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沧口北部的楼山，海拔只有98.2米。其山势虽然谈不上高峻挺拔，轮廓却清丽柔和,4个山头连绵起伏，向阳坡上槐树、松柏成林，几处小小的亭台楼榭掩映其中。老人们说，别看这山不高不险，它的来历可不简单。
  传说在混沌初开时，二郎神担着两大箩筐山峰追赶太阳，走到诸城境内嫌担子太重，扒拉下一座“巴（扒）山”，过了洪州走到即墨地儿,又从筐沿上“漏”下这座小山。所以直到清朝同治年间，此山在地图上还标作“漏山”，因老百姓嫌“漏”字不吉利，又见其山形两峰相连如高楼，遂将“漏”字改为“楼”字。楼山山南有一条季节河，自东向西蜿蜒入海。在河与山之间，坐落着一个千余户人家的村庄，它位于山水之间，山势如屏,揽村入怀,河道弯弯，似玉带绕村。史书有记载,过去村民们为了出入方便，曾在村西的河面上架起一座木板小桥，因此村庄就得了一个颇有诗词意境的名字:板桥坊村。只品味这韵味十足的村名，就会让人想起“小桥流水人家”的古朴画面，感受到恬淡的田园之风。板桥坊村约有400多年历史，村里民居密集陈旧，至今尚有不少斑驳矮小的百年老屋，青砖小瓦、椽子头前片片心形的滴水瓦沿，像凝固了的时代符号。民居院落占地都不大，蛛网细丝般的小胡同窄窄长长，有些恐怕是400年前就定格了的布局，宽者1米挂零，窄者不足1米,两个人迎面走
  楼山公园
  过，须侧身一让。古老的小巷静谧深邃，墙头上有成片的蔷薇花摇曳生姿，墙角下青苔绿意点点。村中有两条主要街道，相交如“丁”字状。南北街是“丁”字的一竖，沙土路，不过200米长、3米多宽，紧贴着路东边有条1米宽、半米深的排水沟。
  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条街可是板桥坊村的“龙须沟”，谁提起来都摇头。那时候村里没有排水系统，村东村北的污水都向这条沟里集中；每逢大雨，四面八方的雨水带着污物脏水势不可挡地冲将过来，泄洪不迭就在路面上奔涌，甚至灌进周围住户的院内，村民们叫苦连天,恨得大家给这条街起名叫做“屎沟子街”。新中国成立后，在爱国卫生运动中，由人民政府出钱，村里出人工，把排水沟加深加宽，上面覆盖了石条，明沟变成暗沟，才使“龙须沟”彻底地变了样。
  “丁”字的那一横位居村子的中心，也是一条沙土路，最宽处将近8米，最窄处也有4米多，这是村中最古老的路，人们亲切地将它简称为“街”。“街”一波三折,横贯村子东西，西端与沧口的交通主干道四流中路相连,往东走则是沧口的另一条交通要道永平路。街西头路北边,是有着70余年历史的板桥坊小学。小学校门东边,一半在校园内一半在校园外的那排大屋，曾经是一座庙宇。据市档案馆馆藏的1935年国民政府卷宗记载，这座庙坐落于板桥坊村211号，叫做“海若庵”，供奉的是南海大士——观世音菩萨。海若庵前后两排神殿，七八十岁的老人们还记得当年庙堂里供着高大的神像，两边环立着叫不上名字的各路神仙，另有木雕的小神像无数;有几个道士侍奉香火。青岛解放后，成立了板桥坊村公所,就在前排神殿里办公。小学的大门对面是一座小小的土地庙，顶多不过八九十厘米高,时常有人上香烧纸。村民家里有了丧事要到土地庙前“报庙”、“送盘缠”。此时小学门口的空地上就挤满了人，把小小的土地庙围得水泄不通。小学稍微往东，在两条主街的交汇处路南，有座关帝庙,其大小如一间普通的民房，内供关云长塑像，一度香火甚盛。1951年关帝神像被砸烂后，庙门一直锁着。“大跃进”时庙堂得到利用,后来年久失修房顶塌陷。继续往东不到百米，是高家的祠堂。1955年12月27日，板桥坊村成立了“板桥坊村第二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营子、板桥坊、东山沟3个村组成荣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8月合作社与晓翁村、西流庄、东南山3个村组成沧口区红星人民公社,1959年6月更名为西流庄人民公社），合作社用高家祠堂作办公室。再往东，那座村里最高大气派的院落，是20世纪20年代村中首富胡子宏所建,后来成为供销合作社所在地。1953年供销合作社合并为国营板桥坊百货商店，蔬菜、油盐、鞋帽、布匹、服装、文具，应有尽有，极大地方便了当时板桥坊村村民的生活。这座大屋东边是村民叫做“大水路”的胡同，胡同底下不知与楼山哪条水线相连，每年从春到秋总有细细的山水涓涓而流，整个路面湿润生苔。到了雨季，楼山上大股山水也选中这条胡同作通道，如千军万马冲来，进大街向西，再向南奔入“丁”字街的一竖，冲进南河入海。
  板桥坊村村民以胡姓最多，高姓次之，其他如王、朱、彭诸姓户数较少，过去大家戏称板桥坊村为“胡高村”。村里第一户居民是自流亭迁来的胡家。据1915年编修的《即墨胡氏族谱》记载：胡家始祖胡仪“明洪武年间由云南乌纱卫徙居青州矮槐树地，永乐二年复自矮槐树迁至即墨，迨二世聿二支，一居洼里，一居流亭，迄今400余年”。翻阅胡氏家谱可知，即墨胡家子孙自16世纪又向外迁徙，女姑山、小水、东南渠等村，桃行、南泉、小崂山及胶州等地都有胡家族人。胡家第二支第九世胡应南自流亭迁至板桥坊村定居至今已有400年，已繁衍了17代。族谱上列出的60代子孙起名用字“……维、孝、保、绪、作、宾、、统……”，现已排到第二十五世“肇”字辈。高氏家族200多年前自崂山石人河村迁来。石人河村，位于王哥庄村西边半山腰，村子很小,20世纪30年代就和邻村何家村连成一片，现统称何家村。高家从“德”字辈落户板桥坊村，现已有9代，人丁兴旺，成为板桥坊的第二大姓。胡、高两姓一直不忘祖籍，几百年来，直到“文革”前，年年春节都回老家祭拜。每到除夕夜十二点放了爆竹吃了饺子，各家男丁便出发回乡，胡家去即墨洼里,高家去崂山石人河。家境好的抬着食盒，家境差的背几个“过年饽饽”，一路急行，及至步行到老家，天也就放亮了。在老茔里祭祖后，挨家挨户去拜年,常常到初一傍晚才能走回来。初二要送年,用除夕晚上“剩下”（其实是特意留的）的饺子馅包“送年饺子”，意思是去年的饭食吃到今年图个吉利。青岛地区的风俗，“送年”的日子是初二，因为初三是出嫁的闺女走娘家的日子。按传统说法，除夕夜已把祖宗请回家过年了，祖宗的神灵尚在家中，而出了嫁的闺女泼出去的水，是别人家的人,不能见娘家的祖宗面，所以必须先“送年”。也就是先把祖先之灵送走，才准出嫁的闺女进门。
  50年前，楼山前楼房很少，平缓舒展的山坡上是一片绿油油的庄稼。层层梯田地块儿很大，土层厚实松软，阳光下玉米叶子像涂了层油似的闪光。田埂地阡上，一蓬蓬的野生酸枣树枝子挂着豆儿大的小绿枣，小路边铺满了粉的、黄的、紫的不知名的山花。站在楼山上向南看，板桥坊村的房舍近在咫尺，偶尔能看到村后的土路（今兴城路）上有人行走。放眼望去，满目是密密麻麻的红瓦、青瓦的屋顶，最引人注目的是板桥坊小学的大操场和教室外面那一圈古色古香的长廊及围墙边的依依垂柳。
  板桥坊小学建于1930年5月。其时，政府比较重视国民教育，在当年实施的《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中，硬性规定7~13岁的男女儿童必须入学接受两年义务教育，家长如有阻拦，课以罚金。板桥坊村借此东风,办起了小学。因资金不足，一时又没有合适的校舍，就借高家祠堂作临时教室，先把课开了起来。高家祠堂只有3间农舍大小，空间狭小，采光又差，十分不
  板桥坊小学旧址
  宜于孩子们读书。1935年10月，村长、学委们开会讨论,呈报给市政府、市教育局，要求帮助修建小学，为村民子弟改善学习条件。政府拨给海若庵后面的一块公地，公办私助，村民们及商贾店家都积极捐款办学。1937年新校舍落成。校舍宽敞高大，设施齐全，在附近的小学校中仅次于沧口小学。学校的环境十分优雅安静，独具特色。校门朝南，三进院落，沿10多米长的砖砌甬道直行，两侧花圃冬青为篱，绿树成荫，迎面一排大屋是老师们的办公室；从办公室东山墙边进到第二进小院，依然是花枝疏朗，暗香浮动；第三进院落是大操场，东墙下有两个沙坑，西墙边设有单双杠，两个院落之间以一排教室作隔断，教室面向着操场，进教室得从房子东西两头绕过去。于是学校在长长的一排教室当中间隔岀两米宽的过道，以方便通行,20世纪50年代过道两侧形成的小房间作了少先队大队部。从操场上看，长长的教室呈“U”字形，从东西两头各向北探出一间教室。教室高大敞亮，门口朝北，外面有一道近两米宽的长廊为北向的教室门遮挡着风雨；屋山头和长廊上都挑出一排20厘米宽的木头牙子，木牙子刷着绿油漆，漂亮抢眼，十足的青岛20世纪30年代建筑特色。然而孩子们在新校舍中学习不到一年,1938年1月，日本侵略者强占了青岛，日本军队开进板桥坊村，板桥坊小学被迫停课。到1939年复课，学校里仅剩下5名教师，收5个班学生共230名，王树源任校长。
  1949年青岛解放，拆除了海若庵里的神像，村公所在海若庵的神殿里办公。后来村里把房子拨给学校使用,南面的神殿西端用作一年级级部办公室;东端的三大间通透宽敞，打上了水泥地，白天是小学生的教室，晚上便作民校的扫盲班，还作为村里业余艺术团的活动场地。昔日烟雾缭绕、庄严肃穆的南海观音行宫,变成人们载歌载舞的乐园。后面的神殿做了仓库和伙房，几十尊木制神像就堆在仓库里。有些不足一尺高的小神像，被顽皮的男孩子偷出去玩。男孩们还发明了一种游戏，叫做 “打二宝神”，用棍子抽着小神像比输赢。
  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时兴篝火晚会，每年的“六一”儿童节都要举行，还请来解放军搞联欢。学生们提前几个月就排练节目，五六年级的大孩子们还能用音乐课上学的歌曲编成一段舞蹈，甚至演绎出一段剧情，像《牧童》、《红脸母鸡下蛋啦》、《赛跑》这些自编自演的节目大受学生们欢迎，还曾选拔到区、市参加汇演。那些篝火晚会令学生们一生都难以忘怀:在最宜人的六月天气里，黑天鹅绒般的夜幕下，操场上燃着大大的两堆篝火,木柴在火里“噼啪”作响，熊熊的火光撒着金星向上飞腾，映红了围坐在旁边的孩子们兴奋的脸蛋，给那些本来很熟悉的人和物都涂上一层神秘色彩。精心排练的节目借着篝火依次上演，解放军叔叔也和孩子们一起开怀大笑。这时，牛校长出现在篝火旁,他也在开心地笑着。说到牛校长，他的名字叫牛瑶裕，一个典型的中国老知识分子，斯文和气，谦逊敬业，为人不卑不亢。20世纪90年代末，《青岛晚报》曾连续报道过80多岁的牛校长夫妇俩病中捐款献爱心的事迹。
  有欢乐的日子，也有使人心寒和失望的日子。有一位体育老师叫张伟，出身诸城的书香门第，是康生的本家侄子，当时他的堂兄张子石（即康生的儿子）任青岛市教育局长。张伟老师却丝毫不表现自己有什么“靠山”、“后台”，工作十分认真，言行极为谨慎。张伟老师在20世纪60年代受冲击较厉害，一个正值壮年的男子汉，竟然想不开，悬梁自尽了，他的3个孩子被青岛孤儿院收养。还有一位小王老师，扎一对长辫，圆圆的白脸笑起来一对大酒窝,她人长得漂亮又喜欢打扮,穿着连衣裙和浅口皮鞋，无论走在哪里都十分抢眼。如果放在今天，姑娘爱美是无可非议的，可在那过分提倡艰苦朴素的年代,这就要和资产阶级思想挂钩了。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校园里挂满了大字报，其中有许多是写给她的，奉劝她“你还是把牛皮鞋脱掉吧！ ”看得那些不懂事的学生们云山雾罩的，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小王老师“赤脚而行”。
  板桥坊村南的那条季节河，村里人称它为“南河”。这条河从老虎山发源,分成两条支流,一条经石沟村过东小庄村一直向西流,一条经东山沟村到沧口公园北墙外呈直角拐弯向北流，两条支流在板桥坊村东头相遇汇合，携手继续向西穿过胶济铁路桥洞，在国棉八厂与耐火材料厂之间入海。可村里的老人说,70多年前南河的流向却不是直接向西从国棉八厂大门口过去，而是出了桥洞子便转向北，斜穿过国棉八厂厂区，从烟墩山前流入西海。1935年，日本同兴纺织株式会社租借沧口烟墩山前、胶济铁路以西的16万平方米海滩开办“同兴纺织株式会社青岛工厂”。①1935年7月18日，同兴纱厂破土动工，填平了租借区域中的南河河道,盖起厂房、办公楼、职员宿舍和工人宿舍，1936年10月3日建成投产。为引河水入海,又选定原河道入海口以南约400米处，炸掉岸边3米多高的花岗岩天然石坝，挖开了新入海口。于是这一带的地貌完全改观，村前弯弯的河道取直了，而历代史书上所记载的“板桥坊村因村西小木桥而得名”的资料失去了实物的支持，让后来人生出不少的困惑——流淌在村南的河怎会有架在村西的小桥？南河入海口北侧3米多高的花岗岩怎会如斧劈刀削一般整齐？
  南河宽约30多米，有一座石桥将板桥坊村与营子村相连。《胶澳志》卷八《建置志》记载：“营子北石造平型河底桥，德人造，长45公尺，宽3.6公尺余……”“平型河底桥”，老百姓称作“漫水桥”或“滚水桥”，桥身低低地伏在河滩上，雨季时水从桥上流过。在青岛建市之初，这座德国人造的石桥是进出市区的主要道路，承担着行人往来、物资进出流量的绝大部分，经过几十年的车轮碾、脚底磨，淡红色的花岗岩石条桥面被磨得光可鉴人，有的地方缝隙已经很大。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几块石条被压断,石桥大修时将桥面抬高了约1米，与板桥坊村的地面取齐了（桥南是营子村，其地势较板桥坊村高出
  ①老百姓简称其为“同兴纱厂”，新中国成立后改称青岛国棉八厂, 现青岛纺联集团八棉有限公司。两三米，过桥就是一个约百米长的小上坡）。南河平时是没有水的,那时工业污染和粉尘都不严重,河床显得十分干净，黄澄澄的沙滩上常有孩子在玩耍。大雨时，混浊的河水泛着泡沫,挟裹着泥沙滔滔而来，这种情形每年总会发生一两次。暴雨过后，泥沙填满了石桥不高的桥洞，河水便又从桥面漫过。一等雨过天晴，就会来一些工人师傅，一锨一铲地把堵塞在桥洞里的沙石挖出来。大雨后一两天,水流渐趋平稳，河水也变得清澈。然而这样的好水每年只能流半月左右，且一天比一天细，最后只剩一线，直至干涸。村里的妇女们一春一夏都在盼着这股水哩,家里的棉衣棉被都早已拆好,专等河水到了将它们洗完。河水来临的季节，板桥坊村和营子村家家户户的姑娘、媳妇都来到河边,她们端着盆，拿着小板凳，有的还捎着槌衣棒，寻一块平坦的石块摆牢，就用力搓洗起来。桥的两边充满了女人和孩子的欢声笑语，不时夹杂着“扑通扑通”的捶衣声，沙滩上五颜六色的衣物铺开晾晒着，像五彩的花朵盛开。孩子们穿着衣服就坐在水里，这些日子,孩子们个个变得白白净净。夏季的南河，给人们带来了洁净,还带来无限的欢乐。
  20世纪50年代，干旱季节的南河河床上有一个很大的集市,大家称它板桥坊集。这个集市是从沧口中心地区的德仁路一带迁过来的，过去叫做“沧口大集”。据1928年版的《胶澳志》记载，沧口大集“逢五排十为期 （农历），每会时可千余人，少则五六百，陈列物品以工人需要为多”，是沧口最早、最繁华的集市。每逢集日，四面八方的村民,甚至远至流亭、夏庄、中韩的果农、菜农都赶来交易。1953年青岛市整顿贸易集市,将大集迁到板桥坊河底，仍沿袭了沧口大集“逢五排十”的集日，老百姓就改称其为“板桥坊集”。开市定在1953年8月15日，开市那天热闹非凡，欢歌笑语、人声鼎沸，摊位里三层外三层，从永平路大桥西边的果园，一直延伸到国棉七厂第二宿舍北面的黄泥崖子下面。从前农村里少有商店，北边、东边各村除偶尔有走街串巷的挑担货郎来卖针头线脑之外，村民们就是靠赶集添置日用品。板桥坊村是过去的城乡结合部，河底的大集开市后，恰好满足了周边村里老百姓的需要。当年沧口大集的商品以生活用品及粮菜瓜果为主,板桥坊集上的农副业、渔业生产工具的比重则有所增加，甚至还增添了一个牲口市。
  每到年节，赶集的更多，商品摆到河南沿的白杨树林里,摆到板桥坊村沿河的大路上，喧闹声传进幽深的小胡同里。那些卖年画的，生意最好，他们集中在村南沿河大路边的房舍墙根下，把鲜亮惹眼的花卉画、山水画和戏曲剧照挂满墙,花花绿绿近百米长,让人挑花了眼。小姑娘们围着卖头绳的货郎担，拿不准是买一毛钱两米的红绿毛线呢，还是买条水红色绸条扎蝴蝶结，要知道，手里握得温热的那一毛钱来之不易，一年才熬这么一回呢。板桥坊集开市早，散得也早，去集上买东西可是越早越好。淳朴的村民们遵循“一天之计在于寅”、“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古训，天蒙蒙亮河底下就有人影在晃动，等到11点多,商贩们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打道回府了。那时候,商品没有包装，也没有随风漫天飞舞的廉价塑料袋，人们也不舍得把东西乱抛乱扔。于是，人潮退去的河床上，寂静空旷，干干净净，只留一片黄澄澄的沙滩仰望着碧蓝的晴空。
  南河的河滩还曾留给人们另一种记忆。新中国成立初期肃反运动时,永平路桥东的河滩作过刑场，有一次曾枪毙了50多人。当时村里高家的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正巧在附近的果园里拾草，听到枪响不知就里，急忙去看热闹，谁知这一看几乎把他吓个半死。那天的情景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里,50多年了想抹都抹不掉，至今他每说起此事还是倒吸冷气呢。
  板桥坊村这一带的甜水井不多,水质最好、水线最旺的井在村东头的河沿上，连村北头、西头的住户都来这里挑水。这井的口挺大，砌得方方正正，村民们叫它“四方井”，周围七八个平方米的地面上铺着石条，打理得很整洁。女人们最爱在井台边洗衣洗菜、谈天说地、讲古论今，顺便还可以发布点小道消息。在1957年的深秋，两个七八岁的男孩在井边玩耍,不小心坠落井中，等到村里人把他们救上来时，两个孩子都已没了呼吸。老人们告诉孩子们的家长最古老的救溺水方:赶快让溺水的孩子伏在牛背上，赶着牛不停地走动，控出孩子肚里的水就有救了。那两位伤心的父亲可能是疼昏了头，也可能是有病乱投医，不管这个方子是否有效就急忙照办。那天，在夕阳昏黄的光线里,两个孩子都给穿上黑布棉袄，罩着新蓝布褂——应该是孩子们平日舍不得穿的过年衣服吧，小小的身体伏在牛背上，两个神色悲怆的男子各牵一头牛，一前一后木然地在井西边的场院里转圈，场院边上是一群表情肃穆沉重的乡亲。眼望着老牛转呀转,走到天黑走到半夜，那两个孩子还是没有救过来。此后,井台边上再也没了洗衣、洗菜、挑水的人。后来,农业社请了消防队来“淘井”——就是将井水抽干，清理井底的杂物泥沙，表示井已“淘洗”干净，村民们才又来打水。谁知从那以后，竟接二连三的有人跳井，每次出事后都是请消防队来重新淘过。折腾几次后，村里人人“谈井色变”，最后干脆把井填了，井台边妇女们那些快乐的聚会也结束了。
  板桥坊村的西北角上，在四流中路与兴城路交界处，现在还可以看到一处20世纪40年代初的日式建筑。不大的四合院，十几间瓦房，墙皮已有些剥落，给人一种沧桑之感。这座古旧的小院里住了几户普通居民，十分不起眼,然而在60多年前，这座建筑物在板桥坊村那片中国式的茅屋草舍中已算时尚新颖的了，但它的名声却狼藉不堪:这就是日军1941年7月在此设立的“板桥坊检查站”，是青岛市及周边地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卡子门”。以“卡子门”为起点，在今天兴城路的位置，向东延伸着一条4米深、5米宽的大沟，蜿蜒经过东小庄村、文昌阁村，从东、西大村中间穿过到李村,再向东南延伸到小埠东村到达山东头。大沟总长16公里,沿沟还修起一条4米宽、与沟等长的碎石马路，每隔一段就修筑一个碉堡，全线共有12个碉堡，设立12个防塞，将青岛市区与外界的联络、交通完全切断,要想进出青岛，只能走板桥坊、西大村、李村、山东头这4个“卡子门”。这条大壕沟就是日本侵略军耗资45万元、驱使沿沟村庄的村民们为其修筑的防御壕，日军美其名曰“惠民壕”，中国人称其为“毁民壕”，沧口一带及周边村庄的老百姓叫它“大壕沟”。日本侵略军毁掉几百户农民赖以生存的良田，挖出这么一条大壕沟，他们自称是“加强治安”，其真正的目的一是阻止崂山抗日游击队进市区袭击日军,二是防止青岛市内的中西药品、火柴、汽油等物资运到抗日根据地去。当年“板桥坊检查站”坐落在进出青岛主要公路的咽喉处,缠满铁蒺藜的栅栏门（又称“拒马”）有日伪军日夜把守，盘查来往行人，出入人等必须经过搜身才能放行。栅栏门定时开关,以同兴纱厂上下班汽笛鸣声为号，早6时开，晚6时关，过时宵禁。老百姓出入得出示“通行证”，就连村民们到村北百米之外的山坡上做农活都要拿着“通行证”，还得遵守日军定的“作息时间”。遇上农忙时节，人们在地里急着干活，忘记傍晚6时前回家，这天晚上就得在地里露宿.即使有“通行证”，日军也不让过“卡子门”。把守“卡子门”的日军搜抢财物、谩骂殴打行人那都是家常便饭，若遇上看不顺眼的就抓进小院里拷打。走一趟“卡子门”就像过一次鬼门关，老百姓提起来便不寒而栗。1945年日本投降后，换上国民党军队驻守“卡子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作过公安局的检查站,后来交给了公安局当作交警大队的办公室,20世纪60年代,一部分房子作了警察的家属宿舍。现在的小院里还有几户人家居住,倘若你走进去,想参观一下这座
  1940年日军修建的卡子门旧址
  大名鼎鼎的建筑物,住在东厢房的蒋女士会让你看看那1尺半有余的厚墙，看看东窗上的原装窗棂;她会向你介绍这座破旧的房子的来历,那里的一砖一石可都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屈辱和血泪啊。那条十几公里长的“毁民壕”，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填平，而板桥坊村北的那一段大沟，直到1959年后才全部整理平整，那段屈辱凄惨的日子被深深地埋在沟底。现在沟上面盖了医院、商店和居民楼，而“卡子门”，那座外墙斑驳、铁门紧闭、苍老沉默的小四合院,披着岁月的风尘伫立在兴城路西头,成为日军侵华罪行的铁证。
  新中国成立前，板桥坊村曾出过一个“名人”胡子宏。据1991年沧口区政协出版的《沧口文史资料》中记载，胡子宏是1920年以来沧口地区坐地户中的首富，他家在鼎盛时期，拥有土地达999亩。市档案局馆藏资料中,有一份1944年日本人向青岛老百姓强征治安费，以粮代赋供应军队的统计表。表中记录营子村交地瓜干402市斤、小米162市斤、麦子140市斤；板桥坊村交地瓜干335市斤、小米307市斤、麦子111市斤；而胡子宏在统计表上是作为单列的，上交地瓜干381市斤、小米534市斤、小麦127市斤。胡家一户交的费用抵得全村有余，可见他家占有田地之多。胡家在村中有宅院3处，3个大果园，并开着店铺做买卖。胡子宏很喜欢接受新事物，1924年，他先购置了摩托车，又买了一辆红色敞篷车，亲自驾车兜风。这是沧口地区的第一辆小轿车，着实让村民们看了新鲜景。至今村里很多老人对他记忆颇深，有关他的故事也很多。据说，胡子宏为人慷慨，凡有人向他借钱,他总是有求必应,且从不过问还钱与否；他对乡亲们很热情，常常买回一大堆点心、水果，在街上遇到谁就分送一些，分发够了才把剩余的带回家。有一次，板桥坊村一个专门讹人的泼皮见胡子宏开着新买的敞篷车从大街西口进村，便一骨碌躺倒在车前。胡子宏微微一笑,下车把那泼皮扶起来，说:“自家爷们，没钱花了就说声。”那泼皮本来鼓着劲准备和胡子宏纠缠一场的，没想到胡子宏以礼相待,语言颇暖人心，一时间竟张口结舌找不出句话来回答，后来胡子宏背后给他些钱物,教育了他一顿，那泼皮居然收敛了不少。
  沈鸿烈主政青岛时期，胡子宏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沧口区区长。据村中老人们回忆，日军投降后，同村的高洪斋一张“黑呈子”（即匿名信）告到衙门里，国民党政府就把胡子宏抓去枪毙了，而那个写“黑呈子”的高洪斋，新中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了。村中人常常带着疑惑议论这件事，说不知其中有什么内幕。查市档案局档案可知,1935年3月，有天津实业土地公司的业务员徐积昌托人找到区长胡子宏，以天津实业土地公司欲在青岛种植棉花为由，让他帮助收购盐滩村北的一片土地，许诺成交额每百元便付给4元钱的提成。这片地有100余亩，分别归盐滩、达翁、阎家山几个村的村民所有。胡子宏就联合沧口公安分局的巡官马方溥，找了这几个村的村长动员地主卖地，以每亩500元的价格共收购了130余亩。而付给农民的款子却是由朝鲜银行汇来，兑的是中国银行的钞票。其实土地问题在青岛早已非常敏感。1919年，日本人国武太郎在青岛倚仗日本势力廉价掠夺李村、侯家庄、郑庄、板桥坊等村几千亩良田。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后，国武太郎继续强占着中国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不肯归还，索要天价赎金。老百姓与他的官司打了14年，还惊动了中日两国外交部，双方仍未就赎回土地问题达成协议。外国人无视中国领土主权，强占我们的土地，这已成了有良心的中国人心头深深的疼痛。1934年6月6日，国民党中央行政院密令：“……外人在我国租用土地，除教会外，应以通商口岸为限，现行条约规定甚严。数十年来，地方官厅漫不加察，以致外人在通商口岸以外，私赁或私购土地及借华人名义私购情事……。应即严令撤销，以维主权。”大量收购土地，且购地款项自朝鲜银行汇入,这让人不由得怀疑购买土地的另有幕后人，怀疑天津实业土地公司是一个外资公司，怀疑收购中国土地的是日本人。此事被沧口区建设办事处发觉，上报市政府，市政府于1935年7月以138号密令让公安局严查。在调查的过程中，胡子宏和马巡官一度遮遮掩掩,并到沧口公安分局辩解，称自己决无为外国人服务的“汉奸”行为，买地的公司是中国人所办。此时，天津实业土地公司的徐积昌却忽然不见踪影，到9月份才冒出个平度人张凤山代表徐积昌向市政府呈文申诉。据档案资料显示，青岛市公安局即令马巡官停职听候查办，胡子宏的区长自然也当不成了。这件事有可能为抗战胜利后胡子宏的死埋下了伏笔。土改时，胡子宏家的几百亩土地一部分分给穷苦的村民，一部分收归国有，那3处果园成为青岛第六园艺场。分“浮财”那天，板桥坊村几户地主——包括胡家的金银细软、家什杂物被抬到村中心的大街上，从关帝庙一直摆到高家祠堂。大家以抓阄的形式领取胜利果实,全村人喜气洋洋如同过节，今天60多岁的人对此记忆犹新。
  胡子宏的住宅现在还存留两处,保护还算完好，都是青砖青瓦,檐口一排滴水（一种心形小瓦,专门挂在房顶最边缘处，用于雨天流淌雨水），花样各异，有蝙蝠、菊花、荷花等七八种图案。其中一处在今天看来都算是高大敞亮的上等民房，人称“财主客厅”，是胡子宏在20世纪20年代所建。据村中老人说，胡家并不住在里面，这里专供亲友下榻之用。“财主客厅”盖得极为讲究，细部雕“寿”字的胡氏客厅木椽装饰特别精致,老屋青石条作山，翘着四角飞檐，屋脊两端各镶有砖雕的仙鹤、龙头，足有两尺多高，东西屋山上嵌着两排带有荷花的青砖作装饰。这种砖雕不知是用何种材料制成，质地细密，叩之有声，山墙下半部分的青石条表皮都已鼓起一层，成粉末状脱落,但荷花砖雕至今花儿朵朵清晰可爱，令人叹为观止。房檐下有木椽伸岀，虽然历经80余年岁月，油漆早已剥落，但上面刻着篆体的“寿”字，笔画还十分清晰秀丽。都说江南古镇明清、民国时期的建筑古朴有特色，胡家客厅在表现山东城镇民国时期优秀的建筑风格方面也毫不逊色，然而遗憾的是随着即将实施的旧城改造,这座代表百年前建筑风格的老房子会很快从我们的眼前消失。
  “财主客厅”坐落在板桥坊村中心大街街北，正对着客厅的门楼子，过街不足百米是胡氏家族的老茔,20世纪40年代末还有几十座坟墓在此，其中有一座特别高大，已不知埋葬的是胡氏家族哪位祖先。茔地南端有一个不大的黄土台子，每到年节，村里就扎上竹竿，挂起幕布，在这个简陋的戏台上唱柳腔戏。那些铁杆粉丝小媳妇、老奶奶占据了戏台前的“池座”，孩子们就站在那座大坟头上，远远地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花旦、小生，演绎着儿童们搞不懂的故事。
  50年前的板桥坊村，靠山靠海，又紧邻着纱厂、耐火厂、橡胶厂，工、农、渔、商各行各业都有，算是比较富足的村子。1955年农业合作化，沧口区成立了一个渔业合作社，把全区30户渔民都集中在一起作业。刚刚成立渔业合作社时，渔业办公室设在沧口下街，十几米外就是大海，满潮时波浪在窗外拍打着海岸，海平面几乎与地面齐平。渔网一挂一挂地晾晒在海滩上，散发着浓郁的大海气息。区里任命板桥坊村的高维君任渔业大队长。高维君高高的个子，笔挺的腰板，生得眉清目秀。他的儿孙辈都非常漂亮，两个孙女儿更是出落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1958年那个小孙女的照片被沧口大马路上的红伦照相馆放大到12寸，放在橱窗里“摆样子”，摆了好几年。她所在的青岛第三被服厂每做出口服装，总是让她做模特儿，穿了样品照相寄给国外的客户。所以大家给高维君家取了个别称“板桥坊美人家”，沧口一带几乎无人不知。高维君任渔业队大队长那年已64岁，一直在第一线劳动，到70多岁还和社员们一起天天出海打鱼。他从19岁独立出海，打了一辈子鱼，积累了丰富的捕捞和气象经验，只把手插在海水里试上片刻，就会告诉大家到哪片海里撒网，会打到什么鱼，网网不虚。高维君特意只把4个妇女编在自己船上，每次出海回来，这只“三八船”的产量总是最高，让那些清一色棒小伙的小组个个心服口服。高维君还有一手绝活，那就是对天气变化情况预报得极准，村里渔民出海前都要先向他咨询。村里老人们到现在还讲着他的趣事：有一年初夏连阴多雨，好容易停了雨,却是天低云暗，海水混浊。社员们三三两两在岸边补网谈天，高维君走过来训斥道：“还不赶快收拾下海去！光在这懒吧！”大家说：“这样的天怎么出海？”高维君笑着说：“下去就好了。”果然，就在大伙装好网具撑船离岸时，天上乌云已经变薄变淡，继而分裂成团，明媚的阳光从云缝中洒下来了。还有一次天高云淡，风和日丽，大伙儿正往船上装棉袄、干粮和水，准备出海，高维君说：“今天不能出海，歇天吧！ ”这么好的天气不去打鱼，把装好的网具再卸下，还要再把渔船泊好，有的人不免嘟嘟嚷嚷口出怨言。然而，没过几个钟头，晴空中突然乌云堆积，暴雨倾盆而降，海面上飓风骤起，如果这时在海上作业，那必然是凶多吉少。高维君的捕捞技术在周围渔村远近皆知，甚至美名远播海西。50多年前海西打鱼的同行产量一直不高，渔民们特意驾船来请他去指导。高维君在海边走了一圈，用手拉拉渔网网口的松紧，立即指出这些渔网口松紧不合适，鱼群进了网也收不住。他教会海西的同行们如何掌握网沿的松紧度，使他们捕鱼量大增，感激得这些淳朴的渔民非要拜高维君做干爹，于是本来只有一个独生子的高维君一下子得了好几个儿子。为推广高维君的经验，青岛市还举办了一个培训班，东边渔村的渔民都扛着铺盖卷来听课。但俗语说“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高维君的捕鱼经验在沧口西海上百发百中，搬到东边海上却不是条条奏效。由于海西和沧口的渔民共用同一片海域，所以他的“捕鱼经”在海西也屡试不爽。另外，高维君的气象经验在青岛市范围内是十分奏效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岛气象台的技术人员经常把电话打到渔业合作社，和“高大爷”商量一些关于天气的问题，特别是有大轮船进出港口时，“高大爷”的意见非常受重视，而这位老人家也非常愿意把自己积累一生的经验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国家。高维君80岁时,渔业社还不舍得让他回家休息，聘他在渔业办公室当顾问。直到他1975年84岁去世前，行动不是那么方便了，还在炕上为渔业社刻织渔网的竹梭子，扎元宵节灯会用的蛤蜊灯、虾灯。高维君去世后，给渔业社留下两纸箱刻好的梭子，令见到的人无不动容。
  沧口古港
  时代的车轮驶进了21世纪，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青岛市的城市改造步伐也加快了。在青岛市区内，至今仍保留着有400多年历史的古朴幽静的窄巷、生满斑驳青苔的百年老屋的老村庄现今已经不多了。从喧闹的马路上走进村中，立即会感受到一份久违的宁静,寻到一丝往日的气息。然而这份宁静不会再保持很久，老村的改造已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老村的居民也在期盼着早日住上现代化的新居。不知什么时候，也许是明年，也许是明天，蕴藏着无数古老故事的老村庄就会从我们眼前消失，就像欧•亨利笔下那最后一片常青藤叶子，只能在油彩和文字中去寻觅了。
  （根据高崇毓、高振凤、高玉文、高玉美、胡绪清等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