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被清人称作扬州八怪之扬州画派的8位画家中，竟然有3人与山东发生关系。李鲜做过滕县知县;郑燮做过潍县知县;李方膺做过乐安（今广饶）县知县，署理过莒州知州，又做过兰山县（今临沂）知县。而且3人都有惠政。在任时有口碑，离任后有去思，这是很难得的。其中更突出的是李方膺，他为了维护县民的利益，在乐安遭到弹劾，在兰山蹲过监狱,是封建王朝中少见的好官。如今，郑燮的惠政，由于潍坊的表彰宣扬，大为当地人民所知。而李方膺，不仅他的政绩在临沂地区已不为人所知，连姓名也近于湮没无闻。《清史稿》给郑燮、金农、罗聘立了传，对李方膺却只字未提。倘若他不是名画家，没有作品传世，大约会“没世而名不彰焉”了，这实在不公平。我们辑录了有关他一生特别是在莒州和兰山的主要事迹，介绍于世,意在表彰他生前曾为人民做过的一些好事，给他在历史上争得一席地位，以慰其泉下之灵。
  一
  李方膺字虬仲，乳名龙角，号晴江，一字秋池，又号抑园。江苏南通人，出生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卒于乾隆二十年（1755）秋季，享年60岁（此据胡艺的考证）。他的高祖、曾祖和祖父，都是明末秀才。到了他父亲李玉鋐诞生时，他家已由仕宦门第降为半耕半读的所谓书香人家。他家祖父居城东厢，半村半郭，大概宅前有几亩自己的田地，家人农时得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他父亲晚年作了三品官，曾叫他画了一幅三代耕田图，过了17年，李方膺又看这幅画，重新题了4首绝句，第三首写道:“半业农田半业儒，自来家法有规模。耳边犹听呼龙角，早起牵牛下绿芜。”可见李方膺年幼时也参加了农业劳动。
  李方膺岀生时，他父亲李玉鋐已经39岁，还是一个穷秀才。等到李方膺9岁时，他父亲中了举人,第二年，中了进士。先在北京做内阁中书，后来，外放广东西宁县知县。行取入京，升户部主事，递升兵部郎中。雍正元年（1722）再度外放，任云南楚雄府知府。这时，李方膺弟兄4人都是秀才了。雍正七年，李玉鋐任福建按察司使时，方膺正被保举贤良方正，随同朝觐。雍正问李玉鋐有没有儿子随同来京，他回答说:“臣第四子李方膺陪同前来。”又问：“现任何职?”他回答:“是个生员（秀才）。”再问:“够作官的材料吗?”李玉钛倒是老实人，他据实回答:“臣的儿子性格太憨直，不宜为官。”也许由于爱屋及乌，雍正似乎不嫌弃直憨的人,便说了句笑话:“先做官后学也行。哪有先学会保育小孩再出嫁的呢?”召见了李方膺，又把他交给了宠臣田文镜。田文镜便在雍正七年冬天任命李方膺为山东乐安知县，田文镜当时是河南山东的总督。像李方膺这样由诸生身份直接被任命为知县，当时属于特例。后人不理解这情况，觉得制度上讲不通，有的便说他经有力者保举，才能被任命为知县，其实这倒是猜测之辞，不足为据。
  他到任的第二年，恰巧碰上乐安大水。淄水（小清河）冲决长堤,近乡田庐湮没，许多灾民爬上树梢，等待救援.他眼见此景，毅然承担起救灾责任，一面就地设法赈济，一面写申请给青州知府,请求开仓放赈抢救。但府里迟迟不予批复，他只好不待批准就动用了仓存粮食1200石，紧急设场施粥，同时计划以工代赈，募民南筑曲堤，使淄水不再泛滥。经他抢救,堤防得以巩固，水位骤降。他首出任事，便以如此魄力，克服面前的困难，实在算得起一大政绩，直至200年后的民国六年,乐安续修县志，还在追念着他。可是，当年他却几乎因此丢官赔累。原来，常年成例，县官不得擅自动用仓粮。他的直属上司青州知府，当他紧急请求放赈时，无视人民的疾苦,一直不予批复，现在看到他不等批复开了仓,也许是怕连累自己吧，便立即动文详参，向总督田文镜告了他一状。幸而田文镜因为他是由皇帝直接交用，又由自己任命的,不但没有给予任何处分，反而认为李方膺有胆有识，能负责，把继续救灾的重任又交给了他。其实,青州知府告他，表面上原因是未奉上命，不应擅自开仓这个手续问题，背后恐怕另有原因。这次水灾是上游淄河发水,才淹了下游。不修水利,知府是有责任的，他便以弹劾李方膺来掩盖自己的过失。这件事了结后,为了替民除害，李方鹰进一步“募民筑堤，障淄水入海”，完全不管知府是否难堪。然而也不能说他根本没把知府告他这件事搁到心里。若干年后，当他在安徽合肥知县任上，再一次因做好官得罪了知府被劾去职时,便发了下面一通议论:“两汉吏治，太守成之;后世吏治，太守坏之。州县上计，两司廉其成，督抚达于朝足矣，安用朝廷2000石米，多此一官以甚间之邪?”他认为在地方官中完全可以去掉太守这一级，虽是泛论，也是从自身遭遇中体验得来的理论，算得上有感而发了。
  大约在雍正十年，李方膺奉命署理莒州知州。当时莒州还是个直隶州,知州是从五品（后改为正五品）,他这个七品官为什么能署理知州呢？不得而知。他在莒州只干了一年，又奉命回到安乐县去。但是就在短短的一年中,他却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捐俸首倡重修学宫，从大成坊、两戻直修到院墙。二是重修莒志，这是个很费时间的工作，雍正三年，前任知州陈某开了头就离开了，一个庠生叫战锡候的参与了这件事，陈调走后，战继续捜集了很多资料。李方膺来到后,组织了一批人，并拿岀了他负责的《千乘（乐安）志》给修志的人们作参考，重新修订,直到回乐安任上时，还未定稿，他便把底稿带走了。以后他调兰山，蹲监狱，出狱后调任安徽，居家丁优，都未撂下这件事。直到乾隆八年，他才托人把定稿捎到莒州，并写信说:“志已修完，剞劂之事,幸与新刺史谋之。”这后一件事表现了他的性格,地方官参与修志者倒是所在多有，像他这样亲自动手，并且最后修改定稿的却不多见。修志还表现了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后来他的画幅诗篇多书卷气，不是没有缘由的。
  二
  他由乐安调兰山的时间,有两个说法。诗人袁枚（也是他的知友）撰写的墓志铭，说是雍正十年,《临沂县志》却说是雍正十二年，大约应以临沂县志为是，疑袁文脱落一个“二''字。因为就在十二年沂州才升为沂州府，定附郭县为兰山县，十年是没有兰山县这个名字的。兰山县比乐安县富庶些,对志在作官刮地皮的人说,应该是个好缺，但对李方膺来说就不那么如意。因为知县与顶头上司的知府同在一个城内，会巴结上司的人，自然把这看成是升官的有利条件。无奈李方膺不是这样的人,他太憨直了，敢于据理顶撞上官。这是非出事不可的。果然不久便出了事。
  提拔他任县令的田文镜，在雍正十年便因病乞休，不久死了。继任的王士俊为河东总督（按:似应作东河总督，清初设山东河道总督，简称东河总督，驻济宁）,兼河南巡抚。此人曾在田文镜部下为官，也顶撞过田文镜，因而躲到广东湖北去做了一阵官。然而重回山东、河南后，他在为政方面,却继承了田的铱钵，一味苛削严厉。在田文镜任内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是督促州县垦荒。因为山东、河南两省，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休养生息，农业生产完全得到了恢复，可耕地都种上了庄稼，荒地已经很少了。田文镜却不管这些，倡言垦荒大有可为，一个劲地向属下各县要垦田数字。属下不得已，只好十几顷、几十顷地乱报。单报个数字倒不要紧，无奈生荒变成熟田，几年以后，便要起科纳税。这样,这些新增的田赋便只能分摊在农民头上了。由于田文镜深得雍正信任,虽然有人告他,却告不倒。王士俊继任后，在垦荒这一点上，“督促益加严,又令州县劝民间捐输”。李方膺在乐安县时顶了垦荒的推行没有呢?从他到兰山后的作为看,一定是顶了一下，也许像乐安那样盐碱地多的县,他可以用无法开荒作借口，总之，凭着他与田文镜的一点特殊关系,还没有岀事。而王士俊作了总督后，再顶下去，就必然会与王正面发生冲突了。
  《临沂县志》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据说:那时王士俊或知府派岀的“丈量弓尺、承符手力属”，麻集在各县县衙内，当然还有负责督促的官员。但是，李方膺却偏偏不为所动，也就是说顶着不办。于是,顶头上司知府出面了，这次，他居然动了公文，正式督促，而李方膺便也正式地作了书面回答,“力陈开垦之害”,而且“劝停开垦”。当时只有王士俊有权停止开垦，因此，可以估计到他一定是以县令的身份向总督上书，陈明自己意见的。这一来，触怒了王士俊，自然要办他了。但王士俊也是一个老官僚了，他自己在作徐州知府时，就写公文反对田文镜增盐碱地税。他知道以拒不执行垦荒令作为查办李方膺的罪名是行不通的，因为倘若这个县本无荒地，当然可以拒绝开垦。于是，与知府串通起来，捏造了个其它罪名，将李方膺撤职下狱。
  垦荒这件事，大约当时还没有人敢公开站出来反对的，李方膺的据牒力争，虽给自己招来了灾祸,但也挣得了“强项令”的大名。一方面事情传到了北京，一方面在兰山的农民中传开了。于是农民大=，有人倡言说:李知县为了咱们得罪总督，咱们应当轮流到大狱去看他才是。一呼百应，乡民纷纷进城，城里顿时出现了奇观。大队农民拥到监狱来要求探监,狱官不敢答应，连监饭也不允许送。于是大队农民把钱、日用品、鸡、粮食隔着狱墙扔了进去，并且大声喊:“这是给李大老爷的”。据说瓦沟上几乎堆满了这些东西。
  李方膺在狱中押了一年多。大约不好定罪名，无法宣判，也不能开释，案子便拖了下去。雍正十三年八月，雍正死,乾隆即位，次年改元，这时一位叫史贻直的户部尚书才敢上疏说田文镜、王士俊强迫开荒的种种弊病。乾隆下了上谕说:“田文镜为总督，苛削严厉，河南民重受其困，士俊接任,不能加以惠养，借垦地之虚名，成累民之灾害。”这一来，为开垦而获罪的官员，全部召见入京，王士俊也调了回去，案子完全翻了过来。
  这个消息是晚上来到兰山县的,新任县官大约同情李方膺，不等过夜，便释放他出狱。接着他便赶到了北京，在等候传见时，他立在军机处丹墀的西槐树下。汉臣中资格最老,又最为乾隆信任的翰林院掌院学士朱轼指着他对满族王公大臣说：“这个人就是敢劝王总督停止开垦的李兰山。”称他为李兰山而不名，大约也是对他的敬重，一些品位较低的官，听见这个七品县令居然名动公卿，便争着挤上去看他的相貌，并且有人指着说:“就是那个身材高，眼有三角芒的。”礼部侍郎赵国麟是他父亲的同榜进士，上前去拉着他的手说:“李贡南有了个好儿子。”引见下来后，他官复原职,然而却调到了安徽。他从雍正七年来山东，在我省一共消磨了7年的岁月，然而，到处留下了“循吏”的名声。《清史稿》未入他于《循吏列传》是很不应该的。他在我临沂地区前后共呆了3年多，一小半的日子倒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乾隆元年，到安徽去后，大约在乾隆十年，他又一次进京谒选，又一次路过山东，此外，便没有再来山东。
  三
  到安徽后，他丁母忧，服母丧，家居4年。据管效承考证，他家居实不止4年。大约乾隆十年前后,他又一次入京诠选。十一年任安徽潜山知县;十二年，短期署理滁州知府，后又回潜山。十四年任合肥知县,十六年再次得罪知府，被罢官。
  他被罢官的罪名是贪脏，这乃是诬陷，并非事实。据说原因是这样:他在那里，算是府治的首县。每逢年底，各知县照例要向知府送年礼，名为下属的孝敬，实系公开地向属员要钱。他却只送去咸菜两大坛，知府认为这是和自己开玩笑。又一回，知府让他陪着下围棋，他不等下完，告辞回衙,知府认为是莫大侮辱，晋省时便向藩台进谗，他以贪赃罪被撤职受审。由于是诬陷，无法定罪，拖了3年才结案，经过自己的辩诉，证人的证明，终于对他无法加罪。又同在兰山一样,老百姓是爱戴他的。他有诗云;“两度寒温诸父老，却因对簿叙闲情”。平反后，他领教了仕途的险恶，不再打算作官了。便决定定居南京,以卖画为生。有时往来扬州、南京之间，他与诗人袁枚、扬州八怪中的另两家金冬心、郑板桥,感情都很深。
  他擅长画花卉，松、竹、兰、菊都为人所称,尤其善画梅花，袁枚曾说他:“作大幅丈余，蟠塞天矫，于古法未有。”但是他的善画梅，不一定为了求奇，大约也借以寄托自己孤芳高洁的品格。他曾画了一幅老干秃枝，上面只有五六朵小花的怪梅，题了如下一首诗:“天生懒骨无如我，画到梅花便不同。最爱新枝长且直，不知屈曲向春风。'’不肯屈于世俗的命意，使人一望便知。
  扬州八家的画，由于离开了明末董其昌等人所提倡的“南宗''画法，被当时人目为“怪”,颇受到一些以正宗自居的画家反对。但是在下层人民中却自有其看法。单就李方膺来说,他在鲁南的时间虽不长,画风却深刻影响了当地画家。例如清末的韩春生,作画而且收徒传艺就继承了李方膺的风格与流派，与之同时的宋鼎（字洛九），继承李的风格又参以吴昌硕的笔法,独创一格，成为全省知名的画家。莒县的于江臣也继承了他的墨笔画法。
  李方膺不但以文人画在我区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还重视民间艺术。过去临沂南门瓮城内住着不少穷苦市民，特别是妇女们,多以卖绣花枕头谋生。一次李方膺发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年寡妇，在路旁边绣边卖，甚是勤苦,便立即借了旁边算卦先生的笔墨为她画了一些枕头顶图案，内容都是松、竹、兰、菊,每幅画后,署上“晴江笔”3字。她拿出来卖时，人家才发现这些画原来是县太爷画的，立刻被抢购一空.从此卖枕头顶的争相仿效他的画,居然有的人以此成名，到清末民初，沈鹤龄便是其中一人。
  看来，只有扎根于人民中的艺术家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李方膺一生的大事，只有为官及做画家两件较为突出，都与沂蒙人民结下了缘法，今天表彰他，谁日不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