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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山路街道位于李沧区南端，西南面与四方区和崂山区交界，北与东李村街道和虎山路街道相接，东邻九水路街道，是李沧区委、区政府机关所在地，也是李沧区政治经济和行政文化中心；辖区内南倚张村河，北邻李村河，东靠青银高速公路，西接重庆中路,东西长5公里，南北长4公里，呈东宽西窄的地域特征，区域总面积8.43平方公里；所辖的东李村、南庄村、河南村、河南庄村、河东村5个村庄已于2002年改称为社区；另辖百通社区、浮山路社区、台柳路社区、九水路社区、福岛路社区、旭东社区6个社区。2007年辖区内总户数7900户，总人口20521人，其中男性10330人、女性10682人，辖区居住人口中除汉族外,还有朝鲜、满、回、藏、蒙古、土家等少数民族近1600人。
  辖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商贾云集，人气广聚，是经商聚居的良好地域。李沧区域四条南北走向的交通要道，有三条从浮山路街道辖区通过，还有纵横交错的九水路、万年泉路、福岛路、枣山路、台柳路、青山路、君峰路等7条道路，在区域内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开通的3路、9路、123路、203路、207路、215路、216路、306路、313路、605路、606路等11条公交线路，为辖区居民出行提供了方便的交通条件。历史悠久的商埠李村大集,就坐落于辖区的北缘，为繁荣浮山路街道以及周边地段的第三产业，造就着得天独厚的商机。辖区内设有金融、医疗、教育、科研等机构单位，享誉岛城的青岛师范学校、青岛第五十八中学及青岛农业科学研究院等院校都坐落在本辖区，吸引了莘莘学子前来求学,使作为李沧区政治、经济、行政文化中心的浮山路街道辖区锦上添花，拥有了更高的知名度。
  浮山路街道辖区的历史沿革为：1897年前隶属即墨县仁化乡郑疃社;1898年被划入德国胶澳租借地，隶属李村区；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属胶澳商埠李村区；1949年6月青岛解放后，先后归南海专署和崂山行政办事处;1950年改属胶州专署;1951年起属崂山行政办事处和崂山郊区；1961年后，崂山郊区改称为崂山县，属李村人民公社;1984年撤销李村人民公社，成立了李村镇;1988年11月撤销崂山县，属新改称的崂山区李村镇辖区；1994年6月随李村镇划入新成立的李沧区；2000年1月在李沧区行政区划调整中撤销了李村镇，其所辖区域调整为4个街道，浮山路街道是其中之一。新组建的浮山路街道由原李村城区管理处部分区域和原李村镇所属5个行政村组成，机关驻地为李村街道辖区的向阳路6号;2002年6月，迁至九水路211号;2006年9月，因机关驻地整体开发建设，又迁至李村街道辖区的向阳路88号。
  浮山路街道自成立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打造品牌经济，发展大集文化,发挥名校效应，形成了跨越式发展的新格局。辖区内的宝龙城市广场、啤酒物流、东晟国际商贸城;宝达大厦、枣山家园、啤酒香苑等项目，有的已开工建设，有的即将竣工。到2007年，辖区企业涉及汽车销售、物流配送、机械电子、市场批发、模具、仓储、化工、建材、家具、服装、包装及餐饮娱乐等诸多行业,其中以汽车销售、物流配送、仓储等行业为支柱，形成了以东李商圈、万年泉路、青山路为三产核心的产业布局，实现财政收入27.3亿元。
  浮山路街道自组建以来先后获得山东省第一次经济普查工作先进集体、青岛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单位、青岛市“三级联创”示范街道、青岛市爱国卫生先进单位、青岛市平安“信访杯”先进单位、青岛市实施“两纲”工作突出贡献单位等荣誉和称号。东李村
  刘锦
  沿九水路向东，穿过308国道高架桥就是九水东路。站在高架桥下，就能看到百米之外大团浓绿从九水东路南侧横空出世，高高地伸在马路半空中；再向前走，跃入眼帘的是两棵高大繁茂的银杏树,那粗壮的树干需得两人合抱，灰黑色的树皮粗糙龟裂，给人十分沧桑的感觉。这是东李村的地标----
  对古老的银杏夫妻树。从600余年前东李村诞生以来，它们就并肩站在村西头的大路口上，目睹着花开花落、麦黄果熟，一村中600余岁的银杏树代代人成长更替，见证着东李村一步步发展的历史。
  老银杏树身后就是东李村，据说它是周围各村的“老大哥”。东李村一带流传着一句老话说：“先有姜家茔，再有即墨城。”村民们不无骄傲地说：“俺这个村，比即墨城都老、都早。”姜家茔在村南枣山路北，占地约十几亩。人们记得,20世纪40年代时，茔里有胸径七八十厘米粗的大杏树，茔边还有一间用黄泥碎石“垛”（青岛方言，垛，垒的意思）起来的矮小茅屋，不知经过了几多风霜雨雪，已是顶陷墙圮;茔里古冢累累,坟头小小的，已被岁月消磨得匍匐在地、行将湮灭的样子。这片茔地在1966年“破四旧”中整成平地，造反派勒令一群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去起坟，挖出许多直径一米左右、水瓮般的圆形墓室，推测当年死者呈坐姿下葬，看来姜家茔的历史是足够悠久的了。但姜家是第二个入住东李村的家族,1984年崂山县为编写《崂山地名志》曾做过调查，东李村的“占产户”姓傅，傅氏立村后姜氏、王氏等家族才陆续迁入。村里现在只有1户傅姓后代，还是2001年从台湾回来定居的;姜家几百年来也才繁衍了十几户，两个最早进村的姓氏却是村里最小的家族。
  据傅氏家族的传人傅景功说，他的先人从云南移民而来,弟兄三个,一个在城阳傅家埠立村,一个去了河西，另一个来到李村河南岸定居。查阅2005年城阳区政协编纂的《城阳村落》一书，可知傅家埠的傅姓家族是于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从云南乌撒卫迁来的，如果东李村的傅氏与傅家埠的傅氏为亲兄弟，是一起来到即墨的，东李村立村的时间亦应与这个年代近似。那么，傅氏的祖先立村时间到底在何时？东李村的历史真的比即墨城还久吗？清朝同治癸酉年版的《即墨县志》记载，“故即墨城在平度之东南六十里……自隋舍其故城，复即墨水之下流，于不其东北二十七里创置今城，则实委土为之。”《即墨县志》收录清朝乾隆十九年（1754年）任县令的尤淑孝著《修城记》中写道：“考墨城始于隋开皇十六年，垣墉狭薄，历唐宋五代皆仍旧制。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县尹吕公俊，始益以土，阔其规模，广可四里，高可一丈六尺许，厚一丈二尺许。额其门，东曰’望海’，南曰'景岱’，西曰’临川’。明万历二十年（1600年），金陵刘公应旗来县知事，会倭寇屡警，遂易土为砖。”据考证，即墨故城在今天的平度境内，到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顺帝临朝），才迁到今天即墨市的现址，且房舍简陋，城墙单薄，维持了750余年之久。直到元朝至正十一年，即墨知县吕俊将即墨拓建为周长两千米的城池,围之以5米多高、4米多厚的土夯城墙,并在东、南、西三面城墙上安设城门，即墨城初具规模。再一次大修即为明朝万历二十八年，因倭寇不断在中国沿海骚扰,知县刘应旗将土城墙改换为砖墙。即墨城修建成高、厚均为7米多,如堡垒般坚固的城池，是在清朝乾隆十九年（1754年）以后，顺天府大兴县人氏尤淑孝任知县，用了3年的时间，耗费“巨石数千车，柏椿数千株”，将年久失修的即墨城修葺得焕然一新。将这几个元素综合分析，比即墨城还早的年份,一是隋朝开皇十六年前,与傅家埠建村时间相比，有些嫌早;二是即墨城扩建成较大规模的坚固城池之时，在明朝万历二十八年，与山东移民大潮时间相比,又有些嫌晚;三是即墨城最早建成城池模样——厚厚的城墙，题着匾额的三面城门，中规中矩的样子——应数元朝至正年间扩建的那次，距明朝永乐年间从山西、安徽、江苏及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大规模移民之时，也不过早50年左右。倘若这个推论能站住脚的话，再考虑与“先有姜家茔,后有即墨城”的古话相吻合，东李村的立村年代应在1351年稍前，略早于即墨城的初次扩建，至今应有650余年的历史。
  东李村的立村人傅姓近些年的经历颇有些传奇。傅家多少代以来一直是单传。现在在村里居住的傅景功之父于1900年前随父闯关东,20余年后又从关东回到东李村。傅景功生于1929年，1949年他新婚'不久就被国民党捉了兵去了台湾，新婚的妻子伺候着公婆生活十分艰难,1956年公公去世后，她迫于生计只好改嫁。幸亏那时村里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孤寡无依的老婆婆被农业社定为五保户，有了生活来源,傅景功的前妻才放心离去。在台湾的傅景功却不幸摔伤脊椎，胸椎、腰椎都有严重骨折,几乎成了废人，生活上的艰难自不必说。但傅景功心地非常善良，有一天,他在路上拾到一个鼓鼓囊囊的钱包，心想，丢钱的人该多着急，得赶快找到失主。于是他拖着疼痛的身体,坐在路边等候失主,见一位中年妇女哭哭啼啼地走来,经询问这位妇女果然丢了刚发到手的工资和年终奖金，而且她家中并不富裕,紧等这笔钱使用。那妇女见一个身体状况很不好的人，忍受着痛苦在等着还钱，不由得千恩万谢，送上无数的祝福。傅景功1989年回来探亲，家里只有一个妹妹已嫁到外村。那时村里人见他病恹恹的模样，嘴上不敢说，心里可都以为这傅家的唯一传人也只能回来看这一次了。谁知傅景功此后每年回来探一次亲，还经人说合娶了一个40多岁的媳妇。更为稀奇的是，1994年，他65岁的时候，媳妇居然给他生了个漂亮、健壮的儿子。2001年，傅景功从中国台湾回大陆定居，一家三口过得其乐融融,现在那漂亮的儿子长成英俊的小伙子，已经上高中了。傅景功的身体竟然一年好似一年，受伤的脊柱渐渐能伸直，脸色也滋润起来,79岁的年纪看起来像70出头。当年崂山县编纂《崂山县地名志》时，到村里调查傅家已找不到人，只好记载为“相传，最早建村为傅氏（绝户失考）……”想不到20年后，傅家唯一的传人落叶归根，而且以65岁年纪喜得麟子，的确值得一记。
  第三户迁进东李村的村民是王氏家族。据《王氏族谱》记载，王家于明朝永乐年间自云南迁徙到即墨，在东李村居住到150年左右，王家第七世的王丰山弟兄三人却看好了村北7公里外一处山明水秀的山坡（今天的南、北王家上流村），坡上居住着明朝永乐初年自云南来的刘氏三兄弟的后代，也繁衍到了第七世，已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王、刘两家达成了交换住处的协议,两家互换了住处。刘家从山上搬迁到东李村，已有400多年，繁衍生息了17代子孙，成为村中的大姓氏。而与刘氏“换村”的王家，有几户留了下来，现在繁衍了十几户人家。他们每年的正月初一清晨就去南、北王家上流村，到祠堂里祭祖，在村中拜访长辈。嫁到东李村的王家女儿王彩云,还记着40多年前每年正月初一早上七八点钟，本家嫂子早就等候在村头场院上，远远地看到载着十几个东李村王家男子汉的马车沿乡间公路步步近前，就会兴奋地喊起来:“老两（“老二”的意思）回来啦!”热情的嫂子早就准备好了酒菜，专为招待山下回来祭祖的本家弟兄。王家的祖茔在东李村村东头，茔里立着高大的石碑,1967年“破四旧”平坟地时也曾挖出过“圆圆坟”——坐式下葬的坟墓。明朝正统年间（1436—1449）,有李姓家族自即墨东漓村迁入定居，现也有500余年。李氏家族的茔地在村南，靠近一条从东南边山坡上延伸而下又向西行的水沟，地下比较潮湿,1967年平整坟地时曾见墓穴里汪着一泓清水，向外瀖水时竟瀖出一对虾来。在李氏迁来之后,陆续又有隋、毕、曲、崔、朱等多个姓氏进村定居,1928年版的《胶澳志》中记录着东李村有214户人家，1150人；1934年国民政府统计,村中有246户,1315人；到1984年,发展到678户,2725人；现在村里共有1640户,3700人。
  东李村坐落于李村河南岸，枣儿山以北,村西是308国道，村东南与郑庄村的双峰山相接，东李村的村民却把双峰山叫做“南双山”。整个村子地势南高北低，向李村河倾斜过去;村东的“南双山”逶迤西来渐行渐低形成一个小高岗横在村南，村民们叫它“南顶子”、“南石岭”。在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中，村民们在南顶子上建造了300多幢二层小楼，有600多户人家住进了这片精致大居民住上了“将军楼”气的“将军楼”楼群中。50余年前，这里还是石崮野草的荒坡,有一道两米多宽、一米半深的水沟从南顶子上蜿蜿蜒蜒下来,沿村西头向北,与立村以来即形成的东西大街交叉而过,继续前行入李村河。水沟与大街交叉处有一座滚水六孔石桥，长8.5米，宽5米，高1.3米，修建于1934年。人们把石桥以北的那段水沟称作西北沟子，石桥以南的那段称作西南沟子。横贯村子东西的大街于1903年德国人修筑台柳路时被纳进其中；几经扩建、改造，100余年后的今天，成为车水马龙的九水东路，东李村也被宽阔热闹的九水东路间隔成路南路北相对独立的两个部分。
  当年东李村的民居都建在水沟之东，人口最多的刘氏家族大都聚居在台柳路北侧的“哈拉”胡同和“大门里”胡同里。“哈拉”胡同靠近西北沟子，呈“Y”字状，三四米宽的南口上架着一座袖珍小石桥，过桥进胡同北行60余米就向西北和东北方向分叉。向西北的那段胡同约3米宽,拐个弯就可出胡同下到李村河边；向东北的那段胡同宽约两米，却要曲曲折折拐两个弯后到李村河岸，再向西折过去，走到西北边的那段胡同口上才能出去。“哈拉”胡同分叉处是刘家的老祠堂，一进二的大院子，院墙下种几棵耐冬和老柏树;前后两排大屋供奉祖先，门口两边盖着两间小耳房,供打更值夜的使用。祠堂的一切事务由刘氏家族轮流管理，一年一换。新中国成立后，祠堂做了南海专署李村区委办公室;1955年11月，东李村和侯家庄村组建了“砲援农业社”，刘家祠堂又做了农业社的办公室。“哈拉”胡同多年来是村子的中心，这个古里古怪的胡同名引起不少外面来此办事的人们的好奇。原来“哈拉”之名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胡同里住着一个地方民团（地方武装组织）的副官，他的儿子约有20多岁年纪，年少轻狂，再仗着他爹的势力，骄横得不得了。他为在乡亲们面前耍威风，曾经故意骑着马在李村河底狂奔，可马蹄子并非骆驼蹄,在松软的沙滩上一陷就是半尺有余，再壮的马也跑不起来。这纨绔公子就挥鞭拼命地打，直到把马儿折磨得当场倒地而死。他长的又五大三粗，横眉竖眼，一副“惹不起”的样子，把周围村民们骚扰得无可奈何,背后里都管他叫“马虎”。青岛方言称狼为“马虎”，形容马虎吃人为“哈拉人”，所以人们就叫这个“马虎”住的胡同为“哈拉”胡同。和“马虎”对门而居的是刘光丕，因与“马虎”住得近便，经常受些窝囊气，整天恨得牙痒痒。可巧这年他生了个儿子，便给儿子起名叫“宝剑”，意欲以利剑斩“马虎”，为民除害。“马虎”不到30岁就死了，但“哈拉”胡同这个怪名却一直叫到今天。
  刘家聚居的另一条胡同是“大门里”。“大门里”在“哈拉”胡同东几十米处，因胡同里面建了个门楼子而得名。门楼子离胡同口40米，与胡同等宽，约三四米的样子，进深3米有余，高2.5米,像过去一间普通农舍似的。南面安着一副油漆剥落的楸木大门，只不过南北相通，俗语叫做“过道”（青岛方言念做“过当”）。门楼子北面的胡同东侧是刘家的一处小祠堂,只有两间房子，刘氏家族用来招待客人，开会商量族中事情用,村民们就叫它“刘家客屋”。“大门里”胡同拐的弯更多，要转过3个直角弯才能出胡同北口，走到李村河岸上。在“大门里”住的刘氏族人中，清朝中期曾出过一家富户，都说是“家财万贯”。他家里的铜钱何止万贯，花不着的铜钱垛在库里生了锈，穿钱的索子都烂断了，绿铮铮的铜钱粘成砣。刘家人便将生满绿锈的铜钱疙瘩搬到场院上晒，可晒也无用，那一贯一贯的铜钱还是一骨碌一块的（青岛方言，形容物品成了球，结成疙瘩）。于是刘家套上毛驴拉着碌碡在场院里压，将一砣砣的铜钱压得“其哩克嚓”山响，村民们真是开了眼，原来世上还真有“晒钱”这一说呀。刘家“打响场”的传说也一直流传到现在。关于在胡同半中腰盖上个门楼子的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定是当年有钱人为保家护院防盗贼而建。据传说，刘家当年常行善事，好多穷苦的乡亲们都受过他家的资助。有一年，刘家人在门口挂了个“善人匾”。据说古时候见到挂这种“善人匾”的人家，凡是穷苦无助或者有急难者，无论是否认识，可随时到这家人家寻求帮助，就连行路的旅人饿了都可以在这里受到热情招待，免费饱餐一顿。刘家挂岀“善人匾”的消息立即传遍即墨四乡，招来数不清的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川流不息地到他家要饭吃要衣穿,仅仅三天他家就感到难以招架，悄悄地把匾取下来了事。东李村里敢与“大门里”的富户比个高低的还有一家，也是刘氏家族的,住在台柳路南，也是财大气粗的主儿。两家的区别在收粮食品种的不同上，路北大门里的刘财主家洼地多，秋收时场院里垛着小山似的豆棵子;路南的刘财主家平地多,打的麦子成堆成岭的,让过路人瞠目。
  “大门里”胡同和“哈拉”胡同之间有一片空地，当年傅家人立村时在此搭建过简陋的小茅屋。后来村里在这里安了两台碾，一东一西并摆着，村民们亲切地叫这两台一模一样的碾为“双帮碾”（青岛方言，将双胞胎叫做“双帮”）。村民们在这里卡（青岛方言念“恰”，碾压之意）地瓜干、卡高粱穗子、卡谷子，碾台边成了大家见面拉家常的地方。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大队组织人在“双帮碾”的西边，靠近“哈拉”胡同处，打了一口相当“豪华”的水井。过去村民们大都是在村北的李村河河滩上挖个窝子取水吃，到20世纪30年代打了一口甜水井。因李村河每到大雨时上游的山洪便奔腾而下，常常会越过河岸漫进村里，在胡同里肆意横流，淹没井口的事也发生过。村民们记得，新中国成立后这半个多世纪大水进村成灾最少有4次。最大的一次灾情是1961年，在7月15日的下午3时多，倾“缸”的暴雨只下了40分钟，李村河的大水就像一群脱缰的野马似的飞速涌进村来，地势低的台柳路北侧胡同里大水齐胸，家里的水没到炕沿，那一对“双帮碾”的碾台都看不见了，“大门里”胡同的旧房倒了好几间。大队在打井时充分考虑到河水进村的因素，将井台起高1米有余，上井台得登三四个台阶;井台的面积约30平方米大小，满铺着整齐的石块石条，大小高矮简直像个戏台子。东李村的甜水都在台柳路北侧，这口直径两米的大井水又甜又旺，打水时不用井绳，用担仗（青岛方言,扁担）钩着水桶就能提上水来。
  在“大门里”胡同对面，也就是台柳路北侧，有一条宽宽的胡同叫做“马牛槽街”。从台柳路走进4米多宽的胡同里，就会看到有个两米多长、1米多宽的青灰色石头饮水马槽安放在西墙根下。这条胡同是去村南边下坡干活、放牛常走的路，总有人将水槽里注满了水，凡马、牛从水槽前路过就要伸过嘴去喝上几口。说到马和牛，传说早年里东李村养的牛可真不少,最多时曾达到700头犍子,800头牝牛，共1500头,专有一个牧童放牧。每天清晨牧童吹着口哨走在大街上，各家各户就开开门让带着自家印记的牛走出来，汇进牛群中，或向南坡或上北山去吃草，到傍晚牧童把牛群赶回村，牛肚子个个撑得滚圆。牛们自己知道家门，进村后只管四散开来穿街走巷各自回家,绝不会有错。那1500头牛的大牛群可真叫壮观，黄牛、黑牛、花花牛甩着尾巴浩浩荡荡地列队出村，或沿村西南的“弯弯胡同”路过村东南的5座贞节碑（这些贞节碑于1966年“破四旧”时砸碎，何时为谁因何而立，已不可考）上南双山，或穿过“马牛槽街”过南顶子到草多的坡里去，或向北过了李村河走进一条小支流,逆水而上去卧狼齿山脚下的草场。向北走的路是先在小河里走出两三里远，再上岸一路爬坡，沿河有极其丰美的水草,各村的牛羊都爱去这一带放牧，久而久之踏出一条两三米宽的山路，李村周边几个村的村民们都叫它“放牛道”。不管是上南坡还是去北山，在村里都有很美丽的传说。上南坡放牛是一路上崖（青岛方言读“yai”），走到南顶子之下的石坡上,可以看到有个三角形的窝子，边长约一米半，深约半米，常年存着一窝子清水，逢着旱天水不见少,遇到下雨天就会汩汩外流。牛群走到这里，习惯于排着队依次上前喝水，然而这个小小的水窝子,多少牛喝也从未喝干过，永远是荡漾着半米深的清水。村民们见这个石窝子大小深浅像个瓮，盛着水就更像个瓮了，便管它叫做“南石瓮”。“南石瓮”的水永远不干已经够神奇的，更为奇特的是，牧童在牛喝水时要数一下牛的头数，在“南石瓮”边排队喝水的牛，数来数去总是多出一头，可牛进村分散到各户去后，家家的牛数都不见多。这个不寻常的“南石瓮”在20世纪70年代平整大寨田时被填平。
  到卧狼齿山下放牛的故事更是有趣。说是当年牧童把1500头牛赶到卧狼齿山脚下的草场上后，牛们都各自寻地儿静静地吃草去了，唯独一条犍子牛总是一溜烟不见踪影，直到傍黑天牧童准备赶牛回村时,那犍子牛才满身大汗回归牛群，还总是气喘吁吁非常疲乏的样子。牧童慢慢就上了心，这天他悄悄地跟在犍子牛后头,想看看这畜生搞些什么名堂。只见那犍子牛撒开蹄子就向山上窜去,转到一片呲牙咧嘴的乱石坡后面，直扑一只向牛群探头探脑的灰狼。牧童不由得打个寒噤：原来这里藏着一条窥测牛群的恶狼，备不住哪天就会出事。这时小犍子牛已经和灰狼开了战，它鼓着劲歪着头一次次向那只灰狼牴过去，那狼却总会灵敏的躲开;灰狼瞅个空子把利齿逼近小牛的腰了，小牛的后腿却出其不意地撅它一蹄子。看来狼牛之战时日已久，彼此力量旗鼓相当，又很熟悉对方的战术，任何险招都能被对方化解。有几次小牛把灰狼逼到岩石边，眼看它的犄角就顶上去了，那灰狼奋力一跃，擦着牛角边就逃离险境。如此来来往往无数个回合，牛和狼都累得大喘粗气,各自倚着石头歇息一会儿再次开战。牧童在旁边急得搓手顿足，没法去帮忙。他这才明白，这些天来小犍子牛为什么总是不和大伙儿一起好好吃草，又总是疲乏劳累地回群,亏得它挺身与恶狼交战，才护卫了牛群的安全。晚上牧童送小牛回家，和它的主人商量，今晚多加精饲料让牛儿吃饱，明早出门前，找两把杀猪的牛耳尖刀牢牢地绑在牛犄角上。第二天，牛主人和牧童一起去卧狼齿山观战，两个人目睹了在灰狼擦着小犍子牛的犄角一跃而过时，怎样被牛耳尖刀划开了肚皮。墨守成规的灰狼仍以习惯的力量和高度应战，殊不知小牛的犄角已经加上了“新式武器”。
  让东李村人至今津津乐道的是,村西西南沟子以西、台柳路的南侧，曾有一座古老的庙宇，供奉的是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村民们叫它“救苦庙”，在1934年官方调查时登记为“菩萨庙”。今天摇曳在九水东路南侧的两棵老银杏树，几百年来就立在救苦庙的门前。救苦庙庙宇不大，坐南面北、简陋古旧的三间小屋，仅有8米长、4米宽、1米多高的木制菩萨像慈眉善目笑微微地端坐在麒麟背上的莲花座中。因为观世音菩萨是面北而坐，烧香拜祭的信民又称其为“倒坐观音”。平时“救苦庙”的门总是锁着，每到初一、十五才打开庙门接受香火；到新中国成立后破除迷信，庙门一年到头不开一次，里面有大量的蛇、黄鼠狼岀没。1951年，村里拆救苦庙时,在菩萨像的后心处发现一个圆洞，里面藏着一本用棉花包裹着的藏文经书，无人能识得这本书的内容。村干部将书包了又包，裹了又裹，送到当时的崂山县文化馆，后来再记起此事寻找时，经书早就没了下落，至今老人们提起来还遗憾不止。救苦庙北十几米处，在台柳路的北侧，与救苦庙正好门对着门的是建筑很正规的“清华庵”，村民们通常称其为“娘娘庙”，1932年时就连官方也将它登记为“娘娘庙”，在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时调查制作的《青岛市庵观寺院一览表》上写作“观音庙”。该表记录着，观音庙的主管人为马毕氏，尼姑，独自一人在庙内修行;庙产为瓦房6间，草房3间；庙地6.6中亩。娘娘庙建筑高大,大院子东西宽30余米，南北的进深也有20多米。庙堂里的墙上画着阴世间种种因果报应壁画；庙顶一色的青色小鱼鳞瓦，屋脊和四个房角弯弯起翘，饰着几只小蹲兽;房檐下挂着串串铁马（今俗称风铃），微风一来，铃儿便会叮咚作响。庙宇的地基抬得很高，传说庙前本来有十几层台阶来着，因每逢下雨时西南沟子泥沙俱下，渐渐把低洼之处淤平，到1951年时台阶只剩了4层。据村民们的记忆，娘娘庙里的老姑子名字叫隆戒,20世纪40年代她收了两个徒弟:一个法名能亮,俗家姓宋,耐不住青灯黄卷的寂寞清苦，跟着意中人远走高飞了；一个法名能光，老姑子圆寂后自己支撑着门户。清华庵是隶属于南庄村东边的清凉院管理的，能光还经常到清凉院里诵经做法事。娘娘庙于1951年取缔，大家就撮合能光和庙里雇着种庙田的王得一两人：“快一起过日子吧！”能光还真的与王得一成就好事，还俗后将户口落在东李村，并盖了新房子安下家。落户口时，村干部说，你不能永远叫着个尼姑名字吧,村干部让她随着夫姓，起名“王支援”，喻为尼姑还俗支援国家建设。王支援在“文革”中也受到不小的冲击，“文革”结束后，她再次皈依佛门，进了湛山寺修行。王支援从抗日战争时期削发为尼，几十年中颇多波折,直到此时才有了潜心学佛的环境和条件。
  娘娘庙以东，西北沟子西沿上，紧靠着台柳路边建着一座关帝庙。三间房子面朝东，台柳路稍稍弯了个弯从庙南侧向东延伸。为化解门冲大路的“忌讳”，人们在关帝庙前又建了一座影壁墙做个缓冲。这是李村一带较为高大的关帝庙，里面的关帝坐像和两边的周仓、关平站像都有两米多高。关帝庙门前原也有十几层台阶,后来亦被沙土淤得只剩下三四个台阶。1952年,村里组织人拆除关帝庙，那么高大的神像几个人推不动，就套上绳子拉,拉着拉着绳子"咔嚓"一声断开来。换绳子时，年纪大的迷信村民不免有些畏畏缩缩，有个20多岁的刘姓村民,正在年轻浮躁的年纪，开玩笑道:“今天我把你拉倒，有神有灵叫我瘫三年。”拆完庙以后，那青年人很后悔自己说话如此孟浪,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居然真的指挥不了自己的胳膊腿，瘫在炕上好几年。因为他不是器质上的毛病，几年后又渐渐好起来，可他说狂话的毛病倒整治好 了。
  救苦庙西边是个大场院，多少代以来这里就是东李村的露天剧场，逢年过节或有什么事情，就在老银杏树旁扎起戏台子，周围各村都扶老携幼地来听戏。东李村人历代有唱山东梆子的传统,大约百余年前就唱得有了点名气，常常被外村邀请去演岀。因村里比较富裕,置办的行头像模像样的,还特地打造了8扇漂亮的红木大屏风，安在戏台上作道具，给演出生色不少，这在崂山、即墨的乡村业余戏班子中是首屈一指的，每去外村唱戏时，戏班子总要把这8扇屏风带着炫耀一番。100多年前，村里有个叫朱景清的村民，力大无比，戏班子出发时,让他挑着屏风再绑上两个大戏箱，一担子近800斤重，朱景清挑起来健步如飞。这朱景清能干也能吃，到了目的地立即找吃的，伸开胳膊将硬面火烧立着摞到肩膀头，一口气将这二三十个火烧吃下肚。东李村的村民爱好唱戏的很多，全村人都争先恐后地参加演出，演不上主角打个小旗、跑个龙套也高兴,于是在东李村就留下许多村民们唱戏的逸事。如有一年演戏，一个唱武官的主角很威风地出场亮相、捋须，刚刚张嘴要唱，忽然排列在两边“打小旗”的队伍中，有个兵士手舞足蹈地向台下喊：“舅！唱完戏家去哈酒（青岛方言，哈酒即是喝酒）！ ”原来这村民打着小旗上台绕场一周后，刚一站定就看见他住在外村的舅舅坐在下边听戏，那外甥生怕舅舅看不见他在演戏，就迫不及待地向舅舅喊起话来。还有一次，一村民扮老生踏着锣鼓点摇摇摆摆上了场，运足了丹田之气正要叫板呐一一坏了！大脑一片空白，忘词了！眼前只有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和远处起伏山峦上青葱的松林！可武场（伴奏队中的锣鼓称为“武场”）上鼓佬的鼓板如金珠落玉盘，嘈嘈切切催得紧，那演员头皮一硬豁出去了：“出门往南看，松林一大片。”现编的两句叫板一出口，戏文里的词居然回到脑子里来了，那老生捏着满手的冷汗又入了戏。最有意思的是那年唱《辕门斩子》，扮杨宗保的演员正巧定在演出那天娶亲。新媳妇过门拜完堂后，酒宴上娘家的送客要看看新郎，还有几句话要说，却怎么也找不到新郎官。婆家人也很纳闷，一个新郎官能跑到哪里去？快先请女家的送客们去白果树下看戏吧，也省得他们老惦记着找新郎。谁知女家送客们到台下一坐，立即指着台上叫道：“那不是新女婿吗？大喜的日子怎好绑在这里？”原来新郎官乃是村里戏班的台柱子，他为了演戏自己置行头还卖了家里的4分地，折合今天的计量单位接近1亩。何况这天的《辕门斩子》，他唱的杨宗保又是戏中主要角色，还在拜堂时新郎官就已心急难耐，那还有心去伺候客,找个机会悄悄从后门溜将出来,脱下新衣就化妆上了台，谁知演到杨宗保被杨六郎绑在辕门上欲斩首之时，却被女家的送客“逮”个正着。关于唱戏的故事还衍生出一句歇后语，道是“东李村唱戏——亲戚,快把我绑起来吧!”说的是村里有一年曾出了个特别钟情于山东梆子的人，村里一扎台子唱戏他就要上去唱，还喜欢听人夸奖，但唱的水平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这次他又在台上“咿咿呀呀”地乱唱，有位村民带着外村的亲戚坐在下面听戏，村民知道台上那个唱的水平太低，又怕自己领来的亲戚说出什么褒贬的话来，就嘱咐亲戚说，听我们东李村的戏,只能说好不能说坏,说不好就得绑到台旁的白果树上去。亲戚点头说知道。听了一会，那声音太难听，亲戚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层，想想要绑在白果树上的滋味，还是强听下去；听着听着，亲戚实在忍不住了，对东李村的村民说:“亲戚,你快把我绑起来吧！ ”
  东李村的村民颇有幽默感，具备开朗乐天的性格才会从平凡的生活中提炼出有趣的歇后语,如“东李村请客——下一把吧！ ”说有位村民想请几个人聚聚，亲自到朋友家逐一邀请。到得一位朋友家中，见数人在座聊天，都是未在邀请之列的本村乡亲。若是别人见到这个场面,准会把邀请喝酒的事改天再通知,这个村民却是性格坦荡不会拐弯的,一五一十地把邀请词讲完。旁边未被邀请的几位一齐起哄道：“我们怎么办?一块去哈酒？”请客的村民为难地只好应付说：“下一把吧！”在物资并不丰富的过去，准备食物请一次客是件大事、难事，大家都知道这“下一把”要在“猴年马月”才能兑现，于是哄堂大笑，“下一把”也就成了“名言”。还有一个关于请客的歇后语流传更为广泛，在李村、沧口、楼山后一带几乎 “妇孺皆知”，叫做“东李村请客——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来了。”说的是有位村民为办件事请客，主客之外还请了几位作陪。办酒席那天，几位作陪的乡亲都欣然而至，左等右等，那位主客却迟迟不见踪影，主人未免就有些着急，隔一会儿就跑到大门口往街上东瞅西瞅一阵儿。眼看预约的时间已经到了，主人嘴里嘟嚷道：“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来了。”乡亲们听了，面面相觑：“原来我们是不速之客呀。”大家正在心中斟酌自己该怎么应对时，有几个村民已站起身来，赧赧然回家去了。谁知主人家还没觉悟,竟接着说:“咳，该走的没走，不该走的走了。” 剩下的几个村民更加不快,敢情该走的是我呀，那你还巴巴儿地请我来干吗？于是这几个村民一齐离座，夺门而去。那迟钝的主人家这才明白，原来自己说话如此不中听,把乡亲们得罪尽了。
  东李村村西不足20()米之处，地势较低，人们给这里取名叫做“西刀洼”。西刀洼有一个椭圆形的大水湾，约200平方米，深1.5米，满湾清水荡漾着，湾边生着蒲草、水红。这样的水湾在以前的农村真是不稀罕，哪个村里记忆中的村庄
  都有这么一两个,像郑庄、石家宋哥庄等村的湾里还养着满湾的荷花呢。但东李村这个湾却非同一般，它可是全村孩子们的骄傲和宝贝，只因湾里长着一种本地不太多见的“荸荠”。荸荠生在湾边的烂泥中，脆甜多汁，既可生津消渴作药用，又可当水果吃，青岛人叫它“地梨”。这湾里的地梨不知是谁引进种植的，多少年来已繁殖满湾,全村的孩子都来挖着解馋。现在的花甲老人们还记得每到深秋湾水少时，少年们就结伴到湾里去“踩”地梨。在湾边的浅水里,软软的淤泥有尺把深，赤着脚丫子在泥里依次踩过去，那一只只圆圆硬硬的地梨硌着脚心，在脚下就会感觉到“胜利品”的大小了，水面上就不断回荡起稚嫩兴奋的欢呼声。
  200余年前东李村曾出过几家财主,所以早先村里占有的耕地和山林比较多，向北曾延伸到麦坡村,南边连着中韩哥庄，东面与郑庄在“南双山”里交界，交界处一片茂密的松林，有块青灰色的花岗石是两村地域的界石。这块界石天然生成，约七八米高，1米多粗，突兀地拔地而起,其形状远远看去像个庄稼人常用的桩篓（桩篓，柳条编成，形状偏于细、高，像个桩子，故名“桩篓”），大家便把这块界石叫做“桩篓石”。桩篓石掩映在茂密的松林之中，常年不见日光，石上点点青苔如水墨泅染一般，煞是好看，至今美石犹存。南双山西北麓东李村的地界里，有一条几十米宽、七八米深的“皮子沟”。“皮子”、“黄三爷”等，是山东人对黄鼠狼的“隐性”称呼，自古以来人们就把黄鼠狼当作一种灵性、狡黠的动物，认为它有着人类所不能驾驭的能力，对它敬畏有加。过去李村一带曾盛传着这条沟里居住着黄鼠狼的大家族，故而称它“皮子沟”，而且还演绎出不少的故事。比如说,100多年前,东李村有个村民在地里干活，只觉得在随着什么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迷迷糊糊不知身在何处，及至脑子清楚了，才发现自己卧在“皮子沟”底，村民们称这种怪事叫“皮子背人”。随着人烟的稠密，“皮子背人”的奇谈越来越少，近代的青年人恐怕已不知“皮子”还会有这等 “法术”。
  东李村的农户利用自家的好山好水种了不少果树，出产的桃、梨等各种果子色香味俱佳，是村里老辈子就着意发展的副业。特别是20世纪初农业试验场落户李村一带后，周围各村的农户经常接受场内技术人员的指导，在农业生产上很是受益。20世纪30年代，李村农林事务所选择农户签约搞蔬菜、花卉、果品、粮食
  1909年德华大学农林系创设的李村实习场的实验，东李村也有5户被选中，如村民隋德昌、隋安修两人尝试培育了1中亩地的珍贵蔬菜;李恕林为探索栽培西瓜的方法，种了1中亩农场改良种的西瓜;李德林试种“玉露水蜜桃”110株，目的是“以合理方法造成新果园”。据1934年《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建设纪要》中记载:“查本市桃区原在丹山一带，其种类如五月红、六月鲜、白洋桃、螺蛳桃、扁桃、冬桃、毛桃、白桃等，品质欠佳,不能供给市民需要。曾于上年由农林事务所发给本处玉露水蜜桃苗木千株,分配各村栽植,其桃肥大鲜丽，肉软味甘，富于水分,颇得一般人士之欢迎，故提倡栽培。”李村农林所在午山村设立“桃树中心区”，并在郑庄、毛公地、中韩哥庄及东李村四村设了4个专种玉露水蜜桃的实验果园，准备大力推广之。东李村的刘兴可和曲成功家的梨园也被李村农林所选中，当作实验园，按时派技术人员来指导农户整枝、施肥、防治病虫害。1928年，青岛地区曾发生梨树赤星病，老百姓叫它“羊毛疔”。“羊毛疔”这种病相当厉害，同名的“疔”在人类的身上发作时是很可怕的，血液凝固发黑，恶心，急性腹泻,起病急,死亡率高，倒是农村里老大娘用缝被的大针在病人前胸后背“挑挑”，放出黑血的土办法，却是最简单快捷的治疗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营子村、黄台路都有过急忙去打吊瓶而不治的病例。人们管梨树赤星病叫做“羊毛疔”，是形容此病发作预后的恶劣。在谷雨、立夏之时，寄居在杜松和桧柏树上的赤星病抱子发芽生长，随风飞散,落到刚刚舒展嫩叶的梨树上，十数日梨叶就会出现病斑,入夏后梨叶和小梨子纷纷干缩脱落，严重的竟满树光秃秃的一如寒冬之时。当年种梨的人家收入降低不少，农民见受病的梨树渐渐枯死，只好将病树砍伐。赤星病肆虐数年，国民政府专门组织了“青岛市梨赤星病防除委员会”，并出台《防除梨赤星病实施办法》，组织梨赤星病防治队率民工逐村喷洒药剂,一年喷三四次，连续用药3年，才将这种致命的梨树病遏制住，到民国23,24年各村种梨树的农户才获得丰收。同时，政府在各村查找染了梨赤星病抱子的寄生宿主桧柏和杜松，强令树主砍伐，不喷药、不伐树者罚款。其时东李村各户种梨树共660棵，自己村出16个人、1辆小车、1个挑夫，到李村农林事务所的农场里领来药水和5只喷雾器，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喷药灭菌，刘家祠堂里的一株老桧柏也因染了病菌被伐。东李村的果树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到7000余棵,那时村前村后种满了桃、杏、苹果和梨等果树,大队里专门成立果树队管理这大批的果树。1976年，东李村生产大队被青岛市划为蔬菜生产基地，由原来的种粮为主变成种蔬菜为主，向市区提供新鲜蔬菜。大队决定将占用平整肥沃好地的果园全部改成菜园，再在枣儿山北坡100亩山地上培育新果树。在村南的东南山和东南沟里，那些老辈人留下的大梨树、老杏树都有300多岁年纪,胸径达70多厘米粗，庞大的树干和发达的根系挖不出来拿不上来，社员们简直不忍心挥起镐头刨下去。过去东李村村后向西500余米就是闻名遐迩的李村
  大集,百年公路台柳路自村子中心穿过，但古老的东李村却固守着她那份宁静淡泊，并未卷进时代的喧嚣之中。多少年来,在穿村而过的那段台柳路上，只有两三家豆腐房、一家火烧铺、一家土产杂货店，还有一个按时响着开水哨音的小茶炉,做小买卖的都在李村集这块生财宝地上忙，卖菜、卖水果、做火烧，早期李村集市上的骡马市场农忙之余去挣个活钱。最有成就的是曲氏家族的曲学君,80年前他做的苦肠就成了品牌，受到大家的欢迎，现在他的后人仍然使用着他研制的配方,将“曲家苦肠”或“东李苦肠”继续向外推广。而东李村自改革开放以来，充分地利用村子的地理位置优势，于1984年在崂山县首家成立了“东李企业联合公司”，集中精力搞农工商一体化发展，村办企业飞速成长。1987年成立“东李企业联合总公司”，1999年又组建“东李企业集团公司”，村经济不断上台阶，村民的生活也随之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在李沧区提出的以“四圈”为辐射源，实现服务业优化升级的工作部署中，东李村划入了除李村中心商圈、沧口商圈和苏家商圈外的东李商圈。他们不失时机地注册了“李村大集”商标,充分利用品牌优势发展起现代商贸、物流业。他们的思路是，“剥皮新建，腾笼换鸟”，将商圈内小、散、乱和业绩差的店铺企业进行调整置换，着力引进一批知名连锁、便利、专卖店，以全新的商业服务，打造“旗舰店+连锁店+专业特色街+传统集市+都市楼寓+现代文明服务”于一体的新商都。
  （根据王彩云、刘瑞芝、王孝茂、王振珊等口述整理）河南村
  刘锦
  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8),有一刘姓男子携家带口自云南迁徙到了山东即墨。他们一直向南，来到一条大河边，只见河宽百米，白沙闪烁，有清流向西入海;放眼望去,起起伏伏的小山丘陵散落在广袤的沃土上，山间岭上芳草萋萋。河北岸大片平坦之处已有人家居住，茅屋竹篱，炊烟袅袅，俨然已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刘姓人家便到河南岸落脚定居,那里渐渐亦成了一个小村子，两村隔河相望。因北岸的李氏立村于前，名声在外,人们便将这两个村合称“李村”，两村之间的河叫做“李村河”，并以“李村河南”、“李村河北”区分两个小村。对外总称
  鸟瞰图“李村”，对内分为“河南”、“河北”，如此称谓沿用了500年之久。
  翻阅市档案馆卷宗,可看到20世纪有案可查的统计资料中，河南、河北作为“李村”一个统计单位出现，其他如东李村、河南庄村、南庄村等均是独立的单位。老百姓给政府的呈文中，称自己是李村人氏，家住李村河南（或河北），门牌几号。就连历代的地图上，例如，清朝同治癸酉版《即墨县志》中的“七乡村庄图”，1898年德国人出版的《胶澳租界区划图）,1922年北洋政府的《胶澳商埠区划图＞,1931年国民政府的《青岛市乡区图》以及以后历年出版的地图上，都查不到河南村和河北村，均以“李村”标之。在1984年5月出版的《崂《崂山县地名志》中亦称:“崂山县城李村是县社党政机关的驻地。也是3个生产大队的驻地。”“农业生产大队，有李村河北、李村河南、李村东北庄。”那时，李村由河北、河南、东北庄3处组成，对外统称“李村”，对内分3个独立核算的大队。
  在岛城，“李村”是个响亮的名字。听到“李村”，就会联想到熙来攘往的人流、鳞次栉比的店铺和种类繁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李村商圈内的李村大集、维客集团（原崂山百货集团）、北方国贸、利客来集团（原崂山商贸大厦）……有太多的关键词为人们诠释这块生财宝地。早在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李村大集就登上《莱州府志》，那时的李村就已经商贾汇集、小有名气。1898年，德国人强占青岛后，李村划入德国胶澳租借地，其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山东省最早的公路台柳路从村中穿过；每天定时发车的客运公交汽车让村民大开眼界；电灯、电话、自来水、邮电局、“洋学堂”，这些在封建而又封闭的旧中国只在发达城市才有的新鲜事物，出现在李村河南村、河北村，融入村民们的生活。1934年的《青岛市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建设纪要》称:“李村为四通之乡，户口繁盛，商业亦粗具规模，自来水、电灯路线早已装置，均可临时扩充。”1936年9月，青岛市政府颁发训令:“（据）本市村镇组织暂行办法,百户以上村庄，未成街市者为村，已成街市者为镇。李村超700户，商业繁荣，亟应改村为镇。本月9日召集民众投票选出袁相栽为镇长，王成道、王锡九、贾修敬为副镇长。”由此可见,1936年9月，李村即由乡村升为城镇。李村的历史厚重而悠久,而组成李村的,就是河南村、河北村，以及后来版图上出现的东北庄村。
  河南村立村500余年，明朝成化年间的“占产户”刘氏家族现已繁衍了17代，在村中约有30户人家。大约在250年前，有莱阳的张姓迁进李村河南。据《张氏家谱》记载，元朝末年（1368年），张氏先人张海山自青州府乐安县迁居莱阳双山，张氏五世祖张雄乐善好施，是当地有名的慈善家。明朝弘治年间大灾，张雄开仓济贫，捐出谷子3000石，救活了无数人。明显宗封张雄为“义民”，降圣旨褒曰：“国家先务，养民为急。尔能出备粮米用助赈济，有司以闻，朕甚嘉之。今特赐奖谕，旌为义民。”到第十五世，有位叫张方昱的携妻子李氏迁来李村河南,250年来繁衍生息9代，已有第二十四世子孙。
  在张氏迁入后不久，即墨皂户村的王作海亦搬到河南村。从王氏家谱可以查到，王氏家族是经过数次迁徙才辗转来到河南村定居的。王家本是诸城岳沟人氏，明朝永乐初年（1403年）太始祖母刘氏率两个儿子奉官府檄文,受命来到即墨不其城西北隅城子疃（隶属于里仁乡城阳社）。太始祖母率领的两位先人被城子疃的王家奉为“世祖”，遗憾的是两位始祖的名字没有流传下来，甚至他们身后5代之内的子孙均未留下名字。所以王氏家族只说分两大支系，但弄不清孰长孰幼，各支系是如何繁衍的。在城阳居住300余年后，十三世王宣从城阳迁到皂户村。再过百年，第十六世王作海迁进李村河南，成为河南村王氏的始祖。王家在河南村居住210余年，已繁衍到七世,是城子王家的第二十三世。
  自20世纪初，河南村北端沿河一带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经济发达，吸引着各地头脑灵活的经商之人来河南村落地生根。生性善良的河南村人毫无排外思想，而是张开双臂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外乡人”。今天的河南村，有张、王、高、刘、贾、魏、李等多个姓氏，1110户人家，约2600余口人。从各地迁进河南村落户的人生活在这里,如鱼得水,似鸟归林，尽情地施展才华,开拓自己的事业。外来落户的人家做生意家道兴隆，而村中的刘、张、王等老坐地户大部分人家却固守着自家的几亩庄稼，生活勉强温饱，所以河南村里曾有句笑话说:“李村河南,发外不发里。”随着时代的进步、岁月的推移，这句玩笑话已经成为历史。20世纪50年代的河南村前进历程和全国农村一样，经过了1951年的互助组、1954年的农业初级合作社，到1955年的农业高级合作社和1958年的农村人民公社,不论是自外地迁入河南村的人，还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大家团结融洽,一起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改革开放后，村里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抓住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机遇，走多种经营的道路。乡亲们共同致富，住上了“将军楼”，开上了私家车，办理了“农转非”，老人们领上了养老保险金，河南村如今是既发外又发里，生活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发外不发里”成了过时的老皇历。
  李村河南交通便利，百年前就是通往四面八方的交通枢纽。老村有两条自然形成的南北向主街，村民们管它们叫东街和西街，这是村里最古老的两条街道。东街从李村河南岸起始，有一条宽20米、长约百米的桥将河南、河北两村相连,从东街过桥就是河北村的京口路。东街街面由沙石铺成，约三四米宽，年岁古老的庄稼院在街的两侧或凸出一角，或凹进一块，向东随意地曲折伸展，弯出村外通向张村。西面那条街也从李村河岸起始，向南往中韩村而去。它是村中最整齐的路，沙石路面笔直平坦，看过去舒畅，走起来舒坦。沿西街走到村外，两侧是大片绿油油的庄稼地,路东的地属于河南村，路西是青岛农科所的实验农场。农场周围筑了又宽又深的排水沟，拉起铁丝网围墙，园里种着桃树、苹果树、梨树，春看花，秋收果，满园花果香。20世纪50年代初，这条路被青岛市公交公司相中，开辟了一条李村至中韩村的公交路线。在当时连市内公交车都很少的情况下，能开辟一条去中韩村的线路实属不易，然而这一方便东北部居民出行的公交线路也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西街路面只有三四米宽，仅能容一辆车勉强通过，每有公交车开进西街,行人就得紧贴在墙上，让汽车缓缓地驶过去，与汽车这个钢铁庞然大物的近距离接触常常让人胆战心惊。到1957年，不幸终于发生了，1个12岁的男孩被公交车挤在墙上，不治身亡。悲剧发生后，这条公交线路被取消。
  河南村的村西是万年泉路，它的前身是李村到山东头的老公路，为李村地区南北交通联络的要道，地图上标为李山路,村民们都叫它“西马路”。该路修建于20世纪初,是青岛建制以来最早筑成的几条公路之一,初修时十分简陋，宽仅3.5米，长8.18千米,与“湛沙路”（自湛山村起，沿海边向东至沙子口）相接，无桥梁涵洞排水设施,车辆通行困难。1933年春秋季分两期大修，当年12月31日全部完工,将路面展宽至5米,加修桥梁涵洞20座,用以排泄雨水,保护路基。它紧贴着河南村西侧向东南方稍微倾斜地延伸过去，出了河南村就直奔正南,经小埠东村到山东头村。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几次拓宽修建，现在路面宽阔平坦，两侧建筑高大整齐，各色商店密集,1981年崂山县政府将其命名为浮山路,21世纪初又改称万年泉路。虽然“万年泉”有着美好寓意，读起来也朗朗上口，但老百姓感觉总不如叫浮山路亲切，所以至今人们仍把它叫做浮山路，就连公交车的售票员也“顺应民意”喊站：“浮山路到了，有下的没有？”
  浮山路上最值得一提的是青岛市农科所。农科所成立于1958年,主要从事蔬菜、果树、甘薯（青岛地区称为地瓜）育种及土肥、植物保护的研究，有多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省部级奖励。这片土地百年前就是青岛市乃至全国的农业科研基地。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与德国人合办青岛第一所大学一一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在今天农科所所在地设置“农科实习场”，引进世界各国家畜、果树、蔬菜等优良品种，供学生们在这里开展农业科技研究。据档案记载，实习场占地约六七百亩，仅引进种植的各种果树就多达200余个品种。1914年，日本人第一次侵占青岛，改“农科实习场”为“农事实验场”。1922年,北洋政府收回青岛后，成立“胶澳商埠农林事务所”，不但用李村的试验场搞农业科学研究，还办了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命名为“李村农业实验中学”，简称“李村农中”。农中开设园艺、农艺、畜牧专业,教授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棉、麻、烟草、花生）的耕作技术，学生们在河南村西的试验田里实践。还在附近村里招收农场工人，村民们称农事实验所为“西工场”。1932年4月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成立后，充分利用紧邻农林事务所的便利条件,经常请试验场的技术人员对村民普及农科知识。农林事务所为乡民们的服务随季节变化而变化,冬天指导农民为果树施肥，春天指导农民栽葡萄,教他们嫁接桃树芽，办西瓜栽种学习班，对农民科学种田起到很大作用。据市档案馆馆藏资料记载，自1932年开始，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与农林事务所联合，选择位于道路两旁或靠近村庄便于管理、观摩的农田，与勤奋朴实、在村中受乡亲们信任的农户签订合同，将其农田作为“特约农田”，由农场免费发给优良的蔬菜种子和果树苗，帮助农户建温床育苗,指导田间管理，目的是作为农业推广的示范耕作。第一年，经详细向各村农民解释政策，自愿签订《农业推广试验区管理农户志愿书》的有19户，“特约农田”共33中亩，用于种植番茄、洋芹菜、胡萝卜、生菜、牛蒡、花椰菜等自国外引进的蔬菜。这些市面上罕见的“舶来品”蔬菜供应青岛市内市场后很受欢迎，签约农户收入颇丰，有许多李村一带的农民都到乡区建设办事处请求签约。1933年,农林事务所和建设办事处考察审定除原签约农户保留14户外,又将签约农户增补为35户，农田55.9中亩。此外还增加了6户“采种田”，有地12.2亩，种植优质的砀山白麦、武进小麦、大玉花小麦，以每中亩播种6公斤的数量发给签约农户，用以采集种子。那年农林事务所为推广这几个小麦优良品种，也向周围各村的非签约农户免费分发了939公斤麦种。让村民们印象更深的是，为更好地抵御病虫害、普及农业科学知识,农林事务所将麦种先用硫酸铜溶液浸过后才发放给乡亲们，让李村一带的农民们第一次见识了这种淡蓝色药水的神奇功力。
  1933年10月30日，为检验各试验田、推广中心的成绩,青岛市政府在李村农场举办了为期两天的农产展览会,鼓励农民们积极报名，将自己培育的蔬菜、瓜果、麦子、地瓜等各种农产品送来参展,最后还进行评比,分一、二、三等发奖。展览会的场面十分火爆，周边各村农民争先恐后地送来自家地里的产品，有1590件农产品参赛，乡亲们在会上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大赛评判结果一等奖17种、二等奖30种、三等奖49种，获奖的农户除奖状外还可获得一定数目的奖金。那天，河南村有5位村民获奖，会上最为风光的是河南村村民王泽进，他参赛的农
  1933年10月青岛市农业展览会上的展品作物有4种入围，是展览会上得奖最多的一位。他培育的黍子（大黄米）获得一等奖,玉蜀黍（玉米）获二等奖,萝卜获二等奖,地瓜获三等奖，除应得的一等奖20元、二等奖15元、三等奖10元奖金外，市政府还增奖给王泽进一等特奖20元、银盾一座。河南村刘学温种植的玉蜀黍（玉米）获一等奖,粟子（小米）获二等奖,因有两项获奖，也得到加四等特奖、银盾一座的殊荣。
  1938年1月，日军第二次侵占青岛，把李村的农事实验场更名为“华北农事试验场青岛支场”。驻李村的日军黑须部队司令部设在农事试验场里，司令部有20多个日军，却养了近60匹战马，由一个日本兵带着一个伪军管理马匹。农事试验场里还有奶牛场、种鸡场、试验田，杂活很多，日军就逼着周围村里的老百姓出劳工，规定凡是家里有3亩地以上的农户隔一天出一个工,5亩地以上的农户每天出一个工。在日军铁蹄践踏下的穷苦农户每天为生计奔波,哪里还有精力给日军出劳工，那些家里有半大小子的农户就打发十几岁的孩子去顶名，河南村的张所智老人就曾天天替父亲出工。张所智老人回忆道：“1944年，我也就是十一二岁，每天早晨7点到西马路上集合，有伪军来领我们进农场干活。”出劳工的人群里，每天都有10多个像张所智这么大的男孩子，都是来顶替家长的。他们在农场里扫马粪、割马草、装车、卸车、搬运火车轨道用的枕木，被当大人使唤。孩子们气力不足,特别是抬枕木码垛时，被沉重的枕木压得歪歪斜斜，一上午干不岀多少活来，日军就过来骂骂咧咧的。到了中午，大家坐在枕木垛下吃自带的冷地瓜干当午饭，黑黑的小手都是皲裂的。有一天晚上，崂山抗日游击队摸进农场偷走日军47匹马，日军大怒,指着这群男孩子骂：“小鬼心眼坏啦坏啦，勾结土匪！”这十几个男孩子被扣押在农场里五天五夜，直逼着村里凑了钱才把他们赎了回来。在农场干活的孩子们本来就恨日军恨得牙痒，经过这件事以后，一直琢磨着怎样能报仇。他们观察到有个日本兵常常一个人在枕木垛后面溜达，这可是个好机会。一天,那日本兵又独自踱着步向这边走来，被躲在垛后边的孩子一木板拍过去，身子一歪就躺倒了。孩子们用自己的方法报了仇，望着直挺挺躺在地上的日本人，这才想到闯了大祸！跑不出去又藏不起来，不知会有什么灾难在等着他们。几个孩子吓得心吊在嗓子眼里，远远地瞅着这边的动静。哪知那当兵的醒了后，四处望望，不知身在何处，他爬起来疑惑地摸摸脑袋，一声不吭地走掉了。
  农事实验场也有一批从事农业研究的日本人，他们在这里培育出“青农一号”小麦，产量超过本地小麦20%,但这种小麦不抗病，不适合青岛地区的湿雾气候。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青农一号”推广到莱阳一带。日本人还把他们在琉球群岛培育成功的“冲绳百号”地瓜引进青岛，在李村农场与胶县地瓜对比试种，同样的土地、肥料和管理，“冲绳百号”每亩产2383公斤，胶县地瓜每亩产1213公斤；“冲绳百号”每亩产量可晒地瓜干610公斤，胶县地瓜晒地瓜干345公斤。1945年
  20世纪30年代的李村农产品陈列馆
  种春地瓜时，日军为推广“冲绳百号”，强令百姓按保甲分任务，谁领多少地瓜苗一一登记在册，说是秋收时节要按册检查收缴税粮。被奴役八年之久的老百姓抵触情绪十分强烈,不知日本人又在耍什么花样,大多数村民不肯去领秧苗，好多干村长、甲长的只好自己家领来种上。这年8月，日军战败投降，顾不上检查农民们种“冲绳百号”的效果如何。秋收时节，乡亲们都去看“日本地瓜”的收成，才发现这个新品种的确不错，不但因瓜蔓短不扎根，可以少翻几次蔓子，结的地瓜也不像本地地瓜那样分散,收地瓜时得顺着瓜株的根系用镢头刨着找，这个品种的地瓜全部围抱在瓜株下边，一镢头下去就端出一窝来。于是大家就给它起了一个十分形象而又诙谐的名字“一窝猴”，而它的“官名”也因日本的战败更名为“胜利百号”。这种地瓜吃起来口感好，最大的优点是没有像本地地瓜那样的筋。过去农家养只看家狗，没有东西喂它,都是把人不能吃的地瓜筋、地瓜根喂狗，而“胜利百号”地瓜人能食用的部分多了，喂狗的部分少了，所以人们又叫它“饿死狗”。“胜利百号”逐渐得到乡亲们的认可，到1949年青岛近郊种植的“胜利百号”地瓜占地瓜种植量的40%。1950年，人民政府大力推广“胜利百号”，其种植量当年就超过地瓜种植总量的80%。四沧区区公所在1950年的《一年来农业生产工作总结》中谈到，推广“胜利百号”后，区公所动员农民每亩“多施一车肥，多锄几遍草”；地瓜苗要在院子里培育，而不要在炕头上，可使地瓜长得更为强壮。1950年全区增产186万公斤地瓜。工作总结上还记载了一件趣事：上四方村农民滕文聚说了个顺口溜：“谁家要发愁，不种一窝猴;谁家要不愁，多种一窝猴。”流传甚广，家喻户晓。这年阎家山的阎学文因没种“一窝猴”，地瓜收成不如乡亲们，他母亲后悔地说:“咱就是穷不够，不种’一窝猴’。”阎学文的嫂子赶忙劝慰说:“娘啊娘啊不要愁,过年都种'一窝猴'。” 无形中大家都“出口成章”，搞得气氛十分活跃。到1951年农民种“一窝猴”的热情更高，不用政府下大力气动员，四方、沧口一带种植“一窝猴”达到种地瓜亩数的95%。大家尝到了科学种田、优种优育的甜头。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工场”恢复了20世纪30年代农林事务所的旧称，仍担负着既搞科研又为农民提供各种服务的任务,周边各村的农户得到极大的帮助。
  河南村北的九水路是过去称为“李村河南大街”的村中古路，自立村以来就已形成。这条路沿李村河南岸向东西延伸，向东进崂山，向西去市区。它借着李村大集的兴旺,也变得热闹起来,在不赶集的日子也有小商贩向往来游人、客商兜售商品，以后便渐渐办起货栈和饭店，为远来的商贾服务。大街上的店铺如雨后春笋般建起，五湖四海的行商也在此驻足定居，街南街北排着几十家商号，如毕家的三聚栈、李家的全盛粮店，还有义盛茶庄、复兴酱园以及文具店、点心店，各种店铺一应俱全。为适应商家、旅客的需要，开饭店的最多，有窦胖子、王胖子、宋胖子3个胖子各自开的饭店，还有高家的逢春、逢泰以及刘家的泰和等10余家店，家常小炒、酒席大菜齐备。最可乐的是他们各有招徕顾客的奇招，比如，泰和家的口号“吃啥有啥，搬倒脑子就砸!”意思是，想吃什么菜任恁 （青岛方言，你的意思）点吧，来盘活人脑子都有新鲜的！ 这天下少有的“招牌菜”把食客们听得一惊一乍的。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九水路就是李村的“文化路”，它汇集了李村的文化精髓。李村地区的邮政局、电话局、派出所也都设在这里。市政府为提咼乡区农民的文化素质,使大家能及时知道国家大事,在河南大街的茶肆（茶馆）中设立“民众阅览室”，政府出资订了4份外埠和本市的报纸，让村民们随意取阅；还设置“民众憩游所”，安装了当时罕见的无线电收音机，村民们可以搞搞游艺活动，听听“戏匣子”，村公所每天派工作人员轮流在憩游所里演讲,或组织学生表演节目，为游玩的村民助兴。市政府又在九水路的西端购买了杨哥庄村宋述全等13户农民的田地共88亩，筹建运动场，提倡“普及体育运动，以期民众体格日趋健壮”。1934年12月，“李村公共运动场”修建完毕，世代为农，不知篮球、排球为何物的村民们，像学生一样搞起了新颖的体育运动。
  九水路的西段南侧是青岛师范学校。青岛师范学校的前身是市立李村初级中学。1930年10月，李村农科所划地14亩，由市政府拨款7000银元及地方各界人士捐资建成，招收普通初中班。1932年，学校增设乡村师1932年建成的李村中学，后改名为李村师范学校范班和速成师范班,教职员增加到30人,收学生239名。当时,李村区所辖的93个村子设立中学1处，完全小学20处，初级小学11处，并附设小学42处。当时小学教育几乎覆盖了青岛市及崂山、即墨等地农村，小学教育的普及需要大量师资，特别需要热爱教育事业、肯于到深山僻乡教书育人的教师，自1933年起，李村中学开始从初中毕业生中招收“后期师范生”，从小学毕业生中招收“乡村师范生”，为农村山区的小学培养人才。过去师范学校免学费、供食宿，所以读师范是贫苦人家孩子的首选。李村中学设的师范班，不但给青岛地区飞速发展的小学教育提供师资，还为崂山、即墨甚至招远、蓬莱等地的贫苦孩子打开一条求学之路。农村子弟纷纷前来应试。为解决校舍的不足，市政府再次拨款,加乡绅民众捐款共4.7万元,又从农林事务所划地11余亩，于1934年进行了扩建。1936年，学校更名为“青岛市立李村师范学校”，成为一所专门培养小学教师的中等专业学校。1937年，日军第二次入侵青岛，青岛市政府撤离青岛前夕，市长沈鸿烈下令将台柳路沿途的公共设施全部放火烧毁，李村师范学校亦在其中，学校受到重创。日军进入青岛后，将师范学校残存的校舍作为兵营，直至抗战胜利日军才迁出。撤退后的青岛市政府先在莱阳，后迁至崂山王哥庄办公，并在崂山设立“青岛市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使一些孩子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得以继续读书。抗战胜利后，市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回到李村，恢复“市立李村师范学校”的名称。新中国成立后，学校更名为“青岛市立师范学校”，还曾叫做“山东省立青岛师范学校”（1950年），后又改称“山东省青岛师范学校”。青岛师范学校建校近80年，为国家培养出大量“科班”出身的优秀教师，为教育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九水路的东端是赫赫有名的青岛第五十八中学，它以高升学率著称。考进五十八中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大学的门槛，所以四面八方的莘莘学子争相挤进校门，在学校严格的训练、教育下夜以继日地苦读,3年后捧得一纸录取通知书，再奔向五湖四海。五十八中的前身是青岛第五中学（后称崂山第一中学）。1952年征用河南村的土地建校，解决了崂山当地的孩子读中学必须去市区的困难。后来崂山第一中学成为青岛市的重点学校，由市教育局管理,更名为青岛第五十八中学。2001年学校扩建,再次征用了河南村的土地。自建校以来共征用河南村土地77.71亩，有了河南村人无私的奉献，才有五十八中这座名校今天的规模，所以今天河南村的村民们说起五十八中,话语间总是充满自豪，就像在夸耀自己一手养大的孩子。
  河南村的老村中间，曾经有两个大湾,村民们通常称它们“东大湾”、“西大湾”。东大湾在西街东，西大湾在西街西，两湾相距约百余米,有一条两米多宽的水沟将两个湾相连。因村中地势东高西低，东大湾的水沿水沟流入西大湾，再沿一条水沟流出村西,流进西马路上的农科所。到了雨季,雨水汇进湾里，再借这道沟排走。这两个湾是村中的自然水景，给世世代代的村民们带来不少生活情趣。老人们说，东大湾圆，西大湾长,西大湾可比东大湾亮丽得多。西大湾长约80米，宽约40米，弯弯地卧在那里，人们因其形而取名，叫做“葫芦湾”；又因湾里种着莲藕，每到夏季，满湾粉嘟嘟的荷花随风摇曳,人们又叫它“荷花湾”。荷花湾就像村里的小公园，湾水碧绿,荷叶田田，小鱼小虾在荷叶下捉迷藏，湾边菖蒲茂盛。周围还有几处果园，大多种的是“红玉”伏苹果，春华秋实清香四溢。而东大湾方圆5000平方米，却只荡漾着一汪碧水，不生水草，没有鱼虾。村里的孩子都喜欢到西大湾洗澡戏水、捉鱼捕虾,大人们也爱在劳作了一天之后到湾边看看荷花，唠唠家常。但这大好的景致却在20世纪50年代消失了。那是在1956年,农科所种植了许多黄麻、亚麻。过去麻类植物是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麻秆的表皮纤维长、韧性强，劈下来织布、纺绳，用途很广。精纺的亚麻布衫是衣中上品，粗糙的麻袋是生产、家居必需之物，就连细碎的下脚料麻屑也能派上用场,建筑业用它和石灰抹墙，不裂缝不起鼓，是最好的加固物，俗称“麻刀”。但麻秆的表皮是很难剥的，得先浸在水里“沤”上十几天，待麻秆发黑有些腐烂的迹象时,才能将表皮剥成长长的条条。农科所研究培育麻类多年,那年秋天所里割回麻秆就堆进河南村的东大湾里浸着，麻秆沤好了沤烂了，东大湾的水也随着变黑了腐臭了。黑水流进西大湾,西大湾的鱼虾绝了迹，荷叶、菖蒲都蔫了，两个自然水景变成弥漫着腐臭气的黑水湾。第二年，两个大湾的状况已无法改善，只好将其填平。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大队利用这块空地砌起几十座炼铁的“小高炉”。连续几个战役，风箱嗒嗒，浓烟四起，一米多高的小炉子火光闪闪,这里成了河南村村民们大炼钢铁的战场。
  河南村南有一块约8亩大小的墓地，村里人称其为“南茔”。墓地四周种着一圈柏树（青岛本地人叫做“片松”），高大挺拔，胸径都在40厘米以上，棵棵都有200岁年纪。偌大的墓地里只有3座坟墓，中间的那座似小山般堆得老高，坐东北向西南，立一块1米宽、3米高的汉白玉墓碑，上书“知县王大人之墓”，其妻赵氏与其合葬其中。汉白玉墓碑前几米处，排着一对红色花岗岩龙头碑,碑顶雕着两条云中腾飞的玉龙,正在争夺一颗火焰熠熠的大珠。这两座二龙戏珠龙头碑上都刻有篆体“敕命”二字，乃皇帝赐予坟墓主人的。坟的主人名叫王统先，字敬一，祖籍大枣园村，后迁居胶州，其父亲、祖父、曾祖都是朝廷命官。王统先于清朝雍正癸卯年（1723年）考中举人，曾任山西泽州府沁水县知县、教授文林郎、敕赠承德郎、山西大同府通判。传说清朝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皇帝诏宣王统先进京，意欲另有委用。王统先自山西千里迢迢紧急赶路，旅途劳顿，竟一病不起，乾隆皇帝甚为惋惜，便赐王统先立两座龙头碑。王统先葬于河南村南,并找了河南村的张姓村民管理墓地，过去叫做“看茔”。王统先有5个儿子，繁衍子孙众多，每年按节令来给祖宗扫墓祭奠，每次都是提前派人过来安排，然后一家老少20余口人乘几辆马车浩浩荡荡从胶州城过来，祭奠仪式十分隆重。张家人看茔很尽责，直到1955年成立胜利农业合作社，土地都入了社,墓地也归了公。1958年李村人民公社成立,胜利农业社变成李村生产大队，大队组织社员平整土地，将南茔也整成可耕地。起坟那天,周围的村子来了很多人围观。据目击者回忆，大坟里是男女合葬套棺，楸木棺柏木椁，木头足有8厘米厚，棺椁中间灌着松香，密封得非常好。棺盖打开时，可见男女墓主仰卧其中，男子着官服扎玉带，身边烟袋荷包上拴着个小金葫芦;女的服饰鲜艳，佩戴金簪金钗、珠翠耳环等首饰,棺内陪葬物品倒不多，只有几件茶壶茶碗和铅锡制作的酒器。开棺时间不长，那些色泽艳丽的衣服见风后便发灰发暗，面目全非。整完坟地后，人们顺手将那块3米长的汉白玉墓碑推倒，架在茔外的大沟上，成了一座漂亮的小桥，村民们上坡、推小车送肥料很方便。那两座花岗岩的龙头碑再也不见踪影，直到2003年7月，才在南庄村村民宋启贵家旁边的碾盘底下挖出来，现在被李沧区文物所收藏于明真观内。
  在308国道东侧不足千米处，有一座海拔只有162米的小山，叫做象耳山。据老人们说，此山山脉的走向很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凤凰,所以有人叫它“凤凰山”；又因山上野生酸枣树特别多，长的枣儿又比别处的枣儿格外大,本地人多叫它“枣儿山”。别看此山既不高大又不雄伟，可它的名气却不小，因为小山半腰上曾经葬过近代资产阶级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有道是"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此山随康有为名扬四海。康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更生，广东南海人，人称“南海先生”。康有为青年时期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影响，学有新解，曾5次上书光绪皇帝，提倡变法。清朝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元月，光绪正式宣布实行变法维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变法”。1923年康有为在青岛福山支路5号购房定居，1924年他与朋友沿台柳路进崂山游玩时，看中崂山的青山绿水，萌生百年后安息于此的念头,从北京请来一位地理先生为他“踩地”选穴。这位老先生在崂山寻觅数月，于五月端午前来到河南村，住在村西头一都姓人家开的“西桥饭馆”里，一住就是20余天。他坐在一乘用藤椅改装的山轿上，雇了河南村两个村民抬着,在枣儿山前后左右上上下下跑了个遍，最后选定半山腰的一处墓穴。这块地大约六七亩大，属河南村村民刘希秋所有，康有为给刘希秋60块大洋将地买下。远道请来的高人费九牛二虎之力给康有为选“风水宝地”，被大家说得神乎其神，说是此山称作“象耳山”，大象的耳朵眼深深的，再大的风雨也侵袭不到，姓康（糠）的知道自己身子太轻，把自己藏在象耳里，就安全了。后来李村师范的朱、窦两位老师也葬在康有为墓地附近。周围村里的老百姓又演绎道，康有为选这块地可是大错特错，猪（朱）吃了豆（窦），再吃糠（康），那风水还能好吗?——20世纪60年代初，康有为的子女来扫墓听到这种传说后，动员朱、窦两家把墓迁走,这又是后话了。1927年，康有为去世，他的儿女们将他葬在已选好的枣儿山墓地里，具体穴位是由地理先生勘地时堆上一堆碎石为记的“点”。下葬那天，棺木用马车拉到山下，再换人工将棺木抬到山半坡。马车上驾着两匹高头大马，棺木上架着“罩”，盖着很讲究的罩布，前头还扎着一朵硕大的花头。那天参加葬礼的青岛名流、各界人士及家眷亲属不少，葬礼十分有排场。康1943年迁墓时所立的墓碑
  有为的多名子女身着孝服，脚蹬草鞋，遵从广东的习俗,棺木下葬后子女们脱下草鞋，赤脚而归。康有为墓坐东朝西，墓前不立碑，只安着一个摆供品的石台，上刻康有为广东老家的堂号“康奋预堂”。青岛市档案馆馆藏1929年12月1日的《图画时报》中刊登着一张康有为墓地照片，下面一行小字曰：“青岛崂山山麓康有为墓”，并配以文字说明：“一抷黄土掩埋了一世风骨。”后来康有为的子女感到初次下葬之处似乎并非当年地理先生给选定的墓穴，经考证分析，大家认为当年的标志仅为一堆碎石，很可能被上山拾草的村民们用搂草的耙子耙起许多碎石，形成无数的碎石堆，混淆了真正的墓穴。1943年,在青岛居住的一群文化人、名流们组织了“南海康先生公葬筹备会”，发动社会各界为康有为迁墓。经勘探确定要将康有为墓向东移16米左右，新墓穴向下挖了两米多。匠人们发现这里四周全是花岗岩大石崮，中间挖穴之处却从上到下都是松软的黄土，于是大家确信此处必是“穴眼”无疑。这次造墓的石匠、瓦匠都从附近村里雇来，建墓之处围着秫秸（高粱秸）扎的围墙，遮得严严实实。青岛市日伪政府故作姿态，派出荷枪实弹的部队前来守卫,足足戒严20余天，村民们不得出村，不得下坡。其时正值秋收大忙季节，日本人在山上架着机关枪，不准农民下地秋收，直等到1943年10月20日康有为再次下葬完毕后,村民们才被允许自由行动。然而节气不等人，大批庄稼烂在地里，青岛老百姓的主食地瓜干，凡是切了晒在地里的全部烂掉。
  1966年8月，青岛第五中学的红卫兵们来到枣儿山“破四旧”，将墓挖开，彻底毁坏了当年青岛名流们精心为康有为建造的安息之所。在这次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康有为作为资产阶级“保皇党”的代表，遗骨扔在山坡上,衣服被烧毁，颅骨被造反的学生们用小车推着游街示众。后来康有为颅骨被送到市博物馆“造反有理”展览会作实物教材展览,展览会结束后，幸亏一位康家故交的后代王集钦在博物馆工作，他趁造反派无暇顾及也不懂管理的混乱之际，将康有为的颅骨及遗物收藏到一木箱中，才使康有为的遗骨得以保存。“文革”结束后，青岛市政府在浮山南麓选址为康有为修建新墓，王集钦亲自设计墓碑、棺匣及墓体，国画大师刘海粟为其题写“康有为先生之墓”的碑文。1985年10月27日，康有为的遗骨第三次下葬。
  紧邻河南村东，是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千年古刹清凉院，村民们称它“李村院”或“东庙”。今天的清凉院已毫无踪影，只有种植在地藏王殿门东侧遗址上的一棵160余岁的青桐树，成为追寻这千年古刹遗迹的唯一标识。
  这棵青桐树并非青岛到处可见的那种满身垂着小球的法国梧桐树。青桐树阳春三月里开一种絮状白花，像柳絮般在空中飘荡，青桐絮落在人的手心里，会慢慢变成一汪清水。据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第五卷种植梧桐条目中记述，梧桐品种很多，荣树、襯树、桐树、梧树都属于梧桐，凡是只开花不结实的叫做白桐,结实且树皮发青的叫做青桐。青桐栽种比较麻烦,须在农历二三月时，挖直径半米左右的圆坑，拢土培成畦状,每间隔5寸播一粒种子，以掺有粪肥的土覆盖。青桐喜湿润，需保证充足的水分。种子发芽后当年就可长到一丈高，又因幼树不耐寒,冬天要在树与树之间填满干草,外面再用干草严密包裹以抵御寒冷，才能安全过冬。第二年阳春三月便可分株移植到庭院栽种。树干挺拔，树形漂亮，贾思勰称其“华净妍雅,极为可爱”。青桐树农历九月结子，果实生在叶上，一簇一串的，多则五六个，少的两三个，状如元宝,炒食味如芡实，多吃对人体无害。清凉院内原本种着两棵青桐树，清凉院被毁后,村民们在这里盖上了住宅,青桐树被圈进了河南村680号宋振海的小院里，10多年前，西侧那棵忽然枯死，幸存的这棵青桐树于2002年被市园林局定为三级保护古树名木（编号为12002）。市园林局并与河南村委签订了《青岛市古树名木管理保护责任书》，河南村担负着保护这棵古树的重任。每年9月底，河南村要上报青桐树的生长情况，10月份市园林局来村验收。这棵青桐树在2004年9月被狂风折断，仅剩下6米左右，现在它长至10多米高，树冠直径达9.8米，在李村地区各村的百姓们心目中，这棵珍贵的青桐树不仅仅是受到国家保护的北方较少见的古树，它还是李村地区古老文化的见证。
  河南村北的李村河滩上，有一处青岛地区历史最悠久、场面最浩大的集市，即闻名遐迩的李村大集。明朝万历年间（1537—1619）（莱州府志》曾记载，即墨地区共有13处集市，李村大集就是其中之一。据此推算，李村大集形成规模至少有500年之久。1928年版《胶澳志》对李村大集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述：“……村贸易亦聚于是河崖（指李村河崖），有市集，每逢阴历二、七等日，乡民张幕设店，米粮、布匹、木器、农具及家禽、家畜应有尽有，临时营业恒得千数百家，集会人数二三万。”今天的李村大集场面更为壮观,东从东李村北,西至杨哥庄，宽约百米的河滩上，层层叠叠的摊位摆出近3000米长，那些传统的粮食市、布匹市、土产杂品市和花鸟鱼虫市自不必说，单单近几年刚兴起的汽车交易市就有几百米长，成百上千辆形色各异的小轿车、大卡车排了好几行，十分抢眼。集上商品琳琅满目，有固定摊位陈列整齐的,有货车载来用车厢摊售的，有就地花花绿绿堆成一团的。赶集的顾客如潮水般涌来，琳琅满目的商品令人目不暇接。人们寻新的觅旧的，大超市里买不到的东西，兴许在集上能淘得到。现在每个集日来赶集的多达十几万人次，李村大集成了真正的生财宝地。多年来河南村村民们就说:“李村集上’银钱满地跑,看你找不找’。”河南村就在大集边上，有那些勤快的村民逢集日早早地起床,到河滩上找个好地脚一蹲，待摆摊的小贩来了，把地儿让给小贩，准能赚顿饭钱。所以老人们说：“守着李村集，永远饿不死人。”李村大集也曾规划过搬迁，前后搬过3次，可每次迁到新地方不久，商贩们又陆陆续续回到河滩老地方,他们说,在哪里做买卖都不如在李村河滩上来得踏实，卖得红火。
  每每说起李村集的兴旺繁荣，周边的老人们就会讲一个“聚宝盆”的故事。传说在戴家山上的玄阳观（俗称竹子庵）中有个不知多少年的破锅，扔在角落里从来没人多看它一眼。这年有个道士不舍得把破锅扔掉，就用来盛点零碎物件。有一次道士无意中丢在破锅里一枚铜钱，待他想把铜钱捡起来时,发现锅里又冒出一枚，如此多次，道士猛省，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聚宝盆”不成?道士又惊又喜，急忙小心地把破锅藏起来。他想:去山外化缘，再用聚宝盆“克隆”出更多的银子来发财致富该多好！于是就赶快下山。临行时，他东掖西藏的，把聚宝盆放在哪里都不放心，最后想了一个万全之计:在观后的山坡上深深地挖个洞,把宝贝埋上。为回来后便于寻找，便在埋锅处插上一把竹扫帚为记。道士一去数月方归，待他兴冲冲地想挖出聚宝盆来快快生财时,却只见满山遍野翠竹成林，怎么也找不到宝贝的藏身之处。原来道士插作标记的竹扫帚吸收了聚宝盆的神气，竟然生根抽叶，长得生机勃勃。道士捶胸顿足，却也只好作罢。多少年过去,在一场暴雨中，聚宝盆被山洪冲出，随水而下流进李村河，沉到沙滩下。位于聚宝盆之上的李村大集一天比一天兴旺,一天比一天热闹，成为现代化城市里一道奇异又诱人的风景，吸引着人们的视线和脚步。
  具有500年历史的河南村有着古老的文化底蕴，村民们身上也有着文艺、体育灵气。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南村的业余吕剧团就唱响了崂山地区，唱进军营，唱进渔村，唱进山里。剧团里有温柔秀丽的小旦周全英、王秀菊、王淑春，有潇洒倜傥的小生董新录，有敦厚端庄的老旦李淑娟。有名的“三王”王立成、王立胜、王立祥，是剧团乐队的顶梁柱，坠琴、三弦、扬琴配合默契，场上从无失误。每逢年节，外村和部队争相邀请剧团去演出，于是剧团20多号人马，带着十几出拿手戏，走出自己的村子。这十几出戏光戏装就得三大箱，再加上乐器、锣鼓和道具布景，足足要装一马车，演员们坐着另一辆马车,去夏庄、张村、郑庄、毕家上流、沙子口等村庄献艺。业余剧团一出去就是半月二十天的回不了家，无论是古装的《小姑贤》、《墙头记》、《柜中缘》，还是现代戏《桃嫂》、《两垅地》，走到哪里就受到哪里观众的热烈欢迎。20世纪50年代中期，崂山县吕剧团组建，县文化馆到村里选拔演员，李淑娟、张立发等六七个优秀人才都被选上，成为县吕剧团的骨干力量。
  随着时代的进步，柳腔、吕剧已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现在的河南村人喜爱的是琴棋书画、体育运动，又岀现了新的“明星”人物。如刘氏家族的刘志兴从小就喜欢拉“吱共”（青岛方言,称二胡为“吱共”），在青岛第五中学上学时就誉满青岛，后来考入南海舰队文工团，成为有名的民乐演奏家。魏氏家族出了个杂技团团长。王氏家族有喜欢画画之人。画国画的王先生说，做人要有长、宽、高，做到有特长、知识面宽、人品高,画画不仅仅是个乐趣，还要从画笔中领悟人生。
  近年来，村里鼓励村民们参加体育活动，强健体魄。自1989年起，每年举办“河南村田径运动会”，全村男女老少都积极地参与其中。大家惊喜地发现，祖祖辈辈侍弄庄稼的农民、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身上也都有“文体细胞”，只要去做就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河南村的老年健身队的健身表演在1998年和1999年蝉联两届区、市健身操比赛冠军；1999年代表青岛市赴湖北省襄樊市参加全国中老年无极健身球比赛,获得优胜奖;2000年又在云南省比赛，捧得全国优胜杯;2004年在山东体育彩票老年健身球比赛中，获得一等奖。中老年女子拔2004年老年健身球队在山东省比赛中获得一等奖河队代表青岛市参赛，获得两届青岛国际沙滩艺术节拔河冠军。河南村的足球队也不示弱，在1990年的崂山区 “农民杯”足球赛上荣获冠军。
  改革开放后，河南村焕发出新的光彩。1992年村里成立了工贸企业总公司，作为理财的立足点。他们充分发挥地理环境的优势，开展多种经营，创办了30多个大小不一、门类不同的工商企业；重点开发旺角地域，兴建商业网点，积极招商引资，发展培育了浮山路、九水路、福岛路3条商业街,青岛金石星火家具城、中达燕京宝马汽车维修有限公司先后在此落户。到2006年河南村的社会生产总值已突破6亿元。俗话说“大河有水小河满”，集体的兴旺带来村民的好日子。早在1983年，河南村就在崂山县率先推行村级老年退休制，村民们男满60周岁、女满50周岁，村里发给退休费，让其安享晚年。2000年办理“农转非”后，集体出资1166万元给全体村民买了青岛市社会统筹养老保险，使村民们老有所养，生活有了保障。村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也有了巨大的改观，1987年，197座“将军楼”在308国道东侧建起；1995年村里统一规划盖起9座住宅楼,小区内设施齐全,环境优美，成为当时居住区的样板。1998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来小区视察,感慨于新时代农村的新面貌，为河南村题下“共奔小康”四个大字。
  历史的长河悠悠流淌，进入21世纪的河南村更上一层楼。2004年11月，河南工贸总公司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改制为“青岛宝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748名村民成为公司的首批股东。新世纪的新河南村必将给人们带来不断的惊喜。
  （根据张所智、王玉芳、刘光先、王永琪、李河等口述整理）河东村
  刘锦
  四方区与李沧区的界河——张村河自石门山发源。峪夼村东的蛤蟆石和莲花北山涧的几条涓涓小溪在鸿园村北与雾露顶、茶花顶的山水汇合，过北龙口村，经牟家村、枯桃村和文张村、张村、郑张村、南张村，穿越东、中、西韩哥庄，再从河东村向西北，蜿蜒17公里，一路收千溪纳百涧，在阎家山村后与李村河携手入海。张村河是青岛市区3个较大的水系之一，它的上游被约束在山岭沟涧之中，一过牟家村进入平坦地带便东冲西撞奔放不羁，每逢大雨来临，山洪倾泻，见山绕山，遇石推石，碰到可欺
  鸟瞰图的黄土层这种“薄弱环节”，就由着性子向四周开拓“疆土”。它不但给自己营造了近百米宽的河床，还把一个临河而居的古老小村赶得今年西迁，明年北移。多少次,随着张村河不安分的移动，小村也无奈地“活动”着，于是人们把这个村子称做“活动村”。因张村河从“活动村”前流过后便转身向西北，“活动村”大体也算坐落于张村河东岸。在青岛方言中“河”“活”同音，于是“河东”就渐渐成了这个村子的官名。
  今天的河东村稳定在临河的岭上①，地势自南向北渐行渐高。20世纪90年代，政府为解除水患，下大力气治理了张村河，河两岸砌起坚固的花岗岩堤坝，岸边植树种花修上休闲小道，拴住了这匹狂奔不羁的野马。河东村前的河道更是别有风味，东端宽约四五十米，河道一波三折，弯曲有致,河水波浪不兴，平如镜面,像半个月亮镶嵌其中；西端靠重庆中路的河面骤然开阔,存水处宽逾百米，如满月落进河床。张村河已经变成一幅美丽的画卷，村民们再也不用担心河水肆虐。
  相传，河东村最初有王、姜两姓来此立村，后有袁、曹、李、林等姓氏迁入。据村中袁氏家族清朝嘉庆十二年（1807年）修的家谱中记载:“吾始祖初居墨邑之城阳，未详几世，复徙居河东，迄今仅十余世。而吾始祖之所自
  ①岭，词典的解释是顶上有路可通的山，或指高大的山脉，但青岛方言对大片的山坡也称为岭。出，与始祖以下数纬之世次、行次，已茫不可得详解。”清朝嘉庆十二年（1807年）时袁氏家族在河东村已繁衍十余世，最少应为300年左右，由此推算，袁家在河东村居住已有500年之久。观谱所记，袁氏始祖仁美与妻孙氏居于城阳，数代之后，有龙、虎、豹、璋、禄五兄弟自城阳分别迁至河东、河西、大山、双山、浮山后各村定居，其中的“龙”落户于河东村，是为河东袁氏的一世祖。袁龙在河东的后代已有17世,171户，成为村中大姓。后来曹、李等姓陆续来此定居，现在河东村中有8个姓氏，815口人,362户人家。
  河东村的西侧是被誉为“山东第一公路”的台柳路，村民们叫它“西马路”。该路的两侧密密地种植着白杨树,高大笔挺,棵棵都有20余米高，枝叶繁茂，浓荫遮地，放眼望去会看见一条浓绿的林带绵延向北而去。台柳路始建于1903年，1904年建成通车，它是德军入侵青岛后，为方便驻青岛的德国人休闲而修建的。台柳路从台东镇起始，一直通到德国租界地的边缘南九水柳树台村，取起点和终点地名中的第一个字合成路名。这条路在青岛的历史上很重要，对沿路农村的发展更是起了重要的作用。它始于海泊桥，穿过东太平镇，东、西吴家村，从双山南坡上山再从双山村西侧下山，过河西村东、河东村西,将河南村大街纳入自己名下，向东过郑疃（今郑庄村）、毛公地村、刘家下河村——这些村子因交通的便利，较早地接触到精彩的城市生活——沿南九水上行至南九水村，过弹月桥，攀十八盘山路到达山顶，山顶上就是村头柳树粗如碾盘的柳树台村。这条公路30.3公里长、4米宽，碎石路面，在1904年的中国属上乘的道路。台柳路建成百余年来，几经翻修扩展,现在大部分是柏油马路，且一段一段地改了名字，如河南村北沿河的那段改叫“九水路”，海泊桥到抚顺路一段成为哈尔滨路的一部分。老台柳路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更多更时尚的道路取代了它的位置。现在的台柳路起点在抚顺路农贸批发市场的对面，经过双山村、河西村、河东村，穿过河南庄村即告终止。走在今天的台柳路上,路还是4米多宽，细细长长弯曲向前，但路面浇注了柏油，路旁小村变成了大村,草房翻盖成了楼房。沿途的村子都已纳入旧村改造的规划之内，双山村、河西村、河东村等旧村已全部拆完，建筑工地上,一座座设计新颖的现代化楼房正在紧张施工。不久，台柳路会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面前。
  河东老村有两条东西街，南边那条是最早形成的老街，它横贯村子东西，是村中的交通要道，向东走出村口连接着通中韩的公路，从西头出村可走上台柳路。大街东宽西窄，呈喇叭状,东头宽8米多，西头仅宽5.6米，可在这窄窄的西胡同口上却集中了河东村所有的“文化景观”，关帝庙、土地庙、小学校和袁家祠堂都建于此处。据《袁氏家谱》记载，袁家祠堂是第八世袁维钜牵头，于1805年建成。1914年日德交战之际，日军攻进李村，在与河东村相邻的杨家群村张家祠堂里设有战地指挥部。日军与德军激战后，袁氏祠堂在战火中烧毁，到1919年才筹划重修。
  在街西头有河东村的小学校。河东村本没有小学,1933年,河西村75岁的袁相登捐出价值700余元的土地一中亩四分作河西小学校址，同时捐款300元建教室。那年,河西小学添盖了教室、礼堂、办公室、厕所及厨房，办学条件大为改善。从此河东村的孩子开始到河西小学读书。袁相登作为“新建小学岀力人员”受到市长沈鸿烈的褒奖，是李村区得到匾额奖励的3位市民之一。他的善举被记入1936年修撰的《袁氏家谱》中，成为家族的骄傲。1934年，河东村在大街西头建起了自己村的小学校，叫做“韩哥庄小学校分校”，初小的孩子在本村上学，高小的孩子去韩哥庄小学。村里的小学只有3间教室，院子五六十平方米大小，由袁有钦任校长。
  由于张村河与河东村相距仅几十米远，在堤坝没有修建时，张村河不断地“活动”，所以大街以南临河的住户陆续搬向村后另建住宅。到20世纪中期，街南只剩下两三户人家还坚守着老宅子，而村子北半部却因新住宅不断增添而形成一条新的东西向街道，村民们称老街为“前街”，新街为“后街”，村子的形式基本固定。这种特殊的格局（前街南侧几乎无人居住）把南北走向的胡同都框定在前街北侧，人们把那条最宽最直的胡同叫“大宽胡同”，它宽敞平整，成了南来北往的专用路。南边的杨家群村民去李村都走这条胡同，特别是逢李村集日，杨家群村的男女老少拐着（青岛方言，用臂弯挎着）圆斗（棉槐条子编的筐），提着篮子，成群结队地自东南的小路走上大街，弯到大宽胡同走台柳路去赶集。
  袁有钦，是河东村袁氏家族的十三世子孙,生于清朝光绪年间。他生性聪明，为人耿直,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和日语，年轻时考入青岛海关工作。他照章办事,不善通融，得罪了黑社会团伙，这伙人便设计陷害他，在他的办公室里藏上鸦片，然后到当局告密,将袁有钦投入狱中。在袁有钦被关押期间，黑社会团伙收买地痞给他送去拌了药的饭，弄坏了他的嗓子。后来私藏鸦片的案子了结，袁有钦被海关辞退回村，村民选他任村长。日军第二次侵占青岛时，在河西村设了个派出所，所里的日伪军经常沿着台柳路到河东村骚扰。有一天，几个日军骑着高头大马在村中的大街上来回乱窜，袁有钦身为村长,不得不迎上前去接洽。村民们个个提心吊胆，又惊又怕，不知日军进村要生出什么事来，却只见袁有钦用日语和日军叽里呱啦一阵，竟把日军黑着的脸渐渐说得变了过来。又说了一会儿，日军竟掉转马头回派出所去了。村民们毫发未伤，财物也没有损失，全村人都对袁有钦感激不尽。那年春节,村里请了戏班，在张村河滩上扎台子唱柳腔，周围各村都来听戏，人山人海好不热闹。河西的巡警看着这是个敛财的好机会,要在戏台旁边设赌场,怂恿大家赌钱。袁有钦知道后立即出面制止，他的理由是，村中的青年人把握不住自己，肯定会有大批人参赌,而赌钱这营生可是赢少输多。他说：“安上赌场，光听赢不听输，青年们赌输了怎么办？还不是偷东摸西的不学好!”幸亏袁有钦不畏强权挺身制止,巡警们打的坏主意才未能得逞。袁有钦办事直来直去，不肯请客送礼,也从不向村民胡乱收取各种费用。村里在大街西头盖小学校时，因是韩哥庄的分校，西韩哥庄给河东村帮了不少忙，河东村的地保就和村长袁有钦商量该去打个人情。袁有钦说: “咳，这还打什么人情！ ”过了几天，袁有钦自己花钱买了一条大头腥鱼，用根棍子挑着去西韩哥庄，走到半路见地保在地里干活，就向地保吆喝道：“我打人情去啦!”地保见袁有钦在棍子头上撅着（青岛方言，即挑着的意思）条不上讲究的大头腥鱼，还吆喝着给西韩哥庄打人情去，差点儿笑歪了嘴。村里的乡亲们只知道袁有钦当村长不给官府送礼，直到他辞掉村长后，人们才渐渐知道，为村里办事省不下的那些花费，都是他自家悄悄地垫上,从不向乡亲们收取。他当了这几年村长，不但把每年的收入都贴了进去，还卖掉了家中半亩多地。
  河东村与河为邻，地下水源十分丰富，但因村子坐落在岭上，地下多是花岗岩石，打井比较困难，所以村中只打了一口井，却正巧打在一条“懒水”线上，只能用来洗洗涮涮,浇浇菜园,村民们吃水都是下河去挑。过去自然环境保护得好，自山中流出的山泉水甘甜清洌，四季不断,宽宽的张村河滩一片白沙,干净得耀眼。村民们在沙滩上随意扒个坑，一会儿就渗满了水，找一个没了底的柳条筐“栽”在里面，用葫芦瓢尽管舀吧，保证搅不起一粒沙。这丰富甘美的水源为种菜提供了好条件，所以河东村祖祖辈辈种菜园的很多。据1944年官方统计,河东村有地246中亩（合590余市亩），其中多半是张村河冲积形成的、比较适宜耕种的潮棕壤性土地,少部分是山岭上的砂砾薄地。20世纪30年代村里就有菜园100多亩，有的农户还和李村的农林事务所签约，开辟蔬菜推广实
  李村农林事务所普及农业技术的现场
  验田，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试种自国外引进的珍贵蔬菜。那时,西红柿、胡萝卜、芹菜、花椰菜等在国内很少见，卖价也高，河东村一些没与农林事务所签约的菜农也去领免费菜种回来种植。农林事务所推广乳牛、绵羊、山羊、猪、鸡等优良品种的家畜家禽，选择河东村为“养鸡推广中心区”，培育纯种白色古来杭鸡。这是引进国外的蛋鸡，每年平均生200多只鸡蛋，而本地鸡夏要“歇伏”、秋要换毛，只在春冬两季下蛋，约产百余只鸡蛋。政府为提高农民收入，大力提倡养古来杭洋鸡，计划在河东村设立推广区培养种鸡,3年内养育的优种小鸡就可满足全市的农户养鸡。据李村区乡村办事处档案记载，其时河东村共有68户人家，签约养鸡的就有46户，各户从农林事务所领小鸡，多则10只，少的4只,共领养271只。袁家8个弟兄全都签约培养种鸡，一条胡同里养了44只。从档案中还可以看出，河东村门牌13号的曹连清家非常勤劳，他与农林事务所签约种植了一亩“改良西瓜”、两亩珍贵蔬菜，还领养了10只古来杭鸡，瓜果、蔬菜、家禽样样涉足。得益于李村农林事务所的指导帮助，村民们种植的瓜果蔬菜都是稀罕品种，送到市区出售赚钱也多，这使河东村紧邻台柳路的地利之便和位置优势得以凸显。台柳路将市区与崂山地区连缀在一起，村子与市区的距离骤然拉近，从平坦便捷的台柳路去吴家村仅10里路,再向前走5里就是住户稠密、商家云集的台东镇。河东村的村民们利用这个方便条件，推车挑担上市区卖烧柴山草、青菜水果;还有些勤快人家起早贪黑做起蔬菜批发生意,他们每天下午在村里收购新鲜蔬菜,凌晨两点就推着小推车上路，到东镇市场时天刚蒙蒙亮,青菜上还顶着露珠呢。
  种菜园最沉重的活儿就是挑水浇园。河东村最大的优势是村周围有5个大水湾，菜农浇园十分方便。在台柳路的西侧靠张村河处有一对大小、模样近似的湾，是采石形成的,人们叫它们“双湾”，两湾之间有一条3米宽的土路;双湾向西又是一个大湾，这3个湾离张村河很近,大旱的年份湾里也总是有水，所以湾周围的地都开成了菜园。这是村里最整齐的一片菜地，土质肥沃,水源充足，各色蔬菜长得分外青翠肥嫩。在村子的东北方向，台柳路的东侧有一大一小两个水湾，两湾相隔约70米。值得一提的是北边那个大湾,湾水呈蓝青色,湾边矗立着一块5米多高的暗紫色圆顶大石，石质细腻有光。这石，这湾,不知有多少年代了。根据流传下来的说法，这是块陨石,大石叫做“星儿石”，大湾叫做“星儿石湾”。大石上有几条沟沟棱角，老人们说，那就是它的胳膊、腿。当年星儿石从天外飞来，砸出这个大湾,它自己也在湾边站住了，看它那几条腿还深深地扎在地里呢。多少年来，周围各村的村民对这个天外来客颇有些敬畏，唯独那些顽皮的小男孩不知害怕，夏天爱上星儿石湾里洗澡，还非得爬到星儿石的圆顶上向湾里扎猛子。这块大石的质地非常坚硬,后来被中韩哥庄村的人相中，劈去一块做成碾盘。中韩哥庄村来割石头的那天，也是心存疑惧，他们择了日子，雇上吹鼓手，细吹细打地鼓捣半天才在星儿石的东南角上割去一块，再吹吹打打地抬回村去。从那以后，星儿石少了一个角，成为人们心中的遗憾。1952年，海军某部征用河东村的地建海校，星儿石和星儿石湾都被划在其中。星儿石地面上那部分被炸掉了，星儿石湾挖成机井,星儿石上盖了座水塔。1956年水塔建好后，部队知道河东村一向是吃河水的，便特意在河东村东头安了一个水龙头，供河东村人吃水,从此河东村村民吃上了自来水，告别了世世代代下河滩舀河水的日子。1960年，海校再次征用河东村的地建海军港湾研究所。第二年，海校把电线拉到村里，给河东村家家户户安上了电灯。半个世纪来,海校与河东村的关系如弟兄，如鱼水，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改革开放后，河东村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亲如一家的子弟兵，村委买了电视机、饮水机、空调、电脑等电器，敲锣打鼓送进军营。
  农民在扛犁耕地
  在河东村后有200多亩山岭地，当年海校两次征用,划去约200亩,剩下的70亩地,挖下20厘米就是灰白色或淡红色的花岗岩,上面覆盖着沙质土。每到旱天，地里枯死的庄稼是呈条状的，老人们叫这种地为“旱岭道”。20世纪70年代全国“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大队下决心把这70亩旱岭道整治成大寨田。那年冬天，全村的壮劳力拉着队伍去修田，先把粗沙挖出来，用炸药将石头炸去一层,再用小推车从别处运来好土铺上。凿炮眼、打石头,一天用几十根铁钎子，镐头磨得秃了尖。队里在地头支起铁匠炉,一位姓林的当铁匠师傅,现场给镐头和铁钎子淬火。全村人在这70亩地上整整干了两个冬天，不知磨秃了多少把镐头，用坏了多少根铁钎子,把地全翻了个儿，上面铺了一尺多厚的土,硬是把70亩旱岭道地整成了长庄稼的好地段。
  1986年,青岛啤酒厂征用村西的土地，于1987年建成合资企业“青岛啤酒第二有限公司”（简称“青岛二啤”或“二啤”）。河东村的上好耕地、菜园地全部被征用，国家给予3700万元的征地补偿金，用以解决河东村几百口人的吃饭、就业问题。在市经计委的支持下，村里与“青岛二啤”达成合作意向后，投资90万元建起青岛第二纸箱厂,为其配套生产啤酒包装箱,但只占40%的份额，其余部分的纸箱由“青岛二啤”从德国进口。
  1989年的春夏之交，晚饭后正在休憩的村民们忽然发现村西浓烟滚滚，“青岛二啤”内火光冲天。“救火呀！二啤’起火啦!”随着呼喊声,全村男女老少全都冲向火场，参加了灭火的战斗，那个紧张的场面令河东村的村民难以忘怀。那晚火情发生在“二啤”一个新投入使用的车间里，工人们站在半空的架子上，正加班安装机器，电焊“嗤嗤”地响着,蓝莹莹的焊花四溅。架子下面堆满了从德国进口的12瓶小包装纸箱，足够半年使用。忽然，一朵焊花滴落在小山般堆积的包装纸箱上，在这个风干物燥的日子里，这朵焊花竟然引燃了纸箱，继而由风助燃,火势刹那间就蔓延了整个纸箱堆。河东村的乡亲们冲进火场,立即加入救火的队伍，腾腾的烟雾中，拖管子的，递水桶的，抢救物品的，分不出谁是“二啤”的职工，谁是河东村的村民，谁是消防队员，大家只有一个信念: 快快把火扑灭，抢救国家财产。那天晚上河东村出动了三四百人投入救火抢险,他们无私无畏、以大局为重的精神，感动了全体“二啤”职工。“二啤”与河东村的感情更加深厚了，合作也更亲密了。河东村加大对纸箱厂的投入,增添了重型瓦楞纸板生产线和轻型生产线，购进了从原材料到纸箱生产的全套检测仪器设备，产量、质量都有
  青岛第二啤酒厂了保障，从而承揽了“二啤”大部分的包装品生产，其优质产品和优良服务打开了更大的市场。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前来考察之后，确定由第二纸箱厂为海尔冰箱、冰柜配套生产包装箱。
  青岛啤酒第二有限公司在河东村征去226.83亩土地后，村里的土地已所剩无几。1990年，河东村在崂山区首批“农转非”，是区里第一家由村委会组建的居委会。1995年，为村办企业职工办理了养老保险,1997年又给全体居民解决了养老的问题。河东村的居民们不但解除了养老的后顾之忧，他们的退休金也相对较高,2002年居民年退休金最高的达到15936元，在全青岛市企业退休人员中居于较高水平。随着全社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不断增长，河东村居民的养老金亦随之逐步增加。老人们高兴地说:“老来能过上这么幸福的日子，这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啊。”让老人们没想到的事还在不断出现着，有着500年历史的河东村正在进行旧村改造，那些低矮黑暗的老屋已经拆除，代之而起的是新的住宅区，古老的河东村正焕发出新的光彩。
  （根据袁本金、袁素云、林和清、辛桂兰、曹思喜、袁有堂、袁根本、曹思本、袁有君、袁俊本、袁华本、袁茂传、袁亮本等口述整理）南庄村
  刘昌祥刘锦
  在枣儿山西北麓，坐落着一个有着近700户人家的村庄——南庄村。村子占地约1平方公里，由三部分组成：以308国道为分界线，西侧是村民们世代繁衍生息的老村,200余年的老屋见证着人间的沧海桑田；东侧是现在居委会的办公所在地，它的前面,22幢整齐的六层楼房既居住着南庄的村民，又容纳着从市区、外地各方来的新居民;再向东300余米，是曾经被叫做“张家庵子”的小小自然村（这个小村建于清朝同治四年，即1865年），1954年并入南庄村，现有62户人家聚居于此。
  鸟瞰图南庄村建于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6),传说是崂山中韩镇东韩村的王氏家族所立。500余年前，东韩村王家有人来到这里，见一道清亮的小河从东面的双峰山中“叮咚”而来，又弯弯向北而去，小河的臂弯里拥着一座南北朝时期(420—589)的千年古刹，晨钟暮鼓，肃穆庄严。王家人相中了这片土地，就在小河与古刹以西的空地上定居下来。从这里向北500米就是已经立村多年的李村,李村河底形成的集市日渐繁荣，因王家恰巧在李村大集的正南方定居，人们便称这小村子为“集南庄”，后来又称其为“文南庄”，1931年更名为“南庄”。
  王氏在枣儿山下建村约100多年后，又陆续迁入其他姓氏，根据《林氏家谱》记载：明朝万历年间(1628—1644),林姓从云南迁入，近400年来繁衍了12代，现村中有48户林姓人家。清朝康熙年间(1662—1723),即墨城的黄姓也迁来南庄村，现有54户人家。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沧口大瓮村的刘和与妻子戴氏带着3个儿子搬到南庄村，现在繁衍到第九代，村里约有十五六户人家；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宗吉戍、曲氏从大瓮村迁到南庄村，现已发展到第十一代。清朝光绪初年(1875年)，阎氏携3个儿子自崂山北宅毛子涧迁入。清朝宣统年间(1909—1911)，宋万橹三兄弟也自高密迁进村来。20世纪初，德军侵占青岛强迁会前村时，会前村的于氏家族迁徙到南庄村定居，现在已逾百年时间。南庄村的张姓有两个较大的家族，一是从杨家群村迁过来居住在老村里的张氏，一即东边张家庵子的张氏。老村里的张氏家族先人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自南直隶清河县来到胶南的王台漕汶村居住，到明朝万历年间 （1573—1619），张氏十四世张若吾兄弟携带全家老小迁至城阳上马镇张哥庄。不久，张若吾又携4子10孙及重孙，举家徒步沿海南行，于明朝万历八年（1580年）走到南庄村南5里处立村，即今天的杨家群村。张若吾家口大，儿孙多，便与四子应春一支迁往阎家山村一带定居，杨家群村留下3个儿子及其家眷,其中的二支应孝的后人于200多年前从杨家群村迁入南庄村，至今已繁衍到9世,11户人家;张家庵子的张氏则是140年前从邻村河南村迁出形成的。现在的南庄村共有26个姓氏，于20世纪20年代后迁入者为多,这些后迁进的家族来村历史均不足百年。
  关于村中各姓的来历，黄氏家族颇值得一提。据黄家老人们口口相传，当年黄家先祖乃是避难而来。这就得从清朝康熙五年（1666年）发生在即墨、令朝野皆惊的“黄培文字狱”谈起。黄氏家族世居即墨城，是明、清时代即墨的黄、周、蓝、杨、郭五大家族之一，黄家又是五大名门之首。据资料记载,黄家在明清两朝出过8名进士，28名举人，多名贡生、监生、秀才，在京城、州、县任职者甚众，其中的代表人物则是明朝万历年间丁丑（1577年）科进士黄家善。黄家善任宁夏巡抚镇守边陲10年，人民免受战乱之苦，且他治理政事有方，百姓安居乐业，十分拥戴他。朝廷嘉奖他,授职三边总督，后官至兵部尚书。黄家善去世后，皇帝加封他为太子太保。由于黄家善的优异表现，他已去世的父亲黄作圣、祖父黄正、曾祖父黄昭都被褒赠为尚书加太子太保。黄家善有5个儿子，均才华过人，凡参加科举考试者都得中授予官职。黄家人俱怀有爱国心，明朝灭亡后，做官的弃官归隐“不食清粟”，年幼无功名者皆拒绝科考。他的长房嫡孙黄培于明朝崇祯年间荫袭其父黄宗宪锦衣卫佥事官职，明朝灭亡后去官回到即墨城，常常以诗文抒发悲愤之情。黄家有姜姓老仆，几代在黄家为佣，他的孙子姜元衡从小对黄家深怀敌意，黄家一门对明朝的忠心姜元衡一一看在眼里。后来姜元衡考中进士点了翰林,终于出人头地，但对黄家恨意难消。他回即墨探亲时，发现隐居的黄培和一班名士过从甚密，经常在一起吟诗唱和，抒发爱“明”之意。姜元衡认为找到了报仇的机会，他将这些名士的诗文搜罗来编成“十大罪状”，诬告黄培聚众谋反。其时清朝乍立，汉族反清情绪很强烈，清朝政府为巩固统治，大兴文字狱，制裁手段十分严厉，天下冤案迭起，百姓怨声载道。黄培被诬告后立即被投进大狱，一同被抓的还有黄家族人浦江知县黄坦、凤阳府推事黄贞麟以及莱阳名士宋继澄等。姜元衡将黄培送进大狱还不解气,继续罗织黄培等人的“罪状”，欲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甚至把仅与黄培认识、到过一次即墨的明末思想家顾炎武也牵连其中。清朝康熙八年（1669年）四月，黄培被处以绞刑，含冤而死。黄培被捕后，族中亲属为避株连四处逃难，逃到南庄村的黄氏族人便是黄家善的弟弟黄纳善的后代。黄纳善后人在南庄村落户300余年，他们固守着即墨老家的辈分,历代以“守延泽仁佳，克绪秉哲昌，修齐端治本，敦慎乃恒芳”为族支序次，现已有了第十一代 “秉”字辈的后人。
  南庄村的老村现在尚保留着一些当年的风貌。村子中间有两条老街呈“丁”字形交接，被村民们叫做“北大街”的东西向老街是村中的主街，也是村里最老的街道;南北向的叫做“北大路”，往北通向村外，出街前行几米就是河南村，若向左拐30米可走进热闹的浮山路、九水路。北大街由沙土垫成，长约150米，宽约6米，从村东的南庄河起始，向西贯穿整个老村。大街北侧，黄家胡同、王家胡同、宗家胡同自东向西依次排过来，都是各姓初进南庄村的“发祥地”，至今亲切的老称呼不改；大街南侧是当年刘氏家族和林氏家族的聚居地，被称作刘家胡同和林家胡同。这些胡同里排列着一个个农家小院,窄窄的胡同只能容一辆小推车走过，特别是宗家胡同头上那处200多年的老屋，矮矮的，灰灰的，厚重的老式木门蒙着风尘沧桑，像在告诉我们祖先们那些简单而又贫寒的日子。再向西走几步，在丁字街口的转角处,有一块半埋在地里的浅棕红色花岗石，露出地面40多厘米高的部分被茂盛的野草遮掩着。花岗石的上部分有1米长、90厘米宽，平坦的顶部有个深30厘米、直径40厘米的碗状凹陷。据老人们说，这是一块古时候的“捣谷石”,在村里没有石碾、石磨之前，村民们就是把谷穗放在这块石头上，用杵一下一下捣去外皮，加工成小米。天长日久，石头上的凹陷越来越大，越来越深，最后变成了今天的模样。过去“捣谷石”放在北大街林家胡同口上，供全村人使用。据老辈人传说，用“捣谷石”舂粮食总是不方便，既费力又不出活儿，后来“占产户”王家的一个小伙子就到北宅的舅舅家取来一盘青石碾。王家小伙子是远近闻名的大力士，高大威猛，能吃能干，他竟然夹着碾盘,扛着碾砣子，硬是从北宅走回了南庄村，令全村人咋舌不已。这盘碾安在北大街东头，一直使用了几百年。虽然村中有了石碾代替“捣谷石”，但村民们始终没有将那与老村同龄的原始工具毁坏，“捣谷石”依然静静地躺在北大街上，它不知道自己虽然身躯平凡,却是北方地区存世稀少的文物。2008年7月，在南庄村即将开始旧村改造拆迁之时,村里几位老人担心这件具有文物价值的石头被毁，便积极地联合向李沧区文化局反映，希望区文化局能对它进行保护。现在老人们的努力已然奏效，这块见证了中
  南庄人用过的捣谷石国农村居民生活进程的古老生活工具，已被李沧区文物所收藏。那盘来自崂山北宅的石碾，现在仍埋在北大街的泥土底下,不知将来它能否与“捣谷石”再次会合。
  北大街是南庄村的“文化街”，它形成得早，是村民们集体活动的重要场所。街东头有关帝庙，街中段南侧有黄氏家庙,从清朝乾隆年间黄氏家族在家庙里设私塾以来,北大街成为村里人摒弃愚昧、识文解字的启蒙之地。
  南庄村的关帝庙与其他村最为不同之处，是建在村的东头一一崂山、即墨一带的关帝庙都是建在村西，建在村东的关帝庙非常之少。据传说，此庙修建时，有地理先生给“踩”风水，说若有关公等3位战神在村东镇守，能保佑村民平安，所以南庄村的关帝庙就坐落在村东了。小庙坐东朝西，背靠南庄河，门对着村里，门前两米许砌一照壁与民居间隔。3间庙堂青砖砌墙，小青瓦盖顶，堂上供着关羽、周仓、关平的塑像。关帝庙门楣上挂一块黑底木匾额，上书“协天大帝”4个金色大字。据说挂“协天大帝”匾是有讲究的。祭祀关公起源于隋朝，关公作为历史上“礼、义、忠、信”的典范，受到官方、民间各界共同的尊重,儒教有“山东一人作《春秋》，山西一人读《春秋》”之语，这山东一人指的是孔子，山西一人则指关公。关公武功盖世，又被尊为“武圣”，与孔子“文圣”相对应，所以还尊他为“关夫子”。在佛教中，关羽被称为“护法爷”、“盖天古佛”，民间绘制如来、观音像时,常常将关公立像绘在旁边，称他为“迦兰护法”。历代皇帝都喜欢给关公追封缢号,宋哲宗首开先河,封关公为“显烈王”，后宋徽宗先后3次加封关公为“忠惠王”、“武安王”、“义勇武安王”；接下来元、明、清各朝代都争先恐后地为关公加封,最有趣的是清朝顺治皇帝给关羽封的“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护民精诚绥靖诩赞宣德关圣大帝”，居然堆砌了22个褒扬溢美的字眼，创历史之最。传说“协天大帝”是清朝乾隆皇帝所封，乾隆本欲加封关公为“盖天大帝”，因“盖天”气势过大,遭到阁老刘墉的极力反对，才改封为“协天大帝”。后来关羽塑像演变为文武两种形象,文装打扮是着龙袍,面红美髯，眼口含笑，颇有文人智者之风;武装打扮也是着龙袍，红脸上卧蚕眉，丹凤眼微吊上扬，面带刚毅英武之气。关帝之庙还称为“武庙”，又称“协天庙”，还被尊为“武财神庙”，因为传说关公善于理财，是他最早发明了“日清记账簿”，所以关公格外受经商之人敬畏。南庄村离李村大集近，做买卖的相对较多，所以这个关帝庙的香火很盛。特别是过春节时，村民们祭祖后，先到街东头关帝庙里上香，再去河对岸东北处的土地庙烧香拜祭，一条北大街人流不断，热闹得很。从土地庙上完香回来，是乡亲们相互拜年的时候。南庄村的乡亲们相处得十分和睦，正月里家家户户热情待客。老人们都还记得，即便在最艰难的年代，哪怕家里只有一盘豆芽菜,也把拜年的乡亲留住，炒炒黄豆芽，烫上一壶高度的地瓜干老白酒,在新春佳节中来个一醉方休。
  北大街的南侧中段有黄氏家族的家庙。即墨黄氏世代为官，子弟们都读书，深谙受教育知书达理的重要性。黄纳善的后人在清朝乾隆年间避难到南庄村后，很快建起了家庙,除在年节祭祀祖先外，还在家庙里办私塾，学生家长联合出资请来先生教书。先生住在家庙里，一日三餐由学生家长做好送来,各家轮流管饭，一天一轮。每当轮到管先生饭的日子，家长总是置办好吃的伺候先生，像招待贵宾般毕恭毕敬，难怪过去山东农村里流传着教书先生“生一口贵齿，吃一辈子好饭”的说法，念书人考不取功名，找个“馆”（学馆）教教也算没白熬那些青灯寒窗。
  南庄村的私塾里常年有七八个孩子读书，分大、小两个班，小孩子启蒙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大一点的孩子念完“三、百、千”就学《论语》和唐诗宋词。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有不少的清规戒律,稍有违背就用戒尺打手心，如先生要求学生“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特别在写毛笔字的时候，握笔要笔管直立，指实掌虚，身子要端正挺胸，不可背曲头斜。先生每看到有学生写字时身躯偏斜，冷不丁就是一戒尺，还绝不告诉你为什么挨打,让学生自己去琢磨。先生要求所有学过的文章必须背得滚瓜烂熟,背不过就要打手心,那些鲁笨些或是顽劣些的学生常常被先生把手心打得肿成馒头状，吃饭时连碗都端不起来。老师要求学生天不亮就到学堂背书，要自带照明灯具，富裕人家的孩子还能点盏小油灯照亮,穷苦孩子就每人点燃一支香,把绿豆大的香头火凑在书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照下去。村里的私塾办到1930年撤销，最后一位老师是中韩北村的徐先生，时过多年学生们还常常提起他。那时政府提倡上“洋学”，开设国文、算术、历史、地理、修身、读经等课程。没了私塾,家境好的孩子去公立李村小学读“洋书”，大部分孩子失学在家。
  南庄村另一条重要街道是与北大街成一个“丁”字的北大路。北大路从村中间笔直向北，黄沙土路，宽约4米,长不足百米。路东边立着历经百余年风霜的于家老屋，中段的东侧曾是张家的大草园。200年前，张家的先人们用碎石“插”了（用泥砌的墙青岛人称之为“垒”，不用泥砌只将石头垒在一起称为“插”）一圈围墙，种上许多枣树、软枣树、柿子树,张家六七十岁的老人们还记得，小时候园里长一种野菜“灰菜子”，说是一年生草本植物，可它一年就能长成两米高，直径达6厘米,像棵小树似的，且质地坚韧细腻，老人们都特意来讨去做拐杖用；还有一种蓖麻子，也能长到两米多高,秆子壮、结子多，叶子像芭蕉扇般大小，芯是红的，人们送它个美称“蓖麻王”。这些年，蓖麻王这个品种不见了，能做拐杖用的“灰菜子”也绝了迹，张家的张正启老人特意寻找过那种“灰菜子”，可遍寻四乡不见踪影。北大路的北端与河南村衔接，交界处曾是两三米高的黄土崖，南庄村在崖上，河南村在崖下。随着时光的推移，已看不出黄土崖的旧貌，只可见北大路呈斜坡状缓缓延伸而已。
  南庄村民收藏的民国时期的官契
  在南庄老村南端一条东西向的小胡同里，住着一位名叫崔延智的村民,他住的那四间青砖农舍一个小院落,是典型的中国北方传统民居,普通到了极点，可南庄村的乡亲们都知道，崔家住宅的建筑材料绝非寻常。那些琢磨细致的石条、古朴的青砖，是李村街上那座明代建筑“魁星阁”上的旧物，魁星阁建在河北村京口路上，因年代久远，住在河北村一带的老人称此阁为“关公阁”，住在南庄村的老人说是“魁星阁”。魁星，是北斗七星中离斗柄最远的那颗星，即组成斗形的第一颗星，在中国古神话里它被称作“奎木狼”，是28星宿之一。“奎”字是“文章之府”的意思，所以奎星便被奉为主宰士子文章兴衰的神，民间称它“大魁星君”或“大魁夫子”，流传有“魁星拈笔点头名”的俗语。文人士子都虔诚地礼拜魁星，希望它能保佑自己金榜题名，所以很多地方都建有“魁星阁”，把“魁星阁”和供奉文昌帝君的“文昌阁”同等重视。据说魁星阁的年龄比河北村还大,河北村建于明朝正统年间(1436—1449),那么推算起来它应有500余岁年纪。魁星阁占地约一亩，是一座坐北朝南、风格独特的二层建筑，阁体四四方方，所以本地老百姓还叫它“城楼子”。它有黛瓦飞檐、斗拱兽脊，端庄中带着几分华丽，从中能感受到百姓们对魁星特权的敬畏。阁外套着青砖院墙，也是周周正正的正方形，四面院墙都设有拱门，四门对称，东西南北各方俱可出入。现在已无法考证是“关公阁”还是“魁星阁”，但几十年前那熙熙攘攘的游人香客、袅袅上升的香烟,至今还让老人们难以忘怀。
  青岛解放前夕，阁上驻扎了国民党军队，院墙上的4个门被堵上了3个，二层阁上驾着机枪,严密地监视京口路一带，魁星阁一度成了行人们望而生畏的地方。1954年，在京口路西侧要建崂山百货大楼，魁星阁也在拆迁范围之内。经李村镇政府批准，将拆下的建筑材料拨给刚刚成立的南庄初级农业合作社盖办公室。在这个办公室里，南庄初级农业合作社变成胜利高级农业合作社，又加入了李村人民公社，直到1982年10月，新的二层办公楼落成，这个老办公室才闲置起来。1984年，大队将老屋卖给村中缺房户崔延智，这栋由500年前的砖头石条建造起来的老房子,度过了50多个春秋，至今风貌依旧。
  南庄村山岭薄地较多，过去生产工具简陋，水利条件差,祖祖辈辈靠天吃饭,粮食产量很低，如在20世纪初，小麦亩产在8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120公斤，花生亩产50公斤，地瓜折成地瓜干每亩仅130公斤。只靠在黄土地里刨食养不活一家老小，有许多人就外出讨饭,脑子稍微活泛的，就凭借靠近李村大集的地利之便，到集上去做小买卖糊口。村民们有贩牲口、卖粮食的,有卖布、贩黄烟的，有蒸馒头、打火烧的。干得最好的是村里那几家宰牛房,买回牛来宰杀上集卖牛肉和牛下货，利润较高。做得最辛苦的是在集上摆摊“挖锅子”的。“挖锅子”是李村集的特色小吃,摊主搭起篷子,支着大锅,把豆腐和猪、牛脂渣混搭在一起同煮，还捎带着卖火烧和自家酿的地瓜干高度烧酒。吃“挖锅子”的人大部分是赶集的穷苦百姓，坐在油乎乎的小饭桌旁，在柴草的烟气和酒、豆腐
  早期李村集上的小吃摊混合的香气笼罩中，喝一口老白干，吃一口热豆腐，间或还有几口柔韧有咬头的肉脂渣，真是回味无穷。“挖锅子”这个行当干起来是很辛苦的，为降低成本，摊主都是自己半夜起床磨豆子做豆腐，还得早早地推着锅灶柴草到集上搭篷、支灶、生火，在烟熏火燎中挣那几个辛苦钱。李村集上“挖锅子”是一道特殊的风景，几十个摊子摆成长蛇阵似的，大锅里咕嘟咕嘟地翻腾着，香气四溢，硬是钻进人的口鼻里去，惹得走过的人不由得就想坐下来。这其中南庄人摆的摊占大多数，所以早年南庄村有句顺口溜说:“三十一根要饭棍，二十把勺子挖锅子。”就是感叹在20世纪上半叶那动荡艰难的时代里,南庄村多数人家的谋生方式。那时村里不足70户人家，要饭和挖锅子的就占了村中的大多数。
  新中国成立后，南庄村实行了土地改革，全村成立了3个互助组。随着形势的发展，互助组变成农业初级合作社，进而成为高级农业合作社，土地和生产资料集体化。1958年9月，高级社加入了李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度，南庄村和河南村、河北村、东北庄村、东兴村组成李村生产大队。为改变落后的生产条件,南庄村在地里打机井，利用村东南的天然沟壑建成“南沟水库”，还与河南村合作，修成一座10万立方米的“枣儿山水库”，基本上满足了农作物的灌溉需要。在20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社员们在冬闲时搞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修整“旱涝保收田”420亩，种植果树30多亩。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善和科学种田的推广，南庄村贫瘠的丘陵地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到1987年，小麦亩产达到205公斤，玉米亩产300公斤，地瓜亩产折地瓜干386公斤，花生亩产139公斤。南庄人的努力见到成效，达到老一代人新中国成立初期颁发的土地所有证做梦也想不到的高度。
  昔日的南庄村比较贫穷，为一日三餐操劳占去人们绝大部分精力。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心情舒畅的南庄人立即显现出他们在文艺上的才华。村里办起锣鼓队、秧歌队，还经常自编自演各种形式的文艺节目。村民黄佳良门前比较宽敞，是村里扎台子演出的“露天剧场”。老人们都记得,1951年为配合抗美援朝,村民们自编自演的活报剧《杜鲁门》非常成功，村里演、镇里演，轰动一时。也是在1951年，南庄村还举行了崂山县第一个新式婚礼。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的婚姻仍然要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礼还是沿袭“大红花轿吹鼓手，蒙上盖头拜天地”的古老仪式。国家提倡自由恋爱、喜事新办，老一辈人心里对此有些排斥。这时村里的青年民兵王立德和本村姑娘黄秀英冲破家庭阻力，自由恋爱，修成正果。在村干部的支持下，做通了双方父母的思想工作,青年们为他们举办了一个让全村老老少少耳目一新的婚礼。结婚那天,锣鼓队铿铿锵锵在前，秧歌队载歌载舞随后，从村西头的王立德家出发到村东头接新娘子，大家拥簇着一对满脸幸福和羞涩的新人走回新郎的家，秧歌队边扭边唱道：“大头菜圆圆心，南庄出了个王立德;王立德当民兵，搞了个对象黄秀英……”把围观的乡亲们笑得前合后仰，王黄两家的喜事成了全村人的节日。那“大头菜圆圆心”套用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最流行的秧歌调，人人会唱,所以这首极有特色的喜歌立即传唱开来，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能唱呢。这种别开生面的婚礼一下子就深入人心，很快，村民袁本高也要求村里帮他办一场新式婚礼。袁本高自由恋爱的对象住在国棉五厂，往返要走十几里路，村里为表示隆重，在锣鼓队、秧歌队之外还加上了民乐队。迎亲的队伍一路上热热闹闹地走着，鼓乐齐鸣，吸引了南来北往的行人和附近的村民，南庄村的新式结婚仪式着实火了一把。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开展扫除文盲的活动，对不识字或初识字的成年人进行识字教育，使他们早日脱盲。南庄村的扫盲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村里老人用中恳的话说，穷苦人家的孩子没有上学的机会，连钱都不认识，南庄人世世代代尝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所以政府号召扫盲,立即得到村民们的积极响应，青壮年、妇女们都踊跃报名参加扫盲识字班。扫盲班设在村农会主席张忠财的家里,在正屋挂一个小黑板，每天晚饭后青壮年班的学员都来到张家，听16岁的小先生于发珠讲课。那时候于发珠小学毕业，非常热心于扫盲工作,河北村的修老师推荐他负责李村镇5个自然村的扫盲班和妇女识字班。于发珠很会岀点子，想方设法提高学员们的学习兴趣。他把村里的各个姓氏、生产工具名称、日常用语都编成顺口溜，自己刻蜡板，油印成小册子当教材。如在教学生认识自己的姓名时，就念“崔宋宗安袁，学习要钻研……”，讲生产劳动的时候，就背“扠把扫帚扬场扠,碌碡簸箕抬扁担……”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话儿好记易懂，李村镇这5个村的扫盲成绩明显好于其他村，结业后学生们都能看懂报纸，于发珠也因几年如一日地坚持教乡亲们识字读书,1956年被评为青岛市的“扫除文盲积极分子”。后来，于发珠在李村民办小学教书，担任了校长，还得到“崂山郊区先进教育工作者”的光荣称号。1960年12月，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李村民办小学停办后，他回到村里，发现各村都有学龄儿童因学校少而没有学上的情况。为让孩子们及时受到教育，于发珠心急如焚。听说在村南人称“马鞍子”的高埠子上，畜牧公司的一个养鸡场废弃了，于发珠高兴地想，如果能把养鸡场改造成小学，让孩子们重返课堂该多好啊！经过一番考察调研，于发珠在各村奔走呼吁，得到李村镇5个村的党支部书记的支持，成立了联合办学委员会,几个村联合出资办学，把养鸡场的鸡舍改造成教室，失学的孩子们又捧起了书本。这个小学仍然叫“李村民办小学”，但“鸡窝子小学”在村民们嘴里叫得诙谐又亲切，很快就远近闻名。1968年春与李村小学合并时，李村民办小学规模达到11个班,490多名学生，给公办小学作了很好的补充。今天，这一带45至55岁的村民，都曾是在“鸡窝子小学”启蒙的学生。没有于发珠校长的奔波努力，没有于发珠校长的苦苦经营，很可能有的孩子就会无学可上，变得大字不识，是于发珠校长改写了他们的人生。1958年，国家推广汉语拼音和普通话，南庄村里又掀起一个学习“bpmfdtnl”的小高潮。村里派黄佳良参加县里举办的普通话培训班，黄佳良学成回村后，坚持业余教普通话和汉语拼音一年多，得到崂山县政府颁发的“推广普通话优秀教师”奖状。
  在南庄村东头，南庄河东岸,有一座南北朝时期建成的古寺——清凉院，村民们通常称它“东庙”。古寺坐北朝南,寺后有丘陵缓缓隆起，院门前南庄河自东向西流过，流到院墙西侧则转弯向北，将寺院环抱其中。清凉院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历史上修葺过多次，明朝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曾重建，清朝光绪年间还进行过大修。清凉院是地藏王庙。地藏王，又称“大愿地藏王菩萨”，梵音“乞叉地蘖沙” 。此菩萨“安忍不动，犹如大地; 静虚深密,犹如秘藏”。据佛经记载，地藏王在㣼
  利天宫受释迦牟尼的嘱咐，要他在释迦牟尼入灭后、未来佛弥勒尚未降生前这段无佛时间里掌管人间、天上、地狱中六道众生的教化。地藏王自誓普度众生，发大愿曰：“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成菩提。”《地藏经》是佛门孝经,多讲些人要孝顺父母、多行好事，劝导人修心去妄、忠孝向善。中国人重视孝道，“百行孝为先”，大愿地藏王以孝为本，吻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佛教中把他与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智文殊菩萨、大行普贤菩萨并列为四大菩萨，被历代的善男信女们普遍供奉。从敦煌、龙门石窟的壁画中可见唐代以前的地藏王相貌慈祥，着菩萨装束；唐代以后的地藏王形象由菩萨变为普通僧侣，身着袈裟，头戴僧帽，左手握宝珠右手持锡杖，坐于莲花台上。南庄村的清凉院因在明代重建过，所以供奉的地藏王已是僧侣装束。
  清凉院的山门上面挂着黑漆楸木匾额，刻着“清凉院”三个镀金大字。每年春节，僧人们便在山门上贴一副“幽冥教主，地藏慈尊”的对联，据说这副对联从来没变过。正对着山门的神殿就是地藏王殿，大殿上方“普度众生”的横匾是清朝光绪年间即墨知县的手迹。大殿内地藏王端坐莲台，左右两侧是千手观音和如来。莲台之下东边是手持禅杖的目莲——演绎着目莲地狱救母的故事,西边是手托白丝手帕的古装仕女。
  地藏王殿东西两侧各建了一座神殿，东边是龙王殿，西边是七神殿°传说清凉院的龙王很有点灵气，过去老一辈人甚至言之凿凿地说,龙王殿里常常传出龙吟声，每到雷雨季节,龙王殿上空的雷声比别处炸得格外清脆响亮。最让乡亲们津津乐道的是，在流经清凉院门前的南庄河南岸，正对着龙王殿处，有个面积约10平方米、1米多深的水湾,清洌的水底铺满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湾底虽然比南庄河底高出许多，但奇怪的是，无论遇到怎样的大旱之年，这湾水从来不见干涸，所以村里祖祖辈辈把它叫做“龙潭”，说是龙王每次都是吸了龙潭里的水后才飞上天去播雨的。
  西边的大殿叫做七神殿,老百姓也叫它“牛王殿”。殿里供奉了7位专管凡人俗事的神仙，如掌管农事的牛王神，管理六畜兴旺的马王神，制约虫类的虫王神，掌握庄稼丰歉、人口安危的土地爷，治理本方鬼魂的城隍爷，甚至还请来了龙王和山神。生着三只眼睛洞察世事的马王爷居中而坐，牛王、虫王分坐两旁，西山墙下是土地和城隍，东山墙下是龙王和山神，与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有直接关系的神仙在这里聚齐了。清凉院有句老话说“丧事不出院”，就是指院内供奉着土地和城隍，僧人圆寂后不必像其他寺庙那样，得到附近村庄的土地庙向土地爷报告——俗称“报庙”，到七神殿里就可以解决问题，然后送到院墙东边的墓地里安葬。村民们把这片墓地叫“和尚茔”，是清凉院僧人专用的，葬了历代十几位和尚。1966年“破四旧”时，墓地被毁，在这里曾挖出一口大缸，里面是20世纪40年代坐化的方丈界和的遗骨。当年界和曾对徒弟大德说，如果自己能在坐禅时去世，就是修行圆满，他要求大德一定化缘给自己修座“灵骨塔”。界和圆寂是在兵荒马乱的日占时期，外敌辱国，民不聊生，大德无力为方丈建塔楯骨，只能把界和坐化的遗体殓入大缸中草草下葬。
  在龙王殿与地藏王的大正殿之间，有一个用青砖围墙间隔开的小院，南墙上有小门出入，院中6间正房，东西厢房各3间，是清凉院的僧舍。院子东墙下，曾有几座青石碑，一名为“德善同归碑”，上面刻着民国初年修葺寺院的捐款者姓名，从残缺的碑文上还能辨别出“仁、义、礼、智、信”、“克己复礼”等字样，这块残碑现收藏于沧口明真观内。其余两块是明朝的“功德碑”，1969年建防空洞时做了建筑材料。在清凉院的东南角有个小花圃，种着牡丹、芍药、丁香等名贵花卉。院内古树很多，柏树、楸树、垂柳浓荫蔽日，山门内外各有一棵参天国槐，粗壮的树干两人不能环抱。国槐树形漂亮，每年5月花蕾初生,称为“槐米”，开出的一串串淡黄带绿小花,优雅而清香;7月里结实累累名为“槐角”，是一味苦寒无毒的中药材，《本草纲目》称槐角“久服明目益气，头不白，延年”，有“催生,润肝燥，凉大肠”等医疗作用。这两棵古槐树龄在500年以上，可惜在20世纪50年代，山门外的那棵倒在暴风骤雨之中，山门内的那棵被海军部队买去做了修船的木材。最值得一提的是，地藏王殿前曾种植着两棵青桐树。据《尔雅》记载，桐木，又称荣、榇、梧，即人们常说的梧桐树，只生叶开花不结果的叫做“白桐”，树皮呈青色，在叶腋开花结实的叫做“青桐”，青岛地区常见的中国梧桐多为白桐，很多人不知道青桐这种树种。大正殿阶下的这两棵青桐树大约种于160余年前，西侧的那棵已于10多年前枯死,现在只剩下东侧的那棵在清凉院遗址上摇曳，它依旧青枝绿叶，每年按时令开花结子。
  清凉院历史悠久，据说它的级别很高，夏庄镇的法海寺、午山村的南海大士庙、东李村的清华庵都在它的管辖之下，每月农历初一、十五日，所辖寺庙的和尚们都要汇集到清凉院念经。平时院里香火也很盛，许愿还愿、烧香礼拜的信徒络绎不绝，还有很多是为自己或家人求药治病而来。过去农村卫生条件差，人们容易得病，却又缺医少药,死亡率很高。各个寺庙的和尚道士针对这种社会现状,常常学习点医学知识,收集些验方秘方，为生病的贫苦百姓施治，还最爱假托神佛之名，为的是扩大寺庙的影响力。传说清凉院的菩萨就十分灵验，来此求医问药的人很多，有些人家甚至怕孩子不好养，请方丈给孩子起个法号，成为清凉院的寄名弟子，俗话叫做“押”给清凉院，以求孩子平安长大成人。这些孩子每年过生日得到庙里去过，直到结婚成家，才算“成了人”。清凉院被传得名气愈来愈大，香火更为旺盛，最为壮观的是每年正月二十到二十二日的清凉院庙会，方圆几十里的百姓都来给地藏王菩萨进香，清凉院的近邻河南村的巷子里都氤氲着香烛的气味。院门前那块几亩大的空地，平时作场院用，庙会期间就扎起戏台子，京剧、柳腔、茂腔轮番上场，锣鼓、秧歌、高跷在场院里争相表演，说书的、变戏法的、拉洋片的扯着嗓子喊，卖糖球、小食品的，卖布老虎、卜卜凳等自制小玩具的摆满场院再向四周延伸出去。到了庙会最后一天正月二十二日，恰逢李村大集集日，集上的摊贩们自动地“移师”清凉院门前，庙会更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各种货摊里三层外三层顺河而上，直摆进东边的张家庵子，绵延一里多长。这几天，南庄村民自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烧香听戏无不拔个头筹，就连外村的亲戚也沾了光,赶庙会、走亲戚合二为一，南庄村家家待客户户酒香，忙得喜气洋洋。像这样近于狂欢的场面，在清凉院门前延续了不知多少代，直到清凉院在“文革”中被毁，1965年的庙会成了一曲民俗“绝唱”。今天南庄村50岁以上的人对清凉院庙会,仍然有着最美好的回忆和无尽的向往。清凉院周围有30多老亩土地是院里的庙产,供和尚们吃穿用度。清凉院把地租给周边村的农民耕种，用“二分一”的方法缴租，即地里的收成东家和佃户各取一半:在收获麦子时，佃农先在地里收割，割一畦留一畦;秋季收地瓜时，刨一垄留一垄，留在地里那一半就是交给清凉院的地租，清凉院自己雇人收割。这种跳跃式的收割方式看起来相对公平，庄稼收成好坏由双方负担。清凉院的和尚与村民们相处融洽，甚至有和尚与村民拜了把兄弟，日常生活中缺少什么用具就到村民家借，村民也常借院门前的大场院打场晒粮。
  清凉院风光千载,却逃不过战乱的劫难，佛门净地曾出过人命血案。那是1947年，国民党32军一个工兵连在南庄河南岸修碉堡，强行住进清凉院。一天清晨，工兵连长发现自己的金戒指不见了，就恼怒地向士兵们一一询问，士兵们都说没看见。连长怀疑戒指被一名南方籍的小兵偷去，将这兵绑在大殿的柱子上痛打，逼他承认偷戒指的事。士兵不断喊冤枉，待连长带领其他人去工地后，被绑在柱子上的士兵趁庙中无人，用脚把墙根的步枪勾到身边，居然用脚趾扣动扳机自杀身亡。后来连长在床下找到丢失的戒指，他想到士兵被冤枉而死，事情闹大了，夜里脱下军装溜之乎也。
  1942年至1945年，侵华日军在村东南修建了一条封锁线,挖有壕沟,设有铁丝网，并建了一个二层炮楼，其中有一个叫做贾培林的汉奸小队长特别坏，他每见有老百姓走过，就端起三八大盖枪对着行人的头顶上方“砰砰”几枪，把人吓得魂飞魄散，姓贾的却乐得一脸坏笑。南庄村民黄仁田就是被贴着头皮飞过去的子弹吓出毛病，回家大病一场。
  1949年,清凉院的和尚们实在受不了国民党军队的日夜骚扰，四散逃生。空庙被从北边逃难来的难民们占据一一其中还有不少的还乡团，庙里的建筑、神像、树木被破坏得面目全非。后来经过镇反、肃反运动，政府将这些人从庙中清理出去，对清凉院作了较大的修复。1956年安排尼姑隆戒带着两个徒弟能光、能节住持清凉院，清凉院恢复了佛门的安静肃穆，香火渐多，每年正月的庙会也逐渐兴盛起来。1957年，隆戒去世，能光、能节收一女徒,在清凉院里又修行了10年，直到1966年尼姑们被撵出庙门，各寻生路。
  清凉院有许多故事在周围各村里流传，就连修建清凉院的传说也是那么神奇。老人们说，当年地藏王菩萨带领众神仙，要在北方寻觅一块宝地安营扎寨普度众生。当众神来到即墨地界、今天的南庄村南时，正巧是正午时分，只见潺潺河水自东向西从一个小高岗前流过，又轻盈地转身北去，清澈的河水里小鱼小虾活泼地游动,河北面的小高岗上林木青葱茂密，在正午的阳光下显得分外绿意盎然。忽然，一对金色的鸽子从密林里腾空而起。地藏王心中一动:此处山清水秀生机旺盛，已是可用之地，金色鸽子由此而出更是难得。他对众神说：“金鸽不落贱地,这里正是我们寻觅的宝地呀!”于是众神仙就在小河之阳、山岗之前的空地上安下身来。他们以肉身示人,一面开荒种地，一面弘扬佛法化缘建庙。几年后庙宇建成了，取名“清凉院”，院后的高岗叫做“金鸽埠”。地藏王到西天请来如来佛坐在自己的上首，到南海请来观世音坐在自己的左侧，请了各路神仙住进七神殿。为达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还特意请来东海龙王坐镇龙王殿。到了明朝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那年龙王特别勤奋,天天造雨不止,眼见得地面上已是沟满河平一片汪洋，可龙王毫无罢手之意。这天，地藏王坐在大殿上一阵心血来潮，他掐指一算，清凉院大殿已有千岁之身，早该修葺，近日又经雨水频频浸泡,夜半时分必将倒塌。他急忙召集各神，要他们务必于夜半之前外出躲避。这天夜里，村里老百姓发现诸神结队出庙，而后飘然东西，正疑惑间，只见清凉院各殿轰然倒塌，这才知道地藏王神机妙算，众神躲过一劫。四乡的善男信女赶快募捐建庙，第二年善款筹齐，把3座大殿重新建起，为了宣传地藏王的神力，还专门请来名画匠在大殿内绘满了佛教故事和23种因果报应图，把清凉院装点得更为美轮美奂。
  南庄村东南的枣儿山，因山上多生酸枣树，结的果实比别处大而得名。它还有两个文雅而漂亮的名字“凤凰山”和“象耳山”，却总不如老百姓俗称的“枣儿山”来得顺口和响亮。枣儿山海拔162米，方圆面积477亩，既不算高，又不算大,可它在青岛地区的知名度却很高。这是因为枣儿山西面半山腰上，曾是历史上有名的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的原葬墓地。
  枣儿山的主峰西侧半山有处陡峭的石壁，石壁下方有一个天然石洞，村里祖祖辈辈叫它“马虎窝”。青岛方言称狼为“马虎”，传说这个“马虎窝”是群狼的栖身之处，过去枣儿山被狼统治着,狐狸和獾是不敢贸然闯入狼的领地的。后来人烟渐密，便把狼群“挨”到崂山里去了。老辈还传说，崂山里也有个“马虎窝”，两个“马虎窝”是相通的，这边洞里点火，那边洞口就会冒烟。这个传说引起多少代人的好奇，上山拾草的孩子们常常在“马虎窝”洞口烧草“造”烟，遐想着东海边那个“马虎窝”会冒出缕缕青烟。久而久之，“马虎窝”里被熏得黑糊糊的，但测试的结果却无从知晓。“马虎窝”到底有多深，成为人们心中的大问号。可孩子们只是在洞口探头探脑，不敢向幽深阴暗的山洞内深入半步。从“马虎”们绝迹之后，“马虎窝”又有了新的传说，说是洞里又住上了蛇群，蛇们常常出来晒太阳，还有的已经长了“冠子”，那就预示着它快成精了，长出腿来就成龙啦。20世纪20年代，村民黄仁训每到冬季就常到枣儿山上放鹰抓野兔，有一次老鹰捕到一只格外肥硕健壮的兔子，受过训练的鹰和它纠缠了很久，没有制服野兔,却被野兔拖进了“马虎窝”。慑于“马虎窝”的诸多传说,没人敢进去找，有个胆大的小青年，凭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钻进洞里，好长时间才把鹰和兔子找出来。据这个青年人说，他在漆黑的洞里摸索向前，始终没摸到尽头。从那以后,“马虎窝”在人们心中更为神秘，再也无人敢进去探险。转眼80多年过去，“马虎窝”的洞口已被泥沙淤塞住，现在已看不出洞在哪里。
  南庄村有许多传说，最古老的传说是这里曾是古战场。几百年来村民们一直口口相传，说黄家胡同黄仁宝的住宅西屋地下，有一口古老的“响马井”，里面埋藏着大量的刀、枪、剑、戟等各种兵器，不知是哪一朝代的官府与绿林好汉——“响马”激战留下的。传说官府把响马打得落荒而逃，打扫战场时把响马们扔下的兵器埋在这眼古井里。1972年春天，黄仁宝翻盖老宅子，曾把西屋地面深挖到一米半多,虽然没有挖出什么古物，可发现此处的泥土的确不是“原装”，非常像另外填进去的熟土。因种种原因，黄仁宝没有再向下探查,给大家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还有说法是20世纪40年代，离黄家老屋不远处，有人刨地曾刨出很多铜箭头。村民林瑞佳现在的住处，新中国成立前是个菜园子，其父在那里打井时挖出一把断成三截的古代大刀。村民们希望“古战场”的说法在旧村改造时能够得到印证。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是南庄村一带在古时候曾有先民居住。1950年，村民黄人明建房挖基时，挖出一坛齐国刀币，有“齐法化”和“齐之法化”等古钱币5种共285枚，总重量15公斤。1980年，黄人明把刀币捐献给国家，受到政府的表扬和奖励。1970年9月，南庄村青年突击队在村南被称作“黄家茔”的地方（黄氏家族的墓地，因墓内常有獾出没，又叫獾茔），修了一个直径12米、深17米的大口井，曾挖出大量的屋基石和碎陶片，可以推想过去此地有过建筑物，还有人类生活过。村里也有传说，很久以前这里有个叫做“周家庄子”的村子，不知什么原因也不知什么年代周家庄子消失了。大口井于1991年废弃不用，井口已用水泥板封住。传说中周家庄子所在的位置成了1984年修建的308国道的一部分，给人们留下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团。
  王秀兰收藏的清朝铜镜
  南庄村里还有一样古物，就是80多岁的村民王秀兰收藏的古铜镜。王秀兰1940年嫁到南庄村刘家,婆婆尤氏送给她一面铜镜，尤氏的长子结婚时，她曾把一面汉代铜镜送给了大媳阎氏。从风格判断，这面铜镜应是清代的，约有200多年历史，直径13.3厘米，厚0.6厘米，正面打磨得平滑细腻，光可鉴人，反面铸着“五子登科”四个字。20世纪50年代初，阎氏的汉铜镜仅以几元钱的价格卖给了收破烂的，而王秀兰的清铜镜却珍藏到现在,成为家里的“传家之宝”。
  南庄村里还流传着一个“飞毛腿”的故事。说的是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张氏家族出了一个人高马大、走起路来健步如飞的人。这人上山干活时，如碰巧有只野兔在他面前跑过，他必会追在野兔后面，从东山撵到西山，西山再转回东山，直到把这只倒霉兔子累得瘫软在那里，他依然是气定神闲，走上前把“胜利品”捡回家。有一年的冬天，这村民和邻居们玩牌把钱输得精光，可牌瘾上来又舍不得罢手,他就对众牌友说，你们先打着，我上即墨城亲戚家去借几个钱，马上就回。牌友们哪里相信:从南庄村到即墨城30公里，走个单程还得一天，更何况黑灯瞎火的走个来回！便一齐说他开玩笑。他也不甚辩解，抬腿就走。过了约一个多时辰(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多小时)，张姓村民浑身裹着冷气，帽子上敷一层雪花，带着钱回来了。第二天，有从即墨方向过来的人说，昨夜北边好大雪呀，这下人们才相信了，“飞毛腿”的美名不胫而走。听说他的后代也很能跑，他的一个曾孙曾经破过省里的中、短跑纪录。人们不无遗憾地说,倘若他生在今天，南庄村岂不也出个刘翔？
  南庄村南有座海拔只有49米的小山，远看就像一个大土丘，村民们叫它南山。小山的南坡上有1971年建成的崂山革命烈士陵园，红色花岗岩雕琢的纪念碑矗立在山顶最高处，雄伟挺拔，这里安息着几百位革命烈士。山北坡是南庄的地，山地贫瘠不适宜种庄稼,当年南庄生产大队把山坡开垦成果园，种了200多棵苹果树、1000余棵桃树，树木之间的空闲地通常叫做“插花地”，每年只种一季春地瓜或花生。1982年南庄生产大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于1984年把这片45亩大的果园分成3块包给王桂芳、王中恩、孙振华3家农户。他们淘汰了原有的果树，引进上海水蜜桃和黄金蜜桃等新品种。俗语说，“桃三杏四梨五年，酸枣当年能卖钱。”3年后，桃树陆续结果。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同样的品种，同样的农家肥，在同一个山坡上，王中恩和孙振华地里结的桃子吃起来很普通,而王桂芳家的桃子却是甘美多汁,味道好极了。甚至有人尝过后说长这么大，崂山周围的水蜜桃也吃过不少,能像王桂芳家桃子这样鲜美甘甜的却罕见，所以每年桃子成熟的季节,村里人都喜欢到王家桃园里
  在南庄村出土的龙头碑去买几筐桃子送亲戚朋友，南山水蜜桃居然小有名气。大家议论说,必定是王桂芳家果园的水土与孙王两家的不同，才能结出异常的果子。到2003年，王桂芳70多岁，干不了追肥剪枝、除草疏果这些活了，桃园的收入降低，他的儿子又外出打工,这片桃园就荒芜了。后来山坡上盖起小工厂，肥美的土地得不到利用，鲜甜的南山水蜜桃就这样绝迹了。
  时光的列车驶进了21世纪，村民的生活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南庄村自1994年6月随李村镇划入李沧区,2000年1月撤销李村镇后隶属于浮山路街道办事处,村民们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2002年7月南庄村民委员会改为南庄社区居委会。在改革开放以后，村里的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陆续开办了服装厂、制钉厂、火腿厂、织布厂、阀门厂、汽轮机配件厂等。到2007年村里共有集体工业5家，私营工业6家，人均年收入8900元;全村有各种型号汽车60辆，其中个人拥有的就达48辆，各种摩托车300余辆。居民们生活富足幸福，“三十一根要饭棍，二十把勺子挖锅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根据黄佳良、张正启、于发珠等口述整理）河南庄村
  刘锦
  李村河沿岸的20多个村庄，名字都是简捷而质朴,最大的特点是明确地告诉人们村子坐落的方位,所以就有了“上流”、“下河”之称，有了“河南”、“河北”之说。在李村河中段的南岸上，叫做“南庄”、“河南庄”、“河南村”的3个村子紧紧地挨在一起，地域相接，称呼近似，让人颇有些眼花缭乱之感。最容易混淆的是“河南村”与“河南庄”，不熟悉的人常常把两个村“合二为一”，张冠李戴的事情时有发生。清朝同治癸酉（1875年）版《即墨县志》的“七乡村庄图”中，今天的河南村被包括在李村之中，合称为“李村集”，在老百姓口中却叫它“李村河南”，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才正式命名为“河南村”；在李村集的西南方，那个被标志为“河南”的村子，即现在的“河南庄”，从立村以来就是独立存在的。1899年德国人海因里希•谋乐在《山东德邑村镇志》中对河南庄作了这样的描述：“河南，河即河流之意，南为南方。这个村子的名字和黄河南岸的河南省同名。这个村子有320人。”1928年版的《胶澳志》记载，河南庄村在1926年时,共有103户人家,459口人;然而在民国24年（1935年）3月的官方统计表中，河南庄村人口增长到570人，门牌还是103个号码，登记的户数却成了90户；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河南庄村的户数减少到80余户，人口也减少到360余人。在此后的50年里，村子各方面都发展得很快。到2008年，户数和人口增长了35倍，达到544户，1600多人，成为一个规模较大的自然村。
  河南庄村坐落在李村西南3千米之处。村子西南地势隆起，有两座青翠欲滴的小山并肩而立，两山之间相距六七十米远，颇似一个巨大的马鞍子放在那里，人们便叫小山为“西山”、“南山”，把两山之间以南的土地叫做“鞍子前”。这两座模样极其相似的小山，西山稍高，海拔51米，南山略矮,海拔约47米;河南庄村的东边也坐落着一座小山，海拔49米，曾是村里的果园，最早曾种过一片桃树,1968年以后，大队将苹果树一直栽到山顶上村民们叫它“东山”。在东、西、南山的环抱下，河南庄村的地势由南向北、由东向西一路微微倾斜下去，一直倾斜到村北800米处的李村河岸。李村河在此分成了两条----一块窄窄长长的岩石毫不客气地挡住了它的去路，桀骜不驯的李村河却忽然没了脾气，乖乖地分身从岩石前绕过，向西路出千米去才又携手同行。村民称河流分叉处为“河汉子”，靠近曲哥庄村的河为“曲哥庄河”，靠近河南村的为“后河”，两支流夹着的小岛子为“河岛子”。河岸边因河水的冲力在这里得到释放，流速渐减，淤积成一片肥腴的沙壤地，成为河南庄村最好的庄稼田。三面青山给村子带来满目的翠绿和湿润的空气,带来生活必需的木柴烧草，但那大雨时奔涌而来的山水,也给村里造出大大小小的沟壑。像村东侧那条宽约两米的大沟，从村南直贯村北进入李村河,村民们为它砌坝垒堰,将它叫做“东坝沟”；在南山的东南麓,有一条山水冲刷而成的大沟，弯弯曲曲走下断崖,沿崖子脚下北行入村，贴着村西继续向北，出村后再拐弯向西走成一个完整的“L”形后也通往李村河。村民称这条沟为西沟，称沟西的民居为“西沟沿”。
  河南庄村是一个有300多年历史的村子。传说立村人为褚氏，在此繁衍数代又向西迁,搬到沧口小瓮窑头村东的新入庄（1899年被德国人将村名错记为“西流庄”）居住。褚家人在西流庄的聚居之处，老百姓简称为“褚家”，官府也一度正式登记为“褚家西流庄”，街道、胡同至今保持着百年前的格局。倘若到村里向褚姓老人探问一下，他们就会讲一个褚氏祖先在河南庄村立村的故事，褚氏族谱中也记载着，褚氏先祖自云南迁来山东后，先在掖县落脚,300多年前有个叫褚长志的又迁到即墨李村河南岸，立村“河南庄”，褚氏家族尊褚长志为始祖。长志生有二子连柏和连松,连松的独子永福迁进新入庄，已传了13世;连柏的后人仍居河南，但现在村里已找不到姓褚的人家。今天河南庄村里最大的姓氏为宋氏，因宋氏家谱在1966年“破四旧”中被毁，其家族来历已不能确切考证，只有村民们世代相传的说法是,宋氏祖先宋纲和宋起从云南大槐树下来到山东即墨的盐滩村（今属四方区所辖）落户，居住一段时间后，再迁进河南庄村。现在盐滩村里有一口名为“宋家井”的甜水井，乃是宋家人在盐滩村生活时开凿。宋氏家族到河南庄村落户约有300余年，据辈分推算，从宋纲、宋起来到山东后已繁衍了21代，在河南庄村里分成五大支，约有400户人家。宋氏祖茔坐落在河南庄村东北，占地3亩多，两座高大的坟墓,据推测是最早的祖先宋纲、宋起之墓。
  宋氏搬进村后，上四方村的王方诰也迁进村来。1897年德国人入侵青岛，强迁了会前、大鲍岛等村子，王金魁、王金英兄弟被迫迁离团岛附近的祖居王家村来到河南庄村里。20世纪初期，李村的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吸引了不少外来人口落户到周边村庄,河南庄村里也陆续迁进不少的居民，如1926年从泰安北集坡迁来的张青玉家，1934年由胶州迁来的王福全家,1942年由日照迁来的崔兆仁家,1947年由崂山北宅齐口峪村迁过来的李延青家……经过几百年的繁衍生息，河南庄村形成了一个以宋姓人为主，多姓家族比邻而居，团结和睦、共同发展的新型村庄。
  河南庄村紧邻繁华的李村城区，交通状况随之变得四通八达,称得上是“近水楼台”。1903年建成的山东省首条公路台柳路贴着村东经过，使河南庄的村民百年前就可便捷地上台东，去市里。这段公路现在扩展为六七米宽，路旁行道树已有20余米高，但路两侧的排水沟和一段沙石路面仍保留着百年前老路的韵味;村西则是青岛市的南北重要道路重庆路;村北有近几年修筑的青山路，台柳路与青山路交汇处岔出5个路口，通李村的，通达翁市场的，通浮山路的，通308国道的，通重庆中路的，发达的交通给村子带来无限活力，成为村里发展经济的优越条件。
  河南庄的老村里有两条东西向的主街，村民们称它们为“前街”、“后街”。前街以南主要是近50年来在人口大量增加，村子不断向外扩展的情况下逐渐形成的。过去前街以南住户很少,有几个农家小院簇拥在一起，周围都是些菜园地，人们便称这几户人家为“小南庄”。后街却是河南庄村最古老的一条大街，建村不久就有了雏形。但由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条件所限，农村街道胡同的形成没有规划，一切由着盖房的主人家的性子来，所以街道狭窄、伸展随意，地面凹凸不平。20世纪30年代，青岛市长沈鸿烈十分注重民生，在市郊农村的建设上下了不小的功夫。据1934年《青岛市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建设纪要》中记载，市政府于1933年7月至1934年12月在李村区修补养护道路长达43.28万米，新筑道路长6.85万米，其中有全区百姓受益的新公路9条，通向各小学校的路8条，并将侯家庄、杨哥庄、炉房、戴家、河南庄等25个村内的主要村路按最低3米宽的标准修筑得整齐平坦。修整后的河南庄村后街向东延伸了100多米与台柳路“接轨”，修筑一新的街面可供汽车通行。后街上的重要建筑有宋家祠堂,位于后街西头南侧;再向西不远,后街与大沟的交界处的沟西沿儿上，盖着个小小的土地庙。宋家祠堂占地不大，三间正屋是祭祀祖先的地方，每到年节，前来磕头的五大支宋家男子汉挤满了房间。新中国成立后，没有机会读书的孩子们都有了学上，河南庄村的小学生本是在曲哥庄小学念书的，为接受大量增加的学生，村里把祠堂改成教室，还借用了村民闲房一处，才满足了孩子们迫切学文化的需要。学校办学条件改善后，生产大队利用倒出来的教室办公，后来大队部搬走，又在这里办起了幼儿园，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将房子卖给村中的无房户居住。
  河南庄村老村里较宽大的南北胡同只有一条，位于村子正中，人们通常都叫它“大胡同”。在大胡同与前街交界的十字路口东南的村民宋乃增家院里，长着一棵两搂粗、30米高、百余岁的大杨树，树阴遮盖了100多平方米的地面。老树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树洞，给小鸟们提供了现成的“宿舍”。每到傍晚百鸟投林之际，“房客”们陆续归家，大大的树冠里落满了各种各样的小鸟，还相互交谈着一天的趣闻，一只赛一只的唧唧啾啾，像开鸟类音乐会一般,成为河南庄村的一大景观。到天色黑定了，鸟儿们进入梦乡，顽皮的男孩们就结伴爬树到树洞里摸“家雀”（青岛方言，即麻雀）回来烧着吃；还有的孩子见大树上的鸦雀（青岛方言，即喜鹊）窝很多，还格外庞大,就设法将大鸦雀窝用竹竿捅下来。那些造窝的干树枝可是烧火的好东西,有个孩子捅下一个鸦雀窝来，他妈妈居然用来蒸了两锅馒头！这棵树是河南庄村的骄傲，这一带各村赶流亭集的人回家走到大枣园村时，抬头向东南方向看，就会看到老杨树在远远地向自己注视着，一种安定亲切之感便会油然而生。遗憾的是,1953年，宋乃增家生活困难急需用钱，将老树卖给了青岛火柴厂。
  后街上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叫做“后油坊”，说它重要，是因为后油坊是20世纪初期村里顶尖的“经济实体”。过去的河南庄村经济上不甚富裕，各家各户的生活水平比较均衡,人们的心态也很平和,土改时村里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都很少,运动进行得平稳有序，只对各家的成分进行了划定。这个“顶尖”的后油坊,也只是普通农家小院,3间平房既住人又榨油，与专门榨油的油坊不能同日而语。河南庄村的村民们虽然距李村集如此之近，却很少有到集上去做买卖的，唯有一种制作小磨香油的传统技艺，一些人家靠它搞起了副业。村里家家户户都会炒芝麻榨香油，每到冬闲时要榨点香油自给自足，但以它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家并不多。最红火的时候是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做香油的有20多户，但规模稍大买卖长久且连带着做花生油的,还是后街上的宋家后油坊。河南庄村香油醇厚浓香的诀窍是炒芝麻，芝麻炒得恰到火候，才能榨出味道纯正的香油，出油率才最高。村民们炒芝麻用的是直径80厘米的大铁锅，每做一批香油用40斤芝麻,分成六七次炒；以五六斤芝麻做一锅，“锅头”（青岛方言，灶里的意思）里烧着柴草，锅里用两只铁刮子不断搅动，眼见得白芝麻渐渐变黄、香味四散之时，瞅准火候快速取出，这时要趁热上磨推成糊糊，才能保证香油的香气达到最浓。推芝麻的小磨安在一只大铁锅上，推下的芝麻糊掉入锅里，倒进适量的开水用力搅匀，就可以“撇香油”了。撇香油的主要工具是一只大葫芦，拿个30厘米高、圆润周正的葫芦，双手抱着用葫芦头在芝麻糊上“墩”（青岛方言，击打的意思），使劲“墩”上几十下，芝麻糊里的油就慢慢渗出来；将这层香油用小勺“撇”出来，再抱起葫芦头“墩”。就这样“墩”一会儿“撇”一会儿,一坛晶莹透亮散发着浓郁芝麻香的小磨香油就做出来了。在这香味最为浓郁之时得快快出售，于是一个个香油担子就沿着台柳路上东镇、去市里,从后街向西去阎家山、四方、沧口，逢集赶集，无集串巷走街，那些不做香油的人家受到影响,也挑起香油担子卖香油。
  河南庄村做香油在岛城出了名，河南庄的人卖香油也成了“手”（青岛方言，成了“内行”的意思）。中国传统的集市都是按农历时间排定的，一般五天一个周期，如李村集是“逢二排七”，沧口集是“逢五排十”，卖香油的就跟着这些集日跑，五天中赶浮山所、李村、枣园、沧口四个集，剩下的一天就在市里的街巷中叫卖。据老人们回忆,20世纪30年代，全村100户人家有“四十七条扁担”卖香油，到春节时多达100余条扁担，就连十六七岁的大男孩子也做起了“卖油郎”。但村民家里自产的那点香油只够自销的，不做香油的人家则到东镇油坊去批发回来卖。卖香油的担子很有意思,前后两个篓子，一头是装香油的厚厚的粗瓷坛子，用麦穰和破棉絮包裹了保着温；一头是块石头，起“压沉”（青岛方言,在此处是“平衡”的意思）的作用。称量香油的工具更有趣，不用磅不用秤，用的是几只大小不等的葫芦。取一种专供观赏长不大的小“丫丫”葫芦，切去蒂把，挖空里面的葫芦瓢和种子，即可当作打香油的计量工具。一般要准备可装半斤的、4两的、2两（过去的秤一斤为16两）的几种，预先测量准确，打满一葫芦就是顾客购买的数量。由于不用秤称，香油的比重就很重要，到冬天气温低了，香油生出絮状沉淀，比重增加，小葫芦里装的油就比夏天重一些，所以香油坛子都要好好保温。过去人们生活水平不高，吃香油的少，打半斤油的就是“大户”了，普通人家一次只打2两，那时两个铜子顶一分钱，穷苦人家还有只买20个铜子香油的。有时一个上午走得腿发直，只能卖出半坛子油。村里有位卖过香油的老人回忆说，有一次他跑了一上午，卖的钱只够吃了一顿饭。河南庄村的“香油产业”消失于日军第二次侵略青岛时期。在日军铁蹄的践踏之下,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做香油的买不到芝麻，买香油的连“橡子面”都得日本人配给，哪有钱打香油来吃！河南庄村这个祖传的老行当逐渐萎缩，最后被迫消失。
  青岛解放后，工农业经济快速发展。德国人1903年在青岛建的啤酒厂在1945年收归国有，解放后作为轻工业的重点发展企业，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解决生产啤酒的重要原料啤酒花依赖进口的问题，青岛啤酒厂1950年在李村河南岸青岛师范学校旁征地，建起一座酒花厂,在厂内试植了50亩左右的啤酒花；1951年由市政府出面协调,在杨哥庄、曲哥庄、新村和河南庄4个村子的土地中，选择浇水、施肥都十分方便的优质沙壤地，辟作青岛啤酒厂酒花生产基地，还将这些土地的主人们组织起来成立“酒花生产合作社”，有土地的入社，无土地的也可以以劳力入社，派农业技术员专门指导种植啤酒花。酒花生产合作社是青岛市最早的农业合作社，在酒花合作社的社员热火朝天地学技术、搞竞赛时，新中国的广大农村里刚刚在提倡办农业互助组呢。
  啤酒花,学名“蛇麻花”，多年生草本植物，蔓长6米多,通体密毛,并生有倒锯齿;雌雄异株,雄花细小排成圆锥花序，雌花呈穗状。1079年德国人首先在酿制啤酒时添加了蛇麻花，使啤酒有了清爽的苦味和浓郁的芳香，喝一口齿颊留香、回味悠长，从此蛇麻花就被叫做“啤酒花”，誉为“啤酒的灵魂”。而且啤酒花具有天然的防腐能力，故酿啤酒无需添加任何防腐剂；它含有的异律草酮和酿啤酒的另一种重要原料大麦芽的起泡蛋白形成泡沫，洁白、细腻、挂杯长久，成为啤酒的一大特色,所以啤酒花成为酿造啤酒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青岛市在李村河南岸试种啤酒花取得了成功，酒花生产基地也不断扩大,河南村、东李村、河北村、南庄4个村也都开始种植啤酒花，啤酒花种植面积最多时超过千亩（河南庄一个村种了200亩），完全能够满足青岛啤酒厂的需要。
  啤酒花的作用在啤酒里是不可代替的。喜欢喝啤酒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居住的城市都有了为啤酒而设立的狂欢节日，却很少有人知道啤酒花的管理、采集过程是多么艰苦。啤酒花对土壤的要求较高，要土层深厚、疏松，通气性良好,水肥跟得上去，所以李村一带种啤酒花的千余亩地都是各村最好的,河南庄村北直到李村河汊子的大片肥沃土地，都种植了啤酒花。地里像搭葡萄架似的，一排排竖满了1.8米高的水泥柱妇女在地里摘啤酒花子，拉着8号铁丝供啤酒花长长的蔓儿攀爬;地下的宿根每年春天得重新整理种植，要挖一米见方的坑，多施基肥,平时也要肥料充足、浇水及时;啤酒花的病虫害很多, 以红蜘蛛和毛毛虫为最，在花期以前要不断地打药。酒花合作社里最艰苦的活儿是采集啤酒花。啤酒花开在6~8月份，花朵淡青色，长约3~5厘米，满架满棚开得密密麻麻，像无数个小灯笼悬挂在那里;待淡青的花朵稍稍染上一抹嫩黄时,啤酒花就有九成熟了，得赶快采下来送往酒花厂烘干，啤酒的醇香靠的就是那小灯笼里包裹的花粉,早摘或晚摘酿出的啤酒味道就会打折扣。这是酒花合作社里最忙的季节，又是女社员最辛苦的时候，每天清晨全生产队的妇女都出动了,臂弯里挎着柳条筐子,钻进青枝绿叶纠缠成的花棚,轻摘轻放,手脚敏捷地开始工作;等到臂弯里的筐子摘满了，就倒在地头的麻袋上晾晒着，下午统一装袋送到酒花厂过磅入库。妇女们每人每天可摘150斤左右啤酒花，常常累得腰酸脖子痛,但最让人难受的是“花棚”里的潮湿闷热，花蔓上割得皮肉生痛的倒刺，还有“劈里啪啦”往领口里、头发上掉的红蜘蛛和“巴蛰毛”；有的人还会患“花粉过敏症”，轻则身上红肿瘙痒，重则喘息憋气，得吃药治疗。于是在气温高达30多摄氏度的闷热的三伏天里，摘啤酒花的妇女们不得不“全副武装”起来，包着头，穿起长衣长裤，还要带上套袖，大汗淋漓地在密不透风的花棚里劳作着。男社员负责往酒花厂或登州路的青岛啤酒厂里送啤酒花,一个村在采集高峰时可送到3000-5000斤，这一朵朵的小花里面该包含着社员们多少汗水！原来在誉满世界的青岛啤酒那悠长的香味中，曾汇集着李村河周边8个村子社员们那么艰辛的劳动；那光彩耀眼的奖杯、奖牌后面，站着成千上万个无名的英雄。
  辛勤的劳动也给河南庄村的村民们带来了效益，别的农业社见不到现钱的时候，酒花合作社的社员能分到一点钱;种啤酒花的村子可以到啤酒厂拉回酒糟喂猪;各村的男子汉们常常用地排车往登州路的青岛啤酒厂送啤酒花，有时工人们让他们敞开肚皮喝一顿“饱酒”，临走还有按送花重量配给的成瓶啤酒……这些“特殊待遇”，让社员们直到今天都念念不忘。李村一带的啤酒花种出了成绩，河南庄村的酒花技术员曾赴江西和上海浦东指导过当地生产;20世纪60年代，新疆、上海、江苏、辽宁等地都来购买啤酒花苗，一年要卖出几十万苗（每亩需400苗）。李村一带种啤酒花20余年，直到1985年青岛的啤酒花品种退化严重、病虫害猖獗,而新疆种植啤酒花成了规模，各村才于1985年终止了啤酒花的种植。
  在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河南庄与曲哥庄等村成立了建国高级农业合作社;1958年又和其他66个自然村组成了李村人民公社。当年在生产上搞“大呼隆”、大兵团作战，生活上推行伙食供给制，大办集体食堂、吃大锅饭，“一平二调”的情景老人们还记得清清楚楚;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生产救灾、战胜困难的精神，至今还让人们津津乐道。接下来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所走的曲折道路，留下很多战天斗地的宝贵经验和教训，让大家永远铭记在心。学大寨改山治水,削高坡垫洼地，修水库建平塘,虽然给国家造成不小的损失,但也给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河南庄大队每年都要组织大量的劳力参加冬季农田基本建设，深翻整平土地500多亩，并积极参与了崂山县和李村公社组织的5次大会战。
  农业合作社的农民在耕地
  人们对“大战五里礓”的大会战记得最为深刻。那是在1976年的11月10日，誓师大会在李家上流村西边的田野里召开，李村公社党委书记亲自作动员报告，要求在这次会战中将南、北两个王家上流村到汉河村之间的土地搞成平展展的大寨田。从南、北王家上流到汉河5里地,所以这片上沟下崖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就叫做“五里礓”。各大队都领下了自己的任务，大会上你挑战我迎战，向毛主席表忠心好不热闹。在那次会战中，河南庄村挑选了100余名青壮年组成突击队，工地上扎着席棚作“战地指挥部”；指挥部旁支着铁匠炉，随时给镐、镢、铁钎子淬火；指挥部里设着专门鼓舞士气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河南庄大队分到的是块“黄坚泥”地，不透气不透水,坚硬无比，特别是寒冬腊月里上了冻,一镐刨下去只能钻个小眼,露出白茬子。青年们甩掉棉衣抡着大锤打钎,蚂蚁啃骨头一般一点一点往下啃，用不了多大一会，浑身就冒出热气;那些握惯了镢
  锨的粗糙的大手，也都是血泡累累，一层压着一层。在土最硬的地方得用炸药炸开,然后装小车把高处的泥巴推到低处垫上。河南庄大队为打个漂亮仗，特意与毕家上流、杨家上流大队商量，借房让突击队员们住宿，安下锅灶做饭。杨家上流大队的一位村民对河南庄特别支持，将自家新盖的房子借出来做伙房，令河南庄的乡亲们深受感动。这次会战村里安排得特别好，常言道“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大队派专人出去搞凭票才能买到的猪肉和煤炭，到粮店协商换些面粉、苞米面，村里的白菜、萝卜“敞开”（青岛方言，在此处为“不限量”的意思）往工地上送过来，在当时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这一切简直是不可思议。煤炭分给各家的房东，把炕烧得滚烫，劳累一天的突击队员躺上去,舒服熨帖消除疲劳;伙房里炖着白菜、萝卜，间或还有非季节时令菜的新鲜芹菜，主食不是当时农村当家口粮的地瓜和地瓜干，而是和城镇居民一样，是苞米面和白面。河南庄大队的后勤工作成为大会战中的一个“亮点”，特别是那些回家住宿每天带饭的大队里的社员，更是艳羡不已。大会战搞了两个多月，大队干部为突击队员的生活安排操了两个多月的心；受感动的突击队员们在艰苦的战斗中，没人叫苦没人喊累，把毛主席的“与天斗，其乐无穷”的名言作了完美的诠释。
  河南庄村的村民们很喜欢文体活动，但在过去文化程度低、环境相对闭塞的条件下，只能搞些简单易演的踩高跷、扭秧歌、敲锣鼓等传统节目，每到冬闲时就有喜欢搞公益活动的村民出面，自发组织起来排练，演得还十分红火。1963年，青岛市柳腔剧团下放到河南庄村来体验生活，与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用实际行动来体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无产阶级文艺方针。市柳腔剧团在村里住了一年多，给河南庄村培养出一支出色的业余柳腔演岀队伍,他们手把手地教村民们拉“四弦”（柳腔戏的主要乐器），一字一句地教唱段，一招一式的教舞水袖走台步，河南庄村的青年们像进了高级培训班，有青岛市柳腔界的顶级人物教授唱念做打，这是何等的造化！共青团员们个个积极参与,他们组织义务劳动搞运输,挣了钱置办乐器锣鼓服装道具，把剧团装扮得光鲜耀眼。到了春节，他们带着《杨礼白》、《雪岭雄鹰》等大型柳腔现代戏，用马车拉着服装道具,演员们在马车后跟着，走遍了周边的村镇。他们高质量的演出得到乡亲们交口称赞，演员们也越来越成熟。村剧团直到“文革”时才停止了活动。19世纪末，河南庄村的宋氏家族曾出了个武艺高强、人品正直的响当当的男子汉宋玉琮。他从小习武，不但拳脚功夫了得,还练就一手接发暗器的绝活，平常在村里练武以石头代兵器练习，从来是百发百中。夏秋季节山上野兔、鸟类很多,宋玉琮只带着一根特制的短木棍便上山“狩猎”，只见他左手抓一把沙石向草丛中扬去，草棵子一晃,那野兔刚刚受惊欲逃,宋玉琮的短棍已然应声而至,将那“战利品”不偏不倚打个正着。1903年德国人修筑台柳路，到河南庄村里派工，村里的村长为人老实，害怕惹事，就求宋玉琮代替自己出差去工地干活。宋玉琮对德国侵略者非常痛恨，更不愿给他们出苦力，就偷空儿坐在一旁“磨洋工”。监工的德国兵看到后，捡起一块石头边骂边向宋玉琮身上砸去，谁知宋玉琮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一伸手就把那块石头接住，很随意地将它向身后一扔;德国兵又是一块石头砸过来，宋玉琮依然面不改色把它接在手中。那当兵的见状大怒,再捡石头砸来，宋玉琮这番不再让了，轻轻将它接住，冷冷地说：“再一，再二,没有再三!”扬手欲把石头“返还”回去，德国兵猛地认识到眼前这个中国人不是好惹的，急忙学着中国的礼节又打躬又作揖，满嘴“唔哩哇啦”地求饶,说什么“义和拳、义和拳”，乐得村民们把脸扭到一边偷笑。宋玉琮见状，又好气又好笑地把手里的石头扔掉了。台柳路建成通行后，宋玉琮推着“二把手”小车走到唐家口子（今名双山村）的大上坡处,一个德国兵忙跑过来帮着“拉沿”,仔细一看,竟是当年修路时交过手的那个监工，原来老外也“不打不成交”啊。
  宋玉琮的武艺令人叫绝，他的仗义执言更是为大家称赞，至今河南庄村里传颂着他不少的故事。其时德国人侵占了青岛，强迁村庄驱赶百姓,在中国的土地上按德国城镇的模式打造一个“自由港”，他们雇用中国人修铁路、盖别墅，建起欧陆风情的庭院楼房，但对给他们做苦力的老百姓的疾苦却是不闻不问。有一天，宋玉琮到市区卖完木柴准备回家时，见几个人抬着个伤势很重的男子走来，一个妇女哭哭啼啼地跟在后面。宋玉琮急忙上前探问究竟。原来伤者是朱家洼村的村民，被德国人雇去干活，不知为何触怒了监工的，被劈头盖脸一顿毒打，伤成这样却无人过问。村民们慑于德国人的淫威，不敢上前理论，只好先把伤者抬回家去。听了朱家洼村民的哭诉,看着浑身伤痕的同胞，围观者无不动容，宋玉琮义愤填膺地喊道:“我们天朝人给德国鬼子干活，被他们打伤了没人管，走！找他们当官的说理去！”宋玉琮扛着卖柴的扁担绳子大踏步地在前面走，朱家洼村的村民们抬着受伤的乡邻，后面跟着一大群老百姓，浩浩荡荡地向德国总督府奔去。一路上有不少人听说是到总督府讲理去的,也主动加入到队伍中来为同胞壮胆打气。
  却说宋玉琮带着众人来到总督府门前，被两个守门的哨兵用刺刀挡住去路，宋玉琮双手一摆就把哨兵推到了墙边，众人一拥而入，又被一群持枪的德国兵拦下，双方虽然语言不通，却一齐叫喊起来。吵嚷声惊动了楼上的人，就见一外国人推开窗探出头,操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问道：“怎么回事啊?”宋玉琮见这人能讲中国话，就示意大家安静下来，自己大声向楼上质问道：“我们的人给你们干活，干得不好可以不用，为什么把人打成这样？打伤了还不管死活，家里老婆孩子怎么过？你们还有没有人性?”那外国人问：“你们想怎么办?”宋玉琮理直气壮地说:“打伤人就要治伤，治伤期间得给家属发生活费。” 外国人见宋玉琮说话在理，又见中国老百姓越聚越多，也怕把事情闹大，连忙写个条子,派人把朱家洼村的伤者送到医院去了。与德国人斗争的事情发生后，宋玉琮不畏强权、打抱不平的美名传遍四乡，受到乡亲们的赞扬。
  河南庄村从立村以来，已走过300多年的历程,在安然淡定中度过了那些普普通通的日子。然而,300年的岁月抵不上改革开放的30年，河南庄村突飞猛进的发展，给村民们带来了稳定幸福的生活。1994年6月区划调整归李沧区后，村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2000年10月全体村民“农转非”，2002年撤村设居，河南庄村成为河南庄社区，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华丽转身。
  （根据王洪秋、王洪春、宋乃桃、宋乃黄、宋乃增等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