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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蜿蜒的李村河发源自石门山脉的卧驼山中，汇集各路山水至沧口南侧入胶州湾，流程16.7公里。她那甘甜清洌的河水像母亲的乳汁，滋润灌溉着沿河的禾苗蔬果，养育着这方土地上的黎民百姓。人们像儿女依偎在母亲的身边一般,把自己的安身之处选择在李村河的两岸。环绕着李村河沿岸，散落着大大小小几十个村落,
  鸟瞰图人们根据村子的位置，将河源头两边的5个村子称为“上流”，如毕家上流村、杨家上流村、李家上流村;将离源头稍有点距离的4个村子称为“下河”，如于家下河村、王家下河村、刘家下河村。其实“上流”和“下河”共9个村庄都坐落在李村河的上游，杨家上流村更为靠前,村子离李村河的发源处只有千余米。
  杨家上流村是一个小山村,房舍依山而建，村民傍水而居，村中人家70%都姓杨。据《杨氏族谱》记载，明代正统年间(1436—1449),杨氏祖先守宅从云南移民来到即墨，见石门山脉自东向西逶迤而来，山势峻峭，植被茂密,一股好水顺山势滔滔南流,杨守宅便在这山明水秀的卧驼山前向阳坡上、河流的西岸，搭建茅舍定居下来。杨氏家族在此繁衍生息500余年，已生有21代子孙。约200年前，相邻的毕家上流村毕氏、登瀛村的王氏陆续迁进村来，也已繁衍到第十三世,成为村中另外两个较大的姓氏。据老人们讲，在过去那少医无药、生活困苦的年代里,婴儿的成活率非常低，杨家上流村百年前仅有三五十户人家。查阅青岛市档案馆馆藏资料可见,1934年时的杨家上流村虽已立村400年，却只发展到73户、462口人;20世纪50年代,又有姚、朱等姓氏陆续迁进村来；到20世纪80年代时，村中人口发展较快，已有165户，近700口人;现在村里已达到280户、700余人。
  杨家上流村北的卧驼山上茂密的苍松刺槐，如浓绿色的屏障遮挡着北来的朔风;村东边是青岛市区最大的水系——李村河。在这里她还是一个娇憨的妙龄少女，刚刚走出卧驼山几十米深的山涧，钻过连接杨家上流和毕家上流两村的石桥，流进宽宽的河床，开始了与人类的亲密接触。在20世纪60年代，这段河床尚宽逾百尺,1966年，当时的李村公社修建水库截断了水流后，河床变为12米宽，
  李村河边的老杨树
  河水也不再湍急激荡，大部分时间，她恬淡平静地前行, 过杨家上流村南再转身向西南方向流经李村，直奔胶州湾而去。
  杨家上流村的村貌很有特点，一是村子依山势而建,随山势起伏，整个村前低后高,前后落差足有5米之多,站在村后街上南望,村前民居的屋脊尽收眼底;第二个特点是，村中房舍方向不像中国传统建筑讲究坐北朝南，普通百姓的住宅向东南方向略略偏一点，而杨家上流村的民居向东南偏得较大;第三个特点是村民的住宅围墙大都是用厚约五六厘米的花岗岩石页砌成,砖一般厚薄,瓦一般长短，色泽浅淡均匀整齐。这真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以大山为家的百姓就地取材，营造出浓浓的山野之气。这种感觉在村子中央的东西大街上最为强烈，街的南北两侧及胡同深处，凡目光所及之处皆是光滑润泽的石板墙，围着矮小古朴的老屋,间或有青枝绿叶自石板墙上探出头来。这是村里最古老的街道，横贯村子东西,现在人们称它“后街”，是因为近年来村中居民渐多，住宅向四面扩展，不但将这条老街由原来的90米长延伸为120米，还在村南村北各形成了一条街，人们将村南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那条街叫做“前街”，高高地横亘在村北的那条叫做“大街”。大街东头有座小桥横跨李村河，将杨家上流村与毕家上流村连接了起来——这是李村河泱泱16.7公里流程中的第一座桥，此桥修建于
  1933年修建的连接毕家上流与杨家上流的老桥
  1933年。桥的西头，在杨家上流村界内，盖着一座小土地庙，驻守在这座庙里的土地爷爷势力好大，他要管着毕家上流与杨家上流两个村的村民们的生生死死、福祸灾妄，承受两个村的香火，这也是杨家上流村不同于其他村庄之处。
  过去村里最重要的街是后街。后街东窄西宽，东头宽约两米，西头宽约4米，呈喇叭口状，人们便又叫它“喇叭街”。几百年前村里老人们就说喇叭街“不好过日子”，所以祖辈们在喇叭街西头、路的南侧盖了一座小小的关帝庙,镇住这个收不住的“喇叭口”。这座关帝庙很小，长约两米出头，宽不足两米，起着石头台子，扣几行青色小鱼鳞瓦，庙门向北，一进庙门就是神台，杨家上流村的家庙旧址上立着80厘米高的关公、周仓和关平的塑像。别看关帝庙小，可负着压邪兴村的重任,村民们对关公也寄托着厚望,烧香祭拜十分虔诚。因为庙小，又紧在大街口上，村民们的祭拜仪式便在喇叭街上进行。在街的北侧正对着关帝庙门有一块一间屋大小的空地，上面有一块大石头，来祭拜的村民就在这块石头上烧纸焚香，以大石作“香炉”，隔着一条街叩拜关公，成为杨家上流村的又一特色。后街的西头，是村中杨氏家族的祠堂,祠堂是3间百年老屋，青砖青瓦，屋脊两头起着翘角，小平口下是几层石条。直到今天，村委的仓库里还珍藏着上百年的每逢春节才张挂在祠堂里的“轴子”，这是杨家子孙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冒着风险把它保护下来的，今天已成了村中宝贵的文物，成了镇村之宝。
  毛杨路东、后街的南侧，是百年老校公立杨家上流初级小学的旧址。小学建于1914年4月，名字叫做“公立杨家上流蒙养学堂”，毕家上流村和李家上流村的孩子也来这里读书。过去各村的“洋学堂”大都借用祠堂或租用民房，唯有设在杨家上流村的这所小学是为数不多的政府拨款盖的官产学校。据档案资料记载,20世纪30年代李村区所辖的93个村中，共有中学1处（李村中学）、完全小学20处、初级小学11处，各校附设的分校40处。在大大小小的72处中小学中，官产学校只有4处,杨家上流村的小学即是其中之一。国民政府曾在普及农村教育上采取了不少的措施。如1933年10月岀台的《青岛市教育局乡区小学充实学额暂行办法》，就是为在乡村逐渐实行义务教育而制定的，青岛市教育局要求各乡区建设办事处每学年开学后一周内，要派员到各小学调查，将应上学却未到校的学生调查上报，编成《补充学额名册》，由各村长按册入户动员上学,劝说无效即报告办事处，办事处研究对其家长处以1元以上10元以下罚款。1934年春季开学后，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公布了30名应上学而未到校的学生及家长名单,宣布分别对他们罚款3-10元，那时农民一年的生活费大约在30元左右,这笔罚款一般农户可拿不起,于是大部分孩子立即进校门就学。其实办事处要处以罚款本是“敲山震虎”之意，学龄儿童就学的目的达到了，又宣布免罚。这个措施十分奏效,学龄儿童包括女孩都进了校门,有的小学甚至拥挤不堪，学生达到原来的数倍。为给孩子们改善学习环境,市政府又连年拨下资金盖学校,修运动场,并提倡社会各界大力助学。只有4间教室的杨家上流小学也在1934年5月得到扩建,政府拨款3150元,加盖新式平房3间,办公室1间，宿舍1间，厨房、厕所各1间，杨家上流小学初具规模。在建设过程中，村民们也都踊跃捐款捐物。教室完工后，政府在校园里立碑为志，将捐赠助学的人名一一镌刻其上。校舍扩大后，设了5个班——还在毕家上流村设分校加了一个班，在读学生226人。近在咫尺的学校让农家的子女得到读书的机会，自1932年起,村里有读书要求的青壮年们也受益匪浅,学校里办起民众学校，开办成年人的识字班。民众学校每年开办春秋两期，晚上7时至9时上课，每期开课4个月，政府每月拨款12元给学员们购买笔墨纸张等学习用品。1934年，杨家上流村共有35名男子进夜校学文化，小学校长赵光炘兼任民众学校的校长，两名教师兼着教课。
  1938年日军第二次侵占青岛后，学校被迫停课；日本人为加强对中国人的奴化教育，于1939年又强令各校复课。1944年，日本海军陆战队开进杨家上流村，把学校做了营房，孩子们再次被赶出校园。1945年的元旦，
  142——日军在学校校长室门前搭起戏台子,戴着面具表演歌舞,吸引了全村老少都去学校里看稀罕，那浓浓的异国风情的舞姿和悠长怪异的唱腔,让村民们颇有些消化不了。也难怪日本人的歌舞入不了杨家上流村村民的眼，这个村的老百姓对表演水平的要求可是相当高。过去李村一带曾有“毕家的秧歌杨家的船，王家的小子会打拳”之说,杨家上流村跑的旱船，扭的秧歌，是千锤百炼磨出来的，世世代代载歌载舞扭秧歌,3岁的孩子也带着扭秧歌的基因。就在日本人“关公面前耍大刀”，“杨家门口舞水袖”之时，村里出了一个最善唱的“秧歌头”毕序沧。毕序沧不但嗓音嘹亮能压住场，最拿手的是他唱戏没有脚本，走到哪里眼前的景致随口道来,便是句句合辙、字字押韵，又是那么切合事实。至今老人们还记着毕序沧唱秧歌时的精彩句子。如抗战时期，日军不断地来村里讨伐骚扰，搞得老百姓焦头烂额。后来村里选了一位村长王克生，此人精明谦和特别会办事，日军来到村里，只要他岀面应付，那真叫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曾为村里出了不少力。毕序沧这年春节带着秧歌队在村里走街串巷的正扭得欢，恰恰来到王克生门前，毕序沧指挥着演员们在他家门口踏着圆场翩翩起舞，自己就放声唱道：“王克生当村长大家赞成，他保的两方面没有事情……”毕序沧道出了大家的一片感激之情，那些感情丰沛的秧歌调大家至今仍能吟唱。
  杨家上流村中有一条自北向南延伸出村的柏油马路，村民们叫它“毛杨路”——从杨家上流村通往毛公地村。因村中房屋偏东南的角度稍大,造成人的视觉偏差,总感到这条路是从东北斜刺而来，向西南方向走去。如今的128路公交车的终点站就设在村北大街的西端。此路修建于1932年，档案资料中称其为“毕公路”。1934年《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建设纪要》载：“本路线起于毕家上流庄,经杨家上流庄、李家上流庄至毛公地,接于台柳路,为毕埠路联络交通之捷径。于1932年9月17日开工，至11月13日完工，全路延长2910公尺，宽5公尺,计面积14550平方公尺，并修筑涵洞7座，沿路均系土质，平坦稳固行车最便，总计工料用款189.50元。” 《纪要》上还记载,这条路是征调了沿路毛公地、苏家、庄子、尤家下河、刘家下河、王家下河、于家下河及李家上流共8个村的村民,按家中田地的多少安排出工、公家出资购买材料、用两个月的时间修成的。
  杨家上流村的村民没有参与毕公路的修筑，却参加了更为艰苦的另一项工程——毕埠路的修建。毕埠路也于1932年9月17日破土动工，自毕家上流村经杨家上流村北向西，走南北王家上流、上臧、炉房、长涧、佛耳崖、麦坡等村至下王埠村。这原是一条山间羊肠小道，崎岖难行却又是各村出行的必经之路,农民们生产的水果蔬菜都是经这条山路用独轮车运输出山。交通的不便妨碍了乡村经济的发展,1932年4月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成立后，首先计划开辟公路、修筑村路。筑路用的炸药、水泥、石料及石瓦匠的费用由市政府拨款,小工、壮工从附近村庄征用,《青岛市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建设纪要》记载:“官出资民出力，各路俱是官民合作，用款少成功多，可为自治先导。预计3年之内则乡区之道路网可以全部完成”。祖祖辈辈被交通所困的老百姓对政府这一利民之举非常拥护，征用民夫的时候，沿途的毕家上流、杨家上流等13个村的村民无不踊跃参加，他们没白带黑，尽心尽力，逢山炸石、遇水搭桥，仅用7个月的时间，就于1933年4月30日就将毕埠路修筑成功。这条路在山坡上岩石间蜿蜒7.03公里，宽5米，单看这段路上大小10座桥梁、19个石砌涵洞、5个管道涵洞、两道石坝,就可以知道修路时开山劈石的艰难。据档案记载，市政府投资3929元,是李村地区自1932年修路以来工期最长、耗资最大的一条公路。毕公路和毕埠路的修筑，拉近了杨家上流村和外面世界的距离，推动了村子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发展。1990年村里又每户集资30元,将这条建成近70年的老公路通过村中的那段铺了柏油，修缮一新，使这个小巧的山村村貌变得清新干净起来。
  杨家上流村后面是石门山脉的卧驼山，山上巉岩峨嵯，山势陡峻。当年卧驼山南坡有1000余亩山林属杨家上流村所有,虽然山林地贫瘠不宜耕种，但山上茂密的松林、齐胸深的山草和散发着清香的丹参、桔梗、远志、何首乌等几十种中药材，也能给这个不甚富裕的小山村村民们一点补贴。秋季，家家户户上山拾松球、割山草换个零花钱，还能解决自家的烧柴;村里有两三户人家长年上山采药材，几乎成了采药专业户。20世纪六七十年代，割山草是大队重要的副业，都是有组织地上山割草送到收草的单位去卖。有一年，收草过磅的师傅忽然发现在山草中有棵人参苗，他急忙问这草是在哪里割的？可惜割草的那位村民虽然自小与山为伴,却不认识人参长的啥模样，每天只顾闷头捡那茂盛的草丛挥舞镰刀，哪还记得在何处割的这堆山草。失去了枝叶标志的人参静静地藏在地底下,而这位村民与宝贝就这样失之交臂。
  其实石门山上有野生人参，从老一辈就不断地传说着，杨家上流村还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石门山上曾经有个石门庙，庙里的老和尚带着几个徒弟在庙里苦苦修行。一天晚上，老和尚正在佛堂打坐诵经，忽然听见后边僧舍里传来一阵孩子嬉笑游戏的声音。老和尚很是奇怪，这深山僻壤里人迹罕至，况且又是晚上,何处来的孩子嬉闹？第二天他就唤来小徒弟询问。小徒弟向师父一一禀报说，近日里常有一小孩来庙里找他玩耍，每次来都在月明风清之夜，玩到三更天小孩就出庙回家，还真不知这孩子家住何处，是何来历。这天晚上，老和尚又听见小孩与小和尚的嬉笑声,便放下诵经的功课抽身去后院察看,见一白白胖胖的小男孩,头上扎着两个朝天髽鬏儿，身穿一件大红小袄、葱绿色的裤子，满面春风地和小和尚笑得正欢。老和尚心中暗暗思忖，一个小小的童儿，夤夜在深山里出没，非妖即怪。但看他神色柔和可亲，目光灵动善良，印堂间蕴含着一团正气，莫非是人们常说的“崂山真参”？听说崂山真参千年才能幻化成人形，吃了后不但能增寿长生，还能得道升天。老和尚坏心陡起，便做出一副亲切慈祥的笑脸对小和尚说:“要想知道这孩子的住处不难,我给你个红线团，他再来庙里和你玩时，想法把红线悄悄地拴在他身上，顺着线找到他,你就上他家找他玩去。”小和尚为找到小伙伴的家，还真的设法把红线拴在小男孩身上，老和尚顺藤摸瓜，毫不费力地挖到了这棵被红线锁住的千年山参，又背着众徒弟在自己禅房里煮成一碗参汤，想一个人偷偷吃了升天做个长生不老的神仙。老和尚兴奋地抱着钵子正待服下这碗参汤，忽听门外徒弟唤声颇急,他只好放下汤钵，掩上禅门去佛堂看看。及至老和尚处理完事情回到禅房,却见那化缘的钵子打翻在地，人参不见了，庙里养着看门的大黄狗正在意犹未尽地舔着地上的汁水，唧唧有声呢。老和尚的光头霎时涨得有笆斗大，他气急败坏地抓件东西，就挥着向黄狗打去，谁知那畜生吃了人参身子变得燕子般轻巧，竟飞出禅房越过庙墙,悠悠地飘到对面山顶上去了，留下一个老和尚犹自在那里捶胸顿足。从那以后,石门山上就出了怪事,人们常在月圆之夜看见那只偷吃老和尚人参的黄狗，站在山顶上雄视四周，却听不到它丝毫的声音，但每次人们听到它发出一声狂吠时，第二天石门庙里准会死一个和尚。不上几年，随着大黄狗不祥的叫声，和尚们一个个归了西方极乐世界，再也无人敢进庙里去，石门庙便废弃了。石门庙一直荒芜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林区办公室在庙堂里办公,才又把废庙利用起来。
  卧驼山上这大片山林，过去分属周围好多村的私人所有，各家都雇了看山的看着自家的林子,家境差的几家合伙盖间看山屋，一起雇上个人看山，只在山南麓就有姜家庵子、葛子庵、苏家庵子等看山屋，后来都发展成了小村落。看山人简陋的茅草庵子里，常有不速之客光临，像那生着吓人的模样却没有毒、咬一口也不打紧的花蛇，三角头灰身子、毒性能致人死命的蝮蛇,都是看山人家中的常客。卧驼山上的蛇类可真够多的，曾有3个少年上山打死一条手臂粗的大蛇，抬下山来一称竟有8斤多重;有一个看山人被蝮蛇咬后，在医院里抢救了8天才捡回一条命。还有个看山的，平时将烟叶放在一只鞋盒子里，这天取烟吸时，掀开烟叶一堆蛇蛋赫然躺在鞋盒子底下！ 倘若晚些时候发现,恐怕他的看山屋子就变成蛇的“幼儿园”了。过去卧驼山上不但蛇多,狼也多，狼在饥饿的时候常到人居住的地方出没。这一带都知道“苏大嫚”斗狼的故事。说的是在“棉花疅”旁的苏家庵子，雇着苏大嫚看山。请一个女子在深山老林里独自担当着一方山林的平安重责，这在崂山的看山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苏大嫚生得不是那么人高马大，但她特能吃苦耐劳，多年的看山生活更造就了她大胆豪放的性格,真叫是天不怕地不怕。一天，她的看山屋边来了一只狼，正东闻闻西嗅嗅地向屋子走来，苏大嫚一眼看到，抄起扁担便扫将过去,那狼不备吃了一扁担，一个高蹿起来往回跑,苏大嫚高擎扁担就追,这时她才看出这只狼好大好壮，它正跑进了苏大嫚开荒种的地瓜地里，一步居然迈过7个地瓜岭, 步长足足两米半有余，说话间就要窜进林子。别看这苏大嫚
  是个女流之辈,临危却毫不畏惧，她在一垄垄地瓜岭上连跳加蹦，电光火石之间就到了那狼身边，一扁担打个正着，那狼哼也未哼一声就死在那里。有个夏夜,大家都热得到场院里睡觉,苏大嫚那天也在村里，她还和乡亲们开玩笑说，上中间去睡，别叫狼叼了去。睡到半夜，苏大嫚
  身上一阵刺痛把她痛醒，只觉身子还不断地打着颤在地上扫来扫去。她睁眼一看,原来自己真在狼嘴里叼着，快被拖出村去了。她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挣了几挣，非但没有挣脱，被狼嘴咬着的地方更为疼痛。由于她身子扭了几下,狼嘴便有点咬不大住，一下子松了口，大约是想换换口另找个地方叼着,那狼张大嘴正向苏大嫚身上插下去，说时迟那时快，苏大嫚叉开五指向狼嘴里只一抓，就死死地揪住了狼的舌头，向外使劲地拉。那狼负疼，矬着身子向后挣,却是越挣越疼,僵持许久，苏大嫚渐渐力气不支，手指稍一松，那狼拼命一挣,头也不回地窜进林子里去了。苏大嫚勇斗野狼的故事传遍了石门山一带的山村,大家请她看山就更放心了。随着人烟愈来愈稠密,卧驼山上的野兽愈来愈少,人们上山砍柴采药胆子也大起来。日军第二次侵占青岛后，强征各村村民在青岛的各个山头打了深深浅浅的许多山洞，杨家上流村的青壮年也常常被征了去挖洞，有的上崂山里，有的就在村后的卧驼山南麓老屋涧的半山腰上挖了好几个月。老屋涧上那座山洞口朝南，深约六七
  老屋涧半山腰上的山洞
  米，宽约4米，高有两米多，里面阳光充足、冬暖夏凉，待挖好了山洞时，日军就投了降，挖好的山洞也未派上用场。到20世纪50年代初，毕家上流村有个小伙儿要结婚，家里却无钱盖新房,这对小夫妻的胆子也够大,竟跑到老屋涧的山洞里去，把山洞一间两开，分成里外卧室、灶间，安上门窗，在里面拜了天地、入了洞房，搞得附近村民无不称奇。那对小夫妻在山上生儿育女住了好几年，却既无蛇类骚扰,亦无野狼恐吓,居然安安稳稳地过着小日子。
  杨家上流村的村民老实本分，父老乡亲们本就是一家一道的，和睦相处互相尊重，村里少有争争吵吵的事情发生。村民们自豪地说，我们村自古就是个“和平村”。
  村中土地以山林地为主,可耕地也多是些山岭薄地，费力多收成少，所以村民生活比相邻各村如毕家上流村，南、北王家上流村要差一些。1951年土地改革时，根据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杨家上流村不但找不岀一户地主，连富农也没划出一家;村中贫农分得村前青台山的土地，是县里从李家上流村调配来的。山岭地种麦子收成太低，村民们长年用地瓜和地瓜干果腹,每年三月青黄不接时,许多人家连地瓜干都没得吃，依靠挖野菜、撸树叶度日。1942年至1945年连年天旱少雨，杨家上流村的粮食几乎绝产，家有10余亩地的富裕户也吃不上地瓜干，1岁多的小孩见到地瓜干竟馋得哇哇大哭。那年的地瓜蔓长得只有尺把长，人们把地瓜蔓上磨磨成粉，成了最金贵的食物。熬过漫长的冬季，盼到春草发芽的时候,卧驼山上的野菜却都旱死了,全村人能行动的纷纷外出,走出老远的地方挖野菜、摘树叶,不管是苦的、涩的、毛茸茸带刺的，看着像能入口的东西就挖、就摘，挖到篮里就是菜。为去除野菜、树叶的毒性，家家户户的女人忙着对它们“深加工”：用开水先焯一遍，再拿到村东的河里一遍一遍地淘洗，久旱的李村河已变成细流，两边围满了淘菜的女人们，那条细细的水流竟然被野菜汁染成绿色，流出近百米水色才渐渐变浅。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杨家上流村就自发地成立了一个生产互助组。村里有9户贫农想组织起来互相帮助发展生产，但苦于少农具缺牲口，便约请5户中农参加互助组。这几户中农很痛快地就带着两头骡子、两头驴和全套的农具入了互助组，这14户人家的互助组在这一带的村里应算最早的了，给大家做了个好榜样。
  1958年崂山县成立李村人民公社，杨家上流村和毕家上流村组成一个生产大队，属李村公社所辖。公社有一个宏伟的规划,要将位于山沟沟里的10多个村子全部迁到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宜于人居的于家下河村一带。久居山沟的村民们很拥护这个规划，并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迁村的筹备工作中去。于是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激动人心的口号中，各村组织了青壮年突击队爬上卧驼山的“围子顶”，把先人们为抵御'红胡子”修筑的防御工事——围墙上的大石拆下,硬是凭一副铁肩一块一块地扛下山去，运到于家下河村的西山，要在这里建成一片苏联老大哥集体农庄式的住宅楼，实现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生活。当年的这些突击队队员，如今已成为七八十岁的老人了,谈起这些好似笑话的往事，个个感叹不已。其中,有些许自嘲当年的傻气,也有些许对当年冲天豪气的留恋。
  那时候大队的副业一是种梨树，二是搞运输,而且运输工具主要靠小推车。每年梨子成熟的时候，也是运输队最累的时候，出门进门都是满载。根据上级统一安排,各村要把水果送到市果品公司分配出售，于是杨家上流村每天出10辆小推车,10个村民每人一辆，推着满载崂山窝梨的小车鱼贯出村，沿毛杨路上台柳路，将清香扑鼻的梨子气味一路洒到东镇的利津路果品仓库，然后小车队走曹县路、杭州路过四方北岭，到达水清沟的第二粮库,再装上面粉运到李村粮库。这一路绕个大圈，足足要走七八十里，整整推一天车子。待到刨完地瓜交公粮时，小推车装的是刚从坡里刨回来的鲜地瓜，白生生的瓜瓢披着大红袍子，散发着泥土气息——杨家上流村山坡地上用崂山水浇出来的地瓜分外香甜。那10辆小推车每辆都垛着4个鼓鼓囊囊的大麻袋，每只麻袋里是150斤大地瓜。送地瓜常常是直接送到市区的居委会或居民的大院里，省略了进粮库转粮店的手续。当村民们推着小车走进大院时，居民们早就接到通知排起队等着了，粮店的会计甚至已经给前面的几个人把粮证都填好了，5斤地瓜顶1斤粗粮，只等地瓜一来就取走。居民们有的推着藤编的婴儿车,有的拖着自造的“钢铃车”，每户人家至少要买回一二百斤，因为一年就供应一次鲜地瓜,卖过这一次后就只供应地瓜干了。那些排队的大嫂还不忘向推小车来的“司机”们打听，地瓜是哪里的？你们是哪村的？于是“司机”们的豪情一下子上来了，很“展扬”（青岛方言，“自豪、骄傲”的意思，但以“骄傲”成分居多）地说:“崂山里的地瓜，'情好’（青岛方言，“放心吧”的意思）吧,快回去吃吧！”卸完车的村民正在马路上往回走着呢，后面传来一片清脆的“哗啦哗啦”的金属撞击声,买到杨家上流村红皮大地瓜的居民们，拖着哗哗作响的“钢铃车”飞快地从小车队身边滑行而过。当年，用“钢铃车”去买供应的鲜地瓜是青岛市的市井一景,至今还留给青岛市区的居民们一个很美的回忆。2004年，杨家上流村全体村民办理“农转非”，生活也早就富裕起来，早年的主食地瓜成了偶尔解馋的稀罕物,是受欢迎的绿色食品，于是50年前为城市居民送地瓜的往事就时不时地让当年小推车“司机”们怀念着了。
  1958年是个丰收年，粮菜水果收成都是出奇的好，更加鼓舞了人们实现理想的斗志，当时有一首歌儿唱得好:“跃进跃进大跃进，快马加鞭向前进，十五年内赶上英国，中国人民有信心。”共产主义似乎就在眼前，村里托儿所、敬老院建起来了，大队食堂吃饭不要钱各取所需。因为不需要把粮食分到各户去，便遵照上级指示就地挖沟,把丰收的地瓜直接埋在田里储存,造成大批的地瓜冻、烂在地里。到转过年来育地瓜苗时,新的问题出现了——过去农民家里很少生火炉取暖，火炕就是冬天的热源,到春天把地瓜畦在炕头上，每天做饭烧热了炕就可保证需要的7℃的室温。但这一年是在食堂里吃大锅饭,社员家里不做饭也不分配烧草,家里锅冷炕凉，温度太低,就把地瓜畦放在院里向阳处，盖上几层草帘子保温。岂料一场春雨浸泡，一场倒春寒降温,村民们眼看着地瓜烂了，芽子发不出来，育出的地瓜苗仅够栽一半的田，无苗可栽的那一半只好种上养麦。养麦的产量很低,又不合青岛本地人的口味，缺粮的迹象渐渐凸现。
  1960年,山东省特别是青岛地区严重的灾情受到中央的关注,全国各地都向青岛伸出援助之手。11月，华东局组织了五省一市（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五省和上海市）党政军民慰问团慰问灾区，其中上海市慰问团带着粮食、棉衣等大批救灾物资,深入受灾最严重的即墨、胶县等地进行慰问。为了度荒,青岛市的机关、工厂、商店、学校等各单位都成立了生产救灾领导小组,想方设法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崂山郊区区委生产救灾指挥部组织社员开展生产自救和互助互济活动，干部们定期走访农户，发现问题当即处理。据崂山档案馆馆藏资料记载,为解决迫在眉睫的吃饭问题，区委派人到村里蹲点，大抓春菜生产,动员农民多种早熟作物,到山上采集代食品，还用地瓜蔓、豆角皮、花生蔓、茅草根等制造“无粮淀粉”，想方设法为老百姓解决吃的,带领大家度过了困难时期。郊区区委根据中央的部署，整风整社，整顿了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及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农村工作上的错误得到纠正。1961年，崂山郊区改为崂山县后，根据中央颁布的《农业六十条》的精神和省委的部署，调整了生产大队的规模,全县由208个大队分为435个大队，本是一个大队的杨家上流村和毕家上流村也分开了，杨家上流村成了一个独立的生产大队。常言道“船小掉头快”，队小也好领导、好安排,根据《农业六十条》精神，各生产大队实行了独立核算，明确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的权力和职责，巩固了“四固定”（定牲畜、定农具、定土地、定劳力）、“一奖”（超产提成奖励）制度，发展了“三包”（包产、包工、包成本）的生产管理方式。人民公社的整顿调整和中央的新政策，大大地提高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开始得到较快的发展。
  贫瘠的土地和缺水的现状，一直阻碍着杨家上流村前进的脚步，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这个难题得到一部分破解。1965年，“农业学大寨”的高潮首先在北京、唐山和山西掀起，大寨人“与天斗与地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事迹不断见诸报端。1965年11月，青岛市委组织各区（县）书记赴先进地区参观学习，利用一周的时间跑了11个县，参观了24个大队，向这些先进单位取经。1966年1月，青岛市即在全市范围内广为宣传，积极落实，将学大寨运动在各公社铺开。山西、北京等地学大寨先进单位的条件与崂山县山区各村的条件非常相似，如山西榆县处于“大雨满山流，无雨渴死牛”的山区，在1965年165天无雨的大旱情中，担水抗旱61万担，行程41万里，坚持担水83天浇地680亩，在大旱之年得到每亩产粮650斤的好收成。他们自豪地说：“今年丰收靠的是大寨精神，革命干劲，一条扁担两个肩膀，没有老天爷的份。”榆县人下决心改变“土如珍珠水似油，遍山遍地大石头”的恶劣耕种条件，把荒山改造成良田。他们像大寨人那样在青石板上造田，大寨是“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夺高产”，榆县人曾为改造二分地用350个工,他们说，百年大计，整田造地没有什么合算不合算。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李村公社决定在李村河的源头处，借卧驼山几十米深的天然沟壑,修筑拦河大坝截住水流,造一座储水的大水库——毕家上流水库，以解决几千亩山坡地的浇水难题。公社请来崂山县水利局的技术人员作指导,组织了下辖的52个大队社员，利用冬闲时间，开始了这个艰难的工程。在卧驼山的山涧里选好大坝的位置后，将山石上的沙土一锨一镢地挖出来，直到见到山体的巨石，再用山下运上来的黏土垒大坝。村民们像过去农家盖房一样,将搅拌好的黄黏土一层层夯实砸紧,一层层向上垒，黏性很大的黄土变得异常坚固。这座水库修了整整8年，每年农闲时，公社便安排各村社员上山，没有先进的机械设备，没有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凭着一双双生着老茧的手、一副副坚实的肩膀，一座长200米、宽100米、蓄水100万立方米的水库于1972年竣工了。周围村子都受益，但以水库的近邻毕家上流村和杨家上流村感受最为深刻。没有水库时，杨家上流村的村民每年每人平均只能分到二三十斤小麦,水库修成后浇地方便，增加了小麦的种植面积，村民们每年分配的小麦增加到70斤;得到水灌溉的地瓜也大幅度增产，大家的口粮亦随着增加，每人每年可分到1500斤地瓜。这一带的农村
  —157——虽然仍以地瓜为主食，但缺粮挨饿淘野菜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到20世纪70年代末，杨家上流大队的工分值每分提高到1角钱,一天记12分的整劳动力，出工一天可得1.2元钱，这对多年贫困的山村村民来说，当时已经感到较为满足了。
  在20世纪70年代，青岛地区改山造田兴修水利达到高潮。越是冬闲越不闲，漫山遍野随处可见猎猎的红旗和忘我劳动的人群。杨家上流大队在村东的李村河底挖成大口井,截住潜流浇地，修成扬水站输水，100多亩少水的农田得到充分的灌溉，产量得到增加。村民们还参加了由公社统一组织的改造青台山的战斗。青台山在杨家上流村东南方,相距千米左右,过去属李家上流村所有,它的名字是由颇有韵味的“青苔山”演化而来。因半山腰石坡上有个一米多长、半米多宽的天然石坑,石缝中源源不绝渗出的清凉山水注入坑内，石坑从未干涸过。山水满坑则外溢，下流成溪，背阴坡上润泽潮湿、青苔点点，故而老百姓称其为“青苔山”。青台山海拔179米，山北300多米处有3个山头，人称“一顶二顶三顶”。过去山上石头裸露树木稀少，开出来的庄稼地沙砾多土质少,在造青台山大寨田时几乎把这片地翻了个个儿。村民们先用炸药把“黄沙盖子”炸开，挖出沙石运走，再从别处推来好土覆盖上，把青台山西坡的山地整成一片平展展的优质地，覆盖的土层足足有40厘米厚，当年种的小麦亩产就达600余斤,创历史之最。时光的步履匆匆走进21世纪，杨家上流村与时俱进,昔日的贫穷山村今天已完全改变了模样。而真正的巨变马上就会来临，杨家上流村的旧村改造已经纳入政府的规划,不日即将实施，村民们期盼着的新生活越来越近，幸福的明天就在眼前。
  （根据杨廷钦、杨世润、杨世询、杨世海、杨泽武等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