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离楼山南坡不足千米之处，曾经坐落着一个小小的村庄——营子村。顾名思义，营子是“营盘”的意思，那么，营子村就是由营盘演变而成的村子吗？的确,600年前这里就是我们的祖辈为防御倭寇入侵而修建的军寨, 是一座百户城池。
  元末明初，倭寇（古时称日本为“倭”，称日本海盗为“倭寇”）对中国沿海频频入侵，成为官府和百姓的一大祸患。明太祖朱元璋沿海设置水军巡海,用快船追捕倭寇，然收效甚微，倭寇的骚扰却愈加猖獗。备倭总兵官汤和的部下方鸣谦上书朝廷，建议在沿海地区“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附岸”。明朝洪武十七年（1384年）开始，山东、浙江、福建沿海各处修建卫所。明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设立即墨鳌山卫，下辖雄崖守御千户所和浮山备御千户所。到明朝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山东沿海的威海卫、成山卫、靖海卫、大嵩卫、鳌山卫、安东卫建成，这些“卫”与其下辖的若干个“所”和“军寨”、“墩堡”把守着山东千余里海岸线的各个要害之处。其时沿海各省设置的卫所遍布在自广东到辽东漫长的海岸线上，一个完整的防倭抗倭军事体系建成，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基本保障。浮山备御千户所就是全国359个所卫之一,简称浮山所。
  浮山所下辖4座军寨、25处军屯和18个墩堡，掌印千户乃五品官员，爵位为武德将军。在各军寨率部防守者为百户，官六品，爵号昭信校尉。自1388年建制到1644年明朝灭亡的250余年中，朝廷先后敕封过苏、毛、亢、余、杨、焦、张、王、汪氏9姓武德将军在浮山所任千户职，封丁、詹、葛、侯、张任百户职，且子孙后代世袭爵位。这几位百户驻守金家岭寨、于家庄寨、张家寨和楼山寨，营子村所在地就是4座军寨之一，因背依楼山而建，遂得名“楼山寨”。驻守楼山寨的百户姓侯名通，据清代编纂的《侯氏族谱》记载,侯氏原籍江南扬州府仪真县（今扬州市仪征县）城官巷，侯通之祖父侯旺参加了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从军16载，转战9省,在明朝建立后的第四年（1371年）病亡于征蜀的军中。侯旺的长子侯宁按明朝父死子继的兵役制度，继父从军,巡海捕倭征北平虏苦战20余载，方在明朝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得授世袭百户，率军赴浮山所任职。明朝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谋取侄儿朱允炆的皇位,叔侄二人连年大战,动辄调兵三五十万，征战南北各有胜负，军士、百姓死伤无数。侯宁投入燕王军中，在明朝建文三年（1401年）的河北夹河大战中阵亡。明朝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朱棣攻入京师金川门，建文帝逃走后朱棣称帝,对“靖难”有功之臣封爵赐官，侯宁无子，其百户官职由弟弟侯贵承
  明代烟墩山的烽火台故址
  袭，仍赴浮山所之任。侯通为侯贵长子，明朝永乐二十年（1422年）袭百户职，清朝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所修家谱记其“奉旨修百户城池于楼山前，镇守海口，即今之侯家营子是也。”又据《莱州府志》记载：“楼山寨城，土筑，即墨县南四十里,里仁乡南曲社，周二里，高二丈，阔一丈。”百户所内设“总旗”两个，每个总旗辖“小旗”5个，每个小旗10名军士，连同管事的小吏所内共112人。楼山寨还管辖着18个墩堡中的“楼山墩堡”，即那座伫立于楼山以西的海岸上海拔只有62.9米的小山包。据清朝乾隆年版的《胶州志》记载：“大曰墩,小曰堡，墩军六名，堡军五名，各有汛地。”在称谓上还有细分,建于沿海者称“墩”，居于要害陆路者叫“堡”。任何墩堡驻军一旦发现有倭寇潜来，则白日举烟、夜间升火报警,其他墩堡接连传递，全线军士很快进入备战状态。楼山寨在紧临大海的小山上筑烽火台，这座小山因此得名“烟墩山”，一直沿用至今。1986年园林部门在山上修建山头公园时，曾挖出不少古代方砖，亦佐证了烟墩山为举火报警的军事要塞之说。
  明朝天顺五年（1461年），侯通之子侯泰袭百户官职，仍率军士驻防楼山军寨，侯氏家族生子皆为军户—明代朱元璋创立的奇特制度就是军民分籍，将老百姓分为“军”、“民”两种，军籍户每家世世代代要有一个人参军，民籍户却世世代代免除兵役。军户统归兵部管理，其家中长子为服兵役的“正军”，再生的男孩皆为“余丁”，正军和余丁都可得到官府分给的田地50亩及耕牛、农具等，平日里耕作田地、侍弄庄稼，有了战事即冲锋陷阵。到侯泰镇守楼山寨时，山东、辽宁沿海倭患平息多年，那些顶盔披甲的军士们,手中刀剑寒光闪闪，在7米多高、3米多宽的军寨城墙上来往巡逻的肃杀画面久已不见。军户侯家居于军寨之内，生息繁衍，春种夏收，渐渐茅屋炊烟、鸡鸣犬吠，形成村落。侯泰之子侯胜于明朝成化十二年（1476年）袭百户之职,1477年即调任灵山卫左所百户。自此，侯氏世袭百户的长支迁至灵山卫，其他旁系子孙留居楼山军寨。清朝建立后，废除明代的卫所制，委派守备、千总等官员镇守海防。清朝雍正年间逐渐裁撤山东沿海卫所，浮山所于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裁撤，当年的楼山军寨成了名副其实的村庄，被称作“侯家营子”。那黄土夯成的军寨城墙倾倒塌陷，墙内墙外农舍连成了片，在20世纪中期还可以看出军寨东北角土城墙的痕迹，有一小段残垣断壁一直保留到2001年，在营子村旧城改造时才被铲平。这段残墙上生着一棵胸径30多厘米的酸枣树,枝干虬曲苍劲，斑驳灰黑的树皮布满了岁月的皱纹。根据酸枣树的生长速度推算，它的树龄至少有500余年，恐怕当年百户城池修起时它就破土而出了。老酸枣树历尽沧桑，见证着楼山寨变身为营子村的风风雨雨。
  营子村虽然历史悠久，村庄占地面积却不到0.2平方公里。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它的四周就被工厂、河床和铁路堵得严严实实。营子村南，日本富士瓦斯纺织株式会社于1921年修建的富士纱厂①占了村南、村东4425亩土地，垒起高高的灰色围墙，墙头上拉着1米多高的铁蒺
  藜网，纱厂与村子之间只隔着一条两米宽的土
  ①新中国成立后为青岛国棉七厂,1985年更名为青岛第二毛纺织厂。路。沿土路前行便可走到村子东侧富士纱厂的劳工宿舍①。宿舍也围着和厂区一样的灰色围墙，宽阔的大门正对着营子村。土路自劳工宿舍大门前拐弯，向北约百米有一个长长的陡坡，走下去便是30多米宽的板桥坊河道。板桥坊河自东向西蜿蜒而去，村民们叫它“北河”。营子村与板桥坊村隔河相望，有德国人修的百年石桥将
  富士纱厂
  两村相连。村子西边是胶济铁路的两条铁路线，与民房相距不足10米，呼啸的列车不分白天黑夜不断地从屋后铿锵而过，连地面都被震得颤抖不已，久居于此的人们却早已习以为常。在没有多少娱乐场所可去的过去，火车道边的护坡和草地就是大人孩子的乐园，居民们对火车
  ①新中国成立后叫做国棉七厂二宿舍。道有一个独特亲切的称呼——“火道”，去“火道”捉蚂蚱、看火车,成了大人哄孩子的一种消遣方式。
  20世纪初的沧口火车站
  营子村的居民，以侯、王、矫、孙4个姓氏为主。侯家是明代的百户侯通的后人（其长支每世的长子荫袭百户之职，已于1477年迁居灵山卫）。自侯通奉旨修楼山寨来到营子居住已有22代,是村中最大的姓氏。侯家的老屋集中在四流中路北段东侧，考证起来却正是楼山寨的城墙之内，那段生着一棵老酸枣树的明代军寨残墙，就是侯文柱家的北院墙。王家是明代永乐年间被强迁来的老百姓，当时叫做“起小民”。据王家老辈传说，祖先们被官府用绳子绑成串，驱赶着往北方而来，一路上历尽艰辛，受尽欺辱，连上厕所也得请示押解的军士，得到军士的允许之后，解开被缚在背后的双手才得以方便。所以今天还有人把如厕称作“解手”，而且养成了把两手背在身后踱步的习惯。王家来到山东即墨，被安置在军寨旁,一直受军队的驱使。随着时间的推移，铁打的营盘演变成村落，流水的兵们也散往四方，留下百户侯家和小民王家繁衍成村中大姓。但老辈人仍墨守成规，小民王家对百户侯家一直是唯唯诺诺、小心翼翼。后来有高人给王家支招说，与其这样相处下去，不如与侯家结亲交好。于是王家就主动地将如花似玉的好姑娘嫁到侯家，两家成了儿女亲家,渐渐也就平等相处。王家在营子村居住了也近600年，聚居在楼山军寨的西城墙外，四流中路是拆迁了王氏家族一部分旧居修成的，所以20世纪以来王氏大部分人家居住在村子西头、四流中路与火车道之间。
  侯、王两姓都有祠堂。百户侯家的祠堂在村子中间，青色小瓦盖顶，起着宽大的门楼子，高高厚厚的木门槛。三间正屋供着祖先的牌位,厢房租给房客住,正房平日上锁，由家族诸家轮流管理。除夕夜五更时祠堂门大开，管祠堂的人家早已将有祖先像的“轴（zhu）子”挂好，摆着供品,各家便来祭祀上香。自初一到初三，家家每天派人来上3次香，祠堂里香烟氤氲缭绕,直到初三才将祠堂门关了。王家的祠堂在四流中路北段路西、王氏子孙的聚居处。祠堂不大,小院也不起眼，新中国成立前租给一学堂使用，新中国成立后住了本家一个叫王老五的老汉。这个王老五是孤家寡人一个，他的姓名和遭遇与青岛民谣“王老五好命苦，衣服破了无人补”竟十分吻合，顽皮的孩子见了他就要高声唱起来。王老五在前面慢吞吞地走，身后就跟着一群调皮孩子变着花样喊：“王老五王老五，骑着车子打花鼓，鼓嘎鼓嘎两毛五!”1955年营子村成立农业合作社，王老五成了五保户，从此他的生活有了依靠，吃穿由社里供给。也就在那一年上,他几次病得死去活来,都是社里给他请医生，安排人照料他;病危时,社里买了棉花和布,找了几个妇女给他缝制寿衣。1956年王老五去世,社里又买了棺木装裹他下葬。
  营子村内的主要街道呈“丰”字形。东西向的街有3条:上面一横只通到与竖划交叉处,那疙瘩里是营子村的亮点，工商银行、邮电所、国营百货商店、粮店、土产杂货店、保元堂药铺、文具店、理发店都散布在周围,居家过日子每天都得往那里走一遭，有时人们称其为“南街”；中间一横贯穿东西,东头顶着国棉七厂宿舍围墙,西头越过铁路线直达青岛耐火材料厂的大门。这条街上有侯家祠堂、小学校、全村共用的石碾，其位置处于村子的正中，把村子一分为二;下边的这一横严格地说是条稍微宽一点的胡同，从与竖划相交处起始，向东走出营子村就到了原富士纱厂劳工宿舍的北墙外。这道围墙垒在一道四五米高的黄土崖子上，墙下1米多宽的小道曲曲弯弯通向板桥坊村胡子宏的果木园。“丰”字的那一竖就是进出青岛的要道——四流路的中段，即四流中路琏接营子村和板桥坊村的石桥也在这一竖上。自青岛建制后的百余年来，熙熙攘攘的客商、南来北往的车马，曾使占着地利的营子村朝气蓬勃，蕴藏着无限生机。笔直穿过营子村的四流中路北段,20世纪50年代前又叫“营子大马路”，与向南仅500米外的四流中路中段（又称“沧口大马路”）遥相呼应,是一对正在绽放的姊妹花。沧口大马路店铺林立，时尚繁华,像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已是风情万种，而营子大马路如豆蔻年华的小妹妹,一天比一天岀落得美丽。这段仅400多米长的马路两侧全是门头房，饭店、菜店、酱园、土产店、成衣局、钟表店、铁匠铺、修车铺应有尽有。其中为马车服务的车马店就有5家，自村北桥头向南分别是赵毓青、徐鹤龄、刘润恒合开的永安栈,许云章的恒聚栈，王昌文的德昌栈，宋瑞清的德宗栈，还有一个立大车店，家家生意兴隆。在恒聚栈对面甚至还有一家专卖各种马车配件的鞭子铺，鞭子铺北边的场院边上还住着一位专门钉马掌的老倪——大家叫他“㩟驴蹄子老倪家”。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的营子大马路是如何的车水马龙，热闹繁荣。
  营子村的耕地很少。从20世纪初，外国人便瞅准了这片交通便利、地势平坦宽阔的好地方，纷纷在这里建厂，如1918年建的日本窑业株式会社①，1921年建的富士纱厂,1933年建的青岛胶皮工业株式会社。它们不但限制了村子的扩展，还把村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占用殆尽，村民们只好去附近的厂里做工。当年营子村家家户户都有几个工人,务农的、打鱼的相对较少，就连十一二
  ① 新中国成立后称青岛实业耐火器材厂,今青岛耐火材料厂。岁的小姑娘都到纱厂做童工挣小米养家,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来源。营子村的孩子从小就会下海挖蛤蜊、钓虾虎，那些挖蛤蜊的能手被大家戏称为“海精”，他们丰厚的收获不但自家人可以敞开肚皮大吃，剩下的还可以去市场卖掉或者晒蛤蜊干。三年困难时期①，粮食紧缺，从沙岭庄到宋哥庄这片海滩上突然神奇地冒出一种虾虎,大小如今天的“琵琶虾”，外壳不扎手，稍带黑色,虾肉肥嫩如凝脂，鲜美程度要比琵琶虾略胜一筹（过去人们是不吃琵琶虾的，且下海很少能挖到琵琶虾,偶尔捡到一只也随手将它扔掉）。那时候大家都挣钱少，无力购买多少吃的，凡是能下海的人天天都去钓虾虎,天天都是满载而归，海里的虾虎竟然取之不尽的不见少。村民们用虾虎充饥，这片虾虎救了这方人的命，就有老人说:“陆上不收海里收，自古如此，到陆上丰收了，海里也就收不到了。”可也奇怪,1962年以后生活逐步好转，这片虾虎就绝了迹。近几年市场上偶尔有卖虾虎的，都是个小皮黑，吃起来土腥味极重，全然不是当年“救命虾虎”的滋味。
  营子村有个沧口北部最有名气的大院，就是人称“文化馆”又叫“电影院”的四流中路370号。370号坐落在营子村北半部，四流中路北段的西侧,大门正对着路东“丰”字的下面一横。大院曾是平度人许云章开的恒聚栈马车店。那店盖得气派，两扇厚重的黑漆大门3米
  ①1960至1962年。多宽，大小车辆进出自如，大院子约有800平方米，停放二三十辆马车（青岛民间俗称为“大车”）都宽宽敞敞的,南面接着邻院的后墙，沿西边围墙盖了近30米长的一溜马棚。临街的东屋是高高大大的门头房，近百平方米的大屋只间成两大间，一溜大通铺供车把式们住宿。正房10间,8间收拾成精致的客房，招待那些有身份、肯花钱的过往客商下榻。恒聚栈的生意做得比其他几家马车店都好,常常是车马盈门客房满座,招得村里一侯姓无赖长期在店里混吃混喝。这无赖的哥哥给日本人做事，包了日本人的工程发给各村去做，欠着乡亲们的工钱却心安理得，从四方到楼山后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他的。有一天，抗日游击队趁这个无赖又在恒聚栈喝酒滋事时为民除了害，附近的百姓无不暗暗称快，他那无恶不作的哥哥也随之收敛了不少。可发生这件事后，恒聚栈的许掌柜一家却悄然离开了青岛，自此销声匿迹，再也不见踪影，马车店歇了业。又过一阵子,大院变成一家烧锅店，做起地瓜干烧酒来。临近解放，烧锅店也不干了，偌大的院子荒芜着。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那天，大院成了军管会的驻地,持枪的战士在门口站着岗。军管会撤离后，大院归房管所所有,西边一溜马棚改成了9间住房，南头还盖上一处极具城市化的厕所，大大有别于营子村各家传统的露天茅坑,370号院在这段马路上也变得更“上档次”起来。
  1952年,与大院只隔着两条铁路线的青岛实业耐火器材厂租赁了这个院子。耐火器材厂是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时，日本窑业株式会社于1918年在营子村西的海滩上填海所建，生产耐火砖供沧口的南北两个日本钢铁厂（即老百姓口中的“南日钢”、“北日钢”）使用，老百姓称其为“窑业家”。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接收,1946年由国民党元老中央执行常委丁惟汾出面购买，与面粉厂、染料厂、肥皂厂、化工厂、橡胶厂、玻璃厂等共7个工厂组成“齐鲁公司”，属国民党“党产”。耐火厂称作“齐鲁公司胶澳厂”，新中国成立后收归国有，改称青岛胶澳化工厂,1952年更名为耐火器材厂，厂名与产品才得以名实相符。耐火厂租下大院后，全厂职工分期分批在这里脱产学习，还在临街的东屋里设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由此耐火厂的职工将370号大院美称为“文化馆”。大院的用途几经变迁，一半作了家属宿舍，另一半厂里用来办过短期训练班、托儿所、商店、单身宿舍，街道办事处曾借这个营子村最大的院子召开群众大会，扎起台子唱过柳腔、茂腔，但让人们念念不忘的是大院曾做过沧口北部的 “电影院”。
  20世纪中期,在露天放映电影十分盛行。那时没有电视机，收音机也很少，没有什么像样的娱乐方式,就连发源于沧口广场风靡全岛城的“够级”扑克也还没有面世，人们的业余生活十分单调，孩子们聚在一起疯玩疯跑,大人们凑在一块也就是谈古论今。到夏季纳凉时节，人们在户外活动时间长，于是流动电影放映队就应运而生。在周末或节假日的夜晚,不论是正规的广场上，还是在村头的场院里、河边沙滩边，只要能坐下三五百人的地方,常常会有一部电影放映机“扎扎扎”地运转着。机头射出的那道白光里，隐约有灰色的雾团边转动边前行,触到高高悬挂的白色银幕上，就变成了舞动的手脚,行驶的车轮。老百姓非常欢迎这些送欢乐到家门的电影队，总是不遗余力地捧场。1955年夏天，沧口工人俱乐部与耐火厂合作，选定370号大院作露天影院，每年从4月到11月这段宜于在户外活动的日子,周六晚上就在院里放映电影，看一部电影票价5分，看两部票价1角。虽然放的不是刚上市的时新影片，但低廉的票价让无力去正规电影院的周边居民有了看电影的机会，大院里的住户更是欣赏了数百部不花钱的电影。那真是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日子。还在星期五，电影海报就贴在大门口宽宽的门柱上，村民们开始奔走相告：“明儿晚上窑业家电影院演《五朵金花》啦，去看啊！”一丝兴奋开始在村中弥漫。过了夜，熬到下午，大院门口就围着一群孩子了。天还未黑，耐火厂的服务员们正在卖着票呢,放映员小洪就装好放映机，挂上白色的幕布，“电影院”的模样就出来了。大喇叭里放起《喜洋洋》、《幸福年》、《紫竹调》等民乐合奏,优美欢快的音乐撩拨着人们早已骚动着的心弦。那天，家家户户的晚饭吃得又早又快，院里不知从哪里冒出那么多的孩子，用小板凳、砖头、石块给家人“占地方”。到“清场”检票的时候，正在打闹的孩子们忽然一下子都不见了，不多久，就见“把门的”从煤屋子后边，厕所的过道里，揪着耳朵、拽着胳膊拖出几个最为调皮又没钱买票的男孩子。而那些与住户认识的，则要求躲在住户家里，心嘭嘭乱跳着,神色惶惶的,等检票放人后溜出去混入人群时,那种胜利的喜悦和骄傲却是遮掩不住的。吃过晚饭,附近各厂的宿舍甚至三四里外的东山沟村、东小庄村的居民都出动了，大家扛着板凳,提着马扎，扶老携幼，呼儿唤女，煞是热闹。天黑定了，电影开演了，西边屋脊上就会看到一颗颗小脑袋在夜幕下的剪影——那准是被从厕所里“清场”揪出来的调皮男孩子又爬上屋顶了。忽然，“把门的来了！”一声喊，就听到屋顶一片瓦响，这匆忙的撤退不知又踩碎了多少片瓦。“把门的”走过来不过是吓唬他们一下，怕跌着孩子，也就作罢。过不多久，那些小脑袋又从屋脊上探出来了。大院里演电影10余年，转眼间已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了，为看个电影占座位、钻厕所的场景早已淡出人们的生活，但它给那一代人留下的美好记忆，是科技发达、物质丰富的当代人所难以体会的。时至今日，还有白了胡子的花甲老汉笑谈当年大院的喇叭一响，自己就心急难耐地想去爬墙的滋味。这段美好的时光到1966年的8月份戛然而止。所有的电影、戏剧、书籍一夜之间变成了“大毒草”，“电影院”的使命也画上了句号。
  四流中路370号先后住过22户人家，都是耐火厂的职工。耐火厂是日商建的，与青岛胶皮工业株式会社只有一墙之隔。像青岛地区的8个日商纱厂一样,耐火厂厂区南头盖了个职员宿舍，几座日式小楼,后又添了两排中式平房,供技术和管理人员家属居住。1952年，奉上级指示，耐火厂把连同职员宿舍的一大片厂区割给了橡胶厂，原来住在这里的人家一部分搬入“文化馆”。“文化馆”的东屋则改成单身宿舍了，安着30多张床，房门从不上锁，上中班、夜班的工人下了班可以随便过来休息,职工家属住了北屋和西屋。早期的“文化馆”可谓卧虎藏龙。马棚改成的小西屋南头3间，住着萧立道的孩子和弟弟，萧老是位老革命,1950年自上海调来任胶澳厂的厂长,1952年调化工部工作。北头3间住着刘西堂一家三口，刘老本名刘寄萍,是诸城刘墉的五世孙，家学渊源。他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延安抗大毕业后派往江苏赣榆县，是第一任党团工委书记,1945年任滨海区（含诸城、胶南、赣榆、胶县、藏马、郯城等15个县）参议员,1946年春，受华东局城工部派遣来青岛，新中国成立后任齐鲁公司总务处长,作为市军管会接收小组成员参加接受胶澳厂,接收工作完毕后留在厂里。住在北屋中间3间的是化验师关良栋夫妇和两个儿子，关良栋是清朝皇族后裔，老北京派头十足，关太太名叫博澄渊，亦是北京满族的大家闺秀，举足抬手流露着文静优雅。关化验师1956年调到山东省重工业厅,1957年被划为右派,第二年夏天在济南近郊农村劳动时去世。关家搬走后,新来的住户是刘永生一家。刘老是荣成县人，20世纪40年代初参加革命,1953年任耐火厂厂长,1958年调省重工业厅。北屋里还住着王丰裕一家三代七口，王丰裕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代青年干部,1954年参加青岛市公私合营工作组，公私合营完成后留任青岛玛钢厂厂长。他的父亲在大枣园小学教学，平日住在学校里,每周六回家。老人退休后担任营子村第二居委会主任,工作认真负责，铁面无私。三年困难时期，耐火厂利用东面的门头房办了个“职工合作社”，用王清泉做经理,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沉默寡言、一脸沟壑沧桑的白发老人,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青岛商界大名鼎鼎的胶东企业总公司的总经理。
  由于这些老人们的以身作则和潜移默化，大院院风淳朴正派，邻居们融洽和睦。住户们互相关心、互相尊重，那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情，是今天住在宽大明亮、装修得美轮美奂的现代公寓楼房的人们体会不到的。“文化馆”里虽然住着多位级别不低的领导，但这些老革命平易近人，见了个小孩子也先叫一声、逗一下。大院的居民用心呵护着自己的家园。每到星期天早晨,王老爷子必先出门，抡起大扫把哗啦哗啦扫院子。随后户户门响、家家出人,用不了半小时，昨晚放电影后留下的纸屑石片清理得干干净净,800平方米的大院子又是洁净如初。那时候，生活水平低，口粮、食油都有定量，孩子多、饭量大的人家常常为操持吃的而费神。偶尔谁家包顿饺子，哪怕自家添补着吃点玉米面饼子，也要把饺子分送给邻居们尝尝。油盐酱醋、米面钱物，互相应急，有求必应。孩子们从会走路就自己串门，孩子的妈妈常常正做着家务活，猛地想起怎么一上午没听见孩子的动静了？可做妈妈的并不着急，她知道孩子必定在谁家玩着。如果孩子这时正在刘西堂老人家里的话,那一定是坐在刘奶奶的怀里,刘奶奶正在把自己也舍不得吃的白面馒头，一口口地喂到孩子嘴里，没准孩子回来连午饭都吃不下了呢。
  说到刘奶奶，营子村里的大部分居民都认识她，每提起这位老人家，大家都是赞不绝口。刘奶奶名叫孙绣君，1909年生人。她高高的个子，清秀的脸庞上总是挂着慈祥、温和的微笑，为人善良实在又热心，大家都尊称她“大娘”。有许多比她小十岁、八岁的也这样叫着，可以体会出她在营子村里威信之高。营子是个小村子，以“丰”字下面一横为界，分成两个居民委员会，又各分为两个居民组,孙绣君被四邻们推举为第二居委会第二组百余户人家的组长。那时当小组长都是义务的，工作全凭对四邻八舍的一腔热情。而营子村的居民小组长更有不一般的难处。村子处于城乡结合部，村中既有周围各厂的职工，又有西流庄公社营子生产大队的社员，属于农业人口。城乡人口的管理、粮油定量和日用品的供应都是不一样的，在挨家发放票证时不但要分理清楚,有时还要费些口舌解释，所以营子村的居民小组长换得比较频繁。而孙绣君在二居委第二组一干就是十几年，出东家进西家，平息了不少纠纷，给人帮了很多忙。她还是这一大片住户孩子的“刘奶奶”，本村本土的孩子就叫她“刘妈妈”（青岛土话“妈妈”念“ma，即奶奶的意思）。只要刘奶奶在,大院的双职工上班就不挂念家：晒的衣服、被褥会有人帮着收,放在门口的“脏土”（青岛方言称垃圾为“脏土”）筐，收垃圾的来了会有人给倒进垃圾车。孩子冷了饿了都会去找刘奶奶，学校收什么费买什么书，孩子们就会去跟刘奶奶借钱交上，且理直气壮，就像对自己的亲奶奶一样张嘴就要。而刘奶奶把大院里的孩子也都当成了自己的孩子，这其中有3个还是刘奶奶亲手把他们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呢。刘奶奶家的墙上钉了一排钉子,专为邻居们挂钥匙用，哪个钉子挂谁家的钥匙都成了习惯。孩子们放了学去刘奶奶家取钥匙却不急着回家，小眼睛东张西望地看看刘奶奶家有什么可吃的。在那粮食有定量、副食品又稀少的年代里,孩子们你尝一口我尝一口，把刘奶奶那点午饭吃去大半是常事,但刘奶奶看着孩子们遮掩不住的馋相，从来不忍心去阻止他们。而他们的妈妈,那些不会做针线活的小媳妇，给孩子添置衣裳时不找自己的婆婆帮忙，却来赖着刘奶奶。刘奶奶戴着老花镜,盘腿坐在炕上，给这个孩子做棉袄，给那个孩子缝罩褂,孩子们就抢着给刘奶奶纫针，并以此为荣。
  刘家的两位老人助人为乐是出了名的，助人不图回报，还细心地顾及到受助人的自尊。几十年来，两位老人省吃俭用,生活极为简朴，但资助困难的亲友老乡读书治病,给邻居同事救急却很大方。大院里有一对夫妇因花钱算不出账经常吵架，有一次，因为妻子乱买东西，两人又吵了好几天。丈夫找刘奶奶诉苦说:“大娘，你看她是怎么过的日子，家里借了好几十元的债，什么时候才能还上?还借了您老10元呢！真是气死人又愁死人!”刘奶奶笑笑说：“你怎么忘记了？那天你已经把钱还我了。回去千万别吵了，好好过日子，省着钱慢慢还。”40年后的今天，这对夫妻恐怕决不会想到，刘奶奶为了平息他俩的“战火”，让他们好好过日子，宁可把他们欠自己的钱一笔勾销。要知道，那时候工作十几年的人一个月才挣30多元啊。有一位姓胡的同事家里碰到急事，愁着筹不到钱，都阳春三月了，刘爷爷借口给胡家孩子送去10元压岁钱帮他应急。在粮食供应极为紧张的年月里，刘奶奶千省万省，省岀口粮让孩子多收入少的乡亲邻居买去，受过惠的何止十家八家。这两位老人家先后去世已经20多年了，老人辞世时有多少邻居流泪送行，还有的放声大哭，长跪不起。至今老邻居见面提起他们的善举，仍是感激不已。
  1955年,“文化馆”西屋中间的3间房里建了个小小的托儿所,婴儿室里只有两个小女孩。她们是双胞胎，保育员是个叫安美丽的姑娘。那时，生8个孩子就称为“英雄母亲”，耐火厂供销科的小于一胎生了两位千金，也算有功之臣了,单位就给她抚养着一个孩子,并特意在离厂只有百米之遥的“文化馆”里设个托儿所，以方便小于哺乳。于是小于每天来给女儿们喂奶,下班后只带一个孩子回家，另一个由安美丽照看。直到孩子1岁多，有一个孩子夭折了，才把托儿所撤掉。
  370号大院的南邻，是营子“坐地户”王昌文的车马店——“德昌栈”。王家的客店开得实在不易。王昌文本是打鱼种田为生，因孩子多家累大，穷则思变，想另谋生路。这里离西边海滩不足200米,下海上坡之余，王昌文便到海边捡石头背回来垒墙，等垒到四面墙够了高度，苫上麦秸草就成了一间房子。就这么燕子衔泥般，王昌文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竟垒成了前后院大大小小共40间房！虽说这些房子七大八小，串联着像迷宫似的不太成个样子，但这毕竟是从西海边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背回来盖的呀。不但王昌文颇有成就感，有些勤快的村民也学着他到楼山下、西海边捡石头，有的在窑业家、胶皮家倒出来的烧锅炉渣子里拣些大块成形的“硫钢”，盖出来的小房虽然简陋,却间间方向正、墙壁厚,住起来是冬暖夏凉。王昌文的那40间房子更是派上了大用场,20世纪30年代末，他挂起“德昌栈”的招牌，开起了客栈。
  德昌栈开张之始是个小车店。所谓小车就是独轮手推车，有的地方叫它“二把手小车”。这车体积小身子轻,配条车攀挂在脖子上，既可助力又帮助平衡,一只两寸宽的胶皮轱辘上沟下崖十分灵便，是农村最实用的运输工具。庄户人家用它春天送粪秋天运粮，收割季节运麦捆装地瓜，农闲了推着媳妇走娘家最方便不过,所以山东地儿里几乎家家农户都有这么一辆小车。青岛开埠后,经济日益发达，几十上百里外来青岛做买卖、搞运输的小推车络绎不绝，也给德昌栈带来源源不断的客人。这些客商都是小本经营，推小车的更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他们瘪瘪的腰包不允许自己住大店，那些掌柜的和气、食宿价钱公道的小店就成了他们的首选，而德昌栈王掌柜的善良诚实更吸引了不少的回头客。有一年冬天，一位寿光客人病倒在客栈里，归心似箭又无钱无力上路,天天在病榻上长吁短叹。善良的王掌柜决定亲自把客人送回故乡。他找了辆二把手小推车，一边是斜倚着的病人，一边捆着两个人在路上用的衣被食物，自己甩开大步推着小车，一路打听着走了四五天,终于将客人安全地送到亲人身边。放下病人，王掌柜甩开大步又往回赶，这时盘缠用尽，带的干粮也早已吃完。王掌柜两天没吃没喝，一步一步往青岛捱来，好容易挨到即墨地界，这个健壮如牛的汉子饿得两眼发花，昏倒在一个小村外的官道旁。正巧有位老汉路过，救了他回家，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两个乐于助人的好心人谈得十分投机，王昌文又感激老人的救命之恩，遂拜老人做干爹，一直当亲戚走动。王昌文的善行在村中传为美谈,客人们就更爱去他的小店歇息了,就连北邻恒聚栈的许掌柜也认为王掌柜是条响当当的汉子,每当恒聚栈客盈门车满院时，许掌柜就会把住不下的客人送到德昌栈歇宿。这时，王掌柜感到他的小店规格委实有些低，他咬咬牙，用3间正屋做押，向许掌柜典了些钱，修整门头添置家什，租赁了南邻的空地存马车，德昌栈就升级为马车店，大车小车兼收了。
  新中国成立后，搞长途运输的主力是火车、汽车和地排车，进青岛的二把手小推车不久就绝了迹，马车也越来越少。营子大马路上的5家马车店陆续关了张，到1952年就全部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开店的或转做了别的行当，或离开了青岛。德昌栈的王昌文是土生土长的营子村人，又是自小打鱼种田出身，就又回到了老本行。1954年以后，南院里住上了10余户房客，王昌文老两口和两儿4女7家人家近30口人住在北院里，门头房的六七间房子租给了“人康诊所”。人康诊所中西医俱全，切实方便了营子村的村民们看病。
  营子村的南街中间有一座基督教堂，后院里是礼拜堂,牧师住宅临着大街。营子教会的全称是“沧口营子中华基督教自立浸信会”。1937年，美国牧师栾世铎来沧口传道,1938年买下营子村57号的地皮修建了教堂和牧师住宅。牧师住宅是一座小巧精致的欧式平房，围着矮矮的木栅栏，门窗和栅栏涂着白油漆,在周边古旧灰暗的中式民居中间显得静谧而又奇异。1940年,栾世铎回国，中国传道士孙春亭任牧师。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大儿子接替父亲司牧师之职，村里人叫他“大祷告”。大祷告一家住在礼拜堂院内，他的弟弟是位医生，在那所临街的漂亮房子里开了个诊所，妻子作护士，给病人打针换药。每到周日，信徒们来教堂做礼拜，牧师的妻子弹着风琴唱赞美诗，那悠扬恬静的乐曲声传得很远。1958年，青岛的基督教实行教堂合并，举行联合聚会，将全市近50处堂所合并为7个聚会点，营子村的教堂撤掉了，孙牧师的家人及做医生的弟弟一家都搬到市里的教堂去了。
  新中国成立前，营子村曾有两个学堂,一个在王家祠堂,另一个稍大些，在村东侧富士纱厂劳工宿舍墙外面。这个学堂又分为两处，一处斜对着劳工宿舍的大门，是间极破旧的民房，门和小木格子窗朝东，黑黑的，排着简易的课桌板凳，是一二年级学生的教室。稍往北些,隔着一条土路，即“丰”字中间的那一横，是一排高大的北屋，分成两个教室，也是木格子老式门窗,不大的院落安着铁棍焊的大门，三四年级的学生在这里上课。新中国成立后就用村东的这所老学堂改作了小学校，叫做板桥坊小学营子分校，营子村一至四年级的孩子在分校,升五年级后就去板桥坊本校。新中国成立初期，学生入学没有年龄限制，之前没有机会上学的大孩子也进了学校。1951年入学的那个班，最大的女孩李学英13岁，最小的董敬华和华纹才4岁多。学生年龄相差悬殊，有些年龄小的孩子上几天学后跟不上课，就退了学。那届一年级班主任是郭世昌老师,30多岁年纪，儒雅清秀，瘦瘦的身材，他自己一直没有孩子，把一腔爱心全部倾注在学生身上。星期日，孩子们结伴去郭老师家，郭老师包包子给大家吃一一那年头生活艰苦，平日里能吃个包子可像赴了次 “满汉全席”。郭老师的对象是纺织厂工人，来了学生都是好吃好喝地招待。1951年秋开学不久，学生们正在院子里学站队,忽然警报声大作,郭老师急忙带着这群孩子避到屋檐下，他伸长着双臂，似乎要竭力多保护几个学生，那坚毅的神情永远地印在4岁小姑娘华纹的脑海里。20世纪50年代末，营子分校撤掉，又过几年，四流中路第三小学成立。学校大门北边那两间东倒西歪的破屋，就是当年营子分校一年级学生的教室，居然一直保留到2004年才拆掉。“大跃进”时期，政府提倡“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开辟多种形式的办学途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都开始办学。1959年，营子大队也办了个小学，还在“丰”字第三横东头的场院边上专门盖了两间教室,农业户口的孩子都到队办小学上学，场院将就着作了队办小学的操场。队办小学师资很缺乏，有时老师请几天假,学生们就欢天喜地地“放了鹰”。大队便急忙向营子街道办事处求援。办事处那位表情总是十分严肃的老史同志皱起眉头稍作考虑,便从街道上待业的中学生里找一个去给学校应急。
  当年营子分校门外是约300平方米的空地，是学生们作课间操、上体育课的地方。紧挨着学校的围墙有一个八九十厘米高、30多平方米大的黄土台子，这就是营子村的“戏台”，操场就是村里的露天剧场。逢年过节，村里就在台子上扎起大蓬，一连唱几天戏演几天节目，最受欢迎的是青岛地方戏柳腔，而且是营子本村的业余剧团演的柳腔。柳腔起源于200多年前，由胶东“本肘鼓”发展演变而来，因其即墨本土的浓郁乡音和生动有趣、贴近生活的剧情而备受青岛地区老百姓的欢迎。柳腔还有个别称叫做“拴老婆橛
  子”，意思是妇女们听起戏来像被拴在木橛子上似的拉不动腿，柳腔就是那根“木撅子”。其实青岛人爱听柳腔，不光是妇女们，就连十几岁的少年郎、膀阔腰圆的壮汉、白须飘飘的老大爷之中都不乏柳腔的痴迷者。特别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由于娱乐方式的贫乏，如果哪里有台节目或放映电影，全家老少锁上门、扛着板凳跑三五里地去看，乃是一大乐事，那是决不嫌辛苦的。所以演戏技高一筹的营子业余柳腔剧团就更受乡亲们欢迎了。团里的演员大部分都有自己的工作，业余时间凑起来排戏演出。每逢年节，周边村庄都争着请剧团去村里唱戏，甚至即墨、城阳、崂山一带的村庄都来邀请，且一去就是十天半月，演几十场戏才回来。每当沧口的明月剧院没接到正规剧团时，这个业余剧团就到明月剧院演出，票价仅收两角钱。剧团里的两个台柱子张效聚和刘秀进,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大家说起他俩时那眉飞色舞、津津乐道的样子,绝不亚于今天的追星族“玉米”、“凉粉”或“盒饭”的劲头。
  营子业余柳腔剧团老演员们的戏曲生涯，可追溯到沈鸿烈当青岛市长的年代。早在1936年，张效聚只有16岁，就和朋友黄佳兰一起“攀凳子”（胶东艺人的行话，意为在街头、市集上撂摊子表演）演柳腔，张效聚唱花旦和小生，黄佳兰唱二花脸和大生。别看两个小小少年刚刚出道，但很快就得到了观众的认可。日本投降后，几个酷爱唱戏的票友刘成云、张效聚、刘秀进牵头，联络了唱大生的史本元、青衣矫守正、司鼓方修森等，一起组织了一个业余戏班子,在沧口、四方及周边的村里演出。戏班子角儿凑得齐，又十分敬业，渐渐有了名气。新中国成立后,这个业余小戏班先在沧口文化馆活动,属文化馆的业余剧团。1953年奉上级指示下放到街道办事处，因演员们大都在营子村和板桥坊村居住,剧团就归属了营子街
  20世纪60年代村民们观看革命样板戏
  道办事处的文化站，称作“营子业余柳腔剧团”。那时的台柱子之一，最受欢迎的彩旦（女丑）是刘秀进，他一上妆就像走火入魔了一般，一招一式、一颦一笑都入戏，癫癫狂狂的让人不得不乐，人们给他起个外号叫做“刘标”。还因他演《小姑贤》中的婆婆而叫他“大芽瓜”（唱词中有句“蒸上个，八斤半的大芽瓜”）。“刘标”二字叫得最顺口。到50年代中期，说起“刘标”老少皆知，可要说“刘秀进”，就连他的挨门邻居也都一脸茫然，不知刘秀进何许人也。
  “刘标”生就一副逗人乐的样儿，不高的个子，红黑的脸膛，阔大的嘴巴，一双特别大的眼睛滴溜溜会说话。锣鼓响处，只见“刘标”点一个猩红的嘴唇，簪一支大红的绒花,大脚上穿一双缀了大红绒球的绣花鞋,摇摇摆摆上了场。他是专演女丑的，只要“刘标”扮的媒婆一露面，台下的气氛立即空前高涨，“刘标”知道观众喜欢他,于是挤眉弄眼，插科打诨，随口编出无数笑料台词,5分钟的戏被他发挥成20分钟，观众还不舍得让他下场，一个劲地起哄，于是已经到了下场口的“刘标”又慢慢转身回到台前，再耍上一顿贫嘴才下去。其实“刘标”不单单是扮女丑的，他还有一身极好的功夫。他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吹拉弹唱、文场（前台演员）武场（伴奏乐队中的打击乐部分）无所不能，生旦、铜锤、花脸全才。“刘标”曾经唱包公，因自己脸小扮起来派头不足，便用白布包了头，在白布上打粉加彩画脸子，使脸面变大。然后他厚底皂靴一穿，出场张嘴便是满堂彩。剧团演《王定保借当》，他搽胭脂抹粉，扭扭捏捏扮了妹妹张桂兰，把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刻画得惟妙惟肖。
  剧团里人气最高的演员是张效聚。张效聚，今城阳夏庄东宅子头村人。他从16岁“攀凳子”开始唱戏，直到1987年67岁去世，去世的当天晚上还在营子文化站给年轻演员说戏，整整唱了半个世纪柳腔。他的扮相俊俏甜美，唱腔清亮悠扬，做派优雅大气,是柳腔戏圈子最优秀的演员之一，也是营子业余柳腔剧团的“灵魂”。新中国成立前,他们戏班子里没有女演员，张效聚以唱旦角为主。他扮的小姐清丽脱俗，只见那眼波流转、水袖轻拂，台下的观众便屏声静气，只管将眼睛粘在他身上。新中国成立后，张效聚便专唱小生，那般的风流倜傥，那般的潇洒俊朗，顷倒了无数的大姑娘、小媳妇。她们追随着剧团演出行进的路线，转战东村西疃，看了这台听那台，成为张效聚最忠实的“粉丝”。常常在散了戏的时候，黄佳兰和“刘标”会收到用香喷喷的花手绢包着的机织线袜子（20世纪40年代叫“洋袜子”）、点着红点的煮鸡蛋和精工制作的“袜卡子”（青岛方言，用来箍住袜筒不让它下滑的环状松紧带）。那都是热情的“粉丝”们送给张效聚的礼物，请他的朋友代为转交的，而黄佳兰和“刘标”则多把这些当时算是贵重的物件当成了自己的战利品截留一一张效聚早已有了妻室儿女，哪能为他传递这些“烫手”的东西呀。1948年，钟渊纱厂的一位漂亮的纺织女工知道他有家室，却铁了心要嫁他。他娶了这个姑娘，在营子村安了第二个家（另一个家在板桥坊桥北头），两个媳妇都很贤惠，把张效聚侍奉得周到体贴。
  张效聚的名声在岛城十分响亮，当年连市文化局局长武杰和市茂腔剧团团长、名演员曾金凤都多次到张家拜访,甚至崂山里较偏远的山村都知道营子有个唱柳腔的好角张效聚。1961年生活困难时期，他十几岁的儿子跟邻居大哥去卧狼齿山里打山鸡迷了路咋也转不出山来。半夜时分,又冷又饿的两个男孩看到几户人家，便敲开山民的门找点吃的。当山民知道这不速之客竟然是张效聚的儿子时，欢喜得不知如何才能表达他对张效聚的崇拜之情,急忙翻箱倒柜地把珍藏的几个鸡蛋、一点花生米寻出来，硬是凑了四碟小菜招待小客人。1977年，营子业余柳腔剧团恢复活动，年近花甲的老搭档们重新得到登台的机会。第一场演出在青岛第二橡胶厂礼堂，剧团开锣唱戏的消息不胫而走，久违了的戏迷粉丝们欣喜万分,一传十，十传百,礼堂内座无虚席，连走道上都挤满了观众。许多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让儿孙们搀扶着，颤颤巍巍地来看戏，为的是再次目睹张效聚的风采。许多戏迷听说他还健在且宝刀不老，还能为乡亲们唱柳腔,有的老太太竟喜极而泣，那感人的场面至今仍有人提起。
  剧团里唱花脸的黄佳兰，也是把好手。他今年89岁，从17岁开始唱戏，至今对柳腔还是痴迷得很。他能把几十岀大戏背得滚瓜烂熟，他和伙伴们一起研究着把不少的京戏移植到柳腔中来。由于肚子里“有货”，他在台上的表演收放自如，唱词道白信口拈来，观众们还听不出破绽。所以剧团每次开戏之前总是由黄佳兰装扮好了“压台”，后台演员自管化妆，他在前面即景现编现演，等后台一切就绪,打一个暗号喊道：“熟了！”黄佳兰立即将唱段不露痕迹地刹住，正戏便“铿铿锵锵”地开场。有时在戏中他也临场编词逗乐。一次剧团在营子的土戏台上唱《赵连璧借粮》，黄佳兰扮的赵连璧妙语连珠，把大家逗得大笑不止，一老汉笑得连口水都流下来了，可巧被黄佳兰瞅见，他随口唱道：“老大爷的吃水（青岛方言“口水”为“吃水”）拉拉（流、滴）小孩一脊梁。”台下观众笑得前合后仰的，有人笑得撑不住，歪倒在靠墙放的自行车上，自行车立即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哗啦啦倒下一大片。黄佳兰的唱词又跟上了：“快上（到）政府抬担架,抬到高靖一医院去望望（此处的“望望”是看病之意）。”因为高靖一医院是沧口地区颇有名气的西医诊所，乡亲们听了倍感亲切，于是台上台下为黄佳兰的滑稽多智笑成一团。
  20世纪50年代中期，剧团里添了两位女演员姜秀先和姜秀花。她俩本是晓翁村柳腔剧团的小旦和青衣，因晓翁村剧团解散了，便投到营子业余柳腔剧团麾下。张效聚和沧口文化馆的鲍运昌曾经特意去看过姜秀先的戏,见她扮相秀丽，嗓音嘹亮,一双丹凤眼顾盼有神，细密的银牙笑起来满面生辉,两位老师对她的评价很高。晓翁村柳腔剧团解散时，沧口文化馆写信邀请姜秀先加盟营子业余柳腔剧团。姜秀先和姜秀花一起进了营子剧团，为剧团生色不少。
  姜秀先进营子剧团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正是营子剧团的鼎盛时期。柳腔戏这朵山葩野花在文艺园地百花齐放的大形势下茁壮成长,老百姓喜闻乐见,演员们演技日臻成熟。他们整理、移植了几十部传统大戏,可以连演20余天不重样。每逢过年过节请营子业余柳腔剧团前去演出，已成了青岛市区和即墨、崂山地区村庄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动。剧团每被接到一村,少则演三四天，多则住半个多月。有一次到王村岛里乡演出，在那一片30多个村子里足足巡回演了两个多月，每天要演3场,场场爆满。遇上雪天，观众们头顶着蒲团（草编的圆形坐垫,50年前曾是青岛地区家庭必备之物）不肯离去。有一天,雪越下越大，姜秀先单薄的戏衫里只套一件毛衣,穿着软底彩鞋，在台上冻得瑟瑟发抖，脚像猫咬般疼痛，真有点唱不下去了的感觉,但看到乡亲们欣赏表演时那种如痴如醉的表情，她便鼓足了勇气，抖擞起精神，坚持把戏认真演完。1961年在姜家坡村演出，条件异常简陋，黄土台子上搭着破篷布，甚至连电都没有,村里在台口点起几根气焊把子照明，演员们也照旧演得一丝不苟，乡亲们看得津津有味。营子剧团在青岛郊区村庄的口碑非常好，不管到哪村,村里都会拿出最好的饭菜招待他们,安排条件最好的人家让演员住宿。他们到王哥庄演岀，村里特地派船去打鱼网虾。在王村岛里乡，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藏着一小口袋花生，只等剧团来演出时才拿出来炒给演员们吃。王村岛里乡比较贫穷，演员们巡回演出两个多月，乡亲们居然每顿饭为他们对付出4个菜，还要在中间再放一小碟好菜——这是当地的风俗,用单数5个菜待客为最高规格。20世纪近30个年头里，营子业余柳腔剧团几乎走遍了青岛郊区的大小村庄，给乡亲们的生活添上一抹亮色，还使“营子村”美名远扬。
  营子村的北河沿上，那座石桥的南头，四流中路北端路东,是营子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所在地。1949年6月青岛解放，沧口北片的军管会进驻四流中路370号大院,1950年军管会撤离,营子公安派出所成立,就搬到桥头的小院里办公。当年那里是一所两进的院落，大门向西面对马路。正对着派出所的马路西边有一堵半圆形的砖墙，墙内有一口深井，井台上铺着整齐的石条，井水很旺，却是口“懒水”①井。井台上常有妇女围着洗菜洗衣，可挑水的并不多，因为挑回去也只能作洗洗涮涮之用，不能饮用。营子村“甜水”少，新中国成立后安了两个公用水龙头，供全村吃水，一分钱一担（两水桶）。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备有一个大水缸,到了年节用水多,看水龙的还要休假，每家都得将大水缸储满水。特别到了除夕下午，水龙旁的水桶排成长龙，数十担水桶摆在地上，几十根扁担靠在墙上，几十个挑水的人站在水桶旁,倒成了大街上的一景。
  水井围墙的西边和北边是营子村的边沿，围墙西边是火车道，北边就是北河入海的河道。水井前有一片200多平方米的空地,空地北头立着一个小小的土地庙，由几块石条搭建而成。土地庙高约70厘米，宽约50厘米,朝南的拱形门也不过30厘米高，顽皮的孩子们常常趴在地上往里瞅，便能看见两尊石刻的小小神像端坐其
  ① 老百姓称口感好、宜饮用的水为“甜水”，称发涩、发咸、重金属含量高的水为“懒水”。中，老人们称他们“土地爷爷”、“土地奶奶”，说这就是600年来管理营子村的土地神。逢年过节或谁家有什么事，便会来这里烧纸，所以常见庙的小门口或是香烟袅袅，或是堆着纸灰。村里有人去世时，丧家也来土地庙烧纸,俗称“报庙”，老人们说这是替去世的人到土地爷爷面前“报到”。“报庙”时几乎全村的人都出动跟着看热闹,倘若去世的是位长者，报庙的队伍就会十分庞大，一班吹鼓手在前头领路，唢呐、笙细吹细打呜呜咽咽，亲属们根据与死者的亲疏远近服丧。靠前排着的是儿女孙辈，全身重孝，戴着“孝帽子”，孝子额头上腰上还要勒上麻绳，拄着“哭丧棒”，一路号啕，几步一叩头；后面跟着远房亲戚。到了土地庙，白花花跪倒一片，烧的纸扎童男、童女、聚宝盆火光冲天。因为公安派出所和土地庙一在路东、一在路西，当年营子村有句玩笑话：“马路东销户口,马路西报户口。”直到1956年水井填平了，土地庙也拆除了，“报庙”这古老而迷信的习俗才废除，现在的年轻人不但没见过,恐怕连这个词也是陌生的了。
  井台西边的铁路上曾经发生过一件令人十分痛心的事故。大约在1954年秋，一天下午两点多钟，一列正欲开进青岛的火车忽然在靠近水井的火车道上停了下来，火车道旁很快就聚满了人，就在人群中间，只见一个年轻人正在地上翻滚，哀号不止。他的双腿只剩了一尺长，膝盖以下被火车轮子齐刷刷地轧断,鲜血已把他的衣服染红。原来这个小伙子是某厂的优秀工人，明天要去北京进修，厂里让他回家准备行装,小伙子赶这趟火车回市里的家,因时间不早了，就走捷径一路沿火车道奔沧口火车站。眼看再有三四百米就要跑进站台了，一列火车自北向南风驰电掣而来,把青年卷入车轮底下……事过50年，小伙子的两条断腿圆圆的截面、红红白白的骨肉仍在眼前翻滚，挥之不去,总让人想起“塞翁得马,焉知非祸”的故事。
  营子街道办事处建于1954年10月，驻四流中路237号，在营子公安派出所的里院里办公，管辖营子、板桥坊和东山沟3个村子。1955年，营子村的农业人口成立了农业合作社;1958年，公社化时隶属西流庄人民公社;1982年11月，西流庄人民公社人口全部“农转非”,营子村为数不多的农业人口转成城镇户口，土地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国有，营子村成了有名无实的村庄了。
  2001年，营子村旧城改造，马路拓宽，路边修起花园，种了大片花草树木，十几座楼拔地而起，小区有个好听的名字——兴华苑,600岁的老村庄在历史的进程中悄然消失。当时根据改造规划，那棵长在城墙残垣上幸存至今的老酸枣树也在清除之列。村民侯文柱、侯文生兄弟听说后十分着急，这棵老酸枣树几百年来在他们家屋后的黄土堆上飒飒摇曳，已经像他们家庭中的一员，春天那淡黄的枣花、九月里累累的酸枣在他们心里是那么亲切。1985年“九号台风”袭击青岛时，老酸枣树也被刮倒了，侯文生和侯文永借来千斤顶将老树慢慢顶起,用滑轮固定，可老树一直立不住。最后侯文生把自己院里碗口粗的榆树砍下，顶住老酸枣树的树干,四周用木桩捆扎固定，老酸枣树才得以复生。得知老酸枣树要被伐掉的消息后，侯家兄弟几次去有关部门反映情况，递交申请报告，经市园林局考察，确认老酸枣树是二级古树名木，批准保留。现在这棵近600岁的老酸枣树
  近600岁的老树,
  仍然用碗口粗的榆树干顶着，伫立在兴华苑七号楼的东头、侯成美家的窗外,犹如一位扶着拐杖的睿智老者，正在默默地注视着这个日新月异的大千世界。
  （根据刘志贤、侯文柱、王淑清、张洪延、王丰裕、姜秀先、黄佳兰、方修森等口述整理）东山沟村
  刘锦
  东山沟村，在《胶澳志》中记载为“小东山沟村”，这个“小”字用得十分贴切。据1926年官方统计，全村仅有2户人家,2男2女4口人;1931年,3户,7男6女13口人;1951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户籍档案中，村里已有17户人家，村名也甩掉了“小”字，正式登记为“东山沟村”，属于营子派出所管辖。1952年，各村各街道成立居民委员会，东山沟村与板桥坊村共同组成板桥坊居委会；1953年建立街道办事处时，村里住户达到顶峰，已有28户人家，属营子街道辖区。
  东山沟村位于牛毛山西北坡上，村名形象地说明了地貌。这片山坡上纵横交错着无数的沟沟壑壑,深和宽都在十几米以上的大沟就有3条，每到雨季来临,东面山脉的山水都汇进这几条大沟里滔滔西流入海。最深最宽的大沟应数今天的沧口公园南门前那条,公交汽车停车场、国税小游园和李沧环保分局就是填平了这个大沟建起来的。当年这条大沟的流水自东边的牛毛山上气势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