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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水路街道概况
  九水路街道位于李沧区东部,西靠青银高速公路与虎山路街道、浮山路街道为邻，北与城阳区交界,南部和东部均与崂山区接壤，辖区面积29.7平方公里，约占全区面积的三分之一，历史上曾是传统的农业生产地区，也是青岛市市内四区村庄最多、面积最大、外资企业最多的街道;所辖的20个村庄（毕家上流村、杨家上流村、北王家上流村、南王家上流村、李家上流村、于家下河村、王家下河村、尤家下河村、毛公地村、刘家下河村、戴家村、上臧村、长涧村、炉房村、庄子村、苏家村、郑庄村、佛耳崖村、麦坡村、侯家庄村）已于2004年10月全部改称为社区。辖区常住人口2.4万余人，其中男性1.3万人、女性1.1万人，暂住人口1.2万人；常住人口中除汉族外，还有朝鲜族等少数民族人口95人。
  九水路街道三面环山，中间低平，以丘陵为主，李村河从辖区内流过;青银高速公路和九水东路、金水路纵横穿越其中，与黑龙江中路、重庆中路衔接;另有天水路、东川路、合川路、汉川路、惠水路和宾川路等纵横交错的道路;设有112路、113路、128路、130路、303路、361路、365路等多条公交线路，道路交通条件比较优越；四零一医院北院区处于街道中心位置。辖区内有酒店管理学院、恒星学院、体育学院、第六十四中学、广水路小学、徐水路小学、惠水路小学、天水路小学、东川路小学等教育教学单位；有金融、宾馆、餐饮、超市等各类服务行业；有李沧区工业园和科技工业基地；有百果园风景区、竹子庵、三清洞、婆婆崮、红壁子、仙姑塔、靴子石等丰富的旅游资源，是李沧区境内旅游资源开发最具有潜力的区域。
  九水路街道辖区1987年前，隶属即墨县仁化乡；1898年德国强租胶澳后，将其划入租借地,隶属李村区；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属胶澳商埠李村区；1949年6月青岛解放后,先后归属南海专署崂山行政办事处和胶州专署;1951年起，属崂山行政办事处;1958年，属新成立的崂山郊区李村人民公社;1961年，归新设立的崂山县所辖;1984年，撤销李村人民公社，属新改名的李村镇；1988年11月，崂山县撤销，属新设立的崂山区李村镇辖区；1994年6月，青岛市区划调整成立了李沧区，仍属李村镇管辖;2000年1月，撤销李村镇，将其所属村庄按区域划分调整成立了四个街道,九水路街道是其中之一,机关驻地为郑庄社区,2008年10月迁址在李沧区科技工业基地内。
  九水路街道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优势，做好经济建设和城区建设的文章,积极促进辖区的城市化进程,建设了具有百种果林的百果农业园，打造了睡莲等农科品牌,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吸引了韩国、美国、巴哈马等国家和地区的98家企业，落实外资项目482个，内资项目384个，涉及电子、机械、纺织、服装、石材、食品加工、家具制造、工艺品等十多个门类。2007年税收1.0680亿元，财政收入2922万元。
  九水路街道切实加强机关建设，打造了“我以真诚换你笑容”的服务品牌,街道机关建设的经验，曾在李沧区进行了推介。街道先后获得过山东省体育先进单位、青岛市全国民兵新大纲集训综合演练先进单位及区级安全生产、文化建设、城市管理、以德治区、平安李沧建设、拆迁工作、信访工作、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毕家上流村
  刘锦毕元爱
  李沧、城阳、崂山三区交界处，以崂山山脉西支余脉石门山为分界线，山北面是城阳区夏庄街道办事处的辖区，山东侧属崂山区北宅街道办事处所辖，山南麓就是李沧区的地界。在石门山逶迤绵延的翠岗青峦之阳，在毕家上流水库与毕家石坝水库两泓碧水周围的山坳之中，五彩珍珠般散落着9个大大小小的自然村，村中民居建得各有特色，远远望过去，有的红瓦白墙,掩映在绿树丛中;有的错落有致，随山势起伏跌宕;这一簇是小巧的楼房别墅，时尚而亮丽;那一片亭台楼阁，似落入人间的神
  鸟瞰图仙居。这9个美丽静谧的居民点，组成了我们所要讲述的主角——拥有993户居民、2360口人的毕家上流村。
  毕家上流村是个有540多年历史的老村子,村中人家以毕姓为主，所以在清朝同治年版《即墨县志》的“七乡村庄图”中标志为“毕家”。1928年出版的《胶澳志》称其为“毕家上流”，调查统计全村共189户人家，1077口人。1984年版《崂山县地名志》这样记载：毕家上流村,位于李村东北7.5公里，石门山南麓。350户，1396人。耕地900亩，山林1637亩，果树7835株。据《毕氏家谱》记载：“明朝成化年间，毕氏二世祖理由云南金林镇迁来立村。因村建于李村河上流处，冠毕姓，故名。” 并注明毕家上流村还辖有北窑、卧驼沟、姜家庵子、葛子庵、东沟等自然村（自然村的人口、土地等没有统计在内）。今天的毕家上流村户数已经近千，村民们依山环水散居在石门山前，形成9个自然村落，村中居民仍以毕姓为主，约占总人口的90%。行政村的村头村尾南北相距2.5千米，是李沧区中村民居住范围最大的村子。
  毕家上流村虽说是9个村组成，但其中以毕姓聚居的老村形成最早、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所以就以老村的村名“毕家上流”做了行政村的名字。村中的毕氏家族曾做过调查，毕姓在中国姓氏中排第125位，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0.1%,有句话说“天下无二毕”，毕姓人追溯起来都是一家子。他们的始祖系周文王的第十五子高，高随周武王兴师伐纣，因战功封为公爵，封地于毕国，人称“毕公高”。毕国在今长安、咸阳两地之北，故毕氏的发祥地在渭水两岸，后渐渐迁徙至山西的云中（今大同市）定居。《毕氏族谱》中记载，毕氏家族祖居山西云州之南的金林镇，在明朝初期的移民大潮中，毕理三兄弟被官兵先押送至山西洪洞县济仁寺大槐树下集结，后又和同批被强制迁移的老乡们一起踏上背井离乡之路，向山东行来。毕氏家族的祖籍和来历，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山东移民的来历。今天的山东土著人氏都说自家的祖先是从遥远的云南迁徙来的,有的是明朝的官兵守边驻防由朝廷派遣迁来，有的是政府组织平民百姓补充中原地区因战乱造成的人烟稀少之患而来，很多人还言之凿凿地说自家的祖居为“云南交趾国嘎嘎县”。这种山东移民来自云南的说法，曾在学术界引起过讨论，专家们经研究发现，云南建制在明朝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明朝万历三十年（1602年）治所移至昆明，到1913年才正式定名为“云南省”，而明朝的大批移民自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就拉开了序幕。另外，现山西省的大部分及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在北魏永熙年 （532-534）称云州，至北齐时废置，唐朝贞观十四年（640年）又置,治所在定襄县，即今天的山西大同市。其后，云州虽经几次置、废，人们说起来都叫它“小云南”。那么，先民们来自哪个“云南”呢？为此,20世纪80年代崂山县志编纂委员会曾专门派人到云南的乌撒卫和古交趾国所在地今广西的梧州市做过调研，为崂山地区上百个移民姓氏“寻根”。云南、梧州史志部门告知，这些地方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有汉族人定居但从未发现移民的史料。《崂山村落》一书的编辑、文史专家王诵亭先生根据这次调研的结果，专门撰写了《崂山地区移民探源》一文,有理有据地阐述了崂山乃至山东地区的移民绝大部分是从山西省迁徙过来的，只有极少数从云南边陲迁来的移民，系明朝派遣到陕川云贵边远地区戍边的将士之后的说法。当年明朝的军户是世袭的,走到哪里驻防都要携带家属，这些家族往往在驻地落户生根，其中有少部分人家在几代之后又迁还故里,就算是云南迁来的移民了。王诵亭先生对明朝初叶的移民问题做了认真仔细地研究，他在文章中阐述，据《明史》、《明实录》、《莱州府志》等史书记载，明朝洪武初年，“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督府断事高巍向朱元璋奏道：“臣观河南、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土，自兵燹以来，尽化为蓁莽之墟，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十一，地广民稀,开辟无方。”户部郎中刘九臬出主意说:“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当时的山西长期远离战乱，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是明朝疆土中物阜民丰之地。洪武十四年（1381年）官方统计，河南人口189.1万，山西人口403.4万，比冀豫两地之和还要多。明廷由此决定了从山西向河南、山东移民。
  据史料记载，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到正统九年（1444年），明廷从山西大规模向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等地移民达18次，迁移人口数、迁移方向都有统一的安排。有专家著文讲述过这些移民们的遭遇:“迁令初颁，民怨沸腾，至于率吁众蹙。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当权者竟然以割掉鼻子的酷刑来推动移民工作，明朝的强权政治可略见一斑。老百姓不敢反抗，只能乖乖地被驱赶到山西洪洞县城北1公里的济仁寺集结。这里交通方便，北可通幽燕,南能去秦蜀，东往齐鲁，西至河陇，将移民发往何处都方便。明廷在济仁寺专门设下办理移民外迁的机构，给被强迁的老百姓发放凭照川资 （即介绍信和路费）。对难以割舍故土的移民，王诵亭先生是这样描述的：“当被强迫迁徙的民众离开自己热恋的故土，告别祖宗庐墓,尤其又是在条律规定'同姓同宗不能同迁一地’的情况下，父子兄弟分手，其心灵的悲哀、感情的摧折，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当他们被迫上路时，泪水涟涟地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徘徊，一步一滴血……他们在平原上迟缓地走着,待到日沉西天，薄暮中只能看到济仁寺两株参天古槐的树冠，看到在汾水饮啜觅食的鹳鸟成群结队地盘旋栖息在古槐中。他们寸心如割，五脏俱焚,颤着声叮嘱子女们:一定要记住,就在这大槐树里头,老鹳窝的下边，是我们的故乡啊!”王先生形象地为我们讲述了我们的先人是怎样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祖居，因此，就有一个流传了600余年的歌谣告诉我们的 “根”在哪里：“问我老家在哪里？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
  先人们从“云南”迁徙而来的说法，在崂山地区乃至山东地区流传极为广泛，但毕家上流村毕氏家族的家谱却并不人云亦云，而是明确记录了毕氏的祖籍为山西云中——“小云南”的金林镇。据村里世代相传的故事还讲道，毕理三兄弟在洪洞县济仁寺的大槐树底下,领取了迁徙的凭证和路费,最重要的是他们还领到几粒这棵大槐树结的种子——槐角豆，由官兵们押解到山东即墨地界，一路上跋山涉水,夜宿晓行，忍饥挨饿,还要受官兵们无端的打骂。据传说，在迁徙的路上，官兵们为防备移民们逃跑，就用一条绳子将男人们拴成一串，妇女孩童跟在后头，人们拖着疲惫的双腿磕磕绊绊地前行，要大小便得向押送的士兵报告,经当官的同意后才能解开捆绑着的双手找个合适的地方方便,传说这就是中国北方叫上厕所为“解手”的起因。
  当年毕氏兄弟随一支移民的队伍历尽千辛万苦走到石门山之阳，正欲寻路翻过山去，老大毕理抬头远望，只见眼前大山好不秀丽！重峦叠嶂起伏连绵20余里，中间一线青山横亘，东西两端的山峰却向前弯过来，恰似太师椅的两个扶手，摆得匀匀称称。毕理不由得暗暗喝彩，心想看山脉秀丽庄重,又如太师椅般坐落得如此周正，将来必出文人儒士，成世代书香之家。为子孙后代计，我得在这里安家落户。毕理急忙请示押解的官兵，表示愿在这座山前定居。根据明朝“同姓同宗不可同迁一处”的律法,毕氏老大留在石门山脉南麓，他的两个弟弟就得继续前行，翻山向北。就在他们一行爬过山梁从北山口子准备下山时，年幼且又劳累患病的老三，因体力不支，跌入险峻陡峭的“黑胡同”沟底身亡；老二挥泪下山，被押送到崂山北宅雷氏家族所立的“笔架村”定居，因毕氏人丁兴旺，村中半数人家是姓毕的，“笔架村”后更名“毕家村”。
  毕家老大毕理一人留在了石门山之阳的坡地上，他选择在“太师椅”背正南上搭起茅屋居住。村西边一条深宽都达6米左右的大河，从北面的“卧驼沟”蜿蜒南下，沟底山水清洌甘甜汩汩不断;东边有河从北向南流过，再转弯向西，与南下的大河交接，汇成了今天的源头水流。毕理择居之处山似屏风水如带，山川灵气积聚，乃是中国堪舆学说中极为看重的佳地，但让毕理最为喜欢的是小茅屋后3千米处连绵起伏的大山。村北的群山也的确造型不凡，正对村北是东西走向的石门山脉中的一段，山势端庄优雅，整齐平直。这段山脉的东西两端又各有山峰向前突出，西端的那座略显浑厚雄壮，人们给它起名“将军顶”，还有的叫它“绵羊顶”；东端的那座挺拔高峻却又不失秀气，山的顶峰分叉成了两个头，村民们说它像个能够插上花束的花瓶口似的，就把它叫做“插花顶”。坊间还流传着秀雅的插花顶出文人的说法一一现在被叫成了“叉叉顶”。将军顶和插花顶高矮大小有些近似，各自都向身后绵延伸展着,而且身边都有几个小山头伺立一旁，两顶遥相呼应，还真像太师椅上的一对扶手。插花顶北有座比它稍矮一点的山头，山顶西北坡上遍植松林,松林正中可以看见有道黑色石梁高高突起,传说有神仙隐居在石梁里修炼。再向西有小山头纤细高耸，海拔253米,是这片山脉的最高峰，峰顶有大石崮圆圆隆起，像个大馒头似的，上面嵌着不少海蛎子皮,村民们称其“望海楼”。村民们集体上山割草，站在望海楼上远眺,能看见市区大片的红瓦绿树和一角碧海。这片起伏连绵的山脉玲珑秀丽，苍松覆盖满眼浓绿，特别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容积20万立方米的毕家石坝水库和容积70万立方米的毕家上流水库陆续修成后，两个水库一南一北整整齐齐的排列着，水光山色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给石门山南麓的景色更加增添了魅力，已经成为市民们短途休闲旅游的好去处。
  却说毕理定居后，还亲手将从万里之外的故乡带过来的大槐树种子，在茅屋东西两边各种下一粒（西边种树的位置现已在中街的中段，成为村子的中心，东边种树的位置现仍为村子的东头）。这两粒树种像毕理一样顽强地生根发芽，在异乡阳光雨露的滋润照耀下茁壮成长起来,到20世纪中期，已长得两搂多粗、十几米高，树冠亭亭如盖。因老树已有500岁年纪，村中心的那棵树身上烂成一个直径60多厘米、高约1米的大洞，小孩们常钻进去玩耍，一次能容下3个孩子。这两棵意义非凡的老树，于1949年被驻扎在李村的国民党八九四九部队伐掉,让村民们痛惜不已。
  毕理与妻子在山坡上垦荒耕种辛勤劳作，将荒坡变成小山村，且毕氏人丁兴旺，渐渐繁衍为一个大家族，分东西两大支，东支又分成三小支，西支分成二小支。村子的布局也有了规模，形成三条贯穿村子东西的街道。村南本是一个斜坡，人们进出村子在坡沿上形成的东西街叫做“南大街”，过去街南少有人居住，近30多年来村中盖房渐向村南的坡下推进,南大街也成了村子中的街道了。贯穿村子北半部分的东西街叫做“北大街”，“中街”居于村子正中，形成最早，街面也不甚规则，随着地势一波三折的从村东蜿蜒到村西大河（村民们叫其为“西河”）处。村西拱形大桥（月牙桥）是青岛市拨款于1933年5月修建的，桥高6.1米、长15米、原宽4.4米，后拓宽到6来米。是年,青岛市拨款开通了一条约宽4米、长2.5公里通往鸿园村接壤的公路，为上流各村走亲、访友提供了方便。西河拱形大桥后，即是条笔直平坦的柏油路，短短的不过50米长、5米多宽。再向北1000余米，路两侧新建了一片农家院，住了150户人家，也属于毕家上流老村管辖,村民们管这片房子叫“西崖（念作yai）”。这条路的南侧就是毕家上流村的近邻杨家上流村，现在两村就像一个村子般难以区分。
  中街的西头北侧，是毕氏家族的“家庙”。据毕家老人们说，叫做“祠堂”的是家族分支所建,供奉本支的祖先;阖族的宗祠叫做“家庙”，供的是立村的第一位祖先毕理以及所有的毕氏先人。毕家上流村的毕氏在村中建了总家庙，还有5个分支祠堂:家庙的西山墙上接着盖起来的祠堂叫做“继述堂”，与继述堂斜对着门建的、中街的南侧那处祠堂叫做“永孝堂”，中街东头北侧那处叫做“存仁堂”，南大街东头北侧那座取名“敦孝堂”，与其斜对着建在南侧的那座叫做“敦睦堂”。毕家上流村里不但祠堂多，关帝庙也多,就在中街上相隔仅百米之遥就建了两座。一座在街中段南侧，在毕理亲手种下的那株大槐树东边,年代较久,风格完全与崂山地区各村的关帝庙相同，起着1米高的台子，将庙建在高台上。这些庙大都为3米高、两米长,进深亦两米左右，内中关公及儿子关平、为关羽抗大刀的黑脸周仓的泥塑像都仅1米多高，毕家上流村这尊关帝像更小一些，仅60厘米高。另一座关帝庙建在中街东头南侧，建造时间较晚。在北大街上有一个年岁很久的公用房，叫做“大伙屋”，是毕氏家族召集会议、招待家族客人的“办公室”。
  毕氏家族在这座风景如画的大山脚下定居200余年后，人口渐多，村子也有了规模。那时，村后大山里的3200亩山林地属村里几十户人家所有，山林相邻的人家搿着伙雇人看山护林，看山的就在林子里搭棚盖屋住下来;有些家口大的人家分家立户出来的孩子，搬离了老村,也寻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定居,于是毕家上流村北的石门山南麓就陆续升起了袅袅炊烟，聚起了人气，渐渐形成了一些小小的村落。第一个被人选中的地方是在村北的“招武岚”以东，离毕家上流的老村约2.5千米的山坡上,那里三面环山，冬暖夏凉,满坡生着茂密的葛藤，成群的野鸽栖息在苍松修林之中。幽静的环境特别适宜人居,连野鸽在这里栖居也显得格外安宁,人们便叫这里为“鸽子安”，后来借满坡的葛藤为名，演化成“葛子庵”。这里的首家住户是毕氏家族的女婿徐文基，据《徐氏族谱》记载，徐家是明朝的军户人家，其十世祖徐铉，明末时在沙子口“东光海防”任营头，明朝灭亡后徐铉不能再在军中任职,就在沙子口姜哥庄安了家。过了几十年，徐家十三世的徐文基迁到佛耳崖村,娶了毕家女儿后搬到岳父门上居住。徐文基的后代在葛子庵已居住了300余年,繁衍了10代。清朝末年,有毕氏后人从老村迁过来，20世纪50年代初，本来在沙礓子为毕家上流村看山的王明一（青岛市午山村人）也搬到葛子庵来居住。现在小村里约住了30余户人家，新修的公路从村西掠过，细细长长的小村从南到北足有300米长，一座座农家小院在山岭上、公路旁错落而建,带着几分安然、几分静谧,还有几分飘逸。
  葛子庵南200余米处有一块80多平方米大的石坡，看过去，长溜溜有鼻子有眼的像个马脸浮在地面上，人们叫它“马面石”，这片山坡也用马面石作了名字。马面石的石质很松脆，俗称“渣包石”。清朝宣统年间（1909年）石坡旁住了毕、王两户人家，是给村里看山的。葛子庵东南方向的小丘陵顶上，有5块石头敦敦实实地立在那里,有的高近两米，有的不足1米，人们叫它们“五仙石”。这5位仙人不知何时来到石门山麓，竟被这里的美景陶醉,幻化成石头永久在这里观赏下去。
  第二个建成的小村在葛子庵的东南方1-5千米处,300多年前毕家老村的毕复参迁到这里居住，因这片坡地上种了大片梨树，那横成行竖成趟（青岛方言,排的意思）的梨园，开花如白雪压枝，结果如青玉悬树，曾经是毕家上流村的一道景观。坡地上的梨树最多曾达到了1千余棵，村民们叫这里为“梨树坡”。梨树坡上的梨树大部分是崂山窝梨,个儿大，水分足,最大的梨子重量一只能达到400克，普通人一顿吃下去会感到饱撑撑的。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前后是摘窝梨的最佳时期，这时候下树的梨子最好储存。特别是梨树坡的梨子，摘下来放置很久才会发生星星点点的腐点，且不会大面积地向外延展着烂，用水果业的行话说，叫做“硬坏”。所以梨树坡生产的梨很受水果商的欢迎,种梨的人家收了果子就送到沙子口码头上装船运往南方，销路极好。梨树坡上一直是住着五、六户人家，现在仅有4户居民。新中国成立后,那些几百岁的老梨树陆续砍伐了倒出地来种庄稼，现在只剩下五六十棵,最粗的直径约40厘米，最细的直径约30厘米，依旧开花结果生机勃勃。
  清朝乾隆年间，北宅科村的姜氏第十六世祖作成、作业、作法兄弟三人，为给毕家人看山护林来到山根下定居，近300年来繁衍了8世子孙;到清朝末年，又有毕姓村民从老村迁过去,渐渐形成了一个小小村落。小村在毕家上流老村以北稍偏东、葛子庵的西边,两村之间隔着一条长600米、高50米南北走向的山梁“招武岚”，距老村2.5千米。因姜氏兄弟迁来最早，最初的房舍又是看山的护林房，就随了即墨地儿的方言，村名叫做“姜家庵子”，现在村中约有20多户村民。
  姜家庵子以南1-5千米的山坡上，有50余户民居逶迤散落占了200米长的地面，组成一钩月牙儿也似的图案。这个小村建立于清朝乾隆年间(1736年)，毕家老村里的毕惠方和毕球方分家另立门户，搬到这里安家，后又有沙子口小崂山村的李廷升迁来。民国时，原住马面石的王升敬家也迁移过来，以后又陆续迁进王、毕、徐、李姓几户人家。1984年，这里的住户曾达到44户，173人，相对各个小山坳来说,成了个不小的村落。当年李廷升曾在这里建了个木炭窑，烧柞木炭销售,过去人们冬季用泥盆烧木炭取暖，青岛最初的汽车也是用烧木炭来做动力的。柞木炭因“结实”抗烧，发烟又少，是购买木炭的首选。大家给这个小村起了个名字，为“北窑”。
  200余年前，毕氏家族的毕复平、毕和方也因分家之故搬出老村，到村子东北千米之外的大沟旁定居,村民们叫这里为“东沟”。清朝末年，周哥庄的姜福成、毕家上流老村的毕瑞梧分别迁到东沟以东的丘陵“小礓(jiang)东”和“大礓东”居住，到1970年又也先后迁到了东沟。现在东沟也发展到40余户人家。在毕家上流村的正北2.5千米处，在石门山南麓的山坡上，是建于清朝道光年间（1821年）的北山自然村。村中王姓家族来自中韩野庄（今王家村），其先人王曾虎为毕家上流村看山搬至此地;到清朝光绪年间，毕氏家族的毕瑞东、毕秀令、毕瑞玉先后分家单过，也迁移过来;清朝末年，在石门山林子里看山的阎乃作、王奎深亦移居来此。现村里有30余户居民，一溜儿摆着，与坐落在村东的姜家庵子连在一起，中间只有几米宽的公路相隔，外面人已分辨不出这里原是两个小村。
  北山小村西北200米的山坡上，有块70多平方米的石头坡，大家叫它“歇老婆石”。歇老婆石上有一个十分清晰的“三寸金莲”脚印儿，尖尖溜溜，一扎（人手大拇指与食指用力分开后的长度，民间用以作简单的长度计量，或称“一虎口”，或称“一扎”，成年男子一虎口约15厘米左右）多长，与早年间妇女缠的小脚踩出来的脚印毫无二致。于是村里就演绎出一段有趣的故事，说是南海观音要到西天参加如来佛的讲法盛会，驾着祥云走到石门山上空，见这里山峦含黛，涧溪淙淙，景色引人入胜。恰巧菩萨也有些疲倦,便按下云头落在这块大石上稍事休憩，边欣赏这方美景。观音菩萨何等的法力，在她将踏上石坡时，脚只这么轻轻一点，就在石头上留了一个永久的痕迹。这个小脚印就是菩萨踏成,成为菩萨曾经在此歇过脚的纪念，故此人们叫这片石坡为“歇老婆石”。其实这个故事完全带着即墨本土的乡情,观音菩萨“籍贯”本是印度国，那里的女子是不缠足的,所以观音的脚印也并非尖尖的三寸金莲状。那被摧残扭曲成畸形的小脚，是中国的“特产”，并且常遭外国人诟病，可爱的老乡们硬把它按在了观音菩萨的脚上。
  北山自然村以西,是只有20余户人家的“卧龙沟”。这个小村形成于清朝末年，现在约有百余年历史。它位于毕家上流村北2.5千米处，在石门山脉的西南麓，当时有个叫王景彬的由北王家上流村来此给毕家护林，后有毕家老村的毕瑞康、毕瑞端、毕序坎陆续搬来居住,20世纪50年代又有姜家庵子的刘子敬迁进来。小村人家虽少，却也“哩哩啦啦”延伸了200米长。“卧龙沟”本叫“骆驼沟”，因村北山半腰上有块巨石状似俯伏着的骆驼而得名。传说，古时有位仙人挑着两块巨石从这里经过，卧龙沟北山上的骆驼石走到村南山时担子突然脱落，将前边那块大石掉在南山顶上，村民们见那大石很像道家装仙丹灵药的葫芦，就叫它“药葫芦石”；仙人担子后头的那块骆驼状石头落在北山山腰，小村就以此为名。
  卧龙沟后的山头南侧上部，悬挂着一长条淡红色的花岗岩，光秃秃的，在周边绿油油的树木包围下分外抢眼,倘若仔细端详端详，这块石头的造型很像一只硕大的鼻子翘在那里，于是人们就叫这小山“围子”，叫山上的石头为“阎王鼻子”。
  最年轻的小村是只有64年历史的“马洪沟”。马洪沟位于东沟以南,离毕家上流老村约有500米之遥。当年老村里的毕瑞尚分家后搬到马洪沟北沿上定居，现在聚居着8户人家。马洪沟承接着东边山脉里的山水，沟边一大片湿地,70多年前，沟里生着一种鲜嫩多汁的青草,人们叫它“麻红草”，家养的牲口特别是驴子最爱吃。这种草是这条沟的“特产”，所以沟名也叫做“麻红沟”，但不知什么原因，这种草渐渐绝了迹，至今村里人已经说不出麻红草的模样，“麻红沟”现在也写作“马洪沟” 了 。
  毕家上流村所辖的那8个自然村星罗棋布在石门山脉南麓，或在山坳里，或在山坡上，或居大沟旁，若按地理位置来说，卧龙沟在最西边，向东排过来依次是北山、姜家庵子、葛子庵、北窑、梨树坡、东沟，最东头是马洪沟。当年村民们盖房建屋时，都选择了近水之处，每个小村旁都有潺潺而流的清溪或山水奔涌的山涧，如卧龙沟村和北山村各有发源于北面山脉中的河流，在两村南边汇合,村民叫它“金莲河”；姜家庵子村北有山中弯弯流出的“艾儿涧河”；从葛子庵身旁经过再顺山涧一泻而下，自月牙状的北窑南面绕过的“北窑河”；在东边群山里收纳山水过东沟村向西南而来,并与马洪沟过来的小河相会一起奔向毕家上流老村的“小东河”，这些河流山溪过去都是四季清流不断、水质甘甜清洌的，在毕家上流村的西南角上汇成了李村地区的老百姓称之为“母亲河”的李村河。《胶澳志》中这样记载：“胶澳区内之水流最大者为白沙河……亚于白沙河之水为李村河,发源于石门山之东南方，自上流庄至苏家下河，折而西南流，合臧疃河经庄子、郑瞳，蜿蜒至东李村之西，自卧狼齿山南流之水及自李村南山北流之水均汇焉。由此西流，经杨哥庄、曲哥庄，南至阎家山、枯桃山、南方之张村河来汇之,北折至李村河水源地北，西流合王埠瞳河入胶州湾。李村河全长20余公里,河口宽300公尺。平时水量枯竭，遇雨则洪流横溢，与白沙河相类。河口附近平日水幅（宽）仅一公尺乃至三公尺,水深约二公寸（20厘米）。”沿河几十个村子的百姓拜母亲河之赐，得以安居乐业繁衍生息,有了今天名扬岛城的李村大集和繁荣昌盛的李村商圈。
  毕家上流村立村在大山里，面积4.5余平方公里，合6600余亩，现在全村农业用地1230亩，山林3200亩，住宅占地1080亩，其他用地1100余亩。村中土地大部分是山岭薄地,不存水肥,粮食产量很低,都是老一辈人在毕家上流村山石坡上一镢一锨的开垦出来的。有句俗话说:“春天插一棍，秋来吃一顿。”所以村民们拼命地在山上开荒整地，多种一棵地瓜就够一顿饱饭。几百年来，能种庄稼的边边角角巴掌大的地都开出来了，村里就有个调侃地块多而小的笑话,说是有夫妇带着孩子在山上种地瓜，种到最后怎么数都少种了一块地，好好的块地怎么会不翼而飞了呢？于是全家人掰着指头数，数来数去还是少一块,最后干脆不找了回家去，老婆拐起篓子刚要迈步——他爹！这不地在这里！原来篓子下边还压着一块哪。村里最远的一块地在东沟村的东山东麓“大礓东”上，仅1亩多，上趟坡翻山越岭的沿崎岖的山路来回得1个多小时，村民们给这块地起个名儿叫“天外”。从“天外”向南转到东山南坡下，在一块地阡子边的沙窝里，潺潺的向外流着甘甜的清水，经年累月的流不见多也不见少，即使大旱之年沙窝子里的水也照旧流淌，人们叫它“气死龙窝子”。有这一窝子清水，种地时就不用在山路上吃力地担水了，用水瓢一瓢瓢地舀着用，真解决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毕家上流和杨家上流还是一个生产大队时，社员们一起把“气死龙窝子”修成东西长5米、南北宽2米的小水塘。
  毕家上流村的地贫瘠的居多，粮食产量很低,过去村民们的日子过得十分辛苦。虽然村周全是山林,可山林地也是有主的，没有林子的人家连烧的也缺乏，得等到山林主人将山草、松枝都收拾完后，大家再去山上用竹筢划拉点人家不要的碎草渣回来做饭取暖。为节省烧草和粮食，冬闲时村民们每天只吃两顿饭，下午3点钟左右晚饭就吃完了，下午和漫长的夜晚，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和正在长身体的半大小子，总觉得肚子是瘪瘪的。直到过了农历二月二开始下地干活了，家家户户才开始一天吃三顿饭。可干的那些农活真是太艰苦了，地都在山坡上，往地里送粪用独轮小车向山上推，半米宽的盘山小道一步一滑，推到半路全身就大汗淋漓了。这还是能通山路的地，还有的地远离小路或坡太陡不能行车，得用扁担挑上去，最壮的劳动力能挑100斤，身体稍差的就只敢挑五六十斤,这样还是大口喘着粗气流着豆大的汗珠子呢。
  山地还有个缺点就是存不住水，就连在多雨的夏秋季节,瓢泼的大雨过去三天，地里的水就流净了，于是又开始抗旱。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山地缺水的问题，毕家上流村南共修建了3个水库，添置了抽水机，一度还架上渡槽，庄稼得到灌溉产量有了提高,还大大地减轻了社员们的劳动强度，周围几个村庄都受益匪浅。最早修起来的是村北的“毕家水库”，又叫做“石坝水库”。这座水库可是记录着毕家上流村的光荣和自豪。自豪的事有二：一是修水库的款子是中央首长张云逸亲自帮助筹措拨来的;二是青年们在修水库中的优秀表现让所有的人伸大拇指。农业合作化以后，毕家上流村的生产搞得越来越好,村民们生活得到很大的提高，大家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一心要把村里的经济发展起来，就因地制宜利用山地出产的地瓜做起了地瓜粉条。村里安排了两个懂行的负责人管理粉坊，在南街南侧盖了300多平方米的厂房,安上石磨、大锅，置办了几口大水缸,红红火火地干起来。他们到外地请来师傅指导着，按工艺流程一丝不苟地操作:先将地瓜干浸泡4个小时,捣碎后每次投料40斤在石磨上推成糊糊，推3次共120斤作为一次加工的数量;将糊糊放入大缸再加水浸泡,沉淀两小时后，缸底下的就是地瓜粉团了，去水只取粉团以布包好挤去水分，晾干；加水再次合成糊状,将直径1-2米的大锅添水烧开，用漏勺舀起糊糊在锅上方，一手拍动漏勺，使糊糊从漏勺的孔里均匀漏到锅中，边漏边煮，熟透捞出，将粉条趁软裁成一米长短后挂在竹竿上晾干,就可送往蔬菜公司出售了。毕家上流村生产的粉条，圆滚滚的晶莹透明，做菜时抗煮不烂，很受市民们的欢迎，所以青岛蔬菜公司把村里生产的粉条纳入计划，粉坊成了叫得很响的一家队办企业。1957年5月，张云逸将军来青岛，市里推荐他到毕家的粉坊来参观,张将军对粉坊的生产、卫生等都给以很高的评价。后来张将军走到毕家上流村后，看到村后纵横交错的溪涧流水，就问陪同的领导：“在这个地方修一座水库怎样？”张云逸将军回北京后帮助给村里拨款3.6万元,1959年冬将储水20万立方米的水库修成。修水库时社员们干劲非常大，杨家上流和毕家上流两个村的社员都积极地参加义务劳动，大坝的石头都是两村的男女青年利用晚上搞突击、到北山石场扛下来的。石场离水库5里路，青年们在山间小路上摸黑上去，劲大的扛块100斤左右的，劲小的扛块六七十斤的，还有女青年和十五六岁的少年们，也都找块能扛动的，大队的人马扛着石头鱼贯下山，满怀的豪情壮志。青年们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连扛了几十个晚上，把修坝的石头运齐。水库修成后,还在石坝东侧和石坝西外侧建了两个闸门，东侧小屋两侧刻了一副对联:“荷花水上漂,鲤鱼水中游”，充满了诗情画意。
  第二座水库是1964年冬开始修建的“鞍子沟水库”。鞍子沟位于梨树坡的东南方向，呈等腰梯形状，斜斜地安在那里,很像扣着个马鞍子,地上却是一片坚硬无比的“黄坚土”。修水库时截断原有的沟壑，两头修上大坝,可储水15万立方米。这两条坝是用黄土夯成，一锨一镐全凭人力，工具多是自造。施工时也是冬季,先将水库里的黄坚土刨起来，装筐抬上大坝,按每层30厘米厚铺好，用自造的“夯”压实。这个“夯”的造法，当时在崂山各村很盛行:取一块60余厘米高的百斤重长方形的大石头,上下剔上两道横槽子;用八号铁丝将木棍固定在槽子里,木棍高出石头40厘米；大石的两面都绑上绳子,长度约在一米半左右。打夯时两面各有人扯着绳子，一齐喊着号子，有节奏地将夯甩起来；中间有一个人手扶夯上的木棍，掌握夯的移动方向，落地的大石利用自身的重量就会把土夯实。其时正是“四清”运动，人们阶级感情饱满，对党和毛主席怀着最大的热爱和崇敬,一批小青年正在迫切要求入党入团，还有的积极要求加入基干民兵，他们的劲头特别足。虽然吃的是地瓜干和地瓜，可抬起大筐毫不含糊，大家还比赛谁抬的多，有的小青年筐上摞筐，叫做“抬双筐”。“鞍子沟水库”修了一年多,青年突击队是修水库的主力。
  第三座水库横跨在卧龙沟、北山、姜家自然村脚下。始建于1966年11月，1972年5月竣工。石坝水库以北，两水库之间现在有一条天水路相隔。这座水库工程浩大，李村人民公社统一规划，全公社12个大队都参与了修建。水库可储水约70万立方米,黄坚土坝墙高68米、长350米，将北山山脉的山水全部收纳入库，达到一定的量后溢洪至石坝水库,石坝水库的水溢洪时进入李村河。3个水库建成后，毕家上流成了一个丰水村，水库为村里的农业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直至现在村民们仍在受益。今天经过村里进一步的修整美化,那空濛水色与石门山脉的秀丽山景相得益彰,坐落在碧水之旁的农家小院,就像进入世外桃源,那些仔细设计施工的别墅式小楼,就像是坐落在瑶池边的琼楼玉宇了。
  毕氏家族的祖茔地选在石门山脉之阳，村北芋头山子前,端端正正的对着“太师椅”正中。毕家的先祖认定这一脉弯曲回环的山峰会给子孙后代带来文化的气质，成就一番事业，将墓地选择在村北正对着“太师椅”的平坦处。毕家的子孙也对祖茔十分敬畏，正中建了一个高大气派的大门楼和十分壮观的围墙,4米宽、3米多高的大门上悬挂着书有“毕氏佳城”四个大字的匾额。茔地约有3亩大小，葬的多是毕氏西支的先人，东支在村南的坡下立了一处“南茔”（老祖茔
  ），便叫村北的老茔为“北茔”。后来一位地理先生建议称北茔为“簸箕茔”，叫了几年后，有明白人说，簸箕的功能是把粮食中的“瘪眼”（青岛方言,称未成熟的麦、谷、稻等等粮食为“瘪眼”）扇出去，老毕（青岛方言“毕”“瘪”同音）家的茔地怎好在簸箕里？于是又改称“品字茔”。却说这毕理的后人看的的确没有走眼，他的后代崇尚文化，努力治学,虽然居住在闭塞的山沟里，历代却出了不少的文化人，村民们能记忆的就有清末的两个秀才毕瑞州、毕序臣，还出了百余位教书先生，传说很有名气的先生有32位。20世纪50年代以前，每年农历正月底前后各村私塾陆续开课,村里主事的就骑着毛驴,身后再牵上一条,到毕家上流村里来“搬”先生。过去砌院墙都在大门外侧埋个石头凿成的环，是专门用来拴牲口的，毕家上流村里很多人家家门口都拴着几条毛驴，小院里充满“搬”先生的人的笑语声。私塾开课日子比较集中近百位先生在几天里就村中用来拴牲口的橛子被“搬”走，那驮着文质彬彬老学究的毛驴队伍,在去毕家上流的村路上络绎不绝,倒成了李村地儿里新春佳节的一景。
  村西崖的东西沿路两侧，过去曾立着18座碑。其中有两座龙头碑,碑顶雕着两条蛟龙,龙身盘出的空白处刻着“圣旨”二字，老人们传说，龙头碑所立之处，文官落轿武官下马，要恭恭敬敬地叩拜后才能过去,但为什么在这里立下龙头碑，现已无法考究。另有两座碑是为两位为夫殉节的年轻妇女而立，一座刻着“万古流芳”，一座刻着“烈气生香”。其余的14座都是贞节碑，为恪守妇道的女人所立,碑文有“玉洁冰清”、“慈竹贞松”、“三世节孝”等，每一座碑后都蕴藏着一个血泪斑斑的故事。那座“三世节孝”碑的主人公在《胶澳志》的“人物•烈女”中有记载：“臧氏，毕瑞莪之妻。三十岁夫亡，遗一子从令;又亡，遗孙德名；又亡。媳姜氏孙媳陈氏均矢志贞守，备历艰难，寿九十六岁。”“姜氏，毕从令之妻。二十四岁夫亡，遗一子。奉孀姑抚孤子守节以终。”“陈氏，毕德名之妻。二十五岁夫亡，氏奉孀姑及祖姑，纺绩孝养，矢志守节。乡人以其一门三节妇，号曰’节义堂’。”几段简洁的文字，概括了三个心如死灰的女人黯淡无光的岁月，没有希望和未来，在嗡嗡作响的纺线车声中数着日子，怎一个愁字了得。那世人崇敬赞扬的“节义堂”，浸泡在几多的苦泪之中。毕家上流出了这么多的节妇烈女,从另一个方面折射出毕氏家族世代读“圣贤书”，接受传统伦理道德的熏陶,连普通的家庭妇女也牺牲自己而遵循礼教的村风。这也是毕家上流村被周围各村称作“圣人村” 的原因之一。
  毕家上流村里文人多，清朝年间有位叫毕嘉禄的曾任过即墨县的幕僚。毕嘉禄经常住在村里，县上有什么事情就派人请他过去商量。这人性情耿直，办事公道，村里老百姓都称他“父母官”。他对自己要求分外严格，从他辞职隐退的事上可略见一斑:那天县里又来请毕嘉禄议事，他骑一头骡子去即墨县衙路过蓝家庄时,被村头古槐探到路边的枝子将帽子挂掉了。毕嘉禄捡起帽子掸掸尘土戴上继续赶路,转眼间就将此事忘在脑后。及至他在县衙处理完公事，又骑上骡子回村时，却见蓝家庄村头探在路上的槐树枝子都被砍去,村路显得宽阔亮堂了，古槐却少了半个树冠。一打听，原来被槐树枝挂掉帽子的事,被蓝家庄的村民看到后报告了村长，村长满怀歉意，当即派人将伸在路上的树枝子悉数清理了去。毕嘉禄听说原委后，自责道，被树枝蹭掉帽子的区区平常事，竟让老百姓误以为我会不愉快，要砍树平息我的情绪,看来我处事必有不公之处。自此毕嘉禄竟递上辞呈，隐退回家。民国时期,村里还出了一个崂东区区长毕殷令,任职期间清正廉洁，真心真意地为老百姓办事，家中一贫如洗，丝毫不像是个有公职挣薪水的人。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人民政府继续留用，1950年辞职。1951年在青岛市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政府曾经对他的历史进行过调查，没有发现任何政治、经济问题。毕殷令死于生活困难时期,他去世后，老百姓对他“盖棺定论”评价说:“官场上一时清,历史上万年清。”民国期间毕可令，字毕周三，是远近闻名的“周铁嘴”，口才极佳，他毕业于青岛德科学院，曾任河崖小学、青岛绥远路小学校长，当时市长沈鸿烈经常约他参加一些讲课、会议，他能不照稿子滔滔不绝讲3~5小时,且有条有理。
  200年前,毕家上流村出了个武艺高强的人物,名叫毕转方，为人义气，好打抱不平，村民们都叫他“功师傅”。过去,石门山南麓那几个上流村的村民都翻过山去赶流亭集和华阴集，即墨集上地痞混混不少，山南这些村的赶集人常常受他们的欺负，却因在人家地界上，不得不忍气吞声。这天，毕转方去流亭集上卖杏，一群专门吃集的痞子围过来抓起杏就吃起来,杏核扔了一地,吃完后转身就走。毕转方说：“请你把杏核捡起来放到我手上。”痞子们把杏核捡起来放在了他手上,那毕转方只将手轻轻一合，再张开手时，掌上的杏核已成了粉末，痞子们乖乖地拿上了钱。从那以后，即墨、流亭的集上再也没人敢找毕家上流村村民的茬，于是石门山南各村的乡亲去赶集，都自称是“毕家上流人”，常言道“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邻”，一个好汉毕转方就护了山前十村八瞳不受欺负。毕转方的名声渐大，就有人找他比试武功切磋技艺。一次，村里来了个教头，说以武会友，要和毕转方比武，两人来到场院里。其时正是寒冬腊月天，地上冻得硬邦邦的,毕转方抬手向地上只一插,手掌就插到冻土下面，直埋到手腕之上。那教头立时把两个眼看直了，连说“服了服了”，武也不比了，两人切磋起技艺来。
  毕家上流村的村民喜欢文娱活动,60多年前李村一带毕家上流村的秧歌队全是男子装扮，固定的队员有30余人，又以高跷表演最“拿人”（青岛方言，吸引人的意思），“猴戏”耍的最好。这里面最受观众欢迎的是猪八戒和孙悟空，将一支“金箍棒”耍的溜溜地转，踩着高跷还能翻筋斗，令人叹为观止。新中国成立后，杨家上流村、毕家上流村和南、北王家上流村组成一个柳腔剧团，排演了传统戏《赵美蓉观灯》、《宝莲灯》、《严茂仁杀妻》等,给大家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欢乐。
  过去的毕家上流村，坐落在层层叠叠的山岭之中，虽然景色秀美优雅，山林薄地和落后的农业生产没有
  百果山上的瓜果长廊给村民们带来富裕的生活，多少代先人们只能在贫困中挣扎，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全村人的共同努力下,村子的面貌和经济才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老百姓有了更大的生产积极性，生活水平连年提高。全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了人民物质文化的需求，毕家上流村顺应形势，在3200亩山林地的利用上动起了脑筋。过去贫瘠的山林成了村里一笔巨大的财富，毕家上流人要把这片荒山打造成瓜果飘香、百鸟鸣唱的农业生态园，为人们创造出一个山水如画美景万千的休闲旅游的最佳景点。他们将4000余亩山林规划为“百果山生态园”，敷设环山路、人行观光小径、石砌千层台阶，植成2800米长的樱桃沟、400米的瓜果长廊和百花争艳的200米花廊。山坡上种植着4万株杏、桃、梨、柿、葡萄、山楂、石榴、猕猴桃等果树,春天百花竞开，秋收万果溢香。原先的3个水库，今天像跌落万绿丛中的碧玉盘，映得花更艳果更美，使百果山生态园更加妩媚迷人。梨树坡的西侧300亩土地建成一个了“中华睡莲世界”，引进睡莲、荷花品种800多个，是国内唯一以睡莲为主题的水生植物园林，种植着全世界最有名的睡莲品种，蓝色的，紫色的，紫蓝色的，白色黄色的；有的白天盛开，有的晚间怒放，每天24小时都有花儿在争奇斗妍。在培育睡莲的品字池里，不但有世界名贵品种“马丁廉洁先生”和最古老的有着一亿六千年历史的“埃及白睡莲”，还有睡莲世界自己研究培育出的“祖修蓝”、“孔雀蓝”、“宝蓝”、“成芳丽”等中国首批热带睡莲新品种，还有适合在青岛地区生长的耐寒睡莲，它们能够在水下自然越冬，具备冬眠的能力。睡莲世界培育的睡莲，高洁优雅，出污泥而不染，人们还将蓝色、紫蓝色的睡莲加工成新颖并
  盛开的睡莲
  带有食疗作用的食品，将它捧上了餐桌。百果山生态园于2003年被市园林局评为市级森林公园,2004年又被评为青岛市农业生态旅游示范点,2006年，被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评定为“AA国家级旅游景点”。同年,被市旅游工作领导小组评为青岛市诚信景区。今天走到石门山南麓，就像走进一座大公园，毕家上流村的9个居民点的居民们，日常的生活水平与外面繁华的世界早已没有什么不同，但他们享受着新鲜的空气、甘美的山泉水，满目山花、满耳林涛，就像生活在仙境一般。
  （根据毕仕俊、毕仕旬、毕序孟、毕元香、毕元太、毕塘名、毕聚名、王显安、徐明生、徐元昌、毕元浩、毕琛名、毕兆斌等口述整理）杨家上流村
  刘锦
  曲折蜿蜒的李村河发源自石门山脉的卧驼山中，汇集各路山水至沧口南侧入胶州湾，流程16.7公里。她那甘甜清洌的河水像母亲的乳汁，滋润灌溉着沿河的禾苗蔬果，养育着这方土地上的黎民百姓。人们像儿女依偎在母亲的身边一般,把自己的安身之处选择在李村河的两岸。环绕着李村河沿岸，散落着大大小小几十个村落,
  鸟瞰图人们根据村子的位置，将河源头两边的5个村子称为“上流”，如毕家上流村、杨家上流村、李家上流村;将离源头稍有点距离的4个村子称为“下河”，如于家下河村、王家下河村、刘家下河村。其实“上流”和“下河”共9个村庄都坐落在李村河的上游，杨家上流村更为靠前,村子离李村河的发源处只有千余米。
  杨家上流村是一个小山村,房舍依山而建，村民傍水而居，村中人家70%都姓杨。据《杨氏族谱》记载，明代正统年间(1436—1449),杨氏祖先守宅从云南移民来到即墨，见石门山脉自东向西逶迤而来，山势峻峭，植被茂密,一股好水顺山势滔滔南流,杨守宅便在这山明水秀的卧驼山前向阳坡上、河流的西岸，搭建茅舍定居下来。杨氏家族在此繁衍生息500余年，已生有21代子孙。约200年前，相邻的毕家上流村毕氏、登瀛村的王氏陆续迁进村来，也已繁衍到第十三世,成为村中另外两个较大的姓氏。据老人们讲，在过去那少医无药、生活困苦的年代里,婴儿的成活率非常低，杨家上流村百年前仅有三五十户人家。查阅青岛市档案馆馆藏资料可见,1934年时的杨家上流村虽已立村400年，却只发展到73户、462口人;20世纪50年代,又有姚、朱等姓氏陆续迁进村来；到20世纪80年代时，村中人口发展较快，已有165户，近700口人;现在村里已达到280户、700余人。
  杨家上流村北的卧驼山上茂密的苍松刺槐，如浓绿色的屏障遮挡着北来的朔风;村东边是青岛市区最大的水系——李村河。在这里她还是一个娇憨的妙龄少女，刚刚走出卧驼山几十米深的山涧，钻过连接杨家上流和毕家上流两村的石桥，流进宽宽的河床，开始了与人类的亲密接触。在20世纪60年代，这段河床尚宽逾百尺,1966年，当时的李村公社修建水库截断了水流后，河床变为12米宽，
  李村河边的老杨树
  河水也不再湍急激荡，大部分时间，她恬淡平静地前行, 过杨家上流村南再转身向西南方向流经李村，直奔胶州湾而去。
  杨家上流村的村貌很有特点，一是村子依山势而建,随山势起伏，整个村前低后高,前后落差足有5米之多,站在村后街上南望,村前民居的屋脊尽收眼底;第二个特点是，村中房舍方向不像中国传统建筑讲究坐北朝南，普通百姓的住宅向东南方向略略偏一点，而杨家上流村的民居向东南偏得较大;第三个特点是村民的住宅围墙大都是用厚约五六厘米的花岗岩石页砌成,砖一般厚薄,瓦一般长短，色泽浅淡均匀整齐。这真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以大山为家的百姓就地取材，营造出浓浓的山野之气。这种感觉在村子中央的东西大街上最为强烈，街的南北两侧及胡同深处，凡目光所及之处皆是光滑润泽的石板墙，围着矮小古朴的老屋,间或有青枝绿叶自石板墙上探出头来。这是村里最古老的街道，横贯村子东西,现在人们称它“后街”，是因为近年来村中居民渐多，住宅向四面扩展，不但将这条老街由原来的90米长延伸为120米，还在村南村北各形成了一条街，人们将村南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那条街叫做“前街”，高高地横亘在村北的那条叫做“大街”。大街东头有座小桥横跨李村河，将杨家上流村与毕家上流村连接了起来——这是李村河泱泱16.7公里流程中的第一座桥，此桥修建于
  1933年修建的连接毕家上流与杨家上流的老桥
  1933年。桥的西头，在杨家上流村界内，盖着一座小土地庙，驻守在这座庙里的土地爷爷势力好大，他要管着毕家上流与杨家上流两个村的村民们的生生死死、福祸灾妄，承受两个村的香火，这也是杨家上流村不同于其他村庄之处。
  过去村里最重要的街是后街。后街东窄西宽，东头宽约两米，西头宽约4米，呈喇叭口状，人们便又叫它“喇叭街”。几百年前村里老人们就说喇叭街“不好过日子”，所以祖辈们在喇叭街西头、路的南侧盖了一座小小的关帝庙,镇住这个收不住的“喇叭口”。这座关帝庙很小，长约两米出头，宽不足两米，起着石头台子，扣几行青色小鱼鳞瓦，庙门向北，一进庙门就是神台，杨家上流村的家庙旧址上立着80厘米高的关公、周仓和关平的塑像。别看关帝庙小，可负着压邪兴村的重任,村民们对关公也寄托着厚望,烧香祭拜十分虔诚。因为庙小，又紧在大街口上，村民们的祭拜仪式便在喇叭街上进行。在街的北侧正对着关帝庙门有一块一间屋大小的空地，上面有一块大石头，来祭拜的村民就在这块石头上烧纸焚香，以大石作“香炉”，隔着一条街叩拜关公，成为杨家上流村的又一特色。后街的西头，是村中杨氏家族的祠堂,祠堂是3间百年老屋，青砖青瓦，屋脊两头起着翘角，小平口下是几层石条。直到今天，村委的仓库里还珍藏着上百年的每逢春节才张挂在祠堂里的“轴子”，这是杨家子孙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冒着风险把它保护下来的，今天已成了村中宝贵的文物，成了镇村之宝。
  毛杨路东、后街的南侧，是百年老校公立杨家上流初级小学的旧址。小学建于1914年4月，名字叫做“公立杨家上流蒙养学堂”，毕家上流村和李家上流村的孩子也来这里读书。过去各村的“洋学堂”大都借用祠堂或租用民房，唯有设在杨家上流村的这所小学是为数不多的政府拨款盖的官产学校。据档案资料记载,20世纪30年代李村区所辖的93个村中，共有中学1处（李村中学）、完全小学20处、初级小学11处，各校附设的分校40处。在大大小小的72处中小学中，官产学校只有4处,杨家上流村的小学即是其中之一。国民政府曾在普及农村教育上采取了不少的措施。如1933年10月岀台的《青岛市教育局乡区小学充实学额暂行办法》，就是为在乡村逐渐实行义务教育而制定的，青岛市教育局要求各乡区建设办事处每学年开学后一周内，要派员到各小学调查，将应上学却未到校的学生调查上报，编成《补充学额名册》，由各村长按册入户动员上学,劝说无效即报告办事处，办事处研究对其家长处以1元以上10元以下罚款。1934年春季开学后，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公布了30名应上学而未到校的学生及家长名单,宣布分别对他们罚款3-10元，那时农民一年的生活费大约在30元左右,这笔罚款一般农户可拿不起,于是大部分孩子立即进校门就学。其实办事处要处以罚款本是“敲山震虎”之意，学龄儿童就学的目的达到了，又宣布免罚。这个措施十分奏效,学龄儿童包括女孩都进了校门,有的小学甚至拥挤不堪，学生达到原来的数倍。为给孩子们改善学习环境,市政府又连年拨下资金盖学校,修运动场,并提倡社会各界大力助学。只有4间教室的杨家上流小学也在1934年5月得到扩建,政府拨款3150元,加盖新式平房3间,办公室1间，宿舍1间，厨房、厕所各1间，杨家上流小学初具规模。在建设过程中，村民们也都踊跃捐款捐物。教室完工后，政府在校园里立碑为志，将捐赠助学的人名一一镌刻其上。校舍扩大后，设了5个班——还在毕家上流村设分校加了一个班，在读学生226人。近在咫尺的学校让农家的子女得到读书的机会，自1932年起,村里有读书要求的青壮年们也受益匪浅,学校里办起民众学校，开办成年人的识字班。民众学校每年开办春秋两期，晚上7时至9时上课，每期开课4个月，政府每月拨款12元给学员们购买笔墨纸张等学习用品。1934年，杨家上流村共有35名男子进夜校学文化，小学校长赵光炘兼任民众学校的校长，两名教师兼着教课。
  1938年日军第二次侵占青岛后，学校被迫停课；日本人为加强对中国人的奴化教育，于1939年又强令各校复课。1944年，日本海军陆战队开进杨家上流村，把学校做了营房，孩子们再次被赶出校园。1945年的元旦，
  142——日军在学校校长室门前搭起戏台子,戴着面具表演歌舞,吸引了全村老少都去学校里看稀罕，那浓浓的异国风情的舞姿和悠长怪异的唱腔,让村民们颇有些消化不了。也难怪日本人的歌舞入不了杨家上流村村民的眼，这个村的老百姓对表演水平的要求可是相当高。过去李村一带曾有“毕家的秧歌杨家的船，王家的小子会打拳”之说,杨家上流村跑的旱船，扭的秧歌，是千锤百炼磨出来的，世世代代载歌载舞扭秧歌,3岁的孩子也带着扭秧歌的基因。就在日本人“关公面前耍大刀”，“杨家门口舞水袖”之时，村里出了一个最善唱的“秧歌头”毕序沧。毕序沧不但嗓音嘹亮能压住场，最拿手的是他唱戏没有脚本，走到哪里眼前的景致随口道来,便是句句合辙、字字押韵，又是那么切合事实。至今老人们还记着毕序沧唱秧歌时的精彩句子。如抗战时期，日军不断地来村里讨伐骚扰，搞得老百姓焦头烂额。后来村里选了一位村长王克生，此人精明谦和特别会办事，日军来到村里，只要他岀面应付，那真叫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曾为村里出了不少力。毕序沧这年春节带着秧歌队在村里走街串巷的正扭得欢，恰恰来到王克生门前，毕序沧指挥着演员们在他家门口踏着圆场翩翩起舞，自己就放声唱道：“王克生当村长大家赞成，他保的两方面没有事情……”毕序沧道出了大家的一片感激之情，那些感情丰沛的秧歌调大家至今仍能吟唱。
  杨家上流村中有一条自北向南延伸出村的柏油马路，村民们叫它“毛杨路”——从杨家上流村通往毛公地村。因村中房屋偏东南的角度稍大,造成人的视觉偏差,总感到这条路是从东北斜刺而来，向西南方向走去。如今的128路公交车的终点站就设在村北大街的西端。此路修建于1932年，档案资料中称其为“毕公路”。1934年《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建设纪要》载：“本路线起于毕家上流庄,经杨家上流庄、李家上流庄至毛公地,接于台柳路,为毕埠路联络交通之捷径。于1932年9月17日开工，至11月13日完工，全路延长2910公尺，宽5公尺,计面积14550平方公尺，并修筑涵洞7座，沿路均系土质，平坦稳固行车最便，总计工料用款189.50元。” 《纪要》上还记载,这条路是征调了沿路毛公地、苏家、庄子、尤家下河、刘家下河、王家下河、于家下河及李家上流共8个村的村民,按家中田地的多少安排出工、公家出资购买材料、用两个月的时间修成的。
  杨家上流村的村民没有参与毕公路的修筑，却参加了更为艰苦的另一项工程——毕埠路的修建。毕埠路也于1932年9月17日破土动工，自毕家上流村经杨家上流村北向西，走南北王家上流、上臧、炉房、长涧、佛耳崖、麦坡等村至下王埠村。这原是一条山间羊肠小道，崎岖难行却又是各村出行的必经之路,农民们生产的水果蔬菜都是经这条山路用独轮车运输出山。交通的不便妨碍了乡村经济的发展,1932年4月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成立后，首先计划开辟公路、修筑村路。筑路用的炸药、水泥、石料及石瓦匠的费用由市政府拨款,小工、壮工从附近村庄征用,《青岛市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建设纪要》记载:“官出资民出力，各路俱是官民合作，用款少成功多，可为自治先导。预计3年之内则乡区之道路网可以全部完成”。祖祖辈辈被交通所困的老百姓对政府这一利民之举非常拥护，征用民夫的时候，沿途的毕家上流、杨家上流等13个村的村民无不踊跃参加，他们没白带黑，尽心尽力，逢山炸石、遇水搭桥，仅用7个月的时间，就于1933年4月30日就将毕埠路修筑成功。这条路在山坡上岩石间蜿蜒7.03公里，宽5米，单看这段路上大小10座桥梁、19个石砌涵洞、5个管道涵洞、两道石坝,就可以知道修路时开山劈石的艰难。据档案记载，市政府投资3929元,是李村地区自1932年修路以来工期最长、耗资最大的一条公路。毕公路和毕埠路的修筑，拉近了杨家上流村和外面世界的距离，推动了村子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发展。1990年村里又每户集资30元,将这条建成近70年的老公路通过村中的那段铺了柏油，修缮一新，使这个小巧的山村村貌变得清新干净起来。
  杨家上流村后面是石门山脉的卧驼山，山上巉岩峨嵯，山势陡峻。当年卧驼山南坡有1000余亩山林属杨家上流村所有,虽然山林地贫瘠不宜耕种，但山上茂密的松林、齐胸深的山草和散发着清香的丹参、桔梗、远志、何首乌等几十种中药材，也能给这个不甚富裕的小山村村民们一点补贴。秋季，家家户户上山拾松球、割山草换个零花钱，还能解决自家的烧柴;村里有两三户人家长年上山采药材，几乎成了采药专业户。20世纪六七十年代，割山草是大队重要的副业，都是有组织地上山割草送到收草的单位去卖。有一年，收草过磅的师傅忽然发现在山草中有棵人参苗，他急忙问这草是在哪里割的？可惜割草的那位村民虽然自小与山为伴,却不认识人参长的啥模样，每天只顾闷头捡那茂盛的草丛挥舞镰刀，哪还记得在何处割的这堆山草。失去了枝叶标志的人参静静地藏在地底下,而这位村民与宝贝就这样失之交臂。
  其实石门山上有野生人参，从老一辈就不断地传说着，杨家上流村还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石门山上曾经有个石门庙，庙里的老和尚带着几个徒弟在庙里苦苦修行。一天晚上，老和尚正在佛堂打坐诵经，忽然听见后边僧舍里传来一阵孩子嬉笑游戏的声音。老和尚很是奇怪，这深山僻壤里人迹罕至，况且又是晚上,何处来的孩子嬉闹？第二天他就唤来小徒弟询问。小徒弟向师父一一禀报说，近日里常有一小孩来庙里找他玩耍，每次来都在月明风清之夜，玩到三更天小孩就出庙回家，还真不知这孩子家住何处，是何来历。这天晚上，老和尚又听见小孩与小和尚的嬉笑声,便放下诵经的功课抽身去后院察看,见一白白胖胖的小男孩,头上扎着两个朝天髽鬏儿，身穿一件大红小袄、葱绿色的裤子，满面春风地和小和尚笑得正欢。老和尚心中暗暗思忖，一个小小的童儿，夤夜在深山里出没，非妖即怪。但看他神色柔和可亲，目光灵动善良，印堂间蕴含着一团正气，莫非是人们常说的“崂山真参”？听说崂山真参千年才能幻化成人形，吃了后不但能增寿长生，还能得道升天。老和尚坏心陡起，便做出一副亲切慈祥的笑脸对小和尚说:“要想知道这孩子的住处不难,我给你个红线团，他再来庙里和你玩时，想法把红线悄悄地拴在他身上，顺着线找到他,你就上他家找他玩去。”小和尚为找到小伙伴的家，还真的设法把红线拴在小男孩身上，老和尚顺藤摸瓜，毫不费力地挖到了这棵被红线锁住的千年山参，又背着众徒弟在自己禅房里煮成一碗参汤，想一个人偷偷吃了升天做个长生不老的神仙。老和尚兴奋地抱着钵子正待服下这碗参汤，忽听门外徒弟唤声颇急,他只好放下汤钵，掩上禅门去佛堂看看。及至老和尚处理完事情回到禅房,却见那化缘的钵子打翻在地，人参不见了，庙里养着看门的大黄狗正在意犹未尽地舔着地上的汁水，唧唧有声呢。老和尚的光头霎时涨得有笆斗大，他气急败坏地抓件东西，就挥着向黄狗打去，谁知那畜生吃了人参身子变得燕子般轻巧，竟飞出禅房越过庙墙,悠悠地飘到对面山顶上去了，留下一个老和尚犹自在那里捶胸顿足。从那以后,石门山上就出了怪事,人们常在月圆之夜看见那只偷吃老和尚人参的黄狗，站在山顶上雄视四周，却听不到它丝毫的声音，但每次人们听到它发出一声狂吠时，第二天石门庙里准会死一个和尚。不上几年，随着大黄狗不祥的叫声，和尚们一个个归了西方极乐世界，再也无人敢进庙里去，石门庙便废弃了。石门庙一直荒芜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林区办公室在庙堂里办公,才又把废庙利用起来。
  卧驼山上这大片山林，过去分属周围好多村的私人所有，各家都雇了看山的看着自家的林子,家境差的几家合伙盖间看山屋，一起雇上个人看山，只在山南麓就有姜家庵子、葛子庵、苏家庵子等看山屋，后来都发展成了小村落。看山人简陋的茅草庵子里，常有不速之客光临，像那生着吓人的模样却没有毒、咬一口也不打紧的花蛇，三角头灰身子、毒性能致人死命的蝮蛇,都是看山人家中的常客。卧驼山上的蛇类可真够多的，曾有3个少年上山打死一条手臂粗的大蛇，抬下山来一称竟有8斤多重;有一个看山人被蝮蛇咬后，在医院里抢救了8天才捡回一条命。还有个看山的，平时将烟叶放在一只鞋盒子里，这天取烟吸时，掀开烟叶一堆蛇蛋赫然躺在鞋盒子底下！ 倘若晚些时候发现,恐怕他的看山屋子就变成蛇的“幼儿园”了。过去卧驼山上不但蛇多,狼也多，狼在饥饿的时候常到人居住的地方出没。这一带都知道“苏大嫚”斗狼的故事。说的是在“棉花疅”旁的苏家庵子，雇着苏大嫚看山。请一个女子在深山老林里独自担当着一方山林的平安重责，这在崂山的看山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苏大嫚生得不是那么人高马大，但她特能吃苦耐劳，多年的看山生活更造就了她大胆豪放的性格,真叫是天不怕地不怕。一天，她的看山屋边来了一只狼，正东闻闻西嗅嗅地向屋子走来，苏大嫚一眼看到，抄起扁担便扫将过去,那狼不备吃了一扁担，一个高蹿起来往回跑,苏大嫚高擎扁担就追,这时她才看出这只狼好大好壮，它正跑进了苏大嫚开荒种的地瓜地里，一步居然迈过7个地瓜岭, 步长足足两米半有余，说话间就要窜进林子。别看这苏大嫚
  是个女流之辈,临危却毫不畏惧，她在一垄垄地瓜岭上连跳加蹦，电光火石之间就到了那狼身边，一扁担打个正着，那狼哼也未哼一声就死在那里。有个夏夜,大家都热得到场院里睡觉,苏大嫚那天也在村里，她还和乡亲们开玩笑说，上中间去睡，别叫狼叼了去。睡到半夜，苏大嫚
  身上一阵刺痛把她痛醒，只觉身子还不断地打着颤在地上扫来扫去。她睁眼一看,原来自己真在狼嘴里叼着，快被拖出村去了。她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挣了几挣，非但没有挣脱，被狼嘴咬着的地方更为疼痛。由于她身子扭了几下,狼嘴便有点咬不大住，一下子松了口，大约是想换换口另找个地方叼着,那狼张大嘴正向苏大嫚身上插下去，说时迟那时快，苏大嫚叉开五指向狼嘴里只一抓，就死死地揪住了狼的舌头，向外使劲地拉。那狼负疼，矬着身子向后挣,却是越挣越疼,僵持许久，苏大嫚渐渐力气不支，手指稍一松，那狼拼命一挣,头也不回地窜进林子里去了。苏大嫚勇斗野狼的故事传遍了石门山一带的山村,大家请她看山就更放心了。随着人烟愈来愈稠密,卧驼山上的野兽愈来愈少,人们上山砍柴采药胆子也大起来。日军第二次侵占青岛后，强征各村村民在青岛的各个山头打了深深浅浅的许多山洞，杨家上流村的青壮年也常常被征了去挖洞，有的上崂山里，有的就在村后的卧驼山南麓老屋涧的半山腰上挖了好几个月。老屋涧上那座山洞口朝南，深约六七
  老屋涧半山腰上的山洞
  米，宽约4米，高有两米多，里面阳光充足、冬暖夏凉，待挖好了山洞时，日军就投了降，挖好的山洞也未派上用场。到20世纪50年代初，毕家上流村有个小伙儿要结婚，家里却无钱盖新房,这对小夫妻的胆子也够大,竟跑到老屋涧的山洞里去，把山洞一间两开，分成里外卧室、灶间，安上门窗，在里面拜了天地、入了洞房，搞得附近村民无不称奇。那对小夫妻在山上生儿育女住了好几年，却既无蛇类骚扰,亦无野狼恐吓,居然安安稳稳地过着小日子。
  杨家上流村的村民老实本分，父老乡亲们本就是一家一道的，和睦相处互相尊重，村里少有争争吵吵的事情发生。村民们自豪地说，我们村自古就是个“和平村”。
  村中土地以山林地为主,可耕地也多是些山岭薄地，费力多收成少，所以村民生活比相邻各村如毕家上流村，南、北王家上流村要差一些。1951年土地改革时，根据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杨家上流村不但找不岀一户地主，连富农也没划出一家;村中贫农分得村前青台山的土地，是县里从李家上流村调配来的。山岭地种麦子收成太低，村民们长年用地瓜和地瓜干果腹,每年三月青黄不接时,许多人家连地瓜干都没得吃，依靠挖野菜、撸树叶度日。1942年至1945年连年天旱少雨，杨家上流村的粮食几乎绝产，家有10余亩地的富裕户也吃不上地瓜干，1岁多的小孩见到地瓜干竟馋得哇哇大哭。那年的地瓜蔓长得只有尺把长，人们把地瓜蔓上磨磨成粉，成了最金贵的食物。熬过漫长的冬季，盼到春草发芽的时候,卧驼山上的野菜却都旱死了,全村人能行动的纷纷外出,走出老远的地方挖野菜、摘树叶,不管是苦的、涩的、毛茸茸带刺的，看着像能入口的东西就挖、就摘，挖到篮里就是菜。为去除野菜、树叶的毒性，家家户户的女人忙着对它们“深加工”：用开水先焯一遍，再拿到村东的河里一遍一遍地淘洗，久旱的李村河已变成细流，两边围满了淘菜的女人们，那条细细的水流竟然被野菜汁染成绿色，流出近百米水色才渐渐变浅。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杨家上流村就自发地成立了一个生产互助组。村里有9户贫农想组织起来互相帮助发展生产，但苦于少农具缺牲口，便约请5户中农参加互助组。这几户中农很痛快地就带着两头骡子、两头驴和全套的农具入了互助组，这14户人家的互助组在这一带的村里应算最早的了，给大家做了个好榜样。
  1958年崂山县成立李村人民公社，杨家上流村和毕家上流村组成一个生产大队，属李村公社所辖。公社有一个宏伟的规划,要将位于山沟沟里的10多个村子全部迁到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宜于人居的于家下河村一带。久居山沟的村民们很拥护这个规划，并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迁村的筹备工作中去。于是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激动人心的口号中，各村组织了青壮年突击队爬上卧驼山的“围子顶”，把先人们为抵御'红胡子”修筑的防御工事——围墙上的大石拆下,硬是凭一副铁肩一块一块地扛下山去，运到于家下河村的西山，要在这里建成一片苏联老大哥集体农庄式的住宅楼，实现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生活。当年的这些突击队队员，如今已成为七八十岁的老人了,谈起这些好似笑话的往事，个个感叹不已。其中,有些许自嘲当年的傻气,也有些许对当年冲天豪气的留恋。
  那时候大队的副业一是种梨树，二是搞运输,而且运输工具主要靠小推车。每年梨子成熟的时候，也是运输队最累的时候，出门进门都是满载。根据上级统一安排,各村要把水果送到市果品公司分配出售，于是杨家上流村每天出10辆小推车,10个村民每人一辆，推着满载崂山窝梨的小车鱼贯出村，沿毛杨路上台柳路，将清香扑鼻的梨子气味一路洒到东镇的利津路果品仓库，然后小车队走曹县路、杭州路过四方北岭，到达水清沟的第二粮库,再装上面粉运到李村粮库。这一路绕个大圈，足足要走七八十里，整整推一天车子。待到刨完地瓜交公粮时，小推车装的是刚从坡里刨回来的鲜地瓜，白生生的瓜瓢披着大红袍子，散发着泥土气息——杨家上流村山坡地上用崂山水浇出来的地瓜分外香甜。那10辆小推车每辆都垛着4个鼓鼓囊囊的大麻袋，每只麻袋里是150斤大地瓜。送地瓜常常是直接送到市区的居委会或居民的大院里，省略了进粮库转粮店的手续。当村民们推着小车走进大院时，居民们早就接到通知排起队等着了，粮店的会计甚至已经给前面的几个人把粮证都填好了，5斤地瓜顶1斤粗粮，只等地瓜一来就取走。居民们有的推着藤编的婴儿车,有的拖着自造的“钢铃车”，每户人家至少要买回一二百斤，因为一年就供应一次鲜地瓜,卖过这一次后就只供应地瓜干了。那些排队的大嫂还不忘向推小车来的“司机”们打听，地瓜是哪里的？你们是哪村的？于是“司机”们的豪情一下子上来了，很“展扬”（青岛方言，“自豪、骄傲”的意思，但以“骄傲”成分居多）地说:“崂山里的地瓜，'情好’（青岛方言，“放心吧”的意思）吧,快回去吃吧！”卸完车的村民正在马路上往回走着呢，后面传来一片清脆的“哗啦哗啦”的金属撞击声,买到杨家上流村红皮大地瓜的居民们，拖着哗哗作响的“钢铃车”飞快地从小车队身边滑行而过。当年，用“钢铃车”去买供应的鲜地瓜是青岛市的市井一景,至今还留给青岛市区的居民们一个很美的回忆。2004年，杨家上流村全体村民办理“农转非”，生活也早就富裕起来，早年的主食地瓜成了偶尔解馋的稀罕物,是受欢迎的绿色食品，于是50年前为城市居民送地瓜的往事就时不时地让当年小推车“司机”们怀念着了。
  1958年是个丰收年，粮菜水果收成都是出奇的好，更加鼓舞了人们实现理想的斗志，当时有一首歌儿唱得好:“跃进跃进大跃进，快马加鞭向前进，十五年内赶上英国，中国人民有信心。”共产主义似乎就在眼前，村里托儿所、敬老院建起来了，大队食堂吃饭不要钱各取所需。因为不需要把粮食分到各户去，便遵照上级指示就地挖沟,把丰收的地瓜直接埋在田里储存,造成大批的地瓜冻、烂在地里。到转过年来育地瓜苗时,新的问题出现了——过去农民家里很少生火炉取暖，火炕就是冬天的热源,到春天把地瓜畦在炕头上，每天做饭烧热了炕就可保证需要的7℃的室温。但这一年是在食堂里吃大锅饭,社员家里不做饭也不分配烧草,家里锅冷炕凉，温度太低,就把地瓜畦放在院里向阳处，盖上几层草帘子保温。岂料一场春雨浸泡，一场倒春寒降温,村民们眼看着地瓜烂了，芽子发不出来，育出的地瓜苗仅够栽一半的田，无苗可栽的那一半只好种上养麦。养麦的产量很低,又不合青岛本地人的口味，缺粮的迹象渐渐凸现。
  1960年,山东省特别是青岛地区严重的灾情受到中央的关注,全国各地都向青岛伸出援助之手。11月，华东局组织了五省一市（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五省和上海市）党政军民慰问团慰问灾区，其中上海市慰问团带着粮食、棉衣等大批救灾物资,深入受灾最严重的即墨、胶县等地进行慰问。为了度荒,青岛市的机关、工厂、商店、学校等各单位都成立了生产救灾领导小组,想方设法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崂山郊区区委生产救灾指挥部组织社员开展生产自救和互助互济活动，干部们定期走访农户，发现问题当即处理。据崂山档案馆馆藏资料记载,为解决迫在眉睫的吃饭问题，区委派人到村里蹲点，大抓春菜生产,动员农民多种早熟作物,到山上采集代食品，还用地瓜蔓、豆角皮、花生蔓、茅草根等制造“无粮淀粉”，想方设法为老百姓解决吃的,带领大家度过了困难时期。郊区区委根据中央的部署，整风整社，整顿了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及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农村工作上的错误得到纠正。1961年，崂山郊区改为崂山县后，根据中央颁布的《农业六十条》的精神和省委的部署，调整了生产大队的规模,全县由208个大队分为435个大队，本是一个大队的杨家上流村和毕家上流村也分开了，杨家上流村成了一个独立的生产大队。常言道“船小掉头快”，队小也好领导、好安排,根据《农业六十条》精神，各生产大队实行了独立核算，明确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的权力和职责，巩固了“四固定”（定牲畜、定农具、定土地、定劳力）、“一奖”（超产提成奖励）制度，发展了“三包”（包产、包工、包成本）的生产管理方式。人民公社的整顿调整和中央的新政策，大大地提高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开始得到较快的发展。
  贫瘠的土地和缺水的现状，一直阻碍着杨家上流村前进的脚步，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这个难题得到一部分破解。1965年，“农业学大寨”的高潮首先在北京、唐山和山西掀起，大寨人“与天斗与地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事迹不断见诸报端。1965年11月，青岛市委组织各区（县）书记赴先进地区参观学习，利用一周的时间跑了11个县，参观了24个大队，向这些先进单位取经。1966年1月，青岛市即在全市范围内广为宣传，积极落实，将学大寨运动在各公社铺开。山西、北京等地学大寨先进单位的条件与崂山县山区各村的条件非常相似，如山西榆县处于“大雨满山流，无雨渴死牛”的山区，在1965年165天无雨的大旱情中，担水抗旱61万担，行程41万里，坚持担水83天浇地680亩，在大旱之年得到每亩产粮650斤的好收成。他们自豪地说：“今年丰收靠的是大寨精神，革命干劲，一条扁担两个肩膀，没有老天爷的份。”榆县人下决心改变“土如珍珠水似油，遍山遍地大石头”的恶劣耕种条件，把荒山改造成良田。他们像大寨人那样在青石板上造田，大寨是“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夺高产”，榆县人曾为改造二分地用350个工,他们说，百年大计，整田造地没有什么合算不合算。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李村公社决定在李村河的源头处，借卧驼山几十米深的天然沟壑,修筑拦河大坝截住水流,造一座储水的大水库——毕家上流水库，以解决几千亩山坡地的浇水难题。公社请来崂山县水利局的技术人员作指导,组织了下辖的52个大队社员，利用冬闲时间，开始了这个艰难的工程。在卧驼山的山涧里选好大坝的位置后，将山石上的沙土一锨一镢地挖出来，直到见到山体的巨石，再用山下运上来的黏土垒大坝。村民们像过去农家盖房一样,将搅拌好的黄黏土一层层夯实砸紧,一层层向上垒，黏性很大的黄土变得异常坚固。这座水库修了整整8年，每年农闲时，公社便安排各村社员上山，没有先进的机械设备，没有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凭着一双双生着老茧的手、一副副坚实的肩膀，一座长200米、宽100米、蓄水100万立方米的水库于1972年竣工了。周围村子都受益，但以水库的近邻毕家上流村和杨家上流村感受最为深刻。没有水库时，杨家上流村的村民每年每人平均只能分到二三十斤小麦,水库修成后浇地方便，增加了小麦的种植面积，村民们每年分配的小麦增加到70斤;得到水灌溉的地瓜也大幅度增产，大家的口粮亦随着增加，每人每年可分到1500斤地瓜。这一带的农村
  —157——虽然仍以地瓜为主食，但缺粮挨饿淘野菜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到20世纪70年代末，杨家上流大队的工分值每分提高到1角钱,一天记12分的整劳动力，出工一天可得1.2元钱，这对多年贫困的山村村民来说，当时已经感到较为满足了。
  在20世纪70年代，青岛地区改山造田兴修水利达到高潮。越是冬闲越不闲，漫山遍野随处可见猎猎的红旗和忘我劳动的人群。杨家上流大队在村东的李村河底挖成大口井,截住潜流浇地，修成扬水站输水，100多亩少水的农田得到充分的灌溉，产量得到增加。村民们还参加了由公社统一组织的改造青台山的战斗。青台山在杨家上流村东南方,相距千米左右,过去属李家上流村所有,它的名字是由颇有韵味的“青苔山”演化而来。因半山腰石坡上有个一米多长、半米多宽的天然石坑,石缝中源源不绝渗出的清凉山水注入坑内，石坑从未干涸过。山水满坑则外溢，下流成溪，背阴坡上润泽潮湿、青苔点点，故而老百姓称其为“青苔山”。青台山海拔179米，山北300多米处有3个山头，人称“一顶二顶三顶”。过去山上石头裸露树木稀少，开出来的庄稼地沙砾多土质少,在造青台山大寨田时几乎把这片地翻了个个儿。村民们先用炸药把“黄沙盖子”炸开，挖出沙石运走，再从别处推来好土覆盖上，把青台山西坡的山地整成一片平展展的优质地，覆盖的土层足足有40厘米厚，当年种的小麦亩产就达600余斤,创历史之最。时光的步履匆匆走进21世纪，杨家上流村与时俱进,昔日的贫穷山村今天已完全改变了模样。而真正的巨变马上就会来临，杨家上流村的旧村改造已经纳入政府的规划,不日即将实施，村民们期盼着的新生活越来越近，幸福的明天就在眼前。
  （根据杨廷钦、杨世润、杨世询、杨世海、杨泽武等口述整理）南王家上流村
  傅春霞
  南王家上流村位于李沧区东部,李村河上游,隶属于九水路街道。南王家上流村东与杨家上流村、毕家上流村接壤,西与戴家村、上臧村临界，南面是李家上流村，北依北王家上流村。全村行政区域面积约2.2平方公里，
  鸟瞰图现有居民600余户、1700余人，均为汉族。村中姓氏以王姓居多,约占村中人口总数的98%，另有李、梁、管、曹等姓氏，约占村中人口总数的2%。
  南王家上流村三面环山，西面是石屋子山和西南坡山，山上植被不多，寥寥落落的，有些荒凉的感觉，山地的梯田种植着桃、苹果等果树;北面是青山，像一面翠屏，因山上有石如绵羊状,故名“绵羊顶山”。东面是舒缓的小土丘,已是杨家上流村了。南王家上流村东村西各有一条河，分别称为“东河”和“西河”，村子则位于两条河中间。东河、西河汇集崂山余脉流下来的雨水山泉,与毕家上流河一起在村南交汇，结伴汇入李村河。过去东河、西河水草丰茂,常常有小鱼小虾在河里嬉戏,后来水源渐渐枯竭，残留着的一点水仅可以用来浇灌两岸的菜地。
  村中主要街道有一条东西大街和两条南北大街。东西大街是毕埠路上的一段,但对南王家上流和周边村落来说,却是一条交通要道。它西起王埠庄，一路经过麦坡村、佛耳崖村、上臧村，通到南王家上流村中央，然后向杨家上流村和毕家上流村蜿蜒而去，一直通往北宅。这条路年月久远，是20世纪30年代修建的。当时遇山开路，遇河架桥，南王家上流村东河、西河上的石桥，就是那时修建的。东西大街原先是条土路，近几年铺上了水泥，告别了漫天扬尘的过去。南北大街有两条，一条在村中间，以前也是土路，仅用石头在上面铺成了一条碎石路。村东还有一条路，原来也是土路，这两条南北街经加宽修整，现在都铺成了水泥路面。因为地处崂山余脉腹地，交通不便，只有128路公交车经过村南。
  村中石桥
  南王家上流村的街道和房屋布局受地势影响,并不十分有序。村中房屋布局复杂，高低错落，各抱地势。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房舍已由草房翻新为瓦房，但村中现在仍保存着用石头垒成的低矮小屋,镶嵌着木质方格的窗棂,样子已经很久远了。不过形态各异的石头垒成的小院,很有些古朴和典雅的意蕴。小巷狭窄、曲折、盘旋，像与人捉迷藏，走着走着似乎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但只要拐个小弯，却又是“柳暗花明”。村中居民都很有生活情趣，门前或栽竹，或植耐冬，或摆盆景。时有鸡鸣犬吠声传入耳中,更显得村落之静谧、生活之安好。
  南王家上流村在清末属即墨县仁化乡；德国占领青岛时期，属胶澳租借地李村区；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时期,属青岛日本守备军司令部李村军政署,后改属李村民政分署；1949年8月属南海专区崂山行政办事处李村区；1961年6月王家上流村分为北王村和南王村，称崂山县李村人民公社南王村生产大队；1984年11月恢复行政村，属青岛市崂山县李村镇；1994年6月属青岛市李沧区李村镇;2000年1月属青岛市李沧区九水路街道;2004年10月实行“村改居”，成立社区居委会。2001年，居民实行退休养老保险制度。
  据村中老人讲，南王家上流村在1961年6月以前与北王家上流村统称为王家上流村，起源于明朝永乐年间，有王姓两兄弟王通、王达从云南大槐树迁至东李村，七世祖之前居于东李村,到了七世祖时,与先居于王家上流村的刘氏换居，因为村落位于李村河的上流处,冠王姓，故名王家上流村。为什么与刘氏换居，据说有两个原因。一是东李村四周无山，缺少烧柴;二是因为南王家上流村地处河流上流山地，因山水冲积而成的小沟小坎极多。当初,村西的西河和它周边的一条小溪相交汇,汇合之处刚好有一水湾，池水四季充盈，从不干涸，形成“二龙戏珠”之相，人们认为这是祥瑞之兆。再观其北山绵羊顶，秀美如画，加上此处三面环山，地势上属于过去传统风水学中所说的“坎儿”地，有聚宝敛财之意；加上北方山脉的阻挡，气候冬暖夏凉,确实是个宜居佳处。所以，王姓兄弟就从东李村换居此处了。来时是七世祖，繁衍至今已是21世了。王姓兄弟两人渐渐形成长支和次支两大宗支。王氏迁来之后，过了几百年，李、梁、管、曹等姓才相继迁入。李姓人家是新中国成立前由即墨王村迁入,原本李姓在南王家上流村里为人做长工，因为主人家无儿无女，见李姓老实厚道，就将其留了下来。梁姓是新中国成立前因随母改嫁而迁入。管姓是因为娶了王家的独生女儿，父母不舍得女儿离开，管姓才倒插门落户于此。曹姓是新中国成立前从安丘迁入，他原本是个打铁的，流浪在九水路一带的各个村落之间，为山里农户打镐打锄，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落实政策,就将其留在南王家上流村。
  南王家上流村以农耕经济为主，主要种植地瓜、花生、小麦、玉米、高粱、黍子、谷子等农作物，还有窝梨、香水梨、秋白梨等梨树。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南王家上流村可耕地很少，每人还不到半亩地，国家根据其情况免收此村公粮，村民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因为山岭薄地,土质贫瘠,很不利于农作物生长,加上水源匮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发展，村民基本上是靠天吃饭。为了给庄稼施肥,村民要推着车子到吴家村去推粪。梨子熟了之后，经国家统一调拨定价后，还须用车子推着送到沧口、四方、中山路等地方。当时没有花生油，花生和芝麻都是当作油料的，将花生或芝麻烤熟,碾碎成末,放入坛子里,加入盐，保存起来，人称“芝麻盐”。等到炒菜或拌菜时就舀上少许，用来调味，这就是很奢侈的美味了。
  为了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新中国成立前，南王家上流村民就干起了手工活——糊火柴盒。当时，青岛火柴厂在村中设立了火柴盒加工点，将厂里用以加工火柴盒的材料运到加工点,村民们便到加工点领取火柴盒材料回家加工。当时家家户户都依靠糊火柴盒增加一些收入。小小的火柴盒看上去简单，糊一个火柴盒的工序却并不简单。先用地瓜粉熬糨糊，再用糨糊把制作内盒的小条子粘贴在纸上，将其逐一圈卷成一个四方小盒，再将四方小盒放入蜡烛铸成的火柴盒模型里,粘贴上火柴内盒的底，然后再做外盒，做好后，进行晾晒。有时逢阴雨天,将火柴盒全都摆放到炕头上，在锅灶里加火烧炕,进行烘干。烘干后将内盒套在外盒上，然后绑成捆，送回到火柴加工点去，验收合格后，按每1000个两毛钱的价格付给加工费,后来增加到每1000个三毛、五毛，这成了村民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这个行当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渐渐销声匿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生产力得到解放,村民积极性空前提高，有的出外打工，有的搞建筑、跑运输、开石厂,个体经济飞速发展。村委会也积极引进资金,发展集体经济，玩具厂、制衣厂及青岛大学海洋科技开发公司等企业先后落户村中，还引进了三旺机械加工、箱包厂等韩资企业。土地出让给村里增加了收入，更重要的是，独资企业的落户解决了村中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村中青年大多都在村中独资企业工作，每月工资1500元左右。村中老人皆有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男60岁、女50岁的老人就可领到1000多元的养老金，实现了老有所养。
  合作社生产自救小组妇女正在做手工活
  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王家上流村走上了农业合作化道路。1954年,成立了互助组；1955年与毕家上流村、杨家上流村组建了上升农业社。在很短的时间内，全村村民都加入了农业社，团结起来共同发展生产。人多力量大，粮食产量也迅速提高，农业社搞得红红火火。1957年秋，中共中央委员张云逸来村中视察。此事曾轰动一时，是该村发展史上浓重的一笔。
  南王家上流曾经有过两个颇有作为的人。一个是王从忠，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是个开汽车行的，在蒙古路上的大英烟草公司当司机。有一次，他的英国老板被人绑架了，他想办法将其救了出来。英国老板为答谢救命之恩,就买了一辆汽车送他,并将公司的运输业务交给他去办理。他由此起家，运输业务越做越大，渐渐购置了汽车,发展起运输业,成立了当时有名的“忠信汽车行”。据说，他聪明好学，汽车修理技术十分了得，只要听听汽车的声音，就能准确判断汽车的毛病出在哪里。有一次，在青岛大连路那个上坡处，碰到部队车辆坏了，几个官兵趴在车下修理了半天，也找不到毛病。他过去看了看，三下五除二就将问题解决了。部队看好他的技术，就将他留在了部队从事汽车修理工作，直至退休。另有一个叫王从钦的，在杨家上流小学上学，“七七事变”之前,在黑板上写下了“革命”两字,就远赴北平,参加了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清华大学任教，去世后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南王家上流自立村以来，也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有过不少文物古迹，王姓祠堂就是其中之一。南王家上流的王家祠堂建在西河的水塘东侧，分前后两个大院。前院是挂王姓宗谱的地方，后院是人多时用来暂且休息的地方。每到年除夕夜晚近12点时，全村人都各自带纸钱、香火涌到祠堂里来，点上蜡烛，磕头，行礼，烧纸，请死去的先人回家过年吃饺子。祠堂一年四季都是冷清的，只有这一天摩肩接踵，分外热闹。祠堂由村中60岁以上的老人轮流看守，负责祠堂祭祀等活动。能够看守祠堂，对村中老人来说，是件很荣幸的事情。过年这天，负责看护祠堂的老人就将宗谱挂出来，宗谱也叫“轴子”。宗谱有3米高、3米宽，全村王姓先祖都记在宗谱之上。负责看护祠堂的老人要购置猪头、鸡、白鳞鱼摆放在案上，称为“三牲”；还要摆放上水果、点心、枣等。这年村里有人去世的人家要用盘子端上5个馒头摆放在案上,将死去家属的名字填记到宗谱上。所有的供品履行完自己的职责之后，都理所当然地归看护祠堂的老人所有，过年忙活了一顿,没有什么报酬，就算以此慰劳了。等过初二送年时，人们又都涌到祠堂烧香，将先祖送走。王氏祠堂建设年代久远，全村王氏宗祠只有这一个祠堂，后来被毁掉了，家谱也给烧掉了。
  另一处古迹是关帝庙。过去南王家上流村曾有三座关帝庙，分别建在村前、村东和村后。里面供奉着关公像，他姿态闲定，手拿书，拈须而读;两侧还塑有两个神像，一个是周仓，手持关公的青龙偃月刀；还有一个是关平，是关公的义子,手拿大印玺。庙内的墙壁上画着壁画,记叙着关公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为什么要建三座关帝庙呢？据村民们讲,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将关帝庙当“照壁”。照壁就是内墙,农村建造房子时在门对面建的那道墙，可以起到遮挡、迂回的作用，以免从门口直接看到屋内。关帝庙大多建在村口的交通要道的空荡之处，也有防卫之意。第二个原因，蔡阳是《三国演义》中的人物，被关羽一刀将头砍去，是一个冤死的鬼。当年,为了震慑蔡阳，就在村中主要道路口建了3座关帝庙。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普遍认为关羽侠肝义胆,为人很义气，可以驱灾辟邪,所以才建此庙。
  南王家上流村没有出过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没有太多慷慨激昂的往事，日子花开花落，无声无息。几百年来，它就躺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山坳里，守着只属于自己的时光。这里的自然环境好，青山绿水，花香缭绕。街道也干净,找不到任何邋邋遢遢的东西，一切都清清爽爽。村里还有许多枯藤、老树、鹊窝，显得恬淡而古雅。春天，阳光明媚，柳树刚刚冒出新绿，村中的老树上众多的喜鹊窝里时而飞出两只鸟鹊，安详的老人们坐在街头无忧无虑地晒太阳,脚底下猫咪懒洋洋地在主人身旁。这儿是喧嚣的尘世之外的天堂。
  （根据王顺达、王壮元、王圣佳等口述整理）北王家上流村
  傅春霞
  北王家上流村位于李沧区东部，李村河上游，隶属于九水路街道。北王家上流村东与杨家上流村、毕家上流村接壤,西与戴家村、上臧村临界，南面是南王家上流村, 北依“绵羊顶山”，全村行政区域面积约1.4平方公里，现有居民320户、960余人，均为汉族。村中姓氏以王姓
  鸟瞰图居多，约占村中人口总数的98%,另有杨、陈等姓氏，约占村中人口总数的2%。
  原王家上流的王姓共分两支，一支是长支，另一支是二支，南王家上流村为长支,北王家上流村为二支，当地人俗称南王家上流村为“下街”，北王家上流村为“上街”。上街、下街原本是一个村,1954年成立初级社时，下街成立了一组先进社,共分为8个生产队，上街成立了二组先进社，共4个生产队。1956年，又组成了高级社。
  后来经过民主讨论和协商，上街人向下街的人提出分家，并向当时的李村人民公社提岀申请,在经得上级批准之后，1961年6月，上街、下街正式分为北王家上流村和南王家上流村。两村之间大体上以一条普普通通的小巷为分界线，但分界线并不绝对，因为原先12个生产队杂居的实际状况，分家之后,房舍居住依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土地也是根据生产队时交错分布的情况，按照“地随队走”的原则，各归各的，所以土地上也没有明确界限。
  北王家上流村地势北高南低，北面山峦起伏，叫绵羊顶山，俗称为北山。北山上有许多支流流经村中，形成一道道溪流，成了村中灌溉饮用的主要水源。山上林木茂盛，风景秀美，除了松树,漫山遍野还生长着许多刺槐,据村中老人讲，刺槐生命力很顽强，对土质要求低，只要能藏住根，它就能存活，而且树根扎下去后越长越旺，自刺槐长成规模之后，蔓延得漫山遍野。每年四月就开出一片白茫茫的槐花,散发出阵阵甜丝丝的清香,槐香随风潜入村来，整个村庄都沉醉在一片花香之中。村中老少皆到山上采摘槐花，回家清洗，淘净，切碎，用来包包子，或炖鱼,或炒蒜薑吃。槐花开的时节，吸引了许多养蜂人闻香而来，山下到处是一排排蜂箱，所以村里人也能吃上天然的槐花蜜。
  村中现在的街道主要有两条，都是南北大街。一条经过村中间，直通到南王家上流村头，是20世纪30年代修的。村东还有一条路,也一直通到南王家上流村去，是20世纪70年代修成的。北王家上流村中现在的交通要道是村后刚刚修建不久的天水路，也叫环山路，天水路的修建，让这个闭塞的山村有了一条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道。
  北王家上流村清末属即墨县仁化乡；德国占领青岛时期，属胶澳租借地李村区；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时期，属青岛日本守备军司令部李村军政署，后改属李村民政分署;1949年8月属南海专区崂山行政办事处李村区；1961年6月王家上流村分为北王村和南王村，称崂山县李村人民公社北王村生产大队;1984年11月恢复行政村，属青岛市崂山县李村镇；1994年6月属青岛市李沧区李村镇;2000年1月属青岛市李沧区九水路街道；2004年10月实行“村改居”，成立社区居委会。
  追溯该村起源，据村中老人讲，在1961年6月以前北王家上流与南王家上流两村合称为王家上流村，大约起源于明朝永乐年间，有王姓两兄弟王通、王达两人从云南大槐树迁至东李村，后与居于此处的刘氏换地。王氏搬到王家时是七世祖，至今已是21世。当初是王姓兄弟二人至此安家落户，后来渐渐形成长支和二支两大宗支。王氏迁来之后，又有杨、陈两家相继迁入,都是因为生活所迫，投奔姥姥家而来。
  王氏先祖来此定居不久,就建立了自己的祠堂，祠堂位于现在的村西南处。王家的祖坟在东李村，就坐落在现在东李村桥头那一块，茔地当年很有名气，被称为“王家茔”。王姓迁至王家上流村后，留下一户人家专门看管茔地，茔地周边有几块地，都由他家耕种，每年北王家上流村的王姓都得到茔地上坟祭祖。直到1966年，坟地被毁，才不去祭祖了。
  北王家上流村历来以农耕经济为主，粮食主要种植地瓜、玉米和少量的小麦，水果主要种植窝梨。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山岭薄地不适宜庄稼生产，又处于上流地带，水源缺少存储设施，流失快，造成水资源缺乏，所以粮食产量极低,只能靠窝梨卖点钱。这种梨是崂山一带的特产，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也卖不上几个钱，所以日子过得比较贫寒。为了生存，村里人不得不出去自谋生路，到码头给人扛大包、搬运货物，干一些出苦力的行当，维持生计。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北王家上流村没有地主，都是自耕农，又分得了外村地主的部分土地，增加了可耕地数量，可以多劳多得了。而且，国家根据北王家上流村山地多、可耕地人均还不到半亩的实际状况，免除了其向国家交纳公粮的义务,还补给统销粮,为北王家上流村解决了3个月的粮食问题。北王家上流村也积极想方设法发展经济，特别是自分家后有了自主权，充分利用自己的山地优势，发展果树业，引进了崂山水蜜桃、恩梨、长把梨、红星苹果等优良品种。当时，窝梨缺乏市场竞争力，已经渐渐被别的优良品种代替。北王家上流村将窝梨全部嫁接成了长把梨。长把梨是一种优良的品种,把儿特别长,皮儿特别薄,水分大，肉质甜而脆,关键是久储不烂,市场销量很好，所以在当时很受果农欢迎。由于北王家上流村土质属于沙窝地，水也是山泉水，所以结出的果实又脆又甜，当时北王家上流村的长把梨也是远近闻名。为了解决灌溉水源缺乏的问题，在村后修了北山水库和北台子水库，还在毕家水库边上建立了一座扬水站，然后从扬水站边上开始修水渠，水渠两侧用石头砌起。当时全村男女劳力齐上阵，分组分工，打石的打石，运石的运石，砌渠的砌渠，挖沟的挖沟，直干了一年有余，才将这条从毕家上流村一直通到北王家上流的水渠修成,基本解决了水源问题，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起，为增加收入，生产队里成立了副业队，通过出去搞建筑、挖沟、修路、采石头，并依靠自身优势开办采石厂等渠道，为村里创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通人和，村民开始自谋出路，自寻致富门路，纷纷走出家门，从事跑运输、搞建筑、做服务等各行各业的人增加了,有手艺的人也有了用武之地,人们生活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20世纪90年代，村里积极引进外资企业,增加村里收入，也解决了一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2001年，开始实行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村民变成了城市居民。
  1957年秋，中共中央委员张云逸来村中视察。据村里的老人回忆，当时，张云逸将军来时，只有1辆车，带着3个随从人员，由青岛市委书记、市长、北海舰队司令、市公安局长等领导陪同，农业社党支部书记毕聚名将张云逸同志接到办公室，村里准备了西瓜招待。张云逸吃了一小块西瓜，喝了一点自己带来的水，然后就起身到麦场视察。麦场里的人在专心地劳动，都不知道是中央领导来了。张云逸临走时，与农业社的领导一起合影留念。这张相片毕聚名有过，但“文革”期间这张珍贵的相片被毁掉了。张云逸走时鼓励大家说:“你们要好好努力，干好工作。”视察完毕后，上级拨了3.6万元钱给社里，专门用来修筑石坝水库。后来,《青岛日报》等报纸对张云逸视察上流乡一事进行了报道，此事曾轰动一时。
  当时北王家上流村的高级社究竟是什么情况呢？根据村中老人的回忆,1954年，为响应国家号召，原王家上流的下街成立了一组先进社，上街成立了二组先进社。当时规定社员入社自愿，村中大部分村民都是纷纷响应号召，积极加入到先进社中，热热闹闹，好不红火。村中只有一两户人家没入社。入社村民种地都是集体耕种，没入社的一两户夹杂其中,格外显得身单力薄，最后也加入到高级社中去。社里人互帮互助，人多力量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增加了产量，高级社搞得红红火火。1958年公社化后，村民家中不设锅灶，一日三餐全部到社里吃,社里有专门负责做饭的人，到了吃饭的时间，社员就自备盘碗,到饭堂打饭吃，有馒头、饼子和地瓜，菜一般是白菜和土豆，每家每户按人口领取。中午、晚上不管走到哪儿，都可以到当地食堂吃饭，吃完饭签个字，写上某某社社员某某某，分文不花。比如，早上社员到吴家村去拉粪水回家浇树，就在吴家村吃饭签字,然后下午再往回走，在李村做工的社员也就地在李村吃饭签字，在生产队里从事农活的人，还有人专门将饭送到地头。当时流行着一句话:“吃饭食堂化,干活军事化。”不过这种违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大锅饭”不到一年就维持不下去了。接踵而来的是三年困难时期，村民生活和农业生产陷入了低谷。
  北王家上流村地处崂山余脉深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战争年代与其他村相比，更加多灾多难。那时，崂山游击队经常在周围山上活动，日本侵略军常常到山里“围剿”，他们见到什么拿什么，劫掠一空。当时日本侵略军修筑了壕沟，以防范崂山游击队进出，市内一带就称为“沟内”，李村一带就称为“沟外”，将沟外人当成重点防范对象，沟外人要到沟内去办事，必须出示通行证。通行证是日军为每个村民制作的验明正身的证件,上有姓名、年龄、本人相片，没有通行证的，就按照游击队员论处。当时游击队常常到沟内去打日军，日军也常常到沟外进行“清剿”。为了掩护游击队,村民自发担负起了通风报信的任务。那时，每个村都在自己的山头上砍伐了一棵大松树,用石头固定相依而立，是村里的信号树。如果有异常情况，就立即放倒信号树。各村中的信号树都由村民轮流值班放哨，日军一出动，临近村就放下自己村的信号树，相邻村一见不妙，也立即放下自己的信号树,这样一村连着一村，速度很快。有一次，日本侵略军从上臧村方向而来，北王家上流村的某村民见其快到村了，赶紧放下信号树，村中游击队员疾跑如飞去报信，游击队很快做好准备埋伏好。但这个村民从山上跑下来时，日军已经进村了。当时，日本侵略军但凡见到田间地头有无所事事的闲员就怀疑是游击队员，这个村民灵机一动，到一家农户借了一把锄子，在田地里若无其事地锄起地来。日军果然警惕性极高，招手叫他过来，拿起他的手反正研究了一阵子，看到手上到处是老茧子，方道：“良民的，良民！ ”该村民这才逃过一劫。
  提起日本侵略军，北王家上流村的老人仍然义愤填膺。当时沧口飞机场一带被日军侵占驻扎，飞机场的侧门被当地人称为“死路”，抓的游击队员或可疑分子都被送到这里让狼狗咬死。当地人知道了都从别处绕行，可外地人不知道，有些从即墨、莱阳来的卖地瓜、卖水果的村民由于不知道而误入，就是死路一条。只要进入这里的人,从无生还者。北王家上流村的一个村民就因为被怀疑是游击队员，而被抓到此处,被狼狗吃掉了。
  北王家上流村自落户此地之后，也有400年的历史了,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形成了颇有特色的民俗民风。据村中老人回忆,新中国成立前，村中男子娶媳妇都很早,大都十二三岁，还是个懵懂的孩子,但这时家人就给他张罗着娶亲了，娶的媳妇有的比男子大三五岁。到了娶亲那天，有些孩子还要先到母亲怀里吃奶，娶完媳妇后又嚷着要吃。有些孩子娶了媳妇之后，就光着屁股到河里摸鱼捉虾去了。娶亲的仪式很讲究，有许多世代沿袭的礼节，新郎官小，大都不懂得，家人就找了个明白娶嫁事理的“清人”紧紧随从他身边，时时给他提醒指导。男子家要先扎好两顶轿子，由4个人抬着，吹吹打打到新娘家去迎娶。抬轿子的人中有轿头，路上遇见石磨石碾的，都要用腰间的毡子为其遮挡，因为传统风水学里，磨为虎,碾为龙，娶亲的若是遇见就有不祥之意。到了新媳妇家之后，先给岳父岳母磕头行礼，吃完饭后，还要“谢天井”，就是祭奠老天爷的意思。由新娘的兄弟用盘子端出3杯酒，盘子上压着3根红线绳,新郎官在“清人”的指导下，先将3根红线绳装到自己的袖子、鞋子或系到头上去。据说,放到不同的地方可是关系到新人今后命运的，如果放到头上，新娘以后在家中就是至高无上,放到鞋子里就是脚踩脚碾弃如草芥，放到袖里最能体现两人平等，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放到了袖子里。新郎官要将3杯酒一一祭奠完毕。这时，邻居纷纷都来看新郎官,十几岁的新郎官常常被人看“招”了。看“招”了就是被众人看得不好意思而无所适从的意思。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给人看“招”了，其家人早就传授给他一个预防看“招”的秘诀,就是要盯着一个人看,将一个人看走了，再看下一个，目光不要游移散漫，视无定处,那样会越看心越惧，迟早让人把自己看“招”了。从岳父家回来后，要将门槛上放一马鞍，上置一吊钱，让新娘子迈过去。上了炕之后,新娘子要“坐三日”，就是要连坐3天，这3天中由家人为其送饭送水，不过新娘子吃喝都极少,据说，旧时村民坐马车“出门”新娘子不能白天上厕所，没有办法，只能少吃少喝。晚上睡觉时，新郎官的“铜盆帽”是要扣在脸盆上的，以压住女方的脾气,女方也不甘心被压迫，就将鞋子放在新郎官的鞋上，这样彼此虽然没有言语交流,表面不动声色，暗中却早已过招无数，以定将来的生活谁主江山。睡觉的位置也至关重要，谁睡在外面，谁以后就主外当家，女方若睡在外面,就成了内外兼理，外交内政全成了她自己的了。所以男方一般都睡在外面。讲述这个故事的老人说，当年他就因为在睡觉位置上疏忽大意了，所以一直生活在妻子的严格管辖之下，当然这都是说笑的话了。
  北王家上流村的王氏先祖自古有习武的传统，不少人武功都很好，后人很好地继承了先祖这一传统。在清朝中后期,其祖上曾有人中过“武举”，虽然此人当时离开了北王家上流村。但他中举之后，想光宗耀祖，准备在老家祠堂门前树旗杆，但封建时代的老百姓谨小慎微，怕他以后为官不慎，万一出了事情满门抄斩,反而连累了王家族人，所以就断然拒绝了他回乡树旗杆的要求。北王家上流人继承了先祖的武术天分,村中许多老人都会两下子，还有许多身手不凡的。20世纪30年代，村中就有了武术馆。市里举行武术比赛，王家人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新中国成立后，在青岛团岛和西镇的市场上，都留着北王家上流人固定的地盘,是其卖水果的地方。有个村民到四方卖梨子，遭到当地一个欺行霸市的小地痞的欺负，那家伙有眼不识泰山，只觉得他穿着像外乡人，上来就抢他的水果筐子。这个村民很有功夫，只轻轻一抓,就捏住了对方的胳膊,疼得他哇哇叫，任凭他如何挪移，就是无法摆脱。最后有人通报其家人，家人过来赔礼道歉后村民方才放了那个家伙。北王家上流村的武术之精深由此略见一斑。
  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习武了。人们都开始读书学文化,村里也出过不少优秀人才。20世纪50年代，村里有不少人考入名牌大学。有个叫王显义的，其父亲从事医生工作，他继承父业，考入了上海医科大学，在青岛市立医院工作;他的3个儿女都是名牌大学毕业，有清华大学、上海医学院，还有曲阜师范学院的。那时，村里还有王显发、王显炳都是大学生。村中还出过局级、团级以上干部20多个。20世纪50年代，从事城市建设工作的王可苏还被授予“青岛市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菜地
  现在的北王家上流村，依旧是红瓦绿树，除了北山一带修天水路时用去了边角上的一点土地之外,大都没有开发。勤劳的村民们依旧在土地上种植着土豆、白菜、菠菜、葱、蒜等蔬菜。北王家上流村的白菜和土豆不施化肥,也不打药,用的都是有机肥，没有污染,水又是直接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所以长出的白菜格外好吃，切成丝拌上醋，风味尤佳；土豆也特别的“面”，肉质密实，味道浓郁，很受欢迎。
  村中所有的可耕地现在大多种植蔬菜。进得村来，是菜畦碧绿，一派田园风光，透露着一种格外的宁静与超然，与周围已经开发得土地所剩无几的村庄相比，北王家上流村显然有着自己的发展优势，后劲足，潜力大。北王家上流村人也像他们培育的庄稼一样纯净恬淡。他们淡定从容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对于未来满怀美好的期许。
  （根据王可晓、王可高、王显松、王显瑞等口述整理）李家上流村
  宿寿魁
  从李村商圈向东沿九水路乘车行6公里，拐向金水路便到达了崂山余脉青台山，山下即是李家上流村。村前一块大理石上镶嵌着“青岛李家上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4个字，院内一幢浅绿色楼房就是李家上流村委办公楼。
  鸟瞰图据《李氏族谱》记载，李氏族人李忠显在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由云南“起小民”迁来立村，现已传至24世。因立村选址于李村河之上游，故命名为李家上流村。李忠显生有二子，长子李思齐，次子李思义。因李家上流村所处丘陵地带土地贫瘠，农作物产量低，不能维持生计，次子李思义成年后率妻室迁至崂山北麓立村,命名香里村，但每逢年节仍到李家上流村祭祀祖先。李家上流村于村中立祠堂家庙，立家规祖制,规定香里本族人每年农历年除夕必须子时入家庙祭奠膜拜，不得误时。在子时前看庙人不开庙门，香里本族人得在门外挨冻守候;来迟了，过了子时,得被族长训诫，甚至责打。每到年终，香里本族人非常惧怕除夕夜祭祖。
  村民过年挂在正北墙上的轴子、摆的供品明清朝代，物资匮乏，生活水平低下，没有计时工具，香里本族人经常因祭祖误了时辰而受罚责打。香里本族人多次商讨,决定组织青壮年,夜间去李家上流村挖掘祖坟盗骨,埋入香里村坟地，自立祖谱家庙，一劳永逸，免去年年岁岁去李家上流村祭祖之苦。
  他们选定良辰吉日，选好身强力壮的青年壮汉，由一族长率领，入夜悄悄摸爬到坟地。过去由于贫穷，亡故后以土掩埋，立丘为坟,年代久远坟墓颇多,加上天黑夜深，人心惶惶,识别不清哪座是谁的坟墓。在族长指挥下，他们挖开坟墓背上尸骨而归，回村后立墓深埋，立起宗庙。、过了很长时间才发现本应挖移本支祖宗李思义尸骨，却将长子李思齐之骨挖来。事已至此,只好将错就错，反正都是本族祖先。自此以后，香里本族人不必为祭祖扫墓而烦恼了。
  香里村在1958年修建崂山月子口水库时，全村迁移到郑州路阎家山村东侧立村，仍命名香里村。此后，香里村民仍有去李家上流村祭祖膜拜的风习。
  岁月悠悠，李家上流村李氏家族自然形成两大支。以村中西南、东北向的道路为界，村东为“升、尚、方、存、孝、有、道”一支，村西为“举、兆、仁、义、本、家、训”一支。辈分明确，祖谱清楚，传留至今。
  后来有姜、赵、马、牛等姓氏相继迁入李家上流村。姜姓系清代同治年间迁入，详情不知。马姓随其姑母迁入,因姑母无子女，为其姑母养老送终，后娶妻生子繁衍至今。赵、牛姓氏均系新中国成立后迁入。
  李家上流村清末时属即墨县仁化乡；德国占领青岛时期，属胶澳租借地李村区；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时期,属青岛日本守备军司令部李村军政署，后改属李村民政分署；1949年8月属南海专区崂山行政办事处李村区；1961年6月建立李家上流生产大队；1984年11月恢复行政村，属崂山县李村镇；1994年6月属李沧区李村镇，2000年1月属李沧区九水路街道;2004年10月实行“村改居”，成立社区居委会。
  李家上流村2004年“农转非”、改为社区时有430户，人口1246人，土地面积2000余亩。金水路贯穿东西,128路公交车经此到达毕家上流村。东至滨海大道，邻崂山北宅沟崖村;西至青银高速公路，直通308国道；南接九水路邻李沧科技工业基地;北至毕家上流观光旅游环山公路，交通比较便利。
  新中国成立前，村民以种植粮食作物小麦、玉米、大豆、高粱、地瓜为主。山地薄，产量低，村民不堪税收重赋，被迫流离失所。有的去外村看山，有的要饭逃荒，还有数户人家率妻携子闯关东，以后音讯全无。农作物十年有九年歉收，民不聊生。1938年日军侵占青岛，村民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村中曾有3名中共党员以扛长活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其中有一名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济南铁路局副局长。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不少村民子弟参加了战斗。其中,李存寿，1920年生，1949年参加解放军，后赴朝参战,1950年11月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李保森,1929年生,1950年入伍，在部队担任卫生员,1951年1月在朝鲜战场为抢救伤员壮烈牺牲。
  李家上流村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村庄。曾任过青岛火车站站长的李胜叔培养出两位博士儿子,其女儿是新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
  李胜叔之四子李希达自幼聪慧过人，小学毕业考入礼贤中学（今青岛九中），学习成绩优秀。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后留学英国，被授予化学博士学位。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为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在大西北试验第一颗原子弹,并爆炸成功,李希达是参与研制的有功人员之一。
  李胜叔之五子李希平也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获得博士学位。
  李胜叔之女李玉兰曾留学苏联军政大学，毕业后回国，成为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参加过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被授予少将军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哺育了新的一代。李存业,2003年获青岛市“十佳农民青年”称号,2006年被评为青岛市劳动模范。李军,现任海洋研究所研究员，获博士学位。李河方，获得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李存基，现任青岛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坐落在村北的崂山余脉“青台山”蜿蜒起伏,其状形似凤凰，故又称风凰山，又因其极似笔架，也叫笔架山。远远看去山峰云雾缭绕，朦朦胧胧，若隐若现。据传说,明、清期间有一条上山的路径，名曰“赶牛道”，山腰间有一天然形成的水湾，清澈见底，人称“饮牛湾”。那期间，各家各户将牛从牛棚赶出来集中放牧。由雇佣牛馆赶至青台山下一圈地草场，吃饱后，赶至饮牛湾饮牛。每次牛馆如果赶100头牛，在饮水湾处点数,数来数去总是99头;饮毕，把牛赶进圈地再数就是100头，一头也不少,而且每次都是如此，换谁去也这样。山清水秀、美丽如画的青台山，入山好像进了仙境一般,会产生很多奇妙的幻觉。曾有童谣:“青台山，奇又奇，饮牛湾少了牛，圈地草场回来了，放牛童上山哭,下山乐，夕阳下山回村落，欢天喜地吃饽饽”1912至1914年分别在于家下河村、杨家上流村、李家上流村建立了上流小学、下河小学,统名“蒙养学堂”，由清朝光绪年间村内曾乡试考中秀才的人执教,该学堂和以后的“公学堂”同时并存,村里逐渐有了受教育、有文化的子弟。
  李家上流村和其他村庄一样，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变革。1966年秋后兴修水利工程，历经8年,李家上流与周边的几个生产大队一起修建了毕家水库。同时架设了供电线路，解决了照明、水利、生活等用电问题，告别了点煤油灯的时代。1975年“农业学大寨”期间，村里大会战，造出良田30余亩。1976年组织“五里礓大会战”，改造了南坡、鞍子沟、山前、屋后大东坡400多亩土地，同时改造了西河河道,将原河道西移50余米,改造后的河道长800余米, 为河岸边村民消除了水患。
  1978年，村里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生活逐渐富裕起来。“要想富先修路”，以李家上流村为主，与邻村联合修建了村西桥，命名为“幸福桥”。同时,靠群众集资、政府补助拓宽并硬化了毛杨路①，村里通了柏油路;还拓宽了狭窄的街道，使车辆畅通、村民出行方便。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村里安装了700余米的自来水管道,给家家户户安上了水龙头,结束了村民挑水吃的历史。原有的4眼井，供工业及村民日常用水。
  1995年，建造了第一批“将军楼”，29户村民率先住进了新居。同年新建了村委办公楼，提升了对外形象。为发展东部村庄的经济,改善村民生活，新修了金水路，还盖起了第一座厂房，引进了第一家外资企业——青岛乡味食品有限公司。
  原先,在村东与东崖之间有一条南北向的脏水沟,沟边村民深受其害。1998年砌起排水沟，进行了绿化，使昔日的臭水沟变成了如今的宽敞大道。同年建立了第一座高层住宅楼,安置拆迁村民。
  ①取毛公地村和杨家上流村第一个字命名的路。与相邻各村共同出资，开通了李村至毕家上流村的128路公交车,解决了村民出行难的问题。
  青岛恒星学院落户村内，在村南占地303亩。同时青岛体育运动学校在村东征地233亩建新校。
  青岛体育运动学校“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随着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村里建起了李家上流托儿所;投资200余万元为村民办理了养老保险;2002年打了深水井，购置了水质净化设备，每户发放一台饮水机，无偿为村民供水。
  2005年9月为贯彻落实市、区“城中村”改制工作精神,加快城市化发展进程,转变经营机制，更好地维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本着“依法、民主、透明、公平、公开”的原则，顺利完成了改制工作，经市发改委批准，成立了青岛李家上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李家上流村参入集体资产分配的股民共有1183人，大部分资产分配到居民身上,公司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从2006年10月开始就实现了每年为股民分红。通过改制,老百姓长期得到实惠，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风景如画的街心花园
  经济的迅速发展带动了社会教育、文化、娱乐的发展壮大。新中国成立后，乡村兴办学校，村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各种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也随之发展起来。新中国成立初期成立了秧歌队、高跷队，到周边村庄演出，其中的高跷队技艺精湛，颇受四乡八村的好评。冬闲时组建吕剧团，演出剧目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正月里有不少村庄和单位纷纷邀请去演出。
  近年来修建文体活动广场两处，有各种健身器材30余件,成立了70余人的健身舞蹈队和50余人的李家上流鼓乐团,每逢市、区有庆典活动都应邀参加。李家上流村先后多次被评为市级“文明村庄”、“爱国卫生先进单位”、“绿化先进村庄”、“精神文明标兵”,
  鼓乐团
  李家上流村从以农业耕作为主，逐步走上开办工商企业的发展过程。1993年组建起第一家集体企业——李家建材厂,开始步入工业发展的道路。现引进内外资企业17家，开办个体工商户82户。2005年企业总收入1000万元，人均收入8000元，改制后的2006年总收入1200万元，人均收入9000元,2007年总收入1300万元，人均收入9800元，股民继续分红。李家上流村正沿着党的十七大指引的方向，向小康社会迈进。
  （根据李传方、李吕方、李会晓、李兆金、李兆银、李从孝、李珠方等口述整理）于家下河村
  傅春霞
  于家下河村，位于李沧区东部,隶属于九水路街道。于家下河村东与崂山区接壤,西与尤家下河村、毛公地村临界，南靠王家下河村，北依李家上流村。全村行政区域面积约2.3平方公里,有居民400余户、1200余人，均为汉族。村中姓氏以于姓居多，占村中人口总数的70%有
  鸟瞰图余,另有张、曲、袁、李、王等姓氏。
  于家下河村地势平坦,只有村南一面有青山，山上郁郁葱葱植满松树，村中人称其为小南山。20世纪50年代,部队在山上挖了贯通南北的防空洞，还有壕沟，至今山上还保留着这些遗迹。李村河从村东、村南绕村而过。村中主要道路有两条，一条是村南的九水东路,另一条是村西的毛杨路。于家下河村位于通往北宅、沙子口的必经之路上,交通十分方便，以前只有112、113两路公交线路经过，现在又增加了128路、361路、365路，可以直达北宅、沙子口、李村、四方及大港等地,也算四通八达了。
  于家下河是个历史悠久的村落，自建村以来，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相传最先来此落户的是于姓人家。明朝永乐年间，于氏三兄弟从云南大水坡迁居到现住址。据于家家谱(此家谱修于1921年，由于氏十三世、十五世孙修订)记载：“相传，明景泰天顺年间 (1457-1464)由文登隐居崂山，八世不显。故于氏之散居即墨者十余处，皆不同宗合谱。逮我高高祖鹏程公始游国庠，追忆始迁，漫不可考。于归隐之际，瓮牖绳枢，容身而已，影图轮流供于其家，及清乾隆丙辰，失火遂陷。” 也就是说，明朝景泰天顺年间，于姓人家就由文登迁到崂山一带隐居了，生活了8世,一直低调隐居，亲戚间少有往来，从不声张。所以于姓人家虽然居住在即墨10多处,但却并没有建立于氏共同的家谱。等到他们的高高祖鹏程公时,游学于国家最高学府,开始查寻家族迁移的历史,但漫不可考。家谱传承只能用图像标记，贴在家中轮流供奉，到清朝乾隆年间,一场火灾使这些图像都付之一炬，所以无从查考。直到清朝同治年间，于氏先祖担任了满汉教习，后代也考取了功名，才开始考虑修订家谱一事。
  于氏家谱的续谱由居住于台湾的于氏后代续写，续谱更加翔实地记载了于氏迁移的缘由、经过和相关细节。续谱中记载说，他们的祖先先是“自云南兼程航海至文登”，起初选择了一块入海口处，也就是今天文登南乡张家埠南面的海边上，在那里安家落户。多年后，发现大水泊这个地方风水奇佳，就集体北迁到大水泊居住。后来为什么又迁往于家下河村呢？据续谱记载，应该是缘自明朝于氏家族的“夺门之变”。于氏为什么会招来灭门之灾？还得从明朝“土木之变”说起。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族大军进攻明朝，明英宗朱祁镇在太监怂恿下，率50万大军亲征,结果被蒙古骑兵击溃,英宗本人于土木堡被俘,50万明军死伤过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土木之变”后，明王朝风雨飘摇,局势十分危急，在明朝存亡的关键时刻，涌现出了于谦这样的英雄，力挽狂澜，扭转了岌岌可危的局面。于谦以社稷为重，拥代宗为帝，改年号为景泰，瓷器景泰蓝就是出自于这一时期。可后来被俘的英宗被蒙古释放,8年后成功复辟,改年号为天顺,下令捉拿于谦,满门问斩，这就是“夺门之变”。于氏第十五世孙在续谱中记载：“奸臣趁机陷害于氏忠良，致被抄杀充逐之残害。于危急时，父抱子,兄携弟，或约亲近族人避难他乡，得能瓮牖绳枢,容身而为幸。如于氏先祖于从、于龙、于存忠、于存深等怯居青岛（当时即墨县最南偏远乡间），至八世始显。”其中，“即墨县最南偏远乡间”大约就是指现在的于家下河村了。综合于姓修谱与续谱所述，于姓是在明朝景泰、天顺年间，因为“夺门之变”恐慌避难至此。于家下河村曲、张、袁等其他姓氏皆是自于姓迁来之后才陆续迁移至此。据家谱记载，继于姓迁来之后，曲姓的八世祖从沙子口南姜村迁移至此，曲姓生活于此也有三四百年了。到清朝中期，又有张姓从现在的北宅棉花村迁至此处,是投奔其岳父而来。据说于家下河村的一女子嫁到这位张姓夫家后生活极其贫困，女子的哥哥家中生活倒很富裕,就给妹妹在于家下河村买了房子和土地,张姓从此落户于此。清末,袁姓由河西村投奔姑姑家而来到于家下河村。李姓则是新中国成立后迁至此地，据说是某李姓教师被打成“右派”后下放至此，从此定居下来。王姓是土改后由王家下河村迁来，因为家中没有房子,就将地卖掉,迁到于家下河村来。
  于家下河村清末属即墨县仁化乡；1949年8月属南海专区崂山行政办事处李村区；1961年6月称崂山县李村人民公社于家下河生产大队;1984年11月恢复行政村，属崂山县李村镇;1994年6月属李沧区李村镇;2000年1月属李沧区九水路街道;2004年10月实行“村改居”，成立社区居委会。
  自古以来，于家下河村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种植的农作物有地瓜、小麦、玉米,还有少量的花生和高粱,也种植梨树、桃树和苹果树。梨树主要是种植崂山窝梨,这种梨树种植历史在于家下河村已有100多年了，后来随着品种的更新换代，崂山窝梨越来越缺乏市场竞争力，渐渐被新的品种所取代，特别是村中引进寒露蜜桃和红富士苹果之后，崂山窝梨就在人们的视线中渐行渐远了。于家下河村虽然地处李村河中下游，但可耕地少，仅占40%,山地占60%。山地贫瘠，不适宜种植农作物。水源也是制约农业种植的一个瓶颈。于家下河村虽然临河而居，但因过去没有水利工程,雨水不易存储,导致水资源非常匮乏，很不利于农业生产。“农业学大寨”时，于家下河村大力兴建水利工程,在李村河岸打了两口机井,进行二级提水，建成了两处扬水站，还修建了水库，用来灌溉农田，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那时农作物产量很低，也就是每亩300斤左右。在于家下河村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上山拾草到崂顶，下海捞海带，赶北集跑破鞋。”没有烧的，没有吃的，为了到北集去换回点地瓜干来吃，不惜跑破鞋子,可见其日子之艰辛。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于家下河村的人们认识到,传统的种植模式已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村民单靠种粮食,生活水平难以得到大的提高，必须发展高效农业。为增加经济来源，于家下河村的村民将目光放到了种植草莓上。20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后,草莓的种植规模进一步扩大，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草莓,草莓成了于家下河村民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民办青岛恒星职业技术学院
  改革开放后，于家下河人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有的干起了建筑队，有的搞起了运输业，有的办起了服务业等等。1983年，村中出了第一个万元户，就是通过搞运输发家致富的。还有个叫于少军的村民，在村里办起了养鸡场，用30多亩地盖起了鸡舍，如今资产已上千万元。1995年后，政府进行旧村改造，村里经济条件好的人还建成了二层楼房，于家下河人的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2001年、2003年青岛恒星科技学院（2003年10月改称青岛恒星职业技术学院）、青岛酒店管理学院先后建于该村,带动了村里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村民中有的办起了澡堂，有的开起了旅馆、小吃店、网吧，几乎50%的村民家里都有房子出租，房屋出租成了村民重要的经济来源。还有的人在外面办工厂、开商店、搞建筑等等。2004年后，村里人开始投养老保险，老有所养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人们没了后顾之忧，精神越来越愉悦,家庭越来越和谐，日子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根据规划，于家下河村已被纳入青岛中央居住区建设范围，更美好的生活还在等着他们呢。
  青岛酒店管理学院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是学而优则仕,这种传统的思想文化对于家下河人影响很深。于姓家谱记载，其先祖鹏程公曾在国家最高学府游学，还有先祖出任满汉教习，还有的是副贡。何谓副贡？封建科举考试时代，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清代有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和例贡，副贡是贡入国子监的生源之一。满汉教习，是指教满汉两种语言的教师。据家谱记载，自八世之后，其先祖中“多有登科者”，很多考取了功名，进入仕途。于家下河村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于振麟在清朝同治年间曾是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生。据村中82岁的于享基老人讲,于振麟曾担任即墨县的主考官,负责选拔人才，后来即墨的县官调任到临清，于振麟也随同调到临清，继续担任主考官。因为他生前励学笃志，为乡里人敬仰，他去世后人们就传说他当了铁旗城隍。新中国成立后,于家下河村更是涌现出了一大批知名人物。1958年,有两名全国政协委员出自于家下河村,分别代表教育系统和工商联系统到北京参政议政。于肇庆（原青岛第五十八中学校长）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山东省劳动模范、青岛市人大代表，现青岛第五十八中学校长也是于家下河村袁氏后代。据不完全统计，自恢复高考以来,村中每年都有学子考入名牌大学,还有大学毕业后去美国读完博士、现在美国担任博士生导师的。村中从事教育、卫生工作的人士特别多，仅仅是名校校长，屈指一算就有10多个，医生和教师更是数不胜数，出过县级以上干部40多人。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发展中，还出过资产过千万的私营企业家。现在全村范围内除了已有的小学和近几年开办的青岛恒星职业技术学院、青岛酒店管理学院等高校外，青岛理工大学分校、中国海洋大学分校、青岛体校都距离于家下河村不到半公里，于家下河村成了学校林立的现代学院区。如今的于家下河村集古代文化与现代教育于一身，文化氛围更加浓厚，居民的整体素质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于家下河村是个文化底蕴深厚的村庄，留下了一些文物古迹。村西的“仙姑塔”，现为市级文物。仙姑塔是为纪念一位名叫于更的年轻姑娘所立。于更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爷爷是个举人，伯父是秀才,父亲也是读书人,在村里教私塾。至于她是如何成仙的，于家下河村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据说,她和村中其他妇女在河里洗衣服,搓衣服时搓出一个桃子来，她让给别人吃,别人都不吃，于是于更姑娘就吃了，从此就有了仙气。比如，她与村姑同在河边洗衣，眼见电闪雷鸣大雨将至，村姑们纷纷起身往家赶，唯独于更该怎么洗衣裳就怎么洗。大家喊她，她说:“我淋不着，土地爷爷在给我打着伞呢。”大雨过后，满村人都惊叹于更衣裳竟然没有淋湿。据村中老人们说，自于更得了仙气之后，专门在家给乡邻看病。于家老宅里有口井，由于于家下河的水位较高,井中之水伸手可及。每次给人看病，于更就用瓶从井中取水，再撒上少许泥土，就是神丹灵药了。当时，远在即墨县的人也骑着毛驴或赶着马车来找于更看病。于家宅外车水马龙，四邻八疃求医问药者络绎不绝，连拴马拴驴的地方都没有了，只好拴到外边大街上去。
  于更丈夫是侯家庄的，两人定的是娃娃亲。据说，此人也是个举人之后，两家也算门当户对，但于更却不同意这门亲事。“稍长，为议婚，则私于母曰：’儿此生无尘世缘,强之嫁，即速之死矣，父母不听。’壬戌夏，婚有期，仙姑遂日夜闭目坐，不语亦不食,唯饮清水少许。”（于仙姑由乡绅和村民捐资
  修建的仙姑塔
  塔铭记载）于更不吃不喝，百日而逝，年仅23岁。三天后，根据佛教的礼仪为其殓葬，令乡邻惊奇的是，于更“体软而轻,面貌如生,乡邻惊异,群呼为仙姑” 。大家决定建塔以纪念于更姑娘,尽管她崇尚儒教的父亲不同意，最后还是建成了。
  仙姑塔是由当地乡绅及村民捐资而建，为八级八角密檐式建筑，四周院墙环绕，种植花草树木。塔基为石质,朝东南方向阴刻铭文，由清朝遗老、前法部右侍郎弼德院顾问大臣王垿撰文，古不其廩膳生王锡极书丹。铭文记述了于仙姑的家庭、生平及修塔缘由。底层神龛内供奉着于仙姑的塑像。
  据村民们回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仙姑塔饱受磨难,共遭到3次破坏。第一次是于家下河小学的学生，在其校长的带领下，将仙姑塔内的塑像推倒,仙姑塔内顿时一片狼藉;青岛五中（现青岛第五十八中学）的学生又接踵而至，可见到殿内塑像已全都砸烂，就一鼓作气将仙姑塔的院墙拆掉了;青岛五中的学生走了之后，青岛师范的学生随之而来,这次声势更为浩大，带着铁锹、绳索等，先在塔的东南角上挖凿，想将塔基挖空,套上绳子将仙姑塔拉倒，可是连挖带凿抠出来三四块大石头之后，再往里挖，却无论如何也挖不动了，石头里面的水泥，竟比石头还坚硬。于是这些人决定把炸药放入石头洞里引爆，将仙姑塔炸倒，可考虑到50公尺外就是于家下河小学，就只好放弃了，仙姑塔才侥幸得以保留下来。据村委会介绍，此塔2005年定为市级文物时,市文化局的领导曾派来专家鉴定,当初建塔时所用的黏合土是用糯米浆和白灰混合制成，底座的石缝与凹陷处皆是生铁弥合找平，所以坚固异常，“红卫兵小将”们撼塔无力也就不难理解了。仙姑塔虽然保存下来了，但底层的木制围栏、楼梯，塔四周的院墙，院内花木及仙姑神像，却没有幸免于难，全部被红卫兵毁掉了，连底层仙姑神龛的顶部也被掀掉，往上一看，就可直接见到塔顶朗朗的天光，一番折腾之后，仙姑塔早已面目全非。又经过几十年的风吹雨淋，仙姑塔更加沧桑老迈,塔体也开始有点倾斜,如果再不进行有效保护,此文物古迹就会彻底毁坏。
  仙姑塔第一次修复是1988年由台湾的于海基老先生出资捐助的。于海基老人原籍于家下河村，后定居台湾，虽相隔千山万水，但仍心系故乡。为了修复仙姑塔，他个人捐出2000美金支持修复工程，重点对底层的木质楼梯进行了修复，并重塑了仙姑神像，修整了仙姑神龛。仙姑塔第二次修葺是在2002年，在李沧区政府的统一组织规划下，由于家下河村委牵头，向台湾方面募集工程款2002年重建后的仙姑塔
  两万美金,社会各阶层、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也纷纷慷慨解囊，共同出资对仙姑塔进行了彻底修复。首先对整个塔体采取了加固措施，又在塔体原色基础上重新进行了着色绘描，将原先面朝东南的楼梯改为正南方向，并在楼梯上加筑了汉白玉护栏，重新铸造了八角檐上悬挂的铃铛，重新修筑了青砖院墙，塔前栽植了耐冬，沿墙种植上石榴、紫荆、樱花等花木，仙姑塔基本恢复了原貌。后来，又在仙姑塔北面建
  造了仙姑殿，殿内立有功德碑，并加长了院墙。仙姑殿是人们许愿还愿的地方，每逢初一和十五，来许愿还愿者络绎不绝，祈求善良的于仙姑保佑他们多财多福，一帆风顺。
  仙姑塔前立有2002年重修后的碑志，上面写道，于家仙姑因不满封建婚姻，绝食而逝。于家下河人对此种说法提出强烈异议,因为当时社会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子抗婚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实为大逆不道，怎么可能因此立塔？也许另一种说法较为确切，即于仙姑做了有益于众人的事情，因此受到于家下河人的爱戴,所以才自愿集资为其立塔。为了纪念这位美丽而善良的姑娘,于家下河人至今还保留着许多特殊的民风民俗。每到初一、十五或逢仙姑生日，殿内烧香求佛者络绎不绝，这时,于家下河村民自发组织了道乐演奏团，每每都要在此毕恭毕敬地演奏道乐。他们的演奏团共有13人，服装、乐器由村里提供，但演奏人员并无报酬,他们完全是自愿演奏。他们的乐器除了提琴、二胡等常见乐器，还有木鱼、碰钟、编钟等，那挂在铁架上的编钟从小到大依次排列，每个钟都能发出不同的声响，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样，悦耳动听。据演奏人员介绍，他们不仅演奏崂山道乐,还演奏现代歌曲。
  于家下河村还有过龙王庙。古时候，人们主要是靠天吃饭，所以村民们在村南建成了龙王庙，按时到龙王庙烧香祈愿，以求风调雨顺，无害无灾。龙王庙建在于家下河村东的河崖上，分三座殿，中间是主殿，里面供奉着龙王，叫龙王殿；东面是菩萨殿，供奉着菩萨；西面是三义殿,里面供奉着刘、关、张三兄弟。每逢农历初一和正月十五，人们都要来龙王庙烧香祈祷。龙王庙有专人看护、管理,负责打扫卫生、料理村民求神烧香等事宜，因为并无报酬，就将庙里的几亩薄地送给看护庙宇的人耕种。村里人在龙王庙的东南角上，专门建了座钟楼，钟楼里挂着撞钟。那口撞钟很大，直径1米有余，高约1.5米，有好几百斤重。每到阴天下雨，看护庙宇的人就高度关注河坝水位，遇到紧急情况就爬上钟楼，使劲撞钟,村民听到钟声,就知道有险情，直接赶往大坝护坝。
  关于于家下河的土地庙，还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民间传说。于家下河村的土地庙位于村东，构造简单,里面摆放着土地爷爷和土地奶奶，是用石头雕刻的两个小石人。不知哪月哪天,有人发现里面只剩下土地爷爷了，土地奶奶不翼而飞。当时村里有个患癔症的曲姓男子,久病不治，他走投无路只好求助于土地爷爷，许愿说，大慈大悲的土地爷爷呀,你若是能医好我的病,我一定给你再说个土地奶奶。曲姓男子从土地庙里回来后，病就突然好了。他不食前言，从毕家北山上找了个石匠，用石头雕刻了一个土地奶奶。婚礼仪式非常隆重，在土地庙南约50米的桥头上，摆上方桌，由毕家北山的老者将雕刻的土地奶奶放到桌子上，于家下河村的村长则用红盖头给新娘盖上，然后将她放进早已扎好了的花轿中去,磕过头、行过大礼后，一路喜气洋洋吹吹打打,抬到土地爷爷身边。这些荒诞不经的传说，只是于家下河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聪明勤劳的于家下河人正在凭借自己的才能，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明天。
  （根据于享基、于臻基、袁林德、曲智宽、王亢令、张风仁等口述整理）王家下河村
  傅春霞
  王家下河村位于李沧区东部,隶属于九水路街道，东与于家下河村为邻,南与崂山区中韩街道接壤，西边与毛公地村相接,北与李家上流村相邻,李村河从村南绕村而过。村庄占地1.19平方公里，共有居民350户，900余人，均为汉族。因村中人口以王姓居多，故名王家下
  鸟瞰图河村。
  据村中老人讲，明朝永乐年间，王姓始祖携长子王珂、次子王风自云南交趾国嘎嘎县大槐树里头迁来定居。因是最早来此地的占产户，其所属地域东自五里礓,西至安沟观，北至窝窝前，南到大水院，其间土地皆归王姓所有。安沟观坐落在现在苏家村的李沧区工业园一带，也就是说，那时的区域比现在王家下河村的行政区域要大得多，庄子村以东，包括苏家村、刘家下河村、尤家下河村，皆为王家所有。王姓先祖来立村时为一世祖，至现在已传至20世。王家下河村的姜姓，原籍是东李村。清朝乾隆末年，姜姓九世之少支希堂自幼住在王家下河村外祖父家，由外祖父母抚养大，后来在本村安家落户，娶妻生子，繁衍至今，现在已有40余户。王家下河村的刘姓，原籍是沙子口西九水村。民国初年,刘京台、刘京玉二人与母亲迁来本村落户，至今已有6代人了。王家下河村的宋姓,原籍是北宅观崂村,崂山腹地二菩庙在本村有庙产地,宋永春、宋永秋两兄弟于民国初年与母亲暂住本村，以佃农身份耕种庙产地，时间长了，就在本村置产定居。王家下河村的陈姓，原籍北宅东陈村,1947年，中医大夫陈世森偕妻在此村租房行医，后买房子定居入籍此村。村中人口王姓占了88%,姜姓占10%,其余几户极少，约占2%。
  王家下河村是由东庄、南庄和北庄3个自然村组成。东庄位于九水东路以南偏东方向，南庄和北庄以九水东路为界，分为南北两庄。刚刚建村时，王家下河村叫三台庄。清朝同治十二年癸酉版的《即墨县志》的“七乡村庄图”上，标注为“三台庄”。王家下河村的名称始见于《胶澳志》。之所以叫做三台庄，这与王家下河村的河道有关。明清时期，暴雨连连，李村河频频决堤，主河道从北向南滔滔而下，在村南右拐弯西流，洪水对右岸长年累月地冲蚀摧毁,主河道就不再是从北向南流,而是直接向西南方向偏转着流过去，从村子中央穿行而过，给村子带来水涝灾害。李村河流经李家上流村时，其西岸一带常常决口，洪水奔涌而下，沿于家下河村后，向西南方向经过仙姑塔之南,到王家下河村之北,再到王家下河村西转折向南，由村西再流入李村河道，形成一条李村河的支流。李村河在村中“双管齐下”，整个王家下河村四周都是滔滔的河水。后来随着地势的变化，李村河支流河水消失，河道经过多次变迁，变成了现在的样子。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村民们在村西一带挖菜窖储存冬菜，深至20厘米以下全是干净的河沙。1972年，在村后挖排水沟时亦挖出近30米宽的河沙,沙子中有沙砾和光滑圆润的鹅卵石,这足以证明此处原为一条古河道。
  王姓先祖携长子、次子迁到此村时，将家安在村南一带,也就是李村河主干道原址的周边。后来渐渐分为两大支系，以村东的一条自然沟为界，分为沟东、沟西两个地方。这条沟名叫团柳沟，因沟两岸多植团叶柳而得名。团柳沟上用粗木搭一小桥，两大支系相通往来。现在这条沟就在村子东侧，虽然已经被填平,盖上了水泥板，但仍能看出沟的痕迹。因李村河洪水频发,河水涌入三台庄，将原村大部分房屋冲埋，变成一片水洼地。原址不能再建房屋居住，于是一支就迁往原村之西偏高处，一支迁往西北高埠处，未被冲埋者留在原地。由于人群居住格局形成三足鼎立之状,且均位于高处，中间低洼,故命名为三台庄。后来在村里立碑纪念三台庄。该碑于20世纪50年代尚存在于一个草园内，村中许多人亲眼目睹，后来不知去向。东庄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姜家。三台庄三足鼎立之势形成后，姜姓才从东李村正式落户于东庄其姥姥家。后来姜姓人口繁衍迅速，于是人们便称其为姜家，渐渐演变为姜家下河。有些地图上标注为“姜家下河”，让人误认为是个独立的行政村，其实不过是王家下河这个行政村中的一个自然村。南庄、东庄早已连成片，分不出南庄、东庄的界限了。村中房舍俨然，街道齐整，南面是山地、河流和平地。据村民介绍，以前村中生态环境极好，绿树成荫，空气清新。从李村河向南，一直到南山脚下全是一片树林，树木繁茂，百鸟争鸣。村中有块土地名叫“呱呱林”的，就是因为这里生长着大片楸树,鸟巢很多。每天清晨鸟鸣嘤嘤，处处闻啼鸟，故而得名。
  王家下河村清末属即墨县仁化乡；1949年8月属南海专区崂山行政办事处李村区；1961年6月称崂山县李村人民公社王家下河生产大队；1984年11月恢复行政村，属青岛市崂山县李村镇；1994年6月属青岛市李沧区李村镇;2000年1月属青岛市李沧区九水路街道;
  2004年10月实行“村改居”，成立社区居委会。
  村中新建的楼房
  村中地势南高北低，南面是郁郁葱葱的山地,东面是丘陵梯田，北面是洼地或平原。王家下河的地貌特征，是“四沟三岭一面坡,两山两圈一段河”。由于村子南面群山连绵，山岭之间形成了4条沟，即西南沟、拦水井沟、葫芦头沟、东南沟。4条沟之间又形成3座岭，即四沟之间的岭地，是村中果树的主要栽培地。“一面坡”，指的是小南山前和大南山东北处的山地梯田，耕地百亩,是地瓜的主要栽培地。“两山”指的是小南山、大南山，“两圈”是指东河圈和南河圈，是村中耕地的名称，多为河水冲积而成，是种植草莓的好土地。“一段河”是指流经王家下河的李村河，约有600米长。小南山因在村东南而称东南山，以前也叫花椒山，现在叫做花椒地。据说，清朝末年，村民在小南山一带遍植花椒树，形成了不小的规模，南方商人常常来此收购，这是村民们一笔不菲的经济收入。后来军阀混战，商人不敢前来采购，断了销路,后来花椒树皆被砍伐干净。人们将花椒树集中在山下，或拿回家当柴烧,或就地焚烧。花椒山后来改为耕地，起名叫花椒地。大南山也叫围子山，又称南圈子。其山顶为围子顶，以山顶围墙为界，山之南属于中韩，山之北全部属于王家下河村。清朝道光年间，王姓先祖第十世祖王百万为村中首富，富甲一方。当时天灾人祸，百姓民不聊生，沿海渔民遇灾更是严重，草根树皮吃光吃屋顶,饥民为生计结伙盗窃，官府及富户称其为盗匪。为保护自家村民，防止盗匪，王百万携宗族亲友并联络邻村富户在大南山顶垒筑围墙，将粮食和贵重财物皆置于围子内，派青壮年日夜守候。听到盗匪来了’就将老人、妇女、孩子藏到围子之内，以防被劫或要挟。围子顶历经沧桑，已荡然无存，大南山却留下了围子山的故事。山顶的围子顶，围墙地基至今仍清晰可见。
  村中的主要公路是九水东路，原先叫做台柳路，为1903年所修。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沈鸿烈主政青岛时，对此路进行加宽修整，沿途修上八角水井，供马车用水。现在此路段上商家林立，一片繁华的景象。村东宾川路，原叫毛杨路，是从毛公地村通往杨家上流村的，后来拓宽硬化后，改为东川路。128路公交车从王家下河村边经过，村中另有112、113、361、365路等公交车经过,交通十分便利。
  村中经济以农业为主。在农业种植结构上，历来粮果结合。李村河以北的平洼地以种植粮食为主,李村河以南的山地以种植果树为主。新中国成立前，村民主要依靠种地为生,粮食生产以种植地瓜、小麦为主，高粱、谷子、大豆、花生为辅，也种植少量果树，果树主要有崂山窝梨、恩梨。由于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粮食平均亩产量在150斤左右，果品产量亦不高。王家下河村的果树栽培无史料可查,据传清朝中后期,崂山地区的果树种植已形成规模。年近古稀的王成效说,50年代他家有棵直径90厘米的老恩梨树。据说,他祖父的祖父自幼年记事起，这棵树的直径就有那么粗了，而树冠比现在还大。据权威人士讲，梨树寿命很长，但生长缓慢，主干直径长到合抱粗，一般树龄要在200年以上。新中国成立前，这样合抱的梨树有好多棵,村前屋后到处可见，周边村落也有种植梨树的,但没有比王家下河村这棵梨树的直径更大的了。梨树一直是村民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1964年，王家下河村被市政府确定为果树专业村,农业生产由种粮食为主转到粮果并举。因为粮食生产不足，国家对王家下河村实行差额粮食补给，每到年底，根据粮食产量报表，发放一定数量的统销粮。
  在农业种植上，王家下河村最出名的就是草莓了。有句顺口溜叫“王埠庄的韭菜，河西的葱，下河的坡盘（青岛方言,草莓）出了名”。这里说的下河，指的就是王家下河村。下河一带的村落都种植草莓，但最正宗最有名气的当属王家下河村了。王家下河村地处李村河由南北流向变为东西流向的转折角上，由于河水泛滥,形成了南洼、西洼、南河圈等地片。这里是沙质土壤，土质深厚肥沃，水源充足,且这里的水土中含有多种微量元素，非常有利于草莓生长。水土是决定草莓优劣的关键，有邻村的村民慕名而来，将这里的草莓苗子拿回去栽种，味道却逊色很多。据村民讲，就是同在王家下河村土地上种植的草莓，味道也不完全一样，最好吃的草莓就是东洼、西洼和南河圈一带出产的草莓了。
  村民用来栽种草莓的大棚
  王家下河村的草莓个头并不很大，但色泽鲜亮，发光，它表皮上的颗粒是凹在表皮里面的，而不是凸出在外，村民们称其为“眼眶子高”。草莓的蒂绿生生的，展翅一样高高地翘起。草莓的肉质细腻、绵软，果肉里没有丝毫粗质纤维，有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味道芬芳浓郁、甘甜清爽，百吃不厌。据当地村民说，他们吃草莓都不洗,用水洗过后味道就没有那么纯正了。因为现在种植草莓, 在地下都铺上了薄膜,地上也盖了塑料大棚,不会受到污染。草莓不易生害虫，所以也并无农药污染之忧，尽管放心吃。若是要洗，也只能用水龙头稍微一冲，不能搓洗。
  王家下河村的草莓闻名岛城。据说,最早识得王家下河村草莓的地方是浮山所集，那是青岛的老农贸市场了。王家下河村草莓种植历史悠久,20世纪30年代就有了，那时村民大都送到浮山所集上去出售。浮山所人对王家下河村的草莓情有独钟，每到草莓上市季节，都纷纷买给老人吃。现在，李村集和浮山所集仍然是王家下河村草莓销售最好的地方。王家下河村的草莓比别的草莓价格都要贵，比外地草莓高出一倍，但却供不应求。市场上卖外地草莓的商贩为了销货,都说自己的草莓是王家下河村的,他们从来不与卖王家下河村草莓的人在一起卖,怕相形见绌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一比就黯然失色，优劣分明。为了贩到货真价实的王家下河村草莓，商贩都到王家下河村进货,但周围村子里种植草莓的村民摘了草莓后皆带到王家下河村来批发出售，冒充王家下河村草莓。后来商贩们就到地头上去选择草莓，亲眼看着草莓从地里摘出来，才能放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又引进了塑料大棚栽培，品种也进行了更新。草莓上市早了,产量高了，品质也越来越好,市场销量大增0进入20世纪90年代,草莓种植已形成了规模，家家户户都种植草莓，面积发展到300余亩。每年4月份草莓上市季节，每天清晨，村头就车水马龙，形成了草莓批发市场，种植草莓的村民足不出户，就可以卖上个好价钱。王家下河村的草莓养育了王家下河人，至今草莓仍然是村民们很重要的经济来源。
  王家下河村的另一特产，就是“寒露蜜”桃了。据《崂山县志》记载：“王家下河特产：寒露蜜（桃）。”寒露蜜桃，原产于现市北区的河马石，据说在20世纪50年代，因为河马石村的一棵水蜜桃发生病变,经培育形成了深受人们喜爱的新品种。寒露蜜桃个头大，表面青色，熟时略带红色，肉质脆甜,品质好，因成熟于寒露时节,故称
  寒露蜜桃园寒露蜜桃,人们习惯称为“寒露蜜”。此名是原崂山县县长车万起的。该品种于1964年由王家下河村的果树技术员引进,在第四生产队南坡上种植了3亩，后来成为20世纪80年代全面推广寒露蜜桃的母树园。因为该品种生长期长，管理难度大，在一开始并没有得到推广。直到1970年，商品果上市后,寒露蜜较高的果品价格才引起了人们对它的重视。当时一级红星苹果0.24元1斤，寒露蜜却是0.26元1斤。深秋时节，其他的桃子都下市了，寒露蜜才上市。好的品种，好的收益，引得毛公地村、上臧村等周边村子纷纷来王家下河村学习种植技术。1979年，寒露蜜被崂山县选为优良品种得以推广，并成为李村镇万亩桃园的当家品种。1987年,崂山县政府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寒露蜜被农业部定为“名优特”果品发展项目。寒露蜜被推广之后，种植规模进一步扩大，成为周边村民的重要经济来源。寒露蜜起源于河马石，王家下河村对它进行了嫁接培育。但在崂山，村间都传说寒露蜜是毛公地村培育出的，因为毛公地村宣传工作做得到位,所以崂山人人皆知。可出了崂山，人们就称寒露蜜是上臧村培育的了，因为上臧村是万亩桃园之首。不过王家下河村的人说，别村种植寒露蜜规模再大,也是从他们王家下河村这里嫁接过去的。
  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王家下河村的农林牧副渔得到全面发展。林业生产从无到有，成立了林业队，南面光秃秃的荒山，渐渐变成了青山。公路两边，河道两岸，皆栽上了杨树、刺槐等树木，林业得到了充足发展。生产队还办起了饲养场，先后建起了粉丝加工厂、电镀厂、机械加工厂、钢砖粉碎厂等,组建了副业队进城去务工。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提高了集体经济收入，也为全村经济的更大发展打下了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行包产到户，生产队随之解体。通过改革开放，人们开阔了眼界，理清了思路，纷纷寻找发财致富的门路。集体、个体一齐上，推动了第二、第三产业的飞速发展，也彻底改变了农业为主的经济大格局。王家下河村先后建起了石子厂、制砖厂、液化气站，引进了内资企业，建立了假发厂，创办了民营企业，建起了酿造厂,生产酱油、醋等调味品。车辆运输、建筑、机械加工等行业也飞速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2000年1月，王家下河村划归为九水路街道，村党政领导积极调整工作思路,把招商引资当作加快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调整土地150多亩，建起了王家下河工业园，现在已引进企业50多家，为村中解决了劳动力就业问题，也带动了村中第三产业的飞速发展。
  王家下河村是一个历尽了600年沧桑的老村，过去也曾有过不少古迹古物。保留时间最久远的大约就是王姓先祖的石碑了。王姓先祖迁于此地时为一世祖，现已至20世。王氏先祖的茔地就在现在村南的南河圈一带，即赶牛道西侧。当时茔中有王氏始祖和二世先祖的坟墓。坟墓立有石碑，石碑又厚又大，约2米高,0.6米宽，上书“王氏始祖”4个大字，建于哪个年代不详。这块古老的石碑一直保留到20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时,才被村民整地时清除。石碑被运到东园大井处,砌在井口上。后来，井被填平,现在石碑已湮灭在地下了。
  清朝初年，村南有座尼姑庵，名叫大水院，里面住着许多尼姑。在现在苏家村一带有座安沟观，当时被一群恶僧强占。大水院与安沟观之间有些不明不白的往来，彼此互送美貌男子和女子。他们在周围抢男霸女，横行乡里，并暗中养兵屯粮，图谋不轨。当地官府奈何不得，于是上奏朝廷，朝廷派于姓大人来捉拿，因为恶僧剽悍凶勇，武艺高强，一时拿不下他。当时，王姓第七世祖中有个名叫王吉代的，生得身强力壮，曾跟异人学习过武艺，一条长枪舞得出神入化，风雨不透。后来于大人寻访到王吉代，请他出面协助，终于制服了这群恶僧。将他们抓获后，遂上书朝廷发落，皇帝虽说做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圣裁，可地方官员借题发挥，借皇上一句“罢了罢了”的谐音将这一帮人全部埋入地中，和安沟观一起用耙子耙平了。大水院也一起给除掉了。传说，原先刘家下河村西的安沟河,就是恶僧养兵屯粮的地道,塌陷后形成了河。
  新中国成立后,王家下河村曾出过一名省劳动模范，名叫王思寿,字星三,1916年生。当年，他被分配在崂山工具厂工作,该厂就是崂山拖拉机厂的前身,那时工具厂主要生产木匠用的刃具，他在厂里负责锻造刃具的热处理工序。因为他聪慧好学，善于钻研，对热处理这门技术掌握得十分熟练,在热处理工作中成绩突出，为厂里作出了很大贡献,20世纪50年代，被评为山东省劳动模范。后来，他自己在家中搞起了锻造工作，加工各种木匠刃具。他做出的刃具与众不同，硬度适中，锋利度高，据说与德国人、日本人做的相比也毫不逊色。他生产的刃具上都刻着“星三”两个字，证明出自他手，周围人全都认他的牌子。他的刃具不卷、不崩，同样是刮木头遇到钉子，别的刃具不是卷就是崩，刃具硬度不是大了，就是轻了，而他的刃具用起来光滑无痕，得心应手。据他介绍，锻造刃具关键是要掌握热处理的时间火候，有时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所以常人很难掌握。而且，用来淬火的水质也很重要。水中矿物质多，温度急剧冷却对刃具质量很有益处，所以他用的水都是从村南的大井里担来的。“星三”刃具曾经名噪一时，后来电刨子等木匠工具上市，这种传统的手工工具才被淘汰。
  20世纪90年代，村子里信仰基督教的越来越多，后来上级有关部门派来牧师协助村民筹建教堂。建设教堂时，周边村子里的信徒纷纷慷慨解囊，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力出力。教堂有两进的院子，有多间房屋，能容四五百人做礼拜。院子宽敞，院中种植着牡丹、丁香。每逢周末，四面八方的信教者就如约而至，到教堂做祷告，唱赞美诗，听神学生（就是神学院毕业的学生）传道。王家下河村的教堂在青岛一带影响颇大，来做祷告的人很多，包括棘洪滩、城阳京口、王哥庄、南北岭、登瀛、上葛、下葛等地方的村民，皆来此做祷告。
  王家下河基督教堂
  王家下河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流传下来不少民间传说,其中有个“大石头”传说。大石头位于村子西面，说其大,是因为在东南山周围山体裸露在外的石头中，属它最大。但是就其体积而言,与别处的大石头真是相形见绌，它的北侧高仅仅两米左右，宽不足两米，西侧高不足1米半，基部有三层约为15厘米高的台阶，东南不到1米，南有一个西低东高、约50厘米高的二层台。该石虽不大，却闻名乡里，并有着这样一个民间传说。传说，天宫巡天都御史张桓侯,骑神马到下界巡查为非作歹者，恰好这匹神马渴了，想要饮水，向下一看是清澈的李村河,遂从李村河上空云头迫不及待地急降，神马四足正好踏在此石上，留下了四个马蹄印。该石自中间至顶端确实有四个马蹄印迹,南北方向，前部呈月牙形凹陷，陷下之处分布着不规则的血色斑点，该石南面之平台则是神马后蹄踏裂所形成。此石又名“懒汉石”，因该石处于一段陡峭坡路之顶端,且恰好在路边,下地劳作的人们走到此处时,常常停下来休息，抽一会儿烟。人们在此石周围劳作时，也常常三五成群地聚在此石上唠嗑。若一人在此，则可躺可卧，还有人在石上睡觉，因此人们称它为“懒汉石”。此石经过许多人许多年的坐躺，已磨得光亮可鉴。遗憾的是,1976年,这个为村民们提供方便的大石头却被炸碎，用来修建村南的大口井了。
  村子里还有一个叫“拦水井沟”的传说。拦水井沟位于村南山岭之间，与村民上坡的赶牛道靠得很近。它起源于东南山西侧，据说，此沟原先是从东向西流的，后来才改为从北向南流。一年端午节，天空晴好，突然间从南面天空飘来一朵云彩，响起了个晴天霹雳，将东西流向的拦水井沟改变了方向，开辟出了南北向拦水井沟。自从拦水井改变方向后，沟里就臭气冲天，苍蝇甚多，有好事者前去查看,大惊失色，原来那个晴天霹雳竟然劈死了一条大蛇。本来拦水井沟无蛇，从那之后，蛇就到处横行，大蛇死后,小蛇就多起来，据说是小蛇们到此为之祭奠的。在拦水井沟形成了许多蛇塘，人们上坡耕种皆不敢走赶牛道了。为了安抚众蛇，让它们不要出来作祟劫道，人们就在赶牛道的最高处的山上，用石头垒起了一座蛇神庙，祭祀死去的蛇神。传说自从建了庙后，蛇才渐渐少了。后来此地就命名为“石庙顶”，其前后土地则命名为“石庙前”、“石庙后”。
  王家下河村的人们不仅勤劳能干，吃苦耐劳,培育出了下河草莓、寒露蜜这样闻名遐迩的优良果品。而且几百年来，他们立足土地，耕种劳作，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着甜蜜祥和的生活。
  （根据王顺从、王思华、王维从等口述整理）毛公地村
  傅春霞
  毛公地村,位于李沧区九水路街道中部，村南大顶山与崂山中韩接壤,村北与尤家下河村相连,村西与刘家下河村隔河相望，东面与王家下河村相连接，所辖面积0.9074平方公里，现有居民341户、850人，是个远近闻名的果树之乡。
  之所以叫毛公地，据传是因为当年这里漫山遍坡都生长着一片茅草，叫白茅，俗称茅燕草、茅茅根。这种草耐干旱和瘠薄，根茎蔓延能力强，不易铲除。根茎黄白色，一节一节,节上生褐色鳞片和不定根,细长蜿蜒,横走地下，甜而可食，可以用来泡茶。白茅叶子细长，质薄，每
  鸟瞰图年八月就从其顶端长出长约30厘米的白缨，白茫茫一片，很美丽。茅草生命力顽强，根在地下连成片，很不容易除掉,对农业种植没有什么好处,经年不消,几百年来，毛公地村的茅燕草繁生不息，至今，地头坡里仍有其身影。因此,称为茅（毛）公地。
  开花的茅燕草
  村中姓氏以刘姓、周姓为主，刘姓占村中总人口75%,周姓占20%,另有张、李、王、赵等姓氏约占5%。据村中老人介绍，最早迁至毛公地的是周氏先祖。相传,明初,周氏兄弟二人从云南迁到现在的四方区吴家村一带安家落户，后来其弟东迁到沙子口段家埠村,去世后就安葬到段家埠村。到1950年，段家埠村尚有周姓的一亩茔地，里面有两个坟墓，葬的就是周氏先祖。弟弟去世后,弟弟的儿子又往西迁到北龙口村,在此居住了一段时间,将流经村中的张村河称为周家河,至今张村河流经北龙口村段,仍以周家河来命名，可见周氏先祖很可能曾在北龙口张村河沿岸居住过。明朝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周氏后代又迁到毛公地村。那时此地比较荒芜，到处生长着一望无际的茅燕草，就将这里定名茅公地。现在周氏已传至第十九代。
  第二个来到毛公地村的是刘姓先祖。明朝初年，刘姓先祖先迁至济南历城县,后来其祖先刘万胜迁到即墨县，后又转迁至王家下河村，雇佣给当村的地主家做长工。因为刘万胜为人比较憨厚，干活也勤快，东家的女儿暗暗喜欢上了他，两人情投意合。地主不同意也没有办法,只好将女儿许配给他，但不让两人在娘家居住。他让刘万胜用扁担一头挑着锅碗瓢盆,一头挑着妻子，一直往西走，走到实在走不动了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安家。他挑着担子,走到毛公地村周家胡同东面，实在挑不动了，就停了下来，后来征得了周姓人家的同意,在其岳父的帮助下，建了3间土坯房子住了下来，这一年大约是1484年。至今，村中刘姓已传到17代了。
  毛公地村的张姓，是清朝道光十一年（1831年），其先祖张福顺从沙子口镇投奔亲戚刘奎中而来，后来在周家胡同买了5间草房，因为只生了5个女儿，没有儿子继承血脉，按照旧时习俗，女子不能进祖坟,所以便从汉河的弟弟家里过继了一子为后。后来原配妻子去世，另娶一妻，生得一子，至今已传至第六代了。
  毛公地村的李姓是1951年李家兄弟二人从李家上流村投奔姨母家而来，后定居于毛公地村，现已传至三代。王姓是20世纪60年代,从王家下河村、张村迁来，现已传至三代。赵姓只有一户，原来住在姥姥门上，后来在此定居。
  毛公地村清末属即墨县仁化乡；德国占领青岛时期，属胶澳租借地李村区；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时期,属青岛日本守备军司令部李村军政署，后改属李村民政分署；1949年8月属南海专区崂山行政办事处李村区；1961年6月称崂山县李村人民公社毛公地生产大队；1984年11月恢复行政村，属崂山县李村镇；1994年6月属李沧区李村镇;2000年1月属李沧区九水路街道;2004年10月实行“村改居”，成立社区居委会。
  毛公地村地势南高北低，南面是郁郁葱葱的山地，村里人称其为南山，从东向西依次排列着大顶山、围子山、靴子石山，山与山之间形成了石头地沟、大涧沟、南沟、石弓箭沟、姑姑山沟、胡家岗沟等6条沟壑，沟水皆流入李村河。村北是平原地带，村东是一条大沟,村里人称其为“东腊沟”，因为沟的两侧到处生长着一种叫做腊树的植物，沟以物名，故名腊沟。腊树是一种灌木，每年小满前后，就开出些浅黄色的小花，密密匝匝的，细细碎碎的。腊木是一种很有韧性的木材，因为它具有光滑、笔直、弹性好、不易折的特性，所以常常用来编篓子、编筐。东腊沟河发源于于家下河村西部、尤家下河村东的丘陵地带。过去河中有水，水质清洌，水中沙石历历可鉴，有小鱼小虾，更多的是青蛙。到了夏天蛙声一片，村中便有了一连三个荷塘的清雅。20世纪60年代以后，东腊沟的自然环境遭到人为破坏，水质变浑，鱼虾绝迹，青蛙也销声匿迹,两岸树木渐渐被砍伐干净，原先的清幽景象荡然无存了。至20世纪90年代，东腊沟已完全成了一条臭水沟，于家下河、尤家下河、毛公地等村的生活污水、垃圾全都排放到这条沟里，到了夏天，臭气冲天，村民反映强烈。后来村里出资，将此沟挖深了两米，加宽了3米,两岸用石头砌起，并用水泥预制板将其覆盖，现在，这条沟已经成为一条地下沟了。
  村中有两条河经过，一条是西河，是李村河上游的支流，此河发源于上臧村北山，流经大金河，汇集于上臧村的“哈拉湾子”水库，然后从水库直流而下，到了炉房村改叫金水河。金水河与流经上臧村“兔子网”水库的河道交汇后，向南流经尤家下河村、毛公地村，在毛公地村南汇入李村河。这条河宽约30米,流经毛公地村的长度约有700余米,河道原先并非从北向南从容直下,而是向东南弯曲而去，原河道就在村南房子中央。村南河也就是李村河了，发源于毕家北山，从东向西蜿蜒而下，流经毛公地村的长度有400余米,河宽20米,河道随地势任意散漫、放任自流地弯曲行走。原先也不是像现在这样从东向西顺畅而流，而是向村子西北而行。由于当时河床较高，河两岸的堤坝皆用沙土垒成,且只有1米多高，因此每逢下雨，山洪暴发，河水滔滔而下冲坏堤坝，涌入村中，冲坏房屋和田地，给生产和生活造成极大破坏。1961年9月，连续3小时暴雨雨量达200毫米，使西河、南河决口多处，种植的地瓜都腐烂在地里了。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状况,20世纪60年代,村里人对两条河道进行了引导修建，将村西河、村南河两条河的原河道都填平，挖掘了新的河道,将两条河的河道都从村子中央移到了村子外面，村西河向西移了35米，村南河向南移了120米，皆与上流河道顺直，可以让其顺流直下，避免了水流不畅造成的决口问题,基本消除了洪水对村庄的威胁。但河坝是沙土垒成,不坚固，极易被洪水冲毁，1967至1969年，大队组织采石队从南山打了石头，运下来砌河堤，用了3个冬天和春天，共砌石坝300余米。2001年，青岛市政府对李村河进行统一规划治理，将村里的两条河道拓宽到38米，并挖深了3米，用石块筑了堤坝，沿岸栽上杨树、柳树，斜坡植上草坪，栽上灌木、小乔木以及各种花树,李村河焕然一新,也彻底解决了李村河洪水泛滥的问题。
  毛公地村北有块土地叫“西北崖”，大约有100多亩。新中国成立前这里种植着大片的梨树，后来日军侵略中国时，将这些百年梨树全部砍伐干净,现在这里已建起了企业厂房。这块土地在很久之前曾坐落着一个村庄,名叫杏花村。后来不知何年何月、什么原因，杏花村彻底消失了。1950年,村民深翻地时，挖掘出一些古代的瓦罐碎片和青色小瓦，还挖掘出两个捣米用的石臼子，直径约1米,另外还有一个旗杆座，宽1米有余，高近1米,是古时用来竖旗的。可惜当时没有文物保护的意识,这些东西挖掘出来后，就随手丢了。不过，这也足以说明，西北崖这个地方以前确实有过人烟。离杏花村不远处有个三官庙，因无史料可查,究竟是何时所建,也就不得而知了。
  村中主要公路是九水东路,原先叫台柳路，是1903年修建的。村东有宾川路，与九水东路相交，村中交通十分方便，有112,113,128、361、365等公交线路经过，可谓四通八达。
  自古以来，村中经济以农耕经济为主，主要种植地瓜、玉米、小麦等粮食。由于生产力落后，粮食产量极低，只能靠种植果树来增加一点微薄的收入。毛公地村的果树主要有崂山窝梨、恩梨、秋白梨等梨树。据记载，毛公地村最早引进梨树是在清朝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先祖从崂山沙子口段家埠村引进崂山窝梨、秋白梨等品种。恩梨原产地为聊城地区,原为清朝宫廷御用品，清朝乾隆年间，逐渐传入即墨县，据说是聊城地区有个人在即墨做县官，将家乡的恩梨带到了即墨，后来又从即墨传到了莱阳、崂山一带。过去的果树品种没有现在这么多,恩梨就算是种很优秀的梨子了，皮薄、肉细、味道鲜美,风味与莱阳梨很相似。崂山的恩梨之所以成为崂山地区梨树中的佼佼者，是与它生长的自然环境分不开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崂山土质是沙质，松散、通透性好，含有矿物质，有利于恩梨生长。当年梨树主要种植在李村河以南的山地,每到梨花盛开，毛公地这个古老的小村就美如仙境，真是千树梨花千树雪，一溪杨柳一溪烟。
  新中国成立前，为了养家糊口，增加收入，毛公地村的村民充分利用村庄梨树多的自然优势,利用梨木加工成梳子和篦子，销往栖霞、牟平、莱阳一带。当时村中楸树也很多,楸树是种很好的木材，材质密实,不易腐烂,但它生长缓慢,村民们用它做船上的橹和桨，销售给沙子口、姜哥庄、石老人等沿海一带的渔民。橹和桨常年在海水里浸泡，对木材质地要求是相当高的。毛公地村的橹桨质量在当时是很有名的。当然，在过去,毛公地村最闻名的还是“撺磨”行当。过去人们用石磨研磨粮食，石磨用得久了，石磨的牙也像刀刃一样，锋利度会降低，这时就得用凿子将石磨的牙一点点修整。这是一门技术活，毛公地人过去很擅长此道，过去人们称撺磨为“闯关东”，当然此“关东”不是指山海关以外的关东，而是指文登、荣城一带，毛公地人俗称其为“小关东”。人们说某某去闯关东了，大多是指他到文登一带撺磨去了。彼时，毛公地人的撺磨技术是家喻户晓的。
  公社化后，毛公地被确认为果树专业村，国家按照粮食生产量,对该村实行粮食差额补给政策,年底供应一定数量的统销粮。为了发展生产，生产队大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修建水库，打井，建设扬水站，加强农业灌溉，深耕土地，对村中土地进行了重新改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产队的干部干活特别能吃苦耐劳,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那时是“社员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干部干部，先干一步”。麦收季节，每天早上总是四点就得起床，先干一步，才能让大家心服口服。为了带领大家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生产队还成立了副业队，组织剩余劳力出去搞建筑、运输等副业，使生产队的劳动力得以充分利用。为了给庄稼增肥，提高农作物产量,生产队动员社员养猪。为了鼓励养猪户养猪，村里还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毛公地村实施了养猪给予地瓜补贴及现金补贴的激励措施,按照农户卖给食品公司的卖猪单据,参照猪仔入圈的时间，按照重量计算出粮食、现金补贴的数量，称为“猪提成”。另外，养猪所积攒的猪粪，生产队计入工分，年底有奖励。积攒猪粪才是最终的目的。当时流行着一句话：“养猪挣钱是枉然，关键是攒粪。”在村干部的带领下，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毛公地村的粮食产量迅速提高,新中国成立后还吃国
  村民送公粮归来家统销粮的毛公地村,1971年就自给自足了。次年，还有了自己的储备粮，并将储备粮出售给国家。
  生产队在加强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引进果树种植,大规模发展果树业。新中国成立后，先从农科所引进金帅、红星、印度青、红玉、小国光等苹果品种，以及五合、五月鲜、六月红等桃子品种。20世纪70年代，从烟台引进了长把梨、大香水梨、雪花梨等品种，嫁接到老窝梨上，进行品种改良，同时培育树苗,进行密植栽培试验。20世纪80年代后期，又引进了红富士、乔纳金、短枝红星、北斗、嘎啦等苹果。后来又从王家下河村引进了新品种“寒露蜜”桃子，原先经济价值低的桃树渐渐被淘汰。村中经济重心由粮食种植转移到果树种植上来，村中90%的土地皆栽种了桃树，其中寒露蜜桃就达60%，经济效益明显增高。水果最高产量达125万公斤，产值过250万元,果树种植成为改革开放后村民们经济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为了加强果树管理，毛公地生产大队成立了果园队,组建了技术指导班子，针对果树的修剪、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派人向青岛农科所的老师学习先进技术,并组织技术人员到山东农业大学参观学习，积极参加公社农技站组织的技术交流培训等活动。1974年，李村公社农技站将上流、下河一带的村庄组成了一个农技交流网，由毛公地村生产大队技术员任网长，每个季节召开经验交流会，大力推广科学技术，倡导果树的科学管理，使得果树产量不断增加。1994年，毛公地村被评为“山东省果树样板村”。
  另外，草莓种植和葡萄种植也是毛公地村的一大特色。毛公地村的土地与王家下河村相接，没有明显分界线，出产的草莓品质也相当好。葡萄种植以前多为庭院经济，品种主要是玫瑰香、龙眼，后来引进了巨峰葡萄，产量高，甜度大。20世纪80年代发展为大田种植，采用棚架方式，后来因为寒露蜜桃的引进，葡萄价格不如桃子高，而渐渐被淘汰。
  进入21世纪后，毛公地村划归为九水路街道，村委会积极调整工作思路，把招商引资当作加快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2000年，与毛公地物资经销处双方参股，注册资金50万元,成立了毛公地工贸股份有限公司。先后引进青岛竹内纺织品、青岛诺亚化工有限公司、青岛贝蒙特油业公司等日本、韩国独资企业。还建起了厂房对外租赁，保证了土地资源的保值升值，为村民解决了就业渠道，增加了村民收入。
  毛公地村自建村以来，也出过一些知名人物。清朝咸丰年间，村民刘奎中学习中医，擅长推拿、针灸、拔罐、点穴位、中药泡洗等方法，给患者医病,医术精湛,被村里人所推崇。19世纪初，村民刘希聪放弃教学，改为从医，用村子北边胡同的3间房子作药铺。别处治不了的疑难杂症，到了他这里都是药到病除。他医术高超，妙手回春，当时四邻八疃的人都慕名而来,人们尊称他为“东半天”。刘希聪的学生在济南当巡官，后来刘希聪应其学生的邀请，到济南行医，逝于济南。刘希聪的侄子刘丰信也是个出色的医生，他在毛公地乡间行医,为贫穷的老百姓解除病痛，却不收费，不求报酬。由于一心想着为民治病,他的土地都荒芜了。老百姓们过意不去，就送给他粮食、礼品作为答谢。毛公地村这种民间行医的方式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消失。
  清朝乾隆年间，曾出过一个秀才，叫刘恩智。此人脾气古怪，性情与众不同。在学堂里,学生们都穿藏青色衣衫，可这个刘恩智偏偏要标新立异,非穿皂色衣服不可，以此标明自己与众不同。
  清朝咸丰年间，毛公地村出了一个小有名气的贡生，名叫刘杰中。在封建科举考试时代,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刘杰中这个贡生果然名不虚传，很有才气，写得一手好字，能够双手同时书写梅花篆字。他的字在即墨县城里名噪一时，即墨县城的商号门头匾牌多出自他手。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公地村曾出过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此人名叫刘希维，原在四方机厂做工，武艺高强，身怀绝技,1933年，在南京举行的全国武术比赛中，他的花枪表演获得了一等奖。1937年前后，他担任下河学校等7个学校的武术老师，曾在沧口武术馆任过教练。后来,刘希维到了日商纱厂工作，因为不满日本人的剥削压迫，他参与了工人罢工运动，因而遭到通缉。他不得不离开厂子，跑回家中。日本人闻讯前往毛公地村中抓捕，没有办法，他只好逃到了北九水一带，后来又逃到了登瀛。当时，他教授的徒弟都在崂山游击队任职,在他徒弟的接应下，他投奔了青岛保安大队。日本人仍不善罢甘休，多次派兵前来抓捕，但都未能抓住他。1939年，日军“围剿”游击队，在迷魂涧一带,将刘希维包围，向他投掷手榴弹。刘希维将一枚手榴弹扔回日本侵略者后,却没有躲过第二颗手榴弹,不幸牺牲在迷魂涧。在抗日战争时期，毛公地村民刘凤聪于1938年参加八路军改名叫刘子明,后来担任连长,1948年在攻打招远城战役中身中13弹，壮烈牺牲，后葬于莱阳南大蒋村。追悼会后,政府给其家属颁发了烈士家属证书。解放战争时期，村民刘凤水、刘凤伍参加了解放军，在1949年的渡江战役中牺牲。
  毛公地村还流传着属于自己的传说故事。毛公地村南的南山上，有一方巨石，村民们称其为“姜老背姜婆石”。半山腰上，还有如馒头状的大石头，村民称其为“馒头石”。在大顶山西部山峰还有一块像靴子一样的巨石，人们称其为“靴子石”。关于这些石头，在毛公地村还流传着一些生动的传说。相传,周武王统一天下后，曾封功臣姜子牙为齐国君主。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混战，齐国的姜姓后代被迫东迁,其中一支来到现在毛公地村西北崖地片，也就是传说中的杏花村一带，在此安营扎寨，垦荒种地。村中有一老汉叫做姜乙的，勤劳善良，性情憨厚。他从大顶山上挖来野山梨,从崂山担来松毛土，辛勤培育出金黄色的崂山梨，肉质鲜嫩，脆甜多汁。有年秋天，南海的巡海夜叉章鱼精和鳝鱼精闲来无事,变成人
  姜老背姜婆石
  形游逛到毛公地村南的大顶山一带，向山北坡下一看,到处是金灿灿的大梨，不觉垂涎三尺。章鱼精善于偷窃，迫不及待地伸出8只爪子，一下子就偷去了8个大梨。鳝鱼精善于投机钻营,爬到树上饱餐一顿。后来又转念一想，为何不偷几个回去献给龙王品尝呢？说不定会升官发财，于是就偷了8个梨。龙王吃了崂山梨之后，感觉清爽可口，就想年年都要吃上，便托梦给姜乙，每年八月十五，要向海龙王进贡，否则就要降灾于杏花村。为了不让老百姓受苦受灾，姜老汉每年都拿出8担梨子当作贡品送给龙王。
  那时，诸侯国混战，齐国与吴国关系密切，联手对付鲁国。杏花村每年贡给齐都临淄的崂山梨，齐王都要派人送给吴国。有年秋天,吴国瘟疫流行，平民百姓死亡极多,可王宫内食过崂山梨的却没有一个患病的，齐王于是派了300匹快马到杏花村摘梨子，全部运往吴国。梨子全摘光了，无法再给南海龙王进贡。龙王见过了八月十五，还迟迟不送梨子来，一怒之下决定水淹杏花村。姜乙做梦预知了这一消息，就劝说村民赶快离开村庄，但众人皆不信:月明星稀，深秋之时，哪会有什么暴雨？结果只有寥寥数人跟着姜乙，连夜向毛公地村南的大顶山逃去。刚到山脚,洪水从天而降，大水直冲杏花村而去。姜夫人筋疲力尽,实在走不动了,姜乙就背着妻子一步步往山上爬。爬到半山腰，所带的馒头被树枝挂吊在树上,后来变成了石头，至今仍留在半山腰，后来村民们称其为“馒头石”。
  据说杏花村的北面,曾有个三官庙，三官庙里住着天官、地官和水官，三官见杏花村被淹，急忙赶往天宫奏明此事。玉帝闻后派巨灵神赴下界查看，又派人宣南海龙王进天宫见驾。巨灵神来到杏花村，见一片汪洋，杏花村已无影无踪,但洪水仍在喷涌,就脱下一只靴子堵在喷泉口上，指靴为石，后来人们称其为“靴子石”。姜乙爬到了山顶后,看到家园被毁，一生心血化为乌有，顿时悲愤不已，身心俱碎,最后和妻子一起，化成了石头，人们称其为“姜老背姜婆石”。杏花村一带由于受过海水侵蚀，土地碱化，原址上生长出了大片的茅燕草，无人居住。又过了1800年，先祖们才从云南迁来,建起了现在的毛公地村。传说终是传说，然而，“姜老背姜婆”的石头却一直耸立在村南山上，千百年来，岿然不动，注视着这块姜乙含辛茹苦开垦过的家园。
  毛公地村的人们自古以来就有着勤劳善良的传统美德,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勤勤恳恳地耕作，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无限的眷恋。毛公地村的领导班子一直很稳定，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现在，只换了三届领导干部。第一代村委会干部吃苦在前一心为民的精神，在毛公地村代代相传。
  （根据刘君山、刘德快、刘德宽、刘凤竹、刘延灿、周正智等口述整理）刘家下河村
  刘永久刘长安王宏侠
  位于李沧区九水路街道辖区内的刘家下河村,地处李村河上游两条支流交汇处的西侧。由于崂山一带的村民习惯上把位于李村河上游的村庄称为“上流”，把位于李村河中游的村庄称为“下河”，刘家下河村由此而得名。
  刘家下河村，除了这个因李村河位置而来的命名以外，还有一个“杨树里头”的别名。甚至在当年，这个别名的知名度竟然大大高于它的官名。在当地村民中，不
  鸟瞰图知道有刘家下河村的不奇怪，但没有人不知道“杨树里头”。说到“杨树里头”这个名字的由来，还是有一番渊源的。新中国成立前，该村村民王守善家门前有一棵大杨树，树高足有30多米，树围4个大人联手也合抱不过来,树荫遮地足有200平方米。夏天，村民们在树下乘凉，孩子们在树下嬉戏，均不觉酷日当头。老人们回忆说,那是好大的一片绿荫，“杨树里头”由此而远近闻名。遗憾的是，这棵远近闻名的大杨树以及因大杨树而来的别名，随着1940年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践踏，尘封为历史的记忆。
  追溯刘家下河村的历史,还得从刘氏先祖德福、德财兄弟俩说起。据考证，德福和德财兄弟俩，在明朝末年从云南来到这里。他们见这里山环水绕，两条支流在这里静静交汇，在明媚的阳光下，像两条玉带，舞动着金色的波纹，兄弟俩满心欢喜，决定停下奔波的脚步，在这里建村，从此打开了刘家下河村的历史。自德福、德财兄弟俩来到刘家下河村至今，已经繁衍了16世子孙。目前，刘氏家族中最年长的是11世的刘保志，他1915年出生，已经是93岁高龄。刘家下河村随着一次次人口的迁入迁出，才逐渐形成了今天这样以刘、曲、王、董、傅、宋、韩七姓为主的多姓村。紧步刘氏家族之后的曲氏家族，是清末时12世的曲元梓，由沙子口石湾村迁入这里。民国时期王氏家族8世的王守善是从庄子村迁入的。至于董氏家族，是9世的董仁相从庄子村迁入的。在刘氏两兄弟之后的那个刘氏人家，就是他们的第六世传人从毛公地村迁入的。宋氏家族，宋兆法于1951年随母改嫁从河南庄村迁入。而韩氏家庭，则是因韩惠林于1967年倒插门与本村女青年刘玉清结婚形成。1968年,傅氏家族的傅兴光由傅家埠村迁入。到2008年，全村居民有278户、760人。
  刘家下河村清末属即墨县仁化乡；德国占领青岛时期，属胶澳租借地李村区；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时期，属青岛日本守备军司令部李村军政署，后改属李村民政分署;1949年8月属南海专区崂山行政办事处李村区；1961年6月称崂山县李村人民公社刘家下河生产大队；1984年11月恢复行政村，属崂山县李村镇；1994年6月属李沧区李村镇；2000年1月属李沧区九水路街道；2004年10月实行“村改居”，成立社区居委会。
  说到刘家下河村的人文，就不得不提到曾经演绎过一场轰轰烈烈爱情故事的刘梅志。这是一段他和地主家的三小姐王桂花冲破家庭阻力、自由恋爱成功的故事。刘梅志，自幼家境贫寒,23岁那年被雇到北王家上流村地主王魁处家当长工。刘梅志聪明伶俐又勤奋耐劳，所以深得王魁处家三小姐王桂花的青睐,两人日久生情,卿卿我我。不久，刘梅志与三小姐的恋情被其父王魁处发现。王魁处十分恼怒，并以门不当户不对为由，决不允婚。然而,这对心有所属的恋人，立下海誓山盟,要冲破门第观念,誓死捍卫自己的爱情，并于1946年成功结合为一对恩爱夫妻，也最终得到了乡亲们的祝福。刘梅志与王桂花以其成功的爱情经历，成了村里青年男女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楷模。
  在李沧区东部的村庄中,刘家下河村交通比较便利。离村西2.5公里是青银高速公路，再向西3.5公里是308国道，村东两公里是滨海大道,往东不远就是峰峦叠嶂的崂山山脉。天气晴朗的时候,站在村中视野开阔的地方，可以看到巍峨挺拔的崂山主峰巨峰顶。刘家下河村还地处工业开发和住宅开发的黄金地段，市南工业科技园占地1000亩，其中150亩来自刘家下河村。李村河从村前经过，李村河以南1公里从东至西依次是围子顶、老鸦岭和双峰山，山南是崂山区中韩街道的张村。刘家下河村南北长1.5公里，东西宽0.5公里，总面积0.75平方公里（折合1125市亩）。其中，李村河北岸是300亩企业区和300亩村民居住区；李村河南岸是老鸦岭北坡的山林，山地和沿河坡地约500亩。1995年夏，在河北岸外企一条街南段的李村河上，建成了长80米、宽8米的刘家下河桥,群众称之为“利民桥” 。
  历史上，在刘家下河村还有一处西衙门，是沈鸿烈在青岛任市长时所建，主要负责下河一带的案件审理工作。其实，它当时的正式名称是“刘家下河派出所”，人们叫它西分所，俗称其为“西衙门”。日伪时期，日本人占领了派出所，并在派出所两侧建起了两座炮楼，有两名日军在炮楼上轮流值班。这一期间，派出所的职责保持不变，继续发挥其审案查案的作用。
  刘家下河村的经济，曾经相对落后。新中国成立前,刘家下河村有居民65户，约200人左右，可耕土地300亩，主要种植地瓜，占耕地面积的70%左右，亩产在300~400斤，其他种植玉米、谷子、麦子等。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只能使村民们勉强维持生计。而那时，刘家下河村几代人同处一室、居住拥挤不堪的状况司空见惯。由于没有生活配套设施，粪便满街，蚊蝇横飞，茅屋土墙残破不堪,村民们的生活环境相当差。
  新中国成立后，村民的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以刘文中为代表的部分村民，生产木锨、木杈、木桶等，常年在附近一带畅销。村中有40%的劳动力常年从事木业生产,农闲时70%的劳力从事木器制作，该村在当时成了有名的木器生产村。20世纪60年代中期，村里修建了800立方米的水库，在村东打了一眼深13米的井，水利条件有了改善。1974年在村南又打了一眼深10米、直径15米的大口井,配套地下管道1000米，灌溉面积可达耕地的70%以上。到1976年，村里又与李村镇水利队合伙打了一眼深10米、直径62米的大口井。此井是该地区最大的一眼大口井，可供附近几个邻村的农业用水，从而为当地农业生产解决了用水问题。后来,村里又成立了农业科技队,购买了拖拉机,村干部带领村民培植玉米、小麦种子，开始了科学种田。至1979年，小麦、玉米的种植面积所占比例增至80%以上,粮食亩产达到了1300斤。1983年又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种经济作物，如蔬菜、草莓、桃等，全村年经济作物的纯收入达100万元。
  高级农业合作社初期，村中有砖场、粉丝加工厂;1961年成立了木器加工组，生产木制小车、木桶、锨把等，销往各地;1965年又成立了缝纫组，开办了石场、采沙场;1966年成立了建筑队，曾在青岛橡胶二厂、青岛东风化工厂、山东外贸公司、崂山拖拉机厂等单位承接建筑工程；1990年，该村企业李沙路加油站投入使用，预制厂、包装材料供应公司、物资供应站、水磨石厂、针织公司相继成立。由于内外资企业的增多，该村的电力发展也很快，从1966年3个村合作安装1台容量为50千瓦的变压器开始，至2001年已拥有变压器8台，总容量为2355千瓦（其中包括两个企业投资安装的两台，360千瓦）。近几年在电力方面的投资达250万元，主要供应各工厂企业用电，同时也增加了村集体的收入。
  20世纪90年代初，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刘家下河村拉开了招商引资的序幕,14家内资企业先后在此地建厂发展。2001年刘家下河工业园的建成,更带动了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沿九水东路两侧及村内主要街道，遍布各类门头房。饭店、小吃店、百货店、药店、菜店、水果店、理发店、摄影店、工艺品店等鳞次栉比，组成了热闹非凡的商业街。各式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个体、私营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
  1995年,刘家下河村引进了第一家外资企业——青岛进洋玩具有限公司。此后，外商纷纷看好这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来自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20多家外资企业相继在该村落户。到目前为止，刘家下河村实际利用外资额达2000多万美元。
  1997年，刘家下河村购买了微机，将所有财务账目、合同等全部输入微机，通过微机报表、报税;并设立网页，向国内外介绍该村的发展情况。许多外商通过网站知道了刘家下河村，同时刘家下河村也通过互联网,更多地了解了国内外的商业动态。而今，刘家下河村已今非昔比，以自信的脚步走向信息时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该村的土地逐渐减少，到了2000年,农业生产基本停止。2001年,刘家下河工业园建成，有20多家外资企业和十几家内资企业在此落户，村里外来务工人员超过5000人，是村民人口的7倍多。2004年，全体村民从农业人口正式转为非农业人口。生产的转型，使人均收入明显提高，由1970年的人均300元,提高到2003年的13200元。
  2004年，村里投资了760万元，修建了靴子石山头公园，完成了靴子石公园二期工程。老鸦岭上有著名的“三石两官一蛋一坐石”的奇石景观。“三石”即靴子石、乌龟石、麻子石;“两官”即被称为官财石的阳官、阴官;“一蛋”即龟蛋;“一坐石”即一处八仙歇脚之坐石。这些象形石是山石常年遭风雨侵蚀，逐渐形成的自然景观。在春意盎然的时节，领略这靴子石公园的风光，那柔柔的风，绿绿的树，那奇特的石，在和煦的阳光照射下，宛如仙境一般。来到山顶，俯瞰眼前的景色,更觉胸襟开阔，心旷神怡。
  山顶不远处, 就是被称为官财石的阳官、阴官。浏览着官财石的风景，听着官财石的传说，大有令人心驰神往的感觉。据当地百姓讲，这阳
  官财石
  官、阴官原是一对青年夫妻,他们从外乡辗转到这里,期望能够凭着自己的劳动致富。而苍天确实不负有心人,他们在这里通过辛勤劳作,果然生活好起来了,他们认定这一切与山神的赐予分不开。所以几十年来，他们每天祈祷，虔诚劳作，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们死后,就化作了这里的官财石，男的为阳官、女的为阴官，常年在山上为当地百姓祈福。这官财石，也就被人们当作了一种美好生活的象征。当地人都说，上山后一定要摸摸官财石，女的摸阳官，嫁个好丈夫;男的摸阴官，娶个巧媳妇。男女都摸石，升官发财好运来。
  官财石的西面，就是坐石区。一块块独具风姿的山石，相映成趣。在靴子石的近旁，有一块圆形的石头，宛
  坐石
  如巨大的龟蛋，雏龟破壳而出，唯留空壳在此。再往东一路前行，山路逶迤，渐行渐低，拐过一个弯，猛然见得山石高耸、矗立前方，形象逼真的乌龟石映入眼帘。但见那石龟伸出头部，高昂而视,两眼紧盯靴子和蛋壳，像一个永恒的卫士，护佑着天之遗物。在靴子石的南边，是一块如不倒翁形状的麻子石，远远望去，石头上麻眼遍布，呈黑褐色，上有藤萝缠绕,仿佛以此遮住面孔。传说,这里是道教中的八位神仙汉钟离、张果老、吕洞宾、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何仙姑去蓬莱仙岛回程时的歇息处。相传,八位神仙去蓬莱阁聚会返回时路过卧龙山，但见此地山不高,且秀;河不宽，至清。于是，众神仙笑逐颜开,纷纷按落云头,在此歇息。就在八仙们歇息的时候，一个妖怪窜上山来,他立刻发现了休息中的何仙姑，那绝美容颜，直看得那妖怪垂涎欲滴，目瞪口呆。然而，妖怪毕竟懂得仙人的厉害,不敢动何仙姑一根毫发,只是偷走了她
  的一只靴子。八仙醒来，待要离去，却发现何仙姑的一只靴子不在了。何仙姑长于为人占卜，这次却被妖怪算计，未能预测自己祸福，心中甚是不快，且遭到了蓝采和的奚落。烦恼之余，何仙姑彤云一闪，翩然飞去。只是，疾恶如仇的吕洞宾却不肯罢休，手持宝剑摇动山石，妖怪立刻现身，一阵蓝光闪过，妖怪被点化成石。成为石头的妖怪,终因偷
  麻子石
  仙姑的靴子而被过往的人们嗤笑。日久天长，也深感愧疚羞怯，竟然长出了许多藤萝，将面部遮起，且全身变成了一个个麻眼，丑陋不堪，这也成了今天“麻子石”的由来。仙姑的靴子就这样留在山上，化作了奇石。在距“麻子石”的不远处，一只石化的靴子赫然伫立。传说，当时天边出现一道彩虹，一只神鸟衔着一只龟蛋,在靴子石旁降落,龟蛋炸裂，一只神龟蹦了出来，一个腾跃就落在了不远处的山石上。原来神龟就是天帝派来专门看护仙姑靴子的,就这样，神龟也石化了，日夜守在“靴子石”的旁边。而今，仙人已去，只留下坐石在蓝天衬托下演绎着它们的故事。
  水湾龟石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村里的公益事业也有了明显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起，刘家下河村所有新建的房屋，都开始以砖、瓦、石头、水泥、预制件为主料，至80年代初，村民新建房屋80多处。20世纪90年代,村民新建房屋110处。至2003年,刘家下河村共建成六层楼房9座,从而彻底改善了村民的居住条件。同时，刘家下河村开始了对旧村的整修改造:拓宽街道,修建排水沟和污水管道,按照城市化社区标准将村中道路硬化，对环境进行了亮化、绿化、美化。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卫生队，由专人对村庄进行每日的保洁管理。村里的文化生活也在日益繁荣。1953年，刘家下河村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剧目有地方传统戏柳腔《彩楼记》、《龙凤面》,现代戏《李二嫂改嫁》;1959年,刘家下河村安上了有线广播;1965年，剧团又排演了歌剧《三世仇》；1969年刘家下河村又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排演了现代吕剧《红色娘子军》。村里还建立了老年活动中心，并邀请青岛市专业剧团前来演出节目，每年组织卡拉0K、象棋比赛，活跃业余文化生活。1999年，刘家下河村又成立了足球队，每年参加青岛市业余足球联赛。2003年，他们取得了全市第二名的好成绩，《青岛晚报》曾多次报道了这支农民足球队。还建立舞蹈队多次外出演出。
  1994年,刘家下河村安装了卫星接收的闭路电视；2001年，全村安装了青岛有线电视，实现了户户有电视；80%的家庭安装了电话。广播、电视、信息与刘家下河村村民的生活已经融为一体，密不可分。村民的生活品位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刘家下河村窘困的过去，已成为历史。今天的刘家下河村，正像他们打造的靴子石生态公园一样，正以欣欣向荣的景象,向世人展示着它的无穷魅力。长涧村
  傅春霞
  长涧村位于青岛市李沧区东部,隶属于九水路街道。长涧村分长涧老村和长涧新村两部分，老村位于天水路以北,长涧北山之前，三面环山，距新村约1.5公里;新村位于金水路北侧，是在原来长涧村的耕地上建成的新居住区。天水路与长涧新村之间的土地归上臧村所有，所以长涧新村和老村之间隔着上臧村。长涧村东临上臧村,西接佛耳崖村，南有金水路经过村前,北面是连绵起
  鸟瞰图伏的卧狼齿山，面积1.5平方公里，住户180余户，300余人，以张姓为主，另有臧姓、曲姓，均为汉族。
  长涧村村名的由来，顾名思义,与山涧有关。长涧后山重峦叠嶂,群峰壁立,从西向东分别有前期山、卧狼齿山、凤凰台山、天目峰山和松华山。这5个山峰相接之处形成4条沟壑，由西向东分别是西虫窝子涧、大窝涧、北平岚涧和后长涧。其中以后长涧最长，约有2公里,4条山涧流至长涧村西，会合形成一条更长的山涧，此涧宽约7米，深约3米，刚好位于长涧老村西侧，由村西向东南流去。长涧村居于此涧旁边，于是就以此涧而命名。每逢雨季，山涧洪水滔滔而下，汇集于村前长涧，向东南滚滚而去。涧底石头常年受河水侵蚀，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工厂和园林、景点绿化部门经常来河边采石，村民建房垒墙也常用之。涧水常年不断，水质清洌、甘醇，常有人来此取水，他们或开着汽车，或骑着摩托车，还有用小推车来推的，从早到晚，络绎不绝。长涧的水特别好喝,这是出了名的，沧口、李村一些退休的老人专门到崂山一带的村庄取水，转了一圈后都说口感最好、水质最甜的，独属长涧。
  长涧村南北长1-5公里,东西宽1公里，土地以山地为主，山林面积1500亩，原耕地面积255亩。长涧村背靠高山，气候湿润，冬暖夏凉。三面青山紧紧相拥，将长涧村紧紧包围其中。老村房屋依山势错落而建,街巷实际是纯粹的山路。村中只有一条出入道路，村民外出必须经过此路先走到上臧村去,然后再从上臧村的山路通往外面的世界。刚刚修建好的天水路现在通过长涧老村前，也算拉近了与外面世界的距离,但因为没有任何公交线路通过,所以村民出行仍是很不方便,得步行半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长涧新村去乘坐公交车。新修的金水路通过长涧新村前,130路公交车从此经过，交通与长涧老村相比方便多了。
  长涧村北的连绵群山是卧狼齿山脉，怪石嶙峋。山上有一山峰，叫“凤凰台”，村民也叫它“鹁鸽台”，主峰高15米，直径20米，峰顶南侧有一奇石向前探出，呈屋檐形，其下方有天然石洞，传说很早之前,此处落过凤凰,后来石洞里不知从哪迁来成千上万只鸽子，聚集在此处繁衍生息。在“凤凰台”之南，有一平台，上面坐落着一块巨石,直径约5米，高约8米，形若“圆罐”。“圆罐”是当年村民常用的一种盛水的泥制器具，村民们善良地幻想上苍会将金子储入罐内，让村里人世世代代过上好日子，于是就将“圆罐石”叫成“金罐石”，金罐石没有装上金子，现在，却成了长涧村的旅游景点。凤凰台、金罐石下的石壁子上，镌刻着诗一首：“苇子墙下绿葱葱，恶狼山上雾蒙蒙。七神庙前群仙聚，庙后矗立顶天柱。子牙指点观神榜，天上掉下金罐石。五指巨掌撑起天，凤凰台上鸽咕噜。”很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凤凰台”之北,是著名的“北平岚”，在山梁上竟有两三亩地那么大的平地，可谓少见。东侧有一山峰，叫“天目峰”。峰顶有两块巨石，侧依相连，构成一洞。传说，天目峰就是当年天上的神仙，用来洞察世间善恶的眼睛。其前面还有“靴子石”，后面有“秤砣石”，与天目峰近靠着的还有“金猴石”、“大猫石”等很多奇石,都是形态各异,惟妙惟肖，让人不能不叹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另外，还有栩栩如生的“卧佛”、“顶天柱”、“人面狮身”等20多处自然景观，更有满山遍野的佳木异树、奇花异草。这里有可以采食的野山茶、野芙蓉、酸枣、野草莓等野生植物，可谓物产丰富。野草莓大都生长在前期山与卧狼齿山的前坡“托盘顶”周围,成熟时，红艳艳的，酸中带甜,过去村民上山拾柴草时常常采食。北山上最多的还是中草药，有马虎铃铛、猫耳眼、丹参、杏叶参、独叶草、小百合、桔梗、玉竹、虎杖等70多种中草药。农闲时节，村民们常常上山采药,拿到集市上卖点钱;有时患点小病，也不肯去医院，就地采点中草药，也很灵验。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长涧北山过去曾是长涧人赖以生存的根基。据说，北山上还有矿产资源,天目峰顶周围的大猫石南边有个洞叫“金贡洞”，以前，德国人曾在此挖出过金矿石,后来不知为何,没有开采。
  追溯长涧村的历史渊源,相传在明朝永乐年间，张氏祖先由云南迁入炉房村。为了养家糊口，张家长子张锡带领全家来到长涧村，给郑庄村的吕姓、佛耳崖村的杨姓看山。张锡来到长涧后在长涧东面的山坡上安了家，后来娶妻生子，有了3个儿子,3个儿子又娶妻生子，分成三大支，经过260多年的繁衍生息,按照先祖给出的辈分为“锡、清、林、振、增、元、明、崇、修、岩、忠、恕、传、佳、廷”，现在已到第十代，共有100多户人家，320多人。1800年,臧氏家族因生活所迫，由上臧村迁入此村，起先也是给人看山，生活极其贫困。张氏见其家境贫寒，就商量族人共同出钱帮助臧氏盖了两间房子。至今臧氏家庭已有15户人家,50多人。1827年，曲氏由毛公地村迁入长涧村，是投奔其舅父而来，现在共有4户人家，10多人。
  长涧村清末属即墨县仁化乡；德国占领青岛时期，属胶澳租借地李村区；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时期,属青岛日本守备军司令部李村军政署，后改属李村民政分署;1949年8月属南海专区崂山行政办事处李村区；1961年6月称崂山县李村人民公社长涧生产大队；1984年10月恢复行政村，属青岛市崂山县李村镇；1994年6月属青岛市李沧区李村镇;2000年1月属青岛市李沧区九水路街道;2004年10月实行“村改居”，成立社区居委会。
  建村以后，张、曲、臧三大家族和睦相处，互帮互助，三大姓供奉着共同的山神、土地神和关公神。长涧村的“三神庙”就坐落在长涧老村西面，不大的小庙院里，土地、山神、关公三个神灵依次而坐。院内有棵黑压压的大松柏，枝繁叶茂。庙西侧有一深沟,用破碎的半个石碾架起一座小桥,再往西又有三条小沟,人们为行走方便,在上面架了石板。据说，当年村里曾来过一个南方地理先生,他在村中转悠了半天，自言自语道：“此处真乃风水宝地呵!”临走还风雅地吟“诗”一首:“一松遮三庙,九步三封桥，一百单八步，一封月牙桥。”村人不解其意，事后村中老人反复琢磨,方才恍然,原来地理先生说的“一松遮三庙”，是指庙里那棵大黑松，把庙中三个神灵都遮盖了,形容庙宇之小；“九步三封桥”，是指用石板架在沟上的三封桥,而“一百单八步”的月牙桥，只不过是那用一半石碾架起的小桥而已。
  长涧村地处山坳里,在过去很多年里,村民一直过着苦日子，村民们都说“穷，穷不过长涧村”。长涧村以农耕经济为主,主要种植地瓜、玉米等作物，还有窝梨等果树。长涧村的山地约占90%,可耕地极少，人均仅摊土地5分。为了开垦土地，长涧人将山沟旮旯一厘两厘的土地也开垦出来。因为地处山岭，地薄，又缺乏水源，完全靠天吃饭，庄稼产量极低,村民不得不外出逃荒，过去长涧村流传着“三十二根要饭棍，七十二个扛活人”之说。穷人们最害怕过年，总觉得过年应该吃上顿猪肉饺子，否则对不起祖先,因为吃饺子得先供奉祖先。可吃不上饺子的大有人在，自己不吃饺子不要紧,总不能没有饺子供奉祖宗吧,绞尽脑汁,最后觉得蒜瓣形似饺子，于是就用蒜瓣代替饺子敬了祖先。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根据长涧村是果园区的实际情况，对长涧村实行每年发放6个月的统销粮政策。不仅不用向政府交公粮，还可以享受半年的公粮供应,这对长涧村无疑是雪中送炭，让长涧人半年的口粮有了保障。但也不能只依靠政府，长涧村为发展生产，积极自寻出路，在果树方面，除了种植崂山窝梨、恩梨、小恩梨（也叫香梨）等水果，还引进可以密植高产的矮化苹果、结果快的崂山水蜜桃及沪005、北京26号、北京27号、黄金蜜等优良品种。种植品种优化，种植规模扩大，水果业成了当时村民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
  水源和交通问题一直是制约长涧村农业发展的瓶颈,虽然山涧里千沟万壑，每到下雨,大沟满，小沟溢，但没有蓄水设施，水很快就干了。春秋播种时，最重的活就是担水。栽地瓜时，一担水能浇四五十棵地瓜，浇完一片地，要担无数个来回。山路弯曲陡峭，路上到处是沙砾，一不小心就会摔跟头。当年村里流传着一句民谣：“娘娘（母亲）真狠心,把俺嫁在长涧村,挑担水满（“鼓胀”之意）断筋，石头瓦碴扎脚心。”形容吃水与行路之难。为彻底解决灌溉水源不足问题,20世纪50年代，政府开始大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一条新修建的通往上臧村的村间公路，解决了村民外出困难的问题。后来，又陆续修建了前期水库、老君塔前水库、下边子水库。20世纪60年代又修建了东北水库、石婆崮水库、圊子湾三座水库。20世纪70年代修建了虫窝子水库，基本上解决了水源短缺的问题。为了扩大可耕地面积,长涧村还在建“大寨田”上下过不少工夫，在 “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夺高产”的精神鼓励下，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每到农闲，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凛冽寒风里干得热火朝天，虽然只以地瓜饼子充饥，浑身却有使不完的劲，将村中几十块地全部修整成“大寨田”。在完成本村大寨田的基础上，又到杨家上流村、李家上流村、北王家上流村、南王家上流村参加大寨田的整修工作。勤劳能干的长涧人生在穷乡僻壤的山沟里，自小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闲不下来。
  虽然长涧村吃上了统销粮,村中果树有了些收益，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仍未从根本上脱离贫穷。为了增加收入，自20世纪60年代起，村领导就开始寻找其他致富门路。因为地处山地，就近建了长涧村采石厂、长涧村石子厂，后来陆续又开办了弹簧厂、纸盒厂、皮鞋厂、煤球厂,既安排了多余劳动力，又增加了收入。改革开放后，政策上没有束缚了，村民如鱼得水,纷纷走出山沟自谋发展。有些出去搞建筑、搞运输、开办工厂,有些干起了小生意、卖起了小百货。一部分敢想敢干的人率先富了起来，出现了不少万元户。收入提高了，生活条件也随之改善。20世纪70年代,草房基本翻新完毕。20世纪80年代,政府为解决青岛市用电问题，要从莱芜电厂往青岛送电,线杆要从长涧村经过，但因高压线路伏数较高，给长涧村造成的损失很大，村民建房用地被占，地里刚刚栽上的青苗也得挖掉，对村民来说，这都是很痛心的，但经过村委会的说服解释，村民最终还是以大局为重，服从了上级安排，线路架起来了，青岛市用电问题顺利得以解决。1987年，为解决村民住房困难问题，经上级政府批准，长涧村搬迁到了离村3华里的老君塔山一带，形成了现在的长涧新村。20世纪90年代后，村党政组织广引外资,建厂房，办项目，开发潜力产业,积极为长涧村民谋福祉,村里盖起了住宅楼房，以每平方米400元的价格出售给村民,实现了户户住楼房的愿望。还建起了健身房、游乐中心、老年人活动室、图书馆等公共设施。村里饭店、超市、五金百货店、理发店、旅馆一应俱全。街上卖的水果、蔬菜、海鲜、儿童用品种类齐全。为加强安全建设，还在周边安装了电子监控系统，长涧村俨然成了一个繁华的小城镇。近年，家家都安上了电话，装上了有线电视，村民们看着60多个频道的电视节目，不由想起20世纪60年代村里电线杆上的小广播。当时有个老太太听不懂，报告天气预报时，广播里说“五点钟发布的天气预报”，她却听成“五点钟发布袋”，还直问身边人:“每人发个布袋干什么？”听起来有些可笑，但细想来，令人落泪。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长涧村已是今非昔比了。从2000年起,村中开始实行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老有所养问题得到根本解决。随着经济发展，现在村中还常常组织老人省内、省外旅游,坐火车、坐飞机是他们一辈子都不敢想的事，现在梦想成为现实了。几年来，长涧村获得了许多荣誉称号，长涧村党组织被评为“先进党支部”，村庄也获得“治安先进单位”、“平安社区”、“计划生育先进单位”等。据统计,2007年总收入630万元，人均5200元，固定资产总值完成500万元,生产总值完成230万元,实缴税金56万元。
  李村公社农民在翻地
  臧维学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长涧村长。他出身贫寒，从小为人扛活，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1955年，长涧村与上臧村、炉房村、戴家村组成团结农业社，当时任长涧村长的臧维学任团结农业社党支部书记。1961年建立长涧村党支部，他任党支部书记。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臧维学带领全村人走过了20多年的风雨历程。他心系百姓为民谋福的感人事迹曾被当时各大报纸报道,1955年，他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20世纪50年代,村里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兴修水利设施。因为长涧村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上资金短缺,20世纪60年代末，村里还没有安装上电灯。村委多次找上级领导反映问题,终于说服了上级领导，没花分文就安装了电灯，让长涧人从此告别了煤油灯照明的时代。当初，村民吃水都是到山涧井边去担水吃，天旱时就到西涧里舀水吃，有时为了喝到水都要排队，有的人只好到3里之外的金贡洞里挑水吃。后来，村委在村西3条山涧的下游，建造了一座水坝,又在村后建了蓄水池，用水管通到各家各户。村民终于吃上了甘甜清洌、没有污染的山泉水。村里人取水样到有关部门化验，水的质量不亚于矿泉水。
  新中国成立前，村中曾有所私塾，有些老人曾经上过私塾。20世纪30年代村中建起了小学。因为没有房屋,就将村中的一处天主教堂稍加修葺，用来当作教室。因为生活贫苦，很多人家上不起学，有的村童直到13岁才走进学校。日军进村后，学校就停办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长涧村与上臧村合办了上臧小学,孩子们又上起了学。长涧村里没有出过有学问的名人，但村里出过许多能工巧匠，张增栲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20世纪50年代建设武汉长江大桥，向全国招收技术工人，因为他的手艺在周边村落远近闻名，村里就将他推荐了去。他果然不负众望,率领工友们开山劈石,成绩显著，受到了奖励。在一次排哑炮时，为了保护工友,他胸部和腿部受了伤。大桥建成后，他载誉而归，获得了许多奖状和证书。张增栲的妻侄女毕翠美是村中的赤脚医生，修水库时不幸殉难。她从小由姑父张增栲抚养成人，她心地善良，为人厚道。20世纪60年代，她被培养为赤脚医生。她工作认真负责，非常关心村民身体健康,常常走街串巷为村民看病打针，在村民中广受赞誉。1964年修水库时，她一直奋战在最前线。由于塌方，她不幸被砸在里面，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仅17岁。后来,村里为纪念这个善良的姑娘,为她树碑,追认她为“模范团员”。
  在旧社会，长涧村还出过一个与历史人物张作霖相关联的人物。那时生活贫困，为了生存，村民们不得不外出闯关东。不过，大多数人在关东过着贫困的生活，其中,有个叫张元振的村民，机遇比较好，恰遇东北军张作霖征兵，身强力壮的他于是被征了去，在东北军里当上了骑兵。过了几年,又安排给张作霖当警卫队员，因为做事勤奋，人也机灵，颇受赞赏。他跟着张作霖干了整整24年,张作霖被炸死后，他从东北回到长涧，一直过着平民的生活。
  长涧村虽然地处山涧深处，但并没有因此逃脱日军的侵袭。也许正是由于长涧村的地理环境，与其他村相比，受日军的骚扰就更多。当年，日军就驻扎在长涧村里，横行乡里，鱼肉百姓，闹得鸡犬不宁。日军常常抓村里的青壮年干活，逼迫他们在长涧北山上挖防空洞。日军拿着刺刀在一边监视,如果认为谁干得不好,就鞭打脚踢。当年日军在此挖了不少防空洞，现在仍有保存完好的。当年，崂山一带常有游击队出没，通过各种方式打击日军。有一次游击队经过长涧村，被汉奸告密，日本人进行严密搜查，可长涧村复杂的地理环境让他们一无所获。日军不甘心,就将全村人抓到一起，把当时的村长张元珠找来，将刀架在他脖子上，要他说出游击队的去向，张元珠一口咬定说不知道。日军见此处层林叠嶂，也许他是真的不知道，也就不了了之,将全村人放了回去。其实，游击队藏在哪儿，作为村长的张元珠再明白不过了，可他非常清楚,如果他说出来，游击队就要遭袭，他窝藏游击队也要被杀头，全村老百姓都得跟着遭殃。过后,全村人对他感激不尽。
  长涧村建村不过200多年，没有太古老的物事，只有一座天主教堂被村人津津乐道。据说，这所教堂是20世纪初,德国占领青岛时在此建造的，距今已有100多年了。百年之前,村中一个姓张的村民，在青岛天主教堂给神父做苦工时，加入了天主教。后来他回到村里,进行传教,又发展了许多信徒。为了拥有自己的教堂，在青岛天主教堂的支持和帮助下，张姓村民就在村里建起了教堂。据说过去每逢周日，市内的天主教堂神父就来到本村教堂进行传教活动。
  现在这座教堂，普普通通三间房，蓝色木门、木质格子窗,换过多次的屋顶红瓦、青瓦相间，檩子经受不起长年累月的负担已经呈塌陷状。房体和院墙是用形状不一的石头垒成的，东隅已经倾塌。村中老人回忆说,别看它现在破败不堪，如同民居,过去它却很豪华。教堂建设时是很讲究的，木材、石头规格都要求极为严格，石头大小均匀，斤两都是用秤称过的，檩条都是美国松的，规格全是16厘米见方，房间的墙上贴着绚丽的壁纸,绘着外国壁画，极为富丽堂皇。但因
  德占时期的教堂旧址
  为战乱，教堂受到了破坏,20世纪40年代，教堂改为小学，后来小学迁至上臧村,教堂一度闲置下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教堂设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面目全非，石头、檩条全都给抽走了，教父跪着祈祷的木凳也被搬走了。老人回忆说，当年他还在教堂上过学,教堂当年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些木凳都很漂亮，是柏木的，外国人叫“跪凳”，村民叫它“相几”。当年院里还有一棵松柏，直径大约30公分,是建教堂时植下的,后来“文革”期间也被伐掉了。
  改革开放后,教堂的房屋成了村里人开会、聚会的公共场地，为了解决村中困难居民的居住问题，后来就将它分给了无房村民，村民将之重新收拾一番,就成了落脚安生的民宅，房屋东面破败不堪的猪圈，似乎也在显示着过去这里的民居生活。后来，房子的主人迁走了，这里就成了村民放置杂物的仓库。如今，教堂的影子虽然一去不返,但眼前这座小小的普通房舍，却是昔日岁月的见证，它承载着长涧村100年的风雨沧桑。
  几度春秋，物换星移,长涧村历经250余年的沧桑岁月，今天已完全摆脱了贫穷，走上了富裕之路，过上了崭新的生活。
  （根据张明升、张明松、张明仁、刘振诗等口述整理）上臧村
  傅春霞
  上臧村,位于李沧区东北部,隶属于李沧区九水路街道。上臧村包括上臧、下臧、西庵子、东庵子4个自然村,行政区域面积约6平方公里，现有居民1000余户、3200余人，是九水路街道所辖最大的村庄。4个自然村历代归上臧村统一管理,统称上臧村。村中人口均为汉族，是由臧、陈、徐、张、尹、李、曲、王等十几个姓氏组成的大村
  鸟瞰图落,其中以臧姓人口居多，占全村人口总数的80%多,陈姓占10%，其他姓氏占不到10%。
  东庵子、西庵子、上臧、下臧，顺山势依次从北向南、由高至低错落有致地分布而下，形成一个狭长的略呈扇形的村落带。位于最南部的下臧村与长涧新村接壤，位于最北面的东庵子地处山坳，与戴家村接壤，上臧村与西庵子相距较近，西临长涧村，东接炉房村，旁边是上臧村最大的水库——东圈子水库。东庵子高居于上，西庵子地势低下，从地图上看，两村的方位并非一东一西，而是一南一北,何以叫东庵子、西庵子呢？听村民讲,原来西庵子村以前并非位于此处,而是在戴家村以西,与东庵子东西呼应，故而得其名;大约20年前，东、西庵子才迁于现在上臧村东北方,但西庵子这个名字却习惯性地沿袭了下来。
  据村中老人讲，上臧村原先并不叫上臧村，而是叫东北沟。相传明朝时,有兄弟两个从云南千里迢迢来到此地，在一块叫西莲台的平地上定居下来。后来因为水源不足，有一支就迁到东北沟。另一支又带领家人迁到了沟崖村。沟崖村自古和上臧村血脉相连,至今沟崖人还保留着正月初一到上臧村来拜年的习惯。在上臧村，我们找到了一份保存完整的臧姓家谱，这本家谱“自前五世莫稽考”外，五世之后的家谱都“相传有序”。家谱还详细地记载了修订时间，最早修订于“道光二十七年岁次丁未”，续修于“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第三次修于“民国十五年岁次丙寅”，最近一次修于2001年3月，其中清晰地记载着:“明初一世祖来自云南卜居西莲台，厥后二支迁至沟崖，吾始祖遂移东北沟名曰上臧疃。”据《即墨县志》里记载，上臧村的徐姓是明末清初年间，徐文进、徐文堂、徐文学三家从崂山枯桃村移至上臧村前定居。李姓是明朝永乐年间，从云南迁至此地，张姓、尹姓两家则于明朝永乐年间迁来。曲姓于清朝年间，由崂山南姜村移居此地。因臧姓占人口的80%有余，后命名为臧家、上臧町或上臧村。可见，上臧的祖辈大多是从云南迁移而来。据村民说村中人走路仍有背着手的习惯，村民们都说，那是因为移民时反绑着手造成的，这究竟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也无从考究了。
  下臧村原先也是臧姓祖先最先居于此地,直到明末清初,有个叫陈永忠的人由即墨八里庄普里村郭家巷迁入。据说,陈永忠在家排行老六，在家乡遇到了官司，家人帮其逃脱，并将他托付给毕家上流村的一户人家，这户人家见陈永忠人品不错，后将女儿许配给他,还在下臧村置了房屋、土地，陈姓从此繁衍下来。由于陈姓人口占了村中人口总数的70%,所以下臧村后来就改称陈家。这个名字用了100多年，直到德国侵占胶州湾后，重新划分行政区，又改为下臧，下臧村的名字从那时延续至今。下臧村的纪姓是从现城阳区大北曲村迁来的，兄弟两人因分家而移居于此,张姓与上臧村的张姓是一族，后迁至南山，在民国初迁回下臧村定居。臧氏先祖于清朝乾隆年间，由下臧村移至阴凉崮前定居，另有刘姓、王姓于清朝道光年间，分别由崂山南九水村和现李沧区北王家上流村相继迁入,都是投奔各自的姥姥而来。到清朝光绪年间，张姓由炉房村迁至此地，几家姓氏各居一方,草屋分散,地址又在戴家村西侧，统称西庵子村,1988年迁至上臧村的东北侧。晚清时期，由上臧村的臧姓先祖分家来到戴家村东侧的玄阳观前定居。还有一个王姓，由北王家上流村迁到大金河上游，两个姓氏的住地都位于戴家村的东侧，人口稀少，居住分散,遂命名为东庵子村。其中，原先臧姓的住户仍旧归上臧村管理，王姓的住户仍旧为北王家上流村管理。农业合作化运动后,统一为上臧村管辖,后来又集居到红壁子前,形成了目前较大的居住地。
  上臧村是个坐落在山间盆地里的村庄。三面是重峦叠嶂,只有南面平坦开阔，与流经王家下河村的李村河遥遥相望。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的气候冬暖夏凉。冬天，凛冽的北风因三面山峦的阻挡，风力减弱，寒冷得以缓和，由此得到温暖的庇护；夏季，南面平坡使南风顺坡而上，凉风习习，是个宜居佳处。
  村北的山，叫做“少华山”。村民们以方位俗称其为北山。少华山以山势险峻而出名，据村民讲，山上只有一条小路可以攀上山顶。东面的山因有南、北两个山头相对而立，又在东方,故称为“东双山”。西面的山是卧狼齿山。由于地处深山坳里,交通并不发达,出行只能乘坐戴家村往返沧口公园经过上臧村的130路公交车。村中最长的路是汉川路,从东庵子一直到下臧，横贯南北，它是连接贯通4个自然村的一条南北路。原先这里只是一条狭窄的土路，每逢雨雪泥泞,就行路艰难。改革开放后, 村民们共同集资,重新修整加宽，并铺成了沥青路，行路难的问题得以解决。穿村而过的天水路是上臧村进出的重要通道,它西起下王埠立交桥，东经麦坡村、佛耳崖村，穿过西庵子、南王家上流村,一直通往北宅。
  作为自然村的上臧村，它的街巷受地形影响,村中的3条主街道——南大街、西大街、东大街,呈不规则状从村中央向四周辐射,3条主街交界处叫做“岔角街”。村中老人讲，自建村伊始，岔角街这儿就有个古老的“石臼子”，圆形，状如捣蒜用的蒜臼子，是用微红、坚硬的崂山花岗岩凿成,直径一米有余,是专门用来给村里人和邻村人捣米用的,那是过去村中最重要的公共设施。现在石臼子已完成历史使命，因填路而被埋入了地下，一起埋入地下的还有4盘石磨、石碾子，令人惋惜。
  自明初建村以来，上臧村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历尽艰辛。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上臧村更是民无宁日。据村中81岁的臧瑞恕老人讲，那年秋天,他亲眼看到抗日游击队和日本侵略军各自占据东面的南北山头，在东双山开火了。只听见子弹在空中“啾啾”地呼啸而过，撕裂着人的听觉神经，机关枪则“忒啦啦啪啪”，像落在树叶上的雨。那时他和妻子尚不认识，其妻正在瓜棚里缝衣服,缝好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笸箩里,结果拿回家时却诧异地发现，流弹早已穿衣而过，刚刚缝好的衣服就穿了好几个洞，幸亏没伤着人，事后想想真有些不寒而栗。
  有天黄昏,夜幕刚刚降临，人们突然听到日军急促行军的声音，日军的军靴都是经特殊材料加工制作的，脚底钉着大铁钉，走起路来发出令人恐怖的“咔咔”响声，不见其人，早闻其声，老远就能判断出日本侵略军进村了。不过，日军来到上臧村村南的平原上，并没有直接进来，而是停了下来。有个骑马的日军士兵绕着村子转了一圈，东望望,西嗅嗅，嘀咕了一阵子,一挥手，日军就撤退了。原来他们是想露宿于此，结果侦察地势后，发现此处三面环山，只有一面出口，似乎有陷入埋伏之虑,感觉不妙方才离开了。
  1949年5月，国民党溃退之前，村里一时间兵荒马乱，东西被抢,几天时间就有8名青年男子被抓走。6月2日青岛解放后，上臧村划归李村区，李村区委派出工作组在上臧开展了民主教育，继而成立了农会。1950年，上臧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农会的组织下，大刀阔斧地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积极开展剿匪除霸、减租减息运动；办起了夜校识字班，一面学文化，一面进行民主爱国教育。1951年完成了土地改革。1952年7月，成立了农业互助合作组，相继成立了4个初级合作社。1955年11月与戴家村、炉房村、长涧村一起成立了团结农业社。1958年10月成立了上臧生产大队。1961年6月，戴家村、炉房村、长涧村从上臧生产大队划出，分别成立了戴家生产大队、炉房生产大队、长涧生产大队、上臧生产大队。1984年10月恢复行政村，上臧生产大队改为上臧村委会。1994年6月区划调整后，隶属李沧区李村镇。2000年1月属青岛市李沧区九水路街道。2004年10月，改为上臧社区居民委员会。
  上臧村世世代代以传统的农耕经济为生。新中国成立前，种植作物仅仅限于红薯和少量五谷，因为山地土质贫瘠,沙砾多，水源缺乏，使得庄稼产量极低，村民常常忍饥挨饿，粮不够吃，就将地瓜叶、地瓜蔓摘下来洗净、切好、晒干，以备荒年之用。村里有土地的人家，尚可指望打点粮食，聊以度日。没有土地的农户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雇给人家扛活。扛活一年的收入就是300斤地瓜干,再好点的，能给扯上二尺布做件小褂,或者给买双鞋。扛工过了农历二月初二就上工，一直干到农历十月初一，庄稼收完了，快要上冻了，这一年就算干完了，可以与东家结账了。如果东家比较殷实,还有活儿可做，就可再与东家协商“打个冬”，可以留在那里继续干，待遇另议。除了给人扛工，有些村民还依靠做豆腐、卖年画维持生计,有些去了东北，有些实在走投无路，就沿街乞讨。
  新中国成立后，上臧村开始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地兴建水利工程，修建桥梁和道路。先用钢轨铺好路,然后用一种叫“轱辘马”的小推车在上面搬运土石，全村上下、男女老少齐上阵,挑的挑，抬的抬,分作三班轮流工作，不舍昼夜，共打了深井11眼,修水库7座, 中小型塘坎12个，桥梁3座。
  为了开垦荒地,增加收入，勤劳的上臧人祖祖辈辈在这千沟万坎里辛勤垦荒。至今山上仍保留着“农业学大寨”时开垦出来的梯田，一层层，一片片。辛勤的劳作，使可利用的耕地面积不断增多。
  入社的社员春耕忙
  上臧人意识到,单单依靠传统的种植方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他们将眼光转到发展果林上。上臧村调整产业结构，改良品种，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山林资源，大规模地种植果树,特别是梨树、桃树，果园规模逐步扩大，果林业步入飞速发展的时期，几年间就“千树万树梨花开.满山桃李齐芬芳”。高级社初期,也就是1955年，上臧村的果树已有1.8万余株，除了原先的梨树、苹果树、桃树,还增加了李子、山楂、樱桃、杏等果树。1958年，全村果树已有3.5万株。到了1990年，果树已达5.6万株。在果树发展过程中，果树的品种也是优胜劣汰，一部分产量低、收益少的果树逐渐被优良品种所更替。其中，有一种崂山窝梨，吃起来渣子特多；还有种恩梨，个头不大，后来都被淘汰了。新增的品种花样繁多，单单是梨树,就有雪花梨、长把梨、小黄梨、阳梨、马梨、香水梨、苹果梨等等;苹果有金帅、红星、大小国光、红富士、五龙红；桃子有上海蜜、北京26、北京27、上海005、玉露、花露、金钩、两红、寒露蜜，后来又引进了大红袍、蟠桃、中华寿桃和油桃。还引进了板栗、核桃等干果。可谓品种繁多，应有尽有。特别是秋天，上臧村就像一个熟透了的果子，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果香。1958年，上臧村的果子丰收了，但因为天气原因，果子无法及时运送岀去,李村公社调集全公社的劳力都来推运果子，用“二把手”小车往市内的果品收购站推运，那时的果品收购点就在现在的抚顺路批发市场一带。一路上，小推车如一条长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上臧村的水果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上臧村是个果树专业村，在果树种植过程中，上臧人十分注重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新中国成立初期，上臧村的老技术员就总结经验，大胆创新。在果树整形修剪中，臧正德独创了“四枝八顶”多主枝、圆头型的修剪方法。臧作贤老人创造了“三挺身”多主枝树型。这样的树型都有利于扩大树冠，可以充分利用光合作用,有利于提高产量。1958年，出现过梨树单株年产过千斤的纪录;1990年，出现过苹果树单株年产过千斤的纪录。1957年，上臧村在上级领导关心支持下，建立了崂山县第二个果树实验室,技术人员一边指导本村的果树业的发展，一边参与青岛市农科所、山东省果科所、山东农学院等科研部门的多种科研项目。随着果树生产的发展，科学种树、科学管理的现代种植方法越来越得到普遍推广,试验田的任务也越来越繁重,于是开始培养大批的技术员，这对当时整个崂山地区的果树种植,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动和指导作用。河南、新疆、东北等地的果农、专家也慕名而来，进行学习交流；阿尔巴尼亚、美国等国外的友人也来此考察学习。上臧村的水果也就闻名遐迩，销售到全国各地。
  漫山遍野的果树不仅给上臧村带来了水果销售收入，而且也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村村皆种桃树，渐渐形成了规模。每年春天桃花盛开时节，是上臧村最美的季节。经过几场春雨沐浴，各个村庄的桃花漫山遍野地盛开了，花如红潮滚滚而来，徜徉其中，仿佛在满天红霞中遨游。这就是李沧区东部闻名遐迩的“万亩桃园”，也有称“万亩桃源”的。桃花盛开时节，吸引了许多市民前来观看桃花、踏青郊游，到处是人面桃花相映红，一派人间四月芳菲天的美好景象。万亩桃园主要是以上臧村和戴家村为中心地带。早在1994年以前，崂山区政府就操作举办过“桃花会”，但未形成规模。到2002年李沧区政府举办中国青岛赏花会,才作为一个品牌正式推出。如今,随着城市的开发、工商业的发展,桃树渐渐减少，万亩桃园已成了记忆，那些桃花曾经盛开的地方已经高楼林立了。
  万亩桃园中的一景
  近年来，随着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实行养老保险后，土地已由村民个人承包转归集体，由村委会收回，统一租赁给投资方经营工厂，果树所剩无几。
  明末清初，上臧村学生都是到外村上私塾。据说,1902年，毕家上流村的毕哲全在炉房村任教；1923年，汉河村的张庭伟在戴家村任教。后来，上臧村的臧金三、臧继珍等分别在炉房村、上臧村、戴家村借用民房教过私塾。那时每个私塾的学生也就十来个，学生轮流为教师供餐，自费购书和学习用品,年终由学董向学生家长收取粮款,作为给老师的酬劳。教师所教授的也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之类,教学方法也是死记硬背, 学生时常要挨戒尺,或被打屁股。
  1930年，由青岛市政府拨款和村民募捐集资，上臧村办起了公立小学校。在村中建起了一正两厢的7间大屋,开办了4个教学班,学生不足百人，教师6人,校名为青岛市立上臧小学，政府每年发放经费3240元。1937年日军入侵后，学校被迫停办。1941年,本村臧维珍四处招聘老师,将学校复学。
  新中国成立后，上臧教育工作渐渐好转，已增加至6个教学班。1958年,公办小学共有13个教学班,26名教职工。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人口的增长,特别是普及果树技术对文化知识的空前需要，学校满足不了群众的办学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民办小学也应运而生，臧瑞恕就是民办小学的创始者。臧瑞恕是臧氏15代传人，新中国成立后，在扫盲活动中被评为青岛市扫盲积极分子、山东省的优秀工作者。1958年,他开始组建上臧民办小学和民办农业中学，有6个小学班，两个农业中学班,使上臧村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100%。那时条件十分艰苦，没有教室,就借用民房，没有桌椅，他就带领人脱土坯,做成土桌子、土凳子。当时的民办教师并不享受正式教师的待遇,虽然做的是教育工作,身份却仍是社员，报酬就是在生产队挣工分。臧瑞恕一干就是15年，直到“文革”期间，被造反派驱赶回家才放弃教育事业。
  1968年民办上臧小学第一批毕业生师生合影
  都说上臧村出文人，尤其以教师居多。从这里走出过大中小学教师100多名，工程师20名，县级以上干部30多人，部队团级以上的军官也有许多，还有省、市的科技拔尖人才。特别是西庵子，自古以来出人才，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就是西庵子的，崂山区委组织部原部长王显彰，就是西庵子人。
  上臧村的先祖及后代子孙，自古以来便有“笔墨纸砚,耕读为家”的传统。据臧氏家谱记载,上臧村最早的私塾学校“文善堂”，就是臧有岐创办的，设在臧家的祠堂里。臧氏曾出过不少像臧有岐这样的文人，臧氏家谱记载:臧有岐,字鸣西,号凤亭,乡钦耆宾，恩赐六品衔,例赠儒林郎;臧恺,字虞卿,号西庚,庠生,太学生，恩赐六品衔;臧恪,字慎齐，庠生,恩赐六品衔,例援儒林郎。臧恺、臧恪是臧有岐的两个儿子。臧有岐、臧恺那个年代，是臧氏家庭教育最辉煌的时代。臧有岐创建的祠堂——文善堂，如今早已被翻新，现为臧氏后代所居住。
  上臧村的第二大姓是陈姓，陈姓大多居住在下臧。陈氏后代讲，清朝时陈家出过一个颇有名望的人物，叫陈志道，是陈家的第四代传人。他是个有名的富商,家中土地颇多,除种植红薯和五谷外，还利用山地梯田大规模地种植花椒,家中开了油坊和椒坊，加工豆油，收购花椒原料,然后通过龙口港和仓口港销往外地,是个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大商家。看来，陈志道是个很有想法的实业家,对于经商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生意经，在那个年代就懂得一条龙服务了。陈家雇佣了100多雇工做事，每逢吃饭时必须敲梆子，用木头梆子敲出“嘭嘭”的声音，听到声音大家就知道开饭了，于是闻讯集合而来。由此可见陈家当时人丁之繁盛、经济势力之雄厚。陈志道没有能力考官，最后他用钱捐了一个七品官。据说也给陈氏家族办了不少事，解了不少围，不管是遇到什么官司，只要找到他,基本就迎刃而解了。
  据陈家老人介绍，他们的家谱本来是有的，但后来在“文革”时期被毁了，祖上的事情也只能是口口相传、无据可考了。从他记事起，他就记得家里有盘轧豆饼的大石碾,直径一米二三的样子，还有个青石做的石捣子，又粗又大，上面还凿着个洞鼻子，也是用来捣豆饼的，后来都埋入地下了。陈志道的那块大玉印，比现在的印章要陈家老人的钱盒子
  大得多，有3厘米宽、6厘米长的样子，只要在票子上盖上玉印，到任何地方都可见印取钱。那个放玉印的盒子是用铅锡合金做成的，很精美，是从他父亲手里传承下来。小时候，他常常拿来当玩具玩,结果玩着玩着，就让他玩没了。唯一留下的遗物就是装钱的盒子，去年冬天，差点儿让女儿当柴火烧了。这个钱盒子其实是个钱柜子，像喝茶用的茶几那么大，柜子上面有个洞,是原来的锁眼，已经破损了，盒子长约1米多,宽也近1米,榆木质地,做工很考究，古香古色。陈家老人屈指算了算，这盒子差不多也有200年了。
  踩高跷、扭秧歌、舞蹈是上臧村一项沿袭久远的民俗活动。上臧人一提起这些，就眉开眼笑，自豪感溢于言表。其中，踩高跷活动在清朝末年就有了。虽然当时生活水平不高,但上臧村中有部分比较活跃的村民，每到过节就组织村民排练，到四面八方演出，扮演的是《西游记》中的人物，或是梁山伯、祝英台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象,有时男扮女装，惟妙惟肖，以假乱真。新中国成立后，村里有文艺天赋的村民组织起来，演出《三世仇》、《一贯害人道》、《小二黑结婚》等悲喜剧，不仅在本村、邻村演出，还走进了军营,为海军第二航空学校里的部队官兵演出。改革开放后，上臧村委为了保护这些传统文化，购置了道具、鼓乐等器具，使这项民间活动得到发扬光大。
  上臧村过去保存着许多庙宇遗迹。明朝初期，在上臧村的东北部有个庵沟院，后来在明朝嘉庆年间被拆除。除此之外，村中建有一座土地庙，里面供着一个小土地神。但这个土地庙与其他土地庙有些不同。别的土地庙门都是朝南开，它却向东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天，村中来了一群土匪，发现了土地庙,感觉十分蹊跷，这个土地庙怎么会门朝东？难道这里的土地神犯了迷糊，转了方向了？狐疑之余，竟莫名其妙地心有所悸,还没来得及为非作歹，就落荒而逃了。
  上臧村过去有个南海庙,据老人们回忆，这个庙建成年代很久了，里面供奉着南海观音，似睁非睁似的眯着眼，赤着脚丫子，手里拿着一个净瓶，里面有一枝柳枝，两侧是牛头和马面，代表牛神、马神，紧挨着是山神和土地神，最边上是判官和小鬼。庙里有两副对联，一副是：“杨柳瓶中云结彩，莲花座下烛生花。”另一副是“想前世早已注定，何必急急忙忙做歹事。料今生不能长存，落得干干净净为好人。”对联是清朝光绪年间续修臧氏家谱的臧恺所题写的。庙外有3株大银杏树,据说植于唐朝贞观年间。1939年，有一棵银杏树被大风刮断，树倒地时还压倒了旁边的一棵黄松;另外两株是一雄一雌,后来被日本侵略者砍掉。新中国成立后，南海观音和牛神、马神、山神、土地神都被丢弃到河里去了，只剩下一座空庙，后来又换了新瓦，成了小学教师的办公室,现在已归老年活动中心所有。
  旧南海庙,现在是老年活动中心
  关于村北面的少华山，上臧村流传着这样一个寓意深刻的传说。据说古时候，少华山上有很多狐狸,其中有个狐仙。穷苦人家中来了客人，碗和盘子不够用时，就到少华山上祷告，求狐仙发发慈悲，帮忙救济，狐仙总是有求必应，马上就变出盘子和碗来周济穷人。借碗的人通常也很自觉，狐仙给解了燃眉之急，用完后总是及时归还。可到后来，渐渐地有的人起了贪念，借回家的碗和盘子多，而还回去的碗和盘子就少了，或者干脆有借无还。狐仙发现后非常生气，从此再也不肯借碗盘给人们了。
  （根据臧瑞恕、陈崇德、张元梅等口述整理）苏家村
  傅春霞
  苏家村位于李村河中游，是个临河而居的村落。李村河经过村南头，九水东路（原台柳路一部分）穿过村中。村落横跨九水东路,分为南、北两部分，居民住宅在村南，至今仍保持着传统村落的格局。村北原先是大片的土地，种有杏、桃、梨等果树，现在果树已基本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高耸的烟囱和林立的厂房。
  鸟瞰图苏家村东临庄子村,南面是青山，西与郑庄村接壤,北在李沙东路旁与市南工业园相接。村庄占地0.88平方公里，现有居民520户，1250人，均为汉族。据《崂山县地名志》记载:相传，明朝永乐年间，苏天宝、苏天佑两兄弟从云南迁至鸿园定居。至清朝雍正末年，十一世祖苏集才兄弟3人从鸿园迁此设村，以姓起名“苏家村”。清朝光绪年间，曾改名“长岭南头”，后又恢复原名。
  据村中老人所述，明朝永乐年间，苏家先人从云南迁徙到鸿园定居，垦荒造田，以农为生，聊以糊口。到了明末清初，连年战乱，加之灾荒，民不聊生，饥寒交迫，苏氏家族各支便各奔前程。清朝入关后,关外渐现空旷，大片土地荒无人烟，无人耕种,清朝下旨动员关内百姓出关务农。苏氏长支十世举家闯了关东，一支到鸿园以西10余里处,立了苏家村。苏家村大多姓苏，只有两户外姓，一户姓刘，原先在村中教书,后来定居于此;另一户姓王，据说，多少年前,村民烧水做饭，全靠柴草，经常到柳树台一带拾柴草，累了渴了，就到柳树台一家王姓农户家喝水、休息,时间一长感情加深，日后王姓举家迁至苏家村，成了苏家村成员。
  苏家村清末属即墨县仁化乡；德国占领青岛时期，属胶澳租借地李村区；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时期,属青岛日本守备军司令部李村军政署，后改属李村民政分署；1949年8月属南海专区崂山行政办事处李村区；1961年6月建立苏家生产大队;1984年10月恢复行政村，属青岛市崂山县李村镇；1994年6月属青岛市李沧区李村镇;2000年1月属青岛市李沧区九水路街道;2004年10月实行“村改居”，成立社区居委会。
  当年，苏家村村民人均耕地仅1亩，耕作工具简陋落后，农业用水全靠担挑，极少种植其他经济作物。苏家村原以农业为主，兼有果树种植。小麦产量极低，每亩仅100余斤。因地瓜产量高，为了填饱肚子，各户皆种地瓜，长年主食是地瓜、地瓜干。年景歉收则用菜叶、瓜叶、野菜做成的“菜包”充饥度日。年景好的时候，才吃上地瓜面做成的窝头，或用地瓜面做成的包子、面条、面饼之类的食品。山地上可种植果树,可水果不值钱，一担水果挑到集市上去卖,只能换回一点油盐酱醋钱。
  那时候，村民为摆脱穷困,做火烧生意的不少。从清末起,苏家就有做火烧的传统了。到了新中国成立时，做火烧的规模渐渐扩大，几乎家家户户都做火烧，有句话叫“一百户，八十担子”，意思是说，有100户人家，就有80家做火烧的。因为火烧做出来，要用担子挑着到街市上去卖，所以村里人将这一行当称作“火烧担子”。不过，做火烧赚钱很少，主要是为了赚点黑面充饥。村民们把这种生意称为“做火烧，赚麸子”。每10斤小麦能磨出8斤白面来,剩下的两斤就是黑面和麸皮了。
  苏家村传统的火烧,是一种纯粹手工加工的食品,有其独特的做法。小麦磨成面后，加入适量引子。引子即酵母，有助于面粉发酵,每次发完面后，都留有一块旧面，以备下次当引子用。加入引子后,用手工将面粉翻来覆去地揉搓均匀,揉面是做苏家火烧的一道重要工序，面揉不到好处，做出的火烧质量不过关。面揉好后，再做成一个个面坯，然后放到一个专门做火烧的模子里挤压，磕出来后，就是一个圆圆的火烧了。有的模子里刻有一个“香”字,火烧上也就有了“香”字的印痕。将做好的火烧放到温热的炕上，盖上被子“醒着”，让它们“睡”上一觉后，火烧就变胖变厚了，这时再将它们放到锅里去烙。据说，一锅十印锅的火烧，沿锅底四周烧上三口火，火烧就保证熟了。烙熟的火烧酥香可口，令人垂涎，但却是不舍得吃的，有时孝敬老人一个,老人不舍得一人吃，就再掰一块给孩子们。至今说起火烧，村中的老人仍回味无穷。苏家的火烧远近闻名，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叫做“郑庄的糖球，苏家的火烧”，说的是各个村里最拿手的行当。
  饽花磕子
  计划经济年代，生产队里发展副业,根据村中土质黏厚的特性，因地制宜，成立了苏家瓦罐厂，专门生产碗、盆、饭罩，还有尿罐之类。为了学习制作工艺，保证产品质量,村里特意从西城汇村请来了一位做瓦罐的师傅,专门进行技术指导。西城汇村生产罐瓦盆的工艺堪称一流，据历史记载，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年），西城汇村人就开始生产罐盆,素有“西城萝卜旺疃瓜,西城汇的罐瓦碴”之誉。苏家村也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过了西城汇,想起了罐瓦盆。”苏家村由于有着得天独厚的黑质黏土，加之村民灵巧的双手，又得到了西城汇村制作工艺的真传，所以土窑烧制出的罐盆色泽光亮，敲打声音清脆、响亮，其泥盆盛稀饭不容易凉，饭罩装热馒头不湿皮。饭罩是过去农村家庭用来盛饭的小盆,黑色，呈圆形，四周有透气的小圆孔。当时，家家户户都用这个盛地瓜干、饼子之类的食物。苏家村生产的泥盆和泥罐大都送往仰口、王哥庄等供销社,很受当地人的欢迎。
  除此之外,村里还办起了粉丝加工厂,从外面引进原料进行加工。苏家村的粉丝是用绿豆做成的，先将绿豆放入水里泡，再人工推磨成浆,沉淀出淀粉后,加入面粉进行人工和面，用带有小孔的漏勺一点点将面稀漏下去,用热水烫开,捞起来晾干就成了粉丝了。苏家村加工的粉丝用料考究，品质优良，入水则软,吃起来清嫩适口、爽滑耐嚼。
  鑫利铸钢厂是苏家村最早引进的企业，也是苏家村现有的几家大企业之一，工厂的租赁费是苏家村重要的经济来源。
  现在的苏家村，已远远不止鑫利铸钢厂一家企业了，李沧区工业园和市南工业园（现李沧科技工业基地）皆坐落于此。李沧区工业园是2000年筹建的，李沧区政府统一规划，用去苏家村400余亩土地。园区内有标准厂房区、工厂区、中心管理区、公用设施区及工业发展预留地。根据外商的实际需要设计并修建了新的厂房区，最大限度地满足投资者的需要。市南工业园是1995年建成的，用去苏家村土地400余亩。工业园内有制衣、冷藏、食品、针织、物流等许多企业。这些企业的发展带动了苏家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商店、饭店、旅馆、浴室、房屋租赁等行业也应运而生。
  据村中老人讲，在村子西南池塘边上，有棵槐树，槐树边有株花藤，有100多年了，当地人俗称“藤龙花”，是从山上带回来的。这棵花藤主干虬枝盘旋，有碗口粗，一直攀附到槐树上去，约有20多米高。藤底下部分的藤条枝叶盘根错节,来来回回纠结成一个座椅状的造型，人可以坐上去休息。花藤的叶子是椭圆形，不大，花藤开紫色小花。每到开花时节，紫莹莹的小花就成串成簇地开放,花朵将整条藤都包扎得密不透风。花跟藤走，藤走多远,花开多远，藤爬多高，花开多高。远远看去，一树繁密的碎紫，非常美丽。藤龙花属于豆科,学名叫鸡血藤、牛马藤，也叫过山龙，是一种行血补血的中药材，可以通经活络，主治关节风湿痛、跌打损伤、血虚、月经不调及闭经。
  街心花园
  可惜,这株藤龙花在20世纪60年代便消失了。2000年，修建休闲公园时，人们又记起这株“藤龙花”，如果它在,那该有多么好看啊！村子还有一棵更古老的槐树，有200多年了。这棵树因为被虫子蛀得树身中空，孩子们常常进去捉迷藏，后来下暴雨一面枝干断了，伤了元气,渐渐枯败而死。
  村子东北，现青岛第六十四中学的校址上有座庙，叫卧云庵，俗称为小庙，是崂山九宫八观七十二庵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该庵被拆除。1956年，在其旧址上建起了小学。此庵之所以叫做卧云庵，还有一段故事。在建卧云庵之前,其北侧不远处建有一座小庙,村里人称其为京庙。有一天，村里来了个地理先生,这个地理先生往南一看，在京庙的南方上空有块云彩，云彩之下像有凤凰在舞。所谓龙飞凤舞，都是吉祥之事。地理先生说这块地气了不得，必须盖座庙宇镇着才行。于是,村里就将北面的小庙拆除掉，在南面盖起了一座庙，取名叫卧云庵。关于卧云庵的名字来历，还有另一说法。据村中老人讲，卧云庵内原有两个道士，主持道士名叫仲嗣禄。当年，仲嗣禄化缘到了济南,来到吴佩孚的住所,道士便提出要其为庙提名的请求。吴佩孚便题了“卧云庵”三字。据村中老人回忆，当年庙宇大门口挂着一方匾，上书“卧云庵” 三字，下面落款就是吴佩孚。
  根据《青岛市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建设纪要》记载：“卧云庵，二十九间，占地十一亩一分。”而现在戴家北山的玄阳观却只有十二间，占地四亩五分。由此可见，当年卧云庵的规模是比较大的。据村中老人回忆，此庵建筑布局为三进院，进了大门,再过两道门槛，方可入得正殿。一进门，左右各立着一个大将军，一个手提枪，另一个手拿剑，十分威武。正殿供奉着王母娘娘；西殿是七神殿，供奉着7个神;东殿是厢房,是道士居住的地方。卧云庵内绿化工作做得很到位,有耐冬、竹子、雪松、桂花等，花木扶疏，清新静幽。卧云庵院内还有一棵银杏树，树龄大约在百年之上，长势很好，枝繁叶茂，遮天蔽日。据说，和玄阳观的那棵银杏树大小差不多，虽然年月没有它久远，但苏家村土质肥厚,这棵银杏树汲取山水灵气，竟成了后起之秀。后来,人们见树上有蝎虎上下窜动，便有人窃窃私语，疑有不祥之兆。一年夏季大雨倾盆,一道闪电直指银杏树,接着一声巨雷,银杏树被劈去一半树枝,从那以后,银杏树就渐渐枯萎了，卧云庵也随之渐渐衰败下去。
  每年正月十九是卧云庵的庙会。当年的庙会远近闻名，周围四邻八疃的人都来赶庙，求神拜佛，香火很盛。庙会期间,周围有卖糖球的,有卖水果的，有打炉包的,有做各种各样零食的,还有玩杂耍的、扭秧歌的、扎戏台子唱戏的,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庙会期间，最忙的就是苏家人了，因为邻村亲戚都来赶庙,所以设宴摆席，成了苏家人庙会期间最主要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虽然生活很苦,但村民们仍然苦中作乐，成立了柳腔剧团。每到农闲时节，开始忙活着排练，然后到四邻八瞳去演出。演出的剧目有《王汉喜借年》、《小姑贤》，还有《双生赶船》。
  苏家村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经过一代代勤劳善良的苏家人不懈地耕耘和努力，建设和发展了苏家，把苏家建设得更加诱人、更加美好。
  （根据苏本成、苏超等口述及卜振文文字资料整理）郑庄村
  刘锦
  1984年版《崂山县地名志》载：“郑庄，位于李村东2.8公里、台东至柳树台公路南侧。519户,2160人。耕地1438亩，茶园13亩，竹林25亩，山林307亩，果树5000株。”寥寥几笔描绘出的郑庄村，栽茶植竹种果树,带一缕茶果飘香、翠竹摇曳的江南风情，令人心向往之。若要前去“探访”，自李村沿老台柳路、今天的九水东路东行，穿青银高速公路高架桥,过侯家庄村就进入郑庄村地界。
  鸟瞰图郑庄村坐落于午山支脉的余脉西北。村子东南郁郁葱葱的山头起伏相连，百姓们叫它“官山”。官山北麓山坡绵长微倾，传说古代曾作为操练官兵的军校场,故此得名“训岛子”，后来开垦成农田，是村里旱涝保收的肥沃地片之一。正南千米处的山头东西长两公里，双峰并肩，亲密依偎,植被茂密葱茏，百鸟啁啭其中，老百姓叫它做“双峰山”。再略向西，又有山头突兀挺立，其西侧山势却舒缓连绵，一波三折地向西延伸千米有余，远远望去，似卧地的蛟龙欲昂首腾天一般，山上林木苍苍如龙身披着青甲，村民们形象地称其为“青龙山”。山上有几处石景，花岗岩石崮上马蹄印迹宛然。双峰山和青龙山脚下，80余米宽的李村河自东向西流过，在郑庄村西弯弯北去,好似把村子轻轻揽在怀中。郑庄村西与侯家庄村接壤，东与苏家村为邻，北有佛耳崖村为屏，秀山丽水近在咫尺，居民区身后却是车水马龙的交通要道九水东路，闹中取静，是个十分宜于居住的好地方。
  郑庄立村已有600余年。相传，最早有郑氏、孟氏在此居住，人称“郑疃”。后即墨吕氏迁入定居。据《吕氏族谱》序记:“元初，元世祖至元元年至十六年,先世祖敬公，由云南迁居墨邑，不几世，而又卜居郑疃。”吕氏家族的祖先于元朝初年的1271年（忽必烈于1271年定国号为“元”）至1279年之间，从云南辗转即墨再到郑庄村。过了200多年，到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北宅西老鸹巷（今西乌衣巷）的徐=携家眷迁来。至清朝嘉庆年间(1796-1820),段明自崂山段家埠迁入。清朝咸丰年间(1851—1861),吕家的女婿郝恩曦由郝家营搬至岳父村里定居。至此，郑庄村成为一个多姓氏的大村，但立村的郑氏和孟氏的后人却渺无踪影，只留下一个“郑疃”村名和传说孟氏聚居的村西坡“孟家沟”地名，算是郑、孟二姓在这里留下的一丝痕迹。后来官府为郑疃易名，在1928年版的《胶澳志》和1935年的官方统计资料中，村子均正式记录为“郑庄”；在1931年村民吕志显和吕维社状告日本人的呈文中亦自称“住郑庄，业农”。
  郑庄是个较大的村子,2007年已达到1010户，2911人。据《胶澳志》载，1926年村里有215户,1078人，平均寿命40岁左右;1935年3月国民政府户口调查,郑庄有188户，1267人;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郑庄共有居民266户，1376人；1988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郑庄有545户,2241人；2005年，全村户数过千，2493人,平均寿命达到73.4岁。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村民的身体素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而增强,人的寿命也延长了。村民徐修礼的母亲1997年去世，享年103岁。若要问起这位百岁人瑞的长寿秘诀，乡亲们就会说,老人老实安分，与世无争;一生没有享什么大福,到老来过上了好日子，且摊上一个孝顺的儿子徐修礼，儿子70多岁年纪,对老娘还是无微不至地照料，才让老娘心情舒畅地活到如此高龄。
  郑庄老村的主要街道呈“井”字形。最宽阔的南北大街是“井”字的一竖，形成较早，近几十年来村民们叫它“继华街”，是因有位名叫吕继华的村民居于此街而得名。继华街宽约五六米，相向而行的汽车可以交错而过。另一条南北大街在继华街西，两街相距约200米。两街中间还有一条南北向的宽胡同。在这两条南北向大街和这条宽胡同的南口上，都有一口石砌古井，村民们把继华街口的井叫做“上井”，西边街口上那口叫做“西井”，宽胡同口旁的叫做“中井”。这3口老井水线丰富,水质甘甜清洌，多少代以来供全村人吃水，直到1996年村里投资60多万元给各家各户接进自来水后才废弃不用。
  “井”字的下面一横，位于郑庄老村的北部,是一条稍稍偏向东北方向的老路，向西可过侯家庄村去李村,向东可通崂山。1903年德国人修筑台柳路时，拆除了老路两侧的部分民房,将路面加宽至四五米，纳入了台柳路，村民把穿过村子的这段台柳路叫做“马路”。“马路”很有特色，因它的走向偏一点东北，两侧的民居又要保持坐北朝南的好朝向，沿街的房屋便交错着修筑,街面上房角凹凹凸凸，村民们说它是个“锯齿街”。过去约有70%村民聚居在台柳路以南，路北房子稀疏零落，住了几十户人家。1970年，台柳路北移100余米，修到了村子以外，更名为李（李村）沙（沙子口）路。1990年,李沙路更名为九水东路，路面铺了沥青,成为一条省级公路。在改革开放后飞速发展的十几年里，随着居民户数的增多,房舍的扩建，台柳路渐渐又走进了村子之中。“井”字上面那一横是建村以来的主要街道,村民们叫它“前街”。过去，在前街的西端积聚着郑庄的“精华”、占村民人数70%的吕氏家族的4个祠堂——继述堂、广育堂、见山堂、二古轩,在前街西端百米之内就建着两个。吕氏的总祠堂——继述堂坐落于前街北侧、继华街以西。在前街南侧与继述堂隔街相望的是占地20亩的吕氏家族茔地，村民们叫它“东茔”。东茔西面，是一条宽胡同，北口与大街相接,胡同口上那处大宅子，是20世纪30年代初曾任过李村区区长的吕维社家。前街的最西端，有吕家最大的祠堂——广育堂，虽然它只是吕氏的一个支祠，但却供着吕家所有先人的灵位，所以每逢祭日及年节，吕氏家族都来广育堂进行祭祀活动。广育堂与吕维社的宅子隔着两个农家小院，门楼子朝东,进门是一个50米深的院落,西院墙上有门通着墙外十几亩地大的吕氏茔地—这个茔地相对“东茔
  ”来说，被叫做“西茔”。东茔、西茔里共种了百余棵大柏树，棵棵都近20米高，直径1米多粗，两人合抱不过来，树龄约在四五百年以上。
  进得广育堂的大门楼，右手立着一个照壁，照壁右边也矗立着一株苍莽遒劲的老柏树,那满地的浓荫映得祠堂院里格外肃静庄重。绕过照壁和柏树,是东西两排耳房,庭院深处一溜12间大屋，东边3间分外高大，吕家人称其为“正殿”，也就是供奉祭祀祖先之处。“正殿”建得很气派,鱼鳞小青瓦盖顶，飞檐起翘，四边垂脊上各安着一排蹲兽为饰，在沧口、李村地区将家庙建得如此讲究的还真是不多。3间“正殿”并不间隔，南面墙安着在中国传统建筑上叫做“格门”的8扇活门，一拃多厚的木门槛高约尺余，到祭祀活动时将门扇依次折叠,堂上的空间就更为宽阔敞亮。堂内的墙根下摆着一只只高、宽都约半米，形状颜色各异的小柜子，村民们叫它做“神橱”，里面安放着吕氏家族各支系，自家先人的“神主”，即俗话说的“牌位”。这些小“神橱”并不是家家都有，而是日子富庶的人家才做得起，能在祠堂里摆一只“神橱”是很光彩的事,有的“五服”内十几户人家拥有一只小橱，里面“神主”安的满满的，那自豪感也丝毫不减呢。吕氏祠堂还有一处与众不同的是，年除夕祭祖祠堂里不挂“轴子”，而是把先人的名讳按家族支系辈分逐一排列，写在一扇扇两米多高的屏风上。那屏风是特制的，框上雕着各色禽鸟花卉，中间镶着白绢。年除夕下午，管事的将屏风一拉溜摆在“正殿”的北墙根下，从东到西摆满三间屋，足足有12米长,各支子孙来到写着自家祖先名讳的那扇屏风前，将带来的祭品摆在屏风前的大香案上，烧香行礼，请先人回家过年。正月初一、初二两天各家还要一天两次来屏风前祭拜,直到把“年”送走才作罢。
  在“马路”，即老台柳路的北侧，村子的最西头，有郑庄村的土地庙。土地爷是中国农村最为崇拜、又是与老百姓最亲密无间的“神祇”。虽说是村村都有土地庙，但以简单的“小石屋”为多，郑庄村的土地庙却造得比别的村高大宽敞，其长约两米，宽、高都在1-5米左右，通体以石条砌成，圆窗拱门，庙顶由整块花岗岩凿出，重量将近500公斤，当年安庙顶恐怕得费一番工夫。村里的老人们说,郑庄村土地庙香火很兴隆,特别过年时,家家户户要一天三时去土地庙上香。这也难怪，郑庄村里没有别的庙宇，中国老百姓供奉最广泛的关羽在郑庄村没有市场，个中缘由要追溯到1800多年以前。郑庄村民多姓吕，1800多年前老吕家有名的汉温侯吕布出生在五原郡的九原（今包头市一带）。吕布出身贫寒，但自小体力过人，善骑马射箭,15岁其父亡故,经人介绍投奔到并州刺史丁原的门下，跟丁原学到不少弓马之技，人称“飞将军”。丁原对吕布很赏识倚重,让他在衙门里做主簿，办理大小事务。公元189年汉灵帝刘宏去世，丁原与董卓争夺对汉王朝的控制权,董卓诱吕布杀丁原，将吕布收在身边。继而司徒王允又以貂蝉为诱饵，大施美人计，诱骗吕布手刃董卓,任吕布为“奋威将军”，封“温侯”，割据徐州。汉建安三年（198年），吕布被曹操俘于下邳（今江苏睢宁），曹操爱惜吕布骁勇善战的英雄气概，命手下给他松绑，想把他留下为自己效力。此时恰好刘备在座，见曹操有留用吕布之意，急忙说:“不可！明公不见吕布事丁建阳、董太师乎！ ”刘备认为吕布为人反复无常，几次恩将仇报，决不可留。吕布听见十分生气，因刘备尚欠他救关解围一个人情，危急之时不但不帮句好话，反而落井下石，便大声骂道：“大耳朵小子!”——刘备双耳垂肩，故吕布骂他是“大耳朵小子”。刘备的一句话将本就多疑的曹操点醒，打消了留下吕布的念头,将吕布处死。从此后，吕氏后人与刘、关、张三兄弟结下“梁子”，当然不会拜祭仇人关云长。这段1800多年前的公案影响深远，成了吕氏家族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所以郑庄村不建关帝庙，每逢年节唯一能表达虔诚之心的地方就只有本村土地庙了。
  郑庄村西南百米处,紧靠李村河北沿,曾有一个椭圆形的大水湾,水深约1.5米，占地千余平方米。传说，大湾形成于明朝末年（1644年）前后，距今已有360余年历史。不知哪代祖先利用这一湾好水种植莲花，渐渐繁衍满湾，成为村中一景。几百年来，每年夏季粉红色的荷花清艳悦目，秋来莲房饱满丰收连连。这片荷花品种极佳，结的莲子格外硕大，皮呈紫色，仁肉雪白；湾底莲藕白嫩甜脆。莲花湾里有地下水源，清波荡漾常年不涸，湾水溢满后沿河沟流入李村河。李村河的特产青虾子、麦穗鱼、花翅鱼，在这个湾里都能找到踪影。这道美丽的风景曾为郑庄村多少代村民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可惜在20世纪80年代，大湾因缺水而干涸消失了，粉色的莲花、紫色的莲子、稀有的麦穗鱼、花翅鱼都成了村民们最美好的回忆。
  郑庄村民世代务农，以种植小麦、地瓜、玉米、花生为主，村中的土地条件和自然环境很适宜于蔬菜和果树生长,村民们家家种蔬菜自给自足，脑子灵活一些和勤快点的就栽培果树，如20世纪30年代,有档案记载村里种了600棵梨树。1933年李村农林事务所设置农业试验田推广新品种，郑庄村的吕明彰、吕维栋被选中成为签约农户，开辟了2.4中亩（折合5.76亩）果园,农林事务所免费提供200棵“晚玉露”水蜜桃树苗,培育晩熟的新品种桃子,并在农业技术员的指导下,在桃树中间套种地瓜,进行施肥试验。村民吕志显和吕维社还签约各栽培2.5中亩（折合6.25亩）的优良品种“武进小麦”，成为“小麦特约采种区”，生产优质武进小麦的种子供推广使用。他们也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学习用硫酸铜溶液浸种预防小麦病虫害。这些先进的种植方法和优质的品种，在郑庄的农业生产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吕明彰和吕维栋开果园尝到甜头，别的村民也开始学种苹果。到新中国成立时，村里已有十几户种苹果树的，品种也多样化，有酸甜适宜的“金帅”、“面豆豆”（青岛方言，指食物纤维少而嚼起来柔软）的“红星”、甜脆微酸的“国光”等。1956年农业合作化时，村里在训岛子、北埠子、南黄坚等地片上的果园已有100余亩，桃、梨、李子、苹果等果树2200余棵。此后的20余年里，随着国家形势和政策的变化，村里的果园队也起起落落过，到1977年，集体果园有了较大发展,将村周山岚充分利用起来,在双峰山东坡种植了20余亩新品种“红富士”，东南山上种伏苹果（夏季早熟品种）20亩，寒露蜜桃儿90亩,三季梨20亩。那时的苹果、梨每斤单价在0.16元~0.23元之间，这150亩果园在一般年景产果约7.5余万公斤，年收入近万元;好年景产量最高达15万公斤，年收入3万余元，是村里一笔不小的收益。1985年后发展更为迅速，当时已经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党政组织要求全村种植果树，各户积极响应，种果树的户达到90%以上,果园地950亩。因为桃树3年就可以见到收益,村民们以种桃树为主，引进了“沪05”、“单山水蜜”、“早香玉”、“北京27”、“大红袍”等13个新品种,再加上山楂、李子、葡萄、苹果等，全村共种植果树51100株，另有30亩的草莓。那些年，郑庄村的3.75平方公里土地上三季飘香,村前村后、墙里院外桃红李白，全村老老少少浸润在花海之中，空气都是香喷喷的。1994年，全村的水果总产量39万公斤，产值79万元；1996年果业生产达到顶峰，总产量52万公斤，产值104.1万元，有32户人家成为当时令人羡慕的万元户，村民的生活得到显著提高。当时村民的土地承包合同签到2000年,合同到期后，根据上级政策酌情有偿收回土地，建起了李沧工业园和郑庄工业园，引进国内外多家企业，果农们都改了行，转为经商和到企业打工。到2004年，只剩下李村河南崖训岛子和小林山后的少量果树。
  郑庄人善于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还表现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在崂山县首家引进南方的毛竹、茶树和构树。1972年，上级提出“南竹北移”、“南茶北移”的号召，大家对种茶种竹没有经验,不敢轻易行动，而郑庄人就勇敢地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将双峰山前的坟茔全部迁移,把20余亩零星地块深翻、平整，打理成大片茶园,6名社员专门对茶树进行管理。从南方山岭里移植来的茶树，在甘甜的李村河水灌溉下，扎下了根，抽出了嫩芽，长得十分茁壮，当年就采到新茶。郑庄村种茶获
  郑庄茶园得成功，每年每亩可采茶叶100公斤左右。他们自制的春茶色香味俱佳，曾在青岛市烟糖站茶叶评比会上被评为一级绿茶，获得了荣誉证书。大队还专门为茶场盖了80平方米的茶房，购进揉茶机，小茶场渐渐上了轨道。每年春节前，大队把制茶剩下的茶叶末分给社员，派人拿着茶叶口袋挨家挨户走，进门就用小碗舀下一碗。别看这是制茶抖擞下来的末子,市场上却很少能买到这么好的茶,用继华胡同口的“上井”水冲出来，茶汤清亮，香气盈室，喝上一口，顿感醇香中带着山野之气，一股香气聚在舌尖久久不散。村民们自己不舍得喝，专留着正月里待客用,外村的亲戚品尝后也都赞不绝口，至今村民们还在怀念当年那一小碗茶叶末呢。那20多亩茶园，在1977年冬天李村公社调劳动力去李家上流村修青台山的大寨田时,茶园无人管理，茶树大部分被冻死，到2005年时仅剩下5亩，现在被个人承包。1972年，郑庄还首家引进南方的毛竹，在李村河北沿沿河种了8亩;又引进本地的崂山青竹在李村河南沿沿河种植,直把李村河打扮成一派江南水乡风光。然而青岛地区雨水毕竟不似南方,况且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青岛降雨显著减少，市区里曾经有过每人每天供应10斤水的日子，从江南引进的那些碗口粗的毛竹本就水土不服,再逢旱天,长得越发纤细苗条起来。1992年村里整治李村河，河沿砌起石坝,岸边修了道路，南北河沿的竹林被清理掉一大部分，剩余的任其自由生长。现在郑庄村段的李村河边仍有片片修竹与垂柳相伴，那团团的浓绿随微风摇曳轻拂，是17公里长的李村河沿途少有的幽雅宁静之处。
  郑庄村村民非常勤劳，也能吃苦，农闲时还搞点副业补贴家用。村里有几种传统手工，一是做糖球，一是做搂草的筢子，还有一种是糊火柴盒。郑庄做糖球历史悠久，20世纪初就名声远扬，全村有半数人家在冬闲时做糖球到青岛市区销售。酸酸甜甜的糖球串，在生活不富裕、少有零食可吃的年代里，是普通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廉价食品，而且山楂有消积食、散淤血、除绦虫、止痢疾等医疗功能,吃糖球对健康大有裨益，喜食糖球的人不在少数。据说将山楂裹上糖衣的吃法还伴随着一个宫廷故事:南宋宋光宗赵惇最宠爱的妃子黄贵妃，忽然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面黄肌瘦不思饮食,每日里懒洋洋无精打采，宫廷御医用了各种贵重药品，吃过来补过去不见效,那妃子却日渐憔悴。皇帝心中着急，见众御医战战兢兢地束手无策，只好张榜求医。揭下皇榜的竟是一走江湖的野郎中。他给黄贵妃诊脉开方，说将冰糖与山楂一同煎熬，每顿饭前吃5~10枚山楂，不出半月贵妃的病即会痊愈。听到如此简单的方子，众御医哗然，宋光宗将信将疑，无奈是有病乱投医，况且这服药还怪好吃的,且姑妄试之。贵妃吃了冰糖煎山楂，食欲渐增，面色泛红，身体一天好似一天，不过半月果然病愈。后来冰糖熬山楂的炮制方法被改良为山楂外面裹上糖衣串成串，人们便根据其模样叫它“冰糖葫芦"，山东地区大都把它叫做“糖球”。郑庄糖球郑庄人做的糖球在用料上很讲究：山楂挑选那个儿大皮红外形匀称的,糖必须用天然蔗糖;以一斤糖二两水的比例熬出糖汁,在山楂上裹糖要均匀利落;最重要的是掌握熬糖汁的火候，糖汁熬“大”了发焦成渣裹不到山楂上去，火候不到则黏牙。只有将蔗糖熬到先翻大浪后泛细波之时,迅速把预先串好的山楂串放进锅内，均匀地蘸满糖汁后快速取出，待冷却后即可插到糖球“把子”上外出销售。过去一家一户做糖球卖是很辛苦的活计，劈竹签子、挑拣山楂、串山楂串，凌晨3点就得起床烧火熬糖蘸糖球，全家老小没白带黑地忙。最辛苦的是那个扛着糖球把子外卖的，因为有山楂可做糖球的日子多是冬闲时，在凛冽的寒风中，他们每天天不亮就扛起30多斤重的糖球把子，沿台柳路到四方、台东一带，最远时到中山路、西镇，走街串巷往返近百里路，全凭着两只脚走。正月里的庙会多，是卖糖球最好的时候。台东清溪庵的萝卜会、四方海云庵的糖球会、南庄清凉院的地藏王庙会，都有郑庄人卖糖球的身影。在那万头攒动的人海里，糖球把子高高地矗立在人群之上，一串串红艳艳的糖球晶莹剔透地斜插在草把上，十分招人喜爱。爱吃零食的女人和孩子,掏几分钱买上支，咬一口，糖衣甘甜脆生，山楂微酸有面，吃过一支还想第二支呢。卖糖球的钱要浇裹（“生活费用”的意思）家里一年的使费，油盐酱醋、人情往来，甚至孩子的学费、老婆的花褂子，都是靠这点在朔风雪花中赚来的辛苦钱。1966年前，但凡能凑起钱买山楂和蔗糖的人家大都做糖球卖。“文革”中“割资本主义尾巴”，认为做买卖搞经营是走“歪门邪道”，村里不少人郑庄民兵参加市文艺会演
  家不得已放弃了制作出售糖球这一营生了，但也有少数大胆的偷偷做一点，到青岛市区和沧口一带销售。直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大家才放开手脚，充分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先富起来。村民吕克文、吕祖显、吕继宝等在四方糖球会上现场做糖球，推陈出新制作各种水果糖球，再加以包装，销路大增。
  郑庄村作竹筢的历史已有百年，20世纪初村里做竹筢的有十几户，到60年代发展到50多家。竹筢是庄稼人常用的工具市，拾草、搂叶、翻晒粮食都得用它，有句俗话说：“筢头子是个宝，庄户人离不了。”郑庄村制作的竹筢工艺规范、坚固耐用，受到青岛地区特别是崂山一带农户的欢迎，销路一直很好。郑庄村竹筢很注重质量，制作程序一丝不苟，层层把关。首先要根据竹筢大小、规格选择带有两个骨节的毛竹，在竹子的骨节上打好墨线,劈成均匀的竹条;把劈出的竹条下半部分竹瓤刮净,将上半部固定于竹筢杆上;用文火烤竹节顶部，趁热将刮净瓤子的竹条按要求角度做弯，用专门的记忆中的村庄“扣索”上紧将弯度固定，冷却后弯处基本即能定型，即为“筢齿”;竹条对齐,在后跟处钻眼,用杨树条将筢齿绑编成篦子形状,再进一步整理压平,一张质量上乘的竹筢就做成了。1967年,郑庄大队平整了吕氏家族的东茔，盖起一个四合院，全大队的副业组都集中在里面，叫做“副业大院”，大院里西厢屋编筐，东厢屋打铁,北边一排正房安着石磨盘、压面条机，中间是理发室，旁边就是编筢组。编筢组十几个人,有几个技术精湛的师傅带着,8名妇女做辅助工,每天编筢200张左右。其时为计划经济年代，由供销社经销，每张筢价格在0.5-1元。1984年，郑庄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编筢组也解散了，但有些祖传编筢技艺的家庭，如吕可吉、吕刚显等人家, 仍继续制作竹筢
  。随着科技进步和生活的提高，青岛地区城乡居民做饭取暖的方式逐步远离了“拾草砍柴烧煤球”，竹筢没有了用武之地，自古至今使用多少代的竹筢悄然退出人们的生活。2003年，郑庄的竹範停止制作。
  郑庄村民的另一种副业是糊火柴盒。火柴，曾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日用品之一，做饭、烧水、取暖、吸烟……只要动火,就得使用火柴引取。中国火柴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其时战事四起，北齐腹背受敌,物资短缺，尤其缺少引火的火种。齐国后宫里的宫女发明将硫黄涂在小木棒上,借助火石火刀能很方便地把火引着，这可视为中国最原始的火柴。宋代陶谷撰《清异录》中提到，为解决夜间点灯的难题,有人发明用松枝浸染硫黄，与火一接触就会燃起小火如谷穗，时人称这神奇之物为“引光奴”，后来成为商品，更名为“火寸条”。据说，是马可•波罗时期“火寸条”的制作方法传入欧洲，欧洲人在此基础上发明了火柴,制作火柴的原料几经改进,1830年,法国人索里亚、德国人坎默洛用黄磷、硫黄和氯化钾混合制成“安全火柴”，即今天使用的火柴。20世纪初，现代火柴传入中国，被叫做“洋火”，成为“洋皂、洋烛、洋烟、洋油、洋火”五洋之一。由于“洋火”的需求量很大，中国的火柴业很快发展起来。1898年德军侵占青岛后，青岛的火柴厂家亦迅速增加，据李沧区档案馆馆藏资料记载,仅在沧口一带，就有数家火柴厂。最早的一家是隆昌路1号瑞典火柴公司开办的。日军第一次侵占青岛时，这家火柴厂被日本人接收。1928年中国人阎孟坡向日本居留民团先承租后购买原火柴厂的厂房和机器，创办“明华火柴厂”，惨淡经营几十年，在动荡的时局中开开停停，直撑到新中国成立，发展为拥有厂房119间、占地1858平方米、年生产能力30余万件火柴的厂子，是老沧口区的区属骨干企业。后来，沧口桑园路6号建了永裕火柴厂，沧台路62号建了农民火柴厂,周边的住户都给火柴厂加工火柴盒。郑庄村的村民在20世纪初就加入了为青岛各火柴厂加工火柴盒的行列。干这个活不用投资，不需要高深的技术，领回材料来在家里打条子、抹糨糊、卷盒、贴商标，老人孩子都可以参加“流水线”作业。郑庄村多半家庭都糊火柴盒，到20世纪60年代，全村还有60%的人家在干着这项副业，全家老少起早贪黑,干到深夜甚至通宵。最焦心的是遇上连阴天,糊好的火柴盒干不了，还要及时到厂里送货,得把糊好的火柴盒摆在火炕上、锅台边烘干。加工火柴盒挣钱很少，每千个加工费0.6-0.8元，全家人紧忙活一天，大约能糊3千个,那些无钱买山楂蔗糖做糖球的人家，就只能干这个无须投入本钱的活了。
  在沧口、李村地区曾传说郑庄村和小水清沟村关系不融洽的故事，其实这是100多年前的事情，其根本原因要怪中国古老的封建礼教。事情发生在清朝末年，郑庄村有个吕家的闺女嫁给小水清沟村郑姓人家，一天家里养的下蛋鸡忽然少了一只，寻遍村里村外就是不见。过去农家对下蛋的鸡看得很重，日常零用钱常常是卖鸡蛋攒出来的，吕氏女心想这下子可了不得，严厉的公婆不知要怎样发怒。果然，公婆连打带骂几天不算完，骂得她无地自容，邻居也看不下眼,悄悄告诉说鸡被某村民偷去吃了。谁知公婆知道真相后，非但没有一丝歉意，照旧捉着媳妇撒气，打骂更为变本加厉起来。吕氏又委屈又生气，回娘家时向爹娘哭诉。爹娘虽心痛女儿受委屈，但嫁出去的女儿泼岀去的水,天大的事娘家人也无法掺言，吕家父亲是个老实人，平时没有话，出口顶死牛,训斥女儿说：“你回去死了吧,死了就有办法了！”吕氏回家诉苦，只盼着爹娘安慰安慰自己，没想到老爹劈头盖脸给了这么一句，便哭哭啼啼转回小水清沟村。刚到婆家，公婆迎面又是一顿臭骂，吕氏左思右想活着没有意思，真去自杀了。郑庄吕家接到亲家报丧，心中是万分的懊悔，然女儿已死回天无力，只恨郑家不讲道理，便直奔即墨县衙告郑家逼死人命。谁知郑家早已将衙门上下打点个遍，吕家人上得堂来刚一张嘴就是一顿板子,绝不给他说话的机会，打得吕老头懵懵懂懂还没回过神来，就听见上面判着吕家输了,惊堂木一拍知县就退了堂。却说吕老头回到住宿的小客栈,气愤懊恼不已，自己又说不出话来，只一个劲咕囔“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那客栈老掌柜可是见多识广的生意人，见吕老头老实巴交的样子，就试探说:“你这样可打不赢官司，知道你冤枉也无用。即墨城里你可有做官的亲戚?”吕老头在脑子里搜索半天，懊丧道:“咱世代做庄稼，哪有做官的亲戚，只是有个老亲在城里住，说是世袭的举人,也多少年没有来往了。”掌柜的说：“不管他，先去一试，今晚就快去。”这吕老头在掌柜的鼓励下，硬着头皮去找着这位多年不走动的老亲，求他给通融通融。吕老头告辞出来，客栈掌柜的不让他回店,让他躲在胡同口看举人家的动静。两人等了又等，只听举人家的大门“吱呀”开了，一对大红灯笼开着道，有人向县衙方向去了。客栈掌柜的说：“老哥，这事有门！”第二天，县衙里果然派衙役来说案子重审，吕家赢了。吕家赢了官司出了气，小水清沟村的郑家可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郑家老头气得卧床不起。这时吕郑两家已经撕破脸,不再当亲戚走，吕家一口恶气没出得来，就派人去郑家探病，带一捆黄表纸当礼品。郑家老头临终前向家人说：“宁遭天火烧，不与郑庄交。”自此，小水清沟村郑家和郑庄吕家不再往来。
  在李沧区档案馆卷宗中,还记录了这样一件事：1930年，郑庄村吕家的闺女嫁给沙岭庄村的财主曹清信的儿子。曹家人嫌媳妇不漂亮，就经常吹毛求疵地找事，甚至连公公、小姑子都上阵打骂。这年农历八月十五，吕氏的哥哥吕刚显接妹妹回家过中秋节，曹清信和妻子就起了杀心，婆婆佯装热情，亲自下厨煮面条给吕氏吃了上路，却偷偷在面条里放上农
  讲理大会
  药“土信”。吕氏吃了一会儿，感觉面条汤的颜色不对劲，婆婆急忙掩饰说，面条是用乌鱼汤下的。吕氏哪能想到公婆如此狠毒,将面条勉强吃下,就和哥哥刚显同回郑庄村，岂知走到半路吕氏便呕吐不已，回到娘家越发严重起来。吕家人看女儿的情况蹊跷，也不敢留她久住，第二天就把她送回沙岭庄村的婆家，几天后吕氏就去世了。其兄吕刚显咽不下这口气，将曹清信两口子告上法庭。侯家庄村一吕姓人是曹家的亲戚,在青岛市公安局第三科任科长，曹家花了大钱买通这个吕科长,再花上钱运动好法院的人,郑庄村吕刚显败诉,很多知情人畏惧曹家的势力，敢怒而不敢言。吕氏沉冤20余载,直到新中国成立,1951年6月沙岭庄村开展土地改革时，村里人才揭发了曹清信的罪恶，吕氏沉冤昭雪,曹清信被人民政府处以极刑。
  在黑暗的旧时代，生产力低下，粮食产量每亩仅150公斤左右，大多数农户地少人多，收入很低，生活艰难。那些没有劳动力的人家日子更是难过。《胶澳志》的“人物志”中记载这样一户农家：“曲氏，郑庄吕效修妻。少寡，立嗣子。其后嗣子及孙均早卒，三世寡妇，婆媳相吊，乡人咸悲其遇。”一门三代寡妇形影相吊、相依为命。乡亲们都为3个苦命女人的境遇悲伤不已，在那个人们自顾不暇的年代里,她们生活的困窘可想而知。她们不会想象到,80年后的郑庄村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2006年版的《郑庄村志》中介绍道:新中国成立后，郑庄村民翻身作了主人，村民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土地改革后，村民们分得土地,得以休养生息，生活基本达到温饱水平。1956年土地由私有制逐步过渡到生产大队集体所有,村集体依靠农、林、牧、副业经营,逐步壮大集体经济,村民收益日益增多。集体陆续办起了砖厂、副业大院、车队、修配厂等集体企业，安排剩余劳动力。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充分调动村民积极性，村民利用种果树、经营商店及投资饮食业、服务业、车辆运输业等各种途径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郑庄农业建设积极分子
  1997年开始，郑庄村每季度为村民发放面粉,并在中秋节、春节、老人节发放油、蛋、米、节日慰问金等福利。住房面积从新中国成立初的人均5平方米扩大到2006年的30多平方米，轿车进入部分家庭，电视、冰箱户户都有。1999年开始，村里为村民们办理了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使村民们病有所医，解除了后顾之忧，基本做到了“老有所养，少有所教”，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2007年总产值达到16233万元，上交利税1479万元。
  （根据吕可欣、徐青善、吕继本等口述整理）侯家庄村
  傅春霞
  侯家庄村,隶属于九水路街道。从青岛第五十八中学向东，穿过308国道，沿九水东路直行，经东李村，过青银高速公路，越侯家庄大桥,就可见有一石碑立于路边,上刻“侯家庄”三字，这就是侯家庄村头了。侯家庄村东临郑庄村,西靠东李村,北与麦坡村、佛耳崖村接壤，南到九水东路以南的南山。全村行政区域面积约1.3平方公里，住户1200余户，人口2300余人，均为汉族，是个由吕、李、王、杨、胡、朱、高、庄、尹、姜、赵等姓氏组成的多姓氏村庄。
  侯家庄村地势开阔平坦，村南、村北各有南河、北河穿村而过。村中有山地150亩，大多集中在南山上，现在主要是安放本村先祖灵柩的墓地，另有粮田1220亩，果园地300余亩，过去是个以种植业为主的城郊乡村。
  相传在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有侯、朱两户人家来到村南一带搭建房舍,落户繁衍,后定名为侯家庄村。大约在300年前，又有吕姓的第九世祖从大北曲村迁到此处，李姓则是从曲哥庄村迁至此处，赵姓从云南、王姓从即墨王家园村迁来。到清朝康熙年间，杨姓从沙子口段家埠村搬来，以后陆续有曲姓从崂山石湾村、于姓从浮山所、胡姓从城阳云头崮村迁入。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另有高姓、庄姓、尹姓、姜姓等姓氏来村落户，形成了一个在本地区较大的多姓村庄，但村名侯家庄却一直沿用至今。现在的侯家庄村，以吕、李、王姓为最多。吕、李、王三大姓氏的起源，能够找到的文字性记载，可追溯到清朝嘉庆和道光年间，距今已有300年的历史了。
  据调查，现在的侯家庄村,没有一户侯姓人家。为什么侯家庄村反而没有侯姓呢？老一辈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清朝初年，随着吕姓、李姓、王姓到此地落户，人丁越来越旺，势力越来越大,他们在村中占地建房，后来者居上。而侯姓却逐年衰败，经济不富裕，人丁也不旺。三大姓氏人多势众，压得侯姓居住不下，后迁到其他地方居住。侯氏迁走后，每年都要到侯家庄的侯姓祖坟上祭祖。侯家庄村有十几处侯姓茔地，最大的茔地在东北埠子下边，即海军第401医院北院区西北角,1955年建营房时被迁。
  过去的侯家庄是个小乡村,村庄周围到处是田地和果园，村中屋舍都是平房院落，排列整齐。村中有东、西两条南北大街，有四条东西街巷从北向南依次排列：大后街、小后街、大街、小街。南北大街与东西街巷纵横交错，呈“井”字形有序分布。村西北是地势较高的七星台，正北是北崖，东北方是花地水库，北河顺此蜿蜒而下。村南是李村河,侯家庄人称其为南河，村南的路叫台柳路，现叫九水东路。
  吕、李两姓在历史上曾出了两位功名人物，吕姓是“文举人”，李氏是“武举人”。吕氏文举是“延”字辈，住在侯家庄村大街西侧的“势家胡同”以西，胡同很窄，胡同前面的大街上立有拴马石，还有上马的台阶，后来不知道何时没了。“文举”家在村南的吕家胡同里建有“吕氏祠堂”，祠堂里设有南厅房，门口立着旗杆，气势非常壮观。吕氏的后代到“崇”字辈时渐渐破败下去，兄弟俩学上了抽大烟,一个去了东北，讨饭为生，另一个在家中变卖祖业勉强度日。李姓是“武举”，他家后人已记不起是什么辈分，只知道是现在的李姓“先”字辈的上八辈祖先。“武举”家中设有练功房，还建立了拳房，用来教授拳术，日军占领青岛时期被迫停止了。侯家庄村东直通佛耳崖村的那条路，也就是侯家庄东街,原先是李家的跑马道。村前马路北边有两座龙头石碑，“文革”时被捣毁。“武举”家住在侯家庄大街西侧的“势家胡同”东面，门前也竖着旗杆。20世纪60年代时曾在其门前挖出过旗杆座，至今这个旗杆座还埋在李家地下。李家在村南的李家胡同里也设有祠堂，门口挂着一个巨大的匾，堂内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匾。文举武举的家门东侧，也就是侯家庄大街东面,有古井和石碾，人们叫它“左青龙，右白虎”。青龙和白虎是古代四灵中的动物，在中国传统风水学中，四灵是祥瑞的象征，村民们把古井和石碾认为是村中祥瑞之物。
  武举的后代曾出过一个远近闻名的大孝子，名叫李全德。此人曾给其母守墓3年。据老人讲，李全德在母亲活着的时候，未尽孝道，母亲死后却良心发现,为了赎罪,就在母亲下葬的当天，穿着孝衣趴在母亲坟前立志守墓，一直不吃不喝守了3天。亲人发现其决心已定，就在其母坟边盖了一间小屋，俗称孝屋，有门无窗，很矮，只能跪着进去,面积只有五六平方米，家里人每天早晨、晚上给他送两次粗茶淡饭,两套碗筷轮番使用,并不能与李全德相见。他每晚跪着用衣服兜土，往母亲坟上添土，再跪着走到南河提水，浇到母亲坟头上。那个时候,人烟稀少，野外空旷,野兽多,3年当中不能与任何人讲话交流，这其中的困苦寂寞可想而知。3年守墓期满，四村八疃的群众都奔走相告,早早就来到他守墓的地点，像观看大戏一样争相观望。据说，他3年中头发长到1米多长，迷信的人说他的头发能治病，因此剪下来的头发被群众哄然抢走。李全德在村里一直被当作孝的典范，他于1942年病故。村里人为了纪念他，曾在南山北坡为他树碑。5年前,侯家庄村的吕思升老人还亲眼看见过这块碑,高约1.2米，宽约60厘米,上书“李全德”三字,碑文不详。
  除了大孝子，清朝末年,侯家庄村还出过一个贞节女子，姓吕，“崇”字辈，因为夫丧，不愿意再嫁，就在其夫灵前自缢身亡。清政府为表彰其节，就在南河沿，也就是现在侯家庄的村前，立了一块龙头碑，上书“贞节可风”四个大字，碑身近两米高，村中很多人都见过此碑，在“文革”期间被毁掉了。
  侯家庄建村历史较久，不仅出过文举和武举,还有孝子和贞烈女子，是颇有文化底蕴的礼仪之乡。虽然文举武举家到头来慢慢败落下来，但文举武举好的传统却传递下来。自建村以来，侯家庄村经历了各个朝代的风风雨雨，从明、清两代封建统治,德国占领青岛到民国初年，直到抗日战争、国民党统治时期，侯家庄村在不同的时期也出现过不少闻名遐迩的人物。德国侵占青岛时，有个叫吕崇宏的人，雇佣给德国人做事，德国人称他为“飞飞”，因为此人武功很好，会飞檐走壁，在捉拿盗贼和破获犯罪案件中屡建奇功，当时他在青岛市区也曾红极一时。那时，“飞飞”常常带回家中一些“洋玩意”，村民第一次看到自行车就是他从外面骑回来的。这种交通工具在当时时尚得很，很多村民都不识得此物。留声机也是他带回来的，当时放到麦场上听歌,村民们一边听一边左瞅右看唱歌的人在哪里?“飞飞”给侯家庄人带来了外面世界的精彩,现在侯家庄人提起他,对他的本领仍是啧啧称赞。
  抗日战争时期，侯家庄村民吕崇勋营救当地游击队大队长高芳先的英雄佳话，至今为村中人所津津乐道。当年,青岛保安总队队长高芳先和侯家庄的两个村民被日军抓去,关在沧口监狱里,剃了头发,就要准备杀头了 。有天，日军出去扫荡,有内线人员将情况秘密通报给游击队和监狱里的吕崇勋。吕崇勋和另一村民商议好越狱计划后，就开始装肚子疼,让同伴趁日军来开门时将其打晕，可同伴胆小，计划未遂。吕崇勋于是让同伴佯装肚子疼,趁日本人又来开门时,他三拳两脚将那日本人打倒在地，背起高芳先就跑，逃到现在晓翁村的一户农户家，就藏在这家人的棚子上面。这户人家住着个勤劳的老太太，一大早起来打扫门前卫生，日本侵略者追到此处，就地将老太太家当作搜捕逃犯的临时指挥部，搜遍了全村,可就忘记了搜老太太家。这时，崂山游击队方面也到处张贴标语“热烈欢迎高芳先队长归来”，大造声势，迷惑日军。日军见状泄气，就不再继续搜捕。
  德占时期的人力车夫在等客
  在上述不同的历史时期，侯家庄村的行政区划也不尽相同。侯家庄村清末属即墨县仁化乡；德国占领青岛时期，属胶澳租借地李村区；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时期,属青岛日本守备军司令部李村军政署，后改属李村民政分署；1949年8月属南海专区崂山行政办事处李村区；1961年6月称崂山县李村人民公社侯家庄生产大队;1984年11月恢复行政村，属崂山县李村镇；1994年6月属李沧区李村镇；2000年1月属李沧区九水路街道；2004年10月实行“村改居”，成立社区居委会。
  侯家庄村从前以传统的农耕经济为主，主要种植地瓜、小麦以及少量玉米，另外还在南山和村北种植梨树和苹果树。新中国成立前，人们生活非常贫苦，有时连地瓜干也吃不上。虽然地处崂山脚下的平原地带，但由于土质沙砾多,不利于粮食作物生长，庄稼收成很低。大集体时期,村民在生产队挣工分，人均收入也很低，每年收入也就200元，一天只有5毛多钱，生活仍然很艰苦。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勤劳的侯家庄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开始注重科学技术在农耕生产上的运用，培训了专门的技术人员，并十分注重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大规模地兴建水利工程、桥梁和道路，还派出专人到外面去学习水利建设的有关知识，回来指导村中的水利建设。
  1968年，侯家庄开始修建东北面的“花地水库”。1973年，对北河进行了截流改造，以利于蓄水灌溉。当时的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郑干亲自到现场督战，还从国棉五厂派来了工作队，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挑的挑，抬的抬,从早上5点就开始干,吃完晚饭再继续干,不分昼夜，连过年也不休息。有句话叫“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再动手”，形象地表现了当年热火朝天的情景。侯家庄村西北有一块叫“七星台”的土地，地势较高。同年,侯家庄人利用七星台的地势，因地制宜，建成了扬水站,在李村河床上打了井，用水泵一级级将水提到地势最高的七星台上，然后通过扬水站来灌溉果树和农田。由于注重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注重科学技术的运用,侯家庄村的粮食产量大增，每年向国家交公粮2万公斤，在当时的李村人民公社里排第一位。侯家庄村的水果产量也很高，有些梨树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其中一棵年产量曾达1500公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侯家庄村开始搞多种经营，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先富起来的村民盖起了“将军楼"。1988年之前，吃水都是到李村河前的老井里挑;1988年集资在李村河崖上挖了一口深井，建起了村里的自来水系统，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1998年，侯家庄村的自来水系统并入了市自来水管网。
  现在的侯家庄村已经今非昔比了，特别是划归李沧区后，村民的生活有了巨大的变化。老人每月有了固定的养老保险金，老有所养的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儿女们没有了后顾之忧，村民的家庭生活更和谐了，生活质量更高了。年轻人享有了非农业户口的身份后，有的重新就业，有的自谋职业。村里房屋拆迁，村民得到合理的拆迁补偿,许多人家成了百万元户。
  自清末始,村中就有好几家私塾学校。因为当时吕家、李家势力较大，分别设有好几处祠堂，所以私塾学校也有好几处，其他姓氏也有自己的祠堂和私塾。1912年10月侯家庄村就建起了公立小学，设有一到六年级6个班，约有150名学生。麦坡村、佛耳崖村的孩子都来此上学。原先的私塾先生有些也转入到公立小学任教，公办小学的校长由侯家庄人担任。日本投降前后，因为战乱，学校不得不停办。那时，从莱阳来了个独立师,部队驻扎在侯家庄村，并在村南、村西、村东各设了一个出口，岀入要看通行证，一直驻扎了7个月，直到1946年春天，才被国民党调走。1946年下半年，又有一支叫“交警十纵队”的部队在此驻扎了3个月。1948年，国民党青年军又驻进学校，这支军队的番号叫“八四八九”，因为他们在村中搜刮民脂民膏，无恶不作，闹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村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八四八九，上山砍树，下山打狗。”当年他们砍伐的楸树是一种材质很好的树,是做家具的上好材料，砍掉烧火实在太可惜。有些村民从他们手中买下一些楸木，至今尚有保存。直到1949年青岛解放前夕，这支驻军才撤走，侯家庄村才恢复正常。
  侯家庄村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新中国成立前，有个叫吕崇享的，是个小有名气的民间书法家，以“仿宋体”著称,字风别具一格，大家对他的字形字体非常熟悉，一眼就能看出是他写的。每到春节,他就写春联拿到李村
  李村大集上红红火火的春联
  集上去卖，周边四邻八瞳的人都来购买。新中国成立后,李村区第一个大学生也是出自侯家庄村。此人姓李，考入南开大学物理系,后来从事核工业研究,是个高级工程师，现居李村。其妹考入曲阜师范学院，后来从事教育工作。自“文革”后恢复高考以来，村中每年都有学子考入名牌大学或是重点中专，仅考入师范学校的就有100多名。村中出过工程师10多人,处级以上干部20多人，部队团级以上的也有几十人，还有省、市的科技拔尖人才。改革开放后，还出过许多资产雄厚的企业家，其中还有资产过亿的企业家。
  侯家庄村在几百年的演变发展中，也流传下来不少民间传说。据说，侯家庄村建村时,选择的地址是现在海军401医院北院区那儿，有地理先生观其地势后说：“不可，这儿以后要有千盏灯，万杆旗，你们村怕是压不住的。”于是侯家庄村就迁到了现在的地址。
  侯家庄村的每方土地都有自己的名字，如孙家沟、赶牛道、东北崖、西边子，等等，其中有块叫“酸枣树”的土地,位于村南南山，离村里数地儿（村民俗语，即“距离相间一里多路”），这里曾流传着一个凄凉的爱情故事。有一个外乡人，路经此处时,被强盗所害,其妻寻夫至此,见夫已死，悲痛欲绝，痛哭多日后，也死于此地。侯家庄人感其夫妇之深情，将二人合葬于此。后来人们发现在其坟边长出了一棵酸枣树,又经过了百年，酸枣树长成了大树，酸枣树的地名由此而来。
  位于西北方向的“七星台”，其地名也有故事。据说,一个南方人来到此地,见侯家庄村地势平坦,后面有山，前面临水，风水甚佳，就将其先人遗骨埋入此地,坟墓分布呈星星状，中间一大，周围六小相环绕,故名七星台。不过，这个南方人将先人埋入此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后来，在建设七星台水利工程时，这些坟墓被毁掉了。现在的七星台上，高楼大厦即将拔地而起，新的路、新的名称、新的小区正在进入人们的视野。
  （根据吕思升、杨洪义、胡崇民、王立信、王立贵等口述整理）佛耳崖村
  傅春霞
  佛耳崖村位于青岛市李沧区东部，隶属于九水路街道。佛耳崖村东与长涧村、上臧村接壤，西接麦坡村，南与郑庄村、侯家庄村相邻，北面是连绵起伏的卧狼齿山，隔山与城阳区相望。该村面积1.64平方公里，共有住户550户，人口1340人。主要以杨、刁、曲三大姓为主，另有田、王、方、毕、陈、刘、徐、李、秦、张、傅、高、潘、宋等姓氏，是个多姓氏的村庄，村中人口均为汉族。
  探究佛耳崖这个名字的缘由，颇觉得有些迷惑。根据《山东省崂山县地名志》（1984年版）记载：因村东北
  鸟瞰图山崖旁有一佛爷庙，远望山崖像佛耳朵，故名。据清同治癸酉年（1873年）《即墨县志》“七乡村庄图”记载:村名记为“呼儿崖”，属即墨县仁化乡郑疃社。《山东德邑村镇志》（1899年版）记载：呼儿崖（当地的口音读作呼儿ye）。呼为呼叫，儿为孩子，崖为高处之意。《胶澳志》（1928年版）中记载:李村区警察署第一分驻所辖“佛耳崖”。《一九二八年胶澳商埠局区域图》标为“佛耳崖”，属胶澳商埠李村区。
  以上所说的是有籍可查的记录，关于佛耳崖村名的由来，还有一段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据说，在很多年前，有两个七八岁的小孩在卧狼齿山下拾草，拾草累了，躺在一块大石下，边晒太阳边玩耍。他俩玩着玩着，其中一个小孩的身体就飘飘摇摇腾空了。他高兴地对另一个孩子说：“你看我会飞啦!”话音未落，另一个孩子也说：“你看我也会飞了!”说也奇怪，只见他俩在半空中飘飘摇摇，忽上忽下。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时,正在山上砍柴的孤寡老婆婆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原来这石头上面是个大洞口，从洞中爬出一条大蛇，头像斗那样大，张开血盆大口，伸着红舌头往里吸气。那吸气的力量可大啦，连半空的云彩都呼呼地往它口里钻。老婆婆眼看着两个孩子就要被大蛇吸进口中了，心想：“反正我是孤寡老太太，今天豁出这条老命也要把俩孩子救出来。”只见她三两步就赶到洞口上方，用镰刀砍向蛇头，正好剜去了大蛇一只眼，痛得那大蛇探出身子就向两个小孩扑去。这情景正好叫一个过路的老和尚撞见了。他有一身好武艺,就见他一个箭步儿,抢过老婆婆手中的镰刀，朝着蛇头就砍。真准，正好又剜去蛇的另一只眼睛。痛得那蛇浑身抽搐，猛地一个大翻身，尾巴“呼啦”一扫，把老和尚的一只耳朵扫去了，痛得老和尚手捂头，就地化了一道白光, 往东南飞去。这一来把洞口上面的老婆婆吓直了眼，愣愣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从此以后，她就变成了石婆婆，如今还在那里站着呢。人们就亲切地叫她“婆婆崮”。两个孩子长大成人以后，为了不忘老和尚的救命之恩，都领着媳妇在山下住了下来。人越聚越多,多年以后就形成了一个村庄。老和尚的耳朵落在山坡,变成了一块石头，人们在石头旁边盖了一座佛爷庙，起个村名就叫“佛耳崖”。化成白光飞走的老和尚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他是崂山栲栳岛石佛寺来化缘的和尚，被蛇所伤，化作一道白光回寺养伤去了。人们始终不知道他的法号，可都知道在卧狼齿山下救了两个小孩的，就是崂山栲栳岛石佛寺里那个少了一只耳朵的和尚。
  追溯佛耳崖村的起源，根据《山东省崂山县地名志》（1984年版）记载：“佛耳崖：明朝万历年间，杨志荣从尤家下河迁来，曲升功、曲段从姜哥庄，刁氏从艾儿涧，王友功从午山，田氏玉珍、玉连、玉河三兄弟从炉房相继迁来，形成多姓村。”后来，另有田、王、方、毕、陈、刘、徐、李、秦、张、傅、高、潘、宋等姓氏，陆续从别处迁来。
  佛耳崖村清末属即墨县仁化乡；德国占领青岛时期属胶澳租借地李村区；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时期属青岛日本守备军司令部李村军政署，后改属李村民政分署。1949年8月属南海专区崂山行政办事处李村区；1961年6月建立佛耳崖生产大队;1984年11月恢复行政村,属崂山县李村镇，1994年6月属李沧区李村镇;2000年1月属李沧区九水路街道;2004年10月实行“村改居”，成立社区居委会。
  佛耳崖地势北高南低，西部的土地较东部平整。有数条发源于卧狼齿山的河流分别从佛耳崖村的东部、中部、西部穿过，在南部汇在一起，最后注入李村河。它背靠高山，南临平原，三面环水,气候湿润，冬暖夏凉，是人们理想的居住环境。新修的金水路横贯村前，村北部卧狼齿山下是新修的天水路，西部距青银高速公路不到1千米,东部有金水路直通新修的滨海大道,南部有铜川路与九水路相连，贯通李沧区东、西交通的130路公交车从村子经过，交通比较便利。
  原先的佛耳崖村房舍整齐,房屋大，院落小,村中有东西街和南北街,村后还有一条蜿蜒小路,通往下王埠村一带。东西街西通麦坡村、王埠庄村，东至长涧村、上臧村，这条路已有近百年了。在当时，这条路是沟通崂山东部村落的通道，现在路几近湮灭了，只剩下一排排尚未拔掉的电线杆在那里静静地矗立着，印证着久远的岁月。村中的南北大街，北通后山，南通侯家庄村。东西大街沿路有座老桥，名叫“双虹桥”，有10米多长，宽不到2米，双虹桥
  高8米，完全是石头垒成。在桥边，有记载这座桥建设情况的碑石，碑上刻着：桥建于宣统三年二月（1911年）。桥是当时村里几大姓氏集资捐款建成的。石上刻着各家捐款情况，最多的是杨氏。沈鸿烈主政青岛时，因为修路，对这座桥进行了重新修整和加宽。这是目前村里现存最古老的建筑物了。
  佛耳崖村坐落于丘陵坡地上，土壤沙质、贫瘠，水资源匮乏，自然农耕条件低劣。佛耳崖村的先辈们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辛勤耕耘，以传统的种植业为主，主要种植地瓜、小麦，另外还种玉米、高粱、大豆、谷子等。新中国成立前，全村有近100户，400余人，耕地1000多亩。由于农业劳动生产力落后，靠天吃饭,平均亩产粮食150斤左右，多数村民始终在饥饿线上徘徊。那时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部分村民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贫困生活，农闲时不得不到沧口去打“卯子工”。
  1949年6月，佛耳崖村的村民得到了解放，实行了“减租减息”。1951年进行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翻身的农民干劲十足，他们仔细耕耘，辛勤劳作，粮食产量逐年提高,1952年平均亩产达到200多斤。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村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从1956年在佛耳崖村后修第一座水库开始，至1979年在村南修最后一座水库为止，相继修建了9座水库，还建成了一处灌溉水渠，为夺取农业丰收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通过改良土壤，深耕细作，合理密植，引进良种，实施科学种田，由一年一季改为一年两季,粮食产量逐年增加，亩产达到600多斤，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三倍。
  为了满足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的需要,1958年佛耳崖村开始在卧狼齿山南坡采石料办起采石厂。当时规模很小，靠抡大锤、钢钎撬，手工开凿。当时没有车辆运输，基本上靠小推车运送。后来随着生产需求,采石厂越办越大,增添了许多机械设备，最多时有采石工40多人。采石厂为村民改变居住环境和农业基础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同时也为集体经济积累了许多资金。在那个年代，采石厂是村中唯一的非农业经济来源。现在为了保护山体和生态环境，采石厂已停止作业。
  新中国成立后，村民们年年在卧狼齿山植树造林，栽种了许多松树、槐树，现在森林覆盖率达到85%以上。在造林的同时，又大力栽培果树。村里所栽培的金帅、红星苹果在20世纪70年代的青岛市小有名气。佛耳崖村地处崂山余脉，水质纯净，土壤对果树生长有利，苹果吃头很好，所以很受人们喜爱。佛耳崖村的果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很大，为了储存和外销,1973年,村里建了一座400平方米的果库，按照果品公司定制的模具，将苹果分级包装，出售给果品公司。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苹果是村里的主要经济来源。1982年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宽松了，人们如鱼得水，开始自寻致富门路，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工商业等多种性质的经济组织形式，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全村经济从以种植农业为主，逐渐转变为以租赁土地为主,土地出租成了村里主要的经济来源。1994年，村委会租赁给山东外贸机械40亩地建海牛足球学校，1996年又追加了20亩。
  新中国成立前，村里道路狭窄，坑洼不平，没有上下水设施,遇到雨季,满街泥泞,苍蝇蚊虫成灾，茅屋土墙残破不堪，人均居住面积很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新建房屋使用材料均为砖、瓦、石料和水泥预制件。20世纪60年代初，村里装上了一台变压器，结束了用煤油灯照明的历史。不久，全村又安上了有线广播。20世纪80年代以后，建房也日益讲究，采用水泥混凝土结构，厨房单设，地面铺瓷砖，纱门纱窗。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简易的2层楼房，每户面积140平方米左右。20世纪90年代又盖起了200平方米左右的“将军楼”。20世纪80年代，将村中土路修整加宽,进行了硬化。为发展经济，与郑庄村调换土地，修筑了一条通往九水路的大道,2000年李村镇在此基础上整修,铺上了沥青。从1999年至2003年,村内共集资建了11幢居民楼，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的居住环境。2006年10月开始旧村改造，拆除了全部低矮的旧房,取而代之的将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佛耳崖村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从吃不饱到吃精吃好,现在又讲究营养,科学饮食;从衣不遮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到讲究“时兴”、“名牌”；冰箱、彩电、空调等各种家用电器应有尽有，有的家庭还用上了电脑。从2001年开始，村民实行退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凡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的居民，都可以办理退休，领取养老金。村民有个头痛脑热的也不愁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真正给人们解除了后顾之忧,这是多少代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在长期的劳动生产和业余活动中，勤劳的村民积淀了浓郁的乡土文化。佛耳崖村的人喜欢文艺活动，很多村民喜爱听、唱柳腔戏。新中国成立前村民曾经成立过柳腔剧团，每到冬闲、逢年过节的时候,进行义务演出，活跃了村民的文化生活。他们不但在本村演，还到周边村庄演出，增进了与邻村之间的友谊。1964年至1974年期间,恢复成立了柳腔剧团，编排演出了《夺印》、《空棺记》、《打狗救父》、《小姑贤》、《红嫂》等古装和现代戏。曾经在北龙口村、下王埠村、杨哥庄村等周围村庄及青岛市许多单位演出，既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又提高了村庄的知名度。佛耳崖村有爱好体育锻炼的传统，在农闲的时候,年轻人会利用场院三五成群地打拳踢腿、舞枪弄棒，不但人人身体强壮，而且加强了村民的团结，同时对不法分子也有一定的威慑力。1964年到1968年期间，村里的青年民兵成立了篮球队,经常到附近村庄和单位去进行友谊比赛,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村北远望卧狼齿山南坡有一巨石，远看形似老妪,俗名“婆婆崮”。传说她与南海边的石老人是一对夫妻。年轻时,夫妻二人以打鱼为生，有一个女儿，聪明伶俐，后来被龙王看中，他们就带女儿逃到佛耳崖村来。龙王追
  卧狼齿山的婆婆崮
  赶至此，还是抢走了他们的女儿。为救回被龙王抢走的女儿,丈夫下海到龙宫寻女，妻子上山求仙救女，年长日久,两人双双化为石身。山南坡还有马鞍石、碾台、石炕等象形石，皆惟妙惟肖，形神兼具。坐落于山腰中的佛耳崖村，有着最甘美的山泉水和沙壤地，出产的瓜果格外鲜美，还演绎出一个神奇的故事。
  传说戴家山上那段天然墙壁似的111肖壁——红壁子,里面锁着许多宝贝，但没人知道怎样才能把宝藏取出来。这年一个寻金的南方人来到佛耳崖村，见山坡上有位老汉开垦的瓜园里青蔓绿叶,满地是大大小小碧绿圆润的甜瓜,这些在人们眼里司空见惯的小瓜引起南方人的注意,他发现瓜地里金光闪动，瑞气万千，里面就蕴藏着开启宝山的钥匙,南方人进瓜园仔细端详,最后锁定在看瓜窝棚旁的一只翠绿如玉的大甜瓜上，他便对种瓜老汉说：“你这园瓜长得真好,我现在就付上钱把瓜全买下，住几天就来摘瓜。”南方人很爽快地付了钱，还千叮咛万嘱咐窝棚旁边的瓜要格外给我看好了，千万别动它。种瓜老汉把瓜卖了好价钱，心中高兴,更加尽心尽力地侍弄这些甜瓜，对窝棚旁的那只更是照料有加。转眼半月过去，甜瓜一天天长大成熟,却不见南方人的踪影，老汉有些着急,特别那只大甜瓜已接近成熟，任其留在蔓上熟过了头就不好吃了，老汉是个实在人，心想不能等它瓜熟蒂落，要在熟到恰到好处时就给南方人摘下来收藏着,让他尝到佛耳崖甜瓜的美味。这天早晨,老汉就小心地把瓜摘下，仔细收拾起来。
  说来也巧，老汉早上刚摘了瓜，下午南方人就来了，他风风火火直奔窝棚边看那只宝贝甜瓜,却怎么也找不到，种瓜老汉笑嘻嘻地告诉南方人,摘瓜不可到十成熟,今早我已给你收拾起来了，谁知南方人一听神气大变，连喊:“糟糕！糟糕！”种瓜老汉这才知道，敢情他瓜园里出了一只宝瓜，竟然是祖辈传说多少代的红壁子钥匙！南方人是掐着时辰来摘瓜的，却被种瓜老汉的好心坏了他的事，事已至此，南方人也只能认了，他拿着九分熟的甜瓜朝红壁子使劲一触，谁知这劲儿太大，未熟的甜瓜也控制不了红壁子，只见红壁子像二扇大门哗啦啦洞开，一团金光倏地窜出洞外，直向戴家山里跑去——原来是只金马驹，趁甜瓜控制不住大门时，钻进深山再也找不到踪影。
  现在的佛耳崖村，已今非昔比。根据李沧区政府规划，要将李沧东部打造成“青岛中央居住区”。在“青岛休闲商住区”项目的规划中，佛耳崖与侯家庄、麦坡3个村共1600余户居民正在成为这个青岛市目前最大的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受益者。目前，佛耳崖村中旧房已经基本拆除，地面上塔吊林立，到处是机器轰鸣声，佛耳崖村正在迅速地城市化。这个小村没有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少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日子就像花开花落一样了无声息。400年来，它就躺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悠然自得地打发着时光。这里的人们也养成了与世无争的淡泊心境，按部就班地做事,所以这里的老人特别长寿。据统计，村里人口尚不到1400人，但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近50人。如今的佛耳崖村，在默默无闻地经历了无数沧桑岁月之后，逢上了城市改造的大好机遇，往日恬淡而宁静的小村庄被彻底唤醒了，美好的生活正在呼唤着佛耳崖人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佛耳崖秀美风光
  （根据刁学爱、杨维杰等口述及房振兴文字资料整理）尤家下河村
  傅春霞
  尤家下河村位于九水东路北侧，因村中从云南迁来的占产户为尤姓,故名尤家下河村。
  尤家下河村是个四四方方的村落,东面是宾川路，北面是金水路,南临九水东路，西濒李村河上游的支流。此河发源于上臧村北山，流经大金河，汇集于上臧村的“蛤尔湾”水库，然后从水库直流而下，到了炉房改叫金水河。金水河与流经上臧村“兔子网”水库的河道交汇后，向南流经尤家下河村，然后汇入李村河。这条河宽约30米,河道由北向南而去。据说，原先河水到了村中央不再向南直流,而是拐了个弯，向东南流去，现在尤家下河居委会办公所在地一带，原先就是河中央，以前村民们在此翻地时，还挖出过河沙。所以，南面的毛公地村称尤家下河村为“河北”，因为那时的尤家下河在这条河的北面。据村中老人讲，大约在明清时期，曾多次发洪水,洪水四处横行，在正南方向冲出一个缺口，缺口越来越大，河水不再向东南方向拐弯了，而是直接从北向南流去，因为那时人们改变自然的能力低，只能顺其自然。这样,尤家下河村就不是毛公地村所称的“河北”了，而成了“河东”。
  以前,这里的生态环境自然和谐，村子周围到处是桃树、梨树、杏树、樱桃树。每到春天，千树万树春意闹，一片莺歌燕舞，鸟语花香。村西的河边杨柳依依，槐花飘香,河里水草丰茂，水清可鉴。河里有石螺、小鱼、小虾,其中有种叫“红眼螺子”的鱼，大的约十七八厘米，小的约七八厘米，肚子呈上下两色，下白上黛,形状与崂山仙胎鱼有些近似,其他地方并无此鱼，唯此处有，可惜现在已经绝迹了。还有一种“四不寨”，像小鲫鱼，但没有小鲫鱼宽，生命力旺盛，只要有水，很快就繁衍起来,孩子们经常能捉到。河里的青蛙十分活跃，每到夏日的傍晚，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坐在树下听着蛙声阵阵,有种“稻花香里说丰年”的安逸祥和。
  尤家下河村占地仅仅0.2平方公里，共有居民100余户,300余人，是九水路街道所辖的最小的村庄了。村中姓氏以王、尤、刘姓为最多，另有周、于两姓，只寥寥几户。据村中老人讲，最早来到尤家下河村的是尤姓。相传，明朝永乐年间，尤姓先祖文龙、文虎、文豹从云南迁来,在此定居落户，是此处的占产户。从迁来之后，大约经历了“文、复、进、商、成、克、先、和、顺”等20辈人，现在已有两辈人无辈字相沿了，家谱至今未续。王姓是明朝万历年间由云南迁到登瀛村，后有一分支于清朝年间迁到尤家下河村，有一分支去了烟台、威海一带,还有一支去了即墨。尤家下河村的王姓从登瀛村迁来时，为第十世，“宗”字辈，名叫王宗洲，后经历了“仕、进、仁、公、守、克、显、俊、佩、业、尧、兰、连、洪、谨、慎、春”等辈。王姓的祠堂在登瀛村，每年过年都要上登瀛村去“上名”（就是将自己死去祖先的名字写在宗谱上）。当时登瀛村的祠堂很大，“轴子”很多,从西数到第七个“轴子”才是尤家下河村王家的。
  刘姓是清朝末年从毛公地村迁入，至今也有5代人了。周姓也是清末从毛公地村迁入,现在村中只有3家,于姓是20世纪70年代从于家下河村迁入。村中原有杨姓、曲姓，后来都从尤家下河村迁走了。
  尤家下河村清末属即墨县仁化乡；德国占领青岛时期，属胶澳租借地李村区；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时期，属青岛日本守备军司令部李村军政署，后改属李村民政分署;1949年8月属南海专区崂山行政办事处李村区；1961年6月称崂山县李村人民公社尤家下河生产大队；1984年11月恢复行政村，属崂山县李村镇；1994年6月属李沧区李村镇；2000年1月属李沧区九水路街道；2004年10月实行“村改居”，成立社区居委会。
  自尤姓、王姓、刘姓迁到尤家下河村以来，三姓皆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尊老爱幼，每逢有喜庆婚宴、老人去世，或盖房筑墙，各家皆出钱出力，进行帮扶，是个和睦的大家庭。新中国成立前，尤家下河村主要以种植地瓜为主，那时的主粮就是地瓜干，也种植少量的小麦，还有谷子、花生、玉米，另外种植少量的果树，主要是传统的窝梨、恩梨。但因为生产力低下，粮食产量低，并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所以村里有很多人都从事一种手工编织业。当地流行着一句顺口溜：“郑庄的糖球，苏家的火烧，庄子的鼓手，编筐子编篓在大杨树里头。”大杨树里头,指的是刘家下河村。据尤家下河村中老人讲,这话绝对是张冠李戴，虽然过去所说的“大杨树里头”千真万确指的是刘家下河村，但是李村一带编筐子编篓的,却只有尤家下河村。
  新中国成立前，尤家下河村主要编“驮篓圈”。“驮篓圈”是一种放在马鞍上的用具，中间是拱形，用粗实的柳树条子弯曲成形做成，两边相接两个筐子，可以用来放置物品或放小孩子，是用棉槐条子编成的。棉槐属于灌木，也叫紫穗槐，可以保持水土,槐树条子可用来编筐子。当时编“驮篓圈”是人们唯一的经济来源。新中国成立后，生产队里成立了副业队，专门负责编筐子、编篓子，从而促使了该行当渐渐形成规模。村里专门有负责编筐篓的能手，另有村民负责砍伐棉槐、运输棉槐，还有专门负责销售的。当时一般都送往李村、沙子口、河西、下河等供销社。后来，编的品种就增多了，有筐子、篓子，还有盛地瓜干的“囤”。“囤”是农村每家每户必备的设备，共有三部分组成，一是囤底，是用较粗的棉槐条子编制而成的圆形、低而浅的大筐，直径有两米、高约30厘米;二是折子,即芦苇劈开后编成的苇子席,长约10米，宽约30厘米，.可以围在囤底的上面，以方便囤底向上加高,多盛粮食;三是“苫”，是用麦秸草打成的草帘子，将地瓜干堆满囤后，要尖起顶来，呈圆锥形，然后盖上草帘子，可以防风、雨、雪。生产队主要依靠编篓子、筐子和囤底的收入,来购买农具和肥料。编织手工业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村里引进果树后，才渐渐消失了。那时，南方竹子筐开始流行了，竹子筐轻便结实，不易腐烂,用的时间长。虽然是已经消失了的行当，但是它曾经养育了一方百姓,作为一种记忆，它仍然留在尤家下河人的心中。
  新中国建立前村民在柳编行里做工
  20世纪80年代中期，村里为发展经济作物,根据村子离城区较近的方便条件，开始引进桃树。农村有句俗语叫“隔宿不贩桃”，意思是指桃子容易腐烂,不易保存。而尤家下河村位于李村郊区，离销售市场近，白天用车子推到李村集上，很快就卖了，不存在“隔夜桃”问题。而且,桃子的生长期短,三年就可结果,见利快，所以就选择了桃树。当时村里从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部门引进了“上海005”、“上海水蜜桃”、“北京26”、“北京27"、“大红袍”等品种，当然，最好吃的还是“大九宝”和“秋玉露”，据说“大九宝”原是从日本引进的，这种桃子不仅个头大，甘甜多汁,关键是“生逢其时”：“大九宝”上市时，正是其他品种的桃子青黄不接时期,早期上市的桃子已经“下行”（过了上市期）了，晚期的桃子还青涩未熟，在这交接时期,“大九宝”大行其道，独领风骚。物以稀为贵，虽然销售价格很高，但销售市场却很好，由于它优良的品质,很受市民欢迎。“秋玉露”是中晚期桃子，个头没有“大九宝”个头大，但果肉离核，可以一掰两半，皮可以剥去。熟透之后，色泽新鲜，老年人尤其喜欢吃，市场销售极好，到了市场上很快就抢购一空。当时家家户户都种“秋玉露”。果树种植一直是尤家下河村的重要经济来源，直到1999年,村里将土地统一收回，果树大多数被伐掉了，种植业才渐渐消失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村民深翻地，细耕作,并在村西沿河一带打了好多水井，以加强灌溉。尤家下河村地处河流下游，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村民也特别吃苦耐劳,所以尤家下河村可以说是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粮食种植得到充分发展。虽然村子小、土地少，但公粮上交都是超额完成计划。手工编织业当时也极其兴旺,村中经济搞得红红火火。
  尤家下河村很早就着手改善村民居住条件。村里曾对民居进行了统一规划，动员会瓦工、木工的村民组成建筑队，统一为村民翻盖房子。当时,尤家下河村的房屋分布比较分散，街巷很窄，不像现在这样井然有序，宽敞开朗。1969年开始，村里统一进行了“民居改造”，加宽街道，集中住宅，规划建设新农村。盖房子不用村民自己出钱，只需用工分相抵，年底将工分交给生产队即可。按照当时规定,每翻盖一间房子需向队里交150工分,新盖一间房子需交250工分，但材料需要个人自备。石头可以从村后的石崮上打，然后买上砖和水泥即可。实在买不起水泥的,也可就地取材，用村中的黄坚泥土掺上沙子代替水泥。建房子时，队里规定个人不许管饭，等到房子起屋时,给谁家盖房子,队里就在谁家举行个起屋仪式。
  改造后的房子与过去的房子相比,有几大特点:一是房屋格局发生改变，正间面积加大，变得宽敞亮堂了；二是人畜分开,原先人和猪共用猪圈作厕所,改造后单独设计了卫生间;三是草房全都变成了瓦房。改造后的街道也发生了变化,原先村里只有一条南北大街,改造后的东西街巷和南北街巷都加宽了，且村中街巷四通八达，没有死胡同。经过统一的房屋改造，尤家下河村焕然一新，展现了一片文明清新的新农村气象。尤家下河村统一翻盖房子的举动,受到了上级政府的充分肯定,当时上级部门多次组织邻村大队前来参观，李村公社54个大队几乎都来参观过。现在，尤家下河村民所住的房子大都是当年翻盖的。
  20世纪60年代末，公社在村南路口上用砖建造了一面照壁，高5米有余，宽约4米,用水泥砌平后,请驻崂山南屋石村部队里专门画像的师傅在上面画了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那时，生产队的口号是“生产军事化”，一切行动听指挥，每天早上上工都要吹哨子,在毛主席画像前集合，向毛主席庄严宣誓，说“永远跟着共产党，永远忠于毛主席，今天一定好好干活、好好生产”等誓言，宣誓完毕，再排着队，打着红旗,雄赳赳、气昂昂的往田野里去。到了地里，将红旗插在地头上，就干劲十足地干起来。
  在当时的政策影响下,青年人办喜事也是新事新办，摒弃了一切传统习俗，改成“革命化婚礼”。革命化婚礼就是由生产队干部主持，由集体出资，不用个人掏一分钱，请村里老小一起喝个水、抽个烟，举行个简单的座谈会，让一对新人发发言，念几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发给新人一把锄、一把锨，夫妻双双就去地里干活。村里当时提倡移风易俗,提倡婚姻自由，反对要彩礼,反对买卖婚姻。村中有户人家女儿出嫁，女婿家里经济条件尚可,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意,给了女方父母200元钱,女方家里坚持不要，表明自己的态度，说：“我们不要钱。”男方不同意。没有办法，女方家见盛情难却，留下20元钱，结果又买成布票送了回来。村里还有个男子前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村干部问：“小伙子，你订婚花了多少钱啊?”小伙子随口答道：“给了200元不够，还要再拿哩!”村干部一听,马上严肃起来，说：“不行，你这是买卖婚姻，不准登记!”小伙子一下子傻眼了，婚结不成了！后来找了家族里的一个长辈里外周旋才登记上。尤家下河人向来善良勤恳，与人为善,在那个年代更是坦诚，毫不计较。当时上臧村的可耕地不够种的，尤家下河村毫不吝惜地就将村北的部分土地白送给了上臧村。时隔多年后才发现，现在脚下的这块土地竟成了村中最大的财富了。
  尤家下河村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抗战时期，日军进入青岛后，村里就有人上山加入了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者。其中有个王姓村民枪法很准，几乎可以百步穿杨，游击队里有两支上好的匣子枪,他就佩带其中一支。此人十分正派，每次回家,从不在家吃饭，怕给乡邻添麻烦，对游击队里某些鱼肉百姓、混吃混喝的人也是疾恶如仇。有一次他回家，听说邻村一个游击队排长正在邻家要饭要酒,顿时义愤填膺，出门找他算账。刚刚迈进邻家大门，他就开口大骂。那个游击队排长正在烫酒呢，见他来了,知道他最恨这种行径了，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王姓村民一把从炕上拖了下来，他爬起来后，一溜烟逃掉了。当时，老百姓的日子很苦，因为尤家下河村地处崂山游击队和日本侵略者交战的必经之路上，不是服徭役，就是交钱粮，真是民不聊生。所以当时的村长都是轮流干，谁也不愿意干这个不讨好的差事。有天晚上，山上有人冒充游击队员到轮到当村长的村民家里收钱，这个村民看出有诈，拒绝交钱粮，这个蛮横的家伙就将村长的头给打破了，鲜血直流。村民们闻讯及时赶来，好好教训了这个家伙一顿，竟将他给打死了。
  抗战时期，村里有人到国棉一厂上班，当时国棉一厂有共产党员常常宣传党的政策，动员工人入党。后来有人告密，说某某某是中共党员，共列出了40多人的名单。日军得知后，来了好几辆车将国棉一厂层层封锁,点到谁的名字就抓谁，名单上的人几乎全部被抓。只有两个人侥幸逃脱出来，其中有个就是尤家下河人。据说,一个藏在锅炉里，尤家下河村那个村民被他哥哥藏在一间废弃的仓库小屋里，反锁在门内，钉上门板,才得以逃脱。被抓的40多个青年男子全部被日军处死。厂里有人透信给尤家下河村的这个村民说，赶快走，远走高飞,越远越好,于是这个村民就去了东北闯关东。弟弟跑了,就抓哥哥，后来他的哥哥没办法也出去躲了一阵子，等风声过了，才敢回村来。去东北的弟弟直到土地改革，才得以回到家乡。新中国成立后，当年告密的汉奸被揪了出来，他在东北某个地方当厂长，死者的家属都强烈要求将之带回青岛正法。后来，在东北枪毙了这个汉奸。
  尤家下河村自建村以来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但留下来的古迹却几乎没有。只能从村中老人那里听到关于这个古老村庄的一点脉络。原先村后面的一户村民的后院里，曾生长着一棵怪树，谁也不知道这棵树是何时何人所植,树的学名叫什么，只知道这棵怪树有着一个奇怪的名字，叫“刮头篦子”。叶子呈椭圆状,小枝呈四棱形，枝上生有扁条状翅翼,树身粗壮宽厚,一人合抱不过来，后来,树身渐渐干枯中空，四周仅留一层嶙峋的树皮包裹着。国民党青年军“8489”部队来村时，将这棵树砍掉了。查了有关资料才知道，它学名叫卫矛树，也叫鬼箭羽，俗称“刮头篦子”，常常生于山野，或植于庭院，树形优美，可作观赏，也可入药，可以治跌打损伤，也可治气血不足，北方并不是其原生长之地，它本是长江流域的灌木,但在北方,却能长成树身粗壮的乔木,说来也是怪事。
  尤家下河村没有什么身怀文韬武略的大人物，也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豪杰，村民们一直就这样安分守己、按部就班地在这片土地上勤劳耕作。他们是老老实盖垫及纸浆制作的面缸人和手艺人，凭着自己的双手，书写着尤家下河村的昨天、今天和未来。
  （根据王佩洲、尤克理、刘丰欣等口述整理）庄子村
  傅春霞卜振文
  在李村河中游的岸边、靴子石山的北侧,有一个安谧的小村庄，这个村庄有个朴素的名字——庄子。庄子，让人油然想起中国古代哲人庄周，不过它与庄周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之所以叫庄子，还得从村庄东南方向的扁担寨山说起。
  据说，从前有个叫刘大力的人，挑着担子往南走,一
  鸟瞰图不小心,将后面的篓子挑撸（青岛方言,脱落的意思）了,前面的篓子也失去平衡,一下子撅到前面去了，后面的篓子落到即墨一带化成了一座山，前面的篓子就落到庄子村东南边，也化成了一座山，两山形状极其相似，形态如出一辙，因传说与扁担有关，人们称其为"扁担山"。扁担山上有块巨石，约七八米高，两间房子那么宽,上下同粗，形似桩篓,人们俗称它为“桩篓石”。当初，人们刚刚迁到此处定居时,就在桩篓石之下，所以，就以此石之名作为村名。后来慢慢改叫“桩子石”，再后来将“石”字省略，也许是嫌“桩子”不太像个村庄的名字,渐渐地“桩”就变成了通俗的“庄”，成了今天的庄子村。
  庄子村行政区域面积1.23平方公里，现有居民360户,960人，均为汉族,它位于九水路街道辖区中部，东临刘家下河村,西与苏家村相接,南与现崂山区中韩街道相邻，北与市南工业园相望。
  庄子村主要以王姓、董姓、黑姓居多,王姓占村中人口总数的80%,另有黑姓20户，董姓20户，除此之外，另有刘、苏、袁、于等姓氏，各自不过零星一二户。新中国成立前，庄子有78户,478人。
  追溯庄子村的起源，最早到此建村者为董姓。根据《董氏家谱》记载:“余祖之隶墨邑也，传自（明朝）永乐二年，自云南淮安府卜居西小水町。越数世，元祖又迁于庄子。盖伍百年许。”董氏自云南来了之后，又过了几世，他们的祖先从今城阳方家小水村又迁到庄子村这里来。当时,在村东长有一片鸡冠花与蓑草的地方居住下来,后因不易种地与居住，便南迁到一处名曰桩篓石、瞎汉沟的地方安了家,就是今日的庄子村。虽为先来建村者，却人口不旺，直到今天仅为20户左右。
  姓黑的人较少，百家姓也查不到。相传，黑姓先祖自明朝永乐年间从云南迁徙到今崂山区登瀛村烟云涧居住,后又从登瀛村迁到庄子村。来此村时，占产定居，村南尚有山呈深黛色的，至今仍叫做黑家山。过去,庄子村黑姓过年皆到登瀛村烟云涧上坟，现在登瀛村黑姓后人已无，除了庄子村的黑姓20多户，胶州的上店村、下店村两村皆有黑姓户，且人丁极旺，在两村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他们是从庄子村迁去的。黑氏现无家谱，据村中黑姓后代说，他们的家谱就是被上店、下店村的黑姓一起带走了。
  据王氏老人回忆，其先祖自明朝永乐年间从云南迁到崂山沙子口的登瀛村，然后又从登瀛村迁到庄子村来。现在,登瀛村的村民与庄子村的村民仍能相互论起辈分来，有着亲戚走动。王姓先祖一世至六世祖辈名不详，从第七世为:泽、家、丕、茂、效、进、仁、清、守、吉、绍、俊、佩、业、尧、兰、连、洪。过去，每到年除夕这天,庄子村王氏后辈要到登瀛村为先祖“上名”。后来建了王家家庙，有了自己的宗谱，从此每年过年再也不用去登瀛村“上名”了。
  王氏的祖坟设在上臧村的村西，面积约10亩，雇佣上臧人在茔地看护，将闲地送给他们种，但要收取部分租子。到了清明节、十月一、春节时,庄子村王氏到茔地上坟，就将上臧人交的租粮换成钱。因租子属王氏家族共同所有，故人人有份，上完坟后，大家就聚在一起喝酒吃饭。庙中祭奠先祖的鸡、猪头等供品，过后都由看管家庙的人享用。
  庄子村除了这三大姓，另有苏、于、袁、刘4个姓氏。苏姓是新中国成立前从鸿园村迁来，于姓是新中国成立前从于家下河村迁来，另有刘姓和袁姓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投奔岳父家而在此落户。这几家都只有一二户，中间亦有陆续迁走的,所以至今也是一二户。
  庄子村清末属即墨县仁化乡；德国占领青岛时期，属胶澳租借地李村区；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时期,属青岛日本守备军司令部李村军政署,后改属李村民政分署；1949年8月属南海专区崂山行政办事处李村区；1961年6月称崂山县李村人民公社庄子生产大队；1984年10月恢复行政村，属崂山县李村镇；1994年6月属李沧区李村镇;2000年1月属李沧区九水路街道;2004年10月实行 “村改居”，成立社区居委会。
  庄子村面山临水，视野开阔。从村口向南望去，但见远处青山黛然，李村河绕村而过，河流、山川、田野，整个大自然仿佛都是庄子村的天井院落。这里杨柳依依，水草丰茂，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和谐，有种别样的清明透亮。庄子村地势平坦，街道整齐，村南有惠水路和衡水路，分别在李村河南岸和北岸平行而布。村北九水东路上有112、113、128、361、365等公交线路通过，交通可谓四通八达。以前，这里出行并不方便，村中唯一的外出要道就是一条小土路。那时,现在的青岛第六十四中学附近是一座庙宇，叫卧云庵。卧云庵与庄子村之间隔着一个高高的黄坚泥土坡，这个土坡将庄子村硬是挡在黄土之后，从九水东路向南看，根本看不到庄子村。北风一吹，黄土坡上的黄土就铺天盖地地扑向村中，风沙遮天。不过，黄土坡也不是一无是处，当年日本侵略军经过时，因为土坡的阻挡，就将庄子村忽略了，免遭了抢掠之灾。山坡下有条小土路，这就是村民当年外出的唯一道路了。每逢下雨下雪,到处是泥泞的黄泥,一路跋涉，举步维艰，不拔掉你十次八次鞋，誓不罢休。晴天也好不到哪里去，一刮风尘土飞扬，刮得你连眼都睁不开。为此，当时村中有句俗语：“下雨难，晴天难，庄子人进岀难难难。”别村姑娘要嫁到庄子村来,首先想到的就是买双水鞋,再买上条遮风挡沙的头巾。1962年，为了发展村中经济，庄子村认为这个土坡土质黏适宜制砖，就因地制宜，和沙子口公社的中崂、北崂两个村一起开办了制砖厂，叫“中北庄联合制砖厂”。后来，中崂、北崂两村相继撤出。这个制砖厂效益很好，生产的砖质量过关，销路广阔，一直开办了30多年。直到1994年，这座高高的土坡才被挖平，在原先土坡中央走出一条小土路。1999年,村委对这条小路进行了加宽和修整，并铺上了水泥，把这条小路变成了宽敞的大马路。
  自古以来，庄子村的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同时也有传统加工业，比如，黑家蜡烛是60多年前由村民黑连资引进,并发展壮大。一开始是黑家自己生产，后来市场销路广，供不应求,其他姓氏也开始生产“黑家”蜡烛,在李村集、浮山所集、沙子口集、北宅集、流亭集上最抢手。到了过年，农村人对蜡烛是非常讲究的。过年蜡烛要红得正、烧得旺、不流烛泪，烧完了之后，从上往下看去，整支蜡烛依然要保留一个正圆形的蜡盏，这样预兆着来年日子吉利兴旺。所以到了过年，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质量好的蜡烛。黑家做的蜡烛就符合这几个标准，而且还能做得很大，最大的有10斤多，一般是庙里定做。随着黑家蜡烛销路的开阔，庄子村的其他姓氏也做起蜡烛来。为了证明自己的蜡烛出身正宗，黑家人卖蜡烛都带着身份证,如果买方不信，就掏出身份证来,证明给他看。后来，黑家蜡烛渐渐地成了庄子蜡烛,人们只要一听是庄子村的,就不再计较是不是黑家的了，只要是庄子村的，就是放心蜡烛。直到现在，提到庄子蜡烛,人们还是赞不绝口。
  庄子蜡烛之所以能深受群众喜爱，是因为在生产材料和生产工艺方面有着严格的规定和要求。蜡烛的芯子不是用一般的芦苇制作的，而是专门从现在棘洪滩一带的海边上收来的芦苇，因为那里属于盐碱地，长出的芦苇质地硬、杆子粗,柔韧度也好，不易折断，将这样的芦苇取回来后，用棉花一圈圈细细缠满杆，制成粗细不同的杆芯,用来制作分量不同的蜡烛。将牛脂油烧开后,把制作好的杆芯放到油里稍炸,再用手慢慢地搓磨,这样棉花缠得就更结实，无论如何摆弄都不会掉下来了。制作好了芯子,就轮到制作蜡油了。按照配方要求，取适量猪脂、牛脂、羊脂、白蜡等材料放到锅里溶化后,倒入用泥烧制而成的蜡桶里，来回用勺子搅动，搅到不冷不热了，就提起杆芯往油里蘸,蘸好后一一摆开晾干，然后再蘸、再晾，来回得七八次，蜡烛方能蘸好。别看简单,其实有些微妙的地方却很难掌握，比如油搅动到什么时候算不冷不热，恰如其分，太冷了会下不去，太热了又蘸不上，要做到不
  村民在制作蜡烛
  多不少正好，也是一门技术。等蜡身做好了，就得上蜡皮 To蜡皮比蜡身硬，这样可以防止蜡油外流。用来做蜡皮的材料是白蜡，白蜡是蜡树上的一种虫子吐出来的黏液,是一种油质而坚硬的物质。在制作蜡油时也要加入少量白蜡,但制作蜡皮时，就只能用白蜡了，再加入一点蜡红粉调制均匀后，将油烧开,把做好的蜡烛倒提起,将油浇上去即可。制作成的蜡烛外表美观、品质优良、不流不溢，直至耗完。当年崂山道士不用其他地方生产的蜡烛，专门到庄子村订货，每支小的3到5斤，重的达10斤,蜡心不能用苇秆,而是要用细竹子方能撑起。
  庄子村土质肥沃，水源充足，属于“涝洼地”，对农业生产和灌溉都很有利。为了方便灌溉，生产队时村里建立了扬水站，从村东面的水浪沟水库将水提到西侧的牛蹄山上，然后又绕到村子西南山的半山腰上，进行农田灌溉。20世纪8020世纪70年代村民家用压力井年代,村里家家户户都打了自己的水井,打井工序简单易行，只要挖个四五米深，水就汩汩地冒出来，所以村民田地里都有压水机，至今部分压水机仍在发挥作用。由于庄子村从事农耕的自然条件好,庄子村每年上交公粮小麦的数量，在当时李村公社52个村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当然,计划经济年代，庄子村最主要的还是种菜，它是青岛“菜篮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家下达的种植计划，种植韭菜、蒜、黄瓜、西红柿、萝卜等蔬菜,然后根据国家的统一销售计划，送往吴家村、东镇、西镇一带。庄子村由于水土原因，产出的蔬菜也别有风味,很受市内各大菜店欢迎。蔬菜中最有名的还数庄子村的蒜。庄子蒜是“四六瓣”，就是每个蒜只长四瓣或六瓣，蒜瓣个头大而饱满，香正辣浓。当时庄子村6个生产队全种植这种蒜，种植范围很广。庄子人在种蒜方面很有经验，他们并不挖沟打畦，将蒜种到地里去，而是种得很浅,有时蒜还露在外面，这样就给蒜留下了充分的生长空间。到了麦收季节,正是蒜薹拔节时候。如何拔蒜薑也是一门学问，拔的方法正确与否，直接导致蒜薹的产量和质量,也影响蒜的生长。如果蒜薹拔不到根,蒜薑产量自然就低，到了市场上，人们见蒜薹根部没有白色，就嫌弃蒜薑老了。蒜薹
  拔得不好，同时也不利于蒜的生长。为此，许多人都慕名而来，学习庄子人拔蒜薹的经验。
  庄子人一向勤劳聪明，改革开放初期,做豆腐也是当地一绝。庄子村的豆腐制作工艺与众不同，所以豆腐风味独特。他们并不是直接将豆子用水泡过后，拿到磨上去推,而是先将豆子磨成豆磴,再加水泡,然后拿到磨上推,磨成豆浆后,再加水烧开,然后用包袱拎着四角，将豆腐渣子过滤出来，剩下的豆浆再煮,倒入缸里,加入适量卤水,一边加卤水一边搅动豆浆,这时豆浆就变成了状如豆腐脑样的东西，等“硬”得差不多了,就倒入模子挤压,于是就成了豆腐了。通过这种工艺做出的豆腐味道醇正，香气馥郁，买的人大多数是回头客。每到过年，村里人总要买块豆腐，预兆着有“福”气，而庄子村的豆腐最抢手，常常买不到，所以到了过年就要预订。
  20世纪50年代有句顺口溜叫：“郑庄糖球，苏家火烧，庄子吹鼓手。”意思是说庄子村出吹鼓手。这话不过是传说，并不属实。因为庄子村从来没有出过吹鼓手，只有两家赁铺，出赁结婚用的花轿和死人用的花罩，四邻八疃娶媳妇的、家里有丧事的,都到庄子村来租赁。不管花轿迎亲还是办理丧事，都不能缺少吹鼓手。有了租赁户便要招吹鼓手，庄子村没有吹鼓手，为了实现一条龙服务，广开财路,只好外出到午山村或到平度去招吹鼓手，因为当时邻村中并无这样的“婚丧公司”，即使有，也没有庄子村这样的规模，所以不管是哪个村娶亲出殡，一般都到庄子村来预订。这两家的生意越做越兴隆,所以聚集于此的吹鼓手也就越来越多。久而久之，便有不知情的外村人说，庄子村出吹鼓手。据村中老人讲，吹鼓手这营生里有个“七忙八闲”的说法。原来，吹鼓手这支队伍一般是8个人，有7个奏乐的，还有一个“打当当的”，这个“打当当的”工作很简单，并不需要多少技术，谁都能干，用小木棍在小铜锣上按节拍敲击即可。有时人手不够时,这个活计就由7个奏乐的兼顾着，所以他们就有些忙乱，人手充足时“打当当的”就显得有些闲散，所以叫“七忙八闲”。不过办喜事的人有时讲究,坚定不移地要求吹鼓手是8个,有时吹鼓手人手不够，没有办法就随便地叫一个人进来充当，纯粹是滥竽充数,装模作样，也跟着喝喜酒，竟一样蒙混过关，完事大吉。
  旧时农民在田间耕作
  庄子村已有500余年的历史,在这块土地上有许多传奇故事。其中，庄子村东南有个地方叫验尸场、点将台。传说这个地名里掩藏着一段令人发指的故事。清朝年间，庄子村曾发生过一起惨案:本村一孙姓户，娶了王埠庄的闺女，结婚那天，新郎的嫂子见新媳妇身子较胖,便向新郎说她怀了孩子,新郎不知实情,到了晚上便将新媳妇杀了，破腹一看发现没有怀胎,忙将女方装进一大木箱，藏匿在阁棚之上。第五天，女方家人见女儿没有回家 “望四日”（望四日是当地风俗，女子结婚后的第四天，要和新郎一起回家探望自己父母），其父感到奇怪就前来探视,与亲家坐在炕上喝茶，却久久不见女儿面，难免心生疑惑。正在这时，阁棚上却有血水滴下来，此时他心里已明白了八九分。归来后，就立即找人写了状子,到即墨县城打官司。孙姓用银子贿赂了县官，县官找验尸官验尸，孙家早将剥了皮的死猫塞进死者肚内,充当成六七月大的胎儿,女方家败诉。众乡亲皆不服，支持女方家上济南府告状，但女方家贫无盘缠,众人想方设法,让其编一小筐，写一张文书，趁赶集人多时跪地喊冤。人们无不同情，皆施钱相济，就这样攒够了盘缠上了济南府。知府是清官，明察秋毫，澄清了事实，原来，闺女是因胖才招致了杀身之祸，案子被推翻，女方打赢了官司。男方被斩，其嫂子被判“凌迟”之刑。
  庄子村北，上臧村西面一带，原先是王家的祖坟，当年这里曾建有一座石门，因为年代久远，叫什么门已经无人知晓。古石门很壮观，中有大门，两侧有小门，上有门头,和牌坊有些相似，平常行人出入不得走大门，只能走侧门，只有结婚或殡丧时，可以走大门。据说是古代村里一位王监生为彰显自己而建成的。何谓监生？在清朝，国家最高学府叫国子监，国子监的学生叫监生。监生有的是由学政考取,有的是地方保送，有的是皇帝特许，有的通过捐钱就能取得监生资格。比如《祝福》中的“四叔”就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则是一个吝啬鬼的典型。庄子村的王监生是如何取得监生资格的呢？原来，此公生性好玩，业余爱好就是养鹰、养狗、狩猎。有一次，他在南山上捉了一只鹰，以为奇货可居，就拿到集市和即墨城去卖，标价50两银子。人人称赞鹰是只好鹰，可50两银子也是天价,结果只能是有价无市，无人问津。后来有人撺掇他进京去卖,他真的就去了京城。旅店的店掌柜也连夸“好鹰、好鹰”。他卖了两天，还是无人问津。后来,店掌柜跟着一同去看，有个人驻足看了好久,却终究没买。店掌柜在一边提醒他说:“你知道刚才那人是谁吗?”他摇头。店掌柜说:“那是十四王爷，下一次他再来时，你就白送他行了，不怕没有你的好处。”后来，十四王爷果然又来了，这次他学得乖巧了，连说分文不要，送给王爷就是了！王爷果然心花怒放，便带他进了宫。要归去时，王爷问他想要点什么，他说，不求金银，只求有所这样富丽堂皇的房子,就心满意足了。王爷说，这好办。接着给他写了一张便条，让他交给即墨县官即可。他来到即墨城见到县官，县官见纸上大印，立即封他为监生。于是此公就成了王监生。
  别看王监生游手好闲，心地倒也善良。这个王监生极好养鹰、养狗，在这方面有过一段颇为灵异的故事。他曾在南山上捡到一只断尾小狗，因为见其可怜就抱了回来，取名叫“花来”。他家的“大黄”也是他养的狗，见断尾巴狗后极为反感，总是朝“花来”很不友好地狂吠不止。“花来”在王监生的悉心照料下茁壮成长，不过它一举一动总显异样，面目狰狞，眼放凶光，后来发现，“花来”不是狗，而是狼！但他一直把它当狗养着。某天，他带“大黄”与“花来”到南山玩耍，他躺在树下纳凉，闭目养神，忽听“大黄”狂吠，他睁眼一看，“大黄”在离其面部咫尺之处保护他的头，“花来”竟然欲朝他脖子下口，惊得他打了个激灵坐了起来。于是他把“花来”放回山中，“花来”不走，他就用脚使劲踢，“花来”悻悻地上了山。又过一年，王监生有天夜归时经过南山坡,突然他发现前面闪烁着一片蓝莹莹的光，挡住了他的去路，原来是一群狼，吓得他浑身哆嗦。群狼向他发起进攻,他心想今晚是没命了！可借着月光他猛然见狼群中有一条没尾巴的狼,这不是“花来”吗？他忙喊道：“’花来’呀，你不认识我是你的主人了?”话刚说完，忽听断尾巴狼嗥了一声，群狼呼啦啦跑上了山。这个王监生终于逃过一劫，大难不死，都是因为他从小养大的那只狼。
  这个王监生被县官封了监生之后，自然得到了许多实惠，封赏了土地，住进了大院，渐渐有些沾沾自喜，不可一世,还在现上臧村西的茔地里给自己立了石门，以彰后世。因为县官当时曾告诉他说，往后用钱只管来取，从那时起，王监生每年都雷打不动地去即墨，理直气壮地向县官收钱。有一年去收钱，大概是因为县官公务繁忙，一时怠慢了点,王监生就毫不客气地拿起砚台砸死了县官，事后却为自己的鲁莽害怕起来，杀人偿命，国法难容呵！越想越怕，反正得死,不如自行了断，结果吞金而死。可县官并没有被砸死,第二天还毕恭毕敬地到村里来请罪，一看王监生死了，县官连说他没福气,不用说打死我一个县官,就是打死十个县官也没事呵！
  庄子村也是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村庄，涌现出了许多英雄人物。王俊雪,1944年曾在市区宁波路上的日本车行修车,后加入八路军，1949在即墨灵山战役中壮烈牺牲。村民王俊起的大哥新中国成立前便开一手好车,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荣立了三等功。王子英，1946年参加八路军，转业后任五莲县县长职务。
  庄子村的人们勤劳善良、乐观开朗，对生活充满了一种平和的向往，但不乏积极的努力和进取。他们的心态和他们村庄的名字一样，朴素、安然，他们懂得珍惜、把握生活，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把日子打理得有滋有味。
  （根据王俊起、王吉方、黑孟君、董承钦等口述整理）炉房村
  李元君傅春霞
  炉房村位于李沧区东部,隶属于九水路街道。炉房村东临李家上流村，西临上臧村，南临尤家下河村，北临戴家村，东北与王家上流村接壤。面积0.5平方公里，有居民320余户，800余人。李姓、张姓占全村人口总数的65%,另有曲、田、吕、段、曹等姓。因古时这里曾造炉锻铁，故名“炉房”。
  鸟瞰图原先，炉房村并不叫炉房，最早的名字是“肖家营”，因为肖氏祖先最早定居于此。相传是明朝永乐年间，田氏兄弟由云南大槐树里头嘎嘎县迁入，位置在今炉房村桥南100米的地方，名叫田家窝窝。同年,张氏祖先张瑞携妻带子迁入本地,落户在弯弯地，名叫张家林,位置在今西庵子村北约500米的地方。由于肖、田、张三姓分别居住，常常受到野猪侵袭，三家便共谋合伙居住。田氏祖先由田家窝窝迁至肖家营，张氏由张家林迁过来。后来，肖、张、田三家仍抵御不了野猪的侵害，决定去后桃林的李家泊子请李氏到此村加盟,李氏先祖前来察看后,认为此地偏僻，十分荒凉,不愿意前来。后来，肖、张、田三氏给李氏许诺了非常丰厚的条件，并派出了以亲戚为主的谈判团，许诺将肖家营以北，方圆上百亩的荒地交由李氏开垦耕种，肖、张、田三氏则耕种村南的荒地。于是李氏时忠、文忠、永忠、玉忠四兄弟迁入肖家营。后又有曲氏由枯桃村迁入，落户于今村西南的曲家胡同，全村五姓聚集。
  后来因肖氏弟兄人丁不旺，只剩下后裔肖文发一人，又返回到云南肖家泊子去了。肖氏祖先去世后,殡葬于村南河边的北侧。1956年夏天，洪水泛滥，将肖氏祖先的坟墓冲垮了。因肖氏无后人修墓，直到1966年“破四旧”时，墓被夷为平地。肖氏祖先的后裔迁走后，李氏、张氏人数众多，故将肖家营改为李张瞳。清朝末年，由于李氏后人会铸造，便建起了铁匠铺，做铡刀、锄头、撅头、镐头、菜刀、擦板、擦床等,故给村子起名为“炉房村”，并一直沿用至今。
  炉房村清末属即墨县仁化乡；德国占领青岛时期，属胶澳租借地李村区；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时期,属青岛日本守备军司令部李村军政署，后改属李村民政分署;1949年8月属南海专区崂山行政办事处李村区；1961年6月建立炉房生产大队;1984年10月恢复行政村，属崂山县李村镇;1994年6月属李沧区李村镇;2000年1月属李沧区九水路街道;2004年10月实行“村改居”，成立社区居委会。
  当年，炉房人从事铁制品制作，其中，铡是当年老百姓用来切地瓜干的工具,形状如同一张小方桌,长约60厘米，宽约40厘米，高约30厘米。3厘米宽的长方口，安上铡刀刃，在铡刀刃的一头，安上一根长约40厘米左右的木头手把,可以来回活动，把地瓜放在铡刀刃和手把之间，用手将地瓜挤向铡刀刃一边，拉动手把,地瓜就可以一片片切下来了。因为铡这个东西比较笨重，所以后来人们就发明了便于携带上坡的擦板。擦床，一般用来擦地擦板瓜丝、萝卜丝，有时也可用来擦面条，即把面和好后，放到擦床上擦，擦出来的面条弯弯钩钩如同虫子，所以人们俗称其为“擦虫”。
  炉房村地势较低,是个坐落在凹里的村庄,房屋布局紧凑。据村里老人讲，以前地势比现在还要低,1958年曾发过洪水,淹没房屋田地，后来进行了修整，地势才略略高了些。现在的炉房村村舍红瓦黄墙，房前屋后种花植树，或植竹子或植桃树，还有栽樱花和爬墙梅的。院外菜蔬青青,种着韭菜、葱、蒜、菠菜等，一畦畦的,一派清新的田园景象。间或看到村中的老人坐在暖阳下聊天，说着属于他们青春岁月里的陈年往事。村中有四条东西街、两条南北街。村前是金水路，路上有桥，叫炉房桥。炉房桥建于1998年，金水河（当地人也叫它炉房河）从村西向南流去，河里水草青青，水流潺潺,河边有绿柳婆娑。村北面是明净如镜的蛤尔湾水库，宾川路经过村东。通往李村的130路公交车经过村中，交通比较方便。
  炉房村的土地有东南崖、南小山、小东山、田家岭等地块,总面积821亩，其中可耕地470亩。在北面戴家山还有山地300余亩，名叫“毛树旺”。山上有整块石头形成的天然山洞，叫“三清洞1982年，由于炉房村上工业项目，需要地理位置好、交通便利的地角，便用300亩山林的代价，换了戴家村5亩可耕地。该项目就是现在的“青岛橡华特种胶有限公司”。村西的金水河，河面宽约30米。发源于北山，流经大金河，汇集于上臧村的蛤尔湾水库,然后从水库直流而下，到了炉房改叫金水河。金水河与流经上臧村“兔子网”水库的河道交汇后，向南流向毛公地村，后汇入李村河。
  新中国成立前，炉房村的河流并非像现在这样由北向南顺流而下，而是行到一半就不再往南流了，拐了个弯，由西向东横流起来，横流了一段，又拐弯恢复向南流的方向，这样，河道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大钩子，老百姓称其为“大金钩”。由于过去人口稀少,无力改变自然环境，所以老百姓就顺其自然，在河道两边栽满了各种树木。树木长大后树根连树根,有效地保护了河坝。当年河坝两边有柳树、刺槐，还有苹果园、樱桃园等,枝繁叶茂，绿树成荫。据村里老人们讲，有一老道士经过此地，看了村里的地势后，称赞炉房村真是个好地方,河道像金钩,村子恰好在一个金钩上挂着，并把它比喻为“金钩挂玉瓶”。
  1956年夏天，一场特大暴雨改变了炉房村的模样。洪水由北向南滔滔而下，冲向村西南的黄泥崖子，10多米高的黄泥崖子一夜之间冲垮了近百米。洪水冲向黄泥崖子又流向村东部的石嘴子，原来的金钩小河不见了，河边树木也被大水冲走了,果园也不见了，村民的房子冲去了一半。大水过后，河床剩下一堆堆乱石和沙子。村民的房子冲垮了，无家可归；果树冲毁了，村民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中断，给村民的财产带来巨大损失。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和关心村民，拨岀了专项资金，于1957年对炉房村的河道进行了修整改造,将河道改直,河两岸用沙土筑起了防洪大堤，沿岸栽种了树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大的洪涝灾害。到了1964年2月，为了加固河南河堤，由炉房生产大队组织，共出动劳力50多人,利用近3个月的时间，在炉房村西约两公里的“猫窟窿”小山下开了石头窝子。村民自己采乱石，白天用小推车往河堤推石头，早上、晚上由共青团员、民兵自发用肩往回扛石头，总投入沙石2000多立方，建成了一道高2米、宽1.5米、长约500米的挡护大堤。这道大堤已经经历了43年考验，至今仍安然无恙,完好无损。
  新中国成立前，炉房村主要以种植地瓜、小麦、玉米为主，偶尔也种点豆子、谷子、高粱、花生等杂粮。蔬菜主要种植土豆、茭瓜、茄子、油菜、萝卜等，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才种植白菜。经济作物主要以种植草莓为主。市里人来炉房村走亲访友,亲眼看到了炉房村人种植草莓的全过程，所以他们吃起来也特别放心。当时，全村80%的人家都种植草莓，家家户户自留地里都有井，井上装有辘轳，经常用水浇草莓。春天在草莓发芽前,先用干净雪白的河沙压在畦子里,到草莓开花结果后，由河沙垫着草莓，所以收获时，草莓一点泥土都沾不上，非常干净。成熟的草莓鲜艳透亮，清香扑鼻。运到市里去，人们一听说是炉房村的草莓,就争相购买。
  新中国成立前，炉房村也种植果树。梨树主要分布在西大茔、蛤尔湾水库南崖、石人围子、田家岭、石嘴子上面,品种以崂山窝梨为主，其他品种有恩梨、香水梨、雪花梨等。苹果主要有金帅、红星、小国光、红玉等，桃子主要有夏至红、水蜜桃、六月鲜等，当时都是自己种自己卖。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各种瓜果都要按计划交到市蔬菜公司所辖属的菜店、果品店，由技术人员给定级、定价，年底结账。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些优良的水果品种试验成功，炉房村从青岛农科所引进桃树品种20多个，多数品质优异、产量高，市场销售价格好。特别是一种名为大红袍的桃子，炉房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成了青岛市水果商贩采购的重点品种。
  果树
  养猪业也曾是炉房村20世纪80年代增加收入的支柱产业，每家每户院子里都有一个猪圈,把养猪当作重要的家庭副业。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们认识到这样养猪有许多缺点:一是在家养猪污染大,搞得家里苍蝇蚊子特别多;二是形不成规模，没法实现集约化养猪;三是防疫困难。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李元亭、曲成先、张明启等有经验的村民带领下,全村有20多户建起了养猪场，年可出栏近千头生猪。炉房村的养猪业为青岛市菜篮子工程作出了重大贡献。1987年，省、市、县大力推广炉房村的养猪经验，山东省畜牧局组织了省内和江苏省200余人到炉房村参观学习；崂山县广播站报道介绍了村民毕红艳办养猪场的先进经验;1988年，山东省科协在泰安召开表彰大会，村民李义山前去参加会议，受到了省领导的亲切接见,捧回了由山东省科协颁发的“农村科技致富能手”的奖杯。1996年5月，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李元君，参加了山东省畜牧局召开的全省畜牧工作先进表彰大会,受到了省领导的亲切接见。养猪业在炉房村的经济收入中，占据了半壁江山，达到了全村总收入的50%以上。
  炉房村的工业项目起步较晚,过去曾建过铆焊厂，因缺乏工程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不善而倒闭。后来建了青岛崂山通用橡塑厂、皮鞋厂等，都因产品质量不过关而停产。炉房村的李秀兰（曾是青岛第六橡胶厂厂长、青岛市乡镇企业局局长，现已退休）,1987年春节回炉房村看望父母，想帮炉房村上项目。经过磋商，青岛第六橡胶厂决定在炉房村建一座丙烷燃烧实验站。该实验站主要对矿山用橡胶输送带在生产中添加阻燃剂后，做耐高温燃烧实验,其目的是实验输送带耐高温程度，以确保矿井的消防安全。后来又在李秀兰的帮助下，炉房村与青岛第六橡胶厂签订了合作生产埋吸胶管的协议书，由炉房村建标准式厂房及配套供应工程。1992年,炉房村就在与戴家村换来的5亩地上，建起了工厂。1993年2月，李村镇党委派遣青岛崂山第一棉纺织厂副厂长李元君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兼任青岛第六橡胶厂崂山分厂厂长，组织夹布胶管流水线供应工程的筹建工作。到1994年12月，流水线生产设备迁装完毕并调试成功。1996年6月，双方再度合作，签订了合作建设埋吸胶管流水线的合同。炉房村租赁土地1300平方米，由青岛第六橡胶厂筹建厂房及供应工程,1997年底，迁装设备调试成功。1998年初投产，形成了埋吸双面夹布两条胶管流水线，为炉房村解决了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大大增加了村民收入。
  20世纪60年代初,村里领导积极协调上级部门，使村民们用上了电灯，彻底告别了煤油灯时代。20世纪80年代，为解决村民吃水的问题，在村里挖了深水井，建起了水塔，让村民都用上了自来水。居住条件也得到了改善,村中草屋基本翻新成瓦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通过发展第三产业先富起来的村民还盖起了“将军楼”。近年，炉房村在炉房河西岸靠近金水路一带建起了新的住宅楼，让村民们住上了设施齐全的楼房。村中大小道路和街巷也全部进行了硬化，铺上了水泥砖。1999年起，村中开始实行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老有所养和看病住院问题得到了解决，解除了村民的后顾之忧。2004年4月，炉房村成立了炉房社区居委会。
  炉房村曾有些庙宇和祠堂。据张明福、张明宣说，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肖、李、张、田氏祖先定居后，李氏家族、张氏家族先后建立了自家的祠堂，供奉祖先。在1963年办民办学校时，没有教室,李家祠堂被当作教室用了，后来被拆除了。张家祠堂曾当作生产大队办公室、广播室。1978年“知青”从炉房村走后，生产大队办公室迁至原来的知青宿舍，将张家祠堂卖给村民开了磨坊，现遗址尚在。
  四大姓氏在炉房村安居后，为了祈求神灵保佑他们安居乐业,人丁兴旺，驱妖镇邪，就共同出资在村西河的西岸建立了关帝庙和土地庙。两座庙刚刚建好,第二年就下了一场大暴雨,将两座庙冲塌，只有关公的神像仍然完好无损。为此，百姓中流传着民谣：“关公好，关公好，关公是个宝。大水冲了龙王庙，关公神像永不倒。”从那之后,老百姓更加相信关公能镇邪避难。同年，四大姓氏掌门人又组织捐款捐物，在村东重新建成了关帝庙。当时村里有个大力士李希普,在建关帝庙时,就只身将关公神像背到村东。后来，有一道士路过此地，说：“这个村的关帝庙位置不对,村子应该住庙左不住庙右,住庙前不住庙后。”后来几个掌门人经过商议，又进行集资，捐款捐物，将关帝庙迁至村西头,离村有50米。同时在河东岸约30米处,修筑了一条高约两米、宽5米的挡护大坝。为保护关帝庙的安全，建成的关帝庙坐西面东。同年，又建成了土地庙。清朝乾隆年间，李乐岩考中秀才,在关帝庙前树了一根旗杆。当时村中流传一个民谣：“炉房村出了个李乐岩，掘了，擦虫，本,树了根大旗杆。”1966年破“四旧”时，神像被砸烂了,庙宇也被拆除了。
  炉房村经历了600年的沧桑历程，在这600年的文化积淀中，也是人才辈出。仅从事教育医疗工作的就有上百人，还出了不少成绩斐然的知名人物。如张元才，1950年参军,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曾担任侦察班副班长,1952年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被追认为烈士。李秀兰，曾担任青岛第六橡胶厂厂长，后调任青岛市乡镇企业局局长。李元亭,1998年曾被山东省科协授予“农业科技致富能手”光荣称号。李恕成，1909年出生，1930年供职于华新纱厂，当粗纱保全工，1950年被评为青岛市劳动模范。
  炉房村是有着灵秀之美、又不乏文化底蕴的村庄,养育了勤劳善良而又聪明能干的一代代炉房人。绿柳掩映之下的小村庄，安逸地躺在暖暖的太阳底下。红瓦暖墙，绕村河柳，清淡朴素中透露着灵气。
  （根据张明启、李忠胜、李元森、张元寿、张明福、张明宣、刘振诗等口述整理）戴家村
  傅春霞
  戴家村位于李沧区东北部,隶属于九水路街道。戴家村南与炉房村、上臧村接壤，东与北王家上流村隔山相望,西与上臧村西庵子临界,北面是上臧村的东庵子自然村。全村行政区域面积1.24平方公里，住户280户，人口840余人，均为汉族。村中姓氏以戴姓居多，约占人口总数的75%,另有臧姓和牟姓，臧姓约占15%,牟姓占10%。因以戴姓居多，故名戴家村。
  戴家村从立村到今天已经有近300年历史。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戴氏先祖戴世俊从即墨县北疃
  鸟瞰图村迁至此处落户立村，原叫戴家庵子，后改名戴家村。据说，戴姓春秋时期居住于即墨故城，即墨故城俗称朱毛城，因西汉时期为胶东国康王都址，故又称康王城。直到清朝乾隆年间，有一戴姓因家中贫寒出来逃难，先是从即墨来到石门山一带,后来又到长涧村的黄泥崖,最后才在此落户。亦有人说，是即墨戴姓出来参加科举考试未中，无脸回家，才在此安家落户。戴姓从13世迁入，现在已是21世了。戴家落户后，臧姓于清朝中期从上臧村迁入。清朝末年，牟姓从中韩牟家村迁入。
  戴家村的行政区域有些特别，它与所辖的戴家北山之间并非紧密相接,而是多了个东庵子。为什么在戴家村的行政区域内会多了个村落？原来，戴家村与东庵子、西庵子本来都是同一个村，1955年11月，与上臧村、长涧村、炉房村组成团结农业社。1961年6月为缩小生产大队规模,在4个村独立建立生产大队时,上臧村只想要西庵子，而将东庵子划归给戴家村，但后来社里提出如果想要西庵子，就必须要东庵子，上臧村为了要西庵子也就将东庵子纳入了管辖之下。据记载，东庵子原本就是上臧先祖因分家而迁到此处，同属一脉。所以现在看到的戴家村中又有村的现象,也就可以理解了。
  戴家村坐落在崂山余脉腹地，它北依石门山脉，东依东双山，西与卧狼齿山遥遥相望，三面群山环抱，唯有南面开阔向阳。冬天北风不易长驱而入，夏季南风习习顺坡而上，所以是冬暖夏凉，真是“风景这边独好”。三月，别处的柳树还没绿，这里的塘边柳树已绿意盎然,戴家是周围村庄最早知道春天的地方。戴家北山俗称“红壁子”，山林奇秀，岩石峭拔,有几块巨石高高耸立在丛林中，远远望去，隐隐有红色，故而得名。村中有用红壁子一带的石头建成的房屋,色彩呈现淡淡的温暖的红,温馨而雅致。从戴家北山山顶放眼南望，戴家村刚好位于三面青山中间。
  村中土地以山地居多，占全村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戴家北山不仅风景秀丽,有着许多名胜古迹,而且还有各种奇花异草，除了可以食用的野软枣、野山茶、野草莓等野生植物外，还有桔梗、金银花、木通、柴胡、前胡、何首乌、虎杖、玉竹等上百种中药材。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戴家北山上丰富的植物药材，是戴家村一大自然资源。
  村中的主要交通要道有两条，一条是天水路,也叫环山路，从戴家村北经过，崎岖蜿蜒，绕山而行。这条路从下王埠村开始，经麦坡村、佛耳崖村、长涧村、上臧村、戴家村，一直通往滨海大道，是村中的主要出入要道。村前是南北方向的宾川路，宾川路从戴家村一直通往九水东路，是戴家村南的主要道路。戴家村东南通往上臧村方向，有条小路，原先是土路，是1933年修的，名叫戴家上流村道。多少年来,在周边村落之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已将这条土路修整一新，铺成宽阔的柏油路。130路公交车从这条路上经过，村民出入大都通过这条路。
  村中街巷，随着山势迂回起伏，高低不平,变化无常,每条小巷都像极短极短的故事，刚刚开始却立即结了尾。房屋也是依照地势起伏错落而建，或三五相连，或孑然独立，墙内或墙外偶尔有桃树旁逸斜出，颇有“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诗意，到花开时节，别有一番春情野趣。有老人在门前三五成群打扑克,小狗蹲在一边,看得津津有味。小巷里也常常见到有背着背包、提着面包和矿泉水的外乡人向北山进发，到戴家北山登高望远。
  戴家村清末属即墨县仁化乡；德国占领青岛时期，属胶澳租借地李村区；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时期,属青岛日本守备军司令部李村军政署,后改属李村民政分署;1949年8月属南海专区崂山行政办事处李村区；1961年6月称崂山县李村人民公社戴家生产大队；1984年10月恢复行政村，属崂山县李村镇；1994年6月属李沧区李村镇;2000年1月属李沧区九水路街道;2004年10月实行 “村改居”，成立社区居委会。
  自建村以来,戴家村因为是山岭地，沙砾多，不适宜种植庄稼,所以一直以种植窝梨等果树为主。窝梨是崂山特产,这种梨水分多，可以消痰止渴，但酸性较大，果肉渣多。可在当时，水果品种少，窝梨独领风骚，成为龙头品牌。窝梨种植历史悠久,现在村中仍保留着几棵老梨树，从它们枯老的姿态里依稀可见那些久远沧桑的岁月。窝梨种植范围很广泛，崂山各个村落多有种植,种植最多的除了上臧村，就是戴家村了。新中国成立前，窝梨几乎是戴家村唯一的经济来源。那时,村中有400余户，经济落后,交通不发达,梨子熟了，只能起早贪黑用担子挑着到青岛、沧口和即墨去赶集卖钱。遥遥路途，让人望而生畏，但为了生计，却只能咬紧牙关，含辛茹苦地劳作。那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新中国成立后，为增加经济来源,又引进了苹果、桃等果树。
  200多年的梨树
  合作社和公社化时,国家对水果实行统购统销。窝梨熟了时，只要按大小级别包装好,果品公司就可来收。戴家村的窝梨因为水质好，与别处窝梨相比更胜一筹，所以远销到上海等城市。那时，因为可耕地少，人均尚不到半亩，所以国家对戴家村实行发放统销粮的优惠政策，每年可以吃10个月的统销粮，到了年末还供应肉票、油票。在当时条件下，戴家村与其他村比，无疑是有着优越性的。当时，为了给果树施肥,戴家村还按照规定去市内渔业公司购买小鱼小虾，当作树的肥料。小鱼小虾都是极新鲜的,村民们不舍得拿它们给树施肥,也就饱了一番口福，这都是其他村享受不到的待遇。为了解决水源缺乏的问题，村里还组织村民打井、修水库，将千沟万壑里的水积蓄起来用来浇灌农作物。现在水库还可养鱼，供人垂钓娱乐。1970年起，村里办起了鞋厂、拔丝厂和制钉厂，有100多人在厂里工作，收入增加了，生活得到了改善。在当年，戴家村经济在李村公社所属54个大队中名列前十名，是崂山县东部的一个先进村。以前，村中女子都希望能嫁到外村去，谁也不愿意在这个穷乡僻壤里穷一辈子,李村河下游的女子也嫌弃戴家村穷困,没有愿意嫁到村中来的，戴家村的小伙子娶媳妇都成了老大难。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生活的好转,村中的女子都不愿意外嫁了，上臧、于家下河、王家下河等村落的青年女子也愿意嫁到戴家村了，周围村庄的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水又倒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政策调整，解除了计划经济时的清规戒律,允许多样化经济发展,戴家村有了宽松的环境，村民积极性大大提高。有的干起了建筑队，有的搞起运输，有的开起了百货店,还有的从事服务业…… 一部分人率先富了起来。村中几家工厂分别被村民合伙承包，经营模式得到改进，效益得以提升,人们在吃穿住用方面都得到了改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村中的草屋老房已经全部翻修成瓦房，一部分有经济条件的人还盖起了二层楼;村中道路进行了全面硬化。为了发展经济，村党政组织还根据戴家村山地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积极发展旅游业,并且用少量的耕地换取邻村更多的山地资源。在村中盖起了厂房，租赁给投资方经营企业，每年收取租赁费。自划归李沧区后，从1999年开始实行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女50岁、男60岁以上，就可领取养老金了。现在养老金已增加至每月1000~1200元，老有所养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儿女们没了后顾之忧，家庭也更和睦了。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物质生活极其贫困的条件下,村党政组织就十分重视民生问题，开始想方设法为村民解决用电问题。村领导积极联络电业部门，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为通电工作作前期准备,后来终于得到了电业部门的支持。可是在当年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村里根本没有经费支付基础设施建设费,村领导便设法将沧口一带刚刚淘汰下来的木质电线杆搞了回来，根据地形将电线杆埋好，并购买了变压器，将高压电从苏家村一带引过来,最终解决了通电问题，戴家村终于告别了煤油灯时代。
  20世纪70年代,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戴家人在开办工厂、壮大集体经济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当时，在崂山县革委会任职的戴德亮为开办工厂做了大量工作。他出身贫寒,深知人民疾苦，对家乡经济发展一直很关心。他所引进开办的鞋厂、拔丝厂和制钉厂成了村中百姓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以前,村民吃水都是到村中小河或水井里去挑。为了让村民用上自来水,20世纪80年代在村前大金河边打了一口深水井，在地势最高的后山上建造了水塔，铺设了通往各家各户的自来水管道，解决了村民用水问题。后来,村自来水并入了市自来水管道。
  戴家村对后代教育工作一直很重视，清末村中就有了私塾教育。民国时期，建立了小学，抗战时停办。新中国成立后，修建了上臧小学。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全村共有大中专生100多人。从事教育工作者20多人，曾出过正局级干部两人，县长两人。戴德约曾任青岛市老干部局局长，臧洪山曾任青岛市财经办主任，戴德方曾任沂南县县长，戴德亮曾任崂山县革委会主任（相当于县长）。
  戴家村素以“戴家山福地、三清洞洞天”著称。在戴家北山西侧的半山腰上,有一棵古老的银杏树，高约35米,树身需3人合抱。这棵银杏根深叶茂,它的树龄有的说有800岁，有的说有1300岁，经林业部门确定其树龄为1600岁。原来这里还有一棵银杏树，位于此树的西侧,相距几十米。1949年，国民党军队撤离大陆时砍伐树木，将西侧的银杏树砍倒后，又开始砍东面这株银杏树，可是砍树的人在树上砍树枝时跌落下来，于是这棵银杏树才侥幸得以保全下来。玄阳观遗址中仅存的银杏树
  在这棵高大的银杏树下，有座道教建筑，名叫玄阳观,是崂山九宫八观七十二庵之一。据老人讲，此观建于唐朝贞观年间。因为玄阳观多竹子,所以当地人将它称为 “竹子庵”。相传,玄阳观系全真教祖师王重阳的弟子孙不二所建。孙不二是崂山道教史上极为有名的道姑，号“清净散
  人”，由她创立的全真“清净派”道庵主要集中在崂山，有明道观、玄阳观。初建时，就地采石，垒砌而成的石头建筑,状如古时铃铛，故民间又称其为“铃铛石屋”。几经更迭，明清时期,玄阳观已变为砖木结构道教建筑。清朝重修，在庵后的石崖上有石刻为记：“雍正元年重修”。玄阳观内既有道士，也有道姑。从元代开始，崂山就有不少庙宇是道、僧同院，甚至还有道、僧、姑三院合用。
  玄阳观分为东殿和西殿两处，两殿相距30米，东殿3间是正殿。东殿的两侧配有厢房，为道士居住之处。东殿西侧有一高台，西殿就是建于此处。西殿也是3间，相传建筑年代晚于东殿。玄阳观周围遗存多处摩崖石刻和碑刻，主要有“金丹早成”、“重师玄风”、“道义千古”、“灵隐玄阳”等，其中“金丹早成”4个篆体大字就是戴家村的能工巧匠戴学体所刻，山中很多石刻皆出于他手。据说，这4个字是唐朝开国骁将尉迟敬德在此山炼丹修仙时所书。玄阳观周围，曾建有3座道士墓塔，底层是石砌而成，上面是青砖，塔下埋葬着用大瓮殓的坐化的老道。20世纪60年代后期，玄阳观遭到破坏，庙中神像皆被套上绳子拉倒,并毁成碎片。戴家村村民从破碎的神像中发现每座雕像心脏部位,竟然皆有桃形铜制心脏，心脏下端还拴有色彩艳丽的穗头，观音菩萨心脏较一般神像的大岀许多，长约10多厘米，穗头也是又大又醒目。塑像里铜制心脏被孩子拿走玩耍。春去秋来，玄阳观后来也因年久失修而慢慢倒塌了。周围的3座墓塔未能幸免也被毁了。据说，老道士出土时面色如生，发丝飘然，大概是因为大瓮里装满了白灰和香纸，吸取了墓中潮气，才能得以保存如此完好。经历了千百年风雨的玄阳观彻底消失了，只剩下见证了过去无数岁月的古老石磨、石碾静静地躺在地下，像在无言地诉说着前生今世的无限沧桑。
  1966年以前，每年正月十五逢庙会，玄阳观前总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有卖水果的、卖糖球的、玩杂耍的，许多善男信女从四面八方赶来烧香许愿，一时香火缭绕，好不热闹。20世纪60年代后期，玄阳观消失了，但人们的信奉没有改变,每到正月十五,还是有人到山上顶礼膜拜，烧香还愿。香柱就放在原先庙宇的屋基那里。2002年,李沧区政府将玄阳观列为区文物保护单位，为顺应民意,从保护文物、发掘旅游文化资源岀发，将修复玄阳观纳入议事日程。由李沧区政府和戴家村共同出资，并采取社会捐助的形式筹集款项，共有47家企业单位和个人捐款180余万元。2006年10月开始，按照修旧如旧原则，在原先的地基上重新修建。历经半年，工程竣工。新修的玄阳观红墙灰瓦，雕梁画栋，共有殿堂10间，厢房6间,建筑面积277.6平方米，塑神像18尊。玄阳观分东殿和西殿。东殿为正殿，供奉碧霞元君、送子娘娘和眼光娘娘塑像。两侧配殿分别供奉关公和文昌帝君。西殿供奉观世音菩萨像。
  2006年新修复的玄阳观
  2007年6月22日，为玄阳观的神像举行开光大典。开光之日，人山人海，上香许愿的群众成千上万，从山脚下到玄阳观的山路上，人声鼎沸，好不热闹。上午8点,天空还是细雨蒙蒙，乌云密布,可到了10点，开光大典开始,刚刚举行完神像开光仪式,就雨停云散，天空万道金光破云而出，大地一片灿烂。经历了无数沧桑岁月的玄阳观，从此终于恢复了旧日容颜，重见天日。
  在玄阳观西面，约1000米远的地方，有座三清洞，沿戴家北山山脚下的山间小路拾级而上,一路泉水潺潺，有时虽不见泉水，却也听到泉水“叮咚”。经过“洗脸盆”（传说是神仙洗脸的地方）、“龙泉”、“神泉”、“寿泉”、“神仙梯”等景观，再向前走路就越发狭窄陡峭，有树横斜而出挡在道间。穿树而过，有形如老虎、龟的巨石左右把门，进入其中，则豁然开朗，是另一番天地了，这就是“三清洞”洞天了。如果没有向导指引，恐怕很难寻到这里来。这里果然是个清幽隐居的好地方。这俨然是个完整的小院落,大约有3亩地。四面地势较高，群峰林立，佳木茂密，将三清洞府刚好包围其间，所以自成一隅。西面是三清洞，东面是三清庙遗址，东面石上有两处洞穴，据说是道士为自己仙逝后准备的安葬之地，洞口有“虎”、“龟”把门。院中有井，水源充盈，常年不干，有一巨石如洞口大小,书“洞天第一”4个字,据说是仙人修炼完毕出洞时,一掌将其从洞中打出来的。院内绿竹婆娑，清气宜人。据传，三清洞建于元朝，洞外道庵为清代重修,1950年仍有道人管理。三清洞为青岛地区较大的天然石洞，高2.5米，宽4.5米，深11米。洞内原供奉“三清神”，神像为石雕。洞内有泉水，常年不涸，当地人称为“神水湾”。洞外建有“三清宫”和道士居住的禅房，当时三清宫里也是香火不断。“文革”前期,有人传说当初修建庙宇时所用的银子都藏在三清洞内，山那边的村民就翻山过来，在三清洞府的神像之下发掘，结果一无所获，神像却被挖毁了。洞外的庙宇也因为年久失修倒塌了。2002年,三清洞被李沧区政府定为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计划进行重修。
  三清洞
  三清洞洞南，有巨石如门，故称“南天门”。攀着绳索，踩着人工开凿的狭窄石阶，心惊胆战地爬上南天门，极目远眺，山下风景尽收眼底。只见重峦叠嶂间奇石争雄,有“三姑石”、“三佛石”、“望海猴石”等象形石。东面可见水晶洞，据说，过去小孩子拾草时曾捡到一块长约10厘米的水晶石，交给道士看管，回来取时，道士却称没有了。后来又有传说，说此洞曾掉下6根水晶石,后来被道士埋入地下，不知去向。此洞因为与水晶石有关，故得名“水晶洞”。水晶洞位于悬崖峭壁之上，从洞前进不去，从洞后可进，洞内可容五六个人。
  春天，戴家北山上的数百亩映山红开放时节,漫山遍野像火一样连绵数个山头，蔚为壮观;竞相开放的樱桃花、金银花、花椒花、野芙蓉等等可谓锦上添花;还有以上臧村和戴家村为中心的万亩桃园，更是闻名遐迩。为了发展旅游经济，从2002年起,李沧区政府办起了赏花会、登山节、民俗文化节等活动，进而打造旅游品牌。来戴家登山，可以先登三清洞，然后到南天门，再由南天门沿一条崎岖的羊肠小路，就可到达玄阳观了，然后从玄阳观下山。亦可先从玄阳观开始登山，经三清洞下山。
  关于玄阳观，戴家村流传着许多民间传说。玄阳观又叫“竹子庵”，这“竹子庵”的俗称究竟是怎样来的呢?传说，与戴家村相邻的上臧村曾有个臧永昌，他家有个专门割草喂牲口的小孩，每天割回来的草都鲜嫩无比，牛马吃了这些草,全都长得膘肥体壮。臧永昌感到很奇怪，就暗暗跟踪孩子,但见那孩子并不割草，到了那里就躺在树荫下睡大觉，直等到晌午才起来割草。他并不到别处去，就在刚才睡觉的地方割，奇怪的是,草割过之后立即又有新的草生出来，总是割不尽。臧永昌用锹在割草的地方挖掘,结果挖岀了半个铁锅,拎回家，用来喂狗，结果狗食怎么吃也吃不完，狗也很快就长得膘肥体壮了。又放入锄子、戒指等物件，总是取之不尽，原来这是个宝锅。有一年麦收时节，时逢阴天下雨无法打场，臧永昌灵机一动，将一块大板放入锅中,结果生出许多许多的大板。他将大板一一铺在地面上,给马拴上铃铛,让马拉着石滚子在上面打场。不知什么时候，这声音竟传到县官的耳朵里，扰得县官老爷睡不着觉。县官立即吩咐人去查，臧永昌闻讯赶紧带着那半个铁锅逃走,到了玄阳观这个地方，见无人看见，就将铁锅埋在这儿，上面插着一把竹子扫帚，以做记号，结果一夜之间，漫山遍野全成了竹林，“竹子庵”的名字由此而来。
  玄阳观西侧有个“三元洞”，传说这洞一直往北通往华严寺。有一年正月十五，老道士吩咐小道士到处放灯，小道士却偷懒躲进山洞睡觉了。睡醒后，师父问他上哪儿去了。他答，从山洞里到华严寺去了，看见许多木头和水塘,还有小猪叫的声音。师父告诉他，那是大虫（蛇）住的地方。据当地村民介绍，以前此处有个石篷子，有5米多深，进不去人。如今玄阳观西侧并无洞穴，而是巨石堆积，似乎有些塌陷之状。1995年至2003年，李村镇政府和村委曾派人挖掘寻找，并无结果。2004年,在此处绿化山体时发现了一把石斧子,粗糙拙朴,据考证,属于新石器时代，距今已有4500年的历史了，这是李沧区第一次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物件。
  北山之阳的“望海猴石”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据说，古时有只猴子异想天开,也想上天看看,就攀上山顶的最高处，往上一看，却是一片东海汪洋，原来到了山顶也上不了天的，它绝望至极,执著地怀着它的理想就地坐化成石头。在通往玄阳观的山路上，也有一石，裂为两半，名叫“劈石头”。据说，以前曾有只蝎虎在此修炼成精，常常伤害生灵，震怒了山神，山神向天界做了汇报，天界于是派来雷公到人间捉拿，蝎虎精见状,惊慌失措地藏到石头缝里,雷公遂将石头劈成两半,蝎虎精当场毙命。
  戴家村这个坐落在万亩桃园中心的小村落，一直藏在深山人未识,寂寞地芬芳着,现在通过登山节、赏花会、民俗文化节等活动的开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是戴家村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神话传说让人们记住了它。为了充分利用旅游资源，近年来，在戴家村委带领下,按照李沧区政府用文化拉动经济发展的思路，投资300余万元修建进山山路和石阶,走旅游发展的道路。当然，戴家村最让人难舍的是山里人善良淳朴、热情好客的民风,他们淳朴的品质、坦诚的心绪、澄澈的目光，才是现代人心中最神往的一方青山绿水。所以只盼着春早行，花快开，待到山花烂漫时，戴家村，它会在丛中笑一一日子红火，岁月安好。
  （根据戴正教、戴正全、戴德佩、臧供柏、戴德焕等口述整理）麦坡村
  傅春霞
  麦坡村位于李沧区东部,隶属于九水路街道。麦坡村东与佛耳崖村接壤,西与虎山路街道下王埠村相邻，南与侯家庄村相接，北与卧狼齿山相连，青银高速公路毗临村西。其行政区域面积0.33平方公里，现有居民150余户,400余人，均为汉族。村中姓氏以王、姜、韩姓居多,另有刘、齐、逢、臧、焦、孙等姓氏，是个村小但姓氏较为复杂的村落。
  麦坡这个名字是从何而来的呢？据《崂山县志》记载: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王氏从东李村迁往有麦田坡的山坡处立村，故名。显然,它是以地理特征而命名的。关于麦坡村村名的由来，民间还广泛流传着一个感人的传说。据说，清朝乾隆年间,登瀛村王氏在东李村某私塾教书，因学生过于顽皮，一气之下收拾行李起身去即墨投靠朋友，结果被东家知道了，在一片山坡上的麦地中，被赶来的东家劝阻下来，但王氏去意已决，不愿意再回东李村了。东家见难以说服他回心转意，就说，你不愿意回东李村，可以不回去，但孩子你一定要教。为了留住王氏，聪明的东家灵机一动,提出把脚下这片麦地送给王氏,并在此为他盖房子。王氏被东家感动,终于答应留下来继续给孩子们教书。当时正值隆冬，东家环视四周，看到矮墩墩的小土坡上长满了绿油油的麦子，就随口将这个地方命名为“麦坡”。
  据《崂山县志》记载，清朝乾隆年间，王氏从东李村迁到此地，安家落户。从1874年到1911年，陆续有城阳宅子头、黄埠的姜氏、李氏、韩氏和午山的王氏迁入。此后，又有刘氏、齐氏、逢氏、臧氏、焦氏、孙氏陆续迁入，但是姜、韩、王三姓始终是村中大姓。后来,村中李氏搬迁到别处居住。麦坡的王氏来自两个宗族,一家是清朝乾隆年间从东李村迁来的，一家是清末从午山迁来的，午山王氏至今还保存着自己的家谱。据家谱记载，午山王氏第十三代先祖从午山迁来之后，经过“有、公、明、立、文、中、元、修、兴、玉”字辈，已经繁衍至第二十二世。
  麦坡村在清末属即墨县仁化乡；德国占领青岛时期，属胶澳租借地李村区；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时期,属青岛日本守备军司令部李村军政署，后改属李村民政分署；1949年8月属南海专区崂山行政办事处李村区;1961年6月称崂山县李村人民公社麦坡村生产大队;1984年11月建立行政村，属青岛市崂山县李村镇;1994年6月属青岛市李沧区李村镇;2000年1月属青岛市李沧区九水路街道;2004年10月实行“村改居”，成立社区居委会。麦坡村地势北高南低，以山丘地居多,有数条发源于卧狼齿山的河流经过。整个村庄为南北长1公里的长方形带状区域，土地面积480亩，曾有可耕地面积280亩。现在的麦坡村，金水路（原环城北路）横贯全村,村庄北部是卧狼齿山，山下是新修的天水路，南面是环城东路,从老鸦岭直通到麦坡村前，西部距青银高速公路不到1公里，130路公交车沿金水路从村庄经过，交通比较方便。
  麦坡村原先住房基本是平房，屋舍小，院落大。村中原先只有村后一条小路，向西通往下王埠村，向东通往佛耳崖村，村中主要道路只有一条，西到下王埠村，向东到佛耳崖村、长涧村、上臧村,直通往北宅,是沈鸿烈在青岛任市长时所修，是沟通崂山东部村落间的唯一要道。现在,随着旧村改造,这条路已经湮灭在浩浩荡荡的城市化进程中了。村中央原有石碾、石磙子，是过去村中最重要的公共设施,还有一口用了120年的水井，如今也已被填平。
  麦坡村以种植业为主，主要种植地瓜、小麦、玉米,另外种植苹果、桃子、梨、山楂等。由于坐落于丘陵坡地之上，沙质土壤，比较贫瘠，水资源匮乏，自然农耕条件低劣，劳动生产力落后。新中国成立前，完全是靠天吃饭，平均亩产粮食150斤左右，村民生活食不果腹，半年菜，半年粮,地瓜叶子、苹果叶子都拿来洗净、磨碎,撒入一点粮食充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土地改革，贫苦村民们分得了土地。通过仔细耕耘，开垦荒田，辛勤劳作,粮食产量逐渐提高,1952年平均亩产达到200多斤。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打井挖塘，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村里还引进良种,使用化肥农药，实施科学种田,粮食产量逐年增加。果树方面，过去传统的窝梨因为缺乏竞争力，渐渐被淘汰。20世纪70年代后期，麦坡村先后从农科所引进10多个品质优良、产量高、市场销售较好的新品种,其中黄金蜜桃就有早、中、晚三期的，还有黄金桃、水蜜桃、寒露蜜桃、甜离核桃等等。果树业的迅速发展，使村民们的收入不断得到增加。
  简易酿酒坊
  那时,麦坡村沿袭着酿酒和做豆腐的传统，平日用来增加收入，过年过节赠送亲朋好友。酿酒都是纯人工制作，先将地瓜放入锅里加火高温煮透，再加入陈曲发酵，然后放入大缸密封起来,等发酵好了,再放入锅里蒸，蒸发出来的蒸馏水用管子引至器具内，这就是地瓜酒了,村民们称它为“烧酒”。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喝这样的当地烧酒。20世纪70年代,麦坡村的村民购买了酿酒的机器,进行机械化加工,比人工加工省力多了，效率提高了，工艺提高了，工序更加严格了。那时候，村中家家户户都会做豆腐，特别是过年过节,每家每户总要做点豆腐吃。将豆子在碾盘里碾碎,加水煮制成浆，挤出豆渣，然后加入卤水,放入做豆腐的模型里挤压,就可压出成块的豆腐了 。
  到了20世纪70年代，村里从事养猪、养鸡等副业的村民越来越多。那时，每家每户院子里都设有猪圈、鸡栅栏，但养殖规模都属于家庭式的，猪一般养一到两头，公社社员在晒地瓜干鸡养个十只八只的。
  春天到集市上去买一头小猪仔，将家中剩余的粗粮，如小地瓜、地瓜干、地瓜蔓、萝卜叶子、白菜帮子等用来喂猪,到年底将猪卖掉，多多少少能卖点过年钱。鸡主要养母鸡，生了蛋后，就一个一个攒起来,等攒到一定数量,就拿到集市上按“把”（那时买卖鸡蛋按“把”计算，一“把”就是10个）卖掉,换点零用钱。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有经验的村民在村后盖起了一排排猪圈和鸡舍，养殖业规模不断扩大,村里先后有好几户人家都建起了养猪场、养鸡场，在那个年代，畜牧养殖业也是村民增加经济来源的支柱产业。
  麦坡村最出名的活计是木匠，在崂山地区没有不知道的。木匠行业的兴起说起来也有些历史了。据说，清末从午山迁来的王姓家里有个先辈，对木匠活儿十分擅长，麦坡村的王姓见了羡慕,就跟着他学习，将他的技术继承了下来，并发扬光大。俗语道，家有万贯，不如有一技在身。村里人见到木匠行业很是有利可图，就纷纷学起了木匠。计划经济年代，政策不允许发展个体经济，所以麦坡村的木匠活儿只能偷偷摸摸地干,渐渐打下了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了宽松的环境,早就有着个体经济发展基础的麦坡村,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木匠行业更是当仁不让。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逐步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村民家具需求旺盛，麦坡村民抓住时机发展木工产业，木匠一行得到了空前发展。渐渐地，不仅仅只限于人工操作，还引进了电刨等机械化设施，大大提高了效率，工艺也得到了提高，做出的家具精美结实。其中，以桌子制作最为出色，一时十分流行。最鼎盛时期,家家户户都从事木匠活儿，村里的能工巧匠达到上百人。当年李村集上的桌椅茶几，几乎全是麦坡村加工制作的。外村的人都说:“麦坡村里的狗都会做家具。”可见麦坡村的木匠行业多么兴旺发达。
  在个体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村中集体经济也蓬勃发展。改革开放后，村里积极开办村办工厂，村中集体企业最多时达到9家，其中以麦坡木器厂、麦坡织布厂的效益最好。织布厂是以生产棉质包装品和纱网、纱窗为主,规模很大,最多时工人达100多人。村里的妇女和周边村庄的妇女很多都在工厂工作，既增加了村民收入，也减少了村里的剩余劳动力。20世纪90年代，木器加工厂依然红火。另外汽车修理厂、商店、浴池等服务业也发展繁盛兴旺起来，经济水平进一步提高。村民们的生活发生质的飞跃还是在划归李沧区后。从2001年起,人们正式开始投养老保险，老有所养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只要男年龄60岁、女年龄50岁以上，都可领取养老金了，现在每月养老金达1000多元。老人养老不用儿女负担了，家庭纠纷也少了，生活和睦，精神上也越来越愉悦。麦坡村的老人们都说，这可是跟着共产党享的福啊。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村里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状况，村民的生活居住条件都得到了改善。1962年，随着青岛电力建设大发展，麦坡村拉上了电线，安装了电灯，从此告别了煤油灯和豆油灯时代。1989年,村中投资建设了水塔，打了深水井，铺设了自来水管道,统一用上了自来水，一直使用了10多年，后来一起并入了青岛市自来水管道。以前村中的路是土路，每到下雨天就泥泞难行。改革开放后，村里对路面重新进行了修整和硬化,20世纪90年代又铺成了沥青路，解决了行路难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后，居民房屋全部翻新改建为砖瓦屋。20世纪80年代初，根据村里统一规划，建设了连排套院平房。同时，为节约村里耕地，又建设了一批“将军楼”，居住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20世纪90年代末期，又建成了3座面积约10000平方米、设施齐全的住宅楼。2006年，根据政府统一规划，麦坡村、佛耳崖村、侯家庄村将建成青岛中央居住区“休闲商住区”。为了拆迁改造工作顺利进行,2007年，已将高压电网从麦坡村内迁到卧狼齿山的山南坡。
  新居民楼建设工地
  革命战争年代，麦坡村曾出过一个英雄人物,名字叫王绍锡。王绍锡出生于1920年,1938年,他在位于沧口的华新纱厂做工时，加入了共产党。1940年，他转道上海参加了新四军。1943年6月，在苏中与日军的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24岁，后葬于上海。王绍锡有个大哥叫王绍谦，在家里陪母亲生活。194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他和几个村民一起打更,不巧正好碰上去崂山的日本侵略军，日军见到王绍谦一行人,就残忍地开枪，将王绍谦杀害。青岛解放后,政府将王绍锡的老母亲和他女儿列为烈士家属，以慰藉这个失去两个儿子的母亲。
  麦坡村出过一名“感动李沧”十佳人物。2008年3月4日在“感动李沧”颁奖仪式上，邢秀美被授予2007年度“感动李沧”十佳人物。邢秀美是从东平村嫁到麦坡村来的，她的小叔子是先天性痴呆，自从她嫁过来，就一直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悉心照料他，几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抱怨过半句。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自己的小叔子？但是邢秀美却任劳任怨,从来没有嫌弃过小叔子，给他吃喝住用,都是最好的。她的行动感动着家人，感动着村民，在周边村落中，没有不知道邢秀美的感人事迹的。
  如今，麦坡村往日的旧屋陋巷早已不复存在,但麦坡村的老老少少,仍不忘先辈勤劳淳朴的美德,正在新的居住环境中继续创造着美好的未来。
  （根据戴晓光、周建年、王元珂、刘昌德、韩明德、姜吉恕等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