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临沂地区基督教的传入，在清末光绪年间。从开始建教，到抗日战争时期爆发“太平洋战争”结束。按时间来说，前后有60余年的历史。
  教会传入临沂
  清朝末叶，咸（丰）同（治）年间，基督教在中国沿海各省的海口城市，先后设立了基督教的教堂。当时山东的沿海城镇，如青岛、烟台、威海卫、石臼所等，教堂林立，并有逐步向内地伸展之势。临沂当时是沂州府的中心，鲁南重镇。更因交通不便，地处偏僻，风气闭塞，文化落后，民智不开，而为这些外国传教士们所看重，认为正是传教布道的好地方。于是在烟台的基督教会，决定在临沂建立一个基督教的支会（也称为“区会”）。
  基督教会来临沂的是美国人倪维思、高贤德（一作郭显德）二人。他们是基督教的牧师，早在烟台威海卫一带主持教会多年。他们由烟台起身，目的是到临沂开辟建教道路。他们当时并未直接来临沂，而先到了沂水县城西东里店一带村镇，开始传教布道。在这一带他们住了很长的时间，联系地方上的信教者，在沂水城西成立了三个支会：一个是黄崖子支会，主持教务的是杨施、杨桂林；一个是西昌峪支会，主持教务的是刘方聪、李洪灵；一个是门庄支会，主持教务的是冯晓东，这些主持人都被称为“长老”。沂水县的三个支会成立，实际上就是准备打开在临沂建教的缺口。美国牧师们在临沂建教，也是经过精心策划，费尽心机。他们一方面利用沂水教会的地方关系，联系亲朋，积极向临沂开展；一方面美国牧师也亲自到临沂来进行活动。根据《续临沂县志宗教篇》记载：光绪三年（1876）美国牧师倪维思由烟台来到临沂，由于事先拉拢上了地方的人事关系，就住在临沂城南关张箕阶的家中。由张介绍，首先向张的亲属、本族、朋友们宣布教旨。极力联络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入教，为设立教会打下基础。倪维思在临沂住了很长的时间，经过自己传道和张箕阶的协助，奉教的人渐渐增多，倪维思感到在临沂建教的条件上已近成熟，接着离开临沂，回美国。倪维思离开临沂前夕，曾向烟台基督教会报告，说在临沂建教的条件已酝酿成熟，请继续派人到临沂开展布道工作。所以他离开临沂以后，不久又有一位美国牧师，名子叫雷音士，来临沂接续了他的工作。到了光绪六年（1879），倪维思从美国回到中国，他没直接来临沂，而是从烟台发信，叫张蓂阶到烟台的基督教去学道，以便培养临沂基督教会的办教人才。到了第二年，即光绪七年（1880），倪维思偕同张蓂阶，一同来到临沂，当时倪维思对临沂的教外人士说，他这次来临沂专为张蓂阶之母授洗。这时基督教会算是在临沂正式打下了设教的基础。到了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美国的大批传教士先后来到临沂，当时有美国人方维廉牧师、章嘉礼牧师。同时来临沂的还有一位美国的女医师罗维纳。他们商妥，暂时租赁张箕阶的住宅，正式成立了临沂基督教会。
  庚子年（1900）间，沂州人民为反对外来侵略，时常发生农民起义。临沂的美国传教士曾函请驻青岛的德总督派兵进驻临沂，以保护美国传教士，事虽未成，但也可以看出传教士与侵略军是一回事。各地反教的群众有增无减。美国传教士曾被从何家楼来的群众围困在林庄，经知府派兵去才把他们救回城来。章嘉礼为沂水、日照、莒州的教徒财产损失，要求赔款1635串钱（约合2000银元），以后实赔了300串，构成沂州教案的一部分（天主教要求的赔款更多）。
  在风起云涌的义和团运动面前，传教士吓得心惊胆战，要求外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方维廉和章嘉礼联名上书美国国务院“提醒美国政府要这样执行职责。”最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由袁世凯派兵将这些传教士护送到羊角沟坐船逃到烟台避难。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传教士们又耀武扬威地卷土重来。1901年方维廉和章嘉礼等一行，从青岛坐新建成的胶济铁路的火车到了胶州（今胶县），于5月4日回到沂州。但是，由于农民运动的冲击，4座传教士住宅中2座全部被抢，其余2座住宅及其它男女药房、医院、教堂也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传教士看到这一情景恼羞成怒，索取赔款达4700两（合美金6334元），其中2/3由省库拨付，下余由地方支付。传教士还怂恿唆使本地教友向地方政府索取赔款。由此可见，这些传教士与侵略军是一丘之貉，甚至更为残酷无情。
  基督教在临沂成立后，它的名称是“基督教临沂区会”。成立时，第一任美国牧师是邦芝彦，第一任中国牧师是贾玉名。以后美国牧师，在人事上调动频繁，从清末到民国，经过北洋军阀、国民党时期，来临沂的美国牧师有：森乐边、道亚伯、唐多马、巴其仆等人，最晚来的牧师是吴尔乐、魏理信，这两位牧师直至日本投降后始回国。以上就是美国基督教会传入临沂始末。
  教会中的派系
  解放前，临沂地区的基督教组织有长老会、远东宣教会、灵恩会和耶稣家庭4个教派。现就这4个教派的特点及其发展的情况作一概述。
  临沂地区的长老会，是由美国差派美国传教士来主持教育的，传教士中有当牧师的，有当医生的，也有办学校的。所以，一切都受外国传教士控制和支配，中国教徒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利。长老会是个有组织的老教会，有一定的规章制度，教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封立牧师和长老。吸收信徒也比较认真，先要听道若干时间，经过学道，按期由牧师来考堂会，及格者才可以领洗入教。当时长老会的堂口寥若晨星，南部只有神山、磨山、褚墩几处，磨山属于郯右支会。当时本地人任牧师的由刘福生、王恒太。各堂封立的长老，在郯城南关有王锡昌、王锡福；原苍山县境内有卞庄的金文楼、磨山的夏传德、褚墩的王兴远和张济川、神山的相敬思等人。长老以下还选举信徒代表数人协助管理教务，称为执事。无论是牧师、长老、执事、教徒，谁违犯了教规，都要受到处分，严重者要开除教籍。
  远东宣教会是一个比较新的教派，约于1928年由美国差派郎益明牧师来临沂，首先在朱陈购房设立教会，后来也到外县传道，但没有多大发展。临沂教会的发展是在1930年以后，有原属长老会的杨汝霖牧师和孙瞻遥二人在费县受了“灵恩”之后，到临沂所属各地大讲“灵恩”，当时在长老会所属各堂里，有的人赞成，也有的人反对，孙瞻遥便组织赞成灵恩的信徒成立了“中华耶稣教灵恩自立会。”接着，灵恩会在苍山境内设立几个点。灵恩会的组织比较散漫，凡教会的牧师、长老或信徒只要说是受了“灵恩”，就可以另搞一套，组织成立灵恩会。这些灵恩会，一开始只是为入教的病人祷告治病，病好了是神的医治，病不好则是信心不够。后来，一些灵恩会成了“医院，称为“天国医院。”前去“看病”的病人，有的被当作魔鬼毒打而死，有的因贻误就医而亡。
  远东宣教会、灵恩会、耶稣家庭都讲灵恩，聚会也大致相同，只是耶稣家庭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耶稣家庭（简称家庭），是泰安有名的大地主敬奠瀛于1926年成立的一个自称为土生土长的中国教会，以泰安马庄为老家，各地分设小家。参加家庭的基本成员，要撇开自己原本的俗家，把田地房产都全部“破产”交给家庭，然后搬到家庭里过集体生活。家庭里除每天早晚灵修祷告之外，毎个星期日都要举行礼拜，每年还要举行两次大聚会。所以，家庭和各地“小家”实际上也是一所教会，也吸收信徒入教，为他们施行浸礼。但多数信徒虽已入教，并不离开俗家，而是每年向家庭捐款，一般捐收入的1/10。直到把财产全部捐献出来之后，才能成为家庭的基本成员。当时家庭里流传着这样一首歌：“先从十一起，继而撇一切，直到破了产，便得真基业。”
  教会在临沂的组织及分布情况
  自从光绪十六年（1890〉，基督教会在临沂建教开始，在南关设下了教堂。它的总名称是“基督教临沂区会”。（按《临沂县志》所载：称为“支会”），这个名称对外不大使用，当时基督教会设立的地点，是在南关东粮食巷东首路南，门里影壁墙上有一个牌子，上书：“沂州基督教长老会”。这是对外的一个总名称。成立后的内部组织，在分工方面，下设三个股：一日传道股、二日教育股、三曰医药股。传道股专任传教布道工作；教育股，专管办理教会学校事宜；医药股，专门办理教会医院事业。传道股全由美国牧师掌握；教育股以美国牧师为主，另有中国牧师协助；医药股由美国人丁大夫、明大夫（女）和中国大夫张汉三、张子九等组成。这是内部组织的大体情况。
  基督教会的发展，由于教徒日益增加，遍及城乡，为扩大教会势力，遂准备将当时沂州所属的外县联系起来，加以系统地组织。于是基督教临沂区会对外在地方上设立了若干堂会，计有：沂水堂会、温泉（临沂的汤头镇）堂会、郯城堂会（包括神山、磨山、卞庄、中村、褚墩等地）、费县堂会、莒县堂会、临沂堂会。每个堂会下设有传道处，在堂会中的负责人都是牧师或者是长老，有的堂会，驻有外国牧师，如主持费县堂会的负责人就是美国人森乐边牧师。
  当时临沂堂会的负责人是刘复生牧师，下设有三个传道处：柳村、后宅店和常汪传道处。据区会的调查当时有教徒4000余人（包括费、郯、沂、莒等县）。
  关于基督教会在临沂的基层分布情况以及它的教徒数目，按旧《临沂县志》的记载，据1916年（民国五年）的调查，在临沂全县所属有5个分会：地点是卞庄（今划归苍山县）、李家庄（今划归郑城县）、黑墩、郑旺庄、汤头东，所属教徒500余人。当时在临沂的传教士，男女共20人。以后，分会在全县陆续扩充增加，到工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据“临沂县文献委员会”的调查，基督教会在全县的分会共11处。地点是：汤头镇、郑家庄（即郑旺）、东山东、仡塔墩、张关庄、寇家屯、范家村、常汪、李家庄、黑墩。在临沂城关教徒259名，四乡教徒共305名，合计共564人。这个数字与上述基督教临沂区会所称“四千余人”相差太多。当然区会的数目字，包括沂水、费县、郯城、莒县等县的教徒在内，但是1939年前后，临沂教徒远不止564人。当时文献委员会并没下去认真调查，仅根据临沂南关教堂报告而来。当时南关教堂的外国牧师们，故意将数字缩小，其原因：就是1935年中国正逢国难当头，全国各地掀起了救亡运动。外国传教士们，也看得很清楚。教会的这些外国牧师们，深恐中国人说他们到中国传教是别有用心。他们平素标榜：到中国传教纯粹是本着救世救人，来给中国办些公益、慈善事业，带来了救世的福音，而目的不是为了多收教徒，扩大教会势力。
  教会在临沂的传教布道活动
  基督教进入临沂后，把传教布道作为主要任务，为能吸收大量教徒，扩大教会势力，他们特别重视培养、物色中国人来当牧师，并以此作为传教布道的骨干力量。中国人当牧师，比一般的教徒要求更严格。必须有相当的文化水平，能看懂《圣经》，了解教义，并对教会有虔诚的信仰，还要具有传教布道以及办教的活动能力。几年努力的结果，在临沂出现了不少的中国牧师，帮着传教布道，成为专业办教人员。
  每逢星期日这天，是教会中的一个盛会日，也是传道布道的活动日。教堂召集教徒，中、外牧师大部参加，在教堂中集会讲经，唱圣诗，虔诚祈祷上帝，救世救人，有时中国牧师也向广大教徒们讲经劝道，当时临沂人称之为“做礼拜”。
  教会为了打开办教局面，针对临沂的民风习俗和社会环境，“因地制宜”地开展传教布道活动。当时临沂诚关有极其热闹的3个庙会。春秋两季的教场山会（在清末叫作“太公祠庙会”、民国时期称为“教场山会”），以及每年的旧历三月二十八的“天齐庙会”。每逢这3个庙会，全县的四乡农民都来赶会，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教会利用这个时机，在会上高搭帆布棚，内中设有桌椅，可容七八百人到千人，由中国牧师开始讲道，他们的宣传方式，先由牧师们用手摇式风琴演奏乐曲，接着由唱诗班唱起《圣经》上的赞美诗。赶会的人们，尤其乡下人，觉得好奇，都要进去看看，而牧师们态度和蔼，亲切招待，人多起来，就开始讲道。内容多是引述《圣经》上的语言，说明基督教的好处，并结合当时的社会风气情况（例如：当时社会上的吃、喝、嫖、赌、吹等坏风气）进行劝道。如劝人不喝酒、不赌博、不抽鸦片烟、不嫖女人（指的是宿娼）等等。这在当时很能迎合一部分人的心理，所以有些人听了后，不住地点头称“是”。实际上这些话，不过似是而非，传道者们根本没有接触到当时旧中国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问题，他们所讲这些，并非想替中国人排难解忧，无非是借此“劝善”，要人们皈依基督罢了。
  教会在它们传教布道过程中，所运用的取材方法，也是巧妙、灵活的。在临沂的旧历三月二十八庙会上（天齐庙会，当时是在西关），他们还大讲破除迷信。因为这个庙会，凡是城乡赶会的人，十之八九，手里都捧着香、蜡、纸、金银宝裸（纸的），来到庙内大殿上向“天齐老爷”（当时所说的“天齐老爷”，就是"东岳大帝”，而东岳大帝，就是《封神演义》小说中的黄飞虎，他死后，姜子牙封神，封为“东岳大帝”，）烧纸烧香，跪拜磕头，保佑全家平安。当时教会的传道者们，抓住这个现实题材。大讲而特讲，向赶会的人们说：“世界上没有鬼和神，你们向‘天齐老爷'磕头烧香，这是迷信。‘天齐老爷'是一个泥胎，用泥塑起来的，它的本身是人把它凑成的，既不是神，也不是鬼，它有什么灵验呢？买纸买香，又花费了冤枉钱，这是最愚最傻的事情。我们教会，从不信鬼神，不烧纸，不烧香，不磕头，世界上没有鬼神，只有一个上帝（实际上，上帝就是神，但传教士们在传道中，极力避免这个‘神'字），上帝就是真主，要信奉上帝，听真主的话，就能保佑你们免灾免难。”基督教会是在用“洋迷信”代替旧中国的“土迷信”。
  20年代初期，教会在南关一个教堂，因为教徒日益增多，每逢星期日“做礼拜”这天，人满为患，于是在临沂城内南大街（现在的沂州路）北首路西扩充了一个教堂，名叫“福音堂”。紧靠着大街，南北有两个门，平素不开，每星期日或大集这天开放。屋中设备如同教室一样，有讲台，台上有桌子，下边排列了长条椅。由中国牧师们开始讲道，不管教徒与非教徒，一律欢迎进内听讲。进去坐一会就走也不留，坐上大半天也不撵。有时还散发从《圣经》中摘录成集的小册子，或者耶稣的画片。印刷精良，极为美观。只要进去听讲的人，即免费赠阅。由上所述，可以看出教会在临沂的传教布道活动是无孔不入的。
  教会在临沂办了哪些事业
  自鸦片战争到清廷覆灭，外国传教士，纷纷到中国来传教。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 口号——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相标榜。在传教布道的同时，大办所谓“对中国有利的公益、慈善、教育等事业”，当时在临沂的基督教会也不例外。基督教会成立后，首先设立了“孤儿院”，这是最引人注目的。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件好事，从人道方面讲，也是无可非议的。“孤儿院”的负责人，是由德国教士万护士负责，孤儿院附设在南关教堂以内，专门收容临沂穷苦孤儿及为人所弃的“私生子”。这一“善举”很能博得当时一般人的称誉。但是，这也是他们用以收买人心，借以传教布道的手段而已。
  教会在南关又办起了医院两处。实际上是一个医院，分为两部分。教会为了表示尊重地方习俗，以示男女有别，将医院分为“男子医院”和“女子医院女子医院中的医师、看护人员一律是女的。医院的地址在南关东粮食巷中间路北，到了1925年（民国十四年）为了扩大医院，在南关东哨门外的东南角，原有一座“胡家林”（坟地），四周占地约五六亩。胡家这时家道衰落，美国牧师们看中了这块地，将“胡家林”这片坟地买下，林中坟墓树木，由胡家迁伐。教会于当年动工，至1926年（民国十五年）6月完竣，盖了一座楼，临沂人在当时称之为“洋楼”，医院迁入。这座楼，在解放后已划归临沂市人民医院使用。在教育方面，教会在临沂也有所举措。清末光、宣年间，办的小学称为“乐意”学，信徒学生免费。民国初，改为“阃雅学校”（女子小学）。以后又设女子中学一处，名“慧英中学”。在东关开办了一处男子中学，名“经文中学30年代初，改为“鲁南中学”，校长大部分是美国人，而后，中国牧师也有担任校长的，如张华符、郑佛先、张以清等。但实际上的教育行政权，仍操之于美国牧师手中，中国人当校长不过挂名而已。教会所办的中、小学校，课程以《圣经》为主。中学的课程表上，每日都有《圣经》这节课。“圣经”成为教会学校的必修课。考查学生成绩时，以“圣经”课为标准。只要“圣经”课学好了，即使别的课程差一点，也可以是优等生。而如果“圣经”学不好，即使别的课程学得再好，也不能跻足“优等生”行列。即此，可见教会办学目的之一斑。
  关于教会在临沂所办的医院，在当时说，不管它的动机如何，在当时落后的、风气不开化的情况下，教会医院的成立，无形中带来医学上的先进技术及西医药物，这在客观上对改善医药条件还是有利的。对于当时流行的一些中医药无能为力的疾病，如：恶疮、无名肿毒、红眼病、大疮（又名花柳病）、疥疾等等的防治，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据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临沂文献委员会的调查，每年平均医治14000人。但是，凡长期住了教会医院的病人，在教会、医师、看护的劝诱下，病愈后，多数成了基督教的信徒。
  教会在临沂办教的企图与目的
  基督教会在临沂大量地办了些所谓“社会公益事业”，“慈善救济事业”，设医院、办学校、救孤儿等。当时的外国牧师们说：“这是给中国带来了福音，救世的真主——上帝，他们仁慈惠泽，也降布在临沂的人间”。外国的传教士们，虽然煞费苦心，自以为得计，把中国的老百姓看成是：贫困、落后、愚昧、无知，但是，实际并不如此。对于外国的传教士到中国来办教的真实目的，中国老百姓是早有觉察的。记得清末到民初之际，教会刚来不久，临沂的老百姓都在注视着，对他们的教会，虽不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但都称为“洋教”或“耶稣教”。今天看来，这个称呼，颇有深刻的意义，老百姓虽不理解教会是干什么的，但呼之以“洋教”，以“洋”划线，来区别这是外国洋人办的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教。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民初更有些老百姓，直接把洋教士这种种“善举”的动机，视之为“黄鼠狼子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当着外国牧师们大唱“圣经”中的诗句：“耶稣救主爱我”的时候，老百姓却编成歌谣加以嘲讽：“耶稣爱我真不错，我爱耶稣大洋裸。早晨喝粥买油条，晌午喝豆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