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沿九水路向东，穿过308国道高架桥就是九水东路。站在高架桥下，就能看到百米之外大团浓绿从九水东路南侧横空出世，高高地伸在马路半空中；再向前走，跃入眼帘的是两棵高大繁茂的银杏树,那粗壮的树干需得两人合抱，灰黑色的树皮粗糙龟裂，给人十分沧桑的感觉。这是东李村的地标----
  对古老的银杏夫妻树。从600余年前东李村诞生以来，它们就并肩站在村西头的大路口上，目睹着花开花落、麦黄果熟，一村中600余岁的银杏树代代人成长更替，见证着东李村一步步发展的历史。
  老银杏树身后就是东李村，据说它是周围各村的“老大哥”。东李村一带流传着一句老话说：“先有姜家茔，再有即墨城。”村民们不无骄傲地说：“俺这个村，比即墨城都老、都早。”姜家茔在村南枣山路北，占地约十几亩。人们记得,20世纪40年代时，茔里有胸径七八十厘米粗的大杏树，茔边还有一间用黄泥碎石“垛”（青岛方言，垛，垒的意思）起来的矮小茅屋，不知经过了几多风霜雨雪，已是顶陷墙圮;茔里古冢累累,坟头小小的，已被岁月消磨得匍匐在地、行将湮灭的样子。这片茔地在1966年“破四旧”中整成平地，造反派勒令一群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去起坟，挖出许多直径一米左右、水瓮般的圆形墓室，推测当年死者呈坐姿下葬，看来姜家茔的历史是足够悠久的了。但姜家是第二个入住东李村的家族,1984年崂山县为编写《崂山地名志》曾做过调查，东李村的“占产户”姓傅，傅氏立村后姜氏、王氏等家族才陆续迁入。村里现在只有1户傅姓后代，还是2001年从台湾回来定居的;姜家几百年来也才繁衍了十几户，两个最早进村的姓氏却是村里最小的家族。
  据傅氏家族的传人傅景功说，他的先人从云南移民而来,弟兄三个,一个在城阳傅家埠立村,一个去了河西，另一个来到李村河南岸定居。查阅2005年城阳区政协编纂的《城阳村落》一书，可知傅家埠的傅姓家族是于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从云南乌撒卫迁来的，如果东李村的傅氏与傅家埠的傅氏为亲兄弟，是一起来到即墨的，东李村立村的时间亦应与这个年代近似。那么，傅氏的祖先立村时间到底在何时？东李村的历史真的比即墨城还久吗？清朝同治癸酉年版的《即墨县志》记载，“故即墨城在平度之东南六十里……自隋舍其故城，复即墨水之下流，于不其东北二十七里创置今城，则实委土为之。”《即墨县志》收录清朝乾隆十九年（1754年）任县令的尤淑孝著《修城记》中写道：“考墨城始于隋开皇十六年，垣墉狭薄，历唐宋五代皆仍旧制。元至正十一年 （1351年）县尹吕公俊，始益以土，阔其规模，广可四里，高可一丈六尺许，厚一丈二尺许。额其门，东曰’望海’，南曰'景岱’，西曰’临川’。明万历二十年（1600年），金陵刘公应旗来县知事，会倭寇屡警，遂易土为砖。”据考证，即墨故城在今天的平度境内，到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顺帝临朝），才迁到今天即墨市的现址，且房舍简陋，城墙单薄，维持了750余年之久。直到元朝至正十一年，即墨知县吕俊将即墨拓建为周长两千米的城池,围之以5米多高、4米多厚的土夯城墙,并在东、南、西三面城墙上安设城门，即墨城初具规模。再一次大修即为明朝万历二十八年，因倭寇不断在中国沿海骚扰,知县刘应旗将土城墙改换为砖墙。即墨城修建成高、厚均为7米多,如堡垒般坚固的城池，是在清朝乾隆十九年（1754年）以后，顺天府大兴县人氏尤淑孝任知县，用了3年的时间，耗费“巨石数千车，柏椿数千株”，将年久失修的即墨城修葺得焕然一新。将这几个元素综合分析，比即墨城还早的年份,一是隋朝开皇十六年前,与傅家埠建村时间相比，有些嫌早;二是即墨城扩建成较大规模的坚固城池之时，在明朝万历二十八年，与山东移民大潮时间相比,又有些嫌晚;三是即墨城最早建成城池模样——厚厚的城墙，题着匾额的三面城门，中规中矩的样子——应数元朝至正年间扩建的那次，距明朝永乐年间从山西、安徽、江苏及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大规模移民之时，也不过早50年左右。倘若这个推论能站住脚的话，再考虑与“先有姜家茔,后有即墨城”的古话相吻合，东李村的立村年代应在1351年稍前，略早于即墨城的初次扩建，至今应有650余年的历史。
  东李村的立村人傅姓近些年的经历颇有些传奇。傅家多少代以来一直是单传。现在在村里居住的傅景功之父于1900年前随父闯关东,20余年后又从关东回到东李村。傅景功生于1929年，1949年他新婚'不久就被国民党捉了兵去了台湾，新婚的妻子伺候着公婆生活十分艰难,1956年公公去世后，她迫于生计只好改嫁。幸亏那时村里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孤寡无依的老婆婆被农业社定为五保户，有了生活来源,傅景功的前妻才放心离去。在台湾的傅景功却不幸摔伤脊椎，胸椎、腰椎都有严重骨折,几乎成了废人，生活上的艰难自不必说。但傅景功心地非常善良，有一天,他在路上拾到一个鼓鼓囊囊的钱包，心想，丢钱的人该多着急，得赶快找到失主。于是他拖着疼痛的身体,坐在路边等候失主,见一位中年妇女哭哭啼啼地走来,经询问这位妇女果然丢了刚发到手的工资和年终奖金，而且她家中并不富裕,紧等这笔钱使用。那妇女见一个身体状况很不好的人，忍受着痛苦在等着还钱，不由得千恩万谢，送上无数的祝福。傅景功1989年回来探亲，家里只有一个妹妹已嫁到外村。那时村里人见他病恹恹的模样，嘴上不敢说，心里可都以为这傅家的唯一传人也只能回来看这一次了。谁知傅景功此后每年回来探一次亲，还经人说合娶了一个40多岁的媳妇。更为稀奇的是，1994年，他65岁的时候，媳妇居然给他生了个漂亮、健壮的儿子。2001年，傅景功从中国台湾回大陆定居，一家三口过得其乐融融,现在那漂亮的儿子长成英俊的小伙子，已经上高中了。傅景功的身体竟然一年好似一年，受伤的脊柱渐渐能伸直，脸色也滋润起来,79岁的年纪看起来像70出头。当年崂山县编纂《崂山县地名志》时，到村里调查傅家已找不到人，只好记载为“相传，最早建村为傅氏（绝户失考）……”想不到20年后，傅家唯一的传人落叶归根，而且以65岁年纪喜得麟子，的确值得一记。
  第三户迁进东李村的村民是王氏家族。据《王氏族谱》记载，王家于明朝永乐年间自云南迁徙到即墨，在东李村居住到150年左右，王家第七世的王丰山弟兄三人却看好了村北7公里外一处山明水秀的山坡（今天的南、北王家上流村），坡上居住着明朝永乐初年自云南来的刘氏三兄弟的后代，也繁衍到了第七世，已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王、刘两家达成了交换住处的协议,两家互换了住处。刘家从山上搬迁到东李村，已有400多年，繁衍生息了17代子孙，成为村中的大姓氏。而与刘氏“换村”的王家，有几户留了下来，现在繁衍了十几户人家。他们每年的正月初一清晨就去南、北王家上流村，到祠堂里祭祖，在村中拜访长辈。嫁到东李村的王家女儿王彩云,还记着40多年前每年正月初一早上七八点钟，本家嫂子早就等候在村头场院上，远远地看到载着十几个东李村王家男子汉的马车沿乡间公路步步近前，就会兴奋地喊起来:“老两（“老二”的意思）回来啦!”热情的嫂子早就准备好了酒菜，专为招待山下回来祭祖的本家弟兄。王家的祖茔在东李村村东头，茔里立着高大的石碑,1967年“破四旧”平坟地时也曾挖出过“圆圆坟”——坐式下葬的坟墓。明朝正统年间（1436—1449）,有李姓家族自即墨东漓村迁入定居，现也有500余年。李氏家族的茔地在村南，靠近一条从东南边山坡上延伸而下又向西行的水沟，地下比较潮湿,1967年平整坟地时曾见墓穴里汪着一泓清水，向外瀖水时竟瀖出一对虾来。在李氏迁来之后,陆续又有隋、毕、曲、崔、朱等多个姓氏进村定居,1928年版的《胶澳志》中记录着东李村有214户人家，1150人；1934年国民政府统计,村中有246户,1315人；到1984年,发展到678户,2725人；现在村里共有1640户,3700人。
  东李村坐落于李村河南岸，枣儿山以北,村西是308国道，村东南与郑庄村的双峰山相接，东李村的村民却把双峰山叫做“南双山”。整个村子地势南高北低，向李村河倾斜过去;村东的“南双山”逶迤西来渐行渐低形成一个小高岗横在村南，村民们叫它“南顶子”、“南石岭”。在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中，村民们在南顶子上建造了300多幢二层小楼，有600多户人家住进了这片精致大居民住上了“将军楼”气的“将军楼”楼群中。50余年前，这里还是石崮野草的荒坡,有一道两米多宽、一米半深的水沟从南顶子上蜿蜿蜒蜒下来,沿村西头向北,与立村以来即形成的东西大街交叉而过,继续前行入李村河。水沟与大街交叉处有一座滚水六孔石桥，长8.5米，宽5米，高1.3米，修建于1934年。人们把石桥以北的那段水沟称作西北沟子，石桥以南的那段称作西南沟子。横贯村子东西的大街于1903年德国人修筑台柳路时被纳进其中；几经扩建、改造，100余年后的今天，成为车水马龙的九水东路，东李村也被宽阔热闹的九水东路间隔成路南路北相对独立的两个部分。
  当年东李村的民居都建在水沟之东，人口最多的刘氏家族大都聚居在台柳路北侧的“哈拉”胡同和“大门里”胡同里。“哈拉”胡同靠近西北沟子，呈“Y”字状，三四米宽的南口上架着一座袖珍小石桥，过桥进胡同北行60余米就向西北和东北方向分叉。向西北的那段胡同约3米宽,拐个弯就可出胡同下到李村河边；向东北的那段胡同宽约两米，却要曲曲折折拐两个弯后到李村河岸，再向西折过去，走到西北边的那段胡同口上才能出去。“哈拉”胡同分叉处是刘家的老祠堂，一进二的大院子，院墙下种几棵耐冬和老柏树;前后两排大屋供奉祖先，门口两边盖着两间小耳房,供打更值夜的使用。祠堂的一切事务由刘氏家族轮流管理，一年一换。新中国成立后，祠堂做了南海专署李村区委办公室;1955年11月，东李村和侯家庄村组建了“砲援农业社”，刘家祠堂又做了农业社的办公室。“哈拉”胡同多年来是村子的中心，这个古里古怪的胡同名引起不少外面来此办事的人们的好奇。原来“哈拉”之名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胡同里住着一个地方民团（地方武装组织）的副官，他的儿子约有20多岁年纪，年少轻狂，再仗着他爹的势力，骄横得不得了。他为在乡亲们面前耍威风，曾经故意骑着马在李村河底狂奔，可马蹄子并非骆驼蹄,在松软的沙滩上一陷就是半尺有余，再壮的马也跑不起来。这纨绔公子就挥鞭拼命地打，直到把马儿折磨得当场倒地而死。他长的又五大三粗，横眉竖眼，一副“惹不起”的样子，把周围村民们骚扰得无可奈何,背后里都管他叫“马虎”。青岛方言称狼为“马虎”，形容马虎吃人为“哈拉人”，所以人们就叫这个“马虎”住的胡同为“哈拉”胡同。和“马虎”对门而居的是刘光丕，因与“马虎”住得近便，经常受些窝囊气，整天恨得牙痒痒。可巧这年他生了个儿子，便给儿子起名叫“宝剑”，意欲以利剑斩“马虎”，为民除害。“马虎”不到30岁就死了，但“哈拉”胡同这个怪名却一直叫到今天。
  刘家聚居的另一条胡同是“大门里”。“大门里”在“哈拉”胡同东几十米处，因胡同里面建了个门楼子而得名。门楼子离胡同口40米，与胡同等宽，约三四米的样子，进深3米有余，高2.5米,像过去一间普通农舍似的。南面安着一副油漆剥落的楸木大门，只不过南北相通，俗语叫做“过道”（青岛方言念做“过当”）。门楼子北面的胡同东侧是刘家的一处小祠堂,只有两间房子，刘氏家族用来招待客人，开会商量族中事情用,村民们就叫它“刘家客屋”。“大门里”胡同拐的弯更多，要转过3个直角弯才能出胡同北口，走到李村河岸上。在“大门里”住的刘氏族人中，清朝中期曾出过一家富户，都说是“家财万贯”。他家里的铜钱何止万贯，花不着的铜钱垛在库里生了锈，穿钱的索子都烂断了，绿铮铮的铜钱粘成砣。刘家人便将生满绿锈的铜钱疙瘩搬到场院上晒，可晒也无用，那一贯一贯的铜钱还是一骨碌一块的（青岛方言，形容物品成了球，结成疙瘩）。于是刘家套上毛驴拉着碌碡在场院里压，将一砣砣的铜钱压得“其哩克嚓”山响，村民们真是开了眼，原来世上还真有“晒钱”这一说呀。刘家“打响场”的传说也一直流传到现在。关于在胡同半中腰盖上个门楼子的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定是当年有钱人为保家护院防盗贼而建。据传说，刘家当年常行善事，好多穷苦的乡亲们都受过他家的资助。有一年，刘家人在门口挂了个“善人匾”。据说古时候见到挂这种“善人匾”的人家，凡是穷苦无助或者有急难者，无论是否认识，可随时到这家人家寻求帮助，就连行路的旅人饿了都可以在这里受到热情招待，免费饱餐一顿。刘家挂岀“善人匾”的消息立即传遍即墨四乡，招来数不清的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川流不息地到他家要饭吃要衣穿,仅仅三天他家就感到难以招架，悄悄地把匾取下来了事。东李村里敢与“大门里”的富户比个高低的还有一家，也是刘氏家族的,住在台柳路南，也是财大气粗的主儿。两家的区别在收粮食品种的不同上，路北大门里的刘财主家洼地多，秋收时场院里垛着小山似的豆棵子;路南的刘财主家平地多,打的麦子成堆成岭的,让过路人瞠目。
  “大门里”胡同和“哈拉”胡同之间有一片空地，当年傅家人立村时在此搭建过简陋的小茅屋。后来村里在这里安了两台碾，一东一西并摆着，村民们亲切地叫这两台一模一样的碾为“双帮碾”（青岛方言，将双胞胎叫做“双帮”）。村民们在这里卡（青岛方言念“恰”，碾压之意）地瓜干、卡高粱穗子、卡谷子，碾台边成了大家见面拉家常的地方。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大队组织人在“双帮碾”的西边，靠近“哈拉”胡同处，打了一口相当“豪华”的水井。过去村民们大都是在村北的李村河河滩上挖个窝子取水吃，到20世纪30年代打了一口甜水井。因李村河每到大雨时上游的山洪便奔腾而下，常常会越过河岸漫进村里，在胡同里肆意横流，淹没井口的事也发生过。村民们记得，新中国成立后这半个多世纪大水进村成灾最少有4次。最大的一次灾情是1961年，在7月15日的下午3时多，倾“缸”的暴雨只下了40分钟，李村河的大水就像一群脱缰的野马似的飞速涌进村来，地势低的台柳路北侧胡同里大水齐胸，家里的水没到炕沿，那一对“双帮碾”的碾台都看不见了，“大门里”胡同的旧房倒了好几间。大队在打井时充分考虑到河水进村的因素，将井台起高1米有余，上井台得登三四个台阶;井台的面积约30平方米大小，满铺着整齐的石块石条，大小高矮简直像个戏台子。东李村的甜水都在台柳路北侧，这口直径两米的大井水又甜又旺，打水时不用井绳，用担仗（青岛方言,扁担）钩着水桶就能提上水来。
  在“大门里”胡同对面，也就是台柳路北侧，有一条宽宽的胡同叫做“马牛槽街”。从台柳路走进4米多宽的胡同里，就会看到有个两米多长、1米多宽的青灰色石头饮水马槽安放在西墙根下。这条胡同是去村南边下坡干活、放牛常走的路，总有人将水槽里注满了水，凡马、牛从水槽前路过就要伸过嘴去喝上几口。说到马和牛，传说早年里东李村养的牛可真不少,最多时曾达到700头犍子,800头牝牛，共1500头,专有一个牧童放牧。每天清晨牧童吹着口哨走在大街上，各家各户就开开门让带着自家印记的牛走出来，汇进牛群中，或向南坡或上北山去吃草，到傍晚牧童把牛群赶回村，牛肚子个个撑得滚圆。牛们自己知道家门，进村后只管四散开来穿街走巷各自回家,绝不会有错。那1500头牛的大牛群可真叫壮观，黄牛、黑牛、花花牛甩着尾巴浩浩荡荡地列队出村，或沿村西南的“弯弯胡同”路过村东南的5座贞节碑（这些贞节碑于1966年“破四旧”时砸碎，何时为谁因何而立，已不可考）上南双山，或穿过“马牛槽街”过南顶子到草多的坡里去，或向北过了李村河走进一条小支流,逆水而上去卧狼齿山脚下的草场。向北走的路是先在小河里走出两三里远，再上岸一路爬坡，沿河有极其丰美的水草,各村的牛羊都爱去这一带放牧，久而久之踏出一条两三米宽的山路，李村周边几个村的村民们都叫它“放牛道”。不管是上南坡还是去北山，在村里都有很美丽的传说。上南坡放牛是一路上崖（青岛方言读“yai”），走到南顶子之下的石坡上,可以看到有个三角形的窝子，边长约一米半，深约半米，常年存着一窝子清水，逢着旱天水不见少,遇到下雨天就会汩汩外流。牛群走到这里，习惯于排着队依次上前喝水，然而这个小小的水窝子,多少牛喝也从未喝干过，永远是荡漾着半米深的清水。村民们见这个石窝子大小深浅像个瓮，盛着水就更像个瓮了，便管它叫做“南石瓮”。“南石瓮”的水永远不干已经够神奇的，更为奇特的是，牧童在牛喝水时要数一下牛的头数，在“南石瓮”边排队喝水的牛，数来数去总是多出一头，可牛进村分散到各户去后，家家的牛数都不见多。这个不寻常的“南石瓮”在20世纪70年代平整大寨田时被填平。
  到卧狼齿山下放牛的故事更是有趣。说是当年牧童把1500头牛赶到卧狼齿山脚下的草场上后，牛们都各自寻地儿静静地吃草去了，唯独一条犍子牛总是一溜烟不见踪影，直到傍黑天牧童准备赶牛回村时,那犍子牛才满身大汗回归牛群，还总是气喘吁吁非常疲乏的样子。牧童慢慢就上了心，这天他悄悄地跟在犍子牛后头,想看看这畜生搞些什么名堂。只见那犍子牛撒开蹄子就向山上窜去,转到一片呲牙咧嘴的乱石坡后面，直扑一只向牛群探头探脑的灰狼。牧童不由得打个寒噤：原来这里藏着一条窥测牛群的恶狼，备不住哪天就会出事。这时小犍子牛已经和灰狼开了战，它鼓着劲歪着头一次次向那只灰狼牴过去，那狼却总会灵敏的躲开;灰狼瞅个空子把利齿逼近小牛的腰了，小牛的后腿却出其不意地撅它一蹄子。看来狼牛之战时日已久，彼此力量旗鼓相当，又很熟悉对方的战术，任何险招都能被对方化解。有几次小牛把灰狼逼到岩石边，眼看它的犄角就顶上去了，那灰狼奋力一跃，擦着牛角边就逃离险境。如此来来往往无数个回合，牛和狼都累得大喘粗气,各自倚着石头歇息一会儿再次开战。牧童在旁边急得搓手顿足，没法去帮忙。他这才明白，这些天来小犍子牛为什么总是不和大伙儿一起好好吃草，又总是疲乏劳累地回群,亏得它挺身与恶狼交战，才护卫了牛群的安全。晚上牧童送小牛回家，和它的主人商量，今晚多加精饲料让牛儿吃饱，明早出门前，找两把杀猪的牛耳尖刀牢牢地绑在牛犄角上。第二天，牛主人和牧童一起去卧狼齿山观战，两个人目睹了在灰狼擦着小犍子牛的犄角一跃而过时，怎样被牛耳尖刀划开了肚皮。墨守成规的灰狼仍以习惯的力量和高度应战，殊不知小牛的犄角已经加上了“新式武器”。
  让东李村人至今津津乐道的是,村西西南沟子以西、台柳路的南侧，曾有一座古老的庙宇，供奉的是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村民们叫它“救苦庙”，在1934年官方调查时登记为“菩萨庙”。今天摇曳在九水东路南侧的两棵老银杏树，几百年来就立在救苦庙的门前。救苦庙庙宇不大，坐南面北、简陋古旧的三间小屋，仅有8米长、4米宽、1米多高的木制菩萨像慈眉善目笑微微地端坐在麒麟背上的莲花座中。因为观世音菩萨是面北而坐，烧香拜祭的信民又称其为“倒坐观音”。平时“救苦庙”的门总是锁着，每到初一、十五才打开庙门接受香火；到新中国成立后破除迷信，庙门一年到头不开一次，里面有大量的蛇、黄鼠狼岀没。1951年，村里拆救苦庙时,在菩萨像的后心处发现一个圆洞，里面藏着一本用棉花包裹着的藏文经书，无人能识得这本书的内容。村干部将书包了又包，裹了又裹，送到当时的崂山县文化馆，后来再记起此事寻找时，经书早就没了下落，至今老人们提起来还遗憾不止。救苦庙北十几米处，在台柳路的北侧，与救苦庙正好门对着门的是建筑很正规的“清华庵”，村民们通常称其为“娘娘庙”，1932年时就连官方也将它登记为“娘娘庙”，在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时调查制作的《青岛市庵观寺院一览表》上写作“观音庙”。该表记录着，观音庙的主管人为马毕氏，尼姑，独自一人在庙内修行;庙产为瓦房6间，草房3间；庙地6.6中亩。娘娘庙建筑高大,大院子东西宽30余米，南北的进深也有20多米。庙堂里的墙上画着阴世间种种因果报应壁画；庙顶一色的青色小鱼鳞瓦，屋脊和四个房角弯弯起翘，饰着几只小蹲兽;房檐下挂着串串铁马（今俗称风铃），微风一来，铃儿便会叮咚作响。庙宇的地基抬得很高，传说庙前本来有十几层台阶来着，因每逢下雨时西南沟子泥沙俱下，渐渐把低洼之处淤平，到1951年时台阶只剩了4层。据村民们的记忆，娘娘庙里的老姑子名字叫隆戒,20世纪40年代她收了两个徒弟:一个法名能亮,俗家姓宋,耐不住青灯黄卷的寂寞清苦，跟着意中人远走高飞了；一个法名能光，老姑子圆寂后自己支撑着门户。清华庵是隶属于南庄村东边的清凉院管理的，能光还经常到清凉院里诵经做法事。娘娘庙于1951年取缔，大家就撮合能光和庙里雇着种庙田的王得一两人：“快一起过日子吧！”能光还真的与王得一成就好事，还俗后将户口落在东李村，并盖了新房子安下家。落户口时，村干部说，你不能永远叫着个尼姑名字吧,村干部让她随着夫姓，起名“王支援”，喻为尼姑还俗支援国家建设。王支援在“文革”中也受到不小的冲击，“文革”结束后，她再次皈依佛门，进了湛山寺修行。王支援从抗日战争时期削发为尼，几十年中颇多波折,直到此时才有了潜心学佛的环境和条件。
  娘娘庙以东，西北沟子西沿上，紧靠着台柳路边建着一座关帝庙。三间房子面朝东，台柳路稍稍弯了个弯从庙南侧向东延伸。为化解门冲大路的“忌讳”，人们在关帝庙前又建了一座影壁墙做个缓冲。这是李村一带较为高大的关帝庙，里面的关帝坐像和两边的周仓、关平站像都有两米多高。关帝庙门前原也有十几层台阶,后来亦被沙土淤得只剩下三四个台阶。1952年,村里组织人拆除关帝庙，那么高大的神像几个人推不动，就套上绳子拉,拉着拉着绳子"咔嚓"一声断开来。换绳子时，年纪大的迷信村民不免有些畏畏缩缩，有个20多岁的刘姓村民,正在年轻浮躁的年纪，开玩笑道:“今天我把你拉倒，有神有灵叫我瘫三年。”拆完庙以后，那青年人很后悔自己说话如此孟浪,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居然真的指挥不了自己的胳膊腿，瘫在炕上好几年。因为他不是器质上的毛病，几年后又渐渐好起来，可他说狂话的毛病倒整治好 了。
  救苦庙西边是个大场院，多少代以来这里就是东李村的露天剧场，逢年过节或有什么事情，就在老银杏树旁扎起戏台子，周围各村都扶老携幼地来听戏。东李村人历代有唱山东梆子的传统,大约百余年前就唱得有了点名气，常常被外村邀请去演岀。因村里比较富裕,置办的行头像模像样的,还特地打造了8扇漂亮的红木大屏风，安在戏台上作道具，给演出生色不少，这在崂山、即墨的乡村业余戏班子中是首屈一指的，每去外村唱戏时，戏班子总要把这8扇屏风带着炫耀一番。100多年前，村里有个叫朱景清的村民，力大无比，戏班子出发时,让他挑着屏风再绑上两个大戏箱，一担子近800斤重，朱景清挑起来健步如飞。这朱景清能干也能吃，到了目的地立即找吃的，伸开胳膊将硬面火烧立着摞到肩膀头，一口气将这二三十个火烧吃下肚。东李村的村民爱好唱戏的很多，全村人都争先恐后地参加演出，演不上主角打个小旗、跑个龙套也高兴,于是在东李村就留下许多村民们唱戏的逸事。如有一年演戏，一个唱武官的主角很威风地出场亮相、捋须，刚刚张嘴要唱，忽然排列在两边“打小旗”的队伍中，有个兵士手舞足蹈地向台下喊：“舅！唱完戏家去哈酒（青岛方言，哈酒即是喝酒）！ ”原来这村民打着小旗上台绕场一周后，刚一站定就看见他住在外村的舅舅坐在下边听戏，那外甥生怕舅舅看不见他在演戏，就迫不及待地向舅舅喊起话来。还有一次，一村民扮老生踏着锣鼓点摇摇摆摆上了场，运足了丹田之气正要叫板呐一一坏了！大脑一片空白，忘词了！眼前只有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和远处起伏山峦上青葱的松林！可武场（伴奏队中的锣鼓称为“武场”）上鼓佬的鼓板如金珠落玉盘，嘈嘈切切催得紧，那演员头皮一硬豁出去了：“出门往南看，松林一大片。”现编的两句叫板一出口，戏文里的词居然回到脑子里来了，那老生捏着满手的冷汗又入了戏。最有意思的是那年唱《辕门斩子》，扮杨宗保的演员正巧定在演出那天娶亲。新媳妇过门拜完堂后，酒宴上娘家的送客要看看新郎，还有几句话要说，却怎么也找不到新郎官。婆家人也很纳闷，一个新郎官能跑到哪里去？快先请女家的送客们去白果树下看戏吧，也省得他们老惦记着找新郎。谁知女家送客们到台下一坐，立即指着台上叫道：“那不是新女婿吗？大喜的日子怎好绑在这里？”原来新郎官乃是村里戏班的台柱子，他为了演戏自己置行头还卖了家里的4分地，折合今天的计量单位接近1亩。何况这天的《辕门斩子》，他唱的杨宗保又是戏中主要角色，还在拜堂时新郎官就已心急难耐，那还有心去伺候客,找个机会悄悄从后门溜将出来,脱下新衣就化妆上了台，谁知演到杨宗保被杨六郎绑在辕门上欲斩首之时，却被女家的送客“逮”个正着。关于唱戏的故事还衍生出一句歇后语，道是“东李村唱戏——亲戚,快把我绑起来吧!”说的是村里有一年曾出了个特别钟情于山东梆子的人，村里一扎台子唱戏他就要上去唱，还喜欢听人夸奖，但唱的水平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这次他又在台上“咿咿呀呀”地乱唱，有位村民带着外村的亲戚坐在下面听戏，村民知道台上那个唱的水平太低，又怕自己领来的亲戚说出什么褒贬的话来，就嘱咐亲戚说，听我们东李村的戏,只能说好不能说坏,说不好就得绑到台旁的白果树上去。亲戚点头说知道。听了一会，那声音太难听，亲戚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层，想想要绑在白果树上的滋味，还是强听下去；听着听着，亲戚实在忍不住了，对东李村的村民说:“亲戚,你快把我绑起来吧！ ”
  东李村的村民颇有幽默感，具备开朗乐天的性格才会从平凡的生活中提炼出有趣的歇后语,如“东李村请客——下一把吧！ ”说有位村民想请几个人聚聚，亲自到朋友家逐一邀请。到得一位朋友家中，见数人在座聊天，都是未在邀请之列的本村乡亲。若是别人见到这个场面,准会把邀请喝酒的事改天再通知,这个村民却是性格坦荡不会拐弯的,一五一十地把邀请词讲完。旁边未被邀请的几位一齐起哄道：“我们怎么办?一块去哈酒？”请客的村民为难地只好应付说：“下一把吧！”在物资并不丰富的过去，准备食物请一次客是件大事、难事，大家都知道这“下一把”要在“猴年马月”才能兑现，于是哄堂大笑，“下一把”也就成了“名言”。还有一个关于请客的歇后语流传更为广泛，在李村、沧口、楼山后一带几乎 “妇孺皆知”，叫做“东李村请客——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来了。”说的是有位村民为办件事请客，主客之外还请了几位作陪。办酒席那天，几位作陪的乡亲都欣然而至，左等右等，那位主客却迟迟不见踪影，主人未免就有些着急，隔一会儿就跑到大门口往街上东瞅西瞅一阵儿。眼看预约的时间已经到了，主人嘴里嘟嚷道：“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来了。”乡亲们听了，面面相觑：“原来我们是不速之客呀。”大家正在心中斟酌自己该怎么应对时，有几个村民已站起身来，赧赧然回家去了。谁知主人家还没觉悟,竟接着说:“咳，该走的没走，不该走的走了。” 剩下的几个村民更加不快,敢情该走的是我呀，那你还巴巴儿地请我来干吗？于是这几个村民一齐离座，夺门而去。那迟钝的主人家这才明白，原来自己说话如此不中听,把乡亲们得罪尽了。
  东李村村西不足20()米之处，地势较低，人们给这里取名叫做“西刀洼”。西刀洼有一个椭圆形的大水湾，约200平方米，深1.5米，满湾清水荡漾着，湾边生着蒲草、水红。这样的水湾在以前的农村真是不稀罕，哪个村里记忆中的村庄
  都有这么一两个,像郑庄、石家宋哥庄等村的湾里还养着满湾的荷花呢。但东李村这个湾却非同一般，它可是全村孩子们的骄傲和宝贝，只因湾里长着一种本地不太多见的“荸荠”。荸荠生在湾边的烂泥中，脆甜多汁，既可生津消渴作药用，又可当水果吃，青岛人叫它“地梨”。这湾里的地梨不知是谁引进种植的，多少年来已繁殖满湾,全村的孩子都来挖着解馋。现在的花甲老人们还记得每到深秋湾水少时，少年们就结伴到湾里去“踩”地梨。在湾边的浅水里,软软的淤泥有尺把深，赤着脚丫子在泥里依次踩过去，那一只只圆圆硬硬的地梨硌着脚心，在脚下就会感觉到“胜利品”的大小了，水面上就不断回荡起稚嫩兴奋的欢呼声。
  200余年前东李村曾出过几家财主,所以早先村里占有的耕地和山林比较多，向北曾延伸到麦坡村,南边连着中韩哥庄，东面与郑庄在“南双山”里交界，交界处一片茂密的松林，有块青灰色的花岗石是两村地域的界石。这块界石天然生成，约七八米高，1米多粗，突兀地拔地而起,其形状远远看去像个庄稼人常用的桩篓（桩篓，柳条编成，形状偏于细、高，像个桩子，故名“桩篓”），大家便把这块界石叫做“桩篓石”。桩篓石掩映在茂密的松林之中，常年不见日光，石上点点青苔如水墨泅染一般，煞是好看，至今美石犹存。南双山西北麓东李村的地界里，有一条几十米宽、七八米深的“皮子沟”。“皮子”、“黄三爷”等，是山东人对黄鼠狼的“隐性”称呼，自古以来人们就把黄鼠狼当作一种灵性、狡黠的动物，认为它有着人类所不能驾驭的能力，对它敬畏有加。过去李村一带曾盛传着这条沟里居住着黄鼠狼的大家族，故而称它“皮子沟”，而且还演绎出不少的故事。比如说,100多年前,东李村有个村民在地里干活，只觉得在随着什么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迷迷糊糊不知身在何处，及至脑子清楚了，才发现自己卧在“皮子沟”底，村民们称这种怪事叫“皮子背人”。随着人烟的稠密，“皮子背人”的奇谈越来越少，近代的青年人恐怕已不知“皮子”还会有这等 “法术”。
  东李村的农户利用自家的好山好水种了不少果树，出产的桃、梨等各种果子色香味俱佳，是村里老辈子就着意发展的副业。特别是20世纪初农业试验场落户李村一带后，周围各村的农户经常接受场内技术人员的指导，在农业生产上很是受益。20世纪30年代，李村农林事务所选择农户签约搞蔬菜、花卉、果品、粮食
  1909年德华大学农林系创设的李村实习场的实验，东李村也有5户被选中，如村民隋德昌、隋安修两人尝试培育了1中亩地的珍贵蔬菜;李恕林为探索栽培西瓜的方法，种了1中亩农场改良种的西瓜;李德林试种“玉露水蜜桃”110株，目的是“以合理方法造成新果园”。据1934年《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建设纪要》中记载:“查本市桃区原在丹山一带，其种类如五月红、六月鲜、白洋桃、螺蛳桃、扁桃、冬桃、毛桃、白桃等，品质欠佳,不能供给市民需要。曾于上年由农林事务所发给本处玉露水蜜桃苗木千株,分配各村栽植,其桃肥大鲜丽，肉软味甘，富于水分,颇得一般人士之欢迎，故提倡栽培。”李村农林所在午山村设立“桃树中心区”，并在郑庄、毛公地、中韩哥庄及东李村四村设了4个专种玉露水蜜桃的实验果园，准备大力推广之。东李村的刘兴可和曲成功家的梨园也被李村农林所选中，当作实验园，按时派技术人员来指导农户整枝、施肥、防治病虫害。1928年，青岛地区曾发生梨树赤星病，老百姓叫它“羊毛疔”。“羊毛疔”这种病相当厉害，同名的“疔”在人类的身上发作时是很可怕的，血液凝固发黑，恶心，急性腹泻,起病急,死亡率高，倒是农村里老大娘用缝被的大针在病人前胸后背“挑挑”，放出黑血的土办法，却是最简单快捷的治疗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营子村、黄台路都有过急忙去打吊瓶而不治的病例。人们管梨树赤星病叫做“羊毛疔”，是形容此病发作预后的恶劣。在谷雨、立夏之时，寄居在杜松和桧柏树上的赤星病抱子发芽生长，随风飞散,落到刚刚舒展嫩叶的梨树上，十数日梨叶就会出现病斑,入夏后梨叶和小梨子纷纷干缩脱落，严重的竟满树光秃秃的一如寒冬之时。当年种梨的人家收入降低不少，农民见受病的梨树渐渐枯死，只好将病树砍伐。赤星病肆虐数年，国民政府专门组织了“青岛市梨赤星病防除委员会”，并出台《防除梨赤星病实施办法》，组织梨赤星病防治队率民工逐村喷洒药剂,一年喷三四次，连续用药3年，才将这种致命的梨树病遏制住，到民国23,24年各村种梨树的农户才获得丰收。同时，政府在各村查找染了梨赤星病抱子的寄生宿主桧柏和杜松，强令树主砍伐，不喷药、不伐树者罚款。其时东李村各户种梨树共660棵，自己村出16个人、1辆小车、1个挑夫，到李村农林事务所的农场里领来药水和5只喷雾器，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喷药灭菌，刘家祠堂里的一株老桧柏也因染了病菌被伐。东李村的果树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到7000余棵,那时村前村后种满了桃、杏、苹果和梨等果树,大队里专门成立果树队管理这大批的果树。1976年，东李村生产大队被青岛市划为蔬菜生产基地，由原来的种粮为主变成种蔬菜为主，向市区提供新鲜蔬菜。大队决定将占用平整肥沃好地的果园全部改成菜园，再在枣儿山北坡100亩山地上培育新果树。在村南的东南山和东南沟里，那些老辈人留下的大梨树、老杏树都有300多岁年纪,胸径达70多厘米粗，庞大的树干和发达的根系挖不出来拿不上来，社员们简直不忍心挥起镐头刨下去。过去东李村村后向西500余米就是闻名遐迩的李村
  大集,百年公路台柳路自村子中心穿过，但古老的东李村却固守着她那份宁静淡泊，并未卷进时代的喧嚣之中。多少年来,在穿村而过的那段台柳路上，只有两三家豆腐房、一家火烧铺、一家土产杂货店，还有一个按时响着开水哨音的小茶炉,做小买卖的都在李村集这块生财宝地上忙，卖菜、卖水果、做火烧，早期李村集市上的骡马市场农忙之余去挣个活钱。最有成就的是曲氏家族的曲学君,80年前他做的苦肠就成了品牌，受到大家的欢迎，现在他的后人仍然使用着他研制的配方,将“曲家苦肠”或“东李苦肠”继续向外推广。而东李村自改革开放以来，充分地利用村子的地理位置优势，于1984年在崂山县首家成立了“东李企业联合公司”，集中精力搞农工商一体化发展，村办企业飞速成长。1987年成立“东李企业联合总公司”，1999年又组建“东李企业集团公司”，村经济不断上台阶，村民的生活也随之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在李沧区提出的以“四圈”为辐射源，实现服务业优化升级的工作部署中，东李村划入了除李村中心商圈、沧口商圈和苏家商圈外的东李商圈。他们不失时机地注册了“李村大集”商标,充分利用品牌优势发展起现代商贸、物流业。他们的思路是，“剥皮新建，腾笼换鸟”，将商圈内小、散、乱和业绩差的店铺企业进行调整置换，着力引进一批知名连锁、便利、专卖店，以全新的商业服务，打造“旗舰店+连锁店+专业特色街+传统集市+都市楼寓+现代文明服务”于一体的新商都。
  （根据王彩云、刘瑞芝、王孝茂、王振珊等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