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鲁南“动委会”特务团团长刘震西，与该会民众武装部参谋许大友夫妇，1940年3月在郑东北地区开展工作，建立武装，住临沂县五区（现临沐县）西盘村。30日夜，阎丽天的保安队由隐藏在革命队任内部的叛徒带领，冒充五十七军设营队，将刘震西等3人捕杀于西盘村东北的“磨脐沟”。当时南古庄刚解放，抗日民主政权各级机枸尚不健全，刘、许二烈士与地方尚没有联糸，所以当地群众只知二男一女被杀，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1971年，解放军驻临沂部队杨育才副师长，问及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游击司令在临沐一带遇难之事，临沂地区公安机关立案侦察，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查清事实。公安部等部门并据此为刘震西烈士及其亲属平了反。刘震西烈士的骨灰也得以安放于滨海烈士陵园。
  刘震西烈士的生平事迹，鲜为人知。刘震西长子刘恕民提供了许多关于烈士的有价值的资料，以昭后人。——编者
  爸爸刘震西，字华洲，于1895年出生在山东省沂南县张庄乡张庄村。当年家境贫寒，祖父虽精于木工手艺，也难维持9口之家。祖父送伯父刘震东到私塾读书，让爸爸学木工以助家计。家中老小除务农外，还开办豆腐坊、煎饼铺，总算维持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
  爸爸18岁那年，由于连年灾荒，家庭生活更难维持，伯父被迫投笔从戎，只身到东北参加了奉军。爸爸从此挑起家庭重担，并起早贪黑雕刻各种工艺品。
  伯父在奉军数年，由于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又考入了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先后任排、连、营、团、旅长，且作战勇猛，屡立战功，颇受张学良将军的器重。随着伯父的升迁，我们家因得到他的接济，逐渐成为当地富户。后来，爸爸也去北京投靠伯父。因他自幼操作木工，没有文化，很难安排较高职务。从此，他如饥似渴地刻苦学文化，求教于为孩子们聘请的家庭教师，每天抽业余时间和孩子们一起勤奋攻读，他殉难后留下的学习笔记，足足装满了2立方米的书柜。
  爸爸严于律己，不嗜烟酒，不赌钱。对我们兄妹几个非常疼爱，从不打骂，但要求非常严格。他受到全家人的敬重。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华步步逼紧。1933年华北吃紧，为疏散在北京的眷属，爸爸将妈妈、姐姐和我送回山东老家，他又只身返京。1935年，伯父随东北军由北京移驻西安。在此期间，伯父拥护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爸爸影响很深。
  1936年祖父病故，伯父和爸爸回家奔丧。伯父被张学良急电召回，跟随少帅参加了西安事变中的各种谈判与联络。伯父和爸爸与乡亲父老辞别时，共同发出了 “与日寇势不两立”的誓言。后因张学良在南京被扣留，伯父不愿随蒋介石打内战，便和父亲一起辞去军职，暂居西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父亲与伯父心情沉重，坐卧不安。伯父致电何应钦请战，何不作答，遂赴南京请缨抗日，终被派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处听调。李宗仁虽表欢迎，但苦于兵员不足，武器匮乏，任命伯父为第二路抗日游击司令，自己招兵筹集武器。伯父毅然担起重任，立即到徐州和沂南老家招兵和筹集军饷。并给许多亲朋写信，动员“毁家纾国难”。同时写信给当时正留在西安的弟弟，让他到八路军办事处找董必武同志，请求派政工干部到第二路游击队工作。父亲随即回老家协助伯父招兵筹饷。乡亲们敬重他兄弟为人，奋起响应。在父亲的带动下，许多乡亲自打开自家的粮仓，供给抗日军士，并捐款献枪。经过两月的筹集，游击队发展到400多人。这时，父亲已成为伯父抗日扩军的得力助手。
  1938年2月，伯父在莒县阵亡，噩耗使全家老小和乡亲陷入万分悲痛之中。父亲奋笔疾书，写下“当思先烈未酬志，应尽后人报国心。战死沙场何所惧，不除日寇枉为人”的诗句。立即赶到莒县，参加了当地共产党组织为伯父主持的追悼会，运回了伯父遗体。又赴徐州参加了李宗仁主持的刘震东将军抗日阵亡追悼大会。
  安葬了伯父以后，父亲便奔走于沂蒙山区，致力抗日救国。当时日寇已攻陷临沂，爸爸经过几个月的发动，组织起一支数百人的农民抗日武装，但只有二三十支旧步枪，多数人只有一把大刀。父亲虽然不惜倾家荡产补充军需，但这支队伍终因装备、粮饷不济而被迫解散。爸爸并未心灰意冷，1939年，他终于找到了曾与伯父一起参加莒县战役的中共地下党员耿光波等同志，加入了中共山东分局领导下的动委会（第五战区人民抗日总动员委员会），被任命为鲁南大队第二大队队长。他随即回到家中，夜以继日地与耿光波、许大友、王凤池及乡亲们商谈组建抗日武装之事。这年11月，与参谋长许大友等赴临沂县五区蛟龙湾、西盘一带（现属临沐县）发展抗日武装。尽管工作刚刚开展，当地群众都亲切地称爸爸“刘司令”。经过几个月的积极活动，在敌人眼皮底下，按团编制组建起鲁南动委会特务团。一营长刘加兴，二营长王俊吉、三营长高洪迪。爸爸一面派刘加兴等去沂水县向鲁南动委会汇报工作并领取军需品，一面积极充实队伍，不料王凤池被西盘村反动村长胡庆远拉下水，泄漏了特务团领导人的活动情况，在顽固派区长胡伯衡的指使下，胡庆远和吴炳文报告了原郯城县国民党县长阎丽天。阎于1940年3月30日（农历二月二十二日）深夜，派保安队20余人，冒充五十七军设营队，包围了驻西盘村的特务团团部。王凤池佯装保卫首长，将门放开，敌人一拥而入，将爸爸和许大友夫妇（许妻韩世兰）带至村北“磨脐沟”杀害。
  爸爸殉难不久，由八路军某部将爸爸的遗体护送返里，驻邵家峪村的首长亲自主持追悼会并讲了话。由于当时环境恶劣，案子一直未破，出卖爸爸的叛徒长期逍遥法外。
  我有姐弟6人，爸爸殉难时我才10岁，大姐淑娟17岁，二姐淑凤14岁，小妹淑婷6岁，二弟恕棋5岁，三弟恕堂刚满周岁。孤儿寡母在日寇铁蹄下，长期流离失所。直到新中国诞生，我们一家才和全国人民一样得到了解放，兴高采烈地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决心继承爸爸遗志报效祖国。
  后来，由于父亲死因不明我家成员均以“有重大家庭历史问题”的结论，长期背着历史包袱。十年动乱中，有人诬伯父为“反共军阀”、“大官僚”，诬爸爸为“胡传奎式的人物”，被敌杀害是“狗咬狗”，我们兄弟姐妹大多被送进牛棚。
  1973年，临沐县公安机关对爸爸和许大友夫妇被害一案立案侦察。当时在公安机关工作的李方绪等同志，不辞劳苦，走遍省内外，内查外调，终于侦破了这起30多年前敌人破坏抗日部队的积案，澄清了事实真相，1975年9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批准，追认爸爸为革命烈士，民政部颁发了烈士证，由二弟将爸爸的遗骨火化后送交滨海烈士陵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伯父也得到了昭雪，党和人民政府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为我们全家人平了反，使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贡献力量。如爸爸英灵有知， 当含笑于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