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和陈毅同志相识，是在1941年春。那时日本侵略者占据着上海。我和爱人黄范同志历经重重困难，冲破敌人封锁线，来到苏北盐城解放区，参加了陈毅同志率领的新四军。对于一个长期在白色恐怖下进行地下工作的我，初到解放区感到一切都很新鲜，觉得这里的天空格外明朗，阳光特别灿烂，到处呈现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象。在这里，我深深感受到新四军这个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这年4月29日，盐城（新四军军部设在此）解放区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会场设在抗大操场上。我们全体军民坐在泥土制做的凳子上，静候开会。这时主席台上坐着一位身材魁梧，目光炯炯的领导同志。他身穿浅黄色衬衫，灰色旧军裤，裤腿卷到膝盖上，脚穿一双草鞋。他用宏亮的四川口音大声宣布：“大会开始”。在我身旁的人悄悄告诉我，他就是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他座位两旁，坐着的是抗大校长，还有来华援助我们抗战的外国医生罗生特。陈毅同志讲话时，气势雄伟，精神焕发，言语精辟，句句动人，激发斗志。大会结束，他亲领我们高唱《国际歌》。此刻我不禁想起往日在白区工作时庆祝“五一”的光景：仅有的几个同志在小屋子里，用棉被蒙头，轻声唱这支《国际歌》。而今在解放区的广阔的天地里，能和同志们纵情高歌，心情无比兴奋，受到极大鼓舞，流下了热泪。这是我首次见到敬爱的陈毅同志。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新四军军部迁往山东省临沂。年初，由国共双方和美国“调停者”联合组成的“停战调处”小组在这里举行谈判。陈毅同志代表新四军出席，派我担任英语翻译。谈判前我问：“陈军长，你想说些什么，我好有个准备。” 他对我说：“让他们先说，我们不需要准备，因为真理在我们这边。”陈毅同志在谈判桌上，气宇轩昂，大义凛然，对方代表望之胆怯。他每次发言都成竹在胸，针锋相对，摆事实，讲道理，有论有据，驳得对方体无完肤，瞠目结舌，崭露出他外交家的杰出才能。当国民党代表蛮横无理，放肆攻击我方，胡说我们“叛乱”时，他立刻沉下面容，怒目而视，以手击案，发出巨响，严肃而又激昂地驳斥说：“你们说话要有根据嘛！叛乱？谁叛乱！新四军是按国共合作的精神，双方协议成立的，抗战期间坚持抗击日伪。你们先发动皖南事变，现在又过河拆桥，相煎太急。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先放第一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不，不要怪我陈毅不客气！”他的发言，义正词严，驳得国民党代表理屈词穷，哑口无言。我为我方有这样的文武双全、豪壮无畏的军事家、外交家而引以自豪。陈毅同志的榜样启迪了我，增强了我对敌斗争的胆略和勇气。
  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后，1947年重点进攻我解放区，西面进攻延安，东面进攻临沂。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我们暂时要进行战略撤退。陈毅军长为了做好全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亲自率领全军干部、战士来到临沂东郊，在烈士罗炳辉将军墓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在墓碑前，陈军长庄严宣誓：“我们的撤退是暂时的，撤退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击和消灭敌人，革命先烈的鲜血决不会白流，我们一定要打退敌人，我们一定要回来的！”陈军长的誓言极大地鼓舞了全军上下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
  1948年，在中央军委领导及陈军长的指挥下，解放军节节胜利。解放区广大人民和男女民兵同仇敌忾，支援前线。攻打济南时，只用八天就打垮了国艮党十万军队，并俘虏了敌军军长王耀武。我奉陈军长命令，看管王耀武和李仙洲等战犯。王耀武有一次对我说：“管处长，你们共产党真了不起。将领指挥有方，士兵英勇善战。”又说：“前两天，莱芜战役之后，我申斥我的部下李仙洲：你们怎么搞的，三天功夫损失了四万军队，就是四万只鸡也该跑出来几只。言犹在耳，轮到我自己，八天时间，损失了十万多人，唉！惭愧！惭愧！”
  陈毅军长在部队里既是首长，又是普通一兵。一次，我和他一起外出，没带口令。回军部时，岗哨不准我们进来。陈毅同志遇到这种情况，不但不生气，反而当场表扬了这位战士：“小同志，你做得对，没有口令，不管他是谁，都不许进来。”后来，由我打电话给军部，等有人来接我们才进去了。事情过后，全军纷纷议论，传颂陈军长以身作则，不愧是自觉执行纪律的模范。
  1949年，北京解放后，中央调我来北京，我随陈毅同志进京。我在北京担任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布置和接待工作。
  同年五月，陈毅同志调到上海任市长，我又随他到上海组织军管会，担任华东地区交际处长。那时上海刚解放，是一个烂摊子。陈毅同志以他那大无畏的革命家气魄，勇敢地挑起重担。
  在工作中，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遇到问题，果断处理，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那种敢说、敢干、敢当的崇高品德。他一贯光明磊落，胸怀坦荡，性格豪爽，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不计小节，不尚空谈，有错必改，灵活、准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对那些资本家、工商界、民主人士、知识分子，都做到力争团结；他还主动接近工人、学生、群众和各界人士。他身居市长要职，毫无特权思想。他终日勤勤恳恳，作为一名公仆，为人民不知疲倦地工作。他为湔除旧上海的罪恶渊薮，呕心沥血，擘画周详，显示出他既有指挥打仗的本领，又有治理国事的多方面才能。短短几年，整个旧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人们那时看到新上海这样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都不由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陈市长”。
  我在交际处工作，经常和外宾及各界人士来往。陈毅市长总是告诫我说：“你的工作政策性很强，一定要注意党的政策，尽量多团结人，要发挥他们的特长。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在陈毅市长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我的工作虽然纷繁，但是开展得还是比较顺利的。
  陈毅同志对任何同志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总是以与人为善的态度，进行严格的批评。一次，他来到上海大厦我们交际处办公的地方，看见大厦内秩序很不好，来往的人杂乱，有许多人吵着要上楼。陈毅同志见我后，严肃指出：“上海刚解放，社会情况复杂，你的工作不仔细。今后，这里的楼门、电梯门全要设岗哨，这不是讲究排场，而是为了更好地有秩序地进行工作。” 在生活上，他也特别关心我，经常到我住处看我。对我的孩子爱抚备至，问长问短，十分温厚，使我全家老幼倍感亲切，至今犹感激难忘。
  1954年，陈毅同志调到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我1958年也调到北京国务院工作，时常还和他联系。有一天，我去他家看望他，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不容易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自觉或不自觉地就会流露出来。这样往往就要脱离群众，所以，要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以保持我党的光荣传统。”陈殻同志当时职位之高，声誉之重，人所共知，可是他却那样谦虚谨慎。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个人太渺小，马列主义真。”他始终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党的领导，坚信共产主义；忠实，积极，襟怀坦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愧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本文是管易文同志于1982年陈毅同志逝世十周年时所写的纪念文章。收入本辑资料时，有删节。管老现为国务院参事室部级参事。——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