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抗日战争时期，在鲁南的临、郯、费、峄4县边联（现为苍山县），提起大汉奸王占牛，老百姓无人不晓，无人不恨，但对他的原名王成贵却很少有人知道。因为王成贵的乳名叫“牛”，他长得个高，脑袋大，身躯肥胖，而且有些驼背，看起来像条站立的牛，所以人们送给他个绰号“站牛”。“站”与“占”同音，可能也是为了写起来省事，后来就写成了“占牛”。绰号越叫越响，王成贵这个原名就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
  王占牛，山东省临沂县七区埝头村（现属苍山县卞庄镇）人。其父王思恕，年轻时就不务正业，曾在卞庄当过多年保家局的班长（类似乡丁）。有时请个戏班唱唱戏，他也从中捞点油水。
  王思恕就王成贵这么一个儿子，娇生惯养，既不教他读书识字，也不让他种田劳动。王成贵在其父的影响下，从小就好逸恶劳，终日寻衅滋事，闹得左邻右舍不得安宁。青壮年时，当了土匪，曾被官府发现。他怕被拘捕坐牢，便只身逃亡东北，浪迹于沈阳一带。东北沦陷后，他途经大连、青岛，返回了家乡。在家依然故我，与郯城一带的土匪结成同伙，四处抢劫，无恶不作。后被郯城县府捕获，因为王占牛是临沂人，所以郯城县将他遣送到临沂县，关进监狱。其父王思恕曾在保家局做事多年，交往一些朋友，于是，便四处奔跑，打点金钱，托人求情，终将王占牛保释回家。后来，他在卞庄镇开了个小饭馆，以卖饭为生。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南侵。1938年初逼近山东。4月，日军一个大队1000余人侵占了临沂卞庄、向城一带。5月，日寇的大部人马撤走，留下了一个中队驻扎卞庄，一个小队驻扎朱村，这就是日寇在这个地区最早安设的两个据点。由于王占牛在东北逃亡期间，学了几句日本话，起初给临沂至枣庄来往过境的鬼子带路，每次领几个赏钱，后来经过他的朋友赵景恒（坊前村人，汉奸）的介绍，于1938年冬投奔了驻扎临沂的日本顾问官川本定雄，时年50多岁，开始了他的汉奸生涯。不久，当上了伪临沂县第七区区长，区属一个中队汉奸武装。宋振廷充当中队长，成为王占牛的得力帮凶。
  王占牛积极招兵买马，扩充伪军武装势力，时间不长由100余人发展到300余人，得到其主子川本定雄的赏识。1941年初提拔他为临沂县警备大队长兼临沂七区区长。这时，他手下已有3个中队，第一中队长郭俊杰，第二中队长胡步云，第三中队长宋振廷。1942年初，王占牛又被提升为山东临沂道尹剿共第一大队长。
  在鬼子的卵翼下，王占牛官运亨通，步步升迁，从一个开饭馆的一跃成了填赫一时的人物。
  王占牛当上了汉奸大队长，便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力，干尽了坏事。（一）安设据点，扩大武装王占牛盘踞卞庄、埝头，沿临枣公路两侧向四周发展，到1940年，北至大仲村，南至南桥，南北约30余公里；东到青竹，西至尚岩，东西也有25公里的范围内，安设据点20多处，其中建立伪乡公所10多个。还在临枣公路两侧修筑碉堡，设置障碍，封锁我鲁南军区与滨海地区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在这个时候，王占牛收拢反动地主、土匪头子杨开田、刘西海、王旦习、高崇义、高洪臣、张景发、王何泉和尹玉言等人充任伪军中队长、小队长或乡长，作为他的骨干力量。到1942年，王占牛已拥有600余人的汉奸武装。此外，他还亲自到尚岩，扶持反动军阀金殿明，组成了山东临沂道尹剿共第二大队，金当了大队长。
  王占牛极力勾结国民党反动势力，多次配合鬼子向我根据地进行“扫荡”。每到一处奸淫抢掠，残害百姓。为安一个据点，强迫周围百姓扒沟、砍树、安寨子、筑碉堡，竜叟不能幸免。
  （二）杀我干部，残害百姓
  1940年，王占牛派他的小队长杨开田到寨子安据点。杨开田借机对周围村庄的老百姓大肆敲诈勒索，抢劫民财，霸占民女，无所不为。若有人不顺从他，就被戴上“通八路”的帽子，残遭杀害。1941年4月，杨开田抓去我抗日军属母子2人，将他们押解到被我军击毙的伪乡长“宋黄牙”的坟前，杨开田亲手用大刀将母子2人砍死，并将人头挂到树上，大声叫喊着：“为宋大哥报仇。"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1941年12月，王占牛亲自率队到贯村一带安设据点。周围十几里内的村庄的青壮年劳力都被抓去修碉堡，如有人稍不如意，就被吊打非刑，有次抓去两个村民，吊在大队部院子的西屋房梁上。王占牛在队部里听着，几个伪军硬逼这两人承认是民兵，他俩就不承认，被打得死去活来，昏死过去多次。王占牛的小队长张景发，不仅在贯村抢劫民财，吊打百姓，还带着伪军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和轮奸妇女。当地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
  1942年11月，土桥头的伪乡长尹玉言，在王占牛的指使下率伪军包围我方南桥区区中队。我区中队突围时，战士刘俊卿身受重伤，落入敌人之手，被尹玉言用铡刀将头铡掉，悬首示众，惨不忍睹。
  1944年春，我鲁南第三军分区侦察参谋洛利和一名侦察员，乘夜去临枣公路北执行任务，走至磨山，在一家小饭铺吃晚饭时，不慎走漏了消息，被卞庄伪军小队长高崇义得知，他马上带了20多个伪军，提前到达大城东北面，在临枣公路由南向北去的路口两侧设下埋伏。当深夜10点左右洛参谋等2人行至路口时，埋伏在路旁的伪军两面开枪射击。洛参谋等2人身中数弹牺牲。高崇义拿着我侦察人员的两把驳壳枪，向王占牛报了功。
  由于尹玉言和高崇义这两个杀人刽子手，残害我方人员得力，受到王占牛及其日本主子的赏识，分别给他们升官嘉奖，先后由伪军小队长提升为中队长。
  王占牛的残暴，不仅是残害屠杀我方干部和百姓，就是他的手下人员，一旦被他疑心，也毫不放过。伪区公所的电话班长孙宪伦，小岭乡的乡长赵可言，因为他们受其亲友以及政治形势的影响，经常与我方工作人员联系，成了我们的关系人。不慎被王占牛发现，1943年12月先后被王枪杀。还有王占牛大队部教练邵永坤，也是我方关系人。邵一直小心谨慎，从未暴露过自己的身份。但是王占牛的亲信特务排长刘西海嫉妒邵永坤，多次向王占牛馋言陷害邵永坤，说什么“邵永坤通八路，卖军火”等等，王占牛便指使刘西海暗地盯梢邵永坤。一个深夜，邵永坤去卞庄街里办事，走到塘头桥上时，刘西海早已埋伏在此，朝邵永坤的背后连开数枪，邵中弹后坠入河中身亡。
  （三）敲诈勒索，大发横财
  王占牛当汉奸数年之间，从一个开小饭铺的变成了拥有1000亩土地的大地主，发财致富可谓神速。这些土地，有的是王占牛利用抢夺的钱财购买的，有的则是王占牛依仗权势，肆意侵占的。当时在卞庄、埝头、代家村、东纸坊等村庄均有王占牛的土地。卞庄集市用的500亩土地，全被王占牛占有。其父王思恕逢集就去收税。在塘头东湖有他的土地200余亩，东纸坊也有地100多亩。
  王占牛当上临沂县警备大队长兼七区区长之后，当地的军政大权由他一人独揽，飞扬跋扈，百姓个个惧怕。地痞流氓，土豪劣绅争相献媚，地主老财趋炎附势，溜须拍马，吹嘘他“王大队长德高望重，为乡里操劳办事，应该竖块德政碑”等等。王占牛心花怒放，喜形于色。竖德政碑之事，古来有之，那是因为有些清廉官吏，确实为老百姓办了些好事，在他走后或死后，当地人为了怀念他的恩德，为他竖块石碑，刻上歌功颂德的文字以兹纪念。而这个罪恶滔天的汉奸，真不知人间有“羞耻”2字，竟借所谓众人之口，真得要为自己竖起“德政碑”来了。1941年的秋天，王占牛的“德政碑”立在捻头大桥西头路北。石碑上款刻着“临沂县警备大队”，正中大字是“王公成贵德政”，下联的落款是“临沂县第七区全体大众敬立”。
  竖碑时，全体伪军大小头目，伪区、乡长，敌占区的人民群众都得送礼，表示祝贺。送钱者，送物者，送馒头、鱼、肉、点心者，手提、肩背、人抬，车水马龙源源流向王占牛家中，吃、穿、戴、用无所不有。这是王占牛借立“德政”碑搞的一次大敲诈。
  1943年春天，王占牛为其次子娶亲，又是一次大敲诈。在其次子结婚之前数月，即通知了伪军大小头目和伪区、乡长均得前往贺喜；伪村长也挨门挨户通知敌占区的老百姓凑份子送礼。当地百姓穷得吃不上饭也得求亲告友借贷备礼，否则大队长怪罪下来就得家破人亡。迎亲之日，送礼者络绎不绝，也不亚于竖碑之时。王占牛凭借权势，任意对劳动人民进行敲诈勒索。
  表面看起来王占牛气势汹汹，不可一势，其实内心非常空虚。由于抗日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王占牛的势力越来越受到打击和削弱。
  1940年8月，我峄县支队攻克了王占牛设在胡家窝的伪据点，活捉了伪乡长王永盛。9月份又拔掉了长新桥据点，迫使一个伪军中队起义，给王占牛很大的打击。1941年1月份，王占牛派其精干武装去大仲村河西安据点，当工事尚未构成，立足末稳时，我峄县支队对其突然包围，全歼伪军，当场击毙伪乡长宋黄牙（寨子村大地主），活捉了伪区中队长李翠芝。特别是八路军沂河支队司令员王献廷，经常带领部队在临郯地区活动，神出鬼没，有力地打击敌伪军。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当汉奸心不平，出门遇上王献廷，被俘虏还算运气好，多半都是丧了命。”一提起王献廷，伪军个个胆战心惊。1943年3月，王占牛又派出一个伪军中队，伙同卞庄的日寇小队，到堡子安据点。我五团得悉，立即奔袭包围堡子据点，当场击毙日寇小队长野口及其士兵20多人，生俘5人；毙俘伪军70多人。这次王占牛失利较大，伪军闻之丧胆。之后，王占牛为了便于设防，其据点逐步收缩。到1944年，长新桥、寨子、埠东、九龙山、陈庄、西柞和小岭等伪据点，相继撤到卞庄周围，他的大队部也由捻头搬上了卞庄的塔子山。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形势发展很快。鲁南人民抗日的怒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王占牛更加感到自己的命运岌岌可危，但又不甘心向人民投降，于是，便投靠了刘敢臣。刘敢臣，芙蓉村人，早期参加同盟会，“七七”事变后，被委为国民党第五战区第八纵队第二支队司令，专门勾结土匪汉奸，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自此，刘、王合流，狼狈为奸。
  1945年上半年，日寇还给其走狗王占牛撑腰打气，又提升他为临沂剿共第一支队长，下设3个大队，第一大队长由王占牛兼任，第二大队长金殿明，第三大队长宋振廷。与此同时，刘敢臣也极力拉拢王占牛，封他为国民党苏鲁战区第八纵队第一混成旅旅长。这时的王占牛脚踏两只船，妄图摆脱覆灭的命运。
  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卞庄的鬼子撤走了。王占牛见势不妙，也慌了手脚，他匆忙率部逃离卞庄，带着刘敢臣的亲笔信，前往临城（现薛城），投靠国民党中央军。他怕临枣公路上有八路军截击，只好走小路，绕道兰陵，向峄县方向逃窜。当他的大队人马途经付山口、洪村时，即不断遭到我地方部队和民兵的阻击，溃不成军，剩下残部不足700人。王占牛不得不改变计划，逃至峄县北关，与伪县长石振九合并，暂时躲避一下。
  为了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将运河区和鲁南山区联成一片，拔除敌人由徐州向东北进犯的跳板，粉碎守城待蒋收编的伪军。山东野战军八师受命在临枣武工队配合下攻歼峄县之敌。
  9月9日，夜幕降临，全体指战员在王麓水师长的统一指挥下，分头进入阵地。21时，一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部队发起攻击。爆破连在火力掩护下，连续4次冲锋，终将城东门炸开，武工队跟随一营首先冲入城内，继而经中心大街向南冲杀，占领了敌人的南门据点；二营、三营也相继占领了天主教堂和西南门。在我方强大的火力攻击下，伪军措手不及，乱成一团，有的慌忙缴械投降，有的躺在路旁装死，还有的躲藏在老百姓家里。第二天一早，武工队迅速分成3路，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挨门逐户地搜捕伪军头目和捉拿汉奸王占牛。
  王占牛逃离卞庄时，除带大队人马外，一直同妻儿在一起，有一个装备精良的特务排和8个贴身护兵保护他。战斗打响后，特务排的士兵各自逃命，贴身护兵一个个地也钻进了老百姓的锅屋，他们听到我方战士们大喊：“缴枪不杀”时，都从老百姓的锅屋里钻出来举手投降了。只有一个叫吕德胜的护兵，还企图顽抗，被我战士向他肚子上捅了一刀，险些丧命。老奸巨猾的王占牛，他可能认为只身一人便于躲藏，于是弃其妻儿不顾，偷偷地溜到一户老百姓家里，乞求救他一命。当我们搜查至此，一进大门，就看见一个老头坐在灶前，低着光秃秃的脑袋在烧火。我武工队员一眼就认出此人正是王占牛，故意地问房主妇：“家里有外人吗?''那妇女一边说：“没有，没有。”一边用手指着王占牛的后背给我们看。说时迟，那时快，武工队长孙继德心领神会，一个箭步上去抓住王占牛的衣领，喝道：“你不用装蒜了，快举起手来!”武工队员们七手八脚地把王占牛捆绑起来，押解到北门外广场俘虏群中。
  战斗结束后，被活捉的伪军头子，由鲁南行署公安局作了处理。伪县长石振九，经审判后，就地正法。汉奸王占牛、赵一樵、金殿明以及尚岩伪区长赵剑南被押送赵镈县（原4县边联，现为苍山县）处置。
  1945年农历9月15日，赵铸县政府在塔山前召开宣判大会。这一天正是卞庄集，赶集的人很多。老百姓听说要枪毙王占牛，人们都想亲眼看着王占牛的可耻下场，以解多年的心头之恨。
  审判台高高立起，会场上人山人海，很有秩序地等待审判大会的开始。当罪犯王占牛和赵一樵被押进会场时，群众愤怒地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王占牛罪该万死!”王占牛等吓得战战兢兢，面如土色。县委负责人张兆涌代表县人民政府宣读了王占牛、赵一樵的罪恶事实，当场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公安人员将2犯押至塔子山后枪决，结束了王占牛罪恶的一生，为人民除了一大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