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诸葛亮一生的主要活动地区在荆、益2州，亦即今之湖北与四川，临沂入他于五贤祠，似乎有借名人以光地望之嫌。但是，诸葛氏自西汉末年即为临沂的望族，诸葛亮死后，其族孙仍有一支在临沂著藉，直至西晋永嘉时，方随司马睿南渡,全族与临沂发生关系者300余年，研究诸葛亮，为求知人论世,应并及于其家族，方为全面。为此，钩稽旧籍，草兹短文，提供资料而外,兼申明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
  诸葛之得氏,有两种说法。《世本》云:“瞻葛氏，宋景公有大夫瞻葛祁,其后齐人语讹，以瞻葛为诸葛。”而应劭《风俗通》则云:“秦末有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汉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以为氏焉。”看来后一说法更有根据些，因为韦曜《吴书》又有如下记载:“诸葛氏，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汉之诸县，在今诸城县西南。阳都县为东汉所置,故城在今沂水县南。解放前又曾属临沂,今属沂南县的砖埠乡。因此，诸葛亮的原籍至今有诸城、沂水、临沂、沂南4个说法。但不论哪一个说法，都证明了记诸葛得氏的后一材料是有根据的。
  《三国志•诸葛亮传》说他是“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诸葛丰是诸葛氏中最早的一个显赫人物。他在西汉宣帝时以明经起家为郡文学（掌管教授儒学经典），后来因为刚直，被同乡敢言朝政得失的名臣贡禹举荐为侍御史，汉元帝又任他为司隶校尉。也就因为为人刚直，多次得罪了皇帝宠臣。皇帝讨厌他,他又不识时务，屡次上书言事。最后惹恼了皇帝，免官为庶人，老死在家里。
  自西汉末至东汉末200年之间，史书未载诸葛氏再出什么显宦。不过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曾任泰山郡丞，叔父诸葛玄又被袁术推荐为豫章太守，可见他家仍然是当地世族，仍有一定名气。因为袁术这个人，由于自己祖上四世为三公，一向看不起孤寒之族的,他能举荐诸葛玄，无非因为诸葛氏有个说得过去的门第。太守在汉时为2000石的高官，权力很大。郡丞为600石的官，相当于大县县令，除了作为太守的副职外，还负责每年进京汇报全郡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等情况，可以直接见到三公之一的司徒，也有相当的权力。诸葛丰本以经学起家，东汉时，高门为官的往往又是经学世家。处在这样家庭中的诸葛亮幼年必定读了不少书。有人奇怪为什么他后来在荆州躬耕陇亩, 还有那么大的学问,这是不明白他的家世及当时经学传家的风气的缘故。
  本传称：“亮早孤……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这一段记述就关系到诸葛亮何时离开阳都故乡的问题了。但是《三国志》对这一段记载过于简略，又未纪年。要弄清问题，便不得不借助于考证了。考本传末记道:“（建兴）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岀，以流马运……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建兴十二年是公元234年，向上逆推54年，为汉灵帝光和四年，即公元181年,诸葛亮即诞生于是年。诸葛亮随同去任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大约就是他离开故乡阳都之年，其年代虽史无明文，但从下述两个材料中可以大致推测出来。（1）诸葛玄任豫章太守是袁术踞淮南时举荐的，袁术初到寿春为公元193年。而诸葛玄到豫章任所后,195年被刘繇派去的新太守朱皓所攻，失郡，往依刘表，则诸葛亮离开故乡的时间就在193至195两年之中。（2）诸葛亮之兄诸葛瑾没有随诸葛玄去豫章和荆州，而是避乱江东，后来便出仕于吴国。他什么时候离开故乡阳都的呢？据《吴志•诸葛传》，他自述说：“瑾与殷模等，遭本州倾覆，生类殄尽。弃坟墓，携老弱，披草莱，归圣化。”诸葛瑾所说的本州倾覆，生类殄尽是指的曹操第二次向踞守徐州的陶谦进攻，这是公元194年的事。《资治通鉴》卷六十一记云：“曹操使司马荀彧、寿张令程昱守甄城，复往攻陶谦。遂略地至琅琊、东海，所过残破。'’可以判定，诸葛瑾于184年离开阳都。诸葛玄在此之前带了诸葛亮、诸葛均和诸葛亮的小姐姐（后在荆州嫁与庞德公之子庞山民）去豫章，大体上可定为193年的事，是年诸葛亮13岁。
  离开豫章，往荆州依刘表的那一年诸葛亮15岁。诸葛玄何时死去不可知（《三国志》裴注引《献帝春秋》云建安二年,即公元197年，玄为西城民所杀之说不可信）。从此亮在荆州“躬耕陇亩“，历12年，至被刘备聘请出山为止。
  在荆州的这一段时间，从诸葛亮的交游看，他并非一直在那里埋头种田的，彼州在野的当时俊彦，都与亮有交往。年纪大些的为庞德公、司马徽、黄承彦，年轻些的为徐庶、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庞统。《三国志》裴注引《魏略》云:“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颖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可见他是有充分时间读书的。又据裴注所引《襄阳记》，司马德操称诸葛亮为“俊杰”，而诸葛亮的友人崔州平是太尉崔烈之子，石广元后来“仕历郡守”。徐庶在魏官至御史中丞,诸葛亮还为石、徐2人抱屈，认为“不见用”，孟公威“在魏亦贵显”。这证明，诸葛亮和他的朋友们在汉末天下大乱之际，都是想做一番事业的人。诸葛亮后来佐刘备、刘禅治益州，内修政理，外与强魏抗衡，原是有其基础的。
  还有一个有关诸葛亮身世的问题,亮本传说他“早孤”，据《诸葛氏谱》:“珪生三子，长瑾，次亮、次均。珪与妻章氏相继卒，三子俱叔玄抚养。”而诸葛瑾却说自己“携老弱”以避乱江东，这个“老”是指的谁呢？按韦曜《吴书》：“瑾……遭母忧，居丧至孝，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老，应该指的是他们的继母。诸葛亮是先丧母后丧父的，他在荆州大约于诸葛玄死后就奉姊养弟，担负起一家之长的责任，这对他能担当大事的性格的形成不能说没有一定影响。
  诸葛亮从出山到因病死于伐魏军中这一段的经历、事迹，为人们所熟知，在此不拟重复。想谈的是，作为政治家的诸葛亮的一些特点以及对他应当如何正确评价。
  二
  诸葛亮军事方面的才能，自来颇有争议，但对于他政治方面的才能，除了在选拔人才一点上意见尚不一致外，都异口同声地称赞，套用郭沫若用语，就是，都承认他是中国古代的“大政治家”之一。然而，认识虽同,有系统地全面研究诸葛亮的政治思想、政治才能、政治品质的文章却不多见，因而，就作为“大政治家”来说，对他的评价仍是朦胧的、抽象的，不能给予准确的评定。本文拟就上述3个方面谈一些看法。由于篇幅所限，只能摆一摆观点，无法详细展开论点、提供论据了。
  （一）关于诸葛亮的政治思想我同意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谭良啸的看法，诸葛亮的政治思想中杂有法、儒、道三家因素，也就是说受到这三家思想的影响。当然各家影响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太平御览》卷四百五十九引诸葛亮《诫子书》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又，同书同卷引诸葛亮《诫外甥书》曰：“夫志当存高远，慕远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这个外甥,应该是诸葛亮的姐夫庞山民之子。上面所引的两段文字，是对于两个后辈谈立志的训诫之言。表面上看，似乎与政治思想无关，但是，两封书信的结尾处，又都归结于立志是为了从政。《诫子书》说得最明白：“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因此，这两段话可以说是诸葛亮教育儿子与外甥如何养志以备从政的，也可以说是诸葛亮自己的政治思想的一个部分。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二语，是诸葛亮的名言，但，却并非他自己的话，而是岀自《淮南子•主术》，乃道家之言。淡泊，是（对名利）恬淡之意，《抱朴子•广譬》（又是一个道家之言）说“势利不足移淡泊之心''，也是这个意思;宁静，指安定清静，也含有清心寡欲，以静制动之意;“远”则指远大的政治理想。诸葛亮在这里汲取道家“清静”思想以养志,却放弃了道家的“无为”，他是有为的，因此他反对“不接世”和“悲守穷庐”，他决不肯志在作“隠士”,他的躬耕南阳与不求闻达于诸侯决不能说是消极的“避世”。从积极方面来说，他的“淡泊”与“宁静”是为了培养不受名利拘牵的远志，好使自己一旦出而从政时，真正作到大公无私，“开诚心，布公道”，与我们今天说的“无私才能无畏”颇有共同之点。从这方面说，他汲取了道家学说的有用部分,扬弃了其糟粕部分。
  诸葛亮政治思想中的法家因素,是大家公认的。陈寿《诸葛亮传》中说他:“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又说：“循名责实，虚伪不齿”。法家的执法必严精神已经表现得很明白了。而诸葛亮与历代法家不同的是，他立法执法，理论与实践（包括以法约束自己）是一致的，动机与效果是一致的。他摒弃了法家的“刻薄寡恩”和君权绝对化、君逸臣劳的缺点,也可以说,这是他为政务求实效，不主一家之说的特点。
  诸葛亮生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东汉末期，又是经学世家，不受儒家思想影响是不可能的，他在这方面具体的言论留下的虽然不多，然而，以蜀汉为正统以及“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的观点，显然是儒家思想。
  关于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可探讨的地方还很多，应该组织力量,更深入地研究一下。
  （二）关于诸葛亮的政治才能
  这全部表现在他被刘备聘请出山以后的各个方面的活动中,而陈寿《进诸葛亮集表》中概括得甚好。文曰：“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刘琮举州委质，而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及备殂殁，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外交、内政、措施、效果都说到了，最后的“吏不容奸”等5句是对一个政治家的治绩最高的评价。
  诸葛亮的政治才能，还应该从与历史上名相的比较而评定。唐代名相如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景的相业是在唐太宗、玄宗放手使用下做岀成绩的，其条件优于诸葛亮，其成绩则不及诸葛亮全面;王安石得君甚专，也有抱负，实际政绩则无足称述;堪与诸葛亮相比的，只有明代的张居正，张居正的事业所以成功，凭借的是明王朝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地大物博的经济基础,他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招致了很大的物议。对比之下，诸葛亮据小国,治危邦，事庸主,其面对的困难与取得的成绩都超岀了上述诸人。我们以为，对他的正确评价无过于宋末元初王炎午《祭文天祥文》中不经意提出的4个字:“扶颠持危”。中国历史上能够扶颠持危的人是不多的。
  （三）关于诸葛亮的政治品质
  提到这一点，那更是誉满人口，生荣死哀，为历代名相所不及。且不说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大节，仅下述两点，即不但为古代政治家的楷模，直至今日，仍有可资借鉴的地方。（1）他守身甚正，躬为表率，凡所要求于他人者，必先从自己做起，言行如一，表里如一。虽责人以严而待人以诚，陈寿说他:“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是抓住关键的评语。儒家虽然提出了“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的主张，封建社会的政治家，真正能“正己”者不多,像诸葛亮这样，无论当时和后世没有一人怀疑他的政治品格的，更是绝无仅有。（2）他以“淡泊”与“宁静”的素养为基础，对“名”、“权”、“利”从不追求，更不用说执著不放了。而他又不故意邀取“名恬利淡”之美誉,而是一切出之以真诚。先谈对待“名”的态度，在《街亭自贬疏》中，他说:“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阁”。这虽是自责应有之义，但在当时，他不上表自贬也完全可以，而他却勇敢地自己承认错误,并且实事求是，不故意地夸大或缩小自己的缺点，这是难能可贵的。又，他为政实际上是“爱民’'的，这从“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的记载可以看出，但是他却不愿意用封建社会中常用的“放赦”的把戏邀买人心。他在《答惜赦》中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可见他决不有意地为自己培养虚名浮誉。再谈对待“权”的态度:刘备在世时,诸葛亮的官职是丞相、录尚书事;张飞死后，兼领司隶校尉；刘备死后，封武乡侯，开府治事;不久，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其权力在封建王朝中，特别在尊君权、分相权的东汉以后，是少见的，然而诸葛亮事刘禅以诚，《岀师表》中虽有“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的过于叮咛周至之话，刘禅却不以为嫌,可见他并未以权逼主。他执政多年，忠勤之外，便是戒慎恐惧。当时以及后世，既无人疑其功高震主,又无人疑其气凌朝臣，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本无争权之心，素具淡泊之志所致。这与张居正之任权自恣是大异其趣的。最后谈到对待“利”的态度。《北堂书钞》引诸葛亮《答李严书》曰：“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余服。”后来,他自表后主云:“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史称:“及卒，如其所言。”刘备平定了益州，功臣受赐金银，购置田产，诸葛亮不能例外，但15顷薄田，亦不能算多。诸葛亮生前没有故作寒素之态,感人的是，他却不以财产遗子孙,“不使内有遗帛，外有赢财”，考虑一下历史上才能之士以贪财而身败名裂，诸葛亮的情操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综上所述，具备其中一条,即可被后世称为名臣，而诸葛亮兼此众长，称他为中国封建社会中杰出的政治家，无论如何，不算过分。那些斤斤于评论他的隆中对策不全面，北伐军事处理不当，不善用人（关于这一点也值得专题研究）等等借以贬低他的为人的议论,大多数是事后的“先见之明”,是不是颇有一点“以成败论英雄”呢？
  对诸葛亮的评价，古今可谓多矣，然而得其要者，无如杜甫《八哀》诗中咏严武的一句话:“诸葛蜀人爱。''《襄阳记》云,“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朱孟震《浣水续谈》:“蜀山谷民皆冠帛巾，相传为诸葛公服，所居深远者，后遂不除。”对一个逝去的人，哀思如此之深、之广、之久远，是历史上罕见的。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倘若死后有知,最大的哀荣与安慰也无过于此了。
  三
  下面想谈一下琅琊诸葛氏的后裔及其与临沂地区的关系。
  诸葛亮兄弟3人,分仕吴、蜀。兄诸葛瑾仕吴通显，有子3人:长子诸葛恪，被诬谋反，连两个活着的儿子竦与建一同被杀；次子诸葛乔，先过继与诸葛亮，建兴元年死于蜀,其子攀于诸葛恪被杀后，继承了诸葛瑾的一支；第三子融,仕于吴，坐诸葛恪事被杀。3子皆诛，无后。这就是说，诸葛瑾这一支的后裔只剩下诸葛攀及其子孙了。攀早卒。子显，晋咸熙元年，内移河东,未回故乡。
  亮弟诸葛均，《蜀志》只言官至长校尉。《诸葛氏谱》又言“亮为均聘南阳林氏女为妇，期年生子，名望。”考，诸葛亮为均娶妇,似是未岀山、躬耕南阳时的事,均为长水校尉，当是随亮入蜀以后的事。均与望的下落,史无记载，然而他们既在外为官落户，后裔亦不可能回故乡琅琊阳都。诸葛亮的一支中，诸葛亮长子诸葛瞻，死于绵竹拒邓艾之役，其次子尚同死。另一子诸葛京，与攀子诸葛显同时内移河东。入晋，曾仕为那令，后位至江州刺史。又,《诸葛氏谱》记载:“晋泰始五年己丑，王览为太傅，诏录故汉名臣子孙萧、曹、邓等后，皆赴阙受秩，孔明之后独不至。访知其第三子怀，公车促至，欲爵之。怀辞曰：'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请得归老牖下，实隆赐也晋主悦而从之”。这就是说诸葛亮的一支，诸葛京在江州,诸葛怀在成都，也都未能回故乡。
  然则今日琅琊故地的诸葛氏是否与诸葛亮有关系呢?日有，不过那可能是诸葛亮族弟诸葛诞的后裔。
  诸葛诞，《三国志•魏志》只言其“诸葛丰后也。”而晋襄阳令郭颁《世语》云:“诸葛亮兄瑾，弟诞，并有令名，各在一国，人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如此看来，诸葛诞即使仅是诸葛亮族弟，也应该不会太疏远。诸葛诞仕于魏,为征东大将军。因为忠于魏，司马昭攻杀了他。他的儿子诸葛靓早出使吴国，得以免死。晋灭吴，靓入洛，他姐姐是晋琅琊王妃、晋武帝的婶子，但他不愿与晋武帝（晋武帝与靓是幼年时的朋友）见面。靓子诸葛恢，仕晋，位至尚书令。因为他起家即为临沂令，大约他又回到琅琊阳都故乡来了，后来，随琅琊王司马睿渡江，为东晋功臣之一。但是，《中兴书》只称他“避难过江”,未说他率族人南奔,应是有族人留在故乡，这大约便是后来临沂（包括沂水、沂南）诸葛氏之祖先。有趣的是,临沂的几位历史名人，王羲之的伯父王导，颜真卿的远祖颜含，诸葛亮的族孙诸葛恢都随晋元帝一起渡江，而且彼此有交谊,又都有族人留在北方，也算得上巧合了。
  《三国志》注引书有《诸葛氏谱》一种，刘义庆集《世说》时此书尚存。后不知何时亡佚。今临沂有诸葛族谱,其中的一部于“文革”时被毁。民间虽尚有存者，觅之不出。也许以后还能发现，可能从中辑出有用资料。
  今临沂地区有诸葛氏遗迹三处：
  （一）诸葛祖墓。在今临沂市白沙埠镇。原坟封土3米，“文革”中被毁,今已荡然无存，平为麦田。据云确系东汉墓,出土有铜镜、铜俑。铜镜今存市博物馆。此墓中埋葬者为何人，已不可考。
  （二）诸葛城。据范筑先所修《临沂县志》云:“汉临沂县:今治北迤东三十里俗呼诸葛城者是”。大约后来传说诸葛家族迁此城居住，因而改名。又，县志记有中丘城者，《后汉书》校勘记于三四六。页校文引《左传》杜注：“中丘在琅郡临沂县东北。”杜预的时代上接诸葛亮，他言当时地理具有权威性。考《后汉书•郡国志》于琅琊国下明载阳都与临沂为2县，史称诸葛亮为阳都人，则非临沂人。杜预言中丘属临沂,则不属阳都。这就说明，东汉时阳都、临沂2县的分界还在今诸葛城的东北中丘间，因此应认为，诸葛亮的故乡是阳都而非诸葛城。即使真的诸葛氏由阳都迁诸葛城，也在诸葛亮之后，与诸葛亮无涉了。据传，明代以前，此古城内所住尚为诸葛氏后裔。明末清初之际，诸葛家族迁离此城，定居沐河东岸的板泉崖。
  （三）阳都故城。这是真正的诸葛亮故乡，史书所载均无疑义。今属沂南砖埠乡。这里又是一个古代文化遗址，城内耕土下1米左右即是汉代文化层。亦发现战国文物，陶豆和陶鬲的残片随处可见。古城靠近沂河的一段，发掘岀巨石砌成的城基。此城后名魏王城，而诸葛氏居于此的痕迹却不可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