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梅庵”是一个妙曼脱俗的名字,青灯黄卷的古板冷清和亮丽活泼的春色糅合在一起,给人以无尽的遐想。于是许多有趣的故事便随着美丽的村名而生,使这个古老的小山村生动鲜活起来。
十梅庵村坐落在老虎山最北的山头——围子山西麓,已经有600余年的历史。600年来,村子数易其名。
鸟瞰图因立村人为盛氏家族,人称其最初的定居处为“盛家沟”,后因与盛家为邻的是座古庵,传说庵前坡上生着十株梅花,这里又被人叫做“十梅庵”;清朝同治癸酉(1873年)版《即墨县志》的“七乡村庄图”中标志为“东庵”;在1899年德国人海因里希•谋乐编著的《山东德邑村镇志》中记述为:“十梅庵,十为数字,梅为梅花,庵即庙。有475人。”书中恢复了“十梅庵”之名。自20世纪以来的百年中,十梅庵村发展速度较快,据1928年的《胶澳志》中统计,1926年时,十梅庵村发展到178户,1106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十梅庵村属于四沧区管辖,村中有305户,1734人;1951年,十梅庵、楼山后、石沟等10个村庄划入楼山区,属崂山办事处所辖;1965年6月十梅庵等16个村再次划回沧口区。“文革”中,“十梅庵”这个名字作为“四旧”被破掉,改称“向阳村”,1978年后恢复原名。2000年,全村3100余人办理了“农转非”手续,2004年“村改居”后,十梅庵村完成了从山村到城市的嬗变。
十梅庵村东、村南皆被青山环绕,从现在的村办公楼上向前看去,老虎山郁郁葱葱的9个山头尽收眼底,那一脉青峰横亘在村子南边,在东南方叫做“黄花顶”的山头处打了个弯转身向北延伸,把十梅庵村轻揽入怀,像母亲呵护着她的娇儿。村南那一溜青山又分成两个部分,最西边的虎头石山和东台山联袂而立,与邻山形成一个大大的山口,山风从山口钻过来,风大时吹得人站不住脚跟,人们把这个山口叫做“南尖口”。过南尖口后,东边的几个山头排着整齐的队伍,中间比众弟兄高出一截兀然挺立的那座就是黄花顶,山坡上生着大片的黄花菜,到七八月份花期之时,漫山遍野开得黄灿灿的耀眼,热闹非凡。黄花顶上的大石崮最高处天生一个圆圆洞,直径约40厘米,黑沉沉深不见底,上山拾草捡柴的孩子们常常俯在洞口上喊一嗓子,或扔一块石头,然后头也不回撒腿就逃,没有一个孩子敢等着听听洞里的回声的。多少年来都传说,黄花顶的圆圆洞里住着从即墨马山搬过来的一个狐狸家族一一中国民间认为狐狸是一种有特异功能的灵物,介于亦正亦邪之间,与之交好,能给人带来财富和好运,但稍有不慎得罪了它,就会受到骚扰和捉弄。所以人们对它又敬又怕,尊其为“胡三太爷”。在北九水一带还将雄狐称作“火化仙”,雌狐为“荷花仙”,流传着许多火、荷二仙惩治坏人救人解难的故事,有些地方还建有狐仙庙进行祭祀。黄花顶上的狐狸家族常常下山,幻化成人形给人打卦看病。据说“胡三太爷”给人看病常常不按常规出牌,却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患者会从这些蛛丝马迹中看出端倪,猜测到大夫的身份。一次,有个患者颇为疑心大夫的来路,试探道,大夫家住哪里?那大夫答曰:家住黄花漏斗县。人们一琢磨,恍然大悟,原来这位大夫就是住在黄花顶上圆圆洞里的“胡三太爷”。从此以后,大家就常常将黄花顶戏称为“黄花漏斗县”,但对那个圆圆的“漏斗”却增加了恐惧感。漏斗东边的山坡上,有三块石柱天然搭成的门框子,在千百年的风风雨雨中纹丝不动牢固依然,远近各村都叫它“小石门”。
黄花顶以北,即老虎山弯腰向北转折之处的山头叫做“郭岚顶”。郭岚顶上矗立着一块3米余高的大石,中间一道自然生成的缝隙,宽窄可容一个人钻过去,在远方向大石眺望,可从缝隙中看到蓝莹莹的一线天空,人们便叫这块大石为“亮窟窿”。有条山路从山脚向上越过名叫“羊栏顶”的小山弯曲攀上亮窟窿,再向东翻过山去可走到罗圈涧。传说古时候,这条山路边曾有座“老母庙”,因本地人称观世音菩萨为“观音老母”,山路就被叫成“大神路”。大神路深入老虎山腹,群山在大神路南围出来一个盆地,四周山坡上纵横交错着无数条沟沟壑壑,深的十五六米,浅的八九米;沟窄处20余米,最宽处300多米,山水汇集到盆地里,成了一个大水湾,取名叫做“石湾”。石湾北侧是矮矮的小山头羊栏顶,东侧是郭岚顶那刀削斧劈般的百米悬崖,每当夏季大雨过后,飞流直下,跌落在石湾里,如惊雷在山谷中回荡。
十梅庵村东是海拔203.8米的围子山,也是老虎山9个山头的最北面的一个。围子山名来源于它的顶部有一圈石头垛成的围墙,围墙厚2.5米,咼2米,围起的地面上百亩大,不知是哪个朝代为何而建的。传说150年前,围子山曾发挥了一次作用。那时闹“红胡子”土匪,老百姓又叫他们“土鹰子”,有一支“土鹰子”从徐州过来,这一带的老百姓就都逃上围子山躲进围墙里;“土鹰子”向上攻,百姓们就把围墙上的石块掀起向下滚,对峙了好几天,最后“土鹰子”终于熬不住撤走了。现在围子山顶上还残存着几段石墙,老乡们也忘不了 “土鹰子”的故事。
60年前,十梅庵老村像镶嵌在老虎山腹上的一颗明珠,小巧淳朴丽质天成。小村里的姓氏有十余个,臧、张、庄、魏家族人口比较多,明朝永乐年间来此占产立村的盛家只有几户人家,倒成了村中的小姓。近几十年来,盛氏家族繁衍很快,现在已超过百户。据盛家世代口口相传,在明朝永乐初年向山东大规模移民时,他们的祖先盛氏三兄弟自云南万里跋涉来到即墨围子山下,见半山坡上断崖高约二丈,崖南是一条南北走向百尺宽的大沟,其时虽是三九严寒,但高高的断崖将呼啸的北风挡在沟外,崖前阳光明媚温暖如春,沟底山水潺潺而流连冰都不结,真是个宜于人居的好地方!再向南看,小溪水南岸的半坡上有一间借崖为墙,用碎石泥巴垒起的小屋,里面居然住着一位老尼在苦修。当时的山东人烟稀少,能见到个人真是倍感亲切,疲惫不堪的盛家老三本已无力前行,见到这有山有水有人烟之处,便不顾兄长们再三的劝说阻拦,执意要留下来。盛家老大和老二见状只好撇下弟弟前行,老大一直北上到北京郊区落户,老二到了平度,立村“盛家庄”。盛家老三就在溪南离尼姑庵百米处搭建茅屋定居,人们称这里为“盛家沟”,尼姑住的小泥屋处为 “南黄泥崖子”。盛家老三在沟底定居后,又有胶州魏家屯的四兄弟迁徙过来。魏家本是弟兄五人,走到五龙河过河时,小兄弟不幸溺水而亡,剩下成、州、炳、灿四人来到围子山半坡,在盛家沟北的崖顶上安家。魏家人口众多,聚居之处渐呈街形,人们称其“魏家街”,这就是十梅庵村最早的东西大街。第三家搬来的是庄氏家族。据清朝咸丰三年(1853年)初修、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重修、1927年再修的《庄氏族谱》“迁居源流”中记载:“庄氏始祖讳圣德,世传自云南迁即墨,卜居崂山之十梅庵。历传数世后,乃有自十梅庵迁港东,由港东迁楼山后者,布祖之支派也;有先迁港东后又迁枣园者,文祖之支派也。唯宣祖之支派至今安居祖里,而松祖之支派则完全移居于港东。”谱中记述,庄氏始祖圣德定居十梅庵村后单传了两代,其曾孙辈却是5个男丁,再生下9个男孩,家族日渐庞大。到第七世后,庄家后人陆续迁出,现在十梅庵村里的庄姓,都是第七世庄宣繁衍的后代。庄家的祖茔选址在老虎山黄花顶脚下石湾的东侧,族谱上有详细记载:“庄氏祖茔卜葬石湾崖上,茔地四周约有四亩余,东至河底,西至崖上南北小沟,南至崖墙上东西小沟,北至河底。茔中有碑,上书’庄氏祖茔明弘治三年立。外有宣祖、松祖碑文,又有守田、守仁及得祥祖碑。”庄家的茔地四周高中间低,大家叫它“酒盅里头”。1970年楼山人民公社组织大枣园和十梅庵两个生产大队一起把石湾建成水库,整平了庄家的茔地,果然挖出雋刻着“庄氏祖茔”四个大字的石碑,石碑上落款为“明弘治三年”(1490年),为十梅庵村立村时间提供了旁证。这个“酒盅里头”,年复一年地被沙石层层淤积着,庄氏族人的坟墓竟也一层层葬上去,平坟时发现居然有三层坟墓摞在一起。庄家进村后在魏家街的东头南侧定居,渐渐地自己家族形成了一条状如“L”的南北胡同,人称“庄家胡同”。庄家人在胡同南口、村土地庙的西侧空地上建了个祠堂,小院约100平方米,院里的大榆树胸径达30多厘米,树龄恐怕得有200岁,每年春天挂着满枝的榆钱,仍是一派生机盎然。
第四个迁进十梅庵村的是臧氏家族。据清朝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初修、1926年重修、2001年再修的《臧氏族谱》记载:“明初一世祖来自卜居西莲台,厥后二支迁居沟崖,吾始祖遂移东北沟名曰上臧疃,又名上流庄。”约在350年前,上臧疃臧家第四支的臧松有兄弟五人,其中五弟闯了关东,在辽阳城后沟千金寨落户,臧松和四弟迁到十梅庵村。老四选了村东边高坡上的平坦地面搭房建屋,其后人也围绕着这块高台子居住,人称“小东台”臧家,又叫他们“东臧”;臧松及后代在魏家街最西头南侧定居,人们叫他们“西臧”。东臧和西臧两大支都已传了12世子孙,是村里的大姓。臧家的老人们与祖居臧家上流村的本家们往来还很密切,他们常常自豪地说,当年臧家祖先是明代的军户家族,世袭千户之职。先人们在臧家上流立村时,村中主要街巷布局都是按军事防卫的要求设计修筑的,到今天进入臧家上流村的老村仔细观察,还能体会出街巷纵横弯曲的用意。
村里另一大姓张氏家族,迁进村也有200年。据1936年修纂的家谱记载,明朝末年,即墨城南泊子村张孝学迁到十梅庵村和湾头村之间建了一个“小泊子村”(小泊子村现并入湾头村),清朝嘉庆三年(1798年)孝学的七世孙世法迁入十梅庵村,至今繁衍到12代。张家聚居在村东头东臧以西的4条胡同里,村民称之为“张家胡同”,最东面的那条胡同宽5米多,贯穿村子南北,是村里最长最宽的南北胡同,村民叫它“张家街”。环绕在村东的山脉里的沟壑似乎和张家街有着某种联系,每当雨季张家街就像条小河道,大股的山水从山中汹涌奔腾进入街里,久而久之就把街面上的泥土冲刷得干干净净,大大小小的石头都露出来,坑坑洼洼的十分难走。张家街出村后在村北的田头上分成7条宽1米左右的小路,通向四面八方,大家叫这里为“七股路”,是村里人下北坡必走之路。
十梅庵村的老村里最古老的街道,就是横贯村子东西的魏家街。魏家街在村子南半部分,街面宽约4米,像一个大大的“Z”字,上下两横飘飘洒洒的向外延伸过去,下面的一横向西通大枣园村,上面的一横向东通到山里;魏家街中段的南侧,有魏氏祠堂“追远堂”。追远堂的大门朝西,四间平房,半茅草披顶(过去经济条件差,普通民房“间口”只有六七个平方米,各村的祠堂、庙宇盖得都不大,草屋顶或半草屋顶是常见的事,如东李村的“娘娘庙”就是半茅草屋顶的),院子里种植了4棵大柏树,棵棵都有半米粗。新中国建立后,追远堂改作小学校,1964年小学迁走,生产大队便在大院里办起保健站,开了间理发室,还安了个茶炉,社员们拿着大队自制的理发票和开水票,理一次发1角钱,倒一壶开水1分钱,这里成了社员们享受大队给予福利的地方。魏家祠堂西边的胡同口,建着一个沧口、李村地区极为少见的“走马门楼”,骑马的人不必下马可直接通过门楼进入院中。这条胡同是西臧一族居住的“臧家胡同”,胡同宽约4米,铺着青石条地面,整齐干净得在村中首屈一指。高大的走马门楼横跨胡同,耸立在两边房子的山墙上,扣着青色小鱼鳞瓦,四角弯弯起翘,建得十分精致。据说,走马门楼可不是任什么人家都能修的,这户人家必须得家道富裕、为人善良,常做些有益于乡亲们的事情才能被大家认可,可惜这座门楼后面蕴藏的故事已经无处寻访了。1984年,胡同口一户人家翻盖房屋,走马门楼本是以两侧房山墙为基础,一侧基础拆去,门楼无所寄托,精致而少见的门楼就此消失。从臧家胡同向西几十米是座关帝庙。十梅庵村的关帝庙修建得普普通通,可村里人对“关老爷”的尊重敬奉却是别的村不可比的。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三日,传说是关帝磨刀的日子,他无意间洒下的磨刀水落到人间,就是滋润万物的甘霖,所以这天又叫做 “雨节”。十梅庵村的村民每年的五月十三日都要请人写一副“日月贯长虹,英雄定乾坤”的对联,笙箫鼓乐细吹细打地给关老爷上香贴对子,向他祈求一年的风调雨顺。
魏家街西头通到十梅庵村的村外,与贴在村西的一条南北路相交。这条南北路对青岛市来说是很重要的,1959年12月31日青岛月子口水库(今崂山水库)建成启用后,通往市区的自来水输水管就埋在下面。埋管道的地面上不允许有建筑物,从水库到市区的输水管上面就形成了一条5米宽的道路,村民们称其为管子路。随着村子人口增长,大枣园村和十梅庵村已经连成了片,之间只横着这条“管子路”,农舍隔路相望,笑语之声相闻,外面来的人常常把这两个村当成了一个村。50多年前,要想进十梅庵村必须穿过大枣园村,从村东侧的一条小土路弯弯曲曲向北再向东,越过一条河沟,走进盛家沟后才能爬上坡到达十梅庵村,每到雨雪天气,河沟里水大冰滑十分难走。1953年,十梅庵村里在工厂上班的400名工人每人捐出一袋面粉(过去计算“价值”,都是以布匹、面粉、小米、苞米面的单价为计量单位来换算),在河沟上修了一座钢筋水泥小桥,方便了十梅庵村民们的出行。小桥取名“胜利桥”,大枣园小学教师赵侃题写的三个繁体大字至今犹在。“胜利桥”通行那天,请了崂山郊区领导来剪彩,还请国棉七厂的纺织姑娘来表演了一台歌舞,那轻盈飘逸的“采茶舞”深深地留在观众们的心中。
魏家街上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现在村民们也不知这条规矩的来龙去脉,那就是魏家街上路南不准栽树,想栽树得去路北。路北和魏家的追远堂正对面是立村人盛氏家族的祖茔,约有1亩多地,周围长着一圈黄毛棘子 (本地方言,矮酸枣棵子的意思)。这里位于村子正中心,是人们来往的必经之路,多少年来无数的脚步把盛家茔
四周踏出一溜小路,像飘带般系住这片茔地。据说在百余年前,这一圈小路引起一位地理先生的注意,他神乎其神地对村民们说,知道盛家为什么总是单传的多、人丁不旺吗?都是那围在茔地周围的小路惹的祸。1966年初,盛家茔整成平地,修成一个大场院,还在场院西头夯起个一米半高的土台子,扎上挂幕布的水泥柱架子,开大会、演节目、放电影以及与村东边防化连驻军联欢等大型活动都在这里进行。盛家茔东北角上是臧家的祠堂“继善堂”;盛家茔东是20世纪初迁进村子的韩姓家族聚居处。韩家人并未将农家小院盖成排列整齐的胡同状,而是散居在场院的周围,人们便将韩家住处叫做“韩家场院”。韩家场院旁边曾有一座基督教浸信会福音堂,是1941年美国传教士司保罗创立,并购买了3分宅基地盖起这座福音堂。这处房子虽是美国人所盖,但它的风格与当时青岛农村的普通民房毫无二致:一排三间正房、七八个平方米大小一间、木制格子门窗,异常的简陋。1948年,田恒秀夫妇来此任传教士;1951年后停止聚会,田恒秀夫妇成了十梅庵村的村民,后来又双双被遣送原籍安丘县,教堂的房子做了生产大队的办公室。1970年,大队给田恒秀平了反,他们又返回十梅庵村居住。2003年,政府在管子路东建了一座新的基督教堂,供周边几个村里的信徒们聚会。
魏家街上曾出过好几个“文化人”。清朝光绪年间,魏家的魏立桂进京赶考中了个武举人。魏立桂能文能武,写得一手好字,拉得开百斤的大弓,当年他考功名用的那张弓一米半长,弓背三指宽,平时就挂在炕墙上,他的后人们保留到“文革”时才将它毁掉。78岁的臧作佳老先生在50年代曾试着拉过,当时年轻力壮的他用脚踩着弓背,双手握住弓弦,鼓起全身的劲向上拉,人都憋得眼前金星直冒,可弓弦纹丝不动。魏家还有位秀才魏立梓,靠教私塾卖文度日,这位老学究1960年80多岁时去世,入殓时带着他考中秀才得来的红缨帽,穿着他的功名服,让村里人见了个世面。与魏秀才同时的还有庄家的庄秀才,可这两个秀才的文名都不如张家的张方凯。张方凯饱读诗书、文采斐然,曾手抄全本《史记》,将那文韬武略研究得精而又精,却两次赴试落第,连个秀才都没挣回来,搞得他心灰意冷,后来他靠给人打官司写状子为生,倒也没埋没了他那一肚子学问。张方凯晚年以“刀笔”著称,凡他给人写的状子,只字不用改动,递上去赢官司百战百胜,人送外号“肚里有牙”,简称“张大牙”,至今村里流传着许多张大牙打官司的趣闻。有人开玩笑说,可惜张大牙没有后代,倘有个一男半女,怕不是个名牌大律师?当年在围子山下的小村庄有了雏形时,周围各村人烟亦渐多,“南黄泥崖子”上的尼姑庵里也不断有妇女皈依佛门,那碎石泥巴勉强垒就的陋室已容纳不下,于是四乡的村民就为尼姑庵增建了一些房舍。传说,尼姑庵外山坡上野生着十株梅树,而庵里修行的尼姑无巧不巧的也是十位,个个兰心蕙质、清丽聪颖,直赛过庵前的十株梅花;且她们的名字也脱开佛家法号的框框,竟然都以“梅”为名,如春梅、冬梅、腊梅、雪梅、桃梅、杏梅……一个妙趣天成的庵名“十梅庵”就这样叫开来,美丽的小村子也被呼作“十梅庵村”,村民们把古庵、家族和村落的历史一代一代地讲述下去,把历史故事和对生活的美好向往留给了后人。十梅庵村以庙得名,但今天人们口中的“十梅庵”已经不是传说中的古庵庙堂。那座古老的尼姑庵已经翻修过三次,二易其址,由盛家沟南崖的南黄泥崖子迁到沟北崖。今天沟南的窑场东部土坡上是古庙的原址,1996年工人取土烧砖时,曾在南黄泥崖子上挖出一片铺着薄薄的古砖的地面,大家猜测这就是古庵的庙堂所在。传说古庵重建时已是清朝康熙年间,那时十梅庵村的西邻大枣园村王家出了不少的秀才举人,几代人在外做官,足足兴旺了近百年。以当时的社会风气和王家的身份地位,王家发起重修古庵的倡议自然得到了乡亲们的热烈拥护,大家踊跃捐款,在大枣园王家牵头主持下,十梅庵迁到更为宽敞开阔的崖子北岸,建成了一座观世音菩萨庙,大家叫它“娘娘庙”。“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是佛教中家喻户晓的神祗。《佛学大辞典》中对“观音”条目这样解释:“观音本作观世音,唐人讳'世’字(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故但称观音,后世遂沿用之。”这位菩萨的梵名有三,一为阿缚卢枳低湿伐罗,意译观音;二为阿缚卢枳低卢可湿伐罗,意译观世音;三为阿缚卢枳多伊湿伐罗,意译观自在。观自在,意为洞察世界,无所不在,救拔众生,无所不能。观世音,意为世上苦恼众生,若一心称菩萨名,菩萨即时观其声音,众生皆得解脱。观世音出现的时间很早,在佛教尚未产生的公元前7世纪,就是婆罗门教中的“善神”了。那时的观世音是一对孪生小马驹,慈悲和善,神力宏大,它能使盲者双目复明、肢体残缺者健全、患疾病者康复、不育者生子、公牛产乳、朽木开花。这对小马驹观世音受到当时的天竺国人普遍的信仰和崇拜,在整个社会中影响深远。公元前5世纪,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佛教的教义比婆罗门教更为完善和进步,故此传播得很快,婆罗门教徒也转信佛教,但在婆罗门教中影响深远的“观世音”始终不能舍弃。在公元前3世纪,小马驹观世音正式进入佛教,称作“马头观世音”,却只剩了一头小马驹;公元前1世纪,佛教徒们考虑到所有的菩萨皆为人身,唯独观世音是畜身,就将观世音的形象变为一伟岸的男子。随着佛教广泛的传播,观世音菩萨的法力也越来越大,他的形象在信徒们口中亦随缘而变,忽男忽女,可慈可怖,变幻多端。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唐宋时代非常盛行,还演绎出女性修行得道成为观世音菩萨的故事,特别受到妇女们的崇敬和信赖,信徒以女性为主流,观世音菩萨也顺应信徒们的心愿,以女身示人的时候较多。她以自己独有的魅力,成为文人咏吟、画家描绘、雕塑家砍凿搏捏自由想象的对象,于是观世音的形态集大千世界种种色相于一身而随缘应化,最后定型为33种形象,如杨柳观音、龙头观音、持经观音、圆光观音、游戏观音、莲卧观音、鱼篮观音、青颈观音、琉璃观音、蛤蜊观音等,女身、男身、童男童女身、龙身、夜叉身、千手千眼身、十一面(孔)身等等多种化身,还有盘坐、踞坐、倚立、伫立等等各样姿态。最初十梅庵供奉的是哪位神仙已不可考,到清朝光绪十一年(1885年)“娘娘庙”再次翻建后,供的则是莲卧观音菩萨——观音双手合掌安坐于莲花座上,面带微笑俯视着世上芸芸众生。翻建时村里各姓都捐款随过功德,即墨各村各疃的老百姓也都积极赞助,庵里那口大铁钟密密麻麻铸着捐款人的姓名,村里识几个字的孩子把到钟上找自己家人的名字当成了最喜欢的游戏,78岁的臧作佳老人就曾找到过他祖父的名字。这口大钟在每年的正月初一是可以敲来祈福的,四乡里来上香的乡亲们挤满院子,想敲钟祈福的人也排起了大队;少年们为敲“头钟”半夜就摸黑跑到庵门口等着,敲上“头钟”的心中会狂喜不止,美滋滋的心情能跟随他们一年呢。当年敲钟的少年现在都成了古稀老人,可一说到十梅庵的钟,老人们却满眼都是光彩。清朝光绪十一年重修的十梅庵庙堂约有50多平方米,一溜5间,正殿上飘飘摇摇地垂挂着各种花色的绸幔帐,都是善男信女们许愿还愿时的贡品。紫檀木雕成的莲卧观音合掌端坐于飘拂的绸幔之后,1米多高,刀工细腻、线条流畅、通体鎏金,但头却是铜制的,慈眉善目栩栩如生。庙宇的院子很大,约400余平方米,起着高大的门楼子,进门是个大照壁,院里种植的黄杨、楸树、刺松都有几百岁年纪。最古老的树当属庙门外沟底那两棵一搂多粗、近20米高的银杏树,可惜它们是同性的,没有授粉的机会,也就从来没有结过果。1958年,这两棵古银杏树被四方海带养殖场买去修了船。十梅庵村里最为出名的是庙堂里东西山墙上的壁画,请的画师是荣登《胶澳志》中“人物志”的胶州丹青妙手宋孝真。据说,作画那年宋孝真已78岁高龄,老人家殚精竭虑,一心要为娘娘庙画幅最好最美的壁画,勾画了多少种草图自己都不满意。这天,他一个人在庙里边喝闷酒边构思画稿,不知不觉暮色四合,酒意亦到微醺。忽然,宋画师灵感突至,老人家一跃而起,借着醉意将那大号画笔饱蘸浓彩,在庙堂雪白的山墙上泼墨挥毫,只见他笔走龙蛇如得神助,风驰电掣般画出了一世的得意之作。他在庵堂的东西山墙上各画一丛竹子,东山墙上那丛竹如正被雨水冲刷敲击着,竹叶片片青翠欲滴,似乎看到竹梢的震颤、听到竹叶簌簌作响;西边山墙上画的是被狂风摇撼着的竹林,如波浪起伏高高低低,似能听到竹涛阵阵。传说老人画完后一天一夜痛哭不止,别人问他为什么如此伤心,他回答说:“我一生画画无数,这两幅可谓登峰造极,我痛惜它们不是画在纸上或布上,可惜我的心血呀。”这两幅画炉火纯青、几可乱真,曾发生过鸟儿不辨真假欲投入竹林撞墙而死的事,远近各村都知道十梅庵“东山(墙)一棵雨竹,西山(墙)一棵风竹”,那倾注了古稀老人一片深情的壁画。1948年,国民党军队拆下院门口的石条修碉堡,庵堂的门也遭到破坏。新中国成立初期破除迷信,大铁钟抬到大枣园村(大枣园为枣园乡乡政府所在地)存放,檀木观音被抬到庙外烧掉,细密的木头发不起火来,几天几夜才燃尽,那高雅的香气久久地氤氲在十梅庵村的上空,把个小小的山村都醉倒了。1957年庙顶塌圮,后来才将残垣断墙清理干净,今天村里50多岁以上的人对断墙上的残画还有着深刻的记忆。
传说中的十梅古庵是由尼姑主持的,但在人们记忆中的庵里却住着道士,传说,庵里先后住过万、臧、郝(青岛方言读“huo”)等姓的道士,村里至今流传着他们许多神乎其神的轶事。道士们羽化后,就葬在庵外的山坡上,村子向外扩展,将坟墓压在底下。20世纪70年代,十梅庵大队第八生产队的办公室就盖在道士们的坟旁,1972年,生产队平整院子时挖出了道士羽化后坐的六棱带盖花瓷大缸及随葬的锡灯,第八生产队队长庄林基立即将这些文物送往市博物馆收藏。据传说,十梅庵刚刚翻建完毕时就有“高人”出语惊人:这个庵可不一般,将来会有一万个道士呢。主持的老道听到这“耸人听闻”的预言,真是又喜又惊,喜的是万名道士的庙宇,那该有多么大的规模!然而人多乱、龙多旱,这么多道士可怎么管!有了“高人”的这句话,十梅庵就开始招贤纳士。这天,老主持叫小道士到北边去接个新徒弟,小道士从七股路向北走,一直迎到湾头村也没见个道士的影子,忽听树荫下一背着孩子的老太婆说接的人在岭后头。小道士听了也不多想,一溜烟跑到湾头村北的岭后,却也没找到新来的道士,只好无精打采地回去。谁知那新道士与他错过了,自己一人寻着路也来到庵里,正和老主持说话呢。听小道士将情况一讲,老主持心内一惊,那老太婆莫不是观世音菩萨在点化吗?他便问新道士姓字名谁,新道士答道:“姓万名得一。”老主持似有所悟,从那以后这十梅庵里从来也没有两个道士同时修行过,更不用说出一万个道士了。有一段时间,庵里的主持是臧道士。臧道士平易近人,和村民们的关系特别融洽,村里人对他就像对俗家乡邻一样,甚至赶集都轧(当地方言读ga)他个伙去。村民们在庵门口叫着他一起上流亭集,臧道士总是答应着说,恁先走吧,还有点事干完就去。及至村民走上15里地到了流亭,却见臧道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到了集上买妥了东西要往回走了,久而久之村里人都说臧道士有“缩地法”。臧道士是个勤快人,干起活来还很细心。有一年夏收后下了一场好雨,大家都抢农时种豆子,一些劳力少的人家就去请臧道士撒豆种、捻豆粒,不管谁请,臧道士都一一应下。这天,村前村后都是抢种豆子的,放眼看去,满坡里晃动着臧道士捻豆粒的身影儿,于是大家才知道臧道士还会“分身术”。还有一年,久旱无雨,眼看着庄稼就要绝收,人们心急如焚,一齐去求臧道士做法事祈雨。臧道士轻描淡写地说,不是要雨吗,把流亭洼里 (洼里,即墨村名)的雨拉过来就是了。话音未落,就见北边天上乌云翻滚,飞快地向南奔着十梅庵村而来,刹那间电闪雷鸣,豆子大的雨点“噼里啪啦”下下来了,欢喜得满村的百姓额手相庆,惊叹臧道士是个“活神仙”。庵里还住过一个郝道士,据说郝道士法力也不小,有一年即墨地儿里闹蝗虫,眼看就“挨”过来了,村民们急得去求郝道士想法子。郝道士拿张黄表纸,边念念有词边画了张符,嘱咐村民说,到河边石桥头上等着,看见有女人骑着驴过来就快快地把符贴在她胸口上,回身跑勿回头,好好听着她说什么就行。于是村民们派了个10岁多的半大小子,果真把符贴在那骑驴女人的胸口上去,只听那女人说:“小郝小郝,有话为什么不早说?”没过几天,遮天蔽日的蝗虫群“扎扎”地响着翅膀飞过来了,可它们没在村周围停留,直扑到郭岚顶上,把郭岚顶上啃得寸草不留、光秃秃一片。因郝道士聪明伶俐,据说观世音菩萨对他青眼有加,几次来点化他成仙,都因他自己的浮躁张扬错过机会。一次,郝道士骑着小毛驴沿大神路上山去,半路上一瞎眼老乞婆颤颤巍巍走过来,小毛驴把头一扭自己就想转弯下山,郝道士很生气,把缰绳使劲一带,将驴头正了回来,逼它向前走;再走上几步,那驴子两只前蹄拄着地不肯走,郝道士更来了气,狠狠地把那畜生的头拽着,肚子上连踢几脚。就在和瞎眼的老太婆错身而过时,就听老太婆说:“小郝小郝,你瞎定眼了!”郝道士不由得心中一激灵,赶快回头看去,那里还有老太婆的影子!好机缘眼睁睁地错过去了。又一天晚上郝道士回庙时,见庙门口的墙根下蹲着个要饭的老太婆,忽有“瞎撞”(一种在夏季夜间活动的昆虫,喜欢撞来撞去地扑灯光,青岛方言称其“瞎撞”)飞过来,老太婆极其敏捷地伸手就捉住一只放到嘴里吃掉,还“呸呸”地把“瞎撞”的翅膀和硬壳吐在地上。郝道士一阵厌恶,又见老太婆接二连三的连吃带吐,他便气愤愤地进了庙。第二天早晨,郝道士出了庙门,却见一堆栗子壳堆在墙根下,他恍然大悟,原来又一次错过观世音菩萨来度他的机缘,然而捶胸顿足也无济于事了。郝道士心里懊恼,便加紧修行,道号越来越大。这天,他一阵心血来潮,想炫耀一下自己的法力,就跳到大树梢上支着冶炉打起铁来,引得村里男女老少围在树下仰面看他,一边指指划划、议论纷纷。郝道士十分得意,“叮叮咚咚”打得更是起劲,忽听一女声威严浑厚似黄钟大吕充满天地之间,说道:“这不是郝小(小,青岛方言,读起来要用儿化音,意为’小子’,‘小孩子’)吗?”郝道士一听,自知张扬过度,面红耳赤地飘下树来。郝道士最终也没成仙,观音老母点化他的故事却成了十梅庵人教育孩子谦虚谨慎的教材。20年前,十梅庵村东有一处约10亩大小、六七米高的土堆,祖祖辈辈都称它“古城顶”。据专家考证,这是一处商周遗址,距今有3000余年时光。几百年来村民们在古城顶上栽种果树,据说古城顶上产的梨子肉质细腻,味道特别甜。1949年5月国民党军队撤离青岛以前,砍伐刚刚挂果的果树堆在通市区的路上做路障,古城顶的果园遭到极大的破坏。国民党军队还在古城顶上纵横交错地挖了几条一人深的战壕,曾挖出一些箭头、石器碎片等,但在那兵荒马乱之际,无人顾上去理会。新中国成立后,张家胡同的住户盖房挖地基时挖出过青铜剑,冬天挖萝卜窖时挖掘到完整的人骨架。当时山东大学还在青岛,大学历史系有个考古小组,由历史系教授刘敦愿先生任组长。1955年,刘教授带着历史系十几名学生到古城顶考察,发现一道宽约两米的夯土城堡的墙基,并挖到石斧、贝壳等物品,村民张秀珍也捐献出挖地基时挖得的两把青铜剑。刘教授考证后认为古城顶应是战国时期的海防城堡。
古城顶遗址的出土文物——铜镞考古小组里有一个学生叫张义传,是十梅庵村张氏家族人,1955年考进山东大学历史系,他每次假日回村时总要去古城顶勘探一番。1956年暑假,张义传又带着铁锨爬上古城顶,他忽然发现有一根毛衣针粗细的杆状物半埋在土中,用手轻轻一拨,一根长15厘米、模样有点像现在缝麻袋大针的骨制针随之而出。学历史的张义传凭直觉感到这是件珍贵的文物,他小心地用纸把骨针包好,交给了刘敦愿教授。就是这根骨针,成为确定古城顶遗址时代的重要证据,将古城顶遗址的年代由原认定的战国时期向前推进到商周时代,证实了青岛是一个文明古地,3000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生息。张义传捐献的骨针和张秀珍捐献的青铜剑,现在都存放在山东大学历史博物馆中。
古城顶遗址公园
古城顶遗址的南面和西面各有一条大沟,在古城顶西北侧交汇,是虎头石山脉西麓雨季泄洪的主要渠道。南面那条沟深有7米多,村里人称之为“瞎汉沟”,沟壁长年被雨水和山水冲刷,隐隐露着几个墓穴似的洞。1958年,村里把瞎汉沟扩建成水库,两座汉墓出土,挖出了薄薄的带有“米”字纹和“菱”形纹的汉砖。水库占用了古城顶一部分,在古城顶深土层的断面中发现很厚的灰土层,堆积着古人烧柴草的灰烬,里面还有贝壳、鹿角、兽骨,似是古代人食用后的丢弃物。遗憾的是,现在这两处汉墓已找不到踪影。古城顶的大土堆,十几年前有窑场取土烧砖,用推土机将古城顶一层层挖去,后来古城顶变成了一个几百平方米大、两米高的土堆,到20世纪90年代末,一条沥青路从土堆间穿过,现在的古城顶遗址只剩下两个几十平方米大小的土包在马路两旁相对张望。
十梅庵村依山傍水、景色如画,过去村民们在房前屋后都种着桃、杏、苹果等果树,远远看去只见绿树团团,找不见村落。村里民风淳朴,人心古道热肠,山、水、古迹,处处让人心醉。
让人高兴的是,1995年青岛市政府批准十梅庵村在村东、村南的青山绿水之间建设“青岛十梅庵风景区”,并列为当年青岛市政府确定要办的十一件实事之一。十梅庵村想把生长在南国的梅花移植到自己的家乡来,将村子美丽的名字变得名副其实。种植梅园的庄实传在电视上看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梅花专家陈俊愉先生种梅花的故事,六次登门拜陈先生为师,并由陈先生引荐,认识了武汉梅花研究中心的赵守边教授。这两位大师,一位搞梅花理论研究,一位精通种植梅花,两位中国梅界的顶尖人物,教他们种花、施肥、剪枝、嫁接,帮他们在全国搜集能在北方生长的耐寒梅花,助他们研究培育新的品种,在800亩山坡上种植了上万株、200多个品种的梅花,十梅庵梅园成为北方最大的梅园。在每年四月北方梅花盛开的季节,沿十梅庵村东新辟的马路走进梅园,满山遍野如烟似霞,红的、粉的、白的、黄的,千姿百态的梅花娇媚
梅园一角
艳丽;群山环绕处,有百亩碧水凝翠泛漪,像裁一角蓝天铺就。梅园的设计者别具匠心,借半山上羊栏顶、石湾崖两处潋滟水色,修成“凝香湖”和“溢香湖”紧紧相连;在两湖以南,只有一路相隔,截拦南尖口下宽20米、深10米的沟壑,筑坝建堤构成层层叠叠6个人工湖,种着十几个品种的睡莲。湖旁路边,庄实传特意种植着他在全国各地重金淘来的珍奇品种,有400多岁的江梅、300余岁的雪梅、珍贵的复瓣“银边飞朱砂”、“崂山宫粉”,还有他自己用17年的时间培育出的复瓣、大花、花期长达40天的优良品种“明孝丰后”、“彦文丰后”及“桃杆小宫粉”,
梅园中的修德碑廊
这3个新品种已在《国际梅花登名录》中占了一席地位。600多年的十梅庵梅花的美丽传说,今天在村民们的努力下成为现实,十梅庵梅园已成为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梅园,先后举办了十届青岛梅花节,承办过中国第六届、第十一届梅花腊梅展览会。十梅庵村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也建起了工业园,招商引资很有成效,园内有服装、花卉园艺、建筑、烤漆、机械加工等各类企业50余家,并引进13家韩国企业在园里投资经营,村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集体经济的蒸蒸日上给村民们带来了日益富裕的生活,几十、上百栋新居民楼掩映在花树中,伫立在碧水旁, 村民们陶醉在这得天独厚的仙境之中。
(根据臧作佳、庄林基、盛作平、庄宇传、张义传、庄子基、臧仁仕、魏鹏林等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