光绪年间出版的《七乡村庄图》中漏山后村亦改标“楼山后村”。
  楼山后村以林、吴、王、董为村中的大姓，林家是村里的第一户居民。传说明朝永乐初年大规模地向山东移民时，山东几乎见不到人烟，外地迁徙过来的人可以任意圈占土地，在自己看中的地界边撒上草木灰，官家即发给“官照”（地契类的文书）承认土地的所有权。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林家第一个登上这片依山傍水的土地，占下了楼山以北、以西的山岭、土地以及大片滩涂，所以至今村民们还称林家为“占产户” 。
  据清朝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版、20世纪30年代补充再版的《墨邑南乡林氏族谱》记载：“林家始祖原籍清平越州，去城东南十数里之仪凤庄。”又载：“先祖相传有谓自福建来，有谓自云南来，概无可考。”20世纪初林氏家族一位优庠生岫云为追根寻祖，刻意地细查各省地域图，在广西、贵州、云南三省（自治区）交界处果然查到了清平府越州，且有一村庄名曰“仪凤”，确信林氏祖籍在此。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仪凤庄林家兄弟“福、好、先、合、礼”五人中的三位北迁,先到登州府栖霞县落脚,又迁至即墨土城头村;不久兄弟三人再次迁徙，从福、从合来到楼山之北立村，村名就叫“楼山后村”；另一个搬到李村一带的南庄村。从福、从合的后人在楼山后村已生活约500年,繁衍到21代，分别称为长支、二支。
  林家在楼山后居住到第三世上，村里搬来了吴氏。据《吴氏家谱》记载,吴氏祖先于明朝永乐年间到即墨城西南吴家沟岔定居，渐渐有后人外迁，第六世有个叫吴学孔的，携妻子陈氏带着两个儿子应明、应进迁到楼山后村。吴学孔一副担子挑着两个儿子和全部家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物件是一把紫檀杆的三股钢叉，是吴学孔平日习武健身的家什,檀木把儿已磨得红亮滋润。据说吴学孔功夫十分了得，将一把钢叉舞得赛风车轮儿一般，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于是人送外号“吴把叉”。吴学孔去世后,他的后人便将那把钢叉供在吴家的祠堂里，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村里成立业余剧团时才把钢叉的檀木杆儿截断，做成了大革胡的琴杆。吴氏迁进楼山后村后，正巧林家有女儿与吴氏的男孩子年貌相当，儿女长成后两家便结成了亲家，林家本已占下不少的土地，嫁女儿时就陪送上一些，还陪送了一盘碾台让吴家碾粮食。吴氏家族定居在楼山后村也近500年历史，分为长、二、三、四4大支。
  王氏家族是明朝万历年间迁入的。在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修纂的《王氏世谱》中，王家称自家为“胶西王氏”，原籍为青州府临朐县礼让乡寺泊社四甲，有位名叫景的祖先迁到胶州朱阳社十甲，景的4个儿子核、隆、纶、福于明朝万历初年（1573年）卜居即墨汇海社王家庄。纶生子钺，钺生子才富，才富又于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年）迁到即墨仁化乡于家村，于家村后更名棘林村，又称枣园庄、枣园村，今称大枣园村。才富有6个儿子，他的第三子子高之长子尚直和第六子子信的长子允直迁进大枣园村西北的楼山后村，成为楼山后村王氏家族的始祖, 至今已有18代子孙。楼山后村王与大枣园村王、小枣园村王是本家一族，起名用字出自同一本家谱，为和大、小枣园村王家区别开来，他们把辈分用字的位置做了变动，如“孔”字辈的，将“孔”字嵌在名字中间的是大、小枣园村王，“孔”字放在下面的是楼山后王;再如“厚”字辈的，大、小枣园村王的“厚”字用在名字的最后，楼山后村王的“厚”字在姓名的中间。
  后来，其他的姓氏陆续迁入村来，如即墨云桥的董姓迁来也有400多年，已繁衍到17世。200余年前，又有叫仇（在姓氏中读“qiu”）中才的来村定居，《仇氏族谱》上写道:“余仇氏自前明以前世系不可得而详明，迨永乐初年，由青州府益都西仁智乡徙居本邑云溪之东东沟汊。”仇氏家族从何处来已不可考，只知其祖先于明朝永乐初年从青州益都迁来即墨云溪，经10世后才搬进楼山后村，在此也已繁衍了10世。到新中国成立时,村中姓氏达到10个。村民们编了一个顺口溜，把10个姓氏全部收罗其中：“吴林王，董姜周，蔡刘仇，拐着庄家来瞜瞜候”（青岛方言:拐，捎带着；瞜候，看，是用一种不太庄重的口气形容看的“样子”）。
  楼山后村建于楼山以北的平坦之处，村南的楼山脚下，曾有一条20余米宽的大沟向西经过今天的四流北路，自油脂公司南墙外入海,是雨季楼山山脉泄洪的主要渠道之一。关于这条大沟还有一个怪有意思的传说。说是几百年前楼山的北坡上有块孤零零突起的灰白色花岗石，高高圆圆的，石质细腻滋润，与山上其他石头明显不同。村民们喜欢它的光洁干净，每到山上拾草挖菜，就爬到石头顶部坐着休息一会儿，有时碰上拾草的伙伴,还一起下盘五子棋消闲，有好事者就用镰刀在大石上刻了一副五子棋盘，让大家下棋更方便一些。多少岁月悠悠而过，楼山后村的男子汉们从小到大,不知在这里下过多少盘棋,可谁也没有觉察这块大家整天价又躺又靠的巨石，竟然是一只大海螺精，它蛰伏在楼山脚下潜心修炼了千百年,终于功德圆满，在一个夏季的夜晚，挟风雨驭雷电回归了胶州湾。它走进大海时一路留下深深的痕迹，从山脚到海边形成一条十几米深的大沟，那夜的暴风雨停息后,大家愕然发现山脚下冒出的大沟像用墨线划定似的笔直，沟壁如斧劈刀削般整齐，不由得齐声惊叹海螺精的神力。
  楼山西眺（1958年）
  楼山后村村前村后各有一条河流，村民们称其为“南河”和“北河”。这两条河都是季节河。南河发源于楼山4个山头中最北面的坊子街山中，承接着楼山山脉中的山水，流程3.5公里，由东南稍偏西北流入胶州湾,地图上标志为“楼山河”。楼山河上游宽仅十几米，过村西后河道渐行渐宽达到近百米，入海处更为宽阔,平坦的沙石河底像展开的扇子面一般足足有200余米宽。《胶澳志》中这样描写楼山河入海口：“……下流两岸平坦,河流甚屈曲，河口远而多浅滩，宜于制盐。”日军第一次侵华时，就是相中了楼山河口到女姑山下这几千亩平坦的海滩，在这里折腾了好几年，在当地老百姓明里暗里不屈地抵制下，建石家宋哥庄村盐场的工程才不了了之。20世纪70年代以前，每逢涨大潮，海水从宽阔的河道入海口涌上来,就在村西几百米外激荡咆哮,还发生过几次海水漫进村来、淹了田地房舍的灾害。青岛市档案馆资料记载,1939年8月3日台风暴雨持续一昼夜，同时引发海啸，沿海农田浸没7000余亩。这次海啸中楼山后村受灾严重,村长董作栩呈报当时的青岛市伪政府：台风过境海水上陆，潮水递涨遍野汪洋，冲刷房屋,淹没庄稼,村里有61户被淹,7户共20余间房屋倒塌,46.65中亩禾苗地被冲毁。被淹的土地饱含盐质，非长期经雨水冲洗，不可耕种。
  坊子街山的山水还冲刷出一条大沟，从东南方向一路走来，沿着楼山后村的对角线穿村而过，山水流进村西北角的大湾里;东边老虎山脉也有一股山水流进来，两条大沟连接着大湾，就像两条弯弯的牛角镶嵌在牛头上一般，所以村民们就将这个大湾叫做“牛头湾”。牛头湾面积约20亩，长溜溜的向西南甩着尾巴，还真像一只老牛头东尾西地卧在那里。牛头湾里水总是满盈盈的，深近1.5米，清澈见底；湾边水草丰美,湾里鱼儿成群，湾周的土地平整肥沃。村民们把这些地都开成菜园，有牛头湾的好水浇灌着，蔬菜总是长得肥嫩翠绿，分外鲜美。村里的男孩们喜欢的却是牛头湾的牛头部分,那里是大湾最深的地方，约有3米多，大家都聚在“牛角尖”上捉鱼、洗澡、扎猛子。牛头湾于1958年填平，现在的华东宾馆就盖在大湾处。
  楼山后老村中东西方向的主要街道有两条，村民们把它们叫做前街、后街，这两条街由东向西一路倾斜,在村西头会合成一个“〉”号。现在紧贴着村西的四流北路,50年前尚是一条不足两米宽的乡间小道，沿小路进村就能看到两街交接处路南的关帝庙和旁边的土地庙。关帝庙上空笼罩着一团浓绿，方圆近百平方米，称得上蔚为壮观，那是远近闻名的“关帝庙大杨树”。大杨树高约30米,胸径接近两米,4个人搂不过来，是沧口、楼山一带最粗、最高、最老的杨树，在胶州湾里打鱼的渔船,常常以它那硕大的树冠作为返航的标志。村民们都估计这棵老树在立村时就种下了，已生长了500年左右。1957年，楼山地区规划为青岛市的工业区，老厂自市内向楼山后搬迁,如台东化工厂、广益化工厂①等;新企业飞速建成，如第三钢铁厂、第四钢铁厂、油漆厂、农业机械厂②等。工业的加速建设，带动了交通、电力的发展。电业局在搞电力设施拉高压线时，这棵高大的老杨树恰巧矗立在高压线路上妨碍了施工，为支援工业建设，村民们忍痛将老
  ① 后更名为“红旗化工厂”。
  ② 一汽青岛汽车厂西厂。树伐掉。伐树时找不到那么大的锯子，最后到农业机械厂把最长的锯条两头各焊接上20厘米长一段，锯子才能勉强在树身上拉动。几位老人商量出一个伐树的办法:先在树身西侧的下方剔掉西瓜大小的一块木头，从树身东侧开锯,最后大树就会向西边倾倒；老人们嘱咐拉锯的、围观的把大树倾倒的地方让出来，树倒时必会向前窜,大家千万别动，如果跑着躲避反而更不安全。当树身锯到还剩30厘米时，因重力的作用大树果然“咔嚓嚓”向西倒去，沉重的树冠带着树干向前窜出4米多远。倒地时老杨树的一个枝子忽然劈断了，现出一个大洞，里面竟是满满一洞废了的马蜂窝，掏出来后足足装了两麻袋。这时恰巧有个收土产山货的小贩路过，见这么多马蜂窝，如获至宝，急忙收购下，说这种包在树木“腹”中的蜂窝名为“革蜂巢”，非同于挂在人家屋檐下的小小蜂窝，它主治惊痫癫疾、寒热邪气,疗蜂毒、毒肿，治恶疽、附骨痈，煎水可洗乳痈、蜂叮、热病后毒气冲目，漱口止风虫疼痛，入药以“革蜂巢”为胜。能一下子收这么多树腹里的“革蜂巢”可不是轻易能遇到的。
  从两街交汇处向南拐便走进前街，前街曲曲弯弯像个反写的“乙”字，村中走对角线的那条大沟正好穿过“乙”中间一竖，被截断的前街南北以小桥相连。小桥以西有三间房子曾作过董家祠堂,20世纪初忽然易主，坊间传言是董氏掌门人赌钱把祠堂输给了外姓，一时间成为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前街以北有一片村民居住较集中的地方，叫做“耙头街”，耙头的把儿是一条50米长、3米宽的笔直南北胡同。出胡同南口顶着一条东西向胡同，可走进八九条并列着的小胡同中去，小胡同又短又细,最宽的1米有余，最窄的半米稍多，还真像八九个耙齿安在直溜溜的耙把上。从南北两街交汇处向北拐是后街,东行不远街北就是吴家祠堂，再往东走到街的中端，北侧则是林家祠堂。林家祠堂在清朝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重修过，四间大屋精心建筑，青砖为墙、小瓦扣顶，屋脊起得高大挺拔，室内陈设处处透着精致，连存放祖先神主（牌位）和“轴子”（可以张挂在墙上的简单家谱）的地方都设计得匠心独具，在房梁下特制一排搁板，干燥、通风还可避开闲人乱动,那些盛神主的箱子摆放在上面再安全不过。
  楼山后小学旧址
  新中国成立后，关帝庙和林、吴两家的祠堂都改建成学校，楼山后小学便有了三处校舍。以前这一带能上得起学的孩子都到大枣园小学的蒙养学堂去念书。学校建成后，不但本村的孩子上学不用出村，连周围坊子街村、小枣园村及位于村南的第四砖瓦厂的孩子都就近来楼山后小学就读，这三处校舍就越来越拥挤。1954年，村里在国棉厂上班的纺织工人们自发地集资助学，在关帝庙的大院盖起了四间宽敞的大教室,缓解了困难。关帝庙院子里还有一棵杨树，也有了上百岁年纪，约两搂粗，高高的树干上挂着一口钟，学生们听着钟声上下课。这口钟直径约30厘米，高40多厘米，本是解放青岛时楼山后激战中打到村里的一颗炮弹壳，被一位王姓老人捡到送给学校当钟使用。这口具有特殊意义的钟敲起来声音清越悠长，传遍三处校舍，在村子上空飘荡，钟声里听不出金戈铁马的厮杀声，却传递着新生活的宁静祥和。那株两搂多粗的老白杨树,承受着百年的风风雨雨,渐渐枯朽了半边身子，慢慢老去,终于在1985年8月19日的台风中颓然倒地，那口见证了青岛市新生的弹壳钟也不知所归。
  青岛建置以来，北边的行人客商进出青岛市区必从楼山后村西经过,原有一条古路从板桥坊村通往赵村,再与那些西来北去的大道相接。19世纪末德占时期，劈开楼山修筑的胶济铁路与这条古路从板桥坊村就并肩北行，铁路在西，土路在东,到楼山后村西、今青岛油漆厂西厂门前相交,这条土路从铁路的涵洞桥下钻过去继续向西北。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致力于乡村和山区的交通发展,这条路也得到修缮加宽，命名为“板赵路”，是当时的一条交通要道，人称这里是“咽喉之地”，日本侵略军曾在板桥坊村北、板赵路的南端设“卡（读qia）子门”（今天的“卡子门”已成为兴城路与四流北路的交汇处），盘查进出青岛的行人。而楼山后村里也有经济头脑灵活的人，于1940年在铁路涵洞桥以东的空地上，盖了几间小草屋，开了个小饭店,准备着家常饭食供南来北往的行路人打尖。房子盖得普普通通，围墙更是简易，用胡秫（青岛方言,称高粱为“胡秫”）秸子架起来,外面糊了一层黄泥，大家便开玩笑叫这个饭店“胡秸楼”，到今天老人们提起“胡秸楼”还是眉开眼笑的，笑得不知“胡秸楼”为何物的年轻人一头雾水。1957年以后，楼山地区得到飞速发展,首要的工作先修路通电,筑路大军又一次劈山填沟，在楼山四个山头中间打开一条通道，即今天的通衢大道——四流北路,1958年道路基本完工可以通车行人。这里的地貌至今还维持着50年前的格局，但与过去相比改观却是极为巨大的：楼山最西边的山头烟墩山像与它的母体楼山毫无关联一般，孑然独立在胶州湾畔,宽敞笔直的四流北路将沧口与南渠、楼山后一带的距离骤然拉近，再也不用七拐八弯地走那条窄窄的板赵路了。
  身处“咽喉之地”的楼山后村,在日本侵华时期受害极深,现在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们都能讲出一些日军的令人发指的暴行。
  今天板桥坊村以北、铁路西侧的大片土地，曾是林家“占产”而得，林家称这里为“海澜南头”，100年前被德国人强行购买。林家人在20世纪30年代续修家谱时,将德国人的强盗行径记录在内，嘱咐后代子孙牢记外族人对中国的欺压。德国人在这里修建码头和仓库，现在海里还有长长的石堤，那是当年用来装卸货物的栈道。日军第二次侵华时在沧口开设了几个重工业厂:一是重工业株式会社，即现在的四方机车车辆制造工厂沧口分厂。二是山东盐业株式会社，在营子村铁路西侧，后因盐业难以发展，又改建成橡胶厂和耐火材料厂。三是钢铁株式会社，即是无人不知的南、北日钢。南、北日钢是民间的叫法，“南日钢”设在沧台路南端，新中国成立后叫做山荣机械厂，后成为青岛磷肥厂，在1942年的档案里记载为“东亚铁厂”，厂内建有数座炼铁炉，二十四小时连续生产，炼出的钢铁却不知被日本人运向何方。“北日钢”在档案中记载为“中山钢厂”，占用铁路西侧今山东外贸粮油公司和青岛油漆厂西厂这一大片场地。北日钢里面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炼铜车间，日本人把从中国老百姓手上抢来的铜钱、铜锁、铜盆等各种铜制品融化成铜锭运走造子弹用。据青岛市档案馆馆藏资料记载，日本人在战争中消耗大量的铜材制造军火，造成铜原料奇缺，他们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就是搜刮中国的铜制品，造出子弹再运回来打中国人。1943年7月24日，伪青岛特别市献铜委员会成立,逼迫商家、企业及老百姓“献”铜,每个住家户一次要交5市斤铜制品，一年“献”了3次,全市乡区居民交出82.3万斤；1944年1月，老百姓又被迫“献”了一次,这次“献”了40万斤，家家户户的铜洗脸盆、门窗上的铜把手、衣箱上的铜饰件都充了任务。这些零碎铜件运到楼山后的北日钢化铜锭，干活的苦力们在围墙上挖个洞，偷偷地把装铜的麻袋掀出去。新中国成立好几年后,还曾有人在厂北面的大湾里捞出成堆的铜钱。北日钢的另一部分是炼焦厂，设有8座自动化大轮窑昼夜生产焦炭，供应南日钢炼铁使用。日本人从各地抓来中国人做苦工，炼焦厂劳动强度大，生产条件恶劣，不断有劳工被折磨致死。日本人就把他们的尸体拖出厂门，向西边海沿上挖的大沟里一扔了事，有一次扔出来的尸体太多,竟把一段沟填满了。村里有很多老人曾亲眼目睹过这些冤死劳工的惨状，现在回忆起来还感到不寒而栗。
  炼焦厂北门，即现在的青岛油漆厂西厂的大门口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站岗，还有日本兵牵着狼狗不断巡逻，有不明情况的过路人误入其警戒区，他们就不分青红皂白开枪便打。到了后来，拿过路人当靶子打似乎成了日本兵的一个乐子，只要远远地看到中国人的身影儿他们就会开枪射击。楼山后村有的人家的地在炼焦厂附近，每次去地里干活就会引来日本兵的冷枪，村民们只好在晚上偷偷地去锄地。有一位叫王知和的，拾粪时顺便去地里看看庄稼,被日本兵抓去绑在厂门口的木桩上，放出四条狼狗把他全身的衣服撕个稀碎，人也被咬得血肉模糊,惨无人道的日本兵居然排着队站在两旁看热闹。到了晚上，日本兵把王知和扔在门口，他家里人冒死将他救回，这是唯一一个被抓进炼焦厂后又死里逃生的人。王家还有一位在地里收拾庄稼差点被日本兵抓着，他钻进棉槐条子丛里躲了两天一夜，才寻到机会逃回家。其他人就没有他那么幸运,王家、董家都有被日本兵的冷枪打死的。那时候，铁路西侧简直就是鬼门关,让人想起来就毛骨悚然。到了后来，眼看着庄稼地荒废了，也无人敢去打理。
  1949年青岛解放时，在楼山后村曾发生过激烈的战斗。当时青岛周边的城乡早已解放，青岛曾被称为“孤岛”。辽沈战役胜利后，中国的整个局势发生了变化，胶东党委在工作报告中指出：“关于青岛工作的问题，自从锦州解放后，我们意识到整个形势将飞速发展，战争的全局将步入新的阶段，青岛的形势亦必随着整个形势的飞速发展而有所变化,解放青岛的时日将比我们过去所预计的为之缩短。”但盘踞在青岛的国民党第十一绥靖区刘安祺部队及部分空军、海军，还在做着可以坚守孤岛的美梦，他们设置了即墨、白沙河、楼山后三道防线,楼山后是最后一道重防。1948年,刘安祺部队修碉堡挖工事，军事设施遍及全市,单就沧口、李村一带，各路口、村头，老虎山、楼山、烟墩山等要冲修建的碉堡就有几十个，至今还有的完好无损地待在原地。楼山后村南的山坡上修了两座碉堡，到1949年春又修上十几个暗堡、子母堡，挖了几道深深的战壕。士兵们用枪驱赶着村民们把村北大片古老的茔地全部铲平,变成藏不住人的一马平川；而村南的茔地里却多出了几十个新坟头，村里的老百姓也弄不懂这些新坟是怎么冒出来的。国民党军队还强占了吴世亭家的大院作指挥部。1949年5月28日，解放军突破了即墨城关和白沙河两条防线,248团3营的机炮连攻占了楼山后村，向村南的两个碉堡发起冲锋时,碉堡周围的坟堆里突然吐出火舌——原来那几十座“新坟”，都是国民党军队修的暗堡。密集交叉的火力网压下了解放军的三次冲锋，不少战士伤亡。敌人的炮弹一发连一发地打进村，炸毁了村民的房舍，炸伤了村中的居民。一枚炮弹在机炮连的临时连部门口爆炸，连长、副指导员等4名解放军指战员当场牺牲，战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楼山后村的土地,战士们用生命换来了青岛的解放。
  新中国成立初期，楼山后村属四沧区管辖，村中234户人家,1377人，占有土地1504亩。村民们对新生活满怀憧憬,劳动热情十分高涨,成立农会,搞生产自救，开展爱国生产运动，抗美援朝，拥军优属，土地改革，植树造林，对政府的号召无一不积极响应。据李沧区档案馆馆藏资料记载,1950年政府发动“群众性保卫夏收秋收”，以民主的方法订立村公约，废除过去雇人看坡的办法，由村农会组织村民轮流打更巡逻，楼山后村夏秋两季省下看坡的粮食1000多斤。那些亦工亦农的家庭，因工人不用排班巡逻，全部精力都可投入到工厂的生产中去，工人们很感激村里，主动凑了钱买煤球给站岗的村民夜里生火取暖。在改造“懒汉”、“二流子”的活动中，楼山后、小村庄、文昌阁3个村做得很出色，共发动了100多名妇女上坡干活，促进了村里的懒汉子快速转变。像楼山后村的赵保兰、董玉兰，过去都是“三门不出四户”的传统农家妇女,现在积极地上山拔麦子、挑粪、栽地瓜、摇辘轳浇地，并喊出“生产劳动最光荣，好吃懒做是耻辱”的口号。村里有个姓林的青年，捡了套美国海军制服穿着在村里晃，整天游手好闲,这次被妇女们“将”了一军，又受到大家的劝导和教育，从麦收时就积极参加生产，转变成劳动积极分子了。1950年的秋天，正在晒地瓜干的时候，10月16.17日连降两天大雨，切好的地瓜干全都开始霉烂。青岛地区的农村大部分是以地瓜干为主食的，过去遇上这种情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地瓜干上的绿斑越长越多，毫无办法可想，这次政府立即发动各村抢救，提出“抢救一页是一页”、“抢救一页减少一分灾”，村民们用锅烤，用炕烘，在闲屋里拉上绳子晾,采取各种办法抢救。楼山后村的王知潘用锅烘了150余斤。那年四沧区全区霉烂地瓜干46.2万斤，楼山后村损失是4.2万斤，抢救了3万斤。由于主食地瓜干损失严重，有一部分农户成为受灾缺粮户，政府又号召生产自救，采取集干菜、种早熟蔬菜、多种早熟的豌豆和大麦等措施度过春荒。1950年12楼山后村民参加选举
  月3日，四沧区公所召开生产代表会议，总结一年来的生产情况，交流生产经验，鼓励推动村民生产热情与发家致富的积极性。
  四沧辖区内的19个村子共选出40名代表，楼山后村就出了3名，与会的仅有两名女代表,楼山后村就占了1名。这个生产代表会议开得很是隆重，会场上悬挂着国旗、毛主席像和彩色标语，还特邀了沧口民众教育馆馆长和手工业工会会长到会讲话。会议第二天是代表们交流经验，楼山后村的生产能手王知考介绍了如何在盐碱地里压沙调整土壤的盐碱性，大枣园村的王知栾介绍了洋萝卜和青萝卜种在一起一分地收获4200斤的经验，南岭村的刘旭瑞介绍他配烟油子、烟灰擦种子除病虫害的办法……代表会虽然与会的代表不多，时间也不长，但它在各村起的作用却不可小觑。代表会的经验在各村很快就推开了，种谷子如何看天气;胜利百号地瓜喜生土、要冬耕;怎样轮种、间种，一年三季收成;怎样挑选优良的农作物种子……40位代表传授的实践经验，让鼓着一身劲要努力生产致富的村民们更有劲头了。1951年1月，青岛市郊区开始土地改革，四沧区选定大枣园、石沟、四方、小水清沟和小村庄为试点村，整个土改工作于1951年2月底结束。在土改工作中，群众情绪很高，楼山后村在分浮财那天，村干部只在大街上喊了一遍：“今天搬东西了！”全村的雇农、贫下中农共500多人参加了这个行动，并且非常认真地管理着这些胜利果实。如有个姓董的地主被没收了一头骡子,在未分配前由他先喂养着，于是每天至少有十几个村民去检查董家喂的什么料，是否虐待牲口等。楼山后村里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吃水不忘打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共产党来了穷人有了地，分到了农具也分到了粮。分地要把地种好，搞好生产多打粮，不能忘了毛主席，不能忘了共产党。”分得土地的村民都在打谱好好种庄稼，如王山孔和弟弟王苏孔，两兄弟种着1亩族里的公地，主要靠打短工度日，土改中他们分了5.6亩地，分的粮食折12万元钱（旧币，1万元等于人民币1元）。王山孔高兴地计划说，要在海岚地上种上高粱，在“米家台”种谷子,南山种地瓜;有营生（青岛方言，活计的意思）不会做去问王知考。
  在林家的族谱中记载了一位通达明理、善良刚强的女性林张氏，家谱中这样记道：“张氏性严明，子皆数岁而孤，抚养劬劳，训以义方，瘁心家务，备历艰辛。遇荒年尽力赈恤戚族，族党敬之。享年八十而终。”这林张氏是个奇女子,她性格善良开朗，热心助人，深受乡亲们尊敬。过去的女子兴缠脚，以“三寸金莲”为美，脚缠得小巧玲珑便能顺利出嫁,相貌倒放在其次;那大脚的女孩常常受人歧视，找婆家都困难。林张氏家境贫困,给有钱人家做过丫头，她没有缠过脚，也许是从小得干活养家无暇缠脚的缘故吧。林张氏嫁到林家给继清做了继室，生下3个儿子,大儿子十一二岁、小儿子也不过六七岁时，丈夫便不幸去世,亏得她从小吃苦耐劳,也亏得这双走起来虎虎生风的大脚，她才能场里地里样样拾得起来,才能支撑起这个家。都说是寡妇老婆过日子不容易，时常会受人欺负，但林张氏却遇到什么烦心事都是礼让着，从来不会和人家高声大嗓。有一次，她在碾上正碾着粮食，有个村民和她抢碾盘用，竟逼着她收起粮食倒地方让自己先碾。林张氏被逼无奈，憋了半天，大喊一声道：“咱们都不用碾吧！”只见她伸展双臂抱住碾滚子，轻松地把这200多斤的石头家伙摔到碾道上。林张氏过人的臂力把周围的人惊得目瞪口呆,那个大石滚子,事后是两三个大男人抬着安回到碾盘上去的，打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向她无理取闹。林张氏历尽艰辛把3个儿子抚养成人,3个儿子都没有辜负她的苦心，长子林岫云是位优庠生，二儿子林歧云考中秀才，三儿子林岱云任过青岛市建制后沧口区的第一任区长（百年前沧口属于市外区，与李村共称李村区）。林岱云任区长期间，适逢灾年，乡亲们在铁路的护坡上砍了一些树，被德国人发现后派士兵到村里搜查。林岱云得到消息后急忙设法补救,他家在村西北角上有一片树，林岱云让人把树砍倒沿铁路边拖回家，故意留下一些痕迹。德国兵循着树枝划地的沟痕气势汹汹地一路寻到林家，剑拔弩张地要抓人，林岱云把他们带到自家的小树林里，每棵树的断碴都能对上,德国人明知其中有诈却被堵住了嘴，悻悻而去，乡亲们躲过这一劫。林岱云最为乡亲们称道的是他不计个人得失出面和自己的亲戚打官司，保住全村利益的义举。在楼山后村南、楼山北麓有一片山坡，即今天的红星化工集团所在地,本是林家的产业，在林岱云的祖辈就捐给了村里作为公产，村里各姓都可以到山上砍柴拾草，给村里没有山林地的人家极大的方便。民国初年，林岱云的姑姑回娘家发现了这片山林的地契，就悄悄带了回去，不久，姑家表弟向官府提出诉讼，以手头的地契为证，主张自己对这块地的所有权。林岱云此时十分为难，一方是嫡亲的姑表兄弟，拿的是祖宗遗下的真契约;一方是自己的乡里乡亲，有很多贫穷人家还指着上山砍柴拾草补贴生活，他站在哪一方都有理又都不忍心。林岱云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正义占了上风，他将亲情暂时放在一边，挺身出庭讲明这片山林地的来龙去脉。官司打赢后村民们非常感激他，在今红星化工集团厂区处为他立碑彰示功德，在石碑上原原本本记述了这场官司的情况。石碑于20世纪50年代扩建四流北路时被移走。
  林张氏的孙辈们都爱钻研技术,20世纪30年代初，她的大孙子林廷球在以手刹车为制动方式的自行车行业中另辟蹊径，针对青岛地区山路起伏的特点，发明了刹车用脚制动的新方法，老百姓称为“脚闸”，林廷球给它命名“地球轮”。就在他试制成功准备投产时，日本自行车生产厂家却跳出来横加干涉，要求林廷球把产品冠上“大日本地球轮”的牌子，否则不准生产。林廷球毫不妥协，在儿次受到威胁后，他把日本人告上法庭，马拉松式的官司打了将近两年，最后在青岛市长沈鸿烈的坚决支持下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国人发明的自行车脚闸堂堂正正地以“地球轮”品牌正式生产，丘陵地带的骑车人可以灵活自如地在山路上行走制动，那最受岛城人喜爱的“大国防”、“大金鹿”牌自行车便得益于林廷球的发明。林张氏的二孙子也是个能工巧匠。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村子为了自卫都置办了枪支组织起队伍抵抗日军，林张氏的二孙子也自制枪支护村。林家会造枪的事被日本人知道了，日本人特意过来查看。他们看到那精密细致又美观的步枪后极为佩服，力劝他到日本军工厂工作。林张氏的二孙子见难以推辞，连夜逃到即墨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为抗日的队伍造枪。1939年，他牺牲在日军的枪口下，那年他的长子才4岁，妻子正怀着第二个儿子。他牺牲后4个月遗腹子出生，他的妻子拉扯着两个幼小的儿子艰辛度日。
  清朝光绪年间，王氏家族出了一个饱学之士王丕连，家谱上这样记载他:“丕连，字少卿，号东园，庠生。”清朝制例，庠生,是府州县学的生员的别称;生员，明清时代又称秀才。王秀才的博学多才在十乡八疃是首屈一指的。这年又逢大比之年，王丕连要赴济南参加乡试，一心抱个举人回来。乡亲们送他到村头，秀才踌躇满志发誓道:到济南府不拿第一名，决不回来见父老乡亲。谁知到了济南进得考场，贡院里三声炮响，敬过了天地鬼神开考之时，王秀才饱蘸浓墨的毛笔忽然自己骨碌碌从砚台上滚落到卷子上,把卷子污了一大块。污了考卷，在清代科举考试中是极忌讳的，认为是对朝廷和孔圣人最大的不敬。秀才被乱棒打出考场，卷子作废，名字登了“蓝榜”（清代乡试中，取消考试资格者用蓝笔榜示）。满腹锦绣文章的王秀才受到这样的挫折，回到楼山后村后靠教书为生，再也不肯出去考功名，但他的生花妙笔给乡亲们代写各样应景文章却是最受欢迎的，楼山后村里仇氏和吴氏修家谱时都请他作序,大枣园村王氏的家谱重修时由他主持并作序。王秀才上了几岁年纪后乡亲们都尊他一声“老师父”，至今在楼山后说起“老师父”，大家都为村里出了这样一位文化人而自豪。
  楼山后村的村民们在辛勤劳动建设自己家园之余，还用戏曲、音乐把生活装点得多姿多彩。村里逢年过节扎台子唱戏、玩杂耍、跑旱船，特别是高跷队名震四乡。70年前楼山后村的高跷是最棒的,踩高跷的脚上要绑着木制的腿子做各种表演，一般的高跷腿子80厘米高，楼山后村的高跷腿子最高的达到一米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演员们绑着这么高的腿子折腰、翻身灵活自如，可以做劈叉动作，然后自己弹跳起来身上还不能沾土。这一绝活可不是任那个村的高跷队都能做的，所以楼山后村的高跷队特受欢迎，每到春节他们要忙一个正月。初一就开始拜庙，沧口的明真观、女姑山的龙王庙、四方的海云庵和夏庄源头的法海寺逐一去拜，然后要赶萝卜会、糖球会等庙会，其他时间到各村去拜年。无论到哪个村子，村里就摆上桌子,拿出最好的食品请演员们吃，临走还要送上粉条、馒头、肉食，富裕的村里还会抬上整坛的烧酒。高跷队的领头人姓董，他头脑灵活，嘴巴特别巧，见到什么人和景致，立即出口成章编成应景的唱腔,听得大姑娘小媳妇如醉如痴，要跟着高跷演出队走出老远。拜年的队伍花团锦簇的、拉得长长的，锣鼓队在前边，唢呐、笙在中间，接着是跑驴的、跑旱船的，跑高跷的在后边压轴子，他们装扮成戏曲里的各种角色，一路吹吹打打载歌载舞地前行。这欢乐的队伍里最抓人眼球的是唐僧师徒和4个漂亮的大姑娘。那4个姑娘古装打扮，窈窕的身段在高跷上如风摆杨柳,辫子甩甩,裙袂飘飘,妩媚到了极致，她们周围拥簇的观众最多，却很少有人能看出这是4个20岁左右的少年郎装扮的。有一年，高跷队到了法海寺，男扮女装的小伙子们又是博得满堂彩,其中更有一个分外出色，就有观众们议论:“听说这个最俊俏的大姑娘是小伙子装的！”村里有一位姑娘和女伴儿打赌说:“小伙子怎能扮出这么漂亮可爱的大嫚来？如果真是男子扮的，我就嫁给他。”这位姑娘和女伴跟着高跷队走了一天,一直走到李家女姑村,姑娘故意殷勤地给演员们端茶递水送手巾，还是难以下结论，直到演员们吃饭时亮出男子汉狼吞虎咽的吃相，才确认漂亮的古装小姐真是个小伙子装的。那位痴情的姑娘说到做到，跟着高跷队回到楼山后村，她拜见了小伙子的父母，受到那家老人的喜爱，成就了一段佳话，做成了一对神仙美眷。两人相依相伴到80多岁，一直是大家羡慕的对象。
  20世纪60年代初，由王春孔、林振荷等能工巧匠带头在村南利用周边国营企业排放的三废创办综合利用化工厂,搞铸造、铆焊、制桶等配套加工项目，并到各工厂企业搞副业。改革开放后的楼山后村办企业如鱼得水，发展到56家。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于20世纪80年代初获得青岛市首批“文明村庄”;90年代初跨入青岛市百强村先进行列，2001年7月组建村级党委会，2006年被评为市文明社区,2007年又迈上省级文明社区新的台阶。仇志旭荣获山东省“富民兴鲁”奖章,被评为山东省及青岛市劳动模范，还是青岛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
  楼山人的居住环境从八十年代末开始，为远离红星化工厂的污染，跳出传统的发展模式，到村后楼山路以北规划建设新的居民小区，经过十几年的艰辛努力，相继建造了7排63栋小二层楼,30幢多层楼，并把楼宇建在绿丛里,让居民住在花园里。
  跨入二十一世纪，市政府实施楼山工业区旧村庄的搬迁改造规划,2005年仲春时节，居住在楼山路南侧老村落的750多户村民服从统一安置,舍弃故居旧院，拆开东邻西舍，迁移到楼山南麓新建的翠湖小区之中，与西南渠、徐家、石家四村混住一区,600多年悠久历史的古老村落还被楼山从中分为两大部分。楼山人从居住到出行,从生活到工作发生了根本的嬗变。
  老一辈林廷球发明出“地球轮”，而今的后辈人自行组装了“喜华牌”三轮车。过去老一辈推车挑担进城叫卖，而今的楼山人进城买大厦、兴三产，并在牛头湾旁建起自己的酒店宾馆，过去老一辈服从国家需求土地转让，而今的当家人视土地为财富，花钱赎回已征的土地。
  楼山后公园
  楼山后村600余岁，她历尽沧桑，经受过战火的洗礼，有着其他老村庄所没有的阅历;新中国成立后，她奋发图强，曾创出优异的成绩,1991年就走进青岛市“百强村”的行列。今天的楼山后村里大半的农舍已改造成现代化的住宅小区，村里保健站、幼儿园、体育场、公园等应有尽有,老人们每月领取着养老保险金，医疗、生活都没有了后顾之忧。老村的环境也营造得景色雅致、绿意盎然。在村中心的花园亭子里、垂柳竹丛的荫凉中，老人们每天都聚在一起消闲，唠着那些逝去的岁月，品味着今天的幸福生活，该有多少感慨要交流啊？
  （根据仇志文、董文所、王田孔、王春孔、林振荷、吴战文、王厚岗、王桂芳、仇爱先等口述整理）徐家宋哥庄村
  傅春霞
  徐家宋哥庄，简称徐家村，坐落于李沧区的西北部,隶属于李沧区楼山街道办事处,西邻胶州湾畔、与城阳流亭双埠村接壤，东靠胶济铁路楼山火车站、与刘家村接壤，南与青岛钢丝绳厂（现为青岛林达实业公司）一墙相隔，西南与石家宋哥庄村相连，北与城阳流亭赵村接壤,村中行政区域面积1.4平方公里。村中1100余户、3100余人，主要以徐、江、王、牟四大姓氏为主，四大姓氏约占村中人口总数的80%,另有高、孙、刘、张等60多个姓氏，是个姓氏繁多的村庄。据传，清朝年间，徐氏迁居于宋哥庄，民国初年因设村政，将宋哥庄以姓氏析为刘家、石家、徐家3个村庄，因该村徐姓居多，故名徐家宋哥庄。
  徐家宋哥庄虽然属于市内五区（1994年前）之一的沧口区，但过去却是原汁原味的农村,属于市内“四社①”的农村户口，经济上以种粮种菜为主。那时，村中房舍多
  ①吴家村人民公社、浮山人民公社、西流庄人民公社、楼山人民公社。为低矮的平房，村子周边菜畦错落，到处是一派田园风情。村中主要道路有两条，其中一条是板赵路，从板桥坊村通往赵村，修建于德国占领青岛时。沈鸿烈在青岛任市长时，对此路进行了重修与拓宽。另有一条盐务路，从女姑口盐厂一直通往村南，与板赵路交叉后，通往赵村，修筑年代与板赵路差不多。盐务路每隔一段距离，路的两侧就建有八角水井和凉亭，是沈鸿烈重修时所建,凉亭是给沿途行人休息之用，八角水井是专门供给马儿饮水的。20世纪70年代，修建了瑞金路、安顺路，瑞金路贯穿村庄东西，安顺路贯穿南北。瑞金路徐家村一段原为一段土路,每逢下雨下雪，道路便泥泞难行。为了改善村中道路状况,1998年，村委会组织村民，由村委出资，将瑞金路徐家村段进行了拓宽和硬化，铺设了水泥路面。
  不过,据村中老人讲,村中最古老的路并非是板赵路和盐务路，而是另一条小路，不但名不见经传，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它是旧时村民出入的唯一要道。这条路从女姑山开始，一路经过双埠村、徐家村、刘家村，一直通往南渠，然后往李村蜿蜒而去。由于人们长年累月地行走，路面不堪重负，露出深深的辙沟，道路两侧的土地高出土路一大截儿，每到下雨，路上就水流成河。据老人回忆，当年路两侧石碑林立，大都是立于清朝道光、光绪年间，有功德碑、贞节碑，数不胜数。村中有块土地的名字就叫“三块碑”，就是因为这条土路两侧有块地方并排立着3块一样大小的碑，此后这个地方就以“三块碑”命名了。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之后，由于搞农田建设，将这些碑全部毁掉了。这条路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徐家村是个多姓村,徐姓为村中第一大姓,但最先来村落户者却并不是徐姓，而有关谁是最先来村落户者也流传着两个版本。一是相传明朝永乐年间，孙姓和吕姓的祖先先后来到此村落户。孙姓来时为一家，至今村中孙姓仍为一家，吕姓现在也就四五家。二是据村中年龄更大的老人讲,最先来村落户者并非是孙姓和吕姓，而是张姓，虽然现在村中张姓只有极少的几户，但过去村子东北面，也就是现在的青岛电站阀门厂宿舍附近，还有村子的西南面，都曾经有过一片很大的茔地,大约有200多个坟墓,里面墓碑林立，多为清代所立。茔地里种植着大片的桃树,老人们小时候曾经到桃林里摘桃子吃，人称这两片桃林为张家茔。看来，张家曾经在这里繁衍生息过，其繁盛一时的景象从这两大片坟地的规模里，亦可略见一斑。
  清朝顺治年间徐姓携带家属由莱阳迁至此地。那时，宋哥庄一带已有刘、石两姓,分别居住在东、西两方，徐姓居住在刘、石两姓之间。三大姓在一起共饮一河水，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和睦相处，形成了一个大村，统称为宋哥庄。民国初年,划分为刘家宋哥庄、徐家宋哥庄和石家宋哥庄,新中国成立后,徐家宋哥庄简称为徐家村。
  虽然村中皆说徐氏来自莱阳，但《徐氏家谱》却并未记录其先祖来自何方，只是对未记录的原因做了详细陈述。《徐氏家谱》修于清朝光绪年间，据《徐氏家谱》记载:“念我先祖之迁居宋哥庄，故乡失传岁月无考，但风闻道路约计百里，行李仅一担耳。来时，所携祖谱又被火焚，是以从前世系渺无可稽，甚可悲也。吾先祖父虽尚存意查访，俱未获实籍，即赍志以殁。是后，吾祖尚言及此，予又愧才疏学浅，不敢自任,迁延者数岁。今吾祖皆愿出资财共成此事，即以迁至此者为始祖，以下按甲乙序其行次,欲付诸枣梨。公同和，话人贫乏者又多，难以成功，于是又议缮写几本暂记来此支派，以俟后人之更能者寻其由来重修补，是则大有愿望焉尔。”可见，徐氏先祖家里十分贫寒，来时仅一担行李，家谱失火后，也曾想方设法查寻,但心愿未了就过世了，后人亦不敢轻易推测。清朝光绪年间，在众人共同倡议下，徐氏开始修谱，用手抄写了几本来做记录。关于其祖先究竟来自何方，仍是个没有解开的谜。
  关于徐姓的祖籍和迁至此地的原因，村中还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据说，清朝初年，莱阳一带的某个村里有个大恶霸，他在村中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有一次他又在村中行凶打人，村中有几个青年人实在看不下去,就打抱不平拔刀相助,结果这个恶霸竟是个纸老虎，不顶打,三拳两脚之下，竟呜呼哀哉了！恶霸的父亲见宝贝儿子死了，心疼得呼天嚎地,一纸状子将这几个青年告到登州府。府官对恶霸横行乡里的行径十分清楚，但人命关天，不得不下令捉拿杀人凶手，几个青年全部被带上公堂审问。府官问，谁是杀人凶手？众青年皆大义凛然地回答：“我是!”府官被这几个青年的义气深深感动，陷入进退两难之中，恶霸固然死有余辜，但杀人须偿命，这叫他如何是好？所以心里很矛盾，十分烦恼。于是，他到了后衙，向夫人说起此事,夫人是个善良聪明的女人,劝说道，反正打死的是恶霸，就是不能算为民除害，至少也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几个青年又是这么义气，不如放他们一条生路。府官想想也是，但又没有开脱他们的理由，夫人就说，就快秋天了，监狱里不是有到期的死刑犯么？府官恍然大悟，便找了个死刑犯做了替罪羊,对几个青年说,你们赶快远走高飞吧，留在此地，恐怕性命难保。几个青年感恩不尽，收拾了行李，带着家眷,连夜兼程逃往外地。逃跑时说好不要集中，要分散居住，所以就分头逃往不同的村庄。有个青年逃到此处安家落户，后来繁衍发展为现在的徐家村。据说，青岛市徐家村有好多个，其迁移的时间大体上差不多，是不是那次逃亡出来的青年,也无据可考。因为是逃难出来,所以一直隐名埋姓,不敢对外声张，直到弥留之际,躺在病床上，想告诉儿子自己的祖籍，好让他认祖归宗，但太晚了，已经说不出话了，只好无力地用手向北指了指，便去世了。所以徐家的先祖究竟来自何方就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
  徐姓自一世祖在此地安家落户后，已经历了 “天、臻、成、照、允、晋、克、己、文、廷、思、守、世、延、昌、敬、存”等十七辈，另有“永、光、伟、绩、益、建、承、志、立、显、继、传、祥、玉、祖、安、敦、忠”等辈分，供后人顺延用之。徐姓的茔地在村北面，徐姓一世祖、二世祖、三世祖、四世祖的坟墓皆坐落在此，为了让后人纪念他们，《徐氏家谱》中还专门在“墓志、孝思寄语”里给墓碑绘了画像，上书“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让后人不要忘记。村中四大姓除了徐姓,还有江、王、牟三姓。江家是清朝初年从即墨迁至此处的，王姓是清朝乾隆年间从崂山中韩王家村迁至此地的;牟姓则是由清朝从崂山中韩牟家村迁来。
  徐家宋哥庄村靠沧口很近,抗日战争时期，沧口驻扎着日本宪兵队，他们常常到村里骚扰，不是讨伐,就是扫荡。据村民介绍，所谓“讨伐”就是来抓人，“扫荡”就是来要东西，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闹得人心惶惶。因为挖战壕,修碉堡，日本人还隔三差五地到村里来要劳力。保长每家每户地摊派下来，被摊派的村民就要拿着工具去给日本人干活。日本监工很凶恶，分分秒秒不让人闲下来,一看见有不干活的,就不由分说抡起腊木棍子劈头盖脸地打，哪怕你马不停蹄地干,但只要是被日本监工看到认为是在歇息，就要惨遭毒打。所以村里人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语:“给日本人干活，不打勤的，不打懒的，专打不长眼的。”村里有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叫严小顺，因为去解手的时间长了些，被日本人发现，就抄起一块树根，将其一顿毒打。严小顺回家后躺了20多天，不治身亡。还有一个村民，种了点花生拿到村西的关帝庙一带去卖，有一天，日本侵略军又来村里“扫荡”，他来不及躲避，呆立在那儿。有个日本人上前来“叽里咕噜”地叫唤了一通，弄得他莫名其妙，日本人见他不回答问话，就残忍地一脚朝他小腹踢去，当场就把他踢死了。当时，崂山一带驻扎着游击队，他们常常到村子里来袭击日本侵略军,有一次将村东面日本人的电话线给割走了，日本人怀疑系村民所为，就将几个青年抓到他们的队部里，将几人绑在梯子上，捏着鼻子往口里灌辣椒水，灌满了肚子，就用脚踩在肚子上，将辣椒水再从口里踩出来，折磨得几个人死去活来。后来日本人知道是游击队干的，才放回了他们。日本侵略军的残忍行径真是罄竹难书，令人发指。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赵保元的军队又来到了村里驻扎。赵保元原先驻军在莱阳、海阳一带，那里曾是抗日的重要战场。解放战争期间，赵保元的部队被解放军打得溃不成军,于是向南撤退到女姑山一带，就驻扎在女姑山、湾头、南渠、双埠、徐家、石家等村子里。由于赵保元的军队并非是国民党正牌军，所以并无军饷供给，士兵的吃穿用等基本上都是从老百姓家里掠夺。老百姓种菜，他们偷菜，种粮，他们偷粮，偷鸡摸狗更是不在话下了，连鸡下了蛋，也会及时被他们“取”走，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军队每天给村长安排任务，每天需要多少斤馒头和饼子，村长再将任务分摊给各家各户，规定每家每户提供多少馒头、饼子。老百姓家里的白面和玉米很快就都吃光了，军队见没了馒头、饼子，就要地瓜充饥，所以村民们称赵保元军队为“地瓜兵"。1947年秋和1948年，在村子里先后发生了两次小小的战斗。那时,解放军已攻破即墨第一道防线，开始向女姑山进攻。国民党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死伤无数，有个国民党军队的连长就在这次战斗中给击毙了。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逃往大枣园村一带。随着青岛的解放，这里的老百姓终于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在过去的战争年代，徐家宋哥庄村属于夏庄区，村北面曾经设置过衙门，俗称“小衙门”或者“后衙门”，其职责相当于现在的公安派出所，主要负责处理徐家、刘家、双埠、石家、女姑山、蓝家庄、西后楼等7个村子的社会治安和民事纠纷案件。1938年，日本占领青岛后，将徐家村的衙门破坏掉了。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又在村子南面建起了警察所。警察所与小衙门的职责相同，仍然负责原先衙门的管辖范围和行政职责，新中国成立后，警察所被拆除。
  过去,徐家村离胶州湾只有1公里，地势较低，又属沙洼薄地，还经常遭受海啸、水灾的侵袭，所以土质属于盐碱地，很不利于庄稼生长。新中国成立前，徐家村历代以农耕经济和下小海、做小买卖为生，因被生计所迫，闯关东和移民他乡的人也为数不少。据村民讲，盐碱地上种地瓜,不但得将地瓜垄打得极高，免得海水冲蚀，而且在将地瓜芽埋入之后，要在地瓜芽周围再围上一层沙子，据说沙子可以镇盐碱,这样才可以保证地瓜茁壮成长，可见民生劳作之艰难。后来，人们开始改种蔬菜，可由于海滩盐碱地无淡水，东坡又是黄碱地，严重缺水，粮食亩产量不到300斤，蔬菜单季也只有2000多斤。人们车推肩挑,往返几十里地将收获的瓜果、蔬菜运到城里去换点微薄的收入。丰年勉强糊口，收成不好时，外出讨饭的屡见不鲜，人们过着食不饱肚、衣不遮体的贫寒日子。
  新中国成立后，村民们基本延续了传统的种植方式，以种植玉米、小麦、地瓜、大豆、高粱、土豆、水萝卜、春葱、胡萝卜、大头菜等农作物为主。1950年，进行了土地改革,成立了贫下中农协会，带领贫苦农民进行生产自救。1953年，村里自发地组成了13个互助组和小合作社。1955年,成立了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年全村相继成立了9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徐家宋哥庄和刘家宋哥庄两村并一，成立了航空高级农业合作社，归崂山郊区双埠乡管辖。1958年，撤乡建社,仙家寨人民公社成立，航空高级农业合作社改为徐家生产大队。
  走人民公社道路后，村民生活虽然有所提高,但贫穷落后的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1960年，由于连年“大跃进”、“反右倾”等“左”的错误影响，加上自然灾害，使粮食和蔬菜产量严重减产，每人每年的口粮只有185斤,村民们过着“低标准、瓜菜代”的艰苦生活。据说,方瓜叶、地瓜叶、玉米叶、榆树皮全吃光了，树木光秃秃的，叶子不等长大，就让人摘光了，连苦得无法下咽的向日葵叶、糟谷，也给下锅吃了。为了防止海水入侵，实现世世代代筑坝围海保粮田的夙愿，从根本上制约海水的侵害,20世纪50年代，徐家村人会同周边石家、刘家、双埠、仙家寨等23个村庄上万人齐上阵，每天早上一同到海滩，就地取材，发扬“新社会、人心齐、创大业”的社会主义精神，靠抡铁锨、抬大筐的拼劲儿，在胶州湾东海岸东起楼山河口、西至女姑山，筑起了一道高约5米、底部宽约10米的拦海大坝，将咆哮的海浪挡在了徐家村之外。
  1958年，国家在徐家村后征用土地800亩，建起了青岛第一钢铁厂，后又改名为重型机械厂,最终改为电站阀门厂。同年，又在村南征用土地200亩,兴建了青岛钢丝绳厂，继而青岛红旗化工厂、青岛建材水泥厂、青岛燃料公司等纷纷在村南建厂。1960年，政府将徐家村定为蔬菜专业队。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更是种菜不可或缺的源泉，为了种好菜，开始兴修水利。他们成立了水利队，在生产大队领导的带领下，一年四季马不停蹄，开机打井。他们因地制宜，采用既打大口砖砌井与又挖小口深水井相结合的办法，从方便灌溉出发，不断加强研究，到1965年，先后共打了深度在20米以下的机井15眼，井口超过5米的大口井5眼，从根本上解决了种菜所需用水的问题。有了水，就有了种菜的根本，这为徐家村的蔬菜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注重科学种田，村里派人到哈尔滨学习大棚冬季蔬菜栽培技术，先在部分生产小队和实验田里试验成功,后来在13个生产小队推广了冬季蔬菜栽培技术。队里还引进了新式喷灌机，温室和塑料大棚由起初的3个扩展到30多个。黄瓜、韭菜、西红柿等过去冬天尝不到的蔬菜,从徐家村源源不断地送往城市居民的餐桌上。徐家生产大队发展成为蔬菜生产的基地,特别是墩苗方法和施肥技术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徐家大队每年向市区提供各类蔬菜350万公斤，政府每年给徐家村每人215斤的供销粮。徐家村的蔬菜经济,为青岛市的菜篮子工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徐家人很早就有着浓厚的经商意识，过去就有以下小海、淘海货谋生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不满足于单一的耕田种菜，利用地排车、马车、拖拉机和汽车大力发展运输业。1967年，组织生产队社员给电站阀门厂碾黏土，并组织剩余劳动力进厂搞副业。1974年，集体投资十几万元创办了制桶厂，为青岛油漆厂、青岛化工厂、青岛红旗化工厂、青岛农药厂等企业配套制作产品包装桶。1975年，又建起了两座石灰窑，年产石灰2000多吨。由于石灰窑有两座，竖着两个大烟囱,村民戏称其为“千里眼”。同时，还办起了精艺电器厂，为供电部门和用电单位设计制造各种配电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村里借改革春风，解放思想，加快步伐,积极发展工商企业,集体经济得到壮大，村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1976年,村里建起了面积约400平方米的二层办公楼，村民称其为“幸福楼”。1977年，村东打机井,修筑了一个高20米、储水量40吨的水塔，村民们俗称其为“手榴弹”。自来水管铺设进街，分设6个水龙头，村民们吃上了干净的自来水。1988年又把自来水引至各家各户，从此彻底告别了肩挑人抬、喝井水的日子。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居住条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原先村中房屋是草坯屋顶，土石结构，排列杂乱，街巷狭窄。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多数村民申请新房基，走出老房区到村的四周建起了新瓦房。到了20世纪90年代,40多户村民在村后建起了二层小楼房，同时，由集体统一规划建起了6幢五层的居住楼，先后有200多户村民告别了低矮的平房，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
  1984年，农村体制改革开始，随着生产队向村委会的体制转换，以生产队为单位的管理模式,迅速转向联产承包的经营模式。村委会克服势力单薄、技术人员匮乏等困难，力所能及地发展小规模的工商企业和配套项目，组织剩余劳力进城到厂招揽生意搞副业,对菜地分田到户，责任承包到人，集体采取以工补农的方式,对单纯种田者按亩数和产量给予补助,既稳定了菜农的情绪，又调动了种菜的积极性，为青岛市菜篮子工程提供了有力保障。由于打破了单一种菜的模式，村民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中尝到了甜头。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为了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经过不懈努力和争取,1992年，徐家村成为青岛市政府批准的“沿三线”工业园区之一。村委会组织村民将瑞金路向西延伸了1-2公里，与双埠开发区相接，新修了3.6公里的工业路,铺设了4万平方米的柏油马路，使园区道路交通有了很大改善，基础设施日臻完善，村中自来水、电力、通讯管网四通八达，为招商引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栽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自青岛亚南旅游产品有限公司率先落户徐家村之后，相继又有十几家规模不一、产业不同的外资企业来徐家工业园投资办厂。与此同时,30多家内资企业也纷至沓来。二产带三产，琳琅满目的商家店铺鳞次栉比地分布于瑞金路上，形成了“园中有厂、前店后厂”结构的新的产业链。为了适应市场发展需求,参与市场竞争,获取更大的发展,决策者们对所属工商企业进行了改制。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和生产要素的相对集中，使徐家村经济步入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改制后的企业如鱼得水，其中，精艺电器和安顺电器靠科技创新，跻身于青岛供电配套定点单位之中；福润得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机车洗车机和路桥模板，填补了产业空白；“海神”牌轻胎也畅销省内外；“娃宝”牌冷饮品种繁多，质量上乘，深受消费者青睐;青岛丽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一流的产品，在青岛占据了可观的市场份额。据统计，徐家宋哥庄村的工商企业已由原先的10家发展到几百家，从业人员达3000多人。
  进入21世纪，青岛市政府提出了缩小南北差距的发展规划。为了使楼山工业区中5个村庄的居民从根本上摆脱污染的环境，青岛市政府实施了“楼山工业区村庄搬迁安居工程”，历经5年的设计建设，本着“打造优美环境，构建宜人之居”的理念，终于在楼山南面建起了可容万人的翠湖小区。从此徐家宋哥庄村这个拥有500多年历史的村庄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消失了。
  徐家宋哥庄村从古至今始终秉承着“寓教兴族、明礼振邦”的育人理念，教育事业起步较早，文化底蕴颇为深厚。清朝时期，村里私塾教育就较为普遍，几大姓皆有自己的私塾学校。《徐氏家谱》中时而有“椿萱并茂，兰桂腾芳”的句子，所谓“椿萱并茂”就是指父母健康，“兰桂腾芳”就是指儿孙昌盛。这话出自《幼学琼林》，这本书在当年是私塾学校必修的课程。《徐氏家谱》中还有“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况祖宗之坟敢有不敬乎?”的话语。“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这句话出自《诗经》，《诗经》里有“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的句子。意思是说见到家乡的桑树梓树，一定要恭恭敬敬的;父亲的身影，母亲的怀抱，都令我们瞻仰和依恋。20世纪初，德国占领青岛时，就将村里的江家祠堂改设成了学堂，徐家小学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贯彻实施“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减轻公办学校因入学高峰而引起的压力过大的问题，1966年，由村集体出资,在村南办起了拥有7个班的民办学校,为一到三年级的村民子弟提供免费教育，一直办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办小学整体合并于公办徐家小学。
  据有关史料记载，徐家小学始建于1906年,是青岛市较早的学校之一，也是沧口一带最早的学校。当时的校名为“胶澳商埠宋哥庄蒙养学堂”，办学人是马德州。校址借用徐家村的江家祠堂，开设甲、乙、丙3个班，有教职员4名，学生120余人，设国文、算学、理科（即常识）及德语等科。1914年，日本第一次占领青岛时,将学校改名为“胶澳商埠宋哥庄公学堂”，并拨款在学校东侧增
  徐家小学旧址
  建两个教室，开甲、乙、丙、丁、戊5个班。校长是石成杰,有教师7人,学生约150人左右。学生主要来源于3个宋哥庄村（即徐家、刘家、石家）、双埠村和赵村。教学内容除上述课程外，删掉德语增加日语。1922年,我国收回青岛，此时青岛属北洋政府统治，学校改名为“宋哥庄公立小学”，胶澳督办公署先后派张显勃、江道先、李蓉堂等任校长。此时“尊孔”之风甚盛，学校课程以《四书》等古文为主。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接收青岛，胶澳商埠改为特别市，学校名为“青岛特别市市立宋哥庄小学校”，后改名为“徐家宋哥庄小学"。1953年1月，曾易名为“刘家小学”。为了满足新中国成立后青少年上学的愿望，分别在刘家宋哥庄村增设4个班，在石家宋哥庄村增设3个班，1954年扩展为15个班，学生共达500人。到1954年下半年又改为“徐家小学”，校址也从村内低矮的平房移到村西兴建的楼房。
  1927年春至1932年5月，校长由张静源担任。张静源，又名张守安，化名舒实夫。山东博兴县人。1924年离开家乡来到青岛，先后在崂山九水、李家庄等小学任教，并在青岛礼贤中学（今青岛九中）附属小学任副校长。1927年春，被聘为当时称为沧口宋哥庄公立小学校长。张静源来到后，为学校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首先，他发动当地开明人士募集资金扩建校舍，增设高级班。另外，还分别在刘家村、石家村增添3个分班，在双埠村、南渠村设立分校，并招收贫家子女入学。这时，学校有教职员工15人，学生多达500余人。1928年，张静源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学校党支部书记，他当时是沧口区委委员，负责沧口、李村、大枣园、仙家寨一带党的工作。他秘密组织党员、积极分子和进步群众阅读《十月革命》、《莫斯科印象记》和《马列主义浅说》等书籍，1929年冬天，他以宋哥庄小学为基础，创办了宋哥庄平民学校，即工农识字班,动员在日商纱厂做工的工人参加学习，启发工人为争取自身的权益而斗争。他发展党员，壮大党组织,领导工人罢工，为党的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1933年10月，张静源不幸被混进党内的叛徒徐元义、徐元章出卖而被捕，牺牲时年仅32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栖霞英灵山为他建了纪念碑。
  自新中国成立后，村中考出去的大学生不计其数。村中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数尤其多，其中校长有20多个，大学教授十五六个，高中、初中、小学教师共有100余人。从事医疗行业的医生、专家也有好几十人，部队副团级以上干部40多人。村中曾有1人被选举为青岛市人大代表。1955年，村里的王经顺因为倡导科学种田、推广优良品种创了高产而被评为青岛市劳动模范;汽车制造厂从事喷漆工作的牟孝才因为工作认真、特别能吃苦耐劳而被评为青岛市劳动模范。抗美援朝时期，村里的牟孝伦在前线浴血奋战，不幸牺牲，年仅25岁，后被追认为烈士。
  徐家宋哥庄村的江家祠堂里有两棵银杏树，一雌一雄，长势茂盛，据说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如今的徐家宋哥庄村早已拆迁完毕，过去的一切都已不存在了，不变的只有那两棵银杏树,还静静地立在原地,见证着历史天翻地覆的变化。
  徐家宋哥庄村虽然是个闹市里的村庄，但过去一直过着一种恬淡宁静的田园生活，徐家村的人们勤劳善良，安分守己，无数年月里，一直默默无闻地在这片土地上循规蹈矩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平和、平稳、平静的村落，但并不缺乏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拼搏精神，现在的徐家宋哥庄村经济发展充满活力，社会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这是长
  近100年的江家祠堂鸳鸯树
  期以来徐家宋哥庄村人脚踏实地辛勤耕耘的结果，徐家人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
  （根据徐思恒、徐守保、徐思芳、王清才等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