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沂蒙大队”，全称是“鲁苏战区党政总队沂蒙区第四大队”，又称“沂蒙边区自卫大队”（以下简称“沂蒙大队”），是一支反动的地主武装。
  从1939年至1943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乘国遭危难、民不聊生之机，武彧生（沂水夏蔚人）与公天衣（蒙阴坦埠人）2人以“抗战”为幌子，拉起“沂蒙大队”，以朱位、门庄、五台官庄等地为据点，活动于沂蒙山区，与“国军“、“日寇”相互勾结，横行乡里，主动进攻八路军防区，大小战斗数百次；用枪杀、活埋、砸死等惨无人道的手段杀害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和群众数百人；烧毁民房、抢掠民财更难计数。其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1938年6月，国民党六十九军石友三部进驻新泰、蒙阴、莒县、沂水一带，军部设在新泰的土门。这个部队中有以政治部主任张友渔为代表的很多共产党员做统战工作，另外，部队中有一个青年学生抗日救国团，专做抗日救国的宣传发动工作。时值台儿庄会战大捷，由于六十九军内共产党员的工作和学生抗日救国团的宣传发动，在蒙阴县城东门外召开了有国民党部队官兵、政府职员、教师、学生及各界人士参加的台儿庄会战大捷祝捷大会。会后成立了蒙阴县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有很多青年争相参加六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张友渔主办的“青年抗日救国训练班”。群众抗日情绪很高，在城镇游行队伍到处可见，“不做亡国奴，坚决抗日”的呼声联成一片，响彻沂蒙大地。这时，八路军四支队一个团也进驻蒙阴坦埠，四支队政治部主任周赤萍同志抓住抗日救亡运动宣传高潮、群众抗日情绪高涨和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便主动联合蒙阴六区“动委会”主任，国民党员公天衣举办了青年抗日救国训练班，招收蒙阴六区和沂水四区的青年教师、学生和其他一些有志抗日的进步青年参加，共办了4期。在办训练班期间，中共蒙阴县委（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也移驻坦埠，参加了训练班的工作，训练结束后，一部分学员进入“山东军政干部学校”继续学习（学校设在岸堤），其余学员便主动参加“自卫团”。
  “自卫团”是“七七”事变后，由地方一些开明士绅带头，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为抗日保家卫国组织起来的群众自卫性地方武装。有些“自卫团”后来成为八路军地方武装，但有的“自卫团”却走向反面。
  坦埠“自卫团”公天衣自任团长，有30多人；夏蔚“自卫团”武彧生自认团长，有40多人。这时，武建生在夏蔚，公天衣在坦埠乘机以“抗日”为名，各自扩充组织"壮大队伍。
  1939年4月，国民党五十一军进驻沂蒙山区。初，军部曾暂时设在夏蔚朱位村武彧生家里（后移驻蒙阴县坡里一带）。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闲时和武象贞（武彧生的父亲）谈古论今，彼此很投机。谈到时局时，牟中珩说："国内‘共军'与'国军'相互争斗，国外日本人大举入侵，究竟谁死谁活很难预料。”并称赞武象贞之子武彧生乘乱世之机，扩充、壮大“自卫团”是明智之举。只要手中有武装力量，不管谁胜谁负，都有好处。武象贞当即请求牟中珩给予“自卫团”枪支、弹药支持，牟中珩满口答应。坦埠因为有“八路军办事处”，公天衣的“自卫团”发展活动越来越受到制约。用公天衣的话说，就是当地群众都被“共党”“赤化”，“自卫团”活动不方便。1939年6月，公天衣只好纠集“自卫团”少数人投靠了武彧生的“自卫团”，与之合并。
  1939年6月下旬，武彧生的“自卫团”驻五台官庄。八路军鲁中军区（驻坡里）指示八路军沂水四区中队指导员李松（中共沂水四区区委书记）要做好武彧生“自卫团”的工作，争取其团结抗日。李松带领区中队部分队员去五台官庄找武彧生、公天衣宣传抗日，共同对敌。武、公2人当即拒绝。并声称：他们与共产党有不共戴天之仇（两家都被农民协会斗争过）。当即下令武干民等人将李松逮捕捆绑，引起双方冲突。在冲突中，“自卫团”的中队长支天福和一个队员阵亡，八路军区中队部分队员因寡不敌众，乘夜色边战边撤出五台官庄回驻地向队长张玉亭汇报。“自卫团”的头目武彧生、公天衣、王伦民、张春三4人商量决定，借为支天福报仇，将李松拉出严刑拷打后，用绳子勒死。
  国民党五十一军百十四师副官主任管志昌搜集了双方冲突情况向军长牟中珩报告，牟中珩大加赞赏，即派人召武彧生、公天衣到军部亲自为他们祝贺，夸奖“自卫团”首战大捷，不为共产党的谣言所惑，是有志之士等。在场的军部其他人董德兴、刘孟應、郝文华等也竭力捧场。武彧生、公天衣2人沾沾自喜，除说几句自谦的客套话外，就是望军座和各位长官多加关照一类的话了。牟中珩指示武、公2人：对八路军作战要躲开正规军，寻其地方部队采取伏击，得便宜即走，切忌恋战；与日寇作战要滑，尽量采用伏击，避开正面攻击；对共产党的地方行政机关尽量破坏；征收给养要到八路军防区抢；派便衣到八路军防区搜集情报。这时，牟中珩命名“自卫团”为“鲁苏战区党政总队沂蒙区第四大队”（因鲁苏战区下设一个庞大组织——鲁苏战区党政总队，总队之下有3个大队，所以将武彧生的“自卫团”排列第四）。从此，“自卫团”正式名字为“沂蒙大队”。牟并且又向武彧生提供了大量枪支、弹药。
  “沂蒙大队”很快发展到400多人。借为支天福报仇，与八路军冲突越来越多，气焰十分嚣张。同时，“沂蒙大队”一中队驻九山官庄期间，利用国民党沂水四区区长张子渔和乡长孙星元2人与八路军乡分队队长王占一有亲戚关系，协迫王占一带30多人投靠了武彧生。“沂蒙大队”参谋谭士杰（又名谭才千）利用和八路军乡分队队长王熙厚的亲戚关系，协迫王熙厚带30多人也投靠了武彧生。
  李松牺牲后，激起八路军沂水四区中队全体指战员的愤怒，加上“沂蒙大队”不断挑起事端，又猖狂瓦解八路军地方武装，更是火上加油，在征得鲁中军区司令员刘海涛同意后，中队长张玉亭决定给“沂蒙大队”以痛击。于1939年古历九月份集合区中队和蒙阴一大队配合将“沂蒙大队”指挥部驻地五台官庄包围，激战一昼夜。到第二天中午，“沂蒙大队”的两个中队赶来增援，张玉亭命令撤退沂蒙大队”尾追到石棚、砂地一带, 将八路军战地服务团和大众报社留守处的东西抢掠、毁坏一空，并逮捕了八路军掉队战士江海涛等6人，派人押送到沂水国民党县政府。县长孔立言又派李贯一等将6人押送国民党专署。在押送途中，李贯一带6人逃走。
  “沂蒙大队”的名气越来越大，引起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的重视，他听了宁春霖关于“沂蒙大队”情况的汇报后，还接见了武彧生和公天衣，口头指示“沂蒙大队”：在行政上归国民党省政府直接领导；军事上要归山东全省保安司令部参谋处（以后改为保安处）指挥；“沂蒙大队”必须协助当地政府（指国民党政府）推行党务、政务工作为主；政治方面要以反对八路军为首要，反对日寇为次要；如有捕获人员就地处理，但重要者必须送省。武、公二人唯命是从，答应照办。沈又派武兢群、曾绍南、郑锡文等一同到“沂蒙大队”负责军事训练和推行政令。
  “沂蒙大队”和沈鸿烈挂上勾，惹得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相当不满意（这时，牟中珩和鸿鸿烈之间矛盾很大），将武、公2人叫到军部大骂一顿。并收回“鲁苏战区党政总队沂蒙区第四大队”的名称。还命令百十四师停止向“沂蒙大队”提供枪支、弹药，但百十四师仍想利用“沂蒙大队”。因为“沂蒙大队”都是本地人，搜集情报容易而且真实，另外，百十四师各团、营、连编制人数少，力量不足，防地仅占据几个较为重要的据点，因据点与据点之间空隙很大，“沂蒙大队’’可以填补空隙，作为外围组织，减少自己的损失，所以，百十四师表面上答应牟中珩不再给“沂蒙大队”提供武器，实际上仍给予支持。1940年以后，管志昌升为五十一军军部副官长，和“沂蒙大队”的关系就更加密切。“沂蒙大队”参谋长将情况向沈鸿烈报告，沈鸿烈夸赞他们做得对,并重新命名为“沂蒙边区自卫大队”。并拨给棉衣、军饷经费（约5000元）。“沂蒙大队”由国民党省政府领导，暗里有百十四师支持，活动更加猖狂。
  1939年冬天，鲁中军区和中共蒙阴县委驻坡里，中共山东分局驻沂水王庄，山东军政干校在岸堤，“沂蒙大队”的据点恰在坡里通往王庄、岸堤和王庄通往胶东、勃海、滨海的交通线的枢纽上，不断对八路军来往人员和部队骚扰、攻击。为保护这条交通干线，彻底消灭“沂蒙大队”这股反动武装，八路军山纵第一旅，由旅长王建安、政委周赤萍、参谋长钱钧指挥，于古历十月份一个拂晓，将“沂蒙大队”各据点分别包围攻击，到第八日，周围据点都已攻克，仅剩武、公一伙盘踞的朱位据点。八路军正集合兵力准备攻下朱位，全歼“沂蒙大队”，蒙阴、沂水两城出动大批日寇和汉奸3000多人向朱位方向窜来，八路军向南撤退。武彧生、公天衣乘机带领剩余人员往北逃窜，800多人的“沂蒙大队”基本垮台。
  武彧生一伙逃到安昌，恰遇国民党专员张里元率部从省政府往南来。武彧生、公天衣将情况向张里元汇报后，便一同到焦家上庄百十四师师部一起研究“沂蒙大队”今后如何搞。从这以后，‘'沂蒙大队”先后在上东门、尖洼两地整顿、扩编。人员又达130多人。
  1940年4月，“沂蒙大队”奉国民党省政府命令配合张里元九旅张文正部进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旧寨一带。在旧寨、于条山两次与八路军地方武装交战后，“沂蒙大队”便占据杨家寨和楼子顶两处为据点，不断向高湖、官庄、铁城、荆汶等地八路军防区进犯搔扰。5月份，“沂蒙大队”被八路军青年营包围于黄草关猴子坡村，眼看就要被全歼，这时张里元的增援部队何志斌部赶到解了“沂蒙大队”的围。6月份，“沂蒙大队”撤退到坦埠以东至九山官庄一带。“沂蒙大队”从进攻到撤退50多天里，搜捕八路军战士、群众等30多人，全部枪杀彧活埋。并将谢庄等村民房烧毁80多间，抢掠民财无数。
  1940年下半年，五十一军百十四师六八〇团与八路军争夺防区的冲突渐增。百十四师为利用“沂蒙大队”，给“沂蒙大队”的枪支、弹药又有增加。冬天，“沂蒙大队”得知朱位据点
  的日寇要撤回沂水城的消息，便联络六八。团第三营夜晚潜伏到涝洼，日寇离开朱位后，便疾速进占朱位，并将朱位的汉奸队60多人改编。这时，“沂蒙大队”又发展到500多人。从此，便以朱位为据点，配合六八〇团不断进犯八路军防区直到1941年秋天。这一年里，“沂蒙大队”杀害的人最多。因是灾年，为索取给养，经常抓捕乡民，催逼拿粮食换人，如果拿不出粮食就杀，仅为索取给养就杀害无辜群众20多人。这期间，还杀害了中共沙地村支部书记孙学起、上位村支部书记马佃太、张耿村支部书记孙廷顺等村干部。
  五十一军进犯八路军防区越来越猖狂。开始是六八。团，后来扩展到百十四师全部。为了痛击五十一军的进犯，1941年秋，八路军集结重兵（约8000人）大举反攻百十四师。先是由夏蔚、上位、崔家峪、九山官庄、郭庄一线向六八四团防区进攻。两日后，又从井旺庄、岱箇、张家寨、安平崮、下薛一线向六八。团防区进攻。六八四团支持3天后，除驻朱位的七连外，其余全部被八路军击溃，退到团圆嵐、青草顶、锄刃山和金星头一带。而配合六八四团驻在夏蔚南山、红石岩和朱家坪一带的“沂蒙大队”第四、六两个中队全部被歼。驻九山官庄的“沂蒙大队”第二、三两个中队随六八四团刘光汉营向团圆箇和金星头退去。“沂蒙大队”驻下薛的第五中队则损失一半，其余突围后也向金星头退去。到第五天，八路军集中兵力猛攻“沂蒙大队”巢穴朱位据点，激战4昼夜终于攻下。武璜生、公天衣带领剩余人员和六八四团的第七连突围逃往金星头。不久，日寇集结重兵对沂蒙山区大“扫荡”，八路军撤退。“沂蒙大队”也开往马家河西整顿，把沂水四区“沂蒙大队”的常备队编为第四中队，少了第六中队。1942年春，“沂蒙大队”奉命开到唐庄一带，作为警卫百十四师师部的外围部队，直到1943年夏天没有变更驻地。这期间，第四中队李香亭带80多人去沂水城附近抢粮，被汉奸牛仙元率部包围，李香亭和所带人员全部交械投降当了汉奸。
  1943年夏天，五十一军奉命南撤。“沂蒙大队”本来打算与五十一军一起南撤。恰在这时，队长武彧生被国民党省政府委任为蒙阴县县长。“沂蒙大队”又接到省政府命令，前往蒙阴南部迎接国民党九十二军李仙洲部入鲁到五十一军原防区。但等了5个多月未见九十二军的影子。已经是冬天，“沂蒙大队”人员仍是身着单衣，给养无存，抢一点吃一点，日仅半饱。每人子弹剩下不到10粒，又时常受到八路军地方武装的袭击，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就在这个时候，伪吴化文部军械处长卢连章来到“沂蒙大队”，劝说“沂蒙大队”接受改编归吴化文部。“沂蒙大队”绝处逢生，毫无条件投靠了伪吴化文部，并改编为第三方面军“独立三团”，由谭士杰任团长（改名叫谭洪俊），公天衣任团副，开往悦庄整顿一个月，然后到大泉庄驻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