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世纪80年代以前，山东的天主教，主要是法国保护下的圣方济各教会（一般称方济各会），其势力主要分布在鲁北的济南府、东昌府、泰安府、武定府、临清直隶州和鲁东的登州府、莱州府及青州府地区。还在清朝初年，方济会各教派，就曾打算进入沂水县所在的鲁南（包括兖州府、沂州府、曹州府及济宁直隶州）地区，但由于鲁南为孔孟之乡，绅民受儒教影响较深，因此，遭到了抵抗，方济各会对鲁南的传教活动，只得 “浅尝辄止” 了。
  1875年（光绪元年），在离德国边境不远的荷兰城市斯泰尔设立了天主教圣言会总部，在此首批受训的神学院毕业生中有一个叫安治泰的，“他是一个雄心勃勃而勇于进取的青年”，早就立志赴华传教。1880年，安治泰如愿以偿，果然被圣言会总部派往中国，并于7月16日（光绪六年六月初十日）抵达济南府。当时在济南的方济各教会主教顾立爵，就欲把安治泰分往鲁南教区。1881年斯泰尔圣言会总部与罗马方济各教派的主管长老订立了一项协定。根据协定，圣言会可派一个教团到中国，具体地点就是鲁南。根据协定，圣言会总部又派传教士傅约瑟（亦译福若瑟）于1881年7月15日（光绪七年六月二十日）到达济南府。
  1882年1月，安治泰被任命为代理主教。从此，他担任了鲁南教团负责人的职务，并开始了传教工作。不久，他与傅约瑟来鲁南，首先到了阳谷县的坡里村。“该村自18世纪以来一直为天主教的根据地。在18世纪80年代，所有天主教会都被关闭。但当这两位圣方济会（圣言会）神甫于19世纪80年代来到坡里村时，他们发现该地仍有基督教徒活动着''。在1882年开始传教活动时，在坡里村村总数约1000人的居民中，就有158名基督教徒。
  安治泰、傅约瑟在坡里村定居后，以此为基点向四处扩张。蓄意建立一个圣言会独有的布道区。但是，由于孔孟儒家思想根深蒂固，鲁南人民仍不肯信奉洋教，因而一时很难找到新的教徒。据载，在1882年1月至7月间半年多的时间内，他们始终没能把教会势力拓展到（坡里村以外的）新的管区内。
  就在此时，对于安治泰等人来说，出现了一个美妙的契机。当时沂水西北乡王庄一带，流行一个白莲教支流的民间秘密结社。他们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在光绪六、七年间（1880—1881）曾发动了一次反清起义，据说还攻打过县城（至少有袭击县城的可能）。官府曾出动大批军队镇压了这次起义。并于事后，采取了赶尽杀绝的措施，使秘密结社的成员们“人人自危”。王庄的一些成员，听说清廷已弛禁了天主教，传教士可以吸收教徒，并有权保护教徒。因此，在光绪八年（1882）夏间，派出一名代表前往阳谷县坡里村寻找传教士，并要求传教士前往王庄，吸收他们入教，并给予相应的庇护。
  以安治泰为首的圣言会，正愁无法扩展教会势力，遇到这种情况，自然欣喜若狂，当即在济南方济各教会主教顾立爵的默许下，亲自出马前去王庄，立即在当地秘密会社中接纳了一批教徒，并辟设了一个教区。从此，王庄便有了天主教会组织。王庄教会设立后，以安治泰为首的圣言会十分重视他们建立的这一据点，因而苦心经营，不断派传教士前去活动。他们一面在平民中强行推广其教义，威逼民众放弃原来的信仰，一面又纵容教民为非作歹一一那些原秘密结社的部分成员成为教徒后，即恃教会而无恐，掉过头来欺压平民，甚至与官府相抗。
  天主教传入王庄及沂州府辖各地后，教士教民的恣意妄为，已始见端倪。当时沂州知府锡恩在给上司的详报中，就曾抱怨说：
  “该洋人（指安治泰、布恩溥等圣言会教士）入境传教，并不知会地方官，以至教民往往借以构衅。该民人一入洋教，以为父母不得子，官府不得民，凡户婚田产钱债细故，偶一不遂其欲，不告司而告通事（翻译）。而通事亦本国民人，以洋人为护符，即出面恫吓平民，必遂教民之欲而后已。是以强者或怒于言，儒者或怒于色，及众怨佛腾，则摄一面之词纵恿教士谒官剖白，或添砌情节求教士函达。教士性直，不识诡谲情形，以教民实在受屈，遂与地方官为难。其实一经对质事皆虚无，而平民已受累匪浅。缘平民可以径传，教民需向教士婉索。传呼稍急，则以地方官不恤教民为口实。是教民与平民涉讼以逸待劳，未堂讯而民已困矣。“
  当时的山东巡抚张曜也曾就天主教与民间礼俗的冲突，及教会强行传教情形给清廷上过奏折，折中奏道：
  “天主、耶稣两教，泰西各国教奉至深。而中土人士惟知读孔孟之书，其于佛老所学尚且目为异端，即下至乡愚无知，与论圣贤，则云孔孟，人人之所同，人人之所信，心服之极，遂若性成。况齐鲁之民生近孔孟之乡耶。且中外虽殊，人心不远。假使中土人士远至罗马、犹太诸国，宣扬孔孟之说，强令彼国百姓舍天主、耶稣之教而从之，彼心闻焉而异，见焉而疑，既异而疑，阻挠百出矣。积异生疑，积疑成激，西人行其固然不知政教风俗之不可强通也。今教为外国之教、民仍中国之民。乃中国无赖一充教民，性情顿改，其视教外之人，反若非我族类。教士为其所惑，遇事动为护持，故教士之讼百姓皆教民导之；百姓之恶教士，皆教民祸之，遂致百姓意中各有成见。”
  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习俗的冲突，尤其是教会中人的恣意作为愈演愈烈，这就不能不激起当地人民的纷纷反对。自光绪十二年（1886）兖州人民首举反洋教大旗，阻止天主教入兖斗争爆发之后，济宁、郯城、邹县等地绅民，也先后奋起响应，各地相继与教会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正是在以上各地绅民与教会斗争的影响推动下，光绪十四年（1888），沂水王庄附近绅民也掀起了反洋教斗争。
  1888年春夏间，王庄及附近村庄的绅民组织起来，冲向教堂，欲与教会评理。当时曾有人提议“逐去教士”，拆毁教堂。其间，部分民众激于义愤还顺便拿走了教会的一些衣物。这场反洋教斗争，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是当地民教第一次正面冲突，亦给教会势力以沉重打击。
  事发后，当地教士禀知署沂水知县简叔林，简也是维护封建正统儒教的，看不惯教会的所作所为。因而同情绅民反教活动。对教士的禀报视为无关紧要，对这次反洋教活动仅视为一般的民教之争，既未引起重视，更未听从教士亲往弹压的要求。
  官府的态度，自然引起了圣言会的不满。安治泰遂窜到北京法国使馆（时圣言会尚处于法国保护之下），面见公使李梅，肆意捏造山东王庄、济宁、寿张等地教案情形，要求李梅出面与总理衙门直接交涉。李梅于光绪十四年四月初五日（1888年5月15日）据安治泰一面之词照会总理衙门，声称：“山东迤南主教安（治泰）现已回京，将该省各处教堂情形，洵属可惨，逐节向本大臣述明。”其中言及沂水“所属（王庄）地方滋出事故”大略时，指出：“近时沂水之王庄教堂，亦被众民拥挤，恐有拆堂之议。又言必要逐去教士。此事教士业已禀知该县，未知将如何。”
  最后，李梅又称：“查教士入内地传教，教民在所奉行，应由地方官随时保护，载在条约并所降谕旨之明文。以上各事（指王庄、郑城等地教案事），既属违背，本大臣想贵王大臣必以为此风断不可长，更应设法弥绝。”
  四月初十日（5月20日），总理衙门根据李梅照会，行文张曜：“查该使所称（王庄、郯城等地教案）各节，其中情节是否属实，未便概置不理，相应抄录照会，资行贵抚饬属逐案查明，现在有无业经办结之案，迅即分别咨报，以便照会法使。并饬各该地方官，务须认真弹压，勿任积成事端，致生枝节。”
  四月十一日（5月21日），张曜接总理衙门的咨文后，立即檄行署理山东按察使王作孚，署理济东泰武临道张桐饬属办理。
  五月二十六日（7月5日）王作孚、张桐奉命札饬沂州府知府锡恩具体办理郯城、王庄两处教案。
  锡恩接风札饬，一面委派兰山县知县王恩范会同郯城县知县韩朗查办郯城教案，一面又鉴于“沂水有无（教士教徒）被逐之事，未据该县（简叔林）具禀”，遂“饬沂水县（简叔林）详复。”
  沂水知县简叔林奉饬后，不得不亲往西北乡“详查王庄教堂被劫一事”。简叔林在去王庄之前，对“教堂被劫”本想“饬差严缉”以对教会，但他亲赴王庄“详查”后，实情是“委无民众拥挤，亦无拆堂之议”，并将办理情况具文上报与知府锡恩及巡抚张曜。张曜则于秋冬之间始如实咨知总理衙门。十月十七日（11月21日）总理衙门根据张曜咨文，“先将郯城、王庄两案办理情形，抄录来文，照复李梅。交涉至此，并未结束，直至光绪十五年正月初七日（1919年2月6日）李梅在致总理衙门照会中，还向清政府提出沂水县属王庄''绅士等摇惑众忿，致恐生出不虞，妥为筹酌消灭，以资保护教士的要求。可见此案还是长时间地拖下去。
  此案结局无据可查，不得妄言。但可以肯定，教会在这场交涉后是占了上风，得了便宜的。从教案之后王庄教会的发展足可以证明这一点。
  “王庄教案”过后，圣言会不仅向王庄四外扩展势力，而且尤为重视王庄教会本身的发展。他们积极掠夺农民土地，陆续建起了大教堂和几所学校。并将所占土地出租给平民，“几乎和中国的封建地主一模一样德占胶澳前夕，王庄教会已发展成为鲁南稍后于坡里村的第二大据点。据1897年慕名前往王庄教堂旅游的一个外国人记载：“该据点拥有一座哥得式的大教堂，两个寄宿学校和一个修女院。教会还开办了一个工业技校，教授编织手工工艺。更重要的是教会还拥有800亩土地，出租给佃户。……王庄教会还拥有自己的自卫武装……”。
  据载，圣言会在沂水及其他各州县的另外一些据点，“也力图像王庄那样求得发展，他们修建了宏伟眩目的教堂，开办学校、购置田产。”尤其是德占胶澳后，教会势力更加膨胀、猖獗，民教矛盾日益尖锐，以致继日照、莒州（今莒县）等地人民反洋教斗争之后，沂水人民又举起反洋教大旗，与天主教及境内的耶稣教（美国长老会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又一次给教会势力以极大的打击，是为第二次沂水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