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西流庄村的北面有一座不高的山包，海拔只有65米，山坡舒缓绵长，有3个浑圆的小山头紧密相连，人们根据它们相互对应的位置，分别称它们南山、北山、东山。据1995年8月编纂的《沧口区志•地理篇》记载：明朝永乐年间，有一位名叫刘忙的男子自云南大槐树地迁徙
  鸟瞰牛毛山村过来，见到这片无主的山头,就在南山的向阳坡上开荒种地，落户于此，大家便称这山为“刘忙山”、“刘家山”。这个山前的东南侧有褚姓和姜姓建的新入庄（后改名为西流庄），西南侧有烧“窑货盆”的小瓮村，人烟益盛。荒山上的日子毕竟不好过，刘忙的子孙渐渐都搬下山来，到小瓮村居住，而“刘忙山”则由谐音以讹传讹，叫成了“牛毛山”。这“牛毛”二字倒与刘忙山的山貌特征极其吻合，此山土层单薄树木稀少，就连野草也长不成青葱茂密的样子；山腰以上的岩石裸露，岩缝沙石间只能生长一种半尺多高、窄叶矮茎、粗栃的山草，深秋山草干枯呈黄褐偏红色,稀疏地倒伏着，就像牛身上的短毛，所以“牛毛山” 这个名字便为大家认可。
  牛毛山的北山东坡之下，是过去青岛市的一条交通要道小白干路，即现在重庆路中段。北坡下有泡花碱厂（其前身为东生福碱厂）和青岛第三中学。南山的西坡有一大片墓地,20世纪上半叶人们称其为“华新义地”，是华新纱厂的学徒工专用墓地。华新纱厂，是青岛市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位于晓翁村西南边，原来是德国人1902年建的沧口德华缫丝厂，因经营不善，于1908年倒闭。1913年,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将其收购，与儿子周志俊创办了华新纱厂。工厂尚未建好，就因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中断。日本侵占青岛后，对民族企业百般压制，阻挠华新纱厂的发展，直到1919年周家父子再次筹资建厂，并于1920年竣工投产。华新纱厂的建立，打破了日商纱厂统治青岛棉纺织业的局面,成为青岛民族企业的佼佼者。1933年，华新纱厂的产品参加美国芝加哥百年进步世界博览会，为中国的纺织业争了气。1934年，华新纱厂增建织布车间,1935年又在织布车间的西边再买地配套建了染场，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华新纱厂印染联合企业。生产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工人，华新纱厂从山东各地农村雇佣童工来青岛学徒。在缺医少药的旧社会，孩子们背井离乡，劳动强度又大，常常有孩子生病去世，却不能回归遥远的故乡，华新纱厂就特意买下牛毛山西麓的山坡做童工的义地。后来周围无钱购买坟地的居民也渐渐葬进义地之内，甚至连市南、台东等区的贫苦百姓都有葬过来的。墓地从牛毛山西坡直铺展到半山腰上，荒冢累累，野草萋萋，大家就改称这里为“乱葬岗子”。这座小山上的地本就贫瘠不宜耕种，自形成了大片墓地之后，人们更是绕道而行，所以这里堪称人迹罕至。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带都很少有人行走，凄凉中带着几分恐怖，是沧口地区有名的荒凉地之一。
  在牛毛山的南山顶上，坐落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村子——牛毛山村。小村只有60年的历史，现在住着11户人家，就在2002年以前它尚没有正式的名称，人们提起这里每每称其为“牛毛山顶上”。进村没有正式的路，只有几条脚踏出来的山路曲曲折折通到山顶，平时少有人攀登上山。倒是邮电局的邮递员十分尽职尽责,50年前就给山顶居住的人家开通了邮路，凡是信件地址上写明“牛毛山顶”的，邮递员都是不辞辛苦地爬上山来，把信件投递到户。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个事实上已存在了50年的小村才在地名普查登记中得到承认,2002年住户们的门楣上正式挂上了“牛毛山村”的门牌。
  牛毛山村最早的居民名叫胡根本。胡根本是即墨城人，原名胡升本，他身材魁梧，四方大脸，木匠、瓦匠都会做，年轻时还能说几句日语。也正是因他会了这几句日本话,给全家人带来不少灾难——日军侵华时，胡升本不知怎样冒犯了日本侵略军，为躲避日本人加害，他带着老婆孩子逃到天津。在天津的日子并不好过，生活十分艰难，还丢失了一个女儿，全家人只好又回到青岛。那是1943年的冬天，正遇上日本人第三次扩建沧口飞机场，强迁了达翁村、大兴村和东南山村，千余户村民失去了家园，村民们或投亲靠友，或去远处村里买房、盖房，还有许多无处可去的村民在西流庄西侧的“梨行”里，挖地窖搭窝铺凑合过冬。对这片地域,人们根据其外貌特征，形象地称之为“窝铺村”。身无分文的胡升本也随大家找地儿搭个窝棚住了下来，靠打短工养家。窝铺村户籍登记时，因他外出打短工去了，村民们又不清楚他的名字，就给他登记了个“胡根本”，从此胡升本就变成了胡根本。1947年前后，窝铺村原本住“地窝子”的村民有的买下地皮盖房，有的迁至政府划给的达翁新村，胡根本无钱买地,也没有资格分得达翁新村的地皮,就去无人管理的牛毛山顶上拾捡石块搭了几间小屋，一家9口搬上牛毛山，成为牛毛山顶的第一户居民。他在住房周围开荒，在这些山岭薄地上种点庄稼。沧口街上工厂、店铺比比皆是，他再到处打工挣点钱补贴家用，但毕竟家里孩子多劳力少，日子过得十分艰苦。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当天，青岛市军管会宣告成立，成为青岛市的最高权力机关。劫后余生的青岛，前面经历的长期战乱已经把老百姓推到绝境，1947年以后，大批的难民从各地涌入,住满了市内的各个角落。据市档案局卷宗记载，就连湛山寺这等佛门净地也住着从东海一带逃过来的难民。到处是忍饥挨饿的老百姓,青岛市人民政府为赈济饥民，首批投放救济小米就达50万公斤。政府一面稳定大局做好接管工作，一面发动各企业恢复生产,建设新青岛。为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政府提岀“生产自救”的口号，组织贫苦失业工人、城市贫民以工代赈;帮助无劳力、生活困难者通过救济，达到初步能参加生产。当时的四沧区首批就紧急救助了2457户居民，发放救济粮2万多公斤；继而组织贫苦市民修建码头、疏通水道、打扫卫生、整理市容，每天一个工发小米四五斤，半劳力也可发两三斤，保证了无业和失业人员的生活。四沧区公所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又用以工代赈的形式救济了9484人，发放粮食3.7万多斤。人们的生活趋向安定,城市建设工作顺利进行，工商业开始恢复发展。
  1950年，沧口飞机场准备引进苏联喷气式飞机，老旧的跑道要维修扩建，日本侵华时期挖的防御壕要填平，急需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于是四沧区的居民成为修建飞机场的主力军，政府连续组织了3期以工代赈的队伍，征集了115辆马车运石子儿,70余名石匠去流亭和沙子口打石头,28名瓦匠垒砖砌墙，四沧区下辖的沧口镇、四方镇和30多个村子的群众出了近4000个工。群众的干劲特高，仅用17天的时间，就垫了47万平方米的荒场子，还把日军在机场里挖的7米宽、12米深，总长度2200米的两条大沟填平。修飞机场的工程需要大量地瓜石和碎石子，牛毛山因离飞机场近，又有满山裸露的荒石，成为供应石子的定点石子场之一。沧口大马路上有几个人合伙申请了开采石头的“山照”（现在叫执照），成立沧口石材社，就承包了牛毛山石子场，雇着石匠采石,愿意砸石子的可以报名上山来砸。砸石子儿这个活不需要太大的体力和技术,只需坐在石窝子里,用一把铁锤把采石的下脚料石块砸成核桃似的均匀碎块即可，每筐石子儿卖两三角钱，一天可砸四五筐,这在当时可算一笔不小的收入。于是很多没有职业的人上山砸石子儿挣钱，就连老人、妇女、孩子也都积极地参与了，原本沉寂的牛毛山一下子热闹起来，漫山遍野是“叮叮咚咚”敲击石头的声音，每天都有上百人在山上干活。石材社雇了一个叫王金堂的管理石场兼着记账。王金堂是诸城人，1948年来青岛，在沧口大马路租房子住。他利用山上现成的石头在胡根本家旁边盖了两间小屋，把妻儿都搬上山来，他的妻子便也加入了砸石子儿的队伍。
  修飞机场的工程断断续续干到1951年底，牛毛山石子场一直为部队供石子儿。那时，刚解放不久的青岛百废待兴，基建工程处处皆是，石材生意很兴隆，分散在李村和沧口的11家石场联合办了个“李沧石材生产联营社”。联营社在松柏路87号办公，生产的乱石、地瓜石及碎石子儿销售给青岛建筑公司、各国棉厂、橡胶厂、四机分厂等大型国营企业，还有郊区农村盖房的村民也上联营社买石子儿。在销路最好的1952年,本地生产的石子儿不够卖，都到崂山、潍坊、烟台等地办采石执照开采碎石。李沧石材生产联营社的销售额达到20多亿元①，盈余3亿多元。牛毛山上的采石场向飞机场供应石子
  ①旧币，1万元相当于现人民币值1元。儿,收入相当可观，山顶的住户也不断增加。搬来的都是在市内没有住房的石场工人，在牛毛山顶盖房上班既方便，又无需花钱买地皮，满山的碎石俯拾即是，盖间小简易房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继王金堂之后，石场的王石匠、刘家、于家、张家等陆续加盟进来，牛毛山顶上居然形成了一个10户人家的村落，这些随心所欲地用石块垛成的房子矮小简陋,仅能勉强遮风挡雨;几十间小房挤在山顶那点有限的地方上，受地势环境所限，毫无规划可言，于是有的小房肩挨着肩排成一排,有的小房却离群索居，孤零零地立在一旁。别看房子不漂亮，生活条件又是极度的不便，可村民们能住上属于自己的房子却已是心满意足，他们在山顶的小屋里结婚成家、生儿育女，经营着自己的小日子;每次下山他们都会手提肩扛地从山下带点土回来，在房前屋后造出一块块小园子，种菜种花，荒凉的牛毛山顶渐渐有了生机。3年后采石场停工撤走，大家也不舍得离开自己辛辛苦苦营造的家园。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胡根本、王金堂家的成年人都就了业，有了稳定的收入；随着生活的逐渐好转，村民们把矮小简陋的简易房都翻盖一新，居住条件大大改善。有的住户在单位里分到福利房,或在别处买了房子，就把山顶的房子卖掉，如现在的居民组长金兰芳大妈,就是从老住户手里买下房子、1970年才搬上山来的。金兰芳的老伴马大爷是平度人，从生建机械厂退休，退休前是厂里的技术“大拿”（即现在说的大腕，技术专家、权威人士），八级钣金工，一手精湛的技艺，都80多岁了还有朋友来求他帮忙加工一些精致的铁器物件。金兰芳老人78岁了，虽然身体有病,还积极地为村里忙里忙外。
  当年在牛毛山顶居住，可真需要点勇气，还要克服许多生活上的不便。先说为何住牛毛山顶要有胆量。牛毛山本来就是一座荒凉贫瘠的石头山，南山的山坡上那几百座坟茔，一个个小坟头上荒草瑟瑟，几株野生的洋槐树夹杂其中，更让人倍感凄凉。20世纪60年代，西流庄公社在坟丘之间的空地上栽了大量的棉槐,冬天割条子卖钱,夏秋季节棉槐长成一米多高，枝叶交织如网。山上少有人走动，上山满耳是飒飒的风吹树叶响,住家的一到天黑就赶快关门闭户，绝不出来乱串。
  再说生活上的不便。新中国成立初期，牛毛山远离居民住宅区，购买生活用品自是极不方便,但最困难的是没有水、电。50年前雨雪都多，当年采石挖的大石窝子成了水湾，长年有水,村民们就在水湾旁边挖了一个直径50厘米见方的洞，取洞里渗的水食用。到20世纪70年代,气候越来越干旱，水湾干凅，洞里偶有些渗水也很脏，人们只好下山挑水吃，有的去东北方向的文昌阁村，有的去南边的第四十五中学，小心翼翼地担着两桶水,沿着那窄窄的小路爬上山，吃水如吃油那样金贵。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村民们才各自设法陆续拉上了电线，扔掉了油灯和蜡烛。20世纪80年代自来水管入了户，才算与现代生活接上了轨。荒凉的牛毛山与精彩的世界的确有段距离，但山上却曾有过一个最与时代接轨的新生事物，就是东山半山腰上的沧口区“五七”干校。那是20世纪60年代的产物,至今在很多人脑子里仍记忆犹新。在40多年前,“造反有理”的“革命”口号响彻云霄。1967年1月23日，沧口地区青岛钢厂红钢战斗队、青岛市红代会沧口联络站、工业东方红、机关干部造反分部等14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夺了沧口区委、区人民委员会的权，成立了“沧口区革命造反委员会”（后改为沧口区革命委员会,简称区革委），由青岛化工学院的学生孙连生任造反委员会一把手，青岛钢厂工人胡孝金任副职。那时区委、区人委的干部都“靠边站”，到2月28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公布了第一批“解放”市管领导干部名单后，区里的大部分科局级干部才陆陆续续被“解放”。区委书记刘铭勋作为沧口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每天就是接受无休止的批斗揭发和自己不断“深入”的检讨认罪（刘铭勋到1969年12月才被“解放”，重新工作）。各部门的工作由各单位“冲杀”出来的造反派掌握，而随着全国不断的“除两害，斩黑手”，揪“党内头号野心家及其在青岛的代理人”，一次次刮起批斗干部风，原机关的工作人员成为造反派们急于要甩掉的包袱。
  1968年10月，《人民日报》刊登《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并发表毛泽东主席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随后，“五七”干校在全国遍地开花，沧口区“五七”干校也于1968年11月7日正式成立。造反派以“精兵简政”为名，将区委、区人委的100多名干部只留下27人,其余的一部分充实基层,去学校、商店、工厂，大部分编余人员和街道办事处干部及学校老师近200人，作为“五•七”干校的学员发送到牛毛山上。区革委制订出极为宏伟的计划：要把牛毛山变成花果山。山上原有可耕地25亩，年前要抢种小麦5至8亩，其他20亩今冬深翻;修筑两个水池方便灌溉，学大寨治理荒山修梯田；荒地30亩，墓地40亩，先把墓地中的杂树移出去，种植苹果、葡萄各1000棵;种大枣、核桃、栗子搞干果生产；10间猪棚养猪50头，鸡、兔、羊若干;牛毛山坡上原有的区属企业仪表机床厂也收入“五•七”干校，建成“工业连”；搞一个20人的副业队在山上采石砸石子儿。
  沉寂的牛毛山再一次变得热闹起来。地平整起来了,房子盖起来了，种麦、养猪、砸石头，机关的干部、学校的老师每天早出晚归，在这座革命的大学校里，既“战天斗地”又“改造思想”。这里有怀揣残废军人证的转业军人，有血压高到180毫米水银柱的病号，有肝病、糖尿病患者，还有被造反派公开宣布“不听话就送你去牛毛山”的学校教师。沧口区的“五七”干校像各处的“五七”干校一样，背离了兴办它的初衷，变成造反派整人治人的场所。1969年初，“反复旧”的妖风从青岛刮向全国的时候，区革委给“五七”干校学员们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动员机关干部们“有家的归家，有亲的投亲，有友的靠友”。直到1969年党中央察觉到山东和青岛的混乱,着手解决了山东问题，又专门在北京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青岛班，扭转了青岛的局势后，沧口区“五七”干校里的病号、残废军人、不该划入“五七”干校学员范围的小学教师才逐渐安排了工作。直到1970年，设在牛毛山上的沧口区“五七”干校才撤销，学员们有的安排了工作，有的被拨到昌北市“五七”干校，牛毛山的这处“五七”干校原址和遗留的房屋归了区属工厂。
  随着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牛毛山周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山前山后成片的楼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特别是山势最平缓的北山变化最早最快。20世纪80年代初这里就建满了工厂、宾馆和宿舍，居民小区幽静整洁，道路宽阔整齐,绿化程度高。每到夏季，漫步在浓荫覆盖的马路上，望着四周如林的漂亮楼房，谁也想象不到仅在20年前，这里竟是一片山石裸露、衰草瑟瑟的荒山。
  自北山在城市建设的推进中消失后，牛毛山只剩下两个山头，人们就改称它们为东山和西山。2002年区政府在这里修建起占地136.5亩的牛毛山公园，老坟都迁移了，棉槐条子也清理掉，种上了一片火炬树。这种树虽然长得不算高大,却是耐旱易活，到金秋十月树叶火红，枝梢头结一穗紫色的果实，状如火炬，看上去蛮漂亮。环山石条路连接起东西两个山头,5条弯弯山路盘旋到各个角落。园林部门运来无数车肥沃的好土，覆盖了山上的乱石黄沙，移栽的松树棵棵都有碗口粗。现在,每到金秋时节，公园那浓绿的松针与火红的火炬树叶相映成趣，引来不少游客休闲游玩。山下西流庄村、晓翁村和各单位宿舍的居民们,天天来此散步、舞剑、打拳，公园门口那片水磨石地面的广场是舞蹈爱好者呈现曼妙舞姿的展示台。牛毛山村的居民们再也不用一到天黑就急急关门了。今天的牛毛山像一幅图画，人就住在图画中。
  （根据王金堂、郭秀英、金兰芳等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