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星(1876一1934),字紫垣,又字晓篁,费县清末民初著名文学家,当时有“有典不知问晓篁”之称誉。他一生致力著述,成果甚丰。其代表作为《四史评议》一书。此书于1932年在济南精艺印刷公司出版。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韩兆琦、浙江大学教授俞樟华根据史学界研究前四史的需要,点校了《四史评议》,由湖南省岳麓书社出版。
李景星生于光绪十三年,世居费城北关外,后迁城内西大街。他的父亲是清朝童生,虽然家境清贫,却致力于供孩子读书。
李景星自幼聪明,记性颇佳,初学为文,“即惊其老宿”,参加沂州府试,名列第一。此后接连4次乡试未中,及至再次报考,清政府已颁诏废除科举。
科举从仕的路子走不通了,李景星转而“启蒙后生,为国造才受先进思想影响,他决定改私塾为学校。首先,他联合费县城举人王景祎,在县城开办师范训练班,为各乡村培训了一批教员。第二年又成立了高等小学堂,准备扩大教育范围。公众推他为堂长,不料遭到本城豪绅左国楫的反对。左约合县内豪绅,对李景星办学一事进行刁难和排斥。由于李景星刚直不阿,向来鄙视左的为人,不予理睬。为此,左国楫怀恨在心,公然串通劣绅反对李景星任堂长,而由自己取而代之.就在这时,李景星的妻子病逝。他悲痛之余,将孩子送到上冶镇岳父家寄养,自己愤而岀走。先后到峰县、肥城等县教学。在肥城县官立高等小学校任教习。辛亥革命后,费县成立了县议会。左国楫整天忙于争当议长,无暇顾及学校事务,致使学生学业荒废。学生家长很不满意,便联合签名,请李景星回籍主持教务。不久,李景星应请返回故里任教,并续娶张氏为妻。
1918年,山东陆军第五混成旅某团驻防费县城,团长张永胜闻知李景星才学岀众,亲自聘之为家庭教师并兼代团部秘书,以书记官名义供饷,待遇较丰。李的家庭经济情况随之好转,孩子都入学读书,及至张团调走,两个大孩子已高师毕业,分别任费县教育局长和费县建设局长。这时的李景星社会地位高了,也不再为生活所累,遂辞教专心在家读书,日夜伏案笔耕,将30年所作的读书札记一一整理成篇,汇成专著。刊行于世的有《屺瞻草堂经说》、《四史评议》、《屺瞻草堂楹联话》3种计7卷。成稿而未刊印的有《春秋浅说》、《通鉴揭要》、《历代甲子纪年统编舆地图说》、《屺瞻草堂金石例》、《屺瞻草堂文集》、《屺瞻草堂诗集》、《乐府》、《费县乡土志》、《峰县乡土志》等20多种,都具有较高的文史价值。
《四史评议》一书,饱含着李景星一生的心血。当年,为了刊行此书,他不惜典地借贷,负债累累。这期间,偏偏3个儿子又相继病亡,这使他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但仍奔走不辍。此书当时刊印3000部。但经过50多年的沧桑变化,如今社会上存书已为数不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韩兆琦,是当代国内研究《史记》的权威。他说:“我从二十年前读前四史,接触此书(指《四史评议》),1978年作《史记选注集说》时,对此书颇多引用。此后在培养文学史先秦两汉段的研究生时,也一直规定此书作为他们读前四史的重要参考。《史记选注集说》岀版后,引起了更多的人对《四史评议》的重视,但要借到这本书却不容易。”因韩教授钩沉褒扬,“明珠”才得以出土。
《四史评议》包括《史记评议》、《汉书评议》、《后汉书评议》、《三国志评议》4部书,是李景星系统研究前四史的专著。他对前四史逐篇地进行了分析考证,大至篇章的命题,作者的用意,历史人物的品评,以及各篇自身的结构,小至一词一语、一时一地的勘校推敲,都花费了许多功夫,作岀了许多令人叹服的分析和论断,实为不可多得的读史之助。
李景星不但著述史评,而且还编写了《费县乡土志》两卷。1933年,费县县长任日瀛下车伊始,就登门拜访了他,聘他岀任费县县志局局长,负责总纂《费县县志》。李景星欣然应诺。他不顾年迈体弱,跋山涉水,亲自到各乡村调查采访,收集资料,并日夜组织编写。由于他用脑过度,加之家事不顺,当县志稿将近尾声时,竟不幸患脑溢血猝死于家,年仅58岁。
李景星为人风骨晓嶒,刚直不阿,不近权势。特别是晚年,更不愿与庸俗者为伍。因此死后遭到地方豪绅和庸碌之辈的非议,说他“清高孤傲”,“《四史评议》全是抄录别人语言,没有什么价值,不足取”,中伤之词不一而足。但凡了解他的门人或同学,却赞美他崇德尚义,仪严色温。他自己也在自照像上题言:“先生之容忧而戚,先生之老贞夫一。谓先生立言过当,先生曰嘻;谓先生取人必纯,先生曰噫。"
李景星不趋炎附势。张勋驻军徐州时,招纳势力,准备进京复辟。因知李景星才华名气,屡聘出仕,并请出谋划策。据《致张忠武公书》载,李景星赠张勋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当此民国肇建,时转势易,应急流勇退明哲保身,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是也”;中策是:“明知不可为而为,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也”;下策警句云:“于兹志节罔顾,投靠求荣,犹妇人之青春守节,白发改适,眼前之富贵,容或有之,其自命何等,不得而知之矣。景星虽言之,不愿先生行之也”。后来,张勋一意复辟,结果失败。但是各军阀还想利用他,叫他东山再起。李景星闻之,奋然起曰:“忍矣,诸公(指各军阀)竟不为天地留此一线之命脉乎?戆哉,张公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于是千里弛书,劝张勋慎重行事。张勋执书感泣,称为知己。张死后,军阀靳云鹏、吴佩孚都曾慕名延聘李景星出仕,但皆被他拒绝了。他说:“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白骨蔽野,造成鬼馘社会,吾义不辱!”张宗昌督鲁时,也屡次函请他出为幕宾。他回信说:“景星驽钝,难膺重任,蒙阳地僻,圣教不传,矢志教育,启蒙后生,为国建材,乃景星之宿愿也",委婉谢绝。
李景星秉父遗风,家教甚严。他共有7子2女。他规定:儿子进屋必须垂手而立,所嘱之事不得有异议。除过年过节外,不得吸烟喝酒;不准接近女色;不准和市侩交往;不准赌博;不准骂人;不准看戏;不准接近洋人和“二鬼子”;不准包揽词讼;不准当审判官司的官员。如若违犯,轻则鞭笞,重则同他脱离父子关系。其长子李象鼎,因喝酒被发觉,30多岁了还挨了一顿鞭打;其三子李象咸长大后,吃喝嫖赌,在外不归,李景星写呈子给县长任曰瀛,宣布同三儿脱离父子关系。
李景星重视孩子读书,规定:是我的儿子就必须中学毕业,如能考上大学,就是自己沿街乞讨也供应到底。他常以“朱子家训”教育孩子:“为人要学司马迁写史记,流芳百世;不要学司马相如千金卖文,为世人所不齿。”“走路要目不斜视,学习要心无杂念”;为人要做到“己不所欲,勿施于人”。他告诫子女:“人之有德于我不可忘也;我之有德于人不可不忘也!”他常说,“要言而有信,忠诚待人”,等等,李景星治学谨,治家严。他原想为国家培养栋材,岂料时局动荡,家祸迭起,爱子天亡,逆子相悖,妻媳争斗,致使家庭七零八落,使李景星晩年贫愤交加终日,又焉能不忧闷早死?所幸其六子李象复,在屡劫多难中坚挺于世,今为临沂著名中医师,救死扶伤,深得群众信赖,也算是继承父意“为良医而救人”的李门传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