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文化教育卷
  新文学运动的一颗彗星——王思玷
  已故无产阶级文学家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论及1921年以后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涌现岀的4位青年作家的作品时，曾颇为遗憾地称他们“像彗星似地一现就不见了”。4位作家中有一位叫王思玷,他就是苍山县兰陵镇西南圩村人。本文就我们所了解的材料对王思玷的生平事迹简介如下:
  短暂的一生
  王思玷，原名王思璜，曾用名王亦民，1895年生于山东琅琊道临沂县八区兰陵镇西南圩村一个地主家庭。其父传说为秀才,日本侵略军占领兰陵后，因不甘作亡国奴，自缢身死。王思玷兄弟3人，他排行第二，其兄王思璞，弟王思瑕。王思玷自幼聪颖,酷爱文学，儿童时代在家乡就读私塾，亲眼目睹了满清政府、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鲁南农村的悲惨景况，对劳苦农民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后来，外岀求学,先赴临沂县立高等小学读书，毕业后又考入了南京铁道专门学堂学习。时逢“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勃兴，王思玷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立志献身民主革命，解救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1922年，王思玷辍学回到故乡兰陵，就教于兰陵小学，代高年级国文及低年级算术课，直到1925年。
  其间，他一面教书，一面利用业余时间从事进步文学创作，曾先后在当时茅盾主编的进步文学刊物《小说月报》上发表过7篇短篇小说。1925年，兰陵镇人袁永平响应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号召，在兰陵举行武装起义，成立国民自治军第二路军，以配合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王思玷以为救国救民时机已到，当即投笔从戎，参加了袁永平的起义队伍，被袁永平委任为一等秘书。但是，这次起义组织仓促，缺乏充分的准备和必要的斗争经验，在北上攻开临沂城时，接受了守军投诚，未收其枪，后又被他们勾结苏军（江苏军队的简称）打出来。第二年义军首领袁永平被军阀张宗昌部下翟文林诱杀，起义队伍旋即溃散。王思玷率领残部自临沂返回兰陵，途径孔庄（属今苍山县下村乡），遭到反动地主联庄会头子杜若堂部保丁的袭击，王思玷于孔庄围子外中弹身亡，年仅31岁。
  王思玷的遗体，初葬于今枣庄市峰城区峨山乡赵庄。1926年清明，家人将其骨殖迁葬于兰陵镇南王氏祖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鲁南革命根据地民主政府就曾追认王思玷为烈士，并对其家属实行过抚恤。后来，时过境迁，便无人再加过问。“文化大革命”中被扒墓破棺,至今已尸骨无存焉！
  进步的教书先生
  王思玷在兰陵小学教书期间，是一位思想进步的教员。他身材魁梧，黑长脸膛，说话虽有点口吃，但国文课却教得很岀色。他除了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外，还经常利用一切有利时机积极向学生宣传民主思想，培养学生的革命意识。他曾组织杨文田、孙民成等进步学生，秘密学习马列著作，曾组织学生举行“抵制日货”的示威游行。他平日非常同情和关心贫苦岀身的学生，虽然只是一位普通教员，平日少言寡语,但学生们有什么事都愿意找他谈，求他帮助解决。王思玷的进步思想,在他的学生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的学生中不少人参加了革命,成为抗日救亡的先锋，有的成了优秀的共产党员。在“横山惨案”中壮烈牺牲的车志远、陈德吾烈士都是他的学生。
  王思玷的学生们忆起他在兰陵任教时的几件事：
  1922年兰陵人仍然拖着长长的辫子，而王思玷却留起了“洋头”，乡邻都以惊异的目光看着他，私下里议论纷纷。王氏老族长一见王思玷的面就严厉训斥起来，说他剪掉辫子是大逆不道，胆大包天，实为王氏家族不肖子孙！ 一些封建思想严重的人也对其冷嘲热讽。而王思玷并没有因此而屈服，他照样光着头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走，而且还在学校里向学生宣传剪辫子的意义。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许多学生也相继纷纷剪掉辫子，表示与封建礼教决裂。
  兰陵小学旁边有座古庙,庙里供着插花奶奶的神像。后来，学校扩大了，原有教室不够用，需要把庙里的神像搬掉,将古庙改为教室。村上迷信思想严重的人，一听说要拆庙搬神，坚决表示反对。村民中无人敢第一个动手拆除神像，学校校长也不敢担这份风险。这时，身为教员的王思玷勇敢地站出来，率领一部分思想进步的学生，冲进庙堂，拆掉插花奶奶的像，支起课桌，把一座古庙改造成传播新文化的教室。事后不久，恰巧兰陵西南隅里死了一个小学生。有人乘机造谣说*这都是王思玷拆插花奶奶的神像遭的报应。王思玷不但没有被吓倒，相反他却抓住时机，针锋相对，引导学生在学校里开展了一场有神还是无神的辩论，通过辩论，向群众生动活泼地宣传了反对封建迷信的无神论思想，使全校师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民主思想教育。
  有一次做操，王思玷的侄儿王伦和与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站在一起，王伦和见那个孩子身穿破袄，头上长疮，便要躲开。这件事被王思玷知道了，吃饭的时候，他严肃地教训侄儿说:“你为什么不愿和穷人的孩子在一起玩？他们要有好衣服穿也和你一样干净，你并不比他们高强，你吃的穿的都是他们的父兄劳动创造出来的！”从此以后,王伦和渐渐喜欢和穷苦的孩子一起玩了。
  王思玷不仅教育自己的亲人和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而且身体力行,经常怀着深厚的同情心深入到劳苦民众之中，了解他们的生活，体察他们的思想感情。他家的几个长工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对家中的女佣人非常关心，从不叫他们干重活。为了向广大农民宣传革命思想,他还和别的进步教员一起开办过农民夜校。在学校里他特别关心穷苦出身的学生。当时，班里有个学生叫王善才，家中很穷。王思玷便常常拿自己的钱给他买书籍纸笔，还经常给他补习功课。有个学生叫王运河,是财主家的儿子，平时依仗老子有钱有势,动辄欺凌别的同学。穷裁缝的儿子孙美成把王运河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在那时候一个穷裁缝的儿子打了大财主的儿子，这还了得!同学们都以为孙美成这下可闯了大祸，暗暗替他捏着一把汗。不料王思玷老师不仅没有批评孙美成,反而批评了王运河不该仗势欺人。事后，多亏王思玷老师从中周旋，孙美成到底没有吃亏,王运河算是白挨了一顿。
  透过以上几件琐事,便可以看出王思玷之为人。为其如此,他才能写岀深刻反映三座大山压迫下的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为新文学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年青的进步作家
  1921年,《小说月报》十二卷五号以《风雨之夜》为题目，征求短篇小说和长诗,26岁的王思玷奋起响应，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小说《风雨之下》。文章通过一个老农的自述,描写了农民和自然界的两个死对头——风和雨，倾诉了暴风雨给农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小说发到编辑部后，成为入选的5篇之一，不久，即以征文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十二卷九号上。茅盾同志在评论这篇作品中指岀：“作者对农民生活的熟悉，在这里已露端绪自此之后,王思玷一发而不可收，一面教书，一面利用业余时间从事革命文艺创作，接连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6篇小说:《偏枯》（十三卷十一号），《刘并》（十四卷二号），《归来》（十四卷五号），《瘟疫》（十四卷十二号），《一粒子弹》（十五卷七号）, 《几封用S著名的信》（十五卷八号）。
  以上作品，前5篇全是关于农村的题材，作者用真实、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20年代初在军阀统治下鲁南农村的悲惨图画,深刻反映了三座大山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后2篇属于当时所谓“非战文学”,文中强烈谴责了军阀混战的罪行。
  1935年，鲁迅、茅盾、胡适等共同编篡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王思玷的3篇小说《偏枯》、《瘟疫》和《几封用S署名的信》被收在这部煌煌巨著之中。
  茅盾对王思玷的小说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在本书《导言》中对王思玷入选的3篇作品分别作了评述。文中写道:“本书选了《偏枯》等3篇，是打算在极少数的作品中选出了能够表示他的全面的东西。”“在当时一般的作品中间，我以为有值得注意的两点，就是题材方面不是单调的学校生活和恋爱,技巧方面也有自己创造的地方”。
  “3篇之中，《偏枯》在技巧上最为完美，他用了很细腻的手法描写了一对贫苦夫妇在卖儿卖女那一瞬间悲痛的心理，他的文字也许稍嫌生涩些，然而并不艰晦;他那错综地将故事展开的手法在当时也是难得的，他描写了站在‘母性爱’与‘饿死’的交点上进退两难的可怜女人的心情,他描写了那大一点的阿大对于未来的命运的敏感。他又描写了那个丈夫（患着偏枯症的）是比较理智些,咬紧牙关下的决心;他又描写了中间人物张奶奶（没有儿女的老婆子）滴着同情的并且也是母性爱的眼泪。这是三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说,然而登场人物有六个，而这六个人物没有一个不是活生生一一连那还在吃奶的三儿也是个角色，不是随手抓来的点缀品。而在六个登场人物中,还有一个不登场的人物，买了那阿大去的和尚却也是时时要从纸背跳出似的。”
  “《瘟疫》的题旨是在老百姓怎样怕兵。军阀铁蹄下的山东人的作品对于兵的感情不会好的,他用了‘幽默'的笔调写一个小村上的居民,怎样想用消极的手段来挡那些丘八老爷的驾。”
  “《几封用S署名的信》是最后的作品（就《小说月报》所登载的说,这是最后的）他终于抛弃了最初纯客观的态度，热情地骂‘内战'的罪恶一一他描写一个下级军官怎样由升官发财的梦跌在现实的泥潭里，终于觉悟了他在那无名目的混战中真实的地位。”
  1979年，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三校中文系合作编写了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王思玷的小说《偏枯》又被选进这套资料的《短篇小说选》第一册中,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1918——1946）也收入了这篇小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检验，大浪淘沙,王思玷的作品却依然闪烁着思想和艺术的光芒，今天捧读亦感人至深。
  茅盾提到王思玷时曾说“王思玷大概是山东人（我记得他的稿子都是从枣庄寄的），到1924年以后就不见他了。”在王思玷故乡我们寻找到了茅盾的这句话的注脚：当时王思玷身居兰陵,兰陵不能寄挂号信，写出稿子后要到西边的枣庄去投寄,加之因枣庄有亲友，他常在那里住。所以茅盾说稿子是“从枣庄寄的”。而1925年以后，王思玷参加了袁永平的武装起义，拿起了枪杆子向反动军阀开战，无暇从事文学创作，而不久又喋血疆场，所以便“像彗星似的一现就不见了。”
  人称王思玷“千古文章未尽才”，此言诚不谬矣！
  （苍山县政协供稿李润德撰）王思衍和他的遗著
  王思衍（1866一1938）,字仲蕃，号源渟，又号老窳，是兰陵近代的一位博才多识的学者。他不仅精通岐黄，熟习《周易》，对《道德经》颇有研究;而且在书法、丹青、诗文、金石、篆刻等艺术上均有较高深的造诣，尤以书法著称。
  王思衍生于清同治五（1866）年，卒于1938年，享年72岁。据《临沂县志》记载，他是甲午（1894）年的举人，戊戌（1898）年的进士,官至刑部主事。据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他借机退隐回乡。后又被召回京，直到1910年辛亥革命前一年才告病回乡，在离兰陵2里左右的插柳口村度过了几十年的田园生活。在这期间,开始曾在家设塾教一儿、一侄、一甥读书，晩年应邳县窦湘湖之聘，到窦家教书数年，据说1936年前后为了筹资修建咖河桥和生活需要，他曾与好友王天乙、宋仲熙一起到临沂卖字，至"七七''事变止。王思衍生前除从事书法、篆刻、绘画外,还作过一些著述,可惜均未传世。近从苍山县人民医院中医师王建东（王天乙之孙）的藏书中发现了王思衍的《亦嚣诗存》手稿下册和《木石居印存》手稿两册，为我们研究王思衍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王思衍进入仕途的时候，正值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瓜分中国，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日趋没落和腐朽的时期。他对清王朝在列强侵略面前软弱无力和官僚阶级的黑暗腐败是不满的，虽然他对当时的政治改革、君主立宪运动等表现了保守倾向，但他的本质是爱国的。他在《诗存》中表扬廉洁奉公的官吏,歌颂抗敌爱国的将领，批判清廷的苛政、弊政，表现了他的正义感。
  据《诗存》反映，当时官场内行贿索贿之风盛行，但在表面上行贿索贿都有代名词。如行贿“冬日炭敬、夏日冰敬”;“朝贵函索于外，银万两则代购端砚一方，或曰《四书》一部、至《诗》为三百、《礼》为三千，名目綦繁，大抵揣事轻重,得其大小之数，意会以应之”。在《金钱会》中他说当时官场中“但有金钱会，无忧顶戴赊”，就是捐纳金银入会，即可当官。“凡署中要路皆会中人为之，南人习此旧矣。”并说县署中的隶役都必须“入金于官始得充役”,“官薄无名者谓之白役，出钱于总役得之”，他还说“前代之弊何如，史不暇详……国朝沿历代积弊，州县积重，至今为极”。王思衍为官清廉，受贿索贿，他都是反对的。他在刑部任职期间有人告诉他“行贿礼部即可岀仕”（到外地作官可以发财）。他也亲眼看到那些行贿者“……某某白丁已庙堂，某某后我转超襄。”也感到“任劳在我酬在彼，亦知力薄不免伤。”但是他始终廉洁自持，不干那种卑鄙的行径。并且说那些行贿者“胜我所得唾骂耳”（《诗存•服官》）。他反对那种趋炎附势,虚伪应酬的人情世故，在《步雪谣》引言中他说，有一天冒雪去谒见一位上司邢子正,“谈次知其抱孙，忘为捐贺……,非不能也。昔闻世故之学，盖起于仕宦,近少得其情，愈自愧谢，感赋此篇：云帖帖,风猎猎，趋公缓步行蹀躞，仕宦有学我未涉；京职清苦犹可为，外间应对殊心慑……在这里他明确地表示宁愿干清苦的京官,也不去搞那种阿谀逢迎、投机钻营的勾当。他敬佩廉洁奉公的官吏，他的同僚王师民由刑部主事调任高等审判厅推事庭长，病故后“商人啧啧云其于词讼,不受请托”。他听到后深为敬佩，写了挽联,并对过去经常在一起而不了解王师民的清廉操守表示遗憾。他歌颂对省巡抚不阿谀奉承，不卑躬屈膝，以糠团招待巡抚的“强项令”一一峄县县令张玉树。说他“项强非不屈，屈于下不屈于上”，可见他的爱憎是非常分明的。
  甲午战争，李鸿章混淆是非，“戴小候等皆鸿章所谓阵亡者，后为日本送还。丁汝昌叛降，屡见谕旨”，实际“汝昌死守”两月没有得到接济。“戊戌人都，始闻登州人言之。”为此他大为不平，写了《威海谚》悼念丁汝昌：“归荣生虏羌救章，断头将军说生降。“…数乞兵资徒招忌，两月海埔竭死伤，至今土人哭战血，好与青史证雌黄。”丁汝昌的冤案直到现在近代史研究者才给他平了反，王思衍的记载可以说是又一件旁证。
  八国联军入侵时,李鉴堂（秉衡）率兵勤王，御敌于通州。过去的记载说李“不战而溃，遂自尽''。王思衍在《哭忠•李鉴堂》一诗之前叙述其事较详:军机大臣荣禄，把武卫军交李节制（鉴堂）援津,“陈泽霖本纨绮子弟，惧李认真，以所得赏军银2万两奉荣,遂得自专先进，半途溃散。及李岀师，敌已至通州，兵将不习，呼应不灵，军皆匡扰，李独进至八里桥。仰药车中（即自尽）。疑诸军阴受荣指也”,荣禄是镇压戊戌变法，屠杀谭嗣同等六君子的刽子手，看来李鉴堂的失败，被迫自尽与荣禄的阴谋很有关系。因此他写了《哭忠》:“长江简在岀纶音（李曾巡阅长江水师），朝野抡壤望岁霖。决计肯为随激语，溃师谁辩老成心，三呼河上宗留守，一恸扬州史道邻。八里桥边遗恨在，至今草木不成荫。” 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他对那拉氏放弃国都深为不满，没有随“驾”西逃，并且提岀了“亦知历代多边衅，几见兴戎首帝京”的质问。大概在敌人占领北京之后，他逃到北京以南的地方，写了《燕南路》:用“到处凭陵尽鬼狐，田家耒相化螯弧,粮粮自裹仍北向，国耻同仇振一呼。”来描写农民纷纷准备抗敌的盛况,但是他在外逃途中同时看到某地“野寺冬烘来牧竖，古槐神赛走村巫”的情景，对这种在国难当头的时候麻木不仁的现象发出了“可怜尽是升平象，回首今朝事事无'’的哀叹。
  当时有一部愤时忧国之作《鬱华阁诗余》，他读了之后，引起共鸣，写了一首《金缕曲》赞颂该书的作者道：
  “慷慨君奇书。满怀来、多少不平，凄成呜咽。百二诗篇遗痛，尚未如此激烈。那计较、身名存灭。不过愤时忧国意,借片楮、略略倾筐说。我读此，更心折。
  迩来事变尤奇绝。尚不知、日后迁流，作何究结。假如至今此老在，当更如何恨切。洒何地、一腔热血？万千章、疏了无补，况廖廖数纸空言托。为掩卷，肝肠裂。”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虽然对清廷不满，但又寄希望于朝廷，而朝廷又不争气,因此他感到报国无门，爱莫能助，心情十分苦闷，因此写了《郁郁》一首，自称:“人寐我起起我寐，一日常得强半睡，醒来羞随举国狂，醉来不愿人称瑞。妻孥本自是空花，诗画偶尔真富贵，但愿如此了一生，何为郁郁味无味。”在这种情况下，他早就产生了“归去来兮"的思想，早年他在赠同僚的诗中就有“他年我整桃源棹，祖逖长鞭独让君”之句。
  大概在庚戌(1910)年，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这里虽不是世外桃源，但是“赖有童孙兴，抛书不厌嬉”；“种瓜初劳土，秧菊待编篱……乐存山水外，学与圃农低”。在这里他经常与劳动人民交往，逐渐体会到“与乡人乐无町畦，与官人乐多芒茨”，“无情玉食等糟糠,有兴草恶珍山海”了。他《题东村孙三“六六居”》(孙三家“有田六亩，……室六架，上下食指六人，而是居也，广六尺，庭周六步，故以名”）中有:“小径迂徐一里余，西南东北两村居;来春道我频相就，半为径田来打鱼”。“绳床矮几是田家，草草编篱掩掩花;待我来时休劝酒，骄儿五尺自烹茶”之句,同时他还说这位孙三“略观大意能谈说，十日三过拙笑庐”（王思衍的住屋名“拙笑轩”）。这说明他与劳动人民的往来是比较频繁的。
  由于长期的田园生活与历代人民诗人的影响，他对劳动人民产生了感情，虽然他说:“迂叟吕直今世无,无怀之民窳所笃”，要学习古代的隐士做一位无怀氏之民，但在实际行动上,他仍然是关心时事、关心人民的。天涝的时候，他写《记潦》:“清满池塘绿满山，天空日月地空田，蜀滇燕粤同灾害，独有军人不问年。” 下大雪的时候，他咏《大雪》，一面说“共贺丰年瑞,严冬积雪宜,……羔酒长围暖，车裘不碍驰”,一面却想到了“谁怜无裤者，乐岁亦年饥''。虽不能说与劳动人民息息相通，但其关心人民，同情人民的感情却是跃然纸上的了。
  王思衍的诗有一些引用典故过多，今天读起来有些晦涩，但也不乏通俗流畅、有风趣、有意境之作，如《第归》:“几易舟车几度关，春云秋日两兼闲，山妻知有新囊句，笑拭红笺待我还。”写他应试及第归来的心情颇有意趣。他在邳县教书时，窦云蛟家建一座花园,筑了亭、台、池、榭，又要筑假山，王思衍认为“高不出城，已需土万车，邳又乏石，书‘随分'二字嵌于壁而阻之“。并题一诗“不劝主人不爱山，多经覆簧少天然。胸中自有烟霞在，惜为顽石费酒钱。”也颇耐人寻味，再如前面引用的《记潦》、《题东村孙三“六六居”》,都是风格清雅而又有人民性的作品。
  《亦嚣诗存》上册，共收集他本人平生作品220余首（内有少数词、赋、歌）约计3.5万余字。他的诗长于叙事说理，言志多于抒情。其中记录了他当时所见所闻的许多事件的经过和观感。除前面已经涉及到的以外,还有不少诗作，如《盐巡役》记光绪十六年（1890）潍县盐巡欺压群众，百姓纵火烧死盐巡8名的历史事件;《街头战》记叙日照县街头村壬辰（1892）年因反对传教士而遭到镇压屠杀的情景，对于今天研究地方史志来说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他早年写的诗受杜甫影响较深。如《新钱法》、《河防行》就颇有“三吏”之风。
  《新钱法》写于庚寅（1890）年他24岁的时候,叙述郯城县发生的县役欺压群众的事。从“恶胥夜半惊乡村，打门更索赔迷钱”说起，描写老翁不善于恭维,引起皂隶发怒，捕到城里，公堂传呼的情景，结果被“隶持尺牒膀村门”,逼迫得“良田沃沃与富人”，“结果未足秋课到，嗷嗷床头无裤身”。对被压迫的老翁寄予了无限的同情。辛卯年（1891）写的《河防行》揭发黄河河防军首领不顾治河需要,“吃空名额”贪污军饷自肥的内幕。开头描写黄河大汛到来“黑云一搭崩秋空，日光倒射生长虹。黄河八月风砂恶，怒涛薄堤相撞冲。“文气与黄河怒涛一样,读来很有气势。
  王思衍是一位书法家，他的书法功力深厚，形神俱美。传说他中进士后，在“圣上”进行殿试选取榜眼、探花、状元时,慈禧对他的字本来很欣赏，但看来看去认为“此人笔力过于刚劲，必定抗上''，因此没有选他。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捣毁宫中不少匾额,1901年冬慈禧从西安回京后，即命朝中文臣补写修复。不料多人试写后，大都与原来的字配不上。后来慈禧想起了王思衍,近侍告诉她王思衍已回原籍，慈禧就传旨召他进京补写匾额的缺字。由于他的书法不论真、草、隶、篆或是欧、柳、颜、赵、王、魏、苏、米各体无所不能，无所不精，所以他补写的缺字都能维肖原作，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因此深受“圣上”和朝中文武的嘉许。从此他的书法身价十倍，遐迩知名。不过他为人正直清高，他的字除赠送当时的学者和他的“知音”外，一般不为人作书。越是达官贵人请他写字他越不写。驻防临沂的老五旅旅长李森就曾多次被拒绝。所以一般人要想得到他的字颇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人设法赚他的字。在《诗存》、《梅吟和韵》的引言里他说：“甲辰(1904)冬，侨寓莫园，一日仆夫持两柬至，骈体八行,无非泛祷之词,末称有诗索和，大触技痒。以为此公大佳，素昧生平，乃有是举。急检红封，外署梅吟十二韵，启缄物色，渺无所得,唯银票一纸，十二两而已，不觉哑然”。这银票究竟如何处理的,文中没有交待，不过下面真的写了《梅吟和韵》。看来“此公”大概是想得到他的字和诗，假称有诗索和，触发其诗兴，实际是银票，弄得王思衍却之不恭，受之不安，吟诗技痒，欲罢不能，随即书诗以赠，“此公”既得了诗也得了字，办法可谓高明矣。
  据说他晚年时，有一年泇河大桥坍塌,他到临沂去要求政府拨款修桥，住在“王家城宅”里。有人告诉他:“你把在北京吃的名菜开个单,看看咱临沂会办不？”结果别人把菜单拿到菜馆，主人听说是王思衍开的，故意说:“回去再多开几样，我们好选择，叫开单子的签上名，好结帐!''后来算帐的时候,菜馆主人说:“菜单子我们留下了，酒菜奉送!”
  从《亦嚣诗存》手稿和《木石居》手稿以及苍山县图书馆收藏的王思衍的10余幅书画看,王思衍的书法艺术确是名不虚传,图书馆中有他的几幅草隶和行书，气势饱满，神采飞扬。他的《木石居》也不是简单的印谱，其中有许多以各种不同字体写的说明文字，还有一些较长篇的论述，因此这是一部研究书法篆刻艺术的专著。该书写作开始于乙巳年冬(1905),成于戊午(1906)年二月，这时他刚40岁，正是他的书法艺术已经成熟而又精力充沛的时期，因此这里面的字写得很有精神，有的工整秀丽,有的挺拔苍劲，有的雄健豪放，有的浑厚古拙,有的潇洒飘逸……可以说《木石居》基本上集中了他本人的书法艺术之大成。这里面的篆刻更是琳琅满目，各有千秋。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我国清代晚期，金石之学大兴,篆书篆刻百花璀灿。王思衍《木石居》手稿中的篆刻，上宗秦玺汉印，下师历代名家,不存浙徽门户之见，博采“古今诸家之异同”，融会创新,具有独到的艺术造诣。在这里面他使用了几十种不同的刀法，几十种不同的文体，篆刻了《太白春夜宴桃李园序》、《陋室铭》、《盘古歌》3篇文章。一句或半句一章，共计81章。一章一印，加盖于书页正中，周围用毛笔作注。这些图章印模或苍隽可爱，或精妙古邃，或风姿婆娑，或淳朴简古，或骨气劲苍，或神韵挺秀……因此打开这部《木石居》印谱犹如进入阳春三月的公园，繁花似锦,争艳斗奇,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细细翻阅,欣赏玩味之后，总不免要掩卷凝思、拍案叫绝。
  四
  王思衍的书法篆刻所以能取得很高的成就，是与他虚怀若谷、见贤思齐、勤学苦练精神分不开的。他虽然岀身豪门贵族，但却不是养尊处优、吃喝玩乐之辈，即使在退隐回乡欢度晚年的时候,他的生活仍然是非常勤勉的。在《诗存》里我们不仅看到他设塾教学，白天教“一儿一侄一甥读”，晚间“夜久书声绝，寒衾自校诗”;而且看到他“率然弄笔无定幅，长篇短札没精粗”，苦练书法，同时他还规劝青年人“，赋气适自就,造物实无凭。书画出吾手，百纸百态登……谅非心手巧，吾权乃不胜……事业在黾勉,妍媸虽爱赠。奈何不自主,委运同降升。少壮有志者,闻此可以兴。”看来他是相信“有志者事竟成”的。在《木石居》里,第一幅印模是“太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印模下面写明是轻刀法,在注解中他说“吾乡布衣杨苍古先生，晦工篆刻……尝见其所作治家格言，有注轻刀法者,意在有无之间，不可谓非能事已，忆仿一章，用志识途之始。”由此可见他的轻刀法是从杨苍古先生那里学来的,在这篇注解最后他还发了一通“十里一圣，五里一贤”，不必圣贤才能益人的议论。正是这种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才促使他的篆刻技法不断提高发展的。
  “良工不示人以朴”，他在艺术上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只要一字不妥，他就要反复磨治修改。如在“百代之过客”一句图印以后他写道：“'客'字搭配未妥，改数四尚如此，通体为累，大欠自然。”再如“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一句的图印之下，他注明了“初作恶其板滞特甚，思有以易之。磨治及半，试印，觉少有生气，略加润色，乃有类古碑初出，斑剥微痕而精采不减,为告篆刻家，后更得一磨刀法矣。”他这种不断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对于研究任何一种艺术的人都是可贵的。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打破了清朝的闭关自守，各种科学学说传入中国。王思衍原本是读四书五经的，要学习这些新知识是有困难的,然而他不仅积极学习，而且还要彻底弄明白为止。《诗存》中有《读肤箧》一篇，通篇反映了他对星球学说有些惶惑不解,然而他不是故步自封，概不相信，而是采取积极研究不盲目轻信的态度,发出了“何日得周览，释此回惑肠”的叹息。他这种寻根究底的求知精神，在向四化进军的今天，不也是很值得学习的吗？好在他这篇《读肤箧》篇幅不长，不妨抄下来，以飨读者：
  “星多大于地，于日真毫芒，不知南北极，何有仍冰洋。热带三百里，井底午见光（西人所著五洲通考说也）。准之以巨细，远度较可量。窃闻赤道南,螺旋逆左行。古称北户民，至今无何乡。今古岂可谬，有似待裹粮。土星通消息，窥远镜能详（西人谓土星中有人物）。厘然人物具，惊听神飞扬。玄化杳难必，咋舌不敢狂。执一余可例，万球通宫商。太阴号朽壤（西人谓月为朽质,诸球中最无用），潮汐乃相当。毫厘生气尽,吸力安所藏。凿智多矛盾，举世此披猖（凡此诸说皆今人崇信者也），履迹逐犹昧，妄意穷昊苍。开辟自有渐,相与盗所长。何日得周览,释此回惑肠。吾欲穿大地，一堕入混茫。幸获一球籍,拙矣飞机翔。咥其笑邹子，小智博荒唐。无物天地泰,无人万物昌。人类日无尽,地毁天亦伤。谁生死混沌，吾欲问蒙庄。”
  （苍山县政协供稿刘开撰）李景星和《四史评议》
  李景星(1876一1934)，字紫垣，又字晓篁，费县清末民初著名文学家，当时有“有典不知问晓篁”之称誉。他一生致力著述，成果甚丰。其代表作为《四史评议》一书。此书于1932年在济南精艺印刷公司出版。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韩兆琦、浙江大学教授俞樟华根据史学界研究前四史的需要，点校了《四史评议》，由湖南省岳麓书社出版。
  李景星生于光绪十三年，世居费城北关外,后迁城内西大街。他的父亲是清朝童生,虽然家境清贫，却致力于供孩子读书。
  李景星自幼聪明，记性颇佳，初学为文，“即惊其老宿”，参加沂州府试，名列第一。此后接连4次乡试未中,及至再次报考，清政府已颁诏废除科举。
  科举从仕的路子走不通了，李景星转而“启蒙后生,为国造才受先进思想影响，他决定改私塾为学校。首先，他联合费县城举人王景祎，在县城开办师范训练班，为各乡村培训了一批教员。第二年又成立了高等小学堂,准备扩大教育范围。公众推他为堂长，不料遭到本城豪绅左国楫的反对。左约合县内豪绅，对李景星办学一事进行刁难和排斥。由于李景星刚直不阿,向来鄙视左的为人，不予理睬。为此，左国楫怀恨在心，公然串通劣绅反对李景星任堂长,而由自己取而代之.就在这时,李景星的妻子病逝。他悲痛之余，将孩子送到上冶镇岳父家寄养，自己愤而岀走。先后到峄县、肥城等县教学。在肥城县官立高等小学校任教习。辛亥革命后，费县成立了县议会。左国楫整天忙于争当议长，无暇顾及学校事务,致使学生学业荒废。学生家长很不满意，便联合签名，请李景星回籍主持教务。不久，李景星应请返回故里任教，并续娶张氏为妻。
  1918年，山东陆军第五混成旅某团驻防费县城，团长张永胜闻知李景星才学岀众，亲自聘之为家庭教师并兼代团部秘书，以书记官名义供饷，待遇较丰。李的家庭经济情况随之好转，孩子都入学读书，及至张团调走，两个大孩子已高师毕业,分别任费县教育局长和费县建设局长。这时的李景星社会地位高了，也不再为生活所累，遂辞教专心在家读书，日夜伏案笔耕，将30年所作的读书札记一一整理成篇，汇成专著。刊行于世的有《屺瞻草堂经说》、《四史评议》、《屺瞻草堂楹联话》3种计7卷。成稿而未刊印的有《春秋浅说》、《通鉴揭要》、《历代甲子纪年统编舆地图说》、《屺瞻草堂金石例》、《屺瞻草堂文集》、《屺瞻草堂诗集》、《乐府》、《费县乡土志》、《峄县乡土志》等20多种,都具有较高的文史价值。
  《四史评议》一书,饱含着李景星一生的心血。当年,为了刊行此书，他不惜典地借贷，负债累累。这期间，偏偏3个儿子又相继病亡，这使他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但仍奔走不辍。此书当时刊印3000部。但经过50多年的沧桑变化,如今社会上存书已为数不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韩兆琦，是当代国内研究《史记》的权威。他说:“我从二十年前读前四史，接触此书（指《四史评议》），1978年作《史记选注集说》时，对此书颇多引用。此后在培养文学史先秦两汉段的研究生时，也一直规定此书作为他们读前四史的重要参考。《史记选注集说》岀版后，引起了更多的人对《四史评议》的重视，但要借到这本书却不容易。”因韩教授钩沉褒扬,“明珠”才得以出土。
  《四史评议》包括《史记评议》、《汉书评议》、《后汉书评议》、《三国志评议》4部书,是李景星系统研究前四史的专著。他对前四史逐篇地进行了分析考证，大至篇章的命题，作者的用意，历史人物的品评，以及各篇自身的结构，小至一词一语、一时一地的勘校推敲，都花费了许多功夫，作岀了许多令人叹服的分析和论断,实为不可多得的读史之助。
  李景星不但著述史评，而且还编写了《费县乡土志》两卷。1933年，费县县长任日瀛下车伊始，就登门拜访了他，聘他岀任费县县志局局长，负责总纂《费县县志》。李景星欣然应诺。他不顾年迈体弱，跋山涉水，亲自到各乡村调查采访，收集资料，并日夜组织编写。由于他用脑过度，加之家事不顺，当县志稿将近尾声时，竟不幸患脑溢血猝死于家，年仅58岁。
  李景星为人风骨晓嶒，刚直不阿，不近权势。特别是晚年，更不愿与庸俗者为伍。因此死后遭到地方豪绅和庸碌之辈的非议，说他“清高孤傲”，“《四史评议》全是抄录别人语言，没有什么价值,不足取”,中伤之词不一而足。但凡了解他的门人或同学，却赞美他崇德尚义，仪严色温。他自己也在自照像上题言:“先生之容忧而戚，先生之老贞夫一。谓先生立言过当，先生曰嘻;谓先生取人必纯，先生曰噫。"
  李景星不趋炎附势。张勋驻军徐州时，招纳势力，准备进京复辟。因知李景星才华名气，屡聘出仕，并请出谋划策。据《致张忠武公书》载，李景星赠张勋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当此民国肇建，时转势易,应急流勇退明哲保身，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是也”;中策是：“明知不可为而为，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也”；下策警句云:“于兹志节罔顾，投靠求荣，犹妇人之青春守节，白发改适，眼前之富贵，容或有之，其自命何等，不得而知之矣。景星虽言之，不愿先生行之也”。后来，张勋一意复辟，结果失败。但是各军阀还想利用他，叫他东山再起。李景星闻之，奋然起曰：“忍矣，诸公（指各军阀）竟不为天地留此一线之命脉乎?戆哉，张公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于是千里弛书，劝张勋慎重行事。张勋执书感泣，称为知己。张死后，军阀靳云鹏、吴佩孚都曾慕名延聘李景星出仕，但皆被他拒绝了。他说:“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白骨蔽野，造成鬼馘社会，吾义不辱!”张宗昌督鲁时，也屡次函请他出为幕宾。他回信说:“景星驽钝,难膺重任，蒙阳地僻，圣教不传，矢志教育，启蒙后生，为国建材,乃景星之宿愿也"，委婉谢绝。
  李景星秉父遗风，家教甚严。他共有7子2女。他规定：儿子进屋必须垂手而立，所嘱之事不得有异议。除过年过节外,不得吸烟喝酒;不准接近女色;不准和市侩交往;不准赌博;不准骂人;不准看戏;不准接近洋人和“二鬼子”;不准包揽词讼;不准当审判官司的官员。如若违犯，轻则鞭笞，重则同他脱离父子关系。其长子李象鼎，因喝酒被发觉,30多岁了还挨了一顿鞭打；其三子李象咸长大后，吃喝嫖赌，在外不归，李景星写呈子给县长任曰瀛,宣布同三儿脱离父子关系。
  李景星重视孩子读书，规定：是我的儿子就必须中学毕业，如能考上大学，就是自己沿街乞讨也供应到底。他常以“朱子家训”教育孩子:“为人要学司马迁写史记，流芳百世;不要学司马相如千金卖文，为世人所不齿。”“走路要目不斜视，学习要心无杂念”；为人要做到“己不所欲，勿施于人”。他告诫子女:“人之有德于我不可忘也;我之有德于人不可不忘也!”他常说,“要言而有信，忠诚待人”，等等，李景星治学谨，治家严。他原想为国家培养栋材，岂料时局动荡，家祸迭起，爱子天亡，逆子相悖，妻媳争斗，致使家庭七零八落，使李景星晩年贫愤交加终日，又焉能不忧闷早死？所幸其六子李象复，在屡劫多难中坚挺于世,今为临沂著名中医师，救死扶伤，深得群众信赖，也算是继承父意“为良医而救人”的李门传入了。
  （费县政协供稿王有瑞、黄久利、姚占修撰）郯城“沂南诗社”
  郯城县马头镇在民国初年有“沂南诗社”。
  沂河为郯城名胜，清代诗人王调鼎（进士）《咏沂水春帆》诗云:“长堤芳草绿侵衣，小试蒲帆点水飞。燕子来时能话旧，白鸥眠处愧忘机。载将别恨迷春雨，偶傍斜阳误酒旗。咫尺江南劳远望，有人天际见依稀。”由此可见沂河景色，已近江南风光。马头镇即在沂河东岸，南去数十里至新村即邻江苏邳县。这一带是郯城县文人最多，物产最富的地方。民国初年首倡“沂南诗社”的人是徐吉亭、焦献南、梁秉臣，这三位都是清末的廩生，年岁较长。另外加入的有梁晋蕃、高锏庄、徐霞苍及刘霜桥等。这4位那时只有二三十岁，正是青年。梁、高两位是先君小骞公的诗友，我少年也受他们的教益。先君《咏杜鹃》律诗中有句云:“歌管余香寻旧梦,风霜满地失春泥”。即在战乱时期忆及昔日同吟之乐也。
  “沂南诗社”每星期晚在梁晋蕃别院集会一次，观摩作品，拟定题目。如此集合约近3年,后因人事变迁，渐次停止活动。当时每期作品，均由梁府书僮汇抄录存。日寇入侵,梁以马头镇冲要，书籍、财物多移存宿迁营子马伯陶家。后来苏北沦陷,遂荡然无存矣！
  我幼时，马头镇的文士颇多，且均受孙爱庭、于霭辰的领导与照顾。孙公年最长，清廩生。于公思想较新，诗文敏捷。其有《咏梅》诗云:“铁骨生来傲雪霜，凭将数点冠群芳。此生不作繁华想，落落风情只自香。”已早有高蹈之致。高嗣庄作诗颇多，后与雄十力为友，受其哲学影响,作诗亦有超然之志。如其有句云：“拈花成独笑，松月夜窗虚。”颇有哲学意味。高碉庄于台儿庄大战时为过境之日军杀害，令人悼念。梁晋蕃的诗有名家气，吾犹忆其民国二十三年《游故都》诗有句云:“风尘何处访屠狗？时势于今爱驽骀。”对日军进逼下的故都政府情有感叹之意。
  在岁得刘霜桥来信，谈及“沂南诗社”事。谓“焦献南先生有诗一首，尚能记忆。缘民国六七年间，南阳熊伯乾绍茏先生任郯城县长，熊公为清末拔贡，诗文蕴藉,闻马头有诗社之组织，在邀社员赴城内宴叙观摩。=庄、晋蕃、霞苍与予同往。焦先生以诗向熊公致谢，内容恳切……”诗云：
  少从帖括费钻研，
  弹指光阴望六年。
  自愧识途称老马，
  每谈时势若寒蝉。
  有心志作子云赋，
  无事手挥陶令线。
  闲道神君风雅甚，
  也随朋辈献诗篇。
  此诗恳切诚厚，非一般应酬之作可比。
  刘霜名汝浩,字霜桥，现年82岁,为我县“沂南书社”唯一来台之人。霜老近检旧稿，得在诗社时习作数首，至堪宝贵。谨录二首,以见霜老青年诗风之高雅。
  池鱼五律限庚韵：
  云影天光近，
  方塘似镜清。
  莲同千树碧，
  月共万川明。
  濠濮存知己，
  江湖久忘情。
  春风吹不绉，
  止月共心平。
  严子陵钓台七律限灰韵；
  偶向东阳江上来，
  绍怀往事倍低徊。
  宫春山已迷耕路，
  七里滩头剩钓台。
  名士清标风万里，
  英雄事业浪干堆。等闲莫漫狂奴笑，汉关凄凉久结灰。
  （郯城县政协•供稿松梦庵摆）解放前临沂报刊述略
  有关临沂在旧中国报刊的发行，外报的代销，杂志的创刊情况，就我所知，分述于下：
  报刊发行
  《东鲁日报》这个报是“辛亥革命”、“讨袁护法”以后，在临沂以革新的姿态而岀现的。创办时间是1916年（民国五年）7月，主办人为李淑九、刘敢陈（亦为刘干臣），2人都是临沂县人。李淑九是同盟会员，住临沂城内喇叭巷路北，他是李澄之的伯父，早年参加“滦州起义”,失败后回沂。刘敢陈是临沂西南乡卞庄区（现划归苍山县）人。关于《东鲁日报》的创办经过，査阅《续修临沂县志•党务篇》所载:“七月李淑九、刘敢陈创办《东鲁日报》，宣扬三民主义。”
  《沂州舆报》1923年（民国十二年）11月，临沂教育界人士刘可大（字子绶）创办。这是一种小型报纸，每日一张，自编自撰，由印刷局石印，报馆地址设于城北门里以东北城墙根之刘可大私宅。报纸内容,着重地方新闻及副刊，国内外及本省新闻皆系转载其他大报上的。该报直至1924年（民国十三年）9月，自动停刊。
  《晨钟报》1924年（民国十三年）夏创刊。社址设于北门里大街南段路西（解放后，该宅曾做过文化街、劳动街的办事处多年），创办人为吴荫曾。吴字镜荪，系前清末科秀才，临沂的大绅士，当时的山东省议员，在临沂地方上自成一派势力，在当时都称为“吴派”。因为吴的势力雄厚，手下的人员又多，当时有韩德一、解芹堂、尤汇东、崔梅平和吴的儿子吴养龄（当时在北京大学上学，因放暑假回家）等人，都在报社,分别担任编辑、采访、校对等项工作。吴镜荪自任社长兼总编辑，一切稿件都经过其本人审核或修改后才能刊登。吴的出身，本系秀才，民初又在高等法政学堂毕业。因此,他对新学旧学，都能博通，笔力亦佳，为人精明强干，口才流利。但是,吴的办报目的，完全为借报纸舆论的力量，扩大自己在地方上的派系势力，巩固其士绅地位。该报在同年12月，自动停刊。
  《自治旬刊》1925年（民国十四年）春，“临沂县地方自治筹备处”创办，每10日一张，内容主要是宣传、鼓吹中国要民富国强，必须实行“地方自治”。是当时“地方自治派”的一个刊物。主编人赵次庚，临沂东南乡泉源头（今划归郯城县）人。该报发行不到两月，即行停刊。
  《沂州民报》1928年（民国十七年）夏6月创刊，主办人韩德一、夏侯少芳、王少衡、韩筱泉等。社址设于当时的启民小学内（现在的市供销学校东南角）。该报以地方新闻、社论为主。社论执笔人为夏侯少芳,济南一师毕业，笔锋流利，气势雄浑,豪放有力，对地方时政，敢论敢评，地方上的知识阶层、商店铺户、街道居民,无不欢迎订阅，销路颇广。于当年11月停刊。
  《琅琊日报》1928年（民国十七年）秋，临沂教育界人士王聘之会同临沂的知名人士陈春台（字熙如）创办。社址设于北大街颜市巷口北边路东小红庙内。该报内容平凡，副刊多系古典诗词，不受欢迎，不到两月停刊。
  《临沂日报》1928年（民国十七年）秋末，临沂五中学生王钦铭,孔昭寰2人主办。该报岀版日期更短，不到两月停刊。《鲁光日报》1928年（民国十七年）冬10月间，西北军杨虎城部队调来临沂驻防，他的番号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军''，该报由其军政治部主办。该报是以地方报纸的姿态出现的，报头上并未标出军方的名衔。报馆地址设于城内北大街节孝祠内（现在市财政学校以东路北的小巷内）。报的内容，以地方新闻及社论为主，所发表的社论文章，颇能代表民意，主持正义，成为民众的喉舌。例如:当时国民党地方政府设立“货物税局”，遍设关卡，征收商人货物的税款。一般商民运输货物,遭受严重的盘剥，于是引起商民反对。郯马一带，商民罢市,抵制货物税。而《鲁光日报》除当新闻报道外，并发表社论，力主取消货物税。同情商民，以抒民困云云。因此，该报深受地方民众的欢迎与称赞。至1929年（民国十八年）夏，杨部调防河南老河口，当时军政治部的负责人不想把创办起来的《鲁光日报》停刊，曾与当时临沂五中校长徐眉生商酌，拟将该报交由他继续发行岀刊，为徐校长婉拒。后由国民党临沂县党部接收,派当时的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张云川（临沂城内西门里人）为社长，内中人事大加改动。杨部调离临沂时，对该报曾留下一个编辑（陕西人，姓名失记），但该报被县党部接收后，这个编辑也是有职无权了。而县党部的常务委员彭菁山（临沂北十里堡人），时常到报社亲临指导，一切稿件，经他审阅修改。报的内容,以宣传国民党的党义为主。《鲁南日报》从此变质，信誉日下，于1929年（民国十八年）年底停刊。
  《党声报》1931年（民国二十年）春发行。它是一个周报，一星期岀刊一张。由国民党临沂县党部主办。这个时期临沂县党部已经大加改组，以前的执行委员会取消，当时改称为“国民党临沂县党务整理委员会”。所换的这些整理委员，都是国民党的极右派，当时的措施，取消地方上的各民众团体，取消民众运动。《党声报》就是在临沂的这个黑暗时期岀现的。该报的负责人是整理委员兼宣传部长张荩臣（张系曲阜人，当时已有40多岁）。报的内容，除了“三民”,就是“五权”，贫乏不堪，不受欢迎，该报直至韩复渠下令取消县党部时，才停刊。
  《民众周刊》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春发行。该报由当时的“临沂县民众教育馆”主办，每星期一张，主持编撰人为范持久（临沂城喇叭巷人，当时任馆员）、刘少千（临沂西乡棠林人，当时任馆员）。内容主要偏重于“民众教育”及“民众文化娱乐活动，对于当时提倡放足、剪发、禁赌、禁烟，促使社会风气好转，并提倡高尚文化娱乐，对地方影响颇为良好。但该刊的时间不长，不到半年，即停刊。
  《鲁南日报》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8月创刊发行，主办人为宋砾如（临沂城内人）、虞松如（临沂城内茶棚街人）、陶哉矫（现在苍山县陶家屯人）。不久宋、虞2人离开报社，由陶哉矫一人负责，任经理兼总编辑。报馆地址设于南大街财神巷口路西。以上报刊，皆系石印，而《鲁南日报》为铅印，为临沂地方报纸铅印的首创。该报内容，以地方新闻及广告启事为主。但该报的作风不正，失去办报的宗旨与意义。陶哉矫主持总编辑事宜，他的岀身,系北洋军阀部队的下级军官，其笔下流利，才思敏捷，编写稿件，下笔成章，兼以处世经验丰富，交际方面，手眼灵活，因此,《鲁南日报》在他的主持下，发行活跃一时。但是,陶旧社会的恶习太深，以办报为名，利用报纸，对地方上的军政长官,不分好坏，阿谀献媚，逢迎讨好。地方新闻栏内，因采访不慎，将有关住房的私事纠纷错登，同时在该栏内，开设“小消息”一栏,专登男女色情关系以及当时临沂妓女的趣闻，因此，《鲁南日报》在地方上的声誉，是“毁誉参半”。“七七”事变后，于临沂沦陷前停刊，该报发行时间长达4年，为过去临沂报刊中办报时间最长的。
  外报代销
  30年代初期，在全国盛行的三大报纸:《上海新闻报》、《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虽系私人发行，但3大报中有的历史悠久，信誉昭著，销行颇广,但在临沂来说，这三大报除了机关学校订购外，在临沂民间还是不多见的。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有刘筱舟（临沂人）者,与其兄在临沂城内考棚街东首路北（现在的兰山区公安分局东边路北）开设了一座广货店,批发“洋广杂货”。刘筱舟时常到上海、天津一带运货，刘系学生出身,关心时事报刊，他看临沂正缺乏外埠的大报，就在上海与《申报》、《新闻报》、《大公报》（《天津大公报》这时在上海又开办了《上海大公报》）等报馆分头接洽，愿在临沂设代销处，代销报纸。这几个报馆的营业部当即允准。刘筱舟回到临沂后，在其广货店的大门口，挂上了“上海新闻报、申报、大公报临沂代销处”的招牌，附带的也代销上海、南京的一些小报。这一来，临沂全县的订户真不少，商店铺户就占多半，私人住家户订的也颇多。当时刘筱舟专雇了一个送报者叫蒋成文。从此，外埠的大报，在临沂大量销售，而刘筱舟是办理外埠报纸推销的首创者。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临沂人卢清和,字协村，城内西门里人，在西门里孔子庙小学东首路南开设“美育书画社”,营业专以裱糊字画为主。这时他与北京的《晨报》发生关系，门口挂出“北京晨报临沂代销处”的牌子。从此，北京的报纸，在临沂也推开了。
  杂志创刊
  《教育月刊》创办人为夏侯先,字秋野，临沂城人,清末民初的师范学堂毕业，是民国以来临沂教育界先驱。1915年（民国四年）秋，夏侯先担任了“临沂县劝学所所长”（相当于现在县教育局局长），在他任所长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扩充创办中、小学将近50多处，并于1916年（民国五年）创办了《教育月刊》，专门宣传教育救国的理论和发展中小学的重要性，并谈论些教学法，杂志的稿件，大部分都是夏侯氏的亲笔，帮着他撰稿的有刘子绶、王聘之（教育界人士）等人。1918年（民国七年）夏侯先因病逝世,《教育月刊》，随之停办。
  《进德会月刊》由临沂县进德会创办，于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11月创刊发行，主编人郭郁林。该刊的宗旨，以宣传四维、八德（四维是礼、义、廉、耻，八德是忠、孝、节、义、智、仁、勇、信），结合当时的“新生活运动”为其主要目的。执笔撰稿者有:李静斋、庞子栋、靖莐葆等人，这些人的文章,大都是文言文，一般读者，读不大懂，加以内容是宣传封建旧道德的，也不合社会发展的潮流，所以出刊以后,在社会上很不受欢迎，销路不畅，于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3月停刊。
  《临沂乡师》系临沂三乡师校刊。由学校的教务处主编，执笔写稿者，多系乡师的带国文课及带教育学的老师。内容主要是宣传乡村教育的重要性，用乡村教育的力量，推动乡村建设，并报道三乡师当时在农村所办的“教育实验区”的成绩与经验。这个刊物，是三乡师学校的内部刊物，不出售。直到“七七”事变后, 学校停课，才停刊。
  后记
  关于上述临沂报刊杂志创刊发行的情况，概略写出，其中有关创刊发行日期,曾査阅《续修临沂县志•新闻篇》，在该篇内,并无详细叙述，但其中错讹的地方也有。例如《晨钟报》的创刊日期，《续修临沂县志》上说是“民国十三年三月“，年对而月错。该报的创刊发行是六月间,因为我当时正在该报当报童（我那时正在临沂县立乙种农业学校上学，因为家中困难，买不起书，交不起学费，所以在暑假中托人荐到《晨钟报》社当了报童，开学后再去上学）。这时《晨钟报》刚创刊，头几天的报纸，上面刊登的各界来的祝词贺词不少。关于《沂州舆报》的创刊时间也错了。临沂是先有《沂州舆报》，后有的《晨钟报》。按《续修临沂县志》的记载,《沂州舆报》的创刊日期是民国十三年十一月，《晨钟报》的创刊日期是民国十三年三月。实际上《沂州舆报》创刊发行，早《晨钟报》半年，在民国十二年,《沂州舆报》就开始发行了。尤以《琅琊日报》的创刊时间，更属荒谬。在《续修临沂县志》上说它是民国十五年创刊。民国十五年的临沂，是在北洋奉系军阀张宗昌的统治之下，是临沂最黑暗的时期。终日军队调动频繁，城内各学校驻兵，中小学皆都停课。奉系的直鲁军，军纪坏到极点,拿着一张“军用票”10元的，在街上坑害商民（军用票的贬值10元折2元）,商店铺户都关闭停业，城内人心惶惶不安，临沂正处于乱世之中。这个期间，人人自危，谁敢去办报呢？实际上《琅哪日报》创刊时间是在1928年（民国十七年）秋末。时间相差2年，特此说明。
  （兰山区政协供稿郑敬之撰杨丽整理）《大众日报》创刊经过
  《大众日报》是山东省委机关报,1939年1月1日在沂水王庄云头峪创刊，至今已有近50年的历史了。
  1938年5月，党中央派郭洪涛来山东任省委书记。7月，中央又决定将山东省委改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郭洪涛任书记。8月，省委率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及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来到沂水县岸堤村（现属沂南县）。后来又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统一领导山东各地抗日武装。
  同年8月，为了扩大抗日宣传工作,省委决定创办报纸。由省委宣传部长兼干校校长孙陶林负责筹办工作,并成立了筹备处和印刷所，于一川担任印刷所所长兼政治指导员。开始，印刷所从泰安私人印刷局买来一部脚蹬圆盘印刷机和半盘铅字。当时省委机关住费县西北的仲村，印刷所就安在蒙山顶天麻林场吕祖庙内。9月，省委机关搬到岸堤北小峪村，印刷所也搬到小峪。这时印刷所又从济南买来一部破旧四开手摇铅印机和一部分老五号、老二号宋体字、四号标题字。开始，翻印毛泽东《论持久战》和创刊出版《大众半月刊》杂志。10月，省委和山东纵队指挥部转移到王庄，住在天主教堂内。11月，印刷所就迁到王庄东北4公里处的云头峪村。
  云头峪是王庄乡八大峪之一，东西走向，长约3公里，背靠锥子崮，面向吉宝山，翻越峪东山就是泉庄乡。多数住户都在四面山坡上，只有十几户人家住在较平的峪底。印刷所就安在峪底几户农家的草房里。所长于一川的办公室就在牛庆录的2间北屋里。办公室东边是一片空地，安了一盘碾，是印刷所工作人员的活动场所,北边有3间草房是印刷车间，刘茂菊的2间小屋是装订室。这时全所职工有33人。不久，经省委批准，印刷所改为印刷厂，于一川任厂长，唐锡青任指导员，另外有田中芬、黄中华、徐华、张昭、李春松、隋明甫等分别负责总务、排版、校对、印刷装订等工作。还民主选举了肖辉担任职工会主任。
  印刷厂的组织筹备工作基本就绪,省委决定成立编辑部。省委书记郭洪涛亲自到黄山区岳庄动员编印过《民声报》（后改为《青年报》）的安然、张惠、马民、刘惠吾、刘力子等参加办报工作。派刘导生担任报社社长,匡亚明担任总编辑。编辑室主任是马民，编辑人员有李戴、何浩、卢石流、张凤英，记者有谷洪、倪执平、李辛甫、党镶民。电台和收音机在一起，组成电务室，由刘承塾担任主任并负责抄收记录新闻兼维修;报务员3人：李川、逮克、田佩衡;译电员3人:邵英、于烈、刘欣。编辑部就安在王庄村南王希安的3间西屋和2间南屋里。随后，又成立了营业部，部长刘力子，会计安然，营业员赵军、范正刚,营业门头就设在王希安院东一个过道里。另设文印，由张惠负责。这时，报社共有50多人。1938年12月，开始油印了两期试刊《突击》，接着又排印了《论新阶段》等书。并决定1939年元旦正式出版《大众日报》。
  为了把《大众日报》创刊号办好，报社编辑部、印刷厂都分头忙碌起来。
  编辑部主任马民写了报头，总编匡亚明写了发刊词,李戴等4位编辑分工负责4个版面的组稿编辑。印刷厂也作了周密分工。排字工人12个人分两班，张昭排第一版兼刻字,吴树龚、隋纪昌、沈德和分别排二、三、四版;铅印、校对也分两班。1938年12月28日，一切准备就绪,总编匡亚明又亲自到云头峪印刷厂做了检査，并向广大职工宣布元旦正式岀版《大众日报》的决定。
  1938年12月31日上午，“创刊号”稿子编好，画好版样，由交通员冒着大雪从王庄送到云头峪。厂长于一川接过稿子看后,马上交给工务股，接着按分工发到排字车间，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下午6点钟，排完了一、四版，马上交印刷车间,接着又排二、三版。经过一夜紧张的工作,4000份报纸在1939年元旦凌晨5点钟全部印完。装订车间裁剪、分发好，交通员张之佩马上包好300份报纸，飞跑送到王庄营业部,天一亮，营业部的人立刻将报纸分送到分局和纵队领导及各部门，其余的由各路交通员分送到夏蔚、坦埠等营业点。
  1939年《大众日报》的诞生，唤醒了沂蒙山区，轰动了山东大地，它对于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鼓舞军民团结抗日的斗志，丰富抗日根据地的精神文化生活，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沂水县政协供稿马箜伦撰）山东新华书店诞生地
  莒南县十字路镇东南12.5公里处，有一个叫做净埠子的村庄。这个村庄就是40年前山东新华书店的诞生地。
  净埠子在抗日战争时期,属滨海抗日根据地。1942年，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一一五师、山东纵队等党政军机关由鲁中地区转战到这一带。根据形势的需要，分局宣传部先后在莒南办了个滨海书局，在日照办了个滨北分局，在苍山卞庄办了个大众书店。这些书店都是由当时《大众日报》社出版部领导。图书也都是由报社印刷厂印刷出版。《大众日报》岀版部，实际是山东新华书店的雏型。出版部由刘力子负责，下设出版科和营业科。在出版科工作的有周保昌、丁勋南等;在营业科工作的有史屏、刘近村、王春、任善才、杨健等。岀版部直属的滨海书局在十字路镇开办时，只有3个工作人员。他们是从一一五师宣传部调来的潘寿卿、周吉庆、何立生，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当时岀版部出版发行的图书刊物主要有《斗争生活》等党刊及马列主义理论书籍;此外，大量发行的还有《山东文化》、《战士画报》、《山东群众》、《山东青年》、《教师之友》、《新儿童》、《大众歌声》、《整顿三风》、《整风参考资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白毛女》、《血泪仇》、《平鹰坟》、《狼牙山五壮士》、《劳动模范赵占魁》、《兄妹开荒》、《大变工》以及小学课本、年画、抗战宣传品，等等。由于抗日根据地物资缺乏,书刊多用“土纸”印刷。这种''土纸”是用乱麻、稻草、麦秸、豆荚皮为原料，经过土法加工制成，质地粗糙，色泽灰黄。就是用这样的纸印出的书，每种发行量也都达1000册到3000册，一些学习文件和课本的发行量就更大了。
  到了1943年，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鲁南和鲁中抗日根据地大部连成一片。各村普遍恢复和创办抗日小学以及识字班和青年夜校等业余学习组织。群众对各类学校识字课本、小学教材和其他书刊的数量需求日益增长，这就为山东新华书店的诞生提供了条件。山东新华书店在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的领导下，于1944年7月1日在莒南县净埠子举行成立大会。会上，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陈沂、省文协刘导生、杨希文、张凌青等先后讲话。陈沂指出：山东新华书店的主要任务是传播马列主义、传播新文化，为抗日战争胜利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而奋斗。当时，于光首任山东新华书店经理，周保昌任副经理,张凌青任编辑部部长，丁勋南任出版科科长,刘近村任营业科科长，任善才任会计科科长，东平任门市部主任，储运负责人是姜考先。随后,十字路的滨海书局和卞庄的大众书店等单位并入山东新华书店。
  山东新华书店成立后，首先整顿和扩大十字路镇门市部，又在夏庄、坪上和大店等地新设立门市部或代销处。同时，和胶东、苏北等地新华书店也取得了联系。当时图书发行办法，除课本和各种识字教材按计划直接发往各县文教科和学校外，其他书籍主要是通过分支店和代销处供应读者。日照县支店的王岱峰经常肩担图书走村串校，首创了农村流动供应图书的好形式。日本侵略军下乡“扫荡”时,书店的人撤离，图书交由当地群众分散埋藏。大批图书的转运需要通过敌占区时，就交给战时邮局。他们组织武工队护送,运书籍的人员乘夜间分批穿过敌人封锁线，历尽艰险，千方百计把书籍送到广大读者手里。那时,中共山东分局所属党政军机关均驻在十字路附近，这些机关的很多工作人员是十字路镇书店门市部的常客。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肖华，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陈沂和宣传部的陈楚、曹秉衡、康矛召等几位干事，经常到书店来买书，了解图书发行情况，鼓励书店的人做好图书发行工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9月，山东新华书店由十字路镇迁入临沂城东西大街的北侧，开设了一个门面更大的门市部。1946年新年前后，山东新华书店首任经理于光调到《大众日报》社工作，副经理周保昌随军赴东北，王益和叶籁士分别接任山东新华书店经理和副经理。不久，解放战争开始了，山东新华书店撤离临沂，随军转战。1948年，济南解放后，山东新华书店进驻到这座山东解放区的最大城市，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揭开了山东省新华书店店史上新的一页！
  （莒南县政协供稿朱干撰）循吏画家李方膺与兰山县
  被清人称作扬州八怪之扬州画派的8位画家中，竟然有3人与山东发生关系。李鲜做过滕县知县;郑燮做过潍县知县;李方膺做过乐安（今广饶）县知县，署理过莒州知州，又做过兰山县（今临沂）知县。而且3人都有惠政。在任时有口碑，离任后有去思，这是很难得的。其中更突出的是李方膺，他为了维护县民的利益，在乐安遭到弹劾，在兰山蹲过监狱,是封建王朝中少见的好官。如今，郑燮的惠政，由于潍坊的表彰宣扬，大为当地人民所知。而李方膺，不仅他的政绩在临沂地区已不为人所知，连姓名也近于湮没无闻。《清史稿》给郑燮、金农、罗聘立了传，对李方膺却只字未提。倘若他不是名画家，没有作品传世，大约会“没世而名不彰焉”了，这实在不公平。我们辑录了有关他一生特别是在莒州和兰山的主要事迹，介绍于世,意在表彰他生前曾为人民做过的一些好事，给他在历史上争得一席地位，以慰其泉下之灵。
  一
  李方膺字虬仲，乳名龙角，号晴江，一字秋池，又号抑园。江苏南通人，出生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卒于乾隆二十年（1755）秋季，享年60岁（此据胡艺的考证）。他的高祖、曾祖和祖父，都是明末秀才。到了他父亲李玉鋐诞生时，他家已由仕宦门第降为半耕半读的所谓书香人家。他家祖父居城东厢，半村半郭，大概宅前有几亩自己的田地，家人农时得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他父亲晚年作了三品官，曾叫他画了一幅三代耕田图，过了17年，李方膺又看这幅画，重新题了4首绝句，第三首写道:“半业农田半业儒，自来家法有规模。耳边犹听呼龙角，早起牵牛下绿芜。”可见李方膺年幼时也参加了农业劳动。
  李方膺岀生时，他父亲李玉鋐已经39岁，还是一个穷秀才。等到李方膺9岁时，他父亲中了举人,第二年，中了进士。先在北京做内阁中书，后来，外放广东西宁县知县。行取入京，升户部主事，递升兵部郎中。雍正元年（1722）再度外放，任云南楚雄府知府。这时，李方膺弟兄4人都是秀才了。雍正七年，李玉鋐任福建按察司使时，方膺正被保举贤良方正，随同朝觐。雍正问李玉鋐有没有儿子随同来京，他回答说:“臣第四子李方膺陪同前来。”又问：“现任何职?”他回答:“是个生员（秀才）。”再问:“够作官的材料吗?”李玉钛倒是老实人，他据实回答:“臣的儿子性格太憨直，不宜为官。”也许由于爱屋及乌，雍正似乎不嫌弃直憨的人,便说了句笑话:“先做官后学也行。哪有先学会保育小孩再出嫁的呢?”召见了李方膺，又把他交给了宠臣田文镜。田文镜便在雍正七年冬天任命李方膺为山东乐安知县，田文镜当时是河南山东的总督。像李方膺这样由诸生身份直接被任命为知县，当时属于特例。后人不理解这情况，觉得制度上讲不通，有的便说他经有力者保举，才能被任命为知县，其实这倒是猜测之辞，不足为据。
  他到任的第二年，恰巧碰上乐安大水。淄水（小清河）冲决长堤,近乡田庐湮没，许多灾民爬上树梢，等待救援.他眼见此景，毅然承担起救灾责任，一面就地设法赈济，一面写申请给青州知府,请求开仓放赈抢救。但府里迟迟不予批复，他只好不待批准就动用了仓存粮食1200石，紧急设场施粥，同时计划以工代赈，募民南筑曲堤，使淄水不再泛滥。经他抢救,堤防得以巩固，水位骤降。他首出任事，便以如此魄力，克服面前的困难，实在算得起一大政绩，直至200年后的民国六年,乐安续修县志，还在追念着他。可是，当年他却几乎因此丢官赔累。原来，常年成例，县官不得擅自动用仓粮。他的直属上司青州知府，当他紧急请求放赈时，无视人民的疾苦,一直不予批复，现在看到他不等批复开了仓,也许是怕连累自己吧，便立即动文详参，向总督田文镜告了他一状。幸而田文镜因为他是由皇帝直接交用，又由自己任命的,不但没有给予任何处分，反而认为李方膺有胆有识，能负责，把继续救灾的重任又交给了他。其实,青州知府告他，表面上原因是未奉上命，不应擅自开仓这个手续问题，背后恐怕另有原因。这次水灾是上游淄河发水,才淹了下游。不修水利,知府是有责任的，他便以弹劾李方膺来掩盖自己的过失。这件事了结后,为了替民除害，李方鹰进一步“募民筑堤，障淄水入海”，完全不管知府是否难堪。然而也不能说他根本没把知府告他这件事搁到心里。若干年后，当他在安徽合肥知县任上，再一次因做好官得罪了知府被劾去职时,便发了下面一通议论:“两汉吏治，太守成之;后世吏治，太守坏之。州县上计，两司廉其成，督抚达于朝足矣，安用朝廷2000石米，多此一官以甚间之邪?”他认为在地方官中完全可以去掉太守这一级，虽是泛论，也是从自身遭遇中体验得来的理论，算得上有感而发了。
  大约在雍正十年，李方膺奉命署理莒州知州。当时莒州还是个直隶州,知州是从五品（后改为正五品）,他这个七品官为什么能署理知州呢？不得而知。他在莒州只干了一年，又奉命回到安乐县去。但是就在短短的一年中,他却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捐俸首倡重修学宫，从大成坊、两戻直修到院墙。二是重修莒志，这是个很费时间的工作，雍正三年，前任知州陈某开了头就离开了，一个庠生叫战锡候的参与了这件事，陈调走后，战继续捜集了很多资料。李方膺来到后,组织了一批人，并拿岀了他负责的《千乘（乐安）志》给修志的人们作参考，重新修订,直到回乐安任上时，还未定稿，他便把底稿带走了。以后他调兰山，蹲监狱，出狱后调任安徽，居家丁优，都未撂下这件事。直到乾隆八年，他才托人把定稿捎到莒州，并写信说:“志已修完，剞劂之事,幸与新刺史谋之。”这后一件事表现了他的性格,地方官参与修志者倒是所在多有，像他这样亲自动手，并且最后修改定稿的却不多见。修志还表现了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后来他的画幅诗篇多书卷气，不是没有缘由的。
  二
  他由乐安调兰山的时间,有两个说法。诗人袁枚（也是他的知友）撰写的墓志铭，说是雍正十年,《临沂县志》却说是雍正十二年，大约应以临沂县志为是，疑袁文脱落一个“二''字。因为就在十二年沂州才升为沂州府，定附郭县为兰山县，十年是没有兰山县这个名字的。兰山县比乐安县富庶些,对志在作官刮地皮的人说,应该是个好缺，但对李方膺来说就不那么如意。因为知县与顶头上司的知府同在一个城内，会巴结上司的人，自然把这看成是升官的有利条件。无奈李方膺不是这样的人,他太憨直了，敢于据理顶撞上官。这是非出事不可的。果然不久便出了事。
  提拔他任县令的田文镜，在雍正十年便因病乞休，不久死了。继任的王士俊为河东总督（按:似应作东河总督，清初设山东河道总督，简称东河总督，驻济宁）,兼河南巡抚。此人曾在田文镜部下为官，也顶撞过田文镜，因而躲到广东湖北去做了一阵官。然而重回山东、河南后，他在为政方面,却继承了田的铱钵，一味苛削严厉。在田文镜任内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是督促州县垦荒。因为山东、河南两省，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休养生息，农业生产完全得到了恢复，可耕地都种上了庄稼，荒地已经很少了。田文镜却不管这些，倡言垦荒大有可为，一个劲地向属下各县要垦田数字。属下不得已，只好十几顷、几十顷地乱报。单报个数字倒不要紧，无奈生荒变成熟田，几年以后，便要起科纳税。这样,这些新增的田赋便只能分摊在农民头上了。由于田文镜深得雍正信任,虽然有人告他,却告不倒。王士俊继任后，在垦荒这一点上，“督促益加严,又令州县劝民间捐输”。李方膺在乐安县时顶了垦荒的推行没有呢?从他到兰山后的作为看,一定是顶了一下，也许像乐安那样盐碱地多的县,他可以用无法开荒作借口，总之，凭着他与田文镜的一点特殊关系,还没有岀事。而王士俊作了总督后，再顶下去，就必然会与王正面发生冲突了。
  《临沂县志》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据说:那时王士俊或知府派岀的“丈量弓尺、承符手力属”，麻集在各县县衙内，当然还有负责督促的官员。但是，李方膺却偏偏不为所动，也就是说顶着不办。于是,顶头上司知府出面了，这次，他居然动了公文，正式督促，而李方膺便也正式地作了书面回答,“力陈开垦之害”,而且“劝停开垦”。当时只有王士俊有权停止开垦，因此，可以估计到他一定是以县令的身份向总督上书，陈明自己意见的。这一来，触怒了王士俊，自然要办他了。但王士俊也是一个老官僚了，他自己在作徐州知府时，就写公文反对田文镜增盐碱地税。他知道以拒不执行垦荒令作为查办李方膺的罪名是行不通的，因为倘若这个县本无荒地，当然可以拒绝开垦。于是，与知府串通起来，捏造了个其它罪名，将李方膺撤职下狱。
  垦荒这件事，大约当时还没有人敢公开站出来反对的，李方膺的据牒力争，虽给自己招来了灾祸,但也挣得了“强项令”的大名。一方面事情传到了北京，一方面在兰山的农民中传开了。于是农民大=，有人倡言说:李知县为了咱们得罪总督，咱们应当轮流到大狱去看他才是。一呼百应，乡民纷纷进城，城里顿时出现了奇观。大队农民拥到监狱来要求探监,狱官不敢答应，连监饭也不允许送。于是大队农民把钱、日用品、鸡、粮食隔着狱墙扔了进去，并且大声喊:“这是给李大老爷的”。据说瓦沟上几乎堆满了这些东西。
  李方膺在狱中押了一年多。大约不好定罪名，无法宣判，也不能开释，案子便拖了下去。雍正十三年八月，雍正死,乾隆即位，次年改元，这时一位叫史贻直的户部尚书才敢上疏说田文镜、王士俊强迫开荒的种种弊病。乾隆下了上谕说:“田文镜为总督，苛削严厉，河南民重受其困，士俊接任,不能加以惠养，借垦地之虚名，成累民之灾害。”这一来，为开垦而获罪的官员，全部召见入京，王士俊也调了回去，案子完全翻了过来。
  这个消息是晚上来到兰山县的,新任县官大约同情李方膺，不等过夜，便释放他出狱。接着他便赶到了北京，在等候传见时，他立在军机处丹墀的西槐树下。汉臣中资格最老,又最为乾隆信任的翰林院掌院学士朱轼指着他对满族王公大臣说：“这个人就是敢劝王总督停止开垦的李兰山。”称他为李兰山而不名，大约也是对他的敬重，一些品位较低的官，听见这个七品县令居然名动公卿，便争着挤上去看他的相貌，并且有人指着说:“就是那个身材高，眼有三角芒的。”礼部侍郎赵国麟是他父亲的同榜进士，上前去拉着他的手说:“李贡南有了个好儿子。”引见下来后，他官复原职,然而却调到了安徽。他从雍正七年来山东，在我省一共消磨了7年的岁月，然而，到处留下了“循吏”的名声。《清史稿》未入他于《循吏列传》是很不应该的。他在我临沂地区前后共呆了3年多，一小半的日子倒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乾隆元年，到安徽去后，大约在乾隆十年，他又一次进京谒选，又一次路过山东，此外，便没有再来山东。
  三
  到安徽后，他丁母忧，服母丧，家居4年。据管效承考证，他家居实不止4年。大约乾隆十年前后,他又一次入京诠选。十一年任安徽潜山知县;十二年，短期署理滁州知府，后又回潜山。十四年任合肥知县,十六年再次得罪知府，被罢官。
  他被罢官的罪名是贪脏，这乃是诬陷，并非事实。据说原因是这样:他在那里，算是府治的首县。每逢年底，各知县照例要向知府送年礼，名为下属的孝敬，实系公开地向属员要钱。他却只送去咸菜两大坛，知府认为这是和自己开玩笑。又一回，知府让他陪着下围棋，他不等下完，告辞回衙,知府认为是莫大侮辱，晋省时便向藩台进谗，他以贪赃罪被撤职受审。由于是诬陷，无法定罪，拖了3年才结案，经过自己的辩诉，证人的证明，终于对他无法加罪。又同在兰山一样,老百姓是爱戴他的。他有诗云;“两度寒温诸父老，却因对簿叙闲情”。平反后，他领教了仕途的险恶，不再打算作官了。便决定定居南京,以卖画为生。有时往来扬州、南京之间，他与诗人袁枚、扬州八怪中的另两家金冬心、郑板桥,感情都很深。
  他擅长画花卉，松、竹、兰、菊都为人所称,尤其善画梅花，袁枚曾说他:“作大幅丈余，蟠塞天矫，于古法未有。”但是他的善画梅，不一定为了求奇，大约也借以寄托自己孤芳高洁的品格。他曾画了一幅老干秃枝，上面只有五六朵小花的怪梅，题了如下一首诗:“天生懒骨无如我，画到梅花便不同。最爱新枝长且直，不知屈曲向春风。'’不肯屈于世俗的命意，使人一望便知。
  扬州八家的画，由于离开了明末董其昌等人所提倡的“南宗''画法，被当时人目为“怪”,颇受到一些以正宗自居的画家反对。但是在下层人民中却自有其看法。单就李方膺来说,他在鲁南的时间虽不长,画风却深刻影响了当地画家。例如清末的韩春生,作画而且收徒传艺就继承了李方膺的风格与流派，与之同时的宋鼎（字洛九），继承李的风格又参以吴昌硕的笔法,独创一格，成为全省知名的画家。莒县的于江臣也继承了他的墨笔画法。
  李方膺不但以文人画在我区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还重视民间艺术。过去临沂南门瓮城内住着不少穷苦市民，特别是妇女们,多以卖绣花枕头谋生。一次李方膺发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年寡妇，在路旁边绣边卖，甚是勤苦,便立即借了旁边算卦先生的笔墨为她画了一些枕头顶图案，内容都是松、竹、兰、菊,每幅画后,署上“晴江笔”3字。她拿出来卖时，人家才发现这些画原来是县太爷画的，立刻被抢购一空.从此卖枕头顶的争相仿效他的画,居然有的人以此成名，到清末民初，沈鹤龄便是其中一人。
  看来，只有扎根于人民中的艺术家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李方膺一生的大事，只有为官及做画家两件较为突出，都与沂蒙人民结下了缘法，今天表彰他，谁日不宜？
  （兰山区政协供稿王法涛、刘家骥撰）清末翰林庄陵兰其人其书
  庄陵兰(1870一1946),字心如，号春苔，山东省莒南县大店镇人，进士岀身，入仕林。其人自幼聪慧，少负大志，性格内向，平生尚俭，勤于治学,擅书法，颇有墨迹传世。
  其先世居江南东海十八村。明洪武年间，其祖庄瑜率妻孥逃荒至莒州朱陈村(即今莒南大店村)。初为王姓地主家佃户，传至四世成为地主。第五世庄谦在明朝为官，任山西八府巡按。其祖父庄应辰是个儒生,擅书画；其父庄珽璐通医术，常为乡里人看病。其母滕氏,莒南下河村人，生5子,庄陵兰居长。
  庄陵兰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秉承读书报国、光宗耀祖之家训，5岁人家塾读书，9岁读完“五经”、“四书”,10岁能诗文,17岁在沂州府中秀才。28岁时因文品兼优而中拔贡,放乐安(今广饶县)县训导，而未到职。34岁殿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为翰林院庶吉士。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翰林院保送日本留学。他携长子庄序泰同行，入东京法政大学,3年毕业归国。民国三年(1914)赴济南任山东省民政厅公署秘书长兼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翌年被选为山东省议会副议长。后又当选为国会参议院议员。段祺瑞执政时期，被聘为国政商榷委员会委员。
  自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庄陵兰便脱离政界，于民国十五年(1926)去崂山居广善寺，研读佛经，不问政治。其四子庄维堂曾多次表示，要用其父做庇荫外出做官。可他对维堂说：“你当什么官?你看看国家形势,掌权者像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你是当谁的官，听谁的差？择主而从之不可忘也。”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庄陵兰曾受聘任《重修莒志》总纂，两年完稿。在编印志书期间，资金不足，他便鬻其字以补其缺,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就在志书出版的1936年，他应聘去孔府任教，为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德成讲授书法与诗词，直到病逝，葬于孔林。
  庄陵兰书法功力，得益有三。一日家学宏厚。其先祖庄瑶进士及第，擅书，攻颜书《东方朔画赞》颇见功夫;其曾祖庄恩植、二曾祖庄恩艺和其祖父庄本悌皆擅书。庄陔兰自小得其祖父亲手指导。二日治学严谨。他初读家塾期间，从正楷描红入手，先后临过颜书《多宝塔感应碑》、《颜家庙碑》、《颜勤礼碑》、《东方朔画赞》及王羲之《兰亭序》、《十七贴》等多部法贴,特别对《颜勤礼碑》用功最深。三日阅历深广。特别是在任翰林院编修时，能与京城学者、书家交流切磋书艺，有机会见到朝中所藏古今名人墨迹，耳濡目染，积年有素。
  庄陵兰楷书笔法恢宏，落落大方，气势不凡。现存莒南县文管所“捍卫乡里”一碑为其亲书，可见其造诣。他擅写楹联，传世者多为联对。不仅其楷书作品极佳，其草书也写得神采飞动，力透纸背，气势融贯。
  庄陔兰常为人作书。特别是入翰林院后，慕名索书者愈众。不论是官是民，他都不予拒绝。晚年,求者更是络绎不绝。春节时，他手书的自家门上的对联也常被人揭走，可见其书之被当时人所喜愛。
  可是,1939年时，侵华日本军官死亡，日军特派人去曲阜请庄陔兰写挽联，庄咳兰一听，怒不可遏，说:“日本侵略我国，屠杀国人，还让我给写挽联，真是岂有此理!？”当即回绝。此可见其民族气节。
  （莒南县政协供稿王晓六口述范奉臣整理）
  陈允升传略
  陈允升(1892一1977),原名际楷,字逢吉，号蒙阳居士。临沂市罗庄区程庄乡常旺村人，生于农家。自幼入村塾读书,酷爱书法，20岁后业儒，曾设帐于临沂城及三官庙、孙对河等村，授徒甚众，今多有成名者,皆谓陈允升乃其启蒙之师。陈允升除教书外，终日刻苦自学书法，先从欧体入手，《九成宫》、《化度寺》、《皇甫碑》，皆能背临，后又兼习《集柳碑》。由是他的隶书逐渐形成了独自的风格，为再习篆棣行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时他已感到不能停留在研习碑贴的基础上，应该走出家门拜师深造。在临沂最使他佩服的书法家，就是戊戌变法后回家隐居的王思衍。当陈允升到兰陵拜谒王思衍时，王从对话中看出他的学识非浅，即聘他为家塾。陈允升不要束修，只要求跟王学字。从此，陈的书法大有长进，所学王思衍的篆隶皆可乱真。当时去王家求字者甚众，王不能一一应付，多数即由陈代笔，王只是落款和铃印。民国廿四年(1935)续修临沂县志时，王思衍被请来参加编辑。书成后,新志的封面题字即由王推荐陈允升所书。王思衍的书法对陈允升影响很大，其篆刻尤为陈所称道。《嚼雪斋印谱》刻成后，陈允升得到了一部,终日对之研习，所以陈的篆刻亦出自王思衍的窠臼。
  1938年3月，日军飞机轰炸兰陵，百姓逃难,陈允升回到临沂常旺村家中。日寇闻讯，即派汉奸齐华亭到乡间去请陈进城参加新民会，为日寇写字宣传，当即遭到陈的严词拒绝。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陈允升未给日寇汉奸写过只字片纸。其民族气节令人敬佩。
  抗战胜利后,陈允升应临沂参议会的邀请，进城参加了修建革命烈士塔的工作。他精心为烈士塔书写了题词和烈士的英名。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进攻临沂，他又转入乡间隐居，后闻知烈士塔被国民党军队破坏后，十分痛心。就在这时,王洪九派人来请他书写门匾，第一次拒绝后，第二次就打算强行抓人。幸有他的学生闻知报信，陈允升才挑起了书担四处云游卖字而逃脱。
  1948年临沂再次解放后，陈允升重见天日，立即回城居住，结束了挑担卖字的生涯，并投身到新成立的“建塔委员会”去工作了。现在的“华东革命烈士陵园'’中有陈允升多处墨迹。烈士纪念塔西北面的鲁中南党委、鲁中南行署、鲁中南军区的题词即是由他用工整的隶书所写,王麓水烈士的墓碑亦是由他用工整的正楷所书，纪念堂内的烈士英名碑也是由他书写了多方。
  临沂县成立了第一届政协，陈允升被推举为政协委员，并将他安置在文化馆居住。从此陈允升感到身逢盛世，下决心为临沂的书法艺术培育人才，因此学生日众，其中有政府和部队领导人和社会青年及在校的师生，从而推动了临沂书法艺术的发展。陈允升的书法艺术至今传流不衰。
  陈允升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但他从来也没有动摇过他苦练书法的决心。他曾书写过一首郑板桥的“竹石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此诗悬挂在他的书斋中，充分体现了他的情志。
  陈允升一生最佩服的老师是王思衍，最要好的朋友是王小古。虽然他比王小古大20多岁，但是艺术的纽带却使他们结成了忘年之交。1976年岁末，王小古给他撰写了一幅对联:“荆山奇异人珍爱，铁砚功夫自不知。”一旁又用小字题道:“允升陈老师书法驰誉大江南北，对后学青年影响极大，实亦吾师也。”可见王小古对他是推崇备至的。1977年3月25日，陈允升因病与世长辞,引起了临沂书法界的悲痛。王小古送去的挽联上题着“艺苑星堕”4个醒目大字。并作了一首五言绝句以示对陈允升的悼念:“彤管寒金雀，春风冷砚池;群鹅何处换，一凤竟西辞。”
  陈先生的一生中除了教书写字外还兼习中医。他精读了《内经》、《金匮要略》、《伤寒论》、《本草纲目》等传统著作，他还下工夫学习了《傅青主男科》和《傅青主妇科》两书。因此他还经常给人看病，解除了不少病人的痛苦。
  陈允升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墨迹传遍大江南北并远播日本和美国。他的书法理论也有不少，现择其一《书法俚言》录之如下:
  “作字之法，姿势居先，坐正头直，挺腰平肩，胸勿着案，管对鼻端，左手按纸，右手笔拈，执笔之法，实指虚拳, 竖锋平腕，腕臂酌悬，运笔之法，控纵折旋，渡留顿挫，搦管务坚, 勿滑勿浮，力注笔尖，笔走中锋，意在笔前，字之体态，肥瘦方圆，丑俊拙巧，筋骨须完，字之章法，照应巡环，飘逸严整，神韵当涵，童年学字，点画先研，各笔分习，自简及繁，一笔三折，垂缩往还, 欲下先上，欲右左盘，慢临细摩，碑帖详参，由生达熟，妙造自然, 学字基础，功夫最先，天资墨宝，尤赖师传，学字程序，欲易先难, 周秦汉魏，六朝兼探，唐宋名笔，净习仰钻。篆隶真草，以次沈潜, 成就大小，资功是瞻。大成固尚，小成亦贤，能得一善,脱俗超凡。挺身社会，风度翩翩，淋漓挥洒，满纸云烟，其兴无尽，其乐无边, 我今颓耄，临摹犹酣，虽云坷坷，进步实艰，望尔青童，早致精坚, 奋勇苦练，羲献克攀
  初学书法者细读此文还是非常有益的。
  （兰山区政协供稿王汝涛、刘家骥撰）王砥如的翰墨生涯
  临沂籍著名书法家王砥如，原名王朝柱，1905年生于临沂城里。幼年家贫,勉强在城内模范小学毕业后，家中即无力供他深造。辍学后，浼人介绍，向原籍兰陵卞庄、客居临沂城的王天乙学习书法。王天乙亲为摩写了一本《九成宫》帖，作为他学习欧体书法的临本。王砥如白天侍候王天乙铺纸研墨,观摩他挥毫作书，晚上回家对灯临帖，再由他圈划指点。由于王砥如恭谨勤学，深得王天乙的青睐。同时，也博得了王天乙的同乡、清光绪间进士、著名书法家王思衍的好感，王思衍常常亲予指导。这样学习了3个多月，直到王思衍迁回原籍后而中辍。这为王砥如终生同翰墨结下不解之缘，奠定了良好基础。
  1920年，王砥如刚刚16岁，因家贫，托人介绍，到临沂城里人邓XX开办的新鲁书局石印部当学徒。由于工作关系,他又结识了专为书局缮写石印版的姜拂九、罗玺符、魏理宸。姜擅欧体，罗长赵体，魏工颜体。他们各有所长，这就为王砥如博采精研，提供了极好的条件。他在工作之余，坚持学习书法。3年学徒期满,他的书法技艺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可以独立完成石印制版缮写任务了。
  1926年，书店股东邓XX介绍王砥如到沂州镇守使署，任缮写上士。后擢升少尉译电员.不久，又调入沂州电报局，任收发。1926年春，经临沂货物税局局长何见琴推荐到山东教育厅任办事员、科员。1936年至1938年日军侵占临沂前，曾同人合资在临沂城内兴办了临沂第一家电灯公司。1941年，在原临沂县五区于家湖村（今属莒南县刘庄乡）躲避日军侵略的王砥如，因病赴济南就医。1943年病愈后，即同挚友李苦禅、王燕谋在济南大布政司街开设了一片“明湖书画社”。由国画大师齐白石为之题写了篆书门匾。抗战胜利后，王砥如应聘担任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办的《山东公报》社总经理。1946年8月，随何思源赴北平，任北平市政府总务稗长。1948年9月，随何思源同机飞成都。从此,即在成都长期定居。
  解放后，为生活计，王砥如曾在成都开了一片“山东烤馍”小店。公私合营后,他转为国营企业职工,1979年退休。
  粉碎“四人邦”以后，为了培养书法艺术人才,王砥如在家中开班授徒。1981年同别人联合创办了“艺海书法篆刻学校”。几年来，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书法、篆刻人才。
  近年来，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年届耄耋的王砥如，焕发了艺术青春。他的书作，先后参加了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黄河十省书法联展、长江十省书法联展以及在河南举办的国际书法、篆刻展览等。他还先后为祖国许多地方的名胜古迹、碑林、纪念馆、堂等建筑题写了大量楹联、碑文、匾额。其中有许多楹联和诗文，是他亲撰的。如他为黄河碑林题写的诗文是：
  “纵横铺万里，咆喏出龙门。
  飞逝惊先智，雄豪启后昆。
  无私融万代，不尽润千村。
  莫谓此河浊，中流民族魂。”
  此外,王砥如不顾年老体衰，经常参加省、市组织的书艺交流及现场作书表演活动。他这种勤奋精神和育人风范，深受国内外书法界同行的称誉。1979年，日本书法界友人、筑波大学教授今井凌雪先生，曾高兴地为他题写了“柳暗花明”的横幅相赠。1980年,王砥如先生被选为第一届中国书法家协会四川分会常务理事。现任成都市政协委员、四川省文史馆馆员等社会职务。
  （兰山区政协供稿王西献撰）王小古传略
  王小古(1915一1982),江苏省灌南县人。他于灌云师范毕业后，即从事教学，后考入苏州美专深造，因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停学。解放后曾先后在新海中学、临沂师范、临沂艺校、临沂聋哑学校、临沂教育学院、山东艺术学院等院校任教。他生前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还担任过中国美协山东分会常务理事、临沂县政协第五届副主席、临沂地区工艺美术协会名誉副主席、临沂教育学院副教授。
  王小古，自少年时代即喜爱绘画,青年时代已自学成才。他原名王崇古，因其年轻而成名,社会上皆称其为小古，久之他自己便也以小古为名了。他的艺术成就为江苏省名画家唐鲁臣所赏识,并将他收为嫡传弟子(唐鲁臣是清代仕女画家王小梅的再传弟子，从此所画仕女画名噪一时，后又专攻花鸟画。他先从工笔画入手,后以小写意随心应手，而晚年所画大写意，更是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其工笔画是勾勒、没骨两种技法兼备，没骨画能继承恽南田的技法并且有所发展，其勾勒技法能达到在生纸上三矾回染、浓而不滞的效果。所画花卉虫鸟皆以写生入手，故其作品皆能达到“应物象形”的境界。为了画好牡丹，他曾7下曹州，将春天的花、夏天的叶、秋天的枝干融合为一体，达到了妙手造化的境界。为了画鸡，他就从养小鸡开始观察;为了画猫，他家中从未间断过养猫。即使在身处“文革”逆境中也还养一小猫自随。至于其他花鸟鱼虫，他皆亲手养育。所以，他的作品皆能达到形神兼备。关友声曾题过他画的草虫是“可惜无声”，足见其艺术水平之高了。
  他不但以绘画著称，而且其书法、篆刻、诗词皆有很高的造诣。其书法初学“二王”，自1953年后兼学魏《张猛龙碑》，故其书风自成一格。其篆刻初师“西泠八家”,晚年将“切刀”、“冲刀”两法兼用，自成一格。
  他是一位多产的画家。从首都人民大会堂到普通农家，皆有他的绘画作品。人民大会堂山东厅中有其绘制的《百蝶图》、《玫瑰图》、《牡丹图》等作品。山东美术出版社于1959年曾岀版其《公鸡枇杷图》,1963年曾岀版其《四季花卉屏》。《山东画报》和《大众日报》等刊物更是多次发表过他的作品。同时他还为《太平广记选》作过精美的插图。他的绘画理论已写成《花鸟技法十三讲》。可惜的是他的另一著述《中国历代绘画题记选》还没有完成便和我们永别了。正因为他的文学修养很高，所以他的画幅上皆有自己的诗词。抗战初期他曾在一幅《樱花图》上题过怒斥日寇的四言诗:“纵横中原到处家，丈夫志不恋樱花;怜我三千年古国，沉睡何时弩剑发。”他的最后一首诗是题在一副《梅花八哥》图上的：“弹指光阴成老叟，喜能笔墨应人求，不知鹳鹤谈何事,一树梅花暗点头。”他的诗词不下300首,现已由临沂文化界朋友整理出版。王小古在“文革”中虽然身处逆境，但他从未间断过作画，即使被羁在“五七”干校喂猪时，他还创作了一幅《群猪图》,临摹了崔白的《寒雀图卷》，画了《本草纲目》中的草药插图。粉碎“四人帮”后，他奋笔画了一幅墨牡丹，并题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表达了他喜悦的心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更是振奋精神,一面培养青年，一面作画。在一幅《竹笋图》上题道:“十载连绵风雨夜，一朝喜见俏晴天;青年旺象如春笋，扫尽残云重用贤。”充分表达了他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拥护和对建设四化的殷切期望。这时他画的“墨牡丹”已达到了“墨分五彩''的境地。他以“点染法”画出的葡萄更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经常題上“生时酸苦熟时甜''，表达了他艺术成就的来之不易，并借此激励后进。
  1982年10月，王小古被调往山东艺术学院任教。他对长期工作和生活过的“第二故乡”临沂，是非常留恋的。当他正在向临沂人民作画告别时，突然病倒，至12月29日便与世长辞了。但是他留下的艺术成就却在人间永远放着绚丽的光彩。
  （兰山区政协供槁刘家骥撰）美籍女画家王文俊
  王文俊(1910一1985),山东省临沂市城里人，是现在所知临沂在国外享有盛名的第一位女国画家。早在30年代，她与大哥王卓、三哥王玫就活跃在青岛文艺界,被誉为“王氏三兄妹王文俊自幼即同兄长随父母迁居济南，曾就读于山东省立女子中学,毕业后，到青岛市立中学任音乐教师。30年代初期，在青岛经常随三哥王玫参加乐器演奏活动，曾参加演奏过大型乐曲《满德林》。她深受酷爱美术的大哥王卓之影响，自幼迷恋习画，在两位哥哥的支持帮助下，考入了北京女师大美术系深造。毕业后结婚定居天津，结识了许多京津著名书画家，奠定了其绘画艺术基础。此后，她同丈夫宋宇涵遍游祖国名山大川,积累了丰富的山水画的素材。“七七”事变后，移居香港，丈夫经商，她仍勤奋不辍，刻苦研摩国画艺术，因此早在40年代,其绘画艺术在香港就颇享盛誉。
  1955年，王文俊随丈夫侨居美国纽约。她拜王济远教授为师。王济远是著名的中国书画家，在纽约创办“王济远书画院”。在国内时，王卓是王济远的得意门生，因此对王文俊关怀备至，殷勤指导,使其绘画技艺大进。经王介绍,她又结识了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又获得张大千的教益。由于自己的刻苦努力和两位艺术大师的精心栽培，使王文俊在60年代就成为美国纽约名噪一时的著名中国女国画家。
  1961年，王文俊在纽约同王济远、张大千举办3人联合画展,展期长达两月之久。美国当纳艺术馆馆长特来参观,非常赞赏，给予高度评价。当纳先生还特地邀约王济远、张大千、王文俊每隔两年到当纳艺术馆举行联合画展一次。在1963年那次3人联展作品中,纽约广播电台特别赞赏王文俊创作的一幅《兰花》。
  1965年2月，王文俊应邀在香港举办了一次大型个人画展,展出国画作品200余件。这次画展,受到香港文艺、新闻、教育、绅商等各界的关注，香港著名人士蒋法贤伉俪亲临为画展主持剪彩揭幕礼。香港《华侨日报》的《华侨文化》版作了报道介绍，刊登了开幕式、翦彩、观展等3幅照片。画展第一天就有中外嘉宾题名者数百人，致花篮的中外知名人士数十人，直到下午6时，参观士庶仍络绎不绝。中西亲友争相选定作品，真是盛况空前。此展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色，是专辟一室，悬岀乃师王济远教授的作品附展,益见王文俊尊师之心。香港《今日世界》杂志也刊登了王文俊作画的彩色照片、《谈习画经验》的文章和《巫山巫峡满秋烟》、《茅屋人家》、《甲辰仲夏》等山水画及水果、花卉等彩墨静物画。这次画展，对香港艺术界影响颇大，中外参观者，推崇备至。
  王文俊旅居海外,饱览亚、欧、美各地风光，更加开拓了眼界，每年都有大量新作。近20年来,除保持参加在纽约两年一度的三联展外，她还多次赴东南亚各地举办旅行画展。她的作品深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人民和华侨的欢迎，对于发扬我国传统文化,加强国际间文化交流，促进国画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正如王济远教授的评价：“文俊作品，由传统而仍能取法自然，故可入精微，实足展布中国文明。”
  她在晚年创作了不少思念故乡的作品，以暗示的笔法直抒胸怀。如《台湾一角》，以旭日东升的祖国大陆为背景，那明朗而热烈的画面，透出了一个海外赤子怀念祖国的眷恋之情。故土之思，老而弥切。近年来，她常与家乡亲友书信往来，互致问候和交流作品，寄怀乡之情于山水画中。国外有几家画院想收藏她的作品，有的收藏家想以重金收买她的作品,都被她一一谢绝。她想把自己珍存的6大箱约300百余幅作品，奉献给故乡临沂。不想事情正在进行之中，她却不幸于1985年夏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宿愿未成，实为憾事。
  （兰山区政协供稿王西献、杨丽整理）王羲之与普照寺
  一
  临沂，是一座古老的城邑，也出过一些有名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范筑先在《续修临沂县志序》上说:“地域辽阔，山河错综;鍾灵毓秀，代产伟人这评价虽有些夸张，倒也不甚违背真实。
  这里要介绍的是魏晋时临沂一个有名的家族一一王氏家族，特别是要介绍其成员之一，以擅长书法闻名千古的王羲之，还有与他有关的一些古迹。
  王氏家族是一个世代为官的大族，族中名人,可以上溯到汉代谏议大夫王吉，其后，虽然时隆时替，由于东汉重门阀，仍一直不失为宦族高门。但真正显赫一时,并使其家族延续数百年而不衰者,则自王祥始。王祥，生于汉献帝建安九年,曹魏时为官。魏祚渐衰后，他投靠了司马氏，西晋开国后便“拜太保，进爵为公”，成为朝中重臣。他政绩平平，乏善足陈，使他在史册中占有一席地位者，倒是由于被夸大增饰了幼年时的几桩“孝行”。如果他未得入《二十四孝》这部书，便未必会有多少人能记住这位名宦了。他最有名的一桩孝行是“卧冰求鱼”，《晋书》记载此事说:“祥性至孝,早丧亲，继母朱氏不慈,数谱之……母尝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岀，持之而归。”
  故事很神奇，是否真有这种甘愿遭烹，自动“跃出”献身于孝子的鲤鱼就很可疑。据《世说新语》注引《晋阳秋》“祥解衣欲剖冰求之”句下作：“会有处冰小解》鱼出”。这一记载才接近真实。但后人还嫌“孝感天地”的味道不足，又改为王祥卧到冰上,将冰暖化，鲤鱼跃出。
  故事虽然难以征信，然而从这个传说中却产生了临沂人景中的一景一一孝河凝冰，替临沂增添了几分风采。据《县志》言，此景不在临沂城内，在今城北10余公里的双湖村，过去这里叫孝友村，大约是因为王祥孝顺继母、王览友于兄弟而改的。“卧冰”的那道小河，旧名已湮没不彰，《县志》称之为孝感河，如今则被称为孝河。虽是条小河,到了夏季却是两岸垂柳，一塘荷花,景物宜人，饶有幽趣。《续修临沂县志》中留有一幅照片，尽管制版技术低劣，却依稀表现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风姿，令人神往。河岸旧有王祥庙一座，还有一块石碑，文曰“王祥卧冰处”，今已不存。村外，有几处封土高大的古墓，最高的一座，传说是王祥之墓，但未经发掘，很难肯定。
  “物换星移几度秋”。经过了解放、土改、农业合作化，特别是农村实行农业上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双湖村另是一番天地了。农副生产，热气腾腾，这里出产的鲤鱼、鸭蛋、雪藕、莲蓬以及芦席等，驰名远近，人民幸福的生活，冲淡了怀古的幽情。如果重定临沂八景,也许会换一个新的名字吧。
  至于孝河中的“卧冰处”,过去是一个小小之谜，如今也解开了。原来这个地方，春夏秋三季倒也没有什么奇特的，可一到冬季，却有2平方米的那么一点水面不结冰。于是有人附会这是王祥卧冰后留下的一点灵迹。现在已经查明,那里水下是一处小温泉，涌出的泉水温度较高,附近自然可以寒冬不结冰了。看来《晋阳秋》记载的“会有处冰小解”似乎是得其实的。我们想，临沂如果发展旅游事业,这里倒可以修缮一下，作为旅游点。我们自然不提倡毁残身体或献上性命的封建孝道，但有这么一个人物，有这么点带有传奇色彩的事迹,确可以表明我们是东方古老文明之邦。国外有些名胜何尝都有什么值得一述的事迹，不过人以地传，地以人传，互相借光而已。
  至于王祥墓的真伪，如果史书的记载不诬的话，倒可以找岀一点线索。《晋书》说:“及疾笃，著遗令训子孙曰：'……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甓石，勿起坟陇，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其子皆奉而行之。”西芒,应是指西晋首都洛阳西北之邙山而言，此地素为达官显人墓葬之所。其子从命葬于西芒，可见没有归葬于临沂。同书又云:“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贤则亲亲故吏而已，门无杂吊之宾”。也可以证明他的丧礼是在洛阳举行的。
  王祥死后，他的几个儿子继续在外地为官，他的家族是否还有人留在原籍了呢？目:有的，主要是他兄弟王览的一支。
  二
  王览，是王祥的异母弟。他之所以有名是由于“友于兄弟”,这在《晋书》里有记载。“母朱，遇祥无道。览年数岁，见祥被楚挞,辄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谏其母稍止凶虐。……祥丧父之后,渐有时誉，朱深疾之，密使鸩祥。览知之，径起取酒,祥疑其有毒,争而不与，朱遽夺反之”。虽然弟兄两个争毒药，不惜毒死自己以全孝道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矫情的行为，但王览却因此而知名于世，等到王祥出仕于外之后，他应本郡之召，也走上仕途。不过,他不像王祥那样显赫，其后，以太中大夫归老,该是告老还乡了吧。这时,或者其前其后，他们这一族不知是否还在“故居”居住,但可考知的是，在城里已经有了他们的宅院。
  《晋书•王览传》对这位“友于兄弟'’的人物记叙不多，但在传末却有这么一句话：“览后奕世多贤才，兴于江左矣也就是说，他的后代比他要有名气。确实是这样，王氏家族之所以有名，全靠王览一支的后人中岀了几个“贤才''。王览有子6人,其中长子裁有个儿子名导，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元勋。王氏一族“兴于江左”完全是沾了他的光。这里不预备说他,要说的却是四子正的一个孙子,便是有名的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晋书》不但有传，还有劳唐太宗亲笔撰了一段专论，主要原因是由于他的书法忒妙，受到唐太宗“御赏”。我国习书法者，自来讲究南帖北碑。北碑是清后期由包世臣、康有为提倡才著称于世的，在此之前惟南帖独步书坛。而存世南帖，一般公认为以王義之的墨迹为第一。他的笔势，当代评论家认为是“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唐太宗称赞他“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唐太宗是个爱好书法的皇帝，他一生对王羲之的墨迹，真是“心慕手追”，直到临死还留下遗言，将古今行书第一的《兰亭序》陪葬昭陵，留下了至今还争论不休的一桩公案。他的论断，应该说是属于专家的意见，是可信的。正由于王羲之的书法冠绝古今,他虽官位不高，声名却远远超出了他的“从父”王导,而有关他的古迹,也便在他生活过的地方纷纷岀现。
  王氏一族出自临沂，临沂当然也留下了有关王羲之的遗迹,那就是王氏故宅的普照寺、晒书台、洗砚池和右军祠。虽然这些遗迹或至今不存,或已面目全非，然而如果我们承认王羲之是我国古代大艺术家，则遗址有重加修缮并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必要。
  不过,这里岀现了一个问题，即王羲之是否出生于临沂，并在这里生活过。如果像有人主张的，王羲之是在王氏家族南渡后,在建康（今南京市）诞生的，他一生从未与临沂故居发生过关系，那末重修遗址便极近附会古人，没有什么必要了。王羲之是否曾在临沂出生并生活过呢?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探索一下他的出生年月。
  这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了。自来有三种不同的说法：（1）他生于公元321年即东晋元帝大兴四年，根据是羊欣《笔阵图》所云,王羲之33岁书《兰亭书》。《兰亭序》书于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即公元353年。上推333年，依虚岁计，正为公元321年；（2）他生于公元307年即怀帝永嘉元年。主此说者为清人鲁一同，因为他考证出王羲之书《兰亭序》实为他47岁时事，依此逆推得岀生年;（3）他生于公元303年即西晋皇帝太安二年。主此说者为潘志熙，其根据是唐代张怀瓘《书断》中这样一句话:“升平五年卒，年五十九升平为东晋穆帝年号，其五年为361年,逆推生年为303。此说的另一证据是羲之死时其子献之年18,以献之生年推之，他生于康帝建元二年即344年：18岁时正是升平五年。
  三个说法皆有史料依据,而结诒却又各不相同，那么，评论何者正确的标准就看所据史料之可靠与否了。羊欣《笔阵图》中错误甚多，即在“三十三，书《兰亭序》”那段文字后面，便有如下一段记载:“三十七，书《黄庭经》。书讫，空中有语：'卿书感我，而况人乎？吾是天台丈人。'”将见鬼的话都写上了，便很难定为信史。又据《晋书•王羲之传》云：“年十三，尝谒周=……'’考，周=被王敦所杀在元帝永昌元年即322年,倘依羊欣之说，是年王羲之连虚岁才2岁，与“年十三见周颉的说法对不起头来，因此，第一种说法应排除。至于第二种说法,王羲之47岁写《兰亭序》的说法亦于史无征。仍以羲之十三见周=一事证之,如果说羲之生于307年,13岁则为319年，考周=西晋时为东海王越子司马毗的长史，永嘉五年即371年奔司马睿（时尚未立为元帝），睿用为军諮祭酒，但次年就令他出为荆州刺史,他在建康的时间不太长,与王导（当时王羲之依王导，住在建康）关系不深。315年前后，他因讨杜弢兵败回到建康，经王导推荐，才任司马睿的右长史，后升任尚书仆射，官职渐高，乃长期留在京城。他感王导之恩，与王导为通家之好，得见王氏诸子弟当在此时。倘若王羲之生于307年,此时年9岁，与十三见周=的记述不符。因此这一说法亦可排除。第三种说法不仅有《书断》卒年之硬证，有死时王献之年18之旁证。即以年13见周=之记载为证，亦甚符合。因为倘若他生于303年，即13岁时为315年，正是周=自荆州到建康的时候。史学界先辈陈垣即主此说，他考证得更精确。有此数证,应该认为生于303年的说法最有根据。
  这样，王義之幼年的简历便可勾稽出来了。公元303年，他生于临沂;307年，随王氏（以王导、王敦为主）全族渡江至建康，大约317年前后，父王旷死，一直依王导居住，直至“起家秘书郎”，为征西将军庾亮参军,始踏入仕途。
  我们不惜词费，致力于考证王羲之的生年，以证明他确实生于山东临沂,是有原因的。如前所言，王羲之是中国有名的艺术家,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今日，我们理应表彰这一人物，并保护其遗迹。他在会稽山阴的兰亭举行过一次修禊之会,1981年浙江绍兴市便举行了一次有关兰亭集会的学术讨论会，他的故乡临沂，怎么倒应该默然无所表示呢？在临沂，有关王羲之的几处遗迹中，最主要的是普照寺。
  这座禅寺修建的时间无疑是很早的，它可以上溯到东晋王氏举族南迁时，据说这里就是王氏故居，寺院是在宅院的基础上改建的。只是由于后来的屡毁屡建，又几次改换寺名，已难从中窥知王氏故居的模样了。幸而在另一件有名的历史文物“集柳碑”（原名“金普照寺碑”）中记载了此寺的来源和沿革。下面我们摘引有关的几段资料，并且根据其他史料印证一下。
  琅琊之佛祠在郡治者凡六区，其五为毗尼，其一为禅郍，今普照是也。当于城之西南。
  有古台岿然出于城隅，台之西复有废池流潦潴焉，耆旧相传，台日晒书，池曰泽笔。其地盖东晋右将军王羲之逸少故宅也。昔晋祚中缺，元帝渡江，临沂诸王，去乱南迁，乃舍宅为梵宫。世祀绵邈，真伪莫考。往岁尝得断碑于土中，字虽漫灭，尚彷佛可读。
  这是说，金代建普照寺时，已经有“耆旧”相传，认为这里是王羲之故宅,又有“彷佛可读”的出土断碑证明，看来传说是有根据的。按,西晋永嘉年间，王导随司马睿南渡，基本上是举族偕行。《世说新语•品藻》中一则云：“王丞相二弟不过江，日颍、曰敞。”少数不随从过江的,特别表而出之，可见其余的都随同过江了。据刘孝标注引《王氏谙》（这是一个已佚的王氏家谱，南北朝时刘孝标尚得见到，倘若存至今日，王羲之生年问题早就解决了），王颍20岁死，王敞22岁死。此后史书未见有对留居北方的王氏族人的记载，可见王颍等死后，原籍族中已经无人，当时又有舍宅为寺的风气。因此，王氏故宅变为僧寺是可信的。
  按招提复兴之代，实自后魏。至有唐孝明皇帝即位之九年，始赐额日开元。宋崇宁初，辅臣建言,请诏天下每郡择律寺一，更为禅林，遇皇上诞弥之月，为祈延景命之地。制从之，郡以开元应选，自是改称天宁万寿禅寺。
  从这一段记载看来，旧岀土断碑中似乎记载了北魏由故宅改成的“律寺”情况以及唐改为开元寺，宋改为天宁万寿寺的情况。不过，它却遗漏了当中重要的一段未记，即唐武宗灭佛时此寺的遭遇。近年来，该寺遗址出土了一些石雕佛像，这些雕像都已残缺。仔细观察,不像是自然损毁，更像是人工破坏，造像上的年号是唐以前，据以推知，由唐开元至宋崇宁间,此寺尚有废兴变迁，以文献不足，莫可详考了。
  殆废齐居摄,专用苛政理国，知众不附，尤挟中多忌，凡浮屠老子之居，曩日所严奉以祈福者，一切废革。遂易天宁之号，榜以普照。
  废齐，指的是南宋高宗年间金国所立的傀儡皇帝刘豫的国号。这一段，将天宁寺改为普照寺的原因说得很清楚了。从此，这一寺院一直保留着，也没有再改名。以迄抗日战争开始时，日本侵略军将其破坏为止（抗日战争前，普照寺虽作为第五中学校址，然而房舍有修建，却无损毁）。当时侵略军将此地作为兵营和杀人场。古建筑被拆散，文物洗劫一空。
  据记载，金皇统四年（1144年,距金废伪齐已7年）僧人觉海重修此寺时，得金沂州防御使高召和式（可能名式字召和）之赞助，拆去城墙，扩大庙基,又“架石为梁，跨望月湖，南临广路”。还修了用机括运转，能次第出现的旃檀诸香像、须弥山、阿耨池、诸天宝宫、诸宝栏楣、诸宝天女、无数化身、如来坐狮子座为百亿天众放光显瑞说法等造像及建筑物，遥想那时寺院的规模是很大的，已经超岀了王氏旧宅的范围。尔后此寺情况不详。元代奉佛，寺当不废。明代，正德年间，被封于临沂的泾王对此寺又进行了一次大修缮。据现在所考知,他们从北京请来了铸铜像工人, 铸造了大批佛像，其中最大的观世音造像，连同莲座，高达5米。还有一口大铁钟。铜像毁于日寇占领时期,铁钟毁于“文革”时期。目前只剩下一块泾王妃造像的残碑。
  与普照寺有关的其他古迹是晒书台与择笔池（后人则称为洗砚池），这两处名称见于旧县志，或为附会，虽不必深考，但“俗语不实，流为丹青”，既成临沂一景，亦不可废。还有一座右军祠,就在洗砚池岸边，不知始建于何时。抗日战争前,临沂许多有名的古代文物，如汉伏女传经画像石、汉车马画像石、北齐比丘僧邑义造像碑，北齐冯桃枝造像石、北齐张孝义等造四面像碑、北齐李宝造像碑、北齐许始妻等造像碑、北齐于丘郎仁等造像碑、隋碑4座,唐以后碑若干座均收藏其中，其中的伏女传经画像及汉车马画像，据汩志说：“制作浑古，与武梁祠画像同”，“古朴与武梁祠，孝堂山石刻形制均同”。今天评价，应是无价之瑰宝，可惜全部（连同原存于明伦堂即临沂五中的若干有名碑刻）毁于日本侵略军之手，使今日即使建博物馆，亦无可资陈列之古文物, 令人不胜浩叹。
  临沂八景中有“普照夕阳”一景，据尚及见到此景的人说，由于普照寺大雄宝殿为临沂城内最高点，晴日傍晚站在那里远眺,一轮落日，半天红霞，辉映荡漾于遥空，西方双峰，若隐若现，大有“三山半落青天外”的气概,很容易引起幽人墨士“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情。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种怀古幽情已经随着旧社会一去不复返了。今日中兴后的新中国，正如一轮朝阳，使大地山河洒上清新矫健之气。如果重建后的王羲之故居成为临沂新的一景，大约该另起一个名实相副的名字吧。
  （兰山区政协供稿 王汝涛、刘家骥撰）诸葛亮与琅琊诸葛氏
  诸葛亮一生的主要活动地区在荆、益2州，亦即今之湖北与四川，临沂入他于五贤祠，似乎有借名人以光地望之嫌。但是，诸葛氏自西汉末年即为临沂的望族，诸葛亮死后，其族孙仍有一支在临沂著藉，直至西晋永嘉时，方随司马睿南渡,全族与临沂发生关系者300余年，研究诸葛亮，为求知人论世,应并及于其家族，方为全面。为此，钩稽旧籍，草兹短文，提供资料而外,兼申明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
  诸葛之得氏,有两种说法。《世本》云:“瞻葛氏，宋景公有大夫瞻葛祁,其后齐人语讹，以瞻葛为诸葛。”而应劭《风俗通》则云:“秦末有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汉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以为氏焉。”看来后一说法更有根据些，因为韦曜《吴书》又有如下记载:“诸葛氏，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汉之诸县，在今诸城县西南。阳都县为东汉所置,故城在今沂水县南。解放前又曾属临沂,今属沂南县的砖埠乡。因此，诸葛亮的原籍至今有诸城、沂水、临沂、沂南4个说法。但不论哪一个说法，都证明了记诸葛得氏的后一材料是有根据的。
  《三国志•诸葛亮传》说他是“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诸葛丰是诸葛氏中最早的一个显赫人物。他在西汉宣帝时以明经起家为郡文学（掌管教授儒学经典），后来因为刚直，被同乡敢言朝政得失的名臣贡禹举荐为侍御史，汉元帝又任他为司隶校尉。也就因为为人刚直，多次得罪了皇帝宠臣。皇帝讨厌他,他又不识时务，屡次上书言事。最后惹恼了皇帝，免官为庶人，老死在家里。
  自西汉末至东汉末200年之间，史书未载诸葛氏再出什么显宦。不过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曾任泰山郡丞，叔父诸葛玄又被袁术推荐为豫章太守，可见他家仍然是当地世族，仍有一定名气。因为袁术这个人，由于自己祖上四世为三公，一向看不起孤寒之族的,他能举荐诸葛玄，无非因为诸葛氏有个说得过去的门第。太守在汉时为2000石的高官，权力很大。郡丞为600石的官，相当于大县县令，除了作为太守的副职外，还负责每年进京汇报全郡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等情况，可以直接见到三公之一的司徒，也有相当的权力。诸葛丰本以经学起家，东汉时，高门为官的往往又是经学世家。处在这样家庭中的诸葛亮幼年必定读了不少书。有人奇怪为什么他后来在荆州躬耕陇亩, 还有那么大的学问,这是不明白他的家世及当时经学传家的风气的缘故。
  本传称：“亮早孤……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这一段记述就关系到诸葛亮何时离开阳都故乡的问题了。但是《三国志》对这一段记载过于简略，又未纪年。要弄清问题，便不得不借助于考证了。考本传末记道:“（建兴）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岀，以流马运……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建兴十二年是公元234年，向上逆推54年，为汉灵帝光和四年，即公元181年,诸葛亮即诞生于是年。诸葛亮随同去任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大约就是他离开故乡阳都之年，其年代虽史无明文，但从下述两个材料中可以大致推测出来。（1）诸葛玄任豫章太守是袁术踞淮南时举荐的，袁术初到寿春为公元193年。而诸葛玄到豫章任所后,195年被刘繇派去的新太守朱皓所攻，失郡，往依刘表，则诸葛亮离开故乡的时间就在193至195两年之中。（2）诸葛亮之兄诸葛瑾没有随诸葛玄去豫章和荆州，而是避乱江东，后来便出仕于吴国。他什么时候离开故乡阳都的呢？据《吴志•诸葛传》，他自述说：“瑾与殷模等，遭本州倾覆，生类殄尽。弃坟墓，携老弱，披草莱，归圣化。”诸葛瑾所说的本州倾覆，生类殄尽是指的曹操第二次向踞守徐州的陶谦进攻，这是公元194年的事。《资治通鉴》卷六十一记云：“曹操使司马荀彧、寿张令程昱守甄城，复往攻陶谦。遂略地至琅琊、东海，所过残破。'’可以判定，诸葛瑾于184年离开阳都。诸葛玄在此之前带了诸葛亮、诸葛均和诸葛亮的小姐姐（后在荆州嫁与庞德公之子庞山民）去豫章，大体上可定为193年的事，是年诸葛亮13岁。
  离开豫章，往荆州依刘表的那一年诸葛亮15岁。诸葛玄何时死去不可知（《三国志》裴注引《献帝春秋》云建安二年,即公元197年，玄为西城民所杀之说不可信）。从此亮在荆州“躬耕陇亩“，历12年，至被刘备聘请出山为止。
  在荆州的这一段时间，从诸葛亮的交游看，他并非一直在那里埋头种田的，彼州在野的当时俊彦，都与亮有交往。年纪大些的为庞德公、司马徽、黄承彦，年轻些的为徐庶、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庞统。《三国志》裴注引《魏略》云:“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颖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可见他是有充分时间读书的。又据裴注所引《襄阳记》，司马德操称诸葛亮为“俊杰”，而诸葛亮的友人崔州平是太尉崔烈之子，石广元后来“仕历郡守”。徐庶在魏官至御史中丞,诸葛亮还为石、徐2人抱屈，认为“不见用”，孟公威“在魏亦贵显”。这证明，诸葛亮和他的朋友们在汉末天下大乱之际，都是想做一番事业的人。诸葛亮后来佐刘备、刘禅治益州，内修政理，外与强魏抗衡，原是有其基础的。
  还有一个有关诸葛亮身世的问题,亮本传说他“早孤”，据《诸葛氏谱》:“珪生三子，长瑾，次亮、次均。珪与妻章氏相继卒，三子俱叔玄抚养。”而诸葛瑾却说自己“携老弱”以避乱江东，这个“老”是指的谁呢？按韦曜《吴书》：“瑾……遭母忧，居丧至孝，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老，应该指的是他们的继母。诸葛亮是先丧母后丧父的，他在荆州大约于诸葛玄死后就奉姊养弟，担负起一家之长的责任，这对他能担当大事的性格的形成不能说没有一定影响。
  诸葛亮从出山到因病死于伐魏军中这一段的经历、事迹，为人们所熟知，在此不拟重复。想谈的是，作为政治家的诸葛亮的一些特点以及对他应当如何正确评价。
  二
  诸葛亮军事方面的才能，自来颇有争议，但对于他政治方面的才能，除了在选拔人才一点上意见尚不一致外，都异口同声地称赞，套用郭沫若用语，就是，都承认他是中国古代的“大政治家”之一。然而，认识虽同,有系统地全面研究诸葛亮的政治思想、政治才能、政治品质的文章却不多见，因而，就作为“大政治家”来说，对他的评价仍是朦胧的、抽象的，不能给予准确的评定。本文拟就上述3个方面谈一些看法。由于篇幅所限，只能摆一摆观点，无法详细展开论点、提供论据了。
  （一）关于诸葛亮的政治思想我同意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谭良啸的看法，诸葛亮的政治思想中杂有法、儒、道三家因素，也就是说受到这三家思想的影响。当然各家影响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太平御览》卷四百五十九引诸葛亮《诫子书》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又，同书同卷引诸葛亮《诫外甥书》曰：“夫志当存高远，慕远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这个外甥,应该是诸葛亮的姐夫庞山民之子。上面所引的两段文字，是对于两个后辈谈立志的训诫之言。表面上看，似乎与政治思想无关，但是，两封书信的结尾处，又都归结于立志是为了从政。《诫子书》说得最明白：“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因此，这两段话可以说是诸葛亮教育儿子与外甥如何养志以备从政的，也可以说是诸葛亮自己的政治思想的一个部分。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二语，是诸葛亮的名言，但，却并非他自己的话，而是岀自《淮南子•主术》，乃道家之言。淡泊，是（对名利）恬淡之意，《抱朴子•广譬》（又是一个道家之言）说“势利不足移淡泊之心''，也是这个意思;宁静，指安定清静，也含有清心寡欲，以静制动之意;“远”则指远大的政治理想。诸葛亮在这里汲取道家“清静”思想以养志,却放弃了道家的“无为”，他是有为的，因此他反对“不接世”和“悲守穷庐”，他决不肯志在作“隠士”,他的躬耕南阳与不求闻达于诸侯决不能说是消极的“避世”。从积极方面来说，他的“淡泊”与“宁静”是为了培养不受名利拘牵的远志，好使自己一旦出而从政时，真正作到大公无私，“开诚心，布公道”，与我们今天说的“无私才能无畏”颇有共同之点。从这方面说，他汲取了道家学说的有用部分,扬弃了其糟粕部分。
  诸葛亮政治思想中的法家因素,是大家公认的。陈寿《诸葛亮传》中说他:“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又说：“循名责实，虚伪不齿”。法家的执法必严精神已经表现得很明白了。而诸葛亮与历代法家不同的是，他立法执法，理论与实践（包括以法约束自己）是一致的，动机与效果是一致的。他摒弃了法家的“刻薄寡恩”和君权绝对化、君逸臣劳的缺点,也可以说,这是他为政务求实效，不主一家之说的特点。
  诸葛亮生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东汉末期，又是经学世家，不受儒家思想影响是不可能的，他在这方面具体的言论留下的虽然不多，然而，以蜀汉为正统以及“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的观点，显然是儒家思想。
  关于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可探讨的地方还很多，应该组织力量,更深入地研究一下。
  （二）关于诸葛亮的政治才能
  这全部表现在他被刘备聘请出山以后的各个方面的活动中,而陈寿《进诸葛亮集表》中概括得甚好。文曰：“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刘琮举州委质，而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及备殂殁，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外交、内政、措施、效果都说到了，最后的“吏不容奸”等5句是对一个政治家的治绩最高的评价。
  诸葛亮的政治才能，还应该从与历史上名相的比较而评定。唐代名相如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景的相业是在唐太宗、玄宗放手使用下做岀成绩的，其条件优于诸葛亮，其成绩则不及诸葛亮全面;王安石得君甚专，也有抱负，实际政绩则无足称述;堪与诸葛亮相比的，只有明代的张居正，张居正的事业所以成功，凭借的是明王朝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地大物博的经济基础,他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招致了很大的物议。对比之下，诸葛亮据小国,治危邦，事庸主,其面对的困难与取得的成绩都超岀了上述诸人。我们以为，对他的正确评价无过于宋末元初王炎午《祭文天祥文》中不经意提出的4个字:“扶颠持危”。中国历史上能够扶颠持危的人是不多的。
  （三）关于诸葛亮的政治品质
  提到这一点，那更是誉满人口，生荣死哀，为历代名相所不及。且不说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大节，仅下述两点，即不但为古代政治家的楷模，直至今日，仍有可资借鉴的地方。（1）他守身甚正，躬为表率，凡所要求于他人者，必先从自己做起，言行如一，表里如一。虽责人以严而待人以诚，陈寿说他:“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是抓住关键的评语。儒家虽然提出了“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的主张，封建社会的政治家，真正能“正己”者不多,像诸葛亮这样，无论当时和后世没有一人怀疑他的政治品格的，更是绝无仅有。（2）他以“淡泊”与“宁静”的素养为基础，对“名”、“权”、“利”从不追求，更不用说执著不放了。而他又不故意邀取“名恬利淡”之美誉,而是一切出之以真诚。先谈对待“名”的态度，在《街亭自贬疏》中，他说:“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阁”。这虽是自责应有之义，但在当时，他不上表自贬也完全可以，而他却勇敢地自己承认错误,并且实事求是，不故意地夸大或缩小自己的缺点，这是难能可贵的。又，他为政实际上是“爱民’'的，这从“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的记载可以看出，但是他却不愿意用封建社会中常用的“放赦”的把戏邀买人心。他在《答惜赦》中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可见他决不有意地为自己培养虚名浮誉。再谈对待“权”的态度:刘备在世时,诸葛亮的官职是丞相、录尚书事;张飞死后，兼领司隶校尉；刘备死后，封武乡侯，开府治事;不久，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其权力在封建王朝中，特别在尊君权、分相权的东汉以后，是少见的，然而诸葛亮事刘禅以诚，《岀师表》中虽有“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的过于叮咛周至之话，刘禅却不以为嫌,可见他并未以权逼主。他执政多年，忠勤之外，便是戒慎恐惧。当时以及后世，既无人疑其功高震主,又无人疑其气凌朝臣，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本无争权之心，素具淡泊之志所致。这与张居正之任权自恣是大异其趣的。最后谈到对待“利”的态度。《北堂书钞》引诸葛亮《答李严书》曰：“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余服。”后来,他自表后主云:“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史称:“及卒，如其所言。”刘备平定了益州，功臣受赐金银，购置田产，诸葛亮不能例外，但15顷薄田，亦不能算多。诸葛亮生前没有故作寒素之态,感人的是，他却不以财产遗子孙,“不使内有遗帛，外有赢财”，考虑一下历史上才能之士以贪财而身败名裂，诸葛亮的情操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综上所述，具备其中一条,即可被后世称为名臣，而诸葛亮兼此众长，称他为中国封建社会中杰出的政治家，无论如何，不算过分。那些斤斤于评论他的隆中对策不全面，北伐军事处理不当，不善用人（关于这一点也值得专题研究）等等借以贬低他的为人的议论,大多数是事后的“先见之明”,是不是颇有一点“以成败论英雄”呢？
  对诸葛亮的评价，古今可谓多矣，然而得其要者，无如杜甫《八哀》诗中咏严武的一句话:“诸葛蜀人爱。''《襄阳记》云,“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朱孟震《浣水续谈》:“蜀山谷民皆冠帛巾，相传为诸葛公服，所居深远者，后遂不除。”对一个逝去的人，哀思如此之深、之广、之久远，是历史上罕见的。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倘若死后有知,最大的哀荣与安慰也无过于此了。
  三
  下面想谈一下琅哪诸葛氏的后裔及其与临沂地区的关系。
  诸葛亮兄弟3人,分仕吴、蜀。兄诸葛瑾仕吴通显，有子3人:长子诸葛恪，被诬谋反，连两个活着的儿子竦与建一同被杀；次子诸葛乔，先过继与诸葛亮，建兴元年死于蜀,其子攀于诸葛恪被杀后，继承了诸葛瑾的一支；第三子融,仕于吴，坐诸葛恪事被杀。3子皆诛，无后。这就是说，诸葛瑾这一支的后裔只剩下诸葛攀及其子孙了。攀早卒。子显，晋咸熙元年，内移河东,未回故乡。
  亮弟诸葛均，《蜀志》只言官至长校尉。《诸葛氏谱》又言“亮为均聘南阳林氏女为妇，期年生子，名望。”考，诸葛亮为均娶妇,似是未岀山、躬耕南阳时的事,均为长水校尉，当是随亮入蜀以后的事。均与望的下落,史无记载，然而他们既在外为官落户，后裔亦不可能回故乡琅琊阳都。诸葛亮的一支中，诸葛亮长子诸葛瞻，死于绵竹拒邓艾之役，其次子尚同死。另一子诸葛京，与攀子诸葛显同时内移河东。入晋，曾仕为那令，后位至江州刺史。又,《诸葛氏谱》记载:“晋泰始五年己丑，王览为太傅，诏录故汉名臣子孙萧、曹、邓等后，皆赴阙受秩，孔明之后独不至。访知其第三子怀，公车促至，欲爵之。怀辞曰：'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请得归老牖下，实隆赐也晋主悦而从之”。这就是说诸葛亮的一支，诸葛京在江州,诸葛怀在成都，也都未能回故乡。
  然则今日琅那故地的诸葛氏是否与诸葛亮有关系呢?日有，不过那可能是诸葛亮族弟诸葛诞的后裔。
  诸葛诞，《三国志•魏志》只言其“诸葛丰后也。”而晋襄阳令郭颁《世语》云:“诸葛亮兄瑾，弟诞，并有令名，各在一国，人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如此看来，诸葛诞即使仅是诸葛亮族弟，也应该不会太疏远。诸葛诞仕于魏,为征东大将军。因为忠于魏，司马昭攻杀了他。他的儿子诸葛靓早出使吴国，得以免死。晋灭吴，靓入洛，他姐姐是晋琅琊王妃、晋武帝的婶子，但他不愿与晋武帝（晋武帝与靓是幼年时的朋友）见面。靓子诸葛恢，仕晋，位至尚书令。因为他起家即为临沂令，大约他又回到琅琊阳都故乡来了，后来，随琅琊王司马睿渡江，为东晋功臣之一。但是，《中兴书》只称他“避难过江”,未说他率族人南奔,应是有族人留在故乡，这大约便是后来临沂（包括沂水、沂南）诸葛氏之祖先。有趣的是,临沂的几位历史名人，王羲之的伯父王导，颜真卿的远祖颜含，诸葛亮的族孙诸葛恢都随晋元帝一起渡江，而且彼此有交谊,又都有族人留在北方，也算得上巧合了。
  《三国志》注引书有《诸葛氏谱》一种，刘义庆集《世说》时此书尚存。后不知何时亡佚。今临沂有诸葛族谱,其中的一部于“文革”时被毁。民间虽尚有存者，觅之不出。也许以后还能发现，可能从中辑出有用资料。
  今临沂地区有诸葛氏遗迹三处：
  （一）诸葛祖墓。在今临沂市白沙埠镇。原坟封土3米，“文革”中被毁,今已荡然无存，平为麦田。据云确系东汉墓,出土有铜镜、铜俑。铜镜今存市博物馆。此墓中埋葬者为何人，已不可考。
  （二）诸葛城。据范筑先所修《临沂县志》云:“汉临沂县:今治北迤东三十里俗呼诸葛城者是”。大约后来传说诸葛家族迁此城居住，因而改名。又，县志记有中丘城者，《后汉书》校勘记于三四六。页校文引《左传》杜注：“中丘在琅郡临沂县东北。”杜预的时代上接诸葛亮，他言当时地理具有权威性。考《后汉书•郡国志》于琅琊国下明载阳都与临沂为2县，史称诸葛亮为阳都人，则非临沂人。杜预言中丘属临沂,则不属阳都。这就说明，东汉时阳都、临沂2县的分界还在今诸葛城的东北中丘间，因此应认为，诸葛亮的故乡是阳都而非诸葛城。即使真的诸葛氏由阳都迁诸葛城，也在诸葛亮之后，与诸葛亮无涉了。据传，明代以前，此古城内所住尚为诸葛氏后裔。明末清初之际，诸葛家族迁离此城，定居沐河东岸的板泉崖。
  （三）阳都故城。这是真正的诸葛亮故乡，史书所载均无疑义。今属沂南砖埠乡。这里又是一个古代文化遗址，城内耕土下1米左右即是汉代文化层。亦发现战国文物，陶豆和陶鬲的残片随处可见。古城靠近沂河的一段，发掘岀巨石砌成的城基。此城后名魏王城，而诸葛氏居于此的痕迹却不可见了。
  （兰山区政协供稿王汝涛、刘家骥撰）琅哪颜氏家族与颜真卿
  临沂的旧五贤祠内将颜杲卿、颜真卿与诸葛亮、王祥、王览并列,尊为邑之先贤。严格说来，颜氏二卿并非生于临沂。但是，由于颜氏家族和王氏家族一样，中世纪时为琅那临沂之著姓，族中的名人自西晋的颜含,北齐的颜之推，到唐代的颜师古、颜真卿,虽然或一生中未莅临沂原籍，但史书于记载其籍贯时都不约而同地写道“琅琊临沂人也”。再加上旧传颜真卿墓在临沂地区的费县（清属沂州），因此把他们看成临沂的古代名人便也顺理成章。
  昔人有副对联:“书学晋唐方古法，文除迁固总凡才。”当然,写文章的是否除了司马迁和班固以外就都是平庸之辈,还很值得研究；但学习书法，上宗晋唐，则确为不刊之论。因为晋代的王羲之、王献之、韦昶;唐代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柳公权、颜真卿等人的书法，足以代表古代书法的最高水平，悬为学习标的，都当之无愧。在上述书家中，王羲之与颜真卿造诣之高，可以分别冠具本朝，允称古代书法界之双璧。而又都以临沂为本贯,实在也有些巧合。为了表彰乡贤，特为文介绍以真卿为主的颜氏家族于后。
  唐人袭东晋南朝之风，重门第，讲求谐谍之学。因此今传颜真卿撰写的《颜氏家庙碑》的开头便考证岀了颜氏得姓（实际上是氏）之由，并详记历代祖先的名讳和官职。大体说来是这样的：先秦时，邾武公名夷甫，字颜。其子友为小郯子，便以颜为氏。传至曹魏时，有个任青、徐二州刺史，名叫颜盛的，开始迁居于琅珊临沂孝悌里，是为临沂一支的始祖。又传至西晋末年，颜含为侍中右光禄大夫，随琅琊王司马睿南渡，居于上元（后来东晋侨置的临沂县便设置在上元），从此，又成为东晋一代的侨姓大族。历经南朝宋齐,萧梁时，其族中有个颜之推，为萧绎（后为梁元帝）的世子方诸掌书记，元帝为北周所破，之推入北周，后又逃奔北齐,在北齐为官。北周灭北齐，他又入北周，后仕于隋朝，全家居于关中的京兆万年县，这便是后代或称颜真卿为京兆万年人的根由。颜之推除了是颜氏定居关中的始祖以外，还因为他留下一部《颜氏家训》而有名于世。他又是个小说家，写过一部《还冤记》，不过因为宣扬佛教因果报应之说，水平不高,鲁迅先生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
  到了唐代初年，颜氏族中又出了一个名人，便是经学家颜师古,他在唐高祖武德年间，曾任秦王李世民的记室参军事，所以太宗即位后，被提升为中书舍人，掌机密，替皇帝起草诏令。但因为他行为上有些毛病，特别是固执、骄傲，使得善用人的唐太宗也两番贬了他的官。但终因怜惜他的文才,所以留他考定五经,又将他所定的书颁示天下。他显名于世的另一件事便是帮助太子承乾注班固的《汉书》，他的注文甚见功力，唐代人认为他是班固的“忠臣”。他又善书法,所写的《等慈寺碑》笔致古朴，受到学书人的重视。可惜原碑已不存，今日如果能得到清代嘉庆或道光年代的拓本，便算是墨宝了。
  颜师古有个兄弟名叫勤礼，是颜真卿的曾祖。他在太宗朝为宏文崇贤学士，工训诂,据说也“工于篆籀”，而他写的字却未曾传下来，倒是颜真卿所书写的《颜勤礼碑》于1922年重新出土,被视为学颜体字的最佳范本。
  总的说来，琅琊颜氏家族在东晋以前比王羲之的家族源远流长。东晋元帝渡江时,他们是跟随渡江的百族之一，但在南朝不如王氏显赫。自颜之推北迁后，直至唐代中叶,却一直显于北方,前后历120余年，多出儒林名士，又有真卿、杲卿兄弟为之殿。就影响论,《颜氏家训》一书，后人虽或褒或贬,但总能视之为一代著作;而颜师古在经、史两方面的造诣，都被学者所重视。颜真卿的书法，大为当代及后代人所重，比起王氏家族来,似乎更应当在历史上占得一席地位。临沂入颜氏二卿于五贤祠，是有道理的。
  颜真卿，字清臣,开元年间就中了进士，又举制科，调醴泉县尉。在唐代，进士制科出身而又起家畿尉（长安附近各县的县尉）的人，是在宦途上必定一帆风顺的人,弄得好,10年左右就可以为相。颜真卿以世族名儒之后走上了这条仕宦捷径,果然,不久调监察御史，又迁殿中侍御史。此一职务，虽然只是一个从七品的官,但负责掌管殿廷供奉的仪式，也就是说在大朝会、郊祀、巡幸之时，专管纠察百官失仪、非违、卤簿文物缺失诸事，被称为清望官。他又负责分巡两京城内,察奏不法之事，因此权力颇重。
  颜真卿的为人，《新唐书》赞之为“立朝正色，刚而有礼，非公言査道，不萌于心。”的确，为人刚直,是他的特色。从位为小官,到身居重臣,这一特色未稍改变。他任监察御史时，五原有个冤狱，久不平反，据说，就像《窦娥冤》所写的那样，该地因而天旱,颜真卿奉命鞠此狱，秉公平反了冤狱，结果，天降雨,旱情大解,当地人称之为御史南。但由于他直言不避权贵，得罪了奸相杨国忠,一再遭贬官。杨国忠不愿意他留在朝中，于是出外任平原太守。
  唐代习俗，为地方官者，官位再高，也被称为“粗官”,不被京官所看重。凡自京官岀为地方官的,都觉得受到莫大委屈，所以杜牧才留下“拟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那样的诗句。颜真卿却不似这般人。他到了平原郡后，认真关心民间疾苦，进行了一些为封建王朝法令所允许的兴利除弊的改革，受到了郡人的爱戴。
  唐玄宗晚年昏庸失政。朝内，接连委政于李林甫、杨国忠两个奸相，淆乱了朝纲，闭塞了言路。边疆重要军镇的镇将中，又特为信任营州杂胡安禄山,使他身兼平卢、范阳、河东3镇节度使，掌握了全国边兵的1/3。宠眷特优引起了安禄山纂位夺国、起而代之的野心。安首先请准玄宗以蕃将代汉将，又在范阳城北筑雄武城,贮兵器，积军粮,养战马15000匹。还请求兼任闲厩、陇古群牧等都使，目的是从官厩养牧的战马中再偷偷地选换一部分骏骑。玄宗晚年溺于安乐，日渐昏瞆，对安禄山的要求是“进奏无不允''。朝廷内还有几个明白人，几次说禄山必反,玄宗一点也听不进去。
  安禄山是个有心计的人，他为了谋反时出兵顺利，决心了解一下河北24郡的防御能力，他当时身兼河北采访使，便利用职权，派岀亲信人出去秘密侦伺各地的太守,看看是否有人发现了他的叛乱企图而潜修战备。偏偏颜真卿就是这么一个他所要防范的人。是由于忠于李唐王室而曾对安禄山进行过反侦伺，还是由于一个正直官员的政治敏感呢?总之，颜真卿觉察到了安禄山的逆节，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强了平原郡的防御能力。他借口连日阴雨，需要修城浚池，暗中调集丁壮人伕，储存粮食，以备不虞。就在安祿山派出的侦伺人员到达平原时，他又采用了一个古典式的迷惑对方的方法。他征召文士，泛舟外池，饮酒赋诗,挥毫作字，摆出一付不谙武事的风流太守架势来。安禄山派去的人回去后如实汇报了，安禄山以为“书生不足虑也”。便没有把颜真卿放在心上。这是天宝十三年的事。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于范阳，派出15万精兵向南猛扑，旬月之间，河朔唾手而得，只有平原一都城守完备，挡住了安禄山的兵马。那位不相信安禄山会造反的唐玄宗，当闻得“渔阳颦鼓动地来”消息时，曾发岀浩叹: “河北二十四郡,无一忠臣耶？”后来，颜真卿派去的李平向他回奏了平原坚守的情况后，他惊异地说:“朕不识真卿为何如人，所为乃若此?”他没有省悟，不识忠臣，只认识杨国忠、安禄山一类的人，正是酿成安史之乱的根由。
  在今日存留下来的颜真卿书写的碑中，有一块名为《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其碑阴有一则文字，是颜真卿撰述、书写的。当中有这么一段：
  真卿去岁拜此郡,属殿中侍御史平公冽，监察御史严公宽、李公史鱼,右金吾胄曹宋公骞咸以河北采访使东平王判官巡按狎至，真卿候于境上，而先生祠庙（按，此指东方朔庙）不远道周，亟与数公……同兹谒拜…… 真卿于是勒诸他山之石，盖取其字大可久，不复课其工拙，故援翰而不辞焉。
  颜真卿书写这块碑,就是在安禄山派人侦伺之际，迷惑对方的手法之一，然而副产品却是留下了这件书法界的瑰宝,至今仍令学书者赏玩临摹不已,真是“无心栽柳柳成荫”了。更为有趣的是，上面所引那段文字中的河北采访使东平王,就是指的安禄山，平冽、严宽、李史鱼和宋譽就是负责侦伺的人。这些古代特务因有这座丰碑而留名千古,“附骥尾而益显”,大约连他们自己也会岀乎意料之外吧。
  颜真郯派岀李平向唐玄宗报信后，就募兵选将，联合河北诸郡败退下来的兵马,向河北进兵。这时，他的堂兄颜杲卿也在常山起兵，斩了安禄山部下蒋钦凑，开通了河北、河东（今山西）之间险要土门路。朔方军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率军岀土门，大败安禄山部下于常山郡东嘉山，河北17郡同日反正,推颜真卿为盟主，兵20万，与郭、李劲兵联合截断了安禄山的后路。这时安禄山虽已占领洛阳，但西攻潼关不下，南面张巡许远拒守雍丘、睢阳，无法向江淮进兵，已陷于进退两难境地。听到了颜氏兄弟截断河北的消息，大惊，立刻派史思明等率兵回救后路。这本是削平安史之乱的一个有利时机，但是，在这紧要时刻，唐玄宗仍然听信杨国忠的话,强迫坚守潼关的哥舒翰出战，结果是潼关、长安相继失守，他自己逃向四川,使安禄山声势复振。朔方兵撤回灵武去保卫刚即帝位的唐肃宗。河北军队势孤。在此之前，史思明第一次攻陷常山，颜杲卿骂贼而死。这时真卿也守不住平原，只好弃郡渡河，只身跑到凤翔去见唐肃宗，开始了他后期的政治生活。
  安史之乱，是一次地方割据势力同唐朝中央政府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以安禄山为首的人发动的这次战争，导致了生产破坏，人民流离死亡,是不得人心的。颜氏兄弟奋起抵抗，得到人民的拥护，今日评价这两个人物,应以此为标准。宋末的文天祥,在被元兵俘获之后,北行路过平原，为诗吊颜氏二卿,他咏道：
  平原太守颜真卿，长完天子不知名，一朝渔阳动颦鼓,大河以北无坚城。公家兄弟奋戈起，一十七郡连夏盟。贼闻失色分兵还，不敢长驱入威京。明皇父子得西狩，由是灵武起义兵。唐家再造李郭力，若论牵制公威灵。
  文天祥称颂颜真卿当然是有感而发的，但是他对颜氏兄弟在安史之乱中的功绩，提得却恰如其分，比较公允。不能因为此二人也是统治集团中的人物，从而否定他们。就这一意义说来,如果重修五贤祠，再请他二人进去,还是应该的。
  三
  颜真卿后半期的政治生活也不那么平静，在官职上几起几落，几番被贬于外地，又终于回到长安。两唐书上说他:“军国之事，知无不言，为宰相所忌。''的确，他几次贬官，大都与主张和宰相相左有关。第一次得罪了杨国忠，第二次得罪了苗晋卿（或者张镐），第三次得罪了宦官李辅国，第四次得罪了元载，第五次得罪了杨炎，第六次得罪了卢杞。他的政治主张,史书记载不详，但他反对元载的一封奏疏，《旧唐书・颜真卿传》全载了，大意是朝廷应该允许百官上书论事，不应阻遏言路。当时元载规定，百官有论事者先告知自己的长官，长官告知宰相，方可上奏皇帝。颜真卿奏疏中反对这种做法，比元载为李林甫、杨国忠复起，这可以说是仗义申言,不避权贵了。还有几次是争礼仪方面的事，大体上说颜真卿秉承家学，对于违反礼制者，侃侃以争。今天看来,这些是无关国计民生的小事，真卿争执，有些太迂。但是，颜真卿正直无私的品质却通过这些小事表现出来了。颜真卿所反对的几个人，如杨国忠、李辅国、元载、卢杞等人，都是炙手可热但却为人民反对和痛恨的人，如果说颜真卿在这一点上代表了人民的意愿，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颜真卿留下的一副草书墨迹，已经刻碑，名为《与郭仆射书》，世称《争座位帖》，原石仍在。苏东坡评论此帖云：“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手自书，动有姿态。”书法上的造诣且不谈，帖的内容却包含了当时一段政治上或者说礼仪上的小小争执，从中倒可以看到颜真卿的风骨气节来。郭仆射是当时的功臣,定襄郡王尚书右仆射郭英乂。广德元年十月吐蕃出兵攻长安，被郭子仪打退。次年群臣为了庆贺这件事,举行了一次“兴道云会”。由于朝内百官都参加,就出现了一个按官品排坐次的问题。郭英乂以仆射身份,指挥百官就坐。他为了谄媚当时为代宗所宠幸的宦官鱼朝恩，令他坐于武官行列之首,与宰相分庭抗礼。事后，颜真卿写了这封书信给他，责备他是“军容（指鱼朝恩，他的官职是观军容使）佞柔之友”。颜真卿的真正用意，其实是对鱼朝恩飞扬跋扈表示抗议。当时，朝恩恃势挤郭子仪、折元载、摇相里造，侵王缙，气焰熏天，不可一世。颜真卿却未把他放在心上,这与颜历次反对权臣，虽遭贬而不悔一脉相传，都表现了他的为人刚直。
  但是，在封建王朝，又当君主是个庸才时，刚直不阿,却常常下场不佳，颜真卿晚年便终于因此而死于非命。唐德宗是个昏君，他宠幸宰相卢杞。卢杞此人，《旧唐书》说他:“既居相位，忌能妒贤，迎吠阴害。小不附者,必致之于死。将起势立威，以久其权。”他当然极端厌烦颜真卿这个并不买他账的人。但是这时颜真卿身历玄、肃、代、德4朝,是个德高望重的老臣，明着排挤，是不大容易的，卢杞便玩弄阴谋。叛镇李希烈当时攻陷了汝州，这本需要用兵征伐的，卢杞却对德宗说:“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谕之，可不劳师而定。'‘德宗相信了,派颜真卿去蔡州劝谕。真卿到了河南，李希烈当然不听劝谕。他并且百般威胁颜真卿,逼着上疏替自己说好话，都遭到了颜的严辞拒绝。这样,拘禁了2年之久，因为真卿宁死不肯屈节，最后被李的部下缢杀了。颜真卿在臣民中是有威信的，史称:“天下不以姓名称，而独曰鲁公。“民间痛惜他的死，不久，便岀现了他尸解为仙的传说。《太平广记》卷三十二引《开天传言记》有如下一段记载：
  贼平，真卿家迁丧上京。启殡视之,棺朽败而尸骸俨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软，髭发青黑。握拳不开，爪透手背，远近惊异焉。行及中路,旅衬见渐轻。后达葬所，空棺而已。这些，自然不足信，但反映了人民对颜真卿崇敬的感情。颜氏后世，子孙也没有式微。直到宋元祐年间，费县为颜真卿立庙，秦观所书写的碑石上还有他九世孙颜温的名字。其后，他的十一世孙颜安上还住在其祖籍费县诸满村。
  颜真卿的墓到底在什么地方，也是有争议的。按，《新唐书》记载，颜杲卿归葬于长安凤楼原，看来颜氏家族似乎有墓地在长安附近。又，令狐垣所撰《颜鲁公墓志》中也有“归万年之故原”之记载，证以前引《开天传信记》中“迁葬上京”那句话，应该说颜真卿墓在长安一事于史有证，是确然无疑的了。但是费县《颜鲁公庙碑》米芾的书写的碑阴却说其茎在“洛都偃师县北小颜家”，这一说法给真卿墓的考证增加了困难，而民间又有坟墓在山东费县之说。
  今费县县城东北约25公里处，有村名诸满（旧县志偶或写成朱满），曹魏及西晋时属琅琊临沂，名孝悌里，那时颜氏家族聚居于此，这便是《旧唐书》称颜真卿为“琅哪临沂人也'’的由来。《费县县志》载:“在朱满村东有二垄，东茔三冢，西茔二冢特大，传为鲁公及常山太守墓……府志:宋元祐六年，诏治沂州费县颜真卿墓，岂以后迁于费欤？”又据秦观所书写的《颜鲁公庙碑》云：“唐鲁郡颜文忠公有庙在琅琊之费，距县治东五十里曰诸满村。室宇卑陋，岁月将圮，祀典弗著，神不顾飨。”似乎费县立真卿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与颜墓之可能迁临沂是否有关,则不可考。
  诸满之颜氏先茔，“文革”前尚在，高大的古树数株,覆盖二髙冢，气势苍秀。鲁公庙则已于元祐时迁往费城附近之祐河东岸。年深岁久，几经废兴，庙宇变得更加卑陋，以至当地农民讹称为“蝼蛄庙''，有幸的是秦观所书之碑（碑阴为米芾书）仍在。“文革”时大破“四旧”,鲁公庙拆得片瓦无存，海内极为少见的秦观墨迹碑被砸碎，诸满二冢亦被掘开。这次“革命行动”之唯一收获只是在冢中发现了刻有“泰始（西晋武帝年号）八年”的墓砖，证明墓内所葬不是颜真卿，可能是迁至琅琊之颜氏始祖颜盛（或其子颜钦）之墓而已。墓砖成了有价值之文物。
  我们以为，临沂建市后,宜重修鲁公庙，秦米墨迹拓本,据所知尚有数本传世，一存于北京图书馆，一存于临沂文物商店，完整未剪者存于费县图书馆。亦宜择其优者，请名工重新刻石，立碑庙中。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颜真卿的书法。
  真卿年幼时就爱好书法,据传说常用黄土在墙上练习写字。后来，受过草圣张旭和大书法家徐浩的传授，又结合隶书和北碑的笔意开创了自己的风格。他的字端重浑厚，特适宜作榜书和磨崖书，今人用正楷书写匾额时，除用魏碑体外多爱用颜体，原因即在于此。后人评论说，他的字和年岁并时，年愈老，字愈神化，但严肃方正、不可侵犯的样子却是始终如一的。《宣和书谱》说他的字:“点如坠石，画如夏云，勾如屈铁，戈如发弩，千变万化，各具一体。”评论是很精当的。
  他的字，以碑帖方式传世者甚多，其中正楷较多，但亦有行、草。翻开《金石萃编》看一下，即有数十种以上。其中有名的为多宝塔、东方画赞、臧怀恪碑、干禄字书、麻姑仙坛记、中兴颂、郭家庙碑、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八关斋会报德记（以上楷书）、争座位帖（草书）,祭侄季明文稿（行书）等。据康有为评论，这些碑帖中，麻姑仙坛记“真握拳透爪者也”，当为唐碑第一;有人认为郭家庙碑及颜勤礼碑秀逸，便于学者。习大字者又爱八关斋及中兴颂。总之，各有偏嗜，难定甲乙。但为书法界公认的,则是其《祭侄季明文稿》被称为仅次于王羲之《兰亭序》的第二名帖。今此帖已有影印本出售。
  颜之草书，上承张旭，下启怀素（颜60岁后,怀素从他学草书），而张旭的草书又可上溯到王羲之、张芝，因此，说在草书方面颜为王羲之的一脉传人,大约也不算夸张了。
  （兰山区政协供稿王汝涛、刘家骥撰）儒学巨匠曾参
  曾参,字子舆，史称曾子,战国时期鲁国南武城（今平邑县魏庄乡武城村）人。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曾参“少孔子四十六岁”，可知他生于鲁定公五年（前505）。据杨伯峻所著《论语译注》载，曾参卒于齐宣公二十一年（前435）。曾参16岁便投师孔子门下，并非十分聪明，以致孔子说:“参也鲁”。然而由于他刻苦学习，注重自身品德修养，加之有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成为孔子最负盛名的学生之一，被后人尊称为“宗圣''，是儒家思想奠基人之一。史有“孔、孟、颜、曾”儒学四巨匠之说,其中的“曾”，即指曾参。
  曾参求学处世的态度为后人称道。据《论语•学而》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一一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可见曾参对待工作、社交和学习是多么真诚和尽心。曾参一生严格按这一行为准则规范自己的言行，他的这种修养方法被历代国人奉为指南。
  曾参刻苦学习典籍，深刻领会孔子的思想实质，一生致力于孔子思想的传播工作，弟子众多，是当时最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学生广泛收集孔子和曾参等人的言论，编著成不朽著作《论语》20篇。时经2000余年至今日，人们研究孔子的思想和学说，仍然要把《论语》作为最重要的原始资料。曾参在传播儒学的同时，自己也编著了大量著作。所著《大学》一书，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与《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成为封建社会科举取士的教科书。他在《大学》中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大纲领和“格物、致知、诚义、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8条准则，成为后代理学家讲伦理、政治、哲学的基本纲领。另一巨著《孝经》，是封建社会孝道及宗法思想的权威著述，亦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汉代被列为“七经”之一，也是“十三经”之一。
  曾参是孝的楷模。他不仅著《孝经》规范世人的言行,而且身体力行，并提岀了“慎终”、“追远”的主张。据《论语•学而》载："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曾参认为要慎重地对待父母的死亡,对老人的丧事只要心诚且符合礼仪就行了，不必追求排场。同时，他认为厚养胜于厚葬。因此,在其父曾点死后并未大操大办，被后人奉为“厚养薄葬”的典范，以致汉代壬符在《论侈葬》中说:“南城之冢，曾子非不孝。”另外，曾参还要求人们对亡故的父母常存思念之心，应经常记住父母，不要因时间的流失而忘却父母的养育之恩。这些思想,就是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 仍有其现实意义。
  曾参对儒学的继承和发扬注重其本质的东西。据《论语•里仁》载:“子曰：'参乎！吾道以一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由于他掌握了儒家思想的精髄，才使得他成为一代儒学大师。
  （平邑县政协供稿王照伦撰）天文、历算学家——刘洪
  刘洪（约130一196）,字元卓，东汉末年泰山郡蒙阴（今山东省蒙阴县）人。他所创建的“乾象房”是我国第一部传世的引进月球运动不均匀性历法,为后世历法工作者所尊崇、宗法。
  刘洪的家世——鲁王宗室
  据《后汉书》转引《袁山松书》载:“刘洪……鲁王之宗室也。” 这个鲁王是指东汉时期的鲁王。
  刘秀弟兄3人，是西汉宗室舂陵侯刘买之后,其长兄刘缜，字佰升。刘=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章，次子刘兴。刘秀在夺取政权，建立东汉王朝的第二年（26）,即封其“兄子章为太原王，章弟兴为鲁王”。公元52年，刘兴又被改封为“北海王”。原因是“以鲁国宜东海,故徙兴为北海王”。
  历代北海'王室一直是“博通书传''，多岀文人、学者，大都是“性好学”、“能属文”、“善史书''，擅长词赋，多有专著，很多人被列入《文苑传》。至于刘洪是刘兴的几代孙,或其嫡庶世系，很难考证。但是，刘洪出生于一个学术气氛浓郁的家族里，并在学术上有杰出的造诣，是不足为怪的。
  自幼笃信好学，终生献身数术
  刘洪自幼“笃信好学，观乎六艺群书”，有着渊博的知识。由于他曾担任过“上计掾”和“检书东观”等技术性、学术性的官职,于是逐渐“专心锐思于天文、数术”，成为“当世无偶”的天文历算学家和杰出的数学家。
  刘洪生活的年代，正值东汉末年的桓灵时期。他于汉桓帝延熹年间（158一167），“以校尉应太史征，拜郎中”（《后汉书》卷十一）。估计此时30岁左右。汉献帝元年（196）,他还将“乾象历”传授给郑玄。据此，他的生年当在公元130年左右，卒年则在196年以后。
  刘洪出身于“鲁王宗室”（《后汉书》卷十一），有着较优越的学习和仕进的条件。所以，他在年轻时，就担任了“内充侍卫，外从作战”的校尉。后来，又被拜为郎中，常山长史、曲城侯相、山阳太守等官职。任职期间，“政教清均，吏民畏爱，为州郡所礼异” （《后汉书》卷十一转引自《博物志》）。可见，他有着较高的政治才能。
  刘洪杰出的数学才能，是从他担任“上计掾”后开始施展的。“上计”是秦汉时代，年终统计财政收入和考核地方官员成绩的方法，相当于现代的统计、审计。每年年底，各县县令将该县的户口、地亩、赋税收入等编为簿计，呈送郡国;郡国再汇总上报中央的丞相。凡入京执行上计的具体工作人员，就称为“上计吏”或 “上计掾”。
  很明显，“上计”是一项需要进行庞大、复杂数字计算的会计、统计工作。刘洪之所以能任此职，当然是由于他有着杰出的数学才能，而在这一工作中,这一才能则得到了更大的发挥和提高。使他终于成为一个“密于用算”、“当世无偶”的数学家。
  刘洪的数学才能，在当代和后世都受到学术界的推崇和赞誉。有人认为《九章算术》是刘洪所著（唐释慧琳《大藏经音义》卷六），范文澜在《中国历史简编》中则说:“汉末,……郑玄、刘洪、王粲都精通《九章算术》。”而他在数学上的成就,使世人公认是由他创造了《正负数歌诀》：“强正弱负，强弱相并，同名相从，异名相消。其相减也，同名相消，异名相从，无对无之''。
  检书东现——编著《汉书律历记》
  刘洪的杰岀才能，引起了当时皇室和学术界的重视，于是他受命担任“检书东观”这一职务。“东观”是汉代皇家藏书之所兼学术研究机关。内设“检书东观”和“校书东观”等官职，从事对书籍的校对、整理等工作，并负责对时人的著作和科研成果进行考核、评介的任务。刘洪主要负责“考验日月”，即对当时科学家的天文历算科研成果进行考査验证。他参与光和二年(179)对王汉所著《月食注》的审査，光和四年(181)对张恂、宗诚等人的“推计行度”方法的课校。复査校验的结果,往往是“遂用洪等"，即''刘洪的意见一般就是结论。”在考查别人研究成果的同时,他自己当然也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为其“乾象历”的创制奠定了基础。
  在这期间,他还和著名文学家蔡邕一起，共同编写了《后汉书•律历记》。光和元年(178),蔡邕上书汉灵帝,请求由他和刘洪共同编写《律历记》。由于“邕能为文，清浊钟律;洪能为算，述叙三光”。他们一个是文章名手，一个是数学大家,二人合璧而成的《律历记》，被“集录为上下卷，放续前志，以备一家''。其中的许多资料，又被《续汉书•律历志》所采用。
  创著《七曜术》
  数学是研究天文历算的基础，当刘洪在数学领域里取得了“当世无偶”的成就后,又“探遗索隐，钩深致远”，开始了“专心锐思”于天文历算方面的研究。熹平三年（175）当时担任常山长史的刘洪，公布了他杰岀的天文学专著《七曜术》。
  “七曜”是指太阳、月亮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这7个天体。刘洪在《七曜术》里,精确地推算出了“五星会合”的周期，以及它们运行的规律。它的数据有的与现代用高精密天文仪器测算的完全相同；有的“差值'’甚微（参看下表）。在距今近2000年前，能够得出如此精确的天文学数据，没有高深的专业知识和坚韧的毅力,是难以做岀这奇功伟绩的。
  创建《乾象历》使我国“月球运动”学说初步定型
  刘洪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在继《七曜术》后，又完成了一项造福于人类的科学研究成果一一《乾象历》。它是我国，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考虑到“月球运动不均匀性”的历法，它的完成,是我国历法史上的一次突破性的大进步，从而奠定了中国“月球运动”学说的基础。
  《乾象历》是在《太初历》、《四分历》的基础上改制而成的。那么，历法为什么要不断修改呢?这当然是因为古代历法在测算上不够精密,推行时间久了，就会发生与“天象”不相适应,不相符合的现象，早在东汉初年，人们就发现日月合朔常有提前现象，日食时间也有测算不准的现象。实行《四分历》后，对《太初历》的“后天”现象有所校正，但历行数十年后，“后天”现象仍复出现，特别是月食预报错误明显，因此，改历已是刻不容缓的事。刘洪的《乾象历》也就应时而生了。
  《乾象历》是在汉灵帝光和年间（178一184）完成的。《晋书•律历志》载:“汉灵帝时，会稽东部都尉刘洪，考史官自古迄今历注,观其进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验，视其往来，度其始终，始悟《四分》于天疏阔，皆斗分太多故也。更以五百八十九为纪法,百四十五为计分，作《乾象》法。其为是也，依易为数，循行相长,潜处相求，名为《乾象历》。”从中可以看出,这位杰出的科学家为此付岀了何等艰苦的劳动,这一科学研究成果也是他毕生辛勤钻研的结晶。
  《乾象历》的主要创见是: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黄白交角值”、近点月周期、交点退行和月亮每天实际运行的度数。《乾象历》把《四分历》的回归年长度减为365.2426日，把朔望月长度降低到29.5304日。这两个数值，都比前代历法精密。因此，它一问世，就受到了当时不少科学家的重视，后代历法界更视其为宗师。《乾象历》中的大量数据都被后世历法所沿用。
  据史书记载，当时的博学家郑玄、数学家徐岳、三国时吴国的中书令阚泽，都曾经学习或注释过《乾象历》。在阚泽的倡议下，吴国自建国（吴大帝黄武元年，公元222年）起，就采用了《乾象历》，直至吴亡（《三国志》卷五十三）。魏晋以来的修历，也都参照《乾象历》。首倡珠算造福后人
  近年来，有些珠算史研究者认为，刘洪在倡导使用珠算方面有着不朽的贡献。关于这一点，主要是根据东汉末年徐岳所著的《数术记遗》中所载刘洪对中国古代计算方法和计算工具的介绍，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提到“珠算”二字的资料。关于这一点，清代著名的古算具研究家梅启照(1723一1735)在他所著的《古算器考》中说:“徐岳，东莱人,生汉末，受历学于刘洪。……，据此,则汉时已有珠盘算法”。也肯定了在汉朝，已经出现了珠算，而这一历史证据的取得，又得归功于刘洪。
  (蒙阴县政协供稿朱明秀、郭文明撰)闵子与闵子祠
  闵子（前536一前487）,名损,字子骞，春秋鲁国人，后迁居费邑，为孔门七十二贤人之一。其德行和“复圣”颜渊并称，孝行与“宗圣”曾参齐名，被称为“笃圣”,所以又被后人尊奉为孔子四大弟子之一。历代封建帝王则将其供于孔庙大成殿，侍奉于孔子左右，为配享从祀的“十二哲”之一。
  他曾做过费宰，并问政于孔子。元代费县县尹邵显祖说:“我朝追隆圣贤典至重地，于费之名宦，虽李路、冉有、子羔、子游同享明礼，当以闵子为巨。''（清《费县志》）
  闵子至孝。赞扬闵子骞孝行的民间戏剧《鞭打芦花》的故事至今仍在费县流传。内容是:子骞幼年丧母，父续娶后妻姚氏，生闵革、闵蒙二子。后母疼爱亲生二子，虐待子骞,但子骞诚实敦厚，毫无怨言。有一年临近年关，其父驱车外出访友，命三子随从，子骞赶车。行至途中，天气骤变，朔风怒号，寒气刺骨。子骞被冻得颤栗不已，牛缰绳和鞭子皆失手滑于地上,牛车也翻倒在雪地里。其父见其穿的棉衣比两个弟弟的厚，却故作瑟缩，非常生气，拾起鞭子就抽打他,不料鞭落衣破，芦花飞扬，子骞也晕倒在雪地里。其父惊奇不已，当即又撕开闵革、闵蒙的棉衣，见尽是棉絮，始知子骞受其后母虐待,便忙脱下自己棉衣裹住子骞，急勒车返家,要将后妻赶岀家门。苏醒后的子骞见状却哭跪父亲说:“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恳求父亲不要赶走后母。父亲听了子骞讲的有道理，遂罢休妻之事。后母也深被子骞所感动，自此待三子如一。后来闵子骞从学孔子，当孔子得知此事后便大加赞扬说:“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父母昆弟之言”。（《论语•先进》）。历代王朝也都称闵子为纯孝，将其列为《二十四孝》之首。闵子聪慧异常，刻苦好学,深得孔子器重，被纳为衣钵弟子。
  在他求学成名之时，正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后期，奴隶主阶级与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鲁国实力最强的季孙氏看到闵子德才兼备，力聘他为费宰。闵子看到孟、叔、季三家弄权，国政日非，坚辞不就，后在孔子劝说下，怀着将儒家思想付之社会的抱负做了费宰。宰费数年，颇有政绩。他招募游民，开垦荒地,使倍受战乱之苦、流离失所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他减征赋，废酷刑，倡节俭，德化及民，使费境内重现鲁国强盛时期的繁荣景象。为与黎民共休戚，加之长子闵沃盈“避桓魅之乱”等原因，将全家迁于费邑蒙山之阳的闵家寨村（今费县汪沟乡境内，至今该村的闵家林中还有闵子长子闵沃盈坟墓）。孔子相鲁时,因受到以季孙氏为首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反对而被迫辞官，闵子也辞去费宰，从此伴随孔子周游列国，不幸于公元前487年病逝于途中，葬于济南。其故里费县闵家寨的乡亲们为他立起了家庙，即闵子祠。闵子祠，亦称“笃圣祠”，为闵氏后裔祭祀、供奉祖先和续谱之处。因历代封建王朝皆尊崇儒家，闵子祠先后修葺达11次。至清乾隆年间，则进行了大规模重修，由当初的3间庙堂扩建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建筑群，占地面积20余亩。其主体建筑“笃圣祠大殿”为重檐九脊歇山式建筑，有廊尻数间，前后三道过门。殿内雕梁画栋，光彩照人。正北塑有座北向南的闵子像，须生文面，颇具大儒风度。院内立有唐、宋、元、明、清及民国时期的石碑40余幢,其种类有谱碑、颂碑、叙事碑等，皆文体流畅，书法各具风格*雕技亦高，极有艺术鉴赏和历史研究价值。除碑群外，内有千年古柏几十株，掩映荫翳,更显得院落庄严肃穆。前面正阳门3间,门额上“笃圣祠”3字为乾隆皇帝所题写。正门前一旁有下马石,是历代武官下马,文官落轿叩拜的地方。上述建筑历经千年风雨剥蚀和人为破坏,如今只有三过门尚在，其他文物诸如塑像、壁画、古柏等多已不见。现存碑碣中较为重要的有金代资政大夫参知政事、国公、前御史张万公《闵子祠记》碑，元费县尹邵显祖《重修费公闵子祠》碑及“宋真宗命集贤殿大学士王旦赞碑碑文赞颂闵子曰：''子骞达者，訚訚成姓，德冠四科，孝先百行，人无间言，道亦希圣，公衮增封，均乃天庆”。
  （费县政协供稿魏宝玉撰）明朝重臣王璟
  王璟(1446一1533),字廷采，号东皋，今临沂市莒南县刘庄乡大白常村人。生于正统十一年(1446)正月二十日。明成化八年考中进士,他在朝51年，累官都察院右都御史、左都御史，至嘉靖初年晋升太子太保。他为官清正廉洁，处事谨慎，文韬武略皆备，辅佐过宪宗、孝宗、武宗和世宗4代皇帝，是明朝中叶的显赫人物。
  王璟幼年就读于沂州琅琊州学。成化七年(1471)考中举人。成化八年(1472)考中进士，出任河南省登封县知县，任期6年，以清正廉洁闻名于朝野。成化十五年(1479)晋升为南道御史，掌管监察。他秉性刚直，审议案件注重事实，不囿于已存的结论，对历史和当时的冤假错案，凡查无实据的都为之平反昭雪。宪宗皇帝对他为官给予“激扬益著”、“无私于法”的高度评价。
  弘治三年(1490),皇帝派他巡抚山海关、保定一带,所到之处，他扬善除恶，兴利除弊，匡正纲纪，地方官员莫不钦佩，临别为他立牌坊纪行。由此更深得皇帝信用，弘治九年(1496)晋升为光禄寺少卿。
  弘治十五年(1502)晋升为鸿胪寺卿，不久再晋升为都察院佥都御史。此时盐法屡遭破坏，权臣奸佞从中作祟，大发横财。王璟受命督理两淮盐法。到任后，他采取了“通变革奸”、“优恤炉户”的措施，使盐业这一明代重要工业生产又得以恢复和发展。
  不久浙江东部发生特大灾荒，王璟受命前去放粮赈济。他体察民情，根据实况上疏奏请10项救灾措施,调拨杭湖军粮30余石,救活了40余万灾民。
  弘治十八年(1505)再度受命巡抚保定诸郡。
  正德元年(1506)太监夏绶奏请在真定各府增收苇场税;少傅琢奏请丈量静海、永清、隆平等县土地，以图增收租税;太监张山美奏请征收宁晋小河客货运输税，武宗皇帝一一准奏。同时因丈量“皇庄”和农民屡起冲突。皇帝派禁卫人员逮捕200余人，闹得“畿内骚动”。在这紧要关头，王璟不顾个人安危，“抗疏切谏”，提岀了一个遏止事态发展的著名奏章，主张将“皇庄''土地交"有司代管，召人耕种，亩征银三分解部，输内府进用，管庄内官悉召还，庶地方得免侵渔之害。”在尚书韩文等“力持”之下，他的主张得到武宗皇帝的“嘉纳”。皇帝召回了管庄内官，还田于民，使这一度趋于激化的阶级矛盾得到了局部缓解，大大减轻了皇室对劳动人民的经济掠夺;同时加速了皇庄佃奴制的解体，促使封建地租由实物向货币形式过渡，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大势。
  同年四月，王璟称病引退。不久即被召回，受命继续担任“监察之官”，总理都察院院事，但因他“刚正不阿，弹劾不避权贵”，深为当时奸臣刘谨所恨。
  正德三年(1508)终因株连获“罪”，被刘谨“矫治罢官”。
  正德六年(15H)刘谨案发被诛后，王璟再度被启用,巡抚山西，督军平寇。
  正德八年(1513)晋升为兵部右侍郎，翌年转升为左侍郎(正二品)。
  正德十年(1515)晋升为都察院右都御史,独持一朝风纪，不久迁升为左都御史(从一品)，加授太子太保，并有玉带蟒袍之赠。
  嘉靖元年(1522),王璟要求退休获允,世宗皇帝颁诏赐给奉禄和专用人役，并委派专使去寓所“从礼存问”。
  王璟于嘉靖十二年（1533）九月二十日病逝，享年87岁，世宗皇帝赠谥“恭靖”、赐“御祭九坛”,并委派特使前来沂州督葬。
  王璟一生为监察之官，掌管一朝风纪，为官清正，素有“刚方廉慎"之称誉。‘正德一朝刘瑾、钱宁先后擅权，滥施淫威，他们“口衔天宪，威福在手，天下士大夫糜然从风”，“争相趋之，公独不往”，因此，《明史•王璟传》在论及此事时说:“时群小用事，士大夫摩然附之，璟独持故操。”纵观王璟一生为官履历，对他如此赞誉,实当之无愧。
  现在大白常村前，有王璟墓地，保存下了有关他的碑文及他死后修建的坟墓。墓地有石人、石马、石狮、石龟等古雕，墓地面积原有40亩，足见王璟当时在朝中的地位。
  （莒南县政协供稿王言健、卢友爱撰）阳都故城考
  近10余年来，人们为了研究诸葛亮而寻找阳都，且众说纷纭,一时成为热门话题。阳都故城究竟在何处？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考证：
  史料依据
  史书记载:“阳，周代国名。”为西周时期所建。最早文献《春秋》一书:“辛酉二年春王正月齐人迁阳。”《太平寰宇记》和《山东通志》皆云:“阳,春秋时灭于齐”后称“阳都”。公元前11世纪周灭，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废分封,建郡县，阳都称县为琅郡郡。汉代沿袭之。
  西汉时，全国分为13部，阳都属兖州部城阳郡的一个县，也是一个侯国。《山东通志•封建篇》载:“高帝六年冬十二月封丁复为阳都侯……阳都县属城阳郡。”文帝二年为城阳国，都莒，领莒、阳都、东安和虑4县。东汉昭帝元康三年封城阳王子张彭祖为阳都侯,这时阳都属徐州部琅琊国。
  三国时，曹魏将阳都县隶属琅珊郡。西晋初期，改琅琊郡为琅琊国。东晋建立后，阳都并入十六国之一的后赵版图。《十六国春秋》云：“东晋永和十二年(356)徐州刺史荀羡攻破阳都”，不久即县废。''阳都故城仅存在1300来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和县地名志考证：阳都城在东经118°28’北纬35°22’是可靠之说。
  《山东通志•沂州府川》载:“桑泉水即汶河(在沂水县南百里)，沂水经河阳集西又合桑泉，近名汶水,东南抵葛沟集，南入兰山县境。”《水经注•沂水注》云：“沂水又南经阳都县故城东，县故阳国也……沂水又南，与蒙山水合，水出蒙山之阴,东流经阳都县南，东注沂水。”《中国地名大辞典》解释即：“阳，周代国名，今沂水县西南，有阳都城即阳国也。”《沂水县志•舆地篇》说得更具体:“河阳村南十余里，沂水西岸半里许，桑泉水南五里，黄瞳庄阳都城故址犹在。”《中国历史地名集》在铁山之东，汶河入沂的南部即今黄瞳一带标有“阳都”。清嘉庆八年，高家黄瞳《高氏支谱》碑序;“……顺治乙丑庠生（高也）始奉母陈氏，迁居南黄瞳庄，本为汉阳都故城之旧址。”清初,黄瞳土地庙碑亦记载 “汉阳都故城旧址”一文。光绪十九年，汪家庄重修《汪氏族谱》，其序言云:“吾七十世祖潜公，自大明洪武年间离歙（皖一县名）随史侍奉往山东沂州府东莞县……致仕而后，抵县治之西南界阳都城西，剪荆胥字焉，嗣后繁衍，遂名为汪家庄。”1980年12月，沂南县政府拨款在孙家黄瞳村立一“阳都故城”标志牌，将其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着时代变迁，行政区域的划分，阳都城1938年前归沂水县,1939年以后为沂南县,1940年后为沂临边联县，1945年秋为沂南，1958年秋为临沂市，1961年又归沂南，今在该县传埠镇孙家黄瞳村。
  位置与规模
  经多年反复实地考査，故城位置在黄瞳、任家庄、汪家庄之间，城为正方形。城周内属800米左右，外属（含城池）千米左右。地形突出，四至分明，每年秋种完毕，城遗址突兀起来，远望像一方正的大士台，高低相差多则1米，少则半米，北大门在任家庄处,出北门经袁家口子越桑泉水北去古东安县。西门在汪家庄前刘家茔林（刘氏谓“城西林”）东西去半里便是故城公墓地——乱墩子。再西是重峦叠嶂，唯一的一条路向西南，经岳阳湖月牙桥，越大山南头,奔青驼，至费（县）兖（州）。古城墙西南角有20余亩，地名“车弯地”（系城废开荒地），南门在孙家黄嗦（世称“东南关”）茅墩子，南去沿沂河西岸,越蒙河经中丘（即诸葛城）古驿道,直达临沂城。东门面临桑泉水（今沂河），故城内外初步发现有砖、石井7眼，黄疃还发现3座秦汉砖瓦窑洞。在方圆1公里范围内，有大小54处瓦砾、石堆，多半是秦汉时期砖瓦碎片，并伴有少数云纹瓦当。大者10一15平方米，中者5一7平方米，小者1一3平方米。这些瓦砾堆，随着50年代合作化时期平整土地先后消失了，尚余7处,多在墓林中。
  还有一个突出特点，这就是樸头山北头，也就是岳阳湖南端，清康熙年间创修“迎仙桥碑”记述着此路系“莒鲁通向，东通莒海,西达费（县）兖（州）”的古驿道。从南关出土的文物看，可以推断这里既是莒（阳都从周至东汉属莒）、鲁通向必经之路，又是齐、鲁、莒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确系一繁华之地。这一带瓦房较多，坟地较少。出土的文物除瓦片、瓦当外,就是生活器具（残片）,世传孙、高黄疃之间，是古代以畜役推车为主要运输工具的跨河古道，路宽10余米，河两岸称为“老渡口”，明清、民国时期以运盐为主，亦称“盐渡口”，故官方在两岸设盐巡。东渡口今已成为深沟，其中发现大量的秦汉瓦片、瓦当及灰陶具，像是当年有人在此开饭铺、开坊店，长期居住在此。
  故城文物多
  沂南县虽然也发现几个方国，但像阳都故城遗迹这样明显，岀土的文物这么多，是少见的。现存东城残垣1500余米，7米长3米高一段巨型石基还暴露在河岸。“阳国是周代所建”，此说比较确切。在周代古墓群中,发现的部分石块正与城石基品种相同，均系樸头山的沉积花岗岩。通过反复考查，文物佐证,此古城存在1300多年中，有两段兴盛时期，即周代建国时期和汉代时期。周代岀土的铜剑、铜戈、铜镜、镜鼎及铜弩机（过去大量的当作铜卖掉）和陶鬲、盆、罐等;汉代岀土的文物是半两、五铢、铜镜、箭头及铁器等,还有画像石刻，汉砖瓦、瓦当等。实物证明，整个黄疃村正建在古墓群上。近几年来出土的文物，有龙山文化,有周代文化、秦汉文化及两晋以后的文化。这些文物多在河边、汪塘、坑窖、田野及瓦石堆中搜拣起来的。它实地反映出古阳都的历史悠久和光辉灿烂的文化,这对于加深研究了解诸葛亮、阳都城故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依据。
  （沂南县政协供稿孙元吉撰）都国故城考
  都国故城，位于苍山县向城乡西北3公里处的文峰山下，东临阳明河,西靠季文子河，北枕秀丽的文峰山，南接沃野碧川。这里山清水秀，风景宜人。
  故城系土城,呈方形，方圆2.5公里,四周是城垣。中间偏西北有一高台，为宫殿旧址，古建筑现已无存，但基址尚在，断砖残瓦，俯拾皆是。故城遗址前立一石碑,上刻“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鄫国故城’”等字样。故城虽历经几千年的风雨侵蚀，但城廓仍保存完好。
  据史书记载，鄫国是西周初年封给夏朝少康帝的后裔姒曲烈的封国。因它十分弱小，经常受到周围大国的欺负。早在公元前644年，齐国的统治者曾征调大批奴隶修筑都城，筑城的奴隶因忍受不了繁重的劳役和官吏的残酷摧残，便在一个夜间杀死了监督修城的官吏，逃往城外的山林里。这次奴隶暴动迫使齐国统治者不得不停止修城。襄公六年（前567）,鄫国被莒国所灭。后齐灭莒,鄫国即归于齐。从现在坍塌的城墙和城里废墟中发现的古铜箭镶，足以证明历史上这里确实发生过多次鏖战。
  鄫国被莒国灭掉后，有个名叫“巫”的太子,逃亡到鲁国。他为了纪念自己的祖国，便把部字旁边“阝”去掉，改成“曾”字，作为自己的姓氏，历史上有名的曾参，便是曾巫的重孙。
  曾氏家族，到曾参这一代已经败落,不得不靠种田为生。曾参16岁时，拜孔子为师，他虽不太聪明，但为人正直，孔子对他的评语是“参也鲁”。孔子认为曾参能忠实地继承自己的学说，就把“中庸”、“为孝”的道理传授给他。曾参果然不负孔子的期望,后来根据孔子生前的传授，加上自己的理解,编著了《大学》和孝经》两本书。这两本书被后世封建统治者列入儒家经典，曾参也因此被尊崇为“宗圣”。
  （苍山县政协供稿张文明撰）郯子庙考
  郯子庙在郯庙村，位于今郯城县城南9公里处。清乾隆二十八年重修《郯城县志》卷之六“秩祀志”载:“郯子庙在城南十五里寨子社。创建无考，万历三十二年乡民朱运重修。康熙七年，地震倒塌，道人杨守性募修”。
  据郯庙村老人介绍,他们曾亲眼见过明万历年间的石碑，碑身断裂为两截，拼凑在一起，用铁扒子扒住，立于西廊房门北。传说是康熙七年郯城大地震时摔断的。其他五六座石碑,多是历代重修庙宇时所立。人们现能记忆的有三次重修，一次是民国四年由张培荣主持，使庙宇神像焕然一新;一次是日伪时期伪军团长孔瑞武重修，其原因是孔私伐郯子林木窃为己有，染大病一场，他许愿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最后一次是解放后，为保护文物，县人民政府拨款重修。
  史书记载:春秋时期，少昊后裔受封于郑，子爵，姬姓，附庸于鲁。这就是郯国及其国君郯子的历史由来。相传郯子在郯庙村处建花园一处，供其游览赏玩。郯子卒后，在此建庙,祭祀郯子，名曰“郯子庙”。后人来此居住，形成郯庙村。在郯庙村北1公里许，有郯子林,为郯子墓地。坟墓周围营造柏树，占地6亩多。由于年代久远，历经沧桑，现林木无存，坟墓封土夷为平地，唯存一倾斜石碑，碑文尚清晰可辨。
  古郯子庙又名“三圣庙”。盛时占地10余亩，面南而建，大门系“一高两低”3间房，即当中一间是大门，高于东西两间房。进大门便是院落，东西两边各有3间廊房，正北面为大殿,房屋高大，青砖灰瓦，前有走廊，四根红石楞柱整齐排列,靠两头的石柱上雕有“居鄰子故墉纵千载犹沾帝德，近圣人倾盖虽万年如座春风''对联，联文系双钩体楷书。中间两柱雕有盘龙花纹。
  大殿正中靠北，塑有鄰子泥像，金面彩身。像上靠墙顶檐悬木质横匾一块，上刻“其超一也”4个大字，红底黑字，字约50公分见方。东间靠北塑有孔子泥像，脸色稍黑,双手向上伸开，叠抱前胸。西间靠北塑有老子泥像，白脸银须，发髻横插如意,怀抱一大如意。东西两山墙处，塑有“四贤”泥质站像，相对而立。东山墙处北为颜回，南为曾参。西山墙处北为子思，南为孟轲。
  对郑子的政绩、品德，自古多有人著文赞誉。孔子师郑子则为历史佳话之一;“鹿乳奉亲”典故更为人们津津乐道。上海求古斋书局印行的《增订绘图孝经白话句解》卷首二十四孝图第五幅,画的就是郯子，图右上角附有这样的短文周郯子，性至孝。父母年老，俱患双眼，思食鹿乳,郯子顺承亲意，乃衣鹿皮，去深山，入鹿群之中，取鹿乳以供亲，猎者见而欲射之，郯子具以情告，乃免。”
  郯子庙为历代文人墨客所礼拜,不少人前来游览瞻仰，留下很多诗文。清康熙年间蒲城人屈复，曾题《郯子庙》曰：
  马陵沭水故山川，历尽芳菲四十年。
  郯子遗祠今又过，长途飞雪客将还。
  依依鸟坐苍松上，渺渺鹓班古殿前。
  数载归来阶下拜，何时重谒旧金天。
  诗文表达了诗人离庙回家前对郯子的崇敬之情。《郯城县志•艺文志》里，也录有很多这样的诗文。明朝任文献写的《郯子故墉》又是一例：
  古城城古旧谁居，郑子千秋此故墟。闪闪太阳啣远树，萧萧故垒带平芜。
  寻芳酒倦和云卧，吊古诗成摘叶书，
  多少眼前难状景，等闲挥入耦川图。
  郯子庙不仅是文人墨客的观赏圣地，每年古历二月二十三日还逢庙会让四乡善男信女到此降香，祭奠郯子。传说有一年降雨隔会，王圩子村一王姓绅士，便周告四乡，于三月二十三日再逢会补上。从此，郯子庙会每年于二月二十三日和三月二十三日逢两次庙会，至今如是。逢会之日，商贾云集，人群熙攘,更有梨园弟子来庙前戏台上唱戏助兴。
  附：
  “重修郯子墓碑”文
  遡郯子生春秋时，食采於郯，子爵，附庸在鲁。周景王二十年秋，郯子朝鲁，昭子问曰；“少昊氏鸟名官，何故也?”对曰:“吾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孔子闻而学之。
  予尝读史至此，慨然曰：“郯子其贤名乎?不然其何以得孔子之往学耶！”
  庚申八月，予铨补得授郯邑,即古郑子国也，心喜之。十月抵任，即访求郯子遗址，适广文曹君，因公入署,揖予而言曰:“邑东南有三圣庙，合祀孔子、郯子、老子。庙迤北二里许，有郯子墓，春秋俎豆。自明万历重修，岁久坍塌，其陵木亦尽凋零，无复存者。邑诸生因积庙地之余租，鸠工加筑，增高一丈，周十丈，巍峨改观。墓地计六亩许，第不可无树木以荫墓地，而妥厥灵。”予闻之，欣然而乐输，与曹君暨诸等各捐柏树，共千余株。条理井然，划若列眉。可靓郁葱之象，神惟人依，知郑子在天之灵,实式凭之。而吾因之有感矣。郯子殁于周代，迄今数千百年,其中沧桑屡更，何有一杯之土？乃郯邑之人，不忘其前代贤君，历历重修,永祀不替。则郯子当年治其国而泽其民者，一何入人之深，以至斯极也。是虽郯子之道，有以致之，而实郯子之德,有以成之也。官斯土者，典型具在，能无闻风兴起以冀嗣徽,猷于万一哉！时墓工告成,曹君请言於予，予谓今日诸生之盛之举，即子郯子昔日亲贤乐利之所留贻也。曹君诸生其以予为知言否耶？是为序。
  为特授山东沂州府郯城县知县前知山西宁武府宁武县第加一级纪录四次王浮所撰。
  （郯城县政协供稿曹景艺、李辉撰）孝妇冢与《窦娥冤》
  孝妇，姓名不详，汉代东海郡郯人,死后葬在城东2.5公里葛庄西，即现在的孝妇冢。冢高五六米，周长80余米。墓前有石碑两座，一为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按察佥事涂铨立，一为光绪三十年(1904)所建。当年,墓地约五六亩，冢前设石桌、石瓶、石香炉等祭祀器物，墓周围遍植松柏，庄严肃穆。后因战乱,石碑、供器、林木均遭破坏。
  有关孝妇事迹，最早见于《汉书•于定国传》记载：“东海有孝妇，少寡，亡子，养姑甚谨，姑欲嫁之,终不肯。姑谓邻人曰：'孝妇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壮，奈何?'其后姑自缢死，姑女告吏：‘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验治，孝妇自诬服。具狱上府，于公以为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狱，哭于府上,固辞疾去。太守竟论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强断之，咎当在是乎?’于是太守杀牛自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岁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
  乾隆二十八年重修《郯城县志》，依据《汉书》、《通志》也撰文作了类似记述。
  东晋干宝志怪小说《搜神记》对孝妇的记载，除引述《汉书》外，又附记民间传闻,“长老传云;孝妇名周青。青将死，车载十丈竹竿，以悬五幡。立誓于众曰：'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黄,缘幡竹而上标。又缘幡而下云。”给孝妇事迹蒙上了神怪色彩。至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对孝妇事迹除仍以《搜神记》作蓝本外,并再次增加民间传说，演化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说孝妇“母以女许同郡周少君。……少君疾病，未获成礼，求青母见青，以父母为属，青许之。俄而命终，青为供养十余年。……公姑劝令更嫁，青不可。公姑皆自杀…… 至此孝妇事迹与史载迥然不同。以后元人王实甫、梁进之、王仲之三家，先后编成《于公高门》。而后关汉卿又演化成为杂剧《窦娥冤》的故事，使孝妇事迹在历史上得以长期流传。
  孝妇一案,乃千古奇冤。人们悯其以纯孝反蒙不孝之诛，无罪而遭有罪之祸,感其孝行为人，遂在城南1公里许御路西侧建孝妇祠，绘影、塑身、立碑记述，旌表其事，供世人瞻仰缅怀。历代对其墓冢多次修葺，并勒石记之。明清以来,有邑令席书的《祭孝妇冢文》、邑人张景华的《孝妇冢碑记》。清康熙三十四年《修葺东海孝妇冢记》、《大清防护东海孝妇碑》。这些冢文碑记所撰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感于孝妇之行，而悲其无罪之冤;二是，责守令昏愦不察，而成千古冤狱;三是,嘉于公之决明，而为孝妇昭雪，明孝妇之沉冤。一些文人还留下了许多凭吊诗文，载于《县志》。此外，关于孝妇事迹,还被民间艺人编成剧目流行于世。京剧《于公高门》、《感天动地窦娥冤》、《六月雪》，近代临沂人王慎斋写的柳琴戏《孝妇冤》等，已广为流传。清太仓王曦所编的《东海孝妇记》虽所传不广，但考其内容，也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清康熙年间涂铨主持修葺孝妇冢，立碑撰文，因《县志》无载，特附如兹：
  《修葺东海孝妇冢记》
  尝读史至东海孝妇，窃叹而悲之。彼其平日事姑谨，妇节坚,宜膺美获令终。乃事变莫测，理数难凭,纯孝也而蒙不孝之诛，无罪也而罹有罪之祸，至天悯其冤，郡遭大旱。幸于公为之表暴，太守以礼致祭，而时雨乃降，而孝妇之冤乃白。嗟乎，孝妇以良苦矣。历代以来囗人囗士与草木俱尽者，正复何限,独东海孝妇至于动苍天垂青史，历久囗光，是盖天以完节付之，囗恒情所能测哉。余承乏监郡驻节琅琊，所称东海郡地也。搜曰□志知郯城有孝妇冢，欲为展谒焉久矣。乙亥初夏，适以公事过郯城，访孝妇冢在城东五里许，因驰谐冢前而肃拜焉。则见孤冢荒落，为之心恻。爰商之邑令方君，量捐俸钱，委捕衙为之修葺，于其界立石柱四，以志之。且令环植松柏榆柳于四周，以图将来荫庇成林。又于冢前置石案，列石瓶，香炉于其上，以为供设之具,并严饬冢旁民人,勿得损囗其间。庶自今伊始，此邦人士与夫往来行道之人，至而生敬，皆知所为孝妇冢。而孝妇之精神如常在人心目间，于以永芳徽于不朽，信节孝之宜敦。其于正人心，厚风俗囗囗无 □□□。因将修葺之月日，勒之于石，更望后之人，益加培护，俾芳烈永存,徽音如□□在他囗之凭吊往迹时而起兴者矣。是为记。
  赐进士第囗政大夫山东分巡东兖道提刑按祭使司佥事加二级涂铨谨识。
  时
  皇清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岁 孟冬月 谷旦
  （郯城县政协供稿 李辉、曹景艺撰）郯国故址考
  现郯城城北之北老城，为春秋时郯国故址。清末以下，国事日蹙，社会混乱，故城遗址惨遭破坏。解放后，人民政府在故城东北隅立有“省重点文物保护”碑记。另据有关典籍记载，古郯国故址在郯城县西南，或有与历城县之西南谭国相混者，非也。现就民国初年故城遗址和乡老耆宿记忆，并搜集民间传说,参阅史料，略作考证。
  郯为周初封国，后为鲁国的附庸，传为东夷少昊氏后裔。少昊氏为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的传说人物，己姓，名挚，因此，郯城亦为己姓。另据《汉书•地理志》载:“少昊后，盈姓。”盈即“嬴”，因此，一说郯为赢姓。郯是个文化较发达的小国。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朝鲁,昭公设宴招待,鲁大夫昭子问他少昊氏为何用"鸟''名官。他回答说，以前黄帝受命时，有祥云之瑞，所以以云纪事，以云名官；同样的原因，炎帝以火纪事，以火名官;共工氏以水纪事，以水名官;太昊以龙纪事，以龙名官;少昊挚即位时，凤鸟适至,所以以鸟纪事，以鸟名官。接着，郯子历述了各种用鸟所名之官的职责:凤鸟氏为历正，掌历法;玄鸟氏掌春分、秋分;伯赵氏掌夏至、冬至;青鸟氏司季节的开始;丹鸟氏司季节的终结;祝鸠氏为司徒，掌教化;呜鸠氏为司马，掌法制;鸬鸠氏为司空，掌工程;爽鸠氏为司寇，主刑罚……。这件事被孔子知道了，那时他才27岁，便趋访求教。孔子对郯子的议论非常佩服,对人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意思是说，周室衰微，典章制度已经残阙，而像郯这样的偏远小国，却能把一些传统文化知识保存下来。而郯子所说的实际上反映了远古时代的一种图腾崇拜现象。
  郯国灿烂的文化，吸引了一些学者涉足其地。据《孔子家语》载：“孔子之郯，遭程子于涂，倾盖而语，终日甚亲，顾谓子路曰：’取束帛以送先生。'”程子，名本，春秋时晋人，聚徒著书，名闻于诸侯。郯城北5公里处，原有倾盖亭，附近跨白马河有倾盖桥,名称都是由此而来。春秋之世长期游郑的名人还有曾子。郯城县西北之磨山，有曾子书院遗迹。传说曾子授徒于此。清时，书院倾圮，移建于城内，额题“一贯书院''，现亦不存。曾子，名参，字子舆，南武城（今山东省平邑县境）人，孔子的学生，后世尊为“宗圣”,而其在郯授徒，足见当时郯国人文之盛。
  郯国在春秋之世,很少参与会盟、征伐等政治军事活动。有一段时间，郯国与莒国不和，鲁宣公四年（前605）,齐、鲁共同为它们调解，莒国不同意，鲁宣公出兵伐莒，攻取向邑。据史料记载,郯国唯一参加的一次征战是在鲁哀公十年（前485）,它和郯国随同鲁、吴联合伐齐。那时，是春秋末期，邾、郯势力更加衰微，不列于诸侯，那次征战，当为吴、鲁胁迫参加，因此，《春秋》只记 “公会吴伐齐”，而不提邾、郯。
  根据《竹书纪年》载，郯国是晋烈公四年，即越子朱句三十五年（前412）,为越所灭。郯国从周初封国到战国初期灭亡，历时约700余年。
  郯国故城在战国之后，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曾长期为鲁南的一个重要都邑。秦汉至南北朝，都在此设治，元时，在旧城南另修新城，故城遂废。郯国故城位于今郯城县北关外，占地较大，城廓故址周长4670米,墙基厚40米,顶部宽15米，墙高40米。各项建筑遗址为：一、四门。北门，郯国地处南北要冲，自古以来不少文人学者皆来郯考察过。如孔子两次来郯，足以证明郯国在历史上的重要位置。现官路口村南故城存一缺口，即系北门遗址。官路口北距城2.5公里处，有五里墩;5公里处有十里堡，这都是外围的军事设施。西门，在郯一中南、工农大桥以西马家河偏南处。解放前尚有青石门基存在。东门，在原天齐庙（东岳庙）前偏东处，民国初年尚有红石基。南门，在原火神庙东侧，面向新城河。民国初年尚有门基。城南3.5公里有南烟墩。
  二、槽子路。在北老城里。路面低于地面，一般低五六米;最低者在10米以下。最低之槽子路多与四门相通。其他一些小型道路，也都低于地面。几十个村庄分布于错综复杂形似蛛网的地面上。以此证明，非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不能构成这样的“地貌”。
  三、社稷坛。社稷是国君祭祀之处。现北关胡庄前。原有坛地一块，计2亩，历系“约地”（地保）耕种，不向官府纳粮。即系社稷坛故址，
  四、邑厉坛。清修《郯城县志》载:“邑厉坛每年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朔日祭无祀鬼神于城之北郊。祭时有告城隍文''（雍正二年部行）。这个坛的地址,现在北关七大队东;原后堂子庙前有石碑，今已毁掉。无祀鬼神就是未列入祭典的鬼神。旧社会有烧孤坟纸的人，即系祭祀无祀鬼神之迷信举动。
  五、郯国宫殿故址。据传说，现北关二大队鬼汪南涯系古郯国宫殿故址。在鬼汪南涯一带发现古钱和古残砖瓦可以为证;另据明、清县志图绘有北学一处。夏、商、周各代皆设有国学（大学、小学）。其学校位置，有的小学在国内，大学在郊西，有的位置相反,但都设于宫室西侧。据此判明，郯宫殿位置在现鬼汪南涯一带,确凿地块还需进一步考证。六、东仓。现在北关五大队,原天齐庙北一带地区，群众习称为东仓，系古仓房故址。有人在此曾挖岀钱范、古钱币等古物。由此证明古仓房不但储藏粮食，而且储有其他物资。
  七、帅军台。故城外东北隅现公墓一带沙丘,是郯国统治者阅兵之处，号曰"帅军台’’（俗称沙台）。这一地区后靠古墨泉，墨河西侧紧临故城,前面是由东门向东的大道。该处后高前低，前面平坦开阔,为天然形成的阅兵好场所。
  八、先农坛。故城东南约一华里处，现八蜡庙村，其村之西北隅，原有二三十米高之土台，先名“迎春台”,是国君祭农神之处，故又名先农坛。每年立春日，郯子率群臣百官，举迎春礼于其上，并与群臣分别扶梨破土,以示农事将至，劝农勤于耕，夺取全年丰收。后建八蜡庙于台上。八蜡庙即农神庙。《礼记》载有:“天子大蜡八…...蜡子索也，岁十二月合万物聚而索享之也。”就是祭诸神以祈来岁之丰稔也。
  据《礼记•郊特牲》载，蜡祭诸神，即八蜡诸神:“先啬一（神农）、司啬二（后稷）、农三、邮表啜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非为国都不能有此建置，郯国虽偏小，其各种设施与大国无异。
  九、校场。在故城西南约里许，现拖拉机站一带。宋仁宗时设武学于武帝庙，为习武学子演武之处。清各县设有武学，有专人教武子练武。民国初年废弃，改为苗圃园，现为拖拉机站。
  十、古物发现。郯国为春秋古国，不但地面上有各种建筑物可以证明,即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各种器物也可作证。50年代，社员耕作或建筑时,不断发现古钱、瓦当、大砖、陶片、陪葬罐等古物。钱币有刀币、货泉、五铢、半刃、大泉五十、小泉之一,间有少数蚁鼻钱等。民国初年还发现王莽印章一块，后不知落于何处。古墓发掘：天齐庙南有古墓一座，俗称“墓子口”，为不知年代的古墓。民国初年有儿童从墓东部坍陷之洞穴处进入,但从未发现墓葬物。解放后，群众将古墓全部掘开,发现墓穴青石砌成，内中无骨殖，亦无其他随葬物,仅发现30厘米高铜佛像一个，现下落不明。
  十一、名胜。古城东北隅外，系墨泉遗址。南面离故城约100米,北与杨汪相邻，现存部分约数百平方米。据说该泉为墨河发源地，泉水流出后，沿帅军台东南而下，经颜场、白溪汪、归昌、杨集流入江苏省。现县内的墨河乡即因此得名。墨河流水中央形成墨线一条，色如墨汁，直至江苏省砚台村始散,可谓当时一大名胜，可惜该泉后来淤塞干涸。
  为考察古郯遗址，解放前曾两次挖掘寻找。第一次约在民国十年前后,那次发动的民工较少，未发现什么线索，仅挖出一些破碎铁锅（据当地老人薛清标说）。第二次在民国十七八年，以工代赈，发动民工较多,发掘时间较长，虽发现有黑水流岀，但不是墨水，后雨季来临遂即停工。
  解放后，在故城遗址上，新建中学、完小各一所，县农业机械局、教育局、林业局、车辆监理站、城关粮管所等单位，均建于故城内。益新公路，从县城东纵穿而过，更使故城生辉。
  （郯城县政协供稿柏汉光、辛洪义撰）魏齐马陵之战故址考
  魏齐马陵在何处之战故址？历来众说纷云，如：新郑马陵①，元城马陵②、郵城马陵③，但我认为诸说均不可靠，根据是：
  一、马陵之战是魏发动的伐齐之役，其战场自应在齐。据《战国策补注•魏》曰：“魏惠王起境内众，将太子申而攻齐。”《竹书纪年》载:“二十八年，与齐田肹战于马陵。”《孟子•尽心章》“不仁哉梁惠王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可见该战是魏发起的。齐在东,韩在南，魏伐齐自应向东，岂有绕道至韩的道理？故韩国新郑马陵说是不能成立的。
  二、魏东伐齐，岀大梁，过外黄，向莒。马陵当在外黄与莒之间。《战国策补注•宋卫》载：“魏太子申自将过宋外黄，外黄徐子曰：'今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则富不过有魏，而贵不益为王;若战不胜，则万世无魏。‘……遂行与齐人战而死，卒不得魏。”证明魏过宋地入齐,未及莒而战于马陵“宋、齐地界，东近徐州，北
  【①《战国策补注•齐》“南梁之难，韩氏请教于齐，……韩自以专有齐国，五战五不胜，东愬于齐,齐因起兵击魏，大破之马陵。”清乾隆四十一年本《新郑县志》载张龙甲《马陵辨》一文云：“马陵，韩地，在今新郑县三十里，……《史记》魏败韩马陵，齐败魏于马陵，皆此地也。”系指今河南新郑、中牟、通许一带的马陵岗。
  ②《左传》鲁成公七年，“经七年，秋.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郑。八月戊辰，同盟于马陵。”杜（预〕注：“马陵，卫地，阳平元城县东南有地名马陵林克叟《史记》：“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系指今河北省大名县马陵村。”
  ③《史记•魏世家》三十年：“太子申与齐人战，败于马陵。”正义云：“虞喜《林志》云：“马陵在淮濮州鄄城县东北六十里，有陵，涧谷深峻,可以置伏，按:庞涓败即此也。系指今山东省莘县马陵一道口村，原属河北省范县。“】近薛城，与元城马陵和鄄城马陵根本没在一个方向，且相距250公里之遥。实地考察元城马陵和鄄城马陵均系平原，既无山林涧谷、隘塞死地等伏击魏10万大军的客观条件，又无庙、墓、冢、碑等遗迹物证，故元城马陵与鄄城马陵之说也不可信。马陵当在今山东省郯城县马陵山的马陵道，理由有二：
  （一）郯城是魏伐齐“大胜并莒”的必经之道,马陵山具备覆魏10万之军的险要地形和重要战略地位。《史记•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楚人说顷襄王“膺击郯国、大梁可得而有也。“马陵山恰在魏由薛、徐入齐，北上莒的必经之路，故齐于此伏击魏军是自然的。《史记•孙子吴超列传》写得清楚:“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孙膑兵法 •陈忌问垒》载：“可。用此者，所以应猝窘隘塞死地之也。是吾所以取庞而擒太子申也。'’《八阵》篇云：“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险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击死。”《吕氏春秋•自知》载:“钻荼、庞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险隘”、“死地”、“厄”均表示于山涧、峻谷险地之中。《沂州志・山川志》记载:“马陵山在州东九十里，与郯城接，状如奔马，直抵宿迁。…… 齐战魏，孙子胜庞涓于此。”该山绵亘数百里，通北有三条路；山以东、以西为原平道，山中间山岭道谓马陵道，是古战场,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鄉城马陵山具有伏击的地形和便于大规模伪装,不易暴露等因素，同时与诸史书所记述的路线、方位、境况完全相符。
  （二）郯城自古至今流传着孙膑、庞涓大战的故事和遗迹。《郯城县志》云:郯城县唐虞时为徐州之域，《禹贡》“海岱及徐州, 淮沂又是也。”马陵山，也叫马岭山，又名马连山，相传由当年孙膑大战庞涓，战马相连而得名。大战由南至北，历经整个马陵山区。庞涓在古寨口北中箭，挂箭北逃，至独龙涧卸掉盔甲，起下箭，挂箭区、卸甲营即由此得名。独龙涧还有庞涓二次上马的上马石。庞涓继续北行，复向莒逃，死于莒县。马陵山北段的群山，山顶有庞涓墓。墓下，山前古有“安子庙，传系孙膑念与庞涓同学为庞而建。解放后，庙北还有一无字红石碑。1980年文物普査时，群众反映曾在这一带拣到不少铜制和铁制的古箭头。
  （郯城县政协供稿王焕春撰）曹嵩冢初考
  在阳都故城西岭人称“乱墩子”的古墓群处，有一大型古墓，墓前一方块汉画像石，中有穿孔，俗谓"旗杆石''。当地世传为“曹嵩冢”。查:《三国志•魏书》载:“兴平元年（194）春，太祖自徐州还，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珊，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仇东伐。”《太平寰宇记》称:"魏曹嵩墓在县南一百廿五里处。''《魏志》曰:“太祖父嵩避地琅琊，为徐州刺史陶谦所杀，遂葬于此。“又据《后汉演义》、《诸葛亮新传》、《诸葛亮论文集》等资料:曹嵩为汉末太尉,退居后回谯县，初平元年各地起兵讨伐董卓，引起豪强割据，公元192年曹操据兖州，193年任州牧,操北派泰山郡守应劭，南求徐州刺史陶谦，迎送其父嵩避难琅琊。嵩行至华（今青驼一带）、费（县）间，被陶谦部将张恺所杀，故引起操先后两次伐陶谦。第二次战火烧到东海,琅哪阳都沦为重灾区。正如诸葛瑾所说:“本州遭倾覆，生类殄尽……弃坟墓，携老弱，披草莱，归圣化。”
  在考查阳都时，请大汪家庄几位耋年老人聚谈，从他们口中找到了曹嵩冢的确切位置。他们说:“曹嵩冢这事俺早听父、祖辈们传说过：曹操父亲曹嵩来北方避难，走到青驼间,被绿林头子张恺所杀,家人投奔阳都，托亲朋埋在西岭官地里……”年过80的汪兰亭说:“听老人讲，百多年前曹嵩冢就被扒过，叫沂州府官家制止了，旗杆石抬到俺庄庙里做了香炉，民国十七年被黄瞳农民协会一砸两半,那一半还在九道弯胡同碾底下做稳石用着。”据平墓者讲：1952年扒曹嵩冢时,石条做了桥板,墓门在西北,有两块雕像石，一块被砸坏，一块找不到了。但是到了1993年，这块1米见方的影壁石又发掘出来，现在村办公室院内，从图上看，3层楼的中间靠右坐一位官员，左边是一位官娘，上层仕女,下层杂技图，实非一般人墓葬能有的画像石。
  （沂南县政协供稿孙元吉撰）临沂文物概况
  临沂山峦起伏，河流纵横，平原辽阔，气候温润，自远古以来即构成古生物和古人类生存的良好自然条件，因此，成为山东省史前文化最完备最典型的一个地区。
  旧石器在50年代即于沂源县（当时属于临沂市）发现过。1981年9月，在文物普查中又在沂源县土门镇骑子鞍山发现了猿人化石。这在山东省是首次发现。随后又在沂水发现了猿人洞穴,在日照、莒南、蒙阴、沂水、鄉城等地相继发现10余处旧石器时期文化遗址。
  1982年5月，在临沂市河东区之凤凰岭首次发现了细石器，不仅填补了山东省的考古空白，而且将其分布面扩大到鲁东南沿海。打破了只在长城以北才有细石器的“定论”。
  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迹，在临沂区发现最早者为日照（当时属于临沂市）的两城文化遗址。它早在抗战以前即被发现，但大批的遗址还是解放后35年来的新发现。其考古特征最为著称的有临沂市河东区大范庄遗址中出土的蛋壳陶，被誉为世界黑陶文化的瑰宝。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大陶尊，上刻各种不同样式的陶文，这为研究我国文字的起源增添了新的资料。
  商周、春秋、战国时代，临沂的文化更为发达,它既有当地东夷文化的特征，又有西周封国的遗存。古国古城遍及全区，莒、郯、费、部、鄅、向、鄟、阳、颛臾等古国均考出了确切的地点。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全区共发现百余件，现已初步整理成《沂蒙金文辑存》一书。秦汉时期临沂地区的文化发展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银雀山的竹简书，金雀山的帛画、漆器，洪家店的金缕玉套，皆是闻名全国的文物珍品。西汉刻石全国共12块,在临沂就有“麃考禹碑”和“凤凰刻石”2块。沂南汉墓的画像石刻更是闻名中外。平邑县的“功曹阙”和“皇圣卿阙”早在北宋时即为赵明诚的《金石录》所著录。散存的汉画像石更是遍布全区各地，其数目之多，内容之丰富皆占我省之最。这些重要文物及遗址已列为省级重点保护单位的有20处，列为县级重点保护单位的248处,近几年又普查岀古遗址211处,古墓葬101处,古城址41处,古建筑19处，摩崖造像19处，革命纪念地77处，共计468处,其中华东革命烈士陵园、日照尧王城遗址、沂南汉墓已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临沂历史名人和文化名人众多。诸葛亮、王羲之、颜真卿、刘勰直至近代的左宝贵，皆是名载史书妇孺皆知的名人，并且他们的遗迹在临沂尚存许多，其纪念性建筑正在修复之中。
  现在临沂市共收藏岀土文物3万余件，其中“金缕玉套”、“汉彩绘漆合石砚”、“永初六年钢刀”、“陶制牛角号”……为全国之仅见。传世文物7000余件，其中流散文物中有来自故宫的旧藏“碧玉碗”、有来自云贵的铜鼓、来自敦煌的陶佛;传世文物有海内孤本《小兰亭图》、明代之“犀角杯”、“宋代之百眼端砚”、“明拓淳化阁帖”等;名人书画中有“明人绘罗汉图卷”、“明人画像”等珍品以及清代书画家郑板桥、黄慎、刘石庵、铁保、林则徐、王懿荣、高凤翰等名人的手迹。
  临沂市收藏历代的货币亦为全省之冠。只铜币一项即在万斤以上。就质地而言就有贝、骨、金、银、铜、铁、镍等项。就内容来看已有贝、布、铲、蚁鼻、陈爰、郢爰、齐刀、燕刀、賹化、秦半两、西汉半两及东西汉之五铢和新葬所铸金错刀等名品。三国、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朝皆备。农民起义所铸的珍品如:李自成之“永昌通宝”、张献忠之“大顺通宝”及“太平天国”钱币等皆是临沂市所藏之精品，其中“陈爰”是我省所仅有者。齐刀币一次即出土2000枚以上，亦为全国之最。
  现在，临沂文物列入一级藏品者已达43件，编入《文物精华词典》者19件。
  （临沂市政协供稿刘家骥撰）临沂历代碑刻和传统书法艺术
  临沂地区的书法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尊上的象形符号“=”，揭开了这个地区书画艺术的第一页。商周时期的金文更显示了它的巨大成就。如费县“徐子氽鼎”铭文的工整秀丽，莒南县"簷叔钟''铭文的流利自然，都是举世少有的。临沂地区最早发现的用笔墨书写的文字是著名的银雀山汉墓竹简。这些竹简上的书体大部分是带有篆书笔意的隶书，也有不少草写的隶书。两汉时期的书法碑刻，有全国闻名的《像孝禹碑》。该碑于清同治九年（1870）在平邑出土，是目前全国所仅有的12块西汉刻石之一。此碑刻于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文字亦隶书，犹多篆意，与竹简同属西汉书体。东汉时期的主要碑碣，目前在临沂地区的有顺帝《汉安三年刻石》（在莒南县,亦称地界碑）、章帝《元和二年画像石题记》（在苍山县）、桓帝《元嘉元年刻石》（在平邑县）、章帝章和年间的《南武阳功曹阙铭》等,这些石刻上的文字皆八分体，是隶书发展的成熟阶段。
  我国的书法艺术到东晋时已经进入空前繁荣的时代。它是由隶书发展到楷书的过渡时期。对这一次文字变革作岀重大贡献的王羲之，就是诞生在临沂地区的举世闻名的书法家。他变汉魏质朴书风，创妍美流便之新体。王氏一门书法家辈岀，王献之、智永皆是其中佼佼者。王羲之于公元303年出生于临沂,307年举家南渡，因此在故乡没有留下书迹。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钱达道知沂州，翻刻了《澄清堂帖》中的王羲之的草书，称之为《王右军琅琊帖》,陈列于右军祠。从此临沂有了书圣书迹的刻石传世。
  临沂地区现存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刻石大多是北齐造像题记，如在临沂市的《北齐比丘僧邑义造像碑》、《北齐邑义陋赤造像碑》、《北齐赵宝仁造像碑》、《北徐州兴福寺居士造像碑》等。这些石刻皆魏体，严谨浑厚，古朴自然，是研究我国魏碑的珍贵资料。
  隋碑在我国传世不多，在临沂地区却有全国闻名的临沂市《隋诸葛子恒平陈颂》和《隋桥像碑》等。这两处碑刻，早已著录于《校碑随笔》等金石著作中，其书法艺术足与《隋龙藏寺碑》等隋碑相辉映。
  唐代是我国书法艺术又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欧、虞、褚、薛、颜、柳等竞秀书苑，而颜真卿的书名尤重于时。颜真卿祖籍琅琊临沂，他师承褚遂良、张旭、徐浩等，又不泥于成法，而是博采众长，自成风格，世称颜体。书法的造诣与家学渊源也不无关系。临沂颜氏本来就是个书法世家，颜协擅草隶飞白，颜勤礼工篆精籀,在史乘上都有记述。颜真卿传世的正楷书迹有《颜勤礼碑》、《东方先生画赞碑》、《麻姑仙坛记》、《多宝塔感应碑》等,其行草著名者有《祭侄稿》、《争座位》、《三表》等。这些书帖长期以来一直被临沂地区书法爱好者所临写。
  临沂地区传世的宋金时代的碑刻数量不多，但颇珍贵。费县鲁公庙《鲁公庙碑》的碑文，是北宋元祐七年(1092)由书法家秦观所书，碑阴则是当时另一书法家米芾的书迹。被著录于《金石索》中的《醉翁亭记》碑，为宋嘉祐七年(1062)所立，碑文系书法家苏唐卿所撰写。而其中影响尤大的当推金皇统四年(1144)立石的临沂普照禅寺碑。此碑为普照寺觉海和尚集柳公权书刻成,字体大于《玄秘塔》，与《神策军碑》相颉顽。此碑名闻遐迩，被称之为“东柳”或“集柳”。《校碑随笔》等金石著作中多有著录。
  从碑碣上看，元代临沂地区的书法艺术受赵孟頫的影响较深。现存于临沂宝泉寺的《重修宝泉寺碑记》和现存于临沂市博物馆的《达鲁花赤教化碑》，都是典型的赵书字体。
  明代，临沂地区的书法艺术亦同全国一样，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元代的赵孟頫和明代董其昌的书法艺术在这时期有着重要的影响。临沂地区著名的书法家周京就是这时期的代表人物。他岀生于临沂，字野王，万历进士,官至礼部主事，书学赵孟頫，参以欧阳询意。所书重要碑刻有临沂的《重修石河桥碑记》，俗称“周野王碑”，其拓本在全国流传甚广。
  清代,临沂地区书法界名家辈岀。乾隆年间郯人杨晦，篆书自成一家;苍山人宋潢,行书潇洒自如，独具一格。咸丰、同治间，临沂人颜世钦的正楷，具有其祖颜真卿之遗韵。晚清时期,临沂书法界享有盛名的，当推莒人庄咳兰，他是光绪甲辰翰林，擅颜书。浮来山定林寺有其所书《重修定林寺碑记》传世。他晚年曾被聘为衍圣公孔德成之师，对孔府的书法影响甚大。此外，兰陵人王思衍作为一位书法家,也为人所瞩目。他进士岀身，工篆书，行草具王梦楼风格，还善于绘画和篆刻。其门人陈允升继其风韵，对目前临沂地区的书法艺术有一定影响。
  革命战争年代，活动在临沂地区的不少革命老前辈,以其精湛的书法为革命烈士和广大人民题字书碑，借以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舒同、范明枢、武中奇等的题字至今仍留在临沂地区各烈士陵园内。沂南万松山烈士陵园中由武中奇题写的烈士碑，一度曾被日本侵略者炸毁，修复以后仍由武中奇重新题字,足见临沂地区人民对革命老前辈的书法艺术的热爱和推崇。
  （市政协供稿刘家骥撰）汉代石刻凤凰
  石刻凤凰现在沂南县鲁庄乡三山沟林场。林场办公室西头存有两块倾斜的石头。每块石头上各刻有一只凤凰（也许有一只为凤，一只为凰），大者最长处为25厘米，小者最长处为14厘米，均为浅阴线雕。
  在刻有大凤凰的石头上，还刻有凤凰2字;在刻有小凤凰的石头上，还刻有“东安王钦元”“三月壬日凤”1。字，其左侧处还刻有隐约可辨“元凤”2字。“元凤'’为西汉昭帝刘弗陵的年号，此石刻应是在公元前80一75年间的遗迹。此为我省仅存的3件西汉石刻之一，极为珍贵。
  （沂南县政协供稿赵文俊撰）沂南北寨汉代石墓画像
  北寨画像石墓为东汉晚期大型画像石墓,位于沂南县界湖镇北寨村内，系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954年春由华东文物工作队和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发掘。1956年岀版了《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一书》，“中国大百科全书”也著有条目，在国内外影响较大。
  该画像石墓由280块石料构成。南北长8.70米，东西宽7.55米，分前、中、后3主室,并附有3间东侧室、2间西侧室。其中画像石42块,画像总面积为44.227平方米。
  此墓画像共73幅，分刻于墓门及前、中、后3室内，全部画像可分4组：
  墓门以横额上的攻战图为主题，主要表现墓主人生前所自豪并令人敬冲纪念的事迹一一曾率军队打败过异族的入侵者；前室以东、南、西三壁横额的祭祀图为主题，为场面宏大、刻划入微的祭祀图像，主要表现了墓主人死后的哀荣；
  中室以四壁横额上的车马出行图、丰收宴享图、乐舞百戏图为主题，主要表现了墓主人的大官僚、大地主的身份和富贵逸乐的生活；
  后室，为放置棺木的地方，以仆人涤器图、侍女捧奁图、衣履图和送馔备马图，表现了墓主人夫妇生前闺房内的生活。
  另外各室的拱柱上都用奇禽异兽、神话、历史故事、装饰图案画来衬托。总之，四组画像各有主题，又互相联系，它们成为墓主人的一部“荣哀录”。
  该墓画像多采用平面减地线刻，少部分为阴线刻。全部画像刻工细腻，精丽生动，结构谨严，气魄雄浑,代表着当时绘画和雕刻很高的艺术成就。这是汉代民间艺术家们吸收两汉建筑、雕刻、绘画艺术之长而创作的艺术珍品，是我国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实物见证。
  （沂南县政协供稿赵文俊撰）“齐鲁分疆”石阁
  沂南县葛沟镇葛沟村南首，从前有一座雄伟壮丽的古代建筑——“齐鲁分疆”石阁，阁体临空建筑在南北通衢之上,阁基东西长约15米、南北宽约10米，高约15米，拱门高约5米，东西阔约5米，三马并辔同行其中，宽绰有余,拱门上，南面横嵌石匾，镌刻着“齐鲁分疆”4个大字;拱门北面上方也横嵌一块石匾，镌刻着小字，因年岁太久，字迹已模糊不清。能够追忆这座古代建筑的人们，当时从下仰视，也已无法辨认。石阁西边原有一块场地，面积约半亩，群众称之为“阁子园”。
  石阁北，拱门两旁原先有4块石碑竖立，碑文都因年岁太久而无法辨认了，仅仅知道其中有一块石碑在晴朗天气曦光反射下，模糊可见“明朝重修”字样。
  石阁南，拱门西侧有石阶13层,石阶宽2米，高35厘米，自南面拾阶而上，达一平台。平台约2米见方，自平台向东再登3级台阶，从西北角可以登临石阁顶层，顶层四周有12垛女墙（古代的防御设施），约1人高。
  石阁顶层有房屋3间，琉璃筒瓦、花脊龙头。房屋长约7米，宽3.5米，脊高5米，门北向。房内正中有观音塑像面北跌坐莲台，俗称“倒座观音”。
  整个建筑全部用巨大的长条形青石筑成。阁基巨石每块重达2000余公斤，按当时施工条件，其工程的艰巨可想而知。
  抗日战争期间，日寇侵入山东，1941年日伪军在葛沟构筑据点，将石阁拆毁，搬运石料修建炮楼。时隔不久,八路军老三团和莒沂边联县军民一举攻破日伪军葛沟据点。为了防止日伪军重修葛沟炮楼，八路军发动群众将石料全部运往沂河西岸苏家庄、石沟一带。石阁古迹从此荡然无存。
  （沂南县政协供稿陈跃远、陈纪泽等口述
  李树义整理）龙山文化蛋壳陶
  蛋壳陶是龙山文化黑陶中的精品。它器壁极薄，器型规整，器物光亮漆黑，造型多样，是古陶中的瑰宝。
  临沂地区是龙山文化重要的发源地之一。1936年，在日照市两城镇发掘岀的龙山文化遗址，其中有几件蛋壳陶为高柄杯；1973年，在临沂市（今属河东区）大范庄发掘的龙山文化遗址，得到数百件工艺精良、光亮漆黑的黑陶，其中蛋壳陶制品达40多件。从而证明,我区在龙山文化时期，黑陶的制造技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有关部门和专家，对出土蛋壳陶实物的造型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龙山文化初期的黑陶，是采用轮制手拉坯粘接修坯而成，器壁较厚，光面粗糙，不够规格;龙山文化末期，制陶人已学会和掌握使用“陶范”（焙烧过的陶泥质模型）成型技艺，即用“陶范”在轮制陶车上，将器物各部旋好，待坯泥失水变硬脱模后进行粘接，再放置在轮制陶车上，用刃口锋利的石质刮刀，边旋转边刮修。当器壁达到极薄时,再用磨光石反复压磨，从而获得器型规整、表面光亮、器壁极薄、有纤细划纹和缕孔的蛋壳陶精品。这种成型技艺费工费时,且要耐心细致，稍有疏忽,将前功尽弃。因此，精美华贵的蛋壳陶，的确是经难度极高的成型阶段，精工细雕而成的。
  为更好地发掘和继承我国古代文化的珍贵遗产，实现考古学家和从事古陶研究的陶瓷工作者多少年来的夙愿，自1980年开始，临沂地区一轻工业部门和莒南县的陶瓷科研工作者，利用现代生产工艺条件，终于研制成功了龙山文化黑陶、蛋壳陶的仿古制品。填补了山东省古陶研制的空白。仿制品表面光亮漆黑,胎质密实坚硬，器壁薄如蛋壳,造型别致精美。这种仿制品，为考古研究、旅游展销及外贸出口，作岀了一定的贡献。
  （临沂市政协供稿陈玉星、志石撰）平邑汉阙
  平邑县城第三小学院内东侧房内并排矗立着3座造型古朴的东汉早期石阙,这就是全国著名的平邑汉阙。平邑汉阙包括功曹阙1座，皇圣卿阙2座。
  阙是我国一种传统的古代建筑物，其名称最早见于《诗经•郑风•子衿》:“纵我不往，子宁不束，佻兮达兮，在城阙兮”。阙是一种什么样的建筑呢?《广雅》:“阙，门观也。''《释名》:“阙在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也。”《说文解字》:“阙，门观也，从门从朔。”把上面的解释概括起来，用现在的话讲，阙是门前道路两旁高起的建筑物。因为在道路两旁,所以阙都成双成对。平邑功曹阙原亦有2阙，东阙已无,现存者为西阙。阙根据质地可分为土阙、石阙两种。土阙起源于西周，多建于宫殿之前,它不仅是宫殿的重要装饰,而且是国家颁布政教法令的地点。西周时期封邦建国，国王诸侯彼此仿效,土阙成为当时不可缺少的建筑物。因时代久远，西周土阙早已荡然无存。
  东汉开始流行石阙，位置多由宫殿之前改为祠堂或坟墓之前，并得以流传今世。据有关专家统计，我国现存的东汉时期的石阙共26座，平邑的功曹阙、皇圣卿阙就是其中的2座。皇圣卿阙建于东汉元和三年(86),又称元和石阙。功曹阙建于章和元年(87)又称章和石阙。元和、章和都是东汉章帝刘炟的年号，此时距建武开国仅60余年，时间上应属东汉初期。
  平邑汉阙原址在城北八埠顶，今平邑县农机厂东南角。光绪二十二年《重修费县志》载:“元和石阚在平邑八埠顶，东西二石对峙。章和石阙在元和阙之南微西约百余步，东石已无存，存者乃西石。“1932年，平邑公学校长米栻民主持将石阙迁到镇内，现从南向北排为一行，按次序分别是功曹阙西阙，简称功曹阙，皇圣卿阙西阙，皇圣卿阙东阙，后二者合称皇圣卿阙。
  功曹阙、皇圣卿阙均系墓前石阙，据阙身残存铭文记载，墓主人分别为“南武阳功曹”、“南武阳平邑皇圣卿”。南武阳，县名，治所在今平邑县仲村镇南北昌乐庄之间，东汉时平邑属南武阳县，隶属泰山郡。功曹，汉代官名，当时郡设功曹史，县设功曹，负责掌管任用迁转和记录功过。“南武阳功曹”应为县吏，可惜无具体名字。“南武阳平邑皇圣卿”阙之“皇圣卿”，当为谥号,但其人其事无可考，不好推断死者的身份。
  功曹阙共由灰青石4层筑成，分阙基、阙身、斗拱和阙顶四部分，总高210厘米，壮硕稳健，造型特殊。阙基大半埋入土内，据露出部分所示，上缘作斜削状。阙身高152厘米，宽72厘米,进深（厚）59厘米，四面周围边框各稳起凸线一道，其内先以凸线构成内外二框，然后再用水平凸线将内框各划为4层框，框内雕有人像、车骑、奇禽、异兽，内容丰富，是山东重要的画像石刻，阙身铭文在今南面第四层东半部，隶书，字径约一寸，竖写，九行，可识者有:“南武阳功曹乡啬夫□文学椽平邑（第一行）卿之门卿□□□□困苦天下相感口（第二行）□□□□三□□ 观朝廷□□□（第三行）□□□□□□□考德成□□口□口（第四行）□□□□□章和元年二月十六日□□（第五行）□□□文学□□□□□□□□□（第六行）□□□□□□□□伯□□□（第七行）”等41字，后有两行,字迹模糊难辨。阙身上施石一层，高41厘米，刻为上下两层。下层较阙身微微挑出，表面无雕刻，上层亦挑出少许,四角各镌斗拱一朵，阙顶上部刻四注式屋顶，底部有檐椽一排。
  皇圣卿阙东西2座形制相同，均稍大于功曹阙，除阙身边框内四面各为5层外，其他部分和功曹阙几乎没有差别。皇圣卿阙铭文在西阙南面第四层西半部，隶书，字径约2寸，竖写约八九行，首行有“南武阳平邑皇圣卿冢”9字，次行“之大门卿以元和三年”9字，以后各行字迹模糊难辨。功曹阙、皇圣卿阙建于同一地点，时间上只相差一年，形状如此接近,可能出自同一工匠之手。
  在我国现存汉代石阙中，平邑功曹阙、皇圣卿阙的建筑年代，仅晚于四川梓潼的李业阙和山东莒南的孙仲阳阙。李业阙，建于建武十二年（36）只剩残石,不能窥知全貌。孙仲阳阙建于元和二年（85）,东阙已无,西阙亦仅阙顶、阙身尚存，平邑功曹阙，皇圣卿阙基本完整，阙身画像内容反映了古代历史的各个方面。阙身、阙基的形别，特别是阙顶镌刻的屋脊瓦陇檐椽斗拱，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在建筑艺术上的高深造诣。平邑汉阙是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资料,1979年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平邑县政协供稿李常松接）徐子氽鼎
  费县古称鄫国，已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目前，在费县已发现的骨、石、陶、瓷、铜、金、银、翠玉、玛瑙、象牙等古文物由县文管部门收集起来的就有2000多种。在这些历史遗物中,仅青铜器就有200多种。其中有铜鼎、铜印、铜镜、铜剑、铜簇、铜佛、铜鹤,等等。在这些铜类瑰宝中，有三足铜鼎10余件，每件都展现了不同时期的风格和特点，迭映出费县先民历代文明之进程。其中最珍贵的是1962年在上冶镇台子沟出土的徐子氽鼎。专家确认是春秋战国时的遗物，距今已有2700余年。此鼎青铜铸成，重10余斤。鼎边外沿铸有10余个类似甲骨文的铭文，其中有“徐子氽鼎”4个字，笔画清晰,鼎端铸有两个鼎柄。两柄为三股铜绳拧成麻花状的花纹,与鼎铸成一体，铸工精良。据考证:此鼎为东周时期，徐国王子赴蒙山祭祀时的祭器。
  徐子氽鼎这件罕见珍品的出土，显示了当地先民铸造青铜工艺的辉煌成就,也反映了当时人类对大山河川的虔诚崇拜。此鼎出土后，省和中央文物部门曾着人专来费县借用，先后在山东和北京博物馆展岀，受到考古学家的重视。国家文物部门鉴定为稀世珍品，这件难得精品的出土,为研究费县近3000年的文明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费县政协供稿范仲泉、王言畅、项荣撰）琅琊典书令印
  临沂称琅郡始于东汉。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五年(39)封子刘京为琅琊公,至建武十七年(41)晋爵为王，从此始有琅那国，但建都于莒而不在临沂。至东汉章帝建初五年(80)刘京以琅琊的赣榆等5县易得东海郡的开阳、临沂2县，遂迁都开阳(即今临沂境)，从此始有琅琊之称。
  有关琅哪国的史料，《后汉书》、《晋书》载之甚详，但有关琅琊国的遗迹和文物却见之甚少。关于琅琊国的遗迹有史书可查而又有考古证明的只有"琅琊冢''一处古墓。因墓中岀土了金镂玉套，始知该墓系东汉刘京墓。至于琅琊王宫的故址问题，一向无考。今之兰山区政府大院内，于70年代出土了一批带有“万岁''铭文的瓦当，这是否就是王宫故址？还尚待考证。其他带有文字的实物，一直没有发现。
  1991年春，在今临沂市罗庄区盛庄镇的户台故址，由附近大白衣庄村民房朝阳，捡得铜印一方，当即将印交到了镇政府。镇政府非常重视这一文物的发现,很快报到原县级临沂市政府。经初步鉴定，该印是汉晋时代的官印,很有文物价值，现此印已交由临沂市博物馆保管，并开始了对此印的考证工作。
  此印印文为篆书阴文，经考释为“琅哪典书令印”6字。印呈方形，上有鼻钮。印文的篆法与汉晋时代的风格相同，说明此印应是汉晋时代琅琊国的官印。但到底是汉印还是晋印呢？我们査阅了《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史书，以求佐证。《后汉书•卷三十七》中有一段文字每郡国各有典郡书佐一人”，很明显东汉时称“典书”而不称“典书令”,看来此印不是汉代的故物。而《三国志》中亦无此官职记载。在《晋书•卷二十四》职官部分，有这样的记载:“王置……典书、典祠、典卫等官令，“中朝制典书令在常侍下，侍郎上。及渡江则侍郎次常侍而典书令居三等下”。文中明确地说明了“典书令”这一官职始于西晋而且是王府的官员，至东晋时代依然存在。这就说明了临沂户台发现的这方铜印是西晋时代琅琊国的故物。东晋时虽有琅琊王之封,但皆未能就国，而且是在南方的侨郡,故其印不会落在临沂，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印文中的''琅琊”2字可以说是汉晋时代琅琊篆写的标准写法。它与近代楷书“琅琊”2字大不相同，却与金代的《琅琊集柳碑》中楷书“琅琊”2字有着一定的渊源。
  此印的发现，不仅在临沂古地名考证方面有其重要的文物价值,而且对于研究汉晋以来文字、书法的演变，也提供了一定的史料佐证。
  （兰山区政协供稿刘家骥撰）御碑亭传闻
  五贤祠，原名景贤祠，系明朝嘉靖年间沂州知府何格所建。清乾隆十六年，旨谕改为五贤祠。当时的兰山县知县王凯将五贤祠从南关移建于城内县署西，清末，多次修葺。民国十年又修建一次，系由临沂居城“五贤”的族人捐款资助而成。
  五贤祠内建筑简单朴素，只有正北一座大殿，约六七间屋大小。前出廊，有抱柱2根。殿门系四扇屏风门。大殿当中，靠北墙正中有高台一座。台上正中是诸葛亮的塑像，两边的配像左首是王祥、王览，右首是颜真卿、颜杲卿。院子的当中，对着大殿，有六角亭一座，内竖一石碑，门额题“御碑亭”3字。正门只有大门楼一座，朱红大门，坐北朝南，门上有一石匾额，上刻有“五贤祠”3字。大门长年紧闭，院内空阔寂寥。东西有两角门。
  “御碑亭”中石碑上刻七言诗一首：
  孝能竭力王祥览，
  忠以捐躯颜杲真。
  所遇由来殊出处，
  端推诸葛是全人。
  这首诗是清乾隆题写的，所以称为“御碑”，称该亭为“御碑亭。
  据临沂民间传说，乾隆皇帝一次下江南,路经临沂城。当时正值修葺五贤祠的工程完竣，临沂的绅士们商议在五贤祠立碑,或作副楹联，以纪念这一盛事。乾隆听到这个消息，即于寓中写成此诗，并派店中伙计送到五贤祠。及至人们发觉是乾隆的御笔，知府、知县齐集“接驾”时,乾隆早已离城南下了。此说纯属虚构,真实情况是:乾隆皇帝南巡，来到山东，驻跸济南，当时的山东巡抚准泰（满族）向乾隆帝奏请：山东沂州府旧有景贤祠（即五贤祠）修建完竣，请赐御笔。乾隆遂依奏赐七言诗一首。于是，准泰将此诗发交沂州府，在祠内勒石建碑。
  建国以后，临沂县人民政府曾下令保护该御碑亭，并列入临沂文物保护重点。但在“十年动乱”中不幸被“造反派”毁坏无余, 实为憾事。
  （兰山区政协供稿郑敬之撰王西献整理）风雨沧桑集柳碑
  沂州集柳碑即“沂州普照禅寺兴造记”，是金代著名石刻，现保存在山东临沂市博物馆内。该碑高2.27米，宽1.3米，厚0.7米，碑文1261字，字的直径5公分,是金皇统四年（1144）,沂州普照禅寺主事和尚觉海,用唐代杰出书法家柳公权的字集成，十分珍贵。
  沂州普照禅寺始建于西晋末年。“书圣”王羲之的家族为避战乱，随琅琊王司马睿南迁后,其宅府给了僧人改建成寺院，唐代称“开元寺”,唐末毁于战火，宋代修复后叫“天宁万寿寺”，后又称“普照寺”，金皇统四年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葺扩建。该寺主持和尚觉海为了记述兴造经过及其盛景，请人写了一篇碑文“沂州普照禅寺兴造记”。觉海对柳公权的字十分推崇，便到处收集柳公权的字，准备用它集成这篇碑文。但是,柳公权卒于唐咸通年间，距当时近300年，再从他遗世的墨迹中搜集这么多大小基本相仿的字，谈何容易。
  觉海和尚跋山涉水四处査访，千方百计寻找柳公权的真迹，先后查阅了“神策军碑”、“金刚经碑”、“玄秘塔碑”、“冯宿碑”、“李晟碑”和《兰亭诗帖》、《送梨帖》等碑帖及散存在社会上的柳公权墨宝。功夫不负有心人，觉海经过一番奔波，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如愿。他请高手把用柳体字集成的碑文刻在石碑上,立在寺院中，成为一奇。
  清康熙七年，临沂发生大地震，寺院倒塌,石碑碎成数截。震后，人们将这一珍贵文物进行了精心修复,并在寺院建了一座碑亭加以保护，可惜碑文残缺128个字。道光年间,有一位和尚对碑文进行一次刮洗，反而弄巧成拙,致使笔迹粗肥，失去了柳书的神韵。
  日军占领临沂时，一位日本人知道“柳集碑”的历史价值，妄图将该碑劫往日本，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得逞，但在战乱中，僧人离去，寺院荒芜,成为残垣断壁，“集柳碑”再次遭受严重损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当地政府，为了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将残碑收拾起来，存于“五贤祠”（今临沂图书馆）内。在“十年动乱''中，"集柳碑”竟被当作“四旧”砸碎了。
  1979年,临沂市有关部门为了恢复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物,组织专家及专业技术人员，反复对照各种拓本，查证古籍记载,聘请了技艺精湛的石雕艺人，按照原碑的尺寸，精雕细刻，复制成碑，使“集柳碑”重新面世。该碑虽系复制，但不失柳书风韵，受到专家、学者、鉴赏家和广大群众的赞赏。
  （费县政协供稿 李兴业撰）颜真卿墓碑诗文述略
  唐朝著明政治家、书法家颜真卿与其从兄颜杲卿祖籍琅珊临沂。《费县志•人物》记载:“三国魏时，颜盛，字叔台，青徐二州刺史,关内侯，始自鲁徙居琅娜孝悌里颜盛之子颜钦，颜钦之子颜默，颜默之子颜含。颜含“随元帝南渡，……至之推”。“之推，北齐黄门侍郎，修文馆学士。齐亡人周，始家关内，遂为长安人焉”（《旧唐书•忠义下》）。颜真卿这一代，就出生于长安。后来颜杲卿为常山太守,颜真卿为平原太守。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叛军直逼京城长安。颜真卿、颜杲卿联合起兵，阻挡叛军，保卫京城。颜真卿被河北17郡共推为华夏盟主。后来颜杲卿死于安禄山之手。谥为忠烈公。颜真卿在平定叛军之后，被封为鲁郡公、擢为太子太师，后死于叛军李希烈之手。对于颜真卿的死,“帝废朝五日，赠司徒、還文忠，天下不以姓氏称，而独曰鲁公”（《新唐书》）。他们反对分裂，致力维护唐王朝的大一统的“忠烈正气”，受到皇帝的褒扬，尤其是颜真卿的书法艺术，更享誉千古。
  费县城温河岸畔，建有“双忠祠”，祠前立有鲁公碑,碑阴所刻的《鲁公仙真记》，是宋代著明书法家米芾所题。碑文如下：
  “鲁公为卢杞所忌，李希烈反，杞首议遭公，谏者甚众。德宗问杞,对曰：真卿，朝廷重臣，忠义闻天下，谁不慴服？臣常父事之。今遣使不为贼惮则辱国，纷纷之言，岂足听？陛下当自断之,无惑众意。德宗不能夺，遂遣之。人知公不还矣。亲族饯于长乐坡。公既饮乃上梁跳蹄，谓饯者曰：'吾昔江南遇道士陶八，得刀圭碧霞饵之，自此不衰。尝言十年后有大厄，当今我于罗浮山，此行几是欤?，次汜水，怳遇陶，笑谓曰：'吉，吉’，指嵩，少而去。后公死于贼。贼平，家人启瘗，状有金色爪发，皆长如生人。归葬偃师北山先茔。后，有贾人至罗浮山，遇二道士弈，即而观之。问曰：'子何所来?'贾人曰：‘洛阳。'许诺。即札书付之。其题曰：'至洛都偃师县北小颜家。'及往访之，则茔也。守塚苍头识公书,大惊。问状，皆公也。因与至其家，白之，家人大哭。卜日开犷发棺，已空矣。呜呼！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之，仙也。希烈、杞等，贼耳。贼之杀人有常刑，公死且不朽，又况仙耶？”
  米芾的题刻，非属史实，却反映了中原人民厌恶分裂割据，渴望统一安定，对为此而死的颜真卿、颜杲卿，以其死而不朽，转世成仙，表达深切的怀念与敬仰之情。米芾对李希烈、卢杞之流的抨击和痛骂，表达了中原人民的愤恨之情。
  据考证，费县境内有鲁公墓两处，鲁公碑三处四幢。一是费县方城镇颜林村，有颜真卿、颜杲卿兄弟墓葬两座，石碑一幢。两墓堆积很大，旁边有两棵高大的桧树，清代举人王蜒曾到此并题《二颜双桧树》诗一首:“土封靡漫石碑残，双桧参天无屈蟠。定是九幽魂魄化，峩冠长剑立高寒。”史传，北宋时期这里建有鲁公祠，后倾圮。嘉祐年间,颜真卿的十一世孙颜安上出钱在费县城东买地建祠，名双忠祠。祠前立有鲁公碑。石碑连额高2.7米，广1.37米，宋嘉祐七年，曹辅撰文,秦观书，邓杓篆额……庙成于嘉祐六年十二月，碑之建则在七年四月也。……北向,南面系碑阴，刻《鲁公仙真记》。
  鲁公碑正面的碑文，在叙述了颜真卿的生平功绩之后，赞颂了“屹屹鲁公，风于百世，泰山之祐，鲁庙翼翼。”
  正面碑文，字体行楷，遒劲刚健，端庄圆润，清丽娟秀;碑阴《鲁公仙真记》，字径5.8厘米，字体行书，雄隽挺健，舒畅圆润，潇洒俊逸。秦观,北宋著名词人，米芾，著名书画家，一碑岀自两位名家大手笔，十分难得。正如《费县志》载：“是文与书，俱堪珍重，”实为古碑碣中之珍品。“十年动乱”中被毁，有张朴山先生，毁前将碑文全部拓下,今收藏于费县文化馆。
  《偃师县志》记载:“唐德宗贞元元年（875）,宰相，著名书法家颜真卿，被叛王李希烈杀害，葬于县东汤泉村南。”
  该地确有此墓，墓前石碑两幢，其一高约1.45米，宽0.60米，厚0.17米,正面楷书刻“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太守张松孙书；福唐赠司徒，谥文公之墓，邑令汤毓倬石''。其二高约1.75米，宽0.60米，厚0.15米，正面楷书刻“唐太师颜鲁公真卿墓碑记，吕纯如撰文并石”，碑阴有碑文17行，行72字，该碑系乾隆三十三年三月立。
  碑文所述，与米芾的《鲁公仙真记》如岀一辙。对李希烈、卢杞的痛斥,对颜真卿的赞颂也与费县的鲁公碑文观点一致。
  颜杲卿葬于长安凤楼;颜真卿葬于偃师，那么，费县的二颜墓非空即假。因费县民间至今流传着“请空陵''的习俗。客死异地他乡，尸体无法运回原籍者,其祖籍村中须有空墓，使墓的排列按辈分长幼由后向前，无一漏者。《费县志》载:“费地相传有平原、常山墓者，其族姓后裔居此，或招魂葬，或葬衣冠，为情理之所有耳。”
  可惜的是费县的双忠祠和鲁公碑都毁于“十年动乱”,颜林的两座大墓也作为“四旧'’挖掉了。值得注意的是二颜墓确属空墓，与县志的推测相合，也与《鲁公仙真记》所载的空棺相合。
  1979年，有人发现残存墓穴中有注有“元熙年”、“泰始年”字样的砖瓦块，认定是两晋时期的墓葬,否定了二颜墓之说。从上部拆除的砖块看，都是唐代以后的灰白色大方砖，宋朝把它作为二颜墓修过是确实可信的。北宋曹辅的《改建颜鲁公新庙记》载:“今庙宇不能庇风雨，愿闻于朝，少加崇茸，俾有司得岁时奉祀，知军州事梁侯彦深，即具闻太常议典礼。”《沂州府志》也载：“宋元祐六年诏治沂州费县颜真卿墓。”不论是空墓还是假墓,能受到人们如此重视，亦可见颜真卿对后世影响非同一般。
  祠堂
  颜真卿被害后,为其塑像建祠者，除费县颜林和费县城祊河东岸的鲁公庙村两处，还有米芾所记的一处。他在《鲁公仙真记》一文的后半部记有“元祐三年九月，途游吴兴,适靓郡人鲁公之祠，因得拜谒公像，其英气仙骨，凛然如在……”
  吴兴即今浙江省湖州市,湖州人为什么要给颜真卿建祠呢?《新唐书》载:颜真卿“摄事太庙，言祭器不饬。'’宰相元载"以为诽谤，贬峡州别驾，迁抚、湖二州刺史。”既然颜真卿当过湖州刺史，那么米芾见湖州人给他建祠是可信的，不过后来年久失修，现已无迹可寻了。
  诗文
  唐朝以后，赞颂颜氏兄弟的诗文很多。特别是南宋抗元名将文天祥，他的民族气节是深受二颜影响的。《文山先生全集》中有《过平原作》一诗：
  “平原太守颜真卿，长安天子不知名。
  一朝渔阳动颦鼓，大河以北无坚城。
  公家兄弟奋戈起，一十七郡连夏盟。
  贼闻失色分兵还，不敢长驱入咸京。
  明皇父子将西狩，由是灵武起义兵。
  唐家再选李部力，若论牵制公威灵。
  哀哉常山惨钩舌，心归朝廷气不慑。
  崎岖坎坷不得志，出入四朝毙忠节。
  希烈安能遽杀公，宰相卢杞欺日月。
  乱臣贼子归何处，茫茫烟草中原土。
  公死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当天。”
  明朝时，山东布政使司左参议邵以仁在《二颜林碑记》中赞颂颜杲卿“孤城决战，寡不能支，舌膏贼刃，终无挠词。”谓卢杞、李希烈“谗杞摇虿，逆烈逞猘”。而颜真卿“庶几悔罪，孑身往谕。一言不合，忠告何济？百折不回，甘心伏缢。”颂其二人“难兄之弟，难弟之兄，慷慨赴义，视死如生。”
  清朝时，费县知县朱约有《谒双忠祠》一诗：
  天宝雄藩首范阳，兼镇节度除郡王。
  宠极骄生遂跋扈，郡邑蹂蹒势莫当。
  常山太守忠义性，整戈缮甲计初定。
  未几贼垒环城池，告急邻封缓不应。
  矢穷粮尽城已摧，骂贼捐躯气猶劲。
  一死足以酬主恩，芳名直与日月并。
  平原乡土血泪流，招讨河北歼国仇。
  间关履险归行在，立朝侃侃宣嘉猷。
  位望愈隆忌愈甚，奉使希烈遭拘留。
  三载臣节终勿夺，杀身成仁复何求。
  二公祠宇靑山麓，懔懔如生唐冠服。
  春秋享祭近千年，节同祀同祀名独。
  庚辰受命来东蒙，谒以双忠更旧族。
  庭前圭幹挺寒松，绿荫苍苔风谡谡。
  清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金祖望在《梅花岭记》中写道:“颜太师以兵解……”将民族英雄史可法、文天祥与颜真卿相提并论,对颜真卿成仙，文天祥成佛之说，他认为“其气浩然，常留天地之间，何以岀世入世之面目？”
  清代兵部尚书张鹏翮有《题双忠祠》诗一首：
  “成仁取义死犹生，千古双忠弟与兄。忠孝神仙无二理，人间天上自成名。”
  另有清代的王式丹有《谒双忠祠》一诗云：
  范阳贼兵天下雄，挫其锋者两颜公。
  常山平原如指臂，义旗遮敝山以东。
  西连张许势將角，牵掣贼肘揕贼胸。
  藉非哥舒一战误，岂有火及骊山宫。
  中原瓦裂纵无补，缓贼西上已奇功。
  常山殉国自犁舌，鲁公爵秩方尊崇。
  讵意白头值蓝面，贼庭洒血留孤忠。
  并是杀身成仁者，传闻尸解亦凿空。
  我来此地拜祠宇，入门英烈横高穹。
  钟灵孕杰傍祊水，千秋兄弟徂豆同。
  仪观犹见唐冠珮，幽沉榱桷回悲风。
  贤令好古征诗句，吮毫怅望思遗踪。
  丰碑大书秦与米，睢阳庙祀俱无穷。
  （费县政协供稿张洪乾、厉如良、姚占修撰）庆升茶园
  民国八年（1919）,山东陆军第五混成旅调来临沂驻防。旅长李森,字协和，原籍北京人，定居于济南，平素爱好京剧。这位旅长到沂后，看到当时临沂文化落后,城内连个娱乐场所也没有，于是决心在临沂城内创办一个戏院。不久他便召集各区长、商会长、绅商讨论,众人一致赞同。在李旅长的推动下，很快筹建了一个戏院，名字叫“庆升茶园”。地址在现在城内仁泰巷张家大园的南首路东,现在是临沂京剧团家属院。
  庆升茶园经理的名字叫姚庆印。当时临沂人都叫他姚妮（小名），枣庄人。社会上都称呼他为姚老板。
  这位姚老板不但是戏院的老板，也是戏班子的老板（相当于现在剧团的团长），还是锣鼓班中打大锣的名手。姚庆印当时身兼三职，是个红极一时的人物。
  当时,在临沂的戏班有几个班底:徐济友（净角）、王桂生（旦角）、王祥（又名王玉珍，最早为旦角，后改生角及丑角）、杨金凤、杨金红（女旦）、筱金宝、筱金玉（女旦）等人，此外，还用重金专聘南京、北京、上海的名角来沂演出。据说最早来沂的名角萧金瑞,从上海来的，系武生，当时在临沂名噪一时。继续来沂的有名武生董月山,擅长长靠戏的《伐子都》、《六安州》、《独木关》、《卖马记》等剧，在临沂久演不衰，深受欢迎。还有北京的名伶窦玉廷也曾来沂演唱。此人系文武老生，功底颇深。20年代初，当时的著名武生王顺宝，带了徒弟三四人首次来沂，功夫颇好。王顺宝擅唱短靠武生戏，如《搭子沟》、《五人义》、《三雅园》等戏。这些戏都是武打戏，窜蹦跳跃的功夫，摔打的武艺，非常卖力气。最让人惊奇的武打都是真刀真枪,演员光着上身，刀锋枪尖划着就破。这种京剧武打，还得配合台上的锣鼓点，决不能乱打一气。还有一种武打,是连唱带打，五音连弹，如京剧的《广太庄》等。这些戏现在多已失传。
  接着来沂的有王兰峰（女），是反串须生的。王兰峰来沂，轰动一时。她最擅长的剧目有:《刀劈三关》、《斩黄袍》、《朱员外休妻》以及《捉放曹》、《四郎探母》等。
  民国十四年（1925）夏，名伶筱桂轩（女）来沂演岀，筱演武生戏，年轻貌美，色艺双佳,最拿手的戏为《大闹赵家楼》，此剧充分展示出她超众的武功。例如攀腿这一手，单腿站立，将另一腿用手攀起，徐徐往上伸直,最后贴住头部。表演此节时，全院观众鼓掌叫好之声经久不绝。
  因为在当时的“庆升茶园”常有南北外地的名角来演出，戏院的生意兴隆，收入颇佳。同时对于临沂市面来说，也带来了商业的繁荣。到了民国十四年（1925）的秋天，由于奉军进攻江苏失利，溃退临沂。邢士廉所部溃军途经临沂北撤，一连过了四五天，因而城内人心惶惶，市面不安。接着，驻临沂的山东陆军第五混成旅改编为东北陆军第五十五混成旅,旅长李森调换，派徐源泉接替旅长。徐源泉来沂时，临沂已经慌乱不安，政局动荡,一度造成市面萧条。但是，张家大园这个戏院，仍未停业。旅长徐源泉，也是一个戏迷。他爱听京剧，尤其对筱桂轩迷恋一时，并最终重资聘筱桂轩当了他的姨太太。
  民国十四年（1925）秋末,徐源泉旅奉调离沂。临沂防务空虚，人心不安，开业6年之久的“庆升茶园”，遂告结束。
  （兰山区政协供稿郑敬之撰王西献整理）郯城马头的大型套曲 一一《郯马调》
  地处沂蒙山南麓，沂、沐河下游，苏、鲁交界处的古老重镇 一一郯城，早在2000年前就开已开埠建都，号称“郯国”。因为历史悠久，故留下的民族文化遗产丰富多彩，其中保存完整的大型曲调《五大调》就是民乐方面的一朵奇葩。
  《五大调》因集中流行在郯城马头一带，又称《郯马调》，亦即当地群众惯称的《淮调》、《大调》、《玲玲调》、《满江红》和《大寄生草》。
  古老称珍的《郯马调》属于红极一时的明清小曲的大型演唱部分，这是有史可证的，清嘉庆年间（1793一1820）岀版的《雅曲二集》中，就有不少的《马头调》。清嘉庆年间（1800）年左右岀版的《时兴小唱钞》内有《满江红》。清道光年间（1821一1850）岀的曲谱书中，有《马头调》、《寄生草》、《满江红》。《马头调八角鼓杂曲》（1875年岀书）内有《马头调》。《南京调词》（1909年钞本）内有《满江红》。
  把资料中大型套曲和现在的《马头调》相对照，不论体裁形式,还是题材内容，以至词式、句式、辙韵平仄运用，都无不大同小异。
  产生的背景
  明清时代，是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发的时期。在这种新经济形式的影响下，人文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潮也逐渐萌生。一些文人学士，对城乡人们的口头文学大加注意，不少士大夫、文人竭力编纂民间歌谣册、集，有不少的人还拟仿和创作了大批新歌谣，从而形成我国古代歌谣史上一个大的转折时期，促使中国在17一19世纪清代歌谣、戏曲等方面达到极盛时期。当时不仅农村群众喜欢演唱它，而且市民、文人学士、民间艺人、船夫艄公也多喜欢此调。就在此时期，郯城和马头镇，也岀现了专门唱《五大调》的民间职业艺人。每到天黑，他们就在街头巷隅，弹着琵琶、弦子，敲着碟盅、檀板唱起来，直到夜半更深，人们才依依不舍地散去。后来，由于屡遭战乱兵燹和饥荒，使这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又濒临失传的绝境。
  发源地及其传说
  关于《五大调》的历史渊源，传说甚多。有人说它“始于元代，盛行于明代”;也有人说“始于明末，盛行于清代”;有的说“起源于清朝的商城地区”;也有的说“它始于清代的扬州、灌县”;还有的说“《玲玲调》、《大调》、《大寄生草》是明朝从云南贵州等地向北方传播过来的“。另外,民间还有人说《玲玲调》是从济宁运河一带传过来的等等。所有这些传说,都保留在民间艺人和老民歌手传说听闻的一些零星口碑材料中，无法考究核实。
  郯城县高峰头村，有一位清末道人王宗贤，生前曾记述过这样一段文字材料：“大凡腔调、昆、乱皮簧、梆、柳子曲皆有发源之地。淮调之歌,源岀于淮安府，移植北方，据吾所知已200余载矣。”从他的遗文里可以得知，200余年之说，虽不甚可靠，但是似乎也能推测是在清朝中叶的乾隆、嘉庆年间。这大抵和它的姊妹艺术《扬州清曲》渊源年代十分接近。另外，在清代乾隆时期有个著名学者叫李斗，他所著的《扬州画舫录》卷十一第十节中记述这方面的史料:“小唱以琵琶、弦子、月琴、檀板合动而歌。最先有《银扭丝》、《四大景》、《倒板浆》、《剪靛花》、《吉祥草》、《倒花篮》诸调,……近来群向《满江红》、《湘江浪》皆本调了。”由此观之，早在公元1740年，扬州这个繁华著名的城市，《满江红》、《寄生草》之类的曲调也盛于世了。可见，道人王宗贤的有关渊源年代记述还是可信的。从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扬州清曲》与《五大调》是有极其嫡近的亲缘关系的，不过差异也很大。比如:《扬州清曲》的范曲《南调》、《满江红》，前者类同郯城《五大调》中的 《大调》，同时也略同《大寄生草》;后者类同《淮调》和《满江红》。据说，《南调》亦名《南京调》、《打棍皮》、《南罗调》、《七句半》、《寄生草》。《满江红》原名《淮江调》，系由清江、淮城一带传入扬州，但说唱性较强。流传到郯城来的，因与当地民歌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大型演唱形式。
  从以上情况看，基本上可以肯定，《满江红》、《淮调》、《大寄生草》，甚至包括《大调》,都是由江淮之地传入知城一带的。
  流传与分布
  《五大调》传入郯城、马头之后，由于受到当地群众喜爱，日益向内地传播。据说,当年极盛时期遍及鲁南各地，日照的石臼所、涛雒、安东卫、岚山头和郯城的高峰头以及临沂、临沐、苍山、莒县、莒南等县也有部分人会唱。不过演唱规模之大，从业人员之众,演唱曲调之多，还首属郯城、马头一带。
  另外，伴随经济上交流，《五大调》也曾往北扩展到广饶县、博兴县，并易名为《杂八调》。益都县流行的《挫琴调》也吸收《五大调》中部分内容为《牌子曲》。
  流入山东的原因，众说纷纭，归纳起来有如下诸方面：（1）在封建社会，中国古代主要交通要道是闻名中外的运河。那时，郯城一带的商货，常常凭借着沂河水运，经江苏邳县入运河，通往南北。随着这条通道的往来，把江淮一带的民间艺术也带到山东。所以群众反映,过去唱《五大调》最好的和会唱曲目最多的是那些船夫们。（2）郯城地处苏、鲁接壤之地，东、西、南三面均与江苏毗邻，两地亲朋好友往来频繁，这也成了自由流传的有利条件。（3）当地的老艺人和好玩乐的玩友们,也常常在农闲季节到苏北邻县去学唱《淮江调》等曲目，有的竟在外客居两月之久。（4）据说，过去下海的渔民，远洋打鱼，满载归来时，就在靠近的港口停泊售鱼憩息,也常带《淮江调》回来。内河的船夫劳动一天停下来时，也常拨弦击碟歌唱行乐，驱散劳累。因此，越是紧靠港口、码头的,会唱的人也就越多。
  《五大调》与人们生活的关系
  《五大调》在鲁南人民群众心目中，魅力最大。人们称为“正调”、“细歌”。说它树正气，逐恶风。所以老人们也很乐意让自己的子女学唱。郯城的老民歌手王九锡生前曾说过:“我幼年听老人们说，郯城马头这些地方，铺店很多，南来北往的客商也很多，这些人住在那里，就好干些吃、喝、嫖、赌的事，因此社会秩序和风气都很杂乱，不少年轻人也沾上了这些恶习，有的也干些为非作歹的事情,家里老人都为此十分忧虑。后来，《五大调》吸引了大批青年人,使他们把大部分精力和业余时间都投入学演学唱中去，不再胡搞。为此，老人们非常重视这一举动，不单是支持男的演唱，还让妇女们参加学唱。据说后期,人们还自发地成立了什么“玩友社”、“乐和班”、“同乐会''之类的社会团体组织。在当时的农村里，除逢年过节，扮玩艺、闹花灯时演唱外，还在农闲季节、阴雨天等空余时间，玩友们自动聚合在一起,来演唱《五大调》。另外，盲艺人在游乡、拆算、入阁串厢占卜之余，常常现场为客户们演唱《五大调》。后来，那些豪门士绅、达官贵人对《五大调》也发生了兴趣，他们也认为是雅曲细调，可登大雅之堂。所以，当他们喜庆、嫁娶、生辰庆贺之时，还专门请演唱艺人或业余爱好者为他们演唱。总之，《五大调》在鲁南地区颇受群众喜爱，并广为流传，盛极一时。
  内容与分类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五大调》的体裁、内容是多样化的，真可谓从各方面、各个角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态、风土人情及历史故事。除少数的词带有市井、庸俗趣味和封建毒素外，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有的还堪称“词清语隽,雅健素质”。括览全部歌词，不难看出，它的内容可分为爱情类、社会生活类、叙事类、历史故事类（包括传说故事）、自然景色类、伦理逸闻类等。不过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盼郎思夫方面的。可是群众另有一套分类法，他们把内容性质类同的或题意相同的归在一起，形成所谓的“五景”、“四盼”、“七多”、“七赞”、“八恨”等。“五景”即春景、夏景、秋景、冬景、总景。“四盼”即盼佳期、盼才郎、盼冤家、盼情书。“七多”即送多情、想多情、遇多情、盼多情、会多情、思多情、梦多情。“七赞”即孔明赞、孟德赞、三国英雄赞、楚霸王赞、耕读渔樵赞、春光赞、肉头赞（实为贬讥死肉头的）。“八恨”即恨别离、恨当福、恨冤家、恨薄情、恨佳人、恨爹娘、恨薄命、恨烟花等。
  演变发展与新生
  《五大调》进入山东已近300年的历史了。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由于语言、音韵的不同，歌词内容范围的扩大与更新,加之人民不断地吸收当地的民歌小调，以及有关的戏曲曲牌来充实和丰富它，使它由原来的轻板进而发展成复杂的大型套曲形式。同时在长期的演唱中，群众本着当地语言、音韵的强弱轻重特点，用字咬字习惯，衬腔衬字，以及唱腔与句式组合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演变、创新。这些促使它形成独自的风格和流派。为此，连它的发源地江淮，以及它的姊妹音乐《扬州清曲》的出处地扬州的歌手艺人们，也都承认它是独树一帜的山东派。所以苏北人们惯称它为“郯城《马头调》”（实际是《淮调》）、“日照的《满江红》” （实际是郯城的《满江红》歌词内容不断创新，不仅丰富了曲目，而且更加突岀和完善了山东派的风格和特点。在清代末期,有些贫寒的文人学者，比较接近下层社会民众，同情人民的疾苦，常常创作新歌词，借以抒发对社会的不满之情。这一类歌词，较之民间流行的,要文雅一些，词藻修饰、音韵平仄较为讲究。那时创作较多和较岀名的有郯城县马头镇的杨晓（前清廩生），写有《家住在罗俊庄》、《玉石琵琶粉墻挂》等词。而写得最多的要数郯城县八大才子中的张保信（前清贡生）、吴小寒、张佩恩（前清秀才）等人，他们反映的内容也很广，形式也比较全备。比较出名的有《孔明赞》、《饥民难》、《卖仓谷》、《节妇自叹》、《戒赌博》、《集戏名》等。这对增强这一流派特点也起了积极作用。尽管如此，有时这些民间文人仍超脱不了他们世界观的局限，所以有的也写了一些悲观厌世、逃避现实、行乐消遣等方面的作品，更有甚者有的竟写岀了颂扬清朝帝王将相贤明的坏作品。
  从30年代至解放前，因长期战乱和灾荒，演唱者越来越少,几近失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政府通过民间文艺会演，派专人搜集、挖掘等一系列工作，对这一古老珍稀的民间艺术进行了抢救。对优秀的节目还进行了专门加工整理，终于使它得到了新生。山东省艺术馆曾派专人多次来郯城对这一曲种进行收集、记录，现保存下来的共有130多首。计有《满江红》22首，《淮调》72首，《玲玲调》11首,《大寄生草》21首，《大调》4首。其中《满江红•四盼》于1957年被选参加了中央举办的“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了音,多次向全国广播，同时选入1957年出版的《优秀歌曲选集》,向全国发行。
  （郯城县政协供稿王传昆撰 刘骥整理）郯城的柳琴戏
  柳琴戏，是鲁南、苏北、皖北和豫东一带地方剧之一。它由于唱腔有独特的韵律，曲调优美朴实，缠绵悦耳，耐人寻味,道白充溢着方言土语，通俗易懂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纯朴的乡土气息,使人听起来倍感亲切，因此，很受广大群众欢迎。
  “柳琴戏”一名，是1954年华东地方戏会演时，经过专家们磋商，根据其主要伴奏乐器柳叶琴而确定的。
  郯城的柳琴戏，过去叫“小戏”、“肘鼓子”、“拉魂腔”。
  “小戏”是对“大戏”——京剧而言,泛指区域性的地方戏，如“泗州戏”等。
  “肘鼓子”，又名“周姑子”,它是民间小演唱。清代中叶流行于山东南部和江苏、安徽北部，以肘上缚一狗皮鼓伴奏而得名。巫师、尼姑、乞丐等也演唱。清末汇流于用弦乐伴奏的“拉魂腔”。据老艺人讲,肘鼓子有九腔十八调。就目前了解到的“迎神”、“安神”、“送神”等调来看与“拉魂腔，，的曲调是有明显的亲缘关系。还有,被“拉魂腔”艺人敬为祖师的武大、武二，又称“武大周姑子”、“武二周姑子”，他们本人干这种迷信职业，后世艺人中不少人也一身兼演“拉魂腔”和“肘鼓子”两行。20世纪30年代，郯城农村有些听小戏的戏迷，回家吃饭时竟叫家里人给“盛碗肘鼓子来“。这说明，"肘鼓子’’一名，在郯城是深入人心的。
  “拉魂腔”在郯城的群众中也有叫“拉花腔”、“拉呼腔”、“拉洪腔”、"拉胃腔''的。由于艺人在演唱时,把音节处理得委婉动人，使人听了恍忽把人的“魂”拉走了。这是对它唱腔优美的夸张和赞誉。“拉魂腔”是被群众所公认的，后几种说法，是由于字音传讹的缘故。
  “拉魂腔''，从有关的资料看，是由民歌民谣、俚曲小调发展而成的。就其来源、发展、乐器伴奏和演岀形式等,有经过艺人的劳动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
  郯城的“拉魂腔”与“姑娘腔”、“姐儿扭”有密切的关系。现根据有关资料,从唱腔、伴奏、演出等几个方面,浅述郯城“拉魂腔”的形成和发展历史。
  一、姑娘腔
  旧社会，郯城十年九荒，天灾人祸交替发生，广大劳苦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们为了生存，在走投无路、乞借无门的困境下，只好携儿带女，乞食四方,呼婶子喊大娘，挨门讨饭，得以活命。有的人用民歌小调“唱门子”,代替呼叫的讨饭方法，施主愿意施舍，比原来的方法既省力又收入多。开始多是姑娘、媳妇唱门子，有的清唱民间小调，有的手执金钱板，打着节拍唱。“姑娘腔''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种“唱门子”方法愈来愈多，以至郯城的“姑娘腔”能与凤阳花鼓视为同等的艺术群体，而且是一个很大的艺术群体。这是郯城贫苦人民的一种集体创造。
  二姐儿扭
  在演唱“姑娘腔”的过程中，从单纯的清唱逐渐伴以动作，演变成“姐儿扭”。这是民歌朝着戏剧化发展跨越的一大步。这时演唱的形式，不拘泥于原地呆板的清唱，也不是单一的“唱门子”，有条件的能设场（摊）演岀，演唱的人数由一人变成了多人。如果有二人演唱，大致分工为:一名演唱，一名伴奏，演唱者扮演故事中各行当主角，伴奏者在操琴的同时充任各种副角。如果有三人演唱。分工就较为细致了，二人扮演故事中各行当的主、副角色，另一人专职伴奏。三人以上的就形成了小型演出队，但在演唱大型的故事戏时，仍然是“抹帽子”戏,就是一人可演多种角色，轮番上、下场。行当的区分，没有复杂的化妆,只是以简单的服装、象征性的道具作为行当的标志。基于收入偏低、演岀方便，人数不太多，一般只有七八人就能组成一个象样的班子了。用他们的行话说:“七忙八不忙，九人有戏房”。有8个人就能组成一个演出团体，规模不大，伴奏者往往一人兼任文武全场。武场时左手击鼓,右手击大小锣，脚踏击钹;文场时脚上击梆，左右手弹琴。相互呼应，配合默契。
  随着“姑娘腔”上升演变成“姐儿扭”以至发展为设摊演唱，这对郯城的民歌发展也有极大的促进。郯城的民歌俚曲小调,曲目繁多，如《小五更》、《四季调》、《十二个月》等就有百首之多。郯城还有首民谣:“要听姐儿扭，一溜山根泉源头。”可见流行之广。较著名的民歌如《山坡羊》、《豆芽黄》、《扎花鞋》等某些旋律，早已用于“拉魂腔”，作为基本唱法了。例如“拉魂腔”中最具有特点、演员们在演唱中又经常使用的小七度上行大跳，就是“拉魂腔”吸收了《扎花鞋》中未一句。
  姐儿南园扎花鞋来吆手拿着钢针扎起来哟弯哎扎花鞋哟弯哎
  这种唱法,一直沿用至今，这对柳琴戏形成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三、从打击乐的加入，也能看出郯城柳琴戏的发展和完善。柳琴戏的打击乐最初只有一面大锣，由操琴者兼职敲击。从20世纪20年代初，才逐渐形成了一套武场。当时，郯城县梁家庄艺人梁学会（又名学四），从沙墩艺人张秀荣、张秀起处学会了一些京剧锣鼓经,如“双抱边”、“三柱香”、“四面镜”、"水底鱼'’等，移植在“拉魂腔”中使用。30年代后，又由他的徒弟李忠玉、田成玉等人进一步吸收了京剧锣鼓经。至此，才充实、完善了柳琴戏中的打击乐器。
  据峄县老艺人马学成、徐州柳琴艺人冯玉贵讲：田成玉等人曾去过峄县、徐州传授过打击乐器锣鼓经;另外,新沂艺人季良奎也举例说明新沂、邳县柳琴戏的打击乐是田成玉等人传给的。
  四、柳琴戏的伴奏乐器柳叶琴，最早是郯城“拉魂腔”艺人和木工研制的。柳叶琴的形体,是贫苦人们外岀乞讨所用的瓢的变形，瓢是讨饭人的必备饭具，随着“唱门子”乞讨方法的产生，瓢既盛饭，又是“唱门子''的敲击乐器，后来唱门子小调跃升为“拉魂腔”,这时的瓢已是无力充任了。它音色不美，音量不大，音调单纯。于是，有的人就仿效我国古琴的做法，在瓢上敷一木板，竖上琴杆，定上品位，这就形成了柳叶琴的雏形。因琴肚太大，不便于携带，于是又加以改进，始制成今日柳叶状的柳叶琴。
  制作柳叶琴的工匠以郯城为最佳。郯城县著名木工吴福增，在本世纪初，制作的柳叶琴就享有“盖山东”的美誉。解放后，徐州柳琴剧团、临沂柳琴剧队初建时,都曾向吴福增的徒弟谢银光定做过柳叶琴。现在，郯城县庙山乡岳庄村高庆贺等人制做的柳叶琴，仍然是闻名遐迩。
  五、“拉魂腔”的形成时间无文字记载，艺人们说，大约在清乾隆年间，至今约有200年历史。据老艺人证实，临沂地区最早唱“拉魂腔”的是郯城的一位姓金的艺人，他活动范围在郯南一带，名声颇著。金氏之后又分邱、黄二门派世代相传，迄今已至八九代了。“拉魂腔”在发展中除了本宗祖所谓嫡系外，经过拜师招徒、组班传艺等方法，也传给了旁系甚至外姓。由于招贤举才，使“拉魂腔”得到迅速的扩展壮大。民国初年,郯城县沙墩村的张秀荣、张秀起、杨二群等人组织的班子一度发展到20多人,这是临沂地区首先发展的最大班社。民国二十年(1931)郯城县著名艺人梁学会，曾带一小型“拉魂腔”班10人到上海演出近一年时间，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时至今日，在郯城县境有不少乡镇几乎是村村有班、人人能唱。在当前虽然现代文艺形式的电影、电视增多了，但是柳琴戏仍然倍受广大群众的欢迎。郯城县在1981一1983年的汇演以及后来的多次调演中，各乡镇选送的节目也多是柳琴戏。郯城的京剧团，也顺应形势的需要，改弦易辙，变京剧为柳琴戏。
  由于柳琴戏在郯城历史久远，因此，也就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很有才华的演员。1953年，临沂柳琴剧队初建时,临沂文化馆的王慎斋亲自到郯城县聘请柳琴戏艺人，如临沂柳琴戏剧团的老艺人冯士选是郯城县二郎墩人，曹玉龙是郯城县大泥湖人，骆成训是郯城县樊村人，李春生是郯城县张哨人，张金兰、徐桂霞、徐庆玉等都是郯城县三捷庄人。李春生和张金兰在临沂柳琴剧团享有盛名，后来都担任了柳琴剧团的领导工作。1954年,李春生在山东省第一届戏剧会演中主演《打干棒》获演员奖,1957年被中国戏曲家协会吸收为会员1960年，他主演的《打干棒》、《丝鸾记》的唱段被灌制成唱片发行。他的主要代表剧目有《秦香莲》、《王华买爹》、《瓦岗寨》、《孙安动本》、《十五贯》。其中包公、孙安、况钟是他最喜爱的角色,在这些角色中他曾倾注过自己的感情和心血。张金兰在观众中的印象尤为深刻。由于她吐词清晰，唱腔优美，韵味浓郁，字正腔园，垛板赶词，句句入耳,大家都爱听她的戏。1954年，山东省第一届戏剧会演，张金兰在《闹书房》主演张玉姐,获得演员奖。1956年,全省第二届戏剧会演，张金兰同丈夫邵瑞武一起主演了《休丁香》,分别获得演员一等奖和二等奖。1959年，被中国戏剧家协会吸收为会员。1962年，灌制了《丝鸾记》、《父女顶嘴》、《王二姐剜菜》等唱片。1982年，她又与丈夫一起灌制了《王二英思夫》、《三击掌》、《鸿雁捎书》、《状元打更》、《秦香莲》、《喝面叶》等唱片。近年来，省、市广播电台经常播放这些唱片，为柳琴戏增添了新的光彩.广大群众还对李春生、张金兰的柳琴戏有这样的赞誉：“看戏不见李春生，两毛钱白扔。”“看戏不看张金兰，白花几毛钱。”
  另外，江苏的邳县、新沂柳琴剧团和山东膝县柳琴剧团等也都有郯城籍的主要演员。
  （郯城县政协供稿 刘骥撰）山东实验剧团在莒南活动片断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莒南县是滨海区的中心。山东省与滨海专署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在这里。因此，莒南县素有山东“小延安”之称。这时期，抗大一分校文艺工作团（山东实验剧团的前身），一直在这一带进行抗战宣传、演出等活动。
  抗大一分校文艺工作团，是1939年4月由抗大一分校校部根据当时抗战形势和工作需要在山西省屯留县成立的。11月，党中央根据当时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文工团随抗大一分校挺进山东，第二年进入鲁中山区。1941年1月由鲁南地区来到滨海地区的莒南县，驻道口、西岭泉一带。这时，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了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卖国媚敌，挑起内战的罪行，文工团赶写了独幕话剧《我们没有抗命》，在莒南县十字路一带多次演岀。还创作了歌曲、诗歌等，揭露蒋介石的反共阴谋。5月，文工团参加了山东省战工会和山东省文协组织的由一一五师战士剧社、鲁艺宣传队、姊妹剧团、抗敌宣大等8个文艺团体在渊子崖、刘家庄举行的联合公演。抗大一分校文工团演岀的《李秀成之死》,是一出为现实服务的大型古装历史剧。在解放区游击战争条件下演出这样的剧目，舞台、布景、灯光、服装、道具等多方面存在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文工团全体人员凭着高度的革命热情，在领导和当地群众的支援下，克服了种种困难。为了使演岀效果更佳，文工团的团员用蚕茧装上粗沙和黄色炸药，做成小炸弹代替枪声,以增强演岀效果。在刘家庄举行的一次演岀中，在制作“小炸弹'’时，炸药突然爆炸,造成两人受伤，但其他人照样坚持工作。演岀深受群众的欢迎和支持，有的群众把结婚嫁妆抬岀来作了道具，炊事员也参加制景。制作“忠王府”门前的蟠龙柱时，制景人员先用芦席卷成圆柱,糊上纸，再装饰上浮雕式的龙形，柱的基石用泥盆翻扣在地面上，画上图纹，在灯光下显得十分逼真。饲养员也为演出献技，他们会学马嘶,一声马嘶引起树林内的战马嘶叫。通过种种努力,演出获得圆满成功。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肖华代表评委发了奖。这次演出，对开展解放区的农村戏剧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5月下旬，文工团又在西岭泉参加了11个大剧团的公演,祝贺山东文教财政会议的召开，并通电全国爱国同胞,抗议国民党反动当局摧残文化的罪行。
  6月间，文工团又配合部队进军赣榆县，解放了苏北重镇青口。战役结束后，马上回到莒南县，驻在西岭泉、曲流河、良店一带。这时期，山东的党政机关和一一五师的领导也驻在西岭泉，文工团经常与战士剧社联合公演，每场演岀水平都很高。在此期间，文工团又排演了由李林执笔改编的鲁迅名著《阿Q正传》。在抗大试演几场后，“八一”建军节在道口一一五师师部正式演出。演出结束后，罗荣桓政委、肖华主任接见了演员并做了重要讲话，指出:在敌后根据地游击战争环境里，这种大型话剧不宜演出过多，应以小型的、战斗化的剧目为主。同年冬天，抗大文工团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化整为零,分为三个小队，由袁成隆、白华、刘知侠各带一个小队到沂蒙山区活动。1942年1月又重返莒南。5月，文工团的同志脱下军装，到临沐县参加减租减息运动。秋天，完成任务后又回到莒南县，驻石门涧一带。这时，从临沐县来了一个评剧社，有20多人，主要演员是马湘符、崔碧云、马瑞珍等人,是半企业性的。组织上派文工团的李林、张革非、阮若珊等人对评剧社进行整顿，动员了一部分行动不便的老艺人回家，工资照原数发给。经过学习整顿，演员队伍比较精干。同时又从战士剧社、鲁中宣大、淄博等地调来仇戴天、赵剑秋、马杰等人加强剧团领导。为了使文化工作得到更大发展，并开展了文化界的抗日统战工作。组织上决定，文工团脱离抗大一分校建制。1943年春节期间，在石门涧又与抗敌自卫军宣传大队合并为山东省文化工作团。工作团分设一个话剧团，一个京剧团，归山东分局领导，面向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文艺宣传工作，活动范围主要在莒南一带。同年春节，山东省文协在莒南县石门涧成立。文化工作团改名为山东省文协实验剧团。为了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剧团抽调部分同志深入农村搞文化试点，组织俱乐部、剧团、秧歌队。还抽调了一部分同志到甲子山一带开辟革命根据地。其间，实验剧团为配合国民党一一一师起义，在良店一带演出京剧《反西凉》，观看的军民人山人海。
  同年秋，剧团在山东省文协领导下，经过短期的文艺整顿，马上投入大生产运动。莒南县相沟乡有个蝎子山，可以开荒种田，可是，这里有些群众信迷信，流传说:“蝎子山是神山，大小石头不能搬，谁敢动一动，叫他全家都进鬼门关。''为了破除迷信，剧团上演了李林改编的剧目《童女斩蛇》，由苏伟（女）、阮若珊、崔碧云等人轮流扮演童女，王杰扮演县官。演出后，群众的思想解放了不少,对开发蝎子山，开展大生产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年冬天，贾霁同志又根据大山前村劳动模范郑信的事迹,编写了《郑信开荒》一剧,该剧由实验剧团到滨海各地演出，对开展大生产运动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年底，为配合参军运动创作了《过关》，于1944年正月十五演出，推动了滨海区的参军运动。
  4月，为配合大生产运动，实验剧团又根据莒南大山前村懒汉王光年改掉恶习，参加劳动的事实，编成“武老二”（即山东快书）《懒汉回头金不换》，在莒南各地演唱后，深受群众欢迎。
  1947年，蒋介石对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苏皖边区的后方机关、学校、团体大都转移到山东。为适应战争形势需要，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后方机关团体进行合并，抽调人员充实部队和支援前线。山东和华中两个实验剧团奉命于当年2月底,在莒南县的刘家渊子村合并，仍定名为山东实验剧团，由李伦任团长，江村、周正任指导员。领导剧团在滨海地区进行宣传演岀等活动，为解放区军民鼓舞斗志、活跃文化生活和粉碎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做出了重大贡献。
  （莒南县政协供稿李春宪、李光撰）苗庄庄户剧团史略
  平邑县魏庄乡苗庄庄户剧团，40多年如一日，坚持演现代戏,演革命文艺节目，直接为人民群众服务，为革命斗争服务，取得了显著成就，深受群众欢迎。
  1942年，八路军鲁南军区领导机关驻苗庄村。那时候，军区组织了一个鲁南剧社（又称鲁南军区文工团），随军区机关驻苗庄,经常在苗庄演出抗日救国的文艺节目和中、小型戏剧。在文化生活极为贫乏的偏僻乡村，这些文艺节目和戏剧，引起了群众的极大兴趣。他们的演出内容，几乎成了全庄人民最主要的谈话议题。青年团、儿童团、妇救会及老少戏迷们，更是天天围着鲁南剧社转。他们向剧社演员问长问短，直到深夜也不肯离开。青年和儿童们,观看剧社排戏、演出。等剧社演岀成功了，他们也都悄悄地学会了。
  1942年秋末，也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张光中司令员等军区领导，看到群众的积极性很高，便决定派鲁南剧社的负责人之一王灿章和小吴，具体地帮助苗庄群众创办剧团。王灿章召集抗日小学教员、区文教助理员陈夫吉以及抗日小学教员陈如钦、青救会长陈如坤、儿童团长陈汉吉、青年游击队长焦念才等骨干分子座谈讨论，研究如何组织创办剧团，并挑选男女演员近40名，组成了这个剧团。当时,全庄只有100多户，500多口人，却组织起一个近40名演员的庄户剧团，规模不小，阵容可观。购置服装、道具以及化妆用品等项经费开支，主要由本村集资和军区拨少量的款项资助。后来随军到各地演出，那就完全由部队供给了。演员家中的土地，由本村各救会找人代耕，与抗战家属同样看待。
  剧团成立起来了，定个什么名字好呢?有的说叫农民业余剧团，有的还想起个别的什么名字。费南县青年书记、鲁南剧社负责人之一赵光说:“还是叫'庄户剧团'好，这名字通俗。”于是，他亲笔题写了“苗庄庄户剧团”几个大字，制成了一面剧团的大旗。
  苗庄庄户剧团的第一任团长是陈夫吉。以后陈如钦、陈如坤、陈汉吉、焦念才等都先后出任过团长。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中期，则由陈士元（党支部书记）兼任团长。最后由刘光斗负责，陈瑞吉任指导员。
  开初，编导、教戏是鲁南剧社的王灿章具体一手槁成的。小吴很快就调离了。教的曲调有《凤阳花鼓》、《东北秧歌剧》、《小放牛》、《锢炉挑》以及革命歌曲和其它民间小调等等。演出的剧种除一般舞蹈、表演唱、高跷、秧歌以及小节目外，主要是歌剧、话剧，后来发展到吕剧、柳琴、山东梆子、京剧和豫剧等。最初排的剧目，主要有王灿章编导的《儿童团站岗》及《地雷战》、《梨糕糖》等抗战戏剧。从1942年冬便在本区巡回演出。
  1943年主要演岀的剧目有《军民一家》、《抗属光荣》、《新年乐》等等。1943年初冬，费南县组织到临润会演，演出《反霸诉苦》和舞蹈《快乐舞》等，获得好评，受到县长马振经（即马键）的表扬和鼓励，他说:“一个庄户剧团，演到这样的水平，太好了！” 当时其他代表大都演《狸猫换太子》之类的旧戏，演技平平，观众无动于衷。一到苗庄庄户剧团演出，那就群情激动,掌声不断了。县长说:“苗庄庄户剧团演新戏,鼓实劲，是全县各剧团学习的榜样，是今后戏剧发展的方向。一定要坚持到底。”这次演出结束后，区里拨款给买了5合幕布。庄户剧团就更阔起来了。1944年，为配合“减租减息，增加工资”运动，演了《谁养活谁》、《一笔血债》等剧。同时，为教育逃兵归队、教育家属别扯后腿,陈汉吉主演了《李二牛归队》。这些戏，极富有政治性和生活情趣，受到普遍欢迎。
  1944年11月，郯城召开公审大会，斗争地主李灿营。庄户剧团自编自演活报剧《公审李灿营》。这时，郯城有个叫陈如新的残废军人，酷爱文艺。在他的迫切要求下,苗庄剧团帮助郯城成立了业余剧团。年底，双山县举行调演,在滕县冯茂区，苗庄剧团在100名军人武装掩护下演出了《王大嫂翻身》等四五个小戏。这时战局正紧，附近抢声四起。第二天，又到张庄（朦县）演出，第三天到邹县大崇村演出，演完戏都是连夜返回，所有的演员都熬得害了眼病。
  1945年，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发动了内战。这时，苗庄庄户剧团编演了《蒋敌伪合流》和成品戏《红军攻克柏林》。
  1946年1月，鲁南行署在邹县水埠调集十几个县搞汇演。苗庄剧团演出《送郎参军》、《老太婆觉悟》等5个剧目。接着又参加二军分区汇演，被选拔参加枣庄地区宣传工作,配合地方政府搞土改。先后到枣庄的庄头、陶庄、尖山、葛村、安阳、西集、冯家庄、抱犊崮等地，一直演到麦收，长达3个多月。枣庄解放后，剧团又参加慰问演出。白天踩高跷,夜晚演《优待俘虏》等,宣传党的宽大政策的文艺节目和小戏。
  1946年夏天，费县孔家庄兵工厂召开后勤劳模会,苗庄剧团又去演出了两个晚场。演岀剧目是《大娘教子》和《大减租》，并配合演出了小戏《打沙锅》和《送郎参军》。
  1947年2月，在费县梁子口参加欢送长备担架队演出。但由于形势紧急，《一笔血债》13场戏只演到第六场便被迫撤退了。演员一部分参加了担架队，一部分隠蔽起来参加敌后工作。6月6日以后，由于剧团的一个分队长变节投敌，当了还乡团，剧团的道具、服装、乐器等全被抢光。后来只追回了2合幕布和一套锣鼓。剧团无法正常演出了。
  1948年，为了做好长备担架队的家属工作，排演《水落石出》。因为担架队有的回来了,有的还没回来，群众思想混乱。剧情反映有的家属误信谣言，认为亲人已牺牲了，于是想得如痴如魔，乃至“鬼魂附体”。当神婆正在跳神弄鬼时，亲人回来了，家属破涕为笑,心里的石头落地了。这样的剧情虽简单，可是富有戏剧性变化，很受欢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苗庄剧团在没有服装、道具和乐器的情况下，仍坚持到各地巡回演出。热烈庆祝新中国的诞生。这时剧团文书,原为小学教师，会创作，因而他编了个凤阳花鼓戏叫《孟良崮战役》。
  1950年,苗庄剧团的演员们为筹集活动经费，自力更生，开了10亩荒汪，种了藕，卖了不少钱，还有吴自云捐给部分钱，购置了服装、道具和乐器。
  1952年,宣传抗美援朝，团长焦建才主演《鸭绿江》。文教助理穆文东为剧团编写了新戏《五子登科》。
  1955年和1956年刘光德任团长。先前在枣庄尖山子演出时，他到剧场外围巡察，发现了想杀害指导员和剧团演员的国民党特务，当即报告部队抓住了这个特务。通过部队审査，并破获了一个国民党特务班。由此可见剧团演岀时的险恶环境。这些奋战在文艺战线上的农民文艺战士，为革命同样出生入死。
  建国后到“文革”前，他们还演出过《刘胡兰》、《十字路口》、《朝阳沟》、《江姐》、《白毛女》、《三世仇》、《刘四姐下山》、《小女婿》、《人往高处走》、《锁蛟龙》等剧目。
  “文革”中，苗庄庄户剧团不可避免地受到“四人帮”毒害，演出了一些跟极“左”形势、赶浪头的不良剧目。但是，纵观苗庄庄户剧团的发展史，基本是积极向上、健康发展的一支很有生气的农民业余剧团，不愧是文艺战线上的一支生力军。
  1969年3月，苗庄庄户剧团受到临沂地区驻军表彰奖励。5月，由王怀礼执笔，以县革委、人武部等部门联合调查组的名义在《大众日报》（1969.5.31第三版）上发表了介绍苗庄庄户剧团的长篇通讯文章。《光明日报》予以转载,《中国文学》（英文版）等外文刊物也做了报道。一时影响很大，受到社会各界关注。
  1970年5月，苗庄庄户剧团获山东省革委会奖励,8月获本县先进集体奖。1977年11月15日，演员刘光斗配合拍摄《平鹰坟》，获上海电影制片厂《平鹰坟》摄制组奖励。演员陈士祥写的小戏《志在农村》，获县节目创作奖。苗庄庄户剧团荣获的锦旗、奖状、及剧照曾经被盗过，后来，各地各级文化、宣传单位来剧团了解情况，借用实物，早年的奖品已荡然无存。
  苗庄庄户剧团从一开始创办，就受到鲁南军区文工团专业文艺家、表演艺术家的严格训练。领导骨干、演员素质也比较好。几乎每一届编导,都是由文化程度和音乐水平较高的人担任。他们所演的剧目，除少量成品外，大多数是本团人员自己创作的。如陈夫吉、陈如钦、韩凤同、王向贤、陈庆香都当过教员，受过较好的教育，有一定的创作水平和编导、表演能力。
  这个剧团，既演戏，又育人，培养岀一批又一批革命战士和文艺尖兵。前后脱产成为国家干部和职工的达49名之多。如王向贤（又名王夫仁）、陈夫吉、陈汉吉、陈如钦、韩凤同、王希恩、陈如坤等人都担任了相当高的党政领导职务。苗庄庄户剧团的演员和领导们，既教育人民又教育自己，为革命和建设流了汗，出了力，也造就了大批人才。
  （平邑县政协供稿乙元撰）“八一”蛟龙会演
  1941年，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师部等军政机关都驻在临沐县境内。8月1日在蛟龙湾召开了庆祝建军节大会，罗荣桓、朱瑞、黎玉、陈光、肖华等党政军领导人都在大会上讲了话。八路军指战员400。余人、友党友军代表、政府各机关代表和当地群众参加了大会,并参观一一五师的战绩展览。会后,连续举行了十几晚上的文艺会演。
  会演是在蛟龙湾大地主胡伯衡家的大草园里进行的。草园在村北，四周有围墙。一一五师战士剧社、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山东纵队鲁迅艺术宣传大队3个剧团轮流演出。哪个剧团上演就在舞台的横幅上标上那个剧团的名字。八路军干部战士和当地干部群众观看演岀的近2万人。
  一一五师战士剧社演出的剧目是曹禺的《雷雨》，抗大一分校文工团演出剧目是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山纵鲁艺宣大演出的剧目是《南昌暴动》。这3个大型剧目，在当时的游击战条件下演岀，舞台布景、灯光、服装、道具等方面的困难都是可想而知的。但是,3个剧团的领导和演员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克服重重困难，使这次大会演很成功。战士剧社在演出《雷雨》时，在舞台后面挖了条小沟，盖上木板铁皮，用碌磕在上面碾压，观众在前台听去，好像隐隐的雷声;为了造成下雨的效果，他们在幕后用黄豆往秫桔箔上倒，“哗哗哗''好像倾盆大雨在猛下;风声的效果就比较容易制造了，他们找来了几辆小车，一齐转动，风声凛冽，使人顿生凉意。山纵鲁艺宣大在演岀《南昌暴动》时，为了制造逼真的枪炮声效果，他们用蚕茧装入黄沙炸药,做成小炸弹,用硬木头挖上洞装上火柴头，制造岀枪炮声的效果。抗大一分校文工团演出的《李秀成之死》，是一出大型古装历史剧。演岀时动员了全团人员,炊事员也参加了制景。他们用苇席卷成圆柱，再糊上纸，装饰上浮雕的龙形，便做成了忠王府门前的蟠龙柱，柱基石座，用泥瓦盆扣在地上，画上图纹,在灯光作用下，显得很逼真。饲养员学马嘶鸣，引得拴在大草园周围的战马一齐嘶叫。把忠王上场的威风气派很好地烘托出来，观众一齐喝采。
  在服装、道具方面,剧团同志们因陋就简，能借的借,能代用的代用，能自制的自制,有许多服装是借用当地老百姓的。《雷雨》中周家老爷少爷们的服装多是从大地主胡伯衡家找来的。他们的眉笔是用柳条木炭制作的，油彩用猪大油加染料熬制而成,道具和乐器大多数是自己制作的。
  会演结束后，罗荣桓政委和肖华主任接见了3个剧团的全体同志。肖华同志谈到一一五师的文化工作时说:“全军文化有了很大发展，现在已经有了200支自来水笔了。”罗荣桓政委在讲话中总结了这次会演的成绩，同时指出：“在敌后根据地游击战争环境里,这种大型剧目不宜过多演出，需以小型的、战斗化的为主。”会后，召开了娱乐晚会，罗荣桓政委和肖华主任各唱了一支红军歌曲。
  这次大会演，给部队和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军民团结抗日的斗志，活跃了部队和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对巩固新生的临沐县抗日民主政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临沭县政协供稿李永淮、高静斋口述刘锡奎整理）《过关》创作前后
  《过关》又叫《参军戏》，该剧是山东实验剧团于1944初，为配合当时轰轰烈烈的参军工作，根据一件真实的故事创作而成的。此戏文学剧本已载入《中国文学发展史》，此就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整理如下：
  1943年至1944年，山东实验剧团在山东省文协领导下，经过开辟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种种锻炼，和根据地人民结下鱼水相依之情,滨海区莒南县十字路一带几乎村村有我们的干娘、大哥、大姐。剧团演员可以自如地用地方方言演戏,我们生活在群众之中，反"扫荡'’中竟分不出那是当地群众，那是文工团员。1943年冬至1944年初，根据地发起规模宏大的迎接反攻、扩大参军的运动。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陈沂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莒南县刘家嶋山一桩典型的动员参军的故事，建议我们下到这个村一面配合参军工作,一面了解材料，体验人物，看看能否写成一个剧本。于是在剧团团长李永淮领导下组成一个创作组，包括编剧贾霁、李夏（李林），导演李永淮，演员蔡贲、白华、王杰、阮若珊、苏伟、杨玲。一开始我们就根据故事中人物分配了角色，每个演员和生活中原型生活在一起。扮演村支书的蔡贲就和支部书记刘纪兴生活在一起，动员他的二弟刘纪湘参军。可是参军的阻力在刘纪湘的三叔。纪湘从小没有父母，是三叔把他拉扯大的，一听纪湘要参军，家中缺少劳动力，三叔整天喝闷酒。扮演三叔的王杰就和蔡贲一起做三叔的工作。王杰细心地观察三叔的习惯动作，如抽旱烟在鞋底磕烟灰的动作,分析研究他的心理,成功地塑造了这位有点自私,性格倔犟而心地善良的三叔。参军的另一个更大的阻力是刚刚新婚的纪湘二嫂子，她年青、美丽，和二哥十分恩爱，二哥要参军，她舍不得，想不通,但又不愿意让人说自己落后，扯后腿，内心十分矛盾。扮演二嫂子的杨玲遇到了困难，二嫂子不愿意搭理人，连给她做工作的小姑子刘纪在也被她轰出去了。妇救会长刘纪年大嫂子,识字班长刘纪在小姑娘，都是动员参军的积极分子。扮演妇救会长的阮若珊和纪年大嫂子生活在一起。纪年是一位正直刚强的村妇女干部，是1939年刘家嶋山的第一个秘密的地下女共产党员，经常在高粱地里和上级党组织接头。她的丈夫在战斗中不幸牺牲了，但她很刚强,一心扑在抗战工作上，动员做军鞋、送军粮、参军，样样走在前，在全村极有威信。阮若珊和她睡在一个坑上，夜深人静，无所不谈，成为最知心的朋友。扮演识字班长的苏伟则整天和刘纪在小姑娘生活在一起，教她识字，教她唱歌,主要是能哄着二嫂子高兴能同意二哥去参军。但解铃还是系铃人，最后还是刘纪湘二哥耐心地说服了二嫂子同意他去参军了。刘纪在把偷听二哥二嫂的悄悄话传遍全村，刘家蝙山沸腾了。
  这是一次真正的群众性的集体创作。小组人员分别和故事中人物一起生活，分头收集有关材料，记录群众的语言,然后汇集起来，由贾霁、李夏执笔写成剧本。每写出一稿都召开全村大会朗读，听取群众意见。村政府的办公室，点着几盏油灯,挤了满满一屋子人来听剧本。听得那么认真，争先恐后提意见,有的说“真像咱村的事”，有的说“不大很像”,有的说“又像又不像不论像与不像，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因为表扬了他们动员参军的工作，也善意地批评了三叔和二嫂子。当朗读到二嫂子扯后腿不让丈夫参军时，在一个角落里腼腆害羞的二嫂子不高兴了,她小声说，俺没那么落后。演员杨玲坐在她旁边紧紧握住她的手，让她沉住气。全剧结尾，二嫂子在剧中人帮助下觉悟了，和二哥和好如初，高高兴兴送二哥参军。这时,生活中的二嫂不好意思地扭过脸笑了。全村人都笑了，剧本在村民大会上“审查”通过。
  我们的排演工作可以说是和剧本创作同时进行的。导演李永淮和几位主要演员也是剧本创作组成员。剧本创作的过程也是演员塑造人物的过程。我们和剧中人物原型生活在一起，在那亲切相处的日子里,为他们的欢乐而欢乐，为他们的困难而担忧。当纪湘二嫂子逐渐好转,我们为刘家嶋山动员参军的胜利而激动。编剧、导演、演员就是在这样的创作激情下创作完成了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完成了排演任务，合作得是那样的默契。
  这次创作虽说取材于刘家嶋山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正如村民们所说“又像又不像”,并非完全的真人真事，它和几年来我们在群众工作中的锻炼和生活的积累分不开。我们所扮演的刘家嶋山的村干部刘纪兴，妇救会长刘纪年大嫂子，民兵队长刘纪湘，识字班长刘纪在小姑娘，是他（她）又不是他（她），是这一个，又是我们所熟悉的无数个活跃在根据地的村干部、民兵、好女干部。《过关》创作如果说有所成就的话，是创作者在较丰富的生活积累上提炼、加工、创作的结果，是从生活到艺术创作一次较成功的尝试，首先应归功于刘家端山的群众。他们是斗争生活的创作者，又亲自参加了反映他们自己生活斗争的艺术创作,这是一次专业戏剧工作者和群众结合共同创作的良好的尝试。
  旧历正月十五是莒南县的“参军节”,在十字路镇召开庆祝参军的动员大会，这里汇集着二三十个村的秧歌队拥戴着各村报名参军的青年，敲锣打鼓汇成歌舞旗帜的海洋。大会开始后,莒南县长讲完话，刚刚提出“参军青年上台报名”，刘家嶋山的刘纪湘即跑上台去高呼“我带动一个排参加主力军!”接着众多本村的青年跳上台，四村的青年跳上台，秧歌队的姑娘们手捧大红花跳上台，为报名参军的青年披红戴花，妻子送丈夫，母亲送儿子，口号声鼓掌声响成一片。接着挂着彩绸的马被牵到台下，青年们披红戴花骑上大马，县长、政委牵着马开始了盛大游行。当晚《过关》正式演岀，获得很大成功,有力地配合了莒南县以至滨海区迎接反攻扩大子弟兵的重大战略任务的胜利完成。以后《过关》一剧在胶东、渤海、鲁南区都普遍演岀，获得较好的效果，受到山东省文协的嘉奖。
  （兰山区政协供稿夏川、久鸣、若珊等撰王西献、杨丽整理）《沂蒙山小调》产生始末
  人人那个都说沂蒙山好，
  沂蒙那个山上好风光。……
  这首《沂蒙山小调》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风靡全国，至今仍流行不衰。它歌词朴实、生动，曲调抒情豪放，很为人们所喜爱。
  《沂蒙山小调》和其他民歌一样，是劳动人民所创作，中间经过不断地再创作，再加工,而逐步成熟起来的。早在19世纪末期,鲁中山区就传唱着这样一首《花鼓调》：
  这首《花鼓调》开始两乐句是四度音程的跳进,4个乐句的落音为2-1-6-5逐渐下趋,后两句有宫调的交替，为单乐段分节歌的形式。唱词为两句一段，两乐句配一句词，节奏舒缓，基调开阔，和现在的《沂蒙山小调》颇相似，可以说是它的雏形。
  30年代初期，李林（现在上海戏剧学院）在沈阳听到一位逃荒要饭的鲁中老乡演唱《花鼓调》，立即作了记录、整理。1941年，李林在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工作。当时,沂蒙山区有一个反动武装组织叫“黄沙会”,它凭借国民党顽固派张里元的势力，不断袭扰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一一五师被迫反击，抗大一分校参加了这次斗争。李林为了配合这次斗争，和阮若珊一起利用《花鼓调》的曲谱，填制了如下的新词，取名《打黄沙会》：
  人家（那个）都说沂蒙山好，
  沂蒙（那个）山上好风光。
  青山（那个）绿水多好看，
  风吹（那个〉草低见牛羊。
  自从（那个）起了黄沙会，
  家家（那个）户户遭灾殃。
  牛觱（那个）一吹嘟啷响，
  强逼（那个）年青人上山岗。
  疎说俺那肉身子能挡枪炮，
  谁知道子弹穿过见阎王。……《打黄沙会》虽然起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但因曲调是欢快的，抒情的，歌词则充溢着愤慨激昂的情绪,很不谐调，因此并没有长久流传开来。此后，音乐工作者和民间歌手,在这个基础上，着意整理、改进和充实，到解放战争时期,才形成了现在还在传唱的《沂蒙山小调》：
  这首《沂蒙山小调》，热情歌颂了沂蒙山的秀丽风光,歌颂了翻身人民的幸福生活，歌颂了党的领袖。歌词充满了诗情画意。曲调也已记成3/4和2/4的混合节拍，显得更加纯美悠扬，绵延舒展，给人以宽广辽阔的感觉,潜含着沂蒙山区人民淳朴敦厚的气质。它能使人奋发向上，增强人们追求更加美好未来的信心和力量。因此,它不胫而走。纯美的歌声，在鲁中南大地到处飘荡。
  1964年，华东区举行民歌会演，莒县的歌手韦友琴用她那甜润的歌喉,演唱了《沂蒙山小调》。她的歌声朴实、纯净、热烈、开朗,受到陈毅和其他中央首长的赞赏。此后，她的歌声被录制成唱片，在全国播放，影响很大。有不少反映山东革命老根据地历史题材的音乐作品，是以《沂蒙山小调》的主题音调作为主要素材的，如舞剧《沂蒙颂》、京剧《红云岗》、柳琴独奏曲《春到沂蒙》等。
  （临沂市政协供稿成立宪撰）革命盲艺人侯洪康
  侯洪康，郯城县店子乡爱国村（原小侯庄）人，1905年岀生在一个贫穷的盲人家庭里。他于1939年在郯城县参加了“动委会”，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以盲人职业为掩护，活动在敌占区，为我抗日军政机关侦察、搜集了大量的重要情报。1947年参加滨海文工团，1951年作为临沂地区代表参加山东省第一次文代会，同年调往临沂县文化馆工作。1957年参加了山东省第一届曲艺会演，获得纪念奖，并当选为山东省曲艺协会会员。1967年退休回家后，还积极为当地党的中心工作做义务宣传。1976年病故，享年71岁。1986年被列为郯城县著名人物载入《山东各地概况》。中国曲协山东分会决定将他的传略编入《中国曲艺音乐集成》。
  一
  侯洪康，祖父侯明山，父侯大德，至他5辈单传。1947年，在北撤的游击环境里，由郯城县县长傅伯达等人介绍与庙山乡新庄村干部朱司桥的盲女朱兰英结婚。婚后生两男一女，长女侯纪云，大儿侯邦吉，二儿侯选吉。
  侯洪康出生时患有先天性眼疾,仅能影影绰绰地看见东西。20岁左右时能到田间捉“叫乖子”（也叫蝈蝈），能辨认岀穿黑、白衣服的人。岁月日增，视力日减，解放后到临沂文化馆工作时, 双目完全失明。侯洪康幼时随父学习坠琴、唱书、算命打卦，由于智慧聪敏，儿童时期就学会了一套盲人混饭吃的技艺。渐长，为了单独出门串乡溜村敲“云牌”不被同行“拿盘”，于15岁拜沐河西重兴村女盲人黄XX为师，以学“子平”为主。有了老师，四乡卖艺就算“合法”了。常领他串乡的是现年80岁的同村人侯洪俄。
  侯洪康童年时以学坠琴、三弦为主，大鼓为辅，学唱带有爱国思想的旧书目，受其影响和熏陶,心灵深处埋藏着强烈的爱国思想，为后来毅然决然参加革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学徒时就知道汉奸卖国贼是不好的。《精忠说岳》、《杨家將》书中的爱国良将都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后来谁给日本鬼子当汉奸，我就骂他是秦桧、潘仁美。抗日战争时期，我爱说爱国抗敌的书目，反对投降。”解放前侯洪康常说的书目有《清官传》、《杨家将》、《精忠说岳》、《刘镛私访》、《陈州放粮》、《罗通扫北》、《呼延庆征南》等。说唱这些书,在当时也使听众受到教益。
  二
  抗日战争时期，侯洪康基于爱国热情，于1939年参加郯城动委会，并接受我党的委派，以盲人职业为掩护做侦察工作。他在侦察敌情时，总是打着说书和算命两块招牌。他身穿大褂，肩背马裕、三弦，一手拿着“马竿”探路，一手敲着“云牌”，深入敌占区和边沿区，走村串巷，有时出入在敌人的据点里，根据不同情况，见机行事，机智勇敢、沉着巧妙地为我党搜集、传递情报.有时遇到受苦受难走投无路的青壮年，他就以占卜的方法为他们指明躲灾避难的方向，暗示青壮年投奔抗日根据地，有的青壮年在他的开导下参加了抗日队伍,成为英勇杀敌的战士。他在敌据点附近说唱时，能吸引来不少伪军士兵，就对这些伪军说唱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之苦,使那些被胁迫干伪军的人员，联想到家中的父母、妻子、儿女，就辛酸下泪，厌恶伪军生活,甚至开小差逃跑。在敌人据点里为伪军官说书演唱时，就唱一些风花雪月、才子佳人之类的书段，使敌军官一心想着云情雨意的淫荡生活，麻木不仁，放松戒备。为配合我武工队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晩间他就到敌人盘踞的村庄或据点附近拉场,放开喉咙使劲地说唱，吸引敌人只顾听他说唱，以致放松戒备，使我武工队安全通过封锁线。
  侯洪康搞侦察工作，也是几经风险。一次，侯洪康完成任务返回，在边缘区行走时，碰上了一伙敌人，其中有一个小头目，冲着他说:“你是八路的探子!”侯洪康不慌不忙，坦然自若地说：“八路里没人啦，单要我这个瞎子干啥?”小头目又追问:“城南有个侯瞎子就是八路的探子，你知道吗?”他笑着说:“啊!你说那个侯瞎子，我知道这个人,听说他是八路的探子，一早他奔东去了。这一带谁不知道俺姓谢（他老娘姓谢），俺是谢瞎子，要是再碰上侯瞎子，我就给你掠掠着别叫他跑了。大官长，您要是愿意，我给您算上一卦，看你们能不能抓住侯瞎子。”小头目不耐烦了，骂骂咧咧地说:“谁有工夫听你说瞎话!”一边说着一边向其他几个扛大枪的敌人一摆手就向前跑去了。侯洪康听着敌人远去的脚步声,脸上露出胜利的笑容，手拿“马竿”儿不慌不忙地走开了。
  一次，侯洪康去红花埠侦察敌据点情况，被敌人怀疑逮捕，把他吊起来毒打拷问，又灌凉水，又放狼狗撕咬，他至死不暴露个人的身份和我军的机密，咬定自己是说书算命混饭吃的瞎子。敌人找不到证据，无可奈何，只好把他放了。
  在郯城东南马陵山西麓的谢圩子,有个伪据点，伪顽头子是谢印梅（老庄子人）和张丙昌（房土于子人），顽固不化，横行乡里,无恶不作。
  1943年末,侯洪康接到上级通知，要他迅速搞清谢圩子炮楼周围的围墙和炮楼的高度及敌人数目等情况。侯洪康深入谢士于子，住在地主谢大振家里。谢大振是当地的大户，对日伪十分不满。平时他听过侯洪康说的书,侯洪康也给他算过命，时间长了，互相交成了朋友，侯就成了他家的常客。侯洪康住在他家中，以说书、算命为名，搞侦察工作。为了搞清围墙的高度，侯就在街上找儿童做打赌游戏，侯向孩子们说:“别看我看不见，我能知道围墙有多高。”小孩不信，互相争执不休，于是孩子们就跑到好墙根下，用竿子测、胳臂量，从而得到圩墙的准确高度，也没引起敌人的注意。平时他有意到敌人炮搂旁，弹着三弦，放开喉咙，说唱起风花雪月、才子佳人一类的书。由于声音宏亮，吐字清楚，拖腔优美，吸引很多听众,连敌人也听上了瘾。有一次伪军队长张丙昌干脆把侯洪康领到炮楼上去，专门为他们说唱。侯洪康心里暗喜，认为这是了解敌情的最好时机。他一进大门就揉揉眼，模模糊糊地看看大院里敌人工事的设施、岗哨位置和敌人的人数等情况。在上楼时记住楼梯的级数，听着敌人的动静。到炮楼上边, 他将事先准备好的弦线拴上一块小石头，从楼窗口上扔下去，小石头落地后，在上头弦线处系一个扣作记号，迅速向上缠，量准了炮楼的高度。就在向上缠线时，被伪军队长张丙昌发现了，问他是干什么的，侯坦然自若地说:“我是倒弦的，弦线太长，楼内倒不开，把弦线垂到楼下去，倒弦得劲,不扭股，不缠弦。”伪军队长急等着听书，信以为真。侯洪康把弦线缠完，又把三弦上的旧弦换上新弦，定好弦就说唱起来。说完书，天快黑了，正好敌人集合站队，点名报数，侯洪康磨磨蹭蹭,仔细听着报数的末尾，知道敌人有200多。事也凑巧，伪队长张丙昌有个小老婆名叫小金,是一个能说会唱的女艺人，与侯洪康是同行。她对侯娴熟的演唱技艺非常钦佩，并向侯诉说了自己曾从事曲艺的经过，要求他常来炮楼里说唱，侯满口答应。从此，侯在炮楼附近拉场说书，小金都去听，有时把侯请到炮楼里,叙谈曲艺演唱的事。由于他（她）们是同行,谈论起来非常投机。侯从侦察敌情的目的出发，有意识地引导她谈据点内部的情况。就这样从小金口里得到据点里的人员编制、武器弹药的数量、岗哨的布置、换哨时间及活动范围等。他把了解的敌情及时地通过侯大军、解廷石（士）两名地下党员转送给我八路军。我军得到可靠的情报后，很快消灭了这个据点里的敌人。
  侯洪康还先后侦察搜集了大尚庄、重兴、新安镇等敌伪据点的情况，我军根据他提供的准确情报，狠狠地打击了这些据点里的敌人。
  1943年前后，侯洪康活动的范围逐渐扩大，南到陇海铁路,北到东海县的山左口、桃林，西到沂、武河一带。他不畏风险，不怕劳苦，积极从事侦察工作，深受党和抗日军队的赞扬。
  三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侵占郯城时，侯洪康于1947年初和郯城人民政府一起北撤，跟随傅伯达、杜子俞、杨景然、毛升平等党政领导转战于莒南、莒县、五莲一带。
  不久，他参加了滨海军区文工团，以他的曲艺专长积极做宣传工作。在那艰苦的环境里，行军、打仗是家常便饭。有时行军要日夜兼程，翻山越岭，涉水过河，他从不叫苦，不怕累，不要特殊照顾。这对一个盲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每到一地，落脚后就立即拉场说唱，当时被誉为文工团不可缺少的“半台戏”。他在五莲县，以真人实事为素材，自编自唱的《冯福吉翻身》，演遍了滨海各地，效果显著，反响很大。
  四
  郯城解放初期,侯洪康在本县文化馆工作。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和党的中心工作，说新唱新、自编自唱，在土改、镇反、互助合作等运动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得到了一致好评。
  1951年，侯洪康代表临沂地区出席了山东省第一届文代会，在会上当场把领导讲话精神编唱岀来,受到领导及全体代表的赞扬。记者采访并专题报道了他的事迹，题为《民间盲艺人侯洪康》。同时登载侯怀抱三弦为大会演唱的照片。
  文代会后侯洪康被留临沂县文化馆工作。解放初，由于旧社会长期造成的盲艺人的社会地位低下，生活无着,盲艺人全靠说书卖艺、算命打卦为生,过着乞讨流浪生活。有的人自觉不自觉地散布封建迷信邪说，毒害群众。如何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团结改造盲艺人，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在这方面侯洪康做出了出色的成绩。1953年临沂县文化馆举办了第一期盲艺人训练班，侯洪康现身说法，讲解党的文艺政策，提倡说唱新书，不准占卜算命，取缔巫婆神汉。亲自传授了新书段《晴天传》、《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会上制定了共同遵守的制度，训练合格者发给证书，如有违犯者，第二年再开会时处理，轻者批评教育，重者调销证书。训练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刹住了占卜算命风，取缔了巫婆神汉。在用新思想新文化占领农村文化阵地中,盲艺人成为一支强大的宣传力量。后来临沂地区各县，都采取这种办法，举办盲艺人训练班，收效很大。
  侯洪康对创建临沂曲艺队、曲艺场也做岀了很大贡献。他组建10余人的曲艺队，从收徒招聘演员到传授技艺都是他操办，当时收的徒弟有李秀美、张春霞、赵艳秋等。传授的书目有:《红嫂》、《林海雪原》、《王二英思夫》、《四屏传》、《汗衫记》等。第一曲艺场初建时，他亲自登台演岀，还带领一个曲艺演唱小组到沂蒙山区和鲁南各地巡回演出。每到一地，听取干部介绍当地的好人好事，随即编出演唱,对党的各项中心工作，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
  1957年，为迎接省第一届曲艺会演，侯洪康向临沂"三弦平调''艺人王省三学习该曲种的演奏。由于他三弦、坠琴基本功扎实，很快掌握了技术要领。通过他在全省会演中，将发源于郯城、临沂的这一稀有曲种首次公诸于众，受到曲艺界的重视。他演奏的《古城会》,获得纪念奖。大会记者专门报道了他的事迹，题为《学习他革命的精神》，此文载入《山东省第一届曲艺会演汇编》，他也当选为山东省曲艺协会会员。
  五
  侯洪康功力深厚，技术娴熟，他演唱的三弦平调，是一个人自操鼓、板、弦三大件，演唱形式独特。同时他还会山东琴书、郯城大鼓、渔鼓。演唱时声音宏亮，韵味浓郁，拖腔音色优美。他会说唱的书目很多，传统书目有《杨家将》、《刘公案》、《包公案》、《三国》等;新书目有《白毛女》、《革命自有后来人》、《林海雪原》、《列车南下》、《小二黑结婚》等。自编的有《革命历史大鼓》、《抗美援朝大鼓》、《攻打济南府》、《冯福吉翻身》等。
  侯洪康是一位多才多艺、爱憎分明、立场坚定的老艺人。他以娴熟的演唱技艺，出众的才华，自编自演的智慧和技巧，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崇高思想，和对敌斗争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赢得了人民的爱戴与尊敬，被曲艺界誉为“山东的韩起祥”。
  （郯城县政协供稿李艺辉撰）民间故事讲述家一一胡怀梅
  临沐县白旄镇西白旄村81岁的胡怀梅老大娘，是四乡闻名的“故事篓子”。她通过幽默而风趣地讲述民间故事，向村民们传播历史知识、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陶冶人们的情操，受到村民们的尊敬和爱戴。
  近年来，胡怀梅讲述的民间故事，引起了省、市、县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兴趣和重视，进行了系统的记述整理，已先后整理出短篇民间故事和笑话300余篇，几十万字。有100余篇陆续在北京、上海、山东等民间文学刊物上发表。1986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山东分会编纂出版了《胡怀梅故事集》，并吸收其为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授予了“中国民间故事讲述家”称号。
  一个不识字的农村老人为什么会讲这么多故事呢？这和她的家庭出身、社会经历和惊人的记忆力有关。
  胡怀梅娘家是本县郑山镇轩庄村，曾祖父是前清举人，祖父、父亲、母亲都善讲故事。堂祖父是个老秀才，在村里开药铺。胡怀梅幼年时常到药铺去学针灸,用中草药治病，听老秀才讲故事。她18岁时为躲匪住姥姥家，表叔家的长工常讲故事,在那里整整听了一个冬天。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来到了白旄村，住在她家的炊事员是个故事篓子，胡怀梅从他那里也学了不少故事。此外，胡怀梅还喜欢听书看戏，逢集上店，遇着说书唱戏的，她就迷上了。有一次她听说书两顿忘了吃饭。她丈夫刘宝祥也是个爱听会讲的故事迷，据说他们是常听说书听到一起的。
  胡怀梅从小天资聪慧，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晩上听大人讲的故事，不论长短，第二天都能讲给小伙伴们听。成年后，她的记忆力更加增强，只要看过的戏，听过的故事或评书段子，她都能牢牢记下来并原原本本地讲给别人听。四清时，大学大背“老三篇”,许多有文化的人都感到吃力，然而胡怀梅，听别人读一两遍，便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那时在生产队里集体干活时，她就常背诵“老三篇”给大家听。现在胡怀梅老人虽已年过8旬，但仍然耳不聋眼不花，记忆力不减当年。
  胡怀梅讲述的故事，题材广泛，类型多样。以传统故事为主，有反映家庭父子、兄弟、夫妻、婆媳关系的，有反映长工与地主、穷人与财主、百姓与官府之间的矛盾斗争的，也有巧女、机智人物、傻女婿故事。其次是帝王将相、清官、文人传记故事,从周文王、孔子、甘罗、欧阳修到康熙、乾隆等。胡怀梅还能讲述好些民间案情故事、动物故事和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四大民间故事中,胡怀梅讲述的《孟姜女》长达万余言，情节曲折复杂。她讲的故事中的妇女形象,大都性格刚强、教子有方、助夫上进,男主人翁往往借助她们的支持和鼓励，才在困境中和忧患中振作起来,最后得以功成名就。体现了故事家自身的性格。
  胡怀梅讲的故事，大都是爱憎分明。她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作为故事的核心和生活的真理来传播。她总是把自己的同情放在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社会中的弱者和被迫害者身上，对地主老财、地痞恶霸、旧官府权贵们欺压蹂躏人民的罪行进行辛辣地揭露鞭挞。胡怀梅常对人说:“为男为女在世间，良心行为要当先，为人不懂世间理，枉在人世走一番。”这些话虽然说的是为人处世的准则，但也表明了胡怀梅的故事特点和劝善思想内涵。
  胡怀梅给乡亲们讲故事时，常在结尾处加上三言五语，表达她对故事的看法和评价，使故事耐人寻味，更富有感染力。胡怀梅讲故事语言流畅、韵味很浓，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内容完整，连续性强。她讲述时，说唱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讲述风格。
  胡怀梅不仅是个故事讲述家，而且多才多艺，聪明爽直。她喜欢串亲访友，交往广泛。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很快和周围的乡亲们熟悉起来。她会剪裁缝纫，做的衣服舒展合体;她会剪纸绣花、描红画像，逢年过节，娶亲、嫁女，请她给剪纸绣花，出的样子很对农家口味;谁家大人小孩有个头疼脑热，她会针灸拔火罐，用草药验方给治疗，而且还真有疗效。解放初期她当过多年妇救会长，张家婆媳不和她给讲几个故事，关系就得到改善;李家两口子打架,经她调解说合，从此就过得和美欢好;就连谁家生个女孩不合心意，她也能用穆桂英、花木兰的故事说得人家心花怒放。
  作为民间故事讲述家，她一口气能讲数万字的长故事，或者几十个短故事和笑话，使听的人如醉如痴。她走到哪里,那里就有一大堆人围着她，听她讲故事。每到夏季晚上或是冬季农闲季节，她家里常常是听众盈门，成了村里的“俱乐部”。有的人宁愿不看电视也跑来听她讲故事，多时能到几十人。在她的影响下,村子里许多人能讲会说，能讲百多个故事的就有10余人。胡怀梅还通过和他们互相对讲来储存、积累故事，几十年没有中断。其中刘稳祥老人，几十年来，经常与胡怀梅对讲对唱，联袂表演，成为村里仅次于胡怀梅的第二个故事老人。这种脍炙人口的口头文学在民间广为流传,点缀着农家文化生活，播撒精神文明种子，陶冶人们的情操。
  （临沭县协供稿王乾学撰）近代临沂教育
  概述
  从1840年至1949年,中国教育经历了晚清和中华民国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晚清废科举以前的教育，尊崇儒学，实行科举制度。办学宗旨是向国民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忠君思想,并为清王朝培育统治人才。当时的教育主要有儒学、书院、私塾、义学等。管理教育的行政机构称儒学署.
  清廷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谕各省、府、州、县改书院、设学堂”。1902年起，陆续颁布各类学堂章程。1905年明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临沂于1902年始办学堂。各类学堂除继续坚持“以经学根柢为重”外，增加了一些现代教育内容。教育行政机构称“劝学所”。这一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临沂地区也出现了一些教会学校。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对教育制度进行了一些重大改革。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事国民教育辅之，并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学堂一律改称学校。废除了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取消了读经课，增设了修身课,增加了实业课的比重。除普通教育外，职业教育、民众教育也有较快地发展。在偏远的农村,私塾依然存在，但教学内容有些改进。从1923年 （民国十二年）起，教育行政机构改称教育局（科）。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爆发抗日战争。次年春，临沂地区各县城相继被日寇占领，学校大部停办。此后，临沂出现了三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教育：一是日伪办的奴化教育。这类教育至1945年日本投降而结束;二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这类教育日本投降之初，一度有所发展，但随着解放战争的步步胜利，至1948年11月，全部结束;三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教育。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日伪政权、国民党政权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级人民政府，都分别设立教育科或文教科,掌管各自占领区内的教育。
  儒学
  元明清三代,地方政府专为生员读书所设的场所称儒学。儒学又分府学，厅学、州学、县学、镇学、卫学等。府学设教授，州学设学正，县学设教谕各1人，并各设训导数人。1840年以后沂州府辖区内尚有府学1处,兰山县学附于其内。莒州州学1处。郯城、费县、蒙阴、沂水、日照5县各有县学1处。各级儒学均建于所在城镇孔庙后院，布局大体一致。沂州府学设于兰山县城西北隅，孔庙大成殿后院。明伦堂是其主要建筑，是生员听讲、学习、考试的场所。堂内四壁嵌有皇帝“晓示生员卧碑”、“训饬士子文”、“学则”及临沂历代科贡题名等，堂后建有“尊圣阁”、“敬一亭”和假山，东为崇圣祠和射圃，府学大门在孔庙棂星门东，称为庠门，门内有学官住宅。儒学的学习课目，不外礼、乐、射、御、书、数等。定期进行月课和季考。初，对学员要求很严,3次月课不到“戒饬”,一年不到“革黜''。及至晚清，废科举之呼声日高，儒学制度松弛。至1905年，清廷正式宣布废科举,沂州府内各儒学随之结束。书院
  书院是古代学者讲学的地方。元代初期,朝廷诏令:“先儒过化之地，名贤行经之所，好事之家，岀钱赡学者，开立书院。”早期书院多为私人创办，后多由官府办理。书院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主，间论时政,具有学术研究性质。对不同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起到一定影响。后来，书院与儒学一样，成了科举的预备场所。书院设山长一人主持,聘请四方名士、地方官吏讲学。书院一般都收藏不少书籍，供生员研读。临沂曾先后建有31处书院，至清末仅存7处,情况如下表。
  清末沂州府辖区内书院简表私塾
  私塾多为个人或集体所办，是学习封建文化和伦理道德为科举服务的场所。学习内容大体上可分为3个阶段:识字阶段诵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庄户杂学》等，乡村私塾多属这一阶段;读经阶段诵读“四书”、“五经”及《千家诗》、《幼学琼林》等;为文阶段诵读《古文观止》及其他经、史、子、集，练习写八股文章与律诗。私塾在临沂有上千年的历史，至晚清时期已相当普遍。废科举兴学堂以后，虽然清政府对私塾采取限制政策，但在乡村，私塾仍很盛行。民国初期，政府也曾下令取缔和限制，但由于地方封建势力的阻碍，民众思想的陈腐，私塾仍很活跃。据1917年（民国六年）《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载，当时临沂地区尚有私塾1849处，其中临沂县300处,郯城县150处，费县380处，蒙阴32处，莒县450处，沂水349处，日照185处。是同时期本地区学校数的3倍。北伐战争后,本地区学校教育有所发展，私塾逐渐减少。抗日战争开始后,原来的官办学校几乎全部停办，私塾又一度兴起。在抗日根据地里,民主政府在兴办抗日小学的同时，对旧有私塾进行了改造,增加了部分有关抗日和科学知识的教学内容。在敌占区里，人民群众和教师为抵制日伪奴化教育，又恢复了一些“私塾”，但教学内容都增加了识字，计算和常识。1948年全区解放。随着人民教育的发展，至1952年，本区私塾全部绝迹。
  义学
  义学是为帮助贫苦儿童学习而设的一种免费的塾学。本区元代有义学2处:一在费县颛臾故城狄家村，由康辅之创办;一在蒙阴县书堂村，由隐士张子垫设立。明万历年间有义学3处：郯城县北门内外各1处，均系医士官蒋劝建立;临沂城祜德宫之左1处,知州李萼创建，选聘庠生张时显、蒋一桂任教，先后培养岀进士2人，举人及生员百余人。清初2处，一在日照城隍庙，一在莒州东门里，系知州陈永年创办。上下300年间，总计义学不过7所。清末唐邑人武训，靠行乞办义学受到朝廷褒奖后，各地相继仿效。临沂地区办起一批义学。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沂州府所辖7县共办义学63处。其中兰山县场墩村人张应辰、林小川等，经县署核准，开荒496亩，设立义学3处。郯城县寨子村（今属苍山县）人于腾之妻王氏，晚年住兰山城内,捐金镯1双、土地百亩，借琅琊书院办义学1处，朝廷闻奏,封“一品夫人”，赐金凤冠一顶，山东巡抚赠“撤环兴学"大匾1块。1901年以后，各地义学陆续改为初等小学堂。
  幼儿教育
  临沂地区的幼儿教育始于清末。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莒县天主教堂设蒙养院1处，收养幼儿一个班，20余人。1913年（民国二年），临沂县天主教堂建立一所育婴堂，常年招收弃婴共计20余名。
  1931年（民国二十年），山东省立第三乡村师范学校于临沂南关附小内建幼稚园1处，最多时收教幼儿30余名。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中共山东省委在沂南县艾山乡东辛庄办起一处“隐蔽托儿所”。根据战争形势，有时分散到群众家里，有时住到山洞里。
  1944年，中共滨海区党委在莒县横山林村创办了“滨海区党政机关托儿所”。由滨海区妇联主任曹雨负责。收3一6岁幼儿30余名。1948年迁至莒南县大山前村。入托幼儿达40名。1949年底，随党政机关迁至临沂城，改名“临沂地直机关托儿所”。设正副所长各1人，保育员、炊事员若干人，配备了童床、被褥，并购置部分玩具。分大、中、小3个班,60余人。即今临沂市直机关幼儿园之前身。
  1947年国民党占领郯城期间,郯城天主教堂在其办的启民小学内附设幼稚园1处，收养幼儿59名。1948年解散。
  小学教育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郯城知县何业健，利用一贯书院和旧考棚创办郯城县立高等小学堂，一级学生22人。同年，蒙阴知县叶宝昌，将蒙阴义学改为蒙阴县立高等小学堂，学生20人。此后，各县均利用原儒学、书院、庙宇、祠堂等场所，陆续办起各类小学堂。至1911年（宣统三年）全区各级小学堂发展到95所。其中公立75所，私立18所,教会办2所。小学堂执行《癸卯学制》，儿童4岁入学，初等小学5年，高等小学4年。课程设修身、读经、中国文字（高等为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图画。但不少小学因师资条件差,教材供应不足，而仍沿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四书》、《五经》等塾学教材。教会小学设《教会三字经》、《训蒙问答》、《耶稣事略五字经》等，向学生灌输宗教教义，进行奴化教育。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改学堂为学校，取消读经课，小学教育得以发展。1921年（民国十年），本区境内已建立小学校966处，在校学生23366人。此后由于军阀混战，盗匪蜂起,小学遭到严重破坏。1928年（民国十七年），政局渐趋稳定,小学教育又得以恢复发展。据1930年统计，全区小学1156所，在校学生39093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6%。1935年，教育部颁布《实施义务教育计划》，通令各省“分期分批地建立短期小学，使为生活所迫而辍学或没有机会入学的9一16岁的少年儿童，在一年内达到初小毕业的水平。”本地区各县均办起一批短期小学。至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抗战爆发前，全区全日制小学1870所，在校学生40638人。短期小学280所，在校学生11035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1%左右。民国初期，小学执行《壬子学制》（后称旧制），初等小学4年，高等小学3年，共7年。课程设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缝纫、本国历史、地理、理科、农科、英语。1922年（民国十一年）后，实施《壬戌学制》（后称新制），改“等”为“级”，初级小学4年，高级小学2年，共6年。课程设公民、卫生、国语、算术、自然、历史、地理、体育、音乐、形象艺术、工用艺术、园艺等。教材开始使用白话文，删除部分封建糟粕，增加了宣传民主科学、民族英雄方面的内容。短期小学，学制1年，主要学习国语和算术。
  1938年后，临沂存在着3种政权，陆续开办了3种性质不同的小学教育。
  日伪政权为进行奴化教育，在其占领区内开办一批小学。1943年达500余所。在校学生16000人。1944年以后，日伪占领区越来越小，日伪占领区小学逐渐减少。至1945年日本投降,这类小学全部结束。日伪占领区小学学制6年，初、高级“四、二”分段。除普通课程外，加设修身和日语。多数日伪、小学建立了“中国青少年团，，，实行法西斯军事训练。
  日军占领临沂后,原国民党政府溃退边远山区，在其统治区内建立了一部分“流亡式”的小学。计有58处，学生3000人左右。这部分小学大部在日寇扫荡中解散。1947年,国民党军大举向解放区进攻，在其占领区内再次建立公、私立国民小学和教会小学。学制仍为6年，初、高级“四、二”分段。课程设公民训练、国语、算术、常识、社会、自然、美术、体育、音乐等。这一时期后一阶段，国民党加强了对小学的控制，由其乡、保长兼任国民学校校长，对儿童进行“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化教育。这部分小学至1948年11月，随国民党军的败退而结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抗日根据地内，民主政府创办了大批抗日小学。据1944年统计，全区共有抗日小学2838处，在校学生95132人。抗日小学学制6年，初、中、高级“二、二、二”分段。抗日小学根据战争和生产的需要,突岀政治内容，课程设政治、国语、算术、史地、自然、体育、音乐、工作等。在抗日小学里普遍建立了“儿童团”，组织学生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在实际活动中受到教育，得到锻炼。
  在边缘地区还存在着一种“两面小学”。公开挂着日伪小学的牌子，平日学习抗日课本，敌人进村就摆上古书。这类小学几乎各县都有,仅沂南县永太区即有7处。
  1943年,莒南县刘家莲子坡小学教师张建华创造了“庄户学”,他根据农村儿童的活路不同，分别编成学习小组，把课堂搬到牛棚，山坡、树林里去,边劳动边学习。这一形式适应贫困山区儿童无力上全日制小学的需要，深受群众欢迎。1944年,张建华被山东省政府授予教育英雄称号。但在推广这一经验时,有些地方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把几乎所有的全日制小学都搬到牛棚、山坡上去上课，降低了教学质量。1945年，日本投降后，山东省政府发布了《关于整顿与发展小学教育的指示》，及时纠正了上述偏差，逐步建立了一批比较正规的小学，并实行民办公助的办法,调动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1946年夏统计,滨海区8个县创办正规小学1392处。1947年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学校有所减少。1948年2月，教育停办。1948年9月，山东省政府决定恢复教育，并决定小学一律实行公办。小学教育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至1949年9月，临沂全区办起小学1811处，在校学生63924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
  特殊教育
  临沂地区的特殊教育，始于30年代初。1931年（民国二十年），临沂县民众教育馆设书词训练班，学员30人，多为盲者。办学目的是“通过受训人员演唱，以改良社会恶俗，启发民众知识。”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临沂县县长范筑先，曾收容盲者20余人，进行训练，用说唱评书、鼓词的形式，宣传“破除迷信, 禁吸鸦片，禁赌，放足”。1945年春节前后,沐水县文教科，组织20多名盲人学唱根据小说《晴天》改编的鼓词。然后深入农村进行说唱，配合减租减息运动，收到良好效果。
  民族教育
  1910年（宣统二年），平邑镇回民太学生米玉珍，岀资办起1所米氏初等小学堂，主要招收回民学生，共27人。1918年（民国七年），平邑镇周玉廷（回族），在自家商店内办起义成功小学，招收回、汉族学生28人。1925年（民国十四年），平邑镇清真寺董事米玉山等,在寺南讲堂办起清真寺小学，学生78人。1931年（民国二十年），费县政府命名该校为第五区回民私立萃英初级小学。即今平邑县回民小学之前身。
  1913年（民国二年），临沂县回教俱进会建立清真寺小学1处。1927年（民国十六年），沂水办起1处尚德私立回民小学。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蒙阴垛庄镇杨发生利用清真寺资产，开办回民小学一个班,30余人，回民学生居多。
  普通中学教育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沂州府于治所建立沂州府官立中学堂,监学郭学濂。这是临沂最早的普通中学。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莒州朱陈店（今莒南县大店），由富绅捐资，拔贡庄余珍主持创办朱陈店中学堂。后因教员缺少，许多课程不能开设，于1907年停办。这一时期实行《癸卯学制》，中学堂预科1年，本科4年。课程设修身、读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术、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与理财、图画、体操等12门。
  1913年（民国二年），沂州府官立中学堂改名为山东省立第十中学校,1914年再次易名为山东省立第五中学校。校长徐鸿策治学严谨，“明达谙练，办事实际''，学校稳步发展。1918年（民国七年）,沂水县刘诚宽等建立沂水私立尚志中学。民国初期中学执行《壬子学制》，修业4年，取消读经课（袁世凯复辟后，曾重开读经课）。
  1923年（民国十二年），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方案》。临沂地区中学教育有所发展。先后成立了日照、沂水、莒县、郯城县立初级中学。1928年，徐眉生到省立第五中学任校长，他与地方协商，将校院扩大，同时广招贤才，扩大教师队伍。1930年，开始招收高中班。是时，学校环境优美，秩序井然，校风校貌焕然一新，多次受到省的表扬。该校1934年又改名为山东省临沂中学，这是近代临沂地区影响最大的一处普通中学。
  自袁世凯复辟及军阀混战时期，外国奴化教育乘机侵入。临沂基督教会先后建立了经文中学和慧瑛女子中学。后两校合并，改为私立鲁南中学。莒县天主教会建立了会文中学，费县丁家庄 （今属平邑县）教会办了蒙阳小学附设初中班。教会中学以旅舍为诱饵，对贫苦教徒子女免收学费，入学人数有所增加。但学生程度不齐,有的实为高小水平。1928年以后，国民“恢复教育权” 呼声日高,教会中学陆续停办或改为普通私立中学。
  1922年以后，中学实行新学制，初、高级共6年，“三、三”分段。初中设公民、历史、地理、国语、外国语、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图画、手工、音乐、卫生、体育等课程。高中分为普通科和职业科。普通科又分为两组:第一组注重社会科学，第二组注重自然科学。1929年（民国十八年），教育部公布《中学课程暂行标准》，中学加党义、初中加童子军、高中加军事训练课。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爆发。年底，省立临沂中学流亡四川,其他中学相继停办。1938年后，国民党政府再次建立日照中学，莒县中学。土顽王洪九在其占领区内先后建立了山东巻第七联合中学和胜利中学。这些中学均因日寇扫荡,不久即解体。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3月,山东省第四联合中学在蒙阴县坡里镇成立，校长李澄之，一次招收高、初中、简后师16个班，学生700人。因遭敌机轰炸，当年6月迁至沂源县田庄,不久停办。1941年（民国三十年），山东省立第六联合中学由胶东迁来，先后在沂水、莒县、日照、五莲一带办学。共招生7个班,300多人。1943年迁至苏皖。
  日伪政权曾于1941年和1943年，先后设立了山东省立临沂初级中学和莒县初级中学,1945年日本投降后停办。
  这些中学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战争年代创办的,兼有干部教育和普通中学的双重任务。始终坚持为战争服务，与实际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学制长短不一，分批招生，也可随到随学。根据工作需要，也可随时参加工作。基础课设有政治、社会发展史、地理、数学、歌曲、漫画。抗战胜利后，增设了卫生、工矿、经建、会计等职业内容。对旧教材进行了彻底改革，教师凭记忆自编教材，在山沟树林里上课，学生以背包为凳，以膝为桌，手抄心记。实行军事编制，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他们边学习，边实践, 进步很快，为夺取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师范教育
  1904年（光绪三十年），沂州府在兰山县建立师范传习所。不久，日照、蒙阴、沂水、莒县、郯城、费县相继都建立师范传习所。学制半年至1年不等。至1909年，共培训教师385人（缺郯城、蒙阴两县数字）。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沂州府成立沂州官立师范学堂。只设小学教师讲习科，学制2年。1908年改为沂州府官立初级师范学堂。预科1年，本科4年。该校只招生2届，后并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毕业生77人。师范学堂课程与中学堂相似，重视尊孔读经,增加教育学的学习。
  1912年（民国元年），教育部先后制定《师范教育令》和《师范学校规程》。临沂地区各县重视开展师范教育。始以办师范传习所为主，后渐次开办师范讲习所。1930年（民国十九年），山东省立第三乡村师范学校在临沂建立。各县中学多附设师范班。据1931年（民国二十年）统计，全区有师范、师范讲习所10处，在校学生812人。1912-1937年，全区各类师范共培养学生2545人。这时的师范讲习所正科3年，副科2年。省立乡村师范学校学制3年,后改为4年，讲习所不设英语,其他基础课与中学相同。专业课有教育通论、心理学、民众教育、小学行政及教学方法。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区师范学校全部停办。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权虽恢复过师范教育，但不久又解散。日伪政权也设立过师范学校，但规模很小。在共产党领导的广大抗日根据地内，各级民主政府十分重视师资培训工作:一是举办教师训练班，从1940年到1949年建国前，临沂老解放区共办教师训练班121期，培训师资16481人；二是中学、干校、公学附设师范班，从1941年到1949年，共有15处学校附设师范班（队）50个，培训教师3185人;三是创办师范学校，从1943年到1949年,各级人民政府先后办了鲁中简易师范、赵镇县师范讲习所、费县师范、平邑师范、日照师范、沂蒙师范、沂蒙乡村师范、莒南师范、鲁中南师范、滨海乡村师范等10处师范学校，共培养教师1600余人。这些师范学校处于战争年代，办学条件非常困难，课程设置比较灵活，除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方法外，其他课程设置均参照中学例制。学制以短为主，长短结合。除课堂教学外，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做群众工作和战地服务工作，在实践中学习实际本领。
  职业技术教育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郯城办起乙种蚕业学堂。招生2个班，90人。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费县刘亭范办起乙种实业学堂，设农、林、蚕3科，学生80人。1911年（宣统三年），兰山县办起乙种农业学堂，人数不详。清末,日照县在文庙内外植桑养蚕，招集生徒,学习与推广养蚕技术，但未称什么学堂。此时所办实业学堂，由于师资、资金不足,招生时断时续，课程设置很不正规，有的只是学徒形式，传授技艺。
  1913年（民国二年），国民政府颁布《实业学校令》，同时公布《实业学校规程》。临沂、莒县、日照的乙种农业学校，沂水、日照、郯城、费县的乙种蚕业学校，临沂的乙种工业学校和商业学校,郯城县马头的私立乙种商业学校相继成立。这些学校招收初小毕业生或粗识文字者入学，学制1一3年不等。但由于师资、经费困难，毕业生又“难于谋职求业”,所以时办时停，到20年代末，由于兵匪为患，基本都停办了。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总共培养学生不过千人。而且有的学校“徒具虚名，毫无职业程度”。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以后，全区仅有临沂职业学校1处，连续招生3届，各20人，半日学习，半日劳动，学习机织法、染色学、应用文和算术，实习织布、染布、编草帽等。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停办。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临沂老根据地内，民主政府组织过多期财会、税收、合作、卫生训练班。1945年以后，在部分中学、公学、干校中设置了经建、工矿专业队（班）。1946年，滨海专署在山东大药房（驻莒南）内，附设卫生学校，后易名鲁中南卫生学校。
  高等教育
  1945年，山东省政府在莒南县创办了山东大学，抗战胜利后不久迁往临沂城,校址在原经文中学。李澄之任校长，田珮之任副校长，仲焕章任教育长。这是临沂地区岀现的第一所普通高等学校。山东大学的任务是为山东解放区培养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一方面培养提高在职干部，一方面招收18一30岁具有高中学力的社会青年。学生主要来源于滨海、胶东解放区。也有少数来自青岛、济南等国民党统治区。至1945年底，共招学员668人，编为6个预科队。1946年4月，设在清江市的华中建设大学420名师生，由华中局宣传部长彭康率领,到达临沂，与山东大学合并。合并后设本科、专科和预科3部。本科设政治、经济、教育、文艺、医学5个系，学员700余人;原各类干部班改为专科部，分会计、合作、邮电、文化等班，学员322人;预科学生362人，分为4个队。山东大学校舍因陋就简，教材由教师自己编写,教学采用报告、讨论和自学的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学以致用。1946年夏，国民党发动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专科部的学员都回原单位工作，另又抽调252名本科部学员和76名预科部学员参加支前。学校于1947年初迁往胶东。
  民众教育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在孙中山“唤起民众'’的倡导下，临沂地区陆续出现一些民众教育组织和场所。民国初，日照县开办了民众夜校和半日民众学校。组织16一45岁的青壮年参加学习。“旨在促使国民识字明理”。至1915年（民国四年），该县共办平民学校7处。
  1922年（民国十一年），临沂县兰陵区立高等小学附设工农夜校1处。次年莒县讲习所附设平民夜校1处，吸收贫苦农民子弟34人入学。学校一般每晚授课2小时，历时3年，因赋重兵乱而停办。1923年,郯城县马头镇于霭辰，在求是小学内设平民夜校。吸收马头工人30名参加学习。
  1926年（民国十五年）冬，沂水二区李清漪（中共党员，上海大学社会系学生）在家养病期间，献房筹款，自编教材，在下胡同峪村开办平民夜校1所,吸收青年农民30人参加学习，同时油印《农民小报》，宣传农民贫困的根源在于“封建压迫''、“列强侵略”和“文化落后”。号召农民“奋起革命”,“解放自己”。在他的号召下，上小诸葛和埠前村也都办起了平民学校，向农民进行革命宣传。
  1928年（民国十七年）4月，中共日照县委宣传部长郑天九，在山字河、三官庙办起平民夜校。向农民讲授文化知识，宣传马列主义。在3年多的时间里，培养了100多名革命积极分子，有50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临沂县兰陵镇（今属苍山县）孙仲典，自筹资金开办“兰陵平民夜校”，吸收酒厂工人、店员学习。是年，临沂县民众教育馆成立,附设民众半日学校和民众夜校。1929年统计，临沂县平民学校发展到19处，学生473人。1929年，郯城县成立识字运动宣传委员会，召开识字运动大会，举办民众夜校1处。许多小学和农民协会都附设民众夜校。全县民众夜校36处，学员3000多人。
  1930一1932年，莒县、日照、郯城、沂水、蒙阴等县民众教育馆相继成立，对民众学校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1931年统计，当时临沂所属7县共有民众学校211处，毕业、肄业学员9000多人。其中沂水县民众教育开展较好，被誉为“全省民众教育的模范”。
  1932年，临沂部分县开始建立民众教育实验区。在实验区内各村普遍建立民众半日学校。日照县民众教育馆在萧家楼、七里合子、五里合子、安吉庄、迟家村一带开展民众教育实验区。临沂乡师在埠前店、高都、层山3地办了义务教育实验区,同时开办民众夜校。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根据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指示，临沂各县先后停办民众教育馆，建立了乡农学校。乡农学校是一种以教统政，政教合一的组织，区长即校长，凡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训练、社会治安都要管。以土地多少为限，自备枪支，对18-25岁的青年，分批进行训练。以军事训练为主，也学点政治、文化，兼管抓差办案，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办。每校办3一4期，共计13000余人接受训练。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广泛开展了冬学、识字班、常年民校等形式的民众教育。根据地内的民众教育，不单识字学文化，而且结合政治运动，在参军、建政、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中起到了宣传群众、提高群众信心的重要作用。1940年,山东省战工会制订的《战时国民教育实施方案》提出“要使每个识字的都能教人，每个不识字的都有人教”，“在识字教育中进行政治教育，在政治教育中注意识字教育”。教育形式丰富多样，除夜校、识字班外，在村头、路口设识字岗、问答牌。是年底，鲁中地区的沂水、沂临边、南沂蒙、北沂蒙、蒙阴5县统计，共办民众夜校1159处，学员41795人。1941年滨海区的莒南、海陵两县统计冬学217处，学员6279人。1943年莒南县刘家莲子坡小学教师张建华创办的“庄户学”开设了成人班。年底统计:滨海区办冬学2027处，学员72398人。沂蒙区办冬学1670处，学员50899人。1944年，省战工会提岀“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儿童教育服务成人教育”的方针，不少地方进一步学习推广“庄户学”的经验，将村干部、青少年、妇女和老人分别编成学习组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开展学习活动，群众教育有了新的发展。年底统计滨海区的莒南、莒中、日照3县参加冬学、识字班的399974人，是滨海区11个县1943年入学人数的6.2倍。其中莒南县共有25万人，参加学习的14万人，占全县人口数的56%。沂蒙专区参加冬学的254495人，是1943年的5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山东省政府提出“冬学运动仍以政治教育为主，注意生产教育和识字教育，配合中心开展群众教育”。是年冬，全区提岀了“文化翻身”的口号，并于1946年层层召开表彰大会，群众教育出现了新的高潮。沂南县青年农民高洪安，勤学苦练，成绩突出,被评为鲁中学习英雄。报刊上介绍了他的事迹，青联和教育部门发起了学习高洪安的活动。9月份统计，沂南县成立高洪安小组480个，计2330人。这年,苏皖根据地教育厅长白滔，对莒南县金钩官庄进行调查。这个村173户，748口人。过去只有11人读过私塾,1个人能写写算算。经过3年的文化学习，认识2000字以上的23人、千字以上的37人、500字以上的28人、300字以上的51人、一二百字的57人。会写通讯稿的63人，会写路条的108人，能基本看懂《滨海农村》报的17人,看懂小部分的43人。金钩官庄的情况与鲁中、鲁南、滨海区的文化教育开展情况基本是一致的。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山东。群众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拥军支前。不少群众教师随民工在支前活动中做宣传鼓动工作，民校减少。1948年秋，临沂全境解放，政府着手恢复、整顿民众教育。至1949年,沂蒙、滨海两区共恢复冬学1591处，学员42616人。
  干部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临沂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府，迫切需要大批干部。省地县3级党政军各部门，在临沂地区设立了各种干部学校，举办了大批干部训练班。抗战胜利后，继续大力开展干部教育，培养人才，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和迎接新中国的建立，做岀了新的贡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临沂地区开办的干部学校概况如下表：从1944年开始，郯城、莒县、沂南、沂水、蒙阴、临沐、日照、莒南、临沂、赵镈等县，先后都办了县学。招收知识青年与农村干部，经短期培训，分配作教师或基层干部。至1946年底,共培训干部1515人。
  1946年6月，滨海专署发布《关于建立青年学校的决定》。莒县、临沐、郯城、莒南、临沂、日照等县，相继办起了青年文化补习学校。共招收学员579人，入学后半工半读，生产自给。这些学校于1947年停办。
  除上述干部学校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一些中学也负担培训干部的任务。同时,各级党、政、军机关，还举办了大量的干部训练班。据郯城、莒南、日照、沂南、苍山、平邑、沂源、临沐、蒙阴、临沂、费县、沂水12个县的不完全统计，曾先后举办青年、妇女、教师、民运、行政、民兵、公安、军事、生产等各种短训班200余期,培训各类干部18000余人。
  以上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培训目标虽各不相同，但办学宗旨都是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学了能顶用。这些学校培养出的干部，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了骨干作用。
  （临沂市教委供稿尹书斗撰）火烧考棚
  科举时，县县都有考棚,供童生考试录取秀才之用。鄰城的考棚，坐北向南，西和县衙一墙之隔，东邻署东街（今县政府的东半部）。大门里两边是东西厢房（童生考试的地方）数十间，向北是相对而立的两座两层小楼，建筑精致,古朴典雅。西楼供藏书用。据说当时藏书之多，在整个临沂地区是屈指可数的,价值连城的奇书珍本也多有收藏。废科举时,改作高等学堂，后改为“郯城一小”、“署东街小学”,直至“七七”事变。
  1925年（民国十四年）左右，刘长举任郯城县知事。那个时候，直奉两系在这里来往拉锯，苏鲁两军也曾混战于此。因之，郯城政权朝任夕换，很不稳定。土匪四起，多如牛毛。什么“红眼耗牯”、“好脸子”、“楼梯子”，一伙伙,一股股，打家劫舍，绑票架户，搞得天昏地暗，鸡犬不宁。人们不敢赶集上店，不敢走亲串友，甚至下地干活，也都得结伙作伴。土匪活动最猖獗时，太阳还没沾山，匪徒便结队出发了；早上，太阳已经老高了，他们还没散伙隐蔽。有时光天化日之下都“炸集”（土匪到集市上抢劫，集市上人胖骚动状）。
  1925年，军阀张宗昌部的一个团长，名叫杨镇藩的率部驻郯。杨剿匪无方，连连受挫。一次，在红花、大院子村一带剿除外号叫“顺水子”的土匪时，竟被土匪打得落花流水，官兵伤亡30多人，副团长兼参谋长孙某竟成了土匪的阶下囚。
  幸喜，被俘的孙参谋长仍能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巧言令色，说服“顺水子”率部招安。招安后，连同眷属300多人，驻于考棚内。
  杨团长觉得这伙人不好把握，又怕他们东山再起，便想将他们斩草除根，全部杀掉。
  一天，杨通知在北老城天齐庙（现为北关五村）举行追悼会，悼念在红花、大院子剿匪时死亡的官兵，招安的土匪全部参加，但不准携带武器。这时，土匪们预感情况不妙,去的暗藏短枪，不去的推病卧床不起。会间，按原计划鸣枪为号，擒拿匪徒。可是,枪声一响，土匪像炸营一样，有的出枪抵抗,有的东奔西藏。没去的土匪被官兵层层包围于考棚内，双方交火，战斗激烈。官兵把煤油浇在秫秸上,点着火，投入考棚。霎时，浓烟四起，火光冲天,烟雾笼罩半个县城，考棚里的土匪发疯似地叫骂着，女眷与孩子们的惊恐吼叫与绝望悲啼声混成一片。
  火熄了，偌大的一个县考棚，灰烬狼藉，烧焦的尸体，有男有女,有大人有小孩，横三竖四，惨不忍睹。据说在天齐庙活捉的50多个土匪，没几天被拉到西门外枪毙了。
  不久,杨镇藩也被调往临沂枪决了，是因为火烧考棚，还是又犯有其他律条，人们不得而知。
  一座“文教”场所就这样毁于“武略”，几世藏书也付之一炬。
  （郯城县政协供稿刘步青、孙星楼口述李辉撰）临沂进德会述略
  临沂进德会成立于30年代。笔者根据当时所见进德会在临沂的组织活动情况概述如下：
  筹备成立经过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冬，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第饬令驻临沂的第三路军第二十二师第六十六旅,成立进德会临沂分会。旅长李占标，参谋长郭鸿儒奉了韩的指示后，会同临沂县长范筑先，筹备办理。当时邀请了临沂地方各界人士,如蒋幼泉（商会会长）、密春泉（盐店经理）、戴佑宸（商界代表）、张星若 （士绅）、李宗仁（社会名流）、牟金泉（教育局长）、汪武瞻（民众教育馆长）、王镜泉（农会会长）等，组织筹备委员会。筹委主任由郭鸿儒、范筑先2人担任。经多次讨论，择定临沂城内西北隅的关岳庙（临沂人俗称为北大寺）为会址。一切经费暂从地方募捐以及临沂县政府的罚款收入中支付。当时招工将关岳庙重新改建, 至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6月，会址落成，于是年7月1日，进德会临沂分会宣告正式成立。
  立会宗旨
  进德会的宗旨是:“以进德修业砥砺品行，提倡四维（忠、孝、节、义）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改良社会腐败风气, 以及人的不良嗜好，戒除嫖赌,提倡正当娱乐，开展文娱活动如戏剧、曲艺、体育、武术、读书、下棋等高尚娱乐，使人们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
  组织系统
  临沂进德会直属黄海进德会。由选举和聘任两种方式产生委员。会中有两种委员：一是执行委员，一是监察委员。所有执监委员，每届任期2—3年，执行委员人数,至少在10人以上，但并不固定。
  临沂进德会成立后,首届选岀了执行委员13人，监察委员9人。
  第一届执行委员13人:李占标、范筑先、田子和、钱景南（士绅）、牟西山（教育局长）、密春泉、李信余（士绅）、李静斋（地方知名人士）、王子言（地方名流）、密喜辰（士绅）、陈亚东、胡仲恺（红十会会长）、王镜泉。
  第一届监察委员9人:郑春泉（士绅）、曹香谷（乡师校长）、张星若、朱书亭（永和成经理兼商会副会长）、郑耀华、郑小隐（临沂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处长）、曹作善、张善则（县教育局督学）、贾连三。
  第二届执行委员15人:李占标、范筑先、郭鸿儒、孙慕侨（国民党县党部委员）、钱景南、李静斋、王孝忱、李信余、崔采岑、密喜辰、王镜泉、郑耀华、郑春泉、密春泉、高韵泉。
  第二届监察委员9人:王子言、张星若、胡仲恺、朱书亭、贾连三、石润升、王盛廉、杨源福、王光军。
  会内设施
  临沂进德会的设施，在办公方面设有办公室、会议室、招待室等;在文教方面设有进德会小学1处（校址在城隍庙西路北龙神祠内）。会内并设有图书室、阅报室;在文娱方面设有京剧场、鼓书评词场;在体育方面设有运动场，内分网球场、篮球场、乒乓球室；在武术音乐方面设有国术组、国乐组，又建筑了一个亭子名叫“同乐亭”，系六角形的亭子,专供人们登临消遣。在营业方面设有门面屋10余间，专供烟酒糖茶及水果摊贩使用。
  京剧场内，专门设有茶房，供应茶水及烟糖，所用的伙计，不下10余人。当时是承包制度，这个茶房的承包人就是在临沂定居的滕县人马延厚。
  入会手续
  临沂进德会会员条件，非常简单，当时的一般公务人员都是合法的会员;地方士绅，社会名流，商民住户，都可入会,无业游民，地痞流氓，品德恶劣者除外。入会手续，是经会员2人以上之介绍,有职业，有户籍即可，每月缴纳会费5角,发给会员证。临沂进德会自1934年7月成立，至1936年,据统计临沂全县的进德会会员人数，已达2000余人。
  经费来源
  临沂进德会经费的来源，来自4个方面：
  （一）募捐进德会在筹建当中，主要依靠募捐。募捐的方法,先由本县的军政首脑人物带头捐款，接着本县的士绅名流、著名的商家大字号，以及各区乡的区、乡长们,一律都得认捐，捐款数目，多少自愿。
  （二）罚款当时临沂县政府处理烟赌犯、酗酒犯、流氓敲诈犯、奸商犯等类的罚款，从中提出一部分作为进德会的经费。进德会所建的京剧场建筑费，就是由当时的临沂县长范筑先罚齐华亭所缴的一笔2000元（银元）款项开支。
  （三）会费会员的会费主要作为日常的办公费用，而进德会自成立以来，会员人数日日增加，这笔收入也相当可观。
  （四）经营收入进德会成立后，在娱乐场中颇有收入，主要是京剧场。京剧场的营业，当时座次的种类分坐票、站票、头三排、雅座、包厢等，收价不同，每晚观众将近千人，这笔客票的收入很可观,是进德会最大的一笔收入。
  临沂进德会的常年经费，主要靠以上4种收入，综合计算，经费还是充裕的。
  业务活动
  临沂进德会的业务活动，分述于下：
  （一）文教方面
  1.提倡读经讲史进德会成立后开始提倡读经、讲史，就是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基本教材，以进德会的礼堂作为教室,聘请当时的临沂名儒李静斋（临沂城西乡响河屯村人，系拔贡出身，清末在京当部员，称为七品小京官；民初，任大理院学习推事,北洋军阀时期，原任山西省繁池县、神池县等县的县知事；国民党统治华北后，回家隐居）担任讲师。每星期一次，所讲的教材，取之于“四书"“五经''的选段。开讲时，全县的公务人员必须参加，其次是会员、各界人士参加听讲，概不限制。
  2.成立进德小学临沂进德会成立之后的第二年,1935年 （民国二十四年）又成立了进德小学1处。校址设于城内城隍庙西边路北龙神祠（现在的三粮站的南院）内，请李静斋先生为校长。班次包括初高两级,所招收的学生，大部分是当时临沂的党政军机关公务人员的子女。该校名是:“临沂县私立进德小学”,
  实际上是进德会的附属小学，经费由进德会开支。该校成立不到2年，“七七”事变发生，遂停办。
  3.图书、阅报室进德会为吸引人们来会阅览，开办图书室，订购了一批书籍，以文史类为多。阅报室，订有当时流行的国内大报:《新闻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北京实报》等。杂志有:《东方杂志》、《申报月刊》、《国际周报》、《宇宙风》、《论语》等，每天阅报的人数不下几十人。
  4.创力、《进德月刊》该刊于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11月创刊发行，至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3月停刊，创办人郭郁林。
  （二）娱乐方面
  1.京剧场30年代，京剧在临沂，是最盛行最兴旺的时期。当时临沂的京剧班以丁玉昆、李金桂、郑兰芬、郑兰桂等人为班底。进德会就以这个班底为主，设立了京剧场。另外进德会不惜重金邀请当时南北驰名的京剧名角*当时来沂的有著名文武老生佟西臣，在进德会演岀过《四进士》、《张松下书》、《徐策跑城》、《甘露寺》等。名丑耿永奎曾来沂演出。进德会自京剧场成立后，将近2年之久，长盛不衰。夜幕降临之时，进德会门前，车水马龙，男女老少，摩肩接踵。大街之上，卖锅贴的，卖豆腐卷的，卖汤圆的，卖熟梨的，叫卖之声不绝于耳。
  2.曲艺说书场进德会成立后，把衙门前说书的各种艺人,一律迁移到进德会内，院内东边一连十几间屋，作为说书的场所。但该书场不到半年就一律垮台，听书的人，寥寥无几，后来连一个听的也没有。其原因是地处偏僻，所以不到半月，即自行停止，艺人也“各奔前程”了。
  （三）体育方面
  1.篮球场供业余打球，有时也与部队进行篮球比赛。平时每天早晚时间，一般篮球爱好者，常在这里练球。
  2.网球场练习网球的人也不少，大部分是公务人员在业余练习，有时也组织比赛。
  3.乒乓球室室内设有球台，专为爱好者打球用。而打乒乓球的，中年人居多，有公务人员或教师等。
  4.国术组进德会的国术组内，有擅长武术的教师，凡有想学的，均可以报名参加。除徒手拳外,另有枪、刀、棍、棒等军械。当时的临沂驻军六十六旅武术队时常在会内表演。
  （四）其他方面
  1.摊贩营业部进德会成立后，内中设有营业小贩房间十大间，专供烟糖瓜子以及各种水果摊贩之用。
  2.动物室内中有山鸡、水雁、猿猴等动物，屋形系大厦形式，前面无墙，用木制栅栏门代替，每一种动物占大厦1间。
  3.会场进德会京剧场平时系娱乐场所，但在地方政府来说，又是一个开大会的会场，凡带有全县性的重要大会，都在京剧场召开。例如当时的范筑先县长在这里召开过临沂全县区、乡长大会，暑假期间的全县小学教师大会。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临沂改为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张里元就职典礼大会也是在这里召开的。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10月，新任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来沂视察，临沂各界代表举行欢迎大会，也是在进德会京剧场开的。由此，进德会不但是个娱乐场所，也是临沂地方政府召开重要大会的会议场所。
  （兰山区政协供稿郑敬之摆王西献整理）沂水县民众教育馆
  1929年江苏省首创民众教育学院。山东等省也继而效法，为设立民众教育馆奠定了基础。是年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主持举办民众教育学院，并通令各县选拔学员到省民众教育学院学习。当时，沂水县选派我到省民众教育学院学习，后因入校学员多系初中程度，遂将民众教育学院改为民众教育学校。学制也由2年改为1年。
  1930年6月底，第一期学员结业。我回沂水负责筹建县民众教育馆。
  1930年秋，由我与几位热心民众教育馆的同人在沂水县城南门里（今县京剧团南邻）筹建民众教育馆，并于是年10月正式宣告成立。
  民众教育馆从开始建立到1936年被梁漱溟搞的“政教合一”的乡农学校替代而取消，前后6年时间，总共举办了图书馆、科学馆、女子夜校、青年夜校、电影院、武术馆、盲人训练班、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棉花蔬菜试验田及全县各区乡民众夜校等近30个项目。
  民众教育馆所办事业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教等诸方面。兹分述如下：
  民众教育馆初建
  1930年秋,在沂水城南门里原为武衙门（后为女子小学）旧址开办民众教育馆。女子小学旧址有房屋8间,狭小破乱不堪。经过初步清扫整理，将1间民房作为临时图书馆，将2间较好的房舍作为女子夜校班教室。
  由于屋少地狭，不够使用，遂呈请将沂城旧城隍庙（在今县公安局院内）拨归民教馆，县政府准予所请。当时庙内神像半截拉块，石头砖瓦乱七八糟。热心于民教馆的职工同人不嫌脏，不怕累，先收拾了后院城隍奶奶供室作为办公室，安上了几张旧桌椅，开始办公。然后打扫东西两廊房，将泥塑的鬼像清除出去，经过几昼夜的整理，将西廊房改为图书馆,东廊房改成科学馆。但由此又惹起了城里几个士绅的妒忌。
  民教馆院内原有七八棵大松树，都有几抱粗，有四五棵树已经死去，若不利用，只有任其腐烂枯废。民教馆便于1933年呈请县长核准将枯死松树伐掉作桌凳之用，时任县长范筑先慨然批准。城里士绅们看着眼红，极力反对，便具文告发民教馆私伐庙树，侵占庙产。经县长批驳说民教馆所伐之树是已死之树，该馆又系邀请当地人士投票中标者才得购置伐除，无可非议,士绅系无理取闹。时有省教育厅督学孟民言前来视学，士绅们又具请督学进行干涉。孟督学也如范县长一样，对士绅们据理批驳，对民教馆大加表彰，且说民教馆工于计划，勇于实践，成绩卓著，应予记功,等等，士绅们大为丢脸，但不肯就此罢休,仍伺机寻衅。
  当时民教馆侧有一土地庙，庙内数座神像占据房屋,既不雅观，又占空间。民教馆于1934年6月间事先作了充分准备,遂与木业会长杨善初、铁匠惠玉麟、蔬菜实验区韩荣纯及夜校学生等十几人，于一天夜晚将神像拉倒，埋入院墙根早已刨好的大窖子里。这时庙中道士在士绅们的怂恿下，立即报告县长，诬告“民教馆私毁神像，应加惩处”云云。时任县长张里元随带政警去现场査看，怎奈神像早已埋好，室内打扫干净，清室空空，县长并未査出证据，遂将道士训斥一顿，城内几名恶绅翌日知道后,什么动静也没有了，他们只好干瞪眼。
  民众教育馆的创建，几经曲折与斗争，至此已初具规模。
  图书馆、科学馆
  图书馆设在城隍庙西廊房。图书馆原有图书不少，但因管理不善，阅读的人不多。后经孙澍人整理编号制目，又增购了许多新书，如《四库全书》、茅盾的著作和其他进步书刊，还增订了《学生杂志》、《东方杂志》、《青少年杂志》、各类画报以及许多小说、科学技术书籍，同时开设了岀借图书部,成立了少年儿童读书会。并于1933年举行了一次儿童读书演说竞赛会。会上，各机关都赠送了奖品，当时县长还赠送了一枚银质奖牌，奖给了竞赛第一名获得者，为图书馆增添了光彩。从此，图书馆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
  科学馆设在城隍庙东廊房。主要陈列有从济南购买来的十几具人体模型，以供大家参观，增长人们的人体结构知识和体育锻炼卫生医疗知识;还自制了鸟兽标本，加以文字注释，还有乡下农民将自己捕捉的狐狸和双头蛇送馆展出，用药水浸泡放在玻璃箱里供人们参观。对送来狐狸和双头蛇的农民分别发给5元、2元大洋以作奖励。以后又购买了科学画报陈列于馆内。之后自制鸟兽标本逐渐增多，陈列内容越来越充实，因而科学馆博得广大群众的好评，每天到馆参观的人群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开办夜校
  女子夜校设在城南门里原女子小学旧址的2间屋里，一个班，学员60余人。课程除文化课外还增添了妇女绣花课。由原沂水女子小学毕业的刘健如任教，属临时聘请，不发工资，年底发给一定物资作为补助。
  青年男生夜校因没有教室,经呈县府批准，将沂水城旧城隍庙拨归民教馆作男生夜校用。1931年开始招生60多人。学员多系城区鞋铺、旅店、小铺中的徒工，还有部分农民青年。每天晚上上课两个小时，既耽误不了各自的工作，又学习了文化知识。课本是向乡农学校或江苏无锡民众教育学院购买的平民识字课本。夜校除开设文化课外，学员还可定时到馆内收听收音机广播。青年夜校由刘栗斋、相蔚之任教。学员学习热情极高，从没有无故旷课者。为便于组织领导，当时成立了学生会，学生会下设学习小组，遇有集会，便由学生会通知各小组召集学员，一下通知便可迅速集合起来。
  青年夜校共办了4期，毕业学生300多人。
  全县民众夜校在民教馆成立之前归教育局管理。当时民校教师多由小学教师兼任或另聘教师，多系义务性质。每处夜校由教育局酌情补助5元灯油费，年底领取。民众夜校是晚上上课,课本是农民识字课本,也有加学珠算的。
  1930年民众教育馆成立后，全县民众夜校即归民教馆管理。全县夜校有70多处，每处有学生三五十人不等，农忙放假，农闲时上课。民教馆每年年终对各夜校进行考查，检查夜校人数，教学质量，评定等级,分为甲、乙、丙3等。灯油费不平均发放，按等级进行奖励。甲级为25元，乙级为20元,丙级为15元。每年年底在民教馆大门外张榜揭示，各夜校按数领取。
  女子夜校、青年夜校、全县民众夜校的举办，为改变全县民众文化落后的状况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创办《民众周报》
  《民众周报》创刊于1931年初。是民众教育馆重要的宣传工具之一。其内容主要是国际国内新闻，本县本馆的消息、小言论、民间故事，农作物新品种介绍及科学种田。另办有农产品展览会、棉花实验等专刊。小议论专栏内有时还登载揭露有害于社会的事物，告请县府注意。如1935年春天，沂水东大山的庙里出了“神水”的谣言，胡说“神水能治百病”。故沂城善男信女前去取神水的人很多，整天路上络绎不绝。《民众周报》小言论专栏内便刊登了题为“神水吗？祸水”的文章，揭露“神水”害人的实质，提醒县府严加干涉。当时县长张里元贴岀布告,用行政命令将取“神水”的迷信风刹住了。所以周报既起到了宣传民众破除迷信的作用,也为政府加强社会治安起到了辅助作用。
  《民众周报》采用新闻纸四开版石印。其报头是画了一只木板船，上面画农工商学等人物，取其“同舟共济”之意。出刊前先由本馆馆员张兰溪用毛笔将稿写好，再行印刷。张的毛笔小楷写得工整娟秀，如美女簪花，深得读者称赞。
  《周报》每周一期,每期印400份，发至各机关、各小学、各夜校及外县民众教育馆。共岀版了300多期，到1936年随着民众教育馆之被取缔而停刊。
  当时为了配合县政府戒烟和放足宣传,民教馆曾编印放足、戒鸦片小册子，一是分发全县各乡村，一是教盲人书词训练班在乡间演唱。为了推广脱离斯棉，还编印了一套推广植棉的小书,每样印400份,分发各区各校和外地民教馆，深受欢迎,纷纷来函索要，对推广优良棉种起了积极的作用。开办广播宣传
  1932年春，民众教育馆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感到有添置无线电收音机以加强宣传活跃城市的必要。当时超外差式大型收音机需到天津购买，价格600余元。先请教育局给解决，结果教育局无此项经费。又与商会协商、商会会长赵恩培慨然应允，先垫支600元。解决了经费以后，派人带款去天津购来。此收音机是超外差式10个美制真空管的，用A电瓶4个,B电瓶2个，声音清晰洪亮。收音机就安在馆内院东屋，架上电线，将喇叭安在大礼堂（庙内大屋）。
  当时规定每晚8点以后开放,有时播送新闻，有时播送歌曲，有时播送戏曲。沂水从未有过这样的收音机广播，民众听到收音机广播，高兴至极，无不以为神奇。每晚由馆员张兰溪管理收放开关,并用小耳机在内室收听消息，第二天一早就揭示在大门外揭示牌上。有一次收音机播送国民党省党部书记张苇村被刺身亡的消息，民教馆将这一消息揭示出来,围观者甚多。国民党县党部得知后提岀质问，说是民教馆造谣。直到省报纸载有此消息发下后，人们才相信收音机播送消息真实灵通。
  无声电影和武术馆
  刚成立民众教育馆时就将创建民众电影院纳入计划。后在报纸上看到有销售手摇发电机放映机的消息，民教馆便决定将计划付诸实施。.
  1933年春，呈请县长范筑先解决购置电影机款项,需款千余元，范县长批准如数拨款。经费解决之后，民教馆派刘益生去上海购置了手摇发电机和电影放映机，并学会了操作使用。当时租电影片很困难，便在南京买上了一部名叫《华翁》的片子，是有关抗日题材的故事片。购置发电机、放映机、片子总共花费近千元。
  购置回来后立即在馆内试放。当时是无声电影，放映后影像清晰。沂水民众自古以来未见过电影，所以观众看后都欢呼雀跃，视为奇观。
  试放成功后，便教会炊事员郭凤祥专管发电,相蔚之、刘栗斋共同放映。开始先在馆内放映了几个夜晚，每次放映,观众总不下千余人。随后又到蔬菜园艺实验区和大梨行村棉花实验点放映。到乡下放映,真是家家空舍，老少倾岀，人人高兴,个个赞叹。特别是当电灯一熄，清晰的电影人物形像立即活现在观众眼前时,全场鸦雀无声。当放映完后，全场电灯一片明亮，观众皆心神颠倒，眼花缭乱,流连不愿离去，回家途中还赞不绝口。
  每次放映电影时，我们还加放幻灯片，将要宣传的内容写成文字或画成图画放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沂水县武术馆是民众教育馆的内容之一。当时山东省主席是韩复榘，他是搞军事的，所以命令全省各县都要设立武术馆。沂水县长范筑先把省府派来的武术教官安排在民教馆从事工作。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武术馆邀集了社会上一部分武术人才组建了武术研究会。我们又召集了青少年一二十人，每天集合在馆内学习武术,还添置了一部分枪刀剑戟等供练武之用。
  山会宣传、讲演和登山、卫生活动
  沂水每年春秋两季逢山会,每次会期10多天。本县农民和邻县前来赶会的总有上万人，人山人海，非常热闹。民教馆每次逢山会都在山会热闹处放置书报画刊展览，开放留声机宣传，并扎上棚，设桌凳，由馆员刘栗斋、相蔚之在台上向赶会群众作专题演讲。演讲内容多系宣传日寇侵华罪行和抵制日货，或宣传科学种田、卫生保健知识,等等。
  民众教育馆的山会宣传深得县长范筑先的关心、赞许和支持。范县长特别关心有关宣传日寇侵华的内容。1932年的秋季山会期间，民教馆员刘栗斋正在演讲日本侵华罪行，范县长亲到山会听讲。有人给他让座，他却挤在人丛中认真听讲，不让讲话喧嚷.是日晩，范县长派人将我找去，亲嘱多向群众宣传日寇侵华罪行，以引起人民对日寇侵华罪行的愤恨。范县长的关心和支持对民教馆的山会宣传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民众教育馆还举办了讲演所。民教馆新址右側原有讲演所一处，当时讲演员为张桐斋和刘节斋，原归教育局直接管理。1930年10月民教馆成立后，讲演所即归民教馆管理。原讲演员刘节斋调到西门外蔬菜园艺实验区工作，由张任之任讲演员。讲演所归民教馆后，室内重新作了布置，添置了挂图、标语牌、报纸、画报等，并规定每天上午10点钟在所内开放留声机,召集听众。每逢大集,乡村来城赶集的人们做完买卖后便到讲演所听讲演,所以讲演所在向民众宣传教育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举行登山活动。当时民众教育馆为了加强民教学员的体育锻炼，陶冶性情，曾多次举行登山郊游活动。如1931年9月9日曾组织学员登过东大山。1933年曾组织学员到城南邑山登山旅游。1934年3月15日曾去城西龙山，每次登山活动，学员都非常高兴。
  参加清洁卫生活动。1933年春天，范筑先县长号召各机关及县府人员举行卫生大扫除活动。教育馆召开了夜校同学会，通知各街道同学会小组响应政府号召，同学会全体出动，积极参加各街道扫除。范县长得知同学会的积极行动后，给予了表扬和称赞。
  举办巡回书车和盲人训练班
  民众教育馆自1932年开始举办巡回书车。小车上一边一个书箱，上边掣着布篷。一人推车到各区公所驻地的集市上停车岀展，有各种书籍、报纸、画报等。一出展就有很多人围上来阅览，管理人员就向群众推荐书刊。为了解决群众写信困难，每次巡展均有人为群众代写书信。负责巡回书车的多是馆员相蔚之。当时曾到过道托、高桥、沐水、马站、东里店、悦庄、王庄、岸堤、依汶、苏村等地巡展。每年春秋两次巡展。
  1932年，民众教育馆为了消除盲人下乡进行迷信活动，组织了盲人书词训练班。经过组织，有近百名盲人报名参加。训练半年即予结业。举办盲人书词训练班的经费经呈请县府批准，从烟赌罚款中拨给了部分资金，作为盲人生活费用。当时主要编印禁缠足、戒鸦片的小册子，还编印了推广优良棉种、使除虫菊等农业小丛书，供盲人学习下乡演唱。有时还请县长到训练班讲话，对盲人提岀下乡演唱的要求。
  此外还组织盲人学习新乐曲，如《三潭印月》、《梅花三弄》等。将新乐曲唱片放在留声机上播送几遍,他们一面静听，一面拨弄丝弦,很快就学会了。盲人学会新乐曲后，下乡演奏,深受群众欢迎。
  民众教育馆还设立了问事处、代写书信处。当时农村教育不发达，农民识字的甚少，有许多事不知道，找人写封信也很困难。设立了问事处和代写书信处以后，大大方便了农民群众。这项事由馆员韩锦荣负责。问事处、代写书信处设在本馆信用合作社室内。由韩锦荣代人写信并答复群众所提岀的事情。此项工作多在逢大集时上午10点后进行。群众称赞说:“民众教育馆处处为民众着想，真是为我们庄户人办了一件好事。”
  消费社和信用合作社
  民众教育馆成立后,1931年着手筹办消费社，地址就在城隍庙。开始先把庙内大门底下的泥马神像清除岀去，石头瓦块全部搬走，整理出一条平坦的土路,然后在门房内成立消费社。办法是联合公务人员各出股金2元作为一股，集中资金。资金筹集起来后，派人到济南商店批发了一批纯系国货的日用货物，低利岀售给群众。因为当时宣传抵制日货，消费社购进的全是国货，所以很受群众欢迎，纷纷前来购买，顾客盈门，生意兴隆。
  1932年，民教馆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根据政府法令让农民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民教馆即分配馆员相蔚之、刘栗斋等负责筹建信用合作社。相、刘等分赴沂城附近各乡村宣传成立信用社的意义。经宣传，有城南夏家官庄、城北乡大梨行、徐家洼、长安庄、城关镇等都愿成立。相、刘2人负责发动群众，拟订章程,具文呈请县政府批准备案。当时定为每股股金2元。
  信用合作社成立后，民教馆即派人与济南上海银行进行商谈，各信用合作社共向上海银行贷款2万元。上海银行派人到县查核，他们了解到民教馆负责信用社的是穷人，遂找县长范筑先，说民教馆负不起这笔贷款责任。范县长一口答应,说就是10万元我县长也敢负完全责任。由于范县长的大力支持，信用社得以开始营业。信用社低息贷款给群众，农民群众得以有钱购买良种农具，粮食产量都有提高。农民称赞民教馆,感谢范县长。当时贷款还扶持了城里少数贫穷居民。如城关信用社对一个掌鞋匠的扶持。此人好吃酒好赌博，贫困至极，连个老婆都说不上。信用社会计韩锦荣和负责人杨善初对其耐心劝导，劝其戒赌戒酒，贷给他30多元钱，使其购买了一大张掌鞋的皮子，先放在信用社内，一天用多少就去拿多少。这张皮用完了，又给他贷款买了一张皮。经过一段营业，皮匠挣了不少钱,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手工户。他感激地流了泪，说:“亏你们的帮助，才使我改邪归正，吃饱穿暖，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
  信用社向上海银行贷的2万元款使用了1年，第二年将款全部付清。为扶持农业生产、发展经济起到了一定作用。
  建立农业实验田
  棉花试验田。沂水当时种的小棉花，亩产不过二三十斤籽棉，产量很低。民教馆为了使民众增加棉花产量，于1932年从邹平县梁漱溟乡农学校实验区购进了宀部分美国新品种脱离斯棉。由馆员司仙舟（系山东棉业学校毕业生）负责推广。司仙舟在大梨行村租了一亩地作为新棉种试验田。让农民学习怎样播种、怎样留苗、怎样打头抹杈等管理办法。新品种亩产六七十斤籽棉，比当地小棉花多收抹倍多。民教馆还同时购置了轧花机，除自己使用外，还给农民轧棉花，义务服务不收费。轧花机比过去的手工轧花机效率高出了许多倍。
  从此,脱离斯棉新品种从大梨行逐渐推广开了。
  当时柏家坪、李家洼一带地势低洼，每逢雨季，道路积水泥泞难行。为了便于新棉种的推广，以利各村群众前来参观，民教馆和当地群众商量，整修这段路。群众积极支持，虽无报酬，但均踊跃出工筑路，不几天工夫，一条几里长的土路整修得平坦宽阔。
  蔬菜园艺实验区。沂水城外的西小河村几十家居民全是菜农,村民以种植蔬菜为业。但当时蔬菜生产技术落后，品种少，产量低。
  民众教育馆成立后，于1931年秋便设法帮助菜农改进耕作方法，提高产量，增加收入。当时由我主持找到村中韩荣纯等几人进行组织菜农的工作。1932年春成立了蔬菜研究会,推选韩荣纯为会长。他原是这村的头面人物，他一号召，均都响应。随后教育馆派了刘节斋住在村前一座庙内，帮助韩荣纯开展工作。他们首先和南京的一个农场取得联系，引进了昔蓝菜、细长茄子、长豆角等新品种和治虫农药——除虫菊。这几种蔬菜一上市，城里机关居民都很喜欢,各饭馆也争相购买，所以菜农均增加了收入。新蔬菜品种推广开了，用除虫菊配制的杀虫药，灭虫效果良好,也推广开了。
  后来蔬菜研究会人数增多了，事业发展了，便着手改革集市贸易。原来集市是流动的，每月流动一次,流动的动向是南头刘宅，北头牛宅，中间是文庙前。当时沂城南门外有个土霸国庆安，他家门口也要设集。老百姓不满意，但刘、牛、国都有势力，谁也无可奈何。但此时蔬菜研究会在社会上已有影响了，有力量干预集市贸易,便提出将集市安在城西门外，不再流动。绅士们极力反对，菜农、商贩却到各机关呼吁支持安定市场，便利乡民。他们面见范筑先县长，县长大力支持菜农商贩和农民的要求,发出告示，取消市场流动旧习。集市贸易地址随即得以固定下来。集市固定之后，即筹集资金把集市街道铺上石块，雨后无泥。集市上的小贩都可以搭个小棚，下雨也照常买卖。
  蔬菜园艺实验区那时还向邹平乡农学校实验区购来优良猪种波斯猪，为养猪农民义务配种，不收费用，农民甚为高兴。当时还去北京购置了孵卵机和来克航优良鸡种，这种鸡产蛋多，每只母鸡每年产260多个蛋，农民很愿喂养。但因鸡种太少，繁殖不多，供不应求。
  防疫工作
  当时医疗条件差,农民为小儿种牛痘甚是困难。民教馆见此情形深为群众着急。便于1932年春大宗购买牛痘苗，派馆员相蔚之、刘栗斋、孙澍人等学习种牛痘技术，贴出传单，并刊登在 《民众周报》上进行宣传，经此宣传，前来种牛痘的农民很多，有的妇女抱着孩子，有的男人推着小车，从远乡奔来沂水,络绎不绝。民教馆为农民种牛痘,消毒条件较好，且不收费，很受群众欢迎,有时一天接种几百人，民教馆应接不暇。
  当时民众教育馆各项事业的举办均有专人分工负责，且有馆务会议定期举行例会,一方面拟订工作计划，一方面对工作进行检査总结,会议每周举行一次。另外还设有经费稽核委员会,检查经费收支情况，每月经费须造表呈报备案，包括每张单据, 均由稽核委员会检査盖章。
  馆务会议和经费稽核委员会的正常工作制度，保证了民众教育馆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
  民众教育馆之各项事业均是为社会民众兴利，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和赞扬。
  （沂水县政协供稿刘益生撰）兰山历代书院考略
  临沂,古称琅琊郡。由于地近邹鲁，古代文化尚称发达。春秋时期的一些儒家大师，如荀子、曾子等或在此做官，或在此讲学，影响较大。汉代至唐，名人辈出，王羲之、王祥、王览、诸葛亮、颜杲卿、颜真卿等，皆为世人所崇敬。书院制度,从宋代即已出现,以后逐渐兴起，上述贤明的祖籍或岀生之地多建起书院，既祭祀先贤，又培养士子，儒家讲学之风大盛。明代，由于受“东林党”的株连，书院一度衰落,并遭严重破坏。清代设沂州府以后、又一度振兴。直到光绪二十四年五月，清廷诏令改书院为学堂之后，书院做为一种制度在临沂才告结束。
  据史籍记载,原临沂（兰山）县历代共有书院7处，由于兵燹匪患，经费不足，地震灾害等原因，至清末只剩下1处了。
  在封建社会里，临沂官办的县学、府学是科举制度的主要基础，但书院对传播文化，培养人才也起了辅助作用。临沂书院，由名人、学者私人创办的5处,官办的2处。从临沂所有书院700年间的活动，可以看岀书院的主要任务是藏书、祭祀、讲学和考试4个方面。书院的主持人称山长或院长，管理人员称首士，师长则由山长以礼相聘。入院学习的人员年龄相差很大,幼小者10多岁，年长者70岁以上。文化基础也大有悬殊，有“童生''，也有各类“生员”。书院学习实行“月课”制度，每月一般进行一两次，请名人来院讲学。清代的“月课”则改为“课式”，主要是对生童进行考试，课卷评定等级,成绩公诸于众，优异者发给奖银，并按优劣确定正课生、副课生、外课生;正课童生、副课童生和外课童生，等次不同，享受的权利与经济待遇也不相同，但都不收学费。书院的规模也大小不等，官办的府学可容几百人，私人书院小者跟私塾差不多。书院的经费，主要用于山长、首士、师长和供职人员的薪俸，生员的"膏火''、“廩膳”、春秋两季祭祀先儒以及赴省参加“乡试”和晋京参加“会试”举子的盘费等。
  书院的学习与府学、县学的不同之处,是它有一定的学术研究风气。随着时代的进展,其内容也不断变化。古代主要讲儒学经学，程朱理学，治世之学。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屡受帝国主义侵略，书院也逐渐增加了天文、地理、算法和军器之类知识。废科举兴学堂以后,书院无论改为校士馆、高等小学堂或中等学校，又成为宣扬新思潮和科学知识的学府，有的成了同盟会活动的基地。
  琅琊书院清乾隆二十四年沂州知府李希贤率七属捐款，在原王羲之废祠基内重新创建，由兰山知县沈玉琳主持承修。整个建筑，前为碑亭、大门，门内立有康熙御书龟驮碑，周围廊下墙壁上嵌有琅那法帖及众多历代著名石刻碑。庭中左右建书室30间,选拔七属优秀士子在这里学习。同时,原洗砚池经过整修,院内、池旁遍植翠竹杨柳和各类花木，与书院建筑相辉映，遂成为临沂一大名胜。
  琅琊书院与府学、考棚相配合，成为当时沂州府培育和挑选人才的地方。历任知府李希贤、熊遇泰、花泳春等都常来书院讲学课士。主讲人还有滨州游百川等。
  琅琊学款比较充裕，原有学田4处共797亩,所收地租发当生息，供给府学、书院一切开支，有时还帮助部分县学解决学款不足的困难。
  清末废科举以后，约在光绪二十七八年间，琅珊书院曾一度改为“沂郡校士馆”，学习内容有明显改变。从沂水县廩生黄玉栋遗物中看到，他的“琅娜书院课卷”文章题目都是《孟子曰士非为贫也全章》、《孟子日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等八股文，而“沂郡校士馆”的课卷论题却迥然不同，如《汉武帝惮汲黯唐元宗惮张九龄论》、《日本之凄川亲王比法之拿破仑、日本之伊腾博文比美之华盛顿其学问功业孰优？试详言之》等，则表达了政治改良和向东西方学习的思潮。
  光绪二十九年，琅琊书院改为兰山（临沂）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民国四年第一高小改为临沂县立乙种工业学校，以后工校又改成职业学校。到北伐战争前几年,终因年久失修，部分房屋倒塌而闲弃。民国十八年省立第五（临沂）中学扩建，原琅琊书院旧址与右军祠划为五中第三院（学生宿舍），房屋大部新建，书院所藏图书6200余册也全部移交给五中图书馆。民国十九年琅琊学款拨归省立第三乡村师范学校（临沂三乡师）作为筹建经费。“七七”事变后，日军进攻临沂期间,两所省立学校全部毁于敌人的轰炸和焚掠之中。日军占领时期，琅琊书院已是一片废墟。
  王氏书院在临沂城南1.5公里金雀山下，元朝解元王佐所建。李炫曾在此讲学。
  诸葛书院地址在城北15公里诸葛城，为祭祀诸葛亮并教育士子而建。
  荀子书院地址在临沂城西南65公里神峰山下。神峰山即今文峰山，今属苍山县境,在卞庄镇西北17.5公里。相传春秋时期，荀卿第二次辞去兰陵令后，曾在此著书讲学。后人建立书院以祀荀子。今遗址尚有山泉和古老银杏，树洞宽绰可容十数人。山阳建有文峰山烈士陵园，山麓建有疗养院，为苍山县一大名胜。
  李氏书院在县城以南35公里，相传为元代李炫讲学处，但无遗址和资料可考。
  颜鲁公书院又称“鲁公书院”,在县城西北35公里朱满村，传说这里是颜真卿祖籍，现在当地人常说的是"义仓"即颜氏祖宅所在。后人为祭祀这位唐代忠臣和书法家，在此设立了书院。
  曾子书院在临沂县城南35公里磨山（今属苍山县）东麓。世传春秋时期曾子游学曾在这里居住讲学教生授徒。为祭祀这位儒学重要传人，后人建有曾子祠，元代设立曾子书院，也称“琴声书院”。明代郯城县恢复建制,此地划归郯城，改称宗圣堂、宗圣书院。成化年间，书院移至郯城,改称一贯书院，山上仅存庙宇,现在只留空地一片。
  （兰山区政协供稿李泽钧撰王西献整理）临沂县立师范讲习所
  “七七”事变前，小学毕业生的唯一岀路是升学。经过教育大发展，培养了一大批高小毕业生。每当中学、师范招生时，考生多达数千人。1923年，乡师招生名额80人，报名应试的却达5000多人,连江苏、鲁西南各县都有大批学生前来投考。县立师范讲习所,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较逊于省立三乡师,招生多在三乡师揭榜以后才举行考试。但应试的仍然很多，录取的学生成绩，也还优秀。我就是在1933年暑假，以同等学力考入县立师范讲习所的。
  师范讲习所位于城隍庙街，是范筑先任县长时创建的。时机选得好，适应当时教师缺乏的需要，又有众多的考生供选择，所内师资力量也很强，所以办得很出色。
  第一任所长是刘文炽，号景甫,鱼台人，大学水平，办学有经验。聘请的教师也好,如语文教师庞子栋，系清末秀才，对古典文学很有造诣;美术教师岳祥书，号木鱼子，系济南名画家，国画、西画均擅长，岀版有《木鱼子画谱》，为临沂培养了不少绘画人材;其他教师多系曲阜二师毕业生或大专毕业生。有孙佃卿、孙愚若、邹得九、程淑贞、宋鼎（字洛九，上海美专毕业，出版有《鼎人墨妙》，是后期美术教师）等。
  1930年秋季招收第一级学生40名，其中女生4名。
  1931年秋季招收第二级学生40名，其中女生4名。
  1932年秋季招收第三级学生40名，其中女生6名。
  1933年一级学生毕业，又招收第四级学生入校共40名，其中女生2名，保持3个班名额。
  1931年,因所长刘文炽有共产党嫌疑，被逮捕送往济南。教师孙佃卿深为不平，辞职赴济为刘申辩，岳祥书老师等也相继离校。
  后来县教育局又派李露田任所长。他是临沂人，济南师范毕业。他上任后,聘来训育主任刘德一（塘崖人），总务主任彭百川，体育教师王青圃（郯城人），音乐教师兼附小主任刘次恭,教务员崔秀卿。
  四级入校后,学校秩序井然，读书空气很浓，文体活动很活跃。课外美术研究组、文学研究组，都由老师指导活动。每学期举行美术展览，文学（作文）竞赛，演讲比赛,期末文娱晚会，毕业生欢送会，还组织到文峰山旅行,到大塘崖学区联欢。学生有宿舍、食堂。女生有专职指导员,班有班主任。对不迟到不请假的全勤者，有物质鼓励。还聘有武术教师，指导学生练习拳术、刀枪棍术，经常表演，使学生身心健康得到发展。
  学校的图书仪器设备虽不如乡师齐全,也有一定经费添置。课外有书读，所以在校生活非常愉快活泼。
  1934年,“新生活运动”开展得很好，大讲“礼义廉耻”，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范筑先县长曾到校视察，对环境清洁给予表扬。学生平时穿制服,佩带校徽和新生活运动盾牌，每到开大会时,队伍严整，很得社会好评。
  一、二级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都做岀了成绩。1934年，临沂设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兼县长张里元与范县长对调。张专员来临沂后，实行新政。
  师范讲习所与三乡师因毕业生分配问题发生矛盾。专员亲自处理，认为有一个省立师范就够了，决定停办师范讲习所。1935年第三级学生毕业后，不再招新生，只剩四级一个班，准备解散。我们四级同学集合起来向行署教育科请愿。刘科长告诉我们,可以转学到三乡师。因三乡师是省立的，地方无权干预,这班学生的转学问题，必须由学生选派代表直接找三乡师校长曹香谷申请。于是我们选了代表2人，其一是我，另一位是孙善夫同学。
  我们拿了专署介绍信找到曹校长，说明来意。他热情接待了我们，表示关怀。他说:“你们愿意来我校,我表示欢迎。但插班的名额只有8个，只能收8人，须经考试择优录取。“我们又询问：其他32人是否可以入新生班?他说:“招生广告已经发出，苏北鲁西都有学生来考学，名额又不能变动,你们可以报名随新生考试,凭成绩入校。考不上不能照顾。”我们回去研究，只好同意照办。经过两次考试，有8人插班，12人入新生班，其余的各奔前程。我侥幸插班,入六级二班。
  到1935年秋,师范讲习所就结束了。图书仪器归附小，教师分到县立小学任教。
  从师范讲习所毕业的3个班的同学，都参加了教育工作。到日军侵占临沂时，部分同学参加了抗日队伍，有的参加了共产党，有的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成长为革命领导干部。
  另外,据说在1933年四级入校后，地下共产党支部就开始在所内秘密活动了。支部书记就是刘次恭老师。
  （兰山区政协供稿田玉峰撰杨丽整理）费县师范讲习所与党的活动
  费县师范讲习所创办于1931年,1932年1月正式开学。这所学校是由费县教育界知名人士贾尔卓、商景修等人发起，在省教育厅注册的一所民办学校，旨在为费县培养小学教师。校址原在西关南大街路西民众教育馆处,后迁至城内城隍庙东魁文阁书院小学，并将书院小学的一部迁至文庙第一小学，一部分划为师范讲习所的附属实验小学。该校从开办到抗日战争爆发停办，先后招生5个班，约200余名学生。
  讲习所的学生大多数是贫困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弟，他们因上不起省立中学，只能到这所学校求知识。也有少数富家子弟，因考不上省立中学才到这里读书的。当时，世道不平，民不聊生，使多数学生对旧政府产生了不满情绪。特别是“九• 一八”以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造成山河破碎，使这些穷学生们更产生了奔赴国难的欲望。1932年初，中共郯城马头三小党支部派副书记刘谐和应聘前来，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工作。刘到职后首先发展了县教育局文牍商心如（尚明）、会计刘子峨、第一小学教师陈子未等人入党，而后又在校内发展了李伯瑾、诸葛昌林、商向前等人。5月，建立了费县第一个党支部，由尚明、李伯瑾、陈子未3人组成。六七月间，因郯城党组织筹备武装暴动，通知刘谐和返回，讲习所党支部改由临沂乡村师范党组织领导。1933年7月，苍山暴动失败，临郯县委遭到破坏。11月，建立了中共费县临时县委，仍由尚明、李伯瑾、陈子未组成，尚明任书记。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领导了费县党的工作。
  1936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派宣传部长林浩来师范讲习所，着手恢复和发展鲁南党组织。他利用授课的机会，选择一些进步作品给同学们讲解，如高尔基的《海燕》、《母亲》,鲁迅的《阿Q正传》、《呐喊》、《彷徨》，肖军、肖红合著的《八月的乡村》，以及反映抗日救亡运动的文章、诗歌等,传播革命思想，启发学生的阶级觉悟。还有目的地出一些作文题，如《一个贫苦学生的自述》、《九•一八感言》、《困难时期青年应有的准备》等，以此来启发、教育和考查学生。是年10月，林浩发展了学生王宗一、崔有仁（崔晓东）、李祖恩、李堂彬、王敬明、廉林、李华林、赵光等入党，并通过考査，发展了已毕业的二级学生王力生入党，建立了党支部。11月下旬，建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王宗一任书记，崔有仁任组织部长，李祖恩任宣传部长。工委在山东省委直接领导下,负责费县党的工作。
  由于一、二级学生中的党员和临时县委处于地下状态，林浩未能与他们取得联系。
  林浩的活动引起了校长徐乐亭和国民党费县县长陆鼎吉的注意。特别是“西安事变”之后，校长和县长对蒋介石被扣如丧考妣，在南关文庙小学召开了有县城工农兵学商各界参加的大会。会上，陆鼎吉宣读了营救蒋介石的电报，而林浩则趁机向学生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大意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有良心的中国人应坚决抗日，青年人更是责无旁贷。还讲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一来，使他的身份有所暴露，校长怀疑他是共产党员。事后，为了保住师范讲习所这块阵地和这批党的力量，经省委书记黎玉同意,林浩以回家结婚为由，请假离费。
  林浩回到济南后，向黎玉详细汇报了费县党组织的情况，并提出对费县这块阵地不能放弃。经黎玉批准，又通过王希圣的关系,推荐济南一师的安波（原名刘士明，一师党支部书记）和张秀干、孙济云（均系共产党员），于1937年2月来讲习所任教。临行，林浩代表省委与安波谈话，要安波以省委将派员的身份，领导费县的党组织开展活动，积极创造条件建立县委，要尽力找到原有的党组织，恢复联系，还要将党的工作发展到农村。
  安波同志来费县师范讲习所后，任音乐、国文和地理课教师,突出地发挥了他的音乐才干（安波后来成为我党著名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组织学生学唱《义勇军进行曲》、《马赛曲》、《国际歌》、《工人之歌》、《大路歌》、《五月的鲜花》、《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九•一八”小唱》等几十首进步歌曲。不仅在校内唱,还利用假日到城郊村镇上唱。“七七”事变前后，借三级同学毕业的机会，安波指导学生演岀了《放下你的鞭子》、《月亮上升》、《杀敌报国》、《芦沟桥上》等抗日话剧和20多支救亡歌曲。昼夜两场，轮番上演，场场观众爆满。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学校还组织了“歌咏团”、“化妆讲演团”,举办“诗歌朗诵会"、"音乐创作比赛会”，在校内外表演节目，宣传时事,并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又发动在农村教学的前几届毕业生和逬步教师，成立了“教师救国联合会”。
  “七七”事变后，安波遵照省委的部署,进行了抗日武装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利用学生的社会关系和三级毕业生中的党员，组织了一支200多人的秘密武装，打算一旦时机成熟，便树起武装抗日的旗帜。但是,1937年11月10日，费县部分失去组织关系的地下党员贸然发动了武装起义。因准备工作不充分,起义失败,50余名起义群众（包括工委成员李祖恩、党员李堂彬等）被国民党当局抓去杀害，打乱了工委的计划。这次起义，安波事先一无所知。月底,安波离费向省委汇报情况。行前安排王宗一、崔有仁回县城主持工委工作。安波到济南找到省委后，因形势发展的需要,被省委派去延安学习，没能再回费县。
  工委因得不到省委和安波同志的音讯，便决定由王宗一和张秀千、孙济云3人一起找省委联系。找到省委后，也受命赴延安学习。从此，工委与省委失去了联系。1938年3月，省委率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到蒙山前柘沟一带开展工作。工委与省委重新取得了联系，并根据省委指示作了调整充实。7月，省委决定撤销工委，建立了中共费县县委。师范讲习所的大多数学生,响应省委和县委的号召，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师范讲习所虽然只存在了6个年头，但却因为它在费县乃至鲁南党组织发展史上所占据的特殊地位而永垂史册。
  （费县政协供稿 李传启撰）临沂“老五中”
  沿革
  187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下令：各省、府、县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府郡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当时山东省分为10个府，即济南府、东昌府、泰安府、武安府、沂州府、曹州府、登州府、莱州府、青州府、兖州府,各府设中学。沂州府的府治在临沂（当时称兰山县清光绪二十九年四月，沂州府于原考棚内首创山东省立第五中学堂。先后任校监的有郭学廉、孙砚耕、李德竣、王景祎、高云庆、徐中昂、徐鸿策等人。辛亥革命后，改学堂为学校.改校监为校长,校长下辖学监、庶务、缮写各一人，历任校长有（以任职先后为序）：徐鸿策，日本留学生，东平县人;赵灵谷，日本留学生，安邱县人,任期仅一年;商自箴，山东优级师范毕业，恩县人;庞镜如，山东优级师范毕业，莒县人;徐眉生,北京高师毕业，沂水人;刘承邠，北京高师毕业，郯城县人。
  教师初称教习。教经学、中文的称中教习;教英文、数理化的称西教习。中教习多聘请科举中的举人担任。有费县举人王受夫，莒县举人庄厚甫，日照举人高豫山等。西教习是聘请蓬莱文会馆毕业的谭法圣，山东高等学堂毕业的王灼三,山东优级师范毕业的陈鹤泉、谭寿坤等。辛亥革命后教习改称老师。北伐后, 五中老师称先生。学生初由各县保送，他们是科举考中的秀才和读完《五经》、《四书》的青年。入学后发给操衣（制服），戴红顶帽,行跪拜礼，辛亥革命后旧礼仪逐渐废除。学生也统由考试录取。学生毕业后升学的不多，我记得丙班毕业的张文山升北京高师；丁班的李椿芳、邱辅廷升北京工业专门，邱冠廷、王伯阳升北京农业专门；戊班毕业的蔺周坡升北京中国大学；己班升学的较多,高佩琅、狄俊升北京大学，高佩瑜升北京工业专门，盛奎修升东南大学;陈继琨升武昌高师;周锡帙升北京政法专门，徐元良升北京高师。以后又有刘锡愈升北京大学，王殿谖、王殿环、王殿球升北京高师，庄孝俨升南通纺织专门，还有少数到上海上学。
  编制和课程
  （一）旧制（4年制），当时初办的学校，学制仿日本，中学是4年毕业。五中旧制学生是按甲、乙、丙...…排例，直到壬班。
  （二）新制（3年制），1923年后我国学制仿美国学制，分高中、初中各3年。五中改新制后只有3年制的初中，无高中。
  （三）增设高中班。1929年，五中招高中一个班，只一年即奉令停办。1930年添设高中班，是高中第一级以后，每年招收一班高中生，两班初中生。课程由教育部规定，科目有：
  （1）读经、讲经。辛亥革命后取消，有时课余补授。（2）修身。以后改为公民。（3）中文。五四运动后加白话文。（4）外国文。五中是英语。（5）历史。中国史和外国史。（6）地理。中国地理和外国地理。（7）数学。代数、几何、三角。（8）博物。动物、植物、矿物。（9）物理。（10）化学。（11）法制。（12）图画。（13）手工.后改劳作，（14）体操。包括武术、军事训练。（15）党义。三民主义（北伐后增添）。兴旺时期
  1926年后，临沂遭受军阀混战，张宗昌部方永昌旅驻五中校内,房舍校具惨遭破坏。1928年北伐后，山东省政府设在泰安。10月，徐眉生被任命为五中校长，此时的五中，已是破屋颓垣，满目凄凉。各级学生合计不到70人。徐到任后，采取了很多措施；
  （一）扩充校舍。徐与地方商量，将城内僧王庙、洗砚池、南大寺划归五中。以考棚为第一院，僧王庙为第二院,洗砚池为第三院，南大寺为第四院，进行修整,不能修整的予以拆除。第一院的考棚已倒塌无法修整，拆除后改为校园。利用拆下木料改修礼堂、教室、宿舍、图书室、工艺室，因陋就简，初具规模。
  （二）延聘优良教师。聘请北京师范大学、金陵大学、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毕业生任教师，打破当时门户派系界限,教师队伍空前壮大。
  （三）调整增加学生班级。1929年春将原有学生和新招收学生按功课程度编成七、八、九级，开始实行男女合校。秋后又招第十级，1930年秋招高中一级，初中第十一、十二级，以后每年招高中一个班，初中二个班，成为有高中、初中的完全中学,包括各县300余名学生，是当时在鲁南比较有名气的一座学府。
  （四）提倡体育活动。注意邀请体育教师，在二院扩大运动场和体育设备，当时体育活动活跃，篮球、田径等项目在全省体育大会上曾得到优异成绩。
  （五）加强对学生的训练。训练教育学生要讲民主，讲科学，反封建，对民众热爱，对敌人战斗。要做革命的先锋，要做社会改造的中坚。并写成校歌，早晚集会时都歌唱。校歌由徐眉生作词,初大告谱曲。歌词如下：
  黄海之滨，泰山之阳，泱泱沂水，文化滋长。巍巍五中，
  东南之光，蔚我青年，任重道远。民主陶冶，科学训练，
  纯洁热烈，以爱以战。我们是革命的前驱，我们是社会改
  造的中坚，干、干、干！冲破封建樊笼，站在时代之先！
  1931年东北“九• 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学生反对蒋介石 “不抵抗”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因徐眉生抵制反动当局镇压爱国学生的指示”国民党临沂县党部就诬告临沂学生砸碎县党部大门招牌，系由徐眉生指使。韩复榘下令查处为首学生,徐眉生于1932年6月被迫辞职。
  1932年秋，刘承邠继任校长，以军统张容溪为训育主任，逮捕进步学生，逼迫退学数十人,造成白色恐怖。进步教师刘进之、钟星帆等联合一部分学生，不断对反动统治进行斗争。直到1936年日寇攻陷济南后，学校停力、，学生解散，部分学生脱去长衫参加地方游击组织，部分学生随校南下参加在四川绵阳成立的山东省立临时第六中学。临沂五中在临沂期间,初中办到二十二级，高中到七级为止。
  （兰山区政协供稿徐元良撰）临沂“三乡师”
  山东省立临沂第三乡村简易师范,成立于30年代,其前身为山东省立第三乡村师范。学校成立伊始，在校风、学风各方面，即以新的姿态出现。它首先提出重视劳动生产教育，使之与课堂的书本教育相结合，教的应当“以身作则”，以“教人者教己”，达到“教学相长”;学的应当“刻苦学习”，达到“学而不厌”，使所学的东西能够实用。教与学结合起来，最后能“做”。“做”,就是实践。同时提倡“师生共甘苦”，“师生共生活”,号召同学们“到民间去反对“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书呆子旧习。这一系列措施，带有进步性，今天看来,还有它的现实意义。
  “三乡师”从开创到“七七”事变停办，历时8年，共招8届16个班，学生640人，毕业后献身教育事业的有500余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同学走上抗日前线，先进的同学又奔向延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锻炼成长为优秀的革命干部。
  “三乡师”有关情况，由校友孙笑生、钟伯荣、李树梓、田玉峰、郑敬之、宋振华、高俊岭、石立顺、胡景泰等座谈回忆，郑敬之记录整理如下：
  学校的筹建与发展
  （一）筹建经过
  1930年（民国十九年）5月，山东省委派校长曹香谷来临沂筹建“三乡师”，由当时的临沂五中校长徐眉生协助，县教育局襄助，并邀请了临沂的老教育界人士刘鹏南、叶瑶圃、陈世五等，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开展筹备工作。首先勘定校址，修理校舍，制办桌凳，办理招生事宜。同年年底，工作就绪，于1930年12月31日，正式开学上课。
  当时对于校址的勘定，费了很大的斟酌，最后认为临沂的最大庙宇广济禅林（俗称老母庙）较为适宜。因为庙宇广大,庙外的西南是一片荒凉的广场，堪作操场；经逐年陆续扩充，至1935年，校址面积达24亩3分6厘7毫.合现在的市亩32亩半。
  开学时，只有一级两班。1931年暑期，又招收第二级两班，学生共4班，160人。
  （二）学校的扩展
  1.校院的扩大。学校在草创初期，一切简陋。一级上课时，学生没有寝室，吃饭没有餐厅，上体育没有操场。在师生共同努力下，整顿校院,先在西面靠近南关的围墙内，盖起一排学生寝室，约20多间。南北两头盖起炮楼各一所，夹着两边，上面留有相通的甬道。二级时期，又盖起东面的一排宿舍，在校院东北角，建成二层楼一座。校外西南广场划入校内，作为操场。1932年，校门口路南的华严庵，庙舍划归学校。校内建成教室两座，饭厅一座，学校大门向东延伸，与庙取齐。原大门改为二道门，从大礼堂往北延岀，修建后大门。至1935年，校院的建设，达到了比较完善的地步。
  2.校院环境的美化。学校初创时，校院破乱不堪，院路崎岖不平,一片荒凉气氛。校长曹香谷提出：校院建设要公园化，菜圃化。学生读书，必须要有一个幽雅静致的优良环境。在校长的倡导下，全校师生，共同努力，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先在校内修成两条主干甬路：一条是从大门往北修起，直达大礼堂东边;一条是从准备室的西边往北修起，直达大礼堂西边。两路之间,修成东西支路，纵横交错，各室相通。甬路两旁种植花木，教室前后空隙地方栽花种菜，分成区域，由学生分组管理。校内北面靠东有个大汪，四面修整砌齐,改成荷花池塘，四周遍植桃柳。春夏之交，岸上桃红柳绿，池内荷花盛开，池水相映，景色怡人。1936年，在荷花池塘中央建成“悠然亭”一座，东西两边修成甬路，直达亭上，又在池中按设喷泉，点缀风景。校院东南角修成假山一座，下面修成盘路，直达山顶，山下遍植绿竹，成为一片竹林。山之南，原有梵塔一座，塔虽不大，形式古老，塔上碑碣，因年久脱落而字迹不清。塔东有古槐一株，密叶茂盛。塔边凿成水井一口，按装水车，便利花木菜畦的灌溉。荷花池南与假山之北当中有葡萄架一座,环境幽雅。课余，学生在架下看书，有时老师们也来下棋，消遣娱乐。校长室门前，高搭葫芦架，满架绿荫盖顶。准备室门前，花台并列，上有盆花几十种，鲜艳盛开。大礼堂门前有两棵古老银杏，高达数丈，粗可合抱。整个校院，从建校起至1936年，经过5年努力，已变成了公园、花园、菜圃。每年春夏季节，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秋季,豆棚瓜架下，闲话桑麻;采菊东篱前,赏心悦目。花朝月夕，登临山巅（指的假山），俯瞰全校，花丛菜畦比比皆是，花开满园，群芳灿烂，使人们感到心旷神怡。
  学生们置身于幽美的校园里，过着安静恬适的学习生活，虽然每天学习紧张，课外劳动,但都不感到疲乏劳累，反而觉着精神舒畅。因此，在思想感情上，逐渐感到城市的市面繁嚣，不如乡村的自然幽静。在生活上也感到城市的侈奢浮华，不如乡民的勤劳朴素。所以无形中培养了学生们“热爱乡村”,“热爱到民间去”的感情,为学生奠定了“以教育为终身事业，以乡村为极乐世界”的思想基础。
  办学宗旨
  “三乡师”创办的宗旨,是为了发展乡村教育，促进乡村建设，培养能吃苦耐劳、深入乡村、适合乡村环境、献身乡村教育事业的小学教师。学校在招生广告上，附有10项信条：
  以教育为终身事业,以乡村为极乐世界。
  用自己的心,劳自己的力；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
  改造小的乡村，沟通大的世界。
  用犁把锄头，打倒帝国主义;在垅头田畔，肃清军阀余孽。以美术的观念，改造社会;用科学的方法，征服自然。
  自我做起，养成好的习惯;以身作则，遵守铁的纪律。
  利用环境，改造环境;遇有困难，解决困难。
  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
  只有普及乡村教育，是唤醒民众的利器，是实行民治的基础。
  只有实行三民主义，是中国民族的出路，是世界大同的阶梯。
  学制及课程设备
  “三乡师”的学制为4年,3年半的文化学习，半年的教学实习。在实习中,同学做好教案，轮流到附属小学去上课，由带教育学的老师辅导。其次是分派到各实验区的小学，长时间实习，包括到外地参观，以作借鉴。
  “三乡师”的课程科目繁多，包括了当时的高、初中及一般师范的课程（英文除外）。另外添了些适合于乡村教育的课程，分列如下:国文、教学、历史、地理、生理卫生、物理、化学、生物学、音乐、图画、体育（以上包括高、初中的）；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小学行政（以上普通师范的）;农业、乡村教育、民众教育、合作 （以上乡师的特殊课程）。
  上面这些课程，以国文、农业、数学3门为基本课程。在课程表上，以这3门占的节数为最多。国文课在第三学年当中，又加上一部分“乡村应用文”,内容包括婚丧、契约、书信、对联、启事、广告、单据、便条等类。
  农业课是重点课，每周5节，与高、初中的英文课比重相等。内容除包括谷物种植外，还有土壤学、肥料学、园艺学、花卉学等。
  “合作”谈内容包括社会经济的发展,近代合作社产生的背景,合作社的起源，合作社的种类和性质等。在“三乡师”初期，带这门课程的教师是高赞非（郯城人）。
  演说练习。这虽不是一门课程，但学校当局非常重视。因为作为一名小学教师，在讲课时,如果没有流利的口才，生动的言语，活泼的姿态，教课就引不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所以“三乡师”每届招生，考试科目中，就有“演说”这一项。入校后，课程表上虽没有规定，但在每周的晚自习上，开展一次演说练习，时间每人10分钟，题目同学自拟,轮流上台演说，讲话带着表演，老师在下面看着,讲完后，老师予以讲评。
  教学设备与课外活动
  “三乡师”在教学上的各种设备是比较完善的。教师所用的各种参考书及教学工具，以及学生们的课外读物、杂志报章等也比较全，综述如下：
  图书馆建于1931年下半年，购置大量图书，除基本参考书有《辞源》、《辞海》、《万有文库小丛书》外，还有哲学、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语言学、美术、各种杂志以及当时名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等的著作，截至1935年止，合计共藏书5883本。
  物理、化学试验的仪器，生物学及生理卫生学上的标本共955种。
  有音乐教学用的风琴大小20架。乐器方面，笙、管、笛、箫、二胡、弦子等样样俱全。
  体育器具有篮球、网球、排球、乒乓球等,武术用的有刀、枪、棍、鞭等。
  在军事训练上，备有步枪数十支，轮流使用。
  课外活动，每天下午课程完毕后,抽岀两个小时，作为课外活动,按照学生们的爱好和兴趣，自由选择，参加你所乐意的小组，活动的内容与方式多样化，组织名称如下：
  体育组:各种球类活动，自选。
  武术组:徒手拳，刀、枪、棍、鞭，任择一样。
  园艺花卉组:种花、种菜，自己选择。
  书法组:正楷、大楷、小楷，自由练习。
  绘画组：国画、西洋画、速写，自由学习。
  戏剧组:话剧、京剧，随意参加。
  音乐组:各种乐器中，任选一样。
  劳作组:打扫校院卫生、灌溉菜畦、浇花等。
  英文组：乡村师范本不设英文课但经同学要求,在课外活动时间，设立英文组，自由参加。
  课外活动的各小组，皆有指导员，老师兼任.活动的内容丰富多采。在这个时间里，既是文娱活动，又是劳作活动。行政机构社团组织及人员配备
  （一）行政组织人员的配备
  校长1人，掌管全校的校务，并主持校务会议。
  训育处:设主任1人,训育员2人，负责考查学生的思想品德，执行校中的纪律，主持早操、开会集合、学生的考勤奖惩等工作。
  教务处:设主任1人,教务员1人，管理学校的课程,主持学生的考试工作。
  事务处:设主任1人，会计、文书、事务员各1人，录事2人，办理全校的财务、文书、杂务等工作。
  农事部:设主任1人，主持农场中的工作事宜。
  图书馆:设管理员1人,管理各种图书，并办理借阅手续。
  医务室:设校医1人。
  女生指导员：由训育员兼任，管理女生的课外生活。
  （二）社团组织
  校内有各级学生自治会的组织。负责人由同学自选，管理教室中的卫生清扫。伙房中的炊事工作,也由同学主持，每日有炊事委员2人（学生轮流担任）上街购办米菜等，校外组织有义务教育实验区3处：
  埠前店实验区:包括东西朱汪、指挥庄、大小埠东等村；
  高都实验区:包括十里堡、柳林庄、东西高都等村；
  层山实验区:包括层山、涌泉、耿墩等村。
  在每个实验区的中心村有完全小学1处，外围村都有初小1处，这些学校，皆由当地村民公推校董来管理。校董大都是当时的镇长、庄长等。因此在实验区没有固定组织人员。这3个实验区，当时以埠前店实验区办得最为完善,在推行义务教育当中，对于民众教育极为重视，在埠前店小学附设有成人妇女班、男子班，并附有民众夜校1所,庄上还办起了民众阅报所、壁报、识字牌以及小先生教学等。
  埠前店实验区为了建设乡村，在“三乡师”的直接指导下，成立了乡村医院、国术团、特约农场、农产展览会、整洁促进会、放足促进会、造林促进会等组织。
  教师与学生
  （一）全校师生数字
  学校教师人数，按照班次规定。乡师的第四学年,学生共4级8班,教师在20人以上。确实数字可能还要多些，因为那时教师的任用，是聘任制,教师来去自由，所以每学期的教师变动很大。
  学生人数，从成立到停课,共招收8级16班，每班40人，共640人（招考时,每级取100人，其中正取80人，副取20人，正取中有缺额时，由副取生中按名次递补）。
  （二）师生的文化程度与思想倾向
  “三乡师”所聘请的教师，大部分都是大学专科毕业，学有专长;有的任教多年，教学经验丰富。有些教师在文史、文艺方面还有著作。因此在教学质量上深受学生们的欢迎。至于他们的思想倾向，有的能站在时代前端，引导青年追求光明，走向未来，做时代的开路先锋,有的思想上保守落后。但大多数教师是不谈国政，不问时事，沉默寡言，埋头研究自己爱好的学术，执行他们的教学工作，所谓“明哲保身''，逃避现实。在优异突出的教师中，以二级的国文教师孙怒潮为典型。孙原名孙海,字怒潮，湖南邵阳人,系当代中国文学家孙假工的兄弟。他曾与哥哥合著有《中国文学史》。孙学识渊博，教学有方。讲课时，言语生动，口齿流利，姿态活泼,讲述而带表演，学生皆被其吸引。尤其可贵者,他思想新颖,所选讲义教材，除少数古典文学外，大部分皆是当时进步作家的作品。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课余接近同学。在休息时间他住的屋内，总是同学满座，同学请教问题，有问即答,绝不厌烦，大有“诲人不倦”的作风。平素勉励同学，正视现实，不要牢骚悲观，青年人应做时代的前驱，要争取未来，追求光明。还擅长书法,草书龙飞凤舞，笔力雄健，洒脱豪放，同学请其题字,当即题写,皆为鼓励之语。同学多有求其改名起字的，无不应允,所起的名字，都含有向前进取、奋发努力的意义。如“觉夫”、“之挺”、“奋进”、“毅坚”等。他的教学成绩，以及他个人的特殊作风,不但二级同学深受他的感染，全校的同学也受到影响。遗憾的是他只干了一个学期就离开同学。其次，是四级的国文教师赵凤轩，山东齐河县人，学识渊博，思想进步,教学能力颇强，也得到全级同学的尊敬。离校时，四级同学集体送上一个银盾，而他给每人回赠了一个铜墨盒，互相作为纪念。“七七”事变后，赵凤轩参加抗战，不久英勇牺牲。
  “三乡师”学生们的文化程度，大都是旧制高小毕业,年龄比中学生大些，一般都在20岁以上，有的当过初小教师，有的在社会上干过各样的工作。在思想方面，多求上进，对于当时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多数不满，渴望光明。但其中也有极少数的国民党员，因人少孤立，作用不大，在广大同学面前，不敢露出反动倾向。
  （三）学生来源
  乡师学生绝大部分来自乡村，出身于农民家庭。有一少部分来自城市,也大都是城市贫民。按家庭的成分来看:出身于自耕农、贫农、雇农的家庭，占80%以上，岀身于中、小地主家庭的占20%。至于当时的大地主、大官僚、大资本家的家庭子弟,多数人看不起乡村师范，因而在“三乡师”里是少数的。
  校风
  “三乡师”的校风，与当时的一般中等学校大不相同。从课堂的教学实行“教学做合一''，达到学用结合的新学风，到师生们在日常行动上所表现的勤俭朴素、艰苦耐劳的生活作风，再加上校中的特殊设备与组织，因此，在整个教育过程中，表现岀独特的新校风。
  （一）爱国教育
  爱国教育是国家整个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校对此非常重视,在招生广告中的“十项信条”的第四项中:“用犁把锄头，打倒帝国主义”。意思是说:反帝救国,必须从基层做起,必须有广大的农民来参加，因为当时的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是反帝的主要力量。在课堂教学当中，结合国文、历史、音乐教材对学生灌输爱国思想，启发鼓舞学生们的爱国情绪。国文讲义中，选有《最后一课》、《柏林之围》以及岳飞、辛弃疾、陆游等爱国诗人的诗词。历史课中,讲述岳飞抗金、文天祥忠贞不屈、戚继光剿灭海盗倭寇、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抗英等事迹。音乐课的歌曲有《满江红》、《木兰从军》、《苏武牧羊》、《东亚进行曲》、“一 •二八”沪战时期的流行歌曲等。
  在爱国行动方面;“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学生罢课,要求一致抗日，当时乡师学生会同五中学生，也同时罢课游行,在国民党临沂县党部门前示威,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1936年夏，华北形势日趋紧张，民族危急有增无已，国难当头迫在眉睫，学校当局便开始利用体操课、课外活动时间，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为投军从戎疆场杀敌御侮救亡作准备。
  1937年夏，“七七”事变爆发，学校师生组织抗日宣传队下乡宣传，激发民众抗日的情绪，动员抗战，并开始募捐，慰劳前方的抗日将士。
  临沂沦陷前后，乡师学生中有许多人投军从戎，参加抗日战争。
  （二）劳动教育
  “三乡师”为了鼓励学生们毕业后到乡村去，从事乡村教育，促进乡村建设。注重培养学生们从思想上树立“热爱乡村”、“热爱农民”的感情和意识。因为“勤俭朴素，吃苦耐劳”是中国农民的优良传统，学生们到乡村去，必须发扬这个传统，才能与农民打成一片。为了做到这一步，就需要首先对学生们进行劳动教育。学校在这方面，采取了下列教育措施：
  灌输劳动思想，树立劳动观念。利用课堂上的学习，结合国文课、历史课、音乐课教材，启发学生时劳动的新认识。如在国文所选的讲义中，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及其归田园后的田园诗，如:“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让学生看出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中社会，人人劳动，自耕自食，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在《归田园居》第二首诗中，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从这几句诗中，可以让学生看出他亲身参加农事劳动，早出晚归，勤劳不辍。陶渊明做过彭泽令,当时能放下封建士大夫的官僚架子，热爱乡村，热爱农民，热爱劳动，这无疑使学生也加深了劳动感情。在历史教材中，讲述大禹治水的功绩,说他在治水时，终日奔波，栉风沐雨，夙夜不懈,甚至手足胝裂，仍不辞劳苦，最可贵者，三过家门而不入，付出了最大的劳动代价，终于将水患治理，救民于水火。用这些生动的教材,来启发学生们的劳动思想。在音乐课中，乡师初创时期，曾大唱南京晓庄师范的一支歌曲一一《锄头歌》，系用民间小调作成，其中有段是:“唷呀啊咳!呀啊咳！ 除去野草，好长苗啊！呀啊咳！唷呀咳!”这是歌颂农民在田间的劳动。1932年，又在校中流行唱《农夫歌》,这个歌的头四句是：“穿的粗布衣，吃的家常饭。手拿旱烟袋，头戴草帽圈。”这几句歌词很生动地表现了农民生活上的朴素形象。最后有几句是:“士工商兵轻视咱！轻视咱！无有农夫,谁能活在天地间”！这几句说明农民的劳动在当时的社会里，是受到卑视的,但农民劳动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另外还有一首歌词是:“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教育学生谁都不靠，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来创造一切。用这些歌曲来鼓舞学生们的劳动热情和劳动兴趣。
  学校一方面对学生进行劳动思想教育;一方面安排学生们参加具体的劳动实践。在学校初创时期，提岀“师生共生活”、“师生共甘苦”、“师生劳动建校”。当时由老师带领学生，帮着工人修建校舍，学生们挑水和泥，搬石运瓦,到沂河岸上去抬沙,到银雀山下去推运石头，整理校院，修建甬路，种花种菜，灌溉畦田。学校建立2年以后，校园建设初具规模，这些临时性的劳动，也日益减少。为了使学生们的劳动制度化，学校当局开始以生产与劳动相配合。一方面使学生们学会生产上的技术，一方面又养成了劳动习惯。此外又成立了下列劳动组织：
  实验工厂:内设编织、缝纫、毛织、藤竹、木工等若干组。每组请有指导员，使同学们分组前往参加劳作实习，经半年后，所出物品销售上市。
  实验农场：1935年,学校在郊外购置土地16亩，开辟农业实验场，并聘请临沂县立乙种农业学校校长高树屏为农业辅导，让同学们到场轮流实习,进行选种育苗、下地耕种、施肥灌水，在收割之际，全校同学集体参加劳动。
  招收工读生：乡师在1935年专门招收工读生1个班，共25人,招生对象大都是城乡中极为贫苦的子弟。工读生半日课堂学习，半日到工厂劳作实习。
  （三）纪律教育
  学校为了维持秩序，保障学生们的学习，培养学生们优良品质，在本校的信条第六项中规定“自我做起，养成良好的习惯;以身作则，遵守铁的纪律”。在进行纪律教育上，学校积极采取正面教育。每天朝会中的训话，大都是启发学生遵守纪律，以劝勉、告诫、诱导、循循善诱的方式，使同学们自觉地在学习上、生活上走向纪律化。有时利用个别谈话对学生加以训导，对学生的自尊心无所伤害，因此收效颇大。
  学校极少对学生用记过、开除这种办法。所以说乡师的纪律教育,是以教导为主，惩罚为辅。
  集中管理，实行学生宿校制。乡师全体师生，一律住校，同住同食。每天5点起床，朝会跑步,早自习1小时。早饭毕，从上午8点至12点，4节正课。午餐后，下午1点起至5点止,两节副课，两小时的课外活动，晚饭后，晚7点至9点两小时的自习，9点就寝。一天内学习紧张，没有闲空，不准出大门，星期日放假,可以上街或者回家,但下午5点以前，必须返校。每天的早操朝会、课外活动、早晩自习，一律点名，不到者以旷课论。对学生们
  实行集中管理，更加强了教育上的纪律性。
  学生违犯校规违犯纪律,先由级主任或训育主任加以劝吿，不听者记小过1次，集3小过构成1次大过，记3次大过者，予以开除.对错误情节严重者，如殴打教师、辱骂教师，立即开除离校。
  对于学生们平素生活中细节方面,学校也很关切。时常教导学生对人要有礼节，说话要谦虚，态度要和蔼，尊敬长者;生活交际，礼让为先，言而有信;要质朴，不虚夸，等等。总之，乡师从课堂学习，到生活作风，皆有纪律约束，因此，学习紧张，生活严肃；上课时间，没有迟到早退,更没有旷课的。学生之间，吵闹、谩骂、斗殴现象，极少出现。
  （四）献身乡村教育事业心的培养
  献身乡村教育事业心的培养，是乡师办学的总目的,也是教育培养学生的重点。不论是思想、教学、生活各方面，都是围绕着这一个重点而进行的。所以在本校信条中的第一项就是:“以教育为终身事业，以乡村为极乐世界。”
  献身乡村教育事业，决不是仅仅当一名乡村教师而已，而是改造乡村、建设乡村的一番大事业。学校信条的第三项是:“改造小的乡村,沟通大的世界但是,献身乡村教育，改造乡村，也是不容易的。所以信条的第七项是:“利用环境，改造环境;遇有困难，解决困难”。为此，学校极力培养学生要坚韧不拔，要有毅力，要有克服困难、拼命苦干的精神，要打算深入穷乡僻壤,做改造乡村、建设乡村的开路先锋。
  在学生们的生活作风上，极力提倡勤俭朴素，艰苦耐劳。乡师所规定的学生制服，夏天是中式的裤褂，头上戴席荚子;冬天是一身中式粗布的棉袄棉裤，头上戴毡帽头。这个打扮,实际上是乡下农民的形象。这就使学生生活农民化，从而培养热爱农民的感情。
  学校对学生献身乡村教育的培养还进行其他方面的教育，使学生们不要沾染市伶们的恶习：骄奢淫逸，颓废腐化,浮虚夸张，华而不实，虚伪迎逢，阿谀献媚等等。反之，要从实际中学习农民的好榜样，如朝夕勤劳、言语质朴、对人诚恳、不弄虚作假等等的好风气、好习惯。
  （五）对社会的影响及社会舆论的评价
  “三乡师”自创办到停止，在临沂达8年之久。从开学之日起，它提出的“教学做合一”主张就引起了地方上的很大反响，尤其在教育界的影响，更加深刻。
  当时临沂城内的各县立小学，看到乡师学生们的劳动，皆群起仿效，由老师带领高年级的学生，到沂河岸上去抬沙，培养少年儿童们的劳动习惯。
  在临沂的省立第五中学，是当时临沂的最高学府。“三乡师”成立后，两校协作，互相帮助。校长徐眉生曾到乡师讲教育课,深受同学欢迎。五中教师到乡师兼课的也很多,借此来观摩、欣赏学校的新风气。星期天也常看到五中的教师来乡师游览参观。
  乡师在每年都要召开展览会、校庆会等各种带有社会活动性的大会,任人来校参观游览。当时许多的街道民众，看了展览出来的学生成绩,以及学校所生产的各种物品，都赞誉说:“这样的学校，教出来的学生，什么都会，对咱们穷人小户人家,是有好处的。”乡师同学因为穿戴都是土布中式制服，进城的乡下人，看见都夸奖说：“这些学生，没有洋气,真是庄户学生。”
  当时的临沂地方报纸《鲁南日报》，也经常刊登“三乡师”实验区发展乡村教育的新闻报道。因此，更引起地方上军政首脑的重视。1932年，临沂驻军第五十八师师长陈耀汉（校长曹香谷的学生），常到乡师看望曹校长，同时也常参观学校，对乡师的这种新风，赞不绝口。当时的临沂县长蒋国干（南京人,回族）以及后来的县长范筑先都亲到学校参观，对学校极口赞誉。
  校长曹香谷
  曹校长名曹兰珍，字香谷。山东郛城人，清末民初时的山东省立高等学堂毕业。民国以来，在鲁西菏泽、郓城一带历任中学教员、校长等职。1930年夏5月，来沂筹办“三乡师”，年42岁。
  曹校长性格质朴浑厚，待人诚恳。一生从教，工作认真，一丝不苟，富有责任感与事业心。他的桃李遍齐鲁，当时在军政界人物中,他的学生颇多，如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也是他的门生。他学识丰富，品德高尚，当时在全省教育界威望较高，他的学生，背后都称之为“曹老夫子”。是一位社会贤达，知名之士。
  曹香谷的思想，以及他从事教育事业上的抱负,在“三乡师”的10项信条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因为这10项信条，是他亲手制定的，与其说是全校师生的信条，倒不如说是他个人的思想反映。
  他热爱教育事业，但是对当时北洋军阀以至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教育制度都怀不满,认为中国的教育走错了道路。他既反对封建式的书呆子教育，更反对资本主义的洋化教育，因此他立志改良。在创办“三乡师”时期，他对于旧中国教育家改良派的主张，兼容吸取，古今并收。他最崇拜的是清末平民兴学的武训，称之为“平民教育家”。他所编的《乡村教育概论》讲义中，开宗第一章就是讲的武训。在校长办公室内，常年悬挂着武训的画像。他更赞赏当时中国的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同意陶在教育上所提出的“教学做合一''的进步主张，在乡师初期，大部分模仿陶行知在南京所办的晓庄师范的作风。他也同情当时“平教会”的平民教育救国的主张。他更极力倾向当时梁漱溟所领导的“乡村建设自治派”（简称“乡建派”）。“三乡师”后期在实验区的一切措施，完全走上“乡建派”的道路。
  在政治思想方面，他平素不大谈国政，偶而闲谈时，对于国民党的施政,则很有些抵触情绪。在当时军政人物中，他最崇信的是冯玉祥。对冯的治军有方，西北军的艰苦朴素，爱护民众，非常钦佩。尤其对冯本人地位虽高而没有官气，能接近平民，赞仰不已。
  在10项信条当中的第六条:“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这一项可以代表他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的思想光辉，也可以说是曹香谷教育思想的精华。孟子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将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两方对立起来，把劳力的人看成是被统治者，而把劳心的人看成统治者，这种错误思想，在历史上的支配有2000年之久。而他在这项信条中予以提高了一步，将劳力劳心统一起来,并且在劳力的基础上，来从事一切劳心的工作。
  曹香谷的生活作风堪称为人帅表：
  勤俭朴素，艰苦耐劳。他是以身作则作为全校的带头人，每饭都与学生们共桌而食，平素不请客，不宴会。一身粗布制服，穿好几年，一顶礼帽，陈旧不堪，平素不戴，只在开会出访时，才戴一下。主持校政，早起晚眠，昼夜不懈，来回进城，从不坐车，视察乡下实验区,往返三四十里，皆系步行。发现同学之中穿着讲究者，深不以为然，加以告戒,对于奢侈浮华，浪费摆阔，他认为这是社会上的恶习，在青年学生身上，必须根绝。
  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主持校政，八年如一日，事无巨细，亲身经手。无论校务如何繁忙，每隔三五日，他亲自査看寝室一次,对寝室的卫生清洁非常重视。每天的早操，按时先至,学生的早晚自习及课外活动，随时査看。对于学校的伙食，虽由学生管理，但他十分关切,对生活上的改善,时常与管炊事的同学商酌。对校院中的一草一木，都很注意，常与同学们闲谈，校院栽花种菜的布置规划，要从艺术化上着眼。他教导同学:凡事要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认真去办，敷衍了事，搪塞责任，也是一种恶习，要去掉它。
  关心青年，爱护青年。他在主办乡师时，以培育学生、教导学生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关心爱护学生无微不至。每天的早操训话，他都岀席，针对同学们的缺点、弱点，加以教导。有的指出，有的提醒，苦口婆心，谆谆教海。在乡师初期，因班次少，他让同学每人作日记，送交与他，亲自批阅，针对同学们思想不同，加以批语予以不同的指导。1931年夏，沂城发生水灾,淹了四隅。秋季开学后，城中有少数同学因家中墙倒屋塌，开学缴不上学费。他知悉后，当时为之代缴。一级一班王居濯同学，因思想进步，不容于那时的政治环境。当时他虽为校长,在历史的条件下,也无可如何。但他岀于爱护青年的心情，对这位同学作了妥善的安排，使其离校，送与路费，并介绍他到乡下去当了小学教师。在那样的环境里，他这种做法，也是用心良苦、难能可贵。
  教人教己，自学不辍。教人教己，这是他所制10项信条中所提岀的一句话:“以教人者教己”。就是教他人必须教自己，自己得先学，这样教与学联起来，自己的学识才能长进。这点他也是首先躬身实践。在他的办公桌上，书籍很多,除了每天的报章外，教育类的书籍不少，其中有一部《陶渊明集》，他稍有闲暇，即看陶集。一次有的同学问他，看陶集有什用处。当时他说:“陶渊明处于东晋的乱世黑暗之际，他无力改变现实，退隐田园，从事农田劳动，吟诗消遣。这个人志行高洁,不与当时的权贵同流合污，这是陶渊明的品质最高贵的地方。”最后他又说,“读书贵在修养自己品格，好的地方，我们要学习它。”
  学校的革命活动
  “三乡师”成立后的第二年，1931年秋，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在3天的时间内，失去了东北4省（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国家的灾难，民族的危急，迫在眉睫。为了适应事变后的新形势，在中共上级党的指示下，决定在“三乡师”首次建立党支部，由陈向道、王居濯和赵昭3人负责，赵昭担任书记。从此，“三乡师”的学生革命活动,就在党的领导下开展起来。
  （一）罢课示威，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了不抵抗主义。因此，激起全国学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1931年的10月间，在党的领导下,临沂城的学生也发动了罢课游行示威。这次行动由“三乡师”和临沂“五中”学生发起，争取临沂城的各校学生参加，在临沂城内南北大街，列队游行，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工农商学兵一致联合起来”、“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实行对日经济绝交”等口号。游行队伍，一直来到城隍庙街的国民党县党部门前，县党部的负责人，吓得不敢露面。当时群情激愤，将国民党所组织的御用“反日会”（反日会，实际上并不真反日，是国民党缓和民众抗日情绪的一个御用团体）的牌子砸毁。这次游行示威，大大地助长了民众爱国的热情，激发了民众抗日的情绪。
  （二）罢课罢考运动
  1933年夏5月间，学校办了一次成绩展览大会。同学忙碌了好几天，事后，紧接暑期考试。当时教务处宣布:复习时间为一个星期。同学闻悉，无不恐慌。因课程不下1。多门，复习时间太短。各班推岀代表，向教务处请求放宽复习日期;考试课程，要指岀考试的范围，以便复习。但当时的教务主任丁长松（字秀峰，河北冀县人）坚决不允。
  当时，地下党支部的负责人赵昭，看到丁秀峰拒绝同学们的要求，蛮不讲理，而同学们群情激昂，认为时机成熟。遂暗与鲁先潮、刘洪毅、马金图等进步同学发动罢课罢考。在一个晚间，夜半以后，通知一、二级的全体同学到二级一班的教室内开会，经赵昭宣布，一致讨论通过各项罢考行动计划。
  第二天罢课。校方知悉后，当即召集了一次紧急校务会议,决定应付对策。至上午9点时，校方通知全体同学，到大礼堂开会。大会由教务主任丁秀峰主持，同学们对丁无不厌恶。他3次上台讲话，皆被同学撵下台来，弄成僵局。最后由事务人员刘鹏南、叶瑶圃等岀场劝说。学生才答复上课,但对考试问题,仍坚持原来要求。刘、叶等人答复向校方转达同学们的要求，请听候处理解决，这才散会。
  当晚8点,校长曹香谷召集同学，在校长办公室门前开会。到齐后，校长作了很简短的讲话，声音低沉，眼中含泪，最后宣布,期考不再进行，明天放假，同学回家，立时散会。一场风波，宣告结束。
  （三）殴打国民党文化特务张箴三事件1933年秋季开学，学校请王敬可第二次回校任训育主任（王在乡师开办时，担任国文教师一个学期即离校），国民党的文化特务张箴三趁机潜入，把持了训育处。
  张箴三本是校中职员，不能带课，但他竟然带起“公民”课来。“公民”课，原系国民党的“党义”课，可张在上课时,大反常态，大讲“唯物史观”、“社会科学”、大骂“旧社会”,攻击“封建道德”等等。因此，当时颇受同学们的欢迎，认为他是个进步教师。张又装岀态度和蔼，平易近人，课外时间，多与同学接近。一些进步同学，更乐于与之交谈。时间不长，他便将同学们的思想、行动，摸清了底。因他在驻军中熟人较多，他以此恫吓同学,并在校内散布流言，说是当地驻军要搜查学校，于有的同学不利。他又暗中将进步的同学叫到他的屋中，假仁假义的安慰,说什么:“我是爱护青年的，不忍心看着同学们吃亏，这种环境，最好离开。” 张箴三以阴险的手段欺骗同学。虽然耍得巧妙，但渐渐露岀破绽。从他的神情动态，同学们也有些觉察。于是在党的指示下，以赵昭、鲁先潮等人为首，决定对这样的阴谋分子给予打击，接着爆发了殴打张的事件。
  这天晚上，张箴三手持手电筒，到二级班上查看自习。来到教室门口，迟迟不进（张这时也知道同学们看出他的阴谋，又知道二级是最进步的两班学生）。同学故意请他进来，他仍有疑虑。就在这时，同学们把预先准备好的石头纷纷从屋内砸出来，张当时身上挨了好几块。他转身逃走,接着后面石子紧追。张拼命狂奔,越过荷花池的西边向南狼狈逃去。
  张箴三自被打后，原形毕露,公开与六十六旅勾结，来威胁、镇压学生。学校空气，骤然紧张。大批武装人员，不时地荷枪实弹出入学校。有时正上着课，士兵闯入教室，站在后面,怒目扬眉，威胁同学，使师生们上课不安，人心惶惶。
  同学们在这种恶劣形势下,纷纷离校流亡。四班同学离校出走的占去2/3,造成了学校停课，一个朝气蓬勃的“三乡师”,被阴谋分子张箴三这一搅闹，变得死气沉沉。不久,学校号召同学归校。最后有18名同学未回，学校按“逾期不归”挂牌除名。
  （四）酝酿殴打国民党爪牙白民斋事件
  1935年，学校训育主任白民斋,系国民党的忠实爪牙。在校内公开辱骂共产党，反对抗日救亡运动，压制进步同学。这时地下党组织派王涛进入了“三乡师”，恢复了党支部的活动。在王涛的领导下，曾召集进步同学，在北关回龙寺开会，计划对白民斋这样顽固不化的恶劣分子予以打击。但因有人泄密，白知后有所防范。这次虽未成功。但白民斋的狂嚣气焰，收敛了不少。
  附录
  （一）“三乡师”校歌
  泰山苍苍，沂水泱泱，琅琊古郡，文化之邦；
  二疏高风，五贤流芳，蔚为鲁南无。
  互相砥砺一堂，群居之乐洋洋；追怀先哲，光大发扬；
  青年，青年，力图自强！
  锄头冲破，封建樊墙；笔尖唤醒，蚩蚩之氓；
  教育救国，国运无疆；白日，青天，山高水长;水长！
  （二）“三乡师”大礼堂对联
  上联：你要问俗观人须到豆棚瓜架下
  下联：我愿牧童樵子皆在春风化而中
  横拨：到民间去
  （兰山区政协供稿孙笑生等口述 郑敬之执笔 杨丽整理）忆山东省立第四联合中学
  1939年初春，在蒙阴县东部山区一个叫坡里的小镇上，岀现过一所历时很短暂却颇有影响的学校。这就是“山东省立第四联合中学”。3月初开学,6月中旬因战事解散,前后约100天。当时我是校中低年级（初中一年级）学生,16岁。如今时间已经过去40多年了，但回忆起这一段往事.不仅历历在目，而且梦萦魂绕。
  1938年下半年一开始，日本侵略军在山东已经完全控制了主要交通线，铁路、公路及其沿线大中小城市都被日军占领和控制。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部队集结在沂蒙，着手创建沂蒙抗日根据地，山东纵队成立后，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就驻在沂水县。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和国民党五十一军、五十七军相继集中到沂蒙山区。当时，国民党方面出版了《民国日报》，共产党也在沂水创办了《大众日报》。表面上是国共合作的局面，实际上是国民党的所谓“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已经出笼，双方斗争已经相当激烈。
  就在这样的环境形势下,1939年，第四联中诞生了。名义上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所辖的一所官办学校，实则它是当时从济南和其它府县流亡出来的一批知识分子的集合体，是一个颇有进步色彩的抗日救亡团体。因为据我所知，校长李澄之，训育主任徐启周，教务主任梁竹航、彭畏三，事务主任杨云阶、耿光波等，在学校解散之后,都先后加入了八路军。除上述人士之外，当时“山东三老”之一的范明枢和莱芜的亓养斋，都曾以讲学的方式留驻学校，给师生做过多次讲演。解放后曾任全国曲协主席的陶钝（原名徐步云）当时担任初中三年级国文教师。解放战争时期曾经担任胶东区参议长的莱阳人李兰斋，教初中一年级算术课。
  沂蒙山区的这个小镇,由于一下子涌进数百口男女老少，也由于当地的抗日民运工作蓬勃开展,骤然间添了不少生气。学校校舍是一家停业酒店的两个院子,分别坐落在一条南北小街的东西两侧,相距约60米，被人们称之为一院和二院。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起床号把师生从床铺（学生睡地铺）上叫醒。然后每个人携带漱洗用具，到门前街道上集合整队,跑步到村外一条小河边，用河水洗脸刷牙。然后,集合在河岸沙滩上做晨操。这里也是体育课和文娱活动的场地。在这样的场地上，球落地是弹跳不起来的，而且也缺少球篮，随手在地上一划，“球场”就出来了，在安放球篮的地方划一个圆圈，比赛的双方多派出一个队员站在圈内原地不动，只要这个队员能拿到球，就是得分。这种别开生面的篮球赛，是我一生中所仅见。这里要特别说到我们的校长李澄之，那时他将近40岁的年纪，长发背头,身穿一件新蓝土布对襟短棉袄,常以矫健的身手生龙活虎般活跃在这沙滩球场上。这个形像，至今犹在眼前。
  为了适应战时体制，在军事教官的主持下，每个年级都有军事课。星期日，学校多次组织爬山野营和长途行军。全体师生都打起背包。学生还要随身携带当作课桌用的一个特制木板，只需把缀在板上的一根线绳套住自己的脖颈,左手擎住木板在胸前端平，右手就可以在板上写字和摊书。训育主任徐启周是个很岀色的歌咏队长，他可以指挥几百人的大合唱。每次集会，《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毕业歌》、《五月的鲜花》等抗日救亡歌曲此伏彼起，弥谷遍野。有一次周末晚会上，当徐启周一家人唱完《松花江上》的时候，在昏暗的庭院中,看不清人的面孔,只听见一片啜泣声。
  战事改变了人民的生活,也改变着教育。如今我回忆一生受教育的过程，同正规学校教育相比较，战事所给予我的启迪和开拓，第一个特点是速成，第二个特点是内容丰富，印象深刻。“四联中”不是一所普普通通的学校，而是一支半军事化的抗日救亡教导队。它固然有一套近似正规的课堂教学，进行基本文化科学知识的讲授和学习;但它同时于课上课下更大量地进行着民族救亡运动的组织和宣传，而这后者，正是它的特点所在，生气所在。我们初中一年级国文课,除了课本上的《费贞娥刺虎歌》和《左忠毅公轶事》这些传统课文之外，还讲授过油印教材，比如台儿庄战役的战地报道。从教师们的口中，经常可以听到要求改革旧一套教学的呼声，主张课堂教学要从当前抗日战争实际出发，做到学以致用，如地理课应该补充讲授沂蒙山区的地形和交通，卫生课应该教习战地救护知识,等等。虽然由于学校存在时间短，这些倡仪未曾很好实施，但是教学的空气却是新鲜活泼的。徐步云老师已经开始组织了一个文工团,排练过一些节目，这些节目没有来得及正式演出，学校就解散了。不过，一次晚会上，在校院的土台上，确实演出过老舍先生的新编抗日京剧《忠烈图》,演出者是谁,现在回忆不起来了。
  彭畏三老师是不常到低年级的，他好像在高年级授课。不过有一次，我们班举行讲演会，班主任把他请来了。他看完了我们班同学的讲演之后,给全班讲话。讲话的大意是，讲演者必须有充分的自信,去宣讲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这时候，讲演者要把自己的听众看作水平远远不如自己的人。彭的体躯伟岸，面孔白晰方正，一副黑框眼镜后面，二目灼灼有光。在老师中间，有人戏呼之为“花和尚”。他曾经给师生们讲述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一年之前，在山东省会济南，日本驻济南的领事怎样向韩复築欺骗诱降，韩开头是怎样迷信日本人不进攻济南的保证,后来又是怎样在日本人的进攻面前，慌忙炸毁黄河铁桥，弃城而逃。这真是一切抗日的中国人之耻，也是一切爱国者之愤。在我的记忆中，彭畏三还与另一件事联系在一起。当年，《大众日报》社还岀版一种期刊，刊名《大众》。用的是很粗糙的土制纸,是日报对开的版面，折迭毛边，不加装订，多刊登和转载一些理论性文章。一次，我走进村里唯一的一家邮政所兼营书店的小铺子，当我刚刚把买的一本《大众》拿到手的时候，正好彭畏三从这家铺子的柜台里边走出来。他笑着问我:“是否看得懂？”并随即告诉我:"不懂可以慢慢读，硬着头皮读下去就会懂的，而且会懂得越来越多。”
  1939年4月，在博山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太和庄惨案。国民党山东特务头子秦启荣袭击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的一支干训队，以鲍辉主任为首的数百名干部遭到伏击，死伤惨重。惨案发生后，沂蒙山区形势十分紧张，国共两党的大规模摩擦有一触即发之势。消息传来，在“四联中”全体师生中间引起强烈震动。我记得当时以全校师生名义发过一个呼吁电，呼吁双方以抗日大局为重，保持镇定，报请领导当局处理，勿使事态继续扩大。当时有一个主张，要把“四联中”师生队伍开赴双方对峙地区，以求缓冲。今天来看，这当然是一种糊涂软弱的姿态，但在当时,却也是热血沸腾的。
  1939年春，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曾派刺客潜入日伪占领下的济南,剌伤当时的汉奸教育厅长郝书暄。行刺的人安然返回之后，东里店曾经大肆表彰这位义士。当时《民国日报》上曾经发表一篇文章《济南锄奸记》,就是记述这件事的。
  亓养斋那时已80多岁，由他的一个孙女陪侍着，在校中住过一段时间。大概在1939年3月份,黄花岗72烈士纪念日，亓老给全校师生做过一次报告，讲的是他随同孙中山的一段经历。与亓老差不多同时到校的范老，精神矍铄，十分健谈。他讲话的次数较多，天上地下，古今中外，学识渊博，兴趣广泛。记得这年清明节前，范老讲过《左传》里的一个故事一一介之推。还有一次,在讲到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武士道时，范老强调：当前抗日军民也有必要向敌人"学习''，日本人忠于天皇，我们要忠于祖国，忠于民族。范老说，日本人有3句话，是妇孺皆知，并且身体力行的。这三句话是:“知恩为最大认识，感恩为最大感情，报恩为最大意志。”范老说:“我们对自己的祖国和民族要有同样的认识感情和意志。”范老年逾古稀，而身体健爽，他讲述过好多养生之道。记得其中有一项是大小便时禁声合齿,据说这样有利牙齿的保健。
  “四联中”是在抗日洪流中诞生的，是抗日战争初期统一战线的产物。既然是洪流，就会有逆流;既然是统一战线，就不免有斗争。“四联中”的内部斗争是触目惊心的,就连我这个童稚,当时也是深深感受到了的。
  斗争是在以校长李澄之、训育主任徐启周为代表的抗日爱国力量和以军事教官宋洽邦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之间进行的。校长和训育主任的宗旨是团结全校师生共赴国难，其所作所为,昭昭在人耳目，是光明磊落的。而以宋洽邦为代表的顽固派却处心积虑，躲在阴暗的角落空，搜罗党羽，阴谋策划见不得人的勾当。宋洽邦，四川人,黄埔军校出身，陆军少校。到校之初，还给各班上过几堂军事课，随后，就不再见宋教官上课了，上课的是另一位姓王的教官。宋的寝室兼办公室是二院过道门房的套间，可能是原来酒店的帐房，门口挂上了一个白布门帘。只见一部分高年级学生岀出进进，有时看见里面说笑打闹，有时看见伙吃零食，吸烟喝茶。据说,那里面就是三青团活动点。大约在太和庄惨案之后不久，就看见宋教官和他的喽罗们（几个高年级学生）用手枪在学校后院打靶,像是在向什么人示威。后来，待到学校解散时，很快就有消息说，宋教官拉着20多名高年级学生走了，并且都发了枪支。
  1939年6月初，日本侵略军从西、北、东三面发动了对沂蒙山区的大“扫荡”。6月8日（农历四月二十一日）,对山东省政府所在地东里店进行了空袭轰炸。6月15日，全校撤出坡里，集体转移到附近山上。过了两天，宣布解散，学校发给每个学生5元遣散费（山东省民生银行蓝色版5角券10张）。学校指派部分教师分头护送各路学生，突破敌人的封锁，避开敌人的扫荡，返回各自的原籍。另有一部分教职员和高年级学生，在校长李澄之的带领下，投向八路军，参加打游击。后来，当我听说在这次反“扫荡”中，“四联中”的老师和同学有人参加了岱崮战役，胜利地打退了日本人的进攻时，我眼前就再现出当日学校在一座大山顶 “拉练”的情景。
  就在撤出坡里之后在山上周旋那两天里,有一次，日本的飞机在头顶上嗡嗡一阵又飞走了。在一个小山顶的树林里,停下来几匹马，几个国民党士兵护卫着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驼灰色夹袄,鼻架银丝眼镜，年约50开外的人，听人说他就是梁漱溟。梁是不久之前被国民党当局派来山东省处理太和庄惨案的。梁到达沂蒙之后，曾应《大众日报》之请题词，那个题词是:“一心御侮,不杂他念，是所望于抗日同人”。
  我对“四联中”的回忆，内容有限，却可以说明抗日战争时期学校教育的一个断面，也约略可以讲岀山东省部分中上层知识分子（其中不少国民党员）是怎样从国民党阵营中分化出来，投入人民革命洪流的过程。对我个人来说，这段经历则记录着我的人生启蒙,使我开始走向觉醒。
  （兰山区政协供稿杨春华撰王西献整理）沂水县立乙种蚕业学校略述
  沂水县立乙种蚕业学校，始建于1915年,1925年改名为沂水县立职业学校。笔者于1925年春考入该校就读，时年11周岁。现据记忆对母校略述如下：
  校址校舍
  沂水县立乙种蚕业学校校址在城南茶庵街地藏庵〈今沂水师范校园东北）。学校校门是南向一间过道，廊檐上挂一黑底金字匾额“沂水县立职业学校”，为县知事陈珂题书。大门两边各挂一虎头牌,虎头下面各有4字，右边为“学校重地”，左边为“闲人免进”。
  进入大门有前后两院。前院正面为3间大殿，有走廊，是甲班教室。大殿西边是3间配殿，无走廊,是乙班教室。东边3间配殿，也无走廊，是教员宿舍。中间3间大殿高于两边配殿，殿前有台阶。前院西屋3间，是教员宿舍兼办公室。大门两边各有耳屋1间，作传达室和校工宿舍。耳屋两边各有南屋5间,是学生宿舍兼自习室。当时沂水城的高级小学除教室外，每班都有自习室。室内有课桌坐凳，但不面向一方,而是两桌对着安放。学生上自习和做作业都在自习室。另外还有寝室。县立职业学校校舍少，只好自习室和寝室合用，以床当坐凳。校院西南角有南屋2间，作储藏室，室内存放养蚕设备，如蚕架、蚕箔、切桑刀等。
  乙班教室西头是一夹道,通过夹道即进入后院。后院是约有2亩地面积的麋场，有篮球架等体育设施。夹道西边和操场西头有2间西屋，是学生宿舍和伙房。
  学校有2处桑园。一处占地约20亩，在现化肥厂处，全部植桑树和桑苗;一处在校门外路南相家林（现粮食加工厂一带）以北,这块桑园约有3亩。
  教职员工
  学校校长先后有张文道，沂水西乡尖窝村（现属蒙阴县）人；刘维章，沂水县姚店子乡埠前庄人。国文教员刘益生，沂水城北关街人;主任教员郑佐衡，沂水城北关街人（教植桑养蚕课）；算术教员徐自忠，沂水城北徐家洼人。另外还有英语、历史、地理、自然、卫生、音乐体育等科。担任这些科的教员有谭新荣,沂水县许家湖乡谭家营村人;张桐斋，沂水县友兰官庄人等。另有校工、炊事员各2人。
  班级课程
  该校学制原为3年,后改为2年,招收初小毕业生入学，年龄不限制。共有两个班，每班40人左右。
  “五四”运动后，有些省的高小学制由3年改为2年,课本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但此时是张宗昌督鲁,他不但不对学制进行改革（高小学制仍是3年，课本仍用文言文），并且下令读《五经》、《四书》。初小四年级读《论语》,高小读《孟子》。还规定学生作文要一律用文言文。县立职业学校则比较先进，学制由3年改为2年，课本改为白话文。当时语文课本有两种，一是文言文，叫《国文》，一是白话文，叫《国语》。历史、地理、自然等，也印有文言和白话两种课本。其他各学科都用白话文课本，不读经,将读经课改授植桑、养蚕课，学生作文，文白皆用。职业学校的课余时间，由郑佐衡老师带领学生到桑园学习植桑剪枝技术。到了养蚕季节，停课一个月，让学生采桑喂蚕。蚕到二眠后，在教室内支上蚕架，架上一层层的蚕箔，实际是蚕匾，用木头做成框、钉上芦席，每个箔长约1.5米，宽约0.8米。学生分组看箔,夜间轮流值班喂蚕。蚕老眠至全身变成黄白色即上簇。蚕结茧后，不售茧,让其岀蛾产子，推广蚕种。当时沂水县民间喂的蚕都是三眠蚕，结黄色的茧。职业学校喂的蚕都是四眠蚕，结白色的茧，是新品种。但当时蚕农对新品种不认识，不愿喂，不好推广，所以当时培育的蚕种大都调往外地。
  职业学校不收学费。考入职业学校的多属家境不宽裕者。当时高小学校的学生都穿统一制作的制服,还成立童子军，很神气。而职业学校的学生都穿便服，与高小学生相比，有一种自卑感。
  1925年冬天，土匪刘天增部窜到沂水,进驻城南南庄（距学校很近），学校停课，学生解散。同时也因为职业学校改行新学制，提倡白话文，不读经,不符合当权者的口味，所以再未复课, 从此停办。
  （沂水县政协供稿张之栋撰朱学民整理）岸堤干校
  在今山东省沂南县岸堤镇驻地东，一座宽敞的庭院坐北面南。门前汶水清澈，远处艾山葱绿。庭院门楼上镶嵌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8个大字。门旁镌刻着对联,上联为“巩固统一战线”，下联为“争取最后胜利”。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被人称为“岸堤干校”的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
  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了泰山徂徒山抗日武装起义，组建了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5月下旬，山东省委改称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为解决抗日干部的不足,6月初，边区省委决定建立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直属边区省委领导。干校由省委宣传部部长孙陶林兼任校长,刘建中任生活指导部主任，潘维周任政治部主任。6月初开始招收学员（由部队及地方上动员保送），月底入校学员200余人。学员在新泰县南鲍庄集中，编为政治、军事、民运3个中队，去蒙阴大庄正式开学，后来又到滕县雪山寺一带学习一个月，于8月13日毕业。首期学员的学习是在行军和战斗中完成的，既无校址，又无专职教员，讲课的大多是省委负责人，如郭洪涛、程照轩等。
  同年8月20日，干校随省委到达岸堤。月底在岸堤招收第二批学员，原定400人，实到600人。由于学校规模扩大,学员人数增多，省委决定，除从第一期学员中选留部分工作人员外，又增派一批干部到学校加强领导:钟辉任政治处主任，李浩然任组织科科长，郑琳任宣传科科长，管戈负责教育工作。11月，黎玉从延安回来，带回大批干部。在充实省直各部门和各地区的同时，也向干校派来一些干部，并带来大量学习资料。此时干校教职员工已达100多人。为切实把学校办成抗大式的学校，在省委领导下，干校进一步健全了领导班子和教学机构。孙陶林仍兼任校长，梁海波提任副校长，并设立了校部，夏云任校部秘书。校部设3个处:一是政治处,徐元泉任主任，主持学校日常工作，下设组织、宣传二科;二是教育处，贾丰任主任，下设政治教育科、军事教育科、文印科;三是总务处,赵龙图任主任，下设供应科、财务科、管理科。
  干校一、二期时,学员只分军事、政治、民运3个中队。第三期增设了妇女队。第四期设军事、政治、民运各两个队，还增设了青年队和地方武装队。第五期又增设了教育队和财经队。中队以上设大队。第一期大队长翟明仁，第二期大队长谢锡玉，第三期大队长崔兰亭。四、五期两个大队,除设大队长外，又增设了教导员，一大队队长李汝勤，教导员丁辉;二大队队长崔兰亭，教导员王永周。
  干校的办学宗旨是:遵照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培养党政军干部，以发展山东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教育方针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主要课程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争》、《抗日游击区各项基本政治》、《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民众运动》、《军事技术》等，此外还有一些专门课程。课程的内容从实际岀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少而精，学以致用。除专职教师外，领导干部，包括省委领导同志也经常给学员上课。
  干校生活完全军事化，每天上课号吹响后，学员们便背上背包，整整齐齐地列好队，高唱抗日歌曲，以军人的步伐开到河边树林里听课。公共课经常上“大课”，专业课按中队分头讲解，自习时间开展讨论。晚饭后，让学员们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晚上开展2至3个小时的小组会，讨论学习的功课。
  干校生活比较艰苦，伙食标准为每人每天原粮2.5斤，菜金3分钱（包括3钱油、3钱盐、半斤菜），几天才能吃上一点肉。夜间睡地铺，有的学员无被子，就大家合盖一床。天不明就起来上早操，冬天也到汶河里洗脸。
  当时，战斗频繁。在1939年6月1日开始的历时40多天的反“扫荡”中，干校学员遵照山东分局的指示，经常抓住有利战机对小股日军进行围击,缴获武器武装自己,对溃逃的国民党散兵游勇进行驱赶，收缴武器,从而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
  学校还十分注意做群众工作，并始终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形势放在首位。师生常在驻地召开纪念会、庆祝会或文艺晚会，邀请附近群众参加，军民联欢。
  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是革命大集体，它把千百青年培养成为全心全意为民族的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革命战士，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沂南县政协供稿高军撰）鲁南干校创办始末
  1939年，罗荣桓率领一一五师师直机关和六八六团进入鲁南，配合地方党组织建立了以抱犊圃山区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建立了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中共鲁南区党委鉴于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急需干部，便于1940年秋在抱犊簡山区创办了鲁南区抗日干部学校（简称鲁南干校）。
  鲁南干校以培训区、乡基层干部为目标，设行政干部队。不久，津浦沿线的日伪军向鲁南革命根据地发动“扫荡”，国民党东北军和地方顽军也向抱犊崮山区蚕食，鲁南抗日根据地处于收缩局面，成为“一枪打得透”的根据地。此时，凡从游击区转移出来的干部就先安排在干校，边学习、边等待新的工作安排，一有任务,即随时调走。当时学员最多达200人左右，其中行政干部队五六十人,妇女干部队三四十人，还有从郯城、临沂等地转来的基层工作干部。
  鲁南干校隶属鲁南专署，校长由专员于化琪兼任，副校长由区党委组织部长魏思文兼任，教导主任先是靳怀刚，后为靳光南。校内设有教育、组织、总务等科,先后提任教育科长的有刘启元（原名程舜亭）、萧芳洲、黄华，组织科长有刘坤、刘砥石，总务科长是从学员中选拔的司建兴。
  学校一直随鲁南专署活动，先后在边联县的涧村、花园村（今苍山县下村乡）及邹东等地驻扎。学员大都是由抗日民主政府介绍而来，也有的是从农村动员出来的妇女，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中学、小学程度的，还有文盲。因此,这些人还需要补习文化。
  鲁南干校在训练在职干部的同时，还培养新的干部，以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组织机构与生活方式实行军事化：队有队长、指导员，队以下又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在政治教育的同时，还进行军事训练,1/3的学员配有枪支、手榴弹，随时准备参加战斗。
  鲁南干校的课程，以政治课为主,文化课为辅。政治课主要有：《社会科学概论》、《中国近代革命史》、《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以及上级领导人的重要报告和文章。一般是上午上课（由主讲人作报告），下午分组讨论.课程除由学校负责人主讲外，还请鲁南区党委、专署的领导同志来作辅导报告。文化课为补习性质，设有语文、历史等课程。
  1941年夏，学校由邹东转移到沂河地区。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和开辟新区，学员大部分分配了工作。同年秋，剩下的学校干部和三四十名学员随区党委领导到郯城东北的苍马地区,在新建的临沐县办了一期小学师资短训班。短训班学员有七八十人，教员多是临沂、郯城两县教育界知名人士，如临沂职业学校的宋镜荣、临沂二小的校长何揖山等。该培训班对以后该地区教育工作的开展，起了推动作用。短训班结束后，干校随区党委机关又转回到鲁南山区。但由于当时形势恶化,对敌斗争更加紧张,鲁南干校暂时停办。
  鲁南干校复办于1944年8月，地点在温河县（今费县梁邱一带）。开始叫鲁南青年训练班，主任董开福，副主任何杨（女）。不久，董、何调走,付展如、王文彬分别接任正、副主任。学员分2个队，一是妇女队，一是民运队。学校迁到抱犊崗之后仍叫鲁南干校，办了两期，每期300人左右。1945年春，鲁南干校并入鲁南中学,地址在上大炉。校长蔡德琪（女），主任王文彬，副主任邱天一兼组织科长，教育科长吴琨。学员分3个队，一是妇女队，指导员吴琨;2个小学教员队，一队指导员王文彬，另一队指导员邱天一。是年夏，学校第三次命名为鲁南干校。同年秋，易名“鲁南建国干部学校”。日本投降后，学校迁至滕县城东山区，学员分配了工作，校长蔡德琪调走，汪星接任校长，新招学员除正常学习外，还参加社会活动，搞反奸诉苦等。1946年初，鲁南干校迁至邹县大王店，师生集中学习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然后分派到各地进行土改试点工作。土改后,学校又办了一个短期干训班，主要是对县、乡两级干部进行形势教育，以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主，并开展社会调査活动。
  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干校师生和鲁南区各级党政干部500多人一起北撤，编成5个队，汪星任书记，王鹤平任校长。学校北撤到渤海地区之后，师生全部分配了工作,至此鲁南干校停办。
  （苍山县政协供稿张文强撰）沈鸿烈所办的东里店干校
  1938年冬，沈鸿烈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在沂水县的东里店（现属沂源县）安下摊子后，为了笼络国民党地方各级政权组织，扩大政治势力，巩固其统治地位，于1939年春天开始举办干部训练学校。
  为解决省政府机关住房和干校校舍，1938年冬至1939年春，在东里店北山坡梯田上修建了300多间草房,并在较平展的地段上用木杆和草苫子建了一座可容纳1000余人的大礼堂。沈鸿烈为了提高干校的声誉地位，特电请蒋介石为名誉校长，沈自己兼任校长,雷法章兼任教育长。
  1939年3月间，校舍基本建成,即开始招生。一是从各县调训在职干部、职员，二是从社会上招收学员。其中县长班，报考资格是大学毕业，年龄在30岁以上;佐治人员班（秘书、科长），报考资格是高中或后师毕业,年龄在30岁以上;合作班，报考资格是初中或乡师毕业,年龄在25岁以上;政训班、民运班,报考资格为高小以上，年龄不限。其中合作、政训、民运3个班只报考,不调训。各班学员数：县长班80人,佐治班160人,合作班80人，政训、民运班各100人，共500多人。各班设班主任1人，当时合作班班主任是阎丽天,曾当过郯城县长。
  军事训练班设中队长1人，下设分队长3人;分队以下为班，每班10人左右。军训是徒手训练，各种步法、列队、野外演习等。还举行了一次夜行军，夜间带行李紧急集合,行到张家坡村返回，路上不准吸烟和照明。训练课程:课堂上课和军事训练并重。主要课程有《总理遗教》、《领袖言行》、《抗战建国纲领》、《八大政策》、《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新县制》、《兵役法》等。各班还有专修课程，如合作班有《合作概论》、《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上课时每人一个小“交叉”当座位，一块小木板放在腿上当课桌写字。除按时上课学习外,还经常约党政军要人讲话，沈鸿烈专讲他的八大政策。每逢星期一早晨，省政府机关人员和学员都集中在大礼堂举行总理纪念周，并听各部门的工作汇报。
  沈在讲八大政策时，对共产党八路军大肆攻击，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还诬蔑八路军不服从政令，破坏抗战等。“太河惨案”（1939年3月30日）过后不久，秦启荣到干校讲话时，将责任全推到八路军方面。
  当时的干校，还包括党训班、政训班，这就是所说的“宏开三校”。
  在校期间，记得有个善于拍马屁的音乐教员还编了一首颂扬沈鸿烈的歌，歌词仿照国民党党歌，共12句，曰“翳我沈公，首来后方。领导抗战，艰苦倍尝。八大政策，纲举目张。宏开三校，示我周行。党政军民，意志坚强。同心抗战，日月重光”。
  1941年省政府和干校迁往临駒吕匣店子后,有人提出这个歌混淆了国民党党歌，从此停止教唱。
  学员待遇，每人发一身草绿色单制服，单军帽。由校方管吃,膳食包给随沈鸿烈省政府移动的三星饭店。这个饭店是省政府的某些头目集资兴办的，专为省政府要员们服务。当时沂水城的一些商号也到东里店开设饭店，盛极一时。
  1939年6月初，日寇飞机15架,分两队，前七后八轰炸了东里店。敌机由东北方向飞来，并未俯冲，系高空投弹，投下200多枚炸弹。落到镇东半部及东郊外田野里，弹坑达四五米深，镇的西半部未中弹。当时大家听到飞机马达声，都跑岀屋外，笔者在干校宿舍前小沟里目睹了轰炸实况。因干校在北山坡上，飞机从东北方向来，及至发现目标，早已飞过，故干校得以幸免。当晚省政府和干校分别转移，干校向东南转移,天明到达公家场村。远远听到机枪声，情况很紧，这时校方每人发给5元钱的路费，命令尽快疏散。连报考时各人的学历文凭和工作证件顾不得发还,有的连5元路费也顾不上领，就纷纷逃离了。
  1940年，沈的省政府由唐家沙沟迁至临駒县的吕匣店子，又恢复了干校，以调训为主。
  这时沈在全省推行新县制，由民政厅派出新县制视察员若干人，赴各县帮助具体实施。派赴莒县的视察员叫刘兴民（沂水县黄山乡河北村人），他到了莒县县政府第三办事处（当时驻碁山一带），我当时在该处当工作队员，主要检查教育工作，他叫我当助理视察员，由民政厅发工资。
  “新县制”即在原有民、財、建、教4科的基础上，增设社会、军事、宣传3科.宣传科暂缓设立，由国民党县党部和三青团部负责宣传事宜。司法方面取消承审员，改设法院，司法独立，不受行政干预。后来由中统领导，抓捕镇压革命群众由法院执行，所以法院实际成了镇压革命的特务工具。
  新县制规定，每乡设乡长1人,兼自卫队长;乡队副1人，管保甲和户籍事项。乡以下为保、甲。10户为甲，10甲为保。保以村为单位，不足60户的村，两村合为1保。60户至150户的村自成1保。150户以上的村，设2保或3保。保设保长和保队副各1人，职责同乡。甲设甲长1人。
  保甲编成后，举办保甲长训练班，期限半个月。保甲制实行“五户联坐”，每5户发给一张印好的甘结，其内容是：5户中如有1户通敌，通匪（指八路军），一经发现，其他4户不管知情与不知情，便与这1户一律同罪,若知情首报者受奖。毎张甘结由5户具名盖手印，交县保存。这就是在农村限制“异党''活动的手段之一。
  训练完保、甲长以后，再训练乡、保队副,期限一个月。除按时上课外，还实行军事训练，由省保安司令部派中队长1人、分队长3人负责军事训练，毕业后组织壮丁自卫队,负责训练壮丁和站岗放哨。
  “新县制”视察员除在各县推行“新县制”外，还担负特殊任务，即监视该县县长是否忠于沈鸿烈的政令，及时将县长及所属工作动向，以书面报省民政厅，每隔两个月即由专人回民政厅面报。
  （沂水县政协供稿张之栋撰朱学民整理）莒南战时的“庄户学”
  “庄户学''是抗日战争时期鲁南滨海地区为适应战争环境和群众要求而创办的一种新的学习组织形式。1943年春,由张建华首创于莒南县洙边区刘家莲子坡村。它一出现,就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党与政府的重视，以后逐渐推广到莒南全县和鲁南的一些县区。1944年秋,省政委会主任委员黎玉在全省工作会议上总结了“庄户学”的经验，并表彰了张建华老师。山东《大众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也先后报道了办“庄户学”的经验.
  教育结合生产劳动
  1941年底,党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接着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这些都给抗日根据地的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办学必须遵循群众需要和自愿的原则，既要符合他们的要求，又要不误生产。因此要对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进行改革。
  不久，山东省教育行政部门就派人到莒南县洙边区考察，并决定把该区作为省的教育实验区,要在这里创造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经验。1943年春，滨海中学毕业生张建华被分配到该区刘家莲子坡村教学。初到学校时，他按传统做法，早晨上课，晚间放学，星期天休息，上课照本讲课，按题布置作业。可是,不是这个学生请假，就是那个学生旷课，三四十个学生的学校,有时只剩下四五个人。经了解，几个前任教师也是如此,总是开学时热热闹闹，后来冷冷清清。于是他走出学校跟踪追寻孩子们的去处，发现他们有的忙于割草，有的拾粪，有的去砍柴，有的放牛，放羊，有的回家带弟弟、妹妹。他这才了解到，莲子坡村当时虽然经过减租减息,但群众生活还比较困难，绝大多数儿童都要参加家庭生产劳动。
  搞清了原因，张建华便暂时离开课堂,到山坡、田间、地头，和孩子们混在一起。孩子们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学生休息时，就趁机教他们几个字。如大家柴草打满了篮子，张建华就把篮子摆成一溜，然后让孩子们坐下学习“十八个提篮看齐”7个字，孩子们很高兴,很快都学会了。张建华进而把他们按各人的活落编成小组，适当安排了劳动和学习的时间，好天就在田间、坡前教课；雨天回教室读书。这样一来，儿童入学人数迅速增加，入学率达到全村少年儿童的92%。村干部和家长称赞说:“小孩子又干活又学习，像个庄户学堂。”接着村里又陆续成立了成人班、妇女班、民兵班和村干部班，也都是根据群众的需要和生活习惯来确定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和学习形式。这就是“庄户学”的开始阶段。以后，张家莲子坡村的女老师吴鲁民也办起了“庄户学”。她把妇女组成纺线组，一起纺线，学文化,学唱歌。还把当天要学的字写在巷口的小黑板上。早饭后，由一个“小先生”守在黑板旁，教过路行人认字。这样,使全村160多人受到教育，占全村人口的30%。
  以后又有不少村庄把原来的小学、识字班改称"庄户学''。温水泉村、官地村和金沟官庄村的“庄户学”更进一步，他们把重点由儿童教育转向了成人教育，以适应战争的需要。
  温水泉村的“庄户学”可代表这一种类型。在村干部的支持下,该村“庄户学”的老师把全村男女老幼组织起来，从时间安排上，分为早班、午班、夜班、整日班、半日班，由学员自愿参加。从学习内容上，分为识字班、读报组、黑板报组、秧歌队、戏剧团、让有条件的人参加。这就把全村办成了“人人学文化，处处有歌声”的大学校。
  1944年11月，莒南县人民政府发出通知，在全县推广“庄户学”。于是在全县形成了教育改革的热潮。“庄户学”使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得好，它深深植根于群众之中。有一首《三字歌》这样夸“庄户学”：
  庄户学，真正好;群众办，党领导。
  边识字，边拾草;庄稼活，误不了。
  又写算，又读报；天下事，都知道。
  大组大，小组小；看忙闲，论老少。
  子教母，姑帮嫂；自动学，互相教。
  要自愿，随需要；人人夸，都说妙。
  教育为抗战服务
  “庄户学”的教学内容是为抗战服务的。1944年冬，《莒南县委工作计划》中关于“庄户学”部分指岀：“课文可根据群众需要随编随教，要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庄户学'是开展工作的思想动员阵地。应在‘庄户学'中加强敌情教育,讲授战备教材，反‘扫荡'时教员参加民兵活动，把反‘扫荡’变成‘庄户学’。”
  这样一来,“庄户学”就成了整个抗战事业的一部分。它的教学活动有如下几方面。
  一、开展政治教育
  教材根据不同的人和不同时期的形势任务而编写。为配合战争宣传，儿童的教材多编写歌谣,如:“儿童团，真能干，站岗放哨査汉奸”;“南风吹,麦子黄，快收快打又快藏，防备鬼子来抢粮”；“去年打开石沟崖，活捉汉奸朱信斋。今年打开赣榆县，活捉汉奸李亚凡”。对成年人，思想政治教育是重要内容。在“庄户学”里讨论的问题有:“抗战几年了，中国的前途怎么样”、“反攻胜利要靠谁的力量”、“穷靠富，富靠天的话为什么不对”、“世上有鬼神吗其中又以“靠谁反攻”、“谁养活谁”这两个问题讨论得最为深入广泛。在讨论“靠谁反攻”这一问题时，群众根据自己目睹的事实，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人民的军队，才能取得胜利。在讨论“谁养活谁”时,群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财主们的剥削实质,说明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
  二、进行生产教育
  1945年初,鲁南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庄户学”对成人教育的内容,又偏重到生产方面。其中有宣传生产组织形式的，如变工队、互助组的好处，变工互助的原则等。有宣传劳动光荣,反对“二流子”思想的，还有关于农业生产技术的，如选换良种、积肥造肥、灭虫除害、打井修渠等。群众因此在“庄户学”中得以推广交流生产经验。1945年4月29日的《大众日报》就登载两则消息:一则是《石门涧庄户学进行种棉实例教育》，另一则是《洙边庄户学的好学风》，介绍教员下地帮助群众改进种棉技术的事迹。
  三、推动社会工作
  “庄户学''不仅学政治、学文化、学生产知识，在配合政治形势、推动社会工作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做岀了突出成绩。在减租减息运动中,温水泉村“庄户学”就编了一支叫《谁养活谁》的歌子，让全村老少学员学唱。歌词是：
  地主不费力，粮食堆成山，到底谁养活谁？地主不流汗，房子高又宽，到底谁养活谁？
  咱们穷光蛋，终年流血汗,小屋一两间，到底谁养活谁？
  在移风易俗方面,该村“庄户学”除了宣传妇女放脚，搬走土地神、破除封建迷信外，还提出“新事新办，勤俭节约”的口号。办丧事大家动手抬埋，不吃不喝。办喜事，新娘家不收彩礼,新娘不要嫁妆，不坐花轿;新郎家不收礼，不请客，举行新式婚礼。又把腊月二十三祭灶日改成“翻身节”，不烧香，不辞灶。春节实行团拜，不放鞭炮,不请客送礼。
  “庄户学”学员对落后人物的帮助改造也卓有成效。该村有对青年夫妇,男的叫李子富，女的叫聂玉明。男人好吃懒做，又赌钱,家产快卖光了，生活很困难，女人只好领着孩子去要饭。于是,村干部主动帮助他们，给聂玉明一点棉花，做纺线的本钱.给李子富5元钱叫他做小生意。这夫妻俩很受感动。李子富从此改邪归正。他家的生活也逐渐好起来。学员们为这事编了秧歌调词登在黑板报上：
  莒南县温水泉，李子富好赌钱。每晚把钱输个光，攥拳捋袖又瞪眼，老婆孩子打得喊（xian,即哭）。
  共产党到这边，又学习又生产。聂玉明真能干，三天就纺一斤线。她家生活得改善，一家三口全喜欢。
  李子富不赌钱，回头就把贩桃担。酱油咸菜卖得全,每集能挣两三元。生活继续得改善，人人夸他好学员。
  四、动员参军参战
  “庄户学”在战争年代既是学习组织,也是抗战动员和战斗行动的组织.特别一有参军参战任务,学员们便踊跃参加。
  1944年秋,莒南县委刚刚传达了上级号召参军的指示，温水泉村干部和教师就在“庄户学”里大讲为“打败日寇”参军光荣的道理。经动员，全村有8名识字班妇女学员写了“送郎参军”的申请书。在送郎参军大会上，有6名参军青年披红戴花，在锣鼓和秧歌队欢送中奔赴了抗日前线。
  同年8月，日伪来“扫荡”,莒南县委紧急通知，要温水泉村当晚出50辆木轮小车，到20公里外的兰墩村，把1000匹军用小白布运回并“坚壁”好。妇救会长吴会松马上召集妇女开会，动员了100多名男女学员，花了一夜的工夫完成了任务。各救会长李风池也带领学员中的民兵埋地雷，打游击。他们用自制的地雷、挂雷，埋设在田埂、岔路口、门坎、鸡窝、猪圈等地方，结果炸死了10多个敌人，掩藏的布匹完好无损。
  组织形式和教学方式
  “庄户学”的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是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的。农闲时，集中学;农忙时，分散学;大忙时就停止学。年轻未婚的妇女,家务劳动较少，学习热情高，放在中午或晚间集中学;壮年已婚妇女，则在刷锅洗碗后或在推完磨后抽出短时间分组学;年纪大一点的不愿出门，就在家里个别学。老人冬天要晒太阳，就在墙根屋角组织听报;村干部们工作忙,则在会前会后简短地教一些字，然后再由他们自己抽时间去温习；油坊、轧花工人劳动时间较有规律，就把识字牌挂在作坊里学习。大生产运动开展后,妇女们组织了纺线组、纳鞋底组、搓棉线组、结蓑衣组等，庄户学就以这些生产组为单位组织学习。这就使学习组织和生产组织相结合，学习生产两不误。
  有的妇女家务缠身无法摆脱，有的儿童也需留在家中照看幼小的弟妹，有的村庄就实行“把字送上门”、“把字送到炕头上”的办法，登门访问，个别教学。莲子坡村有一个刚结婚的妇女，家里人少活多，脱不开身。“庄户学”就派一个小学生每天上门教她。她一面烙着煎饼,一面在鳌子旁边用柴枝习字，后来在纺线车旁边放了块小识字牌，几个月后，她识了不少字。
  民兵们平时一面生产一面学习，执行战斗任务时，就随身带着课本，利用行动间隙学习。1944年夏，有两位胶东同志专程到洙边区参观“庄户学”，但他们没找到正规学校。敌人“扫荡”开始了，由干部带领那两位同志和民兵一起转移。到了离敌人不过四五里路的会合地点，他们看到各村民兵正聚在一间屋子里，人人肩依枪支，手拿课本，正在学习。反“扫荡”结束后，这两位同志写了几句话赞扬说:“手捧书本肩荷枪，隆隆声中夹琅琅。碾盘锅台作石板，山野林间是课堂。“
  群众自己的庄户老师
  “庄户学”的教师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派来的公办教师。他们是“庄户学”的组织者，各村文教委员会的成员，又是群众教师和“小先生”的辅导者,起着骨干作用。二是从群众中培养的庄户老师.由于学习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时间有早有晚，地点分散，当时大力提倡“能者为师，互教互学”。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在校学生辅导群众学习的，人们管他们叫“小先生”。
  “庄户学”的教师们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艰苦奋斗，勤俭办学
  如张建华老师，床上只有一条小被子,天天和群众吃一样的饭。为了减轻政府和群众负担,“庄户学”的师生都搞勤工俭学。没有粉笔,就从山坡上挖白土掺榆树皮面做;没有笔，就用弹壳当笔杆，木头做笔舌，洋铁片做笔尖自制钢笔；没有石板,就用薄石片、缸盆破片代替。张建华老师还领学生开了6亩荒地，经营着好几块小菜园，用生产的收入解决学校经费和学生的学习用具。
  二、联系群众，服务抗战
  如吴鲁民老师跟张家莲子坡村的群众关系很好，大家都把她当成自己人。婆媳不和，她去劝解;宗族纠纷，她去协调。她还积极动员青年参军，配合妇救会开展妇女工作。她住的地方就像村公所，晚饭后经常有人在那里谈工作。1944年5月27日的《大众日报》曾专题报道了她的事迹。
  三、亦教亦农，自我教育
  “庄户学”所用的教材都是教师根据实际情况自编的。教师除了教书外，自己也拾草、拾粪、种地，并在参加生产劳动的过程中，进行自我教育。不少教师原来对农业生产完全是外行，由于和农民一起劳动，学会了种地技能.石门涧村一位年轻的女教师,过去五谷不分，草苗莫辨,后来不仅学会了几样庄户活，还对种棉技术作了认真的钻研，能教群众用新法种棉。当时,每逢区里开教师会议，教师们都背着粪筐，一路拾粪而来。开会时，会场外摆满了粪箧，过路农民见了赞叹说:“他们真是我们的庄户老师。”
  （莒南县政协供稿靳荣丰撰）敌人炮楼下的抗日小学
  1941年，日寇纠集5万重兵,对我抗日根据地沂蒙山区进行空前残酷的“扫荡”。为配合“扫荡”，他们还在敌占区建据点，修炮楼，“强化治安”。与此同时，敌占区的伪政权限令各村办学，推行其奴化教育。但是，敌占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敌人逬行了巧妙的斗争。有的利用“合法”的名义，把学校办成了抗日小学，在敌人鼻子底下开展抗日教育。大曹家营村小学就是这类学校中的一所。
  沂南县大曹家营村位于沂河东岸,紧靠羊红公路（今名东红公路）。当时,村东公路边有敌人的炮楼。炮楼里先住日军，后换成伪军。这座炮楼不但封锁了公路，还居高临下监视着周围的村庄。伪军经常到村子里捉鸡抢粮，调戏妇女，无恶不作。
  该村原来的小学于“七七”事变后停办。1941年冬，伪区公所督促各村办学。庄长曹淑礼（两面庄长）谎称办起来了，其实并未真办。年底，伪区公所要查学，曹淑礼找到本村的曹焕一，想叫他应付一下。曹焕一战前在沂水城上过高小，能写会画,教小学是胜任的。可是他说什么也不愿给汉奸教学。曹淑礼说:“你只要找十来个小孩呼隆一下，过后散伙就是。“曹焕一这才同意了。
  孩子们招来了，借曹士吉家的闲房子作教室。村里四五年没有办学，这回虽说是为了应付敌人，但孩子们不知底细，所以很高兴。家长们本来也为孩子长期失学发愁,于是有人就对曹淑礼和曹焕一说:“连庄长都是‘白皮红心'的,老师为什么不能照这个法子把学办下去呢？叫什么名堂由他，教什么书由咱。反正汉奸不会天天坐在学校里看着。“大伙觉得这话很有道理，查学后就没散，很快又到了年假。
  1942年正月开学。为了取得党的领导，学校正式到沂河西的沂南县永太区民主政府备了案。区上承认曹焕一为秘密抗日小学教员，每天供应2斤4两小米。紧接着，附近的世合庄、城子庄、士子口、北榆、陈家庄、夏家庄等小学也到区民主政府备了案。区政府便把沂河东这7个村小学划为一个学区，指定曹焕一为学区负责人。全学区教师定期秘密地到区里开会，向区文教委员陈泮之汇报工作,听取对敌斗争指示。
  为了保持学校在敌占区的“合法”地位，教员们有时也去参加伪政权的会议。每月5元的津贴也照收不拒。但是这笔钱老师们一文也不动，都交给民主政府,支援了抗战。
  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这个学区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方式。大曹家营小学是这样做的：伪政权提倡尊孔读经，曹老师就画了一幅孔子像挂在教室里。学生除民主政府发来的抗日课本外，每人也准备一套旧教材:《三字经》、《百家姓》、《论语》等。用这种办法蒙蔽敌人。但是《三字经》上的“人之初……”变成了抗日课本上的“人，我是中国人……”。《百家姓》里的“亓毛禹狄”、“朱陈尤许''当然也读，但老师讲的却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学生们望着抗日课本上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心里无比崇敬。有时曹老师也在课堂上给学生读《鲁中大众》报,宣传抗日胜利消息。
  这样办学当然要格外小心，要密切注意敌人的动静。家长和群众都是学校的耳目，一听说“敌人下路了”，师生们就马上把抗日课本藏起来。校院里有个大麦穰垛，有时实在来不及,就塞到麦穰垛里。伪军进村，一般只知抢东西，闹得鸡飞狗跳墙，对学校很少过问。但是日本特务机关却很阴险，有时便衣特务会突然闯进学校里来。
  1943年春，从驻沂水的日军“红部”来了7个便衣，都骑着自行车。其中有共产党的叛徒刘方成和王奉吉。这两个人对我方情况很熟悉，这次他们闯进学校来，就为的是要搜査抗日课本和《鲁中大众》。幸亏曹老师平时警惕性高，桌面上只有文房四宝和一些“合法”教材。在敌特面前，他不动声色地说:“老总们取笑了，八路军的东西，河西才有，咱这强化治安区，哪有那些玩艺儿?”特务们眼珠子滴溜溜乱转，又到教室里瞅了瞅，还是一无所获，便灰溜溜地走了。
  直到1944年春天，炮楼的伪军才撤走。6月，我军解放沂水城,沂河以东获得解放。大曹家营小学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由于师生机智勇敢，不但在敌人炮楼底下坚持了下来，而且发展壮大了。开始时只有本村的20多个学生,后来小曹家营、李家营、姚家营的学生都来上学，学生增加到50多人,分成两个班。
  敌人撤走后,师生喜气洋洋，挂出了盼望已久的“抗日小学”的牌子，放开歌喉唱起了抗日歌曲。原先有的人把敌占区的这类小学叫做“灰色小学”,其实是地下抗日小学，是当之无愧的“红色小学
  （沂南县政协供稿李庆余撰）涝坡抗属子弟小学
  涝坡抗属子弟小学于1939年开办，始称沂南县第三抗日完全小学。校址在现依汶乡涝坡村。1941年后，鲁中区党委、鲁中行署、鲁中军区领导机关先后移驻依汶一带，学校中机关干部子女逐渐增多，1942年学校易名为“涝坡抗属子弟小学”，由鲁中行署直接领导。1943年学校迁至依汶。1944年夏，日寇“扫荡”，烧毁了校舍和校具，学校被迫停办。
  学校第一任校长为戴德舆（又名戴怀连）,指导员戴明甫（又名戴佩英）。教师有薛永年、宿明（女）、郭文奎。工友高林存。
  第二任校长朱璋。新增教师刘彬、李肇、熊一清（女）、张英新 （女）4人。
  学校最初有高小班1个，学生28人，分两个程度授课，甲组9人，乙组19人;初中班2个,50人。迁到依汶后班数增加到5个，其中高小班2个,学生近200人。
  开办初，学生多系本村及孙隆、松林、宅科子、方家庄等附近村庄的农民子弟。1941年后，机关学生陆续增多，占学生总数的1/2。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的子女，有随军的烈士子女，还有“小八路”。
  学校初建时设备简陋，借用地主孙明山的十几间草房做校舍，桌凳由学生自带。后来用该村庙上的树和围墙大门做了桌凳。迁到依汶后,校址在北大殿（现食品门市部院内），设备逐步齐全,鲁中行署为学校添置了风琴、篮球、排球、乒乓球、滑板、大鼓、铜号等文体器械。机关和部队的学生在校食宿，供给标准和教职工一样，每天2斤4两粮食，烧柴4斤，菜金5分。附近村庄的农家学生走读，自带干粮，学校不收任何费用。对家庭困难的农民子弟还予以照顾，每天供应2斤粮食，在校就餐,还免征其家庭3分地的公粮。
  该校学制是“四二制”,即初小4年，高小2年。高小课程设国语、算术、地理、历史、常识、公民、唱游、体育;初小设国语、算术、唱游、体育。教材由教师自编自印。
  当时处于战争环境，日寇不断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学校本着“敌来我散,敌走我学”的原则坚持学习。敌人“扫荡”时学校疏散，教师带领学生埋地雷，组织学生站岗放哨査路条，传递“鸡毛信”，配合八路军打击敌人。敌人走后,再回校学习。平日师生还开展社会活动。如:抗日军队来往,师生欢迎欢送；帮助烈军属抬水劈柴，碾米磨面。教师白天教学，晚上到附近村庄辅导群众学习,亲自给识字班、夜校上课;学校学生当“小先生”,利用“识字牌"、"识字岗”等形式教群众识字;同时还利用扭秧歌、踩高跷、演歌剧等文娱形式，到依汶集市和四乡宣传抗日。
  该校从开办到停办历经4年半时间，培养学生300多名，其中机关干部子女近百名。1942年首届高小学生毕业后,全部升入山东公学。1944年第二届学生毕业，朱光居、王湘英（女）等14名学生由学校介绍参加了鲁中抗联文工团;刘云端等6名学生分别到八路军卫生、粮食部门参加了工作。同年夏学校停办，机关学生由学校介绍到部队后方机关参加工作，本地学生大都回了家。校长朱璋调沂南县文教科任职。康凯、林中善两名从部队来的小战士随校长到文教科工作。
  上述学生参加革命工作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有的当记者，有的当医生，有的当教师，还有的担任了党政军各方面领导职务。建国后，当年的小八路康凯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军政委,朱光居任某部师政委，高林松、国承勋、张贵其、林作元、范文藻（女）、戴兰英（女）、郭文美（女）、杨佃田等20多人也担任了县团级以上领导职务。
  （沂南县政协供稿夏侯志强撰）鲁南抗日干部子弟小学
  1939年8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和六八六团进驻抱犊崮山区，建立了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鲁南区党委、鲁南军区司令部、鲁南行署、专署、临郯费峰4县边联办事处等党、政、军领导机构也来到这一带。
  1940年春，共产党员査树清奉命带领一二十名抗日干部子女来到抱犊崮山区，在东马山村北崖（今属苍山县大炉乡）借用几间民房，办起了“鲁南抗日干部子弟第一小学”。经扩招，不久学生就由1个班扩为2个班。干部子女班由查树青任教，当地群众子女班由孙茂领任教。
  同年秋，小学校址移到该村地主杨洪恩家。查树清任校长，教师有李增文、光法章、刘伯舆、宋沛章、王保恩（女）等。学生100余人，分初、高级共4个班。
  1944年春，査校长调走，杨贯吾继任校长并兼任该区文教负责人。1946年冬，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鲁南党政军机关转移滨海，学校停办。
  鲁南第二抗属小学于1940年冬建立,校址设在车辆附近的北漫溪村（今苍山县车辆乡），有两个初级班,学生四五十人，教师有宋建绍、郑作秀、郑作禹、宋则文等。1947年部分师生也转移滨海，学校停办。
  鲁南第三抗属小学于1940年初冬创建，校址设在埠阳村前搂刘家祠堂。校长宋传军,教师有王利民、王福昌、李秉弟、吴清云等。校舍16间，3个班，学生150人左右，多为抗日干部子女。其中有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的孩子，边联县长华山的孩子和郭云舫烈士的孩子。鲁南行署和县、区的青年妇女干部吴刚、张萍等也抽暇来这里补习文化。三小较一、二小设备好些,办公桌椅、油印机、汽灯等俱全。1942年7月中旬，刘少奇视察山东工作后由滨海区回延安，途经埠阳休息3天,听取了鲁南党政军负责人的汇报，对鲁南抗日干部子弟小学的兴办表示满意。同年8月，日军集结徐州、济南、枣庄等地的兵力''扫荡”抱犊崮山区，国民党顽军也趁火打劫，配合夹击,鲁南抗日根据地形势恶化。8月24日，三小奉命转移，教职员紧急动员,埋藏了文件和教学用具。夜里，响起了敌人进攻根据地的枪炮声，教职工马上叫醒学生，领着大的，背着小的，转移到埠阳西山名叫“安乐窝”的山洞里隐蔽起来。学生在洞里面躲藏，教职员在洞口观察敌情。第三天晩,师生离开山洞，赶到白水牛石村（今属鲁城乡），找到了鲁南专署。专署文教科长王天翼表扬他们安全地完成了撤离任务。日军这次“扫荡”焚烧了埠阳前楼刘家祠堂的三小校舍，后又在埠阳安了据点。三小的干部子女被分别送往别的根据地或隐藏起来，教员另行分配了工作，第三抗属小学遂停办。
  鲁南抗日干部子弟3处小学的课程皆设有国语、算术、政治、常识、音乐、体育等。国语教材由人民政府编印，起初是油印的，纸质很差,后改为铅印。算术课无教材，由教师自编讲授，政治常识课也无教材，主要向学生讲抗日救亡的道理、时事政策、祖国的壮丽山川、历史上的爱国将领事迹等。有时也请党、政、军领导人讲课。音乐课由教师先向文工团学习抗战歌曲，再教给学生，有时也请文工团的同志直接到校教唱。当时,师生社会活动较多,如帮助校外青少年组建“儿童团”、“青抗先”，组织他们学唱抗战歌曲，排演文娱节目，张贴标语，参加群众集会。有时，学生还配合儿童团站岗、放哨、査路条，教师亲自教民校、识字班。
  几处抗属小学皆由鲁南专署文教科直接领导。学校实行供给制，学生的书籍簿本、吃、穿、用全由政府包下来，教师实行薪粮制。初期生活条件很差，学校派人拿着政府开的证明信到指定的村庄去筹集粮食.粮食多为高粱、黑豆、地瓜干之类。有时粮食不能及时供给，师生就下湖挖野菜充饥.后来形势好转，师生口粮由粮库供给，师生同吃同住，关系十分密切。
  （苍山县政协供稿张振贤撰）临沂近代医药业
  概况
  我市医药历史悠久。1979年,在莒县城东陵阳河原始社会遗址中发掘岀5枚硬石,3枚为玉质,2枚为石质,均呈方楞体，制作精细，锋端锐利。经考古学家鉴定:这是大约5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用以针刺治疗疾病的砭石针，是人类最原始的医疗器械。1972年，在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帛画中有一“老妇问医图”,画的是一位人身鹊面的医者，代表神医扁鹊,旁边有一老妇恭求医方。从帛画染料看，有朱砂、蛤粉、青黛等中药成份，这说明在西汉时期，临沂地方的医药已较为发达。清代以下，更是名医辈出，著述甚丰，为当地民众的健康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至1937年以前，临沂地区医疔机构和医疗技术力量，主要是中医私立堂、铺、店和西医教会医院、私立医院。全市有中等以上规模的中医堂、铺、店仅30余家,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这些堂、铺、店的坐堂医，有的是祖传的,有的是自学成才的。他们靠传统中医学说和家传经验为民众防治疾病。其中莒州中医朱兰田，在诊治内科杂病方面的医术精湛，堪称为佼佼者。兰山（今属苍山县）高氏创建的天宝堂，以高超的外科技术而闻名遐迩。当时，许多医学志士，终生业医，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撰写了不少有较高医学价值的中医著作，为本区中医教学和临床实践，提供了参考资料。
  1875年，德国传教士安主教、富神甫（原名不详）在蒙阴县庄旺庄天主教堂内设西医诊所，这是西医首次传入本区。其后，美国、德国的一些教会先后在本区境内建教堂，办教会医院、诊所，其宗旨借医传教。当时有教会医院（诊所）15处，从业人员60余人。除1924年在临沂城开办的美国基督医院外，其余教会医院（诊所）规模很小，设备简陋，技术极差,只能为教徒诊治小伤小病,有时也为教外乡民治疗疟疾、痘疹等常见病。由于民众不信洋医，就诊者甚少。
  西医传入之后，本区城乡西医私立医院、诊所应运而生。1929年,莒县大店镇庄云章创建的道胜医院，是全区具有较大影响的私立医院。当时私立医院、诊所约140余处，从业人员314人。
  1938年后，公立医疗机构兴起，私立与教会医疗机构衰落。由于当时处于战争年代，一切服从战争需要，所以，公立医疗机构中，又以部队医疗机构为主体。是年在蒙阴县建立的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后方医院,是本区境内第一处部队医院。此后，又陆续建立7处院（所
  1939年，为了解决部队卫生人员的缺乏，八路军山东纵队在沂水县建立第一个驻军医学教育机构一一山东纵队卫生教导队。在战争年代建立的卫生学校、敎导队、医训队等，均以口传身教为主要教学方法,以提高实际操作能力为教学目的。同年，各县、区爱国人士先后自发组织起医药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后相继改为医药工作者联合会），其任务是团结教育广大医药工作者，贯彻民主政府的卫生工作方针,努力为革命战争服务，为群众防病治病。
  1942年,鲁中行政联合办事处设立卫生科。这是本区境内成立的第一个地方卫生行政管理机构。战争年代,地方卫生主管部门及各级医院，均实行部队代管制，实行行政、业务和政治思想统一领导,开展疾病防治，组织战地救护。
  1943年,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休养所在莒南县改编为滨海平民医院。医院没有固定病床，每到一地，病房均设在老百姓家。有战斗时，收治伤员，平时为当地群众治病。医院只有一架显微镜和简单的手术器械，药品来源一是专署卫生科供给，二是托私人开业医生到敌占区购买。
  在部队医院和公立地方医院兴起的同时，由于战争日趋残酷，教会医院和私立医院有的关闭，有的毁于战火。至1945年，只剩下中医药堂、铺、店和少数西医诊所、药房。
  1949年前，全区先后建立过的私立中医堂、铺、店共603家,公立医疗机构12处，病床455张，卫生技术人员415人，驻军和地方共培训卫生技术人员856人。
  本区历史上经济贫困，卫生医疗条件很差，黑热病、丝虫病、天花、麻疹、霍乱、伤寒、疟疾等传染病曾多次发生大流行。1859年，曾有一位莱州府人姓李的种痘先生到莒州境内为儿童接种牛痘，预防天花，为我区防疫第一人。1883年，沂州知府锡恩在朝阳寺设立牛痘局，为儿童接种牛痘，开始了有组织的防疫工作。在战乱、灾荒年代，瘟疫猖獗，人民处在无钱看病求医的困境之中，巫婆趁机作祟愚弄群众。民主政府建立后,对广大农民的疾苦极为关怀，派岀大批防疫队、医疗队，深入农村防病治病，千方百计从敌占区采购痘苗、霍乱菌苗等药物，积极开展防疫工作,并积累不少宝贵资料，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沂蒙山区防疫工作奠定了基础。团体
  红十字会1925年8月，费县武台乡蒋里村（今属平邑县）中医刘纯一发起创办“万国联盟中国红十字会惠民分会”，发展会员近百人，刘纯一任会长。会员入会后,发给印有红十字标志的门牌、护照、会旗和袖章。这是山东省最早的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其宗旨和任务是:救死扶伤、扶危济困、行善做好事。1942年7月，该会会员李宗明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并掩护了一名在仲村战役中负伤的八路军战士，将他安全地送回部队。
  1927年4月，中国红十字会临沂红十字分会成立。李信余任会长，张少文任理事长。下设医院2处,收容所6处。当年即收治北伐革命军伤员700余人，收容难民2000余人。1928年秋，临沂红十字分会改选蒋幼泉为会长、伍献之为理事长、胡次张为理事。1935年8月，黄河洪水泛滥，鲁西4000余名受灾难民运抵临沂.红十字分会将他们安置在各区的收容所，并为他们送医送药、分发食物和棉衣，使灾民安全渡过难关。1938年，临沂红十字分会自行解散。
  中国医药研究社于1934年，由著名中医刘惠民、赵忠敬在沂水县黄山铺创办。该社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批准为全国性学术团体。其简章规定:“凡有志研究医学、品行端正、粗通文字者均得为本社基本社员。”会员人数无考。同年8月，该社编辑的《中国医药杂志》创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医药研究社自行解体，《中国医药杂志》随之停刊。
  医药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医救会”，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医药界爱国人士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众团体。1939年，郯城县“医救会'’首先在马头镇成立，高仲书任会长。以后，各县、区相继成立。其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救国，为抗日军民医治伤病，开展社会防疫工作。在八年抗战中，广大医救会会员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支援前线、争取民族解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据1945年《大众日报》报道：日照县汾岚、碑廓两区“医救会”会员分别在安东卫和义和岭战斗中，冒着生命危险，奋力抢救伤员,受到滨海专署通令嘉奖，并奖给汾岚区“医救会”会长吕庆芳、碑廓区“医救会”会长牟印方奖金各500元。临沂县“医救会”主任李仁慈不辞辛劳、不计报酬，热心为贫苦农民治病的模范事迹，也受到过登报表扬。
  医药工作者联合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原“医救会”的基础上，沂蒙山区根据地各县区相继成立了“医药工作者联合会”，简称“医联会”。其主要任务是团结教育广大医药工作者，贯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法令，交流防治疾病经验，提高业务水平，为前线服务，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医联会”以区级卫生人员为骨干，以农村中西医药人员为主体,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会员交纳的会费。各县卫生科经常召集会员开会,对他们进行形势和医德教育，提高为病员服务的政治觉悟。该组织延续到1953年。
  临沂卫生合作社成立于1946年5月5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医务界群众团体。社长刘惠民，副社长石立成。社员条件是：（1）凡为群众治病的中西医及药品制造者和贩卖者（药店），经审查确无迷信欺骗性质者;（2）团体社员，公共机关也可以加入；（3）普通社员，凡热心发展社会卫生事业者，均可入社为社员。该社主要目的在于团结中西医,提高与改造医业技能，制造药品，为保护群众与社会卫生建设服务，并研究如何使中医科学化及西医中国化，以取得经验后推广至山东各地。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时解散。
  中国防痨协会山东临沂分会于1946年9月下旬成立，会员1000余人，推选27名社会知名人士为理事，推选刘民生、李澄之、田佩之、王林肯、赵牧师、马保三、彭畏三、万春圃、白备伍、梁竹航、刘惠民、隋灵璧、刘格平等13人为常务理事，拟定在莒县浮来山设立防肺痨医院。因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上述计划未能付诸实施，中国防痨协会临沂分会自行解散（1985年4月重新成立）。
  教育
  1938年前，历代政府在临沂地区境内未设立卫生教育机构。民间有高凤仪中医于1922年在苍山县青山套村创力、“中医书院”，学制3年,收学员20余人，为鲁南中医教育先驱，1934年，刘惠民、赵忠敬创办乡村医药研究所，附设医校，学制3年，招收学员36人，自编教材,开设内、外、妇、骨伤等课程。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建立了卫生教育机构，开展了较大规模的医药卫生教育。
  1939年9月，八路军山东纵队卫生部在沂水县马牧池区西北官庄（今属沂南县）成立卫生教导队。纵队卫生部长白备伍兼任队长。白备伍、苏书轩、张曼云、李衡任教员。开设生理学、解剖学、药物学、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五官科学和部队卫生等课程。第一期学员10人,于同年12月底结业。1940年1月，卫生教导队转移到沂南县青驼寺，招收第二期学员30人，于同年9月结业，张景闵任队长,邓太山任教务主任。接着培训了三、四期学员（三期30人，四期40人），由邓太山任队长，季亭任指导员（四期由杨文友任指导员）。1941年10月，卫生教导队转移到沂南县孙祖区，招收第五期学员60人，由于战争原因，学习时断时续，至1942年9月结业。
  1939年冬，山东纵队卫生部制药厂举办一期药剂训练班，培训3个月，开设药品试制、药品使用和药品管理等课程，为药厂培训了50名药剂人员。
  1942年秋，鲁中区行政联合办事处卫生学校在沂南县凹子地村成立。由“联办”地方医院代管。设野战外科学、生理解剖学、手术学、内科学等学科。学制分为一年和一年半两种。1944年夏，该校迁至沂南县中峪村，招收第二期学员共20人，同年秋结业，卫校停办。
  1943年1月，滨海专署卫生科在莒南县相邸、沙沟一带举办卫生训练队。科长焦诚兼任队长，黎平任指导员。开设传染病学、急救学、人体解剖、药物学、临床护理、英语、体育、政治等课程。学制1年。学员46名。同年夏季，因战事停办，学员暂回原单位。1944年3月，重新开课，学习时间延长半年,8月结业。
  1943年3月，原山东纵队卫生教导队与一一五师医训队在莒南县坪上区陈家老窝村合并，成立山东军区卫生学校。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刘放兼任校长，邓太山任教务主任。第一期招收学员60人，于1944年3月结业。接着，第二期学员60人入学，向进接任校长。二期于1945年3月结业。接着招收第三期学员共140人，编成2个队。一队以文化补习为主，二队以军训和专业学习为主。2个月后，学校迁至沂南县岱庄。抗战胜利后，一队学员提前于8月结业，二队于10月结业。同年冬，山东军区卫校随部队进军东北。
  1946年8月，新四军军医学校转移到山东省临沂县城。新四军军医学校于1945年5月在安徽省天长县长庄建立，开设医疗专业，学制3年。设解剖、生理等课程，同时招收第一届学员共50人。到临沂后，招收第二届学员共50人。因战事又转移至沂水县李家河北村。同年冬,经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沈其震与上海地下党组织联系，从上海、重庆等地动员了沈霁春、苏醒、章映芳、方春望、陶煦、张学彬、彭治生、黄志尚、商鉴等数十名志愿献身革命事业的知识分子赴解放区任教和从事医疗工作，充实了该校师资力量。1947年初，为纪念白求恩大夫，遵照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指示，将该校改名为华东白求恩医学院。院长由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宫万泉兼任。同年春，学院转移到胶东乳山县夏村滕家庄，化整为零就地疏散隐蔽。同年12月，在日照县恢复集中。首届学员到日照县万家庄华东国际和平医院实习，二届学员进行临床课教学。1848年3月，一届学员结业,学院迁往益都县。
  1948年底，鲁中南行署、新海连特区人民政府在新浦组建新海连特区卫生学校，安发祥任校长，教职员工20余人，设医士、助产士、护士3个专业，医士专业学制2年，助产士、护士学制1年。1949年2月招收学员160人，正式开课。7月，鲁中南建国学校卫生专业100余名师生并入该校，遂更名为鲁中南卫生学校，直属鲁中南行署领导，在校生达290人。1950年4月，鲁中南行署撤销，卫校由山东省卫生厅直接领导。同年9月，学员全部毕业后，鲁中南卫校撤销。
  著述
  《效之闲情广积方》手抄本，莒县中医王尊三(1845一1924)、王恩庠(1866一1916)合著，主要记载内科常见病的病因、病机、症状及处方用药。《医药碎金录》共10卷,手抄本。按年代顺序将医药学中精华之处收录书中。莒南县中医王祥臻(1876—1972)编写。
  《中医纲鉴》手抄本。汇集经典要论，名家精言。沂南县中医高玉荣(1880—1964)编写。
  《疹科传薪录》手抄本，临沂县中医蒋成善(1881一1951),积50年治疹经验，著成此书。
  《外科心传》手抄本，是莒县中医李廷祺一生从事外科临床的经验结晶。1887年，由其弟李应祺重新整理成书。
  《花团锦簇》手抄本。高玉荣将本人临证验例、有效良方，以西医9个系统为纲目，用歌诀形式编写而成。
  《张氏珍奇》手抄本,4册。收集妇、儿、外科的方剂。莒县张境编录。
  《验方随录》、《四岸公取录积》均为验方汇集，手抄本。张境编录。
  《汤头方歌解》手抄本。莒县李树锦(李廷祺之子)于1924年编著。本书采用资料汇编形式，以《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注释为主体,在每一方剂下，集录历代医家有关注释。
  《金针万法》手抄本，共10册，尚存8册。临沐县杨西贤(1879一1947)汇集土方验方编写而成。
  《中国医药杂志》月刊，1934年8月创刊，主编者及发行者为中国医药研究社。代表人赵恕风(名忠敬)。社址在沂水县黄山铺街。印刷者沂水隆盛泰印刷局。国民政府内政部登记证警字第3775号。该杂志广登名医论著，面向全国发行。
  《中西混合伤科学课本》、《中西药物学概要》、《伤科方剂学》均为1937年10月出版。编辑者刘惠民。出版者沂水县乡村医药研究所。印刷者，前两部为沂水县新新名片社，后一部为莒县新成铅石印务局。
  《助产常识》1945年滨海行署卫生科医药研究组编印，王德一主编。当时是助产士专业训练的教材。
  （临沂市卫生局供稿）山东大药房纪略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山东分局和滨海地区党、政、军机关长期驻扎莒南县，因此，这里曾一度成为全省政治、军事指挥中心。但由于日伪军、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封锁政策，当时滨海战区的医药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多种疾病流行，严重威胁着军民健康和生命安全。为此，滨海专署于1943年底在莒南县曲流河村召开了卫生工作会议，决定成立“滨海医药合作社”。经过积极筹备，1944年1月“滨海医药合作社”，在该县皎山区郑家相邸村正式成立，这就是“山东大药房”的前身。当时的工作人员有王羲初、孔雨田、刘砚眉、杨阴如、吴庆祥、庄斌甫、辛跃东等7人,王義初为经理，孔雨田为副经理，刘砚眉为业务负责人。
  1945年春，“滨海医药合作社”由郑家相邸村转移到洙边乡刘家野疃村，同年4月更名为“新华药房”,隶属于滨海贸易局。此时，企业转为公办性质，人员也增至20余名。
  1945年8月，“新华药房”在十字路（今县总工会西）购地29.5亩，建营业室、仓库、办公室和宿舍等31间平房。1946年4月，"新华药房”更名为“山东大药房”，隶属于山东省卫生总局。并于同年8月，由刘家野瞳村迁入十字路新址。此时，叶强民为经理,王羲初、刘惠民为副经理，有工作人员40余名。为加强党的领导，同时成立了“山东大药房”党支部，叶强民任支部书记, 有党员5人，组织关系由中共莒南县委代管。
  1946年底，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滨海区。为避开敌人的狂轰滥炸，山东大药房由十字路迁往相邸乡寺后、岳河一带山区，后来转移到田庄。1947年7月又转移到今日照市黄墩、沈疃及五莲县的土门峪一带，月底返回田庄。1948年4月，山东大药房由田庄迁回十字路。
  1948年11月26日，山东大药房奉命由十字路迁至临沂城南门里考棚街，隶属于鲁中南行署卫生局。部分工作人员和财物留在莒南，新成立了“山东大药房莒南分号”。1949年秋,“山东大药房莒南分号”移交给1948年底成立的莒南大药房。1953年12月，莒南大药房并入莒南县供销合作社联社药材经理部（即现药材公司）。薛鸿泰任药材经理部副经理。
  山东大药房筹建时就确定以“经济合作、公私两利、发展医，药、促进卫生”为工作指导方针。滨海专署从卫生费中拨岀4.2万元（北海币），同时吸收私人入股2000（北海币）为基金。建立初期，业务量很小，以经营中药为主，兼营西药,药品不过百余种。1945年4月，山东大药房设立了中药部、西药部、采办部和会计室，经营的中西药品种达450余种，业务也由零售改为以批发为主。至1946年,山东大药房已担负着驻山东的各野战医院和滨海、鲁中、鲁南等地方医院的中西药物及原料供应。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药房的经营资金到1948年上半年已发展到450万元（北海币），经营中西药600余种。
  山东大药房的药品来源，一是从当地收购;二是靠外地购进。它按照“以采为主、以制为辅、采制并举”的原则，到青岛、上海、新浦、连云港、天津、济南、潍坊等地采购药品。采购渠道一是以商人身份进行购药;二是派员潜驻敌占区秘密采购;三是委托商人代购转运;四是建立地下采购组，设专人负责购药。
  外地药品购到手之后，运输由水、陆两路进行。从青岛等地采到的药品靠海上运输，主要是雇用固定的船只由崂山运至红石崖（今胶南市）的山东大药房办事处，再经陆地运往内地。陆地运输又分为南北两路:南路经泊里、两城、朝河、黄墩、中楼等地到莒南；北路途经王台、甫上、诸城、枳沟、管帅、莒县等地至莒南。1947年，南路因国民党军进攻不安全,陆地运输主要以北路为主。山东大药房的另一个药品来源是接收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和友邦的外援物资。
  1946年秋，山东大药房配合省政府,接待了国际救济总署负责转运救援物资的白地格兰恒女士等两名美国人，洽谈接收国际救援物资。1949年1月，药房又接收了由宋庆龄主持的中国救济总会支援山东解放区的一批物资，其中有两卡车约5吨重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同年3月又从张店新华制药厂提取了由省卫生局发给鲁中南行署所辖各县的药品。这些药品和物资，缓解了滨海军区民用药品的不足，增加了山东大药房的药品来源。
  山东大药房的药品来源还有一部分是自制品。早在1944年这里就开始了制药工作，如切制中药、加工半夏等。到1946年8月，在“制药为主，支援前线”的经营方针指引下，又正式成立制药部,庄岩任主任。30间总面积540平方米的制药室设有针剂、片剂、敷料3个组。开始只能生产少量的酊剂、片剂药品。为了满足前线需要，制药部人员集思广益，不断研制出新品种，后来越搞越多，自制药品种增加到50多个。制药所需原料也是从上海、青岛、徐州、新浦等地购买的。所需药品器皿，除自制纸盒、纸壳外，难制的磨口瓶、安瓿等玻璃器皿都是从博山购进。
  在战争环境中成长的山东大药房其建立、经营和发展史，在莒南县医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莒南县政妳供稿王乐彦撰）战争年代的蒙山卫生院
  蒙山卫生院的前身蒙山县卫生所成立于1945年，1946年改为蒙山县卫生院。由于艰苦的战争环境，没有固定设施，该院屡经搬迁。曾在平邑县的武安、南林、柏林、陈家庄、孝义、八顶庄、兴国庄、蒋家庄、卞桥等地，易名数次,医务人员的组成也多次变动。这个卫生院虽然从成立到撤销仅8年时间，但不论在战争年代抢救战伤人员，还是治疗黑热病、疟疾、流脑等各种流行性传染病，保证部队战士、革命干部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蒙山县原属费北县，1943年仅有卫生员李笑儒等2人。1944年春节后，李笑儒等2人随县机关由尹家村先后搬至武安、南柏林等村。1945年春成立蒙山县，属沂水专区管辖，是年冬成立蒙山县卫生所，地点设在柘沟。日本侵略军扫荡时，遂搬迁到孝义,后来也曾在陈家庄住过一段时间。
  该卫生所成立后,所长是续润池。续为北平大学医学院流亡学生,1944年回临沂义堂在其三弟的门诊所行医。后被王洪九发现，疑为我党派遣,遂扣审，幸而给王洪九部下的一个团长治好过病，经团长作保，才得放回。随后便在蒙山一带进行革命活动，组织青年人学习卫生知识、战地救治与护理。他们以《简易医学十二种》为教材，兼学简单地英语字母，学习时间为3个月。学习人员逐渐增多，技术水平也逐步提高。
  1946年，蒙山县卫生所改为蒙山卫生院时，续润池任卫生科长兼院长，孙宝哲任指导员。当时县卫生科只有一个女同志,县医院亦仅有30余人，简单地分为内科、外科、中医科。内科以赵广义为主，中医科以王静轩为主。主要医务人员尚有唐运舟、陈昌年、孙嘉三、续亮、唐庆宇、唐美秀等人。后来又增加了从费东合并过来的孙守太、陈吉、张成栋、邵士祥等20余人,还有部分看护员及勤杂人员。
  1946年，县医院搬迁至兴国庄。经蒙山县政府研究,准备抽5%的人员充实蒙山县卫生科，当时人员名单已经公布,但由于国民党猖狂进攻,未能付诸实施。卫生院搬迁至上冶西北部任家宅子及库腿、洼店一带开展工作。由于革命形势的需要，大力加强战略防护学习，购置与增加药品及医疗器械势在必行,大多数药品器械从界湖及青驼等地购入。在治疗中，除解放上冶时由新四军转来的战场伤病员外,地方病人主要是黑热病患者，以吐酒石、新斯锑液霜等治疗黑热病，价钱便宜，疗效亦佳。当时黑热病流行，每日接诊黑热病人不下70人,共收治2000多人,还抢救了一批流脑病人及中暑病人。当时疟疾发病率较多，由于药品奇缺,多用喹宁治疗，喹宁不足时，便采用中药、针灸等治疗。那时从仲村泰华医院购进的一台显微镜亦未发挥作用。外科方面仅能做些外伤缝合、包扎、切开引流、阑尾炎切除等小手术,还不能输大液体，仅能做静脉、肌肉注射小针剂。当时，卫生院的病床均设在老百姓家，在兴国庄就曾设病床近百张，机关干部住院的有30余人。到1947年敌人进攻时，由杨贞华等人将医院药品器械埋在库腿、洼店村内,共埋了4个大坑，到第二年回来时,所埋物品全部丢失。
  1946年冬,根据革命战争的需要，蒙山县卫生院改编为鲁中军区部队野战医院，又称鲁中军区联合医院（包括沂水医院、蒙山医院和蒙山县医院，也称蒙山二分院）。蒙山县医院续润池、赵广义等40余名医务人员参加了鲁中军区部队野战医院，年轻看护员占大部分。后来再返回蒙山，以孙宝哲为主的一部分医务人员，大多数是年老的，或是中医人员，仍留在蒙山县，坚持医疗工作。
  1947年，由于国民党疯狂反扑，蒙山县医院留守医务工作人员随党政机关退守渤海根据地，年底又返回蒙山前。当时蒙山县政府重新组织机构，办公地点设在平邑县的八顶庄。共有工作人员40余名，卫生医疗机构就设在附近的蒋家庄，当时名为蒙山县大众卫生所。工作人员有孙嘉三、唐庆余、马士平、孙宝玉、王文娥（女）、曹树英（女）、李敏、邱金惠（女）、岳长玲、唐运舟、王静轩等，张广忠为临时负责人，不久又由孙宝哲兼任。卫生所下设5个医药合作社:固城医药合作社，经理李锡露，主要医生有李年全、刘惠梓、白秀峰等人;保太医药合作社，经理王成绪，主要医务人员有孔庆良、耿贤昌、付得才、王友三等;卞桥人民药房，经理唐守先，主要医生有王静轩;仲村医药合作社，经理能恒丰，主要医生有朱树森、刘全吉、孙广志。1950年由蒙山县财政科拨款，成立仲村大众药房，经理陈明五，主要医生刘文林、李展珍;地方大众药房，设在地方街路北,由马英斗经营，为山东新华制药厂卖药。
  1948年，蒙山县政府设在西荆埠,下设卫生科。9月份，蒙山县大众卫生所改名为蒙山县人民卫生院,孙宝哲同志任卫生科长兼县医院院长，医院机构也较前健全，医疗技术也大大提高。
  1952年春，撤销蒙山县，原蒙山县卫生院医务人员均转归沂水专区，仅有中医药人员白秀峰、尹曰信等人留下，在卞桥设立了卫生所。蒙山县人民医院的资金、财产、药品、器械等均交给平邑县，由平邑县人民政府卫生科岳振伦等人前往办理了移交事宜。
  （平邑县政协供稿平邑县中医院、史志办撰）临沭县平民药房
  1943年，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苦的阶段。那时，临沭县抗日根据地处境十分艰难。群众不但缺吃少穿，而且因缺医少药，各种传染病不断发生蔓延。因此，县委、县府认为,组织一个新型的公办医疗机构，救死扶伤、解民之倒悬已是一件亟待解决的大事。
  根据县委县府的指示，我们于1943年12月在东八里巷村召开了筹备会议，研究筹建新医疗单位。参加会议的有:徐金六（县参议长）、陈信亭（滨海二所所长）、史天放和王正甫、王眉君、王如珍等医务界人士约二三十人。会议研究了新医疗单位的领导组成、医务人员配备、资金筹集方法以及开设地点等有关事项。大家经讨论，认为由抗日民主政府主办的这一新型公办医疗单位，主要是为平民百姓服务的，因此起名叫“平民药房”，并成立了由徐金六、王正甫等5人组成的管委会，以加强对药房的管理和领导。会议推选王正甫、王眉君为平民药房正、副经理，负责日常业务工作。会议还确定药房资金通过社会募集和私人捐助解决，药房地址初定在临沭县蛟龙区朱樊村。
  会后，以徐金六参议长和韩瑞三副参议长为首，积极在社会名流、各界人士中募集资金筹备开业。原私人开业的王正甫医师，主动将自己的药品、医疗设备捐献出来，折款六七千元。蛟龙区朱樊村王大昭把自家的大柏树林卖给了蛟龙区木业社，得款约5万元，全部捐出来作为平民药房的资金。加上其他社会名流和各界人士募集的资金,平民药房的总资金达10万元（以上均指北海币）。
  1944年4月3日，平民药房在王大昭家的大花园内正式开业。当时，医生有王正甫、史天放、卢明秀和王如珍4人,护理人员有王家君、王传忠、王士纪等，会计刘庆志，公务员郝瑞轩，炊事员郝义X,总数13人。平民药房一成立,消息就传遍了周围四五十里以内的村庄，每天就诊病人在百名以上。平民药房对革命军人、抗日干部免费治疗，对一般民众看病，也比私人药房收费低廉,对于无钱的贫苦民众，实行先看病吃药，记帐赊欠,以后有钱还钱，实在无钱的减免。所以群众称平民药房为“贫民药房”。药房因此名声大振，门庭若市,前来求医看病的络绎不绝。
  朱樊村地处临沭县东部，那时靠近敌占区,环境不安定。我们白天看病,晚上便到村里住宿，药房由民兵夜间站岗守卫。这年6月，蛟龙区一些村庄发生了伤寒病，如李家后、张疃、烈疃、石门头、小湾子等村共有患者150多人。根据县委指示，平民药房组织医护人员全力抢救和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战,患者全部痊愈，无一死亡。同时又对未患病的人员注射防疫针约二三百人次。这次伤寒病被及时扑灭，老百姓赞不绝口。同年八九月间，上述村庄又发生霍乱，患者上吐下泻，如不及时治疗会很快虚脱死亡。我们又组织了医疗队，深入这些村庄，除对500余名患者进行抢救治疗外，还为5300多人注射了防疫针,有效地制止了霍乱病的流行蔓延，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由于平民药房在临沭一带比较岀名,8月间，肖华出发经过此地时，亲到药房视察，对医务人员表示慰问关怀，并和徐金六、王正甫等负责人一起合影留念。
  1945年1月，为了配合春节大参军运动，平民药房迁到了县政府临时驻地东八里巷村,并进行了短期整训。从古历正月十五日起，规模宏大的大参军运动开始。我负责体检工作,其他人员负责医疗工作。这次参军运动热火朝天,每天各区都送上百名新兵到这里接受体检。每批新兵到来都有秧歌队迎送，晚上滨海剧团演岀文娱节目表示慰问。这段时间，平民药房既负责新兵体检，又要搞好正常门诊业务,工作异常繁忙，但大家都很愉快。参军任务完成后，平民药房随县委、县府机关一起移到了南古东村。因为这时抗日战争节节胜利，临沭县沭河以西沦陷区已大部解放。迁移后，平民药房改名为“南古医药合作社''，并分出约2万元资金，成立了“夏庄分社”，由王眉君负责，同时调去王轮举等五六名医务人员。分出去部分人后，南古医药合作社增加了魏一凡、李进生等几名人员。县委又派刘军任指导员。这年春季临沭一带发生了流行性脑膜炎，患者多系小儿，几乎遍及全县。那时在解放区还见不到磺胺类抗菌药物，所以患者死亡率相当高。为了及时抢救患者，扑灭流脑，县领导在南古东村主持召开了全县各区开业的中西医会议，一是选举产生县医救会新的领导人；二是集思广益，研究扑灭流脑的方案。会上王正甫作了关于流脑的诊断和防治办法的报告。会议推选我为县医救会会长。当时全县共有医生四五十人，多数是中医，西医不超过10人。会后，中西医结合，对流脑患者奋力抢救治疗，一段时间后，流脑蔓延基本上得到了控制，在1000余名儿童患者中，治愈率达90%以上。五六月份又在全县由各区医救会负责普遍注射霍乱、伤寒疫苗。由于县区医救会在防治疾病中成绩显著，受到县领导和群众好评。
  1945年5.月13日，上级调王正甫筹建滨南医院。王同时带走了王传忠、杨如珊、王家恕、郝瑞轩等。此后临沭县南古医药合作社就由我具体负责。8月，县府成立卫生科，我被调县卫生科任副科长，南古医药合作社受县卫生科领导，工作由指导员刘军负责，人员还有卢继明、刘觉民等七八个人。夏庄分社则因管理不善，加上药品用完而无钱购置，不久便撤销了。
  1946年，临沂朱陈一带霍乱病流行，每天死亡几十人。为了扑灭霍乱病，临沭县医救会和南古医药合作社，抽调了四五名医务人员组成医疗队，赴临沂配合临沂医救会医疗队，共同奋力抢救治疗，并广泛向群众宣传预防霍乱病的方法。经过20多天的奋战，终于控制了霍乱病的蔓延并将其扑灭。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临沭县地处前沿，首当其冲。1947年，县卫生科和南古医药合作社的全体人员，按县委的指示,集合起来转移到朱仓、湖子、玉山、石鼓岭一带后方山区，成立了伤兵转运站，负责伤兵的抢救和转运工作。凡是前方下来的伤员，都要经过转运站进行第一步包扎处理，然后转运到后方医院治疗。当时我任站长，原指导员刘军因病不能工作，上级又委派了王兴忠任指导员，还增加了医务人员王如铎、李益轩,事务员王康卫，会计刘觉民等。另外滨南医院又派来了陈高勋、徐恒贞、王英、周景美、李玉聪等六七位医护人员，伤兵转运站半年多的时间,共包扎、抢救处理伤病员600多人次, 为解放战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8年初，临沭县境已大部解放,县府又恢复了卫生科，我任卫生科长。伤兵转运站的医护人员，除一部分跟随县机关担负医疗任务外，其余人员被重新分配。5月份我被调往竹庭县（今赣榆县）任卫生科长，临沭县由郝霄汉任卫生科长，并成立了县卫生所。10月，临沂守敌全部南逃.1949年初，为了迎接淮海战役,滨海地区各县均成立县医院，临沭县卫生所经过整编扩大, 也于1949年5月成立了临沭卫生医院。
  （临沭县政协供稿王如珍撰）刘惠民
  刘惠民（1900一1977）,名诚恩，沂水县胡家庄人。8岁就学于近村西泉庄“黄山公校”,16岁因病辍学。刘氏少年即立志学医,以济世救人。适有同邑廩生李步鳌在邻村开业行医,刘便就舍求教，听讲、辨药，涉猎医籍,甚得医旨之奥。几年后用于临床，每获良效。时值乡村流行疟疾，他在一本《海上验方》中发现一个治疗疟疾的验方,经试用，效果甚佳。以此坚定了他学医的信心和志趣，遂与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20年代曾远赴奉天（即今之沈阳市），在民初名医张锡纯创办的“立达中医院”学习并工作。两年后，考入全国名医丁仲祜主办的“上海中西医药专门学校”，修业期满，时值“七七”事变，返归故里，行医为业。
  30年代初，刘与赵恕风合办了“沂水县乡村医药研究所”及“中国医药研究社”。自1934年至1937年，主办《中国医药杂志》月刊。在刊物上广登全国名医论著，阐发中医理论。医药研究所招收学员36人，并编写出版课本。其办学宗旨,在所编《伤科学课本》前言中阐说甚明:“培植是项（中医）专门人才,而供国家之急需…...伏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古有明训。是凡为国民者，对于祖国各有重大责任在焉,……研究非常时期之救护学识，予为来日之大难，与全国总动员前途，裨益匪鲜。现本班规模虽小，是亦救国之微意耳……今为国难最严重之际，不得不如是之急就也。……并请我国医药界诸位同志,……共赴国难，以救危运，是为深幸。”
  1938年，刘参加了八路军，奔赴抗日第一线。时任鲁中八路军二支队医务处主任。后被派回地方工作，在许家峪村，以人民政府的很少拨款为基金经营中药铺。后又转至沂南界湖办“山东大药房”并任副经理，对外收费为群众医病，对内实行极原始的公费治疗。在此期间曾任山东省卫生总局临沂卫生合作社社长、鲁中南“新鲁制药厂”经理、沂水县参议员。为适应战时需要，积极改造中药剂型，亲自刻制压药片的木模,教药剂人员打药丸。没有粉碎机，就用石碾，将中药碾成粉末，制成成药，以便应用。当时常用制剂有疟疾灵、金黄散、救急散、救急水、牛黄丸、益母膏等。到全国解放前夕，已制出成药近百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人民政府支持下，刘在济南办起了中医诊疗所（后改为济南市中医院），成为山东第一个公费医疗单位。此后又成立了山东省中医院（任院长）、山东省中医研究所（任所长）。他热心中医教育事业，早在20年代创办“沂水县乡村医药研究所”附设医校时，就对创办中医学校作了大胆的尝试,成为我省医学教育的先行者之一。1955年组织了中医研究班，使省内中医耆老、有识之士，荟聚一堂，对中医学术进行研讨,对中医事业提出规划。在此基础上，于1957一1960年先后举办了4期省内进修班，使大批中医工作者得到正规学习和训练。刘于1955年加入中华医学会、中医学会。山东中医学会成立后，出任理事长。1958年任山东中医学院院长。为开展学术活动、发展医学事业作出有益的贡献。
  对于继承祖国医学，刘惠民治学态度严谨。早在30年代便大量购买上海千顷堂书局出版的中医书籍以及各种中医刊物,藏书甚多。后经日寇劫掠，荡然无存。他在学医、行医60多年中,刻苦钻研祖国医学典籍，上自《内》、《难》、《伤寒》,下至历代大家名著，尽皆阅览。对民间实用的中草药，也注重调查研究。沂水一带有很多洋金花（白花，状若喇叭），群众有掺烟吸止憋喘者。刘对其反复研究验证，终于查明了治病原理，扩大了适应症范围，规定了一般用量，使这味平常的草药，在治疗胃脘痛、气管炎、肺气肿等病中，发挥了良好作用。再如，酸枣仁一药，古今医家单剂用量极少超过15克以上者，近代更有学者提岀，本药如一次用量超过50克,即有发生昏睡或昏迷，乃至中毒的危险。刘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查证和实践，证明酸枣仁不仅是治疗不寐症之要药，并具有滋补强壮作用，久服能养心健脑,安五脏，强精神。一般成人用量可在30克以上，甚至可多达50—90克，无任何副作用。
  1956年，毛主席莅临青岛，患重感冒，治疗无效，经刘惠民诊断处方服药后，病愈。毛主席赞扬说，“近30年没吃中药了，这药很好。”1957年又跟随毛主席去莫斯科,一方面作考察学习，一方面担负卫生保健工作。后来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多次为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外省其他领导同志诊病治病。
  刘惠民对病人不分贵贱尊卑。无论是炊事员、饲养员，还是普通农民，都细心诊视,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他晚年患有严重疝气,仍坚持应诊。
  他不仅研读了大量的医学经典名著，而且在临床中又做了大胆探索，认真总结经验，因而对内、外、妇、儿各科许多重大疑难病理病机、临床诊治，甚有经验。
  对外感疾病，他主张“治感需急治,责在迅速祛邪，邪去体自安,如将军之挥戈退敌;治内伤宜周全缓图，根据病情或攻或补或两者兼施，千里决胜，如宰相之运筹帷幄。”他认为外感热病概属伤寒，故治多遵《内》、《难》，取法《伤寒》，按六经辨证，用三阳经治法。受张锡纯氏影响，他认为生石膏善清气分热，又能辛散解肌,故治外感发热多用生石膏。此外，治外感重视地理、气候、体质差异。如春季喜用葛根、薄荷;夏季喜用香薷、滑石;秋季喜用麦冬、沙参;冬季多用姜、桂、麻黄；治南人常用豆豉、苏叶、荆芥轻清表剂；小儿易动肝风，故用钩藤、薄荷等以清热、平肝、镇惊。
  刘氏对神经精神系统疾病多有研究，认为肝、肾、脾、胃的功能与现代医学的神经精神系统有密切关系，故治疗多用滋肝补肾、健脾调胃等法。运用酸枣仁镇静安眠，养心健脑，是其突出的经验。对神经精神疾病,虽偏滋补，但不拘泥;如遇实症或虚实夹杂症，便大胆地应用大攻，先攻后补或攻补兼施。1956年,有一47岁秦姓男子,精神抑郁日久，后突然僵卧不起，神志朦胧、两目凝视、表情忧郁、缄默不语、拒不进食、大便不行、形体消瘦、气息低微，一派虚羸症象。西医疹为“癒病性木僵”，经刘详析症候，在清热豁痰理气开窍的基础上，加入承气汤峻下阳明热结而奏效。
  刘氏擅长治疗妇女月经病和先兆流产及不孕症。他认为月经病病因虽多，主要由于肾气不足或神志不遂，以致冲任不固，或气血失调所引起。治疗则循“治妇人病，当先明冲任”的原则，辨其寒热虚实，以定温清补消。他特别注重调补肝肾，实则为调冲任。同时根据“调经肝为先、疏肝经自调”的理论，常以疏肝调郁、理气和血等法结合应用，多获良效。刘氏以为不孕症与月经病密切相关，诸因引致月经不调，也就致不能摄精受孕。治疗多以调理脏腑冲任为中心。以见症不同，选用滋肾养肝、补气养血、温肾暖宫、疏肝解郁、健脾化痰等法。方用毓麟珠、泰山盘石散、苁蓉兔丝丸、五子衍宗丸、开郁种玉汤、紫石英丸等加减化裁，多奏奇效。刘氏对高血压、冠心病、肝炎及肝硬化腹水、偏瘫、脑炎后遗症、急性感染性多发性神经炎、小儿疳积等病，也有丰富的治疗经验。对应用马前子治疗痿症和胃下垂，罂粟壳治疗慢性腹泻和慢性咳嗽，羊睾丸治疗性神经衰弱，均有独到创见。
  刘一生诊病,辨症务求准确，用药大胆灵活,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他一生忙于诊务，著述较少。据査,1936年为培养国医学员，曾编有课本1套，计有《伤科学读本》、《中西混合解剖生理学概要》、《中西药物学概要》、《中西诊断学概要》、《战地临时救护医院组织概要》，以上诸书皆刊行于世。1959年撰写《麻疹和肺炎的防治》小册子，内部发行，亦流行于世。“文革”中，他被诬为 “反动学术权威”，屡受批斗。这期间,在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把进城后积累的典型病例1万余份，进行了分类总结,写出了《中医经络学选要》、《中医诊断学选要》、《中医方剂治疗学选要》、《中医妇科学选要》、《中医伤寒病学选要》、《中医儿科学选要》、《中医外科学选要》、《中医电子诊脉仪学》等初稿。1971年,组织上恢复了他的党内生活和职务，他已体弱多病常年在家休息或住院，而且找他求医的病人仍络绎不绝，因此没有时间将以上稿子再加修改。1976年出版的《刘惠民医案》，是由医案编写小组根据部分病例进行修改整理的，初稿形成时，他本人已无力校阅审定。有的地方虽还不尽理想,但基本上体现了刘氏的医疔特点和风格。《中医电子诊脉仪学》至1973年已作了4次修改，但终未能出版。
  刘氏于195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东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三届代表等职。1977年10月28日，刘惠民因患多种疾病久治无效，在济南去世，享年77岁。
  （沂水县政协供稿王建全撰朱学民整理）罗生特
  在罗生特医院（原莒南县人民医院）的大院里，矗立着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共特别党员、奥地利籍医生罗生特的全身汉白玉雕像。他的英姿永远被人们所瞻仰。
  罗生特，原名雅各布•罗森弗尔德，1903年1月生于奥地利加里西亚梭堡,1928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获综合医学博士学位，并进入国家医院工作。后因参加反法西斯活动而两次被捕入集中营,备受摧残，终被勒令离开祖国奥地利。
  1939年春，罗生特来到中国上海，在法租界开办了一处诊所。此间，他参加了国际友人、波兰籍新闻记者汉斯•希伯组织的马克思研究小组，研究中国革命问题，耳闻目睹了日军侵略中国的罪行和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从而立志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在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的周密安排下，他于1941年3月参加了新四军，并担任军卫生部顾问。1942年春,党组织根据他的要求，由陈毅和钱俊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考虑他是外国人，将他列为中共“特别党员”。
  1943年3月，山东省抗日根据地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罗荣桓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政委，不久又担任山东分局书记。5个要职集于一身，工作十分繁重。过分紧张、劳累，使他肾病加重，尿血不止。但因抗日战争形势严峻,罗荣桓又暂时不能离开领导岗位治病。为此，新四军派黄农等同志陪罗生特大夫来山东军区驻地莒南县,担负起为罗荣桓治病和参加卫生部领导工作的重要使命。罗生特来莒南以后,尽心尽力地为罗荣桓治病。一次，部队急行军后，罗荣桓旧病复发,治疗中缺少化验设备及药品，不能验血。罗生特大夫就利用多种方法验尿，从中判断病情,并不时将耳朵贴在罗荣桓胸前仔细听诊。经过精心诊治,使罗荣桓的病情得到了控制，能够继续坚持在指挥岗位上。
  罗生特参加中国革命后，心里燃着一团火，总想把自己的医术全部献给中国抗日军民。他把毛泽东提倡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当成自己的行动指南，像白求恩一样,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极端热忱，对医术精益求精。为了改善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医疗条件，他在莒南县陈家老窝村亲自设计、组织施工,为山东军区建造了一所战时医院。该院拥有上百间房屋，他经常在这里为重伤员治疗，并通过临床实践培养医务人员。老红军战士、营长曾炳华，在1942年的甲子山战役中腿部负重伤，长期住院不见好转,几乎失去信心。但经罗大夫做了两次手术，终于治愈。1943年11月，罗生特带领医护人员在一个村庄抢救伤员，他一连做了十几例手术，下手术台后，已经累得腰疼腿酸、头晕眼花，心前区已经出现心脏病发作征兆。但这时，忽然来人报告:有一位指挥员在前线负了重伤，为了抢救伤员,他立即赶去,并忍着心绞痛坚持工作，终于使这位指挥员转危为安。以后担任临沂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的李勉,1943年5月在战斗中被子弹穿过小腹，伤裂膀胱，在县大队、平民医院治疗无效。1944年初转到军区附属医疗所。罗大夫不顾伤口发出的恶臭味，立即进行检査治疗。在两个多月中，罗大夫先后3次为他做手术，终使病人痊愈。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司令员万毅在诸（城）胶（县）边界战斗中负伤，子弹从两腮穿过，打穿了舌头，也打掉了7颗半牙齿，当转到驻莒南的军区医疗所时，已高烧不醒。经罗大夫精心治疗，也很快恢复健康。
  罗生特在莒南期间，不仅抢救过无数部队中的伤病员，还非常热心为抗日根据地的民众治病解忧。1943年秋，王家坊前村民王金方的妻子患病，瘦得皮包骨头，走路必须扶着墙。罗生特在大街上遇到这位病人，便主动询问病情,并动员她快去医疗所检査治疗。但她因没有钱而不好意思去，后来她的病情突然加重。丈夫又支前在外，乡亲们急忙为她准备了后事。罗大夫听说后,赶紧前去抢救，亲自为病人喂水、服药、打针，使病人脱险。又经过近3个月的治疗，终于使她恢复了健康。同村的儿童王仁芹和王家彦，患黑热病，皮肤发黑，极度消瘦，腹部胀大，什么活也不能干。罗大夫看到后，亲自把他们领到医疗所，经过打针、服药两个月，恢复了健康。
  罗生特还是位技术精湛的妇科大夫。当地有位青年妇女患无孔处女膜，周期性腹痛，恶性呕吐,思想压力很大。经罗大夫为她做了手术,解除了痛苦。还有一位农村妇女患卵巢囊肿，也是由罗大夫做了切除手术,恢复了健康。从此,罗大夫的“神医”美称很快在群众中传开。一些妇女经常结伴来找罗大夫看病。1944年8月2日，山东军区正在十字路召开劳模大会,一位附近的村长急匆匆跑进会场，找罗大夫去救一位产妇。罗生特赶到产妇家中，产妇已呈休克状态，胎音已听不到。这时，炕上找不出任何干净东西来助产，罗生特马上冲洗了手，把大会上刚刚发给他的奖品一一一条白毛巾，立即垫在产妇臀下，很快将死胎引出，并对产妇作了产后处理,保住了产妇的生命。
  罗生特住在莒南西辛庄时的房东张月芹，那年夏天突然得了脑炎，头痛，发高烧，昏迷不醒，罗大夫听说后急忙从陈家老窝村赶回，亲切地连声叫着病人的名字，并立即进行抢救,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将张月芹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
  罗生特同抗日根据地人民心连心，对老百姓的疾苦非常同情，有求必应。他不仅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大夫，而且还是一位热情的抗日宣传鼓动者。他经常在山东军区及省、地、县召开的会议上演讲，还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论第二战场》、《山东印象记》、《山东的冬天》等文章，以犀利的笔锋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用笔动员世界人民支援中国抗日，赞扬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4年6月，他给中外记者参观团中的记者爱泼斯坦写信说：“数年来，我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当外科医生，这两支军队抵抗日寇侵袭的英勇战绩和为了民主主义而奋斗的功勋是人人称赞的。你们组织中外记者到延安，我希望你把这个新中国重要的政治中心的一切印象，真实的报道到世界各地日寇投降后，罗生特离开莒南,随主力部队进入东北，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医学顾问、第一纵队卫生部长，参加过四平战役和辽沈战役。他是在我军工作时间最久、在前线时间最长、任职最高的国际友人。新中国建立后，他于1949年11月回国探亲，因心脏病发作，于1951年不幸逝世。
  （莒南县政协供稿邹殿清、于钦学撰）中医针灸师刘文轩
  刘文轩，临沂城北关西北园周家楼子人,系菜农出身。清末民初，有位外地人来临沂游览，一天与刘文轩相遇，二人交谈之后，觉得投机,后来话题转到针灸知识方面，就更有相见恨晚之感，以后遂成为要好的朋友。这位客人从此经常向刘传授针灸知识，刘文轩勤奋好学，更得这位客人欢心，于是悉心传授。这位客人离开临沂时，将一本针法书送给了刘，并嘱咐说:“你务要把这本书读透，并加强练习，你定能有所成就。”刘学成针灸医术后，在临沂很快闻名遐迩。
  刘文轩的针灸，内外科病均能治疗，他给人治病，手到病除。对于一般初患的心疼、肚子疼、胃气疼、消化不良、气喘不顺、闷胀不舒等普通病，可以说“一针而愈”。至于难治的中风、风湿、筋骨麻木、腿疼腰疼、痨病、哮喘、气管炎等疾病，只要连针几次即可好转，连续针灸也能逐渐痊愈。
  据北门里孟繁聚谈，他在20多岁的时候,曾亲眼目睹刘文轩针治的一个病例：
  有一个人，患了“背疽”,因生在后背正中,发作后，有生命危险。因系刚发现，疽四周发红，有些浮肿，看样在浮肿处是要鼓脓,头一天，刘先生给他针治了一次，第二天又去针治时，四周发红的地方已不再红了。第三天去针治时，浮肿的地方已消缩，第四天去看时，浮肿的脓疱已化为乌有,恢复如初了。
  在当时临沂城里有一个叫“张小”的人，和刘文轩是渔友。这天刘文轩约张小一块到西关五孔桥下面的深渊子边，对张小说:“你脱了衣服下去，摸些大鱼上来。”张小说：“你想叫我冻死吗?” 当时,正是腊月天气，滴水成冰，钻到冰下摸鱼能不冻死?刘先生说:“张小你别害怕，冻不着你，我叫你下水，自然有办法。”接着叫张解开衣裳，在张小的身上、头部、脖子、臂膀、小腿、脚脖子都针了一遍。起针后，稍停，刘文轩催着张小下水，张脱了上衣，只穿了一条单裤，腰中系了一个鱼笼，当即跳到水中，约摸有20分钟后,张小摸了一鱼笼大鱼，爬上岸来。刘文轩赶紧问道:“身上冷吧?”张小连连说：“不冷不冷。”果然,张小浑身上下，还正腾腾地散发着热气。围观的人们无不喝采，齐声感叹说:“刘先生的针法，真是神奇。”
  刘文轩平常爱好打鱼。同几个渔友一有空就背上鱼网到沂河或祊河打鱼。累了，就在河岸边树林内，铺上蓑衣，睡上一觉。待夕阳西下时，才漫步归来，把鱼加以烹制,众人围坐沽酒而饮，尽兴方散。
  刘文轩是一个情趣高雅，又富于正义感的人。他对贫苦百姓，充满同情，对那些为富不仁者，又疾恶如仇，避之犹恐不及，更不用说给他们治病了。
  1921年（民国十年）初，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时在临沂驻防的山东陆军第五混成旅旅长李森,其夫人得了病，请了几家中医,开单用药皆不见效。这时有人向旅长推荐刘文轩。李旅长立刻派了他贴身的两个随从兵，拿着他本人的名片去请刘文轩。二人到了西北园刘的家中，将旅长的名片递上，向刘说明来意。刘看了名片连连摇头，对两个随从兵说:“你二人回去吧。我今天家中有事，不能前去,告诉旅长大人另请高明吧!”当场拒绝。两个随从兵回司令部向旅长汇报，李旅长听了后说:“你二人去请医生看病，对人家要客气些。这回牵着我的马去,务要把刘先生接来。”这两人二次去请，牵着马,来到刘的家中。见到刘后，把来意重新说明,务请刘去一趟。而刘听了后，依然如前，仍是坚决不去。这二人没办法，只好又回来如实地回禀了旅长。李听了后，一拍桌子,怒气冲冲地说:“凭我这少将旅长的身份，连一个小小的平民医生请不到么?真是岂有此理。”接着说:“再去请,对他说明，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又加派了两个随从兵。这4个人有的手中拿着绑绳，有的拿着铁锁链子，再次来到刘的家中。见面以后，刘也看出来，这次多加了人，来势汹汹，手中拿着绑人的绳索，知道不好。有一个随从兵来到刘的跟前说:“刘先生，你这个人真不识抬举!我们旅长三番二次令我们来请你,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这里刚说完，那边拿铁锁链子的随从兵来到刘的跟前，一抖锁链子套住刘的脖子，又过来一个拉上就走。就这样，4个大兵推推拉拉，把刘文轩“请”到司令部来。
  4个随从兵将刘文轩一直押到司令部内宅去见旅长交差。旅长一看，假作大怒的样子，把他们大骂了一顿，说：“我叫你们去请刘先生，哪有这样请人的」接着又连连向刘文轩赔礼道歉，让到上座，献茶奉烟。刘文轩不得不答应给病人治病。他住在司令部四五天，把病人治愈，李旅长拿岀重金酬谢，而刘分文不取，李只好叫一桌“海参酒席”答谢刘文轩。
  刘文轩以被达官贵人驱使为耻，可对贫苦的老百姓，他又以能为之解除病苦为荣。
  当时，在临沂北关街口，有一个小酒铺。开小酒铺的人，是一位50多岁的孤老人.一次，刘文轩到这酒铺中喝酒时，发现这位老人患有喘咳病，就对他说:“这位老兄难受吧，你取开怀，我给你针一下。”这位老人听后，立时解开怀，请刘文轩针治。针了一回，刘问道:“怎么样了？”老人说:“身上舒服多了，心里安稳，不再喘咳了。”针完了，刘出了酒铺，扬长而去。以后每次来喝酒，就给他针一次,卖酒的老人过意不去，拿出钱来，要酬谢他。刘说：“你要给我钱，我就不给你针了。”以后，刘文轩坚持给他针了一年多。
  有一次刘文轩从西北园进城。走在路上，看见路边有一个人，躺在地上，哭喊打滚。刘文轩走近前一看，是一个要饭的乞儿。问道:“小伙子，怎么了？”那人说:“我肚子疼得厉害，实在忍不住了。”刘文轩马上掏出针来，蹲在地上给他针疗。过了一会, 乞儿安静下来，也不哭了。刘问道:“这回怎样了？”乞儿说:“好了,不疼啦。”刘先生这才起身进城。
  （兰山区政协供稿郑敬乏撰杨丽整理）临沂近代医林耆宿
  高友三
  高友三(1835一1916),字盖圃，临沐县人。中医。清光绪年间在北京行医时，收光绪皇帝姑表弟川内桑奴尔布为徒。后被选入太医院，晚年还乡。著述甚多，因战乱遗失。
  高凤仪
  高凤仪(1836一1926),苍山县人。中医。1922年在本县青山套村创办“中医书院”。学制3年,收学员20余人。以学本草、方剂与经典理论为主。是鲁南一带中医教育事业的先驱。
  庄云章
  庄云章(1890一1947),莒南县人。1922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医科大学。回原籍后，将大店镇道胜药房扩建为道胜医院。这是临沂地区较早的私立西医医院，能进行一般的外科手术。1945年，庄云章参加人民军队，在山东军区卫生部从事医学教育工作。
  高玉荣
  高玉荣(1880一1964),字金藩，沂南县人。中医，擅长内科、妇科。1949年以前，曾在东北行医。并参与筹办辽宁丹东市医学会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沂南县人民医院、临沂地区人民医院任中医师，并被选为山东省第三届政协委员。他善于辨证旅治，注重中西医结合,对许多内科慢性病及妇女不孕症的治疗，积累了宝贵的临床经验。他体贴病人，始终如一。在最后一次应诊切脉时，逝于坐椅。遗著有《中医纲鉴》、《花团锦簇》等。
  刘子繁
  刘子繁(1897一1966),郯城县人。中医，擅长内科、妇科。本以教书为业，兼习医术，至47岁时改业行医。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任郯城县参议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郯城县人民医院中医师。1959年调任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副所长。1960年当选为山东省第三届政协委员。他对治疗伤寒杂病有较深的造诣，著有《伤寒论注释》手稿。
  邵元凯
  邵元凯(1907一1968),江苏省邳县人。生前任苍山县人民医院中医师，擅长针灸。1957年因针灸治疗聋哑病和下肢橡皮肿疗效显著受到省政府奖励。曾任山东省第二、三、四届政协委员。著有《针灸学讲义》、《针灸治疗三字经》等。
  高仲书
  高仲书(1906一1970),郯城县人。山东省著名老中医，擅长内科。自幼随父学医,并参加上海名医陆渊雷开办的中医函授学校，学习2年。对张仲景的《伤寒论》颇有研究。编有《伤寒论讲义》、《伤寒类方述意》、《伤寒新解》等。1939年任郯城县“医救会”会长，在马头镇创办地方医院,为抗日军民服务。1946年任郯城县“医联会”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郯城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57年入山东省中医研究班学习。1958年任山东医学院讲师，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曾当选济南市第五、六届人大代表。1964年被山东省卫生厅定为“名老中医”。
  尹莘农
  尹莘农(1894一1973),名志伊，日照市人。医药界知名人士。1924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科。曾任上海宝隆医院医师、青岛普济医院(今青岛市立医院)院长。1931年任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首任校长兼附属医院院长。1933年，为纪念在上海“五卅”惨案中遇难的胞弟尹景伊,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出资在本村建立了“景伊五卅纪念小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山东医专迁至四川万县，其附属医院被征为军用，改为第十重伤医院，尹莘农仍兼任院长。1949年1月去台湾,1973年在台北病逝。他学识渊博，精通德语，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小儿科尤其擅长。著述甚多，皆存留台湾。
  奚华甫
  奚华甫(1902一1973),字荣森，北京市人,满族。擅长外科。1922年考入北京陆军检阅使署军医学校，毕业后在冯玉祥、张学良部队从医10余年。1938年在新泰县北流村开办私人诊所。1944年携带诊所全部药械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泰宁县医院。历任泰宁县医院院长、新泰县医院院长、华东野战军第十四医院二大队副大队长、鲁中南行署第二医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沂水专区中心卫生院院长、临沂专区干部疗养院医务主任、临沂专区结核病防治院医务主任。田荣光
  田荣光(1901一1976),宇耀三，郯城县人。中医，擅长内科、妇科。自幼在乡间行医，解放初期加入联合诊所。1958年，和刘子繁、高仲书一道创办郯城县中医院和郯城县中医学校。后任郯城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县人大代表。他用“人参败毒散加减”治疗破伤风的经验，曾在山东省中草药展览会上展岀、推广。
  陈信亭
  陈信亭(1894一1977),苍山县人。1917年考入济南齐鲁医院护士学校，1921年毕业后在郯城县开办“东海医院”。1923年3月，到西北军三旅一团任副军医官。1925年回原籍开办“农民医社”。193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地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7月参加了著名的“苍山暴动”。暴动失败后，与党组织脱离关系，仍在本村行医。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陈信亭携带全部药品器械参加八路军。历任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后方医院院长、滨海军区卫生部材料科科长、手术队队长。1942年8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军政干部疗养院院长、华东野战军卫生部直属一所所长、滨海军区二院院长。1946年被评为“滨海军区老年模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鲁中南军区医院院长，山东军区高干疗养院院长，山东康复二院、五院、八院院长。惠民专区干部疗养院院长，惠民专区结核病防治所所长。陈信亭熟悉内、外科医疗技术，尤其对医院管理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刘惠民
  刘惠民(1900一1977),沂水县人，著名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自幼在乡间学医，1920年赴沈阳，拜名医张锡纯为师，1922年考入上海中西医药专门学校，毕业后仍回故里行医。1934年与赵忠敬共同创办“沂水县乡村医药研究所''、“中国医药研究社”，主编《中国医药杂志》。为宣传中医理论、培养中医人才作出贡献。1933年参加八路军，历任鲁中二支队医务处主任、临沂卫生合作社社长、鲁中南新鲁制药厂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山东省中医院院长，山东省中医学院院长，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所长，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山东中医学会理事长，中国医学科学院特邀研究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对内、外、妇、儿各科许多疑难症的病理病机、临床诊治都有较深的造诣和独到见解。主要著作有《刘惠民医案》、《中西药物学概要》、《黄元御医学史迹考俟正》、《战地临时救护医院组织概要》等。1957年7月，专程去青岛为毛泽东主席治病。同年11月，陪同毛主席访问苏联。195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屡遭批斗。1977年10月28日在济南病逝。
  石继先
  石继先(1909一1978)，日照市人，中医。早年在本村行医。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历任滨海专署卫生科医师、滨海行署医疗队队长、滨海医院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市立医院院长、济南市卫生局副局长、山东省卫生厅防疫处副处长、山东省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李荣先
  李荣先(1893一1979),江苏省邳县人。外科主治医师，擅长腹部外科。1921年在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回原藉开业行医。1939年参加新四军，任三师医院外科副队长。1943年脱离部队，仍回原籍开办私立的“新新医院”。1951年被调入临沂专区中心卫生院任外科副主任、主治医师。1957年调任临沂专区第二人民医院(现沂水中心医院)副院长兼外科主任。对临沂地区外科技术队伍创建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曾当选为山东省二、三届人大代表。1974年退休。
  刘学秀
  刘学秀(1904一1981),字俊升，临沂市人。中医，岀身世医家庭。15岁随父应诊,26岁赴济南参加医考，成绩优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济南市西郊医院、山东省黑龙潭疗养院、长清县医院工作。他医术全面，坚持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对内、外、妇、儿各科都有很深的造诣。曾当选济南市人大代表、山东中医学会理事。参加过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的《伤寒论》注释工作。
  刘东=
  刘东=(1878一1981),字仲旭，枣庄市人。中医，擅长内科。早年从事教学兼习医术。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峄县民主政府教育科长、临费边区参议长、赵镈县特聘参议长、鲁南专署参议员。1945年在费县梁邱参与创办鲁南平民医院的工作。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费县人民医院副院长、苍山县人民医院副院长。1955年被定为费县“名老中医”。他精于养身之道，享年103岁，是临沂地区的长寿老人之一。
  葛铭琪
  葛铭琪(1896一1983),字树人，莒县人。1924年毕业于山东医学专科学校，获国民政府卫生部颁发的医师证书。回莒县城开办以西医西药为主的“同仁药房”。对治疗当时流行猖獗的黑热病、猩红热、麻疹、伤寒等疾病，发挥了积极作用。他还带领药房人员自制多种药品，如光明眼药水、黄降汞膏、黄连膏、十滴水、胃疼散、止咳散、疥疮膏等。1936年赴西安开办“大东药房”。抗日战争爆发后，迁至成都，办起“岱东药房。”其后一直客居成都。
  张仁徳
  张仁德(1901一1983),沂水县人。妇产科主任医师：934年毕业于南通医学院。先后在邹平县、陕西揄林县、内蒙古五原县以及济南市立第四医院、济南市妇幼保健院、山东省立第二医院、山东医学院等单位工作过。历任医师、主治医师、讲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等职。是省内著名的妇产科专家。他学识渊博，富有临床经验。主要论著有《临床妇科内分泌学摘要》、《1091例农村妇女放置避孕环近期效果观察》等。
  陈明五
  陈明五(1908一1983),平邑县人。副主任中医师，专事眼科。1930年高中毕业后，在本县任小学教师。课余时间自学医药书藉，尤其对眼科发生了浓厚兴趣。1940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费县第一游击大队大队长、一一五师七团副营长、费北县委敌工部长。1942年退伍回乡，又开始了对中医眼科学的探索。1944年挂牌行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平邑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参加山东省中医研究班,1957年调山东省立中医医院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创办了中医眼科。为继承发展中医眼科学遗产、开展眼科领域的中西医结合,奠定了基础。1959年入上海中医学院师资专修班学习，1960年毕业后调山东中医学院任讲师。1981年晋升副主任医师，是该院眼科教研室的创始人。他在教学中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临床中强调辨证旅治。60年代，对中医药治疗青少年近视进行了专题研究;在理论上提岀以“脉络走向”解释“八廓”学说。创制“健脑明目丸”、“驱风定痛汤”、“止血复明”等方剂，对治疗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眼底岀血等病取得显著疗效。主要著作有《中医眼科学》、《五官科讲义》、《陈明五眼科医案选》等。
  李秀庭
  李秀庭(1918一1983),莒南县人。副主任中医师，擅长内科、妇科。青年时期在乡间行医。1943年担任涝坡区“医救会”副会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7年在鲁南战役中，参加医疗救护工作，立大功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涝坡、路镇区供销合作社医药部工作。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调临沂地区财经干校任校医。1962年任临沂地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1965年晋升副主任中医师。他注重中西医结合，善于学习西医的长处，对脑血管及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有很深的造诣。1972年，负责《沂蒙医药》的创刊工作，并担任责任编辑。1979年任临沂地区医学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山东分会理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山东临沂分会副会长。1981年被地直党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刘伯诚
  刘伯诚(1919一1983),沂水县人。出身中医世家。受其祖父刘本谦影响,13岁开始学医，兼习诗词、书法。17岁即在乡间行医。解放战争期间，担任区'‘医救会''会长，积极参加支前医疗救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临沂专区供销干部疗养院、专区干部疗养院任中医师、医务处主任等职。他擅长内科，对《伤寒论》的研究及方药的应用有较深的造诣。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心血管疾病取得了良好效果。主要论著有《痫症的治疗经验》、《硫磺的临床应用》等。晚年在临沂卫生学校任教。写诗和书法是他的业余爱好，有较深的功力。
  赵忠敬
  赵忠敬(1910一1984),原名赵恕风，沂水县人。副主任中医师。1934年与刘惠民共同创办“沂水县乡村医药研究所”、“中国医药研究社”和《中国医药杂志》。1949年又毕业于广西柳州西医学校。1953年任湖南衡阳华新制药厂医师、药师。1957年调山东省卫生厅实验药厂任中医师。1958年调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1964年晋升副主任中医师。他作为中医，又系统地学习过西医理论，为发展中西医结合起了重要作用。曾参加编选《山东中草药验方选》、《山东中草药手册》等书。
  邓志广
  邓志广(1921一1984),辽宁省锦州市人。眼科副主任医师。1951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留校任助教兼附属医院眼科医师，1956年晋升主治医师。1958年调任兖州卫校教师。1959年调任临沂卫校教师兼临沂地区人民医院眼科主任。1979年晋升副主任医师。在他主持和指导下，临沂地区的眼科技术水平得到较快的提高，各种眼科手术相继开展。1978年成功地进行了首例角膜移植术。他的论文《先天性睑缘粘连》、《沙眼门诊病例统计》在省级医刊上发表。1980年当选为山东省五届人大代表、临沂县五届政协常务委员。1983年当选为中华医学会山东临沂分会眼科学会主任委员。
  朱景
  朱景(1929一1984)，女，山东省惠民县人。精神病科副主任医师。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出席山东军区模范代表大会。曾荣立三等功5次。1954年入山东医学院学习，1959年毕业分配到山东省精神病医院任医师。1962年调临沂地区人民医院。1965年调临沂地区精神病医院任主治医师。1979年晋升副主任医师，并当选中华医学会会员。她致力于精神病医学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为临沂地区精神病防治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贡献。1983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
  刘兰田
  刘兰田(1930一1984),字秀丰，沂南县人。副主任中医师，擅长内科、妇科。自幼随父行医。1958年入山东省中医干部进修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山东中医学院任教。1962年调回沂南县人民医院任中医科主任。1978年调临沂地区中医医院任内科主任,1979年当选为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山东临沂分会常务理事。1981年晋升副主任医师，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临沂市五届政协常委。他对古典藉和中医发展史颇有研究，特别是对《温病条辨》的研究及方药的应用有较深的造诣。所撰《东莞徐氏医事琐考》一文，被《中华医史》杂志刊用。遗有《刘兰田医案医话》及《新编温病学》、《中医妇科学》、《新编各家学说》等讲稿。一生爱好旧体诗词。
  叶强民
  叶强民(1902一1985),日照市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旅独立团卫生队长、滨海平民医院副院长、山东大药房经理兼党支部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山东省医药公司副经理、山东省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山东医药卫生学会秘书长、山东省卫生厅中医处副处长。
  袁正瑞
  袁正瑶(1929一1986),字琪峰，莒县人。副主任中医师，擅长内科。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区“医救会”会长，积极参加支前工作。1949年在莒县大药房正式参加工作。1958年入山东省中医干部进修学校学习。1959年毕业后分配到临沂地区人民医院任中医师。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任地区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1979年当选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山东分会理事。1982年晋升副主任中医师。他几十年如一日，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即使在“文革”中的混乱时期，仍然忠于职守，日夜操劳。身患癌症住院期间，也没有停止过工作。1984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光荣称号。他对治疗温热病有独到见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发表论文有《中西医结合抢救11例脑溢血病的体会》、《乙脑治疗中几个问题的体会》等。
  李绍久
  李绍久(1900一1988),费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行医作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临、郯、费、峄4县联庄会卫生部部长、鲁南动委会特务部部长、八路军山东纵队卫生部材料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鲁中行署卫生科科长、鲁中南行署卫生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山东省卫生厅医院管理处处长、烟台市卫生科科长。1962年因病免职休养，1983年正式离休。
  陈洪文
  陈洪文(1877一1948),字月溪，号秋江、老迂斋，费县朱四街人。民国年间费县之名医，工书善画，通晓妇、内各科，尤善妇科,其汤药疗效誉满费邑。
  陈立堂
  陈立堂(1877一1959),字明南，费县人。擅长内、外科，治病多奇效。1937年后，携资产参加“平民医院”，于中医部业医。1947年，迫于形势，中医部暂停营业，陈氏悬壶于济南,挂牌诊病，并著《也是一说》一卷(已遗失)，1948年12月，“平民医院”中医部恢复，并经县批准改为“费县大众药房”,陈氏闻讯返回。1955年6月，被调费县卫生院中医科，1958年调梁邱医院，1959年病逝。高执孝
  高执孝(1891一1975),字克亮，费县人。受业于费县名医陈立梅门下，尽得其传。35岁以匾名“广仁堂”立号业医，自制“哮喘丸”，每收捷效。1946年参加“医联会”,1952年参力“卫协会”,积极开展卫生宣传和医疗防疫工作，1958年到城关卫生院工作。
  (临沂市卫生局、费县政协供稿)本资料根据《沂州府志》及原临沂、郯城、蒙阴、沂水、费县、日照、莒县县志整理，收录范围基本按原临沂地区,未及按今区划分列。因府志及部分县志修撰较早，清代乾隆以后有关资料不全，可能有许多遗漏，一时无法补齐。
  （临沂市政协供稿李凤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