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李村河沿岸的20多个村庄，名字都是简捷而质朴,最大的特点是明确地告诉人们村子坐落的方位,所以就有了“上流”、“下河”之称，有了“河南”、“河北”之说。在李村河中段的南岸上，叫做“南庄”、“河南庄”、“河南村”的3个村子紧紧地挨在一起，地域相接，称呼近似，让人颇有些眼花缭乱之感。最容易混淆的是“河南村”与“河南庄”，不熟悉的人常常把两个村“合二为一”，张冠李戴的事情时有发生。清朝同治癸酉（1875年）版《即墨县志》的“七乡村庄图”中，今天的河南村被包括在李村之中，合称为“李村集”，在老百姓口中却叫它“李村河南”，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才正式命名为“河南村”；在李村集的西南方，那个被标志为“河南”的村子，即现在的“河南庄”，从立村以来就是独立存在的。1899年德国人海因里希•谋乐在《山东德邑村镇志》中对河南庄作了这样的描述：“河南，河即河流之意，南为南方。这个村子的名字和黄河南岸的河南省同名。这个村子有320人。”1928年版的《胶澳志》记载，河南庄村在1926年时,共有103户人家,459口人;然而在民国24年（1935年）3月的官方统计表中，河南庄村人口增长到570人，门牌还是103个号码，登记的户数却成了90户；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河南庄村的户数减少到80余户，人口也减少到360余人。在此后的50年里，村子各方面都发展得很快。到2008年，户数和人口增长了35倍，达到544户，1600多人，成为一个规模较大的自然村。
  河南庄村坐落在李村西南3千米之处。村子西南地势隆起，有两座青翠欲滴的小山并肩而立，两山之间相距六七十米远，颇似一个巨大的马鞍子放在那里，人们便叫小山为“西山”、“南山”，把两山之间以南的土地叫做“鞍子前”。这两座模样极其相似的小山，西山稍高，海拔51米，南山略矮,海拔约47米;河南庄村的东边也坐落着一座小山，海拔49米，曾是村里的果园，最早曾种过一片桃树,1968年以后，大队将苹果树一直栽到山顶上村民们叫它“东山”。在东、西、南山的环抱下，河南庄村的地势由南向北、由东向西一路微微倾斜下去，一直倾斜到村北800米处的李村河岸。李村河在此分成了两条----一块窄窄长长的岩石毫不客气地挡住了它的去路，桀骜不驯的李村河却忽然没了脾气，乖乖地分身从岩石前绕过，向西路出千米去才又携手同行。村民称河流分叉处为“河汉子”，靠近曲哥庄村的河为“曲哥庄河”，靠近河南村的为“后河”，两支流夹着的小岛子为“河岛子”。河岸边因河水的冲力在这里得到释放，流速渐减，淤积成一片肥腴的沙壤地，成为河南庄村最好的庄稼田。三面青山给村子带来满目的翠绿和湿润的空气,带来生活必需的木柴烧草，但那大雨时奔涌而来的山水,也给村里造出大大小小的沟壑。像村东侧那条宽约两米的大沟，从村南直贯村北进入李村河,村民们为它砌坝垒堰,将它叫做“东坝沟”；在南山的东南麓,有一条山水冲刷而成的大沟，弯弯曲曲走下断崖,沿崖子脚下北行入村，贴着村西继续向北，出村后再拐弯向西走成一个完整的“L”形后也通往李村河。村民称这条沟为西沟，称沟西的民居为“西沟沿”。
  河南庄村是一个有300多年历史的村子。传说立村人为褚氏，在此繁衍数代又向西迁,搬到沧口小瓮窑头村东的新入庄（1899年被德国人将村名错记为“西流庄”）居住。褚家人在西流庄的聚居之处，老百姓简称为“褚家”，官府也一度正式登记为“褚家西流庄”，街道、胡同至今保持着百年前的格局。倘若到村里向褚姓老人探问一下，他们就会讲一个褚氏祖先在河南庄村立村的故事，褚氏族谱中也记载着，褚氏先祖自云南迁来山东后，先在掖县落脚,300多年前有个叫褚长志的又迁到即墨李村河南岸，立村“河南庄”，褚氏家族尊褚长志为始祖。长志生有二子连柏和连松,连松的独子永福迁进新入庄，已传了13世;连柏的后人仍居河南，但现在村里已找不到姓褚的人家。今天河南庄村里最大的姓氏为宋氏，因宋氏家谱在1966年“破四旧”中被毁，其家族来历已不能确切考证，只有村民们世代相传的说法是,宋氏祖先宋纲和宋起从云南大槐树下来到山东即墨的盐滩村（今属四方区所辖）落户，居住一段时间后，再迁进河南庄村。现在盐滩村里有一口名为“宋家井”的甜水井，乃是宋家人在盐滩村生活时开凿。宋氏家族到河南庄村落户约有300余年，据辈分推算，从宋纲、宋起来到山东后已繁衍了21代，在河南庄村里分成五大支，约有400户人家。宋氏祖茔坐落在河南庄村东北，占地3亩多，两座高大的坟墓,据推测是最早的祖先宋纲、宋起之墓。
  宋氏搬进村后，上四方村的王方诰也迁进村来。1897年德国人入侵青岛，强迁了会前、大鲍岛等村子，王金魁、王金英兄弟被迫迁离团岛附近的祖居王家村来到河南庄村里。20世纪初期，李村的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吸引了不少外来人口落户到周边村庄,河南庄村里也陆续迁进不少的居民，如1926年从泰安北集坡迁来的张青玉家，1934年由胶州迁来的王福全家,1942年由日照迁来的崔兆仁家,1947年由崂山北宅齐口峪村迁过来的李延青家……经过几百年的繁衍生息，河南庄村形成了一个以宋姓人为主，多姓家族比邻而居，团结和睦、共同发展的新型村庄。
  河南庄村紧邻繁华的李村城区，交通状况随之变得四通八达,称得上是“近水楼台”。1903年建成的山东省首条公路台柳路贴着村东经过，使河南庄的村民百年前就可便捷地上台东，去市里。这段公路现在扩展为六七米宽，路旁行道树已有20余米高，但路两侧的排水沟和一段沙石路面仍保留着百年前老路的韵味;村西则是青岛市的南北重要道路重庆路;村北有近几年修筑的青山路，台柳路与青山路交汇处岔出5个路口，通李村的，通达翁市场的，通浮山路的，通308国道的，通重庆中路的，发达的交通给村子带来无限活力，成为村里发展经济的优越条件。
  河南庄的老村里有两条东西向的主街，村民们称它们为“前街”、“后街”。前街以南主要是近50年来在人口大量增加，村子不断向外扩展的情况下逐渐形成的。过去前街以南住户很少,有几个农家小院簇拥在一起，周围都是些菜园地，人们便称这几户人家为“小南庄”。后街却是河南庄村最古老的一条大街，建村不久就有了雏形。但由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条件所限，农村街道胡同的形成没有规划，一切由着盖房的主人家的性子来，所以街道狭窄、伸展随意，地面凹凸不平。20世纪30年代，青岛市长沈鸿烈十分注重民生，在市郊农村的建设上下了不小的功夫。据1934年《青岛市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建设纪要》中记载，市政府于1933年7月至1934年12月在李村区修补养护道路长达43.28万米，新筑道路长6.85万米，其中有全区百姓受益的新公路9条，通向各小学校的路8条，并将侯家庄、杨哥庄、炉房、戴家、河南庄等25个村内的主要村路按最低3米宽的标准修筑得整齐平坦。修整后的河南庄村后街向东延伸了100多米与台柳路“接轨”，修筑一新的街面可供汽车通行。后街上的重要建筑有宋家祠堂,位于后街西头南侧;再向西不远,后街与大沟的交界处的沟西沿儿上，盖着个小小的土地庙。宋家祠堂占地不大，三间正屋是祭祀祖先的地方，每到年节，前来磕头的五大支宋家男子汉挤满了房间。新中国成立后，没有机会读书的孩子们都有了学上，河南庄村的小学生本是在曲哥庄小学念书的，为接受大量增加的学生，村里把祠堂改成教室，还借用了村民闲房一处，才满足了孩子们迫切学文化的需要。学校办学条件改善后，生产大队利用倒出来的教室办公，后来大队部搬走，又在这里办起了幼儿园，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将房子卖给村中的无房户居住。
  河南庄村老村里较宽大的南北胡同只有一条，位于村子正中，人们通常都叫它“大胡同”。在大胡同与前街交界的十字路口东南的村民宋乃增家院里，长着一棵两搂粗、30米高、百余岁的大杨树，树阴遮盖了100多平方米的地面。老树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树洞，给小鸟们提供了现成的“宿舍”。每到傍晚百鸟投林之际，“房客”们陆续归家，大大的树冠里落满了各种各样的小鸟，还相互交谈着一天的趣闻，一只赛一只的唧唧啾啾，像开鸟类音乐会一般,成为河南庄村的一大景观。到天色黑定了，鸟儿们进入梦乡，顽皮的男孩们就结伴爬树到树洞里摸“家雀”（青岛方言，即麻雀）回来烧着吃；还有的孩子见大树上的鸦雀（青岛方言，即喜鹊）窝很多，还格外庞大,就设法将大鸦雀窝用竹竿捅下来。那些造窝的干树枝可是烧火的好东西,有个孩子捅下一个鸦雀窝来，他妈妈居然用来蒸了两锅馒头！这棵树是河南庄村的骄傲，这一带各村赶流亭集的人回家走到大枣园村时，抬头向东南方向看，就会看到老杨树在远远地向自己注视着，一种安定亲切之感便会油然而生。遗憾的是,1953年，宋乃增家生活困难急需用钱，将老树卖给了青岛火柴厂。
  后街上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叫做“后油坊”，说它重要，是因为后油坊是20世纪初期村里顶尖的“经济实体”。过去的河南庄村经济上不甚富裕，各家各户的生活水平比较均衡,人们的心态也很平和,土改时村里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都很少,运动进行得平稳有序，只对各家的成分进行了划定。这个“顶尖”的后油坊,也只是普通农家小院,3间平房既住人又榨油，与专门榨油的油坊不能同日而语。河南庄村的村民们虽然距李村集如此之近，却很少有到集上去做买卖的，唯有一种制作小磨香油的传统技艺，一些人家靠它搞起了副业。村里家家户户都会炒芝麻榨香油，每到冬闲时要榨点香油自给自足，但以它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家并不多。最红火的时候是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做香油的有20多户，但规模稍大买卖长久且连带着做花生油的,还是后街上的宋家后油坊。河南庄村香油醇厚浓香的诀窍是炒芝麻，芝麻炒得恰到火候，才能榨出味道纯正的香油，出油率才最高。村民们炒芝麻用的是直径80厘米的大铁锅，每做一批香油用40斤芝麻,分成六七次炒；以五六斤芝麻做一锅，“锅头”（青岛方言，灶里的意思）里烧着柴草，锅里用两只铁刮子不断搅动，眼见得白芝麻渐渐变黄、香味四散之时，瞅准火候快速取出，这时要趁热上磨推成糊糊，才能保证香油的香气达到最浓。推芝麻的小磨安在一只大铁锅上，推下的芝麻糊掉入锅里，倒进适量的开水用力搅匀，就可以“撇香油”了。撇香油的主要工具是一只大葫芦，拿个30厘米高、圆润周正的葫芦，双手抱着用葫芦头在芝麻糊上“墩”（青岛方言，击打的意思），使劲“墩”上几十下，芝麻糊里的油就慢慢渗出来；将这层香油用小勺“撇”出来，再抱起葫芦头“墩”。就这样“墩”一会儿“撇”一会儿,一坛晶莹透亮散发着浓郁芝麻香的小磨香油就做出来了。在这香味最为浓郁之时得快快出售，于是一个个香油担子就沿着台柳路上东镇、去市里,从后街向西去阎家山、四方、沧口，逢集赶集，无集串巷走街，那些不做香油的人家受到影响,也挑起香油担子卖香油。
  河南庄村做香油在岛城出了名，河南庄的人卖香油也成了“手”（青岛方言，成了“内行”的意思）。中国传统的集市都是按农历时间排定的，一般五天一个周期，如李村集是“逢二排七”，沧口集是“逢五排十”，卖香油的就跟着这些集日跑，五天中赶浮山所、李村、枣园、沧口四个集，剩下的一天就在市里的街巷中叫卖。据老人们回忆,20世纪30年代，全村100户人家有“四十七条扁担”卖香油，到春节时多达100余条扁担，就连十六七岁的大男孩子也做起了“卖油郎”。但村民家里自产的那点香油只够自销的，不做香油的人家则到东镇油坊去批发回来卖。卖香油的担子很有意思,前后两个篓子，一头是装香油的厚厚的粗瓷坛子，用麦穰和破棉絮包裹了保着温；一头是块石头，起“压沉”（青岛方言,在此处是“平衡”的意思）的作用。称量香油的工具更有趣，不用磅不用秤，用的是几只大小不等的葫芦。取一种专供观赏长不大的小“丫丫”葫芦，切去蒂把，挖空里面的葫芦瓢和种子，即可当作打香油的计量工具。一般要准备可装半斤的、4两的、2两（过去的秤一斤为16两）的几种，预先测量准确，打满一葫芦就是顾客购买的数量。由于不用秤称，香油的比重就很重要，到冬天气温低了，香油生出絮状沉淀，比重增加，小葫芦里装的油就比夏天重一些，所以香油坛子都要好好保温。过去人们生活水平不高，吃香油的少，打半斤油的就是“大户”了，普通人家一次只打2两，那时两个铜子顶一分钱，穷苦人家还有只买20个铜子香油的。有时一个上午走得腿发直，只能卖出半坛子油。村里有位卖过香油的老人回忆说，有一次他跑了一上午，卖的钱只够吃了一顿饭。河南庄村的“香油产业”消失于日军第二次侵略青岛时期。在日军铁蹄的践踏之下,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做香油的买不到芝麻，买香油的连“橡子面”都得日本人配给，哪有钱打香油来吃！河南庄村这个祖传的老行当逐渐萎缩，最后被迫消失。
  青岛解放后，工农业经济快速发展。德国人1903年在青岛建的啤酒厂在1945年收归国有，解放后作为轻工业的重点发展企业，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解决生产啤酒的重要原料啤酒花依赖进口的问题，青岛啤酒厂1950年在李村河南岸青岛师范学校旁征地，建起一座酒花厂,在厂内试植了50亩左右的啤酒花；1951年由市政府出面协调,在杨哥庄、曲哥庄、新村和河南庄4个村子的土地中，选择浇水、施肥都十分方便的优质沙壤地，辟作青岛啤酒厂酒花生产基地，还将这些土地的主人们组织起来成立“酒花生产合作社”，有土地的入社，无土地的也可以以劳力入社，派农业技术员专门指导种植啤酒花。酒花生产合作社是青岛市最早的农业合作社，在酒花合作社的社员热火朝天地学技术、搞竞赛时，新中国的广大农村里刚刚在提倡办农业互助组呢。
  啤酒花,学名“蛇麻花”，多年生草本植物，蔓长6米多,通体密毛,并生有倒锯齿;雌雄异株,雄花细小排成圆锥花序，雌花呈穗状。1079年德国人首先在酿制啤酒时添加了蛇麻花，使啤酒有了清爽的苦味和浓郁的芳香，喝一口齿颊留香、回味悠长，从此蛇麻花就被叫做“啤酒花”，誉为“啤酒的灵魂”。而且啤酒花具有天然的防腐能力，故酿啤酒无需添加任何防腐剂；它含有的异律草酮和酿啤酒的另一种重要原料大麦芽的起泡蛋白形成泡沫，洁白、细腻、挂杯长久，成为啤酒的一大特色,所以啤酒花成为酿造啤酒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青岛市在李村河南岸试种啤酒花取得了成功，酒花生产基地也不断扩大,河南村、东李村、河北村、南庄4个村也都开始种植啤酒花，啤酒花种植面积最多时超过千亩（河南庄一个村种了200亩），完全能够满足青岛啤酒厂的需要。
  啤酒花的作用在啤酒里是不可代替的。喜欢喝啤酒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居住的城市都有了为啤酒而设立的狂欢节日，却很少有人知道啤酒花的管理、采集过程是多么艰苦。啤酒花对土壤的要求较高，要土层深厚、疏松，通气性良好,水肥跟得上去，所以李村一带种啤酒花的千余亩地都是各村最好的,河南庄村北直到李村河汊子的大片肥沃土地，都种植了啤酒花。地里像搭葡萄架似的，一排排竖满了1.8米高的水泥柱妇女在地里摘啤酒花子，拉着8号铁丝供啤酒花长长的蔓儿攀爬;地下的宿根每年春天得重新整理种植，要挖一米见方的坑，多施基肥,平时也要肥料充足、浇水及时;啤酒花的病虫害很多, 以红蜘蛛和毛毛虫为最，在花期以前要不断地打药。酒花合作社里最艰苦的活儿是采集啤酒花。啤酒花开在6~8月份，花朵淡青色，长约3~5厘米，满架满棚开得密密麻麻，像无数个小灯笼悬挂在那里;待淡青的花朵稍稍染上一抹嫩黄时,啤酒花就有九成熟了，得赶快采下来送往酒花厂烘干，啤酒的醇香靠的就是那小灯笼里包裹的花粉,早摘或晚摘酿出的啤酒味道就会打折扣。这是酒花合作社里最忙的季节，又是女社员最辛苦的时候，每天清晨全生产队的妇女都出动了,臂弯里挎着柳条筐子,钻进青枝绿叶纠缠成的花棚,轻摘轻放,手脚敏捷地开始工作;等到臂弯里的筐子摘满了，就倒在地头的麻袋上晾晒着，下午统一装袋送到酒花厂过磅入库。妇女们每人每天可摘150斤左右啤酒花，常常累得腰酸脖子痛,但最让人难受的是“花棚”里的潮湿闷热，花蔓上割得皮肉生痛的倒刺，还有“劈里啪啦”往领口里、头发上掉的红蜘蛛和“巴蛰毛”；有的人还会患“花粉过敏症”，轻则身上红肿瘙痒，重则喘息憋气，得吃药治疗。于是在气温高达30多摄氏度的闷热的三伏天里，摘啤酒花的妇女们不得不“全副武装”起来，包着头，穿起长衣长裤，还要带上套袖，大汗淋漓地在密不透风的花棚里劳作着。男社员负责往酒花厂或登州路的青岛啤酒厂里送啤酒花,一个村在采集高峰时可送到3000-5000斤，这一朵朵的小花里面该包含着社员们多少汗水！原来在誉满世界的青岛啤酒那悠长的香味中，曾汇集着李村河周边8个村子社员们那么艰辛的劳动；那光彩耀眼的奖杯、奖牌后面，站着成千上万个无名的英雄。
  辛勤的劳动也给河南庄村的村民们带来了效益，别的农业社见不到现钱的时候，酒花合作社的社员能分到一点钱;种啤酒花的村子可以到啤酒厂拉回酒糟喂猪;各村的男子汉们常常用地排车往登州路的青岛啤酒厂送啤酒花，有时工人们让他们敞开肚皮喝一顿“饱酒”，临走还有按送花重量配给的成瓶啤酒……这些“特殊待遇”，让社员们直到今天都念念不忘。李村一带的啤酒花种出了成绩，河南庄村的酒花技术员曾赴江西和上海浦东指导过当地生产;20世纪60年代，新疆、上海、江苏、辽宁等地都来购买啤酒花苗，一年要卖出几十万苗（每亩需400苗）。李村一带种啤酒花20余年，直到1985年青岛的啤酒花品种退化严重、病虫害猖獗,而新疆种植啤酒花成了规模，各村才于1985年终止了啤酒花的种植。
  在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河南庄与曲哥庄等村成立了建国高级农业合作社;1958年又和其他66个自然村组成了李村人民公社。当年在生产上搞“大呼隆”、大兵团作战，生活上推行伙食供给制，大办集体食堂、吃大锅饭，“一平二调”的情景老人们还记得清清楚楚;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生产救灾、战胜困难的精神，至今还让人们津津乐道。接下来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所走的曲折道路，留下很多战天斗地的宝贵经验和教训，让大家永远铭记在心。学大寨改山治水,削高坡垫洼地，修水库建平塘,虽然给国家造成不小的损失,但也给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河南庄大队每年都要组织大量的劳力参加冬季农田基本建设，深翻整平土地500多亩，并积极参与了崂山县和李村公社组织的5次大会战。
  农业合作社的农民在耕地
  人们对“大战五里礓”的大会战记得最为深刻。那是在1976年的11月10日，誓师大会在李家上流村西边的田野里召开，李村公社党委书记亲自作动员报告，要求在这次会战中将南、北两个王家上流村到汉河村之间的土地搞成平展展的大寨田。从南、北王家上流到汉河5里地,所以这片上沟下崖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就叫做“五里礓”。各大队都领下了自己的任务，大会上你挑战我迎战，向毛主席表忠心好不热闹。在那次会战中，河南庄村挑选了100余名青壮年组成突击队，工地上扎着席棚作“战地指挥部”；指挥部旁支着铁匠炉，随时给镐、镢、铁钎子淬火；指挥部里设着专门鼓舞士气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河南庄大队分到的是块“黄坚泥”地，不透气不透水,坚硬无比，特别是寒冬腊月里上了冻,一镐刨下去只能钻个小眼,露出白茬子。青年们甩掉棉衣抡着大锤打钎,蚂蚁啃骨头一般一点一点往下啃，用不了多大一会，浑身就冒出热气;那些握惯了镢
  锨的粗糙的大手，也都是血泡累累，一层压着一层。在土最硬的地方得用炸药炸开,然后装小车把高处的泥巴推到低处垫上。河南庄大队为打个漂亮仗，特意与毕家上流、杨家上流大队商量，借房让突击队员们住宿，安下锅灶做饭。杨家上流大队的一位村民对河南庄特别支持，将自家新盖的房子借出来做伙房，令河南庄的乡亲们深受感动。这次会战村里安排得特别好，常言道“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大队派专人出去搞凭票才能买到的猪肉和煤炭，到粮店协商换些面粉、苞米面，村里的白菜、萝卜“敞开”（青岛方言，在此处为“不限量”的意思）往工地上送过来，在当时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这一切简直是不可思议。煤炭分给各家的房东，把炕烧得滚烫，劳累一天的突击队员躺上去,舒服熨帖消除疲劳;伙房里炖着白菜、萝卜，间或还有非季节时令菜的新鲜芹菜，主食不是当时农村当家口粮的地瓜和地瓜干，而是和城镇居民一样，是苞米面和白面。河南庄大队的后勤工作成为大会战中的一个“亮点”，特别是那些回家住宿每天带饭的大队里的社员，更是艳羡不已。大会战搞了两个多月，大队干部为突击队员的生活安排操了两个多月的心；受感动的突击队员们在艰苦的战斗中，没人叫苦没人喊累，把毛主席的“与天斗，其乐无穷”的名言作了完美的诠释。
  河南庄村的村民们很喜欢文体活动，但在过去文化程度低、环境相对闭塞的条件下，只能搞些简单易演的踩高跷、扭秧歌、敲锣鼓等传统节目，每到冬闲时就有喜欢搞公益活动的村民出面，自发组织起来排练，演得还十分红火。1963年，青岛市柳腔剧团下放到河南庄村来体验生活，与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用实际行动来体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无产阶级文艺方针。市柳腔剧团在村里住了一年多，给河南庄村培养出一支出色的业余柳腔演岀队伍,他们手把手地教村民们拉“四弦”（柳腔戏的主要乐器），一字一句地教唱段，一招一式的教舞水袖走台步，河南庄村的青年们像进了高级培训班，有青岛市柳腔界的顶级人物教授唱念做打，这是何等的造化！共青团员们个个积极参与,他们组织义务劳动搞运输,挣了钱置办乐器锣鼓服装道具，把剧团装扮得光鲜耀眼。到了春节，他们带着《杨礼白》、《雪岭雄鹰》等大型柳腔现代戏，用马车拉着服装道具,演员们在马车后跟着，走遍了周边的村镇。他们高质量的演出得到乡亲们交口称赞，演员们也越来越成熟。村剧团直到“文革”时才停止了活动。19世纪末，河南庄村的宋氏家族曾出了个武艺高强、人品正直的响当当的男子汉宋玉琮。他从小习武，不但拳脚功夫了得,还练就一手接发暗器的绝活，平常在村里练武以石头代兵器练习，从来是百发百中。夏秋季节山上野兔、鸟类很多,宋玉琮只带着一根特制的短木棍便上山“狩猎”，只见他左手抓一把沙石向草丛中扬去，草棵子一晃,那野兔刚刚受惊欲逃,宋玉琮的短棍已然应声而至,将那“战利品”不偏不倚打个正着。1903年德国人修筑台柳路，到河南庄村里派工，村里的村长为人老实，害怕惹事，就求宋玉琮代替自己出差去工地干活。宋玉琮对德国侵略者非常痛恨，更不愿给他们出苦力，就偷空儿坐在一旁“磨洋工”。监工的德国兵看到后，捡起一块石头边骂边向宋玉琮身上砸去，谁知宋玉琮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一伸手就把那块石头接住，很随意地将它向身后一扔;德国兵又是一块石头砸过来，宋玉琮依然面不改色把它接在手中。那当兵的见状大怒,再捡石头砸来，宋玉琮这番不再让了，轻轻将它接住，冷冷地说：“再一，再二,没有再三!”扬手欲把石头“返还”回去，德国兵猛地认识到眼前这个中国人不是好惹的，急忙学着中国的礼节又打躬又作揖，满嘴“唔哩哇啦”地求饶,说什么“义和拳、义和拳”，乐得村民们把脸扭到一边偷笑。宋玉琮见状，又好气又好笑地把手里的石头扔掉了。台柳路建成通行后，宋玉琮推着“二把手”小车走到唐家口子（今名双山村）的大上坡处,一个德国兵忙跑过来帮着“拉沿”,仔细一看,竟是当年修路时交过手的那个监工，原来老外也“不打不成交”啊。
  宋玉琮的武艺令人叫绝，他的仗义执言更是为大家称赞，至今河南庄村里传颂着他不少的故事。其时德国人侵占了青岛，强迁村庄驱赶百姓,在中国的土地上按德国城镇的模式打造一个“自由港”，他们雇用中国人修铁路、盖别墅，建起欧陆风情的庭院楼房，但对给他们做苦力的老百姓的疾苦却是不闻不问。有一天，宋玉琮到市区卖完木柴准备回家时，见几个人抬着个伤势很重的男子走来，一个妇女哭哭啼啼地跟在后面。宋玉琮急忙上前探问究竟。原来伤者是朱家洼村的村民，被德国人雇去干活，不知为何触怒了监工的，被劈头盖脸一顿毒打，伤成这样却无人过问。村民们慑于德国人的淫威，不敢上前理论，只好先把伤者抬回家去。听了朱家洼村民的哭诉,看着浑身伤痕的同胞，围观者无不动容，宋玉琮义愤填膺地喊道:“我们天朝人给德国鬼子干活，被他们打伤了没人管，走！找他们当官的说理去！”宋玉琮扛着卖柴的扁担绳子大踏步地在前面走，朱家洼村的村民们抬着受伤的乡邻，后面跟着一大群老百姓，浩浩荡荡地向德国总督府奔去。一路上有不少人听说是到总督府讲理去的,也主动加入到队伍中来为同胞壮胆打气。
  却说宋玉琮带着众人来到总督府门前，被两个守门的哨兵用刺刀挡住去路，宋玉琮双手一摆就把哨兵推到了墙边，众人一拥而入，又被一群持枪的德国兵拦下，双方虽然语言不通，却一齐叫喊起来。吵嚷声惊动了楼上的人，就见一外国人推开窗探出头,操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问道：“怎么回事啊?”宋玉琮见这人能讲中国话，就示意大家安静下来，自己大声向楼上质问道：“我们的人给你们干活，干得不好可以不用，为什么把人打成这样？打伤了还不管死活，家里老婆孩子怎么过？你们还有没有人性?”那外国人问：“你们想怎么办?”宋玉琮理直气壮地说:“打伤人就要治伤，治伤期间得给家属发生活费。” 外国人见宋玉琮说话在理，又见中国老百姓越聚越多，也怕把事情闹大，连忙写个条子,派人把朱家洼村的伤者送到医院去了。与德国人斗争的事情发生后，宋玉琮不畏强权、打抱不平的美名传遍四乡，受到乡亲们的赞扬。
  河南庄村从立村以来，已走过300多年的历程,在安然淡定中度过了那些普普通通的日子。然而,300年的岁月抵不上改革开放的30年，河南庄村突飞猛进的发展，给村民们带来了稳定幸福的生活。1994年6月区划调整归李沧区后，村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2000年10月全体村民“农转非”，2002年撤村设居，河南庄村成为河南庄社区，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华丽转身。
  （根据王洪秋、王洪春、宋乃桃、宋乃黄、宋乃增等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