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工商经济卷
  略述沂水的田赋税捐
  田赋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沂水县的主要税收来源是田赋，俗称“钱粮”（即今所谓农业税）。农民交田赋，称之为“赋粮”。所以那时有句俗语“拿上钱粮不怕官”。
  30年代初，山东省所属107个县,分为一、二、三等。分等的标准是按负担田赋的多少来划分的。田赋单位是“两”，两以下是钱、分、厘、毫、丝,都是十进制。但交田赋并不是直接交纳银子。全县负担田赋4万两以上的为一等县;4万两以下3万两以上的为二等县;3万两以下的为三等县。临沂专署所属各县,临沂、莒县是一等县，沂水、费县是二等县，日照、蒙阴、郯城为三等县。一等县县长月薪为350元（大洋或法币，下同。当时大洋1圆兑法币1元），二等县县长月薪为300元，三等县县长月薪为250元。
  沂水县原来负担田赋是3.2万两（亦说为3.5万两），后来由于国家征用土地（主要是修公路和基建），土地减少，田赋亦随之减少。田赋虽减少到不足3万两,但沂水仍然是二等县（当时的沂水县包括现沂南县大部、沂源县大部及蒙阴县一小部分）。
  田赋分为正税和附加税。每两田赋征正税4元，上交省府；附加税随正税征收，县里留用。附加税按正税比例征收，但不得超过正税。开始，县附加税按正税80%征收，即每两田赋征附加税3.2元。后来由于财政开支增加，附加税亦随之增加，到1935年增至每两田赋征附加税3.9元。这样，全县田赋每年征正税为28000X4=112000元（全部上缴省府），附加税为28000X3.9=109200元，两项合计为221200元。正税和附加税合并征收，每年分春秋两季交纳。
  田赋分配
  田赋数目是按土地质量规定的。从什么年代规定已无史可考（一说雍正四年实行“摊丁入亩法”始定）。按土地肥瘠分为上、中、下、下下、作粮5个等级。
  先说土地丈量计算,起初是每市亩240杆子平方，一杆子合棉布尺3.15尺（棉布尺6寸等于1市尺）。1927年北伐后，土地丈量仍按每市亩240杆子计算,但一杆子改为3棉布尺，即5市尺。这样，一杆子减少了0.15棉布尺，一市亩土地的面积就小了点。当时马站一带用的是大亩，一大亩等于3市亩，有的地方用的是中亩，一中亩等于1.5市亩。
  田赋的数额按5个等级计算:上等地每市亩田赋为五分一厘零六，简称5106;中等地每市亩田赋四分三厘二毫五，简称4325；下等地每市亩田赋三分五厘四毫四，简称3544；下下等地每市亩田赋二分七厘六毫三，简称2763;作粮是以亩顶分，即每市亩地征一分地的田赋。依此计算,1935年上等地每市亩应交田赋是，正税=5106X4=20424,即二角零四厘强，附加税=5106X3.9=19913.4,即一角九分九厘。两项合计，每市亩应交四角零三厘。其余4个等级的田赋数，亦按此公式计算。全县这2.8万两田赋，分配到各乡、村、户。交田赋时，以户为单位向县城田赋征收柜上交纳。以我家为例,1935年,全家兄弟5个共28口人,有土地40余亩，担负田赋七钱八分，每年应交田赋正税和附加税共6.16元。1939年兄弟分家，田赋没分，5家凑钱交田赋。如要分田赋，则必须花钱到县里办手续立户。各村所负担的田赋都有个总数，如长安庄全村负担田赋是36两。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土地买卖关系，村与村、户与户的田赋数量也就有了变动。
  过粮和收合粮
  农户年年承担田赋，但他们并不知道哪块地是上地田赋，哪块地是中地田赋,哪块地是下地或下下地田赋。因为当初田赋虽然是按土地肥瘠规定的，但年深日久，加之土地买卖和人口变动,实在难以记得，所以只知道总数。
  农民在买卖土地时,经过中人说合，除争论地价外,还争论土地所带钱粮数。买地户情愿多拿点地价，也不愿多带钱粮。当年有句俗话说:“钱粮一分，压杀子孙。”因为多拿点地价是一次性的,而加上1分钱粮，就成了后代子孙永远的负担。而卖地户恰恰相反，总想多带钱粮给买地户。如有的地本属下地,而卖地户却按中地钱粮过拨，以减轻自己的负担。所以有些破落户剩下的土地，田赋在卖地时都带完了，所剩土地就成了不用交钱粮的黑地。在有些人烟少的地方，荒山野坡经无地户或缺地户开垦,变成了耕地。新开垦的地无钱粮可带,而这样的土地出卖时，买方不愿意要，因为无钱粮的黑地，若被官府査出来,是要受罚的。卖主只好将有钱粮土地带去，这样钱粮带完了，其所余土地也就成了无钱粮黑地。土地买卖成交后，买主置办酒席,请卖主、中人、该地四邻土地的主人、村中的首事人等来吃酒，书写卖契。卖契由卖主自己书写或由人代笔书写。卖契内容有土地座落、长宽杆丈尺寸、亩数、土地四至、地价、所带钱粮数目等。最后写上买主、卖主、中人、地邻主人姓名。不用按指印，写成由买主保存的契书叫做“白契”。买主再拿着白契到县府税契处办理登记手续，过拨钱粮，换上官方印制盖有县印的契纸，叫做“红契”。白契附贴于红契上,叫做“税契”。这也就是土地所有权的合法证据。但这些手续必须有村长的证明手续，向税契处支付红契纸张费、钱粮过拨手续费，才能办成。红契纸张费每张2角，手续费无一定标准，因人而异，有关系的农户可以少花钱，无关系的老实农民则要多花钱，每办一次税契的费用约在1一5元之间。
  买卖土地时，有的买主为了省钱，不去办理税契手续，只保存白契为据。但若发生土地纠纷，成为民事诉讼时，则红契占优势，白契往往败诉。因此，有的买方认为卖方为人老实可靠，而邻地户主也没有什么问题时，就不去花钱办理税契手续。若卖主平日为人刁猾或地邻中有恶霸时，则一定花钱去县里办理税契手续。
  收合粮。买方持白契而没办红契的，到交田赋时，卖方向买方讨要所卖土地应负担田赋，替买方去交纳钱粮，叫做“收合粮”。弟兄几个分家而田赋未分的，合收起来交纳，也叫“收合粮''。有的卖地户因卖地时把钱粮都带完了，再卖余地时，仍然写上带钱粮若干，到交田赋时再向买主收合粮自己使用，有的卖主为了讨好买主，不去税契处过拨钱粮（因卖主已将钱粮带完了），就少收点钱,如每亩田赋按国家规定应交7.9元，他可以收7.5元或7元,这样也让买主得点小便宜。若买主非要过拨钱粮不可，卖主名下已无钱粮过拨了，那只得向亲友、邻居借钱粮过拨。这样白契上就得要改换卖主姓名,必须通过关系或行贿才能办成。
  又有所谓“绝粮户”。即有钱粮户实际上已经无人。绝粮户原因,一是遇到灾年，全家弃家逃荒在外，家中土地不要了，无人担负钱粮;二是遇有恶性瘟疫，全家死亡，这一户也就成了“绝粮户''了；三是国家修公路或搞基建征用土地，将该户土地全征完了，该户田赋也就免除。
  田赋征收
  沂水县当年征收田赋设了6个柜，也称“六房”。催征田赋的叫三班，即“头、块、壮”三班。每班又分为二组,分别叫“头皂、二皂”,“头块、二块”,“头壮、二壮”。俗称“三班六房”,实际是6个班。这6班分别负责6柜的田赋催征任务。沂水城周围各村的田赋属第6柜征收，催征的叫“ニ壮”。这6个班，每个班的头目叫“管总”，其属下有十几人或几十人，叫“伙计”。管总对伙计有使用和辞退权。他们都没有正式工资，其收入，一是向村里要钱粮征收费，大村要得多，小村要得少，由村长负责支付;二是下乡催征，向欠征田赋户索取“腿钱”，多少不等，视欠征户欠钱粮数目随意索要;三是靠柜上加收的由单（通知单）、串子（田赋收据）费所分得的收入。
  每年田赋分两季征收，各征半数。征收前，县里印制通知单（先是用木板刻印，后用石印），名叫"由单“由单”上填明征收户姓名、住址、田赋数目、应交款数、本期应交数、交纳期限等。“由单”由管总派伙计送给各社的地方。那时各社除社长、段长（负责调解民事纠纷）外，还设有一至两个地方，是社的通讯员。地方有个下属叫“叫化子头”,除替他跑腿外，还兼任本社所属村各户的婚、丧司仪事宜（地方和叫化头是世袭）。地方将“由单”分发到各村各户，各户拿着“由单''到直属柜上交款，发给串子。柜上除按照“由单”上的数目收款外，还按照百分之几加收“由单” 和串子费，百分之几因关系和交田赋者身份而定，从1%到5%不等。这项钱的数目，“由单”和串子上都没有填写，该项收入归柜上和6个班里的人所有。这项款各户虽数目小，但因户数多，总数还是不少的。交田赋的农户回村后常互相询问，“您赋的粮管多少钱?''有的回答“管八几”,有的回答“管九几”（按田赋一两计算）。还有一项是“零数归总，即零数以分为单位，不够分的只入不舍，即使1厘也作1分计。这项收入也归柜上和班里所有。
  1936年，取消6柜，改名为田赋征收处,6班人员改为政警。虽然改了名，田赋仍在征收处下设柜征收,“由单”仍由政警向下发。
  距县城较远的山村,有些小户因担负田赋数目少，就联合若干户，叫地方替他们到县城交田赋,给地方一部分辛苦钱作为报酬，这也是地方的收入之一。
  其他税捐
  解放前，沂水县的税收除田赋外，还有屠宰税、花生税、花生油税、油扎税、油篓税、烟叶税、卷烟（手工卷烟）税、烧酒税、鱼行税、山会捐，等等，名目繁多。这些税都是由财政科招标包给个人征收。那时茶庵街士绅国瀛就是承包稅收的。他承包以后，再分包给其他人，一级一级地往下包，层层剥皮。比如县里招标1万元,他们实际征收10万不止，羊毛出在羊身上，终究是老百姓和小商贩吃亏。另有一种税叫贴帖子，即运输车辆（包括独轮小车、二轮骡车）进城门时,城门口有个贴帖子的，把印好的税收帖子贴在过往车辆上，独轮车每张1角钱,二轮骡车每张5角钱。岀入城车辆若无帖子，则补帖收钱。这帖子只管本县地界，若出了县界，则需另贴帖交钱。
  还有一项税收是盐税。沂水县在北伐前吃官盐。县里将食盐购销承包到人，设立盐店，盐价高于私盐四五倍。那时莒县吃私盐,没有官盐店。沂水就有人偷偷到莒县集市购盐贩卖或自食。盐店老板就雇了一些“缉私队”，俗叫盐巡，在莒沂边界处昼夜巡查。只要遇上买私盐的，不管是贩卖或自食，统统没收，轻者打一顿，重者送往县公署治罪。有的人在莒县买到盐后先存放在亲友家，到夜深时再运回家，就这样也往往被盐巡査获。官盐直至北伐后才取消。
  以上这些税捐统归本县使用。
  农民的其他负担
  那时农民除承担田赋和各种税捐外，还承担着乡村的其他费用，如乡公所的乡丁费、学校的教育费、训练费等。村办公处的办公费、招待费、修公路费、小学办公费、小学教师烧柴灯油费、民众夜校费、演社戏摊款、和尚道士化缘钱、县里征田赋催征人（皂、块、壮）的生活费等,这些费用都是按地亩摊派。
  还有些不按地亩摊派的费用，如地方、叫化子、阴阳先生的待遇，木匠修石碾的工料费等。收这几种费用，多是由村中的几个首事人拿着口袋挨户凑粮食，分夏秋两季，夏季收小麦，秋季收谷子。凑粮数目多少无凭，各户自愿拿。有的户大方，拿上1升或半升（1升小麦约11市斤，一升谷子约8市斤）更好;有的户吝啬，拿个一碗半碗的也可以。地方、木匠、叫化子头、阴阳先生这4种人分4次凑，先凑给地方，再凑给木匠、叫化子头、阴阳先生。给谁凑粮，谁置办酒席招待这些首事人。这4种人,地方和木匠所得多一些，叫化子头和阴阳先生所得少一些。我们长安庄当时有百户人家,给地方、木匠每人每季能凑200多斤粮食，叫化子头和阴阳先生也不下100余斤。长安庄所属9个村,每村全年平均以300斤计算，地方和木匠每人年收入粮食可达2700斤。
  还有一些临时性的“特别捐”。比如张宗昌督鲁时期,曾下令向农村征收军用费以抵抗北伐军，每亩地要5角大洋，农民把这种捐叫“特别捐”。谁家交不上捐，就把户主抓到县里追逼（打板子）。因为这个数目太大,农民难以承担，有些户被逼离家外岀。我村的尹环彦家5口人、徐自会家4口人、李长松家3口人、高德荣家3口人、刘田魁家、左成四家、张升德家等，都是那时被逼闯了关东的。
  （沂水县政协供稿张之栋撰朱学民整理）沂水近代税务
  机构沿革
  清代，沂水县衙设“户房”，主理户口，同时办理丁赋之征和各项支出。并规定凡田赋、丁银一律到县衙户房直接交纳。道光年间，县废户房改设6柜，由6柜分管全县126社的钱粮之征。至清末，县衙设税课局，负责各乡社市集称、斗、牙行各捐之征收。
  民国初年，沂水县公署设财政管理处和税课局，仍下设6柜，管辖钱粮之征和税捐。民国十七年，沂水县政府设田赋征收处，由下设的6柜掌理田赋之征。民国二十七年，田赋征收处改称田赋管理处。
  抗日战争时期，沂水县抗日民主政府于1940年3月成立，始设财政科（后改为财粮科），下设税务征收处，负责全县税收事宜。当时，民主政府和抗日军队的战时经费，主要靠募捐、没收汉奸财产和对顽固不化分子实行罚款等项维持。
  1941年，沂水县始建税务局，同年3月建立贸易局，不久两局合并为贸税局。1943年底，撤贸税局而建立工商管理局，局内设科负责税收工作。1946年上半年，县工商管理局改为工商管理支局，设税务股主理税收。
  1947年，国民党军进攻山东解放区。为适应战争形势需要,县税务机关干部转移去胶东，税收工作暂时中断。1948年底，沂水县根据省政府指示设立税务局.负责地方税征收。1949年冬,不少税务干部奉命南下开辟新区，税收工作由县财政科税征股负责。
  税收体制
  税收体制亦称税收管理体制。它主要指税务机构和干部人事管理以及税收章法管理两个方面。
  一、人事管理体制
  清袭明制，京设户部，县设户房，属中央集权的上下级关系，主理户口，并管丁赋征解、保管与开销。
  民国初，沂水县知事兼理财粮。民国三年，废户房设财政科，由财政科长协理县知事掌理财政。此职多由县知事之心腹担任，故多为上级委任或知事随带。民国七年，沂水县设财政管理处和税课局，税收采取招商承包法，但受县知事督导。“七七”事变后，日军两次侵占沂水城，国民党沂水县政府流亡农村，但仍设科理财征税，维持政权之需。
  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沂水县临时参议会建立，通过了“关于取消苛捐杂税整理税收田赋及经济建设的实施方案”，自此始有人民税收。此时成立的沂水县民主政府设税务征收处，受县财政科领导，以下设稽征所或分卡。工作人员由县长委派，税收工作也因此得到各区乡政权、部队和民众团体的大力协助。1941年沂水县设税务局，后并于县工商管理局，由下设的事务所或检查站负责税收业务，负责人由上级业务部门直接委任。1948年，干部管理权限改为“双规制”。同年末，县财粮科设税务股，下设稽征所。稽征所人事由驻地区政府领导》业务属县财粮科税务股管理，所长参加区务会议，稽征人员的供给由县负担。二、章则管理体制
  清代，规定“地丁并一”，按银抽收，并征田赋和附加，正税逐级上解宫庭库房，以充国需，附加税留地方自用。
  民国初，田赋之征袭清制基数。至民国二十年，沂水县对各种税捐，采取“招商投标竞包”法，由投包商按投标数额定期交县，结果常有中标者从中发财。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侵占沂水城，国民党沂水县政府流亡农村，改为田赋征实。当时在敌占区，沿益新公路两侧的城关、高桥、马站、苏村和南刘家店子5个区，实行派粮摊捐、抢劫掳掠的“强盗财政”手段，维持饷用；与此同时，解放区因局面分割，形势恶化，税收法规很难统一，只能由各解放区根据形势和需求，自定税收法规和征收办法。1939年，解放区实行“合理负担、统筹统支”，取消了摊派，实行统一累进税。1940年，本着“政简民便，裕国便民”和“有钱岀钱，有粮岀粮”的原则，又实行统筹统支与公平负担的办法，除征收田赋、所得税、货物岀入口税、契税和消费税等正税外，其他税种一律免除。1948年11月，国家税收和地方税收分理。
  赋税制度
  清初，按地亩征收银两。雍正四年（1727）,将各项丁银均摊入地税中征收，实行“摊丁入亩法”，此法延至清末民国初, 田赋沿用清制。
  1915年袁世凯窃权称帝后，中国长期处于军阀混战之中,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章无定则，率无定数。
  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府在解放区取消了历代的苛捐杂税，在游击区、敌占区推行合理负担、累进所得税等田赋征收办法，减轻了人民负担，发展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也组织筹集资金，保证了部队和人民政权的供给。
  解放战争中，沂水人民服从战争需要，踊跃交纳公粮，积极纳税，更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岀了巨大贡献。
  税种税率
  清末，税种税率多变。沂水境内相继开征盐税、矿税、关税。咸丰三年后，又开征了厘金税。其税率大体为“百抽一”，但实际征收高于此率。同时还先后征收货厘、统税、统捐、产销税、落地税、洋药厘和土药厘（即鸦片）税，另外还私设关卡，巧立名目，苛征盘剥于民。
  民国年间，从军阀割据到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赋税逐年增加。1927年后，民国政府除征收田赋外，另有关税、盐税、统税。地方税主要有营业税和各种附加。1931年增加了牲畜交易税、屠宰税。1936年对盈利事业所得开征了所得税。沂水县征收的营业税主要有牙税（分为大牙行、小牙行）、当税、酒税、特许牌照税、印花税、田房契税。1941年又将当税并入营业税之中。抗战前从量计征。抗战期间自1941年始，从价计征，税率较高。1942年至1944年，先后对棉纱、麦粉、食糖改征实物。田房契税按买卖价的5%税率计征并加收契纸费0.5元。
  抗日战争时期，县境内北部有国民党五十一军（于学忠部）及周莘农等杂牌军分别盘踞一定地域，随时向人民筹粮要草，以供所需，民负尤重。但境内多系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取消了国民党军阀的苛捐杂税。初期靠募捐、摊派解决部队和人民政权所需。1940年后，除征收田赋外，主要征收进出口税、货物税、田房契税和累进所得税等等。税率一般在5%至20%之间。坚持贯彻“有粮岀粮、有钱岀钱、有人出人”和“禁出、禁入、鼓励和限制”的原则，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组织筹集资金，保证了抗战经费和革命政权建设的供给。
  解放战争时，县内主要征收进岀口税和货物税。货物税的主要品目和税率是：手制卷烟税率为30%,木材税率为5%,白酒税率为80%,皮筒、皮张、生毛税率均为5%,烟叶税率为30%，迷信品税率为60%。
  （沂水县政协供稿 沂水县史志办撰 孔繁学整理）解放前莒南县税收与征管
  民国建立，税种增多，莒南当地征收的有油税、牙税、验契税、当税、盐业税、货物税、营业税、摊贩牌照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贴花税等，税收与征管情况介绍如下：
  油税
  1918年（中华民国七年）开征。凡榨制豆油、花生油、麻子油、棉种油、芝麻油都按油榨纳税。税率有4种：
  甲种油榨：一昼夜约出油240斤以上，年征税30元。
  乙种油榨：一昼夜约岀油160斤以上，年征税24元。
  丙种油榨；一昼夜约出油5。斤以上，年征税16元。
  丁种油榨：一昼夜约出油50斤以下，年征税10元。
  不设油榨，只收购油料零售的坐商，按照每天经营的数量，定级纳税。油商凭执照营业。执照分三联，一联送财政厅存案，一联留县备査，一联给油商。油商领取执照时，将一年的税款一次交足，如有特殊情况，经批准可分期交纳。油商无营业执照，一经査出，按税额3倍处罚。油商歇业，要将一年的税款交足。
  1941年莒南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此税停征。
  牙税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开征。
  牙纪承包行税5年一编审。牙纪承包行税要有一名忠实商人作保。承包者如有虚报、逃跑或欠款不交等，则由作保商人如数赔交。牙纪不准控名顶包或集股夥办。
  牙纪又叫行头，他向县政府买下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的税票，然后向所属区域或行业及个人进行征收。牙纪必须领帖，按指定行业和征收区域完税，不得随地包搅，经纪行用，俟买卖成交后按规定向卖主抽收，不得额外多收，不得在买卖成交前抽收。
  牙税每年应纳税额分为6等：一等200元，二等150元，三等100元，四等70元，五等40元，六等20元。除上列6等之外，另立上一等不限，数目由县随时酌定。如一地由两人以上要求承包，实行投标，投标及开标由县长当场验视，多者得中。投标完毕，当日当众开视，公布结果，将标签封固加盖印章，呈报财政厅后，颁发牙帖。数目不受上列6等税额所限。
  承包者如有违章舞弊或中途病故等事发生，由县政府呈请更换，所交的税款概不退还。
  牙税按实收数额，提取4%解财政厅，用作纸张印刷费；提取3%留县政府，充作司员办公费用。
  验契税、当税
  验契税始于清宣统二年，民国初期继续征收，中华民国九年（1920）停征。验契税无定额。凡买卖房田，清朝时每价钱1两，收税银3分6厘，3分上解，6厘留支。自中华民国四年起，改征银洋，每契价1两，收银洋6分；每契一张，加收纸价。
  当税始于清朝，中华民国初期，沿用清制继续征收。清初,欲为当商，须按下列各项，呈请县政府批准给帖；（1）营业人姓名；（2）营业牌号；（3）营业地址；（4）营业资本；（5）开业时间。当商必须具备的条件：（1）年龄在20岁以上；（2）家庭殷实者；（3）品行端正、素有信用者；（4）家庭未破产；（5）未犯刑律者。每年当税600元，分两季交县。货物回赎以27个月为限，期满按月利息2分计算，超过10天，按一个月计算，不足10天，不计利息。灾、歉不减利息。当商停业须报告县，批准后，由县出示通告，俟27个月限满，方准交帖。因不到27个月，货物已被赎尽，准许提前交帖，但税款仍应交纳27个月的。
  盐业税
  在莒南县境的盐运线上，自民国初年就有很多私人开设盐槽子，不论谁开设都要按总收入的30%向政府交纳税金。
  莒南县境内的盐槽子，于1941年秋天由县抗日民主政府命令取消。次年春天，县抗日民主政府财政科在十字路、大店、筵宾、塔巷设立了4个盐业交易所，各所配备所长、司帐员、司称员、事务员。
  盐商买卖成交后，由交易所过秤，发给运单，并由买卖双方交纳5%的手续费（买方3%,卖方2%）。经过交易所的盐商，不就地出售的，交易所有检査盐运票的权力。验明私运者，有权依法处理。
  盐业交易所于1943年冬撤销。
  货物税
  一、民国时期
  “山东省征收地方货物税统捐则”规定：普通粮食除粗粮免征外，其余按1%至2%征税；民生日用必须物品按1%至2%征税；奢侈及贵重物品分别性质按3%至5%征税。
  货物种类有：粮食、油、菜、食品、服御、丝绸皮织、珠宝珍玩、药品、化妆品、五金电料、窑瓷玻璃、竹木棕、蒲、麻、煤炭石沙土、文具、颜料、杂货、牲畜等17类2067种。
  商旅贩运或携带毒品、枪支等物品，一经査获，将物品及携带人交行政官查办。商旅所带零星货物，査明确系自用的不征税。
  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1941年开征货物产销税，其税率曾进行了多次修改。烧纸、黄表纸、锡铂、神香、鞭炮、灶马门神、冥票、冥洋等均为迷信品。凡迷信品制造厂户，其成品须于出厂前报请登记，按其实际岀厂数，取出厂验讫证，并估价交纳税款。岀厂验讫证，要在厂内逐件实粘，并于粘贴处加盖戳记。
  粘贴办法是：烧纸以块为单位，直接贴于货物一面；黄表纸以刀为单位，贴于封皮与货件间；神香以封为单位，贴于封皮与货件间；鞭炮以盘为单位，粘贴在用纸包扎封口处；锡铂以最小块为单位，粘贴在货物的一面；门神、灶马以刀为单位,粘贴在货物合缝处的正中；冥洋以合为单位，粘贴在合缝口处; 冥票以块为单位，粘贴在货物的一面。
  凡未粘贴出厂验讫证及未加盖验讫戳记、验讫证重用、超出完税标准数量、将高价货物确定低价、将甲种货物验讫证贴在乙种货物上的，一经査出，除补交税款外，并根据情况处以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金。
  1942年开征出入口货物税。凡是从解放区向敌战区（旧伪军占领区、国民党军队占领区）运销货物就为岀口，凡是从敌占区向解放区运销货物就为入口。出口和入口的货物是根据解放区军需民用的情况确定的。分为鼓励岀入口、限制出入口、禁止岀入口三大类。出入口的货物中有免税的，有轻税的，有重税的，有禁止的。
  如果能用禁止出口的货物从敌占区换回枪支、弹药、汽油、棉花、文化纸张等军用品和生活必需品，经批准发给特种许可证后，可以轻税或免税出口，换回的货物免税入口。
  营业税
  1942年开征。
  一、征收对象
  布货业、杂货业、铁器业、铜器业、银器业、金器业、京货业、挂业、皮货业、药业、鲜鱼业、酱因业、粉坊业、染坊业、木工业、鞋业、土产业、饭店业、照相业、修表业、纸烟业、土烟业、茴麻业、猪肉业、牛羊肉业、贩卖业。凡以营利为目的的都要交纳营业税。
  二、免征对象
  饭食类有大道旁小饭摊、小卖花生、临时打锅饼的，临时卖馍、烧饼、油条、油饼、水、豆腐的及小猪肉盆。
  生食类有自捕自卖的鲜鱼、自种自卖的水果。
  工业类有修补鞋业、泥瓦匠业、制硝户、小理发户以及织席、结蓑衣、编草鞋、编斗笠、竹匠、制土玩具的。
  其他类有零售洋烟洋火的、打拳卖艺的、说书的。
  三、税率
  每季纯利额不满1万元的免征，每季纯利额在1万元以上的，税率由5%—35%不等。纯利越多的税率也越高。
  四、征收方法主要靠评委会评议。评委会由事务所长（或检查站长）、进步人士、商人中的积极分子共5至7人组成。每半年评一次，评定前先由工商业户申报，评委会根据各工商业户的资本额进行纵横比较，评定出每户每季的纯利额，然后依率计征。
  摊贩牌照税
  1942年开征。只开征烟酒牌照税，按等级征收：（1）凡设县、镇（庄）批发、零售并在集市设摊出售者为一等，每月30元；（2）设铺零售并在集市设摊出卖者为二等，每月20元；（3）在家零售者为三等，每月10元；（4）设摊卖纸烟者不分等级，每户每月10元。
  1943年，此税种并入营业税。
  屠宰税
  （一）民国时期
  民国七年（1918）开征。屠宰税以猪、羊、牛3种为限，应征税额为：猪，每头大洋3角；牛，每头大洋1元；羊，每头大洋2角。税额由屠宰户支付，不分大、小、弱、壮及婚、丧、祭、年节，一律照征。
  各地设“屠宰税征收所”。凡屠宰猪、羊、牛须先赴“屠宰税征收所”完税，领取执照后宰杀。宰杀后，经税收所査验，方准出售。漏税者，一经査岀或被告发，每猪、牛、羊1头照税额20倍处罚；经手人如舞弊，照所得之数以100倍处罚；告发漏税者，査实后，从处罚款内提取50%作为奖赏。屠宰税执照为三联，一联付屠户，一联留征税机关存档，一联交财政厅查核。（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1941年开征，税率为：猪，每头30元；羊，每头20元；牛，每头100元；驴、骡，每头50元。
  1947年对税率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税率为：猪，每头600元；羊，每头200元；牛、驴、骡，每头2000元。由于币值跌落，1948年改为从价征收：猪，每头按3斤猪肉价征收；羊，每只按1.5斤羊肉价征收；对牛、骡、马停征（不准宰杀）。
  1949年，对税率又作了调整和补充：猪，仍按3斤猪肉价征收；羊，改按1斤羊肉价征收；牛，每头按15斤牛肉价；驴，每头按8斤驴肉价；骡、马，每头按10斤骡马肉价征收。
  牲畜交易税
  （一）民国时期
  民国七年（1918）开征。骡、马、牛按头计征，每头大洋1元（骡马牛驹折半征收）；驴，每头大洋3角（驴驹折半征收）。
  牲畜税就原有骡马会场及商业繁荣的城关集镇由县长委任人征收，税额由卖主负担，与买主无涉。完税后，由征收机关在牲畜身上烙印“税讫”字样。
  贩卖牲畜，须到征税机关报税领取执照。买主应向卖主索取纳税执照。牲畜税执照用三联式，一联付贩运人收执，一联留征税机关存档，一联交财政厅査核。漏税者，一经査出，除补交漏税外并处以20倍的罚款；经办者如果舞弊，照所得额处以百倍罚款。告发漏纳牲畜税的,查实后，从罚款中提取50%作奖赏金。
  征收的税款，县留50%作为费用，另提2%为财政厅印制费，其余作征税解交金库。
  牲畜包商每人填发凭照一张，每张征收凭照费5元。
  （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1944年开征，税率5%,由卖方负担。
  （莒南县政协供稿 莒南县地税局撰）蒙阴田赋捐税
  民国初年的田赋征收，仍沿用清制。此时蒙阴实有大粮田2339顷14亩8分9厘，全县总人口19万多人。田赋上解省为正交,每亩正交银为4分5厘4毫5丝，全县正交银10158两2钱5分6厘。
  1914年（民国三年）改征银两为银元，每两银折征银元2元，全县共折征银元20316元5角；另外附捐省款每两银2角，共附捐银元2031元6角5分，从此每年均有附捐递加。1915年每两银加捐濮阳河工2角2分，随征地方公益附捐2角2分；1916年随征田赋附税2角2分,濮阳河工解散，附捐仍留；1918年地方警款加征京钱2千文，串票4文;1920年加征义务教育附捐京钱5百文，串票4文;1922年加征国家税1元8角；1923年加征新增教育附捐洋5分;1924年加征清乡费京钱440文，修理高等校舍费京钱1200文，串票40文；1925年加征军事善后特捐2元2角，随征建筑营房等费4元4角，串票40文;1926年加征堵口河工附捐4角4分,“讨赤”（指共产党）特捐4元2角，军事特捐2元，警款8角,教育款2角，实业费1角，出差手续费6分;1927年加征河工特捐6角6分，铁路附捐5角5分, 赈灾特捐1元，军事附捐2元，军事招待费2元，警队军费3元;1928年附征国家税1元8角,地方税4角，军事附捐4元，铁路附捐8角7分，河工特捐6角6分，教育附捐5分。1931-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明令规定，应征田赋银两和各种附捐一律折成银元，统一征收。1931年每两银折银元8元5角；1932年为9元6角;1933年为12元6角6分；1934年为10元2角；1935年为13元6角；1936年为14元4角；1937年为14元8角。人民负担年年加重。
  1941年4月，共产党领导的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决定，将田赋改为统一征收救国公粮，并对解放区、敌占区、游击区都作了征收的具体规定。
  在解放区内具体征收办法是:通过丈量土地，分等定级，确定亩产量，然后以户为单位，按人口计算，每人每年产量不足50公斤的不负担，余数按累进率进行征收，当时称为“合理负担”。按累进率计算岀来的公粮任务，系全年指标，分季征收。麦、秋粮比例一般是麦三秋七，或麦四秋六，（蒙阴县政协供稿蒙阴县志办撰）抗战前的临沂钱庄业
  清末民初，临沂在货币发行方面岀现了畸形的繁荣。私人开设的钱庄（又叫钱店）纷纷兴起，他们竞相滥发纸币。尤其北洋军阀统治后期，临沂地方政府竟也挤占证券发行。他们大量印制地方“流通券”，在当时市面上引起币制混乱，票证贬值，物价飞涨，导致了临沂的经济萧条。笔者仅将所忆当时临沂钱庄业以及地方政府滥发纸币票证的情况，略述于下：
  私人开设的钱庄
  一、钱庄业在临沂的兴起
  临沂的钱庄业，最初不是一个专门行业，它是由兼业而发展成为专业的。最初的证券，是由一些资本雄厚、信用昭著的商号发行的。发行的这些证券，主要用于帮助推动自己的业务。如当时老字号“仁义茶庄”、“蒋仁泰”、“义祥和”、“祥丰”、“德生”、“万祥”、“贞一”（以上皆系杂货业）、“德兴颐”（药店）、“义利成”、“义祥和”、“元吉”（以上酒店）等店，都发行过证券，但都不用于市面流通，而是用于批发大宗货物的业务。如这些商店往外埠上海、青岛、天津各地购批货物时，派去的人身上不能带银元、铜子、制钱等现金，就用他们自己发行的证券交付货款。外埠商人向临沂收购土产品如烟叶、银花、花生、棉花、粮食时，即以临沂这些大字号发行的证券委托代购。如需现款，可持发行的证券到店内支付现金。
  后来有些临沂的绅商富户看到这些大字号的商店兼营钱庄有利可图，于是也想经营这一行业，但因没有贸易字号，便专营起钱店来。当时在临沂著名的钱店有“春生和”、“祥盛德”、“仁原厚”、“同德”，他们店中发行的票券公开在市面流通，并且日益增多，逐渐形成了钱庄业。
  二、票面的形式与面额
  当时各钱店所发行的票证，计分4种。那时临沂的货币以“吊”为单位，银码制尚未施行。“一吊钱”就是10百，是由当时流行的硬币铜元（也叫铜板）算起的。1个铜元是20文钱，5个铜元就是1百钱，10百钱就是1吊。所以发行的票证分1吊、2吊、5吊、10吊4种。形式为长条式，系用一种棉性软纸印成，票面当中竖写“京钱X吊”，当中在钱数上盖有该店的印章，在两边的起缝当中编有号码，皆系大写，上面也盖有印章，然后用刀切开，上下四角上也盖有小型印章。当时印刷，皆系石印，由市面上的印刷局印制。钱店的票证发行后，即可在市面流通使用。使用人要兑换现金硬币时，可以持票到发行之钱店内，兑取现金。如1吊的票子，当即付给查好的1吊铜元。
  三、钱庄业经营机构及业务
  临沂钱店，有一人独资，也有2人以上合资经营。钱店的机构，设掌柜（现在称为经理）1人，司长1人，跑风水的伙计2人,学徒二三人。门面3间或5间都能开业。门面上设有柜台、账桌，后屋（称为倒座，与前面门面上连到一块的）为存放现金之处。所谓现金，在临沂当时通行的是硬币铜元。铜元当时是论吊，50吊一小蒲包，存放屋中，靠墙垛起。至于零星铜元，一吊一吊地査好，摆在钱板子上。如有人持票子来兑换，即予查付。业务方面，主要是向外贷款，贷款人每月必付利息。利息不等，有2分或2分半，急用时甚至3分也有使的。有的钱店暗中收购土产，做其他生意。钱店里收购铜元时，你卖给他的铜元，每吊是50枚铜元。但当拿着他本店所出的票子去兑换铜元时，1吊钱只给你49枚，在当时的临沂人都称为“九八钱”。这样钱店里每兑100吊钱就能赚1吊钱，1000吊钱就能赚10吊钱。
  四、钱店开办手续及其发行票额的限制
  钱店的开设，由经营者先具文向县公署申请备案，经过批准才能开业。呈请时必须说明拥有抵押金数额，印行的票额是多少，按规定限制发行票额。所岀的票额，不能超过拥有抵押款的数目。比如：你有现金1万吊铜元，只能出票8000吊。现金若是5000吊只能出3000吊或4000吊。按照规定的现金抵押与发行的票额，这样看是颇为合理的。但是，到了后来这些经营钱庄业商人，不按规定发行。如有的只有5000吊现金，竟出8000吊的票子，从而造成滥发纸币的现象。
  五、钱庄业的极盛时期
  20年代初期（民国十二三年期间），是临沂钱庄业走向繁荣的时期。一般人在当时看到开设钱店发财很容易，其中有些钱店本钱不多，靠买空卖空成为暴发户。于是你仿我效，竞相开业。因此，到了1923年（民国十二年），临沂的钱店达到200多家，1924年（民国十三年）到了300多家。甚至一个开饭馆的字号也出票子，一个小杂货店也印票子。从临沂城内的两条南、北大街直到南关大街，两边的铺户几乎都是钱店。当时有人估计临沂的钱店有400多家。那时城内的一般青年无职业可干，大多到钱店当了学徒。这时临沂城乡、集镇上充斥着私人发行的钱票，从而一时步入了临沂钱庄业的极盛时期。
  六、临沂钱庄业的衰落临沂的钱庄业，因为过度兴盛.引起了他们本行业的相互竞争倾轧。钱店与钱店之间互相造谣毁谤，大暴内幕。如甲说乙钱店拥有抵押现金只有2000吊，却发行了纸币5000吊以图坑骗群众。于是，凡持有这家票子的，都争相兑换现金，从而使之“关门大吉”。就这样，仅1925年（民国十四年）的上半年，几乎每天都有几家钱庄倒闭，到了下半年，曾多达400余家的大、小钱庄，已所剩无几了。
  钱店倒闭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受到了时局的影响。1925年（民国十四年）的下半年，临沂地方的政局动荡不安。奉军退却路经临沂，袁永平的大刀会进城，苏军（江苏省的陆军）进驻临沂等。这些事件的接连发生，把临沂推入了战乱旋涡，导致了全面的经济萧条。钱庄业也因此一蹶不振，而至湮灭。
  钱店宣布倒闭时，地方政府表面上也采取了一些维护老百姓利益的措施。例如，派警察设岗先将这家钱店查封起来，对掌柜的实行逮捕限令变卖家产物业，将其所发行的证券兑换收回。但往往有些掌柜随着钱庄倒闭而一贫如洗或事先转移财产，被关押些日子后，暗中向衙门行点贿，也即不了了之。也有的掌柜逃之夭夭，或有胆小的掌柜自杀而死。所以，钱庄倒闭时，真正受害的，还是广大城乡百姓。
  官方发行的“流通券”
  钱庄业发行的纸币淘汰不久，在临沂市面上又岀现了由地方政府印行的“流通券”。
  流通券发行缘起
  1925年（民国十四年）秋，临沂地方因受时局影响动荡不安。各种牌号的军队进进出岀，时有骚扰。为应付过境军队，以当时临沂城内巨绅钱广汉（字景南）为首，召开了地方各界士绅会议。参加的有李信余（省议员）、韩彤光（城区区长）,吴竹溪（地方财政处处长）、蒋笑山（商会会长）、石缙臣（士绅）、蒿益三（民团团总）、崔启泰（士绅）、王XX（人称王三爷）、戴佑宸（商界人士）等10余人，组成了“临沂县临时参议维持会”，代替政权机构，同过境军队周旋，筹措支应粮饷。由于费用开支数字巨大，而县公署库藏一空，无法支措。于是，地方临时参议维持会开会议定，以政府财政收入担保，印发“流通券”维持开支。就这样在1925年（民国十四年）的12月间，印发的流通券大量涌入市面。
  二、从“小白票”到“小绿票”
  临沂流通券的发行名义是由临沂临时参议维持会决定，实际上完全是由以钱广汉为首的绅士所操纵。他们为了欺骗老百姓，披上“合法化”的外衣，遂又成立了名存实无的“临沂县公益钱局”。“流通券”，名义上由公益钱局发行。这种流通券为石印，票纸很小，略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5角票版面大小。长条式印纸是安徽所产的“贡川纸”。正面上有“临沂县流通券”字样，并署名由“临沂公益钱局”发行。面值分1吊、2吊、5吊、10吊4种。背面印有几项说明，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流通券的基金，是以临沂县的地丁田赋（就是钱粮）为抵押”，其实这完全是欺哄老百姓的。因为版面小，当时临沂的老百姓都称之为“小白票”。这时候临沂县招待驻军及客军来往，一切费用皆用“小白票”来开支。因开支巨大，票子的发行量也随着加大，使临沂市面“小白票”满天飞舞。日子长了，人们开始发现“小白票”无处兑换现金，而且使用范围只限于本县。因此，造成了“流通券”的贬值。开始老百姓不敢公开贬值，后来渐渐公开了。1吊面额的“小白票”，只相当于几百钱的铜元。最后人们公开拒绝使用。于是“临时参议维持会”又决定，另发行一种流通券，改改版面，将'‘小白票”收回，以此提高新流通券的价值。这样，新的流通券又出现了，其版面样式与“小白票’'一模一样，只在票面四周加以绿色花边。当时的老百姓称之为"小绿票''。小绿票开始使用后即将'‘小白票”完全收回，为了挽回“信誉”，曾由商会筹措一部分现金（铜元），开始兑换，兑换了3天即宣告停止，以后就不兑换现金了。不到半年，“小绿票”又重蹈了“小白票”的覆辙，大大地贬值，终至人们拒绝使用。到了1926年（民国十五年）的春间，由临沂县公署、临沂县临时参议会和临沂县商会共同决定再换版面，另出新币，于是“上海印”又出现在市面。
  三、“上海印”的发行与废止
  1926年（民国十五年）春间，经会议决定派戴佑宸（临沂县商界代表）、姜龙章（临沂县劝业所所长）2人前往上海，印制临沂的流通券，办理手续。3个月之后，印制完毕，运回临沂，即开始将“小绿票”兑换收回。从上海印来的流通券，印刷精良，票面四周都是红绿色的花边，票面大、纸质好，一般老百姓都称之为“上海印”。投放临沂市面后，一开始人们觉着很新鲜，喜欢使用，但同样是一张“空头支票”不能兑换现金，所以未过半年就在市面上逐渐贬值，1吊钱的“上海印”只能兑换铜元50。文。临沂乡镇集场拒绝使用，它只能流通在临沂城内及南关一带。这时候临沂市面萧条，物价飞涨，穷苦百姓生活陷入困境。同时，在1927年（民国十六年）的5月26日下午，国民革命北伐军东路总指挥白崇禧率领5个军攻打临沂城。城内的奉系“直鲁联军第四军”军长方永昌下令守城。相持一月，南军撤退。这场围城战，又导致了临沂城关物价进一步飞涨，“上海印”几乎成为废纸。结果，方永昌以直鲁联军第四军军长的名义，通令废止“上海印”。
  流通券基本上没有基金作为抵押，以至无法兑换，从而导致物价飞涨，老百姓已受其害，后来军阀政府又通令禁用，致使持券商民受害更甚，苦不堪言。
  （兰山区政协供稿 郑敬之撰 王西献整理）北海银行成立始末
  1938年秋，我党在胶东抗日根据地的蓬（莱）、黄（县）、掖（县）创建了“北海银行”。
  筹建北海银行的建议始由掖县"三支队'’提出，当即得到胶东特委和“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领导的支持，并决定由第三军司令部投资,3县联合招股成立银行。因3县地处北海地区，故名“北海银行，总行设在掖县城，分行设在蓬莱、黄县。张玉田任总行经理，陈文其任总行副经理兼黄县分行经理。后来，张玉田投靠赵保元当了汉奸，由陈文其任总行行长。该行原属公私合营，私股占总资金的70%,尔后陆续收回，成为完全公营。1938年10月，北海银行在掖县城正式开张，发行了壹角、贰角、伍角、壹元4种票面的“北海币''，至1939年初共发行北海币324100元。是时，北海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流窜到胶东地区的惯匪刘桂堂（辉号刘黑七）及日伪军，向蓬、黄、掖根据地进犯,我军被迫撤出3县县城，北海银行随之停业。
  1939年秋，驻鲁中的党、政、军领导机关，为解决暂时财政困难,决定继续发行北海币。为此，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发出整顿北海银行，筹办鲁西、鲁北、清河各分行，建立各级金库和统筹统支管理制度的指示。通过整顿和筹备,北海银行遂于1940年初又开始发行北海币，并于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五）将北海银行迁至今沂南县朱家里庄乡大梨峪村。当时，银行归属山东纵队供给部领导。同年8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成立,设立了财政处，印钞工作转归财政处，由财政处处长艾楚南兼任行长。10月，省战工会将在胶东创建的“北海银行”改名为“山东北海银行”，并在渤海、胶东区设立分行。1941年1月10日，又将山东北海银行迁至今沂南县马牧池乡万粮庄村,银行机关驻万粮庄，印钞厂设在今山西村王立群家西屋。银行组织机构设主任1人，下设会计科、岀纳科、鉴定科、材料科、外交科、总务科、警卫班。银行主任始为沙海秋,后贾洪继任;会计科长先是王一,后是钱卫林;岀纳科长寇凤田；材料科长彭怀正;外交科长贾洪，副科长王志成;警卫班长刘策义,共有工作人员50余人。印钞厂有印钞机4台,打码机3台。印刷的北海币面额分别为壹角、贰角、伍角、壹圆、贰圆、伍圆、拾圆，后来改为壹佰圆、贰佰圆、伍佰圆、壹仟圆、贰仟圆、伍仟圆、壹萬圆。印刷工序有擦油、制花纹、套色、印刷、擦亮、裁纸、打码、装订等8道工序。由于当时处在战争环境，印好的北海币多掩藏在万粮庄北边的汶河滩和村周围的山洞或地窑内,地窑上面垛有老百姓的柴禾或在上面建有场园屋子。
  1943年春，山东北海银行总行由万粮庄迁至滨海,与滨海分行合并，鲁中区设立分行。不久，总行又由滨海迁回鲁中，与鲁中分行合并,仍驻万粮庄。1946年底，新四军主力部队由江苏转移山东，华中银行总行随军到达山东后，于1947年初并入山东北海银行。同年秋，山东北海银行由万粮庄迁至临沂附近。1948年12月1日，以山东北海银行、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为基础,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南汉宸任总经理，行址在河北省石家庄市。
  （沂南县政协供稿刘存祥撰）解放前临沂商会及主要成员简介
  解放前,临沂直接管理商业的民间社团叫商会。主要职责是承包代征县政府财政部门或军队下派的各种捐税夫役,协调商户间的矛盾纠纷。实际是一种为政府和商户服务的群众组织。
  临沂商会最早成立于1909年,名为兰山县商务会。会长张书庭，副会长郁焕臣。1910年，改选狄晓策为会长，郁焕臣仍任副会长。1912年，改选蒋辅臣为会长，韩彤光为副会长。1915年，商务会更名为临沂县商会，会长为袁俊德,副会长仍为韩彤光。1917年,蒋辅臣为会长，蒿益三为副会长。1919年改选时，上届正、副会长皆连任。1923年,蒋笑山为会长，韩彤光为副会长。1925年,徐维勤为会长，刘子受为副会长。1928年，北伐军进占临沂城，改选韩彤光为会长，蒋幼泉为副会长。1929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商会法》及《工商同业公会法》，因故未能如期改选。1931年2月，由国民党临沂县党部指导成立临沂县商会，选举产生执委会和监委会。蒋幼泉任商会主席,戴佑宸、朱书亭任常务委员，王少文、贾连三、伍献之、魏乙宸、吴问张、刘献东、谭升廷、李谨堂等8人任执行委员，赵承恩、贾鹤庵、张安臣、石剑泉、高钧等5人任监察委员。另选裴子善、孙谦甫、郎锡九、蔡干臣、刘吉臣等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王净臣、侯文轩等2人为候补监察委员。
  当时组织之各业公会有:国药公会、西药公会、酱园业公会、铜货业公会、洋车业公司、缝纫业公会:银楼业公会、烟店业公会、铁业公会、煤油烟卷业公会、广货业公会、染业公会、鞋帽业公会、杂货业公会、布业公会、织机业公会、饭庄业公会、丝线业公会、棉纱业公会、酒业公会等20个组织。
  1938年春，日军侵占临沂城，相继建立了一套为其侵略、奴役中国人民效忠的汉奸组织，伪商会即是其中之一。在日伪统治临沂期间,先后由伍献之、齐华亭充任临沂伪商会会长。1945年9月11日，临沂城宣告解放。民主政府改组了商会，先后由韩绍九、朱克贤担任商会会长。1947年2月，国民党军占领临沂城，至1948年10月10日，王洪九部弃城南逃，在此期间由许方田任国民党临沂商会会长。解放后，人民政府筹备建立了临沂县工商联合会,并在县级以上政府内设立了工商管理局。
  附:有关解放前几任临沂商会会长的情况
  蒋辅臣、蒋笑山、蒋幼泉:均为临沂城内南门大街（今沂州路）路东仁泰巷内蒋氏家族成员。蒋氏家族开设“蒋仁泰”铺号，经营杂货生意。曾拥有分店十几处,其中有杂货店3处，酒店2处，布庄1处，钱庄1处，另有与英国商人合营的亚细亚煤油成记公司1处。此外,“蒋仁泰”还在上海、南京、镇江、海州等地设有货栈。鼎盛时，拥有资金达100万元（可兑换银元）之巨。在当时临沂商界和社会上，颇有声望。
  徐维勤：1925年起任临沂商会会长。1927年六七月间，北伐军围攻临沂城。时驻守临沂的奉系军阀部队直鲁联军第四军军长方永昌，在守城时曾借用“蒋仁泰”成记公司的煤油1000桶，用于夜间在城头照明。事情交由徐维勤办理。北伐军南撤后，临沂城解围。方将煤油折成价款,交由徐归还。徐竟将价款扣而不还。事泄，被方逮捕，交由军法处审理，以贪污罪判处死刑，在城内小教场被处决。韩彤光:临沂城内“仁义茶庄”老板。
  戴佑宸：1919年参与开办临沂近代第一家书店《新鲁书局》，并曾与王砥如、蒋幼泉、王燕谋等人一起，于1936年2月合股创办了临沂第一家电灯公司。其父经销缝纫机,并开了一家字号为“福义隆”的大服装店，专作军、警制服。
  齐华亭:字荣芝,原籍临沂城西杜家朱许村。清末迁居临沂城内,是城内有名的地痞。先后充任巡警、硝磺局长，开设赌局，承包税收，包揽词讼。30年代初，在临沂城内南大街（今沂州路北段）路东，开设了一家设施豪华的“惠商旅舍”。日伪统治临沂期间，又先后开设了一座大型的“惠泉酒店”和“沂州宾馆”。充当伪“临沂商会会长''，死心塌地为日伪效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驻临沂日军撤逃枣庄，伪军与王洪九顽军被我人民军队困在城内。齐挑头成立“临沂县城防后援委员会”，为伪顽筹办粮饷、灯油，组织运输、救护，不遗余力。9月11日，临沂城为人民军队攻克,齐华亭被生擒，经民主政府审判，判处死刑。
  许方田：临沂南关人，回民。日伪时期，与日特洪翻译和高桥过从甚密。1941年12月，日军“扫荡”王洪九所部驻地坑矿之后,王洪九派其参谋张玉如化装进城与日军勾结，即由许方田从中介绍。另外，许又以其所开设“皮行”为掩护，经常派人到沐东一带抗日根据地以收货为由，为日军收集情报，采购军用物资。1947年2月，王洪九重占临沂,许方田充任临沂商会会长。1948年10月9日夜随王洪九弃城南逃。淮海战役后,在河南商丘一带潜伏，后被人民政府逮捕判刑。
  （兰山区政协供稿王西献撰）临沂城老字号及近代商业
  战前时期
  当时的临沂县城建有高大的城墙，设东、西、南、北4个城门。在南城墙以外，还延伸一道围墙,城内总面积为1.64平方公里。城内居民约有3000户，1万余人口。南门内外和考棚街一带，是商业闹市，店铺鳞次栉比，每至深夜十一二点钟，出售元宵、水煎包、八宝粥、锅贴、烧鸡、煮梨等小吃的叫卖声也不绝于耳，一派热闹景况。西门内外为饭食小吃店和小旅店。北门和东门，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无甚商业。
  组成当时商业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店铺，也称坐商;一种是摊贩。战前县城的商业阵地，主要为座商所掌握。
  批发商店聚集于县城，有的专门经营批发业务（有的批零兼售），供应县城和农村的零售商店与摊贩。他们从青口、上海、周村、南京、北京、广州、安徽、青岛、潍县和济南等地购进货物，转手倒卖，从中牟利。
  京货业、广货业、杂货业是当时临沂县城的主要商业。京货业主要是经营绫罗绸缎和布匹，其中以绸缎为多，布匹品种较少,多为土布和平纹大布，花布和花吡叽则为高档商品。当时的纺织品以北京产品质地最为优良，故名曰京货。服务对象多为婚男嫁女及阔家子弟，因而交易次数不多，零售业务清闲。开设绸缎店者多系周村一带人，受雇者亦系店主家乡人,故有周村帮之说。临沂人开设绸缎店的只占少数。著名店铺有丰亨豫、天祥永、永亨泰、万兴鸿、元亨永、源盛恒等18家。多数经营批发,兼作零售，只有少数店铺专作零售生意。福记布店虽系小铺，但由于业主肖思九经营方式灵活,善于巧妙地与“大字号”进行竞争，使其业务发达，在百里内驰名，群众皆知有个卖布的肖思九。
  广货业即现在的百货业，主要是经营毛巾、肥皂、牙刷、牙膏、袜子、电筒、衬衣、胶鞋、文具、礼帽、烟嘴等。这些商品多数是轻工业产品，主要来源于广州，又因广州地区产品优良,故称为广货。由于当时群众尚不习惯使用此类商品，因此规模不大，多系小铺，共有20家。其中经营批发业务的有3家，以德聚义、永顺合最为著名。零售商店著名者为永和成、公益順，在职人员各为9人左右，其他店铺则为2—5人不等。
  杂货业是各行业中店铺最多者，有37家。经营山珍海味、纸扎红糖、茶叶、糕点、干鲜果品等，也有兼营瓷器或布匹的。益祥和杂货店专门经营批发业务，雇用人员在25人上下，资本15万银元左右,设专人在外地坐庄进行采购，购进红糖一次就是数百担（每担合100斤），购进茶叶一次就是几百篓（每篓合50斤）。据目击者说，其仓库垛货如小山那样高，虽系夸张，但也足见其规模之大。每逢集日，外地来货多达五六批,每批约有大车80辆至100辆,塞满南大街的通路。县城和农村店铺、摊贩在这一天采购货物的亦多达六七十笔，少者一篓，多者二三担不等，其业务量之大，为临沂首屈一指。仁义、蒋仁泰、贞一、信泰、祥丰则是批零兼售,亦颇著盛名。经营糕点者均在店后设作坊，制作嘉湖细点、什锦南糖及各类糕点，自产自销。糕点作坊一般为3至5人,年产量1万余斤。由于糕点多为馈送亲友、喜庆筵席之用，百姓一般舍不得购买自食。当时糕点作坊较多,匠师们在花色品种和质量上狠下工夫，以期打开销路，因此花样多、质量好,显得丰盛。
  经营线纱（俗称洋纱）批发业务的有祥顺成、久记、元祥、祥盛德4家。店铺数虽少，但由于资本雄厚,有的兼办外地汇兑业务，有的兼营城北各庄所织布匹的批发业务，有的兼营颜料批发业务,所以影响很大。资本来源多为潍县人,故亦称之为潍县帮。零售线纱业务的有潘洪喜洋线烟酒铺。
  经营外国产煤油、卷烟业务的有4家。源记专门经营美孚牌煤油和蜡烛的批发,成记专门经营僧帽牌的亚细亚煤油批发业务,洪昌烟酒公司则专门经营英美产的卷烟和酒类。
  车行有永祥、庆祥、景伦、泰记、双轮等15家,主要是经营成品自行车，俗称洋车。当时把外国人称为洋人，故将其生产的自行车称为洋车。
  经营铁货业的有毓长茂、仁源长、裕生东等9家。
  瓷器业有大兴、景昶、丰记、张文泉4家，而大兴瓷庄又兼营布匹,丰记瓷店兼营杂货。
  酒店业、酱园业、鞋帽业均系前店后厂，自产自销,批零兼营。其中酒店业有恒丰、义丰、裕泉、义祥永、源吉等15家。酒店资本较大，雇用人员亦较多，约在四五十人上下。大店有窖15个左右，日出一窖约500斤，轮番蒸烧，每户资金约在3000至5000银元左右。酱园业有8家,以朱公盛酱园为最大，有咸菜缸100余口，酱油缸70多口，生产各种酱菜。同时还生产酱油、醋、香油、麻汁等。生产豆豉的酱园以唯一斋为最著名。鞋帽业有12家，也是自产自销，批零兼营，资本较大者有丽华、玉合斋、兴隆斋、如意斋等。
  盐店，也称盐务局，盐糟子，是一种半官方性质的私人企业。愿意经营盐务的商人要向官府投标，购买这一地区的权益，经过官府批准,按投标数字上缴官府金票才许经营，并受到官府的保护。盐店是临沂县独一经营盐业的垄断组织（业主密春泉），总店设在盐店后巷，四乡的大集镇又设有8个分店。
  盐店的经营方式是少部分从产地购进经销，大部分则为个体户从产地运来私盐后，在盐店购买税票自行出售。当时未买税票销售盐务的则为犯法。卖税票是盐店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不需用资金,仰仗官府权势买空卖空，因此经营盐店是个一本万利的买卖。故当时有权势者竞争投标经营盐务者颇多。
  饭馆业是服务行业中占比重最大的一个行业，有名的大馆子有23家,无名的小吃铺、摊贩不计其数,遍布县城各个角落。庆来馆、泰丰馆、庆丰馆以包办酒席闻名，大不同饭馆则以自由饼、水晶包等小吃别具一格而闻名。顺合居以专卖饺子享有盛名，业主姓杨，故有杨饺子之说。
  饭馆业在战前社会上没有政治地位，倍受官、绅、兵、痞的欺凌。例如，大不同饭馆的业主张殿佐，有一天被县府卫队叫去，一进门就被众士兵铺天盖地地拳打脚踢一顿，又是耳光櫥，又是皮带抽，不讲因由，不容分辩，打得张殿佐死去活来。正在吊上梁头之际，被张的同乡（一名排长）制止。事后得知，其加给大不同饭馆的罪名是在县府外院泼混水，其实两地相距甚远，根本无有此事。究其原因是大不同饭馆不对外进行赊欠，致使士兵得不到白吃的好处。张殿佐挨了打,还得认错赔罪，找保具结才被释放。至于饭馆业被地痞流氓掀桌子、砸板凳、摔碗碟、欧打伙计掌柜，借口有苍蝇吃了不付钱的事更是司空见惯。
  饭馆业伙计以对顾客服务好收取小赏为其收入主要来源。小赏是顾客付给饭菜价值以外的费用，一般是找零尾数，也有少数顾客付给相等或超过饭菜费用金额的。顾客进店，堂倌（伙计、服务员）要笑脸相迎。顾客在用饭前，要先递上热手巾，把桌凳擦干净。顾客落座之后，每人都要摆上一套醋盏、汤匙、筷子、五色纸（是给顾客吃饭时用来擦试筷子的）。顾客在用饭期间,还为顾客代买代办事务。顾客饭后仍要递上热毛巾，顾客走时要笑脸相送。送饭到户，随叫随到，是当时饭馆业的普遍做法。
  澡塘业是一种季节性行业,共计有10家。其中洞庭春、华新池、浴德池较大，各有座位50至70个，较小澡塘有20一40个座位不等，一般都设有普座和雅座2种，洞庭春还设有楼座,3种座位3种价格。每个澡堂都是就地有井，浴水使用当地的井水，顾客饮用的是人工运来的河水。澡塘业主被称为掌柜的。开设澡堂的资金主要是用于设备和购置煤炭，不开付雇用人员工资。雇用人员的收入来源是收取顾客付给的小彩（小费）。在雇用人员每日所得的小彩中,掌柜的得1股，坐柜（会计）得1股，把头（相当于班、组长）1.2股，大伙计1股,半生手0.5股。学徒没有小彩，干得好的偶而得个分余尾子，叫“给几分喝粥去”。入堂学徒要与业主立有字据，上写“投井跳汪与店主无关，没有工资，六年岀师”等等。学徒期间要学会看座、搓背、捶背、捏脚、修脚、理发等工艺。学徒出师前要请客，由掌柜的、伙计、入店介绍人等公认合格后才能出师。岀师也就是能独立工作，可以当伙计了。
  澡塘业在旧社会是个没有地位的行业，不在商会组织范围之内，从业人员被列为“下九流”之内，受到当时社会的歧视。只是后来官府和军队摊派款项和差役太多,才被商会吸收进去，让其承担各项摊派和差役。
  由于当时交通运输业落后，旅店业不甚显著，只有会商旅馆、金台旅社2家大店面，各有二三十个床位.其他则是小旅店，接待考生或过往推车，因而设备简陋，多数为地铺（下面铺一层麦穰或豆秸，上面盖一领芦席），且无被褥设施。
  理发业有门头的共8家，加上流动摊点,约有从业人员60人左右。当时的理发馆没有自己的字号名称，通称“整容斋”，用一块棉布写上这3个字悬在门口作为招牌。再向上推几年，有的连布招牌也没有，只在门口悬一缕头发作为标记。从业人员只有两三个人，收徒弟不使用雇工，原因是养不起伙计，而徒弟则不付工钱，白赚其劳动力。学徒进店要立头字（具结）,上书“打死不要老师偿命，自缢不要老师管”，还要写明是门里徒还是门外徒。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学徒挨打是常有的事,打耳光和拳打脚踢是极为平常的，老师发怒，有时甚至动用火柱去打,逮着什么家伙就用什么家伙殴打徒弟，名之曰“不打不成材''。所以理发业的学徒极苦，门里徒是6年出师，管吃管穿没有工钱，只是在过年时才给1元或2元磕头（拜年）钱。门外徒是4年（一说为3年）出师，外送老师1年，实为5年（或4年），管吃不管穿，没有工钱，出师时，老师置办一付理发挑子和刀具送与徒弟。
  理发业主与其他行业不同，无甚资本,靠手艺吃饭。战前理发生意清淡，每日多者有四五个顾客，少则连续几日不开张。因而有的业主在农忙时就关门回家务农去了，有的业主（如李荣德）有时要拿着刀具或椅子到割当（典当）铺去割当换点钱，解决生意清淡时的吃饭问题.因此，战前的理发行业很萧条。理发师傅陈凤台干了一辈子，既无积蓄，又无儿女，在老年不能挪动之时，活活饿死在席棚底下。死后才被人发现告知其弟子孙殿杰，由同行们捐款掩埋。理发师傅杨痛子也是因年老无人过问，冻饿而死亡。理发师傅王福昌承袭祖传脱臼技术，善长医治接骨拿环，在临沂享有盛名。
  带有技艺性质的照像业有3家，修表业有5家，镶牙馆有3处,染房有6家，缝纫铺有4处。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有文宝、益祥、惠祥、玉宝、泰柬、德合等6家银楼从事制作或加工金银首饰、器皿等。带有工业性质的印刷局、社有5处，即大同石印局、华东印刷局、信通商社、鲁南日报社等。书店有承文信书笔店和信古山房2家。
  中药业有13家,其中以培生堂、仁和药栈、恒济堂、同德堂为最大。他们从郑州、祁州（河北省）、禹州（河南省）、上海等地采购药材，自炮、自切，专门从事批发和零售中药材的业务.标榜“道地药材、遵古炮制、丸散膏丹，一应俱全”。道地的意思就是从产地直接采购，货纯，价格低廉。永春堂、姚德全堂、世德堂等则系专门从事零售业务的药铺，并均设有先生（医生）开方，边诊断，边取药。
  中药的购进，少数系现付（收货后付款，从定购到付款的期限约为一个月）,多数为赊货。赊货一年三付，即端午节一次、中秋节一次、年终一次总清。如呈现对方索款现象，则为双方业务结束。临沂县城中药对外批发范围曾一度扩展到沂州府的所属7个县，故有“行销七属”之说。这种批发业务，赊货的由批发店派专人按规定季节到赊欠户收款,赊货一年的一般要比现付多花3分利。药店为了业务竞争，每月向行销各县的药铺发岀行单 （即商品价目表），供用户选购参考。每年的春季是批发业务的旺季。
  零售旺季为秋季，因秋季食不卫生的生瓜梨枣的多。有民谚有:“交了九月九,大夫住了手;家家吃萝卜，病从何处有。”所以，冬季是中药零售淡季。中药业的学徒，起码在3年内不准担负抓药业务，学徒的活计是学包、扎、切、片、跌、打、熬、炼和店内的杂务。工时长，劳动量大，很艰苦。
  中药业的师傅是指切药工,配药工，多为河北省祁州人，尊称为“祁州老师”。所用刀具为祁州产，工艺高、技巧性强,达到了“乌药（药名）不见边，槟榔（药名）飞上天”的水平。其工资待遇较高,月工资15至20银元。
  当时中药业批零店铺经营的品种一般为四五百种，先生铺则一般为100至800种左右。一般的药草如当归、大黄、银花、甘草等利润在30%左右。销售量少的药品如参、茸、麝香、羚角等可获1至2倍的利润。
  战前的中国百姓，绝大多数用中医治疗疾病，故中药业是一个业务发达的行业。
  西药业是一个新兴行业，有广济药房、济生药房等5家。规模较小，从业人员也较少，在当时群众中的影响也不大,以医销售药剂，设有简易病床,并为顾客注射针药。
  金融业有民生银行、农民银行、吉祥银号、孚丰银号4家。民生银行系省办公营，农民银行系地方集资兴办，其他两户银号则系私人经办。
  钱店在1925年以前极为盛行，曾到过375家，主要是放高利贷，自出纸币，办理兑换硬币业务。军阀战争期间，大批倒闭，但在当时有记载的还有57家,到了战前时期，此种行业即已销声匿迹。
  20年代以前,县城有2家典当铺，到了军阀战争时期即已倒闭。在战前时期的南当铺巷有估衣铺五六家，处理当铺遗留下来的估衣，也有边收边卖的。到日军侵占临沂时,估衣行便不存在了。
  妓女院在三府巷一带有10余处，每处有姑娘七八个或十余个不等。多系扬州人，故称之为“扬州班”。
  除了五光十色的店铺交易外，集市贸易也占有一定的比重，旧历一、六（即初一、十一、二十一和初六、十六、二十六日）在西门里有个集市，二、七在东门里有个集市，三、八在颜家巷口有集市;四、九在木牌杈子有集市，五、十在南关又有个集市,因此每日有集。除南关为大集外，其他均系小集。集市贸易以青菜、粮食为主，只有南关大集间有木料、牲畜、京广杂货等。
  临沂县城在正月初七有火神庙会，正月十五有城皇庙会，农历三月二十八日有东岳庙会，其中以东岳庙会规模最大。庙会生意多为香客游人服务，因此为小生意，如香锞纸马、玩具、小吃等。
  春季的三月二十五日和秋季的十月二十五日，一年两度在临沂城外东南郊（位于现在的烈士陵园附近）有教场会,俗称山会,亦称骡马大会，设有牲畜、木料、粮食、铁货、挂货和熟食等市,并有说书唱戏的助兴，地域占两平方公里左右。人群摩肩接踵,喧哗之声鼎沸，热闹非凡，是为当时临沂城乡最大的山会。
  战前对商业发展危害最大的是土匪和旧军队。
  重沟街（村）的恒源泰杂货店，本是一个顾客称便、生意兴隆、四里八乡闻名的大商店.某年六月十一日，土匪将业主刘西恩兄弟抢走（俗称绑票），勒索钱财。其家属按照土匪要挟数目变卖田产5000元送去，赎回人质，致使该店资金罄尽，无法继续经营，随即倒闭关门。
  付庄街的益和号杂货店，经营纸扎红糖兼布匹百货，批零兼售,货物均是大批从东口（青口）购进，有从业人员20多个，资本达50万银元左右，为大财主（地主兼资本家）赵永亭所开设。赵氏并附设有炉厂4处,碗窑厂2座，有自卫团配长短枪30多支，为战前临沂城乡商业的资本最大者。抱犊嵐土匪孙美珠、孙美瑶等人将赵氏父子绑走。据说赵家在此事件中，用了3车银元（每车银元约合2万元左右）送与官府，1车银元送与土匪才将人赎回。
  王洪九在当土匪期间，架走县城朱公盛酱园业主朱克贤。王向朱索银元3万元，朱用巧妙办法花了15000元被放回。1947年王洪九当了国民党的保安司令第二次攻占临沂时，朱便马上逃之夭夭.于是，朱的所有财产尽遭王洪九破坏。
  至于小商贩在途中被土匪抢劫丧生者,更是屡闻不鲜。例如煤山街的郁亭玉去日照贩货,途中即遭土匪杀害;东关街的姚继胜被击头部倒地，财物均被土匪抢劫而去。
  旧社会的军队，是统治欺压人民的工具，尤其是商家，更为惧怕他们。明明吃了亏还不敢讲出去，生怕惹出更大的灾祸。国民党军二十二师六十六旅旅长李占彪驻防临沂时，在南门挂了个牌子，上面写道:“货物要真，价值要廉，军人交易，不准赊欠，如敢违犯，定行严办。”说得是非常好听，其实则是相反。该军官兵经常到商店里买了东西之后说:“给我记上帐吧。''店员们只好答应，让其把商品拿走,其实连他的姓名都不晓得。明为公买公卖,实为文明抢劫。每到月底,该军侦缉还假惺惺地到店铺征询：“有弟兄们买东西不给钱的吗？”明明有，但是还得赞扬说:“没有，没有，贵军纪律实在严明。”即墨人孙勤喜在南门里开的杂货铺,在某日下午两三点钟，闯进4个持枪军人，一人张开大鸡头 （枪机）说:“掌柜的，借点钱用。”于是径直去帐桌内拿取，另外几个去后院搜翻，公开进行抢劫。丽华鞋店得罪了个当官的，每次行刑时（处决犯人），走到他门口，就叫犯人去要鞋穿，进行一番糟蹋。当时陋习，临死之人要东西是不付钱的。后来该店打听到要行刑时，就马上关门，结果,该军官还是叫犯人走到该店去砸开门。后来店主托人向该军官花了一大笔钱财,才免了以后的麻烦。
  方永昌在撤退临沂时，曾因商会会长徐维勤没有及时交出税银而将其枪毙于教场（今市水利指挥部处）。
  日伪时期
  1938年4月21日，日本侵略军攻占临沂县城，对赤手空拳的中国人民进行了3天的挨家挨户大屠杀，留居县城的男女老幼惨遭杀戮达4500人之多。西北城区全部被炮火夷为平地，南门外商业区大火燃烧近月，全部被毁。是为临沂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灾难。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在其控制下的县城实行“良民证”的奴役制度,沿途设岗检查，下午四五点钟就关上城门，阴森气氛笼罩家家户户，人人自危。
  由于资产被日军炮火严重破坏，"周村帮’'和"潍县帮”的资本不再流入临沂，天津、山西的资本已经抽走，大商店在县城不复存在，只有少数几个中型商店，多数为小型店铺，且系简易建筑。商业资本，仅为战前的5一10%。由于“良民证”限制了农民进入县城,且进城要担性命危险，所以店铺商业活动大大不如战前，仅存的商业活动并又集中于南门外的东西巷子，跑单帮的行商则蜂拥而起，多数转入农村集镇活动，超过了战前的规模和水平，故而县城四周的集镇商业骤然间急剧地发展起来。
  在日伪时期商业最盛时，县城京货业商号有9家，广货业有8家，杂货业有11家,车行有7家（此时车行多转为修理方面），酒店有6家，酱园业有8家，盐店1处,鞋帽店8家，经营皮毛的皮行1家，饭馆业有16家,理发业12家,澡塘有5家，照像馆4家,修表铺5家,镶牙馆3处,银楼有5家,印刷业2所，书店1处,中药店11家,西药房11处。
  从店铺数字来看，多数行业少于战前时期，而且资金大为减少，规模较小,只有西药房和照像馆较前有所发展，理发馆虽然较战前多了，但从业人员却由战前的60人左右下降到30人左右。而且，汉奸、便衣队经常出没于商家，白吃白喝，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手段之卑鄙恶劣令人发指。他们所惯用敲诈的手段，是先找人通知某户说你私通八路，这户就必须马上置备财物送去，并美言陪侍，才得免灾消难。否则，就被逮捕入狱,轻则毒打，重则有生命危险。为此，商户人家畏日伪军队、便衣特务甚于虎狼，终日提心吊胆,老商业工作者杨振起、肖思九等多人都曾遭受其害。
  随着日军侵占临沂，外资商业也应运而生,即俗称“洋行”，多为高丽（朝鲜）人所开设，少数为日本人开设，经营毒品（海洛因一一白面、鸦片、大烟）、烟酒、罐头、饭店、当铺。他们最主要的业务是收购银元、铜钱为其侵略战争服务，计有11家。日本人还开设华北汽车公司1处，主要是办理临沂至枣庄的客货运输.开办日本妇女妓院1处，为其侵略军效劳。
  第一次解放时期
  从1945年9月11日八路军解放临沂县城到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我军主动撤岀临沂时为止，历时17个月零5天。在这人民当家作主的时间里，社会秩序稳定。民主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医治日寇给临沂经济造成的巨大创伤，建立公营商店，派人调查市场需要，从根据地运来大量日用品及工业原料。如县城刚刚解放，即有4大车食盐运入城内；实行无代价的贷款、贷货扶助商业，使商人很快开业;恢复停滞8年的南关集市贸易和教场骡马大会，促进了县城商业的发展。从而活跃了市场,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
  县城的公营商店有15处。如新四军生产股开设的恒利商店，省政府开设的新华商店，边区政府开设的利民商店等都兼营批发业务。酒店业务全部归公营掌握。此外，还设有公营大鸡烟厂分销处一所，所产纸烟颇具盛名，开创了人民管理县城商业的新时代。
  由于民主政府实行无息借贷，大力扶植商业,使摊贩行商发展到1334家，私营店铺296家,有布庄、成衣、文具、杂货、饭食、钟表眼镜、照像、中西药、古董等42种，但是规模都很小。其中要数胡锡铭（云峰）办的朴利商店为最活跃，从业人员5人，也是当时最大的一家私营商店,对适应群众的商品需要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由于公营商店无代价的贷货,使该店资本由800元发展至近100万元。再如经营60多年的老酱园朱公盛经过发展，生意兴隆，每天交易额达1500元到2000元，除供全家33口人和6个伙计的生活开支外，每天盈余至少在五六十元以上。
  通过事实教育，商界人士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纷纷以实际行动拥护八路军和民主政府。如1946年4月28、29两日，全城300余家公、私营店铺对200多名荣归故园的复员军人实行八折优待。再如南关朱公盛酱园业主朱克贤先生自动捐款2000元资助第一小学贫苦学生的书籍费和奖励金。在国民党进攻临沂前夕,商界组织捐献委员会，捐款资助前方抵御蒋军。私营商店共捐献653500元，其中朱克贤献金3万元，胡锡铭献金5万元;公营商店献金357500元,其中新华商店的范西鹤献金2800元，刘钧阳献金2600元。
  我军主动撤出临沂以后，有随军家属和难民5000人左右生活在解放区。滨海地委和专署成立了以高赞非为主任委员的难胞工作委员会，组织难胞自力更生，由生产推进社帮助难胞解决棉花、纺车等开展副业，产品收购高岀市价20一30%。生产推进社还发放贷款，组织难胞开展小车生意和运输等。体现了在艰苦的解放战争年代里，党政军商民上下一条心的鱼水情谊。
  王洪九统治时期
  1947年初，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内战，重点进攻山东，我人民解放军于是年2.月15日主动撤出临沂。
  国民党山东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兼城防保安司令王洪九统治临沂，实行白色恐怖,人民朝不保夕，工商户外逃，有的停产关闭，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县城商业处于历史上最为萧条时期。如朱公盛酱园业主朱克贤、朴利商店业主胡锡铭等均被迫外逃，所余资财尽被王洪九抢劫破坏一空。除王洪九亲属和军警政宪要人开设的几家中型商店外,其余均为小铺，且数量很小，多数为摊贩。虽为战争时期，并有危险性，但因经商有利可图，故行商盛行，多在农村集镇开展贸易活动。
  当时县城最大的商店纶祥布店是王洪九的三弟开设的，资金约计万元左右,雇员有七八个。警察局长王宪沉也在南门里开设了一处布店。总之，当时做生意和官府没有勾结是难以进行的。当时县城布店有4家,布摊有10余个，杂货店有10家，百货店有21个，经营布匹、百货、杂货等方面的行商有百余人，车行6处，酒店1家，酱园7家，鞋店7家，饭店7家,另有饱子铺等小饭店10余家，澡塘2家,理发馆11家,照像馆3家,修表铺4家,讓牙馆2处,中药店6家,西药店8处。
  第二次解放时期
  1948年10月，我军第二次解放临沂,彻底粉碎了王洪九的反动统治，濒临崩溃的临沂商业才得以恢复和发展，许多老字号又重新开业。
  鲁中南贸易公司十字路支公司在临沂建立了国营商店，经营范围是人民必需品，几乎无所不包,如粮食、布匹、百货、文具、杂货、煤炭、青菜、调味，等等。城区所属东关、南关、北关、朝阳、书院、营房、煤山7个镇先后都建立了镇联合社。截止1949年4月中旬，全区已建立供销、消费、煤炭、盐店、纺织等各种合作社15处,有社员3000人，资金达北海币7051万元,统由临沂县合作社联合社（简称县联社）领导。镇联社是由各镇社员集资建立起来的，入股社员享受年终分红或购买商品上的价格优待，其货物来源于临沂国营商店，并为国营商店代购代销。临沂县党政机关部门建立了机关消费合作社，其资金也是来源于机关干部们的入股，对外开放营业，社员享受购货价格优惠。朝阳镇在位于城内的交通要道建立了兵站，供应淮海战役及解放江南的部队、支前民工的茶水食宿等，以后又改名为朝阳饭店,收取过往干部餐票。
  自国营商店和消费合作社创建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年时间里,主要是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贯彻党的工商业政策,协助政府迅速恢复市场秩序，帮助私商小贩解除顾虑，克服困难，恢复营业;二是以大量资金经营粮食,满足市场需要，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三是采取措施支持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四是在地方党政和区公司的领导下，做好解放淮海和江南的支前工作;五是支持和扶植建立合作社，促进其迅速发展。如，滨海推进社在临沂解放后转运羊毛8000斤、毛线2000斤、棉花1000多斤，拨款1000万元，帮助市民解决手工业原料困难，恢复生产。又如1949年2月间，临沂推进社低价出售麻、布等原料,帮助群众解决做鞋的困难。再如临沂城一度物价上涨，粮油价格高于周围城市，造成市场混乱。为此,鲁中南贸易公司立即组织国营商店及合作社大力抛售粮、油、布、纱等重要物资，阻止涨风，稳定物价。当物价过跌时,则又组织收购，宣传抛售与收购的意义，保持了与周围城市的合理价格差额。
  临沂公营商业所采取的利民措施在群众中树立了较高的信誉，成为商业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组建立国营商业奠定了基础。
  （兰山区商业局供稿常运培撰）临沂县近代农村集市贸易
  战前农村商业多在集镇进行，集镇商业有店铺商业、行商、棚摊商业、货郎摊（挑）的个体商业等形式。
  大集镇有相公、汤头、板泉、蛟龙汪、独树头、皮庄、白沙埠、李官、半程、义堂、岗头、城前、庙上、湖西崖、卞庄、兰陵、册山和东三冲，均系五日一集。如义堂为一、六逢集（即阴历初一、十一、二十一和初六、十六、二十六日），白沙埠为二、七集，李官为三、八集，相公为四、九集，半程为五、十集。
  小集则遍布著名村庄，有的是天天集，即每日有集，规模不大，均在早晨进行。如付家庄集则系在天亮前进行，太阳一出来集也就散了，农民们接着就下湖（地）干活去了。所以也称夜集、鬼集。
  从1935年至1949年期间，全县农村共有大小集镇77处，设立牲畜、木料、猪羊、粮食、百货、布匹、食盐等市，上市人数达到5000至15000人左右。只上市青菜、果品和少量熟食的小集镇有52处。成交额在4至6万元以上的大型集镇有25处。其中相公、汤头、独树头、白沙埠、义堂5处位于交通要道，闻名于50公里之外，远近行商竞相贸易，上市人数都在15000人以上，成交额高达7至8万元，为我县的重要物资集散地和农村贸易中心。
  设在集镇的店铺是农村商业规模最大者，多为财主（地主）所开设。由于其资金雄厚，雇佣劳动力低廉,经营方式灵活，故业务亨通，名声很大。如付家庄的同顺栈杂货铺系由杨昌石开办,杨除经营杂货铺外,还开设2处炉厂，1处炭厂，土地千亩，家资殷富，约有40万银元左右。再如重沟街（村）的恒源泰杂货店主营酱园，其所加工的各种咸菜、酱菜、豆腐卤、豆豉、麻汁、香油、醋、酱油和糕点等的主要原料，均系自己地里生产，因而成本低廉。其所使用的劳动力，最初为业主刘西恩弟兄仨的老婆、儿女及儿媳妇共十几人进行加工操作;随着业务发展的需要，开始了雇工，雇工人数达15人左右。恒源泰雇的学徒工，学徒期为6年,6年中不发工资，每天从事12小时以上的劳动，吃的是高粱煎饼和青菜，学徒期满后的第一年,所得全年工资，仅够做一床棉被的。不但报酬微薄，而且必须十分精心卖力才能保住饭碗。外表必须衣着整齐，态度和蔼，笑脸迎送客人,来时端茶倒水，去时送出店门。恒源泰为了扩大买卖，经营方式灵活。譬如承包喜丧仪程中的大、小货物，不仅有喜事宴席上的鸡鱼肉蛋、山珍海味，新人的衣服、被褥等,甚至连新娘头上的簪环首饰、垫床腿包砖用的红纸也设计添置进去。丧仪中不仅置备衣衾棺椁、纸箔香保等用品，甚至连杠夫用的草鞋都全宗承揽进去，买主选购省事,卖主销货简单，因而生意越做越活，闻名于周围四方。但后来，业主刘西恩兄弟被土匪绑票,家属变卖田产5000元赎回，致使该店倒闭。
  大集镇的店铺数目虽少，由于其具有区域性质，四方驰名，故在战前有左右贸易行情的权威.战前大集镇之一的相公庄店铺分布情况可见一斑，该镇有杂货店6处,京货店2处，油坊1处，荷麻绳店1处，烟店2处，饭馆3处，行户3处，行户是为买主代买商品，为卖主代卖商品的中间人，从中收取手续费或买卖双方要价成交之间的差额。
  杂货铺面积较广，一般具有百户的村庄就有1处。棚摊商业是在集镇里或逢集时搭棚出摊的，一般有固定地点,每摊有2-5人营业不等，有集资和独资两种，多为投资者直接经营，也有的雇用少量人员。此类商业较店铺商业为多，如相公庄有布摊40多个，杂货摊十五六个,挂货摊20多个,茴麻摊10几个,铁货摊10几个，饭摊14处。
  货郎摊（挑）是独家独户经营的,多系小本季节性商户，农闲时就作生意,农忙时就下湖（地）干活。此种商业较棚摊商业数目更多,遍布集镇各行各业各个角落，无法统计。
  在日本侵占临沂和王洪九统治临沂县城期间，敌人戒备森严,实行“良民证”制度，农民根本不能进入县城，且有性命危险,所以有的逃难四乡，城内多数商店倒闭，商业活动凋零。有的座商改业为行商，商业中心由城市转为农村，因而县城四周的集镇商业活动急剧地发展起来，甚至超过县城活动的规模。如城东的独树头、相公庄、城西的义堂、城北的白沙埠等都由原来的中等规模集市变成商业批发的市场，其规模大大超过当时县城的商业活动。
  （兰山区商业局供稿常运培撰）解放前平邑县商业概况
  解放前，县级建置不断变化，平邑一直是费县的一部分。当时素称费县境内有平邑、仲村、梁邱、上治四大集镇，现在平邑县境内就有两大集镇（即：平邑,仲村）。乡民观素有轻商之风，富户多不愿经商，一般乡民念以“搬坷垃种地”为本。而某些从事商业活动者多系贫民，本小利薄，仅足谋生，间或有殷实之户开设铺号，其利亦较微薄。又因市场处在封建势力和投机商人垄断之下，物价波动，人民遭殃。日、伪、蒋占领期间，市场冷落，物价频频上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因而，本县商业不甚发达。
  平邑县始建于1946年，平邑镇为县城驻地。以前本县城乡没有当地人经营的大资本商业组织，时称较大集镇的平邑、仲村等地较大的经营是当铺、酒店、油坊、杂货铺、中药铺、西药铺等，其他如面食业、旅店业、摊贩等次之。而这些较大经营者多系晋、冀及济南、章邱、泰安、鲁西、淄博、新泰、临沂籍人。因战乱年景，农民窘于经济困扰，商业日趋萧条，迫使有些铺号歇业，外籍人相继迁走，到解放前夕，商业店铺所剩无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旧政府内虽设有管理商业的机构（在费县城），但仅是名义上的领导，而实际上委托商界在地方上有名望者任商会会长，并负责领导商务事宜。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私营商业自由竞争，互相倾轧，在竞争中弱者纷纷倒闭。民国时期的私营商业组成形式有三种：一是店铺，也称坐商；二是行商（有大行商、小行商之分）；三是摊贩.其商业阵地主要为坐商所掌握。由于我县屡遭土匪、反动军队骚扰，所以平邑镇（当时属集镇）店铺并不太多，包括酒店、油坊、杂货铺、药铺等有名的铺号不过20多家。
  在这些私营商业店铺中，货物多数是从外地购进，少数货物为自产自销。除专业经营外，其门类较粗，大体分京货、广货和杂货等。所谓“京货”，主要是指经营绫罗绸缎，布匹品种较少，多为土布、平纹布和印花布。当时的纺织品以北京产品质地优良而著称，故名曰“京货”。其销售对象多为男婚女嫁，以及有钱商人和阔家子弟，因而交易数量不多。“广货”即现在的百货业，主要经营日用品，如毛巾、袜子、肥皂、牙刷、牙粉、衬衣、胶鞋、礼帽、文具、烟嘴、茶缸等物品。这些商品主要来源于广州，又以广州产品优良，故名为“广货”。由于当时群众购买力低，因此经营规模也不大。当时交易数额较大的要数杂货。所谓“杂货”，在当时城乡经营店铺中最多，主要是经营山珍海味、纸扎糖果、烟酒茶叶、干鲜果品以及调味品等，也有兼营瓷器和布匹的，这些物品也多系从外地进货。经营糕点者均系前为店面后设作坊，聘请师傅，配有三四人帮工，制作各类糕点，自产自销，年产几千斤，多者上万斤。销售对象多为馈赠亲友、喜庆筵席和看望病人，一般都不会购买自食。因城乡糕点作坊较多，师傅们乐于在花色品种的质量上下功夫，以期打开销路，争夺销售市场，因此花样繁多，色、形、味俱佳,质量很好，颇受民众的欢迎。可惜一些糕点的制作方法失传。
  当时的店铺商号，杂货业中：平邑镇有“万顺昌”、“东升栈”、“恒和泰”、“益成功”，仲村有“党同盛”、“广聚成”、“福盛永”、“同聚成”、“万兴玉”；布店业中：平邑镇有“庆祥”、“万聚成”；酒店业中：平邑镇有“隆源”、“天成”、“恒茂”、“永盛泉”，仲村有“致远永”、“福盛源”、“汾泰成”、“永发源”、“同心涌”；油坊业中：平邑镇有“裕升源”、“万顺”、“恒顺昌”，仲村有“同聚成”、“福盛永”、“恒盛”、“杜家”、“井家”、“徐家”；药店业中：平邑镇有“六合堂”、“天合堂”，仲村有“致远堂”、“泰华”、“天德堂”。其他乡镇，如地方、铜石、白彦，也有一些铺店商号，不再一一列举。
  在众多的商业店铺中，“万顺昌”和“东升栈”杂货铺，是解放前较有代表性的店铺，经营品种齐全，经济实力逐渐雄厚，成为当时较有名气的杂货店铺。现将“万顺昌”和“东升栈”杂货店的概况介绍如下。
  “万顺昌”杂货店的发迹史
  “万顺昌”创办于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最盛时有资金4000银元。东家黄兴顺，原籍是淄川黄家园子。因家贫外出谋生。黄家初来平邑时一筐一担，手持货郎鼓，串乡叫卖，属小本生意，家境十分贫穷，外出无钱住店，只好“河边饮水庙中宿''。后流落到东阳店子安家。在东阳定居3年后的一个秋天，黄兴顺肩挑货郎担到济南购货，途中至兖州附近，见一农夫正在耕地，便放下挑子休息和农夫闲谈，农夫问：“你有牛角火石、钢火镰吗？我有耕地耕岀的6根旧耙齿想和你换一套。”恰巧，黄兴顺正带有这种“火镰”,两人就此在地头上达成了这笔以物换物的交易。
  黄兴顺到济南住进店里，因店掌柜与黄兴顺较熟，便问这趟想购些什么货物，在乡下换些什么东西，生意景况如何？黄说：“没有什么东西，就是有几根‘旧耙齿'怪稀奇，耙齿黄色，上面有些杠杠。”说着，拿出来让店掌柜的看。掌柜的看后，便吩咐小伙计给黄兴顺端水洗脸，冲水泡茶，然后“四菜一壶酒”，招待得十分热情，比起以前住店不知好多少倍。饭后，小伙计偷对黄兴顺说：“这次掌柜的对你这样好，你挑子上必有贵重之物。”随后，店掌柜问起“旧耙齿”的来历，黄兴顺如实相告。掌柜的听后，告诉黄兴顺，先少挑点货回去到兖州附近找那耕地的农夫，再打听一下是否还有旧耙齿，如果还有，再把它换回来，以后再来办货，勿须带钱，不用挑子，改用车子，尽管来推就是。黄兴顺听了掌柜的一席话，甚是欢喜，就去兖州附近找到那一耕地农夫，并在农夫家住了一宿，黄给农夫留了一些日用品。此时黄问那农夫：“上次和你换火镰的那东西还有吗?”他说：“还有几根，我也没拿着当好东西，扔的到处都有。”第二天又找到6根“旧耙齿”送给黄兴顺。
  黄兴顺把6根“旧耙齿”（实是金条）带到济南，店掌柜高兴地对黄兴顺说：“你需要什么货，尽管吩咐，我给办好货物，给你雇车送去也行，你派人来运也可，货款不用支了，无货就来提。”
  意外之财，使黄家资本迅速积累起来，一年后黄家在平邑街押了一位宅子，带有门面，开设店铺，经营杂货。因他做生意一个时期不需要本钱，买卖越做越大。后来又在后街买了住宅1处，内有楼房3幢，是时生意更加兴隆。当时，平邑镇西部有个当铺（约在现工艺美术厂附近）是山西号的宅基，有3幢楼房被黄兴顺买下。黄家因外财陡发，自怕别人怀疑他行为不端，钱财来路不明，便把已买下的2处住宅内的楼房拆掉，重新盖了店堂、门面，开设了一座平邑镇较大的杂货店。为占用黄兴顺名字中的“顺”字，此店铺定名为“万顺昌”。
  “万顺昌”正式开业后，由于经营有方，善于管理，讲究信誉，品种齐全，生意日益兴隆，资本渐渐雄厚，就又建“万顺油坊”一座，兼榨油生意。有时几十辆车往青口发油（花生油、豆油），再购回他所经营的日用杂货。“万顺昌”鼎盛时期，从业店职员工40余人。店铺门面12间，占地亩余，雇有掌柜、帐房先生和跑外水的（采购、推销员）人员。许安丰、高文登、沈维田等先后在此掌柜，孙宝喜当过帐房先生，张道成专门跑“外水”，经营品种有烟酒糖茶、日用杂货、山珍海味、糕点酱菜等200余种，日进大洋500余元（银元）。其中“黄大茶”是该号的骨干商品，派人从安徽的六安、霍山县茶场直接购进，又经精心炮制，色、香、味俱为上乘，因而该号茶叶闻名乡里，深受消费者欢迎。
  “万顺昌”店东黄兴顺、传人黄东哲比较开明。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黄兴顺自动献岀宅基一处，资助开办“义学”，取得当时乡民和“绅士”的称赞。1944年11月，我军第一次解放平邑镇，黄东哲主动献出土地、房屋及财产，政府对其实行 “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其资产、家业受到保护。1948年第二次解放平邑后，因黄东哲拥护政府，思想开明，再次受到保护。直到1956年对私营企业改造时，财产折价过渡并入平邑县糖业糕点公司。该号经营延续50余年，相传四代，是平邑镇历史最长、经营规模最大、影响颇深的一家私营商号，对本县私营商业的发展和方便人民生活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东升栈”始末
  “东升栈”开业于1920年（民国九年）,最盛时有资金3000银元，店东姓商。商家4个弟兄中，商玉杰排行老二，在费县城里经商。“东升栈”则由商玉朋、商玉珍、商玉明兄弟3人经营，由商玉朋主持。商家原籍是临沂营房街人。初来时，以挑筐担篓用木灰熬碱为主要生计。由于精通商务，善经营，会管理，资本渐厚，遂在街里十字路口（约在现糖业烟酒公司二店处）购置宅基1位，带有门面5间，开设“东升栈”杂货店。
  “东升栈”开业后，店东商玉朋，胆子大，善经营，能吃苦，广交际，处事灵活，深得民意，讲究信誉，注意信息，买卖越做越活。1938年，日军侵占平邑后，对我解放区不断进行“蚕食”、“扫荡”，日伪军用抢劫来的金银财宝（金砖、银壳、银元等）到“东升栈”换点心吃。该号把这些“财宝”带到济南银号兑成伪纸币购货运回，此时系“东升栈”鼎盛之时，前店后厂，前面是门头，后面是作坊。店职员工20余人，站门头的小伙计（即营业员）10余人，雇员跑外水进行采购、推销。掌柜和帐房先生都是商家弟兄自兼。经营品种有烟酒糖茶、生活用品和文化用品、糕点、酱菜、海味等200种之多。其中：海菜不下20多种，自己炮制散装黄酒和各种露酒深受欢迎。各种糕点、酱菜自产自销。其糕点做工精细、风味独特，享有盛誉。此外，还经营煤油，火柴等“洋货”。该号经营方式是批发兼零售。销售旺季日进大洋300余元，年经营额近4万多元。
  1947年国民党、还乡团进攻时，店主商玉朋全家岀走在外,只剩下店内伙计沈维海、郑光甲、窦兴存等人支撑门面。1948年平邑县全境解放，“东升栈”重新开业。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资产作价归公（付息）并入平邑县糖业糕点公司。
  （平邑县政协供稿平邑县商业志办公室撰）“德和祥”兴衰记
  解放前，费县城最大的商号“德和祥”,老板商玉杰是临沂营房街人，原以草木灰熬咸为生。民国八年(1919),他到费县城里经商，先做小本生意，后来与费县梁山头杨克勤、西王庄高建中和王家宅子高志中等4人合资，开设“万升恒”杂货铺，商玉杰为经理，其余3人为股东。商玉杰为人圆滑，处事灵活，善于经营，又很会走上层，找靠山，生产逐渐兴旺起来。此店铺雇工16人，经营商品达300多种，有糕点、酱菜、调味品、水产品、百杂货等，还为临沂元记公司代销白咸、煤油、火柴、香烟、蜡烛、水泥等洋货。后又出票子1万元，分壹吊、贰吊、伍吊等多种面额，成为县城最大的店铺。
  商玉杰发迹，成了大土匪刘黑七、李堂刚猎取的对象。民国十四年(1925)年农历十月十三日，刘黑七派匪徒抢劫“万升恒”，匪徒为了摸清底细，一天5次进店买蜡烛，引起了商玉杰的警觉，他在做好准备的同时，并报告了县警备队。是日夜11点，4名匪徒闯入店中，占据楼上，正在抢劫，县警备队迅速包围了店铺，开枪击中楼下的煤油桶，引起大火，外应的匪徒闻声而逃，楼上的匪徒仓皇跳楼，3人逃跑，1人摔伤被擒。大火烧毁了二层营业楼，因商玉杰早有准备，损失并不大。次日，商玉杰找到县长刘西光，趁机大报损失.商玉杰与刘西光交往甚密，经常送钱送物，刘西光对商玉杰自然言听计从。刘西光为保自己的财源，布告四方，“万升恒”所欠外债一笔勾销,发行的票子一律作废，外面欠“万升恒”的债，必须如数偿还,县府派人帮助催债。商玉杰因祸得福，补足损失还净获大洋5000多元。他重建了二层营业楼，将20间草房全部翻盖成瓦房，又买地300多亩，新买了处宅院。遂后，他又逐步挤掉其他3位股东，改写号为“德和祥”，独资经营。当时费县城较大的店铺还有义源号、聚盐号、德庆祥、枪寿堂、鸿生永等，商玉杰依势仗财，又打又拉，为了控制费县市场，千方百计把主要竞争对手挤垮。如刘同山（绰号刘拐子），岀票子5000元（大洋），经济实力较大，是商玉杰的主要竞争对手，商玉杰便唆使人到四乡散布谣言，说刘拐子的店铺不行了，要倒号了。一传十，十传百，民众信以为真，又有人带头起哄，争先恐后找刘同山兑换现洋，很快把刘同山挤垮了。商玉杰又趁机扩大市场，买卖更加兴隆，名声大振，抬高了自己的商业信誉。“德和祥”可凭堂票直接从临沂、青岛、济南、潍坊、天津、徐州、上海等地进货，不用带现洋。终日门庭若市，月营业额大洋3000元以上，年营业额逾3.6万元，获利8000余元。至1937年，商玉杰成了费县城实力最雄厚的富商大贾。
  “七七”事变后，日军先后侵占临沂、费县。商玉杰为了躲避战火，将资本转移到乡下经营。当时，除了日、伪军之外，还有刘黑七、王洪九、邵子厚、李以锦等土匪、地主武装和国民党杂牌军等，经常打着各种名号敲诈勒索，难以应付。因战乱、匪祸、交通阻隔等原因，经营每况愈下，后来又搬回县城，因战争频繁，也难以正常营业。与“七七”事变前相比，一落千丈。
  1945年8月7日，我军收复费县，不久日本无条件投降。“德和祥”未及复苏，蒋介石又发动内战，鲁南又成了激烈的战场。1947年2月26日，国民党军又占领费县城，同年7月1日我军包围费县城，激战7昼夜，城内建筑几乎夷为平地，商玉杰的店铺也毁于战火，“德和祥”从此关闭。
  （费县政协供稿姚占修、李兴业撰）沂蒙印花布和“聚义成”染坊
  “沂蒙印花布”是过去平邑一带的手工制品，蓝底白花，间或有白底蓝花，图案美观、雅致，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在经济贫困落后，印染技术低下的年代里，作为生活用品的印花布，曾经美化、点缀了人民的生活。现在，有些反映革命老根据地房史风貌的电影、戏剧还在用它作服装道具，使它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再立新功。其普及面之广，地方色彩之浓，影响之深远，是其它形式所难代替的。它甚至可以说是沂蒙山区人民服饰的象征。
  在印花布工艺未传入之前，沂蒙山区民间印染业相当落后。人们热天穿白土布，冷时多用葵花壳（黑色）或本地槐花，染一些青不青、黄不黄的土布。有的地方甚至用锅门灰、黄土、红土之类染布做衣。直到人们知道植蓝打靛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提高和人民审美的需要，群众不满足只穿真青实蓝,才引进了印花工艺，出现了沂蒙印花布。这是一种属于平版筛网防染印花范畴的印染工艺。即先用油纸设计图案、打洞制眼，再用石灰湖漏印到白布上，晒干后放置染缸内染制而成。
  关于沂蒙印花布的印染作坊，过去几乎遍布全地区各县集镇或大村庄。其中，平邑县侯家的“聚义成”染坊享有盛名，自明末清初到现在，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它有一套完整的印染工艺流程和300多种花色品种，并且流传到泗水、滕县、蒙阴、费县、苍山、新泰等地。它的确是当地最有代表性的、渊源流长的作坊。
  “聚义成”染坊，坐落在平邑镇西端，规模很大。据《侯氏宗谱》记载，侯氏原居滕县城里，迁至平邑镇已有9世。侯氏早在滕县城居住时，就有几世从事印染。迁入平邑后，他们与友人合资，经营印染，起商号“聚义成”，雇工人数名，带徒若干人。
  “聚义成”染坊，历来很讲究门在联语的宣传，使印花布颇具沂蒙山区地方色彩。为此，每年都请在文学和书法方面造诣很深的儒生撰写对联。如：“喜见蒙山浓染黛，欣看泗水淡拖蓝"蒙山叠翠财源广，沂水拖蓝利泽长或“鹅黄鸭绿鸡冠紫，鹭白鹊青鹤顶红”等，横批则用“碧水垂帘”、“青出于蓝”、“云蒙苍翠”之类，极富有地方色彩和诗情画意，曾引起很多文人的品评称道。
  侯氏在印染技术上，总结了前人使用植物色“蓝裸打靛”的一整套印染经验，做到了层次分明，由淡转浓，由浅入深。具体印染工序是：东方亮→月白→毛蓝→深蓝→缸青→藏青，最后进行洗涤、漂摆、晾晒。这样染成的布匹，色泽艳丽，青亮独特，另有风格，为一般染坊所望尘莫及。
  印花工艺的演进过程，先由针缝防染，再到打洞挖眼制版，刷浆防染，这中间不知经过了多少次艰苦的试验。早年针缝印花，现在尚存花样有蝴蝶、梅花、雪花等几种。后来刻板印花,花色品种发展到数百种，而且分门别类，各有用场。诸如：做被面用的有“麒麟送子”、“鲤鱼穿莲”、“龙凤呈祥”、“松竹梅兰”、“龙凤牡丹”、“喜鹊闹梅”、“金丝葫芦”、“鲤鱼跳龙门”、“狮子滚绣球”以及“蝴蝶菊”、“四季菊”、“长寿菊”、“对菊”、“并蒂莲”等；做门帘用的有“鲤鱼跳龙门”、“狮子滚绣球”、“腊梅”等；做衣服用的有“金砖铺地”、“七点梅”、“蝴蝶兰”、“梅花菊”等。其它还有做包袱用的，做兜肚用的，做桌围、墙围、幕围用的，不一而足。常用的图案花纹有“万寿盘长”、“如意花纹''、"水波纹”、“花草纹”等。总之，“聚义成”染坊的印花图案设计，门类繁多，花色独特，不拘一格，可谓丰富多采。长期以来，一直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在过去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以“聚义成”为代表的沂蒙印花布，曾经是本地妇女、儿童和新婚青年所必备的衣饰服色。它曾为古老的民间艺术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平邑县政协供稿裴清吉撰）马头镇庙会
  庙会,是封建社会为祭祀活动而发起的崇拜行为，后来逐渐演变成全社会人群的有意识的集会活动。
  从庙会的内容、形式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分析,不难发现，庙会的作用及意义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崇拜偶像，祈祷神灵，从中得到精神寄托;二是文化艺术,观赏交流,从中寻到精神愉悦;三是货物交流，经济互补,从中得到物质享受。
  正月初七,火星楼（火神庙）的庙会，是马头镇每年的第一个大庙会。十里八乡，各自组织锣鼓队伍纷至沓来。敲锣打鼓，响彻镇内外;笙箫齐鸣，婉转缠绵，悦人耳目。值得一提的是，锣鼓的敲打方法和形式千变万化，令人眼花缭乱。更引人注目的是执铙者,他一会从胯下把铙抛向空中，一会又从背后把镜飞到高处。镜在身前背后、脚下头顶穿梭舞动，鼓点、锣声、晓姿相映生辉。这简直是一场民间锣鼓艺术的群英会。
  徐圩子是郯城县著名的鞭炮生产地。村民抬着一八仙桌上撂成宝塔形的10余盘鞭炮，最大的一盘直径1米左右，放在底层，向上逐层缩小，高达数尺，恰似鞭炮的宝塔。市民们望着鞭炮宝塔，指手划脚，品头论足。村民们更是神气十足,踏着鼓点向火星楼迈进。
  火星楼在这一天格外巍峨壮观，烛光闪烁，烟雾缭绕，纸灰飞扬，鞭炮喧天,伴随着祈祷声、锣鼓声、喝采声，真是热闹非凡。
  每年正月十六，是沂河西道口大会，俗称走百病（意为驱走百病,四季康健）。这次庙会是因大王庙而设，还是为西道口而立，或是因习俗而建，已经不得而知。庙会这天，村民们便扶老携幼，前拥后簇，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老人们在岸边散步、谈天，孩子们在沙滩上戏嬉追逐。也有一些卖手工艺品的，如泥塑鸟兽、雕刻小人、木头玩具等，大都工艺精巧,维妙维肖。老人们买些玩具给孩子，还要喋喋不休地告诫孩子:好好走一走，跑一跑，这一年就没病没灾了。
  碧霞祠庙会，乡民们俗称泰山奶奶庙会，农历三月十五举行，其规模堪称马头庙会之最。马头镇碧霞祠,据传建于明代，康熙地震后重修。该庙供奉的碧葭元君是从泰山女神脱胎而来。泰山女神是一位善良、仁慈的美女，而且能为民消灾解难。在元末明初,道教便把泰山女神奉为圣洁、慈祥、法术灵异的碧霞元君，俗称泰山奶奶。民间信奉者颇多，香火也旺，其庙会也就能吸引更多的人.不管是寻求精神寄托、精神愉悦者，还是进行物资交流、谋求利润者，都从四面八方如期赴会。届时，全国各地的商贾游客纷纷提前来到马头镇,有常州的篦子、宜兴的窑货、闽浙的杉条竹品、口外的皮货、关外的松木、山西的铁货、冀州的布匹、豫皖的牲畜、青口的海货、苏杭的绸缎等,真可称得上是大型物资交流会。
  马头镇内还有10多座庙宇,多数有庙会日期:如三月三，玉皇庙庙会;五月十三，关帝庙庙会；三月十九，广生宫庙会；七月十五,观音堂（福临庵）庙会;九月十七,大王庙庙会。每逢庙会,会期多为3日，并有歌舞、戏剧为之助乐添兴。
  “七七”事变后，这些庙宇先后毁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庙会也名存实亡。50年代，又先后恢复了几个庙会。
  （郯城县政协供稿孙家辰、文渊撰）钟华山庙会
  钟华山，位于临沭县西部,距县城10公里。它西傍沭河，东临沃野。所谓山，实为一土岭，海拔85.9米，方圆不过1平方公里。它之所以闻名遐迩，是因为每年有两次庙会一一农历的三月十五和十月十五。每逢会期，日用杂货、牲畜家禽、耕作农具、乃至文房四宝，无所不有。周围几百里的农、工、士、商，云集于此，购销两旺。这里是临沂东乡最大的荒山庙会。至于庙会从何年兴起，已无从査考。传说过去山上有座"奶奶庙''，建于宋朝，毁于40年代中期。据当地人说,1945年还全貌尚存。他们记得，大殿檐下的紫红石和灰色大理石，已被檐水滴凿成许多十几厘米深的小坑洞。庙南有一座土筑的戏台，高约1米半,面积约40平方米。每年逢会时，这里就是文化娱乐的场所，说书唱戏的、打拳卖艺的，马戏团的，各种艺人们都在此处尽情表演。
  沿戏台往北走200多米,有一连三通宽1米、高3米的大石碑。当中一通号称铜碑，敲打起来，声如铜钟。这3通碑面南背北，在沭河西岸远望，很像3个巨人往庙院行走。旧社会，这3通碑竟成了匪徒、鬼子、汉奸隔河打枪的靶子，碑上被打了许多弹痕。
  从三通碑往后走300多米，就到了“南天门”。南天门是二层楼，夏季楼上凉风习习，是游人乘凉的好地方。
  从“南天门”继续北走200米就是“金桥、银桥”。过了两座桥往北不远便到了“崇门”，内院有“东廊房”、“西廊房”、“大殿”。院中一棵高大的松柏，有五六挂粗，树干被人划得斑痕累累。“东廊房”2间，塑有东海神像和一些历代忠良人物像。"西廊房''塑的是阴曹地府的十殿阎君和历代奸臣被锯解分身、碓捣、磨研等丑相,看了令人心怯胆寒。
  大殿12间，高大雄伟，廊腰缦迴，檐牙高啄，雕梁画栋，勾心斗角。殿内是隔间塑像，中间3间塑的是佛像3尊,还有菩萨等。墙上绘有壁画，画的世传故事，如十二孝子等等，画得栩栩如生，笔工极妙。
  出了大殿再往北走，约300多米就来到了“奶奶楼”，此楼3间，楼高10米。里边只修了一尊木制活身架的奶奶神像，穿的是真绸缎制作的彩色绣花衣袍，两边各有两个站班的仙童，手捧器皿,供奶奶呼用。传说奶奶从泰山来，每年两趟到钟华山复位显灵。神台上放满了善男信女们供奉的红红绿绿的缎绣花鞋。每到三月十五和十月十五这两天，鞭炮彻天，烟雾缭绕，求神拜佛的络绎不绝。除这两天，每到春节，从初一到初四这几天,周围各村来烧香叩头的也不少。每天天刚亮，人们便从四面八方簇拥而来，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高跷队、龙灯、狮子、竹马、旱船等沿着山坡,争先恐后奔上山来。有时送香火的班子挨不上号，挤在崇门内外，敲锣擂鼓的都拿岀浑身解数，互相争强。有的把锣敲碎了，有的把鼓打破了，赛恼了甚至打起架来。有的村庄不惜代价, 买大锣，造大鼓，争取下一年称雄。
  华山会又是临沭一带的开头庙会，每年的三月十五华山春会一完，其他各集镇接二连三地逢春会，到四月十五日夏庄逢完会，全县的春会就结束了。秋会顺序也是如此。
  钟华山奶奶庙这一古建筑,可惜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毁掉，而今庙无踪影,唯庙会犹存。
  （临沭县政协供稿张鹤楼撰）马头工商史略
  马头这座历史悠久的古老集镇，濒临沂河，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水陆交通方便，各地物产来此集散，成为郯城县经济贸易中心，故有水旱码头之称，马头镇也以此而得名。
  马头镇内的南北大街，是主要街道，南起南门，北迄北水门，长约1.5公里。以火神楼为中心，把大街分为南北两段。北段为北大街，多是大户住宅，学校也多在此段，因之显得较为宁静。南段为南大街，较有名气的殷实商号多荟萃于此，故异常热闹繁华。从火神楼向西为西大街，向东第一道街是鱼市街，第二道街是皮货街。这几处街道两旁都有古色古香的建筑，岀厦带走廊的瓦房，青条石铺路，两侧大小商店鳞次栉比，商品琳琅满目。一些较大的商号，醒目的金字招牌，悬挂在店堂上，店内货架两侧挂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买卖公平”、“和气生财”等金字条幅。这些商店，遵照店规，严守信用，从掌柜到大小伙计都修服靓容，举止文雅，办事勤快，待人和气，服务周到，因而赢得了广大顾客的信赖和光顾，促进了工商业发展。
  马头工商业发展的鼎盛时期，是在清末民初到“七七”事变前。这一时期，由于沂河航运畅通，运货的帆船顺流南下，经窑湾镇入运河到长江，直通南京、常州、上海等地；向北上溯临沂城及沂水东里店。旱路牛车、马车通往各地。全镇大小商铺及各种手工作坊300余家。
  槽油坊是马头当年的支柱产业。曾有八大槽油坊之说，加上那些规模较小的，有几十家之多。
  “长丰槽油坊”是当年规模较大，资金较雄厚的一家。它坐落在南大街，拥有作坊近百间，占地10多亩。其次是“同裕”、“同益”。信誉较高、创办也较早的，还有“还盛”槽油坊。它们除酒把式是年工外，其余都是雇用的季节工或临时工。东家不干涉店务，掌柜的掌管一切，帐房先生除了记好各种帐外，每天晚上要向掌柜的汇报一天的出油率、出酒率和一切店务情况。晚上，别人都睡下了，掌柜的还要前前后后查看一遍，认为确无他患时，才能就寝休息。年终结帐，红利交给东家。东家再按“二八”分成提交掌柜的分配。掌柜的再按“三七”分给帐房先生、大小伙计，有等级，但级差不大。
  专门经营土特产品的店铺有“源兴”、“源兴涌”、“美华同”等几十家，专门收购花生、板栗、核桃、银杏、槐米、黄花菜、草帽辫等，而后运往上海、南京、苏州等地，有时还销往东南亚诸国。秋收后，各家派有专人，赶往马头周围诸村，设点收购，像郯城东的东庄、坝子、归义，马头南的滩头、桥村等。然后运回马头再经初加工（像花生，要雇人剥皮脱壳），装袋外运。回来时，捎回一些洋纱、颜料、京广百货。当年马头的“源兴涌”，生意做得最大，路活面广。货物曾经一度销往新加坡、马来亚等国，当时人们叫上“南洋”。作坊占地20多亩, 码头的货场上，待运货物堆积如山。日本鬼子进马头，仓库被烧，成麻袋的花生米、大豆，烧了两个多月还未熄火，数量之大，由此可见。还有的兼办繅丝厂、鸡蛋厂。每年收购蚕茧，繅成丝后，远销南方各大城市。收购的鸡蛋，雇人打蛋，提取蛋清，装桶外运。
  纺织业是马头的传统手工业。早在清光绪十四年前后，赵如平的祖父首开打花线这一行业，随后从业人员渐多。清宣统元年前后，杨保德创办了织绢、织罗底的丝织作坊，继而杨新杰、王兰昌、李永胜等专操此业。不过这些手工作坊，规模小，资金少，设备筒陋，盈利不多。
  到了清末民初，滕县人屠德功、庞孝章等人来马头，开办织布作坊。开始自纺自织，布面粗糙，人们称它为土布。民国十二年，王连奎、李清堂等，分别从潍坊、昌邑迁居马头，开办织宽面白布作坊，使用洋纱，布面平整光滑，人们叫它“白洋布”，深受欢迎，短时间内发展到几十家。针织业也相继开办，毛巾、手套、袜头、长统袜等也兴旺起来。
  随着各业的兴旺发达，其他的手工业也相应发展起来。如红炉业很快发展到20多家。马头的刃子家什远销安徽、河南、江苏的沭阳、东海、连云港一带，很受群众欢迎。铜匠业、锡匠业、银匠业、瓦匠、木匠、皮革业等也像雨后春笋，迅速发展。
  医药卫生事业也发展很快。开始是河北人霍含聚一家，于清光绪七年，在马头开设第一家中药店，短短几年就发展成颇具规模的“聚元隆”中药店。他拥有房屋40余间，资金几万元 （银洋），药材上千种。后来西医西药也很快被人们所接受，特别是医治破皮红伤。仅仅一二十年时间，马头便拥有有字号的中西药铺、店二三十家。
  马头以农历的三、五、八、十为集日。每逢集日，赶集的人群如潮水般地涌上集市，有买有卖，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煞是热闹。晚间，各店镭的罩灯、桅灯、各式各样的灯，照耀得如同白昼，直到晚10点多，方闭门结账。坊子街的腊月夜市更是热闹异常。坊子街位于马头东部，南北走向，宽七八米，长200米，30多户居民，大都开设坊店，故名“坊子街附带说一下，马头当年除南北大街称正大街外，其余皆是以所出售的物品命名，如牛市街、罐子市、地瓜市等。
  每年腊月初，出售年画、香烛、色纸的客商，陆续来这里展出销售。北路有来自天津、潍坊、周村、胶东等地的，南方有来自上海、南京、安徽的。他们租下房子，挂展年画，腊月初八贩卖的客商就上门了。当夜幕降临，坊子街就更热闹了，各个坊店屋里屋外，大门两旁，灯火通明，客商昼夜营业。加上看热闹的大人孩子，叫卖的小商小贩，人来人往，一直忙碌到第二天天明。就这样，天复一天，直到腊月二十三，月满岁终，外地客商才结账返乡。
  琅琊草编，历史悠久。1913年马头人于霭辰用其草揄成草帽，命名“琅琊草帽”，投入市场很受欢迎。后改进编织方法，创造了“单草双编法”、“单草单编法”，编织技术有了新的突破，编织的草帽具有美观、轻便、不变型、耐用等特点。1931年，博、杨两家组织琅琊草帽生产运销合作社，产品销往天津、济南、上海、青岛等地，风靡一时。
  李小刀子开办电灯公司更是马头的一段佳话。李小刀子，原名李春早，临沂城里人。他有打制小刀和修理自行车的好手艺。他打制的小刀，形状像条小鲤鱼，小巧玲珑，很受顾客欢迎，顾客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李小刀子。民国十七年，他来马头开办“泰记车行”，办得很有起色。李在济南、青岛等地看到电灯明亮、方便，也想在马头开办个小型发电厂。1937年12月，李从潍县“成丰”厂购进40马力柴油机一部，30千瓦发电机一部,及其他供电设备，聘请黄姓技术员回来安装。1938年元月1日晚间试车，500个灯泡齐放光明，一时马头传为佳话。
  老人们津津乐道地还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来马头设店专卖的事。当时人们大多吸旱烟，很少有人吸纸烟。公司为了推销，便组织许多学生，打着洋鼓，吹着洋号，边游行边把纸烟撒向看热闹的人群。开始大人不好意思拾，怕别人笑话，就唆使小孩拾，拿回家吸吸品尝，觉得比旱烟好吸，于是慢慢地就有人去买了。当时，人们称它为“洋烟”。
  由于工商业的兴旺发达，促进了各行各业的振兴，旅馆、饭店、浴池、理发等行业相继发展。这为过路客商提供了方便，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地商人来此投资。山西的铁货，冀州的土布，周村的丝绸，苏杭的锦缎，河北的中药材，淄博的陶瓷，付庄的土陶粗瓷，张家口的皮货，安徽、河南的大牲畜，赣榆青口的海货等,均根据季节时令，源源不断地来此销售。外地商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还自发组织了各省的会馆，像设在关帝庙的山西会馆、大王庙的河南会馆、天后宫的安徽会馆等，他们定期聚会，互通行情，商讨经营之道，调解纠纷，关照同仁,等等，因而吸引了外地商人积极来马头经商，促使马头工商业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今天，马头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借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东风，正以大干快上的拼搏精神，谱写新的篇章。
  （郯城县政协供稿李辉撰）清末民初郯城的当铺及其他
  典当铺，也称“当铺”或“押店”。它以收取衣物等作质押，进行高利放款。据传，最早的典当业始于南朝，为当时寺庙所经营的当铺。历代名称不同，有“质库”、"质肆''、"长生库”等。典当中规模较小而取利重的称“押当铺”。
  它的经营方式，是典当的人拿着要典当的衣物到当铺，由掌银盘的（经理）估价。如典当的人认为不合适，可以再作浮动，没有争议便可交当，当铺给予赎当凭证。这个凭证俗称 “当票”。当票上写明：典当铺的名称、典当所在地、质物名称、质当钱数额、利率、质当期限、质入年月日，以及当票编号等。到期必须持当票前去赎回。典当的期限多为两个月。届时当户仍不赎回，当铺即按“满当”处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死当，质物归典当铺所有，由其自由拍卖。典当的利率极高，名义上是官2分，实际上要大大超过，有的甚至高达5分。
  典当铺的经营，以“架本”为限。典当的质物多是衣物、首饰、金银铜器具、古玩、玉器、农具等。
  郯城的典当业在清雍正年间有9家。清末民初时，郯城城里有“庆丰典”，马头镇有“丰胜永”、“祥聚”共3家。
  “庆丰典”在郯城城内东南部（今县委院内），占地面积16亩，前后4排房舍，东西两个院落。一、二、四排为起脊瓦房,三排为二层小楼，共120多间。老板是黄县人，姓丁，是一寡居妇女，外号叫丁寡妇。掌银盘的（总经理）王西茂，帐先生 （会计）姜彦伦，其他人员共50多人，全部是黄县人。“庆丰典”于光绪年间开业，资本80万吊（按清制铜钱10吊折合银元1枚）。由于资金雄厚，经营有方，在郯城享有较高信誉。民国年间承担着全县城居民的捐税。1925年，因兵患及其他原因，被迫停业。1926年，发出通告，要求当户回当，死当质物也作处理。清产后，于1928年，把房产以5000元（银元）卖给马头镇孙寿椿（即孙二黑），“庆丰典”人员全部回黄县。经营30多年的“庆丰典”从此歇业，但人们还习惯称这里的街道为当铺街。
  流通券、县库条、县票
  “流通券”。1926年（民国十五年）郯城县县长陈长举，为了凑集军饷，召集全县绅士会议，发行县“流通券”。会上成立了“郯城县流通券发行董事会”，马头镇士绅孙寿春任董事长，44个保的保长任董事。县钱粮局具体经办发行（发行总数不详）。
  流通券为紫色一1000文、绿色2000文两种。发行的方法是用流通券发放军政人员工资，付给商号收购农产品，同时明令各商号、农民不得拒收。流通券发行没有发行基金。为了筹集资金，钱粮局成立了“亩捐处”，由马头镇的邓月楼任处长，郯城的吴福配任主任，办事员有陈子恒、吴如江、孟宪生、倪保千、吴兴雨、吴福点、吴福云等。全县农民每亩田征收亩捐1吊，共派出亩捐11万吊（折11000元银元），同时县府通告商民纳税、交捐持流通券。采取以上措施，才保持住流通券的币值和流通信用。俟后，钱粮局发岀通告，限期收回。
  “县库条”。在民初年间，郯城的多任县长，利用印发县库条弥补自己的亏空。县库条春秋两季发行，待征收时收回，票面额为1000文（即1吊），能在市场流通。
  “县票”。1935年梁仲庭（梁麻子）任县长时，由于军政开支筹措无着，便发行面额为2角的绿色“县票”，在市场流通使用。因不兑现，信用极差，不久即成废纸。
  教育基金会
  郯城县教育基金委员会，1927年（民国十六年）由9人组成，在城隍庙张公祠内办公（现在面粉厂院内后部），用每年征收的“地丁捐”、“呈文捐”（行政状纸每张征收1角）、“契纸捐”（每张征2角）、“学田租”、“行捐”、“庙会捐”等项收入的23000元（银元）左右作为放款基金，进行放款获利。1928年 （民国十七年）获利2617元、1929年2019元、1930年4679元、1931年4000元，1932年5296元。
  教育基金会的放款对象，主要是县政府的官员，平民使用不上这项放款。这项放款由自己写借约，找殷实铺户作保，用款期限最长不能超过1年，年息2分。用款户必须按规定3个月交息一次，期满利随本清。届期无力偿还本息，经教育基金委员会同意，可以结利和本金加在一起，重新立借约，再次无力偿还，由铺保负责催还。
  教育基金会的放款，多以老同职、老同学、亲近者为对象，因而放款信用没有保证.如1937年（民国廿六年），县政府职员徐兆敏、徐元敏兄弟俩借款1000元，同孙建章（缝纫工人）合伙开“德济永”服装店，后因种种原因亏本无力偿还，教育基金委员会起诉打官司,结果只把孙建章拘留几天废债了事。由于审查不严，贷款无信用保证，教育基金会放款，有相当一部分废债。1938年日军侵占郯城，基金放款停办，以前放岀未收回部分，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作罢。
  （郯城县政协供稿王洪道撰稿）“蒋仁泰”杂货店
  “蒋仁泰”杂货店是临沂著名老店。相传，蒋家的先人，原是由山西省洪洞县喜鹊窝村迁来沂州的。从蒋家迁来后的一世祖至五世祖蒋嘉善，长期以经营豆腐生意维持家计。到清朝光绪年间，蒋家六世祖蒋永存，得其金兰盟友张某资助，始改营杂货店生意。当时店址在临沂城内南门大街仁泰巷首，共有门面5间，后院1处。
  “仁泰号”的取名，系取“仁、义、礼、智、信”五常中的首字，并以“国泰民安”中的“泰”字辅之。
  “仁泰号”以经营纸张、糖茶为主，大宗批发零售。后来发展到拥有分店十几处，其中有杂货店3处，酒店2处，布庄1处，钱庄1处，还有与英商合营的亚细亚煤油成记公司等。此外，“仁泰号”还在上海、南京、镇江、海州等商埠设有货栈，负责货物收发、储运。分店及货栈的管理、经营，均由蒋氏家族的成员受命负责。各分店资金，统一由“仁泰号”总店拨给，也可由分店集资。鼎盛时，总资金约有百万（可折兑银元）之数。到民国八年，蒋氏家族共有成员近百人，世称九世同居、五世同堂之家。全家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往来，均由蒋永存之二弟蒋永贵管理。
  由于蒋家生意兴隆，资金雄厚，所以，在当时临沂城乡商界和社会上，颇著声望，家族成员蒋鸿庠、蒋幼泉等，均曾在民初担任过临沂商会会长。另一名成员蒋树榛，曾任南关围主, 主持地方治安事务。据传蒋家热衷于慈善事业，曾多次为当时临沂城里的老瞑堂、养子院、救灾会、进德会以及中国红十字会临沂分会等捐款、捐物。
  北伐开始以后，由于战争频仍，社会动乱，交通阻梗，经济凋敝，蒋家也随之走向下坡路。商店相继倒闭，族人析居，至“七七，，事变后，更形分崩离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蒋氏家族的后人，先后在临沂城里办起多处个体“蒋仁泰”百货摊、点、门头，其家族成员、个体商业者马桂真踊跃为发展当地儿童教育事业捐款，并被选为第六、七届原县级临沂市政协常委。
  （兰山区政协供稿王西献撰杨丽整理）“义顺恒”药店
  义顺恒药店坐落在郯城城里正大街中段，坐西朝东（现药材公司零售门市部），临路门面5间，北头2间为银房，南侧3间营业，向里前后两进天井，连同客屋、库房等共有房屋26间，占地1亩许。
  这个店开办于1901年。那时候，东家霍含聚在马头开有聚元隆中药店，生意很好，利润较多。后来又派人在涝沟开当铺，可能是因房子的纠纷，与涝沟窦家到城里打官司。窦家系当地豪门，城里有亲朋，住宿吃饭不大花钱，所以不怕官司拖得多久。而霍家是异地他乡，打官司经常来城里，吃住在旅馆饭店，花了很多钱。在这期间，霍含聚听说城里有一小药店想卖掉，为了能在城里有个落脚的地方，于是就买下了这座药店，起名“义顺恒”，派其侄霍其恕主持，开门营业。由于经营有方，生意兴隆，次年就扩大了店址，增添了人员，药物品种增多，到“七七”事变时，已颇具规模，一般的贵重稀有药材，在“义顺恒”都可买到。
  “七七”事变前是“义顺恒”的鼎盛时期。当时，它拥有资金银洋万余元，经营药物上千种，员工十七八人，是方圆几十里内比较大的一家中药店。它既搞零售，也兼营批发，经营方式十分灵活，对于一些颇具名声的老主顾，还有一定数量的赊欠。它每天天亮开门，到晚上9点多才关门休息，一天到晚顾客进出不绝。逢集这天生意加倍，至少收入大洋百元左右。
  “义顺恒”这个药店，平时不清资、不盘点，每年年终一次结算，3年一算帐。零售利润在30一一40%,批发利润在20%左右。一般情况进来1斤药（16两），卖出12两就够本，剩余4两是利润。成品药12合（瓶）是1打，卖岀10合（瓶）就够本，剩余2合（瓶）是利润。这个店每年的利润，除员工支用外，所余部份又投放在店里，扩大资本，因而它的资本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生意也就越做越大。
  “义顺恒”药店的员工，几乎没有外地人，除炊事员鲍成文外都是霍的老家一一河北省武安县八特镇人。当时有副掌柜的李廷兰，帐房先生房耀文，店员温中和、霍家铭、霍礼斋、韩宗奇、申荣光、黄金瑶、霍振川、张庆德。霍家栋是东家子弟，在店里充当一般店员。徒工有武银丑、霍家镛、张时玉、赵顺义、霍家奎等，而黄金瑶、霍振川、张庆德等是具有店员身份的切药工。
  “义顺恒”药店员工的年薪，是根据进店年限长短和业务技术水平的高低确定的。学徒工最苦，没有薪俸，只管吃、住，穿衣、铺盖行李都是自己的。从天一亮开门，到晚上9点关门，不得有半点懈怠，一般的脏活、累活都是他们干。一旦熬成店员，工作就比较专一有序了，但也得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晚上关门后同样还得坚持一个小时的自学，学习专业知识、用包扎纸练毛笔字、打算盘等。他们的年薪，店员温中和最高，拿到大洋50元，店员韩XX年薪仅20元，帐房先生房耀文45元。
  “义顺恒”对店员的生活安排是这样的：全年每天都是两顿饭，早饭馒头，4个菜；晚饭主食花样较多，也是4个菜；每逢初一、十五改善生活，可以喝酒吃肉。为了全日不停营业，他们十七八个人分两班吃饭，每班八九人，围在一个大圆桌上，盛饭、拿饭都是学徒工的。店员洗澡、剃头店里包着，连洗衣服的肥皂也是店里供给。店员平时不能回家，每两年可回家一趟，住3个月，来回发给路费30元。满两年不回家的，30元路费支给个人。家有红白喜丧事，可以请假，准假回家的也发给路费。
  “义顺恒”的经营范围主要是苏北鲁南一带，东到山左口、石门、李渊、泉源头；南到归昌、重兴、尚庄、高峰头；北到大埠、马站；西面较近，到大圩沟一带，因为接近马头，有些生意“聚元隆”做了。“义顺恒”进药，大部分从上海、天津、郑州等地，这样全国各地所产的药材都能采购到。当然地产药材也收购，不过数量有限，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就行了，不过多的收购，也不向外地转手批发。当地产的药材主要收购半夏、薄荷、蝉蜕、香附、桃仁、杏仁等。这里附带介绍一下郯城的香附。郯香附素享盛名，历史上曾销往北京、天津、上海、西安、济南各大商埠。郯香附粒大色正，质地坚实，香气浓郁，药物性能好，其特征是块茎横切面呈菊花状。“义顺恒”自己也加工一些膏丹丸散，像玉红膏、蟾酥丸、六味地黄丸等等，但在销售价格上却要低于外地进的。
  “七七”事变后，随着时代的变化，科学的发展，西药逐渐进入郯城，“义顺恒”也渐渐地经销一些西药，这较单一的中药经营又扩大了范围，随之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义顺恒”从开办以来，除1938年农历3月23日本鬼子侵占郯城停业一个月外，从未歇业或停办过。1955年，药店并入县医院，全体员工也由雇佣人员转为国家职工。
  （郯城县政协供稿霍家奎口述艺辉整理）临沂城早期现代文化、生活服务设施
  20世纪初，临沂城内相继出现了一些现代文化、生活服务设施，如照像馆、电影院、车行、电灯公司等。现分述如下：
  早期的几家照像馆
  1915年（民国四年），荣盛文在临沂南大街开设了第一家照像馆。到20年代初（民国十年前后），在考棚街南段塘子巷路东，李朝栋又开办了一家“和平界”像馆。当时，一次大战刚结束，人们饱经战乱之苦，切望过上幸福生活，在全世界形成一股和平热，“和平界”即取意于此。像馆开业前几天，李在全城张贴广告，广告系石印而成，在一长方形大纸正中印有“和平界”3个大字，四角各有一句话，连起来读即“十年留学，学成归来，镶牙补眼，照像美术因此，像馆一开张，即不同凡响，顾客云集。
  1924年（民国十三年），在临沂城南大街中段“三府巷”路北，又岀现了一家“殷明轩照像馆”。殷明轩是诸城人，于是年携眷来临沂设馆照像，为人实在，营业规矩，在顾客中声誉颇佳，生意兴隆。殷后来定居临沂，因他原是一位医生，治牙、拔牙、安牙技术高人一筹，1956年公私合营时，改行到第四诊所做牙医，“殷明轩照像馆”随之停业。
  临沂第一家车行
  1929年（民国十八年），石贞堂在临沂城南大街仁泰巷口路东，办起了第一家自行车车行。石聘请了一位青岛的修车师傅，一位账房先生，招收了四五个学徒工，即开张营业。开始只是修修补补，获利不大。后来，石看到临沂人购车要到外地去，大钱让人家赚了，就扩大经营范围，从青岛等地批发自行车回临沂销售，利润可观。在他的影响下，北大街、南关大街又相继出现了几家车行，至30年代初，临沂自行车车行已有四五家之多了。
  临沂第一家电影院
  临沂第一次放电影是在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那年夏天，山东民众教育馆巡回电影队来临沂在县政府前的广场上放映《鱼光曲》、《中山先生奉安典礼》。当时，全城轰动，城乡百姓竞相涌来看电影，人多拥挤不堪，第三晚场地挪至临沂城隍庙前的广场。之后，就有人想集资筹建一家电影院。南关一伙常跑上海的行商，就从上海购回一架放映机，并在上海聘请一位放映技师，在临沂当铺巷路北开设了临沂第一家电影院。那时的电影是无声电影，人物对话，都用幻灯打字幕放出来，而当时的临沂文化落后，文盲太多，十之八九对电影情节看不懂，所以这家影院开业不到半月，即因上座率太低而关闭。
  临沂第一家电灯公司
  1936年农历正月，王砥如与何子平一起，创办了临沂城第一家电灯公司。
  当时，王、何每人出资4000块银元，又开展小股集资，共集了20股（每股百元），计银元2000块。其中有东惮王燕谋（五中教员）一股，戴佑宸、蒋幼泉（时任临沂商会会长）以及培生堂药铺的经理（名字佚记）等也都拥有认购的股票。后来，临沂驻军66旅旅长李占标，强行投资8000块银元，并安插他的密友密春泉任电灯公司的副经理，同时还派进一个姓李的会计。王砥如聘任的会计姓胡。
  公司的工程师由何子平担任。司机姓庄，由潍县柴油机厂的滕经理派来。又在济南聘来姓刘的父子2人，负责机器维修。从济南聘来一个安装电灯的工人姓髙，还有4个临时工，辅助姓高的做技工工作。
  公司开业时，厂址就在原沂州府衙对面（今兰山区武装部址），共有南房3大间，里面安装机组；西房2间，王砥如在里面营业；东屋是账房。机器房后面，有一条巷子，在巷内打了一口压水井，供饮食和生产用水。
  公司开办之初，先从潍县买了一部40马力柴油机和一部30千瓦的发电机。到李占标强行入股后，又买了同样型号的一套机器。
  开机发电后，先给临沂三乡师安了电灯，以后又安了街灯。在安装了第二套机组以后，机关和部分居民也陆续安装了电灯。当时，由于发电能力所限，所发电力主要供部分生活照明之用，因此取名“临沂电灯公司”。
  公司开办之初，临沂县长还是范筑先，后来范调走，张里元任专员，王宝合任县长。到1938年春天，日寇侵占临沂，王砥如携眷逃到东乡五区于家湖，公司也遂宣告倒闭。
  （兰山区政协供稿杨丽整理）临沂城澡塘小史
  临沂城内最早的澡塘，是现在南门里路西塘子巷的“红星浴池”，系清咸丰末年南关人赵宝善所开设。同治年间，临沂大乱，生意萧条，故于同治末年，赵宝善将澡塘出售，卖给我的祖父郑萼。因为我祖父系念书出身，不善于经营，至宣统初便赔净吃光，又卖给我家的表亲王捷三。临沂第一次解放后，王捷三因年老无子，自己不能再干，遂租赁给滕县人马延厚，马经营至1954年公私合营。这个澡塘可谓历史悠久，前后算起来，约有130余年的历史。临沂本地人皆称之为“当铺后澡塘”，因南边紧靠南当铺，故名。
  现在南关的“工人池塘”，开业于民国初年，系周姓所开设。国民党时期改称为“兰花溪澡塘”，直到建国后改称为“工人池塘，前后亦有60年的历史。
  1924年（民国十三年），临沂城人李鸿基，在城西南隅文昌宫庙前（现在朝阳小学的后面西南角）开设“玉露春澡塘”，当时备有楼座，为临沂澡塘楼座的先河，至事变前夕停业。
  北洋时期，朝阳寺街住户孟昭明，在本街路东开设一澡塘,开业后，只雇了一个伙计，连孟共两个人，没有池座、雅座之分，客人洗澡，一律待遇，价钱便宜，人称为“小塘子”。上这个塘子洗澡的都是当小工的、卖河水的、卖黄土的、小摊贩们，大集这天，还有乡下赶集的贫、雇农们。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夏，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来临沂视察，为了沽名钓誉，矫揉做作，曾到这个小澡塘洗了一次澡。对这个澡塘设备简朴、价格低廉大加赞扬奖誉，并赐名“平民池塘”。素来不被一般人所启齿的一个小澡塘，经过韩这一宣扬，顿时身价十倍，生意兴隆。该池塘事变后停业。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后，临沂地方治安好转，加上范筑先来临沂执政，政绩优良，当时临沂一度商业繁荣，而澡塘也随着兴起。有城内道门首的“琅琊第一池”、考棚西的“凌烟阁”、喇叭巷中的“大观园”、南关油房巷子的“维新池”、南大街的“华新池”、城内仓房巷的“浴春池”等等，将近10处。
  战前开设最晚的是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开业的“大观园”澡塘，系范持九先生所开设，在喇叭巷子西头路北，该池设备完善，地下室是池座，上面是雅座，又设有单间，并备有盆池，顾客们莫不称便。所雇用的搓背伙计名叫韩著，是临沂澡塘搓背的第一把名手。他为人老实忠厚，搓背用力，细致周到，全身搓时，无微不至，人们感到舒适愉快。在当时临沂 《鲁南日报》上受到不少的表扬与赞誉，可惜“大观园”澡塘时间不长，事变发生后的下半年，即行停业，前后不到2年。
  当时的澡塘属私人经营，竞争激烈。各个澡塘都努力扩大自己的营业范围，所以每个澡塘大都配有理发，修脚、搓背的工人。有的是三位一体，一个人既能理发,也能修脚、搓背。这种工人工资最高。另外烧火的、挑水的、侍候座的，工资低微。为笼络工人，各个澡塘对工人一律管吃，每日3餐，以麦子煎饼为主，菜是豆芽、豆腐、白菜之类，每逢初一、十五，改善生活。工人除工资外，还有一种收入，就是“小彩”，所谓“小彩”，就是洗澡的客人除了澡钱以外，另外赏给侍候座的伙计的钱。这是澡塘中的一大笔收入，在旺月时，“小彩”钱超过客人的澡价钱。“小彩”一律交柜，掌柜的从中提取20%,作为手巾、肥皂、碱粉等费用。每年旧历腊月二十五到除夕，这几天澡塘的收入，掌柜的分文不要，全部分给当伙计的，这也是掌柜的对伙计们的照顾。但是春节只放一天的假，正月初二就得开门营业，因为在旧历正月，仍是澡塘的旺月，所以掌柜的是不肯放松的。
  澡塘业中理发、修脚、搓背的人，在旧社会里，是最卑贱的，在清王朝时代，他们的儿子不准参加科举考试，死后不准入自己的祖坟。
  （兰山区政协供稿甄心撰杨丽整理）合作社的诞生与发展
  民国时期的合作社
  沂蒙山区，是山东省创建合作事业较早的地区之一。1929年，山东省政府农矿厅设立了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开办合作指导人员养成所，培养合作干部，毕业后分配各县任合作指导员，组织合作社。年末，养成所毕业生曹际枢到日照县任合作指导所指导员，着手开辟日照之乡村合作事业。1930年，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隶属实业厅。1932年，费县等县成立了合作指导所，开始建立合作社领导机构。1933年，合作社指导委员会隶属建设厅，县合作指导所改为合作社指导办事处，同年并入县府第四科。据记载，在范筑先任职期间，临沂县政府第四科内，即设立了合作指导员一职。
  1933年9月2日，山东省立第三乡村师范学校成立了消费合作社。该合作社以校长为理事长，下设理事会，理事会下设生产股和消费股，并附设编织实验工厂一处。规定教职员工和学生各选二人为理事会成员，实行任期制（任期一年）。这是全区最早出现的一个合作社组织。
  1934年，山东省开始重点划定特产作物区，其中美棉合作区4个，沂水县被划为以济南为中心的第二美棉合作区。
  1935年2月，山东省合作学会首届年会在济南召开，莒县合作指导员李光邺参加年会。同年，山东省政府划定日照等12县为全省渔业合作推广区，为发动渔民渔业生产，开始筹建渔业合作社。
  1937年6月，沂水县政府设立合作指导委员会，县长孙桐峰兼任主任委员，并指示每乡限期建示范合作社。
  当时，全区各县政府虽设有合作领导机构，但实际建立的合作社却很少，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官员大都弃职潜逃，原有廖廖无几的合作社也基本垮台。
  革命根据地的合作社
  1938年以后，日军占领了临沂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沂蒙山区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根据地军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开始建立合作社。1939年秋天，沂水县诸葛区马家河北村创建了纺织合作社。同年12月，日照县黄墩区陈家沟创建了消费合作社。
  1940年8月1日，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成立。同月7日，发布了《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把发展合作事业列为重要内容。同期，“战工会”又公布了《开展合作事业的指示》，明确规定：“生产合作社要以生产军民日用品为主；运销合作社以运销食盐、粮食为主；消费合作社以经营人民日常需用品为主，禁止购买奢侈品和迷信品”。不久,“战工会”又公布了建立合作社的三项原则：“第一，合作社组织是为了改善社员生活，而不是为了某一个人发财；第二，股金单位要小，社员认股无限，但不论认股多少，以一人为社员；第三，应以合作社纯利30%为合作社公积金，公积金绝对不能瓜分，社员退股只能退岀股金。符合上述原则之合作社，应享受政府优待，如减少税收一部或全部和银行信用贷款等。”到1941年，滨海、沂蒙、苍马、沂临边区等地已建有合作社92处。这些合作社，以农民的股金为资金的主要来源，选举热心群众服务和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共产党员或政治觉悟高的青年农民为其管理骨干，按照“艰苦奋斗、勤俭办社”的原则，借用民房，自己动手垒柜台货架，肩扛扁担挑运送商品货物。广大职工吃自家饭，开公家店，从而保证了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1942年以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机关部队及农民群众生活更加困难。根据地按照毛主席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坚持生产自救，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利用战争间隙，军民齐动手，掀起大生产运动，涌现岀了大批的纺织生产合作社。其中，鲁中、滨海区即创办纺织生产合作社1076处，有纺车15694架，织布机2627台，年生产白布41850匹，形成了人人纺线，户户织布，男女老少齐动手，大力开展纺织事业的局面。
  1942年下半年，由于日伪残酷扫荡，合作社遭到严重破坏，鲁中区的合作社减少82%,滨海区的合作社减少94%。针对这种情况，对合作社进行了全面整顿，到1943年下半年，贯彻“组织一个，巩固一个”和“培养典型，创造经验，指导全面”的方针，合作社又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1944年，在沂水县诸葛区，产生了一个真正由群众自己掌握，且为群众所拥护的区联社，在滨海区则开始产生中心社。1945年11月，临沂县生产推行社成立，为全省最早建立的县级推行社。1946年10月，滨海区合作推进社成立。从此，合作社有了统一的领导机关。1946年，经过一年的发展，鲁中、滨海区成立了15处区联社和20多处中心社。1947年，在敌人重点进攻的严峻形势下，合作社协助政府组织民众转移，人民群众到哪里，合作社就办到那里，紧紧围绕生产、救灾、支前三大任务开展纺织、毛织、运输、做军鞋等业务，为解决人民生活困难和支援解放战争竭尽全力。鲁南、莱芜、孟良爾战役之后，合作社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组织民众重建家园，并结合土改、复查，大量吸收农民群众入社。合作社业务也由过去以发展纺织生产为主，转向全面发展，综合经营，建立了大批的消费、运输、渔业、供销、打油、木工、铁业、医药等合作社，其业务经营项目达40余种，还涌现了一大批模范合作社和办社的先进模范人物。莒南县臧家庄子合作社和沂水县淹坪合作社的经验，在山东省第二次行政会议上，作为雏型的“南区合作社经验”向全省推广，产生了很大影响。靳玉翰、刘成忠等办社模范人物，被省政府授予“合作英雄”、“合作模范”等光荣称号，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1948年至1949年，通过大力改造旧社和发展新社，合作社的民主管理制度不断完善，经营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此期，滨海、沂蒙专区范围内的21个县，都建立了县级合作推进社。滨海专区的村合作社发展到927处，社员扩大到182163人；沂蒙专区合作社发展到507处，社员扩大到5万多人。岀现了烟社、石印、饭店、肥皂厂、车行、染坊、纸坊、弹花、皮厂、盐店、暖鸡坊、钢厂、酱园、糖坊、炉坊、石岩矿等新合作社，以满足军民的各种需要。各级合作社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下，更加积极地开展业务，发动群众做军鞋102.4万双，组织担架队、小车队，运送各种支前物资上亿吨，大量物资源源不断地供应前方，为夺取战争胜利，解放全中国，做岀了巨大贡献。
  截至1949年，全区有地级合作推进社5处，县级合作推进社21处，区联社、中心社61处，村社已达2157处。形成了庞大的后勤供应网。地、县级合作推进社创建时间及名称附记其
  后：
  地级合作推进社：
  1946年10月，滨海专区合作推进社成立；
  1946年10月，沂山专区合作推进社成立；
  1949年1月，台枣专区合作推进社成立；
  1949年2月，尼山专区合作推进社成立；
  1949年5月，沂蒙专区合作推进社成立。
  县级合作推进社：
  1945年11月，临沂县生产推进社成立；
  1946年春，沂源县合作推进社成立；
  1946年6月，莒北县生产合作推进社成立；
  1947年2月，莒县合作推进社成立；
  1947年2月，竹庭县合作推进社成立（1953年7月划归江苏省）；
  1947年10月，临沭县合作推进社成立；
  1947年11月，莒南县合作联合社成立；
  1947年12月，日照县合作联合社成立；
  1948年1月，沂南县合作推进社成立；
  1948年3月，沂北县合作推进社成立；
  1948年6月，沂中县合作推进社成立（1950年撤销）；
  1948年7月，赵镈县合作推进社成立（1950年撤销）；
  1948年12月，兰陵县合作推进社成立（1953年8月与苍
  山县合作推进社合并）；
  1948年12月，苍山县合作推进社成立；
  1949年2月，沂东县生产合作推进社成立（1949年8月撤销）；
  1949年2月，蒙山县合作推进社成立（1952年1月撤销）；
  1949年3月，郯城县合作推进社成立；
  1949年3月，费县合作推进社成立；
  1949年3月，蒙阴县合作推进社成立；
  1949年3月，新海县合作推进社成立（1953年7月划归江苏省）；
  1949年8月，平邑县合作推进社成立。
  （临沂市供销社供稿）“九合成”发展始末
  “九合成”是抗日战争时期沂蒙山区第一个经济合作社，就我所知道的其在岸堤的产生和发展情况简单介绍如下。
  1938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与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经费县来到了沂水重镇岸堤（现属沂南县）。接着，在岸堤成立了沂水县第九区区委，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沂南的第一个党的分区机关。九区成立后，区委研究决定，建立一个党领导下的群众经济组织，定名为“九合成”（九即九区，合成意即经济合作组织）。马保甫（兴旺庄、中共党员）任社长，李墨斋（南瓦庄、中共党员）任副社长，李志贤（南瓦庄）任会计，成员有刘立斋（艾山前）、支为胜（垛庄燕翼堂）、刘XX。社址在艾山前村刘安修家的3间南屋里。“九合成”的股金由群众入股，1元现洋或纸币（国民党中央、中国、中交、中农银行币）可算1股。入股者凭股票购物，价格优惠。通过做工作，十几天内就吸收群众所纳股份基金850元，由刘立斋负责采买来了第一批农具和日用品，1938年8月，正式开张营业（主要经营锄、镣、撅、锹、耙、犁、油、盐、酱、醋、布匹、纸张、笔墨等）。他们除坐镇营业外，还到岸堤、马牧池赶集，1944年后又赶岱庄集。他们一方面方便、联系了群众，一方面为中共山东省委和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等党组织及军队供应了所需物资。
  1939年6月，徐向前司令员率领的八路军第一纵队来到岸堤附近。由于敌人的封锁，布匹等一些军需物资运不进来。为供军队急需，“九合成”决定开办纺织厂，从老百姓家购进了9张织布机，并从铜井请来了一位师傅，从兴旺庄、栗林、西波池、南瓦庄、西官庄招来了11名纺织工人。这年10月，安在刘立斋、刘世奎家的纺织厂正式开业。八路军第一纵队拨给北海币，用来收购棉花。当时纺织厂所织布匹全部供给了军队。
  1940年春天，“九合成”决定退出垛庄区的股金，由刘XX、支为胜回垛庄办“九合成”分社。不久，该分社被敌人破坏，后来又成立了垛庄区合作社。
  1942年，随着“九合成”业务的逐渐扩大，又在岸堤开办了南油坊，由李墨斋负责5个人组成。他们打饼榨油，供给老百姓、八路军需用。
  1943年，“九合成”决定成立村社。村社由“九合成”领导，资金自筹，其领导成员由入股者召开大会，投票选举产生。“九合成”经营的小农具、日用品全部下放给村社，“九合成”专办纺织厂。当时共成立了以下6个村社：艾山东（夏庄）村社（社长刘安吉、会计刘树彪）、南瓦庄村社（社长李志一）、盘山庄村社、赵家成子村社、岱庄村社、马牧池村社。
  1944年春天，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九合成”由艾山前搬迁到了西波池（现属沂南县岸堤镇），社址在张自福家。这时，为更多地供应八路军布匹，在原来9张小织机的基础上，又购买了2张大织机，并从苏村请来了一位徐老师，厂名正式改称“九合成纺织厂”，纺织、经营布匹，供应军队被服厂。当时，八路军的印染厂、被服厂均在西波池。
  1944年秋天，社长马保甫调上级部门工作，由刘德甫（党员，西岩路村人）接任社长，李墨斋继续任副社长，会计李志贤，成员除刘立斋外，又充实了刘长青（西岩路村人）、刘保堂（五十垛子村人）、田西印（田家北村人），同时还有田登丰同志。该年秋天，“九合成”又在赵家城子建油坊一座，由赵永良（赵家城子村人）负责。
  1945年，“九合成”在西波池又成立染房一座，招收了王明乾（仁合庄村人）、刘长青（西岩路村人）、李金芳（艾山后村人）、刘存厚（石汪圈人）等，专门经营布匹的印染业务。
  1947年打退国民党进攻后，“九合成”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刘德甫调沂源工作，李墨斋调郯城工作，李志贤先在岸堤供销社工作，后到沂南县供销社工作，其他成员分别充实到岸堤供销社（社长高西旺）、岱庄供销社（社长宋兆田）、马牧池供销社（社长齐延爱）。“九合成”的股金于1950年由沂南县供销社退还给了群众。
  （沂南县政协供稿高军、魏启田根据李志贤提供材料整理）牛栏官庄合作社
  道托区牛栏官庄的纺织合作社，是沂北县（今属沂水县）最好的一个村级合作社，在鲁中区第二届劳动模范大会上，它得了头等模范合作社的称号，鲁中行政公署马主任号召全鲁中区的合作社向它学习。
  1944年7月八路军解放沂水城后，牛栏官庄才获得完全解放。在此之前的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受敌伪抢掠，群众生活极度困难，村政权完全掌握在恶霸地主手中。他们为了讨好抗日民主政府，也曾组织过农救会，并且还拉拢欺骗一部分落后群众共23人成立过合作社。那种合作社在群众中留下很难磨灭的坏印象，增加了以后组织合作社的许多困难。
  解放后的牛栏官庄经过了减租、减息、增资、反奸除霸斗争，群众开始抬头翻身，当家做主，进一步要求提高生产，改善生活，于是，就讨论集股组织纺织合作社。1944年10月中旬合作社正式成立，当时共有社员168人，股金4520元。经过了11个月的经营，到1946年5月，已有社员398名，股金59100元，而且成为群众公认的模范合作社了。
  那么，它为什么发展得这样好呢？是由于它掌握执行了合作事业的方针与路线：
  第一，它是在群众自愿自觉的基础上，通过了群众的民主管理，成立发展与巩固起来的。
  办纺织生产，这是群众的迫切要求，但是由于群众对合作社有了很难磨灭的坏印象，所以在组织成立时，首先通过各群众团体对会员进行了教育，说明这次组织合作社与以前的不同，这次组织合作社完全是老百姓自己办，解决自己穿衣吃饭的困难，社里的事完全由社员当家作主。
  动员成熟后，集股发生了困难，因为大家都没有钱，他们就讨论出几种入股的办法：（1）入钱股；（2）实物入股，作价比市场要高，如线入股时，每斤作价较市价高10元；（3）劳动入股，群众也叫空股，就是先入上股，然后再纺线织布挣岀工资来还上。组织起来以后，开社员大会选岀了15个委员，9人为理事，成立理事会；6人为监事，成立监事会；推岀社长、理事长、会计3人掌握料理社务。由理、监事会配合附近各村妇救会，动员组织了4个庄，共19个妇女纺线组，100多架纺车，配合职工会组织了两个织布组，共21张机。
  在12月15日，开社员大会结帐分红。大家既得到股红，又得到工资，情绪提高了，入股的更多了。为了动员普遍入股，到年底，合作社便配合村政，成立了俱乐部，等大家都来看耍的时候，便进行扩大合作社的宣传，并通过各团体分头到各部门动员集股，又扩大社员183名，股金24300元（其中纺线劳动股8200元，织布劳动股4800元，现金11300元）。
  在11个月的经营中，一方面由于真正做到为群众服务，另方面能定期结帐分红，通过社员大会研究改进合作社，所以在群众中建立了很高的信誉，全村没有一户不入股的，而且成为全村及附近各村（井峪、蔡峪、王家庄）群众的依靠。秋后，他们又根据群众要求，与南场合伙成立了一座油坊，以豆子入股,每升豆子提价2元，动员了210名社员，股金40500元。
  由于他们实行了出入股自由的办法，能使群众大胆入股，在下来棉花时，群众就把穿不了的棉花入上股，下来豆子时就用豆子入上股，真正做到了家家入股，人人入股。
  社内发生了问题，能及时通过群众解决处理，巩固了合作社。比方在2月里连阴天时，发下的棉花纺成线时都涨秤，但是，把线发给织工，收布时都折秤，织工受到批评后，都不愿织了，后来，经过大家研究，把70斤线晒了一天，折了3斤秤，才知道是线上潮，于是，便召集起织工来开会，向织工做了检讨解释.在3月里，把洋弓房弹的棉花让纺工领去纺，纺成线后有1斤折1两秤的。合作社抱怨纺工落棉花，规定折一两秤少支5元工资，纺工都不愿纺了。据纺工反映，后来检査一下棉花，才知道里面抱了弓底，于是，便召开了村民大会，对纺工进行道歉，对弹工房进行了批评，并把少支的工资，如数支还纺工。这样纺工情绪才又高涨起来。
  由于全村群众都成了社员，所以合作社可以利用各种会议征求社员意见，并且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成为大家经营、大家管理、大家爱护的合作社。
  第二，它能结合各种工作，达到为群众服务，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所以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合作社和农业生产结合得好，这个庄共有15个变工组，在组织时有缺点，富的与富的结合，穷的与穷的结合，其中有6个最穷的组，剩余劳动力没办法解决，生活相当困难。合作社便买了一张弹弓，交给3个组用，4个多月的时间，共收入4000多元，按1/3归社，2/3归劳动力的办法分红。另外3个组，专门给合作社出工，共支出脚力费1200多元，每组并抽岀两人,组织运输小组，由合作社借出1500元做本，到滨海去贩运粮食。当耕地和割庄稼时，群众缺少铲和镰，各变工组统计一下，共缺19口铲、42张镰，合作社便一块到外边买来，不赚利卖给群众使用。当时，铲的市价是20元，镰价10元；合作社的铲只卖18元，镰只卖6.25元，共给群众省下233.5元。在6月里，地瓜生了乾钩虫子，合作社为了鼓励大家除虫，便提岀收购乾钩虫，5元1斤，并组织儿童拿虫，共拿了70多亩地，收买9斤多虫，支出46元，救出遭害最甚的庄稼地30多亩。
  合作社帮助群众拿田赋，帮助政府完成田赋工作：上期田赋，全村有28户拿不上，合作社便借出1200元，帮助他们拿上，说明以后用工资还账；下期收田赋时，群众有棉花不能马上卖出去，合作社为帮助政府赶快收齐田赋，就收买棉花，每斤比市价提高5元，共收146斤棉花，群众多收入700多元，一天中完成了田赋。
  合作社帮助群众制棉衣。当时布价很高，每尺二三十元，天渐冷了，群众穿不上棉衣，合作社便号召群众以棉换布，棉花每斤比市价提高5元，布每疋比市价低3元，全庄3天便买全了布共28疋，群众共省下3360元，都穿上了棉衣。
  合作社动员工人参军，并及时培养新工人。反攻进军时，合作社负责人动员织布工人参军,提出保证参军后织机闲不着，再帮助织工家培养出新工人，21个织工中就有18个织工参了军。参军后，合作社动员一个老织工当老师，教给18个抗属小孩子学织布，线全由社里供给，学生织出来的布，好孬都由社里收，每疋布工资提高5元，给老师作为报酬。老师除教学生外，自己织的布每疋提高10元，作为奖励；一个月后，老师算算账，18个学生织了54疋布，才得到270元的报酬。如果自己织，每月能织15疋，每疋40元工资，可得600元，因此不愿干了。合作社又动员两个老职工，把学生分成3组，一人教6人，集体学，老师可腾出功夫来多织布，并加以拥军教育，这样，在两三个月内，学会织布的已有14个。
  大进军中，合作社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保证完成支援前线的任务。为了供给部队棉衣，政府分配给100疋布的任务，限一个月内完成，全村已有77个青壮年参军，劳力不够用的，又正当秋忙，纺织都垮了台，合作社便提出奖励，动员纺织工人夜间生产，每斤棉花奖油4两，每疋布奖油半斤，共奖油81斤4两，一个月内完成107疋布，全是头等布，超过了计划。为了供给前线部队穿鞋，政府布置每一个成年妇女做一双鞋子，限一月完成，妇女缺布缺麻，感到困难，合作社便染了两疋布，买了一部分麻，缺布缺麻的统计好，由妇救会长到合作社去领，等发下鞋子钱来时再还账，半个月完成了54双鞋的任务。
  合作社帮助组织妇女除奸。在农忙时，为了替出男人下坡，妇救会动员妇女站岗，合作社便提出妇女纺线组帮着纺线，轮流站岗，纺的线站岗的也有份，每斤线加价5元，这样，妇女们都积极站岗，积极纺线，并且把集体挣的336元工资，入到合作社里作股金。
  合作社随时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中的种种困难。9月里油贵时，合作社为使群众少误工，吃贱油，便到外庄买油来贱价卖给群众，市价14元1斤，合作社只卖8.2元1斤，共卖了60多斤，给群众省下780元钱。两家贫农无钱买机，合作社借出820元。抗属陈德全、张成著修盖房屋，合作社借出520元，借岀的钱都待以后用工资还。小学里有13个贫苦学生没钱买书，合作社便帮助他们65元买13本书，提高了贫苦学生的学习热情。
  合作社处处照顾优待抗属。抗属买社里的货物一律按九五折，弹花时每斤减价1元。
  由于合作社能够做到以上种种为群众谋利益的工作，所以它能够成为全村经济生活的中心，团结群众的核心，群众才真正把它当成自己的合作社。
  第三，它有着各种比较合理的工作制度，保证了合作社的发展与巩固，完成了合作社应负的任务。
  定期的会议制度：每晩一次职员会，汇报当天工作，计划次日工作；5天一次职员检讨会，进行自我批评与互相批评；半月一次理监事会，汇报群众好坏反映，讨论处理解决各种困难；一月一次社员大会，总结一月工作，传达布置下月工作。
  比较严格的会计制度：每晚一次小结账，一月一次总结，报告盈亏，3个月一次分红。
  实行了累进的劳动分红办法：激发提高效率，增加生产量。整个红利的分配是50%的股红，30%的劳动分红，15%的职员酬劳金，5%的公积金。劳动分红3个月分一次，纺线1斤、织布1疋都做成一股，求出每股应得的红利数后，并不平均分配，而按多产者累进分红；3个月中纺线10斤织布10疋以上者，每斤多分1元。实行这样的办法后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在1。。多个纺工中，以前最快的是4天纺1斤，还不常纺，现在3天能纺1斤的51个，4天纺1斤的35个；在21个织工中，以前最快的是10天能织4疋布,也不经常织，现在一般的能做到10天织5疋布，纺织都经常了，在农忙时，都能晚上纺，晚上织。平均纺织工提高效率1/3,这是比较合理刺激多生产的办法，也是这个合作社巩固提高纺织的经营特点之一。
  实行了对比的分等奖励与批评制度，提高了工人技术和产品质量，减低了成本，巩固了工人生产热情，增加了收益。奖励金规定作为社中开支，配合妇救会成立了评线委员会，除去应付工资外，还分三等进行奖励。头等每斤奖5元，二等每斤奖4元，三等每斤奖2元。掺假使水折线多的非但不奖，还扣发工资。也配合织工成立评布委员会，除工资外，另分二等奖励，头等每疋奖5元，二等3元，很坏的也扣除工资。如果10天织头等布4疋以上者，多织的1疋奖10元，再多1疋奖20元。5天收线一次，马上对奖；布随交随奖;对坏的进行批评。此外在5月的分红大会上，为了教育大家，进行了一次纺工奖励，得头等奖的24人，每人奖手巾1条；二等24人，每人奖肥皂1块；使水掺假的在大会上进行了批评教育，并扣除工资，共56元。进行奖罚后，纺织质量都有显著提高。在未奖前一般都纺二等线，纺头等的只四五个人；织一疋布需线4.5斤甚至5斤，布织的平常在集上并不多卖钱，奖罚后，纺头等线的增加到55人，三等线已绝迹。3斤10两线，就能织1疋布，甚至3斤6两1疋布；织头等布的已增至19人。布织的好了，在市上每疋能多卖20多元，质量提高了，成本大大减低了。过去4斤半线织1疋布，成本395元，现在3斤10两织1疋布，加上奖励金成本才合345元，每疋减低成本50元，每尺减低1.25元。
  由于实行了累进的劳动分红与奖励制度，使每个生产劳动者的利益与合作社的盈利密切结合起来，促使工人对合作社的关心和爱护。
  有一定的职员酬劳制度照顾到职员的利益，提高了职员的情绪和工作的积极性。合作社的盈利与职员的积极性是分不开的，实行酬劳制，使得合作社的盈利与职员的利益结合起来，所以职员格外钻研业务。在6月底，布价狂跌，合作社赔了本；职员们便讨论着，到布贵的远集去卖布。社长张宪长星夜挑布去赶沂东圣母冢集，赚回1200多元钱。初秋时，棉花猛涨，合作社不敢买棉，便到马站集上买了旧套子弹了办套子布，使得生产不致停顿，多得利益，不致亏本。
  正由于牛栏官庄合作社掌握住以上的方针、路线、方式和方法，所以虽然短短11个月的时间.却获得很大的成绩，增加了群众的收入，改善了群众的生活，促使全村经济上升。
  计：共纺线2301斤，支工资32535元；织布595疋，支工资26410元；社员得股红49512.6元；劳动分红16505.4元，纺织工人共得奖励金1400元。群众买卖货物省下5073.5元，群众共计增加收入132575元。全村28户要饭的都有了饭吃，两户雇工也能自给不用扛活了。全村庄一年中，因减租反恶霸斗争与合作社的收入，阶级起了巨大变化。在解放前有赤贫28户，雇农2户，贫农及代佃48户，中农31户，富农4户，地主1户。现在赤贫及雇工没有了，贫农34户，中农增为66户，富农增为14户。冬天，每个人都穿上了新衣，村民张现公家4口人，2亩山地，饿得下了关东，因受不了敌人的压迫，又跑回来，还是挨饿。自上年，他大儿给合作社推脚，儿媳给合作社纺线，才有了饭吃。11个月中挣了4000多元钱，秋天，他花了3000多元，买了6亩地，冬天又买了个小驴，过上中农生活。大进军时，他大儿很高兴地报名参了军。有一次他和别人一块打石头，各家送饭吃，比一比顶数他的饭好，他说：“我以前吃的比谁家的饭都孬，这比人家强了，可真是翻了身!”曹兴太家12岁的小孩，他父亲早死了，12亩地典出了8亩，年年不够吃的；合作社成立后，他母亲和他两个姐姐3把车子经常纺线，5天纺了3斤线，一年收入工资及劳动分红奖励金共1700多元，用720元赎回8亩地，买上了个小驴，吃穿不愁了。王瑞堂是临朐逃出来的难民，天天讨饭吃，他儿子被敌人的炮弹炸去一条腿，成了残废。成立合作社后，儿子老婆两把车子给合作社纺线，共纺了100多斤，连工资劳动分红及奖励金共收入2400元，回家赎回20多亩地；去年秋天还汆了400多斤粮食。临朐难民赵老妈妈，67岁了，被合作社留下纺线，她丢了要饭棍，纺了60多斤线，收入1200多元，吃穿不愁了，冬天穿上了崭新的棉袄棉裤。
  牛栏官庄在合作社生产中改变了面貌，已往被敌人摧残蹂躏忍饥受冻的贫苦人民，今天已经逐渐达到有吃有穿，并且还在向着丰衣足食的道路上前进。
  （临沂市供销社供稿鲁宝蓉撰）临沂近代公路建设
  临沂市道路的发展历史悠久。
  清代，以京城为中心，有主要道路通往各省的省城，称为官马大路，简称官路。省城有支线通往地方主要城市，称为大路。地方村落之间又另筑小路与官路、大路相接。行经山东的官路有两条：一条是从北京到福州的官路，福州官路从河北进入山东后，经德州、济南、泰安、新泰即到目前属临沂市的蒙阴、垛庄、徐公店、临沂城、李家庄、郯城、红花埠再进入江苏。清康熙十三年(1647)《沂州志•驿道志》记载：“沂郡辟处东隅，元明无南北通道，今则为九省通衢……” “山东路郯城东路之首，沂接郯城之驿，凡江南淮扬京口苏松常镇等处以及两浙、豫章、八闽、三楚一切上差大人，皇华星使、升迂文武各官，并各藩下与督抚提标将军各员承差等项，或自京师岀于各省，或自各省达于京师，南来北往，杂逻靡宁……。”另据《郯城县志》卷之一记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十八年(1689)、四十二年(1703)清康熙皇帝的3次南巡，乾隆十六年(1751)、二十二年(1757)、二十六年(1761)乾隆皇帝的三次南巡，都曾路经并在郯城境内居住。另据《蒙阴县志》记载：康熙南巡曾3次驻跸蒙阴；乾隆南巡曾驻辟蒙县境的桃墟。上述记载，证明这条官路确实存在，而且当时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直到清末，这条官道仍继续使用。
  临沂地区公路建设起步较晚，30年代才开始建设现代公路。此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军事开展的需要，公路事业得到逐步发展。
  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11—1937年）
  早在民国八年（1919）,山东省议会《修治山东水陆道路计划概略》就提出“…东南临沂一带，与铁路、航线距离太远，每至数月、数十日不能到达，因之各项政务之进行，工商业之发展，无不稽此，此间利害关系，诚非浅鲜。”提出要建设一条从潍县经临沂到峰县的干线公路，并成立了省道筹备处，这个计划当时未能实行。此后，临沂地方当局也酝酿计划修筑公路。据《续临沂县志》卷七记载“民国十六年（1927）奉令每丁银一两又加征…汽车路捐洋五角五分…，”“民国十七年（1928）每地丁银一两，奉令又加…汽车路附捐洋三角二分”，钱虽已收起, 公路却并没修建。
  从30年代初期到抗战开始，临沂市的公路建设有了较快的发展。初步建成的公路有：台儿庄经临沂至潍县、临沂至益都、临沂至滋阳（兖州）、泰安经临沂至新沂、临沂至枣庄、石臼所至莒县等6条干线约有635公里，公路可通行汽车。这些公路除了台潍公路比较正规外，其他路线标准都很低，质量很差，多是循旧有官道和驿道，平填修整，增高加宽，质量很差，仅能勉强通车，每至雨季，道路泥泞，阻断交通。台潍公路是这一时期山东修建的里程最长、工程量较大、质量较好的公路，也是临沂市唯一的比较规范的现代公路。台潍路是由原来的邮路、官道改建而成，南起台儿庄、途经兰陵、向城、卞庄、临沂、汤头、莒县，北至潍县止，全长345公里，经临沂市175.67公里。1931年，南京政府定台潍路为国防公路，在地方财政中加国防道路特捐。1933年，山东省建设厅成立“台潍汽车路临时工程处”，在莒县设“莒县工程事务所”，临沂也设立了工程处。征雇当地民工、全线同时动工,循大车道填土扩建。如大车道过于弯曲低洼，则另择平直路线，占地施工。自2月20日起至5月，即完成土方工程，路基宽6米，最大纵坡8%。同时，并完成了桥涵配套，临沂沂河漫水桥就是这一时期建成的。民国廿四年（1935）《续修临沂县志》卷十记载：“台潍汽车路共十八站，计九百七十里，属临沂境内约二百余里。路身一丈一尺四寸，两边路沟宽四五尺不等，均占用民田，原议给以免粮，至今尚未实行，人民无不解望。“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4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临沂的主要城镇，控制了境内大部分公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公路破袭战，保卫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1938年台儿庄战役期间，鲁南地区抗日武装对台潍路进行了破袭，迟滞了敌人运输，配合了台儿庄会战。1939年到1940年，日军为了扩大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需要，先后整修了台（儿庄）潍（县）、益（都）临（沂）、滋（阳）临（沂）、蒙（阴）临（沂）等公路，控制了主要交通线，对滨海、鲁南、鲁中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蚕食”、“扫荡”。1939年3月，日照县民兵、群众对石臼所通向泰安的一段公路据点进行了15次破袭；9月，鲁南八路军和民兵将平邑至沂水的公路完全破坏；10月16日，又先后在汤头至葛沟、青驼至徐公店公路破袭20公里，桥梁5座。1940年以后，鲁中、鲁南、滨海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发展。为打破敌人的“封锁”和“扫荡”，破袭公路成为对敌斗争的重要手段。1941年冬，日伪集结5万重兵，对沂蒙山区发动“铁壁合围”，“大扫荡”。为粉碎敌人的进攻，沂蒙山区广大民兵和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持续数月的公路大破袭。在沂（水）、蒙（阴）公路上，东自黄山铺西至旧寨60多公里地段内，共挖深4尺宽6尺的大沟100处；深2尺宽3尺的小沟300多处，筑石墙200处，破桥10座；在临蒙路上，上店至桃墟全长60多里地段内，挖大沟15处，小沟20处；其他通向沂蒙山区的公路也被破袭多处，使敌汽车不能通行，物资供应十分困难，最后被迫撤退。1942年至1944年，日军曾多次企图修复台潍、滋临及青岛通向海州的公路，但均遭抗日军民的抵抗未能得逞。1943年11月4日，滨南军民万余人破袭临郯公路70公里，使敌交通一度中断。1944年6月25日，莒中、莒临边两县民兵及群众万余人，两天时间破袭台源公路莒县城至夏庄段24公里,挫败了敌人打通台潍公路的计划。1944年10月12日，山东军区发出指示，把彻底破袭台潍公路台儿庄经临沂至莒县段作为作战任务之一。随着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根据地不断扩大，到1944年，青州至沂水、莒县至沂水、诸城至日照、临沂至郯城等公路的大部分路段已为根据地军民所控制。对这些公路，敌人进攻时，抗日军民就进行破袭，敌人败撤后,即加以利用，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一定的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年）
  从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临沂当时还分属于鲁中、鲁南、滨海三个解放区。广大军民积极抢修公路，先后修建了临沂至费县，临沂至台儿庄、临沂至益都、沂水至博山、蒙阴至仲村的10余条公路，因陋就简地修复了部分小桥涵。同时,以极大的努力，在财力困难的情况下，修建了沂水木桥和莒县官河口木桥。1946年春，沂水县民主政府为了解决长期以来人民深感不便的沂水城西沂河缺桥问题，组成修桥委员会，专拨北海币200多万元，投入2万工日，用半个月时间，修成全长320米，共120孔的沂河大木桥。当年秋天，大桥中段有23孔被洪水冲毁，沂水县民主政府又组织民工100多人，把冲毁的桥孔修好，把桥两端10多公里公路也同时修好。在抢修过程中，当地妇女儿童自动帮工，在公路附近集训的100多名小学教师也主动参加义务劳动。木桥修好后，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群众，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发展。1946年还修复了莒县官河口桥。这座桥位于莒县城东南官河口村莒县至日照公路上，跨沭河，长135米、宽4米，两头石坝长365米,这是解放区当时修建的两座最大的桥梁。
  1946年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在对蒋作战中，人民解放军采取大规模的运动战。解放区军民对公路的破袭与抢修，对保证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1947年2月，莱芜战役中，北部兄弟地区破袭公路，我军民则抢修了沂水、蒙阴、河阳、青鸵寺各段公路，保证运输,有力地配合战役取得胜利。1947年5月，在孟良崮战役中，为配合野战军歼灭敌人，鲁南军民将费县上冶至蒙阴的公路.临沂至蒙阴公路半程至青驼寺段，临沂至费县公路义堂以西费县以东段，临沂至郯城段等200多公里公路大都破袭，使国民党鲁中前线三大补给线被切断两条。在北部，沂东县民兵和群众破坏了沂水县至莒县、沂水至益都公路100多公里，阻止了敌人的增援。同时，沂水、蒙阴等地军民抢修了沂水至蒙阴、蒙阴至新泰的公路，保证了华野部队调动和支前供应。战争期间，为保证前线胜利，解放区军民也修建了一些新的公路。马站至北杏公路是新建的一条公路，西起沂水县的马站，东至莒北县（当时县名）的北杏村，全长40多公里。山东省政府于1947年春命令修建，4月下旬，该路由两端起点相向进行勘察定线,5月初全面动工，经过20余天抢修全线竣工。这条路沿途村庄都是革命老根据地，施工中有关县、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日夜抢修，所需砂石由当地群众采备，不付价款。必要的木材、砖灰和铁件，由政府统一调拨。该路的建成，使鲁中、滨海两解放区联结在一起，对解放军大兵团调动及支前队伍各种车辆运行起了重要作用。
  1948年以后，解放区日益巩固和扩大，国民党军队仅占据临沂、郯城少数孤立据点，解放区各县人民政府重点整修了莒县至十字路、莒县至日照、沂水至博山、沂水至临沂的公路。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淮海战役中，临沂动员了几十万民工整修了北至穆陵关，西至舜帝庙，南至红花埠等干线公路，并临时修通了一些简易公路，保障数10万解放大军、100多万民工、数万辆独轮车顺利通行。淮海战役发起前后，华东地区共建立了7条运输干线，其中有4条通过临沂：一条由诸城、莒县经大店、十字路至郯城；一条由曲阜、泗水经平邑、向城转向台儿庄、贾汪；一条由临沂经磨山、铁佛寺到双沟；一条由临朐、马站经沂水、临沂、郯城至新安镇。由于临沂军民抢修了这些公路，使大批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保障了后勤供应,保证淮海战役取得了完全胜利。
  （临沂市公路局供稿）近代临沂桑蚕业
  临沂的蚕丝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原始社会起，就开始植桑养蚕，自古享有“齐鲁之桑甲天下”的美誉，丝绸产品也闻名遐迩。1976年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出土的西汉时期桑丝帛画，织工相当精巧，薄细程度属全国上乘，展示了当时丝织业的发达。这一国需民邕的事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随着社会的稳定和动荡而几度兴旺和衰退。清末民初，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海外贸易的扩大，使临沂的蚕丝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管理机构
  1904年前，本地茧丝绸生产多属个体分散经营，皆自产、自用、自销，官方无专门管理机构，只有省城命官遵照朝廷谕旨派员各州邑督导察举蚕事，分理贡赋。是年山东巡抚周馥于省城济南设立农桑总会，沂州府设分会并立课桑局分理蚕丝业。1906年课桑局交归兰山县农桑支会管理。1907年，沂州成立商务会负责管理丝绸贸易。1912年沂州府所辖各县成立县农会，相沿各县农桑支会职责。1920年各县成立劝业所，负责茧丝绸生产。1923年后，各县劝业所先后改称实业局.1928年改称建设局。1930年后，各县建设局相继设立县合作指导所，指导发展蚕丝事业。1933年，各县建设局改为县政府第四科，合作社指导所亦归并第四科分理蚕业。
  1938年日军侵占临沂后，各县蚕业机构陷入瘫痪。1941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莒、日、临、赣4县联合办事处设立经建科掌管蚕丝业，赵子俊任科长。1941年8月，滨海专员公署成立。1942年夏，滨海专员公署设立纺织局（路南亭任局长）和贸易税务管理局（衣钦堂任局长）。丝绸的生产、贸易分别由这两个局管理。同年沂蒙二专署成立实业科管理蚕桑业生产，官云峰任科长。1943年9月15日，滨海专员公署成立工商管理局，贸易税务管理局和纺织局并入该局，石英任局长。1945年，滨海专员公署改称滨海区行政主任公署，下设实业处，所辖各县成立实业科管理蚕丝业生产，路雨亭任处长，王子虹任副处长。1946年撤销滨海区行政主任公署，成立滨海区行政专员公署，设立实业科，1947年改处，1948年复改科，王子虹任科长。实业科下设蚕业指导所，孙刚任主任，余云峰任副主任。1947年6月，蚕业指导所与滨北蚕业指导所合并，整编成立滨海行署蚕业合作推进社，负责发展蚕茧生产、繅丝织绸、贸易业务，孙刚任经理，刘玉官任副经理。1949年建国后,本地行政机构虽几经改变，但都有专门机构负责蚕茧生产、贸易工作，蚕丝业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情况下，作为经济工作的一部分受到重视和发展。
  技术培训
  清末民初各县设学堂培训蚕业技术人才。
  1905年，经山东省商务局备案，郯城县创立乙种蚕业学堂，学制3年，相当初等教育，杨绍炯任校长，学习养蚕、桑树栽培等技术。
  1915年，沂水县乙种蚕业学校成立。校址在沂水城茶巷街地藏庙。首任校长刘维章，教授学生学习养蚕、堞丝、桑树栽培等知识。
  费县乙种蚕业学校，校址设在费县文庙东院内，学校设农、林、蚕3科，学制2年，相当初等教育，该校校长刘亭范，此人尤专蚕科，自行设计的蚕室、蚕架很受群众赞许。
  蚕种改良
  1920年前，桑蚕制种多系蚕户自制。每次采茧时选其光泽丰润形体胖大者为种，若自己所养之蚕不佳，则向邻户购买优等茧作种，制种时将茧剥其茧衣，置于筐内，待蛾出混在一处自由交配，后将其择开，放于种纸上产卵，光线消毒均不择，所生之蚕既不划一，亦不健全。
  1920年，临沂县乙种农业学校用新法制新园蚕种200张，1923年郯城县裕华蚕种制造所，制改良种1200张，发放于蚕农。1931年，临沂县推广诸桂、新元、新昌改良桑蚕种。1933年，临沂县禁饲桑蚕土种。1948年，蒙阴县组织10户重点蚕户制造蚕种，每户制200张。自50年代开始，国营蚕种场开始制蚕种供应蚕农饲养，蚕户用种自繁自育逐渐减少。
  生产和贸易
  鸦片战争后，国内外丝绸贸易市场扩大，促进了蚕丝业的进一步发展。到清末民初本区的蚕丝业进入旺盛时期，各县成立了蚕丝机构。临沂、郯城、费县、蒙阴、沂水等县相继开办了蚕业学校，借以培养蚕业人才，倡导生产、传授技术，使蚕丝业迅速发展。到1912年桑蚕茧年产量达到5028市担（含日照、沂源），占全省年产量的1/2以上。《山东省各县乡土调査录》中述：“临沂县养蚕者日见其多；费县民家无不养蚕，桑树无家不栽;蒙阴县居民多赖养蚕为生；郯城县蚕业日见进步，沂、沭河两岸桑树甚多，马头镇一带民间桑园无确数，多者60亩，少者数十株；沂水县、莒县栽桑养蚕者颇多。”柞蚕生产亦盛极一时。1912年，贵州省遵义县派人来本区学习沂州、日照县种柞放蚕技术，并从沂水县购“沂水庄”柞蚕种回境放养。1920年，山东省16个柞蚕重点县中就有日照、沂水、蒙阴、莒县。1922年，日照、沂水、莒县3县年产柞蚕茧共6660市担。1931年，沂水县柞场发展到1万亩。1933年费县柞蚕放养户已达7700户，占全省放养户的34%,产柞茧1111市担，居全省第5位。
  随着蚕茧生产的发展，这一时期本区的丝绸工业和贸易也出现了繁荣景象。沂水、莒县、临沂、日照、蒙阴、费县、郯城县都纷纷开办了茧行、繅织坊、丝线店、绸坊等，进行加工制作丝织产品，开展贸易。
  1854年，沂水县知县吴树声在《沂水桑麻话》中写道：“岁出山茧山绸无算。西客皆来贩卖，设经纪以抽税，岁入数千金焉。东门外山绸会馆，为山绸客公会之所，颇壮丽可观……茧行尚可观，每至茧成果，各集卖茧，堆积如阜。”《历下志游》中亦记有“他郡所产皆不能及沂水织作绢”。1856年，安徽汪廷玉在莒城南关开办“益泰线店”；1906年，费县城关人徐伟信开办“恒兴线店”，毎年繅制丝线100一200市斤，销周村。临沂绢、丝带、丝发网；费县黄绢、山绸；沂水绵绸、山茧缎行销各地。1907年，诸城、日照、莒县联合成立“华商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茧、丝、绸贸易业务。次年莒县袁文思也组织蚕户收茧制丝,对外贸易。1912年，临沂县有绸坊20家，蒙阴县有繅坊千余家,潍县、周村商贾结伙来临贸易。日照夹仓一带亦设有“和生、复合茂”丝绸店；安东卫、岚山头地设绸缎庄与上海、大连等地通商贸易。莒县石场、柏崖每逢集日，茧市长里余，柞茧交易四五百担。1914年，临沂县五色丝线、椿绸、白绢，日照县山茧绸，沂水县花茧绸、茧绸，莒县茧缎，蒙阴县椿绸，费县黄绢，郯城县丝罗底均在山东省第一次物品展览会上展岀并获奖。到1918年本区丝织工业贸易更加昌盛。《中国年鉴》记载：“临沂县每年出桑丝5万两左右，所织绢软洁为县境内纺织品之冠，山绸亦有名，椿绸较山绸为多；费县有黄绢山绸、黄丝为主要输岀品；沂水县生产布棉绸、山茧绸、茧丝也为大宗；莒县有织茧纳者32户，茧细每年产额约4320匹，输岀茧丝约万斤；蒙阴县岀产家蚕丝约30万两，并有绸缎输出；郯城县每年岀桑茧丝5000两左右。”这里日照县亦已成为行销海内外、享有盛名的“南山丝、南山绸”重要产区。直到1931年，区内丝绸业仍盛不衰。《中国蚕业史》记载：蒙阴、沂水县已成为山东省著名产丝之地，沂水有正式繅丝厂7家，产丝80箱（每箱100市斤）;蒙阴县有两家，产丝90箱。此时临沂城有丝线店作坊6家，每年销往上海黄丝100。块。又据山东省实业厅1934年调查:沂水县缥丝户数390户，丝灶数397个，年产丝159.9担；费县缥丝户数85户，丝灶数77个，年产丝67担；蒙阴县缭丝户数1002户，丝灶数1006个，年产丝1024担，毎年销上海300担；郯城县年产丝8担（临沂、莒县、日照县未调查）。
  1934年后，世界经济危机，国际市场丝绸销路停滞，价格猛跌。“农民养蚕不仅无利可图，抑有折本之虚”，加之匪去兵来，患殃连年，本区的蚕丝业急剧下降。1935年，繅丝厂仅存蒙阴县坦埠“德昌”一家，有丝车50架。到1937年全区桑茧年产量只有9900市担。1938年，日军侵占临沂后，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抢光、杀光），迫使蚕业机构中断，桑、柞资源被毁大半。同时海运不通，出口受阻，使本区蚕业每况愈下，陷于绝境。为挽救此业，沂蒙山区革命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于1941年后在沂南县创办公私合营“利源染织厂”、沂水县“新昌丝织厂”、临沂县“华大丝织厂”、日照县公营“大纶丝织厂”,并建立了滨海区蚕业指导所。1946年8月，滨海区第二届参议会提出“积极开展造林事业，多栽桑树，提倡养蚕”，并通过贷款扶持群众开展蚕丝业生产。当时，日照、莒县年产柞蚕茧3000余市担。莒县民众联合办堞丝厂20余家，有纩车294架。临沂城亦有周村人开办了“元亨永”、“丰亨玉”等商号绸缎庄，使本区蚕丝业一度又活跃起来。据1946年山东省工商总局统调科工商材料记载，“滨海区岀口蚕丝100000斤”。1947年，临沂、滕县被列为鲁南平原产丝区。
  三年内战，使本来刚抬头的蚕丝业大受影响，并越来越不景气，到1949年只剩下桑园500亩，加零植桑树年产茧才7433市担，仅是1912年的1/7;柞蚕年产量只有2134市担；丝绸工业和贸易也处于凋敝冷落状态。解放后，临沂的蚕丝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全面恢复和发展阶段。
  （临沂市丝绸公司供稿孙开会撰）沭河水利
  临沭县最大过境河流一一沭河，发源于沂水县西北沂山泰薄顶。经沂水、莒县、莒南、临沂等县市，自大阎庄人临沭县境南下，经青云、白旄、南古、醋庄、曹庄、店头、石门、华侨等乡镇，至大官庄以西，分为东、南两支。东支为人工河(新沭河)，经石门、官庄、前庄、大兴、古龙岗等乡镇从江苏省赣榆县临洪口入黄海；南支(老沭河)经石门、华桥两乡镇入郯城，至江苏省沭阳县的许口村入新沂河，从燕尾港注入黄海。沭河在县境内总长69.9公里，流域面积862.35平方公里，占县总面积的86%。县内大部分平原沃土在沭河两岸。沿河林木生产占全县木材总产量的1/3以上。临沭一带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口生息繁衍都离不开沭河的奉献。
  沭河上游大部为丘陵山区，雨量集中，洪峰髙，流量大，陡涨暴落。旧社会河道失修，每当汛期山洪暴发，下游渲泄不及常溃决成灾。《沂州府志》中有“三日之旱即成涸泽，一日之雨良田随沙石而去”之说。因此，长期以来，沭河又被视为一条害河。自雍正八年(1730)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200年间，有关史志记载，大的水灾达百余次。“平地一片汪洋，房倒屋塌，人畜漂流”；“年大饥，人相食”……等惨景记述屡见史书。
  历史上不乏有识之士提出过治河方案。乾隆十二年郯城县令王植主张“沂沭河相关之省、县应一体疏治”；清末状元、北洋政府水利总局总裁张骞曾提出“沂沭河兼治”的主张。民国十四年《治淮计划》中提出的“沭河经大小沙河从临洪口入海”，与1949年开工的导沭工程相近。由于归社会所代统治者漠视人民疾苦，把这些方案束之高阁，或借“修河道堤防”之名，搜刮民财，中饱私囊。清末民初，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上游林草采伐过度，植被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沭河为害愈演愈烈。
  1941年刚建县，中共临沭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就非常关心治涝工作。1942年开挖了八里巷至沈马庄的排水沟。1945年组织岌山、桃园区19个村2640人，挖沟10公里，使3200亩庄稼免受涝灾。1946年，中共岌山分区委发动徐贺、李家庄、大官庄等46个村万余农民开挖排水沟16条，总长23公里，改造涝洼地9000亩。
  1947年，中共中央华东局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的同时，决定治理沂沭河，为民除害。1948年秋，在淮海战役的隆隆炮声中，山东沂沭河工程总队勘察了导沭经沙入海路线。次年2月完成工程计划初稿，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组成了导沭委员会（后称导沭整沂委员会，先驻大官庄，1950年迁陈巡会村〉。导沭整沂工程主要项目有：新沭河开挖、分沂入沭开挖和老沭河培堤、溢水堰、穿沭涵洞等；结合治理牛腿、黄白、华大、班邮、三沙、沙沟排水沟及李公河等，战线长90余公里。
  第一期工程于1949年4月21日开工，主要是新沭河开挖及石梁河至小东关段筑堤工程。老沭河大官庄以南河道狭窄，是造成中游水灾频繁的根本原因。沭河向南绕苏北平原入海，长230公里，从大官庄向东经大沙河入海只有70公里。该工程主要是避免沭河洪水在苏北平原兜圈子，减少下游压力，减轻或解除上中游水灾。该期工程共调集10万余民工，分别在大官庄和石梁河至小东关段旅工。后来大官庄引河段开挖至2米深，遇到石方，民工缺工具无法进行；下游筑堤工程也因为地属新解放区，少数坏分子煽动群众阻挠施工，第一期工程于5月20日提前结工。
  1951年4月，导沭第五期工程开工的同时，西线分沂入沭水道也开始动工（从沂河东岸刘道口至大官庄开挖长20公里的水道，将部分沂河水导入沭河，以减轻沂河下游洪水灾害）。
  导沭整沂历时5年，进行了10期工程。先后调集临沂、沂水、泰安、滕县、胶州、徐州6个专区34个县市114万人次民工参加施工。共完成土石方4827万立方米，实用工日4255万个，总投资4500万元（折人民币），开挖新沭河引河段和分沂入沭水道26公里，建成沭河拦河坝、人民胜利堰及涵洞等建筑物50余座，修筑河堤800余里（临沭段沭河首次有堤），使沭河洪水2800立方米/秒就近入海，老沭河承接沂河洪水1000立方米/秒，千百年来沂沭河流域广大人民的愿望初步实现。
  导沭整沂工程的完成，使苏北、鲁南1450万亩良田解除了一般性的洪水灾害。为全面治理沂、沭、泗诸河及南四湖创造了条件。
  1970年6月，为全面地安排沂河、沭河和南四湖的洪水岀路，治淮领导小组在徐州会议上提出了沂河洪水东调和扩大南四湖洪水出路的方案。1971年经水电部批准，于同年11月16日正式开工。定名为沂沭河洪水东调工程（简称东调工程）。由沂河刘道口和沭河大官庄两大枢纽以及分沂入沭水道和新沭河两项工程的扩大和总干排工程等8处组成。除刘家道口枢纽工程和部分分沂入沭水道外，大部分工程均在临沭县境内。刘道口枢纽工程，是在沂河上修建节制闸、彭道口分洪闸、水电站和分洪闸前的南北灌区的引水闸等工程。沭河大官庄枢纽有:新沭河泄洪闸、人民胜利堰节制闸、水电站和拦沙坝等工程。分沂入沭扩大工程按4000立方米/秒设计，工程主要是循原河拓宽加深并筑堤。新沭河扩大工程，按6000立方米/秒设计，引河段6.4公里长，河底加深3米，底宽拓至90到120米：下段由陈棠桥至石梁河水库，长5公里，主要采取移民围排措施，将校核洪水位以下的村庄搬迁。共需迁移30个自然村，4644户，22214人，拆迁房屋22353间。建围排3处，排水面积9.63平方公里。总干排工程主要是解决黄白、华牛、牛腿三大排水沟的出路。工程包括总干排的开挖，黄白、华大、牛腿沟三沟的疏浚，黄庄和大官庄两座倒虹吸，仓家巡会水电站以及6座桥梁，2座水闸和44座涵洞的建筑。
  东调工程自1971年开工，到1981年底国民经济调整时停工，共进行了21期工程。先后调集临沂、临沭、莒南、鄰城、莒县、日照、苍山、费县、沂水等9县民工56万人次参加施工。完成总工程量2983.08万立方米，占原计划的51.65%。共投资10177万元，占原概算总投资的55%。
  沂沭河洪水东调工程虽未全部完成，但已初步发挥效益。1974年汛期，沂沭河流域连续降雨150至300毫米，沂河洪峰流量达10600立方米/秒，沭河洪峰流量增到5400立方米/秒。开启彭道口闸，分沂入沭水道分泄沂河洪峰流量3100立方米/秒，沭河洪水通过新沭河东调洪峰流量4250立方米/秒，虽然造成沭河在临沭境内18处决口的局部损失，但对减轻下游骆马湖的洪水压力，保证陇海铁路东段安全，使下游千万亩耕地免除或减轻涝灾起了显著作用。
  导沭和东调工程大都在临沭境内，而主要受益地区却在苏北。临沭县人民不但积极参加两项工程建设，先后投入工日388万个，还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安排兄弟县市民工食宿、搬迁工程占地压青等方面，识大体，顾大局，做出了重大牺牲。两项工程占压临沭县土地11000余亩，拆除房屋2万余间。
  1988年东调复工。1991年10月，国务院在治淮治太会议上决定续建东调南下工程。1993年临沭县境内沭河两岸45.1公里培堤基本完成，河堤防洪标准达20年一遇。大官庄枢纽工程于1995年峻工。其中人民胜利堰节制闸8孔，总宽93.6米，总长181.5米，设计流量2500秒立方米。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题写的“人民胜利堰节制闸”8个大字镶嵌在桥头堡。灌溉洞和水渠位于节制闸左侧，设计灌溉面积11.26万亩。
  沂沭河东调南下工程近期方案完成后，可使20年一遇沂沭河洪水得到有效控制，东调入海洪水比例由现在的20%增加到40%,水量增加到10亿立方米。
  大官庄水利枢纽工程布局新颖别致，新沭河泄洪闸，人民胜利堰节制闸遥相呼应，雄伟壮观。闸前河水碧波荡漾，成河道型湖泊，给临沭大地留下一幅美丽的图画。待枢纽工程（含枢纽发电站）和分沂入沭调尾工程全部完成后，闸前蓄水可达上游20公里处的柳庄渡口。
  （临沭县政协供稿刘廷善、刘貫让撰）
  
  罗庄煤炭开采简史
  临沂市罗庄区位于临沂城南，盛产煤炭。如罗庄镇的罗庄、朱陈、大芦湖、窑汪崖、朱张桥,付庄镇的付庄、汤庄、车庄、何家庄、河湾、窑南头，册山镇的五寺庄、册山、小庄子，程庄镇的塘崖、高都、常旺，盛庄镇的红土屯，岑石乡的黄土堰等地,均有煤可采。
  罗庄区煤田北起八块石、红土屯，南到汤庄、青石塘,西自黄土堰，东至塘崖、沙沟，南北长27公里,东西宽14公里，已探明含煤面积95平方公里。
  区内地势较平坦，标高一般在海拔50一90米之间。位于罗庄镇东南3公里的庆云山海拔174米,为区内最高点。全区地势自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
  罗庄区煤田含煤地层为碳二迭系，总厚度约590米。地层走向近南北,倾向东，倾角20。左右。煤田东侧紧贴沂沭大断裂，区内地质构造复杂,断层纵横交错，火成岩侵蚀严重，使煤田支离破碎。庆云山断层纵贯煤田中央，延深长,落差大，东盘断升，将煤田分割成南北走向的两条带。朱陈断层为近东西向断层，切割近南北向断层。
  罗庄区煤田可采煤层共4层。山西组第3煤层普遍可采，煤层厚2.5—3.5米。太原组第14、15、16煤层局部可采，煤层厚0.6一1.0米。山西组第3煤层（大槽煤）除大芦湖井田为肥煤外,其余大部分均因火成岩侵蚀严重而变质为天然焦（无烟煤）。太原组第14、15、16煤层（小槽煤）均为肥煤（烟煤）。发热量:烟煤7400卡/克左右,无烟煤5800卡/克左右。储量：罗庄区煤田已探明的精查地质储量为10725.39万吨，其中：罗庄282.04万吨，汤庄2062万吨，赵庄415.7万吨，五寺庄3087.84万吨，大芦湖414万吨，高都709.55万吨，窑汪崖426.74万吨，窑南头598.85万吨，朱陈381.83万吨，杨家河湾94.7万吨,北老屯79.74万吨，塘崖2172.4万吨。另有普查储量4090万吨,其中：黑虎墩3887万吨，沙沟203万吨。
  二
  罗庄区煤炭开采历史悠久。早在唐朝就有人在付庄开办官窑。付庄北门外现存的“磨坑”就是古煤井遗址。据当地老年人讲，民国十九年（1930）,在“磨坑”附近的龙王庙里，有一石碑，上载“唐朝尉迟敬德在此打窑以造兵器”。打窑在先，打磨在后，形成很大的地下洞穴，全村人几次出全夫都未能填平。从明清到民国，煤炭开采时断时续，不断发展。
  清乾隆三年（1738）,有人在付庄南上沟采煤。乾隆五年（1740）,山西头村赵姓者在窑北头打窑发了财，出炭很多，遂改名赵万世，意为1万年不打窑钱也够花，并在东岭建一窑神庙。是年，朱陈人孙大歇在响马岭开采,寇家对河人在罗庄青峰岭北开采。
  清嘉庆十三年（1808），费县梁邱李姓者在窑汪崖开煤窑,岀炭很多，并在村东建一窑神庙，内有“清嘉庆十三年办窑纪念”石碑一块。清道光元年（1821）,费县梁邱李姓者在罗庄开煤窑。光绪年间（1875一1909）开采日盛，在罗庄村北建有穆茬窑，即秋后在穆茬地里开的煤窑。后在此谋生的人安家落户，形成现在的穆茬窑村。
  清宣统二年（1910）,有汤姓者和李姓者在窑北头开分炭窑，有陈武庄的陈姓和窑北头的王姓两个头役领窑开两个竖井，未及出炭，遂发生井筒塌陷事故,埋进去9人，得名“九人坑”。
  民国元年（1912）,码头人孙寿春在汤庄招当地农民千余人，打井60多眼，出炭很多,1914年停采。
  民国八年（1919）,杨官庄李经环、李经泉在窑北头开煤窑，后又邀汤庄的汤建业、码头的孙爱廷投资入股，到民国十二年发展到20多个井口，民国十五年因存炭太多滞销而停产。
  1919年至1923年，汤庄、罗庄、红业局、朱陈窑汪等井田均有人组织开采。汤庄井田1919一1920年先后有黄土堰人徐子贵、当地人汤建业各组织开采一年,发财后自弃。罗庄井田1920年由当地人李方全、付庆珍组织股份53股，在矿区北部凿竖坑15个，用人力磨车提升，当年产煤4000余吨。1923年，朱陈窑汪井田有朱张桥人姜文焕组织开采，两季一本十利。
  1929一1935年，罗庄区的民间煤炭开采达到鼎盛时期。北自八块石、朱陈，南到窑南头、汤家庄一带，古窑旧孔，遍地皆是,窑北头、窑南头、八块石、响马岭、罗庄、柳树子、窑汪崖、十八院、黄土堰、琥珀岭、山南头、朱陈窑汪、朱张桥、耿家岭、北老屯、何家庄、龙泉屯、泉子崖、菱花沟等地均有人领照开采。其间，最著名的有窑南头、窑北头、山南头、北老屯、何家庄、窑汪崖等矿。1930年，李经环、汤建业、孙爱廷在窑北头成立振兴公司，资本3万元。1931年8月，李善同在窑南头成立大成煤矿公司，资本5.6万元,开竖井20个，用新法开采。计有卷扬机3架,手摇绞车10部,木狗车7部，三节锅炉3台，当年产煤4700吨。1934一1935年，窑北头产煤4万吨，盈利1万元;窑南头产煤4.4万吨，盈利1.2万元，均较其它矿为佳。山南头矿由册山南头人汪浚川组织开采。1934年汪浚川在蟠龙山西和山南头开办龙山煤矿公司，资本3万元，工人420人，开采两年，产煤2.55万吨，盈利1.1万元。北老屯煤矿由汪洋洋领照开采，后又开办鼎大公司，矿权面积514亩,1929一1931年产煤1.7万吨。何家庄煤矿由王淑韩领照开采，1933年改称同益煤矿公司，当年产煤6095吨。窑汪崖煤矿1929年由朱张桥人姜淑华、姜文焕领照开采。1934年春，姜淑华在窑汪崖开办东兴煤矿公司，资本2万元，当年产煤638吨，1935年产煤539吨。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庄区各煤矿停采。
  抗日战争后期，罗庄区大部分被八路军开辟为根据地，民间采炭者又重操旧业。1943一1947年春，主要开采的煤矿有罗庄、中沟、窑北头、汤庄、柳树子等。罗庄煤矿1944年8月由当地人王开昌（外号王六）、李润林以锅炉、绞车各1部为基础，发起组织股份，在罗庄矿区南部先后凿竖井4个，后因资金不足而停工。1945年8月，经签定合同，八路军鲁南军区生产科投资90万元,与私方共同开发罗庄煤矿。1946年2月，私方将原竖井作价10万元全部卖给公方，并由公方付给私方退股利润金2万元。至此，罗庄煤矿全部变为公营，由刘清如任经理。到1947年初，罗庄煤矿共产煤2.1万吨。中沟煤矿1943年由杨雨田组织开采。1946年经签订合同，成为以公方为主的公私合营矿，属滨海行署生产建设科领导，公方经理由刘东岑兼任。窑北头煤矿1944年由李经环之子李明志、李明刚组织开采。1946年,经签订合同，变为公私合营,属滨海行署生产建设科领导，公方经理陆健，私方经理李明刚、赵铭三。汤庄煤矿系私营矿，1943年由当地人汤炳合、汤晋生组织开采，共有16个井口，井深45米，工人400余人。后把煤矿转让给杨官庄的李明光开采,1947年停采。柳树子煤矿位于八块石村东，1946年由鲁南军区开办,1947年停采。
  1947年2月，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罗庄区各煤矿停采。上级决定保留罗庄煤矿,以待将来开发，并留下部分职员;放弃中沟、窑北头煤矿，其人员体弱、管钱管物者由陆健带领撤到竹园煤矿，身强力壮者由刘东岑带领组成临郑煤矿工人大队,坚持武装斗争。罗庄煤矿被国民党“还乡团”王洪九部一个连占据，投资银洋1万元，先后委派马建堂、郑夫祥任经理,招原有职工继续开采。其间，刘清如经常秘密到矿，安排多打几个生窑，以便解放后扩大生产。在敌人占领的1年8个月里,新开竖井8个，产煤3万余吨。1948年10月9日夜国民党军队弃矿南逃时，共遗留炭9288吨，焦288吨，坑木6.3吨，牛皮141张,井筒及房地建筑均未作任何破坏。10月12日，刘清如经理带山东矿务局命令前来接收罗庄煤矿,并改罗庄煤矿为临沂煤矿,当月恢复生产，到年底产煤518吨。
  1947年2月，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时成立的临郯煤矿工人大队由刘东岑任大队长（解放后任外贸部装箱局局长）,陆唐克任政委（解放后任烟台地委书记）。下设罗庄、窑北头、中沟三个中队,陈思佐（解放后任临沂矿务局党委副书记）任窑北头中队指导员，赵永贵（解放后任荷泽地委书记）任中沟中队指导员，罗庄中队由刘清如（解放后任临沂专署副专员）带领单独行动。刘东岑带领的两个中队约百人，相当于一个连，活动在沂河两岸,在丰山、付庄打过几次仗，并与八路军十五团、十六团保持联系。运动战开始后，工人大队撤消。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民间开办的小煤窑均系季节性开采，秋后农闲时开工，次年雨季前停采，因夏季雨水多,积水难排。
  开采方式均采用小立井群开拓，井深40一80米，见煤后用前进残柱式开采。提升用木狗车（辘轳）、人力或马拉磨车，较大的矿用锅炉烧蒸汽带动汽纹车提升。排水用牛皮包，照明用豆油灯。井下平巷运输用人力拉筐或肩抬,斜巷运输用“骑马杠子”，即后边的人用肩抬，前边的人把杠子夹在两腿间,再用绳绊在脖子上，两手伏地向上拉。采煤用镢头刨，攉水用管子头。
  过去民间开矿均实行24小时工作制，下井时自备干粮，有的带豆饼,有的带炒黄豆，饿急了就啃榆树皮，渴了喝地沟里的煤水。穿的衣不遮体，经常光着身子在井下干活。没有澡塘，没有肥皂，天暖时到汪里用黄肝泥当肥皂洗冷水澡，天冷时没处洗弄得浑身黑,被人称为“煤黑子”、“窑伙”。
  过去资本家把窑人员分几等。头等叫总办，即资本家，轻易不管事。二等叫管事的,即职员，分一道号、二道号、三道号，负责供销、生产、财务等。三等叫看窑的，相当于技术员。以上统称里工，即帐房里头的管理人员。外工分头役、份子、伙夫三等。头役相当于大组长，具体领一伙人开一个煤窑，不见煤这伙人就是伙夫，即临时工，等挖到煤了这伙人就成了当家“份子”，按岀煤多少参与分红。伙夫就是投产后找的临时工，只给少量工钱，不参与分红。开给工人的钱很少，最多是对半分成,即里工得一半,外
  工这一半还要扣除材料钱，按三七分成工人就分得更少了。解放后，罗庄区煤炭开采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8年10月一1956年）：
  此阶段，罗庄区仅有省营临沂煤矿一家开采,并且仅有罗庄一个矿区。解放初期,开竖井68个,采用旧式残柱采煤法，人力拉筐，牛皮包排水，汽绞车提升，生产方式落后，效率极低，年产量仅7万吨左右。1953年由国家投资10万元建自备发电厂一座，生产动力由汽动逐步改为电动，生产得以发展。1956年原煤产量达到16万吨。1949一1956年，罗庄区生产煤82.38万吨，全部是临沂煤矿生产的。
  第二阶段（1957—1959年）：
  此阶段，省营临沂煤矿与地方煤矿均有较大发展。省营临沂煤矿1957年11月15日开工恢复建设窑汪崖井,拉开了向外发展的序幕。此后，又新建了大芦湖井，窑南头井。大跃进中，还开了老屯、红土屯等136眼小井。1959年，产量达到50万吨。
  其间，地方煤矿从无到有，迅速发展。比较大的有汤庄、付庄、朱陈等矿。汤庄煤矿原由汤庄乡的郑秀文等组织百余人恢复了过去资本家开过的7眼井,1957年3月改为苍山县办，当年产煤9915吨。“大跃进”高潮中，日照、莒南、郯城3县均在此开矿。1958年12月，汤庄煤矿划归临沂市领导，1959年产量达到25.23万吨。付庄煤矿1957年7月开始筹建，属临沂市工业局领导，初招24名当地打过煤窑的人由官振杰带领施工，开2对小井,1958年秋发展到32对小井，职工8400人,主要井口有红旗1至4号井、南屯井、付庄北门外井，后又在劳模店村西开露天煤矿1处，1959年产煤15.58万吨。朱陈煤矿始建于1957年11月，初名王林煤矿，由朱陈村陶瓷、砖瓦、铁木等8个手工业合作社筹集资金8万元，抽调社员203人,在王家林恢复部分小井，1958年5月移交临沂市重工业局领导，先后在五林、朱陈窑汪、红业局、王庄恢复72眼小井，当年产煤1.11万吨,1959年产煤12.18万吨。
  1957年至1959年，罗庄区共产煤178.86万吨，其中省营临沂煤矿产煤99.19万吨,地方煤矿产煤79.67万吨。
  第三阶段（I960—1969年）：
  此阶段,1960年3月1日经上级批准以临沂煤矿为基础成立临沂矿务局，汤庄、付庄、朱陈、对河、响马岭等地方煤矿全部划归临沂矿务局领导，地方煤矿停办。1960年，罗庄区内共有罗庄、大芦湖、窑汪崖、窑南头、汤庄、付庄、朱陈等7个国营矿，统属临沂矿务局领导，全年共产煤129.45万吨，创历史最好水平。1962年5月，贯彻八字方针，保留大芦湖、汤庄、付庄、朱陈、窑南头5矿。其间，还新建了老屯矿、河湾矿。
  1960年至1969年，罗庄区共产煤580.92万吨，全部是临沂矿务局生产的。
  第四阶段（1970—1995年）：
  1970年以后，地方煤矿异军突起，迅猛发展，与临沂矿务局形成并驾齐驱之势”此间，临沂矿务局于1977年5月建成投产了年产30万吨的五寺庄煤矿，1987年建成投产了年产21万吨的塘崖煤矿。1984年，临沂矿务局报废大芦湖、窑汪崖、朱陈、汤庄三号井等4对矿井，注销生产能力54万吨。1995年底，临沂矿务局在罗庄区内的矿井仅有汤庄、五寺庄、塘崖3对，年实际生产能力35万吨。1970年至1995年，临沂矿务局在罗庄区共产煤1440.06万吨，平均年产55.4万吨,最高年产量为1979年84.74万吨。从1970年初开始,罗庄区地方煤矿重新兴起。最早开工的是罗庄公社办的朱陈、窑汪崖、朱张桥、罗庄4个小煤窑，白庄公社在红土屯开办的“白庄煤矿”，付庄公社在龙泉屯村西、彭庄村西、杨家河湾村北、劳模店村西开4对煤井，名为“龙泉屯煤矿”, 还有册山公社在五寺庄，涑河公社在耿家岭开的煤井,以及焦庄、陈武庄、黄土堰煤井，共15对小井，当年产煤6.04万吨。1977年，比较大的地方煤矿有小庄子、常旺、西高都、东高都、付庄、黄土堰、耿家岭、朱张桥、车庄等煤矿，年产煤14.47万吨。1985年，罗庄区共有地方煤矿18处，其中县办4处，乡镇办14处，年产量达到20.12万吨。1988年产煤50.44万吨，首次突破50万吨大关。从1988年开始，地方煤矿历年年产量均超过罗庄区内临沂矿务局所属煤矿年产量。1992年，罗庄区共有地方煤矿37处，其中县办4处，乡镇办15处，村办18处，当年产煤59.43万吨，创历史最好水平。1995年，罗庄区有地方煤矿24处，其中县办5处,乡镇办8处，村办11处，年产量为44万吨。1970年至1995年，罗庄区地方煤矿共产煤624.1万吨,平均年产24万吨。
  1970年至1995年，罗庄区共产煤2064.16万吨，平均年产79.39万吨。
  罗庄区从1948年10月解放到1995年,共产煤2906.32万吨，平均年产61.84万吨。其中临沂矿务局47年产煤2202.55万吨，平均年产46.86万吨;地方煤矿29年产煤703.77万吨, 平均年产24.27万吨。
  （罗庄区政协供稿雷德福撰）山东战邮的诞生
  1940年，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也是日寇扫荡最为残酷的一年。当时，各战区的分散和战争形势的复杂多变，极需有一个传递党内文件、军事情报和发行报刊的工作机构，以沟通山东各战区通讯网络。于是，1940年8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建立战时邮政的决定》，同时颁发了《山东省战时邮政建设方案》，并委派赵志刚负责筹建工作。
  那时位于沂蒙山区腹地的沂南县常山区（即今沂南县马牧池乡），是革命老根据地，很多党、政、军机关都驻在那里。山纵后勤部、三所等机关就驻在离常山区驻地1.5公里之遥的双泉峪子村。这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靠路的僻静小山村。41年腊月，这个村的游击小组奉命接来了一只由七八个人组成的小分队。他们几人肩挑背负，带来很多东西。小分队的负责人张XX与村游击小组组长祖玉皆作了缜密的安排，将他们几人安置在老贫农、抗战积极分子祖民传、祖玉省、祖玉先家中。这段时间，他们特别忙碌，岀出进进，送往迎来，每天工作到深夜。1942年2月7日一大早，村里来了很多人，在村东头小河边一处茂密的树林子里开会。部队领导亲自找到祖玉皆，要他带游击小组在树林外站岗放哨，重点是树南大路；八路军战士则在里圈站岗，保护会场。会上传达了《山东战时邮局建设方案》、《战时邮局营业简则》、《战时邮务工作大纲》和《战时邮务人员守则》等文件。至此，山东战时邮务总局宣告成立。山东省战时邮务总局是集邮务、交通、发行于一体的战时邮务通讯组织，主要任务是负责党内文件的传递和党报党刊的发行与传递。邮务总局成立后，又在各个战区相继成立了邮务管理局，在各县建立了战时邮务分局；开辟了通往胶东、渤海、泰山、湖西、鲁西、华中、淮海、苏中及太行等12条省内外主要交通干线，总里程达5100公里，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战时邮务通讯网络。
  山东邮务总局自成立以来，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在频繁的战斗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1942年2月中旬，总局为完成渤海与鲁中的交通联络任务，加速传递邮件、报刊，安全护送干部和物品，又组建了第一支武装交通队一一沂河武装交通队；9月，又建立了沭河交通队，以保证滨海与鲁中的交通联络畅通。
  1944年6至8月，山东战时邮务总局召开了战邮工作会议，总局各科长、各战略区邮务管理局局长和部分专区、县局长参加了会议，听取了战工会主席黎玉作的《战邮建设问题》的报告和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长李林、宣传部副部长陈沂等同志的讲话，赵志刚局长作了《两年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
  1945年2月7日，山东战时邮务总局在莒南县兰墩子村召开了全省劳模代表大会。会上选出了23名战邮劳动模范，又在战邮模范中选出有突岀成绩和卓越贡献的葛春亭、庞耀二人为山东战邮英雄。
  为培养大批战邮干部，自1942年6月，山东战时邮务总局开办的第一期战邮干部训练班，到1945年3月第五期训练班,已培训岀200余名干部，为山东战邮的组织发展和业务扩大提供了重要条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战邮为党的通讯事业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有的为之光荣献身。据统计，全省有468名战邮烈士，其中200名烈士的英名已被铭刻在临沂市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纪念碑和栖霞英灵山革命烈士灵堂里。
  1982年6月，在青岛市召开了纪念山东省战时邮务总局成立40周年座谈会。
  近年来，很多战邮老前辈都有一个共同愿望：为纪念山东战时邮局，缅怀革命前辈的丰功伟绩，教育后人，应建立一座战邮纪念馆。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1992年初春，由山东省邮电管理局自行设计并投资的三层楼阁式战邮纪念馆竣工。纪念馆坐落在战邮诞生地一一沂南县马牧池乡，占地560平方米，在一派青山绿水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别致秀丽而又庄重典雅。门额上镶有原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高昌礼题写的“山东战邮纪念馆”7个镏金大字。
  纪念馆落成之日也是山东战邮诞生50周年纪念之日。以前参加过战邮工作的200余人和省、市、县领导人莅临并题名题字留念。
  （沂南县政协供稿张道勤、张树安撰杨丽整理）《沂水桑麻话》及其作者
  《沂水桑麻话》作者吴树声.云南保山县人。1853年（清威丰三年）春，就任沂水县知县。他在任职期间，摆脱案牍之劳，“足迹遍于四乡”，对沂水的山水林田、风土民情作了实地考察。他每到一地“必召其秀者与父老勤勤咨询”，“凡沂邑之风土人情有可以药其困而厚其俗者，轨笔之于册”，写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直书沂水县农事的《沂水桑麻话》。
  《沂水桑麻话》全文约4500字，虽言农事，但又不单写农事，而是详细记述了作者对沂水县情考察的结果和改变贫困的“兴除之方”。文章内容涉及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百姓生产生活条件、风土人情等诸多方面，提出了植树造林、种桑养蚕、发展河运、兴修农田水利、因地制宜合理种植、精耕细作、提高产量、抗灾度荒、勤俭持家等种种善策，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当时沂水县情的基本方面。
  此文尽管已时过140余年，作者因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某些观点并非可取，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仍不失为是一篇观点新颖，资料丰富，使用价值较高的不可多得的地方文献。今日读来，仍使人感受启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今录之于后，以供借鉴。
  环沂邑大半皆山，其大者即《周礼》之东镇沂山也。巍然峙于邑之北。其东北、西北、西南一带，皆层峦迭岩，山石确牵，鲜有沃土。又沂沭两大水皆岀邑境。沭水经沂境百余里，即入莒州境。沂水自沂河头发源起至沂之葛沟庄止，曲折经行于邑境者几四百里焉。每遇夏秋之间，滨两水之左右岸居者，岁岁苦涝甚，且漂溺畜产室庐，人有其鱼之虑。以故，沂境虽辽阔，则壤成赋之地甚少。其风俗又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又不善治生产，于是富者亦贫，贫者乃益贫。夫礼义生于富足，民无恒产，因无恒心，无怪地方日以多事，而风俗亦因之不古也。
  余于癸丑春摄邑事，凡七阅月，而得代簿书鞅掌，足迹遍于四乡。余既悯邑人之不善谋生，而又虑风俗之不能还淳。因于足之所经，必召其秀者与父老勤勤咨询。邑人既喜余之质，又乐余之宽，故问无不言，言无不详，余皆心焉志之。
  回忆乡居时，好读农桑书，亦时有所得。大要不外“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四语。沂之民往往与是四语相反。余既与沂民习，因以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证之载籍，考之沂邑之风土人情，有可以药其困而厚其俗者，辄笔之于册，颜曰《沂水桑麻话》，盖在沂言沂也。若泛论农桑，则农家者流其书亦何尝不汗牛充栋，又何俟余之摭拾也哉！
  咸丰四年岁次甲寅仲冬月
  保山吴树声
  沂多山，山必有场。种棒椤以养山蚕，岁出山茧山绸无算。西客皆来贩卖，设经纪以抽税，岁入数千金焉。东门外山绸会馆，为山绸客公会之所，颇壮丽可观，可想见当日绸行之盛。近则小民贪目前之利，伐其树以助薪，刨其根以为炭，无山不童，而山蚕之利，在官在民皆不及昔之十一二。沂在群山中，粮粒不能致远，唯赖此项为生财之大宗，今此项一废，非复昔日之殷富矣！
  沂既多山，山必有水。有源者十之五六，皆冬春不断流；无源者十之四五，惟夏秋之间承受山水。其有源者类在山中，诚能屈曲引之，使勿遽就下，凡山麓原隰之地，皆可仿南方开水田以种稻。既可以得水之利，又可以免山水骤发时冲淤低地之患。计不出此，任其势若建瓴，一泄无余，殊为可惜！
  两山之间谓之峪，峪必有平地数顷或数十顷不等。又有山泉溪涧以资灌溉，其风景与南方无殊。诚得留心民事者为之修水利、讲农事，沂民之生计，不患其不饶。
  邑民多种苹果，成熟时正值沂河水涨，可以由水路直往南贩卖，获利者不少。
  近日山场椁楞树几伐尽，育蚕者甚少。亦间有种桑者，唯不知种植之法，只有树桑，并无田桑。又北地较寒，树桑发叶甚迟，往往蚕出无桑。故育蚕者率同儿戏，以柳筐盛之，甚不如法，利益亦微。然亦间有收丝一二百两者。有双丝绢，其佳者类纺绸，价亦不廉，惜业此者尚少耳。绸行虽坏，茧行尚可观。每至茧成时，各集卖茧，堆积如皐。间有贵州客来贩买，然亦柢有昔之十二三矣！
  邑民不知种桑，近有种植者皆自临朐倩人来种，亦不甚如法，予以南方田桑之法，详细告之，其父老甚喜，求以所告者刊本，会瓜代不果。
  蚕初岀，桑叶苦不足。地内出一种草，叶长而厚，一草四五叶，皆贴地生，名曰"地桑”。三月杪采之，云可以饲蚕。此予在莒州目击者。莒、沂接壤，想亦有此草也。北方寒，桑叶甚迟，此草大有益于蚕事。
  秋后，桑叶经微霜甚肥嫩，土人采以为茹，据云可以搀小豆腐。柳树初发嫩芽，亦掇以为茹，榆钱、榆叶食者尤多，亦可见业园圃者甚少矣（种豆者，豆将熟时必尽掇其叶以搀小豆腐）。
  沂河入夏，水势平槽，数百石粮食船可以直入运河，每年皆有粮客自南来贩买。沂邑木值甚贱，若广造船只，不惟粮食可运往南方贩卖，一切土产如柿饼、核桃、梨、枣、落花生、靛、酒、豆油、豆饼之类，皆可贩运。每年苹果皆运往南方，可以类推。其船回头又载南货回沂，此无穷之利。惜北人不知水利，有此名水，徒受其涨溢之害，不获其利济之功，良可叹也。诚能修舟楫之利，葛沟集为第一码头，界湖第二，县城第三，葛庄第四，东里店第五，中庄第六，燕子崖第七，南麻第八。每岁四月开运，九月底归埠。以冬春两季，处处有桥梁，恐有阻滞也。如此办理，则沂将为一都会，西通蒙阴，北通临胞、博山，百货流通，利济良非浅鲜也。六七百文。若于近河之地置木厂收买，于夏秋之时编筏南运，即近在兰、郯售卖，获利亦不少也。
  东里店北有水碾一座，碾榆皮为业（用为线香者）。土名榆皮，疑即地榆也。岁入租价不赀，工费亦巨。宜于有源山水处所，多设水碾、水禮，可省人工不少。
  沂邑地非不足，特苦硗瘠，其俗又广种薄收（北方大抵皆广种薄收，沂为尤甚）。穷户恒苦无牛，一夫辄耕四五十亩，人力既不能精，粪力又薄，就使岁岁丰稔，不过亩收数斗，仅敷食用。一遇旱涝，则流离死亡，不堪言状。每一念及，不禁恻然。种植之法，宜精不宜多。一人之工夫有限，与其枉用于不毛之地，收成亦属有限，曷若专注于数亩恒产中，耕、耨、耘、获皆及时从事，一无苟且，又勤勤积粪，所收必倍。就使家有余田，宁可少种一季，仿古人易田之法，有舒地力。
  山场既坏，小民不知大计，有山必开地，即硗确坡陀亦必多方开种，最为害事。山水甚骤，赖有草根护持，不致淤刷。一经开种，则本山之沙土随水而下，近山之地先受其害。久而山河尽淤，山水暴涨，势不能容，必将横决。平原近河之地，无不受其害。官私皆宜设厉禁，断不可姑容，保全当不少也。
  沂邑集场甚多，著名者三十余处，尚有义集、小集不计其数。通工易事莫便于赶集，若无事赶集，微论易滋事也。入集必不能楞腹终朝，数日一集亦不能徒手而归。为家长者各宜约束其子弟，总以少赶集为要。每集必到者，除工商买卖人外，其人可想而知矣。
  沂之烧锅约有二百余口，每口约用粮粒百余石，计岁耗粮粒数万石。他属烧锅尚有多于是者，而地方不受其害，以其酒能行远，或在通都大邑，虽曰耗粮获利尚厚也。沂则以数万石粮粒，徒供本地之人一醉于朝夕，两餐仍不能稍减，大可惜也。且乡愚无知，往往大案皆由于酒后，尤为可叹。是在长民者无贪小利。若骤行严禁，势必不能，宜仿都中戏楼法，准其日减，不准日增，亦去火抽薪之一说也。
  民间好种烟叶，必择肥地，用十成粪，一亩之人值数十千焉。次年种麦，其粪之余力犹可倍收。夫粪多而力勤者为上农。但使不惜工本，皆可倍收，岂第种烟然哉！种烟之利，沂民胥知，一时诚难骤更。凡种地者皆能如种烟，则谷不可胜食，虽遇歉年，不致为灾矣。
  民间有地百十亩，必招佃种，名曰觅汉，多系南县流民（俗谓兰、费为南县，临、博为北县），流民无以为生。土著者喜其勤谨，拨田与种，久而流民之室家亦来就食。通工易事虽有，古人任恤之风无。如生聚日多，地土日狭，种山开荒，大抵皆此辈阶之厉也。又中人之家，必有饭妇、针工，家人安坐而食。既不能各尽其力，外雇之人除身工食用外，浸渔走漏皆所不免，懈怠成风，勿怪贫者益贫而富者亦日贫也。
  民间不善积粪，故膏腴之地水旱时若犹可丰收，至于瘠壤虽收已仅矣。积粪之法，养牲口为上，老幼勤勤捡拾为次。若有坑洼，尤宜沤粪，惟北方多用乾粪，若将所沤之粪掺土曝乾上地亦佳。总之，勤俭为居家要法，勤则有余力，俭则有余财,好处不可殚述，积粪将其一端耳。
  沂俗，家有地数十亩，往往无牛，以不善积谷，岁稍歉即卖牛。盗窃又多，其弊，皆由于不禁杀牛。夫杀牛者盗牛者之窝也，卖牛者亦取其易于成交（牲畜例不能质当，上集卖又须经纪牙行，故愿卖于屠）。夫中人之产，买一牛甚难，卖一牛甚易。必待官司设厉禁，则盘査实为利薮。是在民间自行禁止，有犯则告官严究。无人杀牛，则窃者无处销赃，卖者亦难于售主矣。
  南乡仿泉庄居民数百户，尽以绩麻为业，合庄无一穷户。东里店居民善种烟叶，地方亦颇殷富。可见自然之利，本属无穷，苟善于谋生，无不足之民也。
  沂境辽阔，地土不少，跬步皆山，成熟之地不能一则。除膏腴平壤种植如法外，其余类不得法，兹特为一一拈岀：
  坡地（俗谓平壤为坡地），两年三收。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谷，皆与他处无异。惟锄芸欠工夫，粪力又少，故收成较薄。不知多锄一次，多粪一次即可多收数分，地土决不负人。蜀黍地尤为芜秽，禾苗尚未成熟，草莱亦丛生其间，虽有肥地，如何能望丰收？
  涝地（俗谓汪下之地为涝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惟大秋概种穆子（形如稗子，莒、沂最多）。此禾性耐水，且易熟，不费工本，民间食谷大半皆此，甚合土宜。麦后亦种豆，雨水微多，颗粒无收，徒费工本。沂俗有种稻者，原系秋禾。然南方有晩稻，夏至始种，似此等涝地，麦后亦可播种。收成虽薄，较之种豆，终可望收也（稻皆旱种，其种植之法与北方种他谷同，非南方水稻也）。
  洼地（较涝地尤下），常有积水。遇旱年涸出，始可播种,不过种麦一季或蜀黍一季耳。此等地全赖人力。与其十年九荒，莫如择最下之区，挑深为塘，以泄积水，近塘皆种苇（苇之用处最多，一穗值亠二文不等）。挑岀之土，就以培稍洼之地，地既垫高，水又有所归，年年可种矣。特小民不知大计，难于谋始，是在有心人，善为督劝也。汪坑冬春皆有水，可种莲藕，花实根叶无一不可得厚值。城东北有庄名梨行，莲塘弥望杂以芦苇，此庄最为殷富。南乡之苏村亦有种莲藕者，类皆小康之家.其余汪坑甚多，弃而不种，甚为可惜！
  园畦（有水之地，始种园畦），沂俗竞种烟叶，业园圃者甚少。劝民多种园圃，民间菜蔬自多。且业园圃者，终日勤劬，可戢游情之风。有水处宜种靛（即大蓝），亩可获钱数十千。近城市处种蔬，瓜、瓠、茄、豆（如扁豆、刀豆之类）不惟可蔬，且可代粮也。
  沙地，宜种长生果。蒙阴种者甚多，沂水尚少。此物虽不可以为饭，用以打油不次于豆也。又宜种薯芋（俗称地瓜）。民间亦有种者，藏以地窖，不能过二月。不知此物可切作小块，晒干收藏，次年和粮食为粥，可以省谷，且甚宜人。种之亦不费工本，不可以不多种也。此物易种易生，水旱冰雹均不能伤。南人有晒干筑墙以备荒者，常年充民食，亦与米麦同功，非寻常瓜果比也。沙地亦有宜木棉者。沂不务纺织，布匹甚贵，以种棉者甚少也。宜相地多种，教以纺织，布匹自可足用也。
  石田地，内尽小石子，虽出粮食，收成甚薄。宜于耕地后效种长生果法，以竹筛筛之，一亩不过费三四工，以后永食其利，何惮而不为也。
  岭地，本属荒山，不宜五谷。近来贪利愚民，沿山开垦，法宜严禁。其稍能蓄留水泽，遇山水涨发亦不甚坏事者，亦只宜种包谷（东省名棒子，沂邑名玉米）。取其易于成熟，亦不大需粪力也。
  山场，从前皆种桲楞，近已刨挖净尽。虽种杂谷，一遇旱年，颗粒不收。雨水稍多之年，又冲刷为患，不若仍旧种树。不惟悖椤、山桑可益蚕事，凡松、柏、楸、栗相其土宜在在可种。既可以落实取材，又可以保护山脉，不致冲淤田地，其利甚溥, 是在良有司实力劝戒。
  以上各条皆目见耳闻，访之贤父老。虽未必尽合机宜，可采者当亦不少。余摄篆数月，正值多事之秋。加以才力浅劣，虽心知其故，不能为邑人谋兴除之方，余负邑人多矣。爰以所记忆者随笔书之，以俟诸异日焉.
  （沂水县政协供稿王树林按语）兰陵美酒在太平洋万国赛会获金奖始末
  苍山县西南部的兰陵镇生产的兰陵美酒，历史悠久，誉满华夏。兰陵美酒于1915年在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牌奖, 不仅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更使兰陵美酒驰名中外，在史册上为苍山县兰陵镇的酿酒业记载了光辉的一页。但是，兰陵美酒在国际上争荣夺冠的历史却鲜为人知。
  一
  1915年2月20日，美国因巴拿马运河开掘成功，在旧金山（三藩市）举行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以示庆贺。赛前，中国大总统袁世凯应美国正式公邀，决定中国官商赴赛，命陈琪为筹备局长兼赴赛监督，自筹备至处理参赛善后近3年时间。当时政府对选送参赛岀品极为重视，令各省成立出口协会，或联络开数省联合展览会，或一省开设一省展览会，皆奉农商部派专员分往审査，指派负责直、鲁、奉、吉诸省审査巴拿马赛会出品的佥事郭凤鸣（浙江人），技正陈传瑚（江苏人）。
  山东省于1914年（民国三年）6月15日至10月26日在济南召开本省第一次物品展览会，选送参赛岀品，名誉会长是都督靳翼青，会长是巡按使蔡志赓。会考组织严密，其中评议部委托教育司长王寿彭为评议长，林修竹、孔祥柯为评议干事，鞠承颖为教育部评议主任，马官敬为美术部评议主任，张岩南为农林部评议主任，马官和为染织部评议主任，许衍灼为制造工业部评议主任，赵保太为饮食部评议主任。赛会令各部统一于6月1日由评议长召开会议，议决评议条文。为严格鉴定出品，赛会函致巴拿马赛会事务局，除山东物品展览会由本会评议部审查外，其运赴巴拿马赛会物品仍清农商部派员审查，并经巴拿马赛会事务局核准，经事务局特派专员高君彤墀从事预赛后，确定出品商品。然后由展览会特派专员张朱于9月24日送往上海赛会事务局。山东省物品展览会，对于具有国际贸易价值的物品无不审慎取之，从严鉴定，闭会时审定赴美赛品300种之多，交于巴拿马岀品协会，经协会审査后仅确定237种物品赴美参赛。
  山东兰陵美酒公司参加省第一物品展览会的样品兰陵美酒和兰陵郁金香，于6月15日送到，迟到一天，正赶开幕之日，不仅没有被展览会拒之门外，且在展览的评审竞争中以它无以伦比的质量和贯载史册的声誉，在“征集岀品，数愈累万，十部陈列室，罗列为满”的艰难竞争中脱颖而岀，跃而夺冠。在《山东省第一届物品展览会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中，清楚地记载着兰陵美酒荣获山东省第一次物品展览会银牌奖，兰陵郁金香荣获最优等褒奖金牌奖。经层层审査，兰陵美酒跻身于237种赴太平洋万国赛会参赛产品之列。《报告书》中的有关记载，给予了兰陵美酒和兰陵酿酒事业以极高的评价，在213—214页中记述:,“兰陵美酒，（甲）历史：兰陵美酒自五代时已著名，父老相传为萧氏家酿，故或又称萧王美酒，至唐经太白咏尝，而名益著，后历经进步，造法愈精，然从非市品也。（乙）产地：山东省兰山县城西南兰陵镇兰陵美酒公司王思澈、王祥和。盖兰陵为古名郡，今巨镇，地势清旷，水性既异，米谷尤良，且酿美酒，非兰陵水造之秫酒不可，故该公司特设于兰陵。”又第198页记述：“而山东省酒类独放异彩，其足为国家贸易品，素为东西洋人士所艳称，兰陵公司之兰陵酒苟贩路扩，供国人需给何待外求”。展览会提倡和褒奖了兴办实业、振兴国力的民族自强精神。指出“故居今日而言，抵制外货，非振兴本国实业不为功，而欲振兴实业，尤当改良本国之饮食品，以挽回邦人之嗜好焉。吾东自近年以来，风气大开，如烟台之张裕公司、兰山之兰陵公司、济南之胜绍公司，咸以制造美酒，名播远近。其余如济宁玉堂酱园所造冬菜、酱菜、卫生酒等亦能不循古辙，日事改良。使由是而扩而充之，则不难夺西人之席，而扬本国之光。……望各界人士闻风兴起，竭力发明，则区区饮食取给于本国而有余，遑复劳外货之输入，支小道亦能致远，有志者事竞成，天下事大抵如斯，愿邦人士之毋忽而已。” 《报告书》的这一段记述，将兰陵兴旺的酿酒业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藉以向国人提倡，发展工业，走民族自强的道路，洗雪国耻。这实则是对兰陵人民自强不息精神的充分肯定，也是苍山县人民的无尚光荣。
  二
  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为当时世界空前之贸易盛会，自开幕至12月4日闭幕，历时10个月，与会31国，总费用为170万美元。中国《申报》于1915年9月27日载记者王毓祥的文章，报道：“罗斯福为世界有名政治家……本年7月21日临巴拿马会场演说，到会约6万人，摩肩垒迹，屏息无声，罗氏抵堂而谈约数小时……。”可见会议之盛况。中国赴赛投资计美金24万元，筹备出品计19个省市，20余万种物品，农业、矿产、工业制品、教育、美术无所不包。赴赛岀品原定1914年11月初送往美国，但因岀品迟迟难于在沪聚齐，在福建省岀品尚未到达之际，为不误参赛时间，于12月6日由监督率同人员乘蒙古船启航，后陆续增用俄国船等运载，出品于1915年1月29日全部运到旧金山大埠，距开会尚有两旬。
  中国参赛物品，以茶、丝、瓷在赛会中最占优势，为获最优褒奖最多的国家，全国共得奖章1200余枚，大奖章独占64枚，居世界各国之冠；次之为日本，得奖章110。余枚，而大奖章仅35枚。
  兰陵美酒获得了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的参赛资格后，被列入农业馆参赛。1916年，由陈琪题序出版的《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记实》一书（晚清状元郑孝胥题写书名），在第172页记载着美酒获奖的事实：“（丁）金牌奖章：山东兰陵美酒公司兰陵美酒。”纵观农业馆中酒类获奖名录，获金牌奖者廖若晨星，全国仅有四五家，连当代盛产名酒的四川省、贵州省也名落金牌之外，贵州省酒类仅获银奖一枚，可以看出兰陵酒当时在全国居于显赫地位。
  三
  1914年，兰陵镇私人酿酒作坊林立，获得巴拿马金牌奖者属哪家堂号呢？兰陵是否有人参加了巴拿马赛会，这都是令人寻味的问题。据考察，当时兰陵镇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人家是兰陵王氏家族，酿酒作坊不下三四十户，多是姓王的。名气最大的应数德源涌，它开业最早，其它如开源、醴源、黄源盛等都较德源涌晚.根据山东省第一次物品展览会报告书中记载，兰陵美酒获奖的主人是兰陵美酒公司王思澂、王祥和。而这二人并不是一家酒店的。王思徵为开源酒店老板，酒店故址在今兰陵镇东北隅；王祥和却是德源涌酒店老板，酒店故址在今兰陵镇西南隅。按兰陵王氏族世系，王祥和为七世四房人，王思徵是七世三房人，按班辈王祥和应称王思濯为叔父。王思澈秀才岀身，族号怡和堂（当时兰陵王氏不同房分都立有族号）。他在当时王氏族中为头面人物。据调查分析王思濯是以族长身份出席于省赛会的，参展的兰陵美酒应是德源涌酒店王祥和的产品，其根据有三：
  其一，据调查考证，当时德源涌酒店产品名声好，传说它酿酒的那口井水也好。经营业务量大，曾在北京设有兰陵美酒公司，其它酒店未有在外地城市设公司的。这与山东省第一次物品展览会报告书中记载的产品产地相吻合；其二，王祥和的二儿王玉瑶（字华池）幼年在兰陵镇东南隅一所小学上学，当时，他曾对同学王伦和说：“我家里的酒在外国得了奖章，请有空到我家看看!”（据王伦和口述）同时，兰陵的老年人亦有“王祥和出过洋、到过美国”的传说，这是有力的说明；其三，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王祥和具有争魁夺冠的政治能力。他生有七个子女，其二子王玉瑶是军阀孙传芳的同学，后为孙传芳的秘书，这必然给他带来优厚的竞争环境。但是，兰陵美酒的酿造工艺是兰陵酿酒工人智慧的结晶，太平洋万国赛会金牌奖的崇高荣誉，应是兰陵人民的光荣，是伟大祖国的光荣。
  （苍山县政协供稿王玉久撰）周总理携带兰陵美酒出席国际会议
  1954年2、3月份，我在兰陵酒厂任党委委员、生产科长时，到临沂地区实业公司开会，公司领导郑汉鼎同志告诉我：“接省工业厅紧急通知，叫你们兰陵酒厂派一名政治上可靠的同志亲手装6箱美酒，并于明天连夜送到山东省工业厅急用。”当时已经下午三四点钟，刚下过大雨，天气寒冷，道路泥泞，又不通车。在这种情况下，我上街买了一把手电筒，吃了晚饭，就骑着自行车向兰陵返回。开始，路还好走，但岀城不多远，由于路面泥大路滑，骑自行车就很困难了。骑一阵，推一阵，有时还得扛着，走到卞庄已是深夜11点多钟了。这时我又饿又累，到了熟人家里吃了点饭，马上又走了。到兰陵，天已快亮了，没等赵吉甫厂长起床，我即到他宿舍向他汇报了情况。赵厂长说: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去完成吧。”我接受了这个任务感到既高兴又光荣，同时又感到责任重大。所以，我顾不上休息，马上到美酒车间叫了两名工人和我一起刷瓶子装酒。共装6箱，每箱24瓶，每瓶1斤4两。装好之后，我又向赵吉甫厂长作了汇报。当天下午找了一辆马车把酒送到了薛城火车站。我又连夜随货一同到了济南。这时天刚放亮，在火车站门前租了辆三轮车，把酒运到了山东省工业厅烟酒工业管理局。刘炳乾同志收下货，写了一个收到条给我，并说：“这酒是送北京的。”接着又问:“这酒是谁装的？质量怎么样?”我都一一作了回答。
  后来，我又到省开会，听省工业厅领导说，上次我送的酒,是周恩来总理带着去日内瓦开会用的。周总理在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举行的招待会上，用兰陵美酒酬宾，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回国后，周总理曾指示有关部门，要加强领导，扩大生产，组织外贸出口等等。
  1955年8月，兰陵酒厂更名为兰陵酿酒厂，受山东省工业厅直接领导，派刘伯刚同志担任厂长，还陆续选派充实了厂级领导班子和一批中层干部。1956年上半年，省工业厅又派王任锡、刘炳乾等几名处级干部来厂蹲点，具体帮助研究扩大美酒生产，提高美酒质量等问题。
  1957年底，我和厂长刘伯刚到省开会，省工业厅副厅长柳青告诉说，省长叫我们去一趟。于是，我俩和柳厅长一起乘车到了苗海南副省长办公室。刚坐下，柳青厅长介绍说：“这是兰陵酒厂的负责人。”苗副省长热情地让我们坐下后说：“赵（健民）省长刚从北京开会回来。他讲，周总理、朱总司令和陈云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很重视兰陵美酒的生产。朱总司令在这次会上对赵省长说：'你们山东一定要重视恢复发展地方名优产品，兰陵美酒就是山东的名优产品……'陈云副总理在讲话中也要求，各级政府都要重视发展名优产品，恢复传统工艺，并特别提到我们山东的兰陵美酒。”苗副省长接着说：“为了扩大兰陵美酒生产，你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困难都说说，省里帮助解决。”由于我们俩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只是根据厂里所制定的发展规划和当时生产、销售中存在的问题，提岀了以下5条意见：
  1.年产量由80吨提高到250吨，扩大销售，提高声誉。
  2.新建地下室360平方米，以扩大兰陵美酒的生产和储存。3.做20个大木酒柜，每个容量50吨，需用东北优质香柞木20方。
  4.到宜兴购买200个坛式大酒泵（每个容量350公斤）。
  5.延长美酒的储存时间，由储存3个月改为储存半年至1年岀厂，以增加浓度，提高质量。
  刘伯刚厂长说完之后，苗副省长当场表态，拨给我们40万元和20方东北优质香柞木材。这是兰陵酒厂建厂以来第一次较大的发展。
  （苍山县政协供稿朱煥玺撰）蒙阴酿酒业的历史与发展
  一种名优特产的形成和发展，总有它独具的历史、地理、人文条件和原因。千百年来，蒙阴的“老烧酒”就以风味醇厚绵长而闻名遐迩。70年代初研制的“沂蒙特酿”和80年代后期研制的“蒙山全蝎酒"、"蒙山酸枣酒”、蒙阴特曲等获得了较高声誉，畅销省内外，很受消费者欢迎。
  蒙阴酿酒业的悠久历史
  蒙阴（古称东蒙），因地处蒙山之阴而得名。这里自古盛产水果，但交通极为不便。正像志书中说的：“蒙岀万山之脊，舟车不通，内货不出，外货不入。”对于内销过剩外销无路的水果，为防其霉烂，当地的劳动人民在远古时期，就初步地掌握了利用自然发酵榨制果酒的技术。到唐宋期间酿酒业已经很发达了。
  由于有诱人的蒙山景色和发达的文化，几千年来，这里一直为文人骚客、帝王官吏所嘱目。他们或登山探胜，或隐居躬耕，或远眺欣赏，或饮酒品茗，留下了很多赞誉蒙阴美酒的诗句。唐代诗坛的两位巨星李白和杜甫，在天宝四年（745）,曾结伴来蒙山寻道访友，杜甫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余以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月同行。……”他们被蒙阴的美酒所陶醉，同床共被,表现了他们之间亲密的友谊。又道岀了他们为蒙山美景所吸引，月下携手同游的情趣。
  对蒙阴酒做出恰当评价的是明代万历年间沂水县知事朱琛的一首《酒喻》。其诗云:“东莞（沂水县古属东莞郡）、东蒙界比邻，其中滋味费评论;一样都是山东水，沂水（沂河流经沂水县）哪如汶水（东汶河流经蒙阴县城南）醇。”沂水县的父母官却贬低本县.赞誉外县。一方面固然是事实，另一方面也看出这位县太爷确也主持公道。
  正因为蒙阴素来有好酒,所以清代诗人张能鳞在游“蒙山仙洞”时，就激情难遏地吟出了那“狂饮百杯兴蔼如”的愿望，恐怕这也是历代曲客酒友的共同心声。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名酒产地,必有佳泉”。蒙阴不仅有着古老的酿酒历史，其酒醇香绵长的原因，也取决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据说，绵延数百里的山东第二高峰蒙山，其钟灵神秀汇于一泉，名曰"落花泉”。清高宗弘历于乾隆十六年（1752）岀京巡视，驻跸蒙阴时写下的《望蒙山雪色》诗中有句“奄有海帮为鲁镇，果然山下岀泉蒙当即指此。
  据说，该泉位于现蒙阴酒厂西，旧县政府大堂前。泉水清冽甘甜，周围百花为其芳香所吸引，纷纷落于泉中，故名“落花泉”。引流酿酒酒质特佳。后来因扩建“县大堂”而被堵塞，变为暗流，但泉址犹在，凿井可得。所以从旧时代起，蒙阴城里的酿酒业，多集于此。如民国初年由张廷信经营的“泰原永”和公姓经营的“庆昌”两个酒店，均设于此泉遗址周围。也就是现在蒙阴酒厂院内。
  村镇遍“烧锅”，农户多善酿
  蒙阴僻处丛山，地脊民贫，在漫长的旧社会里，一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但民风质朴，豪爽好客，每有客至,很难筹办肴菜招待,但只要有口酒，就不算慢待客人。这里流传着“有酒无菜,不算慢待”的谚语。在当时，家家户户都会酿酒。只要上山采下山枣、柿子、梨之类水果，或者用高粱、瓜干，经过发酵、蒸馏，就能酿出“村酒”来。在过去的山庄里,“家酿”成风,而较大的村镇则有“烧锅”作坊，就属商业性质了。
  年长的老人都还记得用南瓜酿酒，就是选用一个圆形大南瓜，从中剖开，挖出瓜瓢，填上用麦曲拌过的小米饭，然后再将南瓜合上，外部涂上黄泥，在向阳的土坡上挖个洞，将南瓜埋入。一个月后，用柴火将封土处燎一燎，掏个小洞,插入一根麦杆，用嘴一吸就会有芳香的南瓜酒源源流入准备好的器皿中。这固然是当时群众在贫困无聊时的“游戏之作''，但也能说明“无果不可酿，无家不会酿”的社会风情。
  旧社会，蒙阴酿酒业的大型作坊，分布在城关、坦埠、坡里等较大的村镇中，较有名气的有城东关的“泰源永”、“庆昌”，店子的“王家酒店”,坦埠公巍东的“南北酒店”等。这些酒店多是自产自销的作坊，俗称酒店。酿酒的现场称为“烧锅”，“烧锅”的主持人称为“锅主”。烧酒工人大都是雇佣的农民。当然，也有聘请的“酒师傅”。每个酒坊里，工人多者20人,少者七八人。
  当初，“烧锅”采用的全是传统落后的手工操作工艺，操作程序大体是这样的:将在土池或大缸里发酵到期的酒醋（没蒸馏的酒）,用木锹装进甑桶，甑桶下面是盛水的大铁锅，再下面是加温的地坑炉火，甑桶上放锡锅。因为铁锅在下，锡锅在上，因此又称“底锅”和“浮锅”。浮锅相当于现在的冷却器和甑盘。其外形如无盖园桶，桶底如半个皮球,球面外凸向上，凹面朝下，凹面周边又有向内卷沿的沟槽。浮锅上装冷水，隨着地炉生火，甑内酒醅升温，酒器上升至锡锅球面,遇冷时酒液沿锡锅球面下流至卷沿沟槽顺岀酒口流入酒篓。浮锅的冷却水热了要更新，并有专人坐在锅旁，手持木板不停地搅动，以免冷热不均。
  当浮锅换上第二锅水时，刚开头流出的酒质量最好，这就是所谓的“二锅头”。既无头锅酒的浓烈糠味,也不像后几锅的酒香味递减。末了流岀含酒成份极少的则称为“酒稍子”。
  抬下浮锅，抓紧出甑，再装进新酷，将岀甑热槽用木锹扬开散温，然后再挑水、换水。这一连串的操作,都是非常紧张而又繁重的劳动，工人们在高温下赤脚光体，干活时胸前仅围一块能遮蔽下体的腰布，汗流浹背，劳动强度大，时间长（一般要在10小时以上）。但是，工资很少。据“庆昌”老工人回忆,工人每人每日5至7斤高粱，很难维持几口之家的生活。
  解放前，蒙阴酿酒业的年产量（几家大的作坊总和）,大概在4万斤左右，不及现在蒙阴酒厂的一日之量。但在“交通不便，工业不兴，其所生产,大抵天然之物为多”（《民国志资料》语）的旧蒙阴，也称得上首屈一指的买卖了。
  国营蒙阴酒厂的建立与发展
  1945年3月，山东军区鲁中部队攻克蒙阴城，蒙阴全境从日寇的铁蹄下获得新生。8月，沂蒙行署专卖处就派沂蒙酒厂总经理刘宪亭来蒙阴筹建酒厂。厂址在原“庆昌''酒店的废址上。10月，国营蒙阴县酿酒厂建成，并招收工人投料生产。
  酒厂初建时期，工人仅有14名，多是从“庆昌”、“泰源永”等酒店转过来的。设备、厂房十分简陋，只有锡锅1口，拉磨的骡子4头，厂房全系芦棚，办公室和工人住宿都挤在一座破庙里，销售门头是原“庆昌”卖酒的2间旧房。
  当时的生产方式，仍然沿用传统的手工操作、土法酿造。踏曲、下池、蒸制全靠人工，粉料则用畜力。生产用料为高粱和糠麸，日产酒400余斤。1946年，工人增至30人左右，分两班生产，日产酒达1200余斤。
  1946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蒙阴局势紧张，为适应战争环境，酒厂工人采取白天疏散，晩上回来安锅生产，管理人员对原料、产品、效益，做到日日清结，以便随时转移。1947年古历正月初九，国民党飞机轰炸蒙阴城，酒厂唯一的一口锡锅被炸毁。随后，酒厂迁至坦埠附近的夏西村。工人们抢救设备，坚持生产，并试验用瓜干提炼酒精，支援前线。7月，蒙阴全境被国民党军队占领，酒厂被迫停产。埋藏好生产设备后，酒厂所有干部和工作人员随县工作队转移至黄河以北，工人疏散回家。
  1948年3月18日，在华东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队溃逃，蒙阴获得了第二次解放。4月，酒厂重新恢复生产。同年秋，上级决定将汶南酒厂、夏西酒厂并入蒙阴酒厂，扩大为三班生产，职工增至70余人，拉磨的骡子14头，使该厂扩大了规模,增强了实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蒙阴酒厂得到了迅速发展。1950年,酒厂扩建厂房40余间。但是,1951年秋，暴雨成灾,洪水泛滥，冲毁了酒厂的大部分厂房，生产设备遭到破坏。全厂职工冒雨抢救国家财产，日夜奋战，很快恢复了生产。由于城郊一带的粮仓也被冲毁，县府号召职工加班生产，尽快地把被淹变质的国库粮食酿造成酒,以减轻国家的损失。职工们在露天里食宿，日夜奋战两个多月，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县府的通令嘉奖。
  1960年前后的生活困难时期，由于原料异常短缺,酒厂领导号召职工自挖茅草根，并用水果、变质瓜干蒸酒，保证了全县人民生活需要。十年动乱结束后，蒙阴酒厂以新的姿态投入了生产，产值、利税连年递增。1978年，省一轻厅授予蒙阴酒厂曲种组“山东省先进曲种组”的光荣称号。同年，酒厂被评为“山东省大庆式企业”。
  1980年,蒙阴酒厂经过5年时间研制，成功酿造出“沂蒙特酿”和“蒙山老窖''两种浓香型白酒,在同年6月的全省评酒会上,“沂蒙特酿”得91.8分，达到省优质产品。评语是:色透明、窖香浓郁、绵软回甜、余香较长，尾较净。加之包装古朴典雅，小巧玲珑,而倍受人们的青睐。
  近几年来，蒙阴酒厂充分利用当地山区资源，开发研制出低度营养保健饮料酒:“沂蒙全蝎酒”、“蒙山酸枣酒”、“丹参酒”和“枸杞补酒”。省、市40多名专家、教授参加的评酒鉴定会鉴定评价为：“四个新产品工艺合理，较好地保持了天然营养滋补和保健成份，各项指标符合省级企业标准，填补了省内空白。”1986年省一轻系统新产品评比会上，“蒙山酸枣酒”获二等奖。“沂蒙全蝎酒”和酸枣系列产品之一的“浓缩酸枣汁”同获三等奖。
  90年代初，蒙阴啤酒厂利用麦饭石水和当地盛产的金银花，与中科院食品研究所合作，经过两年研究和上百次实验，又推岀具有药用和保健功能的云蒙雪系列产品新型啤酒一一银麦啤酒，倍受消费者青睐,远销国内外。被称为是:“在沂蒙山区升起的啤酒行业中一颗灿烂的新星”.
  （蒙阴县政协供稿朱明秀、郭文明撰）莒南酿酒史谈
  莒南县酿酒业历史悠久。根据《莒州志》、《沂州府志》、《重修莒志》记载，明清两代，莒南一带酿酒已相当盛行。《重修莒志》“物产卷”就有民间“以秫酿酒”的记载，饮酒之俗中，乡试、会试、逢年过节、祀天敬神均有把盏饮酒之礼仪。根据酒厂老职工回忆，那时酿酒以大麦、小麦、豌豆踩成曲，以地池或大缸发酵后装入一大锅内，以弧形锅盖（当中留一圆孔）盖好，圆孔上坐一绞锅（绞锅系用锡制成，大致模样如现在家用冲壶样，有1米多高，半米圆径，内有上下两部套合组成，下体是一个半球形甑锅，口沿作双唇凹槽，是为汇酒槽，酒从汇酒槽中流出。近底处通出一个排水槽，用大木匙不断搅动物料，谓之绞锅）。
  当时莒南一带酒店颇多，均自产自销。《莒州志》记载，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三年，莒南一带就有酒店五六十家。仅道口村就有8家酒店,可见当时酿酒之盛。
  当时酒店多为有钱财主所开，原始酿酒活儿十分沉重，须身强力壮青壮年才能胜任，民间曾传有“家有三升粮，不创酒店和油坊”之说。
  莒南县酒厂的前身是大店镇有名的地主庄氏所开设的3个酒店，当时两个酒店在大店镇仕沟村，一个在岭泉乡道口村。1943年，八路军老六团在莒南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时，将这3个酒店收归人民所有，重新建厂，名为山东仕沟酒厂，隶属滨海专署工商二分局领导。建厂初期有职工近百人，占地面积30亩，主要生产设备是小绞锅，采用原始作坊工艺操作，酿制单一的高粮酒，自产自销。因产量所限，酒为紧俏物，穷苦百姓自不必说，就连酒厂雇工也只能逢年过节才畅饮一顿。该厂是莒南县建厂历史最久的企业之一。
  1946年，滨海专署工商局为适应形势需要，将酒厂从仕沟迁往莒南县岭泉乡中道口村，同时把新成立的筵宾酒厂，原莒县辛河、中楼酒厂集于道口一处，改名为山东道口酒厂。厂地由30亩扩展到60亩，人员增至140人左右，年产高粱酒约为170吨，机构设置比较简单，实行经理负责制，下设一个生产组，一个营保组，产出的高梁酒以“扑鼻香、劲大”得到社会的好评。
  由于道口酒厂声誉渐起，周围县区争相仿效建厂，先后建起的有新浦洪门酒厂、徐州酒厂、郯城马头酒厂、临沂酒厂、临沭酒厂、黄墩酒厂等6处。1949年，这6个厂先后并入道口酒厂，道口酒厂为总厂，其余为分厂，隶属滨海专署烟酒专卖公司。产品大部分为高粱酒，少量为小麦酒。
  1950年，随着县区的重新划分，取消了总厂与各分厂之间的隶属关系，道口酒厂归沂水专署烟酒专卖事业公司管辖。1953年7月改归临沂专区事业公司管辖，同年酒厂开始试产瓜干酒,经试验，出酒率大于高粱，自1954年起，瓜干酒成为主要产品。在此期间，酿酒设备由绞锅向甑锅、甑桶方向发展，年产量在300一400吨之间。1955年，道口酒厂购进全县唯一的一台15马力柴油机，结束了用骡马拉碾粉碎物料的历史；同时又引进糖化快曲代替麦曲，大大缩短了酿酒发酵期，使年产量增至千吨左右。
  1957年，道口酒厂又改归临沂地区工业局领导，1958年划归莒南县工业局领导，所产酒全部由烟酒专卖公司实行专卖。在.此后几年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酒厂先后酿制过茅草酒、甜秫桔酒。还用养麦秧、马尾松叶子等发酵过。1960年5月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土法上马，自制成木制酒精塔，提取酒精，该塔面积相当于原先甑锅50个，加大投料，提高了产量，又改制鼓风机、打茬机，从而把工人从头上带“汗流子”扬大锹、抬大筐的笨重劳动中解放出来。
  1969年7月以县城下马后的原橡胶厂、造纸厂、菌肥厂厂址为基地，扩建4亩地，酒厂由道口全部搬迁县城并改名为莒南县酒厂。
  现莒南县酒厂已改名为山东福瑞发酵集团，年销售收入逾2亿元，是年创利税超1000万元的国有大型企业。该集团现已形成以白酒、味精产品为主，淀粉、饲料、甘油、黄原肢等多种产品互补共存、多角开发、多元经营的新格局。酒类产品主要有妙真、福瑞两大系列30多个品种，先后荣获一项省优、二项厅优、三项国际金奖。无水乙醇理化指标全部符合GB678一90标准；良用酒精符合GB10348一89标准，是全国首批获生产许可证企业之一，其产品在国内外各地均有销售，深受客户称誉。
  （莒南县政协供稿赵进宾撰）郯城李庄镇“同记”酿酒槽坊
  李庄镇为郯城县的重镇之一，解放以前，从临沂通往新安镇的公路贯穿镇中心。据说，在修津浦铁路以前的明清年间，这条公路是南方9省的晋京要道。镇西紧偎沂河，来往运输的航船，向上可溯临沂，向下通过运河入长江，直达南京、上海。由于水陆交通方便，李庄镇便成为物资集散地。工商业发展很快，镇内的布疋、食品、日用百货、杂货、药材等商店鳞次栉比，买卖兴隆。再加上5天逢两集，更增加了李庄镇的热闹与繁华。特别是酿酒业，更为兴旺。
  在抗日战争以前，李庄镇的酿酒槽坊共有8家，其商号是：“东丰盛”、“源茂”、“同丰恒“、“同记”、“义和永”、“和丰”、“复盛”、“协茂”。这8家槽坊，有的是独资经营，有的是合资经营，其经营方式大体相同。现回忆抗日战争前我所亲身经历的“同记”槽坊的经营状况，对李庄镇的酿酒业就略见一斑了。
  “同记”槽坊，原系李庄镇徐秉信独资经营的“兴茂公”槽坊，因技术和管理上的原因而倒闭。徐秉信以原有的房屋和设备为股份，由陈庆绪、路敬修、杨胜会等人投资2000多元（银元，下同）合资经营。把“兴茂公”商号改为“同记”。
  “同记”槽坊的经营人员有：掌柜的、二掌柜的、管帐先生、跑外水的各一人，伙计两人，我在槽坊当学徒工。以上7人主要负责营业。在酒场上的工人有酒把式、炉火工、拉掀的、磨粮食的、厨师、打杂的共8人。整个槽坊共有人员十五六个。这些人员各有分工，各司其职。当时的年待遇是：掌柜的100元（大洋），二掌柜的80元，管帐先生和跑外水的各50元，伙计每人25元，厨师36元，杂工30元，酿酒把式（工头）每天3角，工人每天2角，我是学徒工，3年学徒期间只管吃，没有工资待遇。如果经营有赢利，年终按羸利的30%抽出分红，不同人员可得到不同的分红。徐秉信以房屋和设备作股份，不参与经营管理，只是凭股份得到一部分收入。
  “同记”槽坊在生产过程中，除了加强经营管理外，其主要工作有三大项：一是收购粮食，二是制酒曲，三是酿酒。这三项工作必须协调一致，哪一项工作跟不上，就会直接影响酿酒质量和利润。
  在粮食收购上，要根据一年酿酒用粮计划进行收购。当时酿酒用粮主要是大麦、小麦、高粱。在新粮上市的季节里，一次性购足全年用粮。如夏季要买足一年用的大麦、小麦，秋季要买足一年用的高粱和高粱壳。春冬两季粮食较贵，一般不收购。掌柜的除抓好全盘工作外，在夏秋两季要亲自到集市上收购粮食。在收购时，根据当时的行情，粮食的成色，干湿程度，与售粮者当面议定价格，经斗行过斗。开岀票证，由售粮者送到店内，再经伙计验收后，送入粮仓，然后售粮人持据到柜上支款。
  二掌柜的主要负责酒曲的发酵工作。酒曲发酵又称“拾曲“，一般从夏初开始制作，到8月中旬结束。在这一段时间里，要完成全年的酒曲用量。以9个窖子计算，一年用曲量约在六七万斤。制曲的过程是：用30%的大麦粗粉和70%的小麦粗粉，加入适量的水拌匀，放入曲箱（制曲用的模型）由踏曲工人赤脚踏实踏平成块状，送入曲房，横排成列，每排放2至3层，排与排之间留出一个指头的空隙，每间曲房可放3000块左右，上面覆盖棉纸，严封门窗，使其发酵。视天气温度，约须4至5天，每一层曲块的外层长满白绿色菌毛，即开门进行第一次翻转，又称“拾曲”，要求是：底倒上，上倒底，里倒外，外倒里，也就是把曲块倒换位置，促使其发酵均匀。曲块翻转后，再用棉纸覆盖，严封门窗，经三四天，进行第二次拾曲，又称“放封”，即把全部门窗放开，不再封闭。这一次要求把曲块拉开距离，块与块之间相隔2寸，平竖叉花，一斜一正，晾起来，每天翻转一次，使其逐渐干燥。到最后几天，将曲块逐渐靠拢，直到完全晾干。当曲块晾干后，横剖开，每块里面有1至3道褐色圈纹为最好。一次制曲约需20天，一次能制1万多斤。
  酿酒的过程，是将磨成的高粮粗粉（碎渣）加入适量的高粮壳（起通气作用），装入套有木甑内有算子的炉锅内蒸熟后，岀甑冷却，加入曲块磨成的曲粉，拌匀成为酒料入窖（行话叫“饭”），上边用泥封顶，发酵10天，出窖放入甑内蒸馏，上放甑锅，将蒸馏的气体冷却成酒，这是头茬酒，又称元酒，呈轻茶色，约在60一70度，一甑一次产酒100多斤。第一次蒸馏产酒后，再把酒料取出冷却，加入60多斤的曲粉，第二次入窖发酵10天，进行第二次蒸馏。这次产的酒为二茬酒，出酒量仍在100多斤，保持60度以上，仍是元酒。这样一窖酒料可反复蒸馏4次，第三次产酒80多斤，低于60度，稍有甜味，称为回茬酒。第四次产酒更少，不到40度，质量差，称为糟酒。第四次蒸馏过的酒料即为糟，不能再蒸馏产酒，可作为猪的饲料。一窖酒料发酵、蒸馏4次为“一个组合”，也称一个窖子，产酒300多斤。用60%的头茬二茬酒，20%的回茬酒，20%的糟酒放在一起大搀大拌，保持60度以上，味醇浓香，这就是岀售的好元酒。
  当时没有量度器检查酒的度数，全用加水泄花的办法来检査酒的度数。用10份酒加入4份水泚花，如果能站住花，这就证明元酒在60度以上。用9份酒加入4份水泚花，如果能站住花，这就证明元酒的质量更好。由于酒的质量好，赢得了顾客的好评，酒的销路不断扩大，利润不断增多，生产形势越来越好。李庄镇的八大槽坊,求质量，讲信誉，相互竞争，进一步促进了酿酒业的发展。
  （郯城县政协供稿吴鸿恩撰）“裕源和”酱菜
  清朝末年，在今蒙阴县垛庄镇有个远近闻名的大地主刘曰棻庄园——燕翼堂。1854年（清咸丰四年），燕翼堂从附近雇佣了几位制作酱菜的好手，成立了裕源和酱园。开始规模小，生产的酱菜只供燕翼堂内部食用，将剩余少部分对外零售。不久，由于裕源和的酱菜制作工艺考究、方法独特、色泽鲜艳、香味醇厚、甜咸适中等特点闻名遐尔，生产规模也逐渐扩大，产量日渐增加，产品远销临沂、潍坊、济南等地，也因此被指定为贡品，每年进贡一次。据考，当时垛庄属沂州府，沂州府的州官届时要亲自来垛庄监督贡品准备情况，要选上等货，封菜萎200对（约计400斤），由州府正堂派员带贡品上京进贡。
  裕源和的酱菜名声大振，“燕翼堂”为提高酱菜质量，又从章丘聘请了一个张师傅指导酱菜生产。这时.垛庄沙屋后村有个自幼家境贫寒、聪明好学的青年胡广义（1880年一1964年）到酱园当了学徒，他虚心向张老师学习。张在酱园3年，胡广义一天到晩伺候他，使之深受感动，便把自己制酱菜的大部技术传授给胡，但由于封建思想的影响，张还留了一手。张老师不干回家时，胡挑着行李一直送到25公里外的明义桥，张老师才叫胡广义回去，并把留的那一手口授给胡广义。张老师走后,胡广义便成为酱园的大师傅，他分三批，带出了成名的徒弟李日红、杨德顺等19人，他对徒弟要求十分严格。如制作磨茄要做到松软适当，吃时筷子一分就开，含酱饱满，味道鲜美；再如制酱方，要求制的方正，大小一致。正是由于他对徒弟和制作工艺的严格要求，使裕源和酱菜畅销不衰。
  裕源和酱菜种类主要有：磨茄、包瓜、酱杏仁、八宝豆豉、虎皮菜、黄酱油（拌凉菜用〉、酱方（去了皮的辣菜疙瘩）、生菜皮、酱地环、酱黄瓜等28种。
  磨茄，又名酱茄。源于清朝咸丰年间。据说当时垛庄有位老奶奶，精选鲜嫩茄子，去蒂削皮，放在泥盆中蘸盐揉磨，攥尽茄汁，发酵榨干，再添加甜面酱，经八道工序泡制而成。但产量很小。后来，裕源和酱园沿用这位老人的工艺制作磨茄，质量提高，产量增加，销售面扩大，使裕源和酱园名声大振，生意日益兴隆。其制作方法是优质鲜嫩茄子去蒂，蘸细盐磨光，去水，发酵入缸酱制而成。其特点是：外形丰满，肉色金黄，油亮透明，糖化条状，柔软细嫩，甜咸适中，清香略甜，到口即化，味美可口，有独特风味。
  包瓜：用未熟的苦瓜去瓤，内装酱黄瓜、生菜、酱姜、龙须菜、杏仁、青梅等十几种菜，用白糖、冰糖调好，酱制而成，其特点是清香甜脆、美味适口。
  酱杏仁：又名酱杏米。杏仁分苦、甜两种，裕源和酱杏仁主要是以苦杏仁为原料制成的酱菜。杏仁营养丰富，含有人体需要的多种矿物质。苦杏仁制酱杏仁，味苦温，能止咳祛痰，润肺平喘，常用于治疗伤风咳嗽，气喘痰多。制作时将杏仁用开水煮沸，放于冷水中除皮，浸泡后用适量盐腌，再放入一级酱油中腌制，后投入面酱中浸腌而成。其特点是：色泽姜黄、中关棕红，食之干脆、郁香、清新、可口。
  八宝豆豉：用大黑豆、茄子、鲜姜、杏仁、鲜花椒、紫苏叶、香油、白酒8种原料酿制而成，据传清朝道光年间，垛庄有位老奶奶通过实践，用大黑豆、茄子、香油作主料腌制的酱菜味美可口，十分好吃，取名豆豉。裕源和酱园的彭三师傅从她手中学到这种技艺，并作了改进，制成了八宝豆豉。不久，临沂城的“惟一斋”酱园又慕名将彭师傅聘请到该酱园制作豆豉并传授技艺，从而形成了临沂的风味名吃一“惟一斋”八宝豆豉。
  解放后，于1953年在裕源和酱园的基础上成立的蒙阴县供销社酱菜厂，聘请了胡广义作技术顾问，开始生产酱菜。胡广义走后，杨德顺成为技术指导。他们积极挖掘、继承传统的裕源和酱菜制作工艺，采用现代化设备，大胆改进工艺流程，使裕源和酱菜不仅保持了传统风味，而且产量也大幅度提高。1983年、1987年、1988年裕源和酱菜被评为山东省供销系统优质产品，1989年参加中国少儿基金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中国革命博物馆组织的井岗山、太行山、沂蒙山经济开发商品展销会，产品获纪念奖。裕原和酱菜现已畅销国内外。
  （蒙阴县政协供稿刘玉鹏撰）抗战时期的山东大鸡烟厂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侵略军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频繁“扫荡”。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解放区军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莒南人民积极协助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山东军区政治部），于1942年创办了利华烟草公司，即山东大鸡烟厂，厂址设在莒南县址坊区横沟村（今属朱芦镇）的一户贫农家里。开办之初烟厂规模小，工艺简单，仅有4名职工，用木盒卷烟，主要以销售烟卷为掩护，到敌占区搜集军事情报。
  1943年春，山东军区后勤部对大鸡烟厂进行扩大投资，规模迅速扩大，产品正式定名为“大鸡”牌香烟，同时烟厂正式定名为“利华烟草公司”，即大鸡烟厂。下设工厂部和营业部，分别负责卷烟生产和供销业务，因产品质量很好，价格便宜，产品销路很广，远销上海、南京、徐州等地。
  1943年秋，日伪军不断在滨海根据地进行“扫荡”，大鸡烟厂成为敌人重点进攻的目标之一，致使烟厂不断搬迁，先后搬到坪上区阚家沙土汪村、蛟山区（今属相邸、坊前乡）的小嵯峨村，路镇区的刘家嶋山村等地。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烟厂随部队迁到了交通便利、商业较发达的大店镇。当时社会环境比较安定，烟厂的生产有了比较快的发展。随着生产经营规模的日益扩大，烟厂经营部在临沂、连云港及日照的涛雒等地设了分销处，又成立了原料部，下设运输队。1946年春，大鸡烟厂从上海购进了3台小型卷烟机，并出高薪从青岛烟厂聘请了技术人员，烟厂逐步从手工生产转入机器生产，职工增加到20。多名，日产卷烟2000余条。因产品质量好、信誉高，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当时“大鸡”牌香烟曾作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用烟之一，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经常抽“大鸡”牌香烟。
  1946年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形势严峻，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大鸡烟厂分成3个分厂：一部分留在大店为第一分厂；一部分转移到沂南县界湖镇为第二分厂；新四军一师新达烟草公司乘船由苏中撤至日照的李家大村为第三分厂。当时因形势恶化，各厂生产很不正常，一分厂因大店遭敌机轰炸搬至街瞳。三分厂因北撤时设备丢失，只能维持简单的生产。1947年4月，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界湖，大店镇连遭敌机轰炸。一、二分厂奉命迁到日照的李家大村，同三分厂合并。
  1948年1月，华东局决定将部队经营的卷烟工业移交地方政府统一管理。3月，烟厂集中于沂水县北部的沙沟村和沈家洞村进行整顿。5月中旬接到上级指示，烟厂迁往华东局驻地青州市，成为现在的青州卷烟厂的前身。
  关于大鸡烟牌号的来历，有这样一段插曲：大鸡烟厂成立时，山东军区保卫部的张方庚提出了命名的原则是：名字要通俗，含义要深刻。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议论，起了几十个名字都感到不理想，一直到了下半夜，忽然传来一声雄鸡长鸣，张方庚猛地一拍大腿，说：“有了。”坐在墙根的孙鲁泉先是用笔在纸上勾画着什么,他把手中的一张纸举起来，一只英武的大公鸡展现在大家面前，大家都高兴地喊到：“好!”。张方庚说: “雄鸡一叫天就要亮了，这象征着革命胜利已为期不远，大鸡体现了人民盼天亮，盼解放的心情，就叫‘大鸡’吧!”孙鲁泉当即高兴地吟诗一首：阴云漫漫雾重重，东风阵阵扫寒星。雄鸡高歌破天晓，红日冉冉已东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山东军区确定在临沂设立大鸡烟厂分销处，张方庚任经理。
  （莒南县政协供稿严春一撰）薛庄的鞭炮与沂南礼花厂
  沂南礼花厂是山东省唯一生产高空礼花的定点厂，产品有13大类，110多个品种，注册商标是“百灵牌”，系地优产品，全省烟花行评第一名。在全省上百家烟花生产厂家中，其产品质量、花色品种、经济效益均占上乘。目前所产礼花已远销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常年供不应求。山东电视台、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大众日报》、《齐鲁晚报》、《临沂日报》等都多次报道，著名诗人苗得雨曾赋诗称颂，山东省人民政府和济南市人民政府也赠送锦旗，对该厂给予了高度评价和支持。
  沂南礼花厂是在砖埠镇南、北薛庄传统火药、鞭炮生产的基础上，又学习了湖南浏阳烟花和北京高空礼花的先进技术和先进工艺，不断推陈岀新，逐步发展起来的。
  沂南县砖埠镇的南薛庄、北薛庄是全镇生产火药、鞭炮最早的两个村。据北薛庄村的张相德（88岁）、李开荣（85岁）、南薛庄村的李长沂（84岁）、李淑文（67岁）等几位老年人回忆介绍，北薛庄村的火药、鞭炮制造是从沂水县的胡埠齐村学来的，距今约有200年的历史。南薛庄村是从临沂市兰山区李官乡三官庙村学来的，最早学习的是李开玉、李开富兄弟俩，至今约有150年左右。
  在南、北薛庄的火药、鞭炮制造过程中，两个村都曾岀现过赫赫有名的人物，至今名扬四方，流传于世。最叫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北薛庄的李天纯，外号叫李三麻子。同样的原料，经他手制造出来的火药、鞭炮就格外响。到蒙阴县的旧寨、垣埠，沂水县的姚家店子和沂南县岸堤、依汶、界湖等地去赶集岀售，从来不用捎“点头”，只要李天纯往桌子上一站，高喊一声"我李三麻子又来了”，赶集的人就忽地把鞭炮桌子围了起来，你要3支，他要5支，不一会就抢购一空。李天纯去世后，北薛庄的人去赶四集，只要言称是李三麻子的徒弟，人们都还是很信任，销货又快又多。
  第二个就是南薛庄村的李天荣，外号叫“老毡帽”，和李天纯是齐名的鞭炮制造名手。他有个习惯，不管到哪里赶集，总爱戴一顶破毡帽。有时不戴，就放到口袋里，直到上了集摆开货摊子，再把破毡帽戴在头上。人们只要见了“老毡帽”，就确信是货真价实的好鞭炮，都竟相购买。据说，他的破毡帽别人借去也同样顶用。但李天荣从不外借，恐怕别人败坏了他的声誉。
  李天荣去世后，三个儿子分家。家产无人要，都争要那顶破毡帽，最后还是给了李淑文。李淑文接过父亲的破毡帽后，继承父业，注重声誉，直到现在，他的火药、鞭炮仍很岀名。
  这几位老人还介绍，过去制造鞭炮，用的是土硝（即硝酸钾），比现在的氯酸钾制鞭炮要多费功夫。一支鞭，没有72道工序是做不成的。为了多做鞭，增加点收入，各家各户从年头忙到年尾，特别是秋收完毕到春节这段时间，更是做鞭炮的大好时机，不论是大人小孩，每晚都得熬到半夜。有的农户三五家联合起来，挖个地窖，整个冬天在里边做鞭炮，有的连吃饭都要家里人送。当时的鞭炮生产，完全是人工操作，易燃易爆,危险性很大。但为了生计，许多人家是冒着生命危险干这种行业的。
  这里，还需要提及的是这两个村在制造火药方面，为革命和建设都做岀了一定贡献。据北薛庄的李开荣、高庭元、张相明等老人介绍，1941年我八路军攻打临沂的李家宅王洪九的据点时，就用的是北薛庄的炸药1000多斤。战士们把药装到棺材里，从围墙边把敌人据点下面掏个大洞，巧妙地将棺材推进去，一切准备好后，用导火线点燃，结果一声巨响，把据点的围墙、炮楼炸得飞上了天，使敌人死无葬身之地。从那之后，北薛庄的火药岀了名，连五莲县的桑园区团山、罗圈等村也派人来学习，张光梅就是最早外出传授制造鞭炮技术的人。
  又据南薛庄的李长沂等老人介绍，1939年秋天，日本鬼子住在葛沟区的大官庄一带。为了消灭敌人，南薛庄的民兵自卫队配合老四团的战士，用洋硝、雄磺为原料，制成炸药500多斤，做成铁皮地雷1000多个，埋在鬼子经常路过的沂河河口和沂青公路两旁，结果炸死炸伤敌人上百人。
  解放后，南、北薛庄的火药生产有了很大发展，每年生产出售火药3万多斤，主要用于挖沟扒河、开山炸石、打井修水库、农田水利建设等。不仅满足了本县生产和建设的需要，而且还支援了外地建设。
  沂南礼花厂是1991年1月份由烟花厂改名的。它的前身是沂南县砖埠炸药厂。当时，是集中了南北薛庄两村制造火药、鞭炮的能工巧匠建立起来的。原厂主要任务是给县物资局加工炸药，规模不大，人员也不固定，生产效益也不高。
  1980年秋天，在生产炸药的同时，试上烟花项目，聘请了湖南浏阳市已退休的烟花生产技术员张晓作技术指导。扩建了烟花生产车间，经过一番试制成功后，1982年春天，“砖埠公社炸药厂”便改名为“沂南县烟花厂”，正式生产烟花。这期间, 又到北京国家商标局申请办理了 “百灵牌”商标。1986年，研制出6种新产品，其中蓝色烟花获县科技发明进步奖，填补了省内空白。
  从1989年起，沂南烟花厂成为山东省高空礼花的生产定点厂。同年10月1日，省城济南举行庆祝国庆40周年大型焰火灯会，就是使用了该厂生产的大型组合烟花一一万花楼。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人和市民及在济外宾等数十万人观看了礼花燃放盛景。《大众日报》曾载文介绍当时的热闹场面：
  这是省城济南自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焰火盛会。大明湖畔，人涌如潮，伴随着28响彩色喜炮升空，由无数电光礼花组成的“庆祝国庆”巨幅横匾凌空一展，拉开了晚会帷幕。紧接着，千万礼花升天，万千花炮动地，省城夜空顿时变成七彩世界、花的海洋。“红玫瑰”昂首怒放，“绿牡丹”争奇斗艳，“白菊花”风姿绰约.“紫罗兰”神采飘逸。看不完的春兰秋菊,夏荷冬梅；数不尽的姚黄魏紫，绿肥红瘦。方才是金龙丹凤在花海里游弋，一转眼虎啸狮吼在花丛中翻腾。又仿佛玉树琼阁，更依稀迷宫魔幻。真是个神光仙火，花魂烟韵。彩虹不足况其美，艳霞难能盼其精。……
  从此，该厂名声大振，进一步打开了销路，1991年，沂南烟花厂改名为“沂南礼花厂”。
  （沂南县政协供稿罗顺孝撰）近现代临沂县手工业简况
  临沂县（今临沂市兰山区、罗庄区、河东区）手工业具有悠久历史。相传早在1400年前的唐代，就已有了铸铁业。到明清年间，手工业更形兴盛。据史载全县已有陶瓷、土陶、铁业、木业、棉织、针织、缝纫、制鞋、皮革、造纸、砖瓦、铸造、建筑、刻字、印刷、车辆修理、钟表修理等近20个行业。从业人数1500余人。此外还有农民家庭兼营副业、手工业如条柳编织、编席、结发网等。当时的生产工艺多系手工工具，靠拚体力进行生产。比如纺织是用木轮纺线车，人力摇转抽纱。织匠用木制织机,用脚蹬、手拉来回运动梭标，织土棉布;铁匠则用小红炉，风箱鼓风,人力抡大锤锻打;木匠用人工拉大锯解木、手工打铆、开榫;陶瓷行业用牛拉大石碾粉碎陶土，脚蹬石转轮制坯。由于生产工艺落后，生产效率低，产品种类少，结构简单。直到临沂解放前夕，市场上的当地工业产品还只有锄、镰、锨、镢、桌椅、木床、布鞋、黑碗、黑色瓷盆、及土陶缸、盆等。缝纫行业只加工，不做成衣买卖。解放牌水车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计生产的。
  临沂县的手工业者多数是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作为谋生手段，因此，其经营方式是自产自销。到了旺季时就拚命干，昼夜突击。“南京到北京打铁不用灯”之说，就是铁业手工业者夜间劳动的写照。到了淡季，则无法维持生产,家住在农村的停业种地；家住在城市的停业做小买卖、干劳工等。民国年间，手工业产品市场不断扩大，买卖兴旺，城乡地主开始转移资本，经营手工工场,成了手工业资本家。他们以雄厚资本作后盾,进行手工业垄断，加剧了手工业市场的竞争。临沂城内兴隆斋、如意斋、文盛斋、王和斋、文华斋、德茂永、谦益成、东升永、复严成、德严隆、黄生祥、丽华12家鞋店中，以侯兆启经营的兴隆斋鞋店资本最雄厚。他采取淡存旺吐的办法控制了市场，排挤了其他11家鞋店的生意。其他11家鞋店联合大降价，同侯兆启作斗争，结果有的小鞋店亏本过多，垮了台。陶瓷行业分布在湖西崖、朱陈、付庄3个地方，大部仍是地主兼营陶瓷窑。他们到了旺季要工人拚命干活，到了淡季停业解雇，工人生活没有保证。陶瓷工人中流行着“十月里下大雪，碗匠盆匠砸了锅,砂壶匠子直哆嗦”的民谣。由于手工业资本家的垄断，手工业产品市场竞争激烈，渐渐养成手工业者技术上的保守思想。社会上流传着“教会一个徒弟断一条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说法，因此形成了“传媳妇不传闰女”的戒律。所以，有些手工工艺人，人亡艺绝。有些手工艺虽然继承下来，也经历了一段曲折道路。过去人们要想学徒,首先要订苛刻的契约。契约的第一条就规定“砸死无论”。要是门里徒，管吃管穿,要学到6年才岀师；门外徒，不管吃不管穿,也得学4年,即学徒3年，送师1年。有的4年还学不到手艺，个人不能独立操作生产产品。
  尽管手工业者技术上保守，但多数手工业工艺都继承下来了。部分手工业产品成为名牌产品：比如南道的镰刀、桃园的剪刀和后来新兴的罗庄紫砂陶等。南道镰刀，清朝年间，传艺于临沂城东关。早年间叫“马家”镰，主要是夹钢镰。200年前人们就赞誉说:“沂州水,芜湖钢，一桶水,淬两张，山前割麦山后响”。后来北道村方家又创造了一种贴钢镰，青钢利刃，胜似夹钢镰。解放后，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组织铁业生产合作社，社址座落在南道村，因而镰刀上镌有“南道”二字钢印。镰刀不仅畅销省内,而且远销江苏、安徽、河南、山西、陕西、内蒙、东北三省等地，受到用户好评，成为名牌，所以人们通称“南道镰刀”。南道镰刀具有青钢利刃、背厚膛空、裤口坚固等优点,被用户称为“四季镰”。1974年，南道镰刀已由人工锻打发展为机制镰。1980年评为省二轻行业优质产品。桃园剪刀，始于明朝。相传从山西喜鹊窝向临沂移民时,带来剪刀这一行业。后来桃园剪由裁衣剪一种，发展为园艺剪、羊毛剪、裁衣剪、小花剪、白铁剪等多种。其中白铁剪畅销伊朗、英国、菲律宾等国家。桃园剪刀具有青钢利刃、口顺劲匀、不吐布、不咬口等优点。1980年评为省二轻行业优质产品。紫砂陶，在我国历史上只有江苏省的宜兴一家生产,江北是空白。1975年，陶瓷工人开展科学研究,研制开发紫砂陶新产品。原朱陈陶瓷厂技术工人刘开泉、周士功等人，跋山涉水找原料，刻苦钻研搞实验，经过80多次试验，终于利用湖西崖村的红石和砂石,朱陈村蟠龙山的紫焦，研制成功具有临沂特色的紫砂陶.此后，迅速向多品种、高质量发展。目前已生产茶具、餐具、花盆、文化用品等30多个品种。苹果壶畅销法国;大盆景盆、斗方、收底等11种花盆畅销美国。紫砂陶茶具、无毒性，久用对人身体无损害，并且泡茶不变味，隔日不馍，具有“原味壶”之美称。长期用其泡茶，会生“茶山”。紫砂陶花盆，造型雅观，色泽红润，渗透性强，栽花不烂根。紫砂陶龙龟砚和笔架，造型逼真,发墨似油，具有实用和欣赏价值。
  临沂手工业，现已发展为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有的升为国营企业，有的发展为大集体企业。历史上的手工业成为发展我市现代工业的基础。
  （兰山区政协供稿李健撰杨丽整理）郑佐衡与“同兴”丝厂
  郑佐衡，名世均，字佐衡,沂水北关街人，是同盟会员郑瑞麟之次子。20年代初，毕业于山东农业专科学校。1924年,在县立乙种蚕业学校（1925年改名为县立职业学校）任教，主讲“植桑“、“育蚕”等课程。
  郑佐衡的教学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余时间则带领学生到桑园实习。由于教学相长，同作同息，因而师生关系融洽，教学成绩显著。1925年冬，因土匪扰乱，学校停办,郑佐衡只好在家赋闲。
  北伐后，沂水县府改组。经荐举郑佐衡充任建设科长。上任后,他以实业建国的精神，开始了振兴沂水的措举。
  沂水一带，很早就有植桑养蚕的习惯，特别是西部山区，大都利用山坡、地坝分散植桑,而育蚕售茧则是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之一。然而由于偏远闭塞，交通不便，茧值甚贱，每到新茧收获，远售无力，只得卖给下乡收购的茧商，斤茧售价只在二三角钱。蚕农收入的低微，严重影响了桑蚕的发展。
  另方面，缫丝技术的落后，也影响了蚕桑的发展。20年代，沂水一带沿用传统技术一一缫大框丝，每股丝由80到100个茧缥成，价格低下。20年代末，我国开始由日本引进小框丝的技术，每股丝由二三十个茧槃成，当时沂水一带除儒林集（现属沂源县）富户杜商彝建厂缫小框丝外，其他各处仍是大框丝。郑佐衡有鉴于此，即于1930年春，借乙种蚕业学校旧址为厂，从临朐聘来一位名叫曲立春的师傅，招收了5名学徒工（有沂城的王述和，全美官庄的王锡荣，长安庄的张之栋，其余二人名字忘记），支起锅灶，做了4架缫车，收购了500斤茧按新法缫成小框丝。运往外地销售后，获利不少。
  郑佐衡见小框丝大有发展前途,便决心发展这项事业。此时又适逢他因事被撤职，闲居在家,于是便专心搞实业。1931年，他联络城乡士绅，凑集了5000余元的股金，在北关街路东成立了“同兴缫丝厂”。他自任厂长,聘任临朐人梁文明为副厂长，曲立春为技术员。并通过梁文明和曲立春的关系，由临朐聘请了15位师傅，在本县招收了30名徒工。缫丝车间支起了10口大锅，每口锅设4架缫车，这样的规模在当时的沂水来说已是相当可观的了。杀蛹的工艺以前是用盐腌,但这种腌杀法很落后，不仅需要很多大瓮和场地,质量也难保证。有的茧腌不透还照样出蛾，出蛾的茧便不能抽丝了。为了改变这一落后的杀茧工艺，新建了一座烘茧房，采用高温烘茧的新工艺，保证了茧的质量。一切就绪后，郑先生发动股东下乡收购鲜茧约2万余斤，开始用新法缫丝。“同兴”成为沂水县第一个用新法堞丝的缫丝厂。在郑先生的影响下，沂水富商“聚丰”号也在东会馆（今东关小学）西边附设漿丝厂，其规模比“同兴”还大。一时间沂水缭丝业大有升腾之概。
  50多天以后，“同兴”出了产品，漂白细腻的3000多斤细丝装箱运往上海，存在“义丰号”货栈待价而售。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掠夺中国的生丝资源，他们先向我国输出小框丝的技术，并且以高价收购产品。待到我国大部地区，特别是江、浙两省全面推广开小框丝的技术后，他们则以独家垄断的手段压低价格。当时在国际丝织业方面，除了日本以外，其他国家都还不能适应以小框丝为原料。我国尽管在缫丝方面采用了小框技术，而织造方面却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亦不能以小框丝为原料。这种局面，就造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独霸小框丝收购的垄断地位。
  “同兴”丝厂的生丝因价低惜售，不得不转入保险仓库付费保存，以待丝价的回升。谁知行情在天天下跌，根本无回升的趋向。时日一久，无力再存了，只得忍痛抛售。所得之款仅够付保险费用。结果“同兴”丝厂连本都赔尽，落得破产停业。而“聚丰，，堞丝厂也赔了个净光，甚至牵连到他的杂货店也几乎倒闭。
  30年代沂水缫丝事业刚刚兴起，就这样被帝国主义的垄断魔爪扼杀了。
  郑佐衡在“同兴”停办后，先在临淄县任建设科长，后于1932年回沂水任科长。除了负责第一次架设了通往10个区的电话线外，还协助县长张里元修铺了东关大街的石面街道。并于1936年夏，修通了益（都）临（沂）公路的沂水段，全长100多公里。还规划和筹备了泰（安）石（臼所）路的修建工程。
  1936年9月范筑先将军升任聊城专员时，带郑佐衡去聊城赴任，任命郑佐衡为专署建设科长,后范将军卸去聊城县长的兼职，委郑为聊城县长。抗战事起，郑佐衡为范将军所领导的抗日活动做后勤工作，成绩卓著。日寇围攻聊城时，郑佐衡随范将军突围不成，一起牺牲在城门洞内。时年仅41岁。
  （沂水县政协供稿张之栋撰江波整理）郯城吴冶庄的冶炼业
  在郯城县城西南2.5公里处的吴冶庄，是吴姓人祖居的地方。全庄以吴姓为多，长期以冶炼为业，故名吴冶庄，后习惯称吴庄。又因与本县马头镇、归昌乡的吴庄重名，经郯城县人民政府郯政发(1982)88号文件公布，恢复原名吴冶庄。
  据老年人回忆，吴氏于明朝嘉靖年间(1522一1566),由山西迁徙至郯城西北处的黄泥沟西岸定居,村名曰吴蒲坦(现属郯城县胜利乡管辖)。到天启年间(1621一1627),吴氏一支又从吴蒲坦迁至现在的吴冶庄。在当时，由于地广人稀，吴氏迁来后，只有几户人家。始祖在山西时，就学有冶炼技术，来此定居后，以农业为主，兼搞冶炼。在农闲时，几户人家联合起来，建起一座70多公分高的小型熔化炉子，买些破碎生铁片和煤炭，用木制风箱鼓风熔化铁汁，浇铸一些人们家庭生活必用的铁锅、铁鏊及农业生产所必用的犁铧、耩铧等产品岀售。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口的增多,冶炼技术一代一代地传授下来。到了民国二十五年(1936)前后,全庄有30多户，90多人，能参加冶炼的有30多人，有熔化炉3座，后来增加到5座。产品的质量、数量、经济效益都有了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农业和冶炼业发展很快，到1953年，吴冶庄就成立了铁业社。1957年县里成立了红旗机械厂，后来又成立了农业机械厂(现在的造纸机械厂)，都从吴冶庄抽调技术骨干。后来吴冶庄划归郯南农场管理，全体人员转吃场库粮,参加农场的生产劳动，冶炼全部停产。1962年吴冶庄又从农场下放给城关公社管理。到1971年，吴冶庄大队又统一组织起来，重操旧业，进行集体冶炼。1982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吴冶庄的冶炼业又恢复了。
  冶炼行业的生产设备和工具主要有熔化炉、鼓风机、抬包、端勺、扫棒、铁锤、模具等。其中熔炉和鼓风机是最基本的冶炼设备。但在解放前，由于设备落后，技术也落后，生产效率很低。如一座高70公分的熔化炉，是由上半节的炉筒和下半节的勺盘两部分结合而成。在炉筒里放上碎生铁和煤炭进行熔化，铁汁就向下流到勺盘里。因为勺盘没有出铁口 ，所以一炉子生铁溶化后，就要停火,把炉筒抬下来，再由几个人抬着勺盘,将铁汁倒入抬包或端勺里，然后再向模型里浇铸。当勺盘的铁汁倒完后，把炉筒座上去，再进行下一炉的溶化。这样一天忙忙碌碌，只能溶化几炉铁汁。更费力的还是那用来鼓风的木制推拉风箱。一个风箱长2米多，高80多公分，两头都有推拉杆，并在两头推拉杆的握把上各装上一根横的套杆，每头要用2个人握着套杆推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小熔化炉都进行了改进，在勺盘的一边装上出口，铁汁在勺盘里就能自动地流到抬包或端勺里，这样熔炉就不用停火了，可以连续熔化。柴油机或电动机代替了人力鼓风,参加冶炼的人员可以全部投入到熔化和浇铸上，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农村搞冶炼,没有统一的生产厂房，从过去到现在都是露天作业，炉子和模型都放在道路两边或家门前，一天到晚围着火炉子转，风吹日晒，火烤烟熏，汗水淋漓，满身污垢。在忙时,不分白天黑夜地干，特别到了夜间，附近村庄的人们都进入了梦乡，吴冶庄的道路两边，却仍是火光闪闪，全村通明,一派繁忙景象。但是，这一行业也有淡、旺季之分，夏、冬两季就为淡季。因为夏季农活多，天热多雨，就要停火，下地搞农业生产,而冬季冰天雪地，气温很低,也不适宜冶炼。春、秋两季为旺季，因为气候适宜，正是冶炼的黄金季节，一年的成品，大部分要在这两个季节里生产出来。
  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更多地赢得用户欢迎,他们从冶炼工艺到冶炼技术都有了不断地改进和提高。现在铁锅、鏊子的生产,就以硬模代替了砂模。所谓硬模,就是模型的外壳是铁皮的，内附一层耐火材料。这样，整好一次模型可使用三四天,能浇铸40至50个成品。当内附的耐火材料破裂了，再进行修整，继续使用，这就大大地节省了造模的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由于产品造型美观，质量可靠,所以销路很广。除在本县销售外,还外销到江苏省的徐州、铜山、邳州、宿迁、新沂、沐阳、东海、赣榆，安徽省的灵璧、肖县；山东省的枣庄、微山湖、日照、莒县、莒南、平邑、潍坊等地。
  在铸造工业日益现代化的今天，他们生产的铁锅、铁鳌等是一些用工多、产量低的小铸件,大工厂不愿做，但却是社会生活必需品，因此，仍有其生存的余地。目前，这个村庄有大小冶炼炉21座，全部配备了鼓风机,150多人从事冶炼业,生产规模和经济收入都高于以往任何年代。
  （郯城县政协供稿李荣泉撰）赵家洼土法制糖业
  30年代末期，沂南县东张家哨乡赵家洼村的土法制糖业生意兴隆，红火一时。
  其制糖原料主要是以谷物和鲜地瓜为主，辅料是麦芽，采用一定的配方比例，经发酵制成。综合配料180斤，可产糖稀100斤，能制糖块（人们俗称糖瓜）或糖棒80斤。麦芽糖营养丰富，甘甜可口，其制作工艺简单，在当时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是人们理想的营养食品和馈赠亲友的佳品。
  此项传统工艺最初由赵家洼村郑文山、郑新奎、郑明奎爷仨学习引进的。1938年闯荡东北20余年的郑文山，从吉林省嫩江一带初次学到了土法制糖技术。回家后，即约伙本家的几个侄子开始筹备生产。爷儿几个共同购置了工具,筹集了粮食和辅料，开始了小量生产。
  刚开始制作，产糖少且质量差，按当时的价格折算，是赔本的生意。郑文山前思后想:原料配方不会错，为啥产不岀好糖?是生产技术不过关吧？于是，他便四处拜师,重新学习制糖生产技术。他东跑莒县，南上临沂，几经打听得知沂水县司马店子村一姓徐的人家是制糖的行家。郑文山便拜徐氏为师，虚心请教，不长时间就学习了一整套制糖技术，回家后经一段实践，便开始了大量生产。
  1940年,郑文山的制糖技术由本族爷们传授到左邻右舍十几户人家。在郑文山指导下，他们借用冬闲季节，早起晚睡，大量生产，每人每天获利五六元左右（北海币），在当时看，经济效益是相当可观的。
  1947年7月，郑文山因病去世，便由其侄郑新奎作技术指导。至50年代初，郑氏爷们的制糖技术传遍了全村，糖坊由1处发展到10多处，使该村的手工业制糖名声远扬。到1955年农业合作化时期,赵家洼村民争相入社，变为集体经营。张家哨供销社与该村签订了购销合同，仍由郑新奎作技术指导。2年后，赶上“大跃进”，粮食紧缺，糖坊被迫停产。
  附：麦芽糖生产工艺
  （一）将百斤谷物碾碎后用箩筛出细料约30斤，粗细料分别用水拌匀,6至7小时后将粗料蒸熟，停火后覆盖细料并蒸熟；
  （二25斤大麦浸水发芽至两扁指长后，粉碎再掺4斤谷糠搅匀；
  （三）在蒸熟的谷粉上加水搅拌至无硬块为止,再加入麦芽、谷糠，拌成蚂蚁蛋型；
  （四）把上述混合物移入缸中，放至室温，过滤加水至缸满；
  （五）2至3小时后抽浆，从缸下开口处滤汲出全部浆水，继加冷开水再抽浆；
  （六）浆水放入锅中大火熬3小时后，变成深绿色有胶性，糖度70%的糖稀;继续熬到粘稀，分块冷却成黄色砣子。在蒸汽上变软后，反复牵拉至变白为止,再根据需要制成糖瓜、糖麻花等。
  （沂南县政协供稿贾升明撰）吕氏绳业
  闻名遐迩的沂南县河阳乡坊前村吕氏绳业，究竟何时何人所创，已无从查考。从坊前吕氏宗谱看，吕氏祖先系河南新安人。明洪武三年（1370）为避战乱逃到山东莱阳，后又迁到莱芜南官庄。若干年后，先祖吕子经逃荒至蒙阴县大张庄，后迁至沂水县（今沂南县）坊前村。相传在吕氏祖先逃避战乱时,曾被捉住要杀头，就因为他挑着绳车，会打绳，才没杀他。为此，吕氏祖先临终留下遗训：凡吕氏子孙，今后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扔掉打绳挑子。传说虽不足为据,但吕氏来山东时就已会打绳还是可信的。由此可知坊前吕氏绳业至今至少也有600年的历史了。
  坊前村吕氏后人,世世代代以打绳为业，经久不衰，远近闻名。清咸丰四年（1854）,沂水知县吴树声任职期间所撰《沂水桑麻话》载产南乡坊前庄居民数百户，尽以绩麻为业，合庄无一穷户”。可见当时吕氏绳业已很兴盛。它确实成了旧社会坊前村民用以养家糊口、维持生计的好门路。
  1941年，日本鬼子侵入沂蒙山区，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即抢光、杀光、烧光）。坊前吕氏后人又挑起了绳挑东奔西逃，四处谋生。边联县成立不久，县长高富隆亲自来该村动员干部群众组织起来,进行反扫荡。除奸灭匪时，县公安队用的就是坊前的绳子。直到如今，葛沟、河阳一带童谣中还有“锹头刨，铁锹剜，坊前绳子拴汉奸。先拴手，后拴脚，拴得汉奸叫亲爷”的说法。
  抗日战争胜利后，沂东县号召大生产，吕济涉、吕佃进（党员）等带头建立了第一个变工组，以后又成立了互助组。这时候绳子加工在生产自救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
  1947年，沂南支前民工12624人，担架1100副，小车2564辆，挑子2500担，所用的粗细绳子及车绊70%是坊前生产的。
  新中国成立后，坊前村的绳业逐年发展。1955年，在县手工业联社的领导下,该村“前进”、“富国”、“胜利”3个农业社的工副队,合并成立了“沂南县坊前绳经生产合作社”。当时全社共有职工78人，分为3个生产班组。管理人员是：主任吕世岐，副主任兼供销吕宜农,保管员吕善画，主管会计吕连忠。生产所需苘麻、黄麻等均由县手工业联社供应。主要生产各种规格的绳子和车马辔具等,并承担有关单位的来料加工，年产值在10万元以上。产品除供应本县外还外销到临沂、莒县、莒南、沂水、蒙阴、费县等地。
  1956年底，该社下放本村农业社管理，以后20多年的时间，几经曲折，发展不快。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富民政策使坊前的绳子加工业复苏了，发展壮大了。现在全村300多户1400余口人，加工户达250户之多，从业人员达900余人。绳子品种达几十种,年产量达20余万斤，产品远销到江苏、安徽、东北等地。仅此一项，人均增加收入500余元。为坊前提前奔小康提供了保证。
  （沂南县政协供稿吕荆建、吕连忠撰刘怀念整理）高榆木梳
  在沭河东岸的莒南县境内，靠岚（山港）兖（州）公路边，有一个以制木梳闻名的村庄，它就是板泉镇高榆村。
  高榆村做木梳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有200多年。该村有丁、陈两大姓。陈姓明初由洙边夹河村迁来，世代务农。清乾隆年间，有一天从外地来了一个挑货担子的老汉，自称是山东宁阳人，见一姓陈的青年憨厚可爱，就问：“你愿意不愿意学点手艺?”青年答曰“愿意”。原来这个外乡老汉会做木梳，是特意岀来传艺谋生的。于是这个姓陈的青年就拜老人为师，开始学习木梳的制作工艺。两年后，师傅见徒弟手艺学成，便挑着货担飘然离去。临走时留下一张纸条，贴在开齿锯上，上写几条工艺秘诀。从此，做木梳这一手艺就成了陈家的家传工艺。
  陈家做的木梳工艺精细，造型美观，坚固耐用，物美价廉，加之当时方圆几百里只此一家，所以木梳好卖，陈家经济收入颇丰，以后技术更加熟练，生产数量增加，就把产品批发给货郎和集市摊贩，自己也兼零售。于是，高榆木梳的名声也就逐渐传开了。
  旧社会有句俗话：“同行是冤家”。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陈家对这门手艺采取技术保护措施一一手艺传儿不传女，对亲戚邻居更秘而不传，做活时不让外人看见。所以长期以来，全村就只有姓陈的少数几家会这种手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社会安定，木梳生产发展很快，保密措施有些放松，丁姓人家也开始有人学这种手艺。1956年全村办起了农业合作社，为发展副业，农业社统一组织木梳生产，成立了 “东风梳业社”，这样，男女老少都纷纷加入到这一传统手工业生产中来。高榆木梳生产的质量和数量迅速提高，在六七十年代的鼎盛时期，全村最多时年产木梳达150万把。
  其销售渠道也大大拓宽，不仅在本地畅销，还远销到济南、徐州、上海及湖南、安徽、浙江、内蒙古、东北三省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1960年销往广州，1976年销往乌鲁木齐。一个时期内，莒南高榆木梳流行全国。
  1975年后，塑料梳子兴起，木梳生产逐渐下降，最后停产。但是，随着塑料梳子的弱点逐渐显露'，从1990年起，木梳市场又开始复苏，有几家存有木梳原料的人家，开始恢复生产。投放市场后，行情渐渐看好。
  由于木梳有活血通络、健脑护发的功效。1992年后，国外对木梳需求量剧增。在旅游商店中，木梳成为抢手货。这种形势很快使高榆木梳又焕发了生机。1993年，村里重建了高榆木梳厂。从业人员达100多人，厂外还有50户人家进行家庭生产。
  小小的木梳看起来简单，制做起来却十分复杂，它以木质细膩的枣木、杏木、梨木为原料，须经过截砣、解板、顺木丝、蒸煮脱胶、晾烘干、砍板、刮板、铲口、划样、牙齿、齐齿、散花剔齿、棒齿、锯背、圆背、磨背、刻花（贴花）、着色、上漆等20多道工序才能制成，而每道工序都有一定的操作步骤和严格的技术要求。如：解板、要解成长10一18厘米、宽5一5.5厘米、厚1.5厘米的斜板；蒸煮，要放在大锅中煮开，捞出晾干,使木材脱胶“死性”，不再弯曲变形；砍板，也叫“齐头”、“齐板”，要按大小规格分类截齐，使厚薄一致，长短一样。牙齿是关键环节，要求梳子从齿尖到齿根一直到底，拉板时必须顺丝拉，一不顺丝就会断齿……上述道道工序，一处也不能马虎。
  因为工艺要求严格，做木梳要用一套专用的工具，特别做开齿的双条锯更少不了。操作时，两锯同时锯，一次岀来一根齿；每根齿必须大小宽窄一样，直丝直条，不允许有丝毫差错；锯条和锯齿必须绝对平等，距离相等；总之，操作很难掌握，不会修、不会用这种开齿锯就做不了梳子。
  过去做木梳完全用手工，效率较低，一个技术熟练的技工每天也只能做40把梳子。1993年以来，木梳厂配置了电锯等机器，制梳开始实现半机械化。解板、开齿、齐齿、磨光等许多工序都使用了电锯，工作效率提高十几倍。过去学会制梳的全部技术，须两年功夫；现在有了机械，一些难于掌握的生产环节，只要几天就学会了。
  木梳和塑料梳子相比，有许多塑料梳难比的长处：坚固耐用，一把梳子可用一生；造型玲珑美观，热水烫不变形；无毒，梳头无副作用，无过敏反应；不损害头发、头皮，护发养发，有卫生保健功能。因此，木梳越来越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
  在高榆木梳的生产历史上，岀现过许多能工巧匠，如陈洪太、陈兆谦、陈光轩等人善修开齿锯，陈兆永善砍板，刘淑亮、丁元柱二人善于漆工。特别是丁明乾，能在黑夜中用“死火”照着做梳，又快又好，别人一天做30把梳子，他一天却能做50把。
  高榆木梳现在已有十几个门类和规格的产品，但花样仍不断翻新。近年来，高榆的制梳技师们通过到荷泽的定陶县和江苏省的扬州参观取经，受到很大启发，准备开发新的品种，由低档向中髙档、由民用型向工艺型、由花色单纯向花色齐全方位发展，生产出具有使用、欣赏和收藏价值的黄杨、紫榆、檀香、象牙和镶玉等名贵产品，以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
  （莒南县政协供稿李祥琨撰）薛家窑泥陶
  莒南县薛家窑村，因烧制泥陶器而得名。从前这个村取名营子官庄，宋代农民起义军红袄军占据马髻山建立抗金根据地时，曾在此安营建窑，烧制军用泥陶器，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那时这里烧制的泥陶器已很有名气。嘉峪关一带长城上面的泥陶兽头就岀自这里。因从事烧窑的多是薛姓，人们冠以姓氏称之为“薛家窑货”。后营子官庄即更名为薛家窑至今。
  据有关方面考证，薛家窑的制陶业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薛家窑西北湖岀土的宋代泥陶，即为当时的营子官庄烧制。薛家窑村烧制的泥陶器有灰、红、黑三大类，以灰陶为主。灰陶器的品种达40多个，主要分为：（1）大件，有大缸、大盆，容量在100至400公升左右；（2）套件，二盆、五盆、行罐称为一套；（3）单件，如双罐、茶罐等。除此之外，还有火罐、火炉等取暖具，各种香炉、餐具，各式花盆、花盆罐、脸盆，各种儿童玩具，各类宫殿庙宇建筑配件等。制作泥陶的原料一一陶土，矿物质成分复杂，主要有高岭石、水白云母、蒙脱石、石英和长石等组成，颗粒大小不等，具有吸水性和吸附性，加水泡可塑性好。全国各地均有这种陶土。其生产设备较为简单，而工序较为复杂，从泡土制坯到出窑需经10一13道工序。制坯晾干后入窑火烧24小时，多是用眼观察烧“熟”为宜，一般每窑产品价值在500元左右。
  使用泥陶较其他器具经济实用，用泥陶存放粮食、食物不易变质，泥陶冲茶味道纯正，用泥瓦盆喝牛、羊肉汤能除掉膻味，故人们有使用泥陶的习惯。薛家窑制作的泥陶器不但具有实用价值，还有较高的欣赏价值。许多产品上面都雕刻了艺术图案，造型别致、新颖、美观，曾多次参加省、地、县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1988年中国旅游局山东分局、省二轻工业厅举办的“民间工艺品展”中，受到外国友人的好评。并曾在1988年山东电视台拍摄的电视片《美在民间》中作过专门介绍。
  现在，薛家窑的制陶业有了很大发展，家家户户都从事泥陶制作，从业人员1000余名。除了在本村制作外，这个村每年还组织600多人，到甘肃、宁夏、内蒙、黑龙江等地建窑制陶, 很受当地群众的欢迎。
  （莒南县政协供稿陈兆民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