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同盟会在临沂
  今临沂市在辛亥革命前属沂州府治，辖兰山、沂水、郯城、蒙阴、日照、莒、费等7县，乃山东南部门户，灵秀辈出，史有“五贤二王”之称。早在1905年，就有学子东渡留学日本。是年7月，孙中山先生由欧洲赴日组织同盟会，临沂籍留日学生丁惟汾（日照人）、李光仪、赵保太、段荫远（以上3人均兰山县人）、周瑞麟 （沂水人）、刘佛缘（沂水人，今属沂南县）等先后加入同盟会。
  他们入会后，即经常把会内出版的《民报》及各种宣传印刷品寄给家乡亲友、机关、学校、社团，借以扩大革命影响传播革命道理。刘佛缘因家资丰盈，每年暑假都要回籍省母，趁机进行革命活动，常到沂水县城的学校里宣传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民主革命宗旨，被当地官府察觉，拟令捉拿，幸有人透露，遂潜回日本。后6人毕业回国，有的奔赴各地，从事职业革命活动；有的便回原籍兴办学校，宣传革命，发展力量。
  李光仪回国后，与同志丁惟汾、刘冠三等组织了同盟会山东分会，并为重要成员。李曾任沂州初级师范学校教务长，县署“乙种警察教练所”教习等职，课余经常向学生宣讲时事，说明中国的危机情势和清政府的软弱无能，腐败不堪，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中国只有在4万万同胞的团结下，发奋图强，实行新的改革， 方可振兴。周瑞麟于1906年毕业返国，在家乡沂水县城办起第一公学，以此为同盟会活动基地，暗中发展会员。不久学校为地方封建劣绅指使地痞捣毁，周瑞麟仍不畏险阻，联络会员，又于次年（1908年）正月，成立了沂水县第二公学，并在师生中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政治纲领。全校教员及年龄大的部分学生相继参加了同盟会。周瑞麟被选为县同盟会会长。会员中有高筱山、郑瑞麟、杨宝林、张中华、袁秋溪、郭伯甫、徐恕堂、刘涛、刘漱芳、刘立生、宗柳堂、刘沂矩、王仰之、武汉阶、高曼青、高海英、田思农、张克曼、邱季卿、田兰生、杜守纲、牛培菊等。其中多数为知识分子，有的是庠生、廩生，也有济南高等学堂和教会学校毕业生，只有郑瑞麟是目不识丁的烧窑工人。
  高筱山，原名高桂馨，别号筱山，中小地主，沂水阳东街人，就学于山东高等学堂，毕业后回原籍任沂水第二公学校长。为扩大校舍，他于1913年带领学生砸坏了毗邻学校的碧霞元君庙神像，作为学生宿舍之用，被当地封建势力所仇恨。
  郯城县马头镇人方耀庭，曾就读于济南优级师范学堂，由丁惟汾介绍加入同盟会，奔走于齐鲁一带从事革命活动。他介绍了同乡于霭辰、孙寿椿、邓月楼等入会，并同他们一起在家乡兴办学校“求是学堂”，后改为郯城第三小学。
  于霭辰17岁时辍学从商。他忧国忧民，接受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曾自费购买《私塾改良刍议》50本送家乡各私塾，但毫无反响。于是他于1898年辞去店员工作，自办女子学堂，取名“图始女学”。学堂就设在他的家中，于霭辰亲任校长兼授课。学堂不读经书读新书，不做八股写白话，同时开音乐、体育课程，被当地人称为“洋学堂”。在其影响下，马头镇新学如雨后春笋，一时间组建了10余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义举，湖北军政府成立，并发布文告，号召各省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具有一定先进思想的沂水青年学子投袂而起，纷纷参加革命。在保定与吴禄贞共谋起义被捕后遣送回原籍临沂的孙金宝、滦州起义失败后逃回临沂的李淑九在家乡重逢，相约到郯城刘敢臣处（3人均为同盟会会员），又和孙爱庭、张问山、颜赞臣等同志一起，共谋协商，决定以郯城县议会的名义，推举孙金宝代表临沂、郯城两县人民，前往清江欢迎革命军，同时又推李淑九、李卓如等指挥临沂警备队，随时准备策应革命军。不久，因南北议和，计划搁置。
  费县革命党人殷澄吉、李洪义、王警、朱旭昌、殷树堂、杨竹泉等也组织了数百人的革命队伍，其中有青年学生，也有店员、商贩、贫苦居艮，登记造册，公推殷澄吉为“带兵都督"，筹备武装，准备起义，响应革命。因组织不严，被官府获悉。迫于革命队伍人多势大，知县未敢妄动，连夜派人上告州府。知府王鸿禄速调郯城巡防营马队包围费县城，宣布戒严，大肆搜捕。殷澄吉等事先闻讯，遂烧掉登记名册，出城南下，辗转至南京，参加了南方反清义军。朱旭昌等人被捕入狱。11月13日，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山东独立，朱旭昌等人获释。
  共和事成，同盟会山东分会在济南正式成立，即委派沂水人刘次哲前来临沂，组建临沂分部。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丁惟汾为主事，周瑞麟为理事。在此期间，革命党人多以议员身份开展公开的革命活动。
  费县朱旭昌出狱后，任剪发委员，公开组织同盟会，在县城和仲村、武安一带发展会员。同时，费县城左家、东=王家、石沟李家，这3家费县境的官僚大地主组织共和党，与同盟会联合成
  立费县议会。
  李光仪曾于1910年就筹办过临沂的县议会，被选为城区议会议长。辛亥革命后，他主持县议会工作，代表民意，曾向县公署提出许多兴利除弊的条陈。
  1912年，民国成立。刘佛缘、方耀庭、于霭辰被举为山东省议会议员。他们发挥议员的职能，对国家地方兴革大计多有建议。方维一案，深为当时军阀所忌恨。刘佛缘当时在济南执律师业务，他一面利用议员资格对北洋军阀卖国求荣的劣迹痛加抨击，一面在法庭上千方百计为进步人士和劳苦大众辩理，为此，遭到当局的监视。
  1913年，袁世凯窃国，开始大捕革命党人，沂水封建劣绅势力刘南宅以为时机已到，首先发难，向官府密告沂水县革命党人。
  根据刘氏开具的名单，周瑞麟、郑瑞麟、高筱山、杨宝林旋即被捕，递解济南入狱。周等4人坚贞不屈。在省监狱中，法官知郑瑞麟并非知识分子，便问他：“为什么干革命党?”郑答：“不当亡国奴、不当走狗！"又问他为什么造反，他说：“俺没造反，造反的是你们这些想当官的。俺是有骨头的中国人!"先生虽无文化，却明理晓道，傲骨铮铮。周瑞麟瘐死狱中，其他3人经多方营救后出狱。
  沂水籍老同盟会会员刘溥霖因参与反袁斗争，于1915年5月在青岛日本租界被捕，遂于11月26日被山东都督靳云鹏引渡押送至济南，交军法处监禁。时沂水劣绅又以300人的名义具禀靳云鹏，投井下石，要求严惩。刘溥霖为民主革命再陷囹圄，毫不畏惧，被审讯时，自述革命历史，大骂袁世凯卖国复辟行经，遂被杀害于济南东门外柳园。临刑时，高唱“碰碑"一段戏词，并赋
  绝命诗一绝。呼号从容就义，年仅28岁。
  时方耀庭也积极参加反袁，他刚从学校毕业，即被逮捕，同时被搜去国民党徽章符号及手枪等。收押期间，敌人极尽酷刑，方始终严守机密，使全省准备武装起义的同志及各县革命党人得以幸免于难。他大义凛然，矢志不移，被害于济南东关山水沟，时年32岁。
  多数临沂籍老同盟会会员，在逆境中仍以发展教育、开拓实业贡献于社会，并从事秘密斗争。
  丁惟汾在临沂创办琅瑯法政学校，学校开办了一年多，为袁氏爪牙侦知，遂连同临沂国民党组织一起被明令取缔。
  杨宝林出狱后回沂水出资办第三公学。杨原籍山东莱州府（今莱州市）人，祖父和父亲做过鞋皮脸（即山里铲鞋面子）的手艺活，在沂水城塘子沟有铺面。杨经高筱山介绍加入同盟会，并资助周瑞麟创办了第一、二公学。此后，杨创办第三公学，以继续周氏未竟之业，并向当地封建势力示威，毫无消极退缩。该校招收贫民子弟入学，以培养革命力量。
  郯城马头镇孙寿椿，原名思亮，字爱亭，别号半农，以自家文昌阁作校址，创办私立新民小学。学生所用课本、纸张、文具由孙氏供给，逢各种节日，孙氏还馈赠食品给学生。因此，许多家境贫寒的孩子得以入学，为地方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革命家、学者、专家。他还出资创办蚕业学校，开办振兴煤矿公司、三友铁厂，发展地方经济。
  于霭辰也在马头镇办起了琅瑯草帽公司，组织传授草编技术，以求富民。
  1916年，山东护国军司令薄子明收复周村后，即委派段青芝来临沂，同韩仲衡、刘敢臣等联系，密谋筹划，组织力量，响应
  护国军。他们在不到半月的时间就联络了几千名热血青年，后因薄子明部东去高密，未能如期举义。韩仲衡、段青艺又奔赴高密，同李小溪一起商量，决定派刘金声回临沂，带领联络的这批青年赴高密，同薄子明部会师。又因消息被沂州驻军探知，预有防范，未能实现。是年7月，李淑九、刘敢臣创办《东鲁曰报》，宣传“三民主义”，终因反动势力所迫，很快停办。
  此后，临沂长期为军阀势力占据，革命党人多次预期攻夺而未能得手，直到1928年春，北伐军二次进逼临沂城，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曹万顺部，于3月2日攻取临沂城，奉鲁军阀退出沂境。
  辛亥革命前后10多年间，临沂志士以民主革命为己任，献身于反清反袁，建立民国的斗争。刘佛缘、刘溥霖等还曾面受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和嘱托，得到先生的赏识和赞许。虽革命屡遭挫折，反动势力猖獗一时，但终无一人返顾，革命志节愈挫愈坚。有的捐躯于刑场战阵，有的为民请命于议坛法庭，有的办学兴业于乡里民间，更多的奔走呼号于大江南北……，表明了一代革命志士的赤子之心。
  更为可贵的是，刘佛缘、邓月楼等临沂籍老同盟会会员，积几十年旧民主主义革命之经验，辛亥革命失败之教训，逐渐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预见到将来之中国必然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于是，他们毅然站到共产党一边，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士。
  （临沂市政协供稿根据兰山、沂水、沂南、费县、郑城等县区文史资料整理）
  我的祖父刘溥霖
  我的祖父刘溥霖，字季瞻。1887年出生于沂水县埠前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自幼上私塾，勤奋好学，15岁中秀才。19岁肄业于山左公学，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又入青岛震旦太学。自此盖加淬砺，有家不归，妻死不娶，专以奔走国事为务。不久，清政府勾结法国驻青岛总督封闭了震旦太学。革命党人在青岛活动困难，分赴内地，联合民众，继续奋斗。祖父奔赴济南，活动于山东农林学校。宣统二年，各处革命潮流愈形澎湃，遂以二祖父湛霖在济南商埠纬五路开设的“宜春轩”店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时“辫帅”张勋退驻徐州，清政府经津浦路输供械弹，被祖父等革命党人察知，共议于途中截击炸车。不意事泄被吴炳湘侦知。宣统三年十月二十日黎明，祖父等16位革命党人被捕。祖父股部受伤。事发后，济南各界人士集会，要求公开审理。在审判庭上，祖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历数清王朝丧权辱国、屠杀人民的种种罪行，并直认不讳，承认自己是革命党人，决心用暴力推翻清帝封建统治。祖父当场写供词洋洋万言，旁听者千余人，为之感动。不久，清朝灭亡，宣布共和，祖父获释。出狱后，祖父化妆赴徐州，联合一旅人，参加北伐军，编为三十九旅，祖父任炮兵营长。
  民国六年秋，旅部被遣散，祖父回家省亲一次，自是奔走上海，化名刘光，又名刘乾。迨二次革命失败，出亡日本，入铁道部肄业，民国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孙中山先生暨党务部长居正、总务部长陈其美，委祖父为山东支部长，赴青岛与方剑飞、杨啸天、
  孙祥夫、李元著等进行讨伐袁世凯的革命活动。民国四年十月，山东督军靳云鹏电准袁世凯派眼线以重金聘日本特务逮捕刘溥霖等革命党人。祖父与方剑飞同时被捕引渡至济南，沂水劣绅，以300余人名义，具禀靳云鹏，要求“严惩”。在济亲友，营救无效。祖父临刑时，昂首阔步，高唱“碰碑”一段。还作诗一首：“自古大事本难成，后继茫茫运气生，可恨当年混沌死，一场大事不分明。”从容就义，时年26岁。乡人置备棺衾妥殓，厝于白衣庵。后家人移葬祖林。为纪念辛亥革命烈士，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祖父遗骨由埠前庄祖林移葬济南千佛山 ——辛亥革命济南烈士公墓，举行国葬。移葬时，沂水县长范筑先带领各区长抬棺守护，举行隆重追悼会，并赠匾额“正气凛然”。
  （沂南县政协供稿刘福增撰）
  忆祖父方耀庭
  作为烈士子孙，对于祖父方远照（字耀庭）的生平史料所知甚少，深感愧对先祖泉下英灵。现仅就我儿时听长辈间谈话所提到的零星材料记述如次，也许对今后研究历史者有一定参考价值。
  我的家庭
  我的先祖，是在清朝乾隆年间由安徽省宣城迁来郯城的。来郯城的第一代先祖是方国宝。方国宝是以满清皇朝最低等次的官员一九品官的职位来郯任职而落户的。按照安徽方姓的辈次：文、武、佛、国、忠、孝、传、家8个字的排列，方国宝是方氏的第四代。方国宝有一个儿子名方忠亮，方忠亮有五个儿子，我所知道的是方孝光、方孝先…….方孝光读书而没有进学，他有两子，名方传曾、方传孟。方传曾，字省吾，即我的高祖，是一个很有才干，在地方上很有声望的秀才，但屡试不中，因而也没有做官。高祖生一子即我的曾祖方家桂，字馨山。曾祖有两子一女，即我祖父方远照，字耀庭;叔祖方远焘，字振民;姑祖方远芬。这按字排辈的封建家族制度，到“家”字辈以后，由于没有和祖籍续谱，随即中断，“远”字辈只是权宜之计，到我父亲就不再排辈，单字名奇，字大可，英年早逝。
  曾祖家桂，饱读经书。但为穷所迫，在本镇于恒顺铺子里当了伙计（店员）。后来又在皮市街李家店里领东做了掌柜。失业后在家务农，种了10余亩河边地，因不够开销，又借了一些债和
  高利贷，以供应我祖父、叔祖以及我父亲在曲阜师范读书。
  祖父的青少年时代
  祖父讳远照，字耀庭，化名方觉，生于1880年。因经历连年战祸，特别是日寇侵华战争，一些资料尽焚于兵燹，现已无法查考。前几年我曾给文剑波兄提供了一点资料，那是根据我祖母的年龄推算出来的，我祖母是蛇年生人，应是1881年。祖父和祖母相差一岁。如果是小一岁的话可能是1882年。儿时曾听母亲说过：“民国三年（1914年）你祖父牺牲时，你父亲14岁（虚岁），你祖父那年35岁（虚岁）。”如果按照这几点推算，我父亲应是1901年生人，而我祖父应是1880年出生。
  祖父出生后，家境贫困异常，听叔祖振民告诉我：“那时家中除了借西增盛铺子里的钱以外，另有房四、朱三、刘孟起、张和尚等人常来逼债。"由于祖父自幼聪慧异常，我曾祖下决心欠债也要培养他读书。
  当时是清王朝末年，统治阶级昏庸腐败，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少年时期的祖父忧国忧民，刻苦求知，广交学友，博览报章，经常向别人宣讲新思想，传播新消息。他先就读于济南师范学堂（今杆石桥外交通中队原址）。毕业后，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堂（官费），在校结识了许多热血青年及革命志士。特别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并加入了同盟会。毕业后，与同学一起回山东，以办教育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先任“正谊中学”校董， 后被选为山东省议会议员（共107人），直到牺牲。
  我祖父在故乡有几位感情深厚的同窗，他们平日形影不离，聚在一起讨论时局。例如于华春，字霭辰;邓廷鉴，字月楼;徐凤楼（徐霞苍、徐敬村之父），他们这几位都是故乡名门望族，有的
  家中是大财主，有的开着油坊，有的是大店主，只有我祖父是个穷学生。在那种社会里，能得到他们的友谊与爱戴是很不容易的。后来由我祖父介绍他们参加了同盟会，直到我祖父牺牲后，他的遗物、信件、遗像，全都保存在于霭辰先生家中。
  由于当时有沂河交通之便，故乡马头镇商业经济比较繁荣，信息的传播较快，那时中国最早的报纸《申报》已能天天读到。早先他们崇拜康有为、梁启超，后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逐渐左右了他们，便在故乡兴办学校，教育青年以图振兴华夏。最初学校开办在于霭辰先生家中，他家院子大，房子多，条件好，由我祖父、于霭辰等任教。后来学校定名“求是”学堂，提倡新思想，兴办新教育，读新课本，学为实用，不读经书，不做八股文，并开设音乐、体育等课程。群众称之为“洋学堂”，这实为故乡教育革命的先锋。在此影响下，新学校像雨后春笋，先后兴办了女子髙等学校、启新女学、竞进学校等10余所学校。
  由于学校越办越大，学生越来越多，于家已经人满为患，就想法向外扩展。经过缜密的研究，他们将北水门里的一座庙宇，改成学校，并将庙中的泥胎全部拉倒。在当时，实在是一件警世震俗的壮举。
  青年时期的祖父，性情活泼善谑，对一切旧的思想、习俗看不惯，必欲改之而后快。
  当时马头镇赌风甚盛，一些青少年不分昼夜在赌局里混，祖父企图改变这种状况，便发起了斗鸡的游戏。一时在青年中形成了一股热潮。
  马头镇北大街有两条又窄又黑的小胡同，名曰大穿店和小穿店，这两条胡同因为传说经常闹“鬼”而在夜间没有人敢行走，祖父的两位同学同他打赌，约他到大穿店试一试胆量，约定的时
  间没见他去，二人就壮着胆子进了大穿店，一见在拐角处有一白色物体乱动，吓得二人撤腿就跑，后来其中一人还害了一场大病。原来是祖父先行躲在那里，并拿了一条白毛巾来回摇动。于是同学们都很佩服他的胆子大，不怕鬼神。
  每逢过年，腊月二十三要“辞灶”，灶王爷要上天言好事，家家户户要烙辞灶火烧。这火烧是一个直径约1尺多的发面大饼，上有芝麻，味道香酥，敬完了灶王爷人才能吃。也有相类似的情况：每逢死了人，要烙一个“盖斗”火烧。其实这两个名称不同的火烧，质量形式完全一样，家家户户如此。由于我祖父和徐凤楼是同年生人又是同窗好友，常相过从，感情甚笃。每年腊月二十三都到他家看看徐二婶子是否烙饼，并开玩笑说：“二婶子又烙盖斗火烧了吗?”吓得徐二婶每年烙辞灶火烧时，躲躲藏藏，可见当时他对旧风俗所持的玩世不恭的态度。
  清末，有一年放寒假，祖父带回一架留声机，当地人没见过这玩艺儿，都称“洋戏”。为了让乡亲们见识见识，在河埝上放一张八仙桌，让乡亲们听听“洋戏”。那时的中国唱片太少，大都是西洋音乐，只有很少几张京戏唱片，每唱一张唱片或一出戏，乡亲们提出不少问题，他当场予以解答，趁此机会，宣传民主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宣讲只有推翻帝制，发扬民主才能富国强民。这些言行受到青年人的拥护，也引起社会上保守势力的反对。
  有一年，祖父回家时变了样子，把辫子剪掉了，穿了一身西服洋装，头戴呢礼帽，身穿呢大氅。我曾祖一见就火冒三丈。在当时剪辫子可是一件大事。“身体肤发，受之父母，割舍毁弃，大逆不道。”何况辫子是大清皇朝臣民的象征，剪掉是罪不容诛的。一天，我祖父晚起，曾祖父借此大发雷霆，喝骂不止。按照封建礼教的旧信条“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祖
  父对曾祖父向来是唯唯喏喏，逆来顺受的，然而这次却顶撞了起来：“嫌我不顺眼，我走，这个家，我永远不想再回来了！"曾祖父说：“你死在外面好了！”“死就死!”从此，父子决裂，家庭决裂。这也是新旧思想的决裂•祖父一气之下，假期未完离家赴济，奔向了革命。他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在家庭的决裂中，和他站在一起的是叔祖振民，他兄弟俩是高氏太夫人所生（叔祖是蛇年生人，即1895年人），虽然年龄相差15岁，但兄弟俩手足之情甚深，在家时，祖父对叔祖教诲不倦，在他的思想影响下，青少年的叔祖也加入了同盟会，同时参加的还有于霭辰、邓月楼，这几人是郯城县最早的同盟会员。
  牺牲前后
  祖父到北京及济南结识的人员中有丁惟汾、居正、陈浩时 （黄花岗72烈士之一）、徐镜心、薄子明、张苇村等人。
  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进而实行独裁统治，对革命党人实行疯狂的镇压，并紧锣密鼓准备登基称帝。孙中山先生号召推翻袁世凯，全国普遍响应，尤其南方各省，积极采取军事行动。山东的革命党人也准备武装起义。
  1913年，山东武装起义之计划被叛徒孙XX告密，我祖父及徐镜心、薄子明等数名领导人被捕。
  敌人为了将山东革命党人一网打尽，严刑逼供，祖父等数名革命党人虽受尽了人间酷刑，始终未吐一字，全省武装起义同志及各县的革命党人才幸免于难。由于既无口供又无证据，无法定罪，因而才伪造了所谓“孙文信件”的证据，由靳云鹏的军事法庭判为“斩决”示众。1914年，这几位烈士英勇就义，后葬于千佛山下。
  烈士牺牲后，暴尸荒郊，孙X X这个叛徒，装作大慈大悲的姿态，打着“同乡会”的旗号去收尸埋葬，企图掩盖他内心的恐惧。
  不久，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忧惧而死。叛徒孙XX惶惶不可终日，整天躲躲藏藏，害怕烈士后人报仇雪恨。有一次，在开往济南的火车上，叔祖方振民遇上孙XX，他恶狠狠地说：“你还有一个侄子吧?!” （指我父亲方奇），可见他内心里始终有鬼。
  祖父牺牲后，家人不敢哭出声来，叔祖方振民不顾一切放声大哭。此后，每当他想起兄长便会大声痛哭，哭了将近20年，终因过度悲伤得了精神病，便念经信佛求得心理平衡，乡亲们背后称他“方二痰迷”。
  公葬故土
  1932年春（我8岁，正读小学二年级）在家人的要求下，决定将我祖父的遗骨归故土安葬。由于霭辰、邓月楼等先生领导组织了“临郯各界公葬方烈士委员会”。由叔祖到济南办理具体事宜。南京国民党政府给了800元丧葬费，不够时由地方募捐解决。首先出资的是临（临沂）、郯、费、莒、日（日照）等地的老同盟会员（约50多人），再加上马头镇商会的募捐。在马头镇正大街商会（也叫天后宫）附近，用白布扎了过街棚和辕门，大街上摆满了花圈和挽联。追悼仪式举行了7天，来吊唁的前3天是当地的亲朋，后4天是外地的机关、团体、学校。为了节约开支，决定凡本地亲朋一律不给饮食招待。参加吊唁的人佩戴黑纱，不穿孝衣，不叩头，不烧香、烛、纸、箔，不收奠仪（钱），由司仪呼三鞠躬， 谢客毕，退场。这也是传统丧葬仪式的一大改革。外地来的学校、团体要举行仪式，奏哀乐，献花圈，读祭文，完全是现代追悼会的
  形式。礼毕退席，招待一顿饭，我记得虽是小米、大米、豇豆3种粮食做的干饭，还有5碗菜，这也比当地人办丧事省俭得多。外地来的学生大都是外县中学、师范的，他们要跋涉百多里甚至数百里，其中有临沂乡师、第五中学、费县乡师、莒县乡师等学校的学生。
  棺是黑漆的，不很大，前边用白色仿宋扁体字写着“公葬耀庭方烈士之灵”几个字，棺上覆一面青天白日小旗。
  再就是遗像，是较高的全身像，戴礼帽，穿西服，呢大衣，手中拿卷成圆筒的一本书，地上有地毯。遗像用红木镜框镶着。
  由于花圈挽联很多，都挂在大街上。花圈有些是济南带来的，很精致。有的花是用绸子做的，花瓣金闪闪的。挽联有几幅是白缎子的，有南京国民政府的，也有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这些花圈和挽联一直保存到1938年日寇入侵时被大火烧毁。
  出殡这天，殡仪队伍由正大街北上，出小东门奔广生宫，挽联由郯城乡师全体学生和三小的高年级学生举着，队伍长达数里，前边已到墓地，灵柩还未出门。我由母亲（周湖清）领着，穿黑布长衫，佩黑纱，走在遗像的前边，直到墓地。墓坑很深，砖砌，坟墓高大。（现墓已平，成为菜园，墓址在水井南边10米处，坟边仍有一枯树根。）
  大约是1934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又重建了烈士陵园，来信商议将遗骨迁济南之事，未获同意。
  留给家乡及后辈的影响
  祖父的牺牲，给故乡的震动很大，当时山东省虽处在北洋军阀的淫威之下，乡亲们提起他的死没有不义愤填膺的，因为他在家乡是个交游甚广、忠厚善良的好青年。都说他“为人正直”，“家
  乡的同盟会员没有遭难是他拿命换来的!”“他死的英勇、壮烈！”当地父老乡亲，提起“大槐树底下方家”或方远照的后人，都有亲切同情之感。他的好友于霭辰、邓月楼，一直以孙中山的遗教为座右铭。他的学生（也是于霭辰的学生）刘之言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地下县委书记，苍山暴动的领导人。于霭辰先生在苍山暴动期间曾经大力支持，捐了两支手枪及3000元大洋。邓月楼先生始终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在当时，能做到这种程度是很不容易的。
  至于亲属，以我叔祖受他的影响最深，他一直拥护当时的国艮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继而由同情共产党到拥护共产党。抗日战争开始时，我们全家，在叔祖的直接教诲下，参加了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的人有大姑方治、二姑方景淑、三姑方景昭和我本人，后来我的大叔方景森、二叔方向、三叔方景辰也都参加了革命。从此，我们全家离开了故乡，天各一方，继承先辈的遗志，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
  （郑城县政协供稿方平撰）
  革命志士李小岩
  李光仪先生，字小岩，临沂城内喇叭巷人，入庠生。先生兄弟3人，长小溪，先生行二，弟淑九。兄弟3人分居时，析产每人只十几亩地，有城宅一所，兄弟3人共居。长兄小溪，在民国五年，曾参加山东护国军，起义讨袁，在高密、诸城一带，从事革命活动。其弟淑九在宣统初年参加革命，从事学生运动。辛亥武昌起义，淑九曾奔走平、津谋作响应。后又参加栾州起义，失败后回临沂。
  小岩先生，弱冠之年，适逢甲午战败，目睹清廷割地赔款，国势衰微，世界列强，虎视眈眈，阴谋瓜分中国。先生在保定师范大学速成科毕业后，满怀救国热忱，愤而东渡留日，考入东京法政大学，专习法政，为临沂县留日的第一人。
  先生在日求学时，适逢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组织同盟会，号召推翻满清帝制，建立共和政体。小岩曾进谒中山先生愿投身革命，蒙中山先生的嘉勉，遂加入同盟会。毕业回国，与当时的同志丁鼎丞、刘冠三等组织了同盟会山东分会，先生被推为会长。回沂后，先生曾任沂州初级师范学校的教务长，光绪末年，临沂成立了“县乙种警察教练所”，先生被聘为教习。先生上课，讲述警政、警法，对于警察的职责缉盗、户籍、交通、卫生等项，讲解详尽，分析透辟。先生不时在课内或课外，向学生们宣讲时事，说明中国的危机情势和清政府软弱无能，腐败不堪，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中国只有在4万万同胞的团结下，发奋图强，实行改革，方可振兴。先生力主实行新政，主张兴教育、
  办实业、开矿产、修铁路、练新军。先生的主张深受学生们的拥护，因而先生受到学生们的尊重和爱戴。
  先生又极力主张废除君主专制，顺应世界的潮流。先生认为：中国的政治前途，必须走向民治。封建君主专制，已到崩溃的边缘，未来的政体，是民主共和政体。地方上的政治，不能操之于一人，必须通过民意，成立地方参议会，由老百姓选出议员，代表老百姓，过问地方上的政治。先生的主张，不久即实现，宣统二年，先生筹办县议会，被选为城区议会议长，当时先生曾向县公署提出许多兴利除弊的条陈。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推倒满清，成立共和。当时举国欢腾，临沂地方，也热烈庆祝。但先生眼光深远，观察问题，分析时势，比一般论者，高出一层。先生曰：“革命虽幸成功，而前途隐患正多，未可乐观，尚赖吾辈青年，好自为之。”果不出先生所料，未逾三月，中山先生的临时大总统退位，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入国贼袁世凯之手，不久酿成护法讨袁之役。
  先生私人生活习惯也颇为突出。据先父郑家梁谈：“当时小岩先生在警察教练所当教习时，我在所内当夫役，先生到校，我伺候他时，按当时满清旧习，都得称之为'老爷'或'大人但每当下役向先生这样称呼时，先生极不高兴，并向下役们详加解释。先生常说：'我是教习，是学生的公仆，做官的是老百姓的公仆，你们虽是仆人，并不下贱，也是公仆，咱们的人格都是平等的，不过各人的职务不同，以后不准称我为'老爷''大人'，这些称呼，对我要一律废免，因此，全所的夫役对先生这种态度都很佩服。”从此看出，先生处处以平民自居，平易近人，毫无满清官僚的架子，实为当时官场中所少有。
  由于先生主持参议会工作，又兼管教育行政上的事宜，还兼
  着各种学校的代课，终日劳累奔忙，以致积劳成疾，惜哉天不假年，于民国六年病逝，时先生年仅38岁，遗子二。长子澄（即李澄之先生）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毕业。次子涛，天津南开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
  李小岩先生短短的一生，从事革命事业，兢兢不懈，在地方上推行新政，在教育上奖掖后进，诲人不倦。是临沂的一位革命先进人物，也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
  （兰山区政协供稿郑敬之撰王西献整理）
  周瑞麟生平
  周瑞麟，名建镐，字次丰，号瑞麟，山东沂水县北关人。幼读儒书，天资聪慧，20岁中秀才。
  1903年，他怀着一颗救国赤心，毅然出国，留学日本，入弘文学院。念及祖国濒临危亡，常常绕室彷徨，仰天痛哭。在日本学习期间，他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参加了同盟会。
  1906年，他毕业返国，在家乡鼓吹革命，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次年，他挪出居室充当校舍，自筹经费，办起了沂水县第一公学，作为同盟会活动基地，暗中发展会员，扩大革命力量。不久，同盟会的活动被沂水封建劣绅刘南宅察觉。刘氏祸心顿起，乃于同年冬，指使其豢养的一伙地痞，将第一公学捣毁。
  在学校遭受破坏后，周瑞麟革命意志愈挫愈坚，他不畏险阻，继续四处奔波，联络委员，又于1908年正月成立了沂水第二公学，并在师生中公开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全校教员及年龄大的学生，大都参加了同盟会。他遂被选为县同盟会负责人。
  1909年冬，在济南活动的同盟会会员刘溥霖等准备武装起义，经费困窘。其时，沂水县衙向省解款，周侦得消息，即驰告刘溥霖。刘乃组织力量，中途截获，充作革命经费。
  其间，他辞掉劝学员，往来青岛沿海，与徐镜心、丁惟汾、刘溥霖、吕子人等筹商大计。武昌举义后，沂水青年学子皆联袂而起，参加革命，也是周瑞麟积极倡导的结果。
  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周瑞麟为理事。次年，袁世
  凯擅政，取消国民党，周瑞麟怒火中烧，即由反清转向倒袁。逆境中，他志不稍沮，组织工会，联合农众密谋大举。同年冬，袁世凯下令逮捕革命党人。刘南宅囿故仇新，以为时机已到，乃将沂水同盟会员开具名单，密告官府。
  1914年正月，周瑞麟、郑瑞麟、高筱山、杨宝林4人被捕，递解济南入狱。周等4人在狱中坚贞不屈，周瑞霖、郑瑞霖被判死刑，因各方营救，改判徒刑。7月20日，周瑞麟瘐死济南第一监狱，时年41岁。他那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一直为沂水各界所敬仰。
  1927年，为纪念革命先烈，经国民政府批准，于翌年春，在沂水县原第二公学旧址，建立新校.命名“瑞麟小学”。同时特颁“见义勇为”匾额，以旌殊烈。沂水县民众教育馆立碑，以垂不朽。
  （临沂市政协供稿）
  忆郑瑞麟
  郑瑞麟老先生系沂水县人，原住城关阳西街，后迁东关北头棘林子。郑老先生目不识丁，虽没文化，但极富革命热情，特别热诚兴学。他是沂水县辛亥革命的先躯，在山东省辛亥革命史上也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
  郑老先生特别崇拜民族英雄郑成功，他在世时，每逢过旧历年供奉祖先，就把郑成功的牌位与自己祖先的牌位供于一桌，虔诚祭奠。
  郑老先生家从祖父起就是烧砖瓦石灰的窑匠，他继承祖业，是一位技术较高的窑匠。到他这一辈，窑业更加发展了，还教了一些徒弟。他毫不保守，总想把技术全部传授给徒弟们。他不但教徒弟学烧窑技术，还教导他们做人的道理。他常对跟他学徒的年轻人说;“穷孩子学点手艺挣饭吃，养活父母妻子，不偷不摸，靠劳动吃饭，这才是个人。”又说：“千万不要忘了自己是穷人。穷人就得有块硬骨头，不能给财主家当走狗，丧了良心，一天不要饭了就回头打要饭的……。”
  郑老先生经营砖瓦石灰业，对穷人和富人有明显区别，如果穷邻居房屋倒塌，修理房屋用他的石灰或砖瓦，有求必应，大都不要钱或者少要钱，但地主富商家盖房屋用他的砖瓦石灰，他是分文不让，也不随意涨价多要钱。他特别注重质量，不管穷人富人，凡用他的砖瓦石灰者，他都以上好的产品供应给用户，所以他的买卖信誉很好。
  他曾在清末加入同盟会，是周建镐、吕子人（即墨人）介绍
  的。他认为推翻满清，是继承郑成功的遗志，是符合全国人民心愿的，所以他的革命意志非常坚决。
  他以烧窑为业，家境并不很宽裕。但他对捐钱办学却倾曩相助，热心扶持。他曾向人们说：“兴学就是救国，我自己少吃一顿饭行，不办学不行。”第二公学的建立，他捐钱最多。所以后来沂城居民及开明商绅给他送了一块匾，文曰“热诚兴学”。可是这块匾悬挂在郑老先生的大门上不久，就遭到了沂水某巨绅的忌恨，该绅指示其豢养的地痞流氓于夜间偷偷地在匾上抹了一些臭泥。郑老先生眼看在原处住不下去，即搬到棘林子去了。该绅及那些地痞流氓又讽刺说“郑瑞麟搬家丢了匾”，其存心之恶毒，手段之卑劣，真乃令人发指！
  1914年，袁世凯蓄意搞帝制，欲尽除党人，于是岱南道即密令驻沂防营，逮捕郑老先生及周瑞麟、高筱山、杨宝林4人。郑老先生及周瑞麟解济南入狱。在狱中，他对周瑞麟说：“第二的，咱在这里死了比在家死了强，咱的人格永远烂不了！"审讯时，他自承革命而为同难人解脱。当法官问他为什么要干革命党时，他说：“俺不当亡国奴，不当走狗，一心要推翻满洲鞑子!”又问他为什么要造反，他说：“为了不当亡国奴，不当走狗。俺没有罪，俺是有骨头的中国人!”他在狱中坚持斗争，毫不妥协，表现了革命者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硬骨头精神，真是铁骨铮铮，正义凛然。后经庄孩兰等营救出狱（周瑞麟瘐死狱中）。
  郑老先生是在1916年秋袁世凯死后，才以病保释出狱的。那时，山东掌权者靳云鹏辞职，张怀芝为山东督军，孙发绪为山东省长。是时，我正在杨宝林先生办的第三公学就读，教员系刘学矩（别号逊之，沂城西小河人，同盟会会员）。记得有一次，由刘老师领我们5个年龄稍大点的同学去慰问郑老先生。郑老先生
  坐在床上，人很瘦弱，但精神很好。他穿着一件黑棉布小袄，向我们微笑着。我们问候他说：“二大爷身体好?”他让我们到床前，用手摩着我们5个小孩的头说：“要好好读书，将来报效祖国。不要学下流东西，要好好孝敬父母……。”我们都感动地流下了热泪。他笑着说：“好孩子，别哭，哭不是好汉子。要好好读书，不要当亡国奴，不要当走狗……。”这些亲切的教诲，至今仍言犹在耳。
  还有一次是1927年春，有一天，我同邵德孚、王敬斋、郑耀庭4人到城北干河子崖砖瓦窑上去看郑老先生。我们一到，他非常高兴，甚至还呼唤我们的乳名。他亲切地和我们谈话，勉励我们的还是那句老话“不要当亡国奴，不要当走狗，要有硬骨头，别忘了自己是穷孩子……”。可见其革命老前辈矢志不渝的胸怀。
  郑老先生哲嗣3人，长子郑世乎（伯衡）；次子郑世均（佐衡），山东农专毕业，国民党北伐后，任沂水县建设科长（时范筑先任沂水县县长），范筑先到聊城专署任督察公署专员后，调佐衡任聊城县建设科长，又升任聊城县县长，1938年聊城保卫战中，与范筑先同时殉国;三子郑世和（应中），系北京私立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曾任莒县法院院长，1982年在沂水原籍病故。郑老先生的窑业由长子郑世平继承，世平死后，后继式微。
  （沂水县政协供稿张希周撰朱学民整理）
  马克思主义在沂水的早期传播
  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沂水。在沂水城里，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首先起而响应。特别是第一、第二高等小学的240余名师生，勇敢地走向沂城街头，高呼口号，游行示威，并捜查日货，将其销毁。当时，沂水县在曲阜二师读书的学生徐寿田因在该校参加了“五四”运动，被开除学籍。
  1921年，徐寿田又与李清潍（字松舟）、刘益生等青年学生考入青州四师。当时该校被一伙封建顽固势力把持，校长刘尚敬极为专制，教员多系清代举人、廩生之流，对于贫苦学生极其苛刻，因此该校当时有“第四监狱”之称。是时，青州第十中学进步学生发起建立了一个以研究马列主义为宗旨的“读书会"，其成员多为诸城人。李清潍经同班同学王为铭（诸城人）介绍参加了这个“读书会”。当时第十中学师生中诸城人很多，王翔千同志此刻就是该校的国文教员。“读书会”还创办了一个《十月》小报，专门介绍当时出版的进步刊物和读书心得。“读书会”规定每个成员都要自选一部进步书籍攻读;每星期日举行一次讲演会，组织成员各树一帜进行辩论。在“读书会”的组织下，其成员有的专读反对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吴虞文录》;有的专事研究白话文和新诗，反对文言文。李清潍当时选读的是《社会主义讨论集》。他曾在讲演会上以“救国策”为题，对当时流行的所谓“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体育救国”等论调进行了批驳，他认为这些救国方法“皆非善策”，“唯一无二的上策是社会主义”。李清潍的这次讲演，表明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当时沂水县在外地读书的
  学生中，李清潍是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且信之为救国救民真理的比较早的人。
  李清潍在四师不仅参加了“读书会”，还参加了反对学校对学生施行封建禁锢的斗争。1923年春，该校学生会发动进步学生向校长请愿，要求“学术自由”、“不得无故斥退学生”，要斥退“必须通过学生会批准对于这些合理的要求，校长却视为“造反”，是“干预学校行政”，就采取强硬手段，进行压制。学生会当即发动学生包围了校长室。校长化装从后门溜走，跑到教育厅诬告学生“受了野心政客利用”。学生会得知校长逃之夭夭，立即选派徐寿田、刘益生作为学生代表到教育厅请愿，教育厅对他们置之不理。而校长却从教育厅领得“请当地武装就近保护返校”的一纸公文回到学校。校长回校后，立即宣布开除27名学生。在这被开除的27名学生中，就有徐寿田、李清潍、刘益生。徐寿田遭此挫折之后，回家忧郁而死。
  同年8月15日，李清潍考入青岛商科职业学校。入校不久，经过同学郝泉声介绍，认识了邓恩铭。当时邓恩铭在青岛的公开职业是《胶澳日报》副刊编辑，借住在职业学校。在邓恩铭处.李清潍又认识了王尽美和王象午。王象午这时在胶澳督办公署工业部工作。从此，李清潍不仅在邓恩铭那里读到更多的新书新报，而且受到这些共产主义者的直接教诲。其后不久，北京党组织派王振翼到青岛建立山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至本年11月18日，建团会议在胶澳督办公署王象午办公室召开，李清潍在此由邓恩铭和王尽美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和他一起入团的有职业学校沂水籍学生张肃甫和李萃之。这些人入团后，都在该校从事青年运动工作。
  在李清潍报考青岛职业学校的同时，即本年暑假，他的三哥
  李清漪在济南育英中学毕业，考入上海大学。开始就读于中国文学系，不久转入社会科学系，在瞿秋白等共产主义者的直接教导下研究马克思主义。他曾写信给李清潍，说上海大学是个很进步的学校。李清潍把信给邓恩铭看，邓说：“你哥哥不久就可以接受革命洗礼了”。果然如此，李清漪于次年在上海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寒假，李清漪、李清潍回到家中。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李清漪请邻人、同学劝李清潍暂且休学，到母校小诸葛小学任教，以便使他完成大学学业。李清潍到小诸葛小学任教后，把他带回的《向导》等进步刊物介绍给师生阅读，并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至此，马列主义思想才由李清潍首次传播到沂水乡间。此后，在上海大学读书的李清漪，每至假期回家也带回一些进步书刊诸如《向导》、《新青年》、《新建设》等，介绍给当地的青年朋友传阅，并在本村的贫苦人中用通俗的语言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他对贫苦农民说：“穷是不会扎住根的。今后的世道一定要变，没有地的给地……“”以此启发农民的阶级意识。1925年，他在上海参加了“五卅”运动。“五卅”惨案后，他因革命工作积劳成疾，不得不于这年冬天回家休养。次年冬病愈，在本村开办平民学校，并出刊油印《农民小报》，对贫苦农民及其子弟进行文化教育和革命教育。平民学校的学生多为贫苦人家的青少年，所用教材，是李清漪亲自编印的，里边充满革命的内容。他亲自给学生讲话，要求大家努力学习。他还团结了一些当地的青年知识分子，如李鸿宝、陈梯山等人，向他们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在他的启导之下，李、陈二人逐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分别在埠前、上小诸葛办起平民学校，利用李清漪所编教材，对贫苦子弟进行革命教育，并普及文化知识，由此，使共产主义思想在沂水西北乡农
  民中得到更加广泛地传播。在1927年春天发展了李鸿宝，为沂水西北乡第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马克思主义在沂水县的早期传播者，除上述李氏兄弟二人外，还有王敬斋。王是沂水城里人，1921年夏在淄川炭矿工业补习学校任书记，1924年加入共产党，从事工运工作。1926年春被山东省委派往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10月返回山东，旋被派来沂水从事党的创建工作。他首先在沂水城里借助同乡同学关系，团结了一批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如邵德孚、孙固斋、张希周、鞠百实等，对他们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不久就把这些人吸收为共产党员，同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学生中建立读书会，在小学教员中建立教员联合会，在农民中建立共济会，以扩大革命思想的宣传和影响，培养建党对象。1927年春，中共山东省执委朱霄同志把李清潍介绍给他，并指定由李同他一起开展沂水县的青运工作。从此，王敬斋和沂水西北乡的同志取得联系，从而促成了沂水县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活动与农民的初步结合。
  （沂水县政协供稿张茂萱撰）忆苍山暴动
  1933年我们党在鲁南地区发动的“苍山暴动”，是山东党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次暴动尽管失败了，有着沉痛的历史教训，但是，它所体现的共产党员和暴动战士那种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 却是永世不灭的。
  一
  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为中共临郯县委书记刘之言。他早年在济南第一师范入党，1927年初受党派遣回原籍——郯城马头工作。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言与党组织失掉联系。但是作为党的一个“细胞"，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他没有一刻停止工作。特别是受聘为马头三小教师之后，经过他的艰苦努力，先后发展了校长和几个教师为党员，建立了三小党支部。这个支部从1930年开始向农村发展组织。1932年“五一”节后，刘之言与中共徐海特委鲁南特派员唐东华取得联系，正式担任了临郯县委书记。当年6月他就与唐东华等一起组织四哨暴动，后因北哨党员朱次彭叛变而中止。七八月间又组织樊家堰暴动，被敌人察觉，先后捕去马头三小校长、临郯县委互济会负责人宋幼准、之言的妹妹刘念熹、徐海特委领导人唐东华、特委委员胡维鲁以及郯城的王居濯、南哨的胡庆余、高峰头的侯品增、马头的焦矗山等，使我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
  两次暴动失败之后，鲁南临郯费=各县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他们在城镇普遍组织了军政联合捕共队，在乡村
  普遍成立了联庄会。采取设卡盘査、悬赏捉拿、跟踪密缉等办法，疯狂地镇压我党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刘之言经过数次转移，最后通过赵叙五、刘文漪等在公路北的西大埠建立了掩护点。
  暴动的另一主要负责人郭云舫，原籍山西永济县。其父因参加我党被反动派杀害，他在山西无法生存，随岳父来到山东。1930年被聘为城后私立完小教师，后调小岭、尚岩完小教书。1931年经刘之言介绍入党。他每到一地都积极地发展党的组织。1932年“一·二八”事件时，他利用教育阵地，宣传抗日救国，卓有成效。在组织“四哨”、“樊家堰”暴动时，他都在党内认真进行了动员和准备，是刘之言的得力助手。
  当时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常务委员张苇村、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了加强对临郯费=地区的统治，计划在张苇村的老家——柞城村建立一座新县城，并以韩复榘的表字命名为向方城。1933年春，敌人为实施其筑城计划，派丁派款，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弄得怨声载道。刘之言、郭云舫等人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作出了“积极准备，伺机暴动”的计划。四五月间，沂水农民大暴动之后，中共山东临时省委书记张恩堂（即张北华）来到鲁南检查工作。他听取了刘之言、郭云舫的汇报，批准了临郯县委的暴动计划。随后刘之言、郭云舫就在尚岩小学召开了临郯邳代表会议。到会10余人，研究确定了农民暴动十大纲领，搞枪的方法以及政策和策略等问题，并决定于农历五月十八日（公历7月10日）发动暴动。为了统一公路南北的行动，郭云舫又亲去邳县孟家楼召开了主要活动分子会议，对暴动的路线、纪律等问题作了进一步布置。
  正在大家积极准备暴动的时候，不料路南沂武河区赵家楼的一位同志因言行不慎，被地主武装捕去。该村暴动队负责人凌
  云志为防止泄露机密，决定武力夺回。因敌人去远，追之不及，反而暴露了目标。为先发制人，凌云志带领暴动队伍，提前行动，迅速收缴了赵家楼、滩头等村地主武装的枪支弹药。
  7月4日，赵春景去赵家楼联系时，凌云志领导的暴动队已经打下了圈子庄、殷家场，正在敲锣打鼓开仓济贫。300多人的暴动队伍雄赳赳、气昂昂，红旗招展，盛况空前。赵春景喜不自胜，连夜返回苍山。
  刘之言、郭云舫听到路南提前行动的报告后，为相互支持、配合，预防事迟生变，在7月5日召开了路北活动分子会议，决定把暴动日期提前到7月6日。
  二
  7月6日吃早饭的时候，刘之言和刘文漪、杨贯吾等集合了苍山东部参加暴动的30多人，携枪到达苍山。他们首先占领了苍山大土于子地主刘翔臣的大院，安上了司令部。然后到苍山顶上竖起了两杆大红旗。刘之言站在山头上鸣枪三响，作为暴动信号。刘文漪吹起了军号，那号音滴滴嗒嗒，清脆嘹亮，吹得苍山四野里的贫雇农人人振奋，个个欢腾。
  苍山大圩子的姜保恩、崔大池、马士奎等听见号音，直奔恶霸地主刘三的大院。刘三父子是暴动前我们确定的镇压对象。刘三弟兄7个，群众称之为“七只虎”。刘三的父亲刘开训依仗着这“七只虎”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血债累累，民愤极大。姜保恩是刘家的雇工，他们的任务就是抓住刘三，起出刘家的枪支。3个人走进刘家，开了炮楼门，把两只长枪和子弹袋都取下来，接着又到刘三卧室去拿匣枪。刘三老婆拦住问道：“你们拿枪干什么?” 姜说：“三爷在瓜地里看牌，叫我们来拿的。”他们拿了枪正要往
  外走，不料刘三一步闯进门来，吃惊地问：“你们拿枪干什么?"姜保恩把眼一瞪：“我们要暴动！”刘听说要暴动，气势汹汹地说：“穷小子还真要反吗!”说着就上来夺枪，姜保恩躲闪不及，一搂枪机，“呼”地一声就把刘三打死了。刘三的父亲见儿子死了，就像发了疯样冲上来夺枪，姜保恩又一搂扳机，老家伙又死猪一样倒在地上。姜保恩摸弄着枪说：“这玩意真管，连腿也没蹬跶一下就完了。”接着他们牵了地主的马，赶到司令部去报告。
  司令部里人来人往，异常忙碌。郭云舫正拿着名单清点报到的单位。杨贯吾忙着印宣传材料，刘之言则与各地接头的人交谈。大门口还支了好几口大锅正在烧水杀猪。姜保恩一进门，郭云舫就问：“你们抓住刘三了吗?”姜保恩回答：“刘三爷俩都被我打死了。”郭云舫一愣，赶忙问：“怎么打死的?”姜保恩把事件的经过说了一遍，郭云舫马上到屋里找到刘之言，着急地说：“还没等开公审大会，姜保恩就把刘三父子打死了，你看怎么办?”刘之言双眉紧锁，考虑了片刻，果断地说;“要赶快开一个群众大会，宣布刘三父子的罪恶，说明我们的政策，出榜安民。”郭云舫同意地点了点头。
  半小时后，苍山大好子庄西头的广场上，挤满了人。杨贯吾宣布开会，他说：“现在我们请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总队政治委员刘之言讲话。”随着热烈的掌声，刘之言走到会场中央，说道：“各位父老，今天的会是我们共产党召集的穷人大会，国民党说我们共产党是青脸红发、巨口獠牙的妖怪，今天大家看看吧， 我们就是共产党，现在我们搞起队伍来了，要推翻国民党政府， 为穷苦大众打天下。”
  刘之言讲到这里，见会场的秩序很好，继续说：“父老们要问我们为什么要干共产党？因为现在的社会太不公平，世上人吃
  的、用的、住的、穿的，哪一样不是工人、农民创造的呢?但是创造财富的人却用不上，这些财富哪里去啦？都入了资本家的库，填了地主老财的仓，财主就是喝了穷人的血才富起来的。”
  会场上越来越静，刘之言的讲话句句打动人心：“今天这个会是开天辟地的会，是天翻地覆的会。从今以后，有钱的人讲的那些歪理，统统要翻过来。比如过去是'种谁的地服谁的管'，以后就要实行‘谁种地归谁管从前是'无钱的穷人小三辈，有钱的王八坐上席，，以后就要翻过来。从前是不种麦的吃白面，以后是谁种麦谁吃面，不劳动的不能吃饭。以前是'天下的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以后要变成'天下的衙门工农坐，王子犯法不饶过'了。”
  刘之言提高了嗓门：“国民党还说我们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这更是谣言。实际上杀人放火的不是共产党，而是他们自己。这几年蒋介石不抗日，杀了多少爱国志士，杀了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啊!地主老财们利用地租、高利贷霸占了多少穷人的田产啊！官僚财主们依仗权势，霸占民女，夺人之妻……”
  刘之言正在讲话，会场上突然发出一阵粗犷的哭声。人们朝哭声看去，原来是一位30多岁的暴动战士。他个子不高，长得很结实，背着一枝“套筒子”步枪。周围的人劝他：“会还没开完，你哭什么？”他擦了把眼泪，说：“我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哪!”接着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他名叫马二鸭，是神山北边迷庄汪人。他庄上的财主马朝奎，窝赃通匪，私立公堂，有权有势。前年，马二鸭的媳妇刚过门，小两口感情很好。一天，二鸭媳妇走娘家，抱了一只正在下蛋的母鸡回来，谁知刚解开绳就飞了，恰巧飞到马朝奎的院里，二鸭媳妇赶紧跟着到地主院里去找鸡。马朝奎见二鸭媳妇长得很漂亮，就起了坏心，硬往屋里拉。二鸭媳妇身小力薄，挣
  扎不脱，终于被他奸污了。二鸭媳妇又羞又恼，又感到对不起自己的男人，从地主家里出来，就跳了井。二鸭从坡里回来，气得拿了菜刀就要找马朝奎拼命。二鸭的父亲夺过菜刀说：“还是我去，拼上这把老骨头，也要报仇!”他刚刚跑到街上，就被乡亲们挡住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胳膊扭不过大腿，别打不死黄鼠狼惹一腚臊！”连拉带推送回家。二鸭父亲要报仇的消息传到马朝奎的耳中，他跟土匪头子一说，第二天晩上马二鸭的父亲便被土匪绑架到村外砸死了。这次他听到刘之言讲到财主们依仗权势，强占民女，夺人之妻的时候，正触到痛处，想起含冤负屈而死的妻子和父亲，心中一酸，情不自禁地哭起来。刘之言紧紧抓住这份活教材，进一步启发大家的阶级觉悟，说明组织暴动砸烂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的重要意义。很多人想想自己的苦楚，擦眼抹泪，泣不成声，决心参加暴动队伍，为受苦受难的亲人报仇雪恨。
  刘之言讲话后，鲁南游击总队司令员郭云舫公布了刘三父子的罪状，说明了处决他俩的原因，同时宣传了党的政策，会场上响起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大会结束后，就开仓放粮。人们兴高采烈，欢声雷动。他们高兴地呼喊着：“这回真到了咱们出头之日了！”“现在是咱们的天下了！"地主的仓屋门口，人头攒动，装的装，扛的扛，来往不断。大圩子村的崔大池，父母双亡，从小给地主放羊，忍饥受饿，现在装了满满的一袋粮食，高兴得热泪盈眶。他反复地问身旁的人“我不是做梦吧，我不是做梦吧?”
  下午，在西大场上聚集了200多人，郭云舫向整编后的部队宣读了组织机构和负责人名单。他说：“从今以后，大家都是红军了，、我们的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总队。下设两个大队， 公路南编为一个大队，张鲁峰和凌云志分任正副大队长。公路北
  编为一个大队，田英任大队长兼第一中队长，刘文漪任大队军事指挥兼第四中队长，姜保恩为第二中队长，马瑞图为第三中队长。”
  宣布后，刘之言又讲了几句话，说明红军的性质和任务。郭云舫安排了当前军事训练的中心内容，就是要学会使用武器，等等。
  当天晚上，穷乡僻壤充满了一派热闹景象。贫苦群众领到了粮食，又听说还要实行耕者有其田，许多人觉得到了出头之日，高兴得不得了，吃晚饭的时候都喝了一些酒，晚饭后凉风习习，令人格外舒畅。会唱京戏的唱起了“一马离了西凉界……“；会吹唢呐的，吹起了悠扬悦耳的“百鸟朝凤”。许多年轻人三五成群地在街上走来走去，好奇地到红军驻地问这问那。司令部里有几个女学生，都是共青团员。她们是暴动前调来帮助缝制红旗的，暴动后就自动留在这里了。她们迎出门口青少年说：“教你们唱个歌好吗?”青少年们一听这话，立时跑了一半。可是不久一伙青少年又都涌到院里来了，听她们唱歌：
  走上前去，
  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刺刀与枪炮，
  开自己的路！
  勇敢向前稳住脚步，
  要高举着少年的旗帜；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通红的火炉，
  烤干了我们的血汗。
  由劳动创造的财富，
  被他人强占。
  可是我们从这中间，
  锻炼出许多英雄汉！
  这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这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歌声慷慨激昂，音韵铿锵，吸引了青少年，纷纷要求“教我们唱吧！教吧！怪好听。”于是女同学教一句，青少年就唱一句，越唱人越多，直唱到更把天。……
  在司令部里，刘之言、郭云舫等还没有睡，他们正在研究制定纪律和制度，讨论如何继续扩大队伍，如何建立苏维埃，如何开展土地革命，如何对付反动派的攻击，如何打游击等许多问题”
  暴动的战士们也没有睡，他们正在学军事，有的练瞄准，有的练刺杀，有的在练大刀片……
  群众大部分也没有睡。他们还在议论着这神话般的现实，不少农民还抱着磨棍为红军磨面，也有的正在连夜推煎饼……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欢乐之夜，不凡之夜。但是就在广大群众沉侵在欢乐之中的时候，一个鬼鬼祟祟的阴影，从苍山大圩子溜出了。
  三
  7月7日天不明，村周围的场上都出现了练武上操的人群。几个女学生和年轻战士裁纸扎花，砍松树枝子，准备扎松门。杨贯吾和王士一正在写标语。昨天晚上那伙学唱歌的少年也来凑
  热闹，唱起了“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这时候，刘之言、郭云舫、刘文漪、田英等一起走出司令部，向村前地主的大场上走来。刘文漪吹起了集合号，各个中队立即到大场上集合。郭云舫把昨晚研究的几个问题讲完之后说：“现在我们的队伍在扩大，到昨天晚上为止，来报到的达250余人，步枪150余支，预计今天可发展到500人，郯城、马头那边现在也集合了500人左右，大概今天下午或者明天就能到这里会师。”
  这时忽然跑来了两个战士，气喘吁吁地说：“刚才我们到于庄散发传单，他们关上围门不让进。”刘之言看了看郭云舫，严肃地说：“这也许是个信号，我们要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这天上午，骄阳似火，暴动队员们正在树荫下观看田杰从夏庄搞回来的武器，忽听村外传来一声枪响，紧接着站岗的来报告说：“从东边来了一部分人，在树林里趴下了。”刘文漪听后立即命令关上四门。他把暴动队分配到各个炮楼上之后，和郭云舫一起登上东南角的炮楼。远远望去，原来是于庄地主于庭阶带领联庄会的四五十人攻上来了。他原以为暴动队伍是几个“庄户孙"，放几排子枪，吓唬吓唬就散了。却不知暴动队早有准备，他的队伍刚过马巷村，暴动队员们就上炮楼开了枪。于庭阶为了寻找我军的弱点打个缺口，就把队伍拉成了散兵线，从东南、正东、东北三面，采取分头突进的办法，逐渐向围墙根运动。郭云舫、刘文漪在炮楼上看得清楚，马上调人加强三面的防守，又派人把地主家原来守围子用的“二人抬”、“竹竿点”等10余门土炮拿来，装上火药，严阵以待。谁知当东北面的敌人刚刚露头，有的暴动队员就慌了手脚，点上了土炮。联庄会发现后，掉头就跑，溃不成军。这一炮虽未杀伤敌人，但却大长了暴动战士的志气，大灭了反动
  地主武装的威风。
  这天晚上，颜成志带了十几支枪，赶来苍山会师。根据他的建议，暴动队于7月8日，派了若干个便衣组出去联络，催促路南部队早日来苍山会师，并派了几支武装继续到苍山西部几个村庄搞枪。
  这天刚到中午，联庄会的头头们，小城东的盛书典、和庄的胡兆谦、于庄的于庭阶，在苍山地主刘翔臣（刘七）指挥下，带领他们的反动武装联合前来“围剿”了。刘文漪、田英到围墙去察看时，联庄会的前锋已从南山上下来，兵分东西两路包围苍山，还有大批的武装继续向雁鸡湖运动。这次敌人作了充分准备，他们一会儿从东面攻，一会儿从西面攻，一会儿佯攻，一会儿进击。有一股敌人曾一度攻入围內，被轰了出去。刘文漪、刘之言、郭云舫分别到各个炮楼对战士进行鼓励，在敌人攻上来的时候还向敌人喊话：“穷人不打穷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过来吧弟兄们!”
  经过一天激战，我方只有3个轻伤，缴获了3支长枪。这天晚上，司令部召开了各队负责人会议。会上，杨贯吾指出：“今天这一仗，联庄会未得便宜，明天可能要来个更大的报复，我们是否挪挪窝?”刘之言说：“我看不能挪，因为我们派出去联络的人都没回来，路南的同志还有好几部分人最近要来会师，如果我们走了，人家来就会扑空。”说到这里，他对着郭云舫一撅嘴：“司令的意见呢?”郭云舫情知刘之言在打趣，就哈哈大笑起来：“我的意见嘛，所见略同。”杨贯吾又说：“我们的子弹越来越少了，再打起来，没有子弹就怕不失败也得失败。”刘之言听到这里，沉默了一阵，忽然斩钉截铁地说：“不对，我们行动起来，只有胜利，没有失败。”他这种一反常态的武断言语，使同志们感到惊异。屋里的
  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猜不透刘之言的心情，一时都不好说话了。尤其杨贯吾挨了一闷棍，再也没作声。
  刘之言也发觉自己的话说重了，但一时想不起缓和气氛的词语，只好说：“只有胜利，没有失败，这也不单是我个人的看法，而是上级党代表的意见啊！”
  这话确实是上级党代表说的。那还是1932年四哨暴动流产之后，徐海特委在邳县孟家楼召开会议要求继续组织樊家堰暴动的时候，刘之言曾指出：“几次暴动未成，敌人防范甚严，党内又出现了叛徒，继续组织暴动，失败了怎么办?”上级党代表立即板起面孔说：“目前全国都在革命高潮中，我们只要行动起来，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并且批评了他的等待主义、失败主义与机会主义情绪。
  对于这样的批评，刘之言当时确实吃不消，但他没有与党代表争论，而是按照组织原则无条件地服从了。为了执行“再接再厉，组织暴动”的指示，他到西大埠建立掩护点以后，积极地进行了酝酿和准备。虽然他对暴动能否胜利也有所顾虑，但从不敢过多地想这个问题。今天，杨贯吾突然提到这个问题，他实在难以解答。因为在当时他不知道这是“左”倾路线的错误，只好把当年党代表对他的批评搬了出来，不料，把大家的口都给堵死了。刘之言感到很难为情，他虽然作了解释，还是没有人说话。
  田英为了打圆场，向杨贯吾说：“当然是只有胜利嘛，要是明知失败谁还干!”田杰也说：“要是不能胜利，党还要求我们地下组织一有武装就必须暴动吗？”
  看到有人圆场，刘之言就说：“杨贯吾的意见不无道理，也可以说是对的，我们应该积极研究对策才是!”就这样又把话题转过来，并引导大家讨论如何解决子弹不足的问题。
  四
  7月9日凌晨，天气闷热，空中布满了阴云，丝风没有。昨天派出去联络的人多数没回来，郭云舫心中焦虑，正找刘之言商量派人去侦察，忽然南面“叭叭”几声枪响，接着就有好几个人一起跑来报告：“可了不得了，这不是联庄会了，铺天盖地都是兵，把咱苍山团团包围了！ ”话还没落音，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枪声。他们几个人急忙出去看了一圈，开了个紧急会议，研究对策。
  郭云舫说：“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出去，马上就吃亏！敌人有机枪，一梭子就够呛的，还是抵挡一阵子再说吧!”
  情况紧急，也不容我们多商议，就分头指挥去了。
  敌人控制了苍山周围各个制高点以后，开始用机枪掩护步兵攻击。敌人的一个连企图从东面打围内，但是几次冲锋都被我们用土炮打退，不少敌兵被打伤。
  中午时分，战场一度沉寂，刘之言、刘文漪、郭云舫、杨贯吾、颜成志等在东南角炮楼上商量对策。刘之言说：“敌人退下去，一时不组织反冲锋，说明敌人正在策划着更大规模的攻击。咱们该怎么办呢?”
  杨贯吾说：“看来我们要准备牺牲，与敌人决一死战了。”
  刘之言说：“我们入党的时候就准备牺牲了，不过，现在我们并未绝望，坚持到天黑，还可能突围脱险!”
  郭云舫说：“我们失败已成定局，胜利不是用吉利话可以换来的，失败也不是咒骂的结果，我们过去就怕说失败，这正说明我们没有胜利的把握。”
  刘之言激动地过来握住郭云舫的手说：“你这几句话说出了我本来想说而未说出的话。自从去年夏天我在邳县孟家楼会议
  上受到批评之后，我是无条件地执行党的指示的。但是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党代表说我们只要行动起来，只有胜利没有失败？为什么要求我们地下党组织一有武装就必须暴动?”
  杨贯吾也恍然大悟：“你昨天搡弄我，我还怪生气，看来这事真不能怪你?”
  刘之言说：“话不说不明，木不钻不透。有话说出来心里就痛快了。既然失败已成定局，我们就要准备牺牲。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让我们的党从我们的鲜血和生命中总结经验教训吧。”接着大家又一起商议防守措施，最后确定：刘之言、杨贯吾在东南角炮搂上；郭云舫、姜保恩去西南角炮楼；田英、颜成志在东北角炮楼；刘文漪机动指挥。
  忽然传来“呜一”的声音，刘文漪有经验，马上说道：“敌人调炮来了。”话音未落，村后咣！喘咣！响起了连珠炮。有一些暴动战士听见大炮响吓慌了手脚。刘文漪、郭云舫分别到各个防位去鼓励：“大家不要怕，大炮没有什么了不起。你看，这炮一打就高，都落到村外去了。它只要轰不塌咱们的围墙、炮楼，就进不来。”经过动员鼓励，战士们的情绪稳定了。但是敌人试探过若干炮后，逐步调整了射程，不大功夫就把围墙轰了好几个缺口，一部分敌兵在机枪掩护下冲进来。刘文漪率领部队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同志们英勇冲杀，又把敌人打退。一个敌军官正举枪向崔大池射击，崔大池竟像猛虎一样冲上去，打倒了军官，夺下了匣枪。崔大池又不顾一切地向前追赶，姜保恩大喊一声：“崔大池隐蔽”，崔大池这才停住脚步，躲在一个大石碾后面。敌军官气急败坏，指着自己的兵高声大骂：“妈的个X，谁不给我上，我就枪毙了谁!”从来没用过匣子枪的崔大池，急得又摔又砸，就是打不响，当敌人冲上来时，他急得举着枪用嘴喊着“叭！叭！叭!”向敌
  人射击，及至王铁、姜保恩击退敌人前来救援时，他已身中数弹，伏在大碾上。当一个敌人过来想摘他的枪时，他突然站起身来，捧起碾台上的鲜血，向敌人的脸上甩去，吓得敌人倒退几步。就在那一刹那间，王铁一枪将敌兵击毙，崔大池笑了笑，躺在血泊里，手举匣枪用尽最后的气力喊了声：“大哥！给你!”
  西南角的炮楼也被大炮击中。炮楼上的十几个同志都牺牲了。郭云舫被砸到炮楼底下，幸有楼梁支撑，没有砸到要害处。这时刘之言、杨贯吾一起来到炮楼下，大声呼喊：“云舫啊，云舫……”不料这一喊，废墟里有人答道：“我在这里！”刘之言听出是郭云肪的声音，马上命令快扒。战士们一齐上前，搬的搬，掀的掀。为防止敌人冲上来，刘之言站到一个半截围墙上观看动静，突然，一声呜叫的炮弹落在他身边爆炸了。刘之言身受重伤。他的身体本来虚弱，那能经得上大流血呢?一下子就昏倒了。战士张星抢上前去，把刘之言背起来。杨贯吾见此情景，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赶快兵分两路，一部分人继续扒郭云舫，扒出后马上从北门突围;一部分跟我走，咱们保护着刘之言从西门突围。”命令一下，分头行动，杨贯吾带人刚走不远，郭云舫就从废墟里钻出来，带领一伙人向北门冲去。他正跑着，发现路旁躺着人，一看衣服就知是刘文漪，不由心如刀绞。他下腰挟起刘文漪的尸体，急忙走进路旁的场院，在一草垛后面刚把尸体放下，就被埋伏的敌人抓住了。敌人把他带到一座树林内，那里已经抓了几十名暴动战士和老百姓，敌军官正在逐个审问。当审问到郭云舫时，郭云舫怒目而视，不作回答。敌军官追问被俘的战士：“他是什么人?”战士们说：“刚来就打仗，俺不认识他。”敌军官又追问老百姓，老百姓说：“他们自己的人都不认识，俺上哪里去认识?”敌军官对着郭云舫和大家哼了一声，恶狠狠地把手一挥：“带走！”
  杨贯吾带着一伙人，背着昏迷不醒的刘之言冲出了苍山大圩子西门，一溜小跑直奔杨林。翻过杨林村的小岭，听听前后都没有动静，把队伍带到沟湾里。他让张星把刘之言放下，检查他的伤口，把褂子撕开给他包上，然后又背起来奔秦庄去了。
  枪声还在响，但是没有发现追兵。刘之言在张星背上渐渐苏醒了，他坚决要下来自己走，张星不肯，杨贯吾也劝说：“你挂彩了，就不要犟了。”刘之言说：“贯吾同志，你还记得列宁受伤不要别人搀扶的故事吗?”杨贯吾说;“记得。”刘之言就说：“那你就让我下来吧!"杨贯吾没有答腔，刘之言沉吟了一阵又说：“列宁说过为别人服务是他一生最高的戒律。这话应该成为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的行动准则。我现在还能动，就让别人背着走，心里很不安的。”杨贯吾无可奈何，只好动员张星把刘之言放下，由几个人搀扶着走。
  暴动队到了秦庄，杨贯吾安排好大伙休息，就去找张景丑， 刚说了一句话，几个战士跑来报告：“敌人追上来了！”接着就响起枪声。张景丑说：“赶快回去集合向西北山里去，我留一个班掩护。”等杨贯吾把队伍集合起来，就听得庄西北枪声一片，向西北突围已经不行。正在危难之际，刘之言说：“上西北过不去，咱就往南，然后转路去山里。”杨贯吾、田英觉得此计甚好，就带着部队回头向南。这时，天渐渐黑下来。部队默默地走在田间小道上，周围静得出奇。刘之言、杨贯吾怕中了敌人埋伏，就命令部队停下来。这时刘之言已经非常疲惫了。他少气无力地说：“为防备万一，我们的人可以分成3个组，这样机动灵活，发生问题进退都方便。”杨贯吾按照刘之言的意见，迅速作出布置：田英带3个人在前，刘之言、杨贯吾等十几个人在当中，田杰带8个人在后面。3个组相隔150米到200米，发现敌情，以学羊叫相互通知。
  队伍继续前进，刘之言觉得口渴难忍，伤口像刀刺一样疼痛。他看着突围的暴动战士，都非常劳累，心乱如麻，想安慰安慰大家，但嗓子干得要命，几次都没发出声来，反而一下子休克了。杨贯吾、田英赶忙抢救，刘之言才慢慢苏醒。他还是不让背，要杨贯吾扶着他慢慢向前走，走着走着，他少气无力地说：“贯吾同志，我是不行了，不要因为我而连累同志们。告诉活下去的同志，要继续前进，为穷苦群众打天下，告诉我们的党，一定要接受教训。” 正说着突然传来了羊的叫声，原来后面的一组人被巡逻的地主武装发现了，为了掩护前面的人，田杰开始阻击。现在地主武装距离刘之言不过二三百米，情况十分紧急。张星早跑来蹲在刘之言面前，杨贯吾说：“一人背一人抬!”刘之言一面吃力地走一面说：“你们快走，不要管我!”杨贯吾还要劝时，刘之言说：“这是命令，我已经不行了，谁要是贻误军机，使大家受损失，谁就是犯罪。”这时敌人越来越近，刘之言突然跳起来，以惊人的速度往小城东方向跑去，在向东跑了几百米后，放声高呼：“共产党在这里!共产党在这里!”这一突然的举动，把杨贯吾、张星都惊呆了。当敌人听见喊声，一齐向小城东追去的时候，杨贯吾才弄明白，刘之言是牺牲自己保护大家。他不由心潮起伏：在这段时间内，刘之言忙着组织暴动，经常废寝忘食，身体本来就很坏，今天又受了三处伤，几次昏迷，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可是为了迷惑敌人，使同志脱险，竟然顽强地飞跑起来，这是多么崇高的、壮烈的自我牺牲精神啊!杨贯吾正在心酸难过，田杰带着几个人从后面追上来，边跑边说：“咱们政委为了保护大家，把敌人引开，我们能不去救吗？”杨贯吾还没有回答，背后敌人又追上来了，他们只有匆忙地向西南撤退了。
  刘之言跑到土城子跟前的高埠子上，背倚着一棵高大的白
  杨树，昂然挺立。敌人追上后，发现只有一个人，就壮了胆，要捉活的。他们把高埠子包围了，并反复喊话威胁。刘之言岿然不动。他们用电筒一照，只见刘之言面如土色，安祥地微笑着，几个大胆的敌人走上前去用手一摸，他浑身冰凉，已经牺牲了。敌人这才知道受了骗，气恼凶狠地向刘之言的遗体开枪射击，马上追赶暴动队伍，但是已经晚了。我们的人已经穿过公路，越过泇河，消逝在茫茫的黑夜里了。
  敌军官通过各种手法，终于弄清了郭云舫的身份，把他押到向城旅部请功。唐邦植听说俘虏了红军司令，喜出望外，亲自审理。郭云舫在敌人法庭上，慨然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红军司令，但是丝毫不吐露党的机密，敌人为从他口中了解我鲁南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使用了各种严刑，他始终威武不屈。敌人看硬的不行，又对他进行诱降，许以高官厚禄，他仍不动摇。敌人以杀头威胁，他答以“共产党视死如归。”最后，唐邦植还企图以妻子儿女之情打动他，说什么“你不怕死，难道不想念自己的妻子儿女，未免太无情了吧!”郭云舫听了异常气愤，当即反驳：“你们如果有情，为什么坐视东北同胞被日寇奸淫烧杀，无动于衷，反而不准抗日呢?你们如果有情，为什么劳苦大众逃荒要饭，饿死沟壑，你们不但不给予赈济，还要横征暴敛？!”他变法庭刑场为讲坛，驳得敌人张口结舌，无言可对。唐邦植恼羞成怒，决定杀害郭云舫。在去刑场的路上，郭云舫从容不迫，毫无惧色，不断地呼喊着口号，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谴责蒋介石卖国求荣罪行，最后高呼“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壮烈牺牲。
  另一位共产党员张星，暴动失败后跑到红花埠，不料被叛徒发现告密，被捕送临沂监狱，判处死刑。入党后，他只学会了一句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在去刑场的路上，他慷慨悲
  歌，反复呼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在刑场上他从容不迫地告诉刽子手：“我不跪，你等我站好了再动手!”然后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壮烈牺牲。
  苍山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烈士们的鲜血却在广大人民心中播下了革命火种。人们暗暗地盼望着、串联着、发展着革命的地下组织，保护着革命的火种。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这火种终于由“星星之火”，变成燎原的大火了。
  （苍山县政协供稿胡维鲁、杨贯吾、王士一、赵春景撰）
  孙善师、孙善帅传略
  孙善师
  孙善师又名孙镇国，1904年生，山东省临沂县义堂镇桥西村人。祖父系私塾塾师。父名德绍，字衣蒲，旧制中学毕业，一生做教育工作;母张炳姒，朱里村人。家庭自其祖父以下，有地数十亩，其父与其叔父按3份平分，各自耕种。
  善师于1923年进临沂省立第五中学读书，学业成绩优良，喜爱体育运动，擅长素描写生，关心时事政治。1926年秋，五中（初中）毕业后，考取了济南省立高中。
  从1925年起，山东的革命运动随着全国革命形势高涨。这时，封建军阀张宗昌统治着山东，残酷地压榨山东人民。他依靠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和地主豪绅，维持在山东之地盘。其间，张宗昌伙同贪官污吏、地主豪绅对人民敲诈勒索，强取豪夺，仅1925年至1927年，张宗昌预征了几十年的钱粮（田赋），弄得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人民对其恨之入骨。1926年7月北伐军从广东出征北伐，对山东的影响很大，不论城市、农村，党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发展。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孙善师于这一年的冬天，在济南与第一师范学生、郯城县马头镇人刘之言一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山东全省已有40多个县建立了县委，党在济南的活动尤为活跃，善师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反动当局逮捕，经李迪营救获释。“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受党组织分配，和
  刘之言一起，分别回到临沂和郯城，从事革命活动。于是，孙善师成了临沂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8年，国民党军队进入山东，赶走了张宗昌，由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新军阀之间为了争夺地盘，互相厮杀，使山东又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地摧残破坏，加上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革命运动，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及进步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山东。
  1929年3月初，孙善师在临沂县第二小学任初级班教师时，被国民党临沂县政府逮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在查无实据和患病的情况下，经熟人作保出狱。
  是年9月，善师经其父朋友刘子寿、于化春等介绍，到郯城县立第一小学任教员。此时，刘之言在马头郯城县立第三小学发动了罢课运动，其目的是在运动中发展党的组织。罢课结束后，刘之言在“三小”介绍了教师刘谐和（刘钝之，又名夫平）入党，并与孙善师商定，于1929年10月，建立了中共鲁南第一支部。刘之言任书记兼宣传委员；刘谐和任副书记;孙善师任组织委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善师和刘盛华一起，介绍临沂三乡师学生赵昭入党，并建立了以赵昭为书记的三乡师党支部。在孙善师领导下，临沂五中、临沂三乡师的学生运动得到蓬勃发展，相继建立了“反帝大同盟”、“读书会”等党的外围组织。这一年，善师与武德村刘氏结婚，因关系不和，于翌年4月间离婚。之后，刘氏控告善师系共产党员，因而反动派对他特别地注意。
  1932年5月，中共鲁南第一支部与徐海特委鲁南特派员唐
  东华取得了联系。6月间，在唐东华指示下，建立了中共临郯县委，刘之言任书记，孙善师任组织部长。
  县委建立后不久，唐东华提出在马头、重坊、涝沟三个地区各组织一个武装大队，并派孙善师、胡维鲁到各地联系，运筹郯马暴动。孙、胡二同志路过郯南三捷庄准备用饭时，适逢当地地主武装经过。二人行动表现警觉，不等饭铺找完剩下的钱便匆匆离去，引起饭铺主人之怀疑，便向地主武装作了报告。因此，地主武装追上二人盘问，诬蔑是土匪。善师以我们不是土匪，是共产党答对，遂被捕送涝沟区，后押郯城并转解济南监押。
  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和省党部常务委员张苇村，对革命运动视之洪水猛兽，进行异常残酷的镇压。善师在监时，韩曾亲自审问，但始终一无所获。
  1933年3月，母张炳姒赴济看视其子。数次转折，方得见面。善师头戴一小小毡帽，见面第一句话：“娘来啦，您别哭……”其母返临后，其父又赴济计划营救。等到时，已杳无音讯。
  同年9月18日，孙善师与唐东华、李春亭、王新贻、李蔚如、郑云岫（郑心亭）孙善帅（善师之弟）等9人，一起在济南洛口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9岁。在赴刑场途中，他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视死如归，赤胆映日，被誉为“洛口九烈士”。实堪后辈钦敬！
  1943年，其父病故于费县墩头村，家中仅剩其母一人。1949年，经中共鲁中南区党委决定：将其母迁城中，由临沂县委供养。孙母为人慈祥淳厚，机关同志们均亲呼孙大娘。1968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孙大娘病逝临沂，终年91岁。
  孙善帅
  孙善帅，原名孙镇东，号仁封，善师之胞弟，1908年生人。
  1931年秋，善帅考入济南省立高中。当时，山东的教育特别落后，大学仅有国立青岛大学和教会私立济南齐鲁大学两处，两校学生均不过二三百人。全省仅济南有完全高中一处，菏泽六中附有高中班。全省省立初级中学不过十五六处，师范学校不过六七处，乡村师范也仅8处。在校的学生，多者六七百人，少则二三百人。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一小部分任教员外，相当多的人毕业即失业。因此，当时知识分子中间，不少人企图依附国民党军阀、地主官僚、统治阶级压榨人民，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中下层知识分子，目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城市工商业凋蔽、农村经济破产，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纷纷表示不满。他们在政治上找出路，主动接触马列主义，接受我党所推动的革命运动，由同情革命运动，逐步走上参加革命斗争。孙善帅就是这部分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在孙善师教育并影响下，1931年秋，善帅与徐森等在济南高中一起加入了共产党。
  入党之后，善帅在共青团山东省特委机关工作。他经常往来于济南与益都之间，并利用节假日回临沂度假的机会，传达上级党的指示，1932年初夏，善帅以到马头三小探亲为名，与中共鲁南第一支部取得联系，对临郯党的开展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大革命失败以后，山东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从1928年“五三”惨案后到1933年7月间，山东省委就遭到了7次大破坏。孙善帅是1933年2月山东省委遭破坏时被捕的，当时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
  关于这次省委被破坏的经过，笔者根据当时任省委书记的任作民与1933年3月任临时省委书记的张恩堂（张北华）所写有关资料，简述如下：
  1932的下半年，团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陈衡舟（陈啸波，徐州人）作为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前去参加。敌人破坏了团中央会议，到会的人员全部被捕。陈衡舟被押解南京后就叛变了。他首先供出捕共队里与我们有联系的小郭、小王，后来国民党派他到山东捕共队当特务。
  事情发生后，孙善帅任团省委书记。陈衡舟到济南后，好久一无所获，就在商埠上开了一间旅馆，投信到团省委原用的转信处，诡称是中央派来的，等待会面等。2月26日，团省委交通庄少云到通讯处，看到陈伪造的信，不等与孙善帅商量，就到旅馆去接头，被特务逮捕。庄当即叛变，把陈带到自己的住处，献出所有的文件，使团省委印刷机关、团省委秘书机关和山东省委的训练班连续被破坏。省委书记任作民到设在济南新东门外联升街11号的省委训练班去讲课，与王云生、唐昆山（即李文）、李梅庆等一起被捕。
  团省委秘书机关马兰村、刘瑞芝（临沂人，原五中党员）被捕，投敌叛变当了捕共队的特务。孙善帅到马兰村那里去接头， 在马住处的小胡同内，遇到陈衡舟而被捕。从2月27曰至3月3日的4天内，省委与团省委机关被叛徒出卖而遭逮捕的有29人。
  孙善帅被捕后，在国民党省党部的官长会客厅里的西餐台，由张苇村、王天生（特务队队长）、孙秀峰（特务队副队长）等进行了审讯。3月5日，被押到公安局拘留所。两天后又押到西关地方法院看守所。1933年9月18日，孙善帅英勇牺牲，时年25
  （兰山区政协供稿唐士文撰）刘晓甫、刘一梦传略
  刘晓甫(1903-1931年)，又名刘晓浦、刘晓波、刘太和、刘小甫。刘一梦(1905—1931年)，原名刘增容，又名刘大觉。二人是叔侄关系，刘晓甫是刘一梦的四叔，他们出身于山东省蒙阴县垛庄(原属沂水九区)一个堂号“燕翼堂”的地主家庭。世代豪门大族，荣华富贵。
  刘晓甫、刘一梦叔侄俩年龄仅差两岁，少年时期同在自家学堂“东书院”读书，受教于王炳纯先生。由于他俩生性聪慧，悟性好，学习勤奋，深得家庭厚爱和老师的赏识。小叔侄俩也情同手足，感情融洽，志同道合。小学毕业后，刘晓甫到济南求学，刘一梦就读于临沂五中。
  1920年前后，国内各派军阀连年混战，整个中国像一盘散沙。沂蒙山区再加土匪横行，水、旱、蝗灾接连发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济南求学的刘晓甫便怀着“实业救国”的愿望，考入了江苏南通实业纺织学校。平时他除了认真读书外，还经常利用学生会和各种社会活动宣传革命理论，团结进步青年学生，开展一些革命活动。后被校方发现开除。不久，他又转入上海大学学习。在这期间，他通过阅读一些进步书籍、杂志，接触一些革命人士，开始认识到他原来抱有“实业救国”的愿望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只能是一种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
  刘一梦在临沂五中学习期间，对马列主义便有了初步的认识，毕业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后，又转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这样，志同道合的叔侄二人又夹到了一起，他们非常高兴，从此经常在一起探讨问题，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刘一梦在其叔的影响下，也接受了马列主义。1923年，叔侄二人由王尽美介绍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沂蒙山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后，他们一面读书，一面从事一些实际的革命活动。
  刘晓甫毕业后，被留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刘一梦毕业后回到家乡垛庄一带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不久被国民党沂水县政府察觉后逃往上海，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这期间，他经常以“一梦”、“大觉”为笔名撰写文章，抨击当时杜会的黑暗和反动军阀的统治。1927年，蒋光慈、钱杏村、洪灵菲等人在上海创办了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刘一梦成为该社的主要成员，并且成为该团体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曾写过不少文学作品，出版过短篇小说《失业以后》。蒋光慈对刘一梦的小说评价很高，他说：“刘一梦最早描写了中国产业工人的形象，他的创作丰富了革命文学的实绩。”鲁迅在《我们要批评家》文中写道：“刘一梦的《失业以后》总还是优秀之作他的作品，现在已发现的还有1927-1928年间所写的《工人的儿子》、《谷债》、《雪潮》、《车厂内》、《斗》、《沉醉的一夜》、《暴民》等8篇。因此，刘一梦是20年代末期在上海颇有影响的革命作家之一。
  1928年，刘一梦由党中央派往山东，担任团省委书记。此后，他便经常活动在济南、青岛一带。由于当时党的经费十分困难，他曾在饭店当过跑堂，拉过黄包车，挣钱作为党的活动经费。1929年初，团省委利用《济南日报》星期刊办了一个《晓风》周利，由刘一梦任主编，借以宣传马列主义，揭露反动当局的黑暗统治，成为团省委的战斗号角，同时，刘一梦还经常指导青年文学团体——“晓风社”的活动，引导他们为扩展“普罗文学”的阵地而努力。不久，被叛徒王天生、王复元（原省委组织部长）发觉，他们暗中派人跟踪盯梢，又派叛徒张玉弟以访友为名到《济南日报》印务处侦察，适值《晓风》周刊送稿人韩大华入内，张即在报社门口守候，当韩大华走出时，张便尾随其后，盯至官驿街，第二天就将韩大华逮捕。敌人从韩的口中得知我团员李天钧的线索。李天钧系济南院后街鸭子湾八旗会馆小学教员，是《晓风》周刊撰稿人的联络员，每星期二下午2时在齐鲁大学西郊外墓地与刘一梦接头。李天钧被捕后叛变，并于3月的一天利用与刘一梦接头的时间，引导敌人将刘一梦逮捕。
  这时，由于中共山东省委遭到严重破坏，4月，中央派刘谦初、刘晓甫等来山东省委工作，刘谦初任省委书记，刘晓甫任省委执行委员兼秘书长。为了尽快稳定局势，恢复党组织和省委的工作，并设法营救被捕同志，刘晓甫不畏生命危险，四处奔走，积极协助和配合省委书记刘谦初的工作，为躲避敌人的盯梢，刘晓甫经常一日数次迁居。经过艰苦细致地工作，新的省委很快就建立起来并恢复了工作。不幸，7月2日，叛徒王天生勾结敌人再次破坏我省委机关，刘晓甫和他的爱人曹更新与刘谦初等8人同时被捕，关进了济南山东省第一监狱。
  刘晓甫、刘一梦叔侄被捕的消息很快传到垛庄“燕翼堂”，家人十分惊慌，一边让全家60余口人分别到北店子和布山庄暂时躲避，以防受牵连;一边商量营救办法。最后决定，通过莒县大店庄家和沂水刘南宅两家在济南的关系，用金钱将两人赎出来。于是，“燕翼堂”将隋家店的13顷好地卖掉，兑换成银元，由佣人挑着，刘晓甫的二哥刘云甫装扮成商人跟随在后，他们一路晓行夜宿，用了7天时间到达济南。
  刘云甫来到济南后，首先到监狱分别探视了刘晓甫和刘一梦，当面告诉了营救办法。刘晓甫和刘一梦坚决不同意花钱保释，更不同意“自首”出狱。刘晓甫并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向其二哥表示为推翻反动统治，解放劳苦大众，死而无悔的坚强信念。刘云甫见刘晓甫和刘一梦态度如此坚决，只好含泪作罢。
  在敌人的监狱里，刘晓甫、刘一梦受尽种种酷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始终宁死不屈，没吐露一句党的机密，使敌人一无所获。当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得知刘晓甫的情况后，亲自进行一次审讯。在审讯中，韩复榘说：“刘晓甫，我听说你是济南共产党的一个大头目，只要你把共产党的名单说出来，我不但不杀你，而且还保你当个山东的大官。”刘晓甫鄙夷地说：“我是共产党员，如果离开了共产党的道路，甭说当个山东的大官，就是当个中国的大官我也不干。”韩又说：“共产党就是要革地主的命，你家是有名的大地主，共产党能要你吗？现在你和他们混在一起，不过是共产党想利用你，我看你还是回心转意吧!”刘晓甫坚定地说：“叫我背叛共产主义事业，那是痴心妄想。”韩又恫吓说：“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刘晓甫坚强地说：“生死大权你握着，杀砍存留随你的便。革命无罪，共产党的路我是走定了。”
  1931年4月5日凌晨5时，刘晓甫、刘一梦和邓恩铭、刘谦初、郭隆真、雷晋星等22名山东党组织的主要干部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济南纬八路刑场。临刑前，他们集体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帝国主义!"英勇就义。刘晓甫年仅28岁，刘一梦年仅26岁。这次惨案，史称济南“四五”惨案，英勇就义的22名烈士被称为“四五”烈士。
  刘晓甫、刘一梦遇害后，遗体被偷运到垛庄安葬。1938年
  底，日军进占垛庄，为防二位英烈的灵柩遭受破坏，“燕翼堂”家人及附近乡亲将其灵柩起葬到蒙河南岸的桑树林中。
  全国解放后，山东省政府拨专款重新修了烈士坟墓。1993年10月，蒙阴县委、县政府将二位烈士的遗骨迁至孟良崮烈士陵园，并于1994年4月5日隆重举行了烈士墓碑揭碑仪式，以示缅怀。
  （蒙阴县政协供稿郭文明、刘玉鹏撰）
  李清漪年谱
  李清漪，字泮溪，后以字行。1902年生于山东省沂水县胡同峪村。其父李祥林，是个读书人，比较开明。清朝末年，他剃掉辫子，反抗清朝统治者的残酷压迫;民国以后，他献房集资，在本村办起一所平民学校。李清漪在思想上与学识上，自幼就受到家庭影响。
  1910年，9岁的李泮溪在村学就读。一天，老师要学生对对联。老师看看桌上盛开的水仙花，顺口说道：“水仙花好看，年纪大的学生都抓耳挠腮，答不上来，年纪最小的李泮溪略一思考，脱口说道：“山神苗可餐。”山神苗对水仙花，可餐对好看，十分确切恰当，老师同学无不拍手叫好（山神苗是沂蒙山区山岭上生长的一种野菜，味道鲜美，当地人很喜欢吃它）。
  1915年，考入下小诸葛完全小学读书。放寒假时，大雪飘飘，家中派去车子接他和四弟李清潍回家。他们同情车夫攀登崎岖难行的山路，谁也不肯坐手推的木车，并说，步行不是更暖和些吗？小小年纪就如此懂事，曾一时被传为佳话。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产生了忧国忧民之心。16岁的少年，就作画讽刺窃国大盗袁世凯和日本帝国主义签定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画页含义深刻，构思巧妙，贴出后深得师生及乡亲们称赞。民众的苦难他视为个人苦难，1918年，鲁中山区瘟疫成灾，盗贼蜂起，人民生活苦不堪言。那年秋，李泮溪随全村男女老少因避土匪露宿拦人墙（山名）上，山高风凉，贫苦群众冻得战战栗栗，李泮溪见状深为同情，便把自己带来的许多衣物分给大家避寒。
  同年，由父母主婚，娶武氏，曾生一子，名谦，因生天花而夭亡。
  1919年，考入临沂县立第五中学，练武术，身体健壮，工绘画，山水、人物、花鸟莫不擅长。书法亦佳，更善雕刻图章，同学辈名章多出他手。在他使用的《最初精拓霖龙颜碑》字帖隙间印有 “但求无愧我心”方印，是其代表之作。
  1920年，转学济南育英中学。
  1923年，于济南育英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大学，初修中国古典文学，系主任为陈望道;后转入社会学系，系主任为瞿秋白，该校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教员多系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李泮溪在这里受到邓仲夏、蔡和森、瞿秋白等共产党人的教育与影响，思想大有长进。
  1924年，在大学期间，深入工农群众，进行社会调查，并参与工人夜校任教，积极从事社会实践活动，表现突出。同年，经系主任瞿秋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泮溪入党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致力于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他参加了学生讲演团，经常在社会上向各届发表演说。在任大学附设工人夜校教员时，更加耐心地向工人群众传播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
  1925年，继续在上海大学求学。此间父病，回乡探亲，路经青岛，由四弟松舟介绍认识邓恩铭。邓恩铭正在青岛从事工人运动，筹建青岛党的组织。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出现的好形势。二人接谈，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并商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发展壮大党的组织。
  同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李泮溪在上海总工会工作。曾协助李立三、刘少奇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次，总工会机关被一群反
  动派收买的流氓围攻袭击，一群流氓各持刀棍斧头，冲进总工会机关乱砍滥杀，他因年幼时曾习武术，身体敏捷，翻窗上楼，从楼顶攀登别院而出，急雇人力车数辆，将负伤人员送往医院抢救，使很多同志及时脱离危险。
  1926年，李泮溪受党组织派遣，随上大校长于佑任北上，来往于平、津、保之间，做国民军孙岳、邓宝珊部的联系工作，促其策应北伐。他曾挟带油印机一部在天津南开教员徐眉生处居住，每日早出晚归，勤奋为党工作。
  同年秋，因积劳成疾，回籍休养，取道青岛，随身携带油印机一部和一部分进步书刊，准备在家乡从事革命宣传活动。船至青岛，天色傍晚，下船住进旅馆。为了躲避敌人搜查，办完登记，即去澡塘洗澡，将党内密件随身带入澡塘。回寓时，所带油印机及行李均被军警掠去。因事先在住宿登记时，已申明携带印教材用的油印机等物，不在违禁之列，当即与老板据理力争，老板理屈词穷，只得认赔了事。
  在乡期间，时染伤寒，加上旅途劳顿，病益严重，竟丧失知觉数日，幸得名医治疗，至冬方见好转，但染疾耳聋重听，影响听觉，终未治愈。
  1927年，李泮溪26岁，大病初愈，便开始革命的宣传活动。他首先出房集资，在家乡办起了第一所平民夜校，收取上下胡同峪村的30名青少年参加学习，经费由他筹划，讲义由他编写，并用带回来的油印机印刷成册，分发给每个学生。刚发动大家上学时，许多人不理解，他便首先编了顺口溜，教给大家学习：“不识字苦难言，好似哑巴吃黄连，识了字懂道理，天下大事明心间。” 好学易记，道理明显，学生越来越多。
  李泮溪所编课本，其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收进一些常用单
  词和词汇，二是收进一些古诗词和民谣。单从教材看，没有什么强烈的政治内容，但他在讲课时，却把文化知识的传授与革命的启蒙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如讲“天”字时，就说“天”是“工”和“人”组合起来的，说明工人农民迟早要坐天下，没地的给地，没房的给房，说不起媳妇的要帮他说媳妇。他讲“赤日炎炎似火烧”四句歌词时，就讲了阶级压迫和社会的不平。在讲《礼云•大同篇》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用能，讲信修睦”这段话时，就结合讲了实现大同的理想与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区别。这样就把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共产主义的主张，渗透到这些古诗文的新解之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李泮溪在家乡除了办平民夜校外，还创办了《农民小报》，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他将携带回来的《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新建设》等进步书刊和部分省港罢工的材料介绍给当地青年知识分子阅读，积极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埠前村的李鸿宝，上小诸葛村的刘瑾山、陈梯山等进步知识分子，也先后办起了平民学校，有近200名青少年参加学习。在这些学校里，也都统一使用李泮溪编写的课本。
  李泮溪编写的课本通俗易懂，很适合农民口味，颇受欢迎。一时间，革命思想和文化知识，在沂水县西北部的山村，得到较好地普及。
  1927年4月，李泮溪开始在家乡发展党的组织，他首先介绍埠前村李鸿宝加入共产党。这是他在沂水西北乡播下的第一颗革命的种子。李鸿宝很快与沂水城瑞麟小学当教员的邵德孚取得联系，接上了组织关系，编入了沂水县第一个党支部，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不久，他又介绍了上小诸葛村刘瑾山、陈梯山等人加入了共产党。
  同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这时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李泮溪身体也完全康复，决心返回上海，投入大革命洪流。同年，清明节（古历三月初六日）前一天，他赶到了济南，遇到上大同学王伯阳（王时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得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上海，“上大”被査封，李泮溪服从组织决定，遂留济南山东省委工作，出任山东省委执委技术书记。
  此时，山东省委执委机关设在济南市徐家花园。一天，李泮溪正在聚精会神阅读党内文件，一伙警察破门而入，李泮溪因重病初愈，耳聋重听，未能及时发觉，及至警察闯入房中，才匆忙将手中密件吞食，引起警察注意，随后又搜查出一些进步书刊和密件，李遂被捕。
  李泮溪被捕后，物证俱在，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乃直言不讳， 把敌人的法庭当作讲坛，义正辞严，揭露反动派的罪恶，宣传革命真理。
  敌人用尽伎俩，严刑拷问和毒打，他两肋被烛火烧焦，但威武不屈，守口如瓶，三天三夜，敌人没问出一句需要的话来。最后被枪杀于济南南坏子门外。白色恐怖之下，尸骨未能收殓。牺牲时年仅26岁。
  李清漪被害的消息传到了家乡，震动了沂水西北乡的山村。许多革命青年，尤其是接受李泮溪革命启蒙教育的青年，万分悲痛，个个义愤填膺，纷纷寻求党的组织，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的加入了党领导组织的农民协会，打土豪，分田地;有的揭竿而起，拉起了革命的武装，直接与反动势力对垒。如火如荼的革命烈火在沂蒙山区燃烧起来。
  李泮溪被誉为是沂蒙山区的播火者！
  （沂水县政协供搞靳星五、徐眉生、李松舟、李鸿宝、张希周、张茂萱、窦宪诺、吴纪兴等提供资料李宋玉撰）
  北伐军围攻临沂城
  1927年（民国十六年）的农历五月二十四日下午两点多钟， 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围攻临沂古城，从而揭开了近20天的激烈攻城战序幕。
  一
  当时的北洋军阀浙闽苏皖赣5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山东省泰安县人，民国初年的日本留学生，学习军事的），自从南京失守后，即撤退江北。他的联军主力精锐部队，被北伐军大部消灭。北伐军占领南京后，分兵两路渡江，一路由浦口沿津浦线北上，直趋徐州；一路由东路扬州北上，攻取泰州、海州会同西路进攻山东。1927年的三四月间，徐州危急，紧接着海州也失守。北洋军伐孙传芳的5省联军已溃不成军，失去战斗能力，只有向当时驻北京的北洋军阀奉系头子张作霖求助，提出“重新合作”（1927年张作霖驻北京，自封为安国军大元帅）。当时的直隶、山东两省的地盘为奉系占有，张允许重新合作，共同抵抗北伐军。这时候奉系的直鲁联军（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兼任山东省军务督办，副司令褚玉璞，兼任直隶省军务督办，2人皆属奉系军阀，听命张作霖的指挥）奉张作霖的命令，赴徐州及徐州迤北韩庄、临城一带布防，第四军军长方永昌率部进驻临沂。4月间，海州失守，联军纷纷由苏北溃退到鲁南，经临沂城区向北撤退。当时的临沂城内，人心惶惶，市面不安。5月中旬，郯城被北伐军占领， 临沂的奉军进入备战状态，战争已逼近临沂。
  二
  在旧历五月二十前后的一天，“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突然由枣庄乘汽车到达临沂。来沂后未进城，由临沂南关的西哨门开进，经过芦花市，直抵南关的南哨门外停车。孙没下车，在车上召见了方永昌。2人在车上会晤，汽车20步以外，不准行人，四面放有岗哨，戒备森严。车内的随从人等，都被撵下车来，2人秘谈约20分钟，方下车回城，孙仍由原路驶回枣庄。事后据方永昌部下透露，孙来沂是来指示军机，主要的叫方永昌不能放弃鲁南，要设法固守住临沂，拖住东路北伐军，牵制津浦正面北伐军的进攻。方永昌接受了这个指示，决心死守临沂，引起了北伐军围攻临沂的激烈战斗。
  三
  郯城被北伐军占领后，临沂的奉军已进入备战状态。旧历的五月二十三日下半夜，北伐军由郯城出发，大军北上，矛头直指临沂。郯城到临沂共55公里，于第二天的上午（二十四日），北伐军到达李家庄（李家庄是临郯两县当中的一个大镇，距临沂城45华里，当时属临沂，解放后划归郯城），下午两点多钟，北伐军到达临沂城郊。城南布置的奉军未加抵抗，撤入城内。北伐军遂将临沂城，包括南关在内，团团包围，展开了攻城战。
  当时双方兵力悬殊很大。北伐军东路总指挥是白崇禧。白的总指挥部设在李家庄。白部有5个军：第九军、第十一军、叶开鑫的第四十四军（湘军，投诚后改编的）、陈调元的皖军一个军（也是投诚后改编的）及三十六军，兵力约有6万余人。而城内的直鲁联军第四军方永昌的部队，实际上不够一个军，所属部队只
  有两个旅，一个是申旅，一个是石旅（旅长叫石柱华），此外加上所属的炮兵营、特务营、卫队营等，人数不过7000人，再加临沂城内的警备队、警察队、民团等地方部队，计约8000人。方永昌的重武器，有山炮2门，水压机关枪2挺，各连配迫击炮二三门。论装备、兵力人数都赶不上北伐军，但围攻战斗，相持20余日，城内的奉军全仗着临沂城的城高墙厚，居高临下，占地理上的优势而已。
  四
  北伐军攻城都在夜间，从夜晚11时起，至拂晓止，整个下半夜，不停止的激烈进攻。开始几天.是展开四面八方的围攻，后来改为重点进攻，偏重于南关、城东南角、正东等方向。当时的临沂城围墙厚而高，四周有护城河，由下往上攻击，确实不易。后来北伐军由南方运来了不少的竹梯子，这种梯子窄而高，攻到城根，竖上竹梯，往城墙上爬。北伐军选出的敢死队，重点攻击城西北角的炮台。因为这一带地势颇高，在外面看城墙低矮。西北角的城外又有一座大庙，内中大殿及树木，皆高耸数丈，北伐军占据庙宇，爬上高树及大殿殿顶，打着盖枪，掩护底下向城墙上爬。而奉军在城上居高临下，凭借地理上的优势，北伐军连夜围攻不下数十次，但都未能攻入，反而伤亡惨重，牺牲很大。一次，北伐军攻开南关东部号墙一个缺口，圩墙被炮火轰倒有5尺多宽，前锋已经攻入，但城内奉军集中火力拚命反击，北伐军被迫撤出。天明后，奉军在城内各街拉夫，将此缺口重又筑好。
  奉军武器以手榴弹、刺刀、短枪为主，城南门楼上安置大炮一门，夜晩时常向外射击炮弹，水压机关枪夜间不停地发出“咕、咕、咕”的低哑响声”每夜，方永昌亲自上城督战鼓舞士气。方永
  昌当时令临沂商会会长徐佑泉（当时人称“小徐”），向临沂南关油房巷路西成记煤油公司（这个公司，实际上是美国人经营的。出售煤油、火柴洋货。但公司的人员，上自经理，下到司账及营业人员，皆系临沂当地人。每一年度，美国人来临沂一次查账及察考经营的状况）借到煤油千桶，晚上城头上用秫秸、棉花、干草等引火之物，沾着煤油点着，扔在城下，照得如同白昼。城墙垛口上，隔数十步，挂一马灯。晚上攻城最激烈的时候，方永昌组成“督战队”，亲自率领，哪里攻得紧急，就往那里督战。这场战役，延续20多天，北伐军始终未能攻破，而在城下死伤的人数有增无已。这时在城内，大街小巷，冷冷清清，各家关门闭户，各街口除有奉军岗哨及巡逻队外，没有行人。允许老百姓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出来，上井挑水，但不能在街上逗留。白天外边虽不攻击，但零星的枪声仍不断绝，由城外飞来的流弹不时射入城内，走在街上碰上，不是受伤就是毙命。在城头上的奉军士兵，中流弹伤死的，时有发生，但总的说，伤亡不太大。
  五
  北伐军一面从军事上围攻临沂，一面进行政治宣传工作。围城之初，一天有一架小型飞机，低飞到临沂城的上空（这是临沂人第一次看到飞机，当时的老百姓都叫做“飞艇”），散发传单、标语等宣传品。传单有简单的“告民众书”以及劝守军投诚革命军、要求民众帮着革命军打倒北洋军阀、官兵们不要替军阀卖命，等等。标语是：“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吴佩孚”、“打倒孙传芳”、“打倒张作霖"、“打倒奉鲁军阀”、“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建设廉明的政府”、“实现三民主义”、“实现五权宪法”，等等。方永昌当时下令，所有这些“反动标语”一律查禁烧毁，老百
  姓拾着一律交给驻军，如有保留不缴者，即以“赤化党"论罪，格杀勿论。
  六
  城中的奉鲁军虽然固守，颇占优势，但军需粮草，业已告尽，难以支持，如果再继续几天，即便不攻而城内也要自乱。但在6月13日的夜间，北伐军突然撤走南退，临沂解围，围城战斗到此结束。这是突然发生的，当时城内的奉鲁军都为之愕然，方永昌虽系军长，守城主将，也莫名其妙。
  围攻临沂城的北伐军为什么突然撤走呢？原因是蒋介石的叛变。当北伐军向北方推进的时候，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四• 一二政变”，公开反共，一方面下令清党，屠杀共产党人；另一方面仍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旗号以国民革命为招牌，说什么“继承总理遗志，完成国民革命”，“继续北伐”。但武汉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支持下，下令讨伐蒋介石，准备调动大军沿江东下。蒋介石在南京出兵对抗，这便形成了当时的所谓“宁汉分裂”。蒋介石因此下令进入山东的北伐军一律撤回，围攻临沂的北伐部队，也即奉命南撤。
  七
  临沂解围，方永昌大肆吹嘘，说他战胜了北伐军，以军长的名义，出布告，替自己吹捧：
  “为布告事：此次蛮军以十万之众，攻我临沂，幸赖全体官兵，昼夜不懈，奋勇抗击，使攻城之敌，伤亡重大，损失严重，自行溃退，本军乘胜追击，于本月22日，已收复郯城，希地方绅商军民人等，一律照常，安居乐业，....此布。”
  其实北伐军围城部队并没有“10万之众”。方在布告中，故意夸大敌人兵力，显示出他自己以少胜多的将才。至于说是“乘胜追击”，更是胡扯。北伐军南去一两天了，方才下令向南进军，根本就没看见北伐军的影子。“收复郯城”更是自欺欺人的诳言。
  八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大小军阀在地方上驻防时，干预地方上的政治，鱼肉百姓。驻在临沂的方永昌，更有过之。当他来沂驻防时，就打算将临沂县知事换上自己的人，以便把持地方上的政权。当时临沂地方上的行政制度，设有琅琊道尹公署（相当于今之专员公署），行政长官是道尹（相当于今之专员）。当时的琅琊道尹是周仁寿（北京人，曾任莒县县知事10年之久，张宗昌当了山东督办后，将他调升琅琊道尹），周开始兼任临沂县知事，后因地方军务繁忙，应付兵差，想辞去临沂县知事另举他人。一天，两人会晤，方向周提出，“如果你保举临沂县知事，我有一个秘书，学识良好，颇堪胜任，可以保举，以后在地方上的军政关系，就更密切了。”周唯唯，但内心不满方干预。事后不久，周仁寿保举道尹公署的第一科科长（等于现在的民政局长）董汝骏（济南人）为临沂县知事。山东省长公署挂牌批准后，董汝骏奉委接任。方永昌非常恼火，大骂周仁寿，并发下誓愿，非给周仁寿一个大难看不可。因此，方与周二人极不相容。方时时刻刻想要对周施行报复以泄私愤。正好时机到来，方永昌借北伐军围城，因军需粮食短缺，借筹办军粮的机会，直接下了一个紧急手谕，命令临沂县知事董汝骏筹办军粮，以应急需。具体办法，令县知事到城内各家各户去扒粮，无论穷富，一律将粮食缴出，不得违误。方又派出他的勤务兵10余人，监视董汝骏执行。董接到这个手谕后，只好
  遵令带着方派来的勤务兵，荷枪持械，到各家扒粮。绅商大户，早已预备好了，没有什么问题。唯有小户贫苦人家，人口众多，存粮无几，而临沂城被困，不知哪一天才能解围，就哀告县长，请求不要扒去家中的粮食，留给他们活命。董汝骏看到这种情况，也为之下泪。因此，对于真正穷苦小户，就不扒粮。方派来的勤务兵，暗中密报给方永昌。方闻讯后，怒不可遏，立时将董逮捕到军部，严刑审讯，押在军法处，未过几天，方下令将董汝骏绑赴小教场，执行枪决。并出了布告，宣布董的罪状是：“董身为县知事，在此次围城战中，办理军粮，筹措不力。有意误我军食，扰乱军心，经讯明不误，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以正法纪……。”
  方永昌以杀董汝骏为手段，叫周仁寿看看他的颜色，给了周仁寿一个大难看。周仁寿虽系道尹，也无可如何。只得委屈求全，保举了柳镜瑶为临沂县知事，柳镜瑶何许人也?原来就是方永昌提到的那位军部秘书。
  九
  方永昌在守城时，夜间防御为了照明，曾向临沂成记公司借用煤油千桶，借办手续均委托临沂商会会长徐佑泉经手办理。当时言明，战争结束后，按价归还。临沂解围后几天，方将此款交付商会，使徐会长归还成记公司。不料徐佑泉贪财心切，他认为方系“老粗”，事后也不会再加查考，竟将此款贪污。心想：如果成记公司催要时，仍须经其手，那时以商会的款慢慢垫付，就可以应付。不料有人向方告密，方永昌闻知后勃然大怒，立时将徐逮捕，交由军法处审讯，并即行绑赴城内小教场处决。徐被杀后轰动全城。实际上，方永昌借故将徐会长杀掉，正是向临沂地方上的商家富户示威，以后在地方上筹措粮款时就更好办了。
  十
  方永昌虽然身为军长，却是一个文盲，封建迷信思想，比一般老百姓还浓厚。他被困守沂城的最后几天，粮食军需，业已告罄，军心必乱，一旦破城后，自知无好下场。因此，内心里担惊受怕，在紧急时刻，想到求神问卜，以定休咎。即派其勤务兵去请陈鹤泉先生（临沂人，当时在城内考棚街当中路南开了一个挂铺，专门替人占卦、算命、相面、拆字，等等）。因事先陈早得讯，吓得先已躲藏。陈知道方永昌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如果应付不好，立刻就有杀头的危险，所以早已匿踪。方的勤务兵未请着陈，回去禀报，方不允，下令再找，结果将临沂城内的另一个术士朱献文找去（朱系城内人，当时也在考棚街西面路北住）。朱献文被迫到军部，也是心内惶惶。朱一路走一路盘算应付方的办法。到军部与方见面时，倒很客气。让坐让茶，方对朱说：“今天请先生来，算一算、占一占，现下的围城战的前途胜败，究竟如何，临沂城哪一天能解围?”朱当即将方奉承了一套，说“凭军长的大才，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您不但善攻，而且又长于防守，现在临沂城经军长的筹划布置，真是‘固如金汤几个南蛮鼠辈，这次攻城，真是以卵碰石，自取灭亡。”方听了后，面有喜色，接着占了一课。朱这时更大肆胡吹说：“这一课，按挂象上说'军长有贵人扶持'，目前虽是情况紧急，但事有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军长福大命大，临沂城不久转危为安，攻城敌人很快要有变化。今天我在军长面前，发下誓言，不出5天，敌军非溃退不可。如果我说的不验不实，甘愿拿我的首级输于军长。”朱献文当时也是豁上了，先胡弄一时是一时，但求眼前自己不出什么危险就行。谁料朱的一
  番话，把个方永昌弄得头脑发昏，喜的不可开交。方亲自陪酒陪饭招待，事后派人将朱送回家中。朱回到家中惶惶不安，度日如年。可是过了5天，城外北伐军突然撤退，这真是俗话说“瞎猫捕了个死老鼠”。方永昌率军南下，又占了郯城。回沂后，在军部大请朱献文，在酒宴前，方夸赞朱说“诸葛亮的神算，也赶不上先生”。过了几天，方永昌给朱送了一块“君平再生”的匾额（君平：即遵，字君平，西汉人，原在成都市上卖卜，后隐居不出。见《汉书》卷二十七）。自此，方的旅、团长们，都向朱捧场，朱献文的挂馆，每天“高朋满座”，他的生意日益兴隆。没过半年，朱献文买下40多亩地，儿子朱宗汉后来也上了高中。一个穷苦不堪的江湖术士，最后变成了小康富裕之人。
  （兰山区政协供稿郑敬之撰稿王西献整理）
  韩复榘视察临沂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11月，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曾一度视察临沂，引起社会轰动，现将有关见闻，笔述如次。
  视察学校，布衣教师受青睐
  韩复榘由省城济南登上火车，沿津浦路南下，在临城（今枣庄市薛城）车站转车至枣庄，改乘汽车东下临沂。途中经过向城镇（今属临沂市苍山县），在南门外停车小憩。当时向城是临沂西南部重镇，人口稠密，市面繁荣。“临沂县立向城小学堂”就设在该镇最繁华的南北大街路面。休息时，韩复榘信步沿街步入小学。时值学校上课，校园内静无声息。韩走到校园靠北一排教室的尽东头一个教室窗外，这是该校初小一年级的课堂。韩隔窗而望，看见一位教师正给学生上课。那位教师的衣着装束和独特的授课方式，引起了韩的极大兴趣。只见他有30上下年纪，上身着中式土布短褂，脚穿当地农村常见的布鞋布袜，嘴里噙着一支竹管旱烟袋，正蹲在讲台的一角，一面咝溜咝溜地吸着旱烟，一面慢条斯理地给学生讲故事。围在他身前身后的孩子，不时发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见此情景，韩喜形于色，摇头咋舌，竟不由自主地拍起巴掌来。接着韩又由东往西，顺便看了其他几个教室内的情景。只见有的教师西装革履，油头粉面，鼻孔朝天，唾沫横飞地侃侃而谈;有的教师长袍马褂，金丝眼镜，哼哼唧唧地念着…… 一个个装腔作势，架子十足。见此情景，韩心里腻味，连讲课内容
  也不屑一听了。
  下课后，韩复榘径直走进校长室，亮明身份后，即让校长将那位布衣教师请来，当面褒扬有加，并叮嘱校长要多聘这样平实朴素、有真才实学的教师来校授课。而对那些西装、马褂们，虽未当面训斥，却责令校长对他们要严加整饬管束。
  考问地名，糊涂县长遭申斥
  韩复榘由向城继续乘车东进，第二站便是付家庄（今属临沂市罗庄区）。该镇在临沂城南35里处，是临沂城南部的门户，也是当时临沂重要的手工业基地。翻砂、铸造、陶瓷、煤炭业都很发达，所产铁锅、鏊子、犁子、铲头以及煤炭、陶瓷制品，行销鲁南、苏北广大地区，因此，这里的经济发达，市面繁荣，店铺林立，人烟稠密。韩被这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所吸引，下车后，饶有兴趣地在市面浏览了一圈，登车后仍久久不忘付家庄给他留下的美好印象。
  车至临沂城，当时的县长李凤五，早已亲率全城机关、团体人员以及学校师生，列队迎候在临沂城南关阁子门外的西南路口。韩一下车，李即趋前，立正敬礼，报告说：
  “临沂县县长李凤五，率领临沂全城党政军学各界，前来迎接主席，请主席进城。”
  韩一边向列队欢迎的人众点头致意，一边问李凤五：
  “在我来的路上，离城三十来里路有个大镇店，生意兴隆，市面繁华，你可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李凤五不知所云，只好连连摇头， 瞠目以对。韩沉下脸来，但并未当即发作。接着韩又就近向东南一指问道：
  “这个小庄（即今南坛）离城不足半里，它叫什么名字?”李凤五又交了一张“白卷”。至此，韩怒形于色，当众申斥说：
  “你身为一县之长，连自己管辖地面上所属村镇的名字都叫不出来，足见你平日办事马虎，只知坐在衙门里当老爷，对于民间情形，怕是一点也不知道了。像你这样，怎算是一方百姓的父母官呢?”大庭广众之下，李凤五遭此申斥，只有满面羞惭，大汗淋漓，垂手躬立，唯唯而已。
  坐堂放告，貌似勤政邀虚名
  韩复榘在临沂视察期间，最耸人听闻的事情，莫过于他越俎代庖、亲自“坐堂放告”了。
  韩抵临沂的第二天，即诏示城乡百姓，凡有冤情者，可以直接找他本人告状，递状纸也可，当堂口头申诉也可，新、陈案件，一律受理。并且鼓励、欢迎群众到庭旁听。对于这件新鲜事，全城轰动，出于好奇，城乡百姓，争相前来旁听“韩青天”坐堂问案。一时间，县政府大堂两侧，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韩又专意告诫在堂上值勤的警察、卫队，对旁听群众，除维持秩序外，一律不得逞凶发威，以此，堂上堂下，鸦雀无声，秩序井然。在此期间，韩每天从上午8时升堂，到下午三四点钟休息，中间午饭，也由人将简单的饭菜送到堂上，韩一边吃饭，一边问案。这在当时官场， 可算是勤政的“楷模”了。
  然而，韩是为了邀取名誉，借以巩固他在山东“土皇帝”的地位，而有此举，并非真想将社会整顿得“海晏河清”，所以，他在问案时，也就不管什么“真凭实据”，不搞什么调查研究，在断案时， 多有轻重颠倒、罚不当罪，甚或偏听偏信，指良为匪的情形发生。
  嘉勉“孝子”，错判偷鸡盗牛贼
  韩在临沂所问案件，多是抢劫、绑票、偷盗一类刑事案件。韩在断案时，方法简单、草率，从不推情度理、搜寻证据.只听原告一面之辞，不准被告申辩。因此，只要涉及匪案，被告往往被带上堂去，三言两语，问明身分，即令绑赴刑场，处以斩决。所杀者，每天在20人以上，6天共有100多人。其中既有顽匪巨盗，罪不可赦者，也有遭人诬陷、挟嫌报复的受害者。韩更视手中生杀予夺之权为儿戏，仅凭一己之好恶，即可使当生者杀，也可使当杀者生。对此轻重颠倒、轻罪重罚、重罪轻判的情形，当以“偷鸡”、“盗牛”两案为典型。
  案犯当堂对自己所犯“偷鸡罪”供认不讳。韩听后沉吟片刻，慢慢开口，以揶揄的口气宣判道：
  “你这个偷盗犯，还真了不起哩，连带翅的飞禽，天上飞的东西，你都能偷下来，本领不小，在偷盗之中，可算是数一无二，你一定会飞檐走壁吧？那就不是'小偷'了，你是一个'飞贼'，那还了得!”接着将脸一沉，吩咐：
  “将这个'飞贼'绑出去斩了！”就这样了结了一桩偷鸡案。
  偷鸡犯被杀后，吓坏了当时一名候审的盗牛犯。当卫兵来提审时，盗牛犯向卫兵磕头求救，卫兵起初说：
  “你的案情重大，我也救不了你。”面对盗牛贼长跪不起的哀告，卫兵忽发恻隐之心，说道：
  “你按我教你的去说，也许有一线生路。"接着卫兵介绍：“韩主席这个人最厉害不过，好杀人;但他又最'心软，、‘慈善’不过。他最敬重孝子，你上堂后，不要推脱偷牛的罪责，只说你家有八十老母，卧病在床，为给老母治病，手中无钱，被迫铤而走险
  盗牛犯在堂上做了如上申述之后，韩复榘一手捋须，一手扶案，沉思良久，慢慢说道：“你还是一个孝子啦！孝子人人可敬!” 最后宣判：
  “你偷牛是为母亲治病，孝心可恪，情有可原。可是，只准这一次，下次再犯到我手里，可要重判啦!”说完之后，当堂放人。
  韩复榘在审案时，又往往偏听偏信，良莠不分，因而诬良为匪者，也屡有发生。
  偏听偏信，错将区长当惯匪
  当时，临沂县第二区（后一度分为城前、册上两个区，今属临沂市罗庄区）区长魏文蔚，在辖区内治匪颇严，土匪对其恨之入骨。韩复榘在临沂坐堂放告，顽匪遂趁机诬陷，妄图假韩复榘之手，除掉心头大患。匪徒们串通亲友，颠倒黑白，到县衙状告魏区长：
  “身为区长，不思剿匪，为民除害，反而暗中勾结匪类，为害地方。”
  韩接状后，传讯魏区长。堂上只三言两语，即以“通匪”罪，令人将魏推出斩决。当时，魏的家乡城西石埠、杭头、三岗、城前及二区内一些村庄的乡亲父老百余人，纷纷在大堂上跪倒求情，恳求释放魏区长，并声言“愿以身家性命担保：魏区长确系好人。只因为治匪有力，方为匪人诬陷。”韩自知失误，却顺水推舟说：
  “看在众人的面子上，暂将魏交保释放，以观后效。如嗣后查出真凭实据，定将严惩不贷，诸位也难脱包庇的干系！"
  按：魏文蔚，又名魏秀峰，临沂西乡魏家石埠人，原临沂五中毕业，“事变”前，历任区长、小学校长等职。为人性情平和，办事
  公道、认真，在地方上颇有声望。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与中共干部杨士法、萧方洲、蓝启新等人在魏家石埠大庙内共同创建了“抗日青年干部培训班”。后来王洪九以抗战名义拉队伍，利用五中同学关系，将魏拉入，任王洪九部“副司令”。1942年，王洪九部在临沂西部山区驻地被日伪包围，魏率部于矿坑（今属苍山县）突围时阵亡。
  有□无心，“为民除害”无下文
  20世纪30年代，临沂城有个为害地方的地痞齐华亭。齐在临沂社会上坑蒙拐骗，坏事做绝。提起他，几乎无人不恨。因此，当韩复榘在临沂坐堂放告时，告发齐的状纸，雪片一般涌进县衙。韩决意“为民除害”，派卫兵传齐到堂听审。齐凭自己的经济实力，素与官府、差役、师爷沆瀣一气。所以，卫兵未至，齐已事先闻讯逃之夭夭了。韩听到齐藏匿的消息后，更加震怒，下令坚决将齐缉拿归案。
  其实，齐并未远走高飞，只是为了“避风头”，由他姐夫护送， 于深夜潜至南关的美国耶苏教堂里躲起来了。
  韩离开临沂不到10天，齐即又在临沂街头招摇过市。接着齐又巴结上了当时临沂驻军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和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书记长张苇村（今苍山县人）的父亲“张老太爷”，由他们派人到省城上下打点，最终使轰动一时的齐华亭案不了了之。直到1945年临沂城从日伪手中解放后，齐华亭才以汉奸罪，被我民主政府处以极刑。
  撤换冗员，范公衔命来临沂
  早在来临沂之初，韩复榘即对县长李凤五留下了一个不好
  的印象。在而后的坐堂放告期间，尽管韩本人在执法量刑上，有种种草率从事、不依法办案之举，但他对李不问政事，致使积案如山，造成社会混乱的种种劣迹尤为切齿。所以，在韩离开临沂前夕，当堂宣布将李凤五撤职，并对旁听的百姓说：
  “现在，我给你们换个好县长。”当天就打长途电话，将当时任沂水县县长的范筑先调来临沂接任。
  按：李凤五系河南省沈丘县人，1933年7月到任。原系行伍出身，性情粗暴，坐堂问案，潦草从事，有时竟亲操梃杖，殴辱人犯。在临沂任县长仅数月，错杀人命，不在少数。其弟李汉章，时任第三路军某师师长，有赖于其弟的关系，才得以当上临沂县长。然而因其胸无点墨，办事糊涂，到任不久，即被韩复榘撤差。
  越俎代庖，玩弄“法统”于肱股
  30年代，正是国民党政权标榜“司法独立”的时候。以法理而论，司法与行政应完全分开。行政长官只对捕盗、禁赌、禁烟等治安案件有权过问，而对于刑事、民事及其他诉讼案件，则一律规定由各级法院受理。韩视察临沂时，临沂早已成立了县法院，后来又设置了“山东省高等法院临沂第六分院”（相当于现在的中级法院），身为山东省行政最高长官的韩复集，到各地视察，竟要亲自“坐堂放告”，实在是一种破坏“法统”，干扰“司法独立”的行径。但他却不愿承担这一“破坏司法独立”的罪名。他在地方上问案、结案、判决之后，又假仁假义地给当时的山东省高等法院院长吴贞赞打电话说：
  “我在地方上问了些民、刑案件，算是替你的部下代劳。案情手续，移交地方法院补办，我完全尊重司法独立。”听此妙语，吴贞赞自知奈何这位山东“土皇帝”不得，也只有苦笑而已。
  韩复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个有角有棱、有特色的人物，对于他的人格、政绩，历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在韩复榘于30年代到临沂视察的短短几天中，同样表现了他品格的两个方面。对之亦有褒有贬，见仁见智。在事情已经过去60多个春秋的今天，笔者仅就见闻，连缀成文，以备今人、后人参考，并请指正。
  （兰山区政协供稿郑敬之提供资料王西献撰）民族英雄范筑先在临沂
  范筑先是山东馆陶县（现属河北省）人。1932年春至1933年7月任沂水县县长。因黄石山事件称病离职赴省，10月又任临沂县县长，在任3年，1936年6月复调任沂水县县长，11月离职任聊城（六区）专员。“七七”事变，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逃，范筑先守土抗日，于1938年11月15日在聊城战役中壮烈殉国，时年56岁。
  噩耗传来，举国震悼，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延安发出唁电，以示悼念。1984年，诗人臧克家在纪念范筑先将军殉国46周年时，曾赋诗一首盛赞英灵：“一把长须见精神，黄河不渡誓此身。名城血洗忠魂在，吟颂常怀范将军。” 范筑艺在临沂、沂水任职期间，为民谋利，善政卓著，一肩明月，两袖清风。他那独步清流、玉洁冰清的道德情操至今仍为人民所赞颂，谨记轶事数例，以供研究者参考。
  1932年春，沂水县长焦常荫去职，范筑先来沂水执政。是时土匪蜂起，群盗为虐，社会动乱，民不聊生。范勤于县政，事多躬行。亲赴区乡，缉盗安民，振兴教育，文事武备，稍见成效。
  禁赌除弊改恶为善
  范筑先任沂水县长期间，高桥区四官庄（现属善疃乡）有个大赌棍名叫郝六大个子，设局聚赌，祸害乡人。邻村青少年被其引诱聚赌，倾财欠债者颇多。因赌输无钱还债，胆大者铤而走险拦路截劫;胆怯者为避债到青岛码头充当搬运工赖以糊口，因不
  谙走跷板有的落水溺死。赌博为害，老幼皆怨。
  1933年春，范县长获悉后，亲率副官赵文奎、文书刘培芝到四官庄查办。郝六大个子等闻县长到来，关闭寨门躲在寨内窥视，见范县长浩然正气，凛然可畏，只有随从2人，且不带武器，即开门请入，鞠躬请罪愿受处罚。县长遂示以宽宥，晓以改邪归正重新做人的道理。郝六等聆训后，决心悔过，痛改前非。嗣后遂不再犯。
  “七七”事变后，日寇入侵至沂水，沭水镇设有鬼子据点。并在附近村庄组织日伪新民会。会长刘进云多次派人勾引郝六大个子加入新民会当汉奸发洋财。郝因前曾受过范县长教育，深明当汉奸可耻，毅然参加了沂水督导团第七动员督导队任村动员办事处主任。郝六大个子发动群众，值岗放哨，传递信件，监视沭水镇日寇动静，及时向抗日军队传递消息。
  郝六大个子改恶从善，为抗战尽力量，实与范县长的德化感召善意教育是分不开的。
  擒匪锄奸为民除害
  当时，马站沙沟一带有惯匪齐学志（费县人）、康连禄、杨大弯、于五洲、刘二车等为害乡里。范县长调查明晰后，到七区（马站区）区公所布置剿匪锄奸，责成区长程启心传见联庄会一、二、三甲甲长（每甲管辖四五个乡）。责令二甲甲长邱培桐、三甲甲长王九锡限期捕获惯匪齐学志、康连禄、杨大弯、于五洲。
  区长程启心即通知全区24个乡镇的乡镇长到区公所开会布置剿匪事宜。决定第一甲负责公路西，堵截土匪不得越过益新公路西。二甲三甲包剿齐学志，限期捕获。决议后立即行动，各甲长调集有战斗力的联庄会员集结到指定地点，听候调遣。然后
  分组向齐、杨、康、于匪伙存留之地伺机偷袭。由山棠社所属之东埠庄与匪接触开火，将匪伙撵到黄墩山下龙潭洞边。齐学志、于五洲突围越山逃跑。康连禄、杨大弯未得逃脱，被迫钻入洞內。康、杨二匪两次逃窜均未得逞，连困两昼夜，二匪慑于饥困，只得交枪求生。
  二匪被擒后，由一甲甲长李景岗解送二区（高桥）区公所。翌日拂晓，民团军排长张海亭率兵20人乘汽车将二匪解送县城。经县长报省第三路军指挥部军法处批准将二匪就地正法，二匪处决，除恶未尽，还有关顶庄惯匪刘二车，打家劫舍，架票勒赎，祸害百姓，为患有年。前任七区区长邱培桢与之通。此情范县长早已洞悉。处决康杨二匪后，范县长即函谕邱培桢捕获刘二车送县听审。范县长实欲通过刘匪口供处置邱培桢，以达一箭双雕之目的。然狡猾的邱培桢闻谕后，不敢将刘匪活口送县，便派爪牙到关顶将刘匪击毙，割头送县，以灭口逃罪。范县长知其鬼蜮伎俩，便张贴布告，指明刘二车为匪多年，此次授首有为躲避罪愆云云。布告贴在木板上，用桐油刷过，并将刘匪头颅同布告挂在东关门外路边树干上，以示众周知。
  生活俭朴平易近人
  范筑先在任沂水县长期间，不论下乡体察民情，检查教育，还是抓赌办案，常与随从翻山越岭，徒步跋涉，不辞艰辛。生活不搞特殊，不务奢华，崇尚俭朴，且平易近人，每与百姓叙家常话桑麻。
  有一次范县长到崖庄区杨庄査学，村长准备酒饭请县长，县长拒绝村长请客，而主动提出要地瓜吃。村长无法，只得端来地瓜请县长就食。作为一县之长的范筑先下乡不吃酒席吃地瓜，虽
  是一件小事，却引起全村民众的称赞，且广为流传。
  黄石惨案五内俱焚
  1933年，沂水县发生了震惊全省的黄石山惨案。时范筑先任沂水县县长。
  黄石山惨案之发生，实由国民党军八十一师运其昌旅擅杀大刀会会首会众数百人所引起。
  先是沂水县六区区长杜绍增与黑旗会素有隙，1932年杜因向群众摊派服装费用，惹怒黑旗会围攻杜家庄，会首张恒远之子被杜枪杀，黑旗会大愤，遂打死杜及其全家。前任县长焦常荫因杜案去职。范接任后，对杜案曾多次下乡査访，情况大体明晰，范以为杜欺压百姓，不洽舆情，自有责任，因之范对杜家属仅给以优厚抚恤，并未加罪于大刀会。
  正当大刀会与运旅频频交战之际，省民政厅长李树椿奉韩复榘旨意对沂水大刀会进行所谓剿抚兼施。运派人招来会首张瑞五商谈“招安”，编大刀会为鲁南保安旅，编造花名册，加委各级长官，委张瑞五为六区区长。这些伎俩实图暂稳乱局，以期就范后将大刀会一网打尽。但大刀会会首多不愿上当，故“招安”事宜进行月余未果。
  据运其昌“告民众书”载，1933年4月，五旗会与黑旗会因事起衅，运将五旗会首鍾志道、刘东枪杀。继而从5月16日至7月2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运旅在盛家垛庄、夏庄、黄沙沟、苏村、宝泉庄先后杀死、逼死大刀会众男女七八百人，且火烧了东营庄。大刀会众积愤已极，时运旅已攻进黄石山，故惨案势在即发。
  运旅于进攻黄石山发兵之际，运其昌亲到县府讹诈，向范县
  长索要开拔费，要人要车运载弹药给养。范勃然大怒，拍案斥责：“你别来这一套，我也骑过马（即带过兵）！ ”运其昌分文未得，悻悻而去。由是对范恨之入骨，但也无可奈何。由此可见范对运旅进剿黄石山是不支持的.在人力物力上为民众着想而限制运旅。范此时坐立不安，忧心忡忡，五内俱焚。自己戎马半生，深知迫击炮、重机枪现代化武器与大刀长矛原古武器的差别，一旦交战，后果不堪设想。而展师运旅重兵在握，故范处此窘境。迨至黄石山惨案发生，数千人血染黄石，范乃称病离职赴省。
  1933年春，韩复榘视察临沂时，原县长李凤五混账糊涂，民怨沸腾，决定将他撤职，电告济南立即调范筑先来临沂任县长。消息传出后，临沂城的官绅们天天张罗着到“镇海门”（东城门，按惯例新官都要先进东门）外去迎接新县长。可是5天、10夭过去了，总不见新县长的影儿，人们十分纳闷。
  范县长为什么迟迟不到临沂赴任呢，原来是因为范县长拒不拿银元买账、管省府大印的人不发委任状。事拖半月有余，直到韩复榘视察一圈儿回到济南后，才得解决，他接到委任状便立即启程。
  范县长只身一人来到临沂，走到县衙门前，只见站岗的正在打盹，他慢慢叫醒哨兵，客气地请他把一张名片送进去，上面写着“山东省政府督察处处长兼省府参谋范筑先”，哨兵一看，慌忙敬礼，这就是新来的县长啊！
  不畏权势为民作主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春，巨匪刘桂棠（即刘黑七）麋集三千余匪徒，由河南东部窜扰鲁西，再跨津浦路，直趋鲁南，向临（沂）费（县）一带流窜。抢劫民财，为所欲为，所到之处，民不聊
  生。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一面派六十六旅参谋长郭洪儒督队至青驼寺堵截，一面将所属八十一师、二十二师、七十四师调驻临沂，准备围剿。临沂城乡，大军云集。驻扎在临沂城的师部、旅部、团部多如牛毛，他们均派副官到县府索要给养供应，米、面、鱼、肉、草、料、席、苫，无所不要。妄图借剿匪之名，行敲诈之实。范筑先县长深知，应允他们的要求，不仅可以联络众多军界要人，自己也进身有阶；如断然拒绝，则后果严重。为减轻人民负担，他不畏权势，亲自出面，多方周旋，对非分索取，则婉言谢绝。但仍有不少部队的副官有恃无恐，狗仗人势，趾高气扬，蛮不讲理。为此，范县长有一天把这些人请到县大堂，自己着军服，持马鞭，站在大堂之上，对他们晓之以理而后说：“剿灭匪患，万民皆喜，但额外索取，于理不顺。老百姓没钱负担，县府没钱，我做县长的也没钱。除你们所需苫子、芦席、开水满足供应之外，其余一概没有。倘若继续无理纠缠，我便以第三路军军法处长的名义加以惩处（范当时系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军法处长兼临沂县县长）。到那时，莫要怨我范某不讲情谊。”顿时，这些丘八老爷的威风为之一扫。范县长使全县人民免受一场兵燹之灾。百姓无不称颂。
  临沂城内，有一私立启明小学，校址设在金姑娘娘庙（即今地区供销社院东）。该校原是东、西两院，两院中间有一马家巷，直通北城墙根。巷内住有肩挑背荷的小商小贩及“白服班"（专靠主持丧事维持生活的人）和穷苦平民。启明小学在东西两院之间搭一天桥，师生往返渡桥，居民桥下行走，各不相扰。但该校校长韩德一，因与国民党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交结甚密，与大流氓、地头蛇齐华亭有八拜之交。便依仗权势，作威作福，不顾巷内商民的反对，强行拆除天桥，垒筑高墙，使学校两院合而为一，将马家巷堵塞。从此，巷内居民出入必须绕道而走，极为不便，群众怨
  声载道。有一天，适逢范县长巡街视察，路经此地，巷内居民推举了几位老者，带领若干群众，拦路喊冤，状告韩德一。范县长问明情由后，即同群众一起到现场察看，确系事实。于是范县长立即去学校找校长韩德一。因韩不在，随命校工肖义德转告，立即将高墙拆除。韩返回学校，得知此事，他慑于范县长不畏权势，第二天清早，即派人将高墙拆除，还怕范县长追究罪责，便不辞而别。居民见范县长为民作主，力说力行，深受感动，不约而同地到县府拜谢自己的好父母官。
  疾恶如仇严惩污吏
  范筑先莅任临沂县长之后，不断告诫大小官吏，要廉洁奉公，不得行贿受贿，敲诈勒索，贪污中饱。对管钱管物的机构尤为关注。1935年9月的一天，范来到设在八小集街的“募捐委员会”（此会是为赈济灾民而设，经费往往被其官员贪污自肥）检查赈灾情况，正遇公务人员发生口角。范进门后，当即责问“赈项可否有讹”？会计回报：“未有大错。”范不放心，责令募捐委员会常务委员李新霆负责，召集全体常委清核账目，并限3天查清。李遵命照办。范县长为彻底搞清问题，翌日晨8时就提前赶到募捐委员会办公处，亲自査核，一笔不漏，遇有疑点穷追到底，直至将账项全部核实，虽无大错，但有的手续欠妥。范县长除批评手续不全之外，并教诲他们说：“赈济灾民之款是救命钱，贪污此款就是杀穷人，要罪上加罪，切不可掉以轻心。"因此，在范任期内，募捐委员会没有发生过贪污、挪用等弊端。
  范筑先对贪污深恶痛绝，一旦发现，即严惩不贷。在一次朝会上（范来临后即建立朝会制度，民、财、建、教4厅人员及政务警察均须参加朝会，朝会除跑步、打太极拳外，还要检査过去交
  办公务，部署当天应办事宜）发现征收处主任张汉九面黄肌瘦，萎靡不振，范即疑心其吸毒。于是，亲自搜查，果在其上衣口袋里搜出白面（海洛英）一包，范当即将其逮捕，送看守所。后范亲自过堂审讯，究其钱的来源，张慑于范的威力，供认：用了征收处的公款。范县长随即组织专人清查了张所经管的一切账目，核实张贪污公款500余元，张在事实面前，也供认不讳，只是向范县长磕头求饶，苦苦哀求，留其一命。范讲：只有倾家荡产，还清赃款，方可幸免。张汉九为保全狗命，遵命照办，变卖了家产，还清款项，始被释放出狱（此时范已调往沂水）。张汉九一案对全体政警人员确是覆车之戒。
  30年代，县府政警出差办案，多借机敲诈吃喝，并勒索所谓鞋袜费。范筑先治临沂时，力革此风。每次政警出差回来后细细查问，凡勒索吃喝钱物者，轻则挞打，重则开革。有一次，范县长过堂审案，先问原告，县里去的人是如何招待的?被审者答：杀鸡置酒，包的饺子，并送鞋袜费3元。范当即把过去的警察（名字忘记）传来，当场对质，政警供认是真。范随即下令责打200军棍， 当堂脱掉警服，革职回家，永不续用。
  临沂县第四区鹤埠乡有一王作甫与其外甥刘某因争当本乡乡长，而贿赂勾结警士班长王兴盛（兵痞）栽赃陷害刘某私贩白面（海洛英）。范县长过堂时，提审警兵，问毒品是在何处搜到的?警兵答是在褥子底下。范即生疑（因当时范有规定，贩卖白面者处死刑）。追问警兵道：“贩毒处死，毒品何以如此易获?”警兵慌张，无以答对，范即责打警兵100军棍，并令其从实招来。警兵始将班长令其带着白面先行匿藏而后搜获的全过程如实招供。范待查清案情后，即将警士班长王兴盛处以极刑。闻者无不称快。
  禁烟禁赌革除陋俗
  为根绝吸食、种植、私贩毒品，范筑先在任期间，恩威兼施，先教后惩，不遗余力。他先指令将吸食毒品之害，编成歌曲，绘成漫画，广为宣传，大造舆论。继之设立戒烟所，强制戒烟。同时，张贴布告公布命令，凡吸大烟者，烟具、大烟一律没收，押送戒烟所，强行劳役，待烟瘾戒绝后，具保释放。屡教不改再经查获，从重惩处。贩卖或吸食白面（海洛因）者均处极刑。当时临沂城内有一名唤“椒子鸡”的暗娼，因贩白面被处死刑，吸食莓品者，皆闻而生畏。为根绝鸦片来源，范来临沂后的次年春，即亲自带人，赴各区乡检査，将所种之鸦片烟苗一律铲除净尽。并告诫各级政府人员，如再查有私留者，即将种烟者及行政人员一并惩处。临（沂）费（县）边沿种烟甚多，范县长与费县县长会同处理，以绝烟害。其他邻县依然。人民群众对此事无不佩服。
  范筑先治临沂时，赌风盛行，赌场充斥集市。为此，范下令严禁，对所有乡镇及所属集市之赌场，一律取缔;打麻将、押宝局、推牌九、看纸牌等各种形式赌博一律禁止。责令各区、乡派员查缉，抓捕赌棍。凡被抓获，赌款、赌具一律没收。赌棍判罚打100至200军棍。年老体弱者，判打50，轻者，具保释放，重者服刑1月，强制劳动，刑满向政府悔过保释。范县长并多次带领随员视察抓赌。有一次在沂河西岸鹅头峰视察，见树丛内有几处赌场，即令全部抓获。排列成行，范逐一审问。对赌徒各打100军棍；对在赌场卖花生、香烟及烧饼、油条的小商小贩，因其兴风作浪，被判打50军棍；对未参与聚赌，在一旁看“闲点”的.则因其助长赌风，耽误农事，也予以重责，以儆效尤。
  当时，临沂街面时常出现一些游手好闲之徒，或酗酒滋事，
  或打架斗殴，或装疯卖邪，或坦胸露怀，招摇过市，或歪帽拖鞋，横冲直撞，实乃安境一大障碍。范筑先有鉴于此，便利用休息时间或集日，带领随员，沿街巡视，每遇此等歹徒决不客气。轻则责令立正当面训斥，重则押解县府予以棍责。久而久之，“闲员”们慑于范县长的威严，不少人慢慢地规矩起来，社会治安为之好转。
  男子留辫，女子缠足，实为封建劣俗，自民国以来，即行废止。但临沂地处偏壤，至范来临时，此陋习尚未革除。范县长于1935年4月建立了专门机构，大力倡导剪辫放足，并指派妇女组成放足委员会，登门串户，说服规劝，广泛宣传缠足之苦，教育妇女自觉放足。如屡教不改者罚款2元。每逢集日派员稽查，范县长也亲临大集督办。对经教育仍留辫者则强行剪除。因此，时间不久即大见成效。
  急民所急施民所好
  临沂县多年来“粮户失真，地亩失实，科财失平”。民众负担倚轻倚重，既有民间豪夺争讼之端，又有书吏侵蚀中饱之弊。究其原因，固与年深日久、雨水冲刷、河流改道，墓地增添等自然现象有关，但更因人为所致。多数富裕之家、乡绅士财及地方行政官员相互勾结，将低等土地卖出，随耕地拨出的却是高等赋税；而中小农户，土地虽系瘠薄，然赋税却以高等缴纳。年久成习，富裕之家，只种地不纳粮，或种好地少纳粮，而中小农户则赋税过重。为解决这一弊端，范筑先县长于1933年举办土地陈报及黑地缴价升科。县府设立专门机构，并派员赴各乡督办。各乡村均设土地陈报组，负责实地丈量事宜。其方法是，统一准绳（240杆子为1亩）实地丈量，四至分明，准确无讹，始填写三联契单，县、
  乡各存一份，户留存底。如遇与底册不符，或以多报少，有意舞弊者，予以处罚。由于当时各级政权皆为地主把持，土地陈报对其不利，故多消极观望，妄图拖延了事。但范县长亲临督办，认真不苟，善始善终。这次土地陈报解决了多年“粮户失真”、“地亩失实”，负担不合理的弊端。达到了国家税收充裕、民众负担合理的预期目的，受到人民的称颂。
  范筑先来临沂后，田赋征收仍沿袭历代的征收办法，一律到县城纳税。由于临沂辖境辽阔，偏远区乡（如老七区的向城、尚岩、八区的兰陵）距县城百里之遥。交通不便，每年两次进城，夏受酷暑，冬冒严寒，往返数日，备受辛苦，加之食宿费用，其开支往往超过田赋数额。倘逾期拖交，衙役即登门催讨，饮食招待，鞋袜费用，所耗更多。因此，宁肯远路跋涉，如期上缴，也不愿逾期被催，受敲诈勒索之苦。范县长在巡街视察中，见此情况，细问究竟，始知此一办法弊病颇多。随即决定，在全县内按路程之远近，分设征收柜（当时全县所辖8个区，每两区设一个征收柜）。待收缴季节，县府征收人员划片分头前往分柜征收。征前，由征收处填好田赋征收通知单，先行分发到户，农户持通知单并钱款，就近前往分柜交纳，换回钱串。
  原临沂城南大街（即从南门至老专署）是繁华之衢，商店铺户多集中于此，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拥挤不堪。又因商户为遮蔽商品免受日光曝晒和装璜门面，招徕顾客，都修有一条厦子，本来不宽的街道，则更显狭窄。且当时“望淮门”（即南门）修建奇特，在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之间，还夹一横“凸”字形的中门，出进城门，迂回辗转，更为不便。范县长有睹于此，即决定将南门瓮门和南大街两旁商号所建厦子一律拆除。但不少商户迟迟不动。范即亲临现场带人拆除，不日完工。街道虽经展宽，但因年久失
  修，凹凸不平，车辙深达1寸，行走不便。在范县长任期内，又整修了两条街道。一是拨款将南大街铺成石板路，二是用罚土豪狄拔贡500银元之款修建八小集石条路。至此，临沂市容改观，交通改善，群众称便。
  临沂东临沂河，西濒涑、祊二河，桥梁建设至关重要。城北门外，涑河上原有迎仙桥，是清同治时建，年久倾圮无法通行。1935年夏，范县长督工主修，居民甚感方便。西门外涑河原有广济桥，也因年久失修，码头冲毁5丈余，河与路平，水几改道。1936年春，范县长督工重建，使河道复旧，大路亦成坦途。东门外沂河桥，前系木板，狭窄腐烂，摇摇欲堕。1934年在修建台（儿庄）潍（县）公路时，范建议改建石桥，宽1丈，长4.5里，工程颇大，除国家拨付款项外，范在本县募捐3万元，由范督建，阅10月竣工。但因工程师设计不周，码头过低，水涨易漫，栏杆未备，行人危险，尤因桥无活板，不能通舟。原每到汛期沂河可通小型帆船，北上沂水，南下江淮，商贾客人，堪称方便。由于大桥建成，不能通舟，甚多怨言。为此，范县长督办将桥加以改造，除去桥面一孔，安置活动钢板，人船两便。
  临沂城东一里许，有一古墓，高一丈五，名“琅琊冢”。关于“琅琊冢”的来历，一说是西汉年代鲁南一带划为琅琊国，钦封孝王驻节临沂，死后葬于此处；一说是西晋武王的墓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国民党临沂驻军二十二师六十六旅旅长李占标，居心叵测，假借考古之名，妄行发财之实，依仗权势，派士兵挖掘“琅琊冢”，结果冢内空空，一无所获。范筑先见此地宽阔，便建公园。于是，在冢顶盖一六角小亭。上悬“琅琊亭”匾额，亭内设石桌、石凳，供游人小憩;冢北铺一甬道，盘旋而上冢端。冢的四周栽种鲜花、芳草，定名为“琅琊公园”。这一
  公园东靠沂河，北靠涑、祊二河，南临东姜园菜地，西靠东城门楼，每当夕阳西下，游人不绝，登亭远眺，临沂古城尽收眼底。春夏之际沂河水声潺潺，波光粼粼，涑、祊两岸柳绿桃红，菜园花圃香气袭人。到此一游，顿觉心旷神怡。
  临沂虽系鲁南重镇，但时至30年代，全县只有美国基督教办的一座医院和德国天主教经营的一所医疗所，别无西医医疗机构，群众伤病医疗倍感艰难。范筑先莅任后，目睹卫生医疗机构操之外人，甚感耻辱，决心筹建医院，以挫洋人之锐气，并民众之危难，但当地苦无西医人材。1935年冬，适有郑恂（字信之，本县城里人）由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毕业，返回故乡。范县长闻知，当即邀请，与之协商筹办县立医院事宜，郑恂慨然允诺，愿竭力协助。随将考棚街西街路北之药王庙（今县医院东首路北）整修一新，于1936年春开始营业就诊，定名为“临沂县立医院”。虽系初建，设备简陋，药品不足，医师不全，但毕竟是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医院。附近商民无不为医疗方便而庆幸，无不为摆脱洋人的奚落而自豪。
  1935年夏，鲁西一带大雨成灾，黄河泛滥决口，沿堤数县，俱遭水淹，房屋倒塌，田禾淹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当时国民党省政府决定将难民分赴全省各县安插救济。临沂县在范县长主持下，于当年8月成立救济黄河水灾“募捐委员会”。8月16日由鲁西运来难民4000余人，分赴各区所设“难民收容所”收容。约200余人安置在西城门外天齐庙内，衣食住均作了较妥善的安排，范县长并亲赴收容所，进行察看和慰问。8月31日，范县长又派红十字会会员伍献之、胡次张、刘小洲、张锡之等，携带急救药品，分赴各区“灾民收容所”检查医治病伤。全县各处灾民一日两餐，热汤热饭，均感满意。是年初冬，由赈灾募捐
  委员会募捐并赶制棉衣若干，待灾民返回故里时都换上棉衣棉裤，灾民倍加感激。
  临沂城内，原设一处专事收容丧失生活能力的盲人慈善机构，名曰“棲流所”，收容双目失明者五六十人。历任执政官员对此漠不关心，虽每月有所救济，但廖廖无几，不能保证最低生活，多数人只得乞讨糊口。范县长莅任后，曾亲临视察探望，倾听盲人的反映，征求他们的意见，并表示道歉与安慰。同时允诺每人每月增发银洋3元，以作抚恤救济（按当时生活水平，足够每月之吃穿费用）。盲人都感激得热泪盈眶。
  以身作则廉洁奉公
  范筑先在临沂期间，处处身先士卒，凡要属下办的事，他都以身作则。每日朝会，他都先到操场，与属员一起跑步、打拳。他不准下属麻烦百姓。自己不顾年事已高，弃马学车，下乡视察均骑自行车，既减少了区、乡草料负担，又便于微服走访。他力戒部员吃请受贿。每次到区、乡视察工作，从不接受招待，也不留宿区、乡公所，而是到小学与教师同吃同住。有一次范县长下乡视察，住在城后村私立文峰小学，此校系大地主赵鉴南所办。赵为讨好县长，置美酒佳肴，予以招待，范当即严厉责斥。但赵多方解释不用公款，范勉强就餐，但交5元银洋以作饭费，并一再告诫赵鉴南“下不为例”。范平时衣着俭朴，布袜便鞋，粗茶淡饭，烟酒茶一律不沾。对上级来人他既不行贿笼络，也不阿谀奉承，只是待以清水，请以便饭，或请勤务到饭店要一碗馄钝，或请到饭店吃大包子，不备烟，不置酒，更不设宴。纵然引起来人不快，他也不以为然。
  范县长在临沂任职两年有余，处处廉洁奉公，尤以不任人唯
  亲被人称道。他任县长期间，从未安插亲信，县府所属部员，无一人是其亲属或乡里，连跟随他的随员，也是从政务警中遴选的。他的亲属、乡里、朋友来临沂谋事者也不乏其人，但他对谋事者只是安排食宿，发给路费，对其谋差之事均晓之以理，婉辞杜绝，这在当时官场实为楷模。
  清似泉水，明如铜镜
  民初临沂老人常把范县长跟“包公”相比，说他也是“清天”。他来到临沂，首先整顿县府衙役，教育吏员除应得薪俸之外，不得勒索民财，否则将严厉惩处。其次，他还经常告诫民众“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要动不动就打官司，确有冤枉，不要请“刀笔”写状文，随便找个人写写直接交他看就行，不用花1文钱。他每断一案总要认真看状子，并且三番五次调实核实，而后公开审理，老百姓可上大堂，看县官断案子。这在临沂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人们都把这传为美谈，争相观看。
  1936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县府前的操练刚散，范县长正要回去吃早饭，突然从石狮子后面走出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与一个40岁左右的壮年男子，他们一头跪下，拦路喊冤。范县长忙将他们扶起问：“有何冤枉，尽管直说。”老太太把状纸呈上，泣不成声地说：“我叫吴杜氏，这是我的二儿子吴兰亭。我娘几个可被大儿呈兰山和他小婆子韩氏给害苦了。明明是他两口子吸大烟把家产卖光，还想再来分我们的房产，却编造谣言说我不是他亲娘，处处想害他。他买通律师、法官，高级法院不分青红皂白要判我娘俩5年徒刑！真是丧尽天良！县长，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呀!” 范县长看过状纸后严肃地问：“你说的可是实话?”吴杜氏泪流满面：“句句是实，县长可以调查。我孙子吴俊士就在你跟前当
  录事。”范县长点点头说;“你回去吧，我调查后再派人叫你们出庭。”
  当天下午，范县长就把吴俊士叫去询问。吴俊士如实回报。县长特地交待“此案不论怎样，都不准你插手”。范又通过其他渠道作了一些调查，第三天便公开审理。那天早晨，送“传票”的政务警来传吴兰亭，吴像以往一样，照例送上两块大洋，政务警坚决不收，迅速领着吴氏母子来到堂上。吴兰山两口早已来到，周围站满了观众，熙熙攘攘，真是热闹。
  范县长一贯提倡尊敬老人，开庭时，他恭恭敬敬请吴杜氏到右前方的上位坐下，命令吴兰山和韩氏跪下。他先对出庭人员教育一番后，便问吴兰山：“那吴杜氏、吴兰亭是你什么人？你为什么要告他们，你打官司花了多少钱……一件件要如实招来。”“如果刁怪不说，你这大烟架可经不起打呀!”吴兰山吱吱吾吾，妄想辩解，而韩氏早吓得哆哆嗦嗦，如实说：“兰山是俺婆婆的亲儿子，他就是为了再赖一份财产才造谣告状的。”范县长再追问兰山，他只好低头认罪招供了。
  这时，范县长转过脸来问吴杜氏：“你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吴杜氏本来气得很厉害，恨不能吃了兰山，可是，此时心却又软了，恳切地回禀县长：“只要他今后改恶从善，也就算了。”最后，范县长语重心长地说：“虎恶不吃子。好罢，吴兰山、韩氏你们听着，你们今后只有孝敬老人，如再敢欺侮你家母亲、弟弟，决不饶恕!”吴兰山和韩氏磕头如捣蒜，被站班的轰下堂去了。在场的观众无不拍手称快，齐声赞称：“范县长真是清官、好官，这样断案子合情合理，大快人心。”
  挥泪欢送怅惘惜别
  1936年7月12日，范县长奉命调离临沂，消息传开，全城震动。欢送者人山人海，甚至拉河水的、卖黄土的，也顿时放下活计加入送行行列。沿街各店铺、住户门前都安了桌子，上面摆清水一碗、镜子一面;有的则放一块豆腐、几棵青葱、三杯白酒（示意范县长清似水，明似镜，公正廉明，一清二白）；桌子后面上方悬挂一条红布横幅，上书“欢送范县长荣升”、“恭祝范县长高升"、“恭祝范县长加官晋爵”等词；有的桌上摆几盘糕点，以示郑重。欢送的人群，是日上午8时，范筑先县长在士绅名流陪同下，由县府起程，路经考棚街，向北至茶棚街，再经北大街至老专署往南，经南大街往东，直至沂河西桥头汽车站，沿途范县长频频拱手致谢，每到一桌，接过送行者的酒杯，微微举起，然后虔诚地奠洒桌前，以示谢意。随后有两名手托“拜盒”的随员，将范的名片放于桌上，取回送行者的名片或红柬放于盒内。一路鞭炮声震耳欲聋，而欢送的人们个个泪流满面。当范县长即将行至汽车站时，“棲流所”的五六十位盲人，也整队赶到东关青龙寺大街为其送行。许多盲人跪倒在县长面前嚎啕大哭，泣不成声。顿时范县长也感动得热泪夺眶而出。区区十里长街，范县长整整走了8个小时。下午4时，范县长抵汽车站后，召集士绅名流及各界代表， 对临沂父老欢送之盛情表示衷心的感谢。而后跨过大桥，奔赴新的征程。
  （沂水县、兰山区政协供稿魏宾、陈常进、王澎、吴仲贤、李泽钧撰）
  义勇军领袖王德林
  王德林将军出身贫寒，青年时代流落东北，是东北地区抗击俄、日两帝国主义著名的义勇军领袖。清朝末年，厕身“绿林”，杀富济贫，除强抑恶，成为东北的绿林豪杰，被誉为“义盗红胡子老王林”。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王德林率部于中东铁路沿线与沙俄侵略者浴血奋战达11年之久，对沙俄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九·一八”事变前后，王德林以一个旧东北军中级军官的身份愤然槟弃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抗日。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组建了“中国国民救国军”（以下简称救国军），人数最多时达11.5万多人，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于吉林省东部的松花江畔与长白山一带，不断给日本侵略军以重创，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拥护与赞扬，被群众誉为“救国常胜将军”。在他的有生之年虽然未能实现“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的夙愿，但他那种矢志救国、奋勇杀敌的可贵精神，以及他同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合作、共御外敌的远见卓识，至今令人钦佩，难以忘怀。
  1938年底，王德林为奔走抗日而心劳神悴，不幸病故之时，我党曾发表专文进行悼念，并称誉他为“民族老英雄”。王德林自22岁起，同俄、日两个侵略者斗争了44年，纵观其奋斗的一生，他无愧于这一光荣称号。
  全国解放后，王德林被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反俄救国，被逼为“寇”
  王德林，字惠民，原名王林，1873年（同治十二年）出生于山
  东省沂水县后崖子村（今属沂南县）一个贫农家庭。王林兄弟二人，王林为弟。王家祖居沂南县桃花埠，世代行医，以精治小儿痘疹闻名乡里，且医德高尚，深受百姓爱戴。传之父辈，仍以行医糊口。后因生活所迫，逃荒来到后崖子村，为徐姓一家地主扛活，兼操医业度日。为解决家庭困难，王林稍大后也给徐家地主打短工，种菜园子，常遭虐待，使他从小就形成了倔强的性格。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王林22岁时，因家贫且逢歉收，乃与同乡数人“下关东”谋生计，先后干过伐木工、窑工及给大户人家扛活。后适逢中俄两国合资修筑中东铁路，王林与同乡多人，应募为筑路工人，因王林做事勇于负责，乃被推为“把头”，即领工。在工程进行中，俄人监工态度极为凶狠，稍不顺眼，即鞭抽脚踢，无所不用其极。有一工人，因病力不从心，被俄国监工看见，鞭挞致死。王林见状，无比愤慨，挺身为死者申冤，诉之于当地官府。然所有我方官吏，皆慑于俄人淫威，不敢据理处置，不了了之。至此，王林认为，做官的不能为民作主，任其枉死，激愤之余，乃大声曰：“你们做官的怕大鼻子，我王林绝不怕大鼻子!” 呼罢，愤然返回工地，纠集同乡多人及其他筑路工人数百人，誓与欺压同胞的大鼻子周旋到底，开始了绿林生涯。王林入山落草之后，在台马沟林内设下窝棚，作为反俄救国大本营，并自刻园形石质大印一枚，文曰“反俄救国被逼为寇”8个大字，竖起了抗击沙俄帝国主义的义勇军大旗。之后，东北同胞爱国热血健儿纷纷来投，数月之间即扩充千余人，风靡吉林、黑龙江一带，以怨报怨，以恨报恨。凡俄人及与俄人勾结的贪官污吏、汉奸巨恶，悉为劫杀目标。其杀敌爱国、劫奸济苦的义烈行动，使“义盗红胡子老王林”之美名在东北广大地区传播开来。王林当时20多岁，正值青年，在“王林”之前加一“老”字，足见当地民众对其尊仰之至。1896年6月，沙俄帝国乘李鸿章到俄国庆贺沙俄尼古拉二世加冕之机，诱迫李鸿章代表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攫取了中东铁路的筑路权及沿线地带的行政、矿藏采掘、森林砍伐、贸易减免税等特权，激起了东北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斗争高潮，更激起了王林所部对沙俄的刻骨仇恨。1897年7月，沙俄帝国借口保护中东铁路修筑，调集步骑兵7000多人，分6路侵占东北，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致使沙俄军队先后占领了宁安、穆棱、吉林等地。王林耳闻目睹了沙俄军队的野蛮行径和对中国人惨无人道的烧杀淫掠，肝胆欲裂。为严惩沙俄匪军，率部追随当时东北“义和团"首领唐殿荣和“忠义军”首领刘永和（外号刘单子）等人，在中东铁路沿线，袭击帝俄匪军，严厉打击了沙俄匪军的嚣张气焰。1900年，俄国西北利亚铁路筑成，不久，中东铁路也相继通车。当时，日、俄战争迫在眉睫，中东铁路上频繁运输的军用物资，遂成为王林所部的劫掠目标。由于王林的队伍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所以对俄军的布防情况和军事行动，无不了如指掌。因而，王林所部破坏铁路，截劫列车，从无一失，俄国军队运输军用物资列车几乎无一幸免，迫使蛮横残暴的俄军陷于无计可施的窘境。因此，便收买一中国人低头向王林说项，请求开列保证行车安全的条件。当时，铁路沿线附近的穷苦居民已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王林嘱其每次列车经过，必须于指定车站卸下一定数量的面粉、食品，供附近居民领取食用，即不再截劫列车。这一条件不但使俄国人所乐于接受，而且使东北广大人民更进一步认识了王林，决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红胡子”了。王林从22岁起厕身绿林以来，从不骚扰自己的良善同胞，而一贯济贫扶弱，已成为东北广大人民心目中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了。
  1901年3月间，沙俄派出一支侦骑将王林设在台马沟的大
  本营炸毁，28位义勇军战士不幸殉难。事件发生后，王林会同受害人家属，联名上书宁安地方政府，要求官府出面为义民作主，共同惩治外寇。然而官府竟同外人一鼻孔出气，对此血案置之不理。从此，使王林等众进一步明白了，外侮所以纷至沓来，正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媚外。于是，他反清抗俄的决心更加坚定了。1903年4月，王林为追悼遇难烈士，联合遇难烈士的家属、亲友及各地爱国志士，召开了控诉沙俄侵华罪行大会。他在会上慷慨陈词，历数了中国人倍受侵略者欺凌的事实，揭露了贪官污吏屈膝媚外的罪行。听众泣不成声，不断发出誓死为死难同胞复仇的怒吼，纷纷表示紧跟王林反清抗俄到底。广大爱国群众的呼声，更加坚定了.王林驱逐鞑虏，救苦难同胞出水火的决心，为使“反俄救国被逼为寇”的义勇军大旗，在东北广大地区上空飘扬，王林对部下约法三章：第一，绝对不能扰害中国人；第二，对被俘的俄国人，只要他心服口服，不准轻加杀害;第三，要爱护和援助穷苦无靠者。此后，王林率部经常活跃在中东铁路附近的穆棱、绥芬一带，出没于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专门截击沙俄车船，打击沙俄势力。10余年间，他率领部队打九站，攻七站，袭十站，一度占领索罗瓦挂及苇沙河、雅伯利、新站等地。他每到一地都令部下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得损害当地百姓的一草一木，同时又将所缴获的粮食、财物分给地方百姓，而且还为地方上排难解忧，锄强抑恶。因此，他在吉东广大地区享有崇高威信，已由绿林豪杰成长为东北地区著名的义勇军领袖。
  功惠于国德泽在民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林在吉东一带继续进行抗俄活动。1917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满蒙独立”的野心，蓄
  意收买王林为他们服务，便从朝鲜派遣了腾田大佐，专门来从事这一勾当。腾田受命后亲至穆棱县石头河子王林的山寨约王林密谈，但一无所获。是年10月间，腾田再次亲见王林劝降，王林怒容满面，喝令左右将这个不怀好意的家伙赶走。然而，当王林部下驱赶腾田时，从其身上查获了有关东北关防密件。王林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便急忙赶抄副本并附长信一封，陈述利害，随即派人送到吉林地方政府。吉林督军孟恩远仔细阅读了王林送来的长信和密件，颇为王林的爱国胆识所感动，当即派延吉道尹张莲轩调查事件的原委，派副官孟福德专程赴宁安东京城邀请王林赴省城面谈。王林应邀到了省府后，在督军署住了数日，每天同孟恩远长谈到子夜，谈得十分投机。王林对如何加强东北的边防，保持民族的尊严提出了许多建议，深受孟督军的称赞。最后，王林经慎重考虑，谢绝了孟督军的挽留，返回营地。
  祖国东北的大好河山早为日本帝国主义所觊觎。继腾田之后，于1918年日军又派特务人员中村大尉，携合约书一份寻至王林驻地，与之谈判。商请由王林在吉林省内制造不利于日军的事端，使日军得以借口出兵，事成之后拥王林充任地方长官，要王在合约书上签字，决不食言。王林听后极为愤怒，仔细琢磨之后，感到事关重大，必须告知我国地方政府，对日寇阴谋有所防范。于是与日人虚与周旋，允于考虑后再作决定。中村离去之后，王林急召部下孔宪荣、吴义成等商议对策。王对他们说：“不光俄国大鼻子有侵略我国的野心，小日本的阴谋更为可怕。……然而，我们政府还不知道，这太可怕了!我必须带着这份合约书，再次去省城，面告孟督军。"大家听了王林的话，群起反对，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是干什么的?上次孟督军之所以放你回来，是慑于你的威名。凭你的身份去省城面见督军，岂不是白白地送死!”王
  林却说：“不要乱说，咱与孟督军有过交往，再说，即使拼着性命，也要将这样有关国家安危的重要情报，告诉我们的政府，大家切不可阻拦我!”大家劝阻无效，王林单枪匹马，直奔吉林省城督军署门前，大声说：“我是王林，要面见督军!”督军孟恩远闻听王林再次面访，迎于门外。王林将中村所与合约书呈于督军，备述其事。聆听王林所言，孟督军极为动容，认为事关重大，除通知所属慎加戒防外，速陈上级政府，有所防备。王林厕身绿林20余年，而仍具此爱国热忱，使孟督军深受感动，因而对王林所为极为敬佩，待为上宾，认为王林是不可多得的国家志士。为此，商请王林将所属健儿予以收抚。对于老弱不愿从军者，各予土地从耕，挑选精强力壮者编为独立营，驻守防地任王林挑选。经过再三考虑，王林认为，在此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听从政府统一指挥，以防外侮，实为必要，又感于孟督军知遇之恩，毅然接受改编。除资助老弱及志愿归田者外，所余精壮健儿2000余人，编为吉林省独立保安营，由王林任营长，其部下孔宪荣、吴义成、彭德吉、刘旭东、唐惠泉、曹华亭、赵阑亭、丁长胜、杨照禄、李玉清（外号毛三枪）等人分任连、排、班长等职。防地仍为长白山东北、安图、延吉、珲春及兴凯湖北端之密山等县。此地北接俄国边境，南与朝鲜接壤，向为日、俄帝国主义伺机侵扰掠夺之地。
  王林部受编之后，督军孟恩远为表彰他的抗俄反帝义举“功惠于国，德泽在民”，特地在他原名“王林”2字中间加个“德”字，并以“惠民”为表字。从此，他的名字便正式改为王德林了。
  1919年7月，吉林督军孟恩远去职，王德林所属之独立营被编入延吉镇守使署，镇守使张九卿对王德林仍给予厚爱。以后镇守使不断易人，王德林部又被改编为东北军第二十七旅第七团第三营，王德林仍任营长。从此，“老三营”反抗外侮、保家卫国
  的英勇事迹誉满吉东一带。“九· 一八”事变后，成为10余万中国国民救国军的中坚力量。
  举义旗，抗倭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国民政府采取了“绝对不准抵抗”的政策，致使沈阳、长春等重要城镇和大片国土瞬间沦于敌手。9月21日，多门二郎中将率日军第二师团一部，以装甲车为先导开入吉林省城。原驻吉副司令公署参谋长熙洽亲迎日军至吐门岭车站，延吉镇守使吉兴奉熙洽之命也投降日军。与此同时，吉林东部的蛟河、敦化、额穆、延吉、珲春、汪清、和龙等地相继为日军占领，王德林的防地也成为沦陷区。日军占领吉林省会后，计划修筑吉林至朝鲜会宁市的铁路。
  王德林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急欲修通吉会铁路的险恶用心及铁路修成后给国家带来的危害早已明察在心。因为吉会铁路一旦修成，仅需24个小时，0军就能布满东北各个险关要隘。对此，王德林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充分认识到，为保疆卫民，非牺牲不能求安全，非奋斗不能求生存。便暗下决心，首先阻止日军修通吉会铁路的企图，只要一息尚存，决不允许日本修通吉会铁路。“老三营”的广大爱国官兵也义愤填膺，纷纷向王德林请缨杀敌。为阻止日军修通吉会铁路，王德林经过一番权衡之后，强压怒火，寻机举事。
  1931年11月1日上午10时，延吉镇守使署吉兴旅长电话通知王德林，日方吉会铁路测量局将派人前往“老三营”的防地进行测绘，命他对日方测量人员要多加关照，不可怠慢。王德林听后热血上涌，愤慨至极，热泪夺眶而出，并发誓，国破山河在，作为一位堂堂的中国军人，决不能放下武器，为敌效命，哪怕为
  国家争得一寸干净的土地，也死而无憾！他当即下令，命部下严阵以待。10时许，日本测量队乘车由敦化向王德林驻地瓮声瓮气开来，直奔三营营部，表明来意。王德林庄重自若，毫无欢迎之意，并回敬道：“王某奉国家命令驻防此地，一切均须奉命而行。关于测绘吉会铁路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得到我们政府的命令，还是请你们回去!俺这防地没有俺政府的命令，是不能让别人随便横行的，所以最好你们快快回去，以免引起麻烦！”日本测绘队不听劝阻，企图强行登山勘测，向着插有“驻军区内，禁止通行”标牌的军事阵地奔去，妄图夺下山顶守望炮台。山顶守兵坚决遵照王营长的“日军若来入侵我军事重地，坚决给以枪杀之”的命令，击毙了闯入禁区的两名日军，余者仓皇逃跑。
  事件发生后，日本军方为稳定吉东地区的形势，加速修通吉会铁路，没有直接诉诸武力，而企图通过延吉镇守使兼东北第一混成旅旅长吉兴将王德林召到镇守使署，迫王部就范。王德林大义凛然，陈述了日军测量队强行抢占军事防地的罪行。这时坐在吉兴对面的日本军人却歇斯底里地大骂起来。王德林、孔宪荣毫不示弱，怀着满腔怒火冲到那个出口不逊的日本军人面前，左右开弓，连劈几个耳光，愤然离去。熙洽、吉兴之流为了讨好日本侵略者，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将王德林所在的七团团长王潮堂委为吉林剿匪军旅长，提升王德林为团长，令其所在部队扩编后调往榆树、五常等地，迫令“老三营”移到安图县古洞河一带驻防。
  王德林部在移防途中，全体官兵摩拳擦掌，声泪俱下，纷纷敦促王德林勿失良机，速行反正。王德林见时机成熟，遂集合队伍，对部下说：“请诸位弟兄们放心，俺王德林只要还有一口气，决不能让倭奴把吉会铁路修通，俺宁作奋斗爱国之鬼，不做任人宰割之奴!”并当众宣布脱离熙洽逆军，反正救国。然后将全营官
  兵集合起来，将队伍带到延吉西北部的小城子兵营，占据汪清、安图、珲春、敦化等地，酝酿抗日讨逆的具体事宜。此时，爱国的军民群众听说王德林率部反正，吉东一带广大爱国志士纷纷前来响应，很短时间内自动参加者已达数万人。曾在“老三营”任过十连连长的吴义成，“九• 一八”事变前就解甲定居敦化城以开饭馆为业，得知王德林反正抗日后，又激起他杀敌报国的热忱。于是托人将家眷送回山东原籍，自己重着戎装跟随王德林杀敌报国。其他还有在“老三营”任过职的祖子阳、邱道荣及其他爱国官兵、中小学校长、教员、爱国群众纷纷加入王德林的部队。王德林看到“老三营”的新旧官兵和广大爱国军民坚决抗日杀敌的决心，万分激动。遂于1931年11月7日在小城子兵营召开了工农商学兵各界代表参加的“中国国民救国军成立誓师大会”。闻讯前来参加者，有延吉、珲春、汪清、和龙、额穆、蛟河、宁安、东京等县的警察队、保安队、游巡队的官兵以及各中小学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一致公举王德林为中国国民救国军总指挥。大会发出通电，号召各界民众团结起来，抗日救国。最后，王德林以救国军总指挥的名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弟兄们，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祖宗坟墓都在中国，我们当然要爱护我们的中国。拿热血来洗刷中国的一切耻辱，是我们的唯一责任。过去几十年为了尽我们这种责任，曾经不惜牺牲一切和帝俄拼命斗争，这是大家都亲身经历过的。我们的烈士正期待着我们的努力，雪国耻，报家仇。现在已经到了家破国亡的时候了，已经到了我们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了，我们要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优秀中华儿女，共同起来与日本鬼子战斗!我们要拼命到底，誓死杀敌，收复失地!倘使我们力不从心，我们也要与这片锦秀河山一同毁得粉碎，把民
  族抗战的种子撒遍整个东北！教我们的子孙后代踏着我们的血迹，重振河山！ ”紧接着扌旨出：“所有反抗敌人的群众都是我们的同志，我们都要联合他们，扶助他们，大家要抱定牺牲的决心，胜利终归是我们中国的！ ”就在这次演说中，王德林提出了“工农商学兵各界同胞联合起来”、“不分党派，共同抗日”的口号。这个口号鲜明地反映了他对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拥护和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愤慨，在当时条件下，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正因如此，才使这支队伍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抗日联军的成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白山埋忠骨黑水洒热血
  年逾半百的王德林，虽然疾病缠身，但仍凭着一颗赤诚爱国之心和满腔热血，驰骋于白山黑水之间，同日寇鏖战于松辽平原和兴安岭山麓。他既是一位身先士卒的杀敌猛将，又是一位久经风霜、谋略过人的优秀指挥员。救国军成立后，王德林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在日军主要兵力集结于较大城市及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沿线而无暇东顾之时，首先夺取位于长白山东侧、吉会铁路中心地带的敦化城，既可为救国军争得一处立足之地，又可随时出击，破坏日军修筑吉会铁路工程的进行，最终实现截断朝鲜与东北境内的军事交通，避免日军由朝鲜直接进兵镇压北满抗日力量的目的，从而取得政治上地利上的优势，因而先后5次攻克敦化城。经过周密部署，于11月10日，首次攻克了日军占领的敦化城，岗村大尉以下106名日军全部毙命，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1931年11月17日，王德林率救国军由敦化移驻小城子兵营，作短暂休整，并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整编后，孔宪荣任救国军
  副总指挥，吴义成任前方总指挥，邱道荣任总部书记长，同时对旅、团、营等职也作了任命。整编完毕，又乘机收复了蛟河、额穆、汪清等县城，救国军逐渐发展壮大。
  同年12月1日上午9时左右，根据派往哈尔滨的情报员送回的情报，由日本少佐村野率领的半机械化旅团约7000人，从哈尔滨乘火车经一面坡海林车站围剿救国军。王德林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利用一面坡这个山高林密、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势伏击日军。决心下定之后，令武术团团长崔杰士率全团于一面坡设伏，截击日军，令刘旭东连前去诱敌，并于周围部署了策应部队。两部1600余人对付半机械化的7000余人，出奇制胜，采用伏击战术与日军激战近4个小时，6000名日军在救国军战士的拼杀下毙命。是役缴获各种车辆143辆，各种战炮49门，步枪5840支，轻重机枪151挺，炮弹37000余发，子弹360箱，大大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救国军的节节胜利，振奋了民心，影响越来越大，慕名来投者络绎不绝。有民团、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参茸队及反正伪军、公安队等。另外，贫苦群众及煤矿工人也相继参加到救国军中。如宁安公安总队千余人，在总队长刘万魁（外号刘快腿）率领下全部加入到救国军;延吉县老头沟罢工的煤矿工人一次就开来1500多人。于是，救国军声威大振，很快扩大到近10万人。
  为进一步巩固和支持这支抗日武装，中共东满特委派遣胡泽民、王松柏等许多干部到王德林部协助组织抗日队伍。同时，中共延和中心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作出6项发动抗日斗争的决议，并指派李延禄以交朋友的方式参加到王德林部，具体贯彻上述决议。
  当李延禄受命来到王德林部时，正是王德林举兵攻取了敦
  化等数城，取得歼灭日军7000余人的辉煌胜利之后。国民党吉林省党部派以盖文华为首的三人代表团竭力拉拢王德林，使其屈从国民党的指挥，劝他不要丢掉“反共”的旗帜。同时，旧政府也派了原实业局长曹梦九、商会会长姜渭清及附逆军人董焕亭等人作拉拢。他们对王德林软硬兼施，妄图动摇他和他的部下抗日救国的决心。“反共”，王德林坚决不同意，“降日”更是无稽之谈。坚持抗日斗争，驱逐日寇，是他的衷心夙愿。李延禄的到来，使他喜出望外，从心坎里感到万分高兴。当即两人就吉东形势和救国军所处的环境作了具体分析，最后，王德林高兴地说：“您比我年轻20多岁，是很有才干的年轻有为的小伙子。请您既来之，则安之，帮我共同带领部队，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随即命李延禄为救国军总参谋长。于是，王德林将各方面派来的说客和地方士绅名流召集到一起，慷慨激昂地说：“只有抗日到底才是唯一的出路，只有拯救国家民族的命运，才能图个人的生存!”演说中不仅表明了义无返顾的抗日决心和立场，而且对叛逆分子进行了规劝，使他们尽早弃暗投明，反正救国，不要成为民族的罪人。
  1932年2月13日，王德林部第二次攻克敦化城后，又克复额穆、蛟河两城，缴获敌人大量武器。王德林举义以来，攻城夺地，每战必胜，使他认识到：救国军只要始终坚持抗日到底的宗旨，严明纪律，便能取得广大爱国同胞的支持，取得对敌作战的胜利。并使他深深体会到“如果缺少知识分子，便不能成事”。于是，他采纳了共产党人的建议，在救国军总部设置宣传部，并接纳了李延禄推荐的中共党员刘静安、孟洛清、金大伦等北大、哈工大毕业的大学生，分别委以救国军总部正副参议、宣传部长等职。在与自卫军接触中，把在自卫军中工作的周保中聘请到自己
  的队伍中来，任救国军总参议。同时，任用延吉九校校长宋云章为前方司令部军需处长，吉林利群小学教员王𨱔为军部参议，胡泽民（共产党员）为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参谋长。为进一步发动民众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组织宣传队员深入到乡村、城镇作宣传鼓动工作。2月28日，王德林亲赴五虎林新编部队驻地，利用阅兵的机会，再次阐明抗日救国的宗旨是“杀敌寇，除汉奸，收失地“安百姓”。并反复强调如有违犯军纪，临阵脱逃者，一律军法从事，决不宽容。
  2月30日，恼羞成怒的日军将与救国军有过来往的盖文华等13人捕捉杀害。王德林得知这消息后，愤慨异常，挥笔写下了“白山埋壮志，侠骨不朽，山不朽；黑水洒热血，英气长存，水长流”的挽联，以此表达他对殉难同胞的哀悼和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
  3月12日，王德林在五虎林再次召集所部召开军事会议。会后，救国军总参谋长李延禄和军法处长郑兴向王德林建议，日军在宁安城北火磨前空场处设有飞机场，宁安与五虎林不足200里，日军探知救国军总部设于五虎林，势必派飞机轰炸，为防患于未然，应移军部于兴源镇。这样，又可以进一步扩充抗日力量，一举收复东部延边各县。王德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即命刘万魁团驻守五虎林，命卫队营及军部各处处长等向穆棱兴源镇进发。3月15日夜10时接到地下情报：日军16日早6时前来轰炸五虎林总部防地。王德林当即将所获情报通知刘万魁团长，并于当夜11点赶到距五虎林5里处的马桥河村宿营，做好战前准备工作，令各部不准在外升旗，不准惊扰村中百姓，不准百姓出村，让老百姓把所有的狗都关到屋里，不让乱叫。第二天拂晓，日军战斗机5架前来轰炸落空，又飞到马桥河村上空侦
  察，被严阵以待的救国军击落3架，其余2架带伤逃回。不久，宁安、哈尔滨市的《民生报》刊载了日军飞机被击落的消息。
  继而，王德林率部攻宁安、战东京城、三克敦化，将日军存运敦化准备修筑吉会铁路与牡丹江铁桥的物资全部焚毁，致使日军修通吉会铁路的阴谋又一次被挫败。并乘胜发动了镜泊湖连环战，充分利用有利地形，与日军激战于南湖头，鏖战于櫻歌岭，火烧松乙沟，迫使天野、玲木两旅团丢下400余具尸体逃回哈尔滨。镜泊湖连环战的胜利，进一步壮大了救国军的军威，吉东一带人民纷纷赞誉救国军为“铁军”。连环战中，人民群众给予了大量支持和援助，猎户陈文起不顾个人安危，将日军引入伏击圈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6月13日，王德林参加了在宁安下城子举行的自卫军、护路军、救国军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将各路抗日总指挥改名为总司令的决议，李杜为联合军总司令兼自卫军总司令，丁超为护路军总司令，王德林为救国军总司令。此时，救国军人数已达11.5万余众，计有步兵17个旅、1个卫队旅、2个补充旅、3个骑兵旅，另外还有独立团、特别营、游击队等。
  7月15日，王德林率部继6月8日刘旭东团四克敦化城后五打敦化城，随后转战于牡丹江一带，与日军作战。同时利用青纱帐起来的机会，发动夏季攻势，消灭日寇，仅两个月时间即相继收复或一度收复延吉、珲春、和龙、敦化、额穆、舒兰、桦甸、蒙江、安图、东京城等10余座县城。救国军每到一地，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纷纷组织担架队为救国军护送伤员、传送情报、慰问伤病员，因而救国军南北转战，十有九捷。
  王德林英勇善战，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天才，而且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更深明民族大义，不计较个人恩怨，这种置国家民
  族利益于首位的崇高精神境界，是使救国军深深扎根于民众的根本保证。王德林一贯坚持凡抗日皆为友军，反对内乱，一致抗日的原则。1932年4月间，王德林赴宁安参加了吉林省境内各路抗日部队的联席会议。会议期间，初步拟定了各路义军分防区域和协同作战的方案，并通过了分配宁安日伪财产，进一步扩充抗日部队实力等4项重要决议。当时，在与会者的上层领导人中，虽然有着抗日的共同目的，但由于各自的经历不同，其中大多数人物都来自旧东北军，军阀作风和国民党正统观念比较重。因而，拉帮结伙、排除异己、明争暗斗、互相摩擦的现象，在各路义军中间时有发生。王德林为增进各路义军之间的团结和紧密合作，有力地打击日军，特借此机会，主动提议让出救国军攻取的宁安县城作为自卫军左路总指挥张治邦的防地，受到各路义军将领的称赞，并认为，这种壮举在各路义军中委实少见。由于王德林的慷慨义气和真诚友好的态度，促成了会议的联合召开，为各路抗日力量的真诚合作和团结对敌做出了表率，使各路抗日力量团结对敌，时常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当时松花江以南，哈 （尔滨）长（春）线以东，延边及吉敦路以北广大地区，皆为自卫军、救国军势力范围。
  1932年7月1日，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决定，任命吉林自卫军李杜代理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丁超代理吉林省政府主席、冯占海为哈绥警备司令、王德林为宁安警备司令，均受副司令长官李杜指挥。接着，南京国民党政府又发出“剿共”密令。王德林既没有执行南京政府的“剿共”旨意，也没有接受蒋介石政府的委任，而亲自出面挫败了另一名救国军首领精心策划的扣留共产党员金大伦、贺剑平等人，暗杀周保中、李延禄的阴谋，保护了共产党人。
  形势逆转退避苏境
  1932年11月下旬，日军以优势兵力向黑龙江省境内的马占山和苏炳文两部发动总攻击，马、苏两部奋战不支，于12月5日退入苏境。之后，日军全力回师向南，企图一举剿除吉林省境内的自卫军和救国军，而王德林部尤为日军所注目。为此，日军在宁安召开了专门军事会议，拟定了所谓“五路大军包剿老王林”的具体计划。11月底，二道河子救国军副指挥部被日军围袭。与此同时，日军利诱自卫军旅长关庆禄和护路军总司令丁超投降日军，并与日军合击救国军，因而，救国军副总司令孔宪荣不得已率部退守穆棱、九站一带。1933年元月初，救国军一部在李延禄率领下，于磨刀石连续击退日军的4次冲锋后，终因众寡悬殊，不得不突围撤退。元月9日，李杜被迫退入苏境，东宁王德林总指挥部陷于日军重围。在此紧要关头，王德林召开了全体将领会议，共商对策。各将领一致认为：“时值天寒，我方军需不足，饥寒交迫，然犹誓死抵抗，终以弹食告绝，万难支持。”王德林则认为；“纵然如此，亦应竭力坚持。”他提议可联名向全国发表通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陈述我军苦战情形，呼吁援助，以便唤起爱国同胞的同情，敦促南京国民党政府出兵东北，收复失地。会议接受了这一建议，遂发通电如下：
  “慨自'九·一八'事变而后，暴日侵占我土地，屠杀我人民，攫取政权，组织伪国，倒行逆施，无所不用其极，嗣复轰炸泸津，铁蹄普遍东北，幸友军风起如云，誓死力挽狂澜，为时已逾一年，敌终未遂兽欲。我军历经百战，苦守一隅，弹少衣单，饮冰卧雪，本应尽之天职，何遽敢云勋劳，惟德林誓师之初，即首以截断其吉敦、吉会各铁轨为己责，使其成者突遭炸毁，未成者不克兴工，为阻其调兵、运械切要之图。迄今从事破坏，随修随炸，任何诡计阴谋，悉受交通障碍，影响所及举世皆知。然敌方因蒙此致命扰害，致疾视歼灭我军之心实已昕夕不忘。德林则志在救国，顾虑毫无，一息尚存，此计决不松懈。惟河山破碎，收复何时，希冀国联公平调解已等于望梅，而静候全国大举动员又复事同画饼，椎心刺骨，弥切杞忧。迩来马、苏两将军已忍痛率众入俄于前，丁、李两司令又被逼渐次北趋于后，悉属训练雄师，战略人数概较我军优胜，乃竟因弹绝暂退，惨遭无益牺牲，事实俱在，虽败犹荣。我既失去联络，而暴日之压迫形势，亦愈趋愈紧，连日于宁安、穆棱、磨刀石、绥芬河以及沿吉敦路线，均有剧烈战争，幸赖我士卒前仆后继，血肉撑持，敌以飞机重炮上下夹击，我则凭险击虚，迄未衰馁，纵伤亡之医恤皆无，而精神之团结一致，正在昼夜鏖战中”。“德林目前所处环境，已陷于孤立无援之地，敢再郑重声明，纵奋斗至一弹一人，亦必与倭寇周旋到底，明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然匹夫不可夺志。既不愿降贼偷生，更不欲入俄假道，无论后方接济缓急，当偕我十一万五千如手如足忠勇健儿，长期抵抗于白山黑水间，冀待国军挞伐，合力共捣黄龙，策略容有变更，志愿决无移易也。至最后之补助，仍望政府出兵援济，及我同胞特别注意，奋勉筹维，伫候云霓，无任祈祷，挥泪陈词，祈其鉴之”。
  通电发出后，形势进一步恶化”救国军四面受敌。为转移敌方视线，以便保存实力，大家建议，先突围撤退一部分队伍，且王德林年迈多病，很难支持战斗，宜率伤病员和随军家属先行退走，以免落于敌手，徒遭牺牲，同时也利于余部坚持与敌周旋。开始，王德林执意不肯，后经将领们力劝，乃忍痛挥泪亲下手谕：将救国军总司令职权交由吴义成暂行代理，并令各部化整为零，潜伏山林，待机反攻。王德林于1933年元月13日率600余人及伤
  员、家属等，由东宁退入苏境。东宁遂于次日失陷。
  王德林退入苏境后，日军方竭力要求引渡，悉被苏方拒绝。3月11日，王德林由双城子到达多木斯克。4月14日，转赴波兰，途经莫斯科时，斯大林认为王将军乃一目不识丁的平民，竟有如此号召力量，从事抗日战争，给日军以极大重创，深表敬佩，即隆重地接见了他，并安排他与早已到达莫斯科的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等会晤。其间，王德林曾提出，请求苏联援助5000吨棉花，再打回东北去。因当时苏联正处于困难时期，无力答复而作罢。随后，王德林一行由莫斯科途经波兰，取道德国、意大利归国。5月5日，王德林一行乘波波利金号轮船抵达香港，回到祖国怀抱。每到一处，均受到当地爱国侨胞和友好人士的热烈欢迎。在香港，受到广东省各界人士3000余人的热烈欢迎和慰问，王德林对此无限感慨，向欢迎他的人士和各方记者表示，一定要打回老家去，继续对日作战，驱逐倭奴出中国。
  返国抗日矢志不渝
  王德林回国后，虽然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冷遇，但他抗日到底、收复东北失地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他怀着满腔爱国热忱，奔走于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绥远、郑州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每到一地，他都以血的事实，愤怒地向人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蹂躏东北同胞的罪行，并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进行斥责。强烈呼吁南京国民党政府出兵东北，收复失地，应视东北事件为整个国家事件，东北之存亡，关系中国之存亡，救东北，即是救中国。
  王德林为抗日救国，奔走于各地，髙度赞扬浴血奋战在祖国东北边陲的义勇军将士，以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号召广大
  人民起来共御外侮。他在《泣告国人书》中万分感慨地说：“德林兴师抗日，志在挽救危亡，收复东北。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转战数月，艰苦倍尝，此为德林应尽国民之职责。”感谢全国各界民众能够“对于救国军的精神物质上之尽量援助，将来还我河山，光我民族，雪我国耻，不惟救国军全体之幸，亦我中华民族之幸也!”
  为了摆脱西南派军阀陈济棠的摆布，王德林从南方辗转到北方活动，但国民党和奉系军阀的残余势力仍对他纠缠不休。他仍坚持抗日反蒋立场，并积极为东北义勇军募捐筹饷。1934年5月间，中共地下党员陈翰章带着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以东北国民救国军总司令部特派代表身份，到北平、天津一带活动。陈翰章在天津找到王德林，向他提示要注意华北旧军阀官僚正与日本特务勾结，从事组织“华北共和国”的阴谋活动，不要被拉进这一圈套。王德林十分感激陈的提醒。知己重逢，两人感到格外高兴，当即将从关内募集捐助的8000元大洋，交给陈，并气愤地告诉陈，有的抗日将领借抗战之名募捐肥己，有的以募捐的百分之几寄往东北，而在东北的自卫军、救国军某些领导人，接到募捐款后，亦未用于抗日事业，而是重新汇往关内，以饱私囊。他希望这8000元大洋再不能落入那些利己者的腰包。陈翰章返回东北后，及时把这一情况反映给救国军中的党组织。同时，把王德林捐得的抗日专款交给党组织，使这笔捐款真正用于抗日事业。
  1935年，中共中央号召成立东北抗日联军，东北地区的党组织也在酝酿将各地抗日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东北抗日联军，成立东北抗日联军军事委员会和司令部。在酝酿抗联总司令的人选时，曾提到李杜和王德林，中共吉东特委在建议中还特别指出，王德林如能重返东北抗日前线，继续与共产党合作，
  不妨就推他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由于王德林疾病缠身和其他方面的原因没有成行。
  1936年4月间，王德林由广州行抵上海后不久，东北抗日救国军副总司令孔宪荣已经由欧洲返国。冯玉祥、丁惟汾等亲去上海欢迎王将军去南京，居于梅园新村9号，从事抗日活动，着手策划重返东北领导抗日工作。因目标太大，乃计划绕道土耳其，经过苏联返归东北。只因形势发生变化，未能成行，改由孔宪荣先行潜赴东北，王德林待机而行。王德林在南京，常为不能亲返防地指挥对日作战不安，并说：“多少患难弟兄，在东北终日艰苦地与日本鬼子拼命，我反倒住在这里享福，怎能叫我心安?”1936年11月间，张学良突至将军住所，邀将军携眷去西安居住。王德林因张学良于“九·一八”前无抗日部署，“九·一八”后统辖十数万之师，未鸣一枪退入关内，表示不满，而婉然谢绝。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王德林为抗日救国，由南京赴北平、绥远，寻机抗日，1938年初来到郑州。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委任王德林为“国民革命军光复军第二路总指挥”，任务是收复吉林省。国民党政府虽未拨给一兵一卒，但他未计较个人得失，而激动地说：“这是我第二次决死求生的时候!”
  王德林为人忠厚而质朴，具有真诚、无私的爱国情操，他一生没有任何嗜好，也没有置下任何家产。他常说：“国土都丧失了，东北民众都当了亡国奴，大家应该有钱的拿钱，没有钱的拿命，一切统统贡献出来，作收复失地的斗争才是正路。当了亡国奴，有私产也是不光荣，不能生受的!”由于王德林出于对祖国的一片忠心和热爱，所以，当他被任命为光复军第二路总指挥后，不顾长期未能医愈的胃病，奔走于江淮鲁豫等地，重新组织抗日
  武装，继续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的斗争。其间，王德林曾亲赴徐州，会晤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受到李宗仁的隆重接待，并询问：“王将军需用若干经济资助?”王答曰：“暂不需任何资助！”不料其随行人员竟以其名义请李拨助10万元，李颇感疑虑，乃令其机要秘书问王德林：“10万元是否敷用？”王曰：“并不需要！ ”因此，王德林认为其左右均非为国家民族抗战之徒，极感愤怒，乃愤然斥其左右曰：“你们都滚!我自己走!”而后只身回到沂蒙山区，在原沂水县西南乡（今沂南县的苏村、界湖、依汶、铜井、杜山庄，今沂水县的姚家店子、袁家庄、北社庄一带）组织抗日活动。由于王德林深明民族大义，且禀性朴厚忠直，面容慈详和蔼，与之接触，无论旧友新知，无不如沐浴春风，因此，在家乡一带，很快招集、汇合旧部，组织起一支3000余人的抗日队伍，坚持抗战。
  1938年7月，八路军一部挺进沂水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王德林由于胃病转重，正在原籍疗养。八路军领导亲自到他驻地登门拜访。最令人难忘的是，在他生命垂危之际，仍念念不忘关心东北失地的收复，盼望全面抗战的胜利。他意味深长地对前去探望他的八路军领导同志说：“现在不能说什么你的我的，这派那派，如果大家不团结起来，结果都得让鬼子打得落花流水。看!东北抗日联军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吗?不然，早完了!” 最后，他激动地说：“我虽然老了，但心不老，死了也要打鬼子，不然，死也不甘心!”这句话说得既响亮，又掷地有声，使在座的人赞叹不已。是年12月20日，王德林因久病治疗无效，不幸谢世， 终年66岁。
  中共中央得知王德林不幸病逝的消息后，于1939年2月4日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专文，悼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者。文中对王
  德林抗日救国的功绩和爱国精神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指出：“在此抗战进入有利于我和不利于敌的敌我相持阶段时，丧失这位民族老英雄，实乃我中华民族的一个损失。”最后，悼文号召说：“王将军虽死，但王将军保卫祖国杀敌的精神却不死。愿我爱国青年，共学民族老英雄为国奋斗的精神，共勉之。”
  （沂南县政协供稿刘存祥撰）
  中村事件的当事人
  ——赵衡
  1931年9月18日夜晩，日本关东军以“中村事件”为借口，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进攻北大营，占领沈阳，震惊中外，世人皆知。而“中村事件”的当事人之一，负责秘密处决日本军事间谍中村大尉等4人的“监斩官”赵衡就是山东省蒙阴县旧寨乡八里庙子村人。
  赵衡，又名赵尊孚，字冠五。早年在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上学，后进东北讲武学堂学习。结业后入东北陆军炮兵部队任职，后升至东北陆军炮兵少将。1928年，东北陆军炮兵部队缩编，将编余官兵组建东北兴安屯垦区屯垦军。赵在该军第三团任副官。1931年“中村事件”后，为躲避日本嫌疑，该团团长关玉衡和副团长董兴平（后改名董昆吾）先后离职，由赵衡任代理团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下令缉捕“中村事件”的所有当事人。为躲避日本缉捕，赵衡逃离东北返回山东。先在新泰和董琰（中共新泰工委书记）一起做抗日工作。1937年11月间他同董琰一起到黄庄（今属莱芜市钢城区）发动群众抗日，第二年3月在黄庄小学集合四五十人开会，宣布武装起义。成立了武装起义委员会，命名为八路军四支队十二中队，成为徂徕山起义军的一个中队，1939年春国民党鲁苏战区总部进驻沂蒙山区后，赵在于学忠部任战区党政分会上校专员、鲁苏战区党政总队第一大队队长等职。多次率部抗击日寇，出生入死。1943年夏，五十一军南撤后任国民
  党沂水县县长，不久死在任上。
  附“中村事件”全过程：
  1931年，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部与所属的第一营同驻兴安区余公府（蒙古王府，在王爷庙北约20公里，居洮索铁路线上）新建营舍内。这年5月24日早晨，该团第一营营长陆鸿勋（字雁宾，安徽人）率领士兵在操场操练，发现有4人骑高头大马，驮载行装甚多，由团部西边的大路向南疾驰。陆营长察觉其行迹可疑，遂令士兵将4人追回操场问话，但言语不通，陆疑其为日本人，于是将他们扣留，并报告副团长董舆平（后改名董昆吾）。时值团长关玉衡（吉林宁安县人）去外防巡查，未在团部，由董副团长代理团长职务。董副团长赶到操场以日语询问。其中一人答话，承认是日本人，并取出名片一枚，上印“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样，声称是东京农业学会派来东北，由洮南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的。因前方道路不安全，据说时常有土匪抢劫，因此由此折回，仍返回洮南。董副团长见他们4人的马匹高大，非东北所产，而且正当夏季，他们都仍穿着棉袄棉裤，且化装成中国农民模样，行迹很可疑。董副团长命令士兵搜查，当即从他们的行囊中和中村的棉裤里搜出调査笔记、军用地图等，并査出寒暑表、指南针、测图仪器和一支手枪。董副团长又检阅其笔记，方知中村系在一个月之前由海拉尔出发，经过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并用军用地图调査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
  董副团长既知道4人是日本军事间谍，遂以“前方时有土匪出没，路途不靖，你等可在我们的团部里暂住一夜，等候明天派兵护送回洮南”为词，将他们扣留。即派赵衡找关团长回来，第二
  天，关团长回到团部。董副团长向他汇报了扣留中村的详细经过，并向团长建议说：“现在我国是弱国，并无外交可言，我们若将中村等解送沈阳，日本必将他们及其所带调查笔记、地图等全部索回，并要我方赔礼道歉，其结果徒惹许多麻烦，毫无益处。并且中日两国是世仇，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可处死刑，故不可把他们解送沈阳，也不能将他们释放，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就地秘密处死。”当日（5月25日）下午在团部召集全团连长以上会议。会上，董副团长仍主张上述意见，并说明理由，当时在场干部一致通过，无一异议。是日夜半，遂将中村等一行用绳缚绑，并用棉花堵塞其口。派副官赵衡（即赵尊孚）率亲信士兵10余人把中村等4人用马车拉到后山七八里处，用煤油泼浇点火，把他们烧死。然后把他们的骨灰扬散，使无痕迹可寻。他们所带的马匹则用枪击毙后推入团部西边的洮儿河内顺流浮走。他们所带的行装衣物，除保留笔记、地图、手枪、测图器外，其余全部焚毁，投灰于洮儿河内。
  尽管消灭痕迹，不意洮南日本领事在接到中村已由海拉尔出发的电报后，计算预定到达洮南的日期已过了20多天，还不见中村等到达，遂派人沿着中村所走的洮索路线向北寻找，及至余公府地方，遂得到该处蒙人告密。另外，中村被扣后，他所带的手表被看守士兵摘去，典于洮南一当铺中，后被洮南日本领事查获买去，以此作为中村被杀的铁证。尔后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也曾化装亲到余公府调査，遂得知中村被杀的真相。沈阳日本总领事随即向中方东北代理长官荣臻（那时张学良在北平）提出严重交涉。不待交涉解决，以“中村事件”为借口，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屯垦军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投降日寇，
  任伪满炮兵团团长。1936年春日寇伪称调他赴长春受训，将他逮捕。陆鸿勋供出了“中村事件”全部详细经过。陆被日寇处以剐刑，零割肢体，为中村奠祭。遂下令缉拿中村事件的其他当事人。日寇并将中村被杀经过编成戏剧、电影，大肆宣传，借此来鼓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仇视中国的情绪。
  （蒙阴县政协供稿郭文明撰）
  杨虎城临沂剿匪记
  杨虎城将军于1928年至1929年间在临沂驻防，时间虽不到一年，但他在此期间剿匪救民的事迹，至今仍被临沂人交口称赞，碑颂不已。
  1928年10月间，杨虎城将军率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原西北军第十军）奉冯玉祥将军之命进驻临沂。当时，鲁南各地匪患频仍不已。悍匪刘桂堂（即刘黑七）、石增福等，烧杀掳掠，无恶不作，鲁南百姓恨之入骨。将军驻沂后，认为自己职责所在，应当安定地方，消除匪患，使民安居乐业。故对剿匪极为认真，除恶务尽。
  1928年11、12月间，将军派出一团，先后在临沂的汤头、莒南的小官庄、板泉崖等地击溃股匪丁大祥部，擒斩匪众80余人，得枪40支。继之又派出郭景唐团在莒南王家场村，击毙匪首王连庆及匪众40人，获步枪35支，机关枪1挺。
  1929年1月，将军所部官兵由费县薛南村追击土匪至朱家屯，匪众占据该村，企图死守圩内，官兵发起进攻，击毙匪徒180人，获枪80余支。同年春，杨部官兵在城东乡埠上村剿匪，匪众掳去村民150人，官兵追击救人直至江苏桃源村，将被掳男女全部救回。
  杨虎城将军驻临沂期间，不仅直接下令主动剿匪，对于地方民众的请求进剿，也是慨然应允，立即派兵剿匪除祸。
  当时临沂城北半程村（距城45公里），夜间突然发出匪警， 匪众将该村包围，俄庄区公所当即打电话向师部求救，将军知
  悉，即派兵一营跑步前往，两小时即达半程村，击溃匪徒，全村幸免于难。
  鲁南积年惯匪刘桂堂，1928年8月被蒋介石招安，率部进驻莒县。然其匪性难改，仍是明目张胆抢劫、架票，莒县民众不堪其苦，公推代表赴将军行辕，吁请剿匪，将军遂允所请，亲率部众赴莒剿匪。刘匪探知消息后，在临沂通往莒城的必由之处夏庄村（现为夏庄镇）和大店镇（现属莒南县），安设了防守据点，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并选派亲信匪徒驻守，以期负隅顽抗。刘匪坐镇大店指挥。
  1929年2月21日晚，将军所部官兵进入莒县境内，根据事先了解的刘桂堂的布防情况，分兵两路急袭大店、夏庄匪据点。刘匪为保住安置在莒县城的眷属资财，与其亲信督挞匪众拼死抵抗。然杨军多系西北军冯玉祥将军旧部，平时训练有素，作战勇猛，对刘匪伙罪行早已深恶痛绝。一与匪兵接触，即以手榴弹、大刀片开路，勇猛砍杀。经一夜血战，据守夏庄的匪首丁大祥被击毙，余伤亡殆尽。刘匪亲自指挥的大店据点也被攻克，只带少数匪徒北窜莒城。此役重创刘匪部，毙匪280余人，获枪百余支，救出肉票（被土匪绑架后用以勒索钱财的人质）多人。杨部官兵在此役中牺牲41人。是年4月7日在大店西南修建一碑，勒石纪念。
  刘桂堂逃回莒城后，知道此处难以立足存身，便于当晚对莒城进行了一次洗劫，缴了国民党县警备队的枪，放了两处监狱的犯人，然后抓了大批民夫，携带钱物奔窜至北杏村（原属莒县，现划归诸城市）一带休养补充，继续作恶。杨军在大店、莒南稍事休整，继续尾追刘匪至北杏，将其包围，刘部匪众无力抵抗，纷纷投降。刘桂堂仅带两个随身护兵夜逃安丘。至此莒境得安。
  股匪石增福、李朋钧带领溃匪150余人，由诸城、莒县、沂水边境溃退，在沂水东北的杨庄一带一路劫财、架票，窜至瓦屋崖（沂水县夏蔚镇甄家疃北山）暂作喘息，并等待赎票钱财。
  先是，沂水西乡已有躲“光棍”（小股土匪）的经验。闻听土匪要来，即弃家上山，居高临下集体防御。此时，甄家疃村已被劫掠一空，全村仅存一间南屋和一个过道，其余全被土匪烧光。村人多外出避难，有下关东的，有外乡投亲的，剩下百余人都避居山上。
  正月二十二日晚，土匪石、李等进村捕空，遂转向山上，一边鸣号，一边打枪。山上百姓自知不能抵御，青壮年迅速转移，老弱妇孺蒙难。匪首乃劫持妇孺作为人质，高价勒赎。上里庄王东升之母被掳。石增福开价银洋200元，王东升投亲奔友借得现银188元付上，仅缺12元，结果其母和另一名逾期未赎的老妇人同被枪杀。
  如此匪患百姓实不堪其扰，曾多次吁请官府剿除。沂水县长乃礼请赣榆县民团司令薛家斌协助剿匪，薛率部众500余人，由石牛峪村的朱恒山作向导，向匪盘踞的瓦屋山进剿。由于民团缺乏实战经验，加之武器低劣，指挥无方，结果被顽匪石增福、李朋钧乘隙率众冲下山来，一时民团措手不及，四散奔逃，薛司令也险些被俘，幸被朱恒山搀扶上马，得以幸免。
  此时，杨将军从莒县回师临沂，百姓公推代表会同官府至将军行辕吁请剿匪。将军始派兵一连进剿，怎奈兵力较少，人地生疏，地形地物运用不当，匪居高临下，仰攻无术，乃遭受重创，牺牲官兵30余人。连长回报后，将军悲愤交集，继派兵一团赶往包剿，激战4小时，土匪伤亡颇重，无力顽抗，石增福、李朋钧率残匪从西崖逃窜，此役之后，沂水西乡少有股匪骚扰。
  战斗结束，民众热情高涨，一面犒劳军队，一面将烈士遗体背下山来。县长派员将烈士遗体接回沂城，备棺盛殓，安放在西门外沂河岸边，搭棚致祭，而后筑坟礼葬。临时以木牌书写烈士姓名，安插烈士墓前，翌年春，以石碑易木牌，永为铭记。
  烈士墓座西向东，墓群正中，立一高大石碑，正中是“碧血鲜花”4个大字，右侧刻有二十一师剿匪铭文，左下端书“沂水全县民众敬立”等字。广大群众无不悼念烈士英魂不泯，感怀将军恩及黎庶。
  （兰山区、莒南、沂水县政协供稿郑邑、庄虔玉、江波撰杨丽整理）
  回忆张苇村
  张苇村，学名航海，山东省郯城县小岭乡（今属苍山县）柞城前村人，出生于1897年。他自幼家贫，但天资聪颖好学，志高气豪，因而际遇风云扶摇直上，学生时代就被选为国民党“一大"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北伐革命后，任国民党山东党政大员，可谓高官厚禄、光祖燿宗，宿愿已偿。然而正当他志得意满之时，却突然被刺身亡，时年38岁。笔者与张氏同在山东公立医学专门学校（简称医专）求学，朝夕相处，对其活动情况、起家过程以及被刺的原因有所见闻。但时过60余年，记忆不清之处在所难免，尚望知情者加以指正。
  医专求学
  山东公立医学专门学校是当时山东公立6大专门学校之一。该校创办较早，校址在济南北园杨家庄，占地数十亩，原是1906年同盟会山东主盟人刘冠三集资创办的山左公学旧址，1917年公学停办后开办医专。学校校舍宽敞，免收学费及住宿费，只收讲义费，每学期10元（期考80分以上者免收）。入学资格凭旧制中学或师范毕业证书报名、考试、录取。当时中国教育是参照日本学制，各省多设专科学校，综合性大学很少，亦多无医学系，所以山东10个省立中学及济南、青岛的私立中学、教会中学毕业生少数去北京、上海升学外，大部分人为节约学费，就近报考山东专门学校。张苇村1921年秋季考入医专第六期，他是由曲阜第二师范毕业又在郯城县高小任教2年后才升学的。
  127我是1922年秋考入医专第七期的，比张苇村低一级。
  该校校址离市内较远，交通又不大方便，班级也不多，每班也只录取30—40名。当时医专学生有一个特点：年龄较大，农村来的多已结婚，而且性情温和，不善交际，与法、政、工、商等几个专校学生不同，只求学到一技之长不至毕业后失业为目的。惟张苇村与众不同，是学校中活跃分子，同宿舍中他年龄最大，公推他为室长。他平易近人，办事老练，并且能说会道，善于开导人。同学们有思想问题、个人矛盾或不守校规者，经他一说便迎刃而解。他中等身材，黑红四方脸，体格非常健壮，同学们给他起了个 “包黑”的外号。
  山东学联起家
  在“五四”运动时期，山东济南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成立了山东学生联合会，当时医专的学生代表是姚志轩，并被选为学生联合会负责人。1922年夏，姚志轩在医专毕业，即赴日本留学。暑假开学后，山东学联改选，通知医专另选一名代表参加。于是学校通知各班酝酿推选，大家异口同声就叫“包黑”去吧!全校开会选举时，同学们一致举手通过张苇村为参加省学联代表。当时张苇村很激动，当场起立表示态度，大意是，医专是在辛亥革命前5年，由革命先辈刘冠三先生所创办的山左公学校址上建立的，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当时的校长马冀良、学监岳子穆、教师赵华叔等都是早期同盟会员）。因此，医专的同学们应把这一优良传统继承下来，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精神，积极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我这次承蒙同学们推选为学联代表很受感动和鼓舞，我一定积极工作，努力奋斗，决不辜负同学们的信任和委托。会后，由校方备函介绍张苇村到学联报到。学联
  选举时，张苇村当选为山东学生联合会会长，同时还被推为山东出席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代表。
  1923年春，张苇村代表山东学生联合会到上海参加会议，并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张苇村从上海回校后，同学们一见他神气十足，身穿中山装，头戴礼帽，不是土里土气的“包黑”了。他在全校学生大会上作了汇报，他说，这次全国学联大会的口号是“发扬民主，提倡科学，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促进国家团结统一”。目前，孙中山先生在接受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后，下决心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聘请苏俄代表鲍罗廷为顾问，研究国共两党合作。现在国共双方均派出代表到上海研究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在大会召开前，广泛吸收中共党员及革命分子加入了国民党。我们这次在上海参加全国学联大会的各省代表大部分都被吸收加入了国民党，包括我在内（大家鼓掌）。张苇村口才很好，又善于鼓动，讲话从不用稿，他能说得两嘴角唾沫成堆，连续演讲两三个小时也让人听而不厌，可谓是个宣传能手。
  参加国民党“一大”
  1923年年底，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孙中山完成了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和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开幕。张苇村是被孙中山指定的山东代表，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张苇村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国民党“一大”闭幕后，张苇村回到学校。当时医专规定三年
  级的学生要从北园本校搬到商埠纬八路分校附属医院，半日上临床课，半日到各科轮流实习。因分校无学生宿舍，所以学生个人自想办法租房居住。我是住在亲戚家的，张苇村在纬八路路西离医院不远租了两间北屋住，并将妻子也从原籍接来一起生活。在这个时期，张苇村除了开会和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外，主要时间还是在医专学习。有一天下课后，他约我到他家玩，我就一同去了。进屋看见他妻子刘锦文和孩子民生（才三四岁）正在家，我便对刘锦文说;“我早应该前来给您道喜了，苇村兄连中三元，现在已是金榜题名了，将来青云直上位列三台是不成问题的，可喜可贺。今天一来是贺喜，二来是拜望嫂夫人，三来是听听苇村兄去广州开会的消息。"张苇村忙接过去说：“好消息多得很，此行真是大开了眼界。"边说边从抽屉里拿出很多照片叫我看，最长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合影，一张是参加列宁追悼大会的合影，还有国民党“一大”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合影，以及张苇村在孙中山府上与中山先生、宋庆龄夫人、孙科等人的合影留念。另外，还有与李大钊、廖仲恺等代表的合影。他逐个指点照片上的名人介绍给我看，并说：“散会以后，我们外地代表亦分别去晋谒孙中山先生和一些元老，这张在中山先生府上吃饭的照片，就是我去拜谒先生辞行时的合影。先生和蔼可亲，与我谈了一个多小时，便留我吃午饭。他问我北方情况如何，我就把了解的情况向先生作了汇报。中山先生说，我们这次会后，决定再度北伐。中国存亡就在于我们能否北伐。如能北伐，革命便能成功，中国便可以生存下去;如不能北伐，革命就要失败，中国便灭亡。因此，我们要动员滇、粤、桂、湘、赣、豫军全部参加北伐，并决定迁大本营于韶关。临行前我请示先生有何吩咐，中山先生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还没有毕业，仍当以领导好
  学联为要，任何时候以作好党的工作任务为主，后起之秀任重道远，要时刻勿忘党的培养。最后还让我走访一下蒋介石、陈果夫（当时蒋、陈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正、副部长）、廖仲恺、李大钊、丁惟汾等元老派，请教了今后的工作。我至今仍感到肩膀沉甸甸的，担子不轻啊!”我们又谈到了学习，他说：“开会期间空课很多，尚得备课准备期考，好在是实习课，争取暑假多补习点。”我一看天色已晩，便起身告辞。张苇村夫妇留我吃晚饭，我婉言谢绝了。
  赴京看望孙中山
  1924年11月3日，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之邀北上，在广州起程时就觉得身体不舒服，但为了谋中国统一之大计，他勉强支持病躯，冒着北洋军阀暗害的危险乘船绕道日本，在船上由于浪大颠簸和风寒侵入，肝区隐隐作痛。12月24日到达天津，又因患感冒发高烧，只好在天津休息治疗一个星期。12月31日才乘车到达北京，在北京车站有10万多群众赶来欢迎，李大钊亲自前往迎接。此时中山先生因病重已不能对群众发表演讲，只是由别人代为宣读了一个书面讲话稿。这时张苇村由济南赶到北京，四处请医生到北京饭店为孙中山先生看病治疗，并且发电报请山东医专附属医院外科主任王伦（日本医学博士）到京会诊。诊断可能是肝癌，先配了药水口服，建议早做手术。据当时报纸报道，服药水后稍觉见轻。1925年1月25日，孙病情突然加重，不能进食，26日被送入协和医院，当日下午即进行手术，腹腔打开肉眼一看就明显为肝癌，从肝上取下一点肝组织作病理检验，检验结果证明确是肝癌，且已届晚期。当时只有一线希望，就是待伤口愈合后用镭锭照射。十几天后，伤口基本
  愈合，经进行几次照射，病人除感痛苦稍轻外，病情不见好转。于是，2月18日由宋庆龄陪伴将病人转到铁狮子胡同住处。张苇村仅是一个尚未毕业的医专学生，只能起到联系医生、接待会诊和协助护理的作用。当时也请中医诊治，但药物无效，病情越来越重。孙中山先生从病重住院到逝世，张苇村一直守候左右，直到在北京料理完孙中山遗体安放之后，才回到济南。返校时左臂佩带黑纱，很久如丧考妣，同学们有的说“包黑”家里死了爸爸了吗？但知情者无不表示哀悼慰问。因六期学生临近毕业，张苇村即积极准备参加毕业考试。1925年6月底张苇村医专毕业。从此，我与他长时间失去联系。
  离校之后
  张苇村毕业离校后，听说是在徐州以开诊所为掩护，主要是做国民党党务工作，当时山东各地的国民党员发展和县党部的组建都由张苇村分工负责，他与王乐平、范予遂等都有工作联系。
  济南“五三惨案”后，国民党中央任命张苇村为山东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陈调元主鲁时聘张苇村为山东省政府参议。1930年韩复榘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时，张苇村复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常务委员并兼“肃反专员”。此时张苇村因投靠蒋介石而得到“CC”头子陈果夫的重用。其原因是韩复榘并非蒋的嫡系，张又与韩毫无历史渊源，而张数年来在山东组建国民党的工作已有相当基础，因此由张监视韩的活动甚为合适，于是陈果夫便按照蒋的意图向张苇村面授机宜说：“你对韩要阳为亲密，暗探其阴谋，随时向中央报告。”开始张苇村竭力听命于蒋、陈，经常秘密搜集韩在各方面的情报，如扩充军队、截
  留税收、排斥中央来人等。有一次张苇村还当面对韩复榘说：“中央命令你把两个军、五个师缩编为两个甲种师、一个乙种师，手枪旅缩编为团，为地方部队，你为何漠视命令拒不执行，加重山东人民的负担?”韩听后置之不理。张苇村还说：“党军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对得起中央付托的重任。我是党务负责人，有权过问山东的军政大事。”韩听了这些话自然极为不满，但韩知道张是本省人，在各方面都有些势力，同时又有蒋作为后台，因而不便当面得罪，只在背后大骂张苇村是个“党棍子”。后来韩复榘发现张苇村贪财好色，便利用金钱美女对张施以收买拉拢，又令驻防临沂的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拜了张苇村之父张敬亭为干爹，还在临沂城为张敬亭盖了一处住宅，以后韩又通过展书堂向张苇村说破蒋介石的为人，以及韩对他的诚意。经过韩从各方面做工作，张苇村一方面感到在“CC”的控制下毫无自由，另一方面也看到韩复榘兵力雄厚，对己赤诚，认为与韩合作独霸山东很有前途，所以就将陈果夫对他的指使全部告诉了韩复榘。韩对张的投诚告密十分满意，因而对张更加优遇，特别在物质馈送及精神安慰上均使张感到极大满足。张苇村为向韩表示自己的真诚，还自告奋勇为韩刺探“CC”的意图。1932年秋，韩出兵驱逐刘珍年，蒋介石意图使刘峙由徐州出兵北上夹击韩军。张苇村闻及此事，马上发动山东各界地方团体电请中央，列举刘珍年割据胶东压迫人艮的种种罪行，请求驱刘。张还以省党部名义电请中央顺从民意，应立刻调刘离境，以息战火，为韩帮了大忙。刘珍年去后所遗兼任山东省政府委员一职，韩力保张苇村兼任。蒋、陈以张兼任省政府委员可能更多地了解韩的情况，立即任命张苇村兼任山东省政府委员。1933年春节，韩应邀到张苇村家吃酒，张向韩献策说：“临郯地区是山东的南大门，距徐州很近，时有'共匪，出
  没。为加强那一带的防守和控制，如能在台潍公路之侧的柞城建一座新县城，派兵驻守，实为战略之需要。”张还献媚说：“此城可用老兄之字'向方'命名，以纪念老兄在山东的治绩。”韩复榘听后甚为高兴，不久就准备调拨粮款在张苇村的老家——柞城修建“向方城”，并决定派张绍九部驻柞监工。此事当时济南报纸曾有报道。同年7月，临郯人民不堪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爆发了闻名全省的“苍山暴动”。自此之后，“向方城”也就杳无消息了。
  张苇村与韩复榘合流的事，终于被“CC”发觉，陈果夫把张苇村叫到南京大加斥责和恫吓，说张是叛变行为，中央有权随时处置他。张苇村表示愿意悔改。陈果夫为了不造成蒋韩马上分裂，仍叫张苇村回山东戴罪立功，但却又指使国民党“中统局”山东省调査室主任谌峻岑作为张苇村的监视人，要张随时向谌报告工作。谌本是张的下属，现在陈果夫却要张向谌汇报工作，张苇村自然感到是最大的侮辱，同时他已意识到“CC”可能已授权于谌，随时可能制裁自己。因此，张苇村回山东后便将陈果夫的谈话和安排全盘告诉了韩复榘，并表示了自己的耽忧。韩复榘说：“我为你作主，不要怕他们。”
  济南被剌
  张苇村是1935年1月2日晚为举行“新生活”运动提灯会，带队进入商埠进德会时被刺的。当时我在周村二十二师军医处任主任。1月4日那天，我从济南报纸上看到张苇村被刺的消息，不胜惊讶！其被刺经过，后来听说是这样的。张苇村带队入进德会后，即指示机关干部和大批群众就地解散，有的去听戏、看电影；有的在院内观灯游玩。张苇村因感觉疲劳，无意去看热
  闹，想回家休息，便与卫兵杨金鑑一起，从拥挤的人群中向东南奔柏墙甬道绕道北行，准备走偏门乘车回家。因为预谋刺杀者平日摸清张每次去进德会都绕行此道，已成习惯，所以就在柏墙阴暗处设下埋伏。当张苇村走到此处时，3个凶手从背后连放3枪，卫兵杨金鑑首先中弹应声倒地。紧接着凶手又连放几枪，张苇村身中5弹，当场毙命。
  当时进德会院内鞭炮连天，人声嘈杂，几声枪晌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好在杨金鑑是左肩臂负伤，尚未致命，心里很清楚，但只是半身瘫痪失去了还击能力。当他爬起回头望时，3个凶手一高二矮，穿灰布大褂正向西分散跑入松林。杨金鑑大声呼喊有刺客，也无人应声，他只得忍着剧痛，好不容易跑到进德会门外的军警分所报案。军警分所立即电话报告韩复榘张委员被刺。韩还问哪个张委员（因省府还有个张鸿烈委员）？韩当即命令进德会内外戒严，禁止行人出入，并命令公安局长、军法处长等人立即赶赴现场，査捉凶手。正在欢闹沸腾的进德会顿时影剧停演，烟花息燃，众多游人惊慌地拥挤在大门口听从军警搜查。一直扰攘至深夜12点多钟，留下十几个穿灰布大褂的，次日问明都是某商号的夥友，即取保释放了。
  案发后的一天上午，韩派兵包围了省党部，逐个办公室进行搜查，竟在谌峻岑办公室的写字台内搜出全新手枪一支，枪口弹迹有新放的烟迹未擦，枪弹规格与刺杀现场捡到的弹壳口径完全相符，还搜查出谌向中央密报的有关韩、张情报底稿。因此，即以重大嫌疑将谌峻岑逮捕。蒋、陈闻讯后，曾派人与韩交涉把谌交南京审问，韩置之不理。韩复榘用尽百般严刑，要灌承认张苇村是他杀的，谌死也不招。直到1936年3月14日报纸登出谌畏罪自缢身亡狱中。
  张苇村死后，韩复榘电请中央拨款2万元为张治丧并举行公葬。当时报载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等人发了唁电。青岛的沈鸿烈、谢刚哲、葛光庭等人闻讯均亲到济南吊唁。我以闻讯较迟，当即函托在济南同学代向其家属吊唁慰问，同时请代列名共送花圈，至期我去济参加追悼会。追悼会在济南市经三路纬五路南头原济南商埠公园内举行，韩复榘亲临主持，国民党中央也派员参加，以及济南各机关团体来宾约500余人。我还看到范予遂的夫人王玉襄和王乐平的女儿王贞民也参加了追悼会，并同坐马车去送殡。墓地建在东围子门外黄台，起灵后，一时哀乐大作，仪仗队、祭帐挽联队、送殡汽车、马车队等，浩浩荡荡长达数里。我和同学10余人因无交通工具，送出公园门外即停留在公园东侧之国民医院（该院也是两位同学开的）休息。同学们均不常会面，难得一聚，谈话中很自然地将话题议论到张苇村身上，有的说张苇村才高气豪，毕业仅10年即青云直上，已成为中央人员及山东党魁，不能不算是少年得志。然不幸被剌身亡，年仅38岁，令人婉惜。有的说张苇村起家是经过我们同学捧起来的，未毕业即被选为国民党“一大”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但离校后一直到任山东省党部委员这个期间，对同学感情淡薄。其实，同学中没有人去麻烦过他，而他也从没有给同学帮忙办过什么事，甚至他从未介绍过一个同学加入国民党，因此平时与他很少来往。还有的说，张苇村才华过人而道义不足，他步步登高眼皮只往上看，所以他看不起同学，对下属恐怕也是这样脱离群众，这也可能是他不幸遭遇的原因之一。有位与他在大布政司街开华威医院的最要好的同学潘冠馨说，苇村因上下班时路过我院，常顺便到医院里谈谈，他也曾托我给他办些家务事，有人说他贪财好色，我认为言之过甚。据我所知，当前军政大员哪个不趁机捞个十万八万
  的，而苇村最多也不过一两万。俗话说，官久自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今“党官”还是清水衙门无财可贪的。好色一点，无确凿的证据。其夫人刘锦文是他在郯城任教时恋爱而结婚的，感情甚好，人所共知。苇村在武汉被捕时还连累刘锦文在徐州家中也被捕，患难夫妻更不至于使苇村另有新欢，在社会上逢场作戏应或有之。苇村不算富有，生前曾慷慨解囊倡办建国中学、平民医院，热心教育、慈善事业，较之其他达官贵人高尚得多。不过苇村叛蒋投韩酿成杀身之祸也有难言之隐，咎由自取，悔之已晩。最后同学们对张苇村的看法大致相同，在国民党“一大”后，受国民党北方地方执行部领导时，工作尚称顺手，至北伐革命来山东后，直到归“CC”集团领导，即处处受限制以至施加压力，张苇村确有难言之隐。因此，张苇村之死是蒋、韩矛盾尖锐化的牺牲品。总而言之，自古宦海浮沉是无情的，这也可说是对张苇村一个小小的盖棺论定吧！
  （苍山县政协供稿姜维翰撰）
  四十军临沂抗战
  在临沂城乡年过60岁的老人，一提起抗日战争来，没有不称道庞炳勋的四十军的。其原因就是这个军队在临沂抗战时奋不顾身，勇敢杀敌，所以几十年过去了，仍然在群众中留有很好的印象。我曾在四十军多年，并参加过临沂战役，现根据记忆走访写出以下回忆文稿，尚待知情者补充修正。
  战前形势
  在华北大片国土沦陷后，敌军又疯狂地向山东进犯，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逃，山东大部地区沦陷。1938年1月敌板垣第五师团在青岛崂山湾、福岛湾登陆，青岛守备司令沈鸿烈南撤，敌遂占领青岛，又沿胶济铁路西进，从潍县（今潍坊市）经诸城沿青沂公路南下，3月初旬，敌已至莒县并向临沂进逼，企图与津浦线上的敌矶谷师团会师徐州。
  徐州由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坐镇，指挥着汤恩伯的二十军团，下属十三军（汤自任军长）、五十二军（关麟征军长）、八十五军（王仲廉军长），在徐州外围枣庄、抱犊窗、苍山、郯城一带，截击敌人，保卫徐州，并奉命在鲁南打游击，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在津浦路滕县至徐州段迎击敌人。
  此时，京沪已陷，华中之敌正沿津浦路北上，徐州十分危险，在这紧急关头，来自青岛的板垣师团，还附骑兵、炮兵、飞机、坦克向临沂进犯，临沂尚无部队驻守，李宗仁忙把守海州的庞炳勋
  第三军团调临沂，堵截南下之敌，以保卫徐州。
  四十军官兵就是在这种情势下高唱着救亡歌曲，连夜行军，向临沂急进的。
  四十军简介
  第三军团原系西北军冯玉祥先生旧部，是由军长庞炳勋一手培植起来的。庞军长在几十年内战中由营逐步扩展成军，主要是靠他善于观察战局，保存实力，所以有人说他是“不倒翁”。蒋冯战争时，他率军投奔蒋介石。蒋介石一向排斥异己，杂牌军待遇很差。庞军名义上是军团，实际上只有四十军三十九师5个步兵团，人员才万来人。
  抗战开始后，冯先生在河北省组织抗战，四十军在沧县参加会战，损失很大，调往苏北东海县整训。庞军长下令士兵回家招兵，不到一个月就补齐了兵额。但是一向歧视杂牌军的蒋介石，借口庞军兵员不足，又要取消一个团的供应，这一来使庞军长非常为难。他去会见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两人交谈很投机，李破格为庞说情，使蒋介石收回成命，仍保持了5个团兵额的供给。庞及四十军官兵都非常感激，纷纷表示愿为国家民族重上沙场，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当听到敌人已到达莒县、临沂危急的消息时，都要求北上杀敌。适长官部急电四十军开赴临沂，四十军星夜出发。当时我已是学兵队的学员。到临沂后，司令部就驻在我的母校——临沂乡师院内。
  临沂战役前夕
  临沂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敌人为了会师徐州，要抢占临沂，李长官当然不能轻易放弃临沂，故急电庞军长星夜阻击来犯
  之敌。四十军令作战勇敢闻名的补充团李振清团长为先导，首先急行军到达青驼和垛庄，与敌板垣师团的先头部队接上了火，一举将敌赶回数十里。日军后续部队赶到后，又向莒县前进，双方对峙局面形成，临沂才得以安全。庞军长令三十九师师长马法五以一团兵力守城，以两个步兵团在城东沂河岸公路正面，构筑工事，破坏公路，阻止敌人，控制一个团作总预备队，驻守东洋桥九曲一带待命。敌板垣征四郎异常骄横，声言3天拿下临沂。但经过几天接触，伤亡很大。他摸不清四十军所在，便盲目炮轰各村，致使大火蔓延，彻夜不息;枪声如过年火炮。在太平村以南守阵地的各部队沉着应战，不到有效射程绝不开枪，因而敌损失很大。但敌依仗其精良装备强攻硬上，我方也损失很重，伤兵源源下来，群众热情慰劳。我在学兵队经常听到庞军长向上级打电话要求派兵支援。有一夜情况十分危急，预备队全部拿上了，特务连、学兵队也上了阵地。军长打电话给李长官说：“我的部队全拿上去了，只剩我瘸子一人了。”
  3月11日早传来胜利消息，说在于埠庄得了好几辆敌人汽车，打死很多敌人，大家都很兴奋。谁知到夜间敌人又攻上来了，来势凶猛，阵地上几次拼了刺刀，王大章营在于埠全营壮烈牺牲。庞军长既报佳音，又再三告急。当时，徐州的中外记者都惊奇中国杂牌军顶住日本精锐敌军，但也为四十军担心。
  3月20日，庞军长、马法五师长到前线督战，士气大振，5个步兵团都损失过半，三官庙阵地前尸体遍野，士兵眼都红了，霍霍磨刀，准备与敌决一死战。
  战役胜利经过
  1938年3月12日，张自忠军长奉五战区李长官令，率五十
  九军飞驰而至，前来解救临沂之危。张军长与庞军长一起会商对敌策略，决定四十军仍维持现状，继续抵抗；五十九军过初河到茶山附近，向东攻敌之侧背，迫敌向后龟缩，四十军再出击;两面夹攻，克敌制胜，以收保卫临沂的实效。
  3月14日，五十九军全部到达朱泮村，张军长命两个团东渡沂河，向汤房崖、亭子头、郭太平之敌展开攻势，白天黑夜连续冲杀使敌措手不及，仓惶应战，在太平附近不敢前进，四十军阵地前也减少了压力。
  五十九军继续作战伤亡太大，战区李长官令其撤出战场。张军长一面请示长官部，在撤离临沂之前，全军再作一天攻击战，然后向南转移;一面通报四十军庞军长，约定3月22日同时反击，这时天降小雨，道路泥泞，不利敌人行动，两个军发起冲锋，一时杀声震天、枪炮齐鸣，大刀、手榴弹、刺刀一齐上，敌不支弃辎重逃回汤头，板垣则逃往莒县，大煞了鬼子的气焰和威风，这就是在临沂大败板垣师团的经过。
  临沂沦陷
  敌吃了败仗，很不服气，又由大连调坂本独立旅团，从青岛登陆前来支援板垣师团。3月24日，在飞机掩护下，敌炮兵、骑兵、装甲兵一齐出动，疯狂反扑。时五十九军完成了支援任务，除留一部守城北阵地外，其余已撤出临沂战场，四十军又回原阵地加固工事，准备再战。
  3月27日，敌军又至太平一带，开始向独树头、桃园、三官庙、于埠我阵地前沿进行火力侦察，我军利用伪装地堡工事掩蔽行动，敌迫近阵地即以机枪扫射，再近始用步枪射击，最后是以大刀、刺刀、手榴弹拼杀，就这样反复冲杀数昼夜，敌我死伤均很
  惨重。我伤员包扎后即重返阵地。4月初，我学兵队奉命赴徐州接新兵2000人，均系监狱在押犯人，提前释放，叫他们战场立功赎罪。这批犯人多是亡命之徒，在接运途中跳火车、爬墙越房逃跑了一部分，到达临沂后充实到前沿阵地，据说作战还算很勇敢。
  四十军苦战两月余伤亡殆尽，弹药也完了，宠军长说：“死也死在临沂!”但到4月中旬，阵地逐渐不支，东桥附近敌人虽未到达，板垣却从城西绕道南下，以一部包围临沂城，从西门攻入城内。我四十军三十九师的三三四团率张里元的一部分保安队从城内撤出，临沂陷入敌手。敌在城中大肆烧杀，未走的群众均遭毒手，死数千人，仅西门里就被机枪射死数百人，四十军伤员未撤下的均遭杀害。庞军长泪流满面地离开了临沂。时在1938年4月23日。
  （兰山区供稿田玉峰撰）
  张自忠五十九军与临沂大捷
  1938年三四月间，在临沂与日本侵略军板垣师团作殊死战的五十九军，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旧部，芦沟桥事变时，由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三十八师扩编的，军长张自忠将军。他治军严整，所以五十九军是一支守纪律、爱百姓、爱祖国的军队。“七七”事变后，曾参加北京、天津、廊坊作战，后奉命集结沧州一带，参加了津浦北段3个月的抗日战役。扩编为五十九军后，于1938年2月由豫北一战区拨归五战区李宗仁指挥，参加了淮北战役。3月中旬奉李长官急电，由滕县赶赴临沂，以解庞军（四十军）之围。我当时是该军一百八十师的作战参谋，多次直接参加第一线指挥作战，对战况知之较详。
  战役第一阶段
  临沂战役前五战区总的敌我态势为：我津浦南段于学忠兵团仍在淮河北岸与敌对峙;津浦北段邓锡候、李延年部在界河两下店等地与敌交战；陇海东段海州除海军陆战队外，由六十九军缪徵流（东北军）防守;我四十军庞炳勋部，已与日军板垣师团在沂北穆陵关东南之线交战中。此时战区未交战部队计有汤恩伯、孙连仲、广西兵团及五十九军等机动部队，约有30万之众，战区司令部设在徐州市西郊卧牛山附近。敌华中侵咯军鏖战上海两个月后，又沿长江占领南京，并渡江占领蚌埠，正准备北进；华北侵略军以矶谷、板垣两师团为主力，分两路由津浦、胶济南进;矶谷师团约5万人已占领泰安、济宁、兖州等地，正向两下店前进；
  板垣师团由益都南下，已将庞军所守穆陵关占领，正沿青沂路南进，与庞军节节交战，战况激烈，庞军伤亡极大，正向临沂城撤退中。敌并用海军佯攻海州，以策应侵华的南北大军，向徐州五战区进行包围。
  在此形势下，五十九军于3月3日奉长官部命，用火车输送至滕县西鲁村大瓦屋附近集结待命。8日又奉命分两路向济宁孙氏店之敌攻击，以策应铁路正面之作战。9日正当出发前，奉李长官急电：临沂城庞炳勋部被围至急，危在旦夕，着令五十九军放弃前任，改命于12日赶到临沂城郊，协同庞军作战，并属庞指挥。同时，李派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贻随军前往协调两军作战。张自忠接令后，马上电话命两师长（该军辖一百八十师和三十八师）各团分别于滕县官桥、临城等站登车至=县下车，用急行军速度，限一天一夜赶到临沂西郊。三十八师住砚台岭附近，一八 〇师住白衣庄，我奉一八〇师师长令，先乘汽车于11日下午到达临沂城与庞军联系，并向专员张里元、电话局长张筱轩详细询问了敌情。因张专员系先父老友，张筱轩是我的知己，他们反映的情况与我派便衣侦察的情况基本相符，因此我得到的情报较为准确。
  五十九军及所属两师部队，先后于12日按时到砚台岭、大岭、白衣庄一带集结待命。当日张自忠、徐祖贻也到达，并共同进城与庞军团长会商作战方案。庞的意见是，以五十九军接替城防，死守临沂；以一部沿沂河西岸设防，待敌进犯与敌决战。张自忠不同意死守。他说：“我五十九军两师10个团，有25000人，久经训练，有战斗力，且有与日敌作战经验，与其等着受敌攻击，不如我军侧背出击，以解临沂之围。”庞仍有顾虑。经徐祖贻参谋长一再和庞、张协调，才确定了五十九军以攻代守的作战计划。军
  长回部召集黄维钢（三十八）师、刘振三（一八0师师长）两师营长以上长官开会，进行动员。13日，军部下达命令：三十八师黄维钢为左纵队，于13016时出发沿角沂庄、曲坊、白沙埠、朱潘到无梁店、小安子，师部位于小安子，以两旅为攻击队，一旅为预备队（位于刘家湖附近）。攻击目标左起佛坊头、汤坊崖、白塔至沙岭子之线。务于明日早4时强渡沂河，向当面之敌猛攻。一八〇师刘振三为右纵队，于13日16时半出发，经王庄、十里堡、谢家宅到达邵家双湖集结，师部位于邵家双湖。以一旅为攻击队，左接三十八师沙岭子，右至柳杭头之线，主攻目标为亭子头、郭、徐太平村，务于明日早4时强渡沂河向亭子头之敌猛攻。两军要密切协同。军部山炮营以一连归一八O师使用，其余归三十八师，军部及直属随三十八师前进，在朱潘指挥全军作战。两师受命后，准时在河宽百米、水深及膝、河水冰冷的情况下，完全强渡了沂河，开始了临沂战役的第一个阶段。
  左翼三十八师黄维钢部，以李九思部（一一三旅）为左翼攻击队，以赵金鹏团渡河向佛坊头、汤坊崖攻击，另以一营占领何家宅子及茶叶山高地掩护师的攻击;李金镇部（一一二旅）全力攻击敌沙岭子主阵地并与右翼一八O师取得联系;董升堂部（一一四旅）为预备队，位于刘家湖，随时策应第一线作战。另派一营同军部骑兵营在茶山后石家屯，对新河村、山南头严密警戒，以防敌迂回。右翼一八O师刘振三部以二十六旅张宗衡部为主攻部队，六七八团崔振伦部强渡沂河主攻亭子头，并派队与左翼三十八师联系；六七六团张文海一部对柳杭头实行警戒，并随时消灭该方面的敌人，其余为预备队，位于大姜庄;三十九旅祁光远部为师预备队，位于中安静附近，策应第一线作战。
  右翼主攻队崔团渡河后，即由亭子头村西、北两面猛插村
  中，开展激烈的村落战，到14日下午4点左右，守敌七八百人被我消灭过半，敌无法支撑，向郭、徐太平撤退。崔团长率三营预备队段逢源部向该敌猛追，顽敌仍在太平利用房屋顽强抵抗，并由其后方增援，我二十六旅张宗衡旅长令张文海团长亲率两营及时赶到，将援敌击退，协同崔团扩大战果，两天内，便将郭、徐太平及大小太平等六七个村子全部占领，构筑工事与敌对战。一八〇师在这两昼夜的战斗中，团副营连排长伤亡三四十员，士兵伤亡近千人。
  左翼三十八师二二五团经日夜激战，始占领佛坊头、汤坊崖。敌酋板垣为夺回阵地，令其炮兵（野重炮）向我茶叶山何家宅子等地猛烈轰击，同时亲调其预备队，向白塔、沙岭子增援;并组织力量向佛坊头反扑。虽经两日夜血战，佛坊头仍在我手。此时一一二旅李金镇部遇到极大困难，因沙岭子村大而分散，敌沿河筑有多处据点，主攻部队渡河后是一片沙滩，无法隐蔽接近，进攻两天两夜，伤亡五六百人，无一点进展。在此情况下，板垣调后方有力部队2000余人，于17日午夜由沙岭子以北两旅接合部强渡沂河，占领河西我官庄渡口，18日又进占我船流、苗家庄，并正向刘家湖突击，与我左翼预备队一一四旅发生激烈战斗。张自忠军长得悉此情况后，马上电令两师作了如下调整：令三十八师一个团固守茶叶山何家宅子高地，对河东进犯之敌予以阻击，要不顾任何牺牲坚决守住阵地，以为我军的支撑点;令石家屯的军骑兵营，协同该地步兵，向新河村进击于河东，袭扰敌之侧背；令三十八师除一一四旅在刘家湖激战外，河东部队全部撤回，以加强茶叶山沿河阵地防御;其余均集结无梁店、小安子以南地区，以加强一一四旅之作战，严防敌再继续西窜。师部仍住小安子，不准移后一步，并令师长要亲到第一线督战。一八〇师所占
  沂河东岸之村庄全部放弃，撤回河西，师部在邵家双湖。军部仍在朱潘。
  部队及时调整后，双方又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敌与我三十八师争夺茶叶山阵地的战斗十分激烈。敌人每天集中野重炮及飞机，日夜轮番向阵地狂轰滥炸，并接连组织步兵强渡沂河，向我高地攻击，每日几次，均为守军奋勇击退，双方死伤极重。刘家湖一一四旅二二八团与敌搏斗尤为残酷。18日在村外与敌争夺一天，黄昏后，敌突入村内，占领村的东半部，我仍据守西半部，村中央有一大水坑，方圆有数亩，水深1米以上，双方即在水坑两边互相对战争夺，坚持不下，19日晚，旅长又将二二七团投入战斗，仍拉锯不止。村中水坑边上，双方死尸累累。到20日早我军仍坚守原阵地。
  这时我军伤亡惨重，三十八师官兵伤亡近4000人，一八〇师也近2000人，全军第一线作战部队营长伤亡1/4，连排长则换了一遍，临沂至新安镇车站，老百姓运五十九军伤兵的担架昼夜络绎不绝。敌人伤亡也极大，对我军的攻击再不像开战时那样凶了。徐祖贻参谋长见五十九军伤亡太大，电李长官说明战况，建议令该军撤出战场，稍加整补再战。此意见告知自忠军长后，张军长当即请求徐参谋长转请李长官，再允许五十九军打一天一夜，如果不能把敌人打退，我军再撤。经李长官许可后，张军长即召两师师长来军部，当面对黄、刘师长说明敌我情况：敌我双方伤亡很大，都在苦撑，战争的胜负，决定谁能坚持苦撑最后5分钟。我已要求李长官再打一天一夜，如果不能打退敌人，我们即按命令有计划撤退，绝不紊乱，你们到一线分别给官兵讲清楚。另外军部下达如下命令：
  3月21日，军师山野及重迫炮等全部推进到两师第一线，
  把所有炮弹带上，听候第一线指挥官命令，在黄昏前将全部炮弹向敌阵地射去。
  军部仍在原地，由副军长指挥，张军长带手枪营到三十八师第一线，令通讯营把第一线的团营连电话搞好，保证畅通无阻。
  三十八师黄维钢师长带领预备队到刘家湖第一线指挥，限令黄昏后将所有炮弹射完后，令一线部队一齐出击，并把夜战的暗号规定好。
  一八O师刘振三师长和祁光远旅长亲到诸葛城一线指挥，将炮弹射完后，七一五团全团向苗家庄之间及时策应两师作战。命令下达后，两师按时完成出击准备，入夜后，三十八师首先以压倒之势冲入刘家湖东部敌占区，经过3个小时拼杀，将敌全部击溃，敌遗尸400余具，向官庄方向逃去。三十八师迅速收复各村，22日拂晓进至官庄河岸布防。一八〇师与三十八师同时开始向苗家庄敌人进击，开始遇到敌顽强抵抗，遂展开了逐屋逐巷的争夺，直到午夜敌遗尸近200具，有的敌军官连割去一只手的机会都没有，而仓慌退去（日军战场平常遗尸极少，即不得已遗弃，也要割一只手给他的亲人）。敌先后于22日经董家官庄向汤头退去，仅在董家官庄，留有警戒部队掩护，主力均在汤头镇待援。我军即令一八〇师派一旅向董家官庄追击，其余部队除沿河西岸茶叶山警戒外，全部集结刘家湖、邵双湖一带休息整补，待命行动。
  以上这是临沂战役第一阶段的概况。在这个阶段中有几件事补充叙述如下：
  我军与板垣师团作战第一个回合，我军伤亡官兵近9000人，就各方面侦知和老百姓所见及遗弃战场的尸体，估计敌人也伤亡在6000人以上。
  三十八师在刘家湖俘敌玉利陆夫供称：板垣师团除有3个步兵联队（长野、片野、栗饭）外，附有骑炮兵各一联队、装甲车大队，飞机数十架及后勤部队约3万人。刘家湖被我歼灭的是片野联队（内牟田大队全部）共一千数百人。一八O师在苗庄附近共歼敌四五百人。
  由于五十九师纪律严明，军民关系融洽，当时的临沂专员张里元动员全县老百姓积极支援抗日，送伤兵，送弹药，作向导，通情报，对鼓舞士气起了极大作用。
  五十九军与日本板垣师团在临沂一周的战斗，使其一退五六十里，到汤头镇整补待援，板垣因羞于败我，极欲自杀（日本杂志有此记载）。
  中国杂牌军队击溃了优势装备的板垣师团，对我抗战部队的影响极大，全国各战场特别是本战区正在台儿庄与矶谷师团鏖战的孙连仲（冯玉祥部）、关麟征（中央军）及于学忠等部队，大大增强了打败矶谷的信心，对获得台儿庄大捷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战役第二阶段
  敌板垣师团主力自20日撤退到汤头镇整补待援，在汤坊崖、董家官庄留有重兵固守，掩护待援，我追击部队到达该线，遇到坚强抵抗，未能攻下。23日我一八〇师刘振三令三十九旅祁光远旅长亲到白塔指挥，务将佛坊头以东数村攻下，我也奉命在第一线督战;该旅一天数次攻击，未能进展。下午3时左右，根据情报敌人从后方有大批部队增援，不久接军部通报：敌坂本独立旅团今天下午由青岛赶来汤头增援。24日晨7时，敌开始先向白塔附近炮击，其步兵在炮兵掩护下，向我三十九旅第一线进
  攻，我军沉着应战隐蔽阵地中，候敌进入射程后卒然集中猛射，敌伤亡很大而停止。如此反复数次，由于下雨，官兵在新筑的阵地中，冒雨浴血抗战，十分艰苦，到4时，敌步兵已接近白塔，我左翼七一五团刘明华部，右翼六七八团崔振伦部全线也进入更激烈的战斗。适此时战区命令我五十九军除留一旅夹河占领桃园、七沟阵地，协同庞军守临沂外，其余经费县速向津浦北段敌侧背攻击，以策应韩庄、台儿庄作战，限26日拂晓行动。张自忠军长奉命后，即留三十八师一一四旅董升堂连夜赶到城北桃园、七沟占领阵地，密切配合协同庞军守城，并归庞军指挥。并令三十八师（欠一一四旅）为右纵队，一八O师为左纵队，于26日天亮后，悄然离开战地向费县前进。26日中午，敌人分两路，沿河东、河西向临沂方向进击，他们妄图急速攻占临沂城，以便全力向台儿庄进发，援救矶谷师团。26日下午3时，我军到达沈家村附近时，接战区电令停止前进，5时又接到庞军派专骑转来战区书面命令，紧接着战区电令：去津浦路令作废，今着令该军从速回援临沂城之作战。我军随奉命回援临沂，先头部队一八〇师到达南北道即与敌遭遇，发生激烈争夺战。我二十六旅张宗衡部待全旅到达后即向敌猛冲，除消灭其一部外，其余敌人向朱夏方面撤去。我一八〇师随占领南北道、红埠寺、营子、盛庄、古城等村镇，我后继部队三十八师回至十里堡、西北园、宋家王庄一带开始与敌野战。军部进至杭头、中石埠一带指挥，两师在城西北与敌激战，以巩固庞军之守城，并牵制敌军，使其无法向台儿庄增援。敌见攻城不下，想由大岭、艾山以西等地绕道我侧面向台儿庄增援，也被我一八O师派两旅有力部队截击阻止，使板垣部队在临沂附近迟延四五天未能达到增援台儿庄的目的，为我台儿庄守军孙连仲、关麟征和于学忠兵团围歼矶谷师团创造了有利
  的条件。五十九军虽没有直接参加台儿庄战役，但保卫临沂阻其援军，对台儿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在临沂战役中受到重大损失，战区派二十一集团军（可能是川军）在4月初接替防务，我军撤至苍山县长城以南东鹿山整补待命。几天后，敌即攻占临沂城。
  在这段战斗中，尚有几件事补述如下：
  五十九军在由费县沈家村回援临沂时，军部参谋长张克侠曾拟定一作战计划，经张自忠同意，决定为迅速解临沂城之围，五十九军先在敌侧背占领阵地取守势，将敌吸引过来给以打击后，再全力转守为攻，以打击敌人。当张军长进城见庞军长时，庞再三要求五十九军马上采取攻势，以保住临沂，张军长不得已，改变原计划而向敌攻击，因此蒙受极大伤亡。
  在10余日交战中我当兵时的老班长（郝某）及许多战友，大部为国牺牲，即随我参加五十九军的堂叔顾石璞、侄子顾昌立均受重伤，堂弟顾相连在桃园战斗中为国壮烈牺牲，可见五十九军伤亡之大。
  我军留一旅在桃园、七沟协同庞军守临沂时，曾派了4个营去与敌作战，而旅、团长都没去该村作统一指挥，致伤亡团副、营长以下数百人之多，该旅、团长以后均受到严厉处分。
  10余天的战斗，使临沂城北、城西上百个村庄的房屋被敌人炸毁火烧，树木果园大部分锯光，家畜家禽财物为敌抢光;临沂人民忍受着巨大的惨痛，仍全力以赴支援抗战，表现了伟大的民族气节和崇高的爱国精神。
  战役第三阶段
  五十九军于4月5日奉命交防后即撤离战场，到苍山县长
  城村南鹿山东一带整理，因三十八师损失过大，全师三旅合成一个旅由李九思旅长带领，归军部直接指挥，其余官长、老兵由黄维钢师长带领，去徐西黄口、商丘接收新兵。一八O师仍保持两旅4团机构，但人员十分不足，每团只有七八百人。在鹿山东整补3天，敌人已由临沂进占郯城，有切断东陇海路消灭我海州友军之企图。此时，接战区电令：先是命令五十九军即留山东后方向敌游击，以牵制侵华敌人。继又命令该军即由现驻地出发，渡沂河截击由郯城南进之敌。张军长当即令一八O师由吴家道口渡河，经北谢、半庄向大王庄前进。军部及李旅跟进，于4月9日午夜即出发。次日晨二十六旅前卫营渡河到大王庄即与敌遭遇，遂在村中发生激烈战斗，时一八〇师其他部队均达半庄附近，军部也达冯家窑（后转移到大沂庄）。我二十六旅在半庄、冯家窑与敌对战终日。黄昏后，刘振三师长将部队部署在展庄、大拐、宋庄、冯庄等村，师部直属位于郇楼附近。并连夜构筑村工事，达到都能独立作战程度。4月11日，天刚亮不久，冯家窑之敌向我展庄进击，我守军沉着隐蔽阵地中，待敌近我阵地时轻重火器一齐开火，其第一线200余人几乎全部被击毙。敌猝然遭此重大损失，乃回冯家窑组织力量，再炮击，再步兵进攻，再失败，如此者三四次，直到黄昏后也未能接近我展庄阵地。本日计毙敌四五百人。我军凭借工事伤亡甚少。12日，敌接受昨天教训，从冯家窑至王庄分数路隐蔽前进。中午，其先头部队与我守军接触，随后其各路敌人全面勇猛凶恶地向我展庄扑来，天黑前将我展庄东半部占领。张自忠军长得知展庄战况后，令张宗衡旅长绝不放弃村的西半部，并马上派三十九旅刘明华团前往增援张旅，限令收复展庄东半部。张宗衡旅长亲到第一线重作了部署调整，以5个营兵力在村内与敌争夺，以两营在村外策应，刘师长也奉军长令到二十六旅督战。13日拂晓即开始全力恢复展庄阵地。我军采用先集中手榴弹向院落内猛投，而后再挖好墙洞冲进院中消灭敌人的办法逐院争夺，敌占的东半部逐步为我收复。我军闻之勇气更增，村内外7个营一齐参战夹攻，敌再无力反攻而完全撤出展庄，向冯家窑退去。展庄这一小战役，我官兵伤亡六七百人，营连排长20余员。敌自进攻到撤退其伤亡不下千人。14日军长张自忠、师长刘振三亲到第一线慰问前方将士，鼓舞抗战意志，并令呈报作战有功人员，指示将阵亡将士妥善掩埋，树立标志。敌人退后，我到第一线展庄视察战地时，看见掩埋有200余人的小墓地内，有我原当排长时（六七六团一营四连）的老兵近20名，他们和我相处四五年之久，为了民族、祖国献出了生命，内心万感交集，我在他们墓前恭敬地行了军礼，以示崇敬。前线部队自军师长视察后，严令（不管前后方）一律构筑坚固野战工事以防敌偷袭。4月15日黄昏后，敌人曾突袭我各村驻守部队，但一无所获，夜半时，乃自动撤去。此后敌主力撤回郯城冯家窑附近，近处只留了少数警戒部队。一连10余日无战斗。我军各部抓紧加强工事，用交通沟将驻地所有村庄连成一片，能够迎战来自任何方向的敌人，工事坚固，官兵信心益足。4月底奉战区命令，着五十九军将郯南防御任务交四十八军樊松甫接替，然后经新安镇乘车到大徐家一带集结待命。26日下午，四十八军派参谋及团营长来我师接洽换防，师长派我带他们到第一线视察与我各部队长见面，我们详细交待了敌情、工事构筑等情况，商议了交接防时间。樊军各部队长对我军作战阵地的布局、工事的构筑以及官兵修挖工事的艰苦精神极表钦慕。4月28日将防务妥善移交后，我军经由新安镇乘车到大徐家车站待命。尔后又参加了徐州掩护战区30万大军撤退的艰巨任务。
  （兰山区政协供稿顾相贞撰）
  刘震东莒城殉国
  刘震东，字曦洲，1893年生于原沂水县张庄镇张庄村（今属沂南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里。
  1915年入奉军，曾在保定军校、北京陆军学堂学习，历任排、连、营、团长等职。1925年任三十四旅旅长，后又任北平军分会中将参议、保定警备司令、绥远警务处长、奉天警备厅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先后任东北民众救国第四军团总指挥、抗日义勇军第五军团总指挥，率部在东北各地与日军顽强作战。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刘震东积极拥护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为此，到处奔走呼号，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一定贡献。后由于蒋介石瓦解东北军，刘震东等许多将领被解除军权。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请缨杀敌，被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任命为第二路游击队司令，归属第四十军庞炳勋部指挥，但未给兵员、武器。刘震东当即在苏北、鲁南一带张榜招兵，很快组织起一支400余人的抗日武装，随四十军驻守海州一带。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出于灭亡中国的野心，开始大举南犯。1938年初，以矶谷廉介第十师团为主力的侵华日军沿津浦铁路长驱直入，意欲侵占战略要地徐州。与此同时，南路侵华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一路沿津浦铁路北犯，很快逼近淮河，企图南北会师，夹击徐州。由于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南路北犯之敌始终未能渡过淮河，形成双方隔河对峙局面。于是，日军又增派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向鲁南进犯，企图与北犯之
  敌会师。
  1938年2月初，板垣师团侵占青岛后，沿胶济铁路西犯，至潍县转南，企图经高密，循诸城、莒县一线，进犯临沂。临沂告急，第五战区将驻守海州的庞炳勋部调至临沂、汤头一线，阻击日军南犯。同时，蒋介石令青岛沈鸿烈炸毁日本青岛纱厂和港口建筑，从速率部撤退。第五战区亦电令山东第三专区专员张里元，掩护由青岛撤至莒县、沂水的海军陆战队第一联队（下辖3个中队）。
  2月中旬，刘震东率部从新安镇（今新沂）北上至莒县浮来山以南一带村庄时，日军板垣师团以田野旅团为主力，已进逼到莒县北部一带。2月18日，南犯日军在将军岭、茶沟一带受到中国军队阻击后退至柳家庄、李家林一带，妄图夜袭招贤镇。海军陆战队第一联队朱新三部300多名官兵和第二路游击队刘崇禧、张鹏两个支队早已部署在招贤镇的东、西两面。夜12点，双方展开徼战。拂晓，日军收尸三四汽车北退，又被朱部用迫击炮尾击，退敌乱成一团，丢下马匹、炮车、弹药和两具尸体退至莒县北管帅一带。20日，朱部斩下敌首级悬挂于招贤镇北门外大树下示众，大大鼓舞了士气和民心。
  2月20日中午，日军又调动大批汽车、重炮从石家官庄高地向南进犯，至瓦屋、柳家庄之间，又遭我守军猛烈阻击，毁敌汽车多辆，使日军伤亡近百人。敌受挫后，迅速分兵两路包剿招贤，因防守在东面和南面的县常备队怯战撤退，被日军乘虚占领招贤镇，然后继续南犯莒县城。当时，国民党县长许树声率县大队撤离莒城后，县城人心惶惶。20日下午，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急令刘震东率部开进莒县城防守，等待四十军的到来。
  20日下午5时许，刘震东率部入莒城，只见城内既未筑工
  事，又无武装守备，“乃空城一计也”（刘震东语）。莒县城是一古城，城墙比较坚固完整，西门已堵，还有南、北、东三个城门。刘司令察看地形地物后，构筑工事，掩堵北、东二城门，留南门待四十军到来。晚10时，四十军一一五旅旅长朱家麟率二三〇团至大湖一带布阵，并将弃城南逃的县长许树声部追回。副旅长黄书勋率二二九团先期入城。午夜，朱旅长和许部300余人先后自南门入城。随后成立城防指挥部，刘、朱分任正、副总指挥。刘震东周密部署兵力，并亲率部队防守北城墙，此处易攻难守，是日军攻城之重要地段;许部守东城，南、西两城由朱部把守。刘震东激励将士“誓与莒城共存亡”。
  21日拂晓，日军田野部队分乘40余辆汽车直扑莒城，抢占了北郊高地，在强大炮火掩护下，抬着云梯向北城墙猛冲，多处女墙被敌炮火轰塌，10多名日军爬上西北角城墙。守城刘部向敌人猛烈还击，并与登城日军展开肉搏战，数次击退日军的强攻，全歼登城日军。为了巩固阵地，更有效地杀伤敌人，刘震东命二二九团两营士兵冲出南门，分东、西两面包抄敌人后路。9时左右，出城部队已绕到敌人背后，用重炮摧毁了敌人的机枪阵地，冲锋号响起，一阵喊杀声，以猛虎下山之势冲入敌阵地，日军弃甲逃遁。但城北面之敌因有险可守，且后续部队源源而来，反复争夺北门，战斗异常激烈残酷。刘部营长负伤，连长刘国盛阵亡，形势万分紧急，刘震东带随从一人，奋猛登上城墙，亲临阵地督战指挥。他挥动指挥刀，自南向北，连劈数名日军，守城士气为之大振。突然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当副官和士兵把他抬下城墙时已停止呼吸，这时才看清，弹片由太阳穴射入，脑浆由左耳流出。司令战死，守城部队重新调整了城内外布防.愤怒至极的中国士兵以更猛烈的炮火还击日军。日军见北城久攻不下，便向城西、城南运动，进行迂回包围，并有轰炸机往返扫射、投弹，与四十军城外部队在大湖村一带展开激战。与此同时，一股日军窜至南郊，用重机枪猛扫南城门楼，守城士兵英勇抗击日军达数小时之久，击退日军。经一天一夜激战，毙日军400余名，而中国守军则伤亡甚重。22日，日军以猛烈炮火向城东北角许部阵地猛轰并强攻，许部兵力不支，拂晓前丢失阵地，日军乘机从城东北角登上城墙，用轻、重机枪猛扫城内守军。同时，北郊高地日军用重炮将城西北角轰坍，一股日军窜入城内，与守城部队展开巷战。当东北角和北城失守时，四十军邵恩三团长主张夺回北城阵地，并亲率预备队向敌人猛烈反击，誓与莒城共存亡，其部下坚守南门，坚决拒绝给逃到南门的许部开门南逃。这时，朱旅长看到危局已不可挽回，为避免过多伤亡，便命令打开南城门，有掩护地撤出莒城。出城后沿台潍公路东侧高地继续设置伏击阵地，阻击日军南进。不久，即与后方部队汇合，扼住沂河东汤头、临沂一线，与国民党第五十九军张自忠部并力杀敌，拉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
  日军自招贤犯莒城，20公里之程，千余日军被中国守军击毙。战后，敌师团长板垣征四郎认为“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部队”竟受挫于不见经传的中国“杂牌部队”，实属难堪，欲剖腹自杀，未遂。
  刘震东司令在莒城战役徇国后，《新华日报》特发表了题为“莒县我军奋勇杀敌，刘震东氏壮烈牺牲”的长篇报道。第五战区在徐州为刘震东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主祭，并作了长篇讲话。同年12月，又在重庆为范筑先、刘震东等21位抗日烈士举行追悼会，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为烈士送了花圈和挽联，挽词为“战事方酣忍看多士丧亡显其忠勇，吾侪尚在誓必长期抵抗还我河山”。
  （沂南县政协供稿
  刘存祥撰）
  给刘少奇同志站岗
  1942年春，我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老六团三营九连跟着英雄连长何万祥当通讯员。部队连年转战在赣榆、莒县、日照、诸城一带，打击日伪顽军，保卫着滨海抗日根据地。4月上旬的一天，我们正驻防在赣榆县十里铺、望仙河一带，接到上级让我们开回师部驻地、休整待命的命令后，经过30多公里的急行军，天不黑就到达了临沭县蛟龙湾村。当晩，村里演戏欢迎部队到来。团部召开连以上干部会，我随连长何万祥参加了会议。团部在大地主胡伯衡的宅子里。会上团长张仁初动员说：我们在前方打仗两年多了，同志们都很辛苦，这次师部把我们调回来，一是休息整顿;二是执行一项重要保卫任务。近几天，党中央有一位首长要来山东检査指导工作，我们肩负着安全保卫任务，大家要保持高度警惕，作好战斗准备，坚决保证首长的安全。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首长是谁，只猜想反正是中央的大干部要来这里。第二天我们三营开到朱樊一带，营部驻石门头村，我们九连住王朱樊。晚上，何万祥又召开党员会进一步作了动员。第三天晚上，中央首长来到了师部驻地王朱樊。当晚我亲眼看到有8名首长，身着兰灰色大褂，脚穿铲头布鞋，腰挎盒子枪，住进了师部王二大人的客厅里。这些首长都比较年轻，其中有3名首长年龄大一些。
  从这晩开始，我们连的战士轮流在首长门口站岗警卫，每岗两个人，站4小时。具体任务：一是保卫首长安全;二是负责来访人员的通报；三是首长食用饭菜的传递品尝。我们是内岗，在首
  长居室和办公室门口站，和首长整夭见面，因此接触首长、聆听教诲的机会较多。外面还有多重外岗。我们给首长站岗警卫共28天。
  为主的老首长，人们称他胡政委，约有40多岁，头发花白，脸膛消瘦，高高的鼻子，两眼很有精神，身着兰灰色军装，脚穿布鞋。对人和蔼可亲。他很忙，每天起得比较早，洗刷完毕后，有时双手叉在背后，在院子里来回踱步、思考问题；有时招呼我们警卫人员到跟前，询问一些情况，和我们啦家常；晚上经常开会，有时不开会就看书读报，翻阅材料，一般都是到深夜才休息。白天搞调查研究，接待军政各方面来汇报情况、请示工作的人员。有时忙里偷闲休息一下，也和我们警卫人员做一些简单的小游戏，例如做打手游戏。一天，老首长要和我做这个游戏，我说：“首长你打不着我的手。”老首长说：“没有打不着的。”我说;“我就能叫你打不着。”首长笑着说：“好哇!我要是打不着，就把这支钢笔给你。”说着，他把插在上衣口袋里的钢笔拿出来，在我眼前晃了晃。游戏开始了，老首长掂了几次手，做了几个假动作，然后突然抽手拍打我的手背，动作很迅速，然而两次都被我巧妙地躲过了。第三次打时，他掂了几下手，突然说：“你看，后边谁来了。”我在回头看的同时，迅速将手抽回，他还是没有打着。老首长高兴地说：“小鬼你真机灵。我们下次再比吧，这次再比我就要把钢笔输给你了，因为我只有这一支钢笔，还要用它写字哩！”说完他又回到房间，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我怀着兴奋和崇敬的心情目送老首长离去的背影。
  老首长生活很俭朴，他患有胃病，身体比较虚弱，但吃的是普通大米饭和小米饭，很少吃到鱼肉，有时招待来开会或汇报工作的军政领导，才改善一下生活，搞个“四菜一汤”，但他再三强
  调要节约，说根据地和老百姓都很困难，不能脱离群众。
  老首长还经常做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鼓励我们克服困难，坚持斗争，夺取抗战最后胜利。还说将来天下都是我们的，还要建设共产主义美好社会。
  老首长有时找我们交谈了解情况，开始我们很拘束，不敢谈。后来时间长了，见老首长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逐渐就不害怕了，有心里话愿意和这位老首长讲。
  那时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在敌我友三方面，我们还处于劣势。日伪军打我们，顽军打我们，土匪也不时骚扰。伪军、顽军吃鱼肉大米饭，我们吃高粮小米。当时八路军战士多数是穷苦出身，儿子出来抗战，家中生活无着，父母只好要饭。这些情况我们向老首长作了反映，老首长认真地作了记录。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老首长还向我们的团长张仁初做思想工作，他说：“今后有不安心部队工作，想回家的，我们不仅不能抓回来，还要发给他们银元作路费，他们什么时候愿意再回来，我们还表示欢迎。我们是革命的队伍，要通过思想教育，让人家自觉革命，我们不能强迫人家革命嘛……”开始张团长还想不通，他说：“对于那些动摇、妥协，革命不坚定的分子，就应当严肃军纪，如果让他们吃好饭好菜，临走还发给路费，那还不把我们的军队给带散了?”老首长笑着说：“只要我们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你叫他走他还不走哩！我们的部队不但散不了，还会更加发展壮大哩！”
  自那以后，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和拥军优属活动。通过减租减息，包括抗属在内的人民生活有了相应的改善，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对于破坏军民团结、霸占军人家属的坏蛋严惩不贷。记得有一次在王朱樊东面的班庄开大
  会，一次就枪毙了18个查有实据、霸占军人家属的坏蛋。从此，抗属的社会地位有了提高，战士们解除了后顾之忧，军心大振，民心大振，多次打破了日伪顽对根据地的“扫荡”、封锁和围困，根据地一步步巩固扩大起来。
  7月下旬，老首长只带工作人员和警卫班10多人，于夜间离开临沭，踏上了奔赴延安的征程。
  后来才知道，我们站岗警卫的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代表刘少奇同志，我深悔当时没有多看他几眼，没有和他多啦几句。少奇同志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临沭县政协供稿许耀卿口述林凡信整理）
  在罗荣桓身边的日日夜夜
  我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1943年在本村入党.1944年2月参加八路军老六团。1953年退伍回乡。
  在我一生中，经历的事很多，但使我终生难以忘怀的，是在罗荣桓元帅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
  1944年夏天，我在老六团任班长。有一次，在帮助老乡收麦时，我患了病，住在文疃卫生所治疗。病愈后，接到上级命令，要我和其他10余名战士组成一个班抬担架，我仍任班长，到朱梅去接受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火速赶到朱梅后，部队首长向我们交代了任务：日寇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罗荣桓司令员在这里养病，现在命令你们抬着罗司令员随部队进行反“扫荡"，并嘱咐我们一定要照顾好首长。我们接受这一任务后，真是又惊又喜，心情十分激动。惊的是上级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喜的是我们将有幸见到受人民尊敬、爱戴，使敌人闻风丧胆的罗司令员了，并能在他身边工作。我们当即向部队首长表示：“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即使我们付出牺牲，也要保护、照顾好罗司令员！ ”接着，我们又见到了罗司令员的爱人——林月琴。林月琴和蔼地向我们询问了一些情况，并关切地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如果有，可以及时找她。
  我们准备好了担架等待出发。这时，只见几个警卫员、医务人员，还有林月琴搀扶着一个身材魁梧、戴着眼镜的中年人向我们走来，他的脸有些浮肿，但眼睛却炯炯有神。我们在琢磨，这大概就是我们盼望已久的罗司令员。只见他身边还有一个外国医生，后来知道这是国际友人罗生特大夫。罗司令员向我们点头致意。等罗司令员上了担架后，我们从朱梅出发，向西北筵宾方向走去。罗司令员坐在担架上，时而看文件，时而察看地图，思考作战计划。看到他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我们心里感到热乎乎的，一股暖流涌遍全身，顿觉浑身是劲。罗司令员带病工作，日理万机，夜以继日，还不时嘱咐我们要好好休息，注意身体，唯独没有想到他自己。这是多么崇高的献身精神啊！在休息时，我们不约而同地坐在一起，谈论起首长的革命精神，深受感动和鼓舞，一致表示：要以首长为榜样，努力工作，排除千难万险，保护、照顾好首长，使首长休息好、工作好。
  当时，我们走的是崎岖的山路，又多半是夜行军。为了让首长舒适、安全，我们把担架安上了四条腿。可是，一到夜行军，往往就被山石碰掉，只好再安上。就这样顺利地到达了筵宾。
  到筵宾不久，又启程去大店，由大店奔赴文疃。就这样利用山沟地势与敌人周旋。
  中途，刚到柳沟，前面出现了紧急情况。担任前卫任务的骑兵排，大约在1公里远的地方发现了敌人，林月琴要我们快走，情况万分危急。我们也顾不得疲劳，奋力奔跑。这时，罗司令员却在担架上高兴地说：“好!敌人上钩了。”我们虽然感到惊奇，也顾不上多想其他，只是一个劲地奔跑。
  我们从岔河绕过了峧山（我军兵工厂）到达石河。这时，只听见“轰！轰！……！”爆炸声从峧山方向传来。原来，敌人进了我军的地雷阵，被炸得溃不成军。这时我们才明白了罗司令员那句话的意思，原来罗司令员在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啊！
  我们继续前进，罗司令员关切地要我们吃饭，而他却坐在担
  架上目不转睛地看地图、作计划，我们边走边吃饭，当又到了一个村庄时，觉得两腿就像灌了铅，每走一步都觉得困难，这时前面的同志请示是否在此休息，罗司令员命令我们再坚持一会儿，继续前进！当我们刚刚走出村头，敌人便进了村尾。敌人又一次扑了空，被装进了口袋，全部被歼。
  这时，我们从内心佩服罗司令员的神机妙算，有的同志打趣地说：“我们的罗司令就是活着的诸葛亮啊!”
  就这样，在罗司令的巧妙指挥下，我们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了7天7夜，终于粉碎了日寇的“扫荡”。在这期间，罗司令由于日夜操劳和疾病的折磨，日见消瘦，并常常尿血。每当这时，我们都忍不住那感动的泪水，心里在念叨：“敬爱的罗司令啊!您要保重身体啊！我们需要您，人艮需要您啊！”
  周旋了一圈，我们又回到大店。罗司令命令，做小米饭犒赏大家。但我们谁也顾不上吃一口，一下子倒在席上睡了过去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英雄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人们那高兴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我们奉命去临沂参加抗战胜利庆祝大会。
  我们一路顺风，兴致勃勃地到达了临沂城，驻在天主教堂，光荣地参加了富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抗战胜利庆祝大会。在其后的一个多月里，我们一直为罗司令员担任警卫工作。
  9月16日，我们又奉命奔赴东北战场。我们抬着罗司令员经过汤头，越过诸城，在东进的路上，遇见两架敌机轮番轰炸，我们不得不隐蔽在路沟里。最后终于到达了营口。至此，我们护送罗司令员的光荣任务胜利完成了。这时，罗司令员深情地望着我们，并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不住地道谢。我们个个眼含热泪向
  敬爱的首长行军礼为他送行，目送着他那远去的身影。只见罗司令走着走着步子越来越慢，最后站住，慢慢地回转身，用力挥了挥他那指挥千军万马的大手。我们又向前跑了一段，站在高处向他挥手致意，有的同志禁不住高喊道：“罗一司一令一再一见!"
  就这样，我们和敬爱的罗司令员依依不舍地分别了。从那以后，再也没见过他，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他关心别人胜似关心自己。他那为党为人民呕心沥血、奋不顾身的伟大精神，一直鼓舞着我们在东北战场上杀敌立功，一直鼓舞着我们在以后的革命征途上奋勇向前……。
  （莒南县政协供稿赵绪口述王家周、王秉均整理）
  陈老总住俺村
  那是1947年4月25日夜里，约摸10点钟，村子里传来一阵阵马蹄声和脚步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急忙穿好衣服下床，从窗缝往外看。幸好有月光，看到院子里已经站满了队伍，从他们的衣服和行动上观察，我断定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当时，我心里很激动，可把亲人盼来了。得赶快给他们找房子住。我正想过去开门，就听到“大娘”、“大娘”的喊声和敲门声。我开门请他们进屋坐下休息，他们不肯，有两个同志说：“请不要惊慌，是自己的队伍。这是道士海村吗?”我回答说：“是”。那两个同志放心地笑了：“啊！可找到了。”
  我把全村人都喊起来。老百姓听说八路军来了，那个高兴劲就无法说了。家家户户主动腾出房子让给同志们住。年纪大的老人忙活着给部队烧开水，年青人就帮着搬行李。不一会，一个老乡领着一个姓李的参谋来找我，一见面就客气地说：“你就是这村里的指导员（那时候村支部书记叫指导员，村长叫民兵队长）?”我回答说：“是。”他又接着说：“现在吩咐你两件事，一是集合20名民兵帮助站岗；二是找一处大一点、清静一点的屋子给首长住。”在战争年代，民兵的组织纪律性可强哩，找到民兵队长一说，20名民兵很快就集合起来了。找房子的事，我考虑了一会，因为是给首长住，一要安全，二要安静，三要宽敞、干净。我把全村每户人家的住房位置、人口、卫生、大小等情况很快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最后决定村后边邱本利家3间堂屋比较合适，就安排到他家。
  我们正在邱本利家收拾房子时，就听到从村北方向传来汽车的呜呜声（汽车只能开到村后边，路没修，进不了村）。不一会，有十几个背短枪的警卫员和一位首长来了。我从旁边观察：那位首长身体魁伟，精神饱满，说话声音宏亮。一见面就向我们招手：“大家辛苦，我们又来麻烦老乡了。"我赶紧回答说：“首长辛苦。你们打反动派，救穷人出苦海，我们干点活高兴。”那位首长听了后，哈哈大笑：“好！好！好!”
  安排首长住下，我就去检査民兵站岗的落实情况。那位李参谋又找到我低声说：“首长请你去有话说”。我一听说这个“请”字感到太亲切了，当即跟着他向首长住的茅屋走去。首长正在油灯下办公，一见我进了屋，就立即站起来，亲切地握住我的手，很客气地说：“我们的指导员同志，快请坐，快请坐。”坐定后，望着我们找来的一张破八仙桌和两条歪歪斜斜的凳子，我很抱歉地说：“首长来了，我们缺这少那，真对不起。”首长爽朗地笑了，指了指破桌子说：“这不满好吗，能写字，能看报，还有啥子对不起嘛。” 他便伸手从那张破八仙桌上摸了两包香烟递给我。当时，我激动得不知怎样才好，嘴也不听使唤了：“首长，我……我……不会抽烟。”见我推辞，首长笑着说：“这烟是咱们自己动手卷的，尝尝嘛。”我接过烟，仔细瞅了瞅首长，头上戴一顶几乎成白色的帽子，身上穿着一件抽掉棉花的大衣，都变得黄不黄、白不白的，也不知多少年了。我心里嘀咕：八路军的大官怎么穿得这样孬，忍不住问了一句：“首长，您穿的衣服不太旧了吗?”他哈哈大笑，两手往左右一伸说：“这不是很好吗，你看看咱们这里的老百姓，有几个能穿上我这样的大衣?”然后，首长让我谈谈本村人口、生活、阶级成份等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首长不住地点头。当我谈到本村20多户人家，只有一户受管制，有几户老中农，其余
  全是贫下中农时，首长高兴地说：“好!群众基础好。”当我介绍村周围的地形时，首长又站起来看墙上的地图。谈话将近一个小时，我怕首长劳累，起身告辞，首长送我出门，再三嘱咐：“要好好训练民兵。”
  第二天下午，太阳还没落山，李参谋又来找我，说首长又请我去有事。当时，我刚查岗回来，肩上还背着支破枪，听说首长又叫我，高兴得来不及放下枪就跟李参谋一块走了。一进首长的屋，我就给首长行了个军礼，首长笑眯眯地用眼睛盯住我那支破枪，问：“你这枪能打响吗？”我不好意思地说：“凑合着能打响，就是打一枪就拉不开枪栓。我们没机会上战场打仗，缴获不来真家伙，就扛着这玩艺吓唬人。”首长马上吩咐站在门口的警卫员说：“快去，给咱们指导员拿支好枪来!”那个警卫员一个立正，答应一声“是”，便转身跑出去了。一会工夫拿来一支乌黑发亮，上面还有一层油光的崭新捷克式枪，我接过来看了看，枪的号码是79001（这号码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首长又说话了：“光有枪不行，再拿子弹来。”警卫员又很快搬来一箱子弹，首长亲自捧了3捧装进我的衣服口袋。回家后数了数，是113粒。当时，我高兴极了，真比给座金山还痛快，便激动地给首长行了个军礼。首长大笑：“土八路，洋武器，这就叫做土洋结合。”这次首长叫我来只谈农村工作，啦家常。他说：“农村情况复杂，不像部队娃子单纯，工作好做。比如这家没饭吃，那家又无衣穿，这家有病无钱治，那家又有婚丧等钱用，咱们总不能不管吧。还有，农村的成份多，有中农、贫农，也有地主、富农，还有各种坏分子，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搞某项工作时，有的拥护，有的观望，有的反对。当一个农村干部就得做好两件事，一个是掌握好阶级，时刻想到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另一个就是让农民种好
  地。这种地也挺有奥妙哩。平原里喜种稻子、小麦，咱这山地就不同了，它得多种广收，有花生，人们都喜欢它，还有红薯、大豆、玉米、高粱、谷子，真是要啥子有啥子。山上有柿子，那比糖还甜哩。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打垮蒋介石，种好地，日子一定会很好过的。”停了一会，他又补充一句：“我说的这些，都是毛主席讲的，他讲的这些都错不了。”听完首长的亲切教导，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第三天下午（四月二十七日），又来了两个警卫员叫我到首长那里去。一见面，首长拉着我的手说：“指导员，这次又麻烦你了，请你找七八个人，帮我挖一个临时防空洞，位置就在这屋子南面。"我坐也没坐就说了声：“行。”转身往外走。首长一把拉住我说：“不能走，还有一个任务，今天，我命令你在这里吃饭。”一听说叫我吃饭，我很尴尬地说：“您百年不遇的到俺村来，大伙还没来得及招待您，倒先麻烦您招待我，这太不像话了。”我边说着就往外挣，可哪里挣得出他那只强有力的手。他一只手将我拉回，另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往下按，我不由自主地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并说：“这是命令，你懂吗!”我无可奈何，连声说：“懂，懂。” 厨师送来一个小提盒，打开后，从里面端出一小碗米饭和两碟小菜摆在桌子上。由于熟了，我就和首长说句笑话：“首长，您还请我吃饭呢。这些饭还不够我一口吃的。”首长听了哈哈大笑说：“这是我吃的，有专门招待你的饭，只管敞开肚子吃饱，不会收你的菜金。”正说间，厨师又端来一盆糖包子，我也不拘束了，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我一边吃一边想：这位首长准是陈毅将军，就不自觉地说出来了：“首长您姓陈吧?”首长一听，笑了一阵子，也没说是，也没说不是。事后，我真有点后悔。吃完饭，我召集了8个民兵，由李参谋领着在屋子南边沟里挖洞。以后，我便
  成了首长屋里的常客。
  那阵子，正是春播大忙季节，家家户户都育地瓜苗。部队一进村，就把房东家挑水、劈柴、打扫卫生等活全包了。首长看到农活忙，又指示部队助民春播，并规定，要天天检查，哪家春播进度慢了，就要处分住那家的官兵。这样，部队同志争先恐后帮房东干活。他们之间还提出竞赛，整日累得满头大汗。老乡们看了都很心疼。大伙儿找我说：“你要去找他们当官的说一下，别让同志们干活了，他们还要去打仗，累垮了身子咋办!”我就找到首长把大伙的意见向他汇报了。首长听了哈哈大笑说;“老百姓是八路军的'老子'，八路军是老百姓的'儿子’，哪有儿子不帮老子干活的道理嘛!”
  一天上午，我正在干活，一个警卫员找到我传达首长指示：晚饭后召开一个军民文娱晚会，让我带领村民参加。我很快通知各户：晚饭要早吃，早集合。
  晚上，我领着村民进入会场时，几百名战士整整齐齐坐了一大片，中间专门为村民留下了一片空场。会场前面大桌子旁坐了七八个首长，可没见陈首长坐在那儿。我正纳闷，身后一只有力的手掌拍了我的肩膀一下，回头一看正是陈首长，我急忙站起来，首长笑着说：“到前面去，今晚你还得在台上说两句。”我再三表示不会讲话，可首长不肯，硬推着我往会场主席台走，边走边说：“有啥子就说啥子么，实在没啥子说的，给我们提意见也好嘛。”
  到了前台，首长让我面向大家站起来，嫌我个子矮，后面人看不见，叫我站在凳子上。我还没有站稳，首长就指着我发言了：“这是村里指导员乔文聚同志，大家认识一下，他对我们部队太关心了……。我们这次来，给老乡们添了不少麻烦。今天，我们171集合在一起，就是请大家提提意见，对我们有啥子看法和要求尽管说。”他的话激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经再三催促，我不得不说几句了。由于紧张，说话颠三倒四。我心里想说的意思是：感谢人民子弟兵，向子弟兵学习，搞好生产，积极支援前线.早点打垮反动派。可嘴怎么也不听使唤，支支吾吾说了半个小时，连我自己也不知说了些什么。在一阵掌声中我走下了台。
  会上，全村群众一致称赞部队好，提不出意见。首长不放心，会后，又派了一名部队干部和我一起挨家挨户走访。并嘱咐我们：“到了房东家后，先问老大爷、老大娘一声好，向他们道谢，然后听听他们的反映，再査看一下家里的东西，有没有让我们战士丢失或损坏了的。”
  5月9日，部队来我们村整整14天了。这天下午，发现部队和往常不一样，一是晚饭比平时提前了；二是吃过饭后部队各自收拾行装，并把房东家院子扫干净（以往都是早晨打扫），把农具、家具摆放整齐。我猜想，部队要出发了。晚上10点钟左右，来了一个警卫员把我叫到首长那里，首长对我说：“指导员同志，我们要走了。我们走后，你要领着乡亲们把粮食藏好后向北转移，特别是把党员和民兵转移出去，好好保存我们毛主席播下的革命种子。”
  我一听同志们要走，难过得几乎要哭出声来，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村北边响起了汽车喇叭声，首长和同志们开始行动。我紧跟首长后边，全村老少都出来送行，并拿来了鸡蛋、花生……，可部队说什么也不收。首长再三摆手让乡亲们止步，最后似是下了命令。
  我在回村的路上流下了眼泪，再看大伙，没有一个不是用手
  擦眼的……。
  一个星期后，即5月16日下午，传来了孟良崮战役大捷的喜讯。
  （蒙阴县政协供稿乔文聚口述隋希武、郭文明整理）
  徐向前在沂蒙
  1939年6月27日，徐向前由冀南威县抵达沂南县代庄，就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与政委朱瑞一起加强并统一山东、苏北和皖北的党政军领导。次年6月7日，由青驼寺奉命奔赴延安，从此离开沂蒙山区。他在沂蒙虽然时间不长，但在他领导下，山东抗日武装力量有了很大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
  排除阻挠建政权
  他到山东时，沂蒙、泰西、胶东等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但我党领导的政权基本上没建立，有些已建立的如北海行署又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取消。没有政权，八路军的物资、后勤供应没有保障，群众也不好发动。为此，他亲自抓政权建设。当时，一纵在名义上还受驻沂蒙的国民党鲁苏战区领导，于是他与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交涉，明确告诉于，共产党要在根据地内建政权。而于不同意;“你们搞政权，我们山东省政府怎么办?”徐向前说：“我们部队与日军浴血苦战，而政府一不给粮款，二不给枪弹，就是原定的薪饷也不见分文，我们不搞政权怎么办?”于哑口无言，最后只好表态同意，但又说要合乎国民党的法律，也就是说要经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批准。徐向前知道：要合乎国民党的法律，就不会有共产党的政权。他不理于学忠的碴儿，在山东放手建政权。到1940年底，山东民选“三三制”政权，县级达到90多个，行署、专署15个，还成立了代行省政府职能的省战工会。
  “无日不战”反“扫荡”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回师华北，疯狂“扫荡”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大“扫荡”连绵不断，小“扫荡”几乎天天都有。徐向前把这一时期的“扫荡”称之为新“扫荡”。他向全体军民指出新“扫荡”的特点和反“扫荡”的原则、战术。一年中，日军对山东规模较大的“扫荡”，有1939年6月的鲁中大“扫荡”，有泰西“扫荡”，鲁西、鲁南“扫荡”，鲁北、胶东和冀鲁边“扫荡”……“他与朱瑞领导军民展开激烈的反“扫荡”作战，著名战斗有一一五师的白彦争夺战，山东纵队一支队的五井战斗，二支队的孙祖战斗，四支队的杨家横夜袭战，挺进支队的王八寨战斗，东进支队的马坊、重坊战斗。而孙祖大捷则是他亲自部署和指挥的一次战斗，也是沂蒙抗战史上非常成功的一次反“扫荡”战斗。我军二支队及山纵特务团、五支队交通营（胶东军区部队），在孙祖九子峰围歼“扫荡”一纵、山东分局驻地的日伪军，取得击毙日军指挥官小林以下120人、击伤日军70余人的重大胜利。这次战斗，徐向前抓住敌人骄狂轻战弱点，选择九子峰有利山势、地形，以近战、夜战歼敌，打得敌人狼狈不堪，残敌逃跑时来不及焚烧尸体、割取手指，仓皇把尸体捆在马上窜逃。
  教训顽军秦启荣
  山东党一度受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错误主张的影响，在统战工作中未能坚定地贯彻独立自主方针；对顽军进攻，也未给予有效反击，致使磨擦越来越严重。从1939年6月到12月，顽军进攻山纵达90多次，杀害抗战军民1350多人，还扣押八路军近千人。徐向前认为，顽军对根据地已构成严重威胁，不对他
  们进行反击，根据地就保不住，就无法开展抗日战争。遵照毛主席指示，他部署一一五师和山纵部队发起一系列反顽战役。鲁中淄河反击秦启荣部战役是徐向前直接部署的。他调集3个支队，连战几天，攻下博山以东峨庄、太河等地，消灭顽军一部，缴枪2000支，将残敌赶到张店、博山公路以西。他还通过接受记者采访、发表演讲、发表通电等方式，大造舆论，提醒人们注意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投降危险。这样，既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又使广大民众认清了他们的真面目，反顽斗争取得很大胜利，大大减轻了山东抗战军民的压力。
  （临沂市政协供稿崔维志、唐秀娥撰）
  粟大将军
  在沂蒙解放战场上，有这么一位将领：他胸怀全局，多谋善断;敢打必胜，屡屡出手不凡，高招险着使他的对手防不胜防。他是谁？他就是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开国首席大将粟裕。
  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
  当年沂蒙、山东乃至华东解放区曾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还把它作为对联到处张贴：“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人们通过这种形式，热情地歌颂毛泽东主席战略指挥的无比英明和粟裕司令员作为杰出军事家的非凡才能。
  井冈山时期，粟裕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学打仗，转战赣粤闽浙。第一次反“围剿”，23岁的他率全师巧设埋伏生擒敌酋张辉瓒，高兴得毛主席直夸他打仗有办法。黄桥决战用兵如神，奠定了他全国抗战名将的地位。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反击进攻华中的国民党军，淮南、淮北战场连连失利，而他指挥的苏中战场却七战七捷，威震中外，从而使他赢得“常胜将军”称号。1947年1月，他作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率主力由苏北北进沂蒙，与陈毅率领的山东野战军合兵，从此开始了在沂蒙的战斗生涯。
  粟裕打仗向来肯动脑筋，点子多，并且能照顾全局。据此，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决定，华东野战军在陈毅指挥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由粟裕负责，并授予粟裕与毛主席、党中央径直通报的权利。他“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糜鹿兴于左而目不
  瞬”，在危机四伏、变幻莫测的战场上，总是坚定沉着，洞察秋毫，不为各种扑朔迷离的现象所迷惑，也不为各种似是而非的建议所动摇，顽强地贯彻战役既定决心，从容不迫地实施指挥。他先后指挥了鲁南、白塔埠、莱芜、泰蒙、孟良崮等战役，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一个空前达到另一个空前，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指挥才华。陈毅热情赞扬他说：“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常胜记录，愈打愈奇，愈打愈妙……华东军事指挥主要靠他。"
  孟良崮一战，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第一大主力、进攻全国解放区80万第一线部队的中坚整编第七十四师灰飞烟灭，蒋介石最为钟爱的宠将张灵甫也魂归金陵，可是这一初步扭转华东战局关键一战的作战计划当初并不是打张灵甫，它是粟裕根据战局发展，从实际出发作出的十分英明的决策。敌人重兵团集结，来势汹汹，华野首长决定首歼进至沂水以南苗家曲一带的桂系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部队已向东南开进，司令部、政治部机关也开始行动，华野首长及少数参谋人员尚未出发，作战室地图未摘。可是，粟裕反复考虑这次战役的打击对象不是最理想的，因为即便是消灭了桂系两个军（整编师），华野主力还得退往黄河以北，山东解放区还是要被敌人占领，于是指示情报处密切注意敌情变化。5月11日晚，情报处长朱诚基向他报告：敌第一兵团6个军向沂水、坦埠大举进攻；急功近利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左右两翼配合下北犯华野指挥部驻地坦埠。他沉思半小时，提出新的作战方案：不打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改打中路强敌张灵甫部，以中央反突破对付敌人的中央突破，采取正面反击、两翼揳入、断敌退路和阻击南北各路援敌的战法，将张灵甫部从敌重兵集团中割裂出来予以围歼。陈毅对粟裕的这一方
  案十分赞成，并马上召集陈士榘、唐亮、刘先胜、钟期光等紧急磋商，研究粟裕的新方案，大家一致通过。于是把参谋撒出去，传达华野新决定和回师西北命令。几天后，孟良崮战役大获全胜，初步扭转了华东战局，使其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面转化。
  高风亮节谁堪称？两让司令传美谈
  粟裕不仅战略战术精湛，而且思想境界高尚。两让司令就被人们广为传颂。抗战胜利后，留华中的新四军成立华中军区，中共中央根据华中局呈报的意见，决定由粟裕任司令员，张鼎承任副司令员。粟裕认为张参加革命时间长，革命战争经验丰富，对党的贡献大，即数次向华中局、毛主席发报请求由张任司令员，自己任助手，可是不仅没有得到回音，反而接到新四军军部任命他当司令员的命令。他交代业务部门暂缓下发军部命令，再次急电中央。电文说：“阅悉中央以职及张鼎承同志分任正副司令之指示，不胜惶恐，以职之能力实不能负此重任。鼎承同志不论在才德资各方面，均远较职为高超。抗战以前，均为长辈;抗战初期，则为职之上级;近数年来，又复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成绩卓著;且对执行与掌握党的政策，均远非职所能及。为此，曾再三请求华中局，以鼎承同志任司令，职副之，未蒙允许。为慎重并更有利工作起见，特再请求中央以鼎承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中央给予之光荣任务。”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见粟裕态度恳切真诚，遂复电同意了他的请求。
  1947年夏，人民革命战争的车轮滚滚向前，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次年春，中央决定由粟裕率3个纵队组成一兵团渡江南进，在南方数省执行广大机动作战任务，以吸引敌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并要粟“熟筹见复”。他一面带部队北渡
  黄河整训、进行渡江准备;一面精思熟虑，进一步分析形势，研究如何贯彻中央战略意图。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他向毛主席发报，建议暂不渡江，留在中原打大仗，把国民党军主力消灭于长江以北。毛主席对粟裕的建议十分重视，电令他去西柏坡当面汇报。最后，党中央完全接受了粟裕的建议，并决定调陈毅到中原军区工作，由粟裕接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统率40多万大军与国民党军逐鹿中原。粟裕感到突然，马上向毛主席请求让陈毅继续在华野担任一把手。毛主席说：“陈毅去中原军区工作的决定，已经通知下去了，怎么能朝令夕改?"粟裕见陈毅去中原的决定无法更改，即建议毛主席仍保留陈毅在华野的职务，重大问题还要向他请示，由自己代理司令员兼代理政委。毛主席被粟裕的机敏逗乐了，说：“那好吧，就照你说的办。从现在起，你就是华野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于是便有了粟裕两让司令的美谈。
  食少事繁诸葛公轻裘缓带羊叔子
  粟裕出生于湖南省会同县，侗族人。他身材不高，衣着朴素，性格沉静，和蔼可亲，谈吐文雅，一派儒将风范。陈毅亲手写了这样一副对联送给粟裕，勾勒他的形象：食少事繁诸葛公，轻裘缓带羊叔子。这位大将军因无数次负伤和长期艰苦的战争生活，身体受到很大损坏，患有严重的头疼病、高血压、心脏病、美尔尼氏综合症、肠胃病，尤其是剧烈的头疼病，时不时上来折磨他一番。稍一疲劳，头就又烫又痛，恶心呕吐，每根头发都像钢针往里扎，碰都不敢碰。卫生员曾给他买了个铝制“健脑器”，可帮助头发散热，但也帮不了大忙。淮海战役前期，他率指挥部驻临沂、马头，作为华野40多万人的统帅，他从没睡过一夜好觉，因而头疼病又犯了。时值严冬，蒋军战壕里一夜就冻死上百人，而粟裕却一次次地用冷水浇头。战役后期，他终于撑不住了，最后的20万蒋军，是他躺在病床上指挥部队消灭的。
  1984年，一代将星陨落。按照将军生前意愿，他的夫人楚青带着儿子粟戎生、粟寒生和外孙陈正国（陈毅元帅的孙子），来到孟良崮战役纪念碑前，来到华东革命烈士陵园，撒下了大将的部分骨灰，让他与牺牲的众多战友长眠在一起。沂蒙党政军民怀着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军事家粟裕和无数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置仪式，并含泪迎送元帅、将军的亲人。
  （临沂市政协供稿崔维志、唐秀娥撰）
  中共山东省委两进蒙山
  为了创建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中共山东省委率四支队于1938年两次南下进驻蒙山，点燃了沂蒙山区抗日救国的峰火。
  一进蒙山
  1938年1月1日，山东省委在徂徕山组织起义。于2月转战于新泰刘杜，并在此召开了省委会议。会议由省委书记黎玉同志主持，全面分析了山东抗日形势，研究确定了党政军的发展方针、政策及对敌斗争策略。会议认为：日寇以占领城市和铁路、公路的交通要道为主，对我实行全面进攻的战略，他们还来不及全面占领和巩固其后方，为有力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必须抓住时机创建沂蒙山根据地。故此，省委决定把四支队分成两部分；以一、三、四中队为一大队，由洪涛、林浩率领去莱芜一带活动，'并向淄博一带矿区及胶济路北长山地区发展；以二、五、七中队为二大队，由黎玉、赵杰、景晓村、程照轩等带领，在蒙山一带及沂水地区活动。这次会议还确定由省委书记黎玉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请求中央向山东派遣干部及调配电台等通讯器材，以适应创建抗日根据地之斗争需要。
  会议后，省委及四支队按会议决定，兵分两路分头进行。南路从刘杜启程，途经新泰、蒙阴，于3月3日进入蒙山前的费县万寿宫及柘沟村（今属平邑县）。这支300余人的队伍突然到来，使万寿宫及柘沟村一带百姓十分恐惶，当即有20多人外出躲避，未来得及躲避的也在家坐卧不安，探测部队动向。这一带民
  众历来受“兵害”之苦，特别是巨匪刘黑七在此烧杀抢掠，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省委及四支队住下后，首先帮助老乡扫院子、打水，喊大爷、叫大娘，非常亲热。接着省委派出工作组，三人一组，两人一伙，挨家挨户访贫问苦，安抚民众。省委的宣传教育和实际行动，使百姓放下了心。准备躲避的不躲了，已外出躲避的也都回了村。四支队随即在此开始了休整和军事训练。其间，省委派出由四支队部分同志组成的文艺宣传队，在孙陶林带领下，在武安、杨谢及柘沟等村庄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芦沟桥》、《打鬼子去》、《烙狼》等十几个抗日救亡剧目。每一次演出之前，宣传队负责人孙陶林首先发表抗日演说，他以深入浅出的道理，号召各阶层团结一心，共赴国难。宣传队每到一地，激昂的演讲和精采的表演都深深地打动了蒙山一带人民的心，说出了人民心里话。人们纷纷奔走相告“八路军来了 !”“共产党来了！ ”广大民众欢欣鼓舞。省委的到来，像一声春雷滚过大地，震醒了沉睡的蒙山，唤起了苦难的民众。万寿宫寺院的院主郭老道开始对我不给粮、不帮忙，态度冷淡。不多日子，在我党我军的实际行动和政策的感召下，自愿拿出千余斤粮食，四五十双鞋，支援部队。并献出了他藏匿多年的3支枪，并一再表示拥护我党抗战路线。
  1932年至1936年在费县师范讲习所入党的李伯瑾、张传义、廉林、王敬铭、王力生（王桂燕）、赵光等人先后奔赴省委驻地，接上了关系。省委负责人黎玉、景晓村主持会议并宣布了省委三条决定：一、恢复王力生、李伯瑾、王敬铭等人的党籍；二、成立中共费县工作委员会，暂时不设分区委，由县工委直接领导支部和小组;三、由张若林任工委书记，李伯瑾任组织委员，王敬铭任宣传委员，王力生任军事委员。省委书记黎玉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一、抓紧做好党员和党组织的整顿和恢复工作，积极发
  展新党员；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广泛发动民众抗日救国；三、了解各阶层人士的政治动向和活动情况，积极争取一切力量，筹建抗日武装，进行游击战争，创建蒙山敌后抗日根据地。会后，费县工委就地召开了工委第一次会议，并就贯彻省委有关指示进行了研究。
  在此期间，黎玉作好了去延安的各种准备。在他离开蒙山前，召开了二大队排以上干部会议。黎玉同志讲了话，他说：四支队拉起的时间不长，尚须提高对日寇的作战能力。因此，在蒙山工作告一段落后，与北路会合。今后的活动地区以徂徕山、莲花山区为主，发展的方向是沂蒙山区。部队要积极协助地方恢复建立党组织，做好发展党员和扩大地方武装工作。并强调加强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新干部与老干部之间的团结，这是关系到今后能否有利领导和发展抗日斗争的重要问题。会后，省委通知费县工委挑选一位政治上可靠、机智勇敢的人作向导，护送省委书记黎玉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据此，工委研究决定由党员高锡贵护送。3月下旬，黎玉偕高锡贵，先到枣庄后到徐州，乘坐火车到西安，然后到达延安。到延安后，高锡贵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指示：民众和根据地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水少养不住鱼，水多才能养住鱼，你们要多联系民众，坚持游击战争，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
  黎玉离蒙山去延安后，南路二大队由赵杰副司令负责，也于下旬离开蒙山和北路一大队会合。为便于省委和费县工委之间的联系，确定杨诚为省委和县工委之间的联络员，张若林家为联络点。自此，蒙山一带的党组织，在省委直接领导下，开始了有计划、有领导的抗日救国的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
  5月，党中央决定派郭洪涛等一批干部来山东工作，高锡贵
  在延安受命作向导，随从郭洪涛等人从延安一块来山东。郭洪涛来山东任省委书记后，省委并就创建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制订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电报中央。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7月4日复电省委：“这个战略计划很好，望即照此执行。”省委为贯彻落实开创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的计划，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5月，省委在新泰举办了第一期干部训练班，费县工委按省委通知派出60名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参加学习。
  此时，与上级党失去联系的仲村党组织，由鲍天仇（鲍衍欣）、唐军（唐绍祎）率领20名党员到蒙阴县找到省委接关系。省委书记郭洪涛及程兆轩、孙陶林、史秀云等听取了仲村党支部建立和发展情况的汇报，因省委对该支部的情况不了解，故批准仲村党支部党员重新登记。同时，批准鲍、唐等20名党员及抗日积极分子参加省委第一期干部训练班学习。至此，蒙山前在两个时期，3个系统（1932年刘夫平在费县师范讲习所发展了李伯瑾等人;赵昭在临沂三乡师发展了唐军、鲍天仇等人;1936年林浩在费师又发展了王宗一等人）发展起来的党组织均和省委接上关系。6月初，省委派统战科长赵笃生来蒙山一带检查工作。赵科长听取工委负责人李伯瑾的汇报后，并就建立抗日武装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蒙山一带山多崮险，便于进退回旋;加之这一带人民强悍，富有勤劳勇敢的品质和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在与惨无人道的土匪刘黑七的长期斗争中，形成了许多民间武装力量。这里几乎村村有围寨，有枪、土炮、大刀、长矛等各种武器，群众也有一定的作战经验，这些都是建立抗日武装的有利条件。但是，由于团总、地主拥有反动武装，他们占山为王，横行乡里，握有一方实权，为其服务的旧县、区、乡政令尚能生效，这里又是
  土匪刘黑七的老巢，这一切都是处于地下活动的我党组织抗日武装的极大障碍。因此，只有利用统一战线的工作建立武装，在旧区乡当中选择几位我们能掌握、能争取的人，推动他们建立武装，我们的同志参加到里面工作，在其内部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教育，慢慢把这些武装掌握起来，审时度势，在条件成熟之后，即改编为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赵科长最后指定李伯瑾负责争取第四区区长续志先的工作。
  赵科长对蒙山实际情况的分析，使费县工委的同志对开展抗日武装工作顿开茅塞，耳目为之一新，更加充满了信心。并按照省委要求，着手组建抗日武装。但在当时蒙山一带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立抗日武装的工作进展十分缓慢，待省委第二次进驻蒙山时，这一工作才有了转机。
  二进蒙山
  1938年5月下旬，我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驻滕县一带，遭到国民党游击第七纵队申从周（申宪武）部的围攻，损失严重。鲁南党的负责人郭子化派王建新到省委请求派主力部队支援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
  省委听取汇报后，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省委书记郭洪涛主持会议，就支援鲁南人民抗日反顽问题讲了话，并确定了行动方案：第一，分析了鲁南山区敌我斗争的形势，认为国民党顽军势力较大，当地群众基础薄弱，对于刚成立不久的四支队来说，开进鲁南将面临很多困难。但为了阻止反动势力的继续扩大，支援鲁南人民的抗日反顽斗争，解救抗日义勇第一总队之危，决定四支队还是开进鲁南，以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第二，决定了以省委机关大部与四支队二、三团为南路，由郭洪涛、赵杰
  （四支队副司令员兼二团团长）、王彬（四支队参谋长）率领，南下支援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并沿途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我党我军政治影响。以省委机关一部及四支队一团为北路，由林浩（四支队政委）率领，北进沂蒙山区开辟根据地。并选择好省委的落脚点。第三，确定了南北两路部队的行动时间及有关注意事项。
  这次会议后，两路部队于6月15日从驻地出发，南下部队途经新泰、蒙阴等地，于下旬跨过蒙山白马关，二次开赴蒙山，来到蒙山前仲村镇（今平邑县西北部）。这个近千户的大村镇，系封建土顽、国民党乡长管友恩把持，紧闭寨门不准省委进村。省委和部队在村外宿营。我地下党组织既不能公开，又左右不了这一带形势，只能通过关系给部队捐集给养。
  在此期间，省委决定由四支队副司令员赵杰率二团袭击泗水城。省委及三团仍在仲村一带进行抗日活动。6月23日，二团在赵杰指挥下袭击了泗水县城，给城内日军造成很大恐慌，随后撤回仲村。省委及三团在仲村由省委组织部长程照轩找到当地开明人士唐绍典、张乐贤、张宗九，请他们协助做管友恩的工作。他们向管氏兄弟说明：八路军进村是为了宣传抗日，决不会于你们有害。同时，我地下党也通过关系做管的工作，最后，管友恩才同意省委住进仲村。
  省委在仲村协助费县工委召开了扩大会议。李伯瑾、高锡贵、鲍天仇、刘次恭等参加，省委负责人郭洪涛、景晓村、史秀云等出席。会上李伯瑾等各自向省委介绍了履历。7月1日，省委通知李伯瑾、时克、王开中等到省委驻地开会，景晓村代表省委宣布：根据费县党组织恢复和整顿工作业已基本结束的情况及抗日斗争的需要，决定撤销费县工委，成立费县县委和部分分区委。由李伯瑾任县委书记，时克任组织部长，崔晓东任民运部长，商向前任一分区委书记，高锡贵、朱琳分任五分区委书记和副书记，鲍天仇任六分区委书记，二、三、四分区委的书记配备，待省委干训班学员结束后选拔任命。最后，景晓村指示：要大力发展新党员，要打下成立抗日武装的基础。
  1938年7月7日，省委在仲村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战争周年纪念大会。到会的除省委及四支队干部、战士外，有当地群众2000余人。省委及四支队负责人郭洪涛、程照轩、景晓村、史秀云等人都参加了大会。省委书记郭洪涛在临时筑起的大会讲台上，手持铁皮卷成的喊话筒发表了演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唤起民众的爱国之心。他的讲话，使与会群众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正确主张，会后，四支队宣传队演出抗日剧目。
  “七七"抗日周年纪念大会的第二天，省委即率四支队、干校离开仲村继续南下滕县。当行进到平邑南部四海山的时候，天气突变，黑云滚滚，大风狂叫。顿时，降下一场倾盆大雨。由于土顽当权，寨门紧闭不让进村避雨。在这风雨交加之时，干部、战士只好在大树底下及场院屋里避雨。雨水从头浇到脚跟，个个都像从水里钻出来的一样，但没有一个干部战士骚扰百姓。省委率四支队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蒙山一带人民从没见过这样好的队伍，反动顽固派诬蔑我党我军的无耻谰言不辩自清。
  省委及四支队、干训班离开蒙山一带南下到滕县长城、善崮、刘庄一带。此时，国民党别动队挺进第七纵队司令申从周和滕=反动地主武装，正在滕县东部山区围困我党领导的鲁南人民抗日义勇第一总队。省委到滕县的当天下午，抗日义勇总队向省委汇报了国民党顽军申从周和地主反动武装的猖狂行径与社会状况。据此，省委召开了省委各机关负责人和四支队营以上干部会议。郭洪涛主持会议，介绍了当地顽、我、友军的情况及民情、地形条件，分析了顽、我两军的力量对比，决定对作恶多端、残害百姓，专干破坏抗日行径的申从周进行讨伐。二团攻打冯卯、高庄、山亭围寨。三团攻打万庄、西集镇。7月10日，向顽军申部各寨发起进攻。整个战斗持续数天，大小战斗20余次，先后攻下了冯卯、高庄、万庄、西集镇等围寨。
  此后不久，遭到我军沉重打击之申从周部及残余地主武装又重整旗鼓，并调=县、费县之敌增援，企图围困我军。当时，除开明地主李幼肃管辖的长城村等少数村庄欢迎共产党、八路军外，四周都是反动地主武装把持。在此严重的形势下，省委考虑到四支队成立时间较短，武器装备较差，兵力不足，加之当地群众还未被广泛发动起来，如与顽军继续对峙下去，对我非常不利。因此，决定撤出该地，挥师北上。撤离途中，在八里沟与伏击我之顽军进行了战斗，取得胜利。省干训班第一期学员也在撒离途中结业，分配到各地从事抗日领导工作。
  8月中旬，省委及四支队到达蒙山前的地方镇（今平邑县东部）。地方镇的群众扶老携幼，热烈欢迎自己队伍的到来。在这之前，国民党费县政府曾派员到地方镇作反动宣传，要老百姓关门闭户，不准给八路提供住房和给养，老百姓根本不理他们那一套，腾房子、打地铺，把亲人迎进自己的家里。省委在地方镇驻扎了10多天，召开多次军民联欢大会。四支队宣传队演出了精采的节目，军欢民乐，景况动人。
  8月末，省委离开地方镇到达薛庄（今费县北部）。省委书记郭洪涛率程照轩、赵笃生、史秀云等30余名干部到费县做了张里元等人的统战工作。郭洪涛等在费县住了5天左右，就到薛庄和省委机关一起去了沂水岸堤，和省委北路军会合，结束了从6月开始的第二次南下，在岸堤开始创建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随后，石友三部到费县。为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省委决定在石友三政治部工作的我兵运工作人员张可畏、李青杨二人，以石友三部的名义组建费县全民抗日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让费县的共产党员参加“动委会”工作，以“动委会"的名义，开展杭日工作的宣传、发动和抗日武装的组建工作。张可畏、李青杨以石友三部名义组织的“动委员"，费县国民党县区政权不敢公开阻拦，极利于我们进行统战工作和组建抗日武装。不久，西西皋（今平邑县西部）首先拉起了一支由我党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武装。继而，以“动委会”名义，通过统战人物先后拉起了地方、卞桥（今平邑县北部）两支抗日武装。三支抗日武装人枪300有余，在社会情况十分复杂，我党力量十分弱小的情况下，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使蒙山一带的抗日斗争出现了新的形势。这与省委的亲自领导是分不开的。
  （平邑县政协供槁李智传、彭希芳撰）
  山东省战工会成立前后
  1940年7月26日，山东省各界人民在中共山东分局领导下，于今沂南县青驼寺镇一古庙内举行了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联合大会，选举成立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即省政府前身）。同时，建立了各群众团体的省级领导机构。
  战工会成立前的抗战形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率其所辖的第三集团军不战而逃，山东各地相继失守。在此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人民奋起抗战，先后在徂徕山、沂蒙山、昆仑山和抱犊崮山区以及清河、鲁西和湖西等平原地区发动群众举行数十次抗日武装起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同时各种抗日救国组织也纷纷建立起来，不少地区也相继建立了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至1940年夏，全省已有70多个县级民主政权，10个专员公署，1个行政公署。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寇深感我党政军民在敌后坚持抗战，日益壮大，给他们造成严重威胁。于是集中兵力向我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蚕食”；国民党顽固派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与日寇暗中勾结，直接间接地配合日军进攻和破坏我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继韩后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的沈鸿烈积极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疯狂进行反共磨擦，破坏抗战，制造分裂，并秘密派人与日寇“谈判”，准备投降。
  严重复杂的斗争形势，迫切需求有一个省级抗日民主政权，统一领导全省人民开展武装斗争，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为此，战工会应运而生。
  战工会成立
  出席山东省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联合大会的有山东初选“国大”代表，各地区的工、农、青、妇、文各界代表共300余人。青驼寺古庙院内搭起临时席棚作为大会会场。代表们组成了4个大队：国大队、青年队、工农队和妇女队。大会开幕时唱《救亡进行曲》和《大会会歌》。大会筹备会负责人、中共山东分局秘书长霍士廉宣布大会开幕，并通过大会主席团：名誉主席毛泽东、朱德总司令等;大会主席团成员为范明枢、朱瑞、黎玉、李澄之、孙鸣岗、张伯秋、霍士廉、陈明、李竹如、朱则民、杨希文、牟宜之、张立吾、郭瑛、陈放、祁青若（女）和许光明等17人。抗战老人范明枢致开幕词，霍士廉代表大会筹备会报告大会筹备经过，山东分局和山东八路军代表黎玉致词；各团体、各界代表李澄之、张立吾、张伯秋、许光明、范梅浦、杜前、王任习（女）、杨希文、孙鸣岗和回民代表李炳勋等相继致词;随后自由演讲。演讲的有抗战耆老杨汉章、农民领袖郭瑛、青年王克和妇女陈大娘等。
  大会讨论主席团提出了下列提案：增选马保三、肖华、董君毅（即段君毅）、杨勇、郭子化、张维翰、孙继先、霍士廉、孔昭同、郭影秋、江华、林一山、吴仲濂（女）、彭畏三、许光明、郭军（女）等为国民大会初选代表;选举参议员成立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选举成立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请大会电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停止磨擦，团结抗战;建议由本大会主席团负责拟订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组织条例
  和施政纲领。
  大会主席团推选杨希文为大会秘书长，霍士廉、朱则民为副秘书长。
  8月中旬，在大会进行过程中，临沂、费县一带的敌人经常到大会驻地附近进行骚扰，均被八路军和地方武装所击退。大约在20日左右，盘踞临沂的日寇集中了较大的兵力，对大会驻地进行突然袭击，大会决定转移会址。经大张庄向西绕到孙祖镇。大会于8月26日胜利闭幕。
  大会首先邀请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作政治报告，题为《从国际到山东》，报告共分10个问题：世界的形势是革命和战争;世界第二次大战是人类空前的灾难，也应是人类最后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的三阶段与当前的新形势;大战的展望和革命的任务;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战；中国抗战的第三年；中国抗战的形势和任务;抗战的山东；山东抗战的第三年;山东政治形势的新发展与我们奋斗的新方向。报告最后强调指出，在山东抗战的第四年，“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将是山东坚持武装抗战的严重任务。我们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朱瑞的报告，受到全体代表的一致拥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据以联系各地各项工作的实际情况，研究贯彻这一重要报告所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朱瑞报告以后，山东分局委员、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委员黎玉作了《论山东目前投降与反投降》的报告;李澄之作了《宪政与民主》的报告；李竹如作了《战斗中的山东人民》的报告‘霍士廉作了《山东职工运动》的报告;郭瑛作了《山东的农民工作》的报
  告;刘居英作了《抗战以来山东青年运动的总结及其发展的新方向》的报告;陈若克作了《山东妇女运动的新任务》的报告;杨希文作了《亟待开展的山东新文化运动》的报告。
  在代表们的要求下，朱瑞又作了《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妇女问题》两个专题报告，深受代表们欢迎。
  大会复选了出席国大代表大会的国大代表。当时国民党中央筹备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他们的所谓国大，“七七”事变以前，在全国人民反对之下未能召开。这时他们又要筹备召开，仍以1936年伪选的国大代表为基础，由他们任意指定补充。这些代表根本没有代表人民的资格。联合大会代表山东全省3800万人民郑重声明，否认那些伪造出来的代表的资格，并由各地区选出初选的国大代表150人，投票复选山东出席国大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61人，候补代表21人。正式代表名单如下：地区国大代表当选40人（以姓氏笔划为序）：于学忠、亓养斋、田元、江华、朱瑞、牟宜之、牟中珩、李澄之、李贞乾、李林、林浩、范明枢、徐向前、洪林、陈明、陈光、孙鸣岗、孙继先、马保三、耿光波、张经武、张维翰、张里元、梁竹航、聂振东、逢学品、黄逢元、彭畏三、郭洪涛、杨汉章、杨勇、董君毅、路雨亭、黎玉、刘民生、赵新、赵笃生、赵金采、肖华、罗荣桓；国大团体代表21人（以姓氏笔划为序）：丁方明、王震宇、史秀云（女）、祁青若（女）、李竹如、吴仲濂（女）、邵德孚、宋逸安、林月琴（女）、张伯秋、张叔成、张天民、陈若克（女）、陈放、许光明、杨希文、杨涤生、郭瑛、郭军（女）、刘群、霍士廉;地区当选候补代表13人（以得票多少为序）：方菊珍、宋澄、马千里、冯基民、刘孟、郭影秋、周毓英、于化琪、李炳勋、张雪门、赵冠五、祝璧臣、田珮之；团体当选候补代表8人（以得票多少为序）：国静波、郭子化、孙学之、孙陶林、张立吾、刘洁民、方登
  汉、蓝名述。选举结果，立即电告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
  国艮党中央曾决定，各省成立省临时参议会作为民意机关监督省政府的工作；山东沈鸿烈故意拖延不予成立。本次联合大会一致决议成立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经投票选举地区当选参议员49人：范明枢、马保三、刘民生、孙鸣岗、李澄之、陈明、亓养斋、耿光波、牟宜之、李竹如、洪林、路雨亭、郭洪涛、梁竹航、林浩、杨汉章、李林、祁青若（女）、潘复生、冯基民、陈若克（女）、朱则民、彭畏三、邵德孚、田元、李菊珍、王文、林月琴（女）、高元贵、赵𨱔、刘居英、刘建中、林一山、李贯一、张霖之、李成仕、汪瑜（女）、刘孟和（女）、张曼云（女）、张立吾、方菊珍、王涛、黄文、李乐平、郭影秋、赵玉琴（女）、王林、景晓村、徐元泉;团体当选参议员32人：杨希文、霍士廉、张伯秋、史秀云（女）、陈放、张天民、郭瑛、杨涤生、许光明、郭军（女）、刘群、刘锦如（女）、王震宇、国静波、杜前、夏振东、王克、王建功、王任习（女）、赵化民、田立夫、孙学之、宋逸安、丁方明、刘军（女）、刘孟、刘曾浩、郭子化、白新才、孙陶林、潘维周、王绍洛；候补参议员26人，其中地区当选16人：高赞非、秦道清、赵冠五、郝伊人（即辛葭舟）、万春圃、田珮之、张闻山、祝璧臣、张朴民、王均治、高树屏、王仲怡、王瑞周、穆澍田、张川、余己午；团体当选10人：赵民三、林胡茄、王月村（女）、苗宗屏、韩玉民、刘仲益、袁也烈、蓝名述、李玉滋、徐昕（女）。当即举行第一次参议会会议，选举范明枢为议长，马保三、刘民生为副议长。最后审议通过了山东省战工会提出的山东战时施政纲领。选举结果电告了国民党中央、国民党政府及其山东省政府，并要求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立即到省临时参议会报告工作。
  为了加强和推动全省政权建设，大会代表一致要求建立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经过热烈讨论，为了给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留一个机会，争取他们能翻然悔悟放弃其反共投降活动，继续留在抗日阵营之内，新成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暂定名为“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选出黎玉等23人为委员，在大会全体代表参加下，隆重举行了战工会成立典礼，委员们宣誓就职，并讨论通过了施政纲领提请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审议。战工会组织分工如下：政治组：黎玉、李澄之、陈明、刘居英、张伯秋、吴仲濂（女），公举黎玉为组长，李澄之为副组长；军事组：张经武、罗舜初、梁竹航、宋澄、牟宜之，张经武为组长，梁竹航为副组长;财经组：艾楚南、冯平、耿光波、郝伊人（即辛薛舟），艾楚南为组长，耿光波为副组长;教育组：杨希文、李竹如、刘子超、张立吾、孙陶林，杨希文为组长，李竹如为副组长；民众动员组：李澄之、霍士廉、孙鸣岗、朱则民，李澄之为组长，霍士廉为副组长；还公推黎玉为首席组长、李澄之为副首席组长（后来改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并决定陈明为秘书长。
  在委员们宣誓就职以后，各领导机关和各界代表致以祝贺，最后由首席组长黎玉致答词。
  在联合大会上分别通过了山东省各群众团体的组织章程和工作纲领，并分别选举成立省领导机关。
  山东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选出李澄之、霍士廉、罗舜初、张伯秋、李竹如、朱则民、陈明、耿光波、梁竹航、冯基民、刘民生、孙鸣岗、杨希文、陈放、张天民、祁青若（女）、宋逸安等17人为常务委员，并公推李澄之为主任委员，霍士廉为副主任委员，其内部分工为：张伯秋为秘书长，耿光波为组织部长，朱则民为副部长；杨希文为宣传部长，张立吾、陈放为副部长；梁竹航为民众武装部长，张天民为副部长;孙鸣岗为后方勤务部长，冯基民为副部
  长;宋逸安为生活改善部长，祁青若（女）为副部长。
  山东省各界救国总会选出执行委员23人：霍士廉、罗舜初、朱则民、张伯秋、李竹如、杨希文、刘子超、梁竹航、陈明、陈放、杨涤生、张迅如、张天民、孙学之、许光明、王震宇、郭瑛、宋逸安、刘仲益、赵华民、史秀云（女）、祁青若（女）、王任习（女）；常务委员7人：霍士廉、朱则民、张天民、李竹如、郭瑛、祁青若（女）、陈放。
  山东省职工抗日联合总会选出执行委员21人：张天民、许光明、孙学之、王震宇、王建功、张福林、田立夫、焦建英、赵金才、吕希臣、陈然、朱振宽、安志诚、许杰、高光宇、张凤祥、韩玉民、白新才、金合法、孙岗、孙友德;常务委员3人：张天民、许光明、孙学之。
  山东省农民救国总会选出执行委员21人：郭瑛、宋逸安、刘仲益、赵化民、宋大成、马赛、马子厚、李廷臣、苏冠英、许乃荣、刘培堂、宋觉民、石磊、赵春景、马本士、徐光简、马传纲、来百恒、刘濮源、刘作恒、司贺峰；常务委员5人：郭瑛、宋逸安、刘仲益、赵化民、司贺峰。
  山东省青年救国总会选出执行委员29人，他们是杨涤生、陈放、张迅如、夏戎、梁忠、高枫、杨士敬、刘曾浩、杜前、林江、彭子芳、蓝名述、丁方明、王林、王克、张延积、李纪德、于国平、鲁光、李学智、张德超、胡键、田元、王照华、王均治、柳林、张乾享、宋成德等;候补委员2人：张自强、王佐卿。
  山东省妇女救国总会选出执行委员27人：史秀云、祁青若、林月琴、陈若克、刘锦如、李玉滋、郭军、葛明、赵新、汪瑜、甄磊、韩豁、赵玉琴、王任习、王月村、刘孟和、朱慧、徐昕、刘孟、洪林、陈秀英、柏林、曲韶华、隋佩兰、张廷英、王汇英、刘军；常务委员9人：史秀云、祁青若、陈若克、王任习、刘军、汪瑜、刘锦如、王月
  村、张廷英。
  山东省文化界救国协会总会选出执行委员25人：李竹如、胡笳、林一山、于寄愚、张叔成、张岗、马巨涛、张凌青、贺致平、袁成隆、王绍洛、张承先、刘子超、李培南、刘导生、周纯全、董琰、杨汉章、孙陶林、杨希文、张逢之、苗春亭、鲁西良、汪瑜（女）、王卓青;候补委员5人：袁也烈、徐仑、王少云、潘维周、刘鸿轩。
  这次大会是隆重的也是胜利的大会。大会是在中共山东分局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受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
  大会选举成立参议会、战工会，讨论通过了参议会组织条例、战工会组织大纲、山东省施政纲领，把党的各项政策体现于这一纲领之中。这对全省各抗日根据地的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起了重大的作用。
  大会在开幕和闭幕的时候，都向有关方面发出电报，在闭幕时大会和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以及其他组织还分别发表宣言，向全省人民和各有关方面郑重宣告大会的胜利闭幕。
  战工会成立后
  战工会成立后，统一领导了全省各级民主政权的工作，积极领导全省人民开展对敌武装斗争，扩大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推行民主政治；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建立财政制度，发展生产保证供应;恢复和建立学校，开展国民教育;发动参军运动，实行拥军优属；加强除奸防特，搞好社会治安，使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区域不断扩大。至1942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已建立了4个行政主任公署，12个专员公署，90个县政府和663个区政府。
  1943年，山东抗日形势好转。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山东省
  临时参议会于1943年8月决定把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简称政委会），以使山东省政权进一步名符其实，更便于推动工作。日本宣布投降后，1945年8月，在延安出席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全体山东代表一致建议，将“山东省政委会”改为“山东省政府”，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改为“山东省参议会”。山东省临时参议会、政委会召开会议一致通过接受这一建议，黎玉被推选为山东省政府主席。至此，战工会光荣地结束了历史赋予她的神圣使命。
  （省政协、沂南县政协供稿杨希文、靳星五、李振兴撰杨丽整理）
  山东“动委会”和“抗协”自卫军
  1938年夏，国民党九十军石友三、（原西北军冯玉祥部下）部，从徐州转进鲁南山区。该军政治部部长张友渔是共产党员，政治部内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的知识青年，他们很重视联系发动鲁南各阶层人民团结抗战。在该政治部领导之下，组织了鲁南抗敌工作团，开展抗日工作。
  1938年8月，在鲁南抗敌工作团的基础上，发起建立了鲁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由高树勋任主任委员，田佩之任秘书。组织部长是政治部张某某（共产党员），副部长郭子化（共产党员），武装部长梁竹航，宣传部长李澄之，副部长杨希文，后勤部长耿光波。动委会成立后，推动建立健全鲁南各县动委员，贯彻执行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发动群众团结抗战，宣传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压制群众，限共反共，制造磨擦的反动政策。
  石友三部于1938年冬转去河北。随即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到达鲁南。沈鸿烈到鲁南后即宣布鲁南动委会系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禁止其活动。他委任鲁南动委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李澄之，为山东省第四联合中学校长，还聘请一些人当他的省动委会及设计委员会委员，想以此分化争取动委会的成员。但原鲁南动委会大部分同志仍继续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反共摩擦的鲜明立场，对第四联中的学生也以此进行教育。并以第四联中为中心与各地抗战人士广泛接触，随时和我党的省领导机关联系配合，共同商讨反对沈鸿烈的反共政策。因此，沈鸿烈在1939夏日寇大“扫荡”后，借口财政困难，停发了第四联合中学的经费，
  并解散了第四联中。
  1939年夏，在日寇大“扫荡”期间，以李澄之、梁竹航、彭畏三等为首，在中共山东分局同意和支持下，发起成立了鲁南国民抗敌协会（简称抗协），更广泛地开展抗日工作，特别注意在沈鸿烈统治区内，发展赞成团结抗战的进步人士，建立抗协组织。是年秋，经山东分局决定，把抗协会部移到山东分局驻地，在党的领导下，恢复鲁南动委会。在摩擦反摩擦、投降反抗降的斗争中，鲁南各地区在同级党委领导下，也逐步建立起动委会和抗协组织。1939年底，山东分局主要负责人，对鲁南抗协和鲁南动委会几位负责人提出了“要组织、要群众、要武装”的要求。
  从此，抗协更广泛地吸收会员，发展组织，推动各级动委会加强工作，在原已出版油印版《动员月刊》的基础上，又成立了新山东报社，出版了石印版《新山东报》。同时，建立了鲁南国民抗敌自卫军（简称自卫军），争取各地自动发起的小股抗日武装，发动吸收地方土尚未出来的人员参加自卫军。1940年春，自卫军已经吸收了原王德林发起的光复军大部（王德林为东北抗日义勇军领袖；“七七”事变后，在其原籍沂水县发起成立了光复军）及沂水县刘佛缘、邱维周等部，编组成为直属第一团，自卫军并发表成立宣言，明确提出拥护共产党宣布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1941年又在滨海区发展成立了直属第二团。沂蒙、泰山、滨海等地区的许多县，也在当地党委领导下，成立自卫军中队或大队。自卫军从建立之日起，即在党的领导下，由山东纵队统一指挥，统一供给。
  1939年秋，武汉失守以后，日寇对国民党就以政治进攻为主，多方诱降。同时集中主要兵力，对我党领导的坚持敌后抗战
  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残酷的“扫荡”，企图消灭。蒋氏国民党反动派则掀起反共高潮，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在当时，分裂投降就是抗战的主要危险。为了克服分裂投降危机，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于1940年夏，在《大众日报》上发表《论进步国民党》一文，并同抗协几位负责人反复酝酿，认为抗协的主要负责人李澄之等，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国民党员，把抗协组织作为进步国民党员的组织，对团结国民党中的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扩大抗战力量有利，组织名称也由抗协改为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作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
  1940年秋，在山东各界人民代表联合大会期间，各代表团内的国艮党员、同盟会员和一部分无党派代表，都正式参加了抗协;并举行了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代表大会，选举建立了抗协省会部。对还没有建立抗协组织的地区，选定了特派员，使抗协组织在沂蒙、泰山、抱犊崮、滨海几个地区有了较大的发展。
  1942年夏，山东抗日根据地逐步扩大，抗日民主政权和经济文化事业均有相应发展，需要大量的干部。当时，刘少奇到山东检查工作，协同山东分局负责同志约集抗协十几位负责人，对抗协、动委会和自卫军的工作进行了研究。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大家一致决定结束抗协和动委会的组织，将自卫军编入八路军。抗协、动委会各级组织的专职干部，原已兼任政府工作的即可专任政府工作;原来兼职的，可分配到政府经济、文教等方面的工作岗位上去，以充分发挥其专长。抗敌自卫军的主要部分编入八路军。各地数量较小的自卫军，就地编入地方武装。至此， 抗协、动委会和自卫军的工作即告结束。
  （山东省政协供槁梁竹航、杨希文、靳星五撰）
  山东省政府在大店成立前后
  1940年7月26日至8月26日，在沂临边联县青驼寺（今属沂南县）召开了全省各界代表参加的联合大会。联合大会通过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组织大纲》，决定成立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省战工会）。投票选举出范明枢等81位省参议员和黎玉等23位战工会委员，通过并颁布了《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由此，山东省级抗日民主政权诞生了。当时之所以不用政府名称，主要是因为战工会是民选的，而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还未逃出山东，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不用政府名称更有利于革命事业。
  山东省战工会的职权是领导根据地的行政、财政、经济、地方武装、教育、公安、司法等工作，推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它是中共山东分局直接领导下的全省最高行政机关。山东分局通过党团在战工会内贯彻党的政策和决定。
  山东省战工会采取集体领导、各组分工制度，公推黎玉为首席组长。1941年3月，战工会首席组长改称主任委员，黎玉为主任委员，李澄之、陈明为副主任委员，陈明兼秘书长。下设民政、财政、经济建设、军事、教育、高级审判、公安等处和调查研究室。
  省战工会成立之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工作走上了统一领导、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到1943年8月，全省抗日根据地行政机构已发展到4个行政公署，2个相当于行政公署的专署，12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90个县政府，663个区公所，10128个根据地村政权、12443个游击区村政权。解放区面积184697平方里。
  从1943年起，山东抗日斗争的形势开始好转。由于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日军兵力不足，侵占山东的第六混战旅团被调走，由伪军补充。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我抗日军民击退，进犯鲁南的国民党军李仙洲部被迫退回皖北，原在山东的东北军于学忠部撤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也随之逃离山东。
  随着根据地形势的逐步好转，进一步加强山东省级民主政权建设的条件已经具备。1943年8月12日至9月8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第二次议员大会先后在莒南县坊前村和日照县桑庄召开。大会通过了新的《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和《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组织条例》，决定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改名为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简称省政委会）。选举黎玉、罗荣桓、刘居英等11人为政委会委员。黎玉任主任委员。政委会下设民政处、财政处、教育处、高级审判处、公安处、工商管理处、调査研究室和战时邮务总局。
  省政委会是全省行政的统一领导机关，对省临时参议会负责。当时抗日战争尚在进行中，为了争取国民党抗日，仍未采用山东省政府的名称。
  1944年，山东抗日军民开始局部反攻，1945年上半年，转入攻势作战。到抗战胜利时，全省除济南、青岛、潍县等孤立据点外，大部分城镇已被解放。胶东、渤海、鲁中南几个大战略区连成一片。山东根据地建立了5个行政公署、22个专署、127个县级政府和850多个区政府。面积已达40.3万平方里，人口2052.8万人。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8月8日苏联对
  日宣战，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山东境内敌伪政权和国民党顽固派政权面临全部垮台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出席在延安召开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全体山东代表，向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省政委会建议，将省政委会改称山东省政府。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8月13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省政委会在莒南县大店镇（政委会驻地）召开第二十次联席会议，决定将“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政府”。推选黎玉任省政府主席，以原政委会委员为省政府委员。同日，省政府主席黎玉签发布告，昭告全省：“山东省政府自即日起行使职权”。当时省政府内设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实业厅、教育厅、司法厅、公安总局、卫生总局;下辖5个行署、3个特别市，147个县市。全省面积17.7万平方公里，人口3562万人。至此，山东省级人民政权名正言顺地完备建成了。《大众日报》在8月16、18、19日连续对山东省政府的成立作了专题报道。
  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省政府领导成员与内部机构设置也相应不断变化。至1949年3月，省政府委员有黎玉、梁竹航、艾楚南、张伯秋、耿光波、田佩之、杨希文、辛葭舟、李澄之、郭子化、薛暮桥等11人;省政府工作部门发展到14个，即：秘书处、人事处、总务处、民政厅、财政厅、实业厅、教育厅、司法厅、公安总局、卫生总局、山东河务局、邮电管理局、公路管理局、荣军管理局。
  山东省政府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中共山东分局领导下就开展全面反攻、接受日伪投降、接收和加强城市工作、开展经济建设、粉碎国民党内战阴谋等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发布了一系列文件，从1945年8月9日起先后制定、下达了接收和管理等方面的命令、决定等16个，惩治战争罪犯、处理汉奸遗产、战俘管制等条例和决定12个；有关支援前线、提拔干部以及解放区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决定条例30多个。
  1945年9月21日，山东省政府和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机关一道，由莒南县迁往临沂城。
  1949年3月30日，山东省政府委员会、山东省参议会驻会委员，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山东省政府改称山东省人民政府，增补省政府委员11人，与原有委员共同组成新的省人民政府委员会。1949年4月15日，省人民政府各厅、部、局等直属机关进驻省会济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山东省人民政府的名称有过两次变动。1955年3月，改称山东省人民委员会;1967年2月，建立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1979年12月，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二次会议精神，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二次会议决定撤销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组建山东省人民政府。
  自山东省政府成立，历经50载，现在已是第十二届人民政府了。
  新中国成立之前，山东省人民政府及其前身山东省政府、省政委和省战工会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为新中国诞生后人民政权的建设和行政实践，创造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密切联系群众，人民群众全力支持民主政权。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各级民主政权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去完成各项任务；人民群众把民主政府当作翻身解放的靠山和希望，政府和人民是鱼与水的关系。在战争年代，人民以深厚的感情，无私奉献的精神，自觉响应民主政府的号召，不仅从人财物力上保证了革命战争的需要，而且为保卫民主政权、掩护干部，不少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正是靠这种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血肉相联的关
  系，民主政权才能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生存发展，不断完备壮大，立于不败之地。
  广大干部具有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在与国内外敌人的严酷斗争中，山东各级民主政权的广大干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把完成民族艮主革命，解放全中国，为人民谋利益，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心甘情愿做人民公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他们不怕艰难困苦，勇于牺牲，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奉献精神。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省战工会第二任秘书长李竹如等上千名在政府工作的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他们用自己的热血捍卫了人民政权，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赤胆忠心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精兵简政，厉行节约，提高工作效率。人民政权从省战工会成立至建国前曾多次进行精兵简政。当时精兵简政的原则是脱产人员不得超过根据地人口的3%，提出要“缩小编制，减少单位”，一切以有利于战争环境的需要，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改进工作作风为出发点。经过整编，精简了机构，转变了作风，克服了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同时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了民力，机关和干部队伍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适应新的战争环境，夺取更大的胜利，特别是为进城后做好城市的施政工作，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建国后，山东省人民政府发扬光大了人民政权半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和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在新的历史时期，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省人民政府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出发点，带领全省人民开拓进取，真抓实干，为全
  面完成“八五”计划，为在“九五”期间顺利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莒南县政协供稿张守富、陈常泓撰）
  范老在桃花坪
  桃花坪是沂中县夏蔚区（今沂水县高庄镇）的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村子座落在盘龙崮南的山坪上。盘龙崮像一条巨龙，自东向西，横卧数里，崮高林密，悬崖陡III肖。村西、村东，山峰重叠。村南是一片开阔地，清清的河水从村前流过，河两岸是碧绿的庄稼。这里交通闭塞，环境幽静。全村几百口人，朴实善良。早在抗战初期就有党的活动，村里1940年建立了党组织。在1942年抗战最艰苦的年月里，山东省著名教育家、抗战老人、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参议长范明枢先生来到了桃花坪，至1947年4月离开，范老在桃花坪工作生活了4年半之久，范老同桃花坪村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人们永远怀念他。
  1942年秋日军大“扫荡”前夕，上级将范明枢送到桃花坪村，安排由该村党支部负责掩护照顾，要求全村男女老幼，对外绝对保密，不许出现半点差错。若有人来见范议长，事先没有地委的通知，谁也不能告诉他在这里。
  为了范老的安全，并使他有个安静的环境，桃花坪村民将范老安置在盘龙崮山腰的两间草房里。草房周围绿树环绕。站在草房前，放眼南面，山下的小村、小河，远处的高山尽收眼底。从山下往上看，葱郁的苍松、挺拔的翠柏盖满山岗。为照顾好范老的生活，村干部选派一名政治上可靠、办事机灵的青年王兴如为老人挑水、劈柴、做杂务，时刻不离范老的身边。范老来到桃花坪不久，日军大“扫荡”开始了。日伪军2万余人，采取“拉网战术” “扫荡”沂蒙抗日根据地。激烈的枪声、炮声传到山村，情况万分危急。为保证范老的绝对安全，村民又在范老住处的下边一道石堑上挖了一个洞子，让他藏在里面。每天给他送茶送饭，送完饭后，再用石块将洞口垒好。但时间长了，洞口踏出一条路，这样很不安全，他们又在洞前边盖了一间羊棚，洞口的出口就在羊棚里面。范老非常赞赏，他幽默地对村民董庭会说：“庭会，你们挺会想办法，晚上还有和我作伴的呢（指羊）!”这次，范老在洞里藏了18天，直至敌人大“扫荡”结束，形势缓和。他从洞里出来后，对村民风趣地说“我下了蛰，又出蛰了！”
  范老身材高大、胖壮，满脸络腮胡子。他来桃花坪时年龄76岁。他是和四儿媳一块来的。范老住了一间，儿媳住了一间。后来他的孙子媳妇也来了。范老经常对村民说：“别看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很猖狂，但他狂不了多时。只要我们全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一致抗日，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范老共有4个儿子8个孙子，但是仅存孙子范纟于1人，其他的都在抗日前线牺牲了。他的三儿子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的消息传来时，儿媳怕惹范老悲伤，不让范老看信，王兴如说不让他看不行，后来叫他看了。范老强忍悲痛，反而安慰大家不要悲伤：“革命就是这样，没有牺牲流血，怎能换来胜利？他无愧于父母，无愧于国家。这是党对他培养的结果。我们要把仇恨倾注到国民党顽固派身上!”
  范老平易近人，对群众非常热情。即是一个儿童去他那里玩耍，临走时他也送出一大段路。范老有时在村里，有时外出。外出时，青年将范老背下去，用轿子抬着，每次8个人，4人为一班轮流。每年春节，村民们都去给范老拜年、磕头，亲如一家。党支部和村民每年都给他祝寿。省里县里很多负责同志都参加，他们对范老非常尊敬，很多人称他为老师。罗荣桓司令对他也非常尊
  敬。山东抗协负责人梁竹航来探望过范老。冯玉祥也曾给范老转来一块重1.5公斤的镀铜牌子.牌子上铸着中国地图和“冯玉祥”3个字。1946年春，是范老80大寿，各界人士在桃花坪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祝寿大会。
  1947年春，敌人重点进攻沂蒙山区前夕，范老从桃花坪村转移至黄河北。桃花坪村青年王兴如也随之前往。是年农历八月十三，范老在乐陵县病逝。听到这不幸消息，桃花坪村民无不落泪。董庭会和林茂春代表全村村民赶到乐陵，给范老拜墓。范老永远活在桃花坪村民的心中。
  （沂水县政协供王均贵撰庞守民整理）
  沂南的对敌斗争与支前
  我是沂南县人，整个战争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沂南县工作。现将我知道的特别是我亲自经历的一些事情忆述如下：
  先说对敌斗争。这里主要说县区武装和民兵对敌人的斗争。首先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山东著名的战斗英雄徐枚山和他领导的游击大队，以及岸堤一带的广大民兵，他们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里，一直坚守在岸堤以西的汶河沿岸，与鬼子汉奸进行了上百次的战斗，守住了沂南的西大门，使蒙阴的鬼子和桃墟的伪军，除了进行大的“扫荡”之外，不敢东过汶河，使岸堤以东成为安定的后方。他们还经常到汶河西的官庄、桃墟一带打击敌人，征收救国公粮。徐枚山指挥打仗很有办法，他很勇敢，枪打得又准，不断取得战斗胜利，所以桃墟的伪军非常怕他，都觉得出门碰见徐枚山是倒霉的事。他们有这样的口头禅：“谁要是办了亏心事，叫他出门碰见徐枚山！”这里记的是实实在在的事，不是文学上的夸来之言。岸堤一带的民兵，也是经过多次战斗锻炼的。他们一听见哪个山头枪响，就三五成群的向那里集中，主动地找徐枚山联系，接受指挥，勇敢地参加战斗。真是召之即来，不召自来，挥之即去，战罢自去。伪军们说，徐枚山打仗就和孙悟空一样，拔一把毫毛用口一吹就变成了队伍，而且不知有多少，到处是枪口瞄着你，实在难办。抗日战争期间，这一带的民兵，确实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是沂南人民的骄傲。
  1942年冬天，日寇在垛庄安上了据点，企图打通环蒙公路，但是，县区武装和垛庄一带的民兵把垛庄据点紧紧包围了起来，伪军们出来抢掠，每次都遇到区中队和民兵的迎头痛击，使他们不敢随便到据点外边来。在和汉奸的多次战斗中，还出了横山后刘日功这样的英雄人物。他在一次战斗中，4枪打死了3个敌人，人称神枪手，受到了县武委会的奖励。垛庄周围的村庄，始终掌握在我们手里，就是连垛庄在黑天后也是我们的天下，都向政府交公粮，都向我们送情报。1943年麦收季节到了，敌人早计划要抢粮，我们则组织好了垛庄周围村庄的群众，连山后岱庄一带的群众也动员去支援，在黑夜抢收麦子。县大队、区中队和民兵把据点包围起来，分区委书记江波等站在最前头，广大群众则有组织地抢收麦子。这样一夜把麦子全割光了，敌人始终未敢出来，其抢粮计划全部落空了。这次保卫麦收搞得很漂亮，受到了省领导机关的表扬。
  在解放战争时期，沂南县的民兵更加发展壮大了，战斗力更强了，成了打击国民党部队——特别是还乡团的一支重要力量。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鲁中山区时，在临沂、沂水公路上，安上了葛沟、河阳、辛集、苏村等据点，沂河东暂成为敌占区和游击区。我县区武装与广大民兵，南起榆林，北至独树，沿沂河西岸建立了百余里的防线，不远就设一个民兵联防点，与国民党对峙，并经常打击敌人，使他们不敢过河来抢掠。说起来也是个奇迹，一河之隔，两个天下，沂河西岸的村庄，包括距敌据点不到1华里路的苗家庄、莪庄等，公开地进行土地改革，呼口号，开大会，搞生产，忙支前，敌人是望河兴叹，无可奈何。不仅这样，在民兵英雄张秀海、高运成、金维三、杜金西等同志的带领下，区中队和民兵还经常到沂河东去打击敌人，扰乱敌人从临沂到沂水的交通，不断取得战斗胜利。在1948年初的一次出击中，张秀海同志不幸牺牲了。
  解放战争时期，在鲁中军区的直接支持下，沂南民兵成立了高（运成）金（维三）大队，这是一支脱离生产的民兵骨干队伍，到处配合主力，打击敌人，开展爆炸活动.是沂蒙山区有名的一支人民武装。在孟良崮战役中，沂南县民兵缴获和搜集到大批武器，许多民兵都换上了中正式，有的还是汤姆式、卡宾枪，还装备了几十挺轻机枪和两挺马克辛重机枪，在徐枚山的指挥下，狠狠地打击了地主还乡团。他们在1947年6月间，深入蒙山，消灭了几个伪乡公所。在1948年六七月间，先用长途奔袭的办法，到汪沟一带，消灭了几个伪乡公所，后又假用华野十三纵的名义，在两天里向临沂双湖一带出击，给还乡团以沉重的打击，还乡团纷纷南逃，震慑了临沂城的敌人。
  自从沂南县建县以来，就有县大队的组织，1939年建立区、乡政权时，也同时建立了区中队和乡分队。这些县、区、乡地方武装，一方面是维持治安打击敌伪活动的骨干力量，一方面又是补充主力部队的一个阶梯。它和当地人民特别是民兵，有着更加直接的密切联系，在沂南根据地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民兵的作用就更大了，它由青壮年中的先进分子组成，是自卫团的骨干力量，他们负责站岗放哨，传递情报，镇压汉奸特务活动，还维护社会秩序，特别是“扫荡”时的秩序。在1942年以后的多次日寇“扫荡”和国民党军队烧杀沂南的时候，社会秩序非常之好，群众在疏散中都非常有秩序。各个山头上、山坳里，都有民兵活动，使敌人的特务很难进行活动，便利于我主力部队打击敌人。在1945年5月日寇“扫荡”沂南县时，被我主力部队和民兵打得晕头转向，只在依汶一带住了一天即仓皇逃跑，因怕挨地雷炸，连界湖镇都未敢进去。在孟良崮战役中，民兵和人民群众捉了不少国民党俘虏，拣了不少枪支子弹，武装了自己，还送给了军分区部队。
  这里顺便说一下，土山区小沟崖的一个儿童，当国民党部队在该村盘踞时，想办法接近了一个国民党连长，并乘这个连长午睡时，偷出了他的驳壳枪，送给了分区委书记王茂松。
  再说支援前线。这里想说一说解放战争时期的大规模的全民性的支前工作。1946年冬季，当华东野战军在苏北、鲁南地区作战时，沂南就组织了大批的民工支援前线。1947年2月沂南县成立了支前司令部，翟翕武、徐枚山任正副司令，高复隆、李子超任正副政委（孟良崮战役后改由李子超任政委）。这时候正在进行莱芜战役，沂南除派出大批民工支前外，全体人民全力以赴，搞好过境的十几万部队的食宿。莱芜战役大捷后，皮定钧司令率领部队到沂南来休整，沂南人民又很好地安排了食宿。保证部队休息好。孟良崮战役主战场就在沂南境内进行（孟良崮当时完全在沂南境内，因为那时垛庄区属于沂南县），全县人民更紧张地进行支前工作，送公粮，抬担架，碾米磨面，送给养，烧开水，打铺草，当向导，上至白发老太太，下至10岁左右的儿童都动员起来了。敌人就在前面，但支前工作仍是高效率地进行。这个战役以后，部队过往频繁，全县继续全力支前。男青壮年基本上都随部队到前方去了，村干部也大都带领民工走了，家里的支前工作主要由妇女来担任。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各村都推选出女村长及一整套女干部，她们的战时勤务工作，大多数都是做得很出色的。如塘子村的女村长刘曰美和她的妇女班子，战勤工作就做得很有成绩，受到了《大众日报》的表扬。辛兴村在妇女会长潘桂英的带领下，战勤工作做得也很好，几个女青年积极分子，夤夜间给部队带路，爬山涉水，一夜之间就送8部分部队过汶河。东北村是一个不到百户人家的村庄，女干部们接到通知，一个团的部队晚上要来宿营，他们很快打扫好了房子，铺好了铺草，烧好了
  开水，凑好了给养，部队来了，半个小时内就能够全部睡觉休息，这个部队的首长，感叹不已。1947年八九月间，一个野战医院住到明生、枣林庄、韩家庄一带，这个医院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只有一二十个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但伤员却有几百人，他们分住在这三个村子里，护理工作全由这三个村子的青年妇女担任，她们给伤员喂饭，洗衣服，换绷带，忙了个把月，工作做得很好，没有一个有怨言的。当我们到这个医院慰问时，该院指导员对这里的群众很感激，对这些姑娘很赞扬，并告诉我们一个大嫂用奶汁喂伤员的事。后来我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刘知侠同志，他以此做蓝本写出了“红嫂”的故事。就在这年7月间，一部野战军从蒙山到沂南来，想渡过沂河到滨海去休整，但不巧得很，这时沂河里发了大水，河里的船已经被国民党烧光了。同时得到消息，国艮党军明天就可能封锁沂（水）临（沂）公路，堵截我们的部队，情况很紧急。但是，人民是有办法的，沿河的人民大都会凫水，南起榆林，北到土山几十个村庄的人民，扎筏子，用大缸大盆做船，还用一人帮一个战士游泳过河等办法，一夜之间就把上万的部队送过河去，胜利地完成了突围任务。这件事也被刘知侠同志写入了《红嫂》这本书，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完全真实的。在青壮年劳力基本上都上了前线的情况下，妇女们不但完成了繁重的支前任务，而且还挑起了生产的重担，在少数男半劳力的带领下，她们出色地完成了1947年的秋收秋种任务。
  沂南人民支援前线的动人事例，是很多的，我就不多叙述了。总起来说，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沂南人民在支前工作上是立了大功的，是很有贡献的，是应当引以为荣的。
  （沂南县政协供稿李子超撰）
  临郯青年救国团
  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至1941年春，我党曾在鲁南地区组织并发展了“临郯青年救国团”。这是一个以爱国青年为主体的抗日群众组织。它在抗日战争初期，对于宣传、发动和组织鲁南各阶层人士积极开展抗日斗争、促进民主政权的建立、发展抗日武装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鲁南人民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我作为一个参加者，今就本人记忆，并征求了部分熟悉情况的老同志的意见，对当时临郯青年救国团的组织、发展及其活动情况追述如下：
  青年救国团的成立和发展
  1938年4月下旬临沂失陷后，国民党军队逃走，旧政府政令不能下达，临郯两县之间大片地区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我党就在这种形势下，决定成立第五战区临郯青年救国团（简称青救团），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首先在小屯由陈信亭、刘永祥、姚锡贞、危益民、张乃修等同志成立起青救第一分团（包括郯五区的道庄、老小电、虎山、碑住、褚墩、桥头、卜庄一带村庄）。以小城东杨殿举、杨月扬为首成立第二分团。以赵叙五、王献廷为首在小陵、纸坊一带成立第三分团。宋庄沈林甫、王振南、王元荣等人成立第四分团。芦汪子、马庄的赵民三、赵广俭、赵永莪、赵修等人成立第五分团。芦柞颜月岩、颜景五、颜淑和等成立第六分团。马头徐昆吾、徐成、徐恩蒲、齐展云等人建立第七分团。后村、南头一带路炳五、朱荫南等
  人也组织起一个分团。接着由点到面迅速发展。禹王城以马瑜、刘东岭为首成立第九分团。庄坞杨守忠、杨锡亮、杨树民等人成立第十分团。耿墩以李少周为首成立第十一分团。涌泉付普仁、付伯达、付展如、王子通等人成立第十二分团。房庄朱继箴、王敬亭等人成立第十三分团。层山张子克、张兆源、张兆涌等成立第十五分团。兰陵一带杨景田、魏玉华、孙哲南、陈德五、靳耀南、秦泽浦、任广秀、王伯华等人成立第十七分团。长城、四哨一带以赵心田（后叛变）、刘子见为首及刘克文、丁次乾、白安平、赵永康、杜景顺、刘炎、赵兰章等成立第十八分团（当时也是一个较大的分团，包括四哨、南河头、高庄、孙庄等）。马家石河、王桥、陈道口一带陈乐善、马思孔等人成立第十九分团。马头镇管登岩等成立二十二分团。徐圩子以徐伯贞为首成立第二十三分团。黄村黄杰三、黄文熙、黄献芝等人成立二十四分团。港上以宋幼准为首成立第二十六分团。华埠以滕金鼐为首成立第二十八分团。沙埠以蒋镜寰为首成立第三十二分团。埠前店成立了第三十三分团。九曲以孙珠泉为首成立三十七分团。沂河以东旺南庄、文家埠、范家埝、桥村等地也均成立了青救团分团组织。一直发展到东海、赣榆及邳北等县境内，总计达到40个分团。
  1938年5月间，临郯县委根据各地青年救国团的发展情况，正确地进行组织领导，并在小丁庄召开了临郯青年救国团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临郯青年救国团县团部成立。选丁梦孙同志为常务主任，孙明光任组织部长，刘贯廷任宣传部长，石世良任军事部长，马培卿负责总务。不久县团部转住册山南边的南头村。这时，我党随着工作的需要，开始重视领导骨干的培养。首先由中共临郯县委书记刘剑于8月在南头村主办了两期青年救国团骨干训练班，每期半个月的时间，每期训练七八十人，我是第二
  期的学员。训练内容：主要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如何组织发动群众抗日和教唱抗日歌曲等。虽然训练时间短，食宿极为简陋，如临时向群众凑些高粱煎饼吃，借用民房搭上草铺，既是宿舍又是课堂，学员上课坐在铺上，膝盖当桌子，但学员的学习热情很高，课余时间唱歌做游戏非常活跃，没有丝毫怨言。10月间，县团部迁居涌泉，接着又举办了三四期，我负责带队，训练时间、内容与前两期相同，每期六七十人左右。中心县委负责人分工作发动群众开展统战工作方面的报告，凌少农同志负责讲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每期训练班中，均发展一批中共党员，训练结业后分配到各地，领导群众开展抗日工作。同时，还在临郯青年救国团中选送大批青年，到山东分局岸堤军政干校学习，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后分布在山东各地。
  青年救国团的作用
  1938年12月间，中心县委派我以青救团特派员的身份到兰陵十七分团，任务是加强该分团的工作，建立党组织及做地主李子瀛的统战工作。首先分别介绍杨景田、孙哲南、魏玉华等同志入党，建立党小组。次年2月初发展到六七个同志入党并建立党支部，杨景田任党支部书记，魏玉华任组织委员，孙哲南任宣传委员。青救十七分团是临郯青年救国团中最大的一个分团，它包括整个旧临沂八区及=县、罗通、邸阁一带。该分团1939年4月曾夜袭兰陵据点，将日寇仓库所存的大米、汽油等物资全部烧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斗志。当时以兰陵、沙埠、涌泉、宋庄、芦汪子、马头、黄村、小屯、马家石河一带的青救团最为活跃。后来马家石河一带的青救团便成为开展苍马办事
  处（现在的临沭县）工作的基础。
  1939年初，临郯地区从苏北先后来了大批革命知识青年，他们宣传抗日，教唱抗日歌曲，编演短小话剧。如《卖梨膏糖》、《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对当时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鼓舞群众进行抗日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丁梦孙为临郯青年救国团写了一首歌词，苏北来的青年沈琪生给谱的曲。
  1939年春，临郯青年救国团已经全面地开展工作，群众的抗日热情非常高涨。我党为了进一步地加强领导，充分发挥青年救国团的作用，特对县团部进行了调整、充实，健全了部门机构。组织部长先后有赵杰二（赵彬）、耿益、刘炬担任，宣传部长由许锋、王士超担任，军事部长由凌少农担任，张钦甫负责总务，临郯县委书记王永福为了工作方便也挂名总务，同时县团部还增设了儿童部，由小关负责（名字记不清了）。当时我任县委组织部长，也以青救团特派员的名义作掩护进行工作。
  接着，县团部又成立了若干个工作队和宣传队，王升阶、蒋奇、李西夫、齐克等先后担任宣传队队长，并相继建立了青年、民众、黎明3个剧团，每个剧团40余人。青年剧团由李西夫、李士阳负责。民众剧团由陈玉华负责。齐克、任一成担任黎明剧团团长，唐守训担任指导员。当时，剧团不仅对宣传抗日、发动群众起了很大作用，而且为部队开展政治教育、文化娱乐生活等方面也增添了内容。后来青年剧团编到教导五旅，民众剧团编到沂河支队，黎明剧团编到鲁南军区，分别成为部队的剧团。
  1939年11月间，日寇“扫荡”青救团县团部驻地涌泉，县团部组织部长赵彬（赵杰三）和警卫排任排长、总务处负责人滕金鼐及我党派往蔡少衡部工作的白普泉等不幸壮烈牺牲，事后在涌泉召开了群众大会对这几位烈士举行隆重悼念。
  年底，青救团各分团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加强党群关系，先后以旧区划建立了青救团区团部、乡团部。
  临沂六区（庄坞）区团部，由蒋镜寰、杨权任常务主任，张兆涌、张士珍、张士德、王务本等为委员。区团部设在耿墩小学，下属庄坞乡、学田乡、耿墩乡和兰山乡等。
  临沂八区（兰陵）区团部，常务主任先后由陈德吾、靳耀南、任广秀担任，泰泽浦、王伯华等为委员。区团部设在北横山，后又移往西泇河东岸杨庄，下属横山、南桥、新兴等乡团部。
  郯二区（马头）区团部，常务主任徐昆吾（支部书记兼），徐诚、管登岩、齐克等人为委员。区团部设在马头镇。
  郯四区（磨山、长城）区团部，由沈印华（沈云）任常务主任，丁次乾、赵庆升、陈向平等为委员。区团部先后设在华岩寺、东町、西哨，下属磨山、长城、四哨、石良等乡团部。
  郯五区（道桥）区团部，由姚锡贞（兼）、刘永祥担任常务主任，徐贞一、姚安民等为委员。区团部设在虎山，后又转至褚墩。
  沂东（马石河、王桥）区团部，陈乐善（乐山）担任常务主任，马思孔、刘锡九等任委员，还增设了组织、宣传、儿童、事务等工作人员。
  以青救团为主体的区团部、乡团部建立之后，积极开展工作，站岗放哨，侦察敌情，配合我军作战，创建鲁南临郯平原革命根据地。在民主政府未建立前，临郯青救团县团部所属的各区团部、乡团部行使政权职能，维护社会治安，安排民众生产、生活，以及发布抗日布告，惩办汉奸等。如1939年对官庄（现神山乡）大汉奸王廷玉就是青救团县团部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惩办的。
  随着青救团不断发展壮大，影响着社会各方面人士联合起来抗日救国，许多地方男女老幼、各界人士都积极踊跃参加了青
  年救国团。如禹王城第九分团的徐金六先生和兰陵十七分团的孙仲典先生，都是年事已高白发苍苍的老人，但是他们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常常废寝忘食，昼夜不停地走村串户宣传抗日救国，动员群众参加青救团，发动人们募捐慰劳，支援前线，并动员一部分青年到岸堤军政干校学习，大家誉称这二位老人为老青年、老积极。1942年敌人“扫荡”时，孙仲典老人不幸在邳县连防山附近英勇牺牲了。
  在这个时期，一些群众组织犹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建立。这些群众组织有：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抗日自卫团、儿童团。工人救国会由朱宝甫任会长，农民救国会由赵广俭任会长，妇女救国会会长先后由何奇、刘玉平担任，抗日自卫团负责人赵永莪，小关负责儿童团的工作。还有些村庄发动青年妇女成立了识字班、姐妹团、秧歌队等组织。形成了村村有抗日组织，处处可以听到抗日救国的歌声。接着，县、区、乡都建立了各级群团的领导机构，并在部分村庄开始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增加雇农的工资，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儿童团、自卫团积极配合青救团站岗放哨、査路条。妇救会组织妇女碾米磨面、做军鞋、募捐慰劳子弟兵，出现了许多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的动人事迹。
  在此基础上，青年救国团广泛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团结和争取了一些地方势力。当时较有名望的沙埠王、庄坞杨、小陵赵、车网宋四大家，均是旧社会有权有势的头面人物，统治着临郯一带大部分地区的劳苦大众。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裙带关系。特别是沙埠的王炎（王炳南）是个关键人物，他不仅是沙埠的首户，也是临沂六区一倡百和的大户，叔侄3家拥有土地40余顷，光看家勇就有20余人枪。其次是涌泉的付普仁，自己虽然只有土
  地百余亩，但其堂兄却拥有上等好地10余顷，并由付普仁支配着。再就是张子克，他不仅是地主上层的代表，而且是旧政府的一个小官吏（正统观念较深）。宋庄的沈林甫、沙埠的王厚甫也都是当时上层中有实权的人物。为了做好他们的统战工作，青救团负责人丁梦孙、韩去非、董少白、刘剑等同志多次分别对他们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讲抗战必胜的道理。在他们了解到韩去非是河南人，是一个家中拥有10多顷地的大学生，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毅然离乡背井参加革命，从而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再就是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影响，终于使他们接受了抗日主张，加入了抗日的行列，并把他们所掌握的联庄会及其武装改为抗日自卫团，枪支逐渐转移到群众手里，名曰“枪换肩”。
  1939年国民党反动派提出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后，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临沂县长王保合，郯城县长阎丽天，邳县县长王化云以及第三行署专员张里元、保安支队梁麻子（梁钟亭）等人勾结一起，狼狈为奸，妄图限制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破坏抗日武装，恢复其国民党政权。当时社会上一小撮反动势力也蠢蠢欲动，四处寻衅制造磨擦，阴谋挑动内战。国民党郯城县长阎丽天打着联合抗日的招牌，早在1938年11月就令其部下陈冠华趁日寇“扫荡”，我转移滨海开展工作之机，把我临郯青救团训练班自卫的机枪一挺、长短枪20余支抢劫而去。我方多次派人交涉，开始拒不承认有此事，后答应查询，一拖再拖，不但枪支未归还，还把我方代表王子玉、蒋镜寰扣留了三四个月才放回。1939年6月阎丽天又令其保安三营营长孙荣莱勾结郯四区区长赵宪章等500余人，对我根据地花庄进行突然袭击，我青救团四分团沈云率领花庄杨振经自卫团奋起反击，坚守圩寨昼夜抵抗，后在我八路军三大队配合下，把敌人击退到南哨。9月份地
  方顽固派赵宪章又率部攻打河头村，青救团十八分团刘克文、赵学贤、赵兰章等领导青救团员与顽敌巷战5昼夜后，终因敌众我寡，主动撤出河头村。一天后，该村几百间房屋全部被顽敌放火烧光。直到1939年冬，我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到临郑地区后，在主力部队的指挥和配合下，八路军临郯独立团由马头青救团马明龙带路，进行里应外合，一举攻克了马头镇（当时郯城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国民党郯城县长阎丽天狼狈窜逃，郯城县境内大小顽固派犹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自此临郯大部地区获得解放，南近陇海路，北到抱犊崮山区；东至东海、赣榆境内，西到=城边境，纵横300多华里，均是抗日军民自由活动的地方。人民群众喜气洋洋，欢庆胜利，磨面碾米，募捐慰劳子弟兵。尤其沙埠、涌泉、宋庄，是临郯抗日的发源地，是平原根据地的中心，当时的南进支队三大队和一些部队作战后，大多到这几个村休整补充。因此，这几个村的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中有着特殊的贡献。
  发展抗日武装
  临郯地区第一支武装是在“七七”事变不久，由杨只晨（兰陵人，曾在临沂县立师范任过教）于11月间在兰陵组织起来的100多人枪的武装，赵昭任连长，后编到八路军山东第四支队。
  1938年春，红军干部石世良到临郯青救团，帮助发展壮大“临郯青年抗日义勇队"。开始以小屯青救一分团的人枪为基础，逐渐发展到200余人枪，后编入鲁南抗日义勇总队二营，这是临郯地区建立的第二支武装。
  同年秋，临郯中心县委决定继续发展武装，号召党团员带头，动员自卫团积极参军参战，在较短的时间内，就组织起600
  多人。定名为八路军山东临郯独立团。到1940年10月已发展到千余人枪，编为一一五师教导五旅十三团。这是在该地区发展的第三支武装。
  1939年春，以陇海南进支队三大队为骨干，采取了多种形式，广泛动员群众，发展抗日武装，以临郯青救团县团部名义建立了一支青年大队（后改为青年营），刘哲民任大队长.石涛任政治委员，赵兰章任参谋。下属4个连，一连连长赵学贤，二连连长王文德，三连连长X X X，特务连连长李西永。1940年秋末已发展到千人以上，编到一一五师教导五旅，成了野战军的一个营。这是在临郯地区发展的第四支武装。
  在发展青救大队的同时，青救各区分团均发展了不同数量的武装。兰陵十七分团，开始主要是协助统战对象李子瀛发展武装，后来李部在国民党反动派策划下，背叛革命。于是临郯县委决定要单独建立自己的武装，兰陵分区委根据县委的指示，以魏玉华为主组织青救团武装，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组织起3个连的南支八大队;有的分团成立了青救小分队，并先后组织起10余个人数不等的独立营。如小屯以陈信亭为主成立独立一营;华岩寺一带以陈向顺为主成立独立二营;长城河头赵学贤等人成立独立三营；黄村以黄杰三为主成立独立四营;褚墩、车庄一带以杨英杰、李华源为首成立独立五营；以芦柞颜月岩为首成立独立六营;老屯以王希阳、汤有才为首成立独立十营;卞庄一带王次安为主组织起一个独立营。同期徐号子徐子厚组织起200多人枪和芦汪子赵民三组织起300多人枪的鲁苏边农抗团等。
  1940年初，郯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在临郯青救团的基础上，迅速成立起近400人的郯城抗日大队（简称郯抗），并利用上层统战人物禚晓峰成立了千余人的统战武装。同年10月上
  述武装除独立五营外全部编入主力一一五师教导五旅。致使临郯地区武装空虚，一度环境恶化。
  到1940年3月，临沂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便以杨英杰、李华源的五大队（原独立五营）和王伯英的农抗团等武装为基础成立了临沂总队，丁梦孙任总队长，王献廷任副总队长，参谋主任李华源。下属两个大队，一大队长杨英杰，教导员刘锡仁；二大队长冷相声，教导员高秉乾。后来逐渐发展到近千人，改编为沂河支队，成为鲁南三军分区的骨干武装，司令员贺健，副司令员王献廷，政委先后由地委书记杨涤生、杨士法、韩去非兼，副政委先后由赖国清、孟昭玉、张林担任，参谋长杨德清，政治部主任文立征、杨柏。该部所属两个大队，一大队长李华源，副大队长李明吉，教导员崔广润（1941年日寇大“扫荡”时牺牲），二大队长陈岩，副大队长王守卓，教导员王荣叶。
  随后，临沂新建县大队，李华源任大队长，留原临沂总队的一个连为县大队一连，连长是姜善荣，原磨山大队改为县大队三连，连长周兴龙。一、三（二连未建）两个连共200余人。接着，区、乡也重新组建了武装，坚持临郯地区的对敌斗争。
  临郯青救团这个群众性抗日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从1937年冬丁梦孙等来临郯发动组织开始，到青救团的不断发展、壮大，历时3年多的时间，团结了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积极开展了武装斗争，建立了各级民主政权，为创建鲁南地区平原抗日根据地作出了极大贡献。
  （苍山县政协供稿王子通撰）
  八路军临郯独立团成立前后
  八路军临郯独立团是1938年11月23日组建的一支地方抗日武装。1939年3月该团改番号为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三大队，仍属八路军山东纵队建制。1940年夏升级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五旅十三团。这支武装在抗战初期，为创建临郯平原抗日根据地，坚持和发展鲁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很大贡献。它的成立是临郯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武装斗争的标志，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
  抗日力量的兴起
  1937年9月间，涌泉小学校长、抗日进步人士付普仁与教师付伯达、付展如、付国平、王子通等，发动了40多名青年学生，成立了抗日武术队，打了大刀、标枪，聘请了武术教师，教练武术，准备抗击日寇。同时北哨小学校长沈林甫、教师朱次彭（后叛变）又与公路南北的爱国人士宋庄王振南，芦柞颜岳岩，沙埠任聘卿，小屯陈信亭，小城东杨佃举、杨月阳，纸坊王献廷等20多人在北哨开会，成立了“民族解放促进会”（简称促进会），决定各人回当地广泛发动群众，组建武装，准备抗日。
  10月，中共党员董少白（临沂西大岭人）从延安回乡，利用与付普仁的故旧关系到涌泉一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首先以涌泉抗日武术队为基础成立了“抗日民族先锋队”（简称抗先），在涌泉设总队部，由付普仁任总队长，付鸿冉任副总队长。下设若干个大队，由付伯达、付展如、李少周、朱继箴、王子通等分别任
  大队长。
  这时上级党又派韩去非、丁梦孙、杨士法、刘剑等同志来临郯发动抗日，广泛地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响亮地提出“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口号，号召“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人出人，有枪出枪”，广泛发动社会各阶层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1938年三四月间，枣庄、临沂先后失陷。5月成立了中共临知县委。在县委领导下，将“抗先”和“促进会”两大抗日群众组织改编为“临郯青年抗日救国团”团部领导下的几个分团，自此统一了名称，统一了领导。随后通过认真贯彻统战政策，把各村原为地主阶级防匪防盗所组织的保家武装——临郯联庄会，一律改名为“抗日自卫团”。并且号召各村共产党员、青救团员积极参加抗日自卫团掌握枪杆子，从而使原为地主阶级掌握的枪杆子，逐步转移到抗日群众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涌泉、宋庄、沙埠、纸坊、小陵等村的抗日自卫团，人枪发动组织得比较快（大约都有一个排左右的枪支），对其它村庄的青年影响很大。他们轮流值班，白天进行军事训练、武装宣传或联合示威游行，夜间站岗放哨，基本成为抗日常备武装。1938年10月，驻兰陵、埝头的日寇“扫荡”临郯平原，县委和青救团县团部率领青年训练班转移到滨海地区，由韩去非同志率领涌泉付国平同志掌握的自卫团常备队，坚持就地打游击，灵活机动地打击日寇。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也启发了社会各阶层建立正规抗日武装，开展武装斗争。
  为了因势利导，及时组建抗日部队，中共鲁南特委决定由韩去非以临郯特派员的名义，进一步做好沙埠大地主王炎（炳南）和他侄子王兆堂、王兆芳以及层山后张建侯（树梅）的统战工作。
  因为他们都是有几顷地乃至十几顷地的大地主，本身枪支很多。并且过去都掌握联庄会，对周围村庄以至临郯地区都有影响。韩去非通过涌泉付普仁、宋庄沈林甫这些上层进步人士的协助，特别有沙埠王厚甫的引荐，登门访问了沙埠王炳南先生，面对面地向他宣传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和统战政策。当时他的外甥宋宝忠拉了一伙不足10人，只有4条枪的土匪武装，却被山东反动派秦启荣委任为什么梯队司令，企图在临郯建立反共基地。他除了在当地敲诈勒索、要枪要粮以外，还多次伸手向其舅父要枪。韩去非针对这种情况要求王炳南分清真假抗日，并利用他与外甥宋宝忠的矛盾进行说服，终于使王炳南和他的两个侄子都接受了我党的抗日主张，不仅愿意出粮出枪参加抗战，而且亲自出马，冒着凛冽的北风，陪同韩去非去层山后，动员说服了他的好友张建侯老先生一起参加抗战。在他的影响下，其侄子张子俊、张兆灿、张耀庭、张子克等都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后来在建立临郯独立团时，王炳南和他的两个侄子拿出长短枪不下40支，张建侯先生也出了20多支人枪参加了八路军。
  八路军临郯独立团的成立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一步扩大，临郯地区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相继建立，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此基础上，县委决定，以党员、青救团员和抗日民主人士报名参军的形式在兰山举行武装起义。
  1938年11月23日，临郯青救团和各村自卫团组织上千名青年、学生，到兰山举行建军誓师大会。民主人士付普仁、杨舒仁、沈林甫、王厚甫、张子克等上层人物代表出席。在会上中共临郯中心县委书记刘剑，中共鲁南临郯特派员韩去非、第五战区临
  郯青救团县团部主任丁梦孙先后讲了话。
  在准备成立八路军临郯独立团之前，县委虽然做了比较充分的酝酿和准备，对于建立抗日武装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在大会上一些上层人物对这支武装用什么番号，由谁领导的问题上却暴露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拥护共产党领导，主张走老八（即八路军）的路，以付普仁先生为代表；一种是拥护国民党山东第三专员公署领导，主张走弓长（即张里元）的路，以张子克为代表。由于双方争论激烈，相持不下，韩去非提议“采取民主方式表决”。结果决定走八路军道路者以绝对优势取胜，于是韩去非庄严宣布“八路军山东临郯独立团”成立。顿时欢声雷动，当场举手报名的就有百多人。会后不久，独立团就发展到数百人，由薛洁任团长，唐涛任政治委员（后韩去非任政委），孙哲（后刘伯涛）任政治部主任，张炯任参谋长。下辖两个营，沈林甫任一营营长，下属一、二两个连，一连长王克（后叫付国平），二连长沈汉三；王献廷任三营营长，下属七、八两个连，七连长先后由宋佃友、袁开和、吴刚担任。
  独立团经过一个多月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便开赴抗日前线。12月下旬，团长薛洁、参谋长张炯、三营长王献廷率领一营的一连、三营的七连到小城东至三山后之间的台潍公路上伏击日寇运输车。激战两小时，打毁汽车4辆，击毙敌军4人、伤敌10余人。战士王槐三、冯士友等勇敢地冲到敌车下，夺获歪把子机枪1挺，三八式大盖枪3支和子弹等军用物资一部。虽然在这次战斗中我一连战士李念春、七连战士田XX（小陵夏庄人）英勇牺牲，但这是独立团第一次与日寇交锋，旗开得胜，首战告捷，用事实教育了人民，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同时更加坚定了独立团全体指战员和临、郯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与决
  心。
  在临郯独立团刚刚建立时，反共顽固派郯四区区长赵宪章和乡长徐会文之流诬蔑八路军是“土匪”、“游而不击”、“不会打仗”。有些村庄的上层人物受了他们反宣传的影响，产生了敌对情绪，不让我们部队进村，不供给养。因此当时部队活动，必须首先叫独立团联络参谋付梅村带着中共临郯特派员韩去非的名片进村联络宣传之后，才能进村。这次战斗胜利后，一些村庄上层人物的看法改变了，土顽反共气焰也暂时有所收敛。为了扩大这次胜利的政治影响，当时各地纷纷召开祝捷大会，发动慰劳、募捐。还由独立团的宣传队长黄杰三作词，沈琪生（苏北人）谱曲写了一首歌曲，大意是“王槐三和冯士友，他们真是大众的射击手，机枪大盖夺到手。他们也不是三头六臂九只手，我们要学习他， 下次战斗捎来几个鬼子头……”歌声传遍临郯，人民群众深受鼓舞。不久，独立团就发展到近千人。
  独立团的改编
  1939年初，国民党第三督察专员公署下属的第一行署主任蔡少衡，带着一个中队的兵力来到临郯，进驻层山山后（现属苍山县层山乡）。
  蔡少衡是国民党临沂地区学行社的头目，为了争取临郯地区地主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他先到了沂水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联系。中共山东省委为扩大苏鲁边境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意成立“临郯抗日联合指挥部”，并以山纵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的名义，写了公函，任命蔡少衡为联合指挥部持挥，韩去非为副指挥，丁梦孙为参谋长。他本来手下没有几个人，来前由中共宿迁地方党组织支持他一个中队约百人的武装（队长先后
  是马爱莲、白付泉，指导员顾望平，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进驻层山后不久，蔡即持八路军山纵指挥部公函到涌泉（中共临郯县委和临郯青救团县团驻地），约韩去非等去他的行署驻地层山后共商建立“临郯抗日联合指挥部”的问题。层山后开明士绅张建侯先生听说成立抗日联合指挥部专门准备了两桌酒席。我方出席宴会的有临郯独立团政委韩去非、参谋长丁梦孙、一营营长沈林甫、供给处主任王厚甫。彼方出席会议的有蔡少衡和他以联合指挥部名义委任的两个支队司令龙希贞和孙业洪（都是=县人，各有四五百人枪），另有兰陵潘西池、魏藩三和郯城刘承祺部派来的代表。会议期间丁梦孙同志以指挥部参谋长的名义宣读了八路军山纵指挥部关于建立联合指挥部、团结抗日的公函。但蔡少衡却闭口不谈团结抗日，反而以国民党正统身份，声称临郯一带抗日组织一律归他领导，并要把独立团缴获敌人的机枪调到联合指挥部统一使用。韩去非等看穿了他的阴谋，当即表示“成立联合指挥部互通情报，互相支援，团结抗日，我们完全拥护，但要把我们在战场上夺来的机枪调到指挥部来，不但不能充分发挥武器的作用，再说战士们也不会同意。”接着他反问;“今天如果再把龙希贞部的机枪也调来行不行?”龙立即回答：“办不到！ ”因此蔡的阴谋未能得逞。在入席的时候，大家拥着最年轻的韩去非政委坐了上席，蔡少衡觉得不面子，便端起酒杯来说：“我来临郯是代表国民党推行政府法令的。”韩去非也针锋相对地端起酒杯说：“我是代表共产党来临郯坚持敌后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为了团结抗日，请!”这时蔡又说：“张子克是我们的人（原任国民党临沂六区区长），要还给我们”。韩去非立即回答：“张子克现在是临郯独立团的联络参谋，如你工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派他来帮助工作，为了抗日，今后我们都应当互相帮助。”龙希贞当时不赞成蔡的做法，于是表示“我不是共产党，但
  我欢迎八路军，愿意配合八路军作战。”这次宴会，双方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不欢而散。但是我方始终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既坚持了独立自主和敌后抗日的领导权，又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给以蔡少衡支持帮助。因此后来蔡还是为抗战作了些好事。如中共临郯县委书记王永福被反共顽固派郯城县政府保安团捕去后，就是通过蔡少衡的积极营救而脱险的。同时在1939年5月顽固派郯城县长阎丽天、临沂县长王保合、邳县县长王化云等联合反共时，在蔡少衡的影响下，龙希贞、孙业洪、刘承祺、潘西池、魏藩三均未参予他们的反共军事行动。
  1939年3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根据斗争发展的需要。将临郯独立团改番号为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三大队，杨信任大队长、韩去非任政委、张炯任参谋长、白涛任政治部主任，沈林甫、王献廷分别任一、三营营长，不久又把王洪润、李厚斋组建的武装编为二营，王次安任营长（6月拔除李庄伪据点的战斗之后，二营又合并到王献廷的三营）。
  6月，国民党郯城县长、反共顽固派阎丽天命令其保安团三营孙荣来配合顽四区区长赵宪章等突袭花庄，并连续包围我河头、西哨、高庄、北哨等地，均被三大队配合当地自卫团击退。继之在陇海南进支队统一指挥下，三大队对邳县的反共顽固派王化云部进行反击，收复了被其占领的幼鹿山、岔河、艾山、王滩子一带地区。是年11月18日，三大队在一一五师东进支队统一指挥下，参加了反击反共顽固派阎丽天部，解放马头、郯城的战斗，郯城保安团陈冠华部大部被歼，进而开辟了苍马地区（今属临沭县）的抗战局面。1940年夏补充到主力部队，成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五旅的十三团。在临郯人民的革命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苍山县政协供稿韩去非、王子通撰）
  莒临边县始末
  莒临边，即莒县、临沂两县的毗邻地区。1942年9月，这个地区建立了莒临边县，成立了中共莒临边工作委员会和莒临边办事处。翌年秋，正式成立了中共莒临县委和莒临县政府。领导人民抗日反顽，开展生产运动，发展文化教育，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党政机构的建立
  1942年春，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等领导机关已经转移到滨海区（1941年12月3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从沂蒙山区转移到天宝山区，同月27日由鲁南进入滨海），莒临边地区成为鲁中、滨海及鲁南地区的重要交通线。为保证省级机关与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正常联系，保证这里的交通线畅通无阻，适应在日益恶化的艰苦环境里开展抗日运动，根据山东分局“坚持边沿区的斗争，向游击区、敌占区发展”的指示，中共滨海独立地委（1940年12月成立，直属山东分局，王众音同志任书记。后于1943年4月下旬改为中共滨海区党委）决定：将莒中县的苗蒋、莒南县的许口和汀水以及临沂县的汤头划出，建立莒临边县;建立党的莒临边工作委员会（简称莒临边工委）和政府——莒临边办事处。
  1942年9月，莒临边工委正式成立，庄泽华任书记，王均任组织部长，唐升华任宣传部长，樊夫哉任敌伪工作部长，丁旆三
  任武装科长、武委会主任，庞桂珍任妇救会长，李知权任各救会长兼农救会长，卞立宪任青救会长。
  与此同时，成立了莒临边办事处，卞子策任主任（长期患病未到职，于1943年夏病故），薛翰亭任副主任（主持办事处工作，卞病故后接任主任），杨建民任民政科长，翟焕三任财粮科长，卞墨林任公安局长，赵洪三任办事处秘书。
  党政机构成立后，接着又建立了人民武装——“莒临边游击大队”。庄泽华兼任政委，徐锦波任副政委，袁子山任大队长。
  莒临边县建立时，辖苗蒋、汀水、许口、常沟（汤头一带）4个区，1942年底建立了刘店区，1944年又开辟了汤河区，总共266个自然村。
  1943年秋，中共莒临边工委改为中共莒临县委，领导成员除唐升华去党校学习期间由尹仲言任宣传部长外，另无人事调整变化。这时，莒临边办事处也改成了莒临边县政府，薛翰亭任县长。
  各项工作的开展
  莒临边工委建立时，环境十分恶劣。敌人大“扫荡”前，苗蒋、汀水、许口均为这一带中心根据地。在这里有我们很多党支部，群众基础很好，党的组织基本上公开。敌人占领后，公开的机关全部转入地下活动，常沟区委、区公所和区中队都迁到道口以东一带。我们的村干部及暴露身份的党员，有的被赶出，有的被杀害。局势的紧张，引起部分党员和群众思想上一度混乱，消极、妥协、叛变投敌等现象时有发生。常沟区委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工作。
  莒临边工委成立后，立即进行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工作。工委
  首先到汀水、许口活动，指示并支持常沟区委的同志回去发动斗争。当时，工委负责人分头于夜间在村庄进行活动，白天在党员家里隐蔽起来。通过宣传形势和做群众工作，党员和群众情绪极为高涨，党的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到1942年底，全县5个区的210个自然村中，有46个党支部，171个党小组，党员731人。
  常沟、刘店两区群众性的对敌斗争很尖锐，在工委领导下，两区的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下面各以一村庄为例：
  常沟区公安岭，离汤头仅4公里，全村200余户人家。1943年，该村的地主、富农对抗工人（指雇农、铁匠、木工、泥水匠、石匠等手工业工人而言）增加工资，工人们在我武装保卫下，硬称了地主的粮食，打击了地主的气焰。不仅增加了工资，并且在运动中发展了4个党员，建立了党小组，刘茂任党小组长。
  由于增加了工资，工人的情绪很高。党小组趁此机会，公开号召组织起来，打更站岗，武装保卫自己的利益，并说明光靠工人还不行，必须团结贫农，组织农救会。1943年11月4日日伪来犯该庄时，工人、农民积极分子协助县独立营、区中队和其他村的民兵，打退了敌人的侵袭。刘茂在这次斗争中，光着膀子指挥放土炮，表现得很英勇。县委、区委对公安岭抗击敌伪进犯给予了奖励，赠送了枪支、弹药，他们的斗争更加积极了。1944年1月30，100多敌人再犯该庄时，全庄男女老少，同仇敌代，又一次打退了敌人，保护了群众的利益，自己也得到了考验与锻炼。
  刘店区付家赤草坡有7个党员。1944年1月23日鬼子汉奸100多人来袭该庄时，党员和民兵与敌人展开了激战，他们打退了敌人的三次冲锋。在战斗中，民兵副队长、共产党员付开勋光荣牺牲，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精神。
  边沿区、游击区，是敌我斗争最尖锐的地区。为打击敌人和
  汉奸的嚣张气焰，顺利开展斗争，对叛徒、汉奸和恶霸进行了镇压。1943年，共斗争恶霸4人、地主23人、地痞2人、富农6人、汉奸1人。通过枪打出头鸟，局面迅速好转，敌人开始收敛，群众主动向党组织靠拢。这里的伪村长，经过我们个别教育，并教给他们应付敌人的办法，还是听我们的，基本上都成了我们的情报员。这就为我们开展敌占区工作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进入敌区后，县、区武装积极进行了活动。莒中、莒南的县大队和主力部队的小分队也在沐河西岸配合打击出动之敌。敌人夜间不敢出来，而白天出来一打就窜回据点，很难消灭。针对这种情况，工委作了布置，指示各个村庄不给敌人送粮草，迫使敌人出来催要粮草，这样，便于我们进行打击。刁滑之敌受到几次打击之后，便在清晨或傍晚出来活动。1943年春天的一个拂晓，山东纵队第二旅一个连，埋伏在莲花汪村附近，赵家岭伪军一个排，带轻机枪一挺，出来催粮，刚进入伏击圈，便迅速被我全部歼灭，从而震动了各据点的敌人，使之不敢轻举妄动。
  由于形势的逐步好转，党政工作人员由白天分散隐蔽、夜间工作的局面，变成白天黑夜都可以工作了。民兵组织由只能在夜间割电线、破坏公路、袭扰据点、对敌开展政治攻势，也变为公开配合县、区武装打击敌人了。这时，便开展了敌工工作。通过村长带信给伪乡长，约定时间、地点，与我们见面，主要对其进行教育，要他们留有后路，为子孙后代着想，减少对人民的危害，千方百计应付敌人，从而争取了一部分敌伪人员。但也有死心塌地、口是心非、作恶多端的家伙，如新庄据点汉奸李世生，不但不按规定向我报告敌情，反而侦察我方情报告敌，搞特务活动，被我们抓住枪毙了。
  自1942年以来，日寇采取了“铁壁合围”、“合围清剿”等“扫
  荡”方式，同时在莒临边地区安设了马坡、横墩、辛庄、黑家岭、林子、汤坊崖、老虎埠岭等14个伪据点，这些据点对我开展各项工作是很大障碍。为了扩大解放区，建设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必须拔除这些日伪据点。1943年12月初，莒临县委指示武委会，带领汀水区中队及汀河、柳峪子一带民兵，包围横墩据点。通过对该据点夜围白撤，利用政治攻势，到包围的第三天晚上，敌弃据点逃跑了。接着，莒临县委和莒南县委商定：莒南独立营和莒临边游击大队联合攻打黑家岭、漾沟两个据点。在区中队和民兵的配合下，在群众的支援下，我迅速包围这两个据点。漾沟据点被包围4天，水尽粮绝，缴械投降了。黑家岭据点因此更加孤立，被困之敌于第五日黄昏突围，在突围中敌人被歼大部。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乘胜攻克辛庄和小梁家据点。经过七天八夜的战斗，取得了滨海我军入冬以来继赣城大捷之后的又一重大胜利。12月21日，莒南党政军民6000人召开祝捷大会，向参战指战员赠送了“拯民水火”、“子弟兵是人民的至宝”等锦旗，表达了群众对人民武装的爱戴。
  随着对敌斗争的节节胜利，莒临边县也和老解放区一样，逐步地把大生产、减租减息、文化教育运动先后开展起来。如在政府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中，要求多种棉花，开展土纺土织。县委和政府所有干部及部队，只要有可能都要积极地参加助农劳动，恃别是对人口多、劳动力少的户进行帮助。并每年召开一至两次劳模会，表彰先进，交流生产经验，以耕畜、农具等奖励劳动模范。因此，生产搞得轰轰烈烈，发展很快，基本上保证了在艰苦年月中的军需民用。
  在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方面，县委加强了领导，开展试点，摸索经验，推广介绍。先在农村工农青妇和民兵组织中进行教育，
  说明为什么要实行这个政策。弄懂穷人为什么穷的道理，讲明党和政府是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的。对地主也进行了教育，为了抗日救国，就应开明一点，让劳动人民有饭吃，有衣穿，才能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生产发展，有利于支援战争，不受日寇蹂躏。政府还经常召开士绅名流座谈会，鼓励他们支援抗日救国。对顽固的地主、富农，则坚决进行斗争。1943年，全县共进行对敌斗争9次，反贪污斗争7次，反恶霸斗争2次，减租斗争2次，增加工资斗争16次，促进了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
  在文化教育方面，1943年共有初小8处，冬学班18处，教师379人，开办了各种形式的小学。这些小学多数是季节性的，闲时多教，忙时少教。最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是“庄户学”。这些“庄户学"分布在田头、山坡，利用休息时上课，对青年及妇女组织“识字班”，认字、教唱歌、进行政治教育。这些，对发展生产、参军、拥军优属、巩固部队，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4年春，经我们多方工作，夏庄敌伪据点的伪军准备在我攻打夏庄时反正。解决此据点，赵家岭、马坡据点的敌人就可能逃跑。为此，滨海军区部队在莒临边、莒中、莒南县地方部队配合下，经一夜激战，攻克了赵家岭、马坡2据点。夏庄伪军反正时，抓到了一个鬼子小队长，并围攻鬼子据点一天。到第二天黄昏时，莒城日寇来援，该据点日寇突围逃跑，继之，莒临边县、区武装和民兵，集中力量攻击林子、汤头两据点。汤头敌据点有电话，滨海军区敌工部也常派人带电话向日寇进行政治攻势，敌人白天一出据点就挨打，被搞得昼夜不安，吃喝也很困难。
  是年7月间，莒南独立营、莒临边游击大队包围了林子据点。区中队和民兵一面挖地道准备爆破，一面派林子村村长进据
  点劝其投降。据点之敌渴望汤头日寇支援，不接受条件。汤头敌人由于在汤山上发现我们有打援之部队，不敢出动，林子据点敌人突围又被我截回。因而第三天中午，当林子村村长再进据点时，敌在绝望中接受了投降。10月间，滨海军区部队在莒临边游击大队配合下，歼灭了汤头伪区公所及伪军一个中队。11月14日晚，莒临边地方武装为策应莒城战役，摧毁了临沂至汤头公路之一段，汤头据点之敌成为瓮中之鳖。
  由于莒临边县委工作的积极开展，民兵全部被组织起来，群众抗日热情极为高涨。1944年，在“扩大主力、准备反攻"的口号下，发动了大参军，群众对参军积极踊跃，特别是翻身的农民与干部，出现了很多父送子、妻送郎的动人事迹，一次有1000多人报名上前线。
  1944年底，全县除汤河区外，各区、村政权中，有工会会长75人、农救会长167人、青救会长126人、妇救会长203人、民兵队长225人、村长162人，各项工作都取得很大的成绩。这时，县委经常夜间到太平、独树头一带活动，工作一直伸入到临沂城里。据1944年3月底的统计，全县已有党员1583人。
  1945年7月19日，我军收复了汤头。9月11日，解放了鲁南重镇——临沂。9月13日，临沂县民主政府正式成立。本月下旬，莒中、莒临边县撤消了建置。所辖区，.分别划归临沂、莒县和莒南3县。
  （河东区政协供稿唐士文撰）抗战时期的沐水县
  建县前后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向中国内地大举侵犯，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临沂城于1938年春陷入敌手。在国家危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到1939年，创建了鲁中、鲁南和滨海三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互相联系、有机配合的三大战略区。在敌人点线占领的情况下，为广泛发动群众，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在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里，打破了原来的区划，建立许多边联县，或将大县划为若干小县。当时，板泉崖、洪瑞、朱苍一带为临沂县的老五区。这块地方南北将及百里，东西亦有数十里。南有苍山，西有沭河，东、北部是丘岭地带，西部与沐河以西为平原，它处于三块抗日根据地夹角地带，战略位置重要。该地区农产丰富，交通便利，小商业亦较发达，实为建设滨海抗日根据地中一个值得重视的地方。
  1940年10月中旬，山纵二旅五团（原一支二团）团长刘涌率部队从十字路一带向临沂五区挺进，于家湖一战，生擒伪临沂五区反共“自卫队”总司令郑德顺，俘虏60余人。临沂东部反共势力土崩瓦解，伪县长陈冠华狼狈逃窜，临沂五区沭河东岸大片地区获得解放，广大群众喜庆新生。山纵二旅随即派出以民运科长曹宇光为团长的工作团，协助地方进步人士，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区、乡政权。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不久，滨海地委作出以临沂老五区为基本区域建立临东县的决定。1940年冬，中共临东工委建立;翌年2月7日，临东行署在韩家村成立，吴镜（吴
  冶山）为工委书记兼行署主任。同年6月，临东行署改为沐水县政府，王子虹任县长;临东工委也正式改为中共沐水县委，吴镜任书记。1943年实行一元化领导，李振邦任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吴、李调走后，狄生接任县委书记。
  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沭水县30万人民，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战胜利后，沐水县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临沂、莒南、临沭3县。
  党的发展
  早在1932年夏，中共临郯县委就派刘树屏（刘钝之，现名刘谐和）到临沂县第十（板泉）小学任教，进行革命活动。刘在学生中介绍了王福三（王任之）、薛汉鼎、李文学（李伴农）、夏锡龄（夏林）等入党，12月间建立了党支部。1933年“苍山暴动"失败后，临郯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板泉支部与上级党失去联系，但仍然坚持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王任之等部分党员奔赴延安;在家的党员直到1939年7月才与中共莒赣临边区工委（书记白炎波）取得联系，并成立了中共临沂县五区委员会，李伴农任书记。
  1940年冬，我军打开板泉一带的局面，这时，党组织建立了几个点线，临东工委有几十个党员。到了1941年建立沭水县委时，板泉、朱苍分区委已建立，继而又建立了洪瑞、石河分区委；秋初，兴云分区委建立。这时全县有党员300人左右。由于干部少、流动频繁，对组织情况不熟，加上敌人“扫荡”，党的工作发展缓慢。1942年5月，上级党关于“切实以减租减息、增加工资为主要内容来发动群众运动”的指示下达后，通过结合反不良倾向，党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党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并大量建立了党的堡垒一支部。接着又建立了苍山、新建两个分区委。为
  进一步做好巩固党、发展党的工作，县委分期分批对所有支部和全体党员普遍进行了整理与审查，改造领导成分，系统地进行阶级、党性教育，清洗了不良分子（1943年1月统计，共清洗投机、异己、落后分子114人），使党员质量和党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在这一时期，党是个别发展秘密活动，在基层一般不发生横的关系，党组织虽不公开，但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如政权工作、组织游击小组、发展群众减租减息、参加民兵、上冬学等，都是通过支部讨论作出决议，然后分头组织实施。通过党的领导和党员的模范作用，把大多数基本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全县党组织的发展情况是：抗战前有支部1个，党员30多人;1940年点线发展，有党员近100人;1941年，有5个分区委、支部20个，党员500人左右；1942年底至1943年初，建起7个分区委（当时全县8个区），57个党支部，有党员1173人（其中妇女党员195人）;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全县有11个分区委，120多个党支部，党员2000多人。
  武装斗争
  1940年冬至1942年底，是滨海地区环境最恶劣、斗争最残酷的时期，且遇严重灾荒。日寇妄图摧毁抗日军队和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连续进行4次大规模“扫荡”。国民党顽军李永平、张希贤及张里元、许树声、李延修等部，也实行所谓“曲线救国”，纷纷向敌妥协、投降，勾结敌军，联合向我进攻。沭河以东虽已解放，但地方反动势力勾结土匪，破坏、捣乱事件时有发生。沭河以西是敌占区，离日寇屯兵重地临沂城又近，分布在临沂各地的伪军有18个大队，驻临东沭河以西的伪军是第三大队，大队长由伪临沂三区区长周干臣兼任，
  该大队分驻在伪区、乡公所据点内。伪乡公所驻有1—2个伪军小队。除伪军外，该地区还有日本宪兵队和敌特便衣武装，不断捕捉和暗杀我方人员与抗日积极分子。敌人的企图是巩固沭西据点，伺机“蚕食”沐东抗日根据地。为了粉碎敌人的“蚕食”、“扫荡”，根据地党政军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现将战例简述如下：
  坊坞伏击战
  1941年4月14日，黄庙据点陈世昌部伪军300余人，企图窜扰滨海，行至坊坞附近，即遭我一一五师教导团一部之伏击，敌见势不妙，狼狈溃逃，我乘胜追出约5公里，毙伪副团长等50余人，伤伪军需官等30多人，生俘伪军10余名，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30余支、短枪5支、自行车2辆，及其他军需品一部。
  保卫麦收
  1941年5月，敌“扫荡”南沂蒙后，又集中2000人（内骑兵200余，附炮6门），于28日下午，由临沂分两路出动，一路到重沟，一路奔相公庄。两路敌均于当晚继续沿沭河北上。而抵相公庄的日伪又分两路，一路经芦家沟、三官庙渡河，进了左山;在南面的中间一路，则开至三官庙以南地区。南面的一路，乃由沙窝的西北角夏庄附近渡河，经刘家庄进犯王家岭。八路军为保卫群众麦收，粉碎日伪三路进攻，于29日晨，各部分别出击，与敌展开激战，当日下午占领左山，黄昏时又分三路向敌进击，激战数小时，敌不支，分三路仓皇溃退，我乘胜追击，毙伤日伪百余名， 缴获步枪子弹及其他军需品一部。
  渊子崖保卫战
  渊子崖村在板泉崖以北的沐河东岸，离河西小梁家敌据点仅6公里，是敌我拉锯争夺的边沿。该村解放得早，在县委、分区
  委领导下，从抗粮抗捐开始，很快组织起抗日自卫队和游击小组，随时准备迎击敌伪。1941年12月24日上午，当敌人“扫荡” 进入我滨海中心区后，小梁家汉奸队长梁化轩勾结日寇步、骑兵1000余人，拉着4门大炮，向渊子崖扑来。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誓死不当亡国奴，用猎枪、土炮、大刀、长矛、镢头、铡刀、菜刀、石块作武器，与敌血战竟日，消灭鬼子100多人。战至黄昏，在山纵二旅五团和县、区武装紧急驰援下，终于打跑了鬼子。战斗中，优秀共产党员赵同、刘成汉、谷洪安等和147名群众壮烈牺牲。为解救渊子崖人民，沐水县委宣传部长徐坦、板泉区委书记刘新一、区长冯干三，亦献出了宝贵生命。
  拔除敌据点
  地方武装配合山纵二旅，曾对郭家湾伪据点连续袭击3次，挫败了日伪的嚣张气焰。小梁家伪据点，与河东根据地隔河相望，伪乡长阎立山十分反动，附近老百姓吃尽了他的苦头。1943年八九月间，沐水独立营和兴水区中队配合滨海四团一个连，用军事进逼和政治攻势、内外配合的办法，拔除了这个据点，我无一伤亡。不久又拔除了禹屋据点，秋后，独立营又消灭了日伪一个大队，并击退临沂增援之敌。我部队士气很高，群众情绪振奋。湾林乡伪乡长（邵某）经过争取，带着十几个人投了过来。形势有了较大好转。1944年六七月间又拔掉了玉皇庙据点，除伪乡长逃跑外，其余人员全被俘虏。而后又把赵家庄、郭家湾、相公庄等伪据点拿下。我们在沭河以西站稳了脚根，直趋临沂城下，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蚕食”美梦。
  消灭陈世昌
  原郯城县著名匪首陈世昌，投日寇后被委为郯城县伪兴亚建国军大队长，有三四百人，驻郯东北黄庙一带。陈对日寇的约束感到不快，鬼子也对他日益不满，陈便打算另找出路。1943年二三月间，正值我沐西对敌斗争形势越来越好的时候，陈的干儿子高奎亮，通过与我有关系的人，向我方试探，不久，又带陈的副大队长来我驻地正式商谈，表示准备反正。五六月间，经上级批准，县委派敌工部长姜子翌和李云清二同志前往郯城以北陈世昌的老家，敦促其反正。第二天，陈率部反正，把队伍带到了大官庄、户家戈一带；滨海军区派敌工科长史甄代表军区宣布，将陈部改编为沭（河）西独立团，委任陈世昌为团长，我党派一一五师六八六团教导员左振涛任参谋长。陈部反正后，匪性未改，改编不久，身穿我军军装在边沿区、敌占区架票、抢劫、强奸妇女，破坏我之声誉，扰得民心不安。陈不但不听我方规劝，而且一意孤行，并于8月间暗杀了左振涛同志，企图再次投敌，为群众深恶痛绝。10月间，滨海军区决定，由四团二营和沐水独立营为民除害，把陈世昌这股土匪消灭于大官庄。陈世昌、赵守典、蒋洪恩、高继圣等匪首被当场击毙。
  根据地建设
  我军打开临东局面以后，解放区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扩军、筹备供给、剿匪治安、贯彻政策等等，光靠部队工作团是力不从心的，必须迅速自下而上地把民主政权建立起来，以鼓舞群众、团结各阶层坚持抗战。当时，五区南部蛟龙湾、韩家村等地属苍马办事处，以板泉崖为中心的北到莒县边界、西到相公庄一带，划为板泉区。1940年11月2日，板泉区在刘家庄召开大会，成立了区公所，公推纪心如为区长，王谔廷为副区长。12月，青云、蛟龙等区民主政权相继建立。在发动群众，各抗日群众团体相继建立的基础上，按照党中央关于“发动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
  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和“三三制”（即党员、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在民意机构和政府机关中各占1/3）的原则，于1941年2月7日建立了临东行署（县级政权），并通过参议会的形式，吸收100多名士绅名流及爱国人士，于同年5月1日，成立了县参议会选委会，吴雨亭、王恒康当选为正副主任，委员有20余人。经过一段紧张工作，在全县人民要求下，6月份临东行署召开了全县抗日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沐水县抗日民主政府，王子虹当选为县长。县政府下设公安局和民政、财政、文教、武装、司法、粮秣6个科。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抗日积极性空前高涨。县政府建立后，首先从清匪反霸入手，结合改造村政权，组织起民兵游击小组，“青抗先”自卫团，打土匪保家乡，安定了群众情绪，推动了抗日工作的顺利开展。
  沭河西敌占区，因日伪抢掠、压榨，弄得田野冷落、土地荒芜，有成千累万的饥民纷纷逃向河东解放区，沭水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力量，予以热情接待，并作了妥善安置。为解救敌占区人民，并保卫河东抗日根据地，县委根据上级统一部署，把县公安局便衣队和独立营侦察班合组为一个武工队，长期插入沭西活动。一一五师敌工部沭水敌工站站长兼沭水县敌工部长姜子翌同志，常住大官庄、湾林一带，通过我党地下组织和统战关系开展工作。一一五师司令部情报站、滨海第二军区武工队等，也深入沭西不断在洪瑞、大官庄、坊坞、大小梁家一带及相公庄周围出现。有一次，我们捉了赵家庄据点出来催给养的两个伪乡丁，经过教育放了回去，成了我方的情报员，对解放该据点起了一定作用。我敌工、武工人员还通过伪军家属、亲友、同乡同学关系，广泛开展“抗日必胜、日寇必败”的政治攻势，印发了大量宣传品，瓦解日伪军心。并且开展了对敌占区社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
  作，启发他们的抗日爱国思想，争取其为抗战尽力。方法一是个别拜访，给他们指明出路；再就是下请帖，开座谈会，讲形势，讲我党我军的政策，对他们提出要求。其效果都比较显著。不少敌工人员到敌占区，一般都是通过统战关系而进行工作的。如我敌工人员姜子翌、胡善德、龚振华等同志，就是通过平墩湖一个地主酒店的掩护，开展相公庄伪据点的伪军工作和收集临沂城方面日伪情报的。对伪村长，我们有目标、有计划地把他们“请来”，经过训练后放回去，使他们由过去为敌办事，转为两面办事，甚至三面应酬，争取其中一部分人真心抗日、假意待敌。如大官庄伪村长李长玉，后来完全转向抗日方面，而遭敌人暗害。伪湾林乡乡长孙兴德、汤头乡乡长赵道至和伪军三中队的中、小队长，经过争取，都和我方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还有不少宪兵队和特务系统的分子也被争取过来为抗日提供情报。为了支持沐西斗争并慰问敌占区人员，县委决定，以板泉、石河、兴云、洪瑞4个区的民兵，配合县大队一部，共500余人，组成“河东人民慰问大队”，于1942年11月27日上午，浩浩荡荡挺进沭河以西地区，进行宣传、慰问，使群众深受教育和鼓舞，而伪军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轻举妄动。在我强大政治攻势影响下，12月2日，敌临沂宪兵队便衣李学忠，假借“执行任务”，率驻相公庄伪县警备大队士兵21人，乘黑夜带枪渡过沐河投向我沭水县大队，参加抗日，受到热烈欢迎。4、5两日又继续有伪军3人，从河西奔来反正。在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下，加上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有机配合，终于打开了沭西的局面，扩大了游击区。1943年10月5日，洪瑞区公所成立，宋家栋任区长，沐西80余村群众欢欣鼓舞，庆祝民主区政府诞生。这时，抗日武工队已能经常活动到临沂城根，敌工工作深入到临沂城里，打入敌特内部。
  在艰苦的岁月里，沭水县委所面临的任务艰巨而又繁重。首先是加强群众性的对敌斗争，用各种形式武装人民，用各种方式打击敌人。其次是发动党政军民，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以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同时，实行精兵简政，以节省根据地的物力财力。从1942年下半年起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群众运动，推行了合理负担，减轻了农民所受的剥削，初步改善了生活，调动了大多数人参加抗日的积极性。在根据地里还普遍实行了民主建政、拥军优抗、时事文化教育等等。与此同时，还开展了整风，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纪律性，更有力地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斗争。由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我党各项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我沐水抗日根据地终于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并从1943年起恢复和扩大了自己的控制区。这时，全县已建起8个行政区，142个行政村，有自然村338个，有组织的群众达10万人以上。并办起初级小学79处，中心小学12处，冬学班332处，全县各项工作欣欣向荣热气腾腾。在建设和保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各抗日群众团体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民兵组织，在站岗放哨、维护治安、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坚持边沿、坚持反“蚕食”、反“扫荡”中的作用更为明显，涌现了不少模范村团部和一大批民兵战斗英雄和模范，像活捉鬼子、打死汉奸的谢英美;炸死2个、炸伤1个鬼子的甄奎甲；活捉汉奸、得钢枪1支的纪广松;打退18个伪军（附机关枪1挺）的包围、誓死不投降的民兵个人景长高等，均受到县武委会的表扬和奖励。特别是洪瑞区民兵，在解放临沂城的战斗中，他们协助主力军苦战8昼夜，完成坑道作业的艰巨任务，为炸开城墙突破口作出了贡献，受到了临沂前线指挥部的嘉奖。
  （河东区政协供稿刘淮源撰）
  抗战时期的费南县
  1940年6月，遵照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的指示，为适应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将原费县的一、五、七区和滕县、泗水边联地区的一部分合并建立了费南县。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一五师和鲁南区党委曾较长时间活动在这一地区，直接领导了天宝山根据地的开辟。我军曾在这里进行过著名的白彦战斗、天宝山战斗，以及歼灭日寇福田的苏家崮战斗。也曾在这里打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九十二军，消灭了惯匪刘黑七（刘桂堂）和鲁南最大的伪军荣子恒部。解放战争时期，这个地区的人民竭力支援我主力部队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点进攻，后来又为支援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南京、上海等城市，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是费南县第一任县委书记（1940年6月至1943年2月），现凭记忆写出这份材料。希望知情的同志补充校正。
  抗战前，费南是国民党与地方封建势力联合统治的地区。虽然这里在1932年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但由于组织被破坏，党员长期与上级党失去联系。1937年曾在无上级领导的情况下，爆发了以朱志诚为首的费县暴动，但很快被国民党镇压下去。1938年底，日寇占领了费县城和滋（阳）临（沂）、平（邑）滕 （县）、滕（县）费（县）公路后，费南出现了日伪顽匪和我党我军斗争的复杂局面。
  3条公路线及其两侧十几里路境内，均为日寇占领区。敌人据点有：费县城经常驻有日军三五百人，伪军千余人;地方镇驻日军二三百人，伪军300余人；铜石驻日军百余人，伪军300余人;平邑镇驻日军三五百人，伪军400余人;城后驻日军100余人，伪军500余人；白彦驻日军500余人，伪军1000余人;梁邱驻日军300余人，伪军1000余人。伪军单独驻防的据点更多，几条公路线上的较大村镇都驻有几十到几百人。在滋临公路上，敌人还挖了封锁沟，沿路五六里一个据点，二三里一个炮楼。日伪据点之间的火力，可以交叉起来，把公路全线都封锁了。
  那时国民党顽固部队在费南活动的有五十七军一个团，约千余人。还有国民党的所谓游击队李以锦、王洪昆两部近2000人。惯匪刘黑七3个团约2000余人驻在费南县的东北部。这样，日伪顽匪共约13000万人，常驻在这个方圆35公里的地区。广大农村，完全被恶霸地主的反动武装所控制。白彦、郑城一带的孙鹤龄，拥有200多人枪的常备武装，并能调动拥有千余条钢枪的自卫团。山阴一带的阮玉润，拥有100多人枪的常备武装，并能调动拥有五六百支钢枪的自卫团。天宝山一带的廉德三，拥有100多人枪的常备武装，并能调动拥有五六百支钢枪的自卫团。当时费南全境是山山有寨，村村有围，封建堡垒林立。
  上述日伪顽匪和农村封建恶霸势力，相互间虽也有些矛盾，但他们在对抗我党我军方面，却是一致的。
  1939年底，我党在费南拉起了两支部队：一支是马健大队，约有百余人枪，活动在流峪、丰阳一带;一支是李鹤轩大队，约有百余人枪，活动在地方镇以西。我军一一五师彭雄部队一部，活动在平邑北部一带。至于白彦大川、天宝山区、郑城、山阴等地，在恶霸地主武装的统治下，根本不让我军进入，也不给我军送给养。当时让我军进驻并送给养的，只有流峪、丰阳等少数村庄。这种情况一直到1940年春，我军胜利地进行了白彦战斗以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1940年初，我一一五师师部和教导二旅，在罗荣桓同志率领下，到达费南。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决定拔除白彦、关阳寺两处插到我鲁南中心的日寇据点，以打开鲁南局面，创建抱犊山区与天宝山抗日根据地。于是，在2月间向白彦据点进行了一次侦察性的进攻。3月6日，正式开始了进攻白彦的战斗。当时日寇调集了费县、滕县、=县各地的敌伪军5000多人，还出动了飞机进行轰炸。历时半个月，经过十几次激烈战斗，我军歼灭了日寇田野大队长以下敌伪军约1100余人。最后，敌人施放了毒气，狼狈逃窜。我军终于拔掉了白彦、关阳寺敌伪据点，从而使我天宝山区和抱犊崮山区联结在一起。
  当时费南一带的封建割据势力主要有孙鹤龄、阮玉润、廉德三三部分。我军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解决方法：对孙鹤龄：揭露其勾结敌伪，破坏抗战的罪行，强令解散其所部 “民团”，有区别地处理了其中的核心人物。
  对阮玉润：按照其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罪行，将其抓获，组织公开审叛，将其处决。其中次要人物，交由群众斗争，按照悔过表现，予以宽大处理。
  通过以上斗争，沉重打击了费南一带农村地主反动武装势力，使我抗日力量得以发展壮大;我军在费南打开了局面。遵照罗荣桓政委的指示，经鲁南区党委同意，决定建立费南县，并抓住有利时机，抽调大批干部，大刀阔斧地开辟天宝山抗日根据地。
  费南县委于1940年6月建立，书记是张林夫，组织部长王新，后是葛进，宣传部长张志让，民运部长王新，后是王力生，工会主席牛一萍，农会主席李烈、孙玉尊。
  当时，开辟工作的主要力量是从一一五师抽调的一部分干部，约300多人。师民运科长唐亮参加县委工作，为县委委员。师、旅、团的负责同志，也不断检查指导县委的工作;部队的各个部门，也都密切配合，大力支持地方，所以地方工作发展很快。
  当时，全县共划分为7个区：常庄、郑城一带为一区；流峪一带为二区；丰阳一带为三区；山阴一带为四区；白彦一带为五区；由吾一带为六区;天宝山一带为七区。参加开辟工作的干部350余人，编为7个工作队，配备在7个区。各区的原旧政权人员，均在工作队领导下工作。这样，到1940年底，各项工作便取得了很大发展。虽然廉德三在国民党五十七军和特务王功武怂恿下叛变我军，使我军不得不进行攻克天宝山的战斗，但总的形势还是很好的，各项工作均奠定了基础。
  1941年以后，是费南工作最艰苦的时期。这个时期，发生了1941年初的日寇大“扫荡”，我一一五师转移到滨海区，费南境内，只由县区武装坚持。因此，日伪顽匪便加紧向我“蚕食”进攻，战斗非常频繁。至六七月，敌人以刘黑七、李以锦部为主，进占了我费南中心区。我县区武装由1500多人减少到200人左右，而且粮食、衣服、弹药非常困难，经请示鲁南区党委同意，实行全县武装集中，转移到费、滕边区，等待主力增援。8月间，我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又来到费南，经七八天战斗，收复了费南全部地区，并确定我山纵一旅三团调到费南，长期坚持。这时费南又进行了各方面的恢复整顿工作。至12月，恢复工作刚有些头绪时，日寇又开始了冬季“扫荡”。这时，我三团进行了有名的苏家崮战斗，给敌人很大杀伤，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但我军伤亡也较重，敌人对根据地的烧杀抢掠也很厉害。这时，根据地人民少衣缺食没房子住，部队在兵员、给养，财政经济方面也都十分困难。日伪顽匪又乘机对我“蚕食”、封锁、偷袭、抢粮，企图在经济上困死我
  们，所以这一年，反蚕食，反封锁，反抢粮，反偷袭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我们一面进行战斗，一面进行党与群众组织的整顿与发展，以及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
  1942年冬，日寇又进行了五六天的大“扫荡”，照例烧杀抢掠，使我根据地又一次受到严重损失，我们又进行各方面的恢复整顿工作。到1943年夏，整顿工作将臻完成时，国民党顽部九十二军就气势汹汹地开进费南，并勾结李以锦、刘黑七部共约2万余人，对我实行围攻。当时，我主力与地方武装共有10个连的兵力，与敌人战斗数月，毙伤俘敌2000余人，终将敌人赶走。此后，我军经过几个月的休整，于1943年冬，又举行了歼灭土匪刘黑七的柱子战役。经过五六天的时间，将敌2000余人全部歼灭。至此，费南境内数量较大的敌人均被消灭，全面进入稳定阶段。
  进入1944年以后，这是天宝山根据地的巩固、发展阶段。这个时期，全县深入开展了减租减息、整风以及大生产、精兵简政等运动。广大群众的革命情绪非常高涨，财政经济状况取得了好转，部队也有较快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我军于1944年冬收复了公路沿线的大小据点，消灭和赶跑了全部日寇和伪军，全县得到了解放，使鲁中、鲁南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1945年底，便以平邑镇为中心，将费南县全部、费北大部分和泗水的数十几村庄合并，建立了平邑县。
  （平邑县政协供稿张林夫撰）
  统战在苍马
  临沭县是1940年在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一个新县，位于知城县东北，包括沂河以东马陵山到苍山一带沐河两岸的广大地区。建县前这一带习惯称为郯东北地区或苍马地区。
  苍马地区解放前后的几年间，我先后在“青救团”、“动委会”、“抗协”等组织中担任主要领导人，做党的统战工作，后来又奉命做收编土匪高振东部的工作。现将我在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回忆如下：
  “临郯青救团”的活动情况
  “临郯青救团”是“第五战区临郯青年抗日救国团”的简称。它是在中共临郯县委领导下，于1938年5月在临沂县三重村小学成立的一个青年抗日救国群众团体，丁梦孙为主要负责人。当时我在团部先后任总务部长、组织部长。县团部长期在三重、南头、涌泉一带活动。“青救团”主要由进步青年组成，也有中老年知识分子和个别开明士绅参加。任务是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团结各阶层人士起来抗日救国。“青救团” 成立后，很快发展起来，不长时间就发展到37个分团。
  当时按照团部部署，我先在禹王城、韩家埠一带建立了第九分团，又在王桥、马石河一带建立了第十九分团，后在埠前店一带建立了第三十三分团。活动开展得最好的是第十九分团，其次是第九分团。
  十九分团，团部设在马石河小学。马祥甫任常务。马是这一带较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骨干分子有马子方、马润生、孟正甫、石涵九、马思孔、朱化时、杨希哲等。1938年10月，十九分团向东发展到重沟、毛河（沐河）以东一带，达到100人左右。那时的指导思想是：团结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只要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愿为抗战事业奋斗，就可以吸收入团，年龄不限。开始，十九分团多数是中年知识分子，后来逐渐发展到青年学生。如庞世泽、李凡、刘锡九（刘彪）、刘士莪、李剑鸣、李恒、李鸣嵩等青年学生这时都参加了“青救团”。以后青年学生逐步成为“青救团”的骨干力量，并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十九分团成立后，决定拉一支革命武装。第一次拉武装是成立“抗日义勇军”，领头的是马祥甫、石涵九、马思孔等同志。1938年夏季的一天，石涵九、马思孔、解作田等10余人集合在姜墩村马祥甫家，研究有关成立义勇军的事宜，由于有人事先向郯城县顽县长梁钟亭告了密，梁亲率武装包围会址，当场逮捕石涵九、石明训、解作田等7人，以后6人先后保释。解作田被梁以“逃兵”罪处死。第二次拉武装是组织“青抗营”，时间在1939年秋，这次马子方、马润生等非常积极。他们一二天就动员出25支枪，其次杨希哲、朱化时、石涵九、马思孔、孟正甫等同志也起了不小的作用。那时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在筹集枪支时，有些青年人也随枪一同出来参加了抗日。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拉起了四五十人的队伍。驻在梅家埠和重沟南新集子村杨希哲的家中。由于重沙乡长张宝鼎对“青救团”拉武装百般阻挠、拒不供给粮草，我们去做他的工作，他声称是郯城县政府郯东北办事处主任陈冠华不叫支持的。“青抗营”在杨希哲家中住了一段时间，由于军需无着，不能维持，也只好暂时解散。十九
  分团两次拉武装虽然失败了，但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在社会上深深扎下了根子。1939年4月的一天上午，驻李家庄的伪警察三四十人，窜至马石河村抓去村长马XX和李明，当时十九分团领导人之一马润生（王桥人）率领本村青救团员和群众荷枪追击敌人，马石河的党员和青救团员马邦龙等10余人闻讯：也持枪追击，与此同时，李石河、姜墩子等村的团员和群众也都紧急发动起来，很快聚集起百余支步枪和一部分土炮，将敌人包围在李石河至姜墩子的公路西侧，敌欲进不能，欲逃不得，被迫龟缩到一座破砖窑内，战斗数小时，毙敌1人，伤敌10余人，余者乘黄昏弃尸突围窜逃。在围歼敌人过程中，上千群众手持刀枪临阵助战，杀声四起，威慑敌人，展现出广大人民高昂的抗战热情和决心。
  为了冲破顽固派的控制，扩大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推动苍马地区抗战活动的开展，我奉临郯县委的指派，于1938年10月初，到莒南县十字路与山东八路军四支队二团联系。那时，团长是钱钧，政委是汪洋，三营营长是谢辉。联系很顺利，我带着二团从十字路出发，经板泉，在相公庄吃了午饭，稍事休息，这时已有群众前来欢迎。下午5点部队来到王桥、马石河。十九分团组织青年学生和当地老百姓杀猪宰羊，热烈欢迎。国民党乡长许公欣由于我们事先做了工作，对部队前来也很热情，亲到部队慰问。当晚在马石河村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马祥甫常务和汪洋政委分别讲了话。会后韩复榘的侄女韩鹤带领的宣传队还演了文娱节目。第二天又在马石河小学召开了士绅名流座谈会，当地士绅苏洪瑞、马应星、冯星垣、马步凯、白士元、魏平斋等到会。会议由团长钱钧主持，政委汪洋作了政治报告，乡长许公欣表示拥护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政策。这两次会议开得很好，扩大了八路
  军的影响，为以后打开苍马地区抗战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十九分团依照总团要求，利用部队到来产生的良好影响，积极开展工作，特别是在经济上大力开展募捐活动，由孟正甫、朱化时、马祥甫等人参加。“青救团”的开支依靠募捐维持。募捐的方法是向地主家送“捐启”，上面写明粮和款的数目。这段时间十九分团募了不少钱和粮，在物质上对总团支持很大。十九分团还动员一批青年参加临郯人民抗日义勇队，有庞世泽、吴作恩、吴绍卿、马金兰、肖风先等10多人。
  九分团比十九分团成立略早一点，以禹王城为中心开展活动，主要负责人有陈乐善、马瑜、刘同太等。骨干有马琰、徐相谦、刘绍宽、韩伯纯、魏平斋等。总人数约50人。
  “郯东北动委会”和“苍马青救团”
  1939年底，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攻克了马头、郯城后，临郯县委建立了统战组织——第五战区人民抗日总动员委员会郯城县委员会，简称“郯城县动委会”，主任高赞非，组织部长段林，我任秘书。1940年初，东进支队解放了郯东北重镇南古庄，赶跑了盘踞在这里的国民党郯城县政府郯东北办事处主任陈冠华，苍马地区民心大振。为了开辟这一地区的工作，高赞非和“青救团”负责人丁梦孙找我谈话，叫我担任郯东北动委会办事处主任和“青救团”办事处主任。3月我带了同学徐贞奎（徐占一）和通讯员徐祇通，部队派了张克华、张国来、李逢进三个青年干事和我们一同到郯东北地区开展工作，我们6人到了王贺村，与苍马工委负责人陈乐善等接上了头。此间，刘炬同志也来到郯东北地区。
  我们在黄庄小学开了一个士绅名流大会，当地士绅名流和
  地方上有影响的青年约七八十人参加了会议。“青救团”十九分团的马祥甫、马润生、孟正甫、马思孔、朱化时等都参加了。会议由我主持，刘炬同志代表“临郯青救团”讲了话，主要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各界人士团结起来，共同抗战。接着，在王贺村召开了“苍马动委会"成立大会，我任主任，徐金六任副主任，王友三（王爱梅）任组织科长，刘佃选任宣传科长，钟伯荣任武装科长，徐占一任总务科长，郭鲁瞻任秘书科长。“苍马动委会”成立后，我重点抓动委会的工作，青救团的工作由张克华为主抓。
  一是加强基层动委会的建设。苍马动委会建立后，我们即着手建立区乡动委会，六区动委会由马祥甫、马润生负责，七区动委会由孟正甫负责。各乡也相继建立动委会，钟伯荣兼任曹醋乡动委会主任。
  二是运用各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我们最核心的工作是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是运用召开大会、小会、座谈会以及个别谈话等方式。动委会每到一村差不多都要召开群众大会，当时由于刚解放了南古庄，赶跑了陈冠华，顽固派很收敛，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共，而当地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不了解，都想听一听，所以会议好召集。每次开会，大多由徐金六主持，我来讲话，主要内容是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等。那时我们年轻，胆子大，抗日热情鼓舞着我们，不怕出事，冒着危险到沭河东岸的沈马庄、八里巷一带宣传。另外，动委会还搞了一份油印宣传品，由我提供材料，刘佃选起草编写，主要历述顽固县长阎丽天的十大罪恶。宣传品印好后，我叫刘佃选、王爱梅、吴怀刚（吴益民）他们到曹庄和南古庄等大集上散
  发、宣讲，揭露阎的罪恶。此事在老百姓中震动很大，同时也锻炼了这些参加革命不久的青年。
  三是建立武装，成立自卫团。区成立区中队，乡成立乡分队。苍马动委会成立了一个特务大队，钟伯荣任大队长。1940年六七月份，日寇在沂河东岸的李庄、黄庙、林宅子安了据点，工作难以开展，为了反对敌人的“蚕食”政策，我们在敌据点周围的青山、石河、岌西、曹醋、重沙5个乡的边沿地区，建立了一支半脱产武装，叫五乡边防大队。成立时，我在大墩村小学召开了各乡乡长和头面人物会议，阐明建立五乡边防大队的重要性，宣布刘福田任大队长’刘加瑞任指导员，队伍在韩家埠一带驻防，这支队伍共有150人枪，比较有战斗力。一次敌伪军从临沂出来“扫荡”，我们埋伏在村西小河旁袭击，打伤了敌人1匹洋马。敌伪在李庄安据点时，当天晚上我们就组织了七八十人前去袭击。闹得敌人不得安宁，打了一夜的机枪。8月，这支队伍编入苍马游击大队。
  四是办训练班，培训抗日干部。具体由我负责。共办了两期，每期六七十人，时间一个月。结业后分到区乡动委会或苍马工作团工作。训练班起了很大作用，培养了大批青年。后来这些人大都成了临沭县各级政权的骨干。
  五是争取教育知识界中有威望有影响的人士参加抗战。1940年7月，白涛接任苍马办事处主任后，很注意贯彻党的统战政策，那时，苍马地区知识界中比较有影响的人物，一是徐金六，一是韩瑞三，还有刘益斋等。徐老参加抗战，态度坚决，工作积极。对于基层组织中出现的乱抓人、乱罚款的事，出于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爱护，敢于及时向白涛反映。白涛认真采纳并调査处理。韩瑞三态度比较谨慎。我和白涛两次登门拜访，动员韩出
  山参加抗战，通过工作，韩提高了觉悟和认识，坚定了抗战决心，后来当了县参议会的副参议长。刘益斋原是曹庄完小的校长，在郯东北一带较有影响。这时正在家养病，国民党郯城县长阎丽天曾派人去拉拢他。后来，他参加了抗协，被分配到吴塘搞机关生产，负责油坊的工作。另外，为了扩大统一战线，我们对原国民党的区乡长，一一做了争取工作。如凌珠泉原是国民党的模范乡长，经过争取，转到我们方面来了。后来入党，担任了我们的区长。对于那些资敌有据、恶迹昭著的汉奸特务，我们则坚决打击， 在禹王城枪决了汉奸特务徐学敏、徐资敏等。
  青救团的工作，主要是抓武装，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起一支青年抗日先锋大队。简称“青抗大队”，石涵九任大队长，主要活动在重沟、黄庙、陈家湖一带，那里接近敌占区。大队共有900多人枪，建立了党支部，由权新年任支部书记。这支队伍在保卫根据地、打击伪政权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1940年9月，主持青救团工作的张克华同志，前往朱果村营救被土顽包围的工作组成员卓超、刘西恩等，不幸落入敌手，后被土顽吴硕三杀害于店头村。张克华牺牲后，青救团郯东北办事处并入了苍马工作团。
  临沭县“抗协”活动情况
  苍马根据地开辟后，建立的又一个统战组织就是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简称''抗协”。
  1941年1月，抗协苍马办事处成立，我任主任，杨鹤九任副主任，郭鲁瞻任秘书，严润生任组织科长，徐联武任宣传科长，钟伯荣任武装科长，另外还有几名工作人员，总计15人左右。隶属省抗协鲁南地区第四分会领导。苍马抗协主要抓两项工作：一是发展会员，二是建立武装。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抓武装方面。
  发展会员以社会上的民主人士、政府部门的非党干部及一些年龄较大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也吸收个别开明士绅参加。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会员发展到100人左右，多分布在曹庄、朱村、河口、醋庄、蛟龙湾、大兴镇一带，以大兴最多。苍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如杨鹤九、王子佩、王益三、王厚甫、武友三、吴怀刚等一些非党同志也都陆续加入了抗协。抗协是党领导下的统战组织，主导部分是党外左派人士，它的宗旨是：抗日、团结、进步，与共产党密切合作。
  在抓武装方面，组建国民抗敌自卫军。1941年夏，我们征得白涛同志的同意，将大兴区区长钟伯荣调出来搞武装。钟在大兴镇、高埠、桃园、细柳、店头一带拉起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叫凌山大队，钟任大队长。徐联武带领10多人到大兴镇，通过李彦亭也拉起了一支约200人的武装，叫沐海二大队，李彦亭任大队长，徐联武任教导员，下设两个中队，活动在大兴、古龙岗、涝枝一带。1942年两支队伍合并为一个大队，由钟伯荣任大队长兼教导员，李彦亭任副大队长。另外，我还按照省会指示亲自出马，带领抗协办事处人员到古龙岗一带，通过郑德轩、郑亦桥父子，争取并收编了土匪高振东部，成立了国民抗敌自卫军独立团。9月，高部500人、400条枪、200匹马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教二旅六团。
  （临沭县政协供稿马培卿口述钟伯荣、林凡信整理）
  马月如在沂水九区
  马月如是沂水九区（今沂南县岸堤镇）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一个开明士绅（时任国民党沂水县九区副区长）的马月如，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号召，毅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被九区人民选为第一任抗日民主政府区长。从此，他带领全区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为巩固和发展以岸堤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
  马月如1901年8月出生于九区兴旺庄村。他从小口齿伶俐、聪颖好学，在村私塾上学时一直名列前茅。后来，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兖州蚕业学校，攻读3年。毕业回乡后，他致力于科学救国，四处宣传、讲授养蚕技术，想以此改变乡亲们的贫困境况。然而，20年代的沂蒙山区，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农民受着地主的残酷统治和剥削，因此，靠推广科学技术来改善农民生活，搞科学救国，在当时是行不通的。马月如转而走向教育救国的道路。
  20年代末，马月如被聘到新设立的学堂——沂水县岸堤高等小学，任语文、地理教员。他讲起课来谈古论今，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学生都反映听他讲课不知不觉就记到心里了。因此，他的教学成绩非常突出。加上他对学生和蔼可亲、平等待人，所以深受学生们的爱戴。西安事变爆发后，马月如在课堂上声泪俱下，揭露日寇侵华暴行，宣传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的抗日主张，教育学生立志抗日救国，表现了一个进步知识分子的强烈爱国
  热忱。
  在近10年的教书生涯中，马月如以优异的成绩奠定了他在九区教育界的地位。当时南至垛庄、北至朱位方圆几十里内的士绅大户都愿把自己的孩子送给马月如教，这使他结交了九区的许多士绅名流，社会联系愈加广泛，社会地位和声望日渐提高。因此，1937年，马月如被委任为国民党沂水县九区副区长。
  二
  1937年底，日寇铁蹄踏进沂蒙山区。1938年山东八路军四支队开赴沂蒙山区抗日。英雄的沂蒙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武装斗争。
  国难当头，何去何从，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在八路军四支队联络员李慧的教育争取下，素有爱国热情的马月如毅然摆脱旧政府的束缚，在九区组织起千余人的农民自卫团，自愿加入八路军四支队抗日。四支队司令员兼第四团团长廖容标和四团政委姚仲明亲切接见了他，勉励他为抗日救国做出更大的贡献。从此，马月如踏上了一条真正救国救民的道路。
  1938年8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将沂水划为省委直属县，组建了新的沂水县委。省委将驻地岸堤所在的九区划为重点区，首先成立了沂水九区抗日动委会。8月25日，中共沂水九区区委成立，由省委直接领导，彭瑞林任区委书记。区委按照党中央大力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经充分酝酿协商后，于8月底召开了九区各界群众代表大会。马月如作为一名开明士绅，受到了与会各界人士的一致拥戴，被选举为沂水九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沂水县第一个区级抗日民主政府宣告成立了 ！当时的《大众日报》报道说：“九区的区政委员会，在民主方式下由
  九区民众选举了出来，大家都异常拥护他们……”。
  当时，九区位于沂水县西南，与临沂、费县、蒙阴接壤，南有临（沂）蒙（阴）公路，北靠沂（水）蒙（阴）公路，战略位置重要。境内为沂蒙山腹地，山岭沟壑纵横交错，地势险要。行政方面，全区划为岸堤、垛庄、塘子、崖子4个乡，有行政村220个，自然村320多个，人口近8万。这里群众生活艰辛，但勤劳勇敢，憨厚直爽，富有防匪保家的战斗经验。因此，在这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为创建沂蒙山抗日根据地打下了良好基础。
  马月如当选区长后，在中共九区区委领导下，首先取消了旧政府的苛捐杂税，采取各种措施改善人民生活，想方设法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成立农民夜校，积极发展抗战教育。为贯彻合理负担的抗日经济政策，马月如首先在自家的百余亩土地上搞起减租减息，带头为抗日捐献钱粮。在他的带动下，九区士绅中涌现了为抗日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的热潮。马月如平时经常带领区乡干部到各乡村体察民意，了解情况，秋收时节便发动群众速收速打速藏，同时积极合理征收救国公粮，努力支援前线。那时的《大众日报》称：“九区的抗日政权，自从恢复以来天天都在加紧工作着，废除苛捐摊派，实行公平负担，正设法进行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各事项。九区长更见出XXX心（字迹不清）。人人都说：'咱们的区长真是好样的！“。
  1938年8月，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来到岸堤，几百人的干校面临着校舍、给养供给等各种问题，如不能及时得到解决，将严重影响干校二期的如期开学。马月如得知这一情况，马上与孙陶林校长联系，共同研究解决办法。马月如仔细考虑后认为岸堤村空闲房屋不多，只有座落在汶河边上的南庙旧址，占地15
  亩，房屋数十间尚可容纳干校办学。但当时一部分庙房被改做小学校舍，一部分庙房被废弃。马月如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多方奔走协商，在士绅和群众中间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各方都接受了把南庙旧址改为干校校舍的意见。马月如又发动群众义务出工整修被废弃的庙房，使干校的师生们及时搬进了宽敞的校舍。接着马月如又为干校多方筹集钱粮，使干校二期如期开学。由于九区人民大力支持，后勤供应有了保障，干校二期原定招收400人，而实际招收了600人，扩大了办学规模，为革命培养了更多的干部。从此，九区与干校建立了互相帮助的友好合作关系。
  1938年“九·一八”事变7周年纪念日，中共九区区委、干校和八路军四支队在岸堤联合召开纪念大会。会上孙陶林代表纵队和干校，彭瑞林代表地方党群先后讲了话。最后，马月如代表地方政府讲话，他号召全区人民树立抗战必胜信心，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直至最后胜利!会后演出了文艺节目，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这次大会，有力地激发了全区群众的抗日热情。
  1938年10月，为了逐步实施民主政治，建立高效清廉的民主政权，在区委领导下，马月如开始对区政府进行调整、完善。首先对区政委员会进行充实，使一些积极抗日的公正士绅进入区政委员会。同时，对4个乡政府和动委会用民主方式改选。改选后，张明远任塘子乡乡长，戴子元任垛庄乡乡长，刘超峰任崖子乡乡长。本着精简人员提高效能的原则，岸堤乡公所并入区公所，马月如兼任岸堤乡乡长。同时，各乡公所和各乡动委会合署办公。经过调整，区、乡的行政机构进一步适应了抗战新形势的需要，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调整后的区、乡政府，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九区群众工作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各乡、村都普遍成立了自卫队、青救会、农救会、职工会、耆老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性抗日组织，真正做到了全民皆兵。许多马月如的学生，此时都成长为各抗日组织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
  1938年10月，沂水县委书记刘建中和宣传部长张健先后到九区检查工作，赞扬九区全面工作开展迅速，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做得好。
  1939年元旦，干校全体师生、九区自卫队、青救会等群众团体及八路军四支队在岸堤隆重举行庆新年军民联欢大会。干校政治处主任徐元泉在会上分析了抗战形势，表示在新的一年里要努力帮助九区建立抗日武装。马月如在会上代表区政府对干校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表示九区要和干校一道，共同努力，为抗战胜利做出更大贡献。
  三
  1939年6月，日寇集中2万多人，对我沂蒙山根据地进行第一次残酷大“扫荡”。九区各村遭到严重洗劫，到处残垣断壁、尸横荒野。这时九区干部除少数随群众转移外，大多都参加到区中队进行战斗。马月如则带领部分干部积极发动群众进行反“扫荡”;在九区各主要路口，都设立了武装盘查站，连七八十岁的老太太都被动员起来站岗放哨，盘査行人，捉拿汉奸。各村民兵挖公路，炸桥梁，积极配合部队作战，九区每个村庄都成了杀敌的战场。
  是年8月，《大众日报》以《铜墙铁壁的沂水九区》一文报道九区反“扫荡”情况：“在沂水九区，差不多每个村庄内都成立了
  盘查站，大小汉奸别想混进来，混进来的汉奸便也逃不了。几乎每天都有雄赳赳的盘查员，捆绑着汉奸送到区公所去。……汉奸说，九区盘査真厉害……九区的游击队、游击小组、自卫队更为了不起，他们手拿着长枪土炮，又站岗又放哨，还要打鬼子。在7月某日那一天，他们听说来了大批鬼子，便整队出发，在山头上布置了一个小埋伏，鬼子从那里经过时，便枪声齐发，打死鬼子数名，并有鬼子指挥官一名落马而亡……鬼子逃窜之余，再也不敢小看九区”。
  反“扫荡”结束后，沂水县为进一步实施民主政治，于8月4日召开全县各抗日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沂水县行政委员会。李贯一、邵德孚等9人被选为常务委员，马月如、刘醒吾、朱亦皆等23人被选为执行委员。《大众日报》当时报道称：“此次大会实为鲁南民主政治之曙光，沂水县政今后当可日加改进，以适合抗战之需求，而为鲁南民主政治之模范。”
  四
  马月如任区长期间，还特别重视妇女解放工作。1939年10月，九区岸堤乡自幼丧母的刘大姐，被其父与继母以数百元卖于蒙阴某富户家为二姨太太，买主年愈50，而刘大姐尚未满20，刘大姐闻讯向父母恳求，却遭到拒绝。于是刘大姐把此事告到区政府，马月如指示区政府和区妇救会工作人员认真处理此事。经过认真调査，进行了公平处理，区政府解除了强加在刘大姐身上的不法婚姻。当时，《大众日报》以《沂水九区区政府解除妇女痛苦》为题报道了此事。11月26日，区政府在岸堤乡召开全区妇女代表大会，宣布刘大姐被父母出卖一事已合法解决，刘大姐在会上向广大妇女诉说了事情经过。马月如代表区政府在会上讲
  话，他热情赞扬了刘大姐坚决反对买卖婚姻的斗争精神，号召全区妇女向刘大姐学习，理直气壮地反对封建束缚，靠自身的力量求得解放。特来参加大会的鲁南总动委会代表李澄之在讲话中说：“这样的大会，在九区是空前的，就是在沂水，恐怕也是第一次，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大会，必将进一步推动九区的妇女解放运动!
  五
  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马月如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一个旧知识分子到共产主义者的历史性转变。1940年他调任鲁南行署财政科长。从此，他告别了家乡，告别了九区人民，继续为抗日救国努力工作。1943年，他被民主选举为费东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山东省安丘县县长、中原局财委财政科长等职。全国解放后，他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重工业部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一处副处长，浙江省农业厅副厅长、嘉兴专员公署副专员、省农科院副院长等职务。1988年12月17日马月如逝世于济南市，终年87岁。
  （沂南县政协供稿董春农、李文斋、刘抗、刘乃真、彭瑞林提供资料李振兴撰）留田突围
  留田村位于沂南县城西南10公里处，在今张庄镇境内.东依汶河，西靠七松山，向北是进山区的咽喉，南去可直达临沂。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同志亲自指挥的留田突围就发生在这里。
  英明的决定
  1941年10月，日寇驻华派遣军司令畑俊六坐镇临沂，纠集了5万兵马，拉开大网，向沂蒙山区发动“扫荡”，妄图一举消灭我抗日武装。我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分局，在我们特务营的掩护下，从滨海地区北上，准备与山东纵队的领导机关会合，组成反“扫荡”的统一指挥机构。11月4日，当我们行至留田时，日寇突然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很显然，敌人已发现了我们的行动，妄想以突然袭击，先打掉我领导机关，然后彻底摧毁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我营4个连，分别坚守在留田四周的山头和隘口，我跟随二连守在留田东北2公里多的司马。从5日清晨，一直到中午，仍不见行动的命令。举目望去，大路、小路，山谷、田野，到处是黄皮鬼子兵。他们在飞机掩护下，步步紧缩包围。看着这情景，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我深深地知道，机关和首长的安全关系着整个山东的抗日斗争啊！
  下午3点多钟，师部通信员飞马奔来，急促地对我说：“师首长要副营长立刻前去领受任务。”我立即跨鞍上马，直奔师部。
  师部驻在留田附近的山庄牛家沟。当我赶到时，师部的茅屋里已经挤满了人。我们的营长，正、副教导员已经先到了。屋子里异常沉静，只有罗荣桓政委站在作战地图前，手里拿着红蓝铅笔，在讲着什么。我向首长报告以后，罗政委特地停止了讲话，走过来同我握了握手。他的神态、动作，就像周围没有发生任何敌情。看到他那镇定自如的神态，我原来紧张的心情，立即平静下来。
  罗政委回到地图前，严肃而又平和地继续说道：“现在我们不应该单纯考虑如何突围，保存自己；而应该考虑怎样才能既保存了自己，又能打破敌人的'扫荡'，保住我们的根据地。”说到这里，他伸手向南一指，斩钉截铁地说：“我的意见应该向南突围。”
  “向南突围？”这个出乎意料的决定，简直使我吃惊。我看看其他人，大家也都露出了惊异的神情。
  “是的，向南！向敌人心脏临沂方向挺进!”罗政委重复了一句，接着便简要地分析了敌我态势。他指出：“东面的沂河、沭河和台潍公路，都被敌人严密地封锁着，并布置了一个口袋阵。我们东去，正中敌人毒计。北面，敌人正疯狂地向南压来，顽军又与山东纵队对峙着，北上定受日、顽夹击。西有津浦铁路，敌人碉堡、据点林立，戒备森严，不易通过。”讲到这里，他声音宏亮地说：“敌人正集中兵力向我中心区合围，后方必定空虚，这就给我们闪出了突围的空隙，我们趁机插到他们大本营临沂附近，就能变被动为主动。待敌人回师后，牵着他们的鼻子，彻底打碎他们的'扫荡'。”听到罗政委精辟的分析，我心里像开了两扇窗子，顿时豁亮起来。
  首长们一致同意罗政委的意见，并请他下达命令。罗政委在地图上先划了3条蓝色弧线，又划了一个红色的圆圈。然后又穿
  过3条蓝线划了一条向南转西的红线，在圆圈处停了下来。他把我们叫到跟前，先指着3条蓝线说：“这是敌人的3道防线。"然后又移向红线说：“这是我们的行军路线，由留田经张庄，穿高里，折转西南。然后，越过临蒙公路，直插诸满以南，在这里停下来。”他的手指最后落到被红圈围着的王沟附近。我仔细一看，离临沂最多不过50里路。罗政委等我们把每一个要经过的地点都记清之后，又向我们详细交待了经过这些地方应注意的事项。他对沂蒙山就像熟悉自己的故乡一样，连哪里有隘口，哪里可以通过炮车，都非常清楚。这时我想起敌人“扫荡”之前，他曾经指示所有参谋人员和部队连以上干部，必须把沂蒙山的地形摸透。为此，我们特组织了一个“参谋旅行团”（这是我们自己起的名字），爬遍了沂蒙山区的每个山头，翻越过每个隘口，涉过每条河川。“旅行”结束之后，他又召集我们，对照地图，作了详细的汇报。当时，我们对这“旅行”的意义认识还不足，此刻才领会到，罗政委那时已为反“扫荡”做了准备工作啊!通过这次“旅行”，不但使我们对沂蒙山区更熟悉了，而他也把沂蒙山区完全掌握了。
  罗政委向我们交代了任务之后，又给我们作了具体分工：营长和教导员带领一、二连作前卫;副教导员带四连居中卫护机关;我带三连担任后卫，掩护和收容掉队人员。他并要求部队一律枪上刺刀，压满子弹，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最后他又宣布了行动纪律：坚决服从命令，不得自由行动;没有突出合击圈前，不许说话，不许咳嗽，不许发出任何响声。
  领受任务完毕，天已黄昏。走出师部时，我先前那种不知去向的紧张心情完全消失了。教导员意味深长地说：''这真是个英明的决定。”
  无声的战斗
  夜幕垂降，雾气迷漫。留田周围的山头上，鬼子燃起的冲天大火，又把黑夜变成了白昼。枪声、炮声、马嘶声和鬼子的嚎叫声，不断传来。他们是那样嚣张、狂妄，仿佛敌酋一声令下，就能一举歼灭我们似的。
  几千名机关人员和我们特务营，都集合在一块平地上，静静地等候着出发的命令。忽然，罗政委率领作战科的同志和一部分侦察人员，从部队面前走过，先头出发了。罗政委安祥地迈着步子，还不时向别人打着招呼。这一切，就好像他不是要带领几千人突破重围，而是去出席一次会议。这情景使我想起了他在梁山战斗中的情形。那是1939年8月，我们把300多日伪军包围在梁山，罗政委决定全歼敌人。他部署完战斗后，便来到前沿附近的一棵大树下。鬼子拼命想突出重围，战斗一开始就非常激烈。子弹、炮弹不断地在大树附近飞啸、爆炸。可是我们的罗政委，一面听着参谋人员向他报告战斗的进程，下达着命令；一面就像在乘凉，不停地摇着大芭蕉叶扇子。一直到战斗即将胜利结束，他才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摇着扇子离开这棵大树。想到这些， 我更感信心倍增。
  7点多钟，部队以战斗的姿态出发了。几千人的队伍，一个紧跟一个，静悄悄地从仅半公里多路的空隙中向南插去。我们逢山过山，遇水趟水，不久便接近了台潍公路。我们在公路右侧的小路上向南前进，公路上便是向北急进的鬼子大队人马。炮车滚滚，马蹄嗒嗒。原来他们正做着在留田合击我们的美梦啊！
  我们直奔第一道封锁线张庄。快接近时，只见大小山头上一溜火堆，犹如一条蜿蜓的火龙，中间闪出一段黑蒙蒙的缺口，看
  去只有半公里多路。前面传来罗政委的命令：“三路纵队，跑步通过。做好战斗准备!”战士们一手提着上了刺刀、压满子弹的步枪，一手提着揭开了盖的手榴弹，迅速、肃静地向两山之间的隘口插过去。敌人盲目地射击着，子弹在头顶上叫着，我们理也不理，继续飞奔。整整过了半个多小时，敌人仍未发觉，第一道封锁线安全地通过了。
  过了张庄，穿过一条小山沟，部队稍微休息了一会，又继续向南走。下半夜，到了高里附近。向前看去，大小山头上，又是火堆连着火堆。火堆旁，时隐时现地闪动着敌人巡逻的身影，而且每隔10分钟，便飞起许多绿色信号弹。前面传下“跑步跟上”的命令，部队飞速前进。当我们从两堆大火中间穿过时，只见我们的3名侦察员，穿着黄呢大衣，正举着信号枪发射绿色信号弹。原来他们掌握了敌人巡逻兵的规律之后，一声不响地干掉了巡逻兵，然后穿上敌人的衣服，执行起“巡逻兵”的任务。三星垂西，部队折转向西，越过临蒙公路。正像罗政委分析的一样，敌人后方空虚，戒备不严，我们又顺利地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5点多钟，我们便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王沟附近。就这样，我们没费一枪一弹，无一伤亡，安全地突破了5万敌寇的包围。而敌人却在源源不断地向留田方向开去。
  第二天，我们的《战士报》上，登载着波兰记者希伯同志写的一篇文章。他称赞留田突围的指挥是神奇的。文章的前面，标着醒目的红字标题一“无声的战斗”。
  调虎离山
  我军突出重围，敌人的合击扑空了。他们一时摸不清我们的去向，因此也没有马上调兵回转。就在敌人犹豫不决的时候，罗
  政委又英明果断地引导我们跨出了反“扫荡”的第二步。
  部队在山坡上集合了。罗政委站在一块石头上，朝阳照耀着他那高大健壮的身躯，显得神采奕奕，容光焕发。他开门见山地说：“同志们一定很关心我们下一步的行动，现在就告诉大家，我们还要回到沂蒙山区去。”接着，他指出：我们虽然突破了敌人的重围，但这仅是我们的初步胜利，沂蒙山区是我们的根据地，沂蒙山区的群众是我们的靠山。要坚持抗日并取得最后胜利，就要有群众。因此，我们不能离开沂蒙山，不能丢了沂蒙山区的群众。我们所以离开了沂蒙山，是为了把敌人调出沂蒙山，消灭他，保卫沂蒙山。现在敌人还没有离开我们的根据地，我们就要牵着他的鼻子把他调出来，然后再回到根据地，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消灭敌人，保卫根据地和广大群众不被摧残，这才是我们的全部胜利。
  在罗政委的指挥下，我们又调转头来，向沂蒙山区挺进。7日黄昏，我们到了诸满。8日，罗政委派人把我叫去指示说：“敌人在留田扑空，正在摸我们的去向。我们要将计就计，暴露一下自己，把敌人调出我们的根据地。”他见我还没有完全弄清他的意思，又进一步说：“垛庄、青驼寺一带，敌人抢劫了很多牲口、物资，准备外运。敌人必经石岚，你带上两个连在石岚附近打他的埋伏。要打得狠、声势大、动作快，打了就撤。敌人正想寻找我主力决战，他的侧后受到威胁，又摸不清我们有多少兵力，就一定会调兵回来。”我接受了任务，9日清晨，便带领部队到了石岚附近。
  罗政委选择的这个伏击地点可真好。东西两侧高山耸立，中间一条大道伴着一条沙河，自北而南，纵贯而过。只要占领了两侧的高山，敌人一到，我居高临下，把南北山口一卡.即使他有三
  头六臂，也插翅难飞。为了造成浩大声势，我把全营的司号员都集中了起来，又把所有的轻重机枪组成了密密的交叉火网，单等敌人“光临”。
  细雨纷纷，寒风凛冽。战士们匍匐在冰凉的岩石上，忍受着寒冷的侵袭，等了将近一天，依然不见敌人的踪影。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我正在考虑是继续等下去，还是撤回，通信员传来了罗政委的批示：坚决等下去。
  黄昏，雨停了。正当大家等得心焦的时候，忽然从北面山口传来嗒嗒的马蹄声。接着，又出现了影影绰绰的人影。敌人果真送死来了。
  敌人根本没有料到我们会出现在这里，因此毫无戒备。他们押着抢掠的牲口、物资，队伍零零散散，断断续续，如入无人之境。当他们全部进入我伏击圈时，我令通信员打了一发信号弹。立时，轻重机枪扫、掷弹筒响、手榴弹炸，呐喊声、军号声，如山崩，似海啸，犹如千军万马进行大会战。敌人遭这突然袭击，又见声势如此浩大，一时不知所措，立刻乱了阵势。刹那间，山沟里人撞马，马踩人，人喊马嘶，鬼哭狼嚎。战士们趁机从两侧山上以泰山压顶之势直扑敌群。经约半小时的激战，300多敌人毙了命，只有几个鬼子狼狈地逃走了。我们遵照罗政委的指示，没有追击，让他们为我们当义务宣传员去，简单地打扫了一下战场，立即转移。
  第二天，据侦察员报告，敌人果真中了罗政委的“调虎离山计”，青驼寺、垛庄等地的鬼子纷纷外调。战士们打趣地说：“这一下可把敌人的鼻子牵住了。”
  （沂南县政协供稿黃国忠撰）
  孙祖伏击
  1940年的春天，我所在的山东纵队二支队，正在蒙阴一带整训，一天晚上，突然接到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部的紧急命令，要我带领部队迅速赶到沂南西部的高庄村集合。部队遵照命令， 迅速出发了。我们的部队，穿过山崖，蹚过河流，越过村庄、田野， 向着指定的目标飞速前进。
  部队到达高庄村外，休息待命，我们支队的几个干部赶忙整了整军装，向司令部跑去。这时，司令部的办公室里已经坐满了人，有纵队警卫团的领导，也有地方武装的负责人，纵队司令员徐向前看到我们，赶忙迎出门来，其他部队的老战友们也拥出房门，亲切地围着我们问长问短。徐司令员紧紧握着我们的手，高兴地说：“你们来得正好，快屋里坐，咱们开个紧急会议。”
  徐司令员指着铺在桌上的地图说：“最近，敌寇调集了临沂、沂水、铜井等数处兵力，进攻我沂蒙山区南部，他们的目的有二：一是捣毁抗日民主政权，破坏沂蒙山区南部根据地的创建；二是掠夺群众财物，实行所谓'以战养战’。”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敌人正在气势汹汹地向孙祖一带前进，我们要抓住这一战机， 歼灭来犯的敌人。”
  听了徐司令员的讲话，同志们都很高兴，我的心情更是十分澈动，恨不得立刻和敌人拚个你死我活。我们还没来得及提出请战要求，徐司令员就来到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爽快地说：“把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二支队，怎么样?”他的话音还没落，我们支队的几个干部便“忽”地站起来：“请首长放心，我们
  坚决完成任务!”
  徐司令员满意地点了点头，指着铺在桌子上的地图又说：“敌人这次的行动路线是过荆山，经孙祖，穿九子峰，继续向南。你们要把主力放在九子峰，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敌人受挫后，必然强攻，你们要坚守阵地，给以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之后，定会退守孙祖，你们要集中优势兵力，乘胜追击。这时，敌人就会顺着来路逃窜，埋伏在荆山的警卫团要断其后路。” 他伸开两只胳膊，做了一个包围合击的动作之后，又指着孙祖坚定地说：“一定要在这里把它彻底消灭!”
  会议结束后，我们二支队全体指战员飞速赶往孙祖。
  孙祖，是沂南县西南部的一个小集镇，它北依荆山，南靠九子峰。所谓“九子峰”，就是从东南到西北方向有一道连绵起伏的山岭，岭上有9个像手指一样的小山峰。在孙祖与九子峰之间，横贯着一条小沙河。这里山岭崎岖，沟壑纵横，地形有利，是阻击日寇的好地方。部队到达九子峰后，迅速进入阵地，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
  第二天拂晓，敌寇在抢劫了岱庄、大平一带之后，由铁峪出发了。远远望去，几百人的队伍，像一条长蛇东摇西晃地走来，当蛇头刚刚越过孙祖，钻到九子峰下时，埋伏在九子峰上的我九连战士迅速运动到山下，向敌人发起突然袭击。敌人慌了，人马乱作一团，四处奔逃。这时，我埋伏在周围几个小岭上的战士，一齐开火，霎时枪声大作，火光四起，手榴弹像长了眼睛一样直射敌群。敌寇迫不得已，只好就地组织反攻，他们兵分两部，一部在大路附近找到一块隐蔽地反抗；另一部冒险过河，占领河南岸一带山岭。敌我双方展开了澈烈的争夺战，在我伏击部队猛烈打击下，敌入血肉横飞，尸骨倒地，许多被打死的骡马也横倒在沙滩
  上。敌人遭此打击，不敢恋战，迅速收拢队伍，妄图从西南方向冲开缺口脱逃。见此情况，我赶快命令一连从南山脚下迂回到敌人后面，又命令二连迅速占领北面的小山，堵住敌人的退路。凶恶的敌人，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不得不掉转回头，再次抢夺九子峰，妄图冲破我们的包围圈，挽救其垂死的命运。他们在炮火掩护下，越过河床，向山坡冲来。
  我守卫在九子峰西头的九连战士们，沉着地等待着。当进攻的日寇行进到离我们阵地只有30米左右时，曲连长紧握拳头喊了声：“打!”随即，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战士们的怒吼声交织在一起，在烟雾弥漫中，敌寇纷纷倒地，留下了一片尸体。但是，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在激烈的炮火掩护下，接二连三地往上冲，一次，二次，三次……当敌人将要冲上山头，我们的战士枪上刺刀准备肉搏时，一颗炮弹打来，曲连长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中。几个战士赶忙跑过去，要架他下火线，他坚决不肯，忍受着剧痛，吃力地坐起来，望着与敌寇搏斗的战士不停地高喊：“同志们，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到啦，拚到底也要守住阵地！ ”在他的鼓动和激励下，九连战士抱定了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先后打退了敌人的7次进攻，阵地上始终飘扬着我们的红旗。
  时近中午，纵队司令部参谋处长罗舜初来到前沿阵地，他了解完战斗情况，察看了兵力部署之后，严肃地问道：“怎么样，能不能守得住?有没有困难?”我们坚定地回答：“有我们在，就有阵地在!”他紧紧握着我们的手亲切地说：“今天下午还会有场恶战，你们只要能坚持到黄昏，就可以全线出击。”
  果然不出罗舜初所料，下午1时，敌人集中了所有的兵力，发动了更加疯狂的进攻。密集的炮弹不停地在我们阵地上爆炸，燃着了山上的野草、树木，炽烈的火焰不断地蔓延，滚滚的浓烟
  熏得我们睁不开眼，透不过气。这时，凶恶的敌人借着浓烟烈火，冲上山顶，战士们心急如焚，纷纷端起刺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枪响刀闪，杀声震天。经过一阵激烈的搏斗，敌寇节节败退，指导员孙秀泉喊了声“同志们，杀啊！”带头冲下山去，全连战士在他的带领下英勇奋战，追歼敌人。突然，一颗子弹飞来穿透了孙秀泉的胸膛，他用最后的余力，支撑着身体继续指挥战斗。当战士们打退敌人，要把他抬下火线的时候，发现他已壮烈牺牲，匣枪和子弹也都不在身上。大家都很惊奇，指导员是在敌人溃退时牺牲的，敌人没有冲到他跟前，枪怎么会丢失呢?经过一番搜索，才发现枪和子弹埋在离他尸体五六步以外的泥土里。战士们默默地守在他身旁呜咽着，抬担架的群众也都擦眼抹泪，两眼含泪的连长，猛然站起身，紧握着孙秀泉留下的匣枪高声喊道：“指导员牺牲了，把枪留给了我们，我们要接过指导员的枪，英勇杀敌，为他报仇!”为指导员报仇的呼喊声震荡着山川峻岭。
  黄昏，我们下达了全力围歼敌寇的命令，战士们如虎添翼，冲下山来。守卫在九子峰西山头的三连一排排长李前仁，带头冲进山坡下敌人占据的一间小屋。这时敌人已经退到这一带壕沟，李前仁迅速带领几个战士迂回到壕沟左侧，沿山坡摸下去，只见一伙敌人正在逃窜，他赶忙掏出手榴弹掷了过去，“轰!轰!”手榴弹一颗接一颗地爆炸，敌入发疯似地嚎叫着转回身，机枪、步枪一齐扫来，李前仁迎着敌人的枪弹，端着刺刀扑上去，接连刺倒了几个鬼子。当他拔出刺刀正要继续往前冲刺时，不料身负重伤，无力地倒在血泊中。同志们把他抬到急救所，他慢慢地睁开眼睛，不住地问：“我的枪呢？我们胜利了吗？”等同志们告诉他“枪已经带回来了，鬼子被消灭了！”他才恬静地诀别了连队的同志，停止了最后的呼吸。
  入夜，全歼敌人的战斗打响了。我们兵分几路，冲向孙祖。敌寇见大势已去，迅速向着他们的老巢一一铜井一带逃窜，刚逃出不远，便遭到我警卫团和地方武装的伏击，大部被歼。
  这次战斗胜利，除了部队的英勇善战，人民群众起了重要的作用。战斗一开始，孙祖附近的民众，就自动组织起来，有的直接参加战斗，和战士们一起并肩杀敌;也有的参加担架队、运输队、情报队，帮助部队抬送伤员，送茶送饭，侦察敌情。铁峪村有个叫田大的农民，当他在附近小山上，看到我们的同志顽强地阻击十几名敌人时，不顾一切地跑去参加战斗。他从受伤和牺牲的同志身上取下枪来，装满子弹，递给3位正在射击的同志。敌人冲上来之后，他又和那3位同志一起躲在一道土墙下，等敌人逼近时，他们猛力一推，“轰隆”一声，土墙坍倒，当场压死两个敌人。接着，他们又抛出几颗手榴弹，敌人抵挡不住溃逃了。可是，田大却由于过度紧张，得了精神分裂症，吃不进饭，睡不着觉，到处奔走，四处呼喊“杀鬼子”、“打敌人”，不久就去世了。孙祖一带的民众为了纪念他光荣殉国，特地开了追悼大会，还编了一首歌：
  “三月里来麦青青，
  八路军大战九子峰，
  英勇的田大也参了战，
  铁峪的南山显了威风，
  拚命流血战日寇，
  为人民解放壮烈牺牲。”
  像田大这样的群众英雄，在我的记忆中何止一个。正当我们战斗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附近村庄自动组织起担架队，冒着枪林弹雨来到前线，送茶送饭，转运伤兵。其中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往返数次背送伤员，由于年老体弱，在路上不断跌跤，别人劝
  他休息，他坚决不肯，咬紧牙关，以惊人的毅力，终于把最后一个伤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吃中午饭的时候，大家看到他双手涂满了鲜血，要他洗一洗，他却深情地说;“这是咱们八路军同志的鲜血啊，让他留在手上吧!"高庄一位老大娘，是出名的拥军模范。敌人的炮弹已打进村庄，她仍坐在锅门口安详地烧着两锅水。有人劝她暂时离开，她却说：“我走了还行吗?前线的同志没有水喝怎么能打仗呢?”许多战士听了这慈母般的话语，都流出了激动的泪花。
  孙祖战斗胜利的消息，像浩荡的春风，吹遍了远近的村落和广大沂蒙山区，根据地内群情振奋，歌声飞扬，被我军光复后的孙祖，呈现出一派欢腾的景象，大街小巷，到处谈论着这次战斗的胜利，到处摆满了慰问部队的物品。
  为了庆祝战斗的胜利，表彰和悼念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英雄，山东纵队在孙祖召开了祝捷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各救亡团体、妇救会、自卫队和驻防的八路军以及这次在孙祖战斗中英勇杀敌的战士们，广场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大会宣布开始以后，锣鼓声、鞭炮声随之停止，会场上充满了严肃与激昂的气氛。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朱瑞登台演讲，他说：“最近，我们山东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取得了三个大胜利：一是在孙祖，消灭了鬼子100多人；二是临朐，收复了冶源，打死敌人100多人;三是白彦，击毙鬼子300多人，短短几天内，我们消灭了五六百敌人。"他的讲话，不断被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打断。朱瑞讲话后，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山东纵队政委黎玉向到会的同志叙述了孙祖战斗的经过，号召大家要继续坚壁清野，拆毁炮楼围墙，加紧逮捕汉奸，救济受难同胞，动员一切力量，迎接并粉碎敌寇的新“扫荡”!会上，各界代表也纷纷表示：军民共同努力，争
  取抗战胜利。
  大会结束后，文工团员们自编自演了《大战孙祖》等剧目，他们通过文艺舞台，把孙祖战斗的经过——从九子峰的固守，到孙祖夜袭歼敌;从军民们的英勇奋战，到敌寇的彻底失败，一幕幕地表现出来，受到了到会人员的热烈欢迎。
  （临沂市政协供稿孙继先撰）
  三夺白彦
  1939年春，一一五师入鲁时，日军已占据了山东大部分县城，并开始“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在山东也调整了部署，加强势力，积极反共，形成了敌、顽、我日趋尖锐复杂的三角斗争形势。
  白彦，地处抱犊崮与天宝山区中间，又是费县与滕县之间的交通枢纽。盘踞白彦的大地主孙鹤龄，是当地一霸。罗荣桓虽派人与其联络，想争取他一道抗日。但这家伙顽固透顶，与日伪勾结，强迫周围几十个村庄组织反动民团，断我交通，破坏我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在此情况下，白彦成为我军向北面天宝山区发展、与沂蒙山区打通联系的严重障碍。
  1940年春节前夕，师部驻地大炉的抗日军民，正欢欢喜喜地迎接传统佳节，罗荣桓政委和陈光代师长则紧张地进行着夺取白彦的战斗部署。六八六团团长张仁初来到师部领受战斗任务。罗荣桓说道;“拔掉白彦这个钉子是要费周折的，敌人绝不会轻易放弃这个咽喉之地，你们要有与敌人作反复争夺的思想准备，切切不可掉以轻心。”他还叮嘱，攻下白彦以后，要立即彻底平毁敌人留下的一切防御设施，加紧现场练兵，迅速把群众发动起来。他特别强调，发动群众是关系着我军能否夺取和巩固白彦的大问题。
  大年初六（2月12日）那天，罗、陈率领师部离开大炉向白彦进发。第一天，他们雪地行军走了25公里，经高桥、杨泉到达白龙湾。第二天又是雪又是冰，他们行军30多公里，罗荣桓不肯骑马，坚持步行。他们从徐庄北上，经良子口达到白彦西南面的
  柴胡，距白彦不过20华里。2月14日，张仁初指挥六八六团，在兄弟部队配合下，迅速攻占白彦。2月15日，师部移驻距白彦仅10华里的哨里，罗、陈在这里指挥了持续一个月的白彦争夺战。
  我军攻占白彦后，抽掉大批干部，协助地方党发动群众，在原伪镇公所门前，挂起了“白彦区抗日民主政府”的牌子。我军打开孙鹤龄的粮仓，救济贫民，原来逃走的群众纷纷返回。一周后，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都相继组织起来了。部队利用休整时间抓紧整训，准备迎接敌人的反扑。趁此机会，我军还拆除了孙鹤龄经营了几十年的非常坚固的防御工事。
  3月4日，罗荣桓亲到白彦，检阅部队，给大家讲了话。他说：“我们占领了白彦，切断了敌人的联系，就像掐住了他的脖子，敌人喘不过气来了。”他接着说明，敌人是不会甘心的，他们将很快进行反扑，我们不能在这里和敌人死打硬拼，要准备撤出白彦，让敌人竹篮打水一场空。白彦终会回到我们手里。他的话把大家说得眉开眼笑。果然，不出3天，驻白彦西边城后据点的日军100多人，就在3月7日向白彦扑来。我军由团长吴世安、政委王根培指挥师特务团，打了一个埋伏，敌人连白彦的边也没沾上，就夹着尾巴逃跑了。
  3月12日，日伪军又从白彦周围的平邑、城后、梁丘三个据点调集700余人，在孙鹤龄残部配合下，向白彦发动第二次进犯，妄图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围歼我军。根据师部部署，我军掩护群众主动撤出白彦，师特务团、六八六团和苏鲁支队凭借白彦周围山地，沉重打击了来犯的日伪军，歼敌一部后主动转移。下午4点，敌人虽进了白彦，但他们没有一点工事可守，要抓夫又没人，粮食搜不到，井被封，人畜没水喝，急得干瞪眼。当晚，趁敌人立足未稳，六八六团一部又袭入白彦，与敌逐屋争夺。敌人无
  力坚守，于13日拂晓向西北方向逃窜。
  从3月19日开始，敌人妄图挽回败局，又调集2000多人，发动第三次进攻。六八六团在白彦西北的官庄，首先迎击从平邑来犯的敌人。当双方正激战时，苏鲁豫支队胡田大队，迂回到敌后予以沉重打击，打乱了敌人的部署。特务团则在白彦西南的太皇崮截住另一股敌人。苏鲁支队在柴山前抗击了从桑村来犯之敌，解除了敌人对我侧后的威胁。经一天激战，黄昏后敌人被迫撤出战斗。第二天，敌人又调集了2000余人继续向我进攻。21日晨，敌人进占白彦。此时，罗、陈召集各部指挥员，作出了重新夺回白彦的部署。当晚，六八六团占据了白彦西北的一片树林，持务团占领了白彦东南的高地，苏鲁豫支队一大队占领了白彦南面的青山，对白彦形成包围，各部在朦胧月色下，隐蔽地向白彦运动。六八六团一连首先摸进大街，悄悄进入孙鹤龄的一个大院内，迫使日伪军仓惶应战。这时，西北角、东南角都打响了。我军与敌人在街巷中展开肉搏，敌森川大队长被我击伤。22日拂晓，由官庄来援之敌被我击退后，困守白彦之敌只得逃窜。日军逃窜时虽施放了毒气，但由于罗荣桓的重视，部队中建立了防化组织，普遍进行了防化训练，所以毒气未影响我军作战。
  在白彦连续14昼夜的3次争夺战中，我军歼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粉碎了日军占领白彦的企图。战斗的胜利，给鲁南山区居民以极大鼓舞，它使我军一举三得：一、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打掉了敌人控制鲁南山区的这个重要据点，为我军向北发展扫清了道路。二、震慑了鲁南的反动势力。这次战斗打掉了孙鹤龄，吓跑了李以锦。他跑到费城再也不敢出来了。三、鼓舞了与我团结抗日的友军。八路军英勇善战，纪律严明，政工坚强，深深鼓舞了友军。就是在这次战斗后不久，国民党师长
  孔昭同率部接受了一一五师的改编。
  （费县政协供稿 星挥、姚占修撰）
  大青山浴血
  1941年11月.日寇纠集5万余人，在其侵华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亲自指挥下，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妄图一举消灭山东八路军主力和党政军领导机关，摧垮沂蒙山区抗日民主根据地。11月30日，我机关后勤人员4000多人，在东蒙山中的大青山被敌人重重包围，发生了悲壮的“大青山战斗”。
  大青山位于今沂南县与费县交界处，南连五彩山，北接猫头山，山势险峻，主峰海拔686.2米，系东蒙主要山峰之一，因树茂草丰四季长青而得名。28日晚，抗大一分校及蒙山支队、地方干部、民兵3000多人，相继移往蒙山东部的大青山一带，分住在胡家庄、杨家庄、大崮台、梨行沟、梧桐沟等10多个山村里。敌侦知后，连夜调集重兵，准备合围大青山，而我方尚未察觉。当29日夜，一一五师主力部队在绿云山一带向敌发动攻势时，又将师部后勤、山东分局、省战工会、省抗日群众团体、省抗敌协会等机关人员千余人转移至大青山一带，误入敌人的包围圈。
  30日拂晓，日军一个混成旅团，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对大青山地区发起了疯狂的进攻。我担任警戒任务的一一五师机关尹健排首先与敌遭遇。仓促中，被围人员中的少数战斗部队立即组织分头抗击敌人，掩护机关向西突围。抗大一分校第五大队二中队约40人，在指导员程克率领下，伏于梧桐沟北一小山口阻击北面的敌人。他们勇猛击退敌人的数次进攻，子弹打完了，又与不断涌上来的敌群展开了白刃战。程克抱住一鬼子一口咬下
  他的耳朵，疼得鬼子嗷嗷直叫，另一鬼子乘机挺刀刺中程克，凶残地夺去他的生命。在与敌人顽强的拼杀中，这个中队的大多数同志壮烈牺牲。五大队五中队队长邱则敏率部在大顶山北面山口阻击东面的敌人。敌人的数次冲锋，均被击退，毙伤了许多日军。机枪手牺牲后，邱则敏立即抱起机枪扫射。子弹打没了，就用石块、枪托与敌拼杀，在与敌人的殊死搏斗中，邱则敏及他的大多数队友战死在阵地上。在大顶山南部山口阻击南来日军的蒙山支队和各中队也遭受重大伤亡。二大队队员多是做地方工作的同志，战斗经验不足，也参加了保卫机关的战斗。激战中，大队政委刘惠东、政治教员唐国琼等以身殉国。
  日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日军居高临下，凭借有利地形，以优势火力集中向我扫射，把我压迫到大青山狭长的山沟里，然后步兵、骑兵一齐闯入人群，血腥屠杀我党政军机关人员。周纯全率抗大学员掩护机关人员分数路在枪林弹雨中向西蒙山地区突围。一一五师司令部第五科科长袁仲贤率部分机关人员向东南五彩山下的上、下石盘转移。国际友人汉斯·希伯也和大家一起英勇抗敌。同志们奋勇冲杀，前赴后继，激战惨烈。战至下午2时，各路大部分机关人员分别突出重围，进入西蒙山。众多人员在突围中惨遭杀害。
  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率60余名山东分局和战工会机关人员，从大青山突围转移到大谷台后，又遭日军合击，陈明令向望海楼方向撤退。敌火力密集交叉，战场成了一片火海。分局和战工会机关主要领导几乎无不挂彩。陈明身边的4名随身人员只剩下年龄幼小的警卫员吴开玉一人。当他2人跑到东、西蒙山间的大沙河沟崖时，又遭到日军重机枪火力交叉封锁，陈明双腿负伤，他严厉命令小吴只身突围，自己与敌决一死战。他
  伏在沟崖上，强忍疼痛连发3枪打死了3个鬼子，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壮烈殉国。国际友人汉斯•希伯与同志们一起跑到大青山五道沟附近时，敌人的炮弹一排排地打来，希伯及其翻译、警卫人员和7名师级干部一起壮烈牺牲。
  大青山突围战，我后勤机关人员伤亡惨重，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一一五师敌工部部长王立人、省抗协宣传部部长赵冰谷、抗大一分校大队政委刘惠东、蒙山独立支队政委刘涛及德国友人太平洋学会记者汉斯•希伯等300多人壮烈牺牲。省战工会副主任李澄之因病被俘（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山东分局组织部部长李林负重伤，未被敌人发现，战斗结束后才从死尸堆里逃出来。
  1944年，人民政府为纪念这次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在沂南县三河区西山村东梭庄，建立革命烈士墓地，将希伯和247名烈士的遗骨一起迁葬到这里，并立碑纪念。
  （沂南县、费县政协供稿李振兴、李兴业撰杨丽整理）
  第一次岱崮保卫战
  1943年11月9日，日军第三十二师团、五十九师团、独立混成第五旅团各一部及伪军共万余人，分别由临沂、蒙阴、莱芜、临胸和沂水等地出发，实行分进合击，“扫荡”鲁中抗日根据地。扬言在三个月内“围歼"沂蒙山区的八路军。地势险要的南北岱崮，地处敌人侵犯沂蒙腹地的咽喉。鲁中军区决定，以二军分区十一团八连少数兵力，凭借岱崮山的有利地形，牵制敌人主力。八连93名指战员接受任务后，在连长冯化德率领下，以最快的速度奔向岱崮山，在方园不足10里的南北岱崮山顶上构筑工事。
  11月10日黎明，敌人窜扰到郭家庄子、贾庄、井旺庄等地，午时抵达岱崮山麓，11日、12日两天，八连五班的战士，先在岱崮山东边的卢崮伏击了进犯之敌，按作战计划又突围撤到南岱崮。至此，整个大崮区（即现在的岱崮镇和贾庄乡）除南北岱崮外，完全为敌人占领。大批日伪军向南北岱崮扑来，著名的南北岱崮保卫战开始了。
  南北岱崮相距1500余米，中间只隔一条小山梁，两崮各有十几丈高，四周都是刀削一样陡峭的悬崖，上面是崮顶，下面是光秃秃的斜坡。13日午时，敌人开始进攻。14日晨，日伪军400余人向阵地前运动。这时，崮顶上一片沉静，敌人以为崮顶上没有人守卫，便一直扑向悬崖。敌人刚走近距悬崖百米的预定火力网时，崮顶上突然发出射击的口令，刹那间，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子弹在敌人身上开花，敌人被打得懵头转向，连枪也来不及
  还，就溃逃下山。这时，敌人一个机枪组，退到西南小山头上，架好机枪准备还击，掩护自己人马撤退。可是，射手刚卧倒，还未勾板机，岱崮村民兵预先埋好的一颗地雷爆炸了，3个射手连同机枪随着烟雾被抛进山沟。敌人第一次进攻失败了。不一会儿，有5架敌机飞到崮顶上空，狂轰滥炸，这时战士早已进入防空洞。敌人抬着几十具尸体退了回去。
  战斗进行了两天，敌人始终被阻在山下，不能向崮顶靠近一步。这时敌人发现北崮防守严密，便把主力转向南崮，先是飞机狂炸，后用排炮乱轰，接着就是步兵进攻，但是在八连指战员面前，敌人得到的只是伤亡、溃败。17日黎明，敌人调集大批兵力，先用飞机、大炮轮番轰炸，然后再以步兵冲锋，崮上的部分工事被摧毁，战士们冒着炮火一边修工事，一边射击敌人。直到黄昏，敌人才退到山下。
  敌人受阻后，改变了战术，把南北岱崮围得水泄不通，妄图把守崮部队困死在山上。敌人的围困，使守崮部队缺粮缺水，山顶冬夜的寒风，吹透了战士单薄的军衣。面对困难，战士们仍信心百倍地坚持下来。敌人围困失败后，有一天，敌人端着枪逼着几个老乡到悬崖下向崮顶喊话，叫八路军投降。连长冯化德高声回答：“你们回去告诉敌人，只有打胜仗的八路军，没有投降的八路军!”23日，日军三十二师团参谋长亲临前线督战，顿时，南北岱崮成了一片火海。24日，敌人用重炮连续轰击，炮弹的碎片满山呼啸，烧夷弹到处燃烧，3丈多高的南门被炸成了60度的斜坡。同时，敌人还往崮顶施放毒气，守崮战士急中生智，遂用泥水润湿了毛巾，涂上肥皂，捂在嘴上，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经过18昼夜的激战，八连胜利完成了牵制2000余敌人的任务。使我主力部队安全转移出敌人包围圈以外。27日夜，连长冯化德下
  令突围，战士们把水缸、碗、罐全部砸烂，顺着系在悬崖上的皮绳，一个个滑到崮下，在预定的地点与大部队会合。
  岱崮保卫战胜利结束了，八连的英雄们以伤7人、亡2人的代价，创造了毙伤日伪军300余人的光辉战绩。山东军区通令嘉奖八连，并授予“岱崮连”的光荣称号。
  （蒙阴县政协供稿蒙阴县委党史委撰）
  第一次解放临沂
  194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获得最后胜利的一年，形势发展非常迅速。
  我山东警备二旅四团于8月17日晨拔除敌白沙埠据点后，即挥师南下，兵薄临沂城下。
  8月16日，临沂日军撤逃枣庄。伪军头子王洪九以国民党“山东省第十纵队司令兼山东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的名义，派其参谋陈维章，秘密进城，“接收”防务。
  此时，临沂城内有伪军约4000人（其中包括王洪九军的两个大队），另有临沂、费县两个伪保安大队。王组成“临沂城城防指挥部”，自己在城西北李家宅的据点遥控指挥。
  失掉战机，首战失利
  攻打临沂城的战斗序幕拉开了。
  8月17日晨，于拔除白沙埠据点的同时，得到确实情报，驻守临沂城的日军准备撤逃枣庄。
  警备二旅首长当机立断，命令刚结束战斗的第四团，克服一切困难，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战斗作风，立即向临沂进军。旅指挥员决心乘日军撤退、敌伪混乱、城防未固之际，一举攻克临沂。
  团长陈宏率领全团人马风尘仆仆地赶到临沂城下，知道日军已经在前一天的8月16日撤逃枣庄。城内伪军人心惶惶，指挥混乱，守备不固。第四团指挥员研究了当时敌我情况以后，认为应不失时机地向敌人发起攻击，以期破城歼敌，遂决、定于17
  日晚攻击北门。
  四团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攻城的战斗部署及战前准备以后，夜间，向临沂城北门发起进攻。在火力的掩护下，第一梯队经过连续爆破炸开了外城门，突击队冲入瓮城。战斗进程比预期发展得顺利。就在此有利时机，因攻城部队同兄弟部队配合失调，从而失掉最有利的破城歼敌战机。
  经验不足，二战受挫
  警备二旅指挥机关于8月17日得到第四团攻击临沂城的报告以后，于18日立即进至临沂城下。指挥所设在城东北角一片小丛林中的集团家屋内（现在的东北园）。这时，山东军区野战第二师师长罗华生率领二师第四团及山东军区特务团，已占领临沂城的南关及东关。临沂城的敌人，已经处于人民军队的合围之中。
  野战二师与警备二旅协同进攻临沂。二师与二旅指挥机关分别组织干部实施战场侦察。临沂古城东临沂河，座落在一块小平原上，祊河从西北方向流经城北，涑河从西流经北城墙下，两河均在城东汇入沂河。城墙周长4.5公里，坚固、完整。墙高8-10米，底宽6—8米，顶宽4—5米。城墙周围有一道一人多高的垛口。敌人在垛口之间，用沙袋等垒成射孔，但城墙下的死角很大。每隔200米左右，在垛口之间扎有一个小席棚，专门用来观察监视我军接近城墙脚下的活动。城门上都有城楼，城门（包括瓮城）全被堵塞。城墙的要害处，筑有碉堡。城周有一条护城濠，宽6—7米，深4—5米，水深腰际。夜间，敌人在城墙周围挂着火把，彻夜照明。城墙南面、东南面，与民房相连。南门外有一座教会医院的楼房为制高点（现在地区人民医院门诊楼旧址），与城
  墙同高。
  指挥机关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后，作出如下判断：
  敌人的情况一临沂城内的敌人，已被我军合围，成为瓮中之鳖。王洪九在城西北15公里处孟家村、李家宅等据点的主力，亦被我军包围，已不可能与临沂守敌互相呼应。城内的敌人虽有4000人左右，但均系伪军，战斗力不强，而且又分布在长达4.5公里的城墙四周，防御线很长，兵力单薄。因此，守城敌人的意图只能是：凭藉坚固的城墙防线，坚守城池，作困兽之斗，妄图在战斗中等待转机;也不排除突围的可能性。
  我军的情况——当时我军的装备都是步兵，有轻、重武器与少数迫击炮，缺乏足以摧毁城墙的重炮。城门已被堵塞，城墙太厚，不可能从地面上用爆破的方法将城墙炸出缺口，开辟突击道路。这是我军攻城的困难之处。但在最近的几次战斗中，我军连获胜利，士气旺盛，斗志甚高。对当前的攻城任务，虽然缺乏攻坚战的经验，但敌寡我众，声势夺人，敌人士气沮丧，我军势在必胜。这是我军攻城的优势之处。
  地形方面的情况——南面与东南面的城墙与民房较为接近，便于攻城部队的接敌运动；而且地势较高，便于我火力支援。南关教会医院的楼房，可作观察所及指挥阵地。这段地形有利于攻城，是攻破城垣的关键所在。
  指挥员根据上述情况定下了战斗决心。确定二师四团在南门及其以东地段担任主攻;特务团攻击城东南角;警备二旅四团攻击城北。攻击的主要手段是：进攻部队在火力的掩护下，越过护城濠接近城墙，架梯爬城，打开突破口；突入城内，歼灭敌人。
  经过短期准备，我军于8月20日下午4时发起进攻。3个团在3个方向同时攻城。各团的第一梯队营在火力的掩护下，成
  队的梯子组、突击队，迅速越过了护城濠靠近城墙。
  架梯爬城的战斗开始以后，敌人的火力逐渐加强，并迅速向我军架梯攻城的地段增加兵力，战斗渐趋白热化。
  主攻方向二师四团的突击队，冒着密集的战火，英勇地登上了城墙，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了殊死搏斗。梯子组和突击队前仆后继架梯、登城……。敌人也集中了更大的兵力与火力。云梯不断被炸断，爬梯的战士与城墙下面的战士，受到敌人火力的杀伤，伤亡不断增加。已经登城的突击队战士，经过激战以后，弹尽援绝，损失极大，伤亡殆尽。攻城战斗一直坚持到天黑，未能突破。我军因伤亡较大，决定停止进攻，撤出战斗。
  强攻受阻，三战未克
  8月20日攻城失利以后，山东军区首长派军区参谋处长李作鹏赶来临沂前线。李传达了军区首长罗荣桓的指示，组成了临沂前线指挥部。由李作鹏、罗华生、吴瑞林等三人负责指挥。指挥部召开了作战会议，又统一作了一次敌前地形侦察。决定在8月27日晨3时再次发起突然性的攻击。二师四团与特务团，基本上仍在原位置上攻城;警备二旅第四团第三营，在东门以南攻击。这次进攻部署是集中优势兵力，从南门到东门这段有利地形上，同时展开三个团的第一梯队营实施进攻，以期必胜。
  27日晨3时许，大地沉寂，指战员待命发起攻击。3时正，天色微明，攻击号令刺破长空，枪炮齐鸣，第三次攻城战斗又打响了。三个团的第一梯队营，在组织严密的火力支援下，再次以爆破城墙或直接架梯登城的手段进行攻击。
  警备二旅四团三营，在东门以南以连续爆破的手段将城墙的上部炸塌了一大片。接着梯子组抬着梯子涌向前去，在缺口下
  方竖好梯子。突击队立即攀梯登城。这时，城墙上的敌人，在督战队的驱使下，向登城的突击队进行反冲锋，企图控制和堵塞突破口，突破口附近展开了澈烈的争夺战。但是，我军登城的人数与守城的敌人相比，寡众悬殊，力不敌众。敌人在城墙上居高临下，容易发挥火力。已经竖起的云梯，陆续被敌人打断，第一梯队逐渐失去登城的机会。三个团的情况都相类似。日出以后，第一梯队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都撤到护城壕里，站在半人深的水中，利用敌人在城墙上射击不到的死角，待命再次组织进攻。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下，炊事员也无法把饭送上去，只能从护城壕的我岸，将干粮扔向彼岸的水里，指战员们再从水里将窝窝头捞出来充饥。
  指挥部综合各团的战斗情况以后，认为攻城部队的弹药、炸药、器材基本上已消耗殆尽，第一梯队营的战斗组织，一时难以恢复，已无法在白天再次组织进攻。指挥部决定停止攻击。部队一直到黄昏后，才利用夜幕掩护，从护城壕中撤出来。
  爆破成功，临沂光复
  我军第二次、第三次攻城虽然受挫，并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但敌人处于大军围城、外无救援、孤军必败的状况之中，惶惶不可终日，恐惧心理与日俱增。根据前线指挥部的指示，我军向敌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我军阵地上对敌的喊话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指战员们还创造了很多宣传方法：广播消息、唱歌、写大字标语、发射传单，等等。强大的政治攻势，对动摇敌人军心，削弱敌人斗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根据前线指挥部的意见，参战部队广泛开展军事民主，总结前段攻城受挫的原因，讨论今后的破城之计。警备二旅第四团的
  一个营长，综合指战员们的意见，提出了用坑道爆破为突击队开辟冲锋道路的设想。
  这时，山东军区首长又派军区参谋长陈士榘亲临前线。陈召集了干部会议，并与吴瑞林同志研究，决定用坑道作业的方法，爆破城墙，打开突破口，进行突击。
  警备二旅四团组成一支坑道作业队，协同洪瑞民兵中队实施坑道作业。突破口的位置选择在城的西北角。在此处开挖坑道的有利条件是：坑道入口处离城墙较近，坑道的长度较短，能早日完成任务；过护城壕以后，可以从其内侧开挖坑道口，坑道口内挖出的土可以填入护城濠，使敌人不易发觉我军坑道作业， 从而隐蔽我军的作战意图。
  掩护部队在坑道口附近及其两侧构筑了交通壕及火力阵地，保障施工队伍的作业安全。
  经过八九天日夜不停的紧张施工，完成了100多米长的坑道。通过测量，认为坑道确已挖至城墙下，方位正确。随后，在药室内装填了几千斤炸药和150斤T·N·T，药室后部进行了堵塞。
  9月9日夜，完成了坑道爆破的一切准备工作、攻城部队战斗任务的区分及战斗准备工作。二师四团担任突破口的主攻，其他部队在城东、城南担任佯攻。
  起初，被围的敌人在我军8月20日及27日攻城失利以后，发生了错觉，认为我军缺乏炮兵，攻城受挫以后，部队也需要进行整顿，短期内无力发动进攻。当敌人发觉我军在城西北角进行紧张的土工作业以后，才感到情况紧迫，形势严重，并立即加强了西北角及其两翼的防御部署。
  9月10日早晨，天气晴朗，初秋的太阳已从沂河东岸高高
  升起。我军所有的指战员都已进入自己的战斗岗位及隐蔽位置。临沂城下，阒无人影、静寂无声。
  8时正，地动山摇，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震憾着大地。临沂城西北角飞腾起一股冲天的烟柱。爆破口几百米方圆内天昏地暗，石走砖飞。爆破口上面的碉堡及敌人已经“升天”。城墙的外侧倒塌30多米；但内墙仍然屹立未倒，向外形成50度的斜坡，城墙未被完全炸成突破口。爆破口两侧没有被炸死震伤的敌人，也已魂飞魄散，不知所措。
  爆破成功了，冲锋号响彻云霄，决定最后胜利的第四次攻城战斗开始了。
  二师四团第一梯队营在火力掩护下，由进攻出发位置迅速向突破口运动、冲击。敌人从惊慌中清醒过来，突破口附近的兵力加强了，组成了有组织的抵抗。由于正面敌人的顽抗及两翼交叉火力的箝制，突击队的进展困难。冲进突破口的同志，因斜坡太陡，不易攀登；当快要登上城墙时，又遇到居高临下的密集火力和敌人的反冲锋，突击队在不利的地位上与敌人拼搏，并在突破口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手榴弹对战……。第一次冲击，没有成功。
  中午，调整部署以后，又向突破口发起了第二次冲击。经过酷烈的争夺，仍未奏效。最后，被迫撤出战斗，指挥部决定：由警备二旅四团接替野战二师四团的阵地与战斗任务，实施夜间攻击。
  警备二旅第四团接受战斗任务以后，命第一营为第一梯队，担任突击任务。周密的战斗准备工作在半天内迅速完成。对每挺机枪应封锁的目标，每个爆破员的爆破任务，突击队如何接敌并发起冲锋……，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夜9时，枪声齐鸣，总攻开始。主攻西北角，南面、东面仍定佯攻。
  主攻方向四团一营营长彭玉龙同志，指挥枪榴弹组和爆破组，在火力的掩护下，跃出战壕，向突破口接近。枪榴弹组向突破口两侧的敌人发射榴弹，杀伤与压制敌人。爆破员们向突破口的两侧及城墙的断壁进行连续爆破，几十斤重一包的炸药相继爆炸，扩大了突破口，紧接着炸药包的爆炸声，我军的冲锋号声也响彻战场上空。我军指战员们一齐发喊“冲啊!”“捉活的！”“缴枪不杀!"“不要叫他们跑了！ ”敌人以为我军真的发起了冲锋，所有火器一齐盲目乱射，手榴弹也朝前沿乱扔一通。其实我军仍在战壕里按兵不动，只是虚张声势而已。连续搞了6次这样的假冲锋，敌人的火力完全暴露了。同时，也造成了敌人的错觉，以为我军转移了主攻方向。这时，彭玉龙指挥突击队秘密地、不声不响地迅速冲向突破口。当敌人发觉我军的行动时，已到了短兵相接的距离。英勇的战士们，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战胜了敌人，在突破口的两侧占领了“咫尺之地”。这是扩大突破口向两翼及纵深发展胜利的“咫尺之地”，是破城歼敌关键所在的“咫尺之地”。
  敌人最后的一次反扑被击溃以后，战斗逐渐向突破口的两翼发展。两翼的敌人继续凭藉城墙上的工事进行顽抗。从突破口两翼到西门和北门，我军一步一步地前进。一营三连指导员、战斗英雄郭荣会同志，奋不顾身，率领全连英勇杀敌，在扩大突破口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终于，敌人有组织的抵抗被人民军队的铁拳粉碎了，“固若金汤"的防线崩溃了。
  第一梯队突破敌人的城墙防线以后，后续部队及时进入城内，向两翼及纵深发展。尔后二师四团及山东军区特务团也先后
  进入城里，战斗逐渐扩及全城。此时，敌人已经被分割成许多小块，失去了统一的指挥与控制，丧失斗志，纷纷缴械投降。9月11日拂晓，全歼守敌，结束战斗。生俘伪临沂、费县县长及保安大队长等伪军官兵2000余人，缴获步枪3000余支及其它武器弹药一批。
  阳光普照大地，古城内外一片欢腾。被日伪蹂躏多年的临沂人民，终于获得解放。历时26天（8月17日至9月11日）的临沂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临沂城，从1938年起，长期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至此，宣告解放。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沂蒙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所作的贡献，他们的丰功伟绩，将永远彪炳于革命史册。
  （兰山区政协供稿马连辉撰梅设元整理）
  沂蒙抗日殉国将士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沂蒙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最后同全国人民一起贏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战爭中，我军民付出了重大代价，主力部队、地方武装、人民武装、地方党政人员牺牲4万多人，群众被杀害20多万人。除刘震东将军已列单篇外，下面将10名师长以上指挥员和两名国际友人的烈士传记集中选录。
  陈明
  陈明，1902年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东肖区龙聚村。在中学学习期间，开始接触一些进步人士，产生了反对黑暗社会的思想。中学毕业后回家乡小学任教。他集合邓子恢等一批热血青年组织了闽西最早、规模最大的进步青年组织“奇山书社”。
  1925年，陈明到上海大学半工半读。当时共产党人邓中夏、瞿秋白、张太雷等人主持上海大学的校务和教学。陈明听他们的课，读他们的文章，对马列主义理论有了深刻的认识，终于被发展为中共正式党员，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1926年7月，北伐开始。陈明被党派遣到北伐东路军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在北伐福建时，陈明和同志们一起起草印刷《告福建工友书》并广为散发，号召广大工农群众行动起来支援北伐。
  1926年冬，北伐军占领福州后，陈明任国民党左派福建省党部宣传部长。在福州特委协助下，陈明主编《福建评话》和《国
  民日报》。陈明以犀利的文笔揭露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罪恶，宣传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政策，唤起民众共同推翻北洋军阀的腐朽统治。除宣传工作外，陈明还积极参与了组织福建国民革命政府的工作。
  1927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派陈明为中共中央福建省党务特派员，回福建重建党组织。陈明回福建后，和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陈明不畏艰险和陈绍礼等人深入到农村、街道、学校、工厂发动群众，不久就重建了闽南、闽北两个特委，陈明任闽南特委书记。福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使福建的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陈明于1927年10月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中央指示他尽快成立中共福建临时省委。10月下旬，陈明返回厦门成立了大会筹备委员会。12月4日，陈明在漳州召集福建各地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选举成立了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陈明任书记。省委成立后，很快重建了两个市委5个县委，并在4个县建立了特支，全省党员由300人发展到1000多人。
  1928年1月，陈明在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第二次执委会上主动提出，罗明工作经验丰富对全省情况熟悉，由罗明任书记，陈明改任宣传部长。执委们经过讨论同意此意见并上报中央得到了批准。
  1928年9月，经省委报中批准，陈明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1931年冬，陈明在东方大学结业回国进入中央苏区，和徐特立等人一起在瑞金红军学校担任教官。1932年4月，毛泽东率红军东路军东征漳州，陈明被调到东路军前锋，既进行宣传又做向导工作。1934年10月，陈明随红军总部一起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陈明在一、三、五军团教导队组成的干部团中任
  教，后任训练科长。长征结束后，陈明到红军大学高干科任教。“七七”事变后，陈明任八路军随营学校政治委员。1938年10月，陈明调任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部长。
  1939年春，陈明随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来到山东。当年冬，陈明任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副校长，负责党校的训练工作。陈明在此期间写过一篇《关于芬兰问题和帝国主义的反苏阴谋》文章，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产生了很大影响。陈明因此被山东分局书记朱瑞誉为“我们山东的一位理论家”。
  陈明在党校授课时，针对当时不少干部重武装轻政权建设的倾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浅出地讲述扩大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政权的重要意义。学员们听课后对政权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有了提高，回到各地后都开始重视政权建设工作。陈明勤于学习，视书如命。有一次，饲养员牵着马驮着陈明的书和他失去联络，有人叫饲养员扔掉书，轻装追赶大部队。饲养员说：“陈校长的书，等于他的命。陈校长说过，工作全靠看书学习，没有书一切都谈不到。绝不能扔掉书！”
  1940年初，陈明以党校代表身份出席沂水六区民主选举区长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政权建设的演讲。陈明在会后总结六区民主选举经验，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拥护民主政权》的社论，有力地指导了全省基层政权的建设。1940年2月，山东宪政促进会成立，亓养斋、范明枢为正副会长，陈明任常委。陈明领导制定了《山东省出席国大代表试行办法》，并由促进会全委会通过实施。陈明还撰写了《宪政运动与群众运动》一文发表在《大众日报》上，以指导全省的宪政运动。后来，陈明还主持起草了《县级参议会选举条例草案》。4月1日，沂水县参议会在陈明指导下正式成立，参议会废除了旧沂水“县政委员会”，民主选举了真正抗日的沂水县政委员会。接着，陈明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沂水参议会》的专论，指导全省各县建立参议会。
  1940年7月26日，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会联合大会，在今沂南县青驼寺隆重开幕。选举于学忠、徐向前、罗荣桓、范明枢、陈明等61人为出席国大的山东正式代表。为推动和加强全省政权建设，大会决定成立山东全省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战工会的组织分为政治、军事、财经、教育、民众动员5个组。黎玉被推选为首席组长，李澄之、陈明任副组长（后改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陈明兼战工会秘书长。
  联合大会至8月26日在今沂南县孙祖乡举行闭幕典礼，共历时一个月。大会内容丰富，总结了各方面的工作，确定了以后的工作方针，成立了全省统一的领导机构，为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深入发动全省群众，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一个月的会期中，陈明作为大会的秘书长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工作，他精心组织、呕心沥血，保证了大会的顺利召开。
  1940年9至11月，在陈明主持下，战工会制定了《县区乡各级政府组织条例》、《减租减息暂行条例》、《贸易暂行条例》、《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暂行条例》等一系列规章条例，以指导全省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运行。根据中央指示，为保证“三三制”政权在山东实现，陈明采取由下而上、由点到面的方式，分期分批建立抗日行政机构。至1940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已有97个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区乡抗日民主政府也普遍建立。还建立了12个专员公署和2个行政主任公署。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在陈明的具体领导下得到了迅猛地发展。1941年1月，陈明在《大
  众日报》发表题为《抗日民主政权》的文章，总结了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经验，进一步促进了各级政权建设的稳定和发展。
  1941年3日，陈明和山东纵队姊妹剧团团长辛锐结婚。辛锐出生于济南一个爱国工商业者家庭，1939年与陈明结识于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在共同的革命斗争生活中产生了纯真的爱情。为了革命的利益，结婚第三天，陈明回到战工会，辛锐回到姊妹剧团，各自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这对夫妻被同志们誉为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
  1941年11月，5万多日伪军对沂蒙山区进行“铁壁合围”大 “扫荡”。山东纵队和省战工会领导机关，多次跳出敌人的合围，使敌人扑空。
  11月30日拂晓，由陈明带队的山东党政军机关、后勤人员数千人和由周纯全率领的抗大一分校，在沂南、费县交界的大青山被日军1个旅团包围，突围中，我方伤亡惨重。陈明带领部分人员向望海楼方向撤，强忍疼痛连发3枪打死3个鬼子，最后把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壮烈殉国。
  （沂南县政协供稿李振兴撰）
  常恩多
  常恩多，满族，1895年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城西东三台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6岁没了母亲，9岁那年父亲又离开了人间。幸得当私塾先生的伯父抚养，送他上了学。
  1914年，常恩多从海城乡村师范学校毕业，回到家乡当了小学教师。1919年参加东北军，1922年考入陆军东北讲武堂，毕
  业后升任中尉排长。后升任团长。
  “九· 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骑踏进了东北3省。正在张家口一带驻防的常恩多痛心疾首，悲愤满胸。
  1935年冬天，常恩多晋升为一一一师师长，成了东北军将领中有名的少壮派。其间曾多次上书张学良，力主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共同抗日，期望能早日带领部队杀回白山黑水，解救3000万东北同胞。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常恩多师长对张学良、杨虎城将军顺从民意，实行兵谏，迫蒋抗日的行动全力支持，并奉命星夜赶回驻地合水，率部赶赴渭南咽喉要地，多次击退中央军的进攻，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实现立下了功劳。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赴南京被扣押，东北军奉命东调整编，一一一师进驻了河南周口镇，常恩多任中将师长。“七七"卢沟桥抗日烽火燃起，爱国官兵群情激昂。7月27日，常师长奉命率部离开周口镇.向江苏长江北岸各县进发，在靖江、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一线200多华里的江岸要塞布防，扼守长江北岸。
  随着沪战的激化，日寇逐渐侵入江防。10月上旬，上海外围要塞被日军攻占，常师长奉命由南通经靖江转至扬州。10月9日晨，日寇以重兵强占扬州南20余里的江岸咽喉要地施家桥。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急忙下令将就近的一一一师主力调至自己身旁，掩护其逃命，只留下两个营的兵力给正面阵地上的常师长。日寇拼死进攻，常师长亲临前沿指挥，用两门平射炮阻击着日军的坦克，并率士兵与日寇展开白刃拼杀，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扬州失陷后，常师长率部先后转战高邮、淮安、沭阳等地。
  1938年3月台儿庄大战期间，常师长奉命派所部三三三旅直接杀向了台儿庄主战场，该旅在争夺台儿庄东面的东、西马甸战斗中，冲杀了15个昼夜，攻克了日军3个重要据点，杀伤了大量日军。常恩多亲率三三一旅东进盐城、阜宁等地，与敌军激战月余，阻止了日军从东线增援台儿庄的企图，为保证台儿庄大战的胜利付出了牺牲，立下了战功。战役胜利后，第五战区指挥部曾传令嘉奖了该师。
  9月间，武汉告急，五十七军奉命策应。常师长率部在绕行途中夜袭了日军在合肥的军用机场，炸毁敌人飞机9架，炸坏了大部飞机跑道，给了日寇沉重打击。
  1938年隆冬季节，常恩多部奉命到山东鲁南镇防。到翌年初春，常师长率部辗转迂回，冲破敌人一道道封锁，抵达了莒县南7里的大于家庄驻扎布防。常师长不顾远征劳顿，鼓舞全师将士英勇作战。到鲁南不久即命部队向盘踞在诸城南枳沟镇的伪军张步云部进攻，一举歼灭了张的一个旅部近千余名伪军。接着又指挥部队在孟疃附近歼灭一股外出骚扰的日军，声威大振，鼓舞了鲁南人民坚决抗击日伪的决心，打开了鲁南抗日的局面。
  早在东北军驻防陕西期间，常恩多将军就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过接触。当时叶剑英曾几次会见过他，介绍过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对此常师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一一一师到达鲁南时，我八路军已经在这一带活动。常师长以“团结友军，亲如兄弟”的口号来号召和鼓励所部与八路军密切合作，互相支援，经常将一些缴获来的日伪战利品交给八路军和游击队。随着与中共和八路军交往的增多，常恩多师长对共产党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要求入党的愿望更加迫切。中共山东分局了解这一情况，对此十分关注。就在1939年早春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中共山东
  分局领导郭子化在大于家庄会见了常恩多，他们一直谈到深夜。根据形势需要，按照党的指示，常恩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特别党员，不暴露身份，继续留在一一一师师长位上。
  1939年5月，日寇集结了两个多师兵力，从陇海路东段向鲁南的临沂、汤头、板泉等地大举进攻，开始了疯狂的麦季大“扫荡"。常师长在板泉、大店一带率部阻击敌人，给日军以重创。随后率部转入山区，采取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的游击战术，诱惑袭击敌军，取得了上河、石柱山、柳沟、于家山等许多战斗的胜利。九里坡一战，就炸毁了日军汽车数辆，歼敌100多人。反“扫荡”结束后，一一一师和常恩多“常胜将军”的美名便在鲁南传开了。
  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常恩多率部在鲁南与八路军紧密配合，互相支援，同日寇和伪军英勇战斗，不时地寻找战机，消灭日伪势力，激励人们的抗日斗志。1940年初春的一天，常师长率部配合八路军迂回到莒南十字路附近的王家庄子一带，将数百名敌寇团团围住，经过两天激战，歼灭日军200多人，击毙了1名日军中队长，并缴获野炮1门，轻、重机枪多挺，战马数匹，枪支弹药物品大宗。2月10日《大众日报》曾以“国共两军配合作战的典范”为题，热情歌颂了这次战斗的辉煌战绩。
  然而，这时鲁南日伪的势力非常强大，投降派、反共摩擦派的活动十分活跃。身为五十七军军长的缪澂流就经常派人到徐州等日军占领地进行投敌活动。这年的9月12日晚上，缪又派其亲信六六五团团长董汉卿、参谋处上校课长于文清，代表五十七军前往日军桃林镇据点，与日方商签和约，签订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协定。具有爱国良知的于文清回来后，将通敌情况报告了一一一师三三三旅旅长万毅。万旅长当即将缪派代表与日军接触的情况报告了常恩多。常将军果断表示要坚决为民锄奸。
  他和万旅长经过一番紧张部署，发动了影响深远的“锄奸运动”。9月21日夜晚，扣押了通敌的主要策划者和牵线者副军长朴炳珊夫妇等人，缪澂流等人逃走。第二天，常将军将“九•二二”锄奸运动致各界电文，明码通告了全国。同时，又给重庆的蒋介石和苏鲁战区总部的于学忠发了电报，陈明真相，要求以国法军纪严惩通敌卖国者。
  常将军发起的锄奸运动，迎头回击了日军以华制华的策略，震慑了欲通敌卖国的汉奸。然而，远在四川的国民政府，由于不了解事情真相，缪澂流等人又受到了当时山东省政府的包庇，因而，“锄奸”运动非但未受奖，反而受到了国民政府的责难。蒋介石就发来电报，讲“……该师长不识大体，义气用事，虽云忠党爱国，但已难辞误国犯上之咎”。敌伪势力也乘机加紧了军事进攻，并派遣便衣特务进入常部驻地，散布流言蜚语，大搞破坏活动。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常恩多采取了“加强本身团结，奋勇抗击日伪”的对策，用杀敌的军事行动，向国人证明一一十师的抗日爱国诚心。他连续率部队向大店、碑廓、多水店子的日伪军展开猛攻，3次战斗共歼敌600余名，并多次袭击沈疃、纪家店等敌伪据点，武力争取日照县涛雒镇一个伪军中队弃暗投明。军事进攻的胜利，扫清了鲁南至苏北间重要交通线上的敌伪障碍，使抗'日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壮大。然而，不幸的是，常恩多师长由于长期的忧愤和军事生活的劳顿，患了严重的肺病，多日吐血不止。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不久，这股浪潮就波及到了苏鲁战区，波及到了师。1月中旬，师就收到了上边的来电，命其攻打日（照）莒（县）公路以南的八路军，不然就要停发军饷。这时，南京的汪精卫汉
  奸政府，认为常恩多师长在各种压力下已到“山穷水尽”的绝境，便.指令其伪军政部部长鲍文樾，派常师长原来的同乡同学伪军政部副部长于春阁前往鲁南，邀请常恩多参加南京政府，许以山东省政府的军政大权归其执掌。常师长听来人讲完，气得脸色铁青，当即命令将两个送信的汉奸杀一个、放一个回去通报，表明了自己势与敌伪不共戴天的坚定立场。
  然而，常恩多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至1942年夏天已卧床不起，难以理事。这时一一一师一些主张通敌反共的分子又活跃起来。他们凭借自己的位置，在师内进行反共反八路教育，修碉堡、筑高墙，强迫一一一师官兵同八路军磨擦。常师长在病中闻讯，气愤万分，事情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为了挽救这支队伍，为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神圣大业，他强撑着病危的身体，紧张筹划，决定举行起义，带部队走向八路军解放区。
  常恩多与密友苏鲁战区政务处长郭维诚商定，起义部队由郭指挥。8月2日他叫人取来纸笔，躺在病榻上写下了手令：“务要追随郭维诚，贯彻张汉卿公主张，达到杀敌锄奸之大欲。本师官兵须知。”随即，郭维诚向常师长的随从副官刘唱凯等人作了周密的部署，开始了起义行动。他们扣押了师内通敌反共的摩擦分子;用“东北挺进军”名义发了通电和宣言，并散发张贴;派出人员到中共山东分局、抗大一分校和山东纵队二旅等取得联系。8月8日晩上，常恩多将一一一师起义官兵近3000多人带到了滨海根据地莒南县王家坊前，亲手交给了中共山东分局。9日凌晨常恩多与世长辞。
  （山东省政协供稿高峰岗撰）
  赵𨱔镈
  赵𨱔镈，陕西省府谷县人，1906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中学读书时期就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参加和领导了府谷县高小的学潮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就受党的派遣到黄埔军校学习。
  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右派在广州进行反革命大屠杀，残酷杀害和逮捕中共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黄埔军校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这十分险恶的形势下，赵𨱔镈只身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
  赵𨱔镈在武汉住了一段时间，不久就被派到平津一带做地下工作，担任中共市委副书记兼市军委书记。1931年，由于叛徒告密，赵𨱔镈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许多领导干部被捕，关进草岚子胡同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赵𨱔镈与其他“政治犯”秘密进行联系，成立了狱中党支部，领导全体“政治犯”长期坚持与敌人斗争。
  1936年，在党中央的营救下，赵𨱔镈等61人获释出狱，重新走上了战斗岗位。
  赵𨱔镈出狱后，被派到河北省交河县洪家码头小学，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一边养病，一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春，津南特委成立，赵𨱔镈任持委书记。在引导、联合地方势力派进行抗日的同时，对一些反动顽固武装也给予了打击。1938年春，赵𨱔镈调冀鲁豫区党委党校工作，先任教务长，后任副校长。1940年4月，鲁南区党委建立，赵𨱔镈调任区党委书记，并兼鲁南军区政委、鲁南区党委党校校长。
  当时，鲁南区正处在日伪顽三面夹击的境地，斗争形势异常尖锐、复杂，到1941年，鲁南抗日根据地已由方园数百华里，缩小到只有“东白山、西白山、埠阳、银厂、宝山前”等几十个村庄和“南北不到十余里，东西交通一线牵”的困难局面。
  为了打破敌人的“蚕食”、封锁，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鲁南区党委和一一五师根据党中央“敌进我进”的方针，提出了“翻边战术”（即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就打到敌人那里去），以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和强大的政治攻势反击敌人，把斗争的焦点引向敌占区。同时，由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和鲁南地方武装联合组成讨逆大军，曾国华任司令，赵𨱔镈任政委。讨逆大军分左右两路包围了占据边联县的反动派，一鼓作气，攻下了埠阳、车辋、东庄、大炉等许多据点，两天内就收复了边联县的全部失地。
  1941年鲁南闹春荒，群众生活极端困难。为了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搞好生产自救，赵𨱔镈亲自带领机关干部帮忙驻村群众拉犁耕地，抗旱春播，并千方百计地减轻农民负担。赵𨱔镈还带头吃糠咽菜，节衣缩食，与群众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1941年10月27日，驻鲁南的国民党五十一军三三七旅六八三团张本枝部，勾结日伪军，伙同顽军荣子恒、王洪九等部，疯狂地向我鲁南抗日根据地进犯“扫荡”，并重点袭击中共鲁南区党委驻地银厂村。凌晨3时许，敌人3个营便分别占领了银厂西面、北面的山头。4点左右，敌一营兵力潜入村西松林。当时在村西北炮楼上的岗哨曾发觉有动静，打了一枪，但敌人潜入松林后，即平静下来，因此麻痹了岗哨。沉静了约半小时，敌人突然从西面、北面发起攻击。我警卫连听到枪声，紧急集合，兵分两路还击。区党委机关和驻村南的党校人员也紧急集合，组织突围。因为敌人的枪声主要在村西边，所以，赵𨱔镈决定向东突围。
  当时银厂村3个东门，正东门和东南门都上了锁，只有东北
  门未上锁。突围的人员有从围墙上爬过去的，有集体推倒围墙冲出去的，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是发现东北门未上锁，从东北门突围出去的。
  敌人冲进村后，立即包围了区党委机关驻地，并用机枪封锁了赵𨱔镈住宅的大门。由于敌人只注意朝西的大门，赵𨱔镈便与两名警卫人员和一名电报员从南门转向东突围。刚要出村，赵𨱔镈突然想起区党委机要秘书不在机关，文件包无人带出，于是转身猛推一把电报员，示意他们3人快向前跑，他只身返回了住处。赵�𨱔镈刚把文件点燃，敌人就冲进屋内，因寡不敌众而被捕。当警卫员和电报员一口气跑到安全地带，这才发现�赵𨱔镈没有跟上来，随即又一起冲回去。这时，敌人已将�赵𨱔镈带走了。
  �赵𨱔镈被俘后，当日中午被押解至敌六八三团驻地九女山。开始敌人并未弄清�赵𨱔镈的身份，当该团少校政治指导员于大川审问的时候，�赵𨱔镈自称姓王，在营部当文书。但敌人看到�赵𨱔镈身穿大衣，带着手枪，言语举止与众不同，便更加注意。尽管敌人百般威胁、利诱、拷打，�赵𨱔镈仍然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过了几天，被俘人员中有一个叫蔡明的自首叛变，供出了�赵𨱔镈。的身份。同时敌人又在银厂村得到了赵站在中间领导位置上与其他同志合影的一张照片，证实了�赵𨱔镈就是鲁南区党委书记。在这种情况下，�赵𨱔镈毫不畏惧，泰然自若地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对敌人说：“我是�赵𨱔镈，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是领导鲁南人民抗战的，抗战无罪，救国无罪，你们必须立即送我回去。”
  敌人弄清�赵𨱔镈的身份后，欣喜若狂，立即向上“报功为了从�赵𨱔镈口中得到鲁南党组织的情况，他们先是设宴劝降，诱以高官厚禄，遭到了赵𨱔
  的严词拒绝。继则施以各种酷刑，把�赵𨱔镈折磨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但是，�赵𨱔镈坚贞不屈，始终没有吐露一
  句党的机密，表现了共产党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
  敌人黔驴技穷，气急败坏，竟于11月19日夜出动一个运输连作执法队，把�赵𨱔镈秘密押到九女山村西的一道山沟里活埋。�赵𨱔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从容不迫，变刑场为讲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分裂、破坏抗日的罪行，号召国艮党士兵认清形势，抗战到底。最后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壮烈牺牲。时年35岁。
  为了纪念�赵𨱔镈烈士，1943年春鲁南区党委和鲁南行署决定将边联县改名�赵𨱔镈县，1944年春又在风景秀丽的文峰山修建了�赵𨱔镈烈士墓和银厂惨案纪念碑，将�赵𨱔镈烈士遗骨从九女山迁葬文峰山。�赵𨱔镈县的人民群众还自动捐集了80斤铜钱，精心铸造了�赵𨱔镈铜像安厝在烈士墓前。1986年春，苍山县甘霖乡（�赵𨱔镈牺牲地）的党员又主动捐款，在九女山修建了“�赵𨱔镈就义处纪念碑” 和“赵縛桥”。�赵𨱔镈的英雄事迹、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人们为革命事业而努力奋斗！
  （苍山县政协供稿张文强撰）
  刘海涛
  刘海涛，1907年出生于山东省东阿县刘集镇南张集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少年时的刘海涛只读了几年书，其生性好强，时常跟村里的大人们学着打拳弄棒，练得一手好拳脚。
  1927年，因生活所迫，刚满20岁的刘海涛便跟随家乡“闯关东”的人们到了黑龙江。先是当伐木工，后又到哈尔滨近郊做起了经营猪鬃的买卖。因不堪工头和贪官污吏压迫、敲诈，于
  1928年夏天离开哈尔滨，沿松花江东行，一直到了珠河县城。
  在珠河，刘海涛因救护遭国民党警察侮辱的姑娘被抓捕，遭到严刑拷打。由于刘海涛平时讲义气，到东北后时间不长，就结交了一帮穷哥们。穷哥们得知刘海涛被关押后，就凑钱托人将其赎出。
  刘海涛出狱后，决心学梁山英雄好汉，占山为王，杀富济贫，与官府作对。他串联了20多个弟兄，偷袭了县警察局，缴获了十几条枪，然后带领众弟兄进了深山老林。几年后，他们发展成一支有100多人枪的武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了东北。刘海涛目睹日寇奸淫烧杀的野蛮行径，恨透了日本鬼子。为了抗日，他带领众弟兄一起投奔了哈东人称为“文明胡子队”的孙朝阳的义勇军。在这里他结识了中共党员赵尚志，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1933年7月，刘海涛通过赵尚志的介绍，又结识了中共河中心县委派往孙朝阳部进行抗日工作的代表李启东，他又学得了更多进步知识。同年，刘海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孙朝阳受了日特的挑拨离间计，要杀害赵尚志等人，李启东决定带赵尚志、刘海涛等人脱离孙部。1933年10月，刘海涛随赵尚志参加了珠河抗日游击队。
  1934年6月，珠河抗日游击队扩编为东北抗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司令，下设3个总队，9个大队，刘海涛任一总队一大队大队长。1935年初，东北抗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刘海涛任第一团团长。
  刘海涛的第一团是第三军的主力团，每逢对日伪作战，一团都担负重要任务，并屡战屡胜，名声大震。另外，一团还是工作模范团，在根据地内，积极配合地方党政领导，实行减租减息，发展
  农业生产，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赵尚志部改称抗联第三军，刘海涛仍为一团团长。
  1936年春，中共满洲省委选派刘海涛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8年上半年毕业后，与一批同学一起回到延安。8月中旬，随张经武、黎玉到山东工作。出发前，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接见了他们。毛主席来到刘海涛面前，亲切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子?"刘海涛即立正，行礼回答：“刘海涛。”主席又问：“是什么地方人?”又答：“山东东阿县。”毛主席幽默地说：“好，这次要回你的老家去了，你一定要掀起个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海涛啊!”边说边用右手往前一推，做了个推波助澜的手势，说完爽朗地笑了，在场的人也都笑了。毛主席的话语重心长，刘海涛铭记在心。
  刘海涛来山东后，先是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六支队司令员。带领部队活动在泰西山区，初步开辟了平阴、东阿山区和东平、汶上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年3月，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泰西与六支队会师，极大地鼓舞了六支队的士气，他们配合一一五师主力，连续击溃日军的两次进攻，开创了泰西地区的新局面。
  1939年7月，遵照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第一区党委成立（又称大鲁南区党委），调刘海涛任军事部长，刘其人任副部长。第一军区（对外称山纵后方司令部）同时成立，刘海涛任司令员，刘其人任政治部主任。
  1940年4月，以山东纵队特务团为基础，编成山纵九支队，调刘海涛任九支队司令员。这时，日伪军3000余人驻扎在蒙阴城，妄图以此为依托，对我蒙阴山区进行“扫荡”。九支队组建不
  久，刘海涛奉命率队消灭驻蒙阴城的日伪军。进行了著名的“三打蒙阴城”战斗。日伪军连续受到3次打击，锐气大挫，只好撤往临沂等地，“扫荡”蒙阴山区的计划落空。
  1940年9月，山东纵队整编，下辖4个旅，4个支队。刘海涛任第二旅副旅长。10月，鲁中军区成立，刘海涛任司令员。
  1941年11月初，日寇集结5万重兵“扫荡”沂蒙山区，刘海涛根据上级指示，令所部3个团转到外线作战。一天，他带领1个团行至青驼寺时，日伪军突然从四面围了上来。刘海涛指挥部队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击退敌人数次进攻，一直坚持到天黑。他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向南突围。往南靠近敌占区临沂，同志们对这一决策不解，刘海涛说：“敌人正集中兵力向我中心区合围，其后方必定空虚，我们可趁机插过去，到敌人后方打击敌人。”部队在夜幕掩护下，巧妙地连续通过敌人的两道封锁线，甩掉敌人。之后，刘海涛在临蒙公路要隘设伏，消灭了两个日军小队和一个伪军中队。第二天，又在临沂附近，截击了敌人1个运输队，缴获一批军用物资，歼敌300多名。因日寇在我根据地“清剿”，形势不断恶化，刘海涛又率青年团进入山区与敌人周旋。11月7日，他们在蒙阴城东南垛庄镇芦山遭敌合击，刘海涛决定趁夜幕向西北方向突围，天亮时青年团突围出去，只剩警卫排和刘海涛等人未突出去。为了缩小目标，刘海涛决定只留下4名警卫员跟随，其余分头突围。11月18日上午9时许，刘海涛司令员一行8人边打边撤，突至蒙阴城东杜家林，在一个瓜屋内休息，并派出一名警卫员到官庄方向侦察敌情。他们的行动被官庄村的汉奸杜现刚发现，即报告了汉奸石绍武部下。当时，石绍武趁日寇“扫荡”之机，经常派小股武装分头伏击八路军零星部队，截击捕杀八路军伤病员。恰在这时，石绍武的部下赵厚坡、刘炳厚率领30
  多名汉奸在官庄活动。得到杜现刚报告后，他们先抓捕了侦察敌情的警卫员李德富，又伪装成八路军地方武装联防大队徐敏山的部下包围了瓜屋。汉奸一边喊着“自己人”也向瓜屋扑去。刘海涛等人困马乏，措手不及，全被抓捕。其中还有刘海涛的爱人黄秋菊、鲁中区党委社会保卫部部长朱玉干及其爱人李凤等。
  刘海涛一行8人被押至大旺庄汉奸大队部。前六七天，石绍武利用软化手段，妄图诱降。刘海涛等自然不为敌人所利诱，并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宣传、鼓动汉奸要掉转枪口，一致对外。石绍武恼羞成怒，带领石运敬、董文田和汉奸兵多人审问，并严刑拷打。刘海涛、朱玉干2人宁死不屈，大义凛然，他们至死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并警告石绍武："你们当汉奸出卖祖国、出卖人民绝没有好下场!”石绍武的秘书刘慎反问刘海涛：“看你带的枪，你一定是个当大官的？”刘司令员淡淡地回答：“当排长。”石绍武一切伎俩落空，于11月28日傍晚，将刘海涛、朱玉干枪杀于苏家后庄南。杀害他们的刽子手有赵厚坡、刘慎增、张富学、刘炳厚、徐光汉等人。
  对黄秋菊和李凤两个女同志，石绍武采用各种手段逼迫她们给汉奸兵当老婆，并让她们教学。黄、李2人坚贞不屈，怒斥敌人卖国求荣的罪恶行径。石绍武气得暴跳如雷，揪住她们的头发拷打。1942年2月上旬，石令刽子手徐光汉、张富学、徐敏焕、马富九、刘法成、刘炳厚等人，将黄秋菊和李凤枪杀于桃墟乡化家汪东沙滩。
  事后，石绍武从叛徒李瑞彬嘴里得知，这8人中有鲁中军区司令员刘海涛、社会部长朱玉干，他十分后悔地说：“如不杀他们，送给国民党五十一军，我就升官发大财了。”
  （蒙阴县政协供稿郭文明撰）
  符竹庭
  符竹庭，1912年出生于江西省广昌县头陂村，家境十分贫寒。11岁那年，因生活所迫，到头陂镇一杂货店当学徒。1927年8月中旬，南昌起义部队路过他家乡向广东进发，符竹庭加入了共青团，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同年秋，他毅然辞别年迈的祖母，参加工农红军，在独立二团任政治交通员。第二年，又担任独二团一个大队的政委。
  随着中央苏区的扩大，红军组建第三军团，符竹庭先后任三军团七师特务团、二十一团政委，九团政治处主任，一团政委，一军团一师十九团政委。红军长征时，他所在的二师是先头部队之一，他任师政治部主任。他和师部其他领导一起，率部劈关夺隘，屡建功勋，为长征胜利做出了贡献。1936年6月入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7年上半年被提为红四军政治部副主任。
  “七七”事变爆发后，符竹庭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政治处主任。8月底9月初，他随师从陕西三原出发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9月，参加了平型关大战。之后，随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委肖华由山西东征，抵达冀鲁边乐陵。在此整编地方武装，成立了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司令员兼政委，符竹庭任政治部主任，开辟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津南、鲁北两个行署和15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1939年底，挺进纵队转入鲁西，符竹庭任一一五师独立旅政治部主任兼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1940年底调任一一五师教导第二旅政委，旅长为曾国华。1941年春，教二旅由鲁南东进滨海，符竹庭兼任滨海地委书记。1943年3月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统一军事指挥，教二旅番号撤销，符竹庭任中共滨海区党委书记兼滨海军区政治委员。
  滨海区的每次著名战役、每项重要建设都与符竹庭的名字相关联着。他与旅长曾国华东进滨海时，郯城、海陵、赣榆等县还都被日伪顽军控制着。为了打开局面，教二旅发起抗日反顽战役。一战青口，教二旅在山纵二旅配合下，经6天战斗，歼灭日伪1600余人，拔除海头、兴庄等8处据点，收复青口至柘汪大片沿海地区，打通从海上与华中、胶东根据地的联系。二战梁麻子，教二旅和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发起沂沭河反击顽军梁钟亭部战役，粉碎了梁顽企图切断我滨海、鲁南两区联系的阴谋。三战甲子山，同年8月至12月，教二旅配合山纵二旅、教五旅等部发起3次甲子山反顽战役，收复甲子山区。1941年11月，为策应沂蒙反“扫荡”，教二旅与独立旅等部发起海陵反“蚕食”战役，连战一周，收复据点16处，歼灭日伪军近千人，收复被敌蚕食的3个半区。1942年12月，日伪军大规模“蚕食”、“扫荡”滨海，打通临沂、郯城、新沂公路，切断我滨海、鲁南和华中根据地的联系。次年1月，教二旅在陈光、符竹庭、曾国华率领下，运用“翻边战术”，远距离奔袭敌占区坚固据点郯城，一举攻克此城及周围18处据点。敌人后院起火，十分震惊，“蚕食”、“扫荡”滨海的敌人被迫全部后撤。
  1943年冬，日军“扫荡”沂蒙、清河，驻赣榆城的伪七十一旅李亚藩部配合日军“扫荡”，准备进攻滨海根据地。符竹庭与司令员陈士榘决定先发制人，攻击赣城，打乱敌人进攻部署。守敌深沟高垒，且有2000多人，但内部有我工作关系，伪副官刘连城充当开城向导，伪团长黄胜春答应我攻城时按兵不动。11月19日晚，夜色深沉。刘副官以下乡催给养回城为名，带领我化装成运粮食的侦察员、工兵，肩扛装满炸药的口袋赚开城门，突击队旋风般冲入城内，几分钟即占领了整个东街和城东北角，还从热被
  窝里拖出100多个俘虏。
  经一夜战斗，除李亚藩旅部所在的城西部碉堡仍在顽抗外，其余炮楼、城墙全部被我军占领。“运炮来，百发百中，消灭敌人炮楼!”符政委选择好炮兵阵地后命令道。炮火准备好后，符政委一连给李亚藩写了3封劝降信，派人送去。顽敌拒不投降。于是符政委命令开炮，“轰”的一声，炮弹钻进炮楼2层窗眼爆炸，砖墙像雪崩一样垮下去；第二炮击中碉堡半腰，伪军有的被烧得焦头烂额，有的被熏得满脸乌黑；第三炮击中李公馆，成群伪军被炸死。不一会，李亚藩、张星三就被黄胜春押了出来。
  20日下午，赣榆城宣告解放，伪军2000人从旅长到伙夫无一漏网，而我仅阵亡3人、挂彩37人。我军乘胜扩大战果，到21日又收复海头、兴庄等13处据点。
  符竹庭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工作干部，十几年革命生涯积累了丰富的政工经验。他十分重视战前动员、战地鼓动、战后总结工作。如每次战斗前，他总是召开各种会议，层层进行思想发动，分析战斗有利、不利因素，鼓励战士树立必胜信念。此外，他还通过办报、写文章加强部队平时的政治工作。他做政治思想工作，能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联系实际，和风细雨，和干部战士屈膝谈心。滨海某团军阀主义残余严重，战士们反映很强烈，旅部曾多次指令纠正，但收效不大。符竹庭下决心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既不要团里派人陪同，也不叫警卫员跟随，自己只身到该团与战士、炊事员、通讯员谈心，参加班务会、排务会，并特别注意找那些被认为“无法管理”、“非打不可”的后进战士聊天。经过一个月的调査，他发现该团部分干部不关心战士学习、生活，还打人、骂人，致使个别战士逃亡;有的甚至打击报复提意见的战士。问题找到了，他就帮助该团领导制
  订了整军方案，帮助干部克服军阀主义残余，使全团官兵关系有了很大改善。
  符竹庭时刻想着群众、想着战士，唯独没想到他自己。他有一件皮大衣，毛已大部脱落，有的地方已露出光板，但仍旧穿着。他的鞋子烂得没法再补了仍舍不得丢掉。在冀鲁边区，他一直和警卫员、勤务员同餐吃饭，从不使自己的生活标准超过大家。一次，他到团里检查工作，管理员特地给他准备了一些可口的饭菜。他十分生气地说：“这样的饭菜我咽不下去，今后谁单独为我炒菜做饭，我就批评谁!”说罢拿起碗筷奔向连队饭场。他作为一名八路军高级干部，早已具备了结婚的条件，但却始终把这一问题置之度外。当有的领导同志催促他考虑婚姻问题时，他总是回答说：“等抗战胜利了再考虑。”教二旅来了个女学生，同志们要介绍给他，他强调在政治上要考验一个时期，就把这事放下不提了。因此，他直到牺牲也未结婚。
  赣榆战役后，新浦、青口日军向我报复进攻，1943年11月22日下午，我军主动撤出赣榆城。26日晨，日军偷袭我驻赣榆城西北马家旦头村的滨海军区机关.符政委迅即组织部队反击，因其战马受惊，撞在寨门上，救治无效，不幸牺牲，时年31岁。
  为了纪念符竹庭，人们编了一首《怀念符竹庭》的民歌到处传唱。在他牺牲两周年之际，赣榆县委报经上级批准将赣榆县改名竹庭县，直到1950年才恢复原县名。
  （临沂市政协供稿崔维志、李晓华撰）
  刘子超
  刘子超，1906年生于广东省兴宁县新圩镇鲤湖村一农家。县立中学毕业。1926年8月，刘子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初，学校当局以所谓“煽动学潮，破坏教学”的罪名，开除了刘子超的学籍。半年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梅城监狱。不久，他越狱回到兴宁.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嗣后，中共兴宁县委机关（驻水口）遭破坏，刘子超转移到上海。
  1929年春，刘子超到上海任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秋后，调任中共闸北区委书记。
  因为刘子超经常发表文章和到处演讲，宣传马列主义，引起了国民党当局注意。1933年，刘子超在上海被捕，关押在苏州反省院。他巧妙地保护自己，始终未暴露自己的身份。次年被释放出狱。此后，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子超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政训处工作。此时，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朱瑞以十八集团军代表名义，在程潜那里任联络处主任，刘子超在朱瑞的帮助下，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
  1937年9月1日，朱瑞以国民党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的名义，开办了“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又称豫北军政干部训练班），刘子超任训练主任。同年12月上旬，刘子超带领训练所留下的四五十人作为骨干，在山西晋城成立了华北军政干部学校，由刘子超任校长。
  1938年4月，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以华北军政干校为基础，以留校学员为骨干，在薄一波的领导下，于山西陵川建立了抗日新军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刘子超为司令员，统辖一、二、四、五支队。翌年2月，编为八路军赵谭支队（即晋冀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刘子超任支队副司令员。
  1939年5月，十八集团军总部决定在山东建立第一纵队，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刘子超任宣传部长。6月，刘子超随徐向前、朱瑞来山东。10月，第一纵队和山东纵队机关合并，刘子超任山东纵队宣传部长。为了做好宣传工作，刘子超极为重视新闻出版和报纸的发行工作。他在听取山东《大众日报》社负责人的汇报后，说道：“我希望《大众日报》首先担负起引导抗日战争正义舆论的责任;其次，希望能够担负起教育大众的责任;再次，希望能够担负起反汉奸舆论和揭发日寇欺骗宣传的责任。"此后，他利用行军和战斗的间隙，在两年的时间里为报纸撰写了16篇社论、专论。
  1940年前后，刘子超参加山东宪政促进会的筹备工作，当选为省宪政促进会常务委员。
  为了团结文化界人士，推动山东抗日文化运动，刘子超于1940年4月3日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粉碎日寇文化侵略政策与发展抗战的文化教育运动》的文章。他在文中揭露了日寇对我国实行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的卑鄙行径，阐明了开展战时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和方向。在此基础上，他着手筹备山东文化界救亡协会。4月7日，文协正式成立，刘子超当选为文协成员。同时，刘子超为《大众日报》撰写了题为《山东文化运动发展的新阶段》的社论。为纪念“五四”运动，又撰写了《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说》和《青年与新文化运动》两篇文章。文章深入浅出，阐述了“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号召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着眼现实，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中去。
  1940年5月，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提议：为统一指导山纵部队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创办山东纵队的“军报”，并定名为《前卫报》。并决定由刘子超直接领导该项工作。《前卫报》于当年的11月7日正式出版。这张报纸一问世便受到山纵全军一致称诵，对加强部队思想教育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每期付梓前，刘子超都认真审阅，批改稿件。其中社论和一些重要文章，多由他亲自撰写。他要求文章应大众化、口语化，力求使工农兵看懂听懂。有些半文半白的稿件，他一定要改成白话文才采用。
  刘子超还从部队里物色了几个有专长的干部，建立起土洋并举的小型“新闻电台”，一度成为山纵的小“法宝”。每当党中央播发《解放日报》社论或重大新闻，刘子超总是让电台赶译给他看。他看后，随即安排抄送传阅或送给《前卫报》登载。有时因有敌情，报纸无法出版，就以油印小快报来代替，使部队广大指战员尽快地得知国内外的大事。
  刘子超以《大众日报》和《前卫报》为阵地，从山东战场的实际出发，针对国际国内斗争形势，从国外到国内，从政治、文化到军事，一有机会，就充分发挥党报军报的优势，有计划、有步骤地撰写文章宣传。先后发表了《敌国阿部内阁的坍台》、《粉碎日寇文化侵略政策与发动抗战的文化教育运动》、《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解放》、《怎样粉碎敌伪“强化治安运动"的阴谋》等数十篇政论文章。读者评论这些雅俗共赏的文章时，无不钦佩刘子超旁征博引、厚积薄发的功力和敏锐的洞察力。
  刘子超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素养和文学造诣。战争年代的环境条件紧张艰苦，部队经常处于作战行军中。尽管如此，刘子超仍对书籍爱不释手。在1940年至1941年反“扫荡”紧张动荡的岁月里，他的马袋子和运输员挑的担子，除了简单的行李外，就是书籍。他号召各级干部都要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并利用战斗间隙，亲自给大家作辅导报告，讲《论持久战》、《大众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课时，联系抗战斗争实际，深入浅出，绘声绘色。为了干部的学习，他还指示印刷了《唯物史观》等部头较大的理论书。他根据干部的阅读能力，分别组织自学，定期进行辅导，规定每天早上学完理论再开饭。有时，他还请黎玉政委给大家上课。
  1940年7月24日至8月26日，山东各界人民代表在鲁中区的青驼寺（今属沂南县）举行了联合大会。刘子超作为军队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当选为“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委员，教育组成员之一。此后，经过他和同志们的努力，根据地的文化活动开展得非常活跃，到处书声琅琅，歌声嘹亮。
  同年12月，为纪念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两周年，山纵政治部在刘子超的倡导下，谱写了《山东纵队进行曲》，以激励山纵全军指战员的斗志。这首气势磅礴的歌曲，是由刘子超亲自作词的。歌词内容逼真形象，有高度的概括性，受到了各界人士和根据地军民的一致好评。
  1940年冬，日寇对沂蒙山区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刘子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利用一切时机进行宣传鼓动。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刘子超的工作更紧张了。他每天收听和编辑重要国内外新闻，通过各种宣传媒介，传播到部队和广大群众中去，以鼓舞人们的斗志。
  1941年冬，日军又集结5万重兵“扫荡”沂蒙。11月3日午后，“扫荡”的日军从四面八方向南墙峪杀来。枪声越来越近，合围圈越来越小，有的山头已被敌人占领，情况非常危急，但刘子超仍镇静如常。他和大家一起向山坡上爬，并乐呵呵地说：“不要慌，别着急，马上天就黑了，夜里就是我们的世界。”队伍夜间闯出包围圈，涉过汶河，穿过几道山坳，拂晓在孟良崮西北山脚下的瓦庄隐蔽休息。
  12月11日黎明前，大家突然被村南传来的枪声惊醒，接着又听到日军的嚎叫声。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将队伍分散突围。刘
  子超和警卫员伏在一个土堆后，用手枪迎击敌人。日军蜂拥而上，警卫员负重伤，刘子超壮烈殉国。
  1942年，朱德总司令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纪念抗日5周年的文章称：“当此抗战5周年纪念之日，我们除对5年来英勇牺牲的将士及全国军民举行哀悼外，我特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继承先烈遗志，为先烈复仇!为我们的左参谋长、周建屏旅长、罗忠毅旅长、魏大光旅长、刘子超、张德楼，师及军区政治部部长……及所有先烈复仇！为全国各友军及各界殉国的先烈复仇!”
  （李杰、金龙、梅腾、义福、赵良撰）
  彭雄
  彭雄，1912年生于江西省永新县自来桥村。1929年春，刚满17岁的彭雄报名参加了红军湘赣边区独立团。9月，调三军团六师当通讯员。1931年，彭雄调任二师师部当通讯排长。不久，又提为营长。翌年10月，彭雄晋升为第四军三十一团团长。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彭雄奉调到一军团第三军第九师担任师长。不久，又调任七师师长。
  1933年5月，彭雄入中央红军学校学习。10月，他所在的高级军事班、上级干部队，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4年10月，彭雄随红军大学参加长征。翌年5月1日，红军到达昆明以北的金沙江畔，彭雄和干部团特派员龙潜等登上7只小船，强渡金沙江，给部队开辟了渡江道路。彭雄被称为强渡金沙江的英雄。
  1937年8月，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不久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彭雄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
  三旅六八六团参谋长。9月25日，彭雄随军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战。1939年3月，一一五师师部及主力一部东进山东抵达鲁西。这时，彭雄任三四三旅补充团团长。冀鲁边的一一五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七团进入鲁西休整，彭雄调任七团团长。
  此后，彭雄率部进入泗水、费西一带，协助中共费县工委开展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他带领李鹤轩抗日大队和七团两个连到费北发动抗日武装。
  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帮助成立了几个抗日大队，建立了东自紫荆关，西至白马关的一片抗日根据地。不久，七团改称津浦路东支队，彭雄任司令员。由于彭雄关心爱护群众且又军纪严明，深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和爱戴。
  当时由于日军和顽固派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和封锁，部队给养、经费发生严重困难，战士经常吃红薯和野菜，有时甚至开不了灶。彭雄和费县工委书记张若林研究后，便带人到仲村为部队募捐。他通过进步人士唐绍典，操办了几桌酒席，请来仲村各大商号的老板及开明士绅，席上，大家共捐款2000块银洋，解决了部队缺粮问题。群众也纷纷节约粮食，支援抗日军队。彭雄还在武沟邀请当地社会贤达、士绅名流开会，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共商抗日大计，从而进一步团结了抗日爱国力量。并且帮助五分区委的高锡贵、朱琳等发展起100多人的抗日武装。
  1939年5月7日，彭雄部随一一五师师直机关、教导大队进驻马家峪。29日，日寇进犯仲村，彭雄率部将其击退。6月6日，平邑、泗水、费县、兖州据点的日伪军1000余人，再犯仲村，又被彭雄指挥部队将其击退，毙伤敌50余人。从此，敌人对彭雄又恨又怕，他们在费县城门上悬挂彭雄的照片，并注明：捉住彭
  雄赏银1万元，捉住土八路张若林赏银5000元。当时，费县、平邑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涝怕阴，旱怕晴，鬼子汉奸怕彭雄。听到彭雄来，鬼子汉奸跑掉了鞋。听说彭雄到，鬼子汉奸不敢笑。”
  8月20日，彭雄率部向在蒋沟一带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无极道”反动武装发起攻击，打垮了这股反动势力，扩大了抗日根据地。8月末，一一五师师部及部分主力部队，开赴鲁南抱犊崮山区。彭雄率路东支队和第一工作团，继续留在费北，发展蒙山根据地。
  10月，彭雄率部攻击破坏抗战的十八村一带的“红枪会”反动会门武装，经过4昼夜战斗，将其解决。接着，把制造磨擦的张里元第三旅，驱逐至上冶以东地区。
  1940年10月下旬，彭雄调湖西地区，担任鲁西军区副司令员兼黄河支队司令员。后来黄河支队编为教导第四旅，彭雄任参谋长，率四旅一部南进华中地区。1942年，调任新四军三师参谋长。他辅佐师长黄克诚，坚持洪泽湖和盐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为实现从华北到江南打成一片的战略部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1943年春，新四军抽调51名团以上干部赴延安学习。他们组成“赴延安干部队”，由彭雄任队长，新四军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任副队长，张赤民任党支部书记。行军路线是搭乘民船到山东滨海区的柘汪，取道山东解放区转赴延安。3月16日一早，彭雄派人找到一只大民船，并亲自向船老大询问了海上航行情况。
  船行300多海里，已能看见海口上那座灯塔。这时，突然传来嗡嗡的声音，接着看见海面上出现一个小黑点，黑点慢慢扩大，船老大不禁大声叫了起来：“那是敌人的巡逻艇。”彭雄马上
  命令，作好战斗准备。不一会，敌巡逻艇就靠近了他们的帆船，并鸣枪停航。巡逻艇上的日兵叫喊：“我们要查船，船老大出来!”彭雄当机立断，安排两名队员化装成船老大和水手出面与敌人交涉，并嘱咐：“敌人只要不上船来检查，要钱要物可以给他们；如果敌人硬要上船，就打死他们!”话刚说完，一个日军小队长和一个翻译官就跨上了帆船，问：“你们要上哪儿去?船上的东西要登记。”这时，化装成船老大的团政治处主任和化装成水手的战友，走出船舱将两个敌人猛地推进海里，又连打两枪。紧接着，我方又把4颗捆成一束的手榴弹向敌艇抛去。“轰”地一声巨响，甲板上的10多个敌人被炸死炸伤。敌人慌忙驾艇开出二三十米，躲在钢板后面用机枪向我帆船扫射。指导员老马和几个警卫员抗击敌人，都先后牺牲。彭雄满腔怒火，大声地命令警卫员：“跟我来!”说着就急步走上船头。突然，一颗子弹飞来，打中了彭雄的大腿，鲜血直流。接着，又是几声枪响，彭雄胸前又中3弹。警卫员把他扶进头舱，大家默默地围着他，给他包扎伤口。他焦急地说;“不要管我！你们去抵抗敌人要紧，快去！去!”同志们顺从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抗击敌人。
  彭雄身边只留下他的妻子吴为真。她含着眼泪告诉他：“同志们都去抵抗敌人了，牺牲的不少。”彭雄说：“他们牺牲得都很光荣，很值得!”吴为真问他;“老彭，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彭雄看了妻子一眼，说：“你身上怀有8个月的胎儿，以后如生下一男，就起名叫彭少雄，你要把孩子抚养长大。”吴为真频频点头。
  这时，最后一个水手也受了伤，敌人的机枪还是像煮沸的开水似地响着。保安处长黄国山看了看仅有的10多颗手榴弹和20多发子弹，心中十分着急，便把手榴弹的导火线拉出来，想把船炸掉，坚决不做敌人的俘虏。彭雄说：“不能炸船，我们要想法
  撤离。我们要为革命保留种子，剩下一个同志活着也好!”
  下午3点，敌巡逻艇也打光子弹，向连云港方向退去。这时，海风刮起，帆船又扬起风帆向西北方向急驶。不一会，连云港方向又开来了3只敌巡逻艇，迅速驶近帆船，并用6挺机枪进行扫射。
  帆船离柘汪口岸还有20多海里，田守尧旅长果断地让船迅速靠岸。彭雄从昏迷中醒过来，说：“对上岸去，这一次我们就是吃了没有带战斗队的亏！同志们都顽强地坚持下来了，这很好。你们上岸后，可以到一一五师师部去。我是不行了。我和陈、罗首长在一块工作很久，你们把我尸首抬到师部，给他们看看，我也就安心了。”田守尧安慰他说：“不要紧，你好好休息。”其他人看着伤势危重的彭雄参谋长，默默不语。
  船很快驶到离岸只有二三百米的小沙东海域。田守尧命令下船登岸。敌艇因水浅不敢靠岸，即从远处用机枪向我登陆人员射击。田守尧突然中弹，倒在水中牺牲。彭雄参谋长也由于流血过多，没等背上岸，就牺牲了。
  小沙东海战不久，滨海军区将彭雄及在黄海小沙东海战中牺牲的英雄的遗骨安葬在马鞍山上，并建起了一座宏伟的“小沙东海战烈士冢”。墓冢是金字塔式，于1944年7月7日落成。
  彭雄、田守尧等烈士殉国后，黄克诚曾撰文悼念，并亲笔题写挽联：“10余年甘苦共尝，患难相处，破浪矢忠贞，遥望云天哭战友;数万里河山犹碎，水火益深，卧薪期素志，誓除寇贼慰英魂。”
  张爱萍的挽词是：“追悼彭、田同志，就要学习彭雄同志作战的勇猛精神！就要学习田守尧同志为革命斗争10余年的坚决精神！”
  （平邑县政协供稿赵良、师同廷撰）
  董少白
  董少白，1896年生于山东省临沂县城西北郊大岭村一地主家庭。
  1910年，考入临沂旧制中学（临沂五中前身）。由于苦读过度，在校两年便积劳成疾，只得辍学。治病期间，他刻苦自学，掌握了多学科的知识。
  为了学习新文化，在政治上谋求出路，1920年，董少白考入上海惠灵学院外文系。他的英文造诣很深，曾将屈原的《天问》译成英文，刊于当时香港的英文杂志上，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1922年秋，他又考入复旦大学政治系，这是董少白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机。从入学的第二年起，他即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所读政治书籍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等;小说有《煤油》、《屠场》、《铁流》、《母亲》等。1925年夏，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爱国学生和革命群众，掀起反帝斗争的怒潮，董少白站在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列，向群众讲述英、日帝国主义屠杀我国工人的暴行，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无比义愤。
  1926年秋，董少白在复旦大学毕业。这时，临沂五中聘请他到该校任教。他认为人地皆熟，决心尽力投身于教书育人之事业。但就在这时，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他到蒙藏大学学习蒙文和藏语，以备将来为开展边疆工作服务。于是，他毅然谢绝了五中的聘请。
  1931年夏，董少白受党组织派遣，到西安国民党东北军张学良将军部警卫二营任职，具体负责民运工作。是年11月间，他
  在东北军中共地下组织培育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后，党组织派董少白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学习期间，他曾改名为董阴。
  1937年10月，董少白肩负着党组织交给他的光荣任务，回到了故乡临沂。由于他是本地人，熟悉各方面情况，先与曾在东北军工作的中共党员韩去非等人取得了联系，抗日宣传、发动群众工作一时搞得热火朝天。这对组织临沂、费县边区群众抗日救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38年初，日军大举南侵，继占领济南、博山之后，又步步逼近鲁南重镇临沂，这里已是人心惶惶。为了做好抗日工作，壮大党的力量，2月间，董少白介绍城西三岗店子村的张亚东（张涛）等入党，并建立起党的组织。与此同时，他与胞兄董慕仲等在家乡组织临费边民众抗日，不久即发展到五六百人。3月间，董少白等七八人，在西=埋伏，袭击了从费县城出动的日军，打死打伤敌人各1名，并缴获战马1匹。这一仗在当时影响很大。
  临沂城西沙沟崖村的王洪九，时为临费边联庄会会长（地主武装首领），有数十人枪。在中共临沂特别支部的积极争取下，王洪九同意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王洪九与董慕仲素有矛盾，互相戒备。董少白便分别向双方做说服工作。而王洪九对董少白持有疑虑，怕他帮助其兄董慕仲吞并自己，有时对他进行刁难。董少白以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坚持与王洪九坦诚友好往来。
  1938年4月21日临沂沦陷后，董少白在临沂南部地区的庄坞、涌泉一带组织群众抗日，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参加这个组织的进步青年有傅伯达、王子通、傅国平、傅承光、朱继箴、李少周、赵丹忱等。他以这些人为骨干，迅猛开展临知地区的抗日救亡，并团结开明地主傅普仁参加抗日活动。此外，他们
  还进行了争取临郯边境联庄会地主武装的工作，为八路军临郯独立团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在董少白的努力工作下，董慕仲对共产党、八路军有了较多的了解，他曾说“除了干八路军的以外，别的什么人我都瞧不起。”1938年11月上旬，董慕仲部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艮抗日游击第十二支队”，董慕仲任支队长，张岗任政委，钱钧任副支队长，董少白任政治部主任。12月下旬，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后，十二支队为山东纵队所辖的10个支队之一，是一支蜚声于鲁南地区的抗日武装。在此期间，董少白发展了临沂城北大里庄的王剑魂以及陈玉梅等入党。不久，在费县的蒙山前建立了党的组织，董少白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
  1939年3月30日，山东纵队遵照十八集团军颁布的整军计划，进行了第一期整军：将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第六十一团与第十二支队合编为山东纵队第二支队，董少白任参谋长。二支队成立不久，董少白即带领部队在费县探沂伏击由临沂到费县城的日军50余人，毙伤10余人。此战告捷，振奋人心。接着，二支队在驻地中牛田村，举办了4期抗日干训班，训练临（沂）费（县）青年积极分子600多人。
  为了开辟抱犊崮山区工作，董少白根据党的指示，率领100余人的“民运工作队”深入山区。当时，正值青黄不接，生活困难，加上日伪军“扫荡”频繁，开展工作十分艰难。董少白怀着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战胜重重困难与艰险，走遍了山区的山山水水，密切了与群众的关系。这为巩固鲁南抗日根据地和取得反 “扫荡”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39年6月上旬，日本侵略军集中了2万多兵力，对鲁中、鲁东南抗日根据地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董少白在战斗中
  身先士卒，为掩护部队安全转移，他坚守阵地，于消灭几十个敌人后，不幸壮烈牺牲。
  （临沂市政协供稿唐士文撰）
  孔昭同
  孔昭同，1940年11月28日，《大众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领导机关发布的关于孔昭同将军不幸病逝的《讣告》，同时在《抗日军人》第五期专栏中，以整版篇幅登载纪念文章，介绍他的抗战业绩，赞扬他追求真理、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精神。12月12日，在平邑县卓庄隆重举行了 “孔昭同将军追悼大会”。八路军一一五师首长、鲁南区党政军首长和各界知名人士，参加了追悼大会，并送了挽联。
  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政治部主任肖华的挽联是："孔老先生，热爱真理，为民族，为国家，不惜任何牺牲，英勇奋斗;齐鲁人士，应该学习，反投降，反内战，发挥伟大力量，抗战到底。”
  孔昭同，生于1880年，原籍山东省曲阜县，为孔子73代裔孙，曾祖父时，举家迁到滕县城北西柳泉庄定居，耕读传家。
  1908年，孔昭同进入江北陆军学校学习，投笔从戎。1913年，入北洋陆军第五师任连长，随部开赴云南。：1916年，在云南的北洋军被护国军打败。几经曲折，孔昭同回到山东滕县原籍。后来，孙传芳扩军，督促旧属孔昭同归队。孔昭同到陆军第十二师任营长，不久被提升为团长。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组成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在北方的直系军阀首脑曹银贿选取得“总统”。直系军阀孙传芳受命，率
  队从湖北经江西入闽，成为福建军务督理。1924年7月，时任十二师二十四旅旅长的孔昭同带兵进驻泉州，兼任兴（化）泉（州）警备司令。1926年后，又先后担任北洋军陆军第二十九混成旅中将旅长兼兴（化）泉（州）永（春）镇守使和北洋军第十三师师长。
  1926年，北伐军进军福建之后，其势甚猛。11月2日，孔昭同奉周荫人之命，分水陆两路从泉州北撤，陆路出东门沿途北上，海路即孔本人，带随从若干人从涂门往秀涂乘海轮直趋上海，然后乘船去青岛，在青岛转乘火车到达济南。1933年，孔昭同回到滕县城南关定居。
  他在东门里路南开设了5间门面的中药铺，名为“同仁堂药店。”他从药店开业起，就叮嘱店员，付不起药费的穷人可以免费。那时人们都叫同仁堂为“善人堂。”孔昭同又出资兴办义学，培养人才。
  1937年10月3日，德州陷入日寇之手。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弃济南而南逃，滕县危在旦夕。孔昭同与滕文中学校长杨士元（原为阎锡山部落伍师长）、董尧卿、董一博（中共地下党员）等几经酝酿协商后，经第五战区批准，于1938年春组建了“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杨士元为该军司令，孔昭同为副司令，谭松艇任副司令兼参谋长，朱景韩任政治处主任，董尧卿任招编处处长兼第一支队司令，董一博担任了自卫军政治领导工作。当时，队伍有500余人，200余条枪。这些枪都是孔昭同与杨士元搞来的。
  1938年农历二月九日，孔昭同的大儿子孔宪尧正高举旗帜带领游行队伍宣传抗日，突然数架日机袭来，投下大量炸弹，人群纷乱，死伤惨不忍睹，宪尧亦遇难。在同一时间，孔昭同的三儿子孔宪刚正和几个小伙伴在家练武，亦被炸死。孔昭同看到两个儿子同时惨死，无限悲忿，更坚定了抗日到底的决心。他将家中大部财产，包括药铺和土地等全部变卖，凑集军费，购置枪支，扩大了自卫军队伍。
  1938年3月17日，滕县城沦陷。次日枣庄又落入敌手。川军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及全师官兵几乎全部阵亡。滕县县长周侗逃往滕西微山湖畔。孔昭同率司令部和政训处的人员撤到临沂县境，处境十分困难。这时，董一博等在临城商量对策，决定由董去徐州，请求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回鲁南主持敌后抗日工作。郭子化当即介绍张光中和董一博2人到第五战区，向副司令长官兼游击总司令李明扬要求加委自卫军正式番号，李明扬批准该部队为鲁南民众抗日义勇军。孔昭同联系邹县乡师校长刘昭汉率部参加义勇军，使部队又发展到100多人。4月，义勇军在将军堂村举行了建军誓师大会。此后，吉鸿昌的弟弟吉仿勇和高通、杨尧等共产党人也来鲁南，帮助孔昭同进行抗日武装建设，队伍日益扩大。仲秋节，义勇军在滕县北顾家庙村举行了隆重的抗日誓师大会。
  鲁南有一首歌谣：“想拼命跟司令，想使钱上阎团，想受穷跟周侗，想要媳妇上刘营。”这是对鲁南地区以抗日名义抗起来的队伍的评价。司令是指孔昭同，阎团是申宪武部，周侗是国民党滕县县长，刘营是刘黑七匪部。
  孔昭同虽然年近花甲，但每遇激烈战斗，则身先士卒，身经大小战斗四五十次，其英勇精神，感人至深。
  银庄战斗：1938年冬，日军出动百余人，一面骚扰，一面追寻孔部军队。当日军行进到滕县北部边沿地区的银庄时，两军相遇，孔部熟悉地形，且倍于敌伪的兵力，将日伪打得狼狈逃窜，一直追到铁路沿线。城北司堂村汉奸武装司洪宾部增援敌人，双方又一场激战。这一战斗，缴获步枪数十支，子弹一宗。
  龙山战斗：1939年3月22日，孔昭同率部在滕县龙岭山下的仁庄附近，与尾随的日军遭遇。孔命令所部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向日军猛烈攻击。他奋臂高呼：“尧、刚两儿，其魂有灵，助父杀敌，雪耻报仇!”喊罢，脱掉棉袄，赤膊上阵，带领战士和敌人厮杀。日军不支，仓皇败逃。孔率部追赶了20多里方回。仁庄一战，日军丢了脸，恼羞成怒，遂又集中了数千人，由日酋菊池率领，围攻龙岭山。孔指挥所部沉着应战，终于胜利突围。此后，孔昭同所领导的义勇军在战斗中不断壮大，很快发展到近千人。
  张山口战斗：义勇军战士在张山口附近捉一敌探，送交孔审讯。孔心生一计，告以“我军在此严阵以待”，当即释放。孔随令所部撤到隐蔽地带。次日，敌人果然出动。孔司令派出少数部队引诱敌人，敌炮击终日，消耗颇大，然后义勇军发起攻击，大胜。
  孔昭同不但作战勇敢，且军纪严明，大义灭亲。1939年夏初的一个晚上，义勇军驻在辛召一带，探知日军来攻，便迅速转移到小山腰村。刚到不久，就遭到了日军的袭击，突围时损失严重。日军一般是拂晓出动，这次则是夜间奔袭，而且敌人掌握情况又是这么及时准确，这引起了孔昭同的警惕。他断定部队内部出了叛徒。原来，孔昭同有个本族的兄弟孔昭令，在义勇军里当侦察员，到滕县城侦察时被日军逮捕，受刑不过，当了叛徒，按日军指示，随时将义勇军情况向日军报告。孔昭同查实后，在孔昭令按日伪指示去山亭集中时将其逮捕。孔经审讯，得到确凿证据，下令枪决。家中多人求情不允。群众和义勇军战士对此深受感动。
  孔昭同率领队伍在邹滕费边区坚持抗日，而顽固派申宪武不抗日，专门与抗日部队搞磨擦，一心想吃掉义勇军，再加上日
  伪军接连不断地袭击，义勇军处境十分困难。为了摆脱困境和发展义勇军，孔昭同利用跟石友三的私人关系，同意将义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团暂编六师，孔任师长。
  这时，他的原自卫军第一纵队司令董尧卿，率旧部在=西孤军抗战。孔昭同派陈慕唐至=县东南的洼陡村，带着孔的信件和暂编六师的番号，与董尧卿、董一博两人联系。9月下旬，二董率部在黄崖村与孔昭同会合，加入六师序列，编为该师二旅，董尧卿任旅长，董一博任政治部主任。至此孔昭同的暂编六师已拥有两个旅一个特务团。第二旅旅长刘昭汉，第三旅旅长徐广英，特务团团长商玉林。
  1938年12月，第十军团离鲁赴冀，当时孔昭同的部队驻扎在滕县东部山区城前、田黄一带。他接到命令后犹豫不决，董一博即动员他不要随石友三去冀，八路军一一五师已开到抱犊崮山区，可依靠八路军坚持鲁南抗战。最后，孔昭同命令所部南下，派人与八路军联系。这时又增编一个独立旅，委董一博为旅长。
  一一五师首长对孔昭同部坚持鲁南抗战的英勇战绩十分赞赏，并主动团结他们共同抗战。孔昭同高兴地说：“抗日真心者，八路军也。"他对八路军远征山东进行抗日表示欢迎。之后，派代表携带大批慰劳品前往慰劳，并与八路军领导人协商抗战事宜，两军关系愈来愈密切。
  当时，抱犊崮山区的地主武装和土匪队伍很多。其中有一个叫文王峪的山村，被地主武装盘踞，破坏抗日根据地建设。一一五师首长命令所部六八六团拔掉这个据点，并指示师参谋周乐亭带领孔昭同部的二旅一部配合作战。孔昭同亲眼看到八路军英勇作战，非常钦佩，多次派董一博到一一五师商讨共同抗日及建设根据地事宜，并正式委任周乐亭为上校参谋长。不久，他又
  派刘元甫秘书长和董一博旅长到一一五师请求接受领导，要求派干部到暂六师工作。一一五师罗荣桓政委亲自接待了他们，并按照孔昭同的意愿派黄玉昆到孔昭同师任政治部主任，曹正元到董尧卿旅任政治部主任。
  1939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次反共高潮开始。抱犊崮山区的顽固派申宪武扬言李仙州将要率领大军入鲁打八路军，借以恫吓。同时，驻在这一地区的国民党五十七军，也派人到孔昭同部游说，孔的第一旅旅长刘昭汉动摇了，他威胁孔昭同不要同八路军协作，否则就把部队带走。面对这一严重情况，董一博、曹正元、周乐亭、董尧卿等一起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并及时向一一五师司令部作了汇报。首长指示，要采取果断措施，先消灭国民党保安二师申宪武部和驻在东江村的国民党顽固派的两个团。此后，孔昭同的第二旅，在著名爱国人士彭畏三的积极支持下，多次和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协同作战，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给敌伪与顽固派以有力打击，稳定了军心、民心。
  翌年2月140，一一五师六八六团、特务团、苏鲁支队等，收复了滕、费之间的重镇白彦镇，消灭了汉奸孙鹤龄部。孔昭同率部参加了这次战斗。白彦收复以后，营救出被孙鹤龄捉去作人质的孔昭同的眷属，这使他非常感动，持别是他目睹了八路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及亲如手足的官兵关系等，由衷的感到钦佩，从而更坚定了跟随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决心。一一五师给孔部补充了枪支、弹药。4月，孔昭同所部正式编为一一五师曲泗邹滕费五县游击队，孔昭同为司令。
  1940年2月22日，在鲁南成立的山东省宪政促进会上，孔昭同当选为常委。
  是年秋，孔昭同奉命率部开往平邑县休整，实际上是一一五
  师为了使其尽量减少与敌人的正面交锋，保存该部力量。这时，孔昭同的病情日趋严重。恰巧一一五师又远征。国民党保安二师师长申宪武得知后，便乘其不备，搞突然袭击。一天黎明，申部强渡田黄河口，向孔部猛攻过来。部队未成阵势，只好向山上退却。这仗打了整整两天，孔昭同带病指挥，他不顾枪林弹雨，拿着指挥旗高喊：“大家一起狠狠地打呀!”战斗一直坚持到一一五师援军赶到，才将敌军打退。这时，孔昭同因极度劳累，病情加重当即昏厥过去，随即被抬到一一五师抢救。住院期间，师首长罗荣桓、陈光、肖华等曾多次派人或专程前往探望。孔昭同将军终因病重，医治无效，于1940年11月11日晨与世长辞，时年60岁。
  为永久纪念孔昭同的英雄业绩，鲁南党政军民为其在白彦附近的黄城立起了石碑，以彰千古。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将孔昭同司令的灵柩迁到平邑县革命烈士陵园。滕县革命烈士陵园的纪念堂里也陈列着孔昭同烈士的业绩照片。后人将永远记住这位抗日将军的名字。
  （兰山区政协供稿王西献撰）
  方叔洪
  方叔洪，1908年出生于济南市一个普通家庭，性格刚毅，宁折不弯，深受父母钟爱。
  学生时代的方叔洪目睹外国列强欺我中华，非常愤慨，满怀激情，立下从军救国之志。于是，他自费去日本东京求学，研读军事。因当年年底山东省招考公费留学生，叔洪回国应试，录取后，又回日本考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1928年春，当听到震惊中外的济南“五三”惨案消息后，方
  叔洪与在校的中国学生，毅然回国.准备投入抗日工作，但因学业未满，且国内尚未出现抗日形势，故又返回日本忍辱愤读。1929年在士官学校毕业后，他邀同翁照垣、张学文等人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学习航空和炮兵技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方叔洪回国。先在东北军服务，后通过翁照垣与十九路军陈铭枢、蔡廷锴等将领取得联系，即赴上海任十九路军教导大队长。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进犯上海，十九路军教导大队首先奋起抵抗，由方叔洪担任指挥，初战告捷，轰动全国。但蒋介石却强令战事停止，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方叔洪便离开上海，回家探亲。
  抗日心切的方叔洪，回家不久便赴滦源参加朱子桥（朱床澜）将军领导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后转入国民党一O五师。1935年，方叔洪赴武汉与张学良将军会晤，被张委为行营上校参谋。
  西安事变后，方叔洪在于学忠部霍守义师任参谋长，再转缪徵流部任团长等职，后入于学忠总部任职，接着，被委派到一一四师任参谋处长，旋升为参谋长。1938年4月任该师三四O旅少将旅长。方叔洪率所部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与日军鏖战年余，曾击毙日军戴金花星肩章、佩刀柄有米珠镶嵌富士山图影并有“天皇赐”字样指挥刀的司令官一人。
  1938年初，于学忠升任鲁苏战区总司令后，他原来兼任的五十一军军长由一一四师师长牟中珩升补，一一四师师长一职由方叔洪升任，同时因方叔洪战功卓著，被擢授予中将军衔。
  从1939年3月中旬开始，五十一军全部由安徽立煌县向鲁南山区挺进。五十一军一一三师由于总司令带领，先头出发。牟中珩率领一一四师三四〇旅与总部相隔2日行程跟进。方叔洪率三四二旅殿后，与军部相隔2日行程。他们突破敌人重重封锁线进入沂蒙山区。途中，三四二旅六八三团团长王鹏举等许多官兵牺牲。
  当时鲁中山区的沂水、蒙阴和莒县3座县城尚未沦陷。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机关驻沂水西北的东里店。于学忠率战区总部到达后，也驻东里店附近。五十一军军部驻在沂水以西、蒙阴以东之沂蒙公路线上的朱位村。一一三师驻安丘以南、沂水东北沂青公路以东地区。牟中珩军长率领三四〇旅刚到蒙阴东北的鲁村附近，博山之敌乘其立足未稳，集结3000余众，向该旅进行突袭。经过两天的激战，该旅共毙伤敌人500余人，迫其撤回博山。3月末，方叔洪率领三四二旅由抱犊崮山区推进到蒙阴城东20华里的大赵庄，与前期到达之部队会师。
  于学忠部到达鲁中山区后，引起了日军的注意，被视为他们的心腹大患。因此，敌人处心积虑地图谋消灭之。约在5月上旬，总部从各方面的情报中获悉：敌人在青岛、潍县、济南、兖州、徐州和海州等地集结重兵，当时发现有4个师团的番号，有包围和进攻鲁中山区之企图，总部除把上述情况通令各军各师做好反 “扫荡”的准备外，并令各部队与当地的八路军密切配合，以粉碎日军的进攻。同时，确定了在不放弃根据地的原则下，化整为零，不打硬仗，以团为单位，避免决战，避实击虚，划定活动地区，与敌人打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从6月初开始，日军以优势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四面八方进攻鲁中山区，其主要攻击目标，是战区总部和山东省政府所在地沂水三区东里店一带。
  6月3日晨，日军先派意大利式重型轰炸机10余架，飞临东里店上空，对该镇投弹轰炸。同时，西边一路日军约二三千人，在当天中午即攻占了蒙阴县城。那时的一一四师师部及三四〇
  旅的六八〇团，被指定的任务是保卫核心根据地，活动范围为蒙阴以东，沂水以西，博山以南，沂蒙公路以北地区，即只能在这一地区内与敌人打游击战，而这一地区正是敌人进攻的中心地区。在敌攻占蒙阴县城后，方叔洪即于当天下午3时许率领师部与六八〇团沿沂蒙公路向东转移，经过一夜行军，到达沂水以西之三十里铺附近后，得悉沂水县城亦被日军攻陷。方叔洪只好率部折向西北方向转移。又经过一昼夜行军，到达博山以南的鲁村附近。刚住一天，博山之敌3000余众又出动南犯。方叔洪为了避免决战，又率部向蒙阴以东、沂水西北地区转移。在到达沂水四区柳枝峪附近时，正巧与八路军的领导人张经武将军相遇。方叔洪喜出望外，遂与张经武在庄内谈起来。约过了一个小时，两人才分手各自转移。
  由于受到划定活动范围的限制，方叔洪率部就这样转来转去，专钻敌人的空隙穿插行动。在多路敌人同时进攻的形势下，这种转山头推磨式的活动方式，无疑十分冒险。因为敌人是多路进攻、反复“扫荡”。当时的战况非常紧急，全山区四面八方炮火连天，枪炮声终日不绝;天空中敌机经常盘旋，投弹爆炸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遭遇战随时有可能发生。6月24日上午，方叔洪率领的部队转移到沂水四区焦家上庄附近时，遭到多路敌人的进攻。突围中六八〇团与师部失掉联系。此时，方叔洪只好冒着倾盆大雨率师部及直属部队，向东南转移了20余华里。晚10时左右，来到一个小村庄。官兵由于不停转移，疲惫不堪，方叔洪即令部队就地休息。翌日晨5时许，北山上的岗哨遭到敌人的进攻。方叔洪知道敌人已追上来，便指挥仅有的一个特务连，一个骑兵连，加上一个半武装的工兵营，掩护师部上百名武装人员和一个通信兵营转移。部队沿山沟向东南走了5华里左右，刚到拐
  棒峪以东之冯家场附近时，在一条峡谷里又与大股敌人迎头相遇，时间是25日晨6时。
  当时，北侧山头已被日军占领。方叔洪在此危急不利的情况下，临危不惧。他立即跳下战马，亲自指挥骑兵连、特务连及在身边的卫士，与敌奋勇拼杀。这时，军需官刘衍智关切地大声呼喊：“方师长快上马冲出来，此处不能久停!”方叔洪早已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继续指挥战斗，并大声说：“刘军需，你不要管我，你们快向外冲！ ”话音未落，三四十匹战马被枪炮声惊得乱蹿乱跳，一齐向南山冲去，刘衍智等得以脱离战场，险中生还。方叔洪继续战斗。由于武器装备和地形均处于劣势，方叔洪指挥战士们与日军浴血奋战了3个小时后，官兵伤亡过半。方叔洪头部、腰部也中弹数处。为了不拖累士兵，不落入敌人魔掌，他用佩戴的六轮手枪，向已中弹负伤的头部补击一枪，为抗日壮烈殉国。
  方叔洪遗体先由日军一大队长发现。该大队长与方叔洪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队同学。他用棺材把方叔洪的遗体装殓好，埋在冯家场庄前，并竖了一个木牌，上边写着“支那师长方叔洪之墓”。后由五十一军在石龙官庄西买了2亩地，作为方叔洪及其他抗日阵亡将士的墓地，立碑安葬。
  （济南市政协供稿刘长发、翟洪国撰）
  汉斯•希伯
  汉斯•希伯，1897年生于克拉科夫（原属奥匈帝国，现属波兰）。在德国上过大学，参加过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被捕入狱。他参加了德国共产党，曾到过苏联，并见过列宁与斯大林。他喜欢研究中国的历史和中国问题， 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先后数次到过中国，
  第一次是1925年一1927年大革命时期，曾在北伐军总政治部编译处做过编译工作。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后，他愤而离开中国回到欧洲。1928年3月，他写的《从广州到上海，一九二五一一九二七》一书，由维也纳的柏林出版社以德文出版。他在此书的前言里说：“中国的革命是生气勃勃的，富于战斗性的。尽管存在着暂时的困难，但千百万贫苦的中国人民必然会取得胜利。这本书献给中国革命和中国英雄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中国共产党。”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1932年秋，希伯与夫人秋迪·卢森堡又来到中国。希伯是上海第一个国际“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发起人之一。他在美国有影响的《太平洋杂志》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关于远东和中国问题的政论文章以及新闻报道。他以锐利的笔锋揭穿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提出应当组织反侵略战线抗击轴心侵略。
  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希伯将全部精力集注到中国的抗战与胜利上。为了报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抗日战争，他决定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后抗战地区考察。1938年春，经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他到延安谒见了毛主席。
  1939年初，希伯在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见到了周恩来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等。在苏北，他完成了一本约8万字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当时，日军及国民党当局实行新闻封锁，很多外国人甚至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山东敌后八路军的活动。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使人们听到那里抗日的声音，他决心到山东。新四军领导人告诉他，去山东交通不便，山东敌人的大“扫荡”估计快要开始，比较危险，劝他暂勿北上，他却
  坚持自己的要求。新四军军部只好派部队护送他到山东。
  1941年9月12日，希伯到达鲁南。他是抗战以来第一个进入山东的外国记者。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日伪顽夹击下，局势动荡不安，生活十分艰苦，斗争十分激烈。一个国际战友不顾自己的安全冒险来到这里，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战斗士气，尤其因为希伯是德国人。当时，德日意3国正在勾结。他的到来，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抗战不是孤立的，连德国人民也支持我们，各国人们之间是心连心的。
  希伯到达山东后，立刻开始了繁忙的采访工作。他访问了八路军一一五师的罗荣桓政委，也访问了当时山东省战工会和山东纵队的负责人黎玉等。他自己会讲中国话，也能听懂中国话，但在采访时，为了订正某些问题，他的态度极为认真，常依靠翻译再三核证。
  1941年7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美国著名记者、“中国通”拉铁摩尔到重庆，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原是《太平洋杂志》的主编，与希伯私交深厚。希伯从看到的一切，使他对于中国人民抗战的前途十分乐观；而另一方面，他对于国民党搞反共磨擦、制造分裂的状况忧虑不已。他以个人友谊关系致电重庆拉铁摩尔，痛陈反共磨擦必须制止，民主团结必须推进。
  他白天采访，晚上写作。在他住处周围的人们，常常听到他的打字机“嗒嗒嗒”、“嗒嗒嗒”地响。有时，他点着小油灯工作到深夜，有时打字机声一直响到鸡啼天明才停歇。
  希伯利用采访间隙，写他的《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一稿。这篇通讯特写，详细记载了他从苏北到山东的经过。他在文章中用兴奋而自豪的语气说：“这次到山东敌后来，是我生平一次最好的旅行。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帮助下，在他们强大的武装力量的
  掩护下，使我能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占领区中，来往自如地旅行在中国领土上。我现在有这样的体会：谁要想真正地了解今天的中国，真正地了解中国人民是怎样英勇地同他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坚持战斗的，谁就一定要亲身到中国的敌人后方来。” 希伯在山东，所到之处很多。他先到滨海，后到鲁中、鲁南。
  在沂蒙山区主要活动于东蒙山区，即现在山东临沂地区的沂南县以南和费县东北一带，当时叫费东县。费东县的双后、盆泉、梭庄、侍郎宅等地，很多老百姓都看见过他。人们都能生动地描绘他的模样和他当时对军民的热乎劲儿。他常背一个牛皮图囊，图囊里有地图，还有一个单筒望远镜。图囊上拴一只搪瓷杯和一条毛巾。
  希伯也向日本战俘进行采访，并同觉醒了的日本反战士兵结下了友谊。
  希伯还常到儿童团去，听孩子们唱抗日歌曲，看着他们拿着红缨枪神气地站岗放哨。儿童团员们都亲热地叫他：“老希大爷！”
  在日本侵略者于11月初全面展开的大“扫荡”开始前，他写了《八路军在山东》和《为收复山东而斗争》两组长稿。据当时山东文协的负责人张凌青回忆，当时他见到过这两部稿子，译出来长约8万字左右。希伯并利用在山东采访得到的材料，修改充实在苏北时写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希伯对生活方面从不计较。他到沂蒙山区后，八路军领导上给他配备了警卫员和一匹枣红马。他起先坚决不肯要，后来才接受了。他本来穿西装，后来就改穿了八路军的灰棉布军服。他本来穿大皮鞋，后来就改穿了“蒙山鞋”（是一种布鞋）。沂蒙山区人民一般都吃煎饼，希伯也常吃这种饭食，在生活上同抗日根据地
  的军民打成一片。
  1941年秋末冬初，日军开始对沂蒙根据地大“扫荡”。在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亲自指挥下，5万多兵力从四面拉网，打算将八路军主力一一五师的部队全部包围、消灭在临沂地区的沂南县境留田一带。这就发生了一一五师罗荣桓政委指挥的“留田突围”一役。希伯亲身参加了这一突围。
  希伯随同突围队伍跨山涉水走了一夜，亲眼目睹了这有名的“留田突围”一役。他心情兴奋而又激动，拂晓后，他不顾疲劳，去向罗荣桓政委等部队首长祝贺。他热烈地赞颂这次突围的领导“指挥神奇”，也对部队所表现出来的组织性、纪律性钦佩不已。几天后，一一五师出版的《战士报》上，发表了希伯撰写的战地通讯《无声的战斗》。
  这篇文章当时给人的印象很深。文章套红印在第一版上。文章的大意是：留田突围的指挥是神奇的，八路军的战士是那样神速勇猛，使日寇的巡逻兵在刚要喊叫和射击的一刹那间就被消灭了！这是一场无声的战斗，一枪未放，就冲破了敌人3道防线，畑俊六总可令官这时一定正在大发雷霆，训斥他那些不争气的饭桶将军们！那些日本将军，今天吃饭的时候，每人都应当给他们吃一个大鸭蛋！
  希伯到达沂蒙山区后，由于军事形势日趋严重，山东分局、一一五师首长、山东纵队和山东省战工会的领导，曾一再劝他早日离开。但希伯反复说：他是为了了解山东敌后的抗日战斗情况特地来山东敌后的，一切危险不在话下！他认为，一个新闻记者和作家应当实地考察，亲身经历这一切才能写作。在敌人的残酷大“扫荡”中，他看到了敌人屠杀、奸淫中国人民的罪行，看到了“三光”政策造成的废墟。他义愤填膺，坚持参加反“扫荡”。他对沂蒙山区的抗日军民有了深厚的感情，也对沂蒙山区的山山水水有了深厚的感情。抗日军民的英勇反“扫荡”，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戎装佩枪，参加了战斗。
  11月下旬，沂蒙山区已经飘起洁白的雪花。反“扫荡”战斗在继续着。有时，一天打几次小的遭遇战，有时一天一夜连续行军百里，有时整天喝不上水、吃不下饭。在漫天风雪中，希伯跟着一个梯队在东蒙群山之中围着山和敌人“推磨”。
  1941年11月30日，这是初雪溶化的一个黎明，在大青山发生了战斗。战斗打响以后，敌人的炮弹不断轰击，一连10发，一排排地打来，希伯的翻译和警卫员因为掩护希伯而全部牺牲。希伯愤然持枪在灌沟子附近射击敌人。他打得十分英勇顽强，最后不幸献出了生命，终年44岁。
  希伯牺牲后，八路军指战员和百姓们用战时的葬仪埋葬了他。直到今天，费东县一带上了岁数的老人们，谈起这个穿八路军装的“外国八路”时都怀念地说：“那是个好人呀！他帮俺反侵略！”
  （省政协供稿王火撰）
  今野博
  今野博.1919年出生于日本本州岛秋田县，县实业学校毕业。当时，侵华“圣战”的狂热就像飓风一样席卷日本，参军当一名“帝国军人”是青少年最大的“骄傲”。他毕业不久即到三十二师团长田大队当兵。大队长长田敏江少佐是天皇的亲戚，来华之前曾受过天皇召见。1939年5月，他所在部队在我国青岛登陆，经济宁进驻汶上县城。同年8月1日，长田率部护送野尻野战炮小队去梁山。他们共有300多人，外加汶上县伪警备大队50多
  人，配有轻重机枪10余挺、2门各用4匹大洋马牵引的意大利造野战重炮、1门九二步兵炮。次日经靳口过运河直奔梁山。在独山庄宿营时，遭到八路军一一五师攻击，战至半夜，已被消灭过半，长田敏江也被打死。这时，今野博等几人躲藏在一座民房里伺机逃跑。次日上午，八路军发起总攻，不少战士用刚学会的日语喊话：“八路军优待俘虏！ ”“缴枪不杀！”今野博等拒降。我战士翻身上房，用铁锹撬开房顶，将一捆捆高梁秸点燃扔下，顿时房内浓烟滚滚.呛得人喘不过气来。一名日军撑不住了，将步枪扔出窗口，而今野博等却趁我军火力减弱之机从房中冲出，躲过我骑兵飞刀，钻进一片高粱地。可是我军已布下天罗地网，怎能脱身！这一仗，击毙日军300多人，俘日军24人，其中就有今野博。仅有1名日军侥幸漏网逃回汶上县城，不知是吓破了胆，还是被打掉了魂，见到日军指挥官只说了句“大大的不好”，就魂归东瀛了。
  今野博受到的忠君爱国思想教育，强调白刃冲锋的战斗精神，是典型的轻视生命、精神第一的法西斯主义，他认为自己没战死疆场而被俘，有愧于天皇，于是想自杀。可是接连发生的几件事，使他走下死亡的祭台：一是他私人的一切东西，包括一张穿着学生服装的日本少女的照片，都如数退还给他。照片是他最珍贵的物品，照片上的少女是他的女朋友。二是日本反战同盟的本桥超智、大喜正和他见面谈话。三是八路军对日俘给予了很好的照顾，一一五师独立旅旅长兼政委杨勇还给他们送去毛巾、肥皂和笔记本等生活学习用品。他虽然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但思想并未转化过来，仍寻机逃跑。梁山之战击毙了日本皇亲长田敏江，缴获了2门野战炮，山东日军最高指挥官、第十二军中将司令官尾高龟藏气极败坏，纠集5000兵力“扫荡”泰西。我军主力
  早已转移到东平湖，今野博等6人也随独立旅部一同下湖。一天晚上，风雨交加，今野博等趁机逃出，先是沿着通往济宁的河堤飞跑，后又跳进运河顺水南行。不想运河水流湍急，他们一下去就被河水吞噬，有的人当即被冲走，今野博等3人挣扎许久才爬上岸来。这时，我军哨兵发现他们逃走，当即四处搜索，今野博等料定无法逃出八路军罗网，只好顺原路往回走，被我军捉获。
  他们回去后，我军毫不歧视，一如既往地给予细心照顾。尔后，他们在我军指战员和日本反战同盟盟员的帮助下，进步很快，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今野博认识到，日本发动的“支那圣战”是侵略性质的，而侵略战争必败，中日两国终究会成为友好邻邦的。1941年6月，日本反战同盟山东支部在沂南成立，他被选为支部委员、组织部长。在支部成立大会上，他发表了诚挚、热情的讲话。同年7月1日，今野博等一批盟员在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驻地正式参加八路军。在庄严的参军宣誓仪式上，他与山纵政委、山东省战工会主任黎玉和全体与会同志互致敬礼，并宣读誓词：“绝对眼从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努力学习，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懈努力!”1942年2月2日，他又在中共山东分局主办的《大众日报》上题词：
  “我们醒悟了，我们坚决站在革命立场上，为中日两国人民彻底解放，奋斗到底！”
  进一步表明了自己抗日到底的决心。
  他在战斗部队一段时间后，组织上调他到驻沂南的日本工农学校山东分校学习。在这期间，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变化，系统的马列主义、革命理论、中共党史和日本进步文学的学习，
  使他的思想得到升华。他还与学校驻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主动从自己有限的津贴中挤出钱送给生活贫困的老大爷，1943年1月7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曾专门表扬了他。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鲁中支部工作，由于他反战工作成绩显著，受到山东支部和八路军鲁中军区敌工部好评，并被选为鲁中支部支部长。
  1943年夏，山东支部和山东军区敌工部为了加强沿海反战斗争，调今野博到滨海区工作，兼任日本反战同盟滨海支部支部长，随山东军区第四武工队活动。因“今”姓日照县无有，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武工队队长于镜清给他改作“金”字，习惯称他金部长、老金。24岁的今部长中等身材，举止庄重、文雅，由于中国话说得不流畅，一张口就脸红。但时间不长，他就和武工队的同志们结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他在武工队配合下，首先与日军付疃河桥头据点翻译见面，详细掌握了日军人数、姓名、籍贯、出身职业、思想倾向等具体情况，尔后利用喊话、与日军打电话等方式，开展反战工作。他从日本军阀在军队和国内的残暴、日军侵华暴行和日本军部的欺骗宣传，一直讲到日军必败的战局和八路军的俘虏政策，号召日军士兵站到反战行列里来。日军听喊话后，思想受到很大震动，思乡厌战情绪激增。对该据点工作取得成绩后，他又开始做日照城及其他据点的日军反战工作，除喊话、打电话外，还给日军写信、送宣传品、慰问袋、扎宣传棚，与被俘日军谈话。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奇迹出现了：日军士兵情绪普遍低落，反战厌战事件屡屡发生。涛雒一日军对伪军说：“我们还是死了死了的好。”说罢嚎啕大哭。日照城东门楼上，一日军自杀。东海峪一小屋里也发现了一日军自杀的尸体。
  1944年春的一天，今野博遵照山东支部指示回根据地汇报
  工作，武工队派出几名队员护送。他们当晩走出敌占区，在边沿区的日照高兴区一山村住下。次日拂晓突然枪声大作，他们被日照城出动的日军包围了。一场激烈的搏斗后，今部长不幸负伤被捕。不管敌人如何毒打，他都闭口不语，敌人开始认为他是哑巴，后来断定他是反战同盟的日本人，将他带回城里，交由日本宪兵看押审讯。敌人软硬兼施，但他毫不畏惧，滔滔不绝地向日军宣传反战同盟的主张及日军罪恶。他被捕后，我军当即通过内部关系组织营救，怎奈敌人防守严密，不准任何中国人接近，未能成功。不久，敌人将他押往济南日军宪兵机关秘密杀害。就义前，他仍不屈不挠地高呼：“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阀!”
  今野博的英灵安息在苏鲁交界的赣榆县抗日山陵园内。滨海人民在这里给他建立了一座巨大的手榴弹形纪念碑，上书“日本国友人今野博同志纪念碑”，旁边的一块石碑上，镌刻着烈士生平。
  在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中，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今野博的英名与中国人民的胜利同在，与中国的高山流水同在。
  （临沂市政协供稿崔维志、李晚华撰）
  随于学忠在沂水见闻
  于学忠，字孝侯，山东蓬莱人，生于1890年，卒于1964年。其父在晚清时代曾供职毅军，于的青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军营中度过，并毕业于毅军通州随营学堂步兵科。
  20年代，于属直系将领吴佩孚部。1927年冬于部归依东北军，编为第二十军，驻山海关一带。东北易帜，于出任平津卫戍司令，所部改编为五十一军，驻平津地带。1932年8月，于任河北省主席，11月调任甘肃省主席。西安事变，张学良陪蒋去南京，行前他手谕指示东北军由于指挥，并将其卫队交于使用。
  西安事变后，蒋为削弱东北军力量，以二二制（即一军二师，一师二旅，一旅二团）缩编该军。缩编后，东北军仍有步军五、骑兵军一。蒋为割断东北军与中共的联系，将该军调离大西北。1937年3月，蒋命于学忠率五十一军东开苏皖北境，并发表于为江苏绥靖公署主任。
  “七七”事变起，于奉命率部入鲁，曾先后驻军临沂、费县、青岛、徐州。在徐州会战中参加了淮河阻击战、台儿庄会战、六安战役。
  战区成立及部队入鲁
  1938年11月，鲁苏、冀察两个敌后战区成立。12月30日，蒋介石明令发表于学忠为鲁苏战区总司令，山东主席沈鸿烈、江苏主席韩德勤为副总司令，辖山东全境及苏北，指挥五十一、五十七、八十九3个正规军。八十九军原为韩部，仍驻苏北，五十
  一、五十七军开往山东。
  1939年4月，五十一军随于学忠从苏北挺进鲁南，到达沂蒙山区，战区总部设在沂水县上高湖（现属沂南县）。于初到上高湖，便与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会见。
  6月上旬，日寇进攻沂蒙山区，敌机轰炸了上高湖、东里店。东里店所受损失最重。省府、总部被炸，莒县、沂水两城被敌人占领，省动委主持人张维中被炸死。
  7月，战区总司令部和五十一军一一三师由沂青公路以西转移到公路以东的圈里一带。总部驻圈里西北之许家庄，师部驻唐王山后之七箭村。
  战区建制
  自1939年7月至1942年7月，总部驻在这个地区，渡过了入鲁以来较为稳定的一段时光，利用这段时间，从事巩固并加强抗日力量。战区党政分会（以下简称分会）、战区干部训练团（以下简称干训团）、战区党政总队、战区抗日游击纵队，都是在这段时间成立的，战区游击队也是这时收编点验的。兹将上述机构建制分述如下：
  （一）总部
  总部组织及成员都是入鲁之前编组好了的。
  总司令于学忠。总部参谋长王静轩，字仁山，即墨人，保定军校毕业，留学日本步兵学校，曾任东北讲武堂教官。参谋处处长高仁绂，邹平人，日本炮兵学校毕业，曾任东北炮兵副司令、东北屯垦军副司令等职。该处科长3人：胡季孟，河北省人，张庆澍，字雨村，东阿人，均出身保定军校;邵子明，泰安人，东北讲武堂出身。职员有吕乐三、张能夏（均济南人）等。副官处处长温念忠，
  字伯诚，招远人，保定军校出身，曾任五十一军参谋处处长。职员刘宇青，夏津人，东北讲武堂出身。军务处处长李子仪，辽宁人。军需处处长丁福田，湖南人。科长韩纶卿，莱芜人。成员刘绍邦，辽宁人。机要室主任郭维城，郭调党政分会政务科后由郝光炎（辽宁人）继任。该室主办总部电文，下设译电组，有译电员若干人。通信队队长申力行，河北人，分队长赵纯之，河南人。医务所负责人熊伯让，湖北人。特务营（即警卫营）营长米如云，字镇西，陕西人，闻系毅军首脑米振标之孙。自动步枪连隶属该营。战区军法分监部为战区最高军法机关。军法分监周从政，字达夫，辽宁人，北大哲学系毕业，曾任甘肃省府秘书长，为于公得力人员。该部军法官有李紫园（安徽人）、李一凡（辽宁人）、崔光斗（字汉酌，临沂人）等，职员李英武（河北人）。
  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江西人。该部下设3处，仅知第三处处长王圻，字秩疆，诸城人，留美博士，曾任省教育厅督学室主任及山东大学教务长等职，成员有张武治，河北人。
  战区特别党部，名义上由战区党务特派员于学忠主持，实际工作由周复以特别党部书记长经办。
  《阵中日报》社，由政治部主持。该报为战区出版的唯一铅印报纸，主编系政治部所派。另一编辑马桐川（名浚淮），安丘人，山东商专毕业，曾在青岛办通讯社，笔名马剑云。
  战区督导组主任贺元，字叔昭，日照人。该组是军统方面的，配有专用电台。
  总顾问温树德，字子培，益都人，留英在马尔他岛（当时英军港）习海军，曾在广州协助过孙中山，后率舰北来投靠直系，任渤海舰队司令，代理过胶澳商埠督导办等职。
  上述机构，政治部、特别党部、《阵中日报》社驻李家庙子一
  带，通信队驻小弓河，温顾问驻牛家老庄，其余单位均住许家庄。
  （二）战区党政分会
  党政分会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鲁苏战区分会”。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设于陪都重庆，首任主委李济深，李下台后蒋介石兼任主委，后由程潜担任。军委会为了促成党政军一元化，加强并集中抗战力量，设立了战地党政委员会及各战区分会。
  党政分会是战区入鲁后最早成立的一个庞大机构，时间是1940年4月1日，地点是圈里许家庄。党政分会依组织规程，设主任委员一人，由总司令于学忠兼任；副主任委员2人，由沈鸿烈、韩德勤兼任；委员若干人，由鲁苏两省党政军方面知名人士担任。山东方面的委员有王立哉、王仲裕等;江苏有李明杨、王公玙、姚尔觉等。党政分会设秘书长一人，由军法分监周从政兼任。分会成立后，由于战争形势及交通问题，始终未召开全委会。王仲裕、王立哉有时到会见于谈谈，沈只到过一次。姚尔觉是江苏委员中唯一到会的，他为人开明，与邵力子很接近，到会不久即与八路军发生联系，也跟李澄之有往还，结果被江苏撤职。后听说，他留在鲁南参加了八路军。
  党政分会下设党务、政务、军务、机要、总务5科及专员若干人。专员分上校、中校两级，无定额及专司，或出差办事，或在各科帮办业务。为专员来会食宿方便，设了专员室，不列编制，系临时性机构。该室主任为上校专员刘楣荪，名荫第，前清拔贡，沂水刘店子人。
  党务科主办与党务有关的事项及电文，设科长1人，中、少校干事及尉级书记、司书等职。科长卢璘，字好问，江西人，复旦大学毕业。干事有李质文、马宾初等，均安丘人。政务科编制同党务科，科长郭维城，辽宁人，复旦大学毕业。干事有王筱石、王笠亭、温树义等。干事刘延庆（字菊笠，济南人，曾任省府秘书）主办各项重要文电。在科帮办的有中校专员周政耀，字仲光，安丘人。另一同级专员于犁伯，系天主教徒红衣主教于斌之弟。上尉书记石玉柱，为郭维城之表弟。
  军务科跟总部军务科业务相同。科长胡季孟。成员有白树青（河北人）、程尚志（山东人）等。
  机要科掌文电收发、监印等业务。科长佟述曾，字陶庵，张家口籍汉军旗人。监印向世德，字润吾，湖北来凤人。中校干事王绍曾，少校干事刘瑞华、程德泰（字少青）都是译电员。少校干事温树声，字季忱，益都人，系顾问温树德之弟。上尉书记赵纪云，河北人，科长佟述曾之表弟，管收发。少尉司书王世昌、刘某，中尉书记周灼三，安丘人，任伙食管理员。调科帮办有上校专员尹商藩，河北人，温顾问的妹夫，清华大学生物系毕业。中校专员胡殿桂，字石夫，潍县人。笔者由分会发表为上校专员，嗣以曾任省府秘书处及一一三师秘书，乃以原级调科任干事。
  总务科掌军需、庶务、会计、出纳等业务。科长商彝，字国璋， 天津人，总司令之内侄。成员有张伯鹍，字子游，济宁人，中校干事。
  专员室，负责人为上校专员刘楣荪，办事员赵墨斋，莒县人。
  分会专员除上述提到的，能记得的有赵冠五，蒙阴人，系东北讲武堂出身，曾任东北屯垦军团长。日本军事间谍中村大尉一行数人在满蒙边境从事间谍活动时，被赵团俘获并奉命处死。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中村失踪案件，成为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借口之一。赵先发表为上校专员，后任战区党政总队第一大队长。山东省立一中毕业。王明复、王墉（字寄恒，战区党政总队长
  王圻之兄）、徐济青等皆诸城人。周正焕、周文庭，均安丘人。温念恕（字心如），温念忠之弟。徐某（招远人），据闻系济南泰丰楼饭庄财东。杨学贤，济宁人，齐鲁大学毕业，信奉基督教。李文华，辽宁人。白弼臣，天津人，于治堂，临淄人，大学毕业。王静纯，辽宁人，日本东京帝大财经系本科毕业。高中行，邹平人，大学毕业，总部参谋处高仁级之子，为专员中的青年。牟又尼，栖霞人，中统成员，其子女均在八路军工作。张逸庵，鲁西南人，好讲“性、灵、觉”之学，有人戏称之“三元”。由分监部法官兼任专员的有李紫园、李一凡。日照籍专员2人，王德甫、王纶甫（黄浦出身），系分会委员王仲裕本家。于家泽（字润民），北京铁路管理学院毕业，莒县淳沟人。
  抗战时期，按照规定，公职人员都须参加国民党。党政分会成立后，战区特党部于7月间在许家庄一个大场院里举行集体入党仪式，所有总部、分会大小官员都列队站在那里。仪式开始，于学忠以战区党务特派员身份讲话。然后大家一同举手宣誓入党，完成了仪式。每人须填一个表，叫入党志愿书或登记表，入党介绍人，大家都填于学忠和周复。
  对加入国民党问题，一般都不重视，因为这不是“敲门砖"， 不牵扯个人利害问题，奉迎故事，叫办就办罢了。入党之前，官儿已经早做了呢。
  加入国民党后，特党部将战区各单位编为若干小组。笔者所在的分会机要科被编为第十七小组。各组每周开讨论会一次，讨论题由特党部发给，以国内外时事题为多。机要科以科长为当然主席，笔者任记录。第一次会的记录由他抄送党部交差。佟科长讨厌开会，组会从此停开，记录由笔者编造，所有组员都未到会却都有发言记录，自欺欺人，结果十七小组居然受了表扬。假报
  告办了几回，已不记得。后来特党部不再发题目，造记录之怪亦绝。
  于学忠当时对此是否了解，很难说。他既任党务特派员，对应负的职责，是该办的就办，向不表态或发表言论。
  （三）战区党政总队
  战区党政总队是继战区干训团之后成立的一个庞大组织。按其组织规程，总队之下设大队3，大队之下各设中队5。总队部设总队长、副总队长、秘书各1人。正、副总队长及各大队长可由分会保荐。总队长王圻。副总队长李彭仙，以字行，安丘人，山大中文系毕业。秘书乔修梁，字栋辰，泗水人，是中央派的。第一大队长赵冠五。第二大队长周正焕。第三大队长李云霈，江苏人，日本留学，苏北某区专员，韩德勤保荐的。该大队设在苏北。各大队秘书由分会派，一大队为王筱石。二大队张安义，字燕方，寿光人。三大队王化鹏，字程远，齐河人。
  总队部设中、少校党务、政务、青运、特务干事各2人，分别由省党部、省政府、三青团、省调查统计室调用。总务干事2人，由总队长保荐，分会录用。党务干事孔庆芳（中校），字香圃，滋阳人，战前曾在安丘办合作业务;政务干事张骏禄（中校），字砚农，莱芜人，省农专毕业，曾任省民众动员督导团团长；总务干事王佩韦，字叔高，安丘人，曾任胶济路路员;少校总务干事李永洵，字稚泉，安丘人，曾任青城建设局长。特务干事于永晏，烟台人， 中统分子。除干事外，总队部尚有尉级司书及勤杂士兵若干人。
  各大队及所属5个中队的组织相同，亦设5种干事及司书、勤杂兵等。能记得的中队长有周正耀，安丘人，蒋辉之，潍县人。
  第一大队由赵冠五带领驻蒙阴，第二大队驻沂水唐山（现属沂源县）。
  党政总队中的五种干事工作范围很广，反敌也反共。
  1943年秋，战区总部奉命退出山东时，听说王总队长自行宣布将总队解散了。
  （四）战区游击队的收编点验
  总部收编的游击纵队共9个，多是山东原有部队，或专署或县级保安队，也有反正伪军及绿林之流，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真可谓“杂牌”了。
  第一纵队司令张里元，原为沂水县长，以剿匪有功，被韩复榘提升为第三区专员。该队是由县而专区逐步扩充起来的原保安部队。张与沈鸿烈有矛盾，沈免了他的专员，张遂弃政就戎，将所部编为第一纵队，驻日照、诸城交界地带，独操渔盐之利，经费颇为方便。
  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河北人。他是韩复榘所赏识的一个县长，后发表为八区专员。他收编了所属各县地方武装及伪军高华清部为1个师。厉部基地以安丘为主，该部所造成的灾难，安丘所受当然最重。
  第三纵队是“磨擦专家”秦启荣部。秦是省建设厅厅长，省府要员之一，又是省三青团的负责人。三纵驻地是新泰、莱芜一带。
  第四纵队原为昌邑地方部队，司令王尚志，昌邑人。
  第五纵队丁=庭，第六纵队秦毓堂，均系鲁东地方部队。第七纵队申从周部来历不祥。
  第八纵队梁钟亭部，原为费县部队，梁曾任诸城县长，跟八路军敌对，系顽固派。
  第九纵队阎珂卿是平度部队，曾属厉文礼部独立第九团。
  总部收编点验的伪军反正部队有两部分，一是赵保原部，一是刘桂棠部。刘系山东著名土匪，此人反复无常，于总早有所闻，将其收编为新编三十六师，不过借以羁縻而已。
  东盘事件
  1940年9月21日，五十七军发生了“东盘事件”。当时笔者在分会机要科，就所见所闻，参酌《山东省志资料》1984年第一辑曹成镒文略述如下：
  这年10月间，五十七军副军长朴炳珊，旅长唐君尧，团长董汉卿、关世栋等5名军官被押送到总部请予处理（军长缪澂流逃出军部驻地后投往总部）。
  东盘事件的起因是身为五十七军军长的缪澂流为蒋介石收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与沈鸿烈、秦启荣、韩德勤、李守维等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勾结。缪和该军政治部主任宋迪玺、副军长朴炳珊等，于1940年9月上旬计划派人与日寇接头密谋局部妥协，互不侵犯，共同防共。最初派一一一师三三一旅旅长唐君尧为使，唐不肯，乃改派六六五团团长董汉卿和鲁南游击指挥区总指挥部（缪兼总指挥）参谋处科长于文清等，于9月14日与日军接头。经过谈判，双方划定防区，表面上仍然敌对，实际上互不侵犯。最后，日军特别提出五十七军防区内的共党及游击队由该军自行剿灭。
  于文清回来后，把这一切告诉了友好万毅，希望有一天揭露这一罪恶时，万能为他作证。这时一一一师已奉缪命由五莲山区撤到莒日公路以南，把路北地区让给了敌人。万将此情况报告了师长常恩多。他们决定采取行动，把缪及其一伙抓起来送往总部。21日夜，常先将知情不报的唐君尧看押起来。万则指挥部下扣押与此有关的军部人员如朴、宋、董等。缪在军部被包围前，因一一二师三三四旅旅长荣子恒告密溜逃。22日晨，常召集一一
  一师官兵，宣布了这次行动的原委。曹文称之为“九•二二锄奸运动”，总部一般称为东盘事件，因为当时五十七军军部驻地是东盘村（现属临沭县）。
  当时，常师长向蒋介石和于学忠发电陈述缪的通敌罪行。据曹说，何应钦曾密电战区总部对缪表示支持。蒋给常来电说“该师长不识大体，意气用事，虽云忠党爱国，难辞误国犯上之咎”。而沈鸿烈则一再要求对一一一师进行讨伐。于学忠当时对此事件的处理意见，在电文中只要求将被拘禁的董、朴、唐、关等5人押送沂水圈里，由总司令部分别处理，其他问题，一概不提。
  东盘事件之后不久，常恩多即被病魔所困。唐君尧所遗三三一旅旅长一职，由六六二团团长孙焕彩继任。孙和师参谋长陶景奎、师政治部主任龚晓清、副师长夏宗彦等结为一伙，旨在清除左倾分子，把矛头指向万毅和王维平。1941年2月17日，陶等将万骗到师部扣押起来（同时扣押的还有多人）。因那时常的病情加重，师部电信由陶代拆代行，给了他们一伙人下手的机会。秋初，万毅被送押到总部。
  人员到了总部，于都未作处理。让他们住在附近的山村里，给他们生活费。据当时在干训团工作的李景圻说，唐、董等曾在该团担任过教官。
  见闻四则
  现将1940年冬到1941年秋几则见闻记述如下。
  秦启荣部抢走八路军冬服用棉。1940年冬一天晚上，笔者到总部，碰到了八路军方面的代表耿光波（曾在鲁村多次见面），笔者问他到总部何干，他说弟兄们还没穿上棉衣，布匹准备好了，棉花刚刚弄到手就被秦部硬抢了去，冬服解决不了，故来请
  总部解决。笔者无话可说，只好请他据实据理请求解决。秦部反共人所共知，继太河惨案之后，他们又对友军犯下了罪行。
  茹素团用排枪打敌机。1941年春节后某日，总部干训团教育长温念忠在天晴旺请春酒，笔者陪父亲前去赴宴。甫抵村外，即闻飞机轰炸声和一阵枪声。事后得知是一架敌机在南朱保村投弹。当时总部在该村有一小型军用服装厂。那阵枪声，是茹素团的人在朱保南山上打飞机发出的排枪。又过了些日子，传来消息说，那架敌机被打中了，负伤飞到淄博地区上空坠毁，堪称抗日佳话。圈里一带茹素团首领是七箭的王久锡。
  总座遇刺。1941年秋，于学忠到干训团讲话后回总部时，突然有人向他投掷手榴弹，陪同的吴化文和卫兵眼明手快，以自身掩护将于按倒在地，未被炸伤，幸免于难。事后人们不免多所谈论、揣测，但不知刺客为谁、行刺原因、自动行刺还是受差遣，疑问颇多。于总对此，不愿大家多所推敲和对外声张，因为这对抗战没有好处。事过不久，即水落石出了，刺客是韩子佳（调训学员、某师营长）。军法分监周从政负责审讯刺客，据说韩供认为沈鸿烈主使。后来沈调离山东，与此案亦不无关系。
  组织扩大后的分会。1941年秋，周秘书长赴渝后，政务科长郭维城则由渝回鲁。分会各科欢迎他回来，设宴为之接风。席间，他除答谢外，给大家讲了些陪都的情况。他说大后方乌七八糟，不成体统，派系关系，裙带关系，拉拉扯扯，令人看不下去。谈话之间，愤激之情溢于言表。他受训归来又在洗尘宴上谈这些话， 是大家所始料不及的。
  同时分会奉渝党政委员会之命扩大组织，党务、政务、军务由科改处，处长提升为少将级军衔。在秘书长之下添设一上校级秘书协助工作。政务处长由郭提升，军务处长由胡季孟提升。党
  务处当时未闻由原科长提升的消息，1942年笔者到李家彩后才见到新处长于谷民（莒县人）。
  新添的分会秘书由笔者以原级调充，是郭以代秘书长向于签准的。
  政务处成立后，由小弓河迁到许家庄，笔者随郭搬去。是年秋，敌军进犯鲁东南八路军防区，听说杀掠很重。
  圈里之战，总部转移
  此役开始于1942年2月7日，这是总部驻此地两年半来，敌军第一次对我进犯。敌军进犯目标是总部和一一三师。我方早有情报并有所准备，党政总队和第一、二两大队已经分别前往沂青公路以西指定的驻地，党政分会各专员先行疏散。
  7日晨，敌机4架一批，轮番轰炸许家庄东北一山头。就形势判断，敌军是由安丘一边向我进犯的。沂水、安丘边境南北两面地势很陡，我方已设防线，敌人仰攻困难，乃以飞机轰炸各山头守军，企图把守军轰走，但未奏效，两军相持到傍晚。当时望见东南方一股浓烟冲天而起，便知天晴旺干训团的房舍被敌焚毁。总部决定转移。
  晚上奉命出发，郭维城给笔者找了一匹马驮行李，由勤务兵王启发赶马，笔者与机要科长佟陶庵步行，一起沿小弓河西侧向东南行进，次晨到达西山根村（莒县地，现属沂水）住下，敌机侦察见有马匹，投弹轰炸，为避飞机，到村东小沟蹲下来，这时看到于总带着三数随从也到了村东。敌机又来朝村东南山坡上柏树林扫射了一阵就飞走了。敌机投下传单，说了些威胁我军和涣散我军士气的话，什么于学忠和一一三师师长被包围了等等。实际上敌人并不清楚住在这个村的是哪一部分人。
  8日晚又出发，天明到了莒北的源河，进店住下。正巧总部王参谋长和参谋处高处长等人也在这里。高见笔者，说据情报狮子门口（莒北峰山区）附近有敌情，所以绕道来此，还说总座和部分人员已越过台潍路往莒县东北去了。笔者与佟到分会专员于润民故里渟沟村住下，当时于润民随鲁南游击指挥部参谋长张佩文到费县点验刘桂棠部还没回来。在那里听说机要科赵纪云与敌遭遇牺牲，所带分会关防也丢失，幸而又托人找到了。这时张参座和润民也回来了。在于家过了春节，便告辞前往坪头。
  坪头为莒县东北境小山村（现属五莲县），北面是石场，石场北面是座东西向高山，与诸城的马尔山相去不远。当时总部特务团和通信队都驻在那里，叫做二段，总部和分会随总司令驻在一一一师防区李家彩一带，称为一段。佟与笔者抵坪头后住团部，在那里见到了万毅。万随该团由圈里来此，食住都在团部。从此3人同吃同住同游，成了伙伴。团里不收他们的菜金，为了调剂生活，他们常赶石场集买些食物带回来同享。
  总部由沂水圈里转移到莒日山区后，分驻坪头和李家彩一带，已逐步安定下来。
  李家彩事件，总部再移沂水
  1942年8月4日凌晨传来消息，说一一一师包围了李家彩，总座和陈伯符、分会总务科长商彝带两三随从出走到坪头二段去了。人们说在李家彩东门里住的那个“老兵”走了。原来于总有时和邻居们啦啦家常，说自己当了大半辈子的兵，人们摸不清他是什么人，就叫他“老兵”。总座走后，又听说一一一师包围李家彩，是郭维城暗中放走了当时住在张家彩的万毅（据曹成镒文是张家石旺），一一一师有不少人跟着跑到八路军那里去了。郭发动这一事件，目的是想扣于总迫其率部投八路的。
  这些消息使政务处的人员难过。笔者和王锡恩都认为郭的做法有些过火，于总和他的伯父是老朋友，把他提升为处长兼代秘书长，可谓待之不薄。再说蒋介石要于处死万毅，当时于并未照办，于原无杀万的意图，但又不能放他走，确乎处在两难之中。从客观上讲，如果郭放走万毅，并扣于总参加了八路，倒是给于摆脱了蒋想借刀杀人的责任。
  总座走后，总部分会的事都由总部参谋处长张佩文主持。张因此去一一一师师部见郭，并提出两条要求：一是郭想留谁就留谁，不留的可以放他们走;二是总座的卫队排人枪是张学良留给总座的，以后还要归还给张，不要扣留。这两条，郭都答应了。张回来召集会议传达了交涉的经过。他嘱笔者说“郭不在处，处里的事暂由你守摊子”。我答应照办。
  回处后，刘鸿宾匆匆跑来，把手枪往桌上一拍，对我说：“处长叫你带他们都到纸坊去!”我说：“要带大家走，必须对张处长说明，因为现在一切由他负责，他让我在这里守摊子的。”笔者见张报告此事，张说，可用电话报告。恰巧总部机要室主任郝光贵正和郭打电话，他说：“维城，我不能去，我有难处。”郭是要求郝参加到他们那里去的。笔者接着和郭讲话，说明当时的情形，希望他准自己留下来。郭逐一提出处里其他人员的名字，笔者说都已决定随刘同去纸坊。郭迟疑了一会，才答应说“好吧”。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及至回到处里，刘已带他们走了。兹将郭亲笔给笔者留下的条子照录如下：
  “希章兄，请带政务处全体官兵前来纸坊。兄等必须前来，否则也走不脱，切切。郭维城，8月4日。”
  那天自动报名去纸坊的有机要室译电员刘瑞华，名义上为分会机要科少校干事。
  于总的卫队排，据说看张汉卿的面子，未被扣留。总部特务团分驻在李家彩的两个连被带走了。被扣押的还有战区督导组主任贺元，因他有电台，怕他走漏消息，所以被扣。但他买通看守，并和他们一同跑掉了。
  8月5日早晨，战区各单位的人要到二段去的都集合起来，按指定序列陆续出发。途中碰到分会专员于润民，原来他也在李家彩，于很高兴他没被拉走。不一会，又见一部分地方部队前来迎接大家。润民说，那是黄墩朱信斋儿子朱德明带来的队伍。此人曾在干训团受训，所以来迎接兼护送。于说朱信斋是黄墩一带的绿林之豪，地方事得他说了算，其实见了此人，不像什么绿林豪客，而是个白面书生。
  第三天继续北上，傍晚遇大雨，住下。第四天到达坪头、石场一带。笔者见了总座，面报了在李家彩和郭通电话的经过，并将郭留的条子也交上了。辞出后不久，奉总座手谕，叫笔者护理政务处事宜。当晚和勤务王启发带着处里的文件，按指定地点到石场住下。住户姓赵，有个高中毕业青年赵宏若招待得很好，遂成为相识。
  当时沈鸿烈收编的保安第二师师长张步云已公开投敌，住诸城南乡扣官庄一带。张匪利用总部立足未稳之机，勾结敌军突袭总部。多亏于润民在渟
  沟事先得到消息，令王康泰飞速报告总部，才躲开了敌人。
  大家越过莒日公路上的三庄，在甲子山后坡的一个小山村住下。次日晨，总座派人通知分会党务处长于谷民和笔者去见他。他说：“你们是当地人，先疏散到莒北山区，再候令返会，并顺便调解一下三区专员郑小隐和地方人的磨擦。”笔者与谷民领命
  辞出。
  大家从8月下旬到9月上旬疏散在莒北山区桑园附近之东庄。那是莒北区长葛醒农部的驻地，他有一团人。所谓与地方人的磨擦，主要就是与葛部的磨擦。当时此地有莒县地方部队，还有“万仙会”和战区第一纵队张里元部，一一一师在九仙山老君堂还驻有留守人员。各部各自为政，不免争粮争地，事情很不好办。
  笔者与谷民去见郑小隐。郑原为蒙阴县长，曾有一面之识。后沈鸿烈发表他为三区专员，接任张里元。郑为人圆滑.善辞令。见面时谈到于有时左袒葛，郑自然不高兴。但他表示并不愿和地方闹别扭。笔者不了解情况，难于加言，只有说两句“皮厚”话，虽说无伤，但亦无济。这次调解弄了个治丝益棼。
  寄身莒北，心如悬旌。又听到消息说，总部西进途中在唐王山与敌遭遇，总座、陈伯符受伤，张雨村、商国璋阵亡。
  在东庄待到9月下旬，笔者奉命去沂蒙山区归还建制。行前，谷民准备了一卷意见书，交笔者代呈总座。这天在台潍公路西孟敬之的团部驻地住了一宿，正是中秋节。次日下午孟派人送大家由马站以南越过沂青公路，碰上了茹素团王晋藩带随从回七箭。晚上由王的便条介绍，住在茹素团的寨子侯家官庄。翌日到达总部驻地沂水县黄安峪（今沂源县）。笔者与王锡恩（投八路军后又跑回）同谒总座。他很高兴王回来，笔者呈交了于谷民的意见书，并将见郑的情况作了简要汇报。辞出后去见佟陶庵，他说，分会专员李文华被敌俘放回后，竟当面劝总座投敌。总座二话没说，立命将其逮捕处决。据说李是被俘后面见大汉奸包文樾后回来见总座的。李为人无品，寡廉鲜耻，自食其果。
  当时的分会，党务处留在莒北，政务处剩下4人。军务处有白树青等3人，总务科由干事张传鹍主持。总部比分会情形稍好，参谋、副官、军务3处的处长原班未动。军需处长丁福田留在陕西白河，处务由老科长韩纶卿主持。分监部周分监去渝未返， 由法官李紫园、李一凡等维持。机要室原班未动。
  笔者到黄安峪不久，党政总队政务干事张骏禄来访。他与总队长王圻关系不协调，希望调到政务处来。笔者乃将情况向总座反映，请示调张以政务干事原级原薪到处，总座认可后，始签调。
  当时总队部驻悦庄附近某村，悦庄为五十一军军部所在。牟的山东省府在临朐县吕店子，这些地方离黄安峪不远，常有人往还。
  总部在黄安峪局面粗定，敌军又来“扫荡”，时间约在10月下旬。战区各单位最初转移到沂河南岸牛心崮崮前的山峪内。总座命鲁南游击指挥部参谋长胡季孟，带领分会政务处、军务处和总队通信队人员相机疏散。大家过沂河而北，由燕子崖附近转移到南麻西北某村住了一宿。一天，登上鲁村北山，碰上了五十一军军部，见到了周军长、王总队长及所随人员。周指定军部副官处的高副官率领随胡疏散的这部分人员于晚间转移。
  转移中，由于路不熟，结果随新四师的人上了鲁山。次晨，找到一个当地人问路，他说：“昨天鬼子搜过东山，没看到什么，就顺公路走了。今天也许还有鬼子由公路撤退，你们先藏在山上，等鬼子过去再走。”果然，不一会鬼子打着膏药旗从公路上来了，人数很多，还打了两炮，但无所见，就走了。
  辗转10多天之后笔者回来，先见总座，报告经过。他说，据各方情报，这次敌军出动约五六万人，但未交锋。敌撤之后，总部、分会、五十一军和省府又各回原地，没受损失。
  不久，分会委员王仲裕和王立哉来看总座。党务处长于谷民
  也率部由莒县来此安下摊子。
  秋末，周军长送席两桌为总座祝嘏，总部分会各单位主要负责人都被邀参加。这是少有的一次聚会，但谈到敌人进犯和所谓“强化治安运动”，大家都感到情势严重，不免有点强颜欢笑.聚而不畅了。
  暂安的局面之下，大批军邮文件待办。文件是油印在稻草纸上的，因被雨湿，模糊不清。笔者和王、张两干事分别阅看。这些文件照抄转送省府，困难很大，人员少，纸张缺。听说省府秘书主任是熟人孙其喆，就想用“公事私办”的方式来办。先把文件列表摘由，用个人名义函送孙君査阅，凡省府未收到的，请他圈出，再由处抄送。这种办法回报总座批准后，立即如法办理。结果是省府未见到的不过几件，很快就录送完了。
  这段时间，党政总队第一大队长赵冠五从蒙阴来。据说他在李家寨子集结了一些地主武装，据寨与八路军地方部队对抗已久，迄未罢兵。他是特来向总座报告请示的。
  于谷民来后无事可做，上总座意见书也无反映，情绪低落。于是他向总座请求疏散，旋被批准，即率处里人员回了莒县。
  传说不稳的新四师吴化文部和新一师于怀安部（于原为新四师第一团团长），还有沈鸿烈时期的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宁春霖等，果于1943年1月18日率部4万余人叛变投敌了。这之前，在1942年3月间，原沈鸿烈省府的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率部2万余人投敌，改编为汪的“和平建国军”第二方面军。这两批叛军就有6万多，再加上张步云部，达8万人。五十一、五十七两军在其兵额最高峰时也没这么多。为应付不测，又开始疏散。
  1943年1月下旬，笔者和政务处人员奉命随胡季孟参谋长疏散到安丘西南城顶山地区。
  疏散杂记
  政务处除笔者外，在黄安峪发展到了5个人，有王锡恩、张骏禄、王维华、司书何某（沂水人）和炊事兵老赵（辽宁人）。原来的勤务兵王启发已请准回河南南阳老家。何回了沂水故乡，老赵投靠了总部的辽宁熟人，王锡恩与王维华回了日照。从此，只剩了笔者和张骏禄。为了躲开吴化文，总部政治部由主任周复带领来安丘，驻在二纵队防区附近。王仲崑带着省党部的调统室驻在安丘县府的邻村。政务处住在水帘沟。这些地方离城顶山都很近。
  1943年2月19日.笔者由水帘沟经水润道至朱家庄。
  第二天听说大批日伪军包围了城顶山地区，与一一三师展开激战。此后，一一三师师长韩子乾被俘，师参谋长张植桴牺牲，该师六七八团伤亡过半，团长刘斌殉国。二纵队司令厉文礼被俘投敌，所部大部当了伪军。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阵亡，一一三师副师长潘国屏负重伤。
  战后，山东省党部主委范予遂到水帘沟住下来，他是笔者在北京高师的同学。他对山东的局面，大概认为无甚办法，不愿多说。他倒想把李仙洲的九十二军拉到山东和于学忠协力抗战，但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韩子乾被俘，由三三九旅旅长李玉唐继任师长，仍驻安丘、莒县边区。干训团驻安丘召忽、晏峪等村。一一三师六七七团王锟部也驻在近处。刘桂棠部驻在诸城、莒县边区，离干训团不远。蔡晋康在鲁东站不住脚，也率部来这一带凑堆。蔡与温念忠各带少数士兵去见总座，笔者也同去。这时总座已离沂水转移到莒日边区的上官家沟。大家快到台潍路时，正逢敌人在那里修路，双
  方开火，结果退了回来。笔者又和刘光普同去，公路上有人开枪，亦未去成。后来齐杞南（名乐裳，潍县人，老同盟会员齐芾南之弟，和笔者是省立一师的同学）来约笔者同去见总座，便先到渟沟请于润民带路。路上听说，总座和王总参谋长在沂水黄山曾遭敌袭，均受了伤，抵村天已晚，次晨见总座并同进早餐。他说，总部率五十一、五十七两军入鲁，人枪损失甚重。招募兵员则无应者，征集则加重地方负担，必付重价，方能成交；枪支补给同样困难，弹药领取，需去安徽阜阳，途中时生事故，甚至徒劳往返，空手而归。中央能济军用者，仅有空投纸币，难补全局。李仙洲部奉命援鲁迄未到达，竟先来电索要省保安处归其掌握。行政交接，权在中央，焉能私相授受?人未至而先要官，讲条件，入鲁后，问题亦或更多。为今之计，只有退出山东，不能坐视两军同归于尽，将无以对多年袍泽。非战斗员可化装去阜，减轻战斗员负担。
  总座所谈是事实，说者听者心情都很沉重。由于话长，餐桌上未讲完，饭后又续谈。3人辞出后，总座命副官带款分送杞南和笔者各5000元为旅费，并由副官转告，行前勿庸见辞。这是笔者和总座在山东的最后一次见面。
  杞南和笔者离开总部随润民去渟沟稍住又回到召忽。杞南由此返潍县，准备去阜。笔者与张骏禄去安丘石堆一带，暂留保安十六团驻地。那时张里元第一纵队据说已由召忽西开沂蒙山区，放弃了滨海一带地区。伪军张步云部已由诸城南乡回到高密老巢，并把保安十六团第二营都干臣部完全消灭，都被俘押去济南。蔡晋康部也从召忽回了高密。8月上旬，笔者由石堆回官庄故里，忽来一批队伍，秩序很乱，惶恐不安，据说是秦启荣的残部。秦在辉渠新庄子已被八路军击毙，人们怕他们在村里骚扰， 就喊称来了八路，他们立即逃窜，全村幸免于难。笔者不久重返
  安丘东乡，托分会专员周文庭联系铁路人员，准备去阜。
  兹将准备离鲁去阜各单位及部队概况分述如下：
  战区总部，党政分会，干训团及党政总队皆在赴阜之列。山东省府有随往可能，惟须自行决定，总座不便指示。五十一、五十七两军撤离原为自救，此乃总座苦心，出于万不得已者。
  各单位中，以总部机构比较完整，党政分会则已支离破碎， 干训团情况亦差强人意。党政总队被总队长自行解散，未随赴阜。
  五十七军，缪澂流下台，军的番号取消，军部直属部队均已分散。一一一师只余孙焕彩残部及陶景奎所带部分师部直属人员。一一二师霍守义部听说未离山东，所属荣子恒旅不但自己投敌，而且拉五十一军一一三师六七四团刘国祯部一同下水。
  一一三师师直属部队因参加城顶山战斗损失甚重，4个团已失其2。一一四师入鲁经苏北宿迁遭敌袭击，该师六八三团团长王鹏举阵亡，入鲁未久师长方叔洪殉国，师直部队损失亦重。六八三团由张本枝继任团长后，驻费县境内，与敌交锋，全团壮烈牺牲，张亦殉国。张部驻费期间，曾两度与八路部队发生磨擦。其后又发生了银厂惨案，中共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镈被俘遇难。此案张为经手人，当负应有的责任。但此案的发动者和指挥者为一一二师旅长荣子恒，他指挥张团及地方部队王洪九部共同造成这个惨案，应负主要责任。东盘事件向缪澂流告密的是他，一向反共的也是他，引诱刘国桢下水的还是他。就六八三团两个团长而论，他们为抗战牺牲，不但为民族增光，而且也为他们蓬莱的抗日传统留下了壮丽的实例（王、张均系总座的同县，张还是总座夫人的侄儿）。
  据牟中珩文（山东省《文史资料》第七辑），“1943年夏，蒋介
  石电令于学忠出鲁，并催令李仙洲迅速入鲁。（其后）蒋又多次电催于出鲁，但他仍不从。不久汉奸张步云亲自带领日寇夜袭总部，官兵伤亡惨重，于臂上受机枪伤7处。蒋以怜惜于身体为名，急电催于率军出鲁，否则军法从事。”于不得已，乃于1943年9月率五十一军及原五十七军一一一师出鲁开赴阜阳，牟亦率省府人员随同出发。
  笔者于1943年9月中旬与张骏禄经济南、徐州、商丘、亳县去阜阳。总部和分就驻在阜阳的水寨。
  同年10月，总座去渝述职，实际是下台。五十一军后来移驻河南商城直至抗战胜利。
  于公在渝，住嘉陵江北柏溪之于家园。抗战胜利后，他只身去南京，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及国大代表。南京解放前，他回到重庆，仍住原处。重庆解放后，他接周总理函邀赴北京，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64年9月22日病逝北京，享年74岁。
  最后笔者认为，于乃抗日爱国将领，抗日而不反共，且以中共部队为友军。然而他为何始终跟着反共的蒋介石走呢？他信得及蒋，还是蒋信得及他?当然都不是。笔者认为他有儒家思想，忠恕之道，不得不走这条路。他在旧军人中是位儒将，从不专横自恣。他对沈鸿烈，对吴化文，甚至对张步云，尽管吃过他们的大亏，都未揭发过他们的罪恶。对蒋介石也是这样。有容德乃大嘛，相见还要礼当先。蒋对他表面上照顾，实际上虚为委蛇，如是而已。
  ※李希章先生，山东省安丘县官庄村人，北京高等师范毕业。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山东省府秘书、五十一军一一三师秘378书、国民党鲁苏战区党政分会上校专员等职，后任教于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离休后居青岛，系民盟成员。
  （沂水县政协供稿李希章撰朱学民整理）
  我所知道的沈鸿烈
  沈鸿烈，别号成章，湖北省天门县人，邑庠生。张之洞督湖北时，被保送去日本学习海军。毕业回国后在奉军张作霖部任职，后被提升为江防司令部参谋长、海军司令。1930年由张学良保荐继胡若愚任青岛特别市市长。
  沈鸿烈退出青岛后的鲁南抗战形势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日寇沿津浦路南犯，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退。是年12月间，沈鸿烈受蒋介石之命率部从青岛撤退，并炸毁青岛之日本纱厂和港口设施。
  沈鸿烈退出青岛时，其海军陆战队和青岛保安队、警察队、清洁队到达莒县、沂水一带暂驻待命。
  1938年2月间，敌板垣第五师团（由崂山湾仰口登陆之敌，曾在平型关战役中被我八路军击败）经过休整补充，由高密、诸城、潍县、益都等地分两路南犯，直指徐州外围临沂城。2月18日，东路从诸城南侵之敌到达莒县将军岭南之招贤镇，即向周围村庄轰击。驻这一带海军陆战队千余人，奋起抵抗，激战两昼夜，杀死杀伤日寇500多人，陆战队伤亡400余人，余部退避莒县城西山岭地区。22日黎明，日寇进攻莒县城。是时，守城北门乃第五战区第二路游击司令刘震东部，城内还有庞炳勋部以及国民党莒县县长许树声大队部。守城将士英勇奋战，誓与城池共存亡，战斗异常激烈。日寇屡攻北门不下，乃以重兵攻占莒城西之
  大湖村，许率部夺南门而逃，日寇从南门攻入城里，莒县城沦陷。
  西路敌寇从益都南侵至临胸县之小关一带，即遭受青岛保安队迎头痛击。该队枪械低劣，战斗力差，阻击一天，退至李户庄、穆陵关一带高地，凭险御敌。敌以排炮、坦克、飞机轰击，大队长陈宝骥亲临指挥，中弹阵亡。敌寇占领穆陵关后即长驱南下，攻占沂水城。沂水县长孙桐峰早已率部撤往界湖，沂水城沦陷。
  1938年5月，徐州第五战区撤守后，六十九军石友三部进驻沂蒙山区，军部设在新泰、龙亭、土门、龙须庄一带，遂又扩编为第十军团，石任军团长，政治部主任张友渔，其中工作人员多系中共党员及自愿加入的进步男女青年。
  这时抗日形势蓬勃发展，首先成立了抗敌协会（由该地区内知名人士组成），各县成立了动员委员会、抗日学校，举办教员训练班、青年训练班，抗日组织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在沂水岸堤，八路军成立了抗日军政干校。在统一战线号召下，各地知识青年争相奔赴，踊跃参加，共产党的种子传播了整个鲁中南。
  但是，山东兰衣社头子秦启荣坚持与人民为敌，以地主、流氓、土匪为骨干组织了五纵队，并组织三青团，招兵买马，反共反人民，破坏抗战，构成了一股危及鲁中南军民抗战的反动势力。
  省政府驻扎沂水东里店
  沈鸿烈未到达东里店之前，东里店北山坡上已盖起了一片房子，作为省府各厅处及国民党省党部办公处，东里店街里仅有一个山东公报社，在东门里小学对过。其次是各单位驻省府办事处等。
  沈到东里店第一件事是实行国难薪，即每人每月发15元法币。除部队吃给养外，所有公教人员一律用现金购买食物。这样
  实行的结果，造成抗战阵亡人员之抚恤金，亦按15元法币薪金计算发给，真使人哭笑不得。
  当时的山东省统战工作由八路军驻省府办事处郭子化负责。还有些进步人士如李澄之、张传薪（维中）、梁中航、耿光波等。各县动委会次第成立，学校教育有四、八联中、日照中学等，还有一个政治学院以及各县的抗日小学，都招收了不少的学生。
  此时省府各厅处都已成立。基本上还是沈在鲁西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时民、财、建、教4厅的原班人马。秘书长张绍荣辞职后雷法章（原青岛市教育局长）接任。建设厅长张鸿烈辞职后，由秦启荣（邹县人，三青团头子〉接任，其余民政厅长李树椿兼鲁西行署主任，李对蒋介石枪毙韩复榘极为不满，他曾说“自'九·一八’后不战而退的太多了”。财政厅长王向荣（据闻是蒋介石指定的）、教育厅长何思源（菏泽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皆原职未动。
  原来沈鸿烈在曹县就任山东省主席时，就拟将全省划分为4个行辕，后改行署。鲁北行署主任何思源兼任;鲁东行署主任卢斌（湖北人，原中共党员，被捕后投降二陈，成为CC健将，后被胡鼎三杀死），卢死后，由李光良（江苏人，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委员）继任；鲁西行署李树椿，李辞职后，又由山东省政府委员孙良诚兼任;鲁南行署主任原定张传薪（新泰人，北师大地理系毕业，曾任山东省党部委员），然张坚辞不就。有一次笔者与他在沂河上游王家石沟河边谈话，问他为何不干，他说：“沈鸿烈任人唯亲，不要人才要奴才。我既不是人才，也不愿当奴才，合不来。”又说：“沈鸿烈听不得进步人士的意见，为了抗战，我们还是争取他。”后张传薪在日寇轰炸东里店时被炸死。鲁南行署未及成立， 沈即到达沂蒙山区。
  沈鸿烈所能指挥的武力
  沈鸿烈能指挥的武力有三个方面，一是残缺不全的海军陆战队。该队最初由张赫然（汉侯）代理司令。莒县将军岭战役和沂水穆陵关战役后，沈鸿烈将保安、警察、清洁队各残部合并成海军陆战队，改由杨焕彩（佩章，沂水上坪人，保定军校毕业，历任奉军营团长等职，在东北时即与沈相识）担任，驻安丘泥沟一带。二是教导团，沈在鲁西时成立的。团长是沈的本家沈尹，人数足额，枪械较差。三是新四师师长吴化文部（副师长于怀安），该部是由韩复榘手枪旅扩编的，武器装备精良，官兵是韩从他的老三路军中选拔精锐3000多青壮年组成的。韩复榘被枪毙后，有一团人被蒋介石缴械。沈在曹县时将其改编为新四师，经过补充，有4个团的兵力，战斗力较强。当时敌人传言“能打五十一军一团，不打新四师一连”，这个师的专责是保卫山东省政府。
  沈、于矛盾及日寇轰炸东里店
  1939年1月，国民党中央成立鲁苏战区，委任于学忠为战区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为副总司令。于学忠于1939年春率五十一、五十七两军到达鲁南、苏北。五十一军一一三、一一四两师驻沂蒙山区，五十七军一一一师驻苏鲁边区海州、赣榆及莒县南部一带，一一二师驻费县一带。战区总司令部设在沂水、安丘、莒县3县交界地区；韩德勤的江苏省政府在苏北淮阴沿运河一带活动；沈鸿烈的山东省政府在益临路西之东里店、鲁村、悦庄（今沂源县）、吕匣店子（今临朐县）一带。
  沈既为副总司令，就必须与于商谈军政大计。有一天，他带
  着保安处长宁春霖、新四师长吴化文等拜会于学忠，接着开了一个军事会议。传说会议开的不妙。尽管也开大会欢迎过于学忠，据说从那时起，就是二人矛盾的开端。但沈曾向人表示，他和于在东北是多年老友，从没什么隔膜，但骨子里满不是那么一回事。
  据秦启荣部下透露，那次会议除了礼节上寒暄外，主要讨论了省府、新四师、海军陆战队、教导团等给养防地问题。新四师是国民党中央指定保卫山东省政府的，防地与省府应靠近些。可是于学忠指挥权抓得很紧，他可能为整个战区着想，就把沈的原定计划打乱，把吴调到第一线，即益临公路之蒋峪以西，离省府驻地东里店60多公里，距离过远，难以实施保护任务。此地是益都之日寇进入沂蒙山区的咽喉要道，东可直达安丘、昌乐等地，西可控制淄博，为当时战略上必争之地。这样部署，如果日寇由益都进攻沂蒙山区，首先挨打的是吴化文部，打起来后，于学忠再计划退却尚不为晚。沈对此很不高兴，但不能坚持己见，只好接受下来。
  果然，1939年5月，吴化文部一个团在蒋峪与日寇交战，吴部伤亡很大。幸有海军陆战队增援，日寇才退回临胸县城。这就是所说的蒋峪战役。
  再就是党政军费用方面。一开始，由国民党中央空投法币，先投到鲁苏战区司令部，然后由于总司令分配给沈所属单位。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于可以先分配给自己单位，然后再给别人。后来由于日寇加强防空，空投困难，改投安徽阜阳，由沈派新四师一个营直接去阜阳领取，不再受于制约。给养防地也是如此， 比较富裕地区是于的，贫瘠地区是沈的。
  沈的个性从来是指挥别人的，要别人听他的，他的意见行不
  通，哪能受得了，所以矛盾也就日益加深。
  1939年6月初，日寇出动飞机轰炸了东里店，山东公报社、小学及居民房舍大部炸毁，若不是省政府各单位、省党部、干校设在北山，必然被轰炸净尽。这次益都、博山、莱芜、沂水、莒县的日寇及由日照登陆之敌也参加大“扫荡”，上有飞机，下有炮兵、步兵、骑兵，四面八方向东里店袭击，企图一举消灭山东省政府及沂蒙山区各抗日组织。
  当时为保存实力，省府人员多数冲出了包围圈。沈鸿烈由一个教导团保护，展转游击，后被冲散。吴化文速调一个营支援，也被打垮。据后来沈的卫侍张守义说：“我背着电台始终跟着沈主席，在紧急时刻，沈主席要自杀，被我把枪夺下来。最后我也被冲散。后来沈主席在悦庄东部的广合峪南山，遇见一个放羊的，把他化装藏了起来，才得以幸免。”
  在“扫荡”中，财政厅因有保护金库的一个排的兵力保卫，单独行动，目标小，没受损失。
  这次“扫荡”，山东省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电讯中断，月余不通。蒋介石电示鲁南及鲁北部队查寻沈鸿烈生死存亡情况，电令很严肃，说如果再找不到，则取消部队番号云云。到了7月下旬，才知道沈在茶峪（沂源县东南部）收容被冲散的人员，还有雷法章在鲁村等消息。
  这次日寇“扫荡”，沈鸿烈以身幸免，从此对吴化文也不是绝对相信了，只有他的教导团还信得过。
  省政府转移鲁村唐家沙沟
  东里店被炸后，日寇设置了据点，继续屠杀人民，控制山区， 附近村民受害最甚。少数鬼子出动，所有部队闻风就跑，真所谓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
  沈鸿烈在茶峪住了一个时期，即搬到临朐八区东廖子村，继 续收容逃散人员。农历十一月间，又迁到蒙阴八区鲁村附近之唐 家沙沟（他本人住上头村）。沈接受东里店被炸的教训，将教导团 全部调到鲁村和唐家沙沟，将吴化文部放在外线小张村、汇泉寺 一带，海军陆战队已转移到安丘西南乡泥沟，补充休整。
  这个时期日寇没有出动，山东省政府总算安置下了，各厅处 人员也陆续回来了。有的厅长不在，由秘书主任代拆代行。
  那时，沈鸿烈已经信不过吴化文了。但又考虑到吴化文被于 学忠拉过去，自己更形孤立，于是在表面上做出对吴更关怀更密 切的样子。例如，他从重庆回山东带来的茅台酒、大曲酒，以及空 投的四川银耳、火腿等，沈都舍不得吃，常说“留给吴师长用”。这 些小恩小惠，吴心里明白，沈更明白。有几次于学忠为了战略部 署，调吴部另行分配任务，经沈、吴商酌后，大都婉言谢绝，不听 调令。这样于和沈吴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甚至所属部下催收给 养也发生打斗，于、吴两部士兵并有火并行为，以致造成极不愉 快的局面。
  在唐家沙沟这个阶段，沈为了巩固基层组织，在王家石沟办 了一个干训班，期限3个月，学员多是各县政府保送的，结业后 回原单位工作。教员由科长以上人员担任。这次办干训班，主要 是推行新县制，即强化保甲制，巩固农村地主政权，反对八路军 民选县政的实施，其实质是维护其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统治。
  任人唯亲
  沈鸿烈最讲老关系，他用人的标准是“海军、青岛、湖北佬”。 例如秘书长雷法章（湖北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兼鲁西行署负
  386责人廖安帮（青岛保安大队长）、副官长朱子明（葫芦岛海军学校 毕业，海军陆战队队长）、保安处长宁春霖（东北讲武堂毕业）、政 治部主任邓月舫（湖北人）、经理处长王晴初（他的老朋友于儒曾 之子）、警察大队长兼省府军事科长萧鸿顺（日本警察学校毕业， 青岛警察局局长）、电务室总负责人沈士祥（沈的侄孙）、电务主 任谢云祥（沈的外甥孙）、军法处长刘仁舟（湖北人）。甚至青岛的 大中学生，凡找到他的，总看作是自己的亲人，根据学历能力安 排工作。有些中学生到重庆求学的，他大都资助路费，并电嘱重 庆办事处主任姚道洪妥为关照。
  由于沈任人唯亲，不用人才，很多进步人士徘徊不前，多另 谋出路，所以他很受屑小包围，为公为私吃亏不小。有的人无恶 不作，特别是他那几个老亲旧友，到处敲诈，吸鸦片抢女人，成事 不足，败事有余。但他不肯与他们一刀两断，还安排他们当高级 顾问，养着他们。
  改编部队
  沈鸿烈首先把多年为祸诸城、高密、安丘3县的惯匪张步云 部改编为山东保安第二师，任张为师长。张自称是“辣行世家” （诸城、高密、安丘3县土匪窝在潍河两岸辣条行里），先投韩复 榘，韩委为第二特务队长。他经常出发各县，调查情况，回报韩复 榘深受韩的信任。张曾骄傲地说：“官不大，可以直通主席”。韩 离开山东后，他又和日本浪人勾搭，得到不少枪支接济。这次经 沈改编为保二师后，有4个团的兵力，武器多是日本大盖子枪和 歪把子轻机枪，还有掷弹筒、小钢炮等，子弹也很充足。经费由山 东省政府补助一部分，其余自筹。这样就给他开了绿灯，名正言 顺地、变本加厉地敲诈勒索人民，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因此他对
  387沈很感激，他曾对人说“韩主席是俺亲爷，沈主席是俺亲大爷”。 他不仅杀害共产党员、八路军干部和进步人士，而且对于学忠也 不买账，甚至他的防区，既不准鲁苏战区的人员通过，也不准收 给养等。他还把五十一军军长周毓英的安丘伏流老家抢劫一空， 周的亲属也受到牵连。他与于学忠委任的游击队曹克明、李永平 部不时冲突。曹、李两部均有鬼子作后台，他也暗中和鬼子搞关 系。所以他说“老子也有两面旗，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歧， 小子们等着瞧吧!”
  张步云自己承认有7个老婆，除大老婆外，都是用势力强迫 就范或抢劫来的，诸城中学有个姓邵的女生，被他强迫弄来作了 他的三姨太，其他不挂名的女人，连他自己也数不清。
  一次，沈鸿烈派视察员秦德澄调查赈灾情况，路过张的防 区。秦在拜访张时，适值他的部下找他盖章，张步云拿出一枚铜 手章说：“这个小铜印不大，在北京刻的，老百姓不知死了多少， 卖了多少地，坏了多少人家。唉！我以后要得到善终，是真无天 理了。”这确是说了实话，可见他是甘心杀害老百姓，与人民为敌 的。
  他的部下，团以上军官都是当年的结拜兄弟，都能听他指 挥。
  沈改编了张步云部，于学忠极为不满。沈离开山东后，张就 投降了鬼子。在青岛金口三路设立了办事处，以李子风为处长， 公开与鬼子勾搭，并和吴化文联合起来与于学忠为敌。益临公路 以西有吴化文的伪三方面军，东有张步云部，勾结日寇，东西夹 击，使于两面受敌。沈安的这个棋子足够毒辣的了。直到1945年 鬼子投降后，张步云以汉奸祸国殃民罪被捕归案，押在青岛市常 州路监狱，不久即枪毙了。
  388沈还改编了姜黎川部。姜黎川，原名姜汉铮，胶县人，抗战前 是青岛市新闻记者。据说他是共产党员，1937年旧历11月初， 他和刘震东同车前往徐州第五战区晋见李宗仁。李委他为青岛 地区游击司令。姜回到青岛后，即招收了许多知识分子，组织游 击队，如隋永谞（山大中文系学生）、姜澄川、徐明山、褚华林、牛 涤裕等小学教员都是其成员。姜部隋永谞团曾参加过即墨三都 河抗日战役。沈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姜部被改编为保安旅，姜 任旅长，防地仍是即墨、胶县，姜本人住海阳西部。鲁东行署主任 卢斌被胡鼎三杀死后，鲁东形势一片混乱，沈委的保安旅团渐渐 也有了两面旗子，最后直接投降了鬼子，如安庆庚、苗占魁、王兴 仁、秦玉曾等。姜黎川在海阳兼海阳县长，他没有和鬼子勾搭。后 来有人向沈鸿烈告他通八路五支队，在他的队伍里还有5个八 路军工作员等，告的很真切，但沈不信。沈曾向人说“姜黎川不会 脱离山东政府”，果然姜到吕匣店子会见沈，所有谣传随之冰释。
  日本投降后，姜任国民党青岛市参议会副议长，后去美国， 现居旧金山。
  沈鸿烈还改编了许树声部。许系博兴人，北京高等警官学校 毕业。韩复榘主鲁时，曾任长山八岛警察局长、郓城县长，后任莒 县县长。抗战初期，他除拥有保安旅外，还扩充了两个团，同时县 大队以下还有10个区队，由区长率领，每区二三百人。
  抗战初期，许还比较开明些，能采纳进步人士的意见，也打 过鬼子。可是自从被改编后，变得极为顽固反动，他曾支持莒县 东北乡桑园、石场一带的恶霸地方组织万仙会，屠杀活埋八路军 一支队的工作人员及军属，可谓罪行累累。
  在韩复榘主鲁时，许树声和吴化文就有一层老关系，后来许 的保一旅又受吴指挥，因此吴便成了许的靠山。
  389那时张里元不听沈鸿烈嚷嚷，投靠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 沈就撤他的第三区专员，这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许对专员这个 官，早就垂涎三尺。他曾公开说“现在当专员够格的只有我和梁 麻子哥（梁钟亭），但麻子的资历不如我。”他认为撤了张里元，三 区专员非他莫属，因为他有吴作后台.沈对他亦无非议之处。可 是沈某手里根本没他这张牌。有一次他发了一个电报给沈，沈看 后气得把电报撕得粉碎，大骂许无良心。当时谁也不知为什么。 后来我曾问许：“黑哥，到底为什么把沈惹火的？"他笑着从上衣 口袋里拿出一张破碎底稿给我看，上边写的我还记得，大意说 “我主席年逾花甲，艰苦抗战，松柏高节，为后辈钤
  式。惟任人唯 亲，草根狐兔，我公遴选，治国不足，祸民有余，不意军阀之政治 重见今日也。”这是许自己起的电稿，秘密发出的，这无怪沈面红 耳赤，两手发抖，破口大骂。我说：“黑子哥，你这一炮把专员轰跑 了。”他说：“我早就知道专员没我的份，索性放了这一炮。”沈虽 怀恨他，但也奈何不得。三区专员马上改委郑小隐，并兼蒙阴县 长。这样把张里元弄得哭笑不得，因为郑是他的军法官。沈离鲁 后，山东主席换了牟中珩，许树声与吴化文投降了日寇。解放战 争初期，许被俘解到莒南县，经人民公审枪决。
  沈在山东改编的地方武力，还有曾任山东武术馆馆长窦来 庚的十七旅，章丘的翟毓蔚、王连仲，寿光的张景月，益都的康德 吾等。他们一面是山东保安部队旗子，一面是日伪旗子，配合日 伪“扫荡”，消灭抗日力量，残酷地屠杀共产党干部，连抗属军属 亲友也难幸免。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山东省府再遭袭击
  1941年1月的一天（腊月二十三），得到情报，日寇分4路
  390袭击山东省政府驻地唐家沙沟。东里店被炸后，人们成了惊弓之 鸟，沈鸿烈带着保安处一部分人和卫队，以及教导团两个营向西 北鲁山方向转移。雷法章由吴化文派一个连和教导团第三营保 护向东南沂水方向转移。翌日拂晓到达四面环山的胡家庄。听 说这里原驻着五十一军一部分，早就转移了。村里老百姓也走 了。只看见几个人出入，可能是保长及办公人员。此地距东里店 鬼子据点50多里，驻军走了，百姓跑了，可见这里是不安全的。 可是雷却偏信侦察员宋某“45里没敌踪”的情报，又加人困马 乏，一住下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突然听见山上枪响，大家慌乱 起来。此时吴化文那个连已接上火，机枪声响个不停。人们只顾 逃命，衣服等物都扔了，有的摔下山来，有的沿山沟潜逃。受伤的 躺在地上喊爹叫娘，无人管问。幸而吴部这个连和教导团三营顶 住了敌人，大家得以跑出了包围圈，回到唐家沙沟。这一仗，吴部 这个连损失很大，连长受了伤。沈鸿烈还好，没遇着敌人，平安转 回。人们都骂情报不实，吃了大亏。
  原来这些情报员们整天吃喝嫖赌，无所事事。无论新四师或 省府保安处的，都是互换情报。所谓的情报，都是从农民、小商贩 那里探听来的，然后添枝加叶，胡乱捏造，各自呈报上级了事。例 如省府保安处有个叫刘梦先的侦察员，一次给沈的情报说：“据 莱芜卖姜人言，天皇有到泰山一说。”沈批示''胡说"。有一次他写 了一个申请说“我受主席知遇之恩，拟改姓沈”等语，沈在批示中 说“姓刘就好，何必姓沈”，真是无耻之极。
  这次日寇袭击，财政厅金库因有吴化文拨的一个排护从，亦 未受损失。
  后来沈鸿烈又转移到临胸八区，省府驻吕匣店子，保安处驻 棘子山，省党部驻青崖，三青团驻福泉。此时成立了粮管处（张戟
  391门为处长）、田管理处（孟实甫为处长）。国民党中央又派了个叫 陈秉炎的为会计主任，成立了会计室，表明会计独立。沈要批钱， 须经会计室附署签字，金库才能发钱。其实只不过是装璜门面而 已。
  兼任省党部主任委员
  国民党中央规定，各省市党部主任委员必须由中央委员兼 任。沈是经蒋介石提名作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这次发表他兼省 党部主委，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但他对国民党这套组织程序还是 外行，因此他怕人家看不起他，就说：“人们都以为我是老军人， 老官僚，其实我在东京时就已参加了同盟会。”这不过姑妄言之， 姑妄听之而已。他与书记长李文斋早就不睦。李曾向人表示“我 李二哥不吃他这一套，不侍候他。”李系曹县人，原来就有老本 钱，蒋冯混战时，有一次冯部郑大章骑兵旅企图袭击蒋介石住处 柳河车站，被李侦知，迅速报告了蒋，受到蒋的嘉勉。李又是二陈 CC团的骨干，从来以老资格自居。可李的意见总得不到沈的同 意，因此矛盾日渐加深。记得沈曾说，“有些人自恃聪明，把别人 看成呆子，这种人正是'夏虫不可语冰'，'夜郎自大'，人尽小 焉。”这无疑是指李文斋。所以李干脆不干了，后以牟希斋代之。 牟很会应付，凡事请示，深得沈的信任。
  山东省政府安在唐家沙沟后，国民党中央先后派了中统、军 统特工人员来。最初来的周先龙（周麻子），周很会玩，甚得沈宠， 还让其在训练班上特务课。后来不知为何不欢而散。据说周手 段老辣，一方面得到沈的信任，一方面向中央告他，被沈知道了， 才悄悄走的。以后又有王崇五（日照人，共产党员后叛变）、贺叙 明（原名贺亢，日照人，留学苏联，共产党员被捕后叛变，任鲁苏
  392战区党务处长）。后来山东省党部建立了调查统计室，主任于仲 昆（原名于宝仑，莱阳人）。这些特工人员，沈表面上对他们恭敬， 需要钱花即供给，但骨子里恨得要命，也可以说是敬鬼神而远 之。沈曾说：“我对他们很尊重，最初以诚相待，谁知他们暗地里 向我捅刀子.真是人心叵测。”事实也是如此，他的重庆办事处主 任姚道洪，是个手段高超的外交人物，据说这人和蒋的侍从室很 有关系，所以谁告沈大多是知道的。
  1940年秋，从重庆由陈锡庐领来了 5个男女青年到吕匣店 子山东省政府。据说他们都是贵州人，青一色的共产党叛变分 子。沈特别优待他们。原来陈也是共产党叛变分子，他和卢斌都 是CC团成员，牟希斋在贵州国民党省党部时曾与其一起共事， 这次是牟特别邀请来的。牟在沈面前极力吹捧陈的工作能力及 如何受到中央嘉勉等。因此沈将动委会的工作交由陈负责。这 些人有的被分配到干训班讲课，有的作新县制工作，有的作妇女 工作，均为沈所信赖。但也有些人看不起他们，特别三青团人物 直接叫他们是“黔驴”，这自然是三青团与CC团之间的矛盾表 现。不久他们都返回重庆去了。
  继续举办干训班
  沈鸿烈在吕匣店子又办起了干训班，训练下级干部。学员是 从各地调来的，党团民财建教，普训一月，专训两月。教学课程就 是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党（国民党）、一个政府（国民政 府）、一个领袖（蒋介石），也就是独裁统治。为达此目的，即大力 推行新县制，实行维护地主老财、城乡政权的政策，反对民主政 治。在学校教育上反对宋人理学家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学 说，而主张与日伪合作办教育，不用抗日教材而用日伪教材，特
  393别在沦陷区可以办学，向伪教育机构备案，这就表明他们提倡的 是所谓曲线救国，蒋日伪合流的亡国教育。
  山东省政府在沂蒙山区，从东里店开始共办了 5期训练班， 其中两期是军事干部训练班，一期是县长训练班。
  反共及省府人员集体加入国民党
  沈鸿烈终于走上了反共反八路军与人民为敌的道路。1940 年秋，他亲自率领一部分海军陆战队和教导团，并由他的海军老 部下张赫炎作指挥，向鲁村以西八路军解放区进攻。战斗打响 后，不到两个小时，就被八路军包围了。不知为什么，八路军又自 动地撤走了，他们也悄悄地回来了。
  国民党自宣布限制异党活动条例后，即宣布省府人员集体 加入国民党，是强迫性的，不加入者被认为思想有问题，介绍人 是沈鸿烈、雷法章，或各厅处首脑人物。省党部特工人员还秘密 检查各厅处的入党人数是否符合原有人数。这样就引起了一些 人的反感，骂他们是“吃党饭的党痞党氓"。秘书处第二科长姜可 训首先反对，不填入党表格，并大骂牟希斋狗仗人势，受到沈的 训斥，还是不填，后由别人代填的。那次集体入党，闹了很多笑 话。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末日
  沈鸿烈在沂蒙山区始终没有离开八区（即沂水八区、蒙阴八 区、临朐八区）。过去这三个八区在沂蒙山区算是比较富裕的地 方。著名的有三洼，即悦庄洼、南麻洼、鲁村洼。其次临朐八区， 虽多山岭地，但人们常说“临胸县，桑一半”，自古以养蚕为副，蚕 丝畅销全国，经济还算可以。
  394但是山东省政府及其部队开进后，完全由这点狭小地区供 给养，再加游击部队、杂牌军额外勒索，日伪“扫荡”，人民群众初 则吃糠咽菜，继则吃草根树皮，最后则只有逃荒要饭了。即使国 民党空投些法币，需用庞大，仍无法维持。我曾见沈在他的办公 桌上写了几个字是“点金乏术，空言抗战，奈何！奈何! ”
  后来在财政厅长王向荣建议下，申请国民党中央以过去山 东民生银行剩余少数基金和山东田赋作抵押，要求批准自印民 生银行5角券，以解决财政困难。据说以重庆办事处姚道洪代表 山东省政府与财政部再三磋商，始得批准（发行数目不详）。当时 的印票机是通过汉奸渠道由济南运到东都煤矿，再由汉奸陈三 坎（自良）部转运到的，安在选择好的沂山前金钟峪村（属沂水 县）。很幸运，鬼子多次“扫荡”，终未发现。5角券印成后，皆大欢 喜。而沈鸿烈却沉痛地说：“饮鸩止渴，挖肉补疮”。这时公职人 员由过去15元国难薪改发30元法币，物价暴涨。保安处人员改 吃给养补助，省府各厅处人员仍然不吃给养补助，就吃这30元， 经济压力很大。
  5角券出笼后，仅能行使在省府范围内，方园不足百里。于 学忠部队防区内使用得不顺当，直至拒绝使用。吴化文叛变投敌 后，把印票机抢了去，继续印刷，强迫人民使用，最后成了废纸。
  后来沈辞职，于学忠部撤出山东，这个地区遭受秦启荣部蹂躏，后又受吴化文部抓兵、搜粮、压榨。特别临胸八区，所有能劳 动的人都携带家眷逃往外地，剩下的老弱病残，全无生产能力， 只等饿死。从磨砚池直到寺头路上，蒿草丛生，见不到行人，沿途 路倒死尸无人掩埋。这就是吴化文造成的无人区的悲惨境况。
  山东省政府到了民穷财尽、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地步，而 沈于矛盾却有增无减。1941年夏，于去干训团上课遇刺。据说是
  395省党部委员李子虔指示五十七军被撤职的营长韩某干的，又说 系沈所指示。这很可能是促成沈回重庆的原因之一。是年秋，沈 决意去重庆。原计划由吴化文派一个团的兵力护送，据说吴不同 意，只答应派一个营送到阜阳。沈一跺脚，当面辞退了，改由沈尹 的教导团护送。沈由永城过陇海路时受到敌伪袭击，损失很大。 他的电务总负责人沈士祥和一个姓赵的被打死了，他算是回到 了重庆。不久国民党中央发表他为农林部部长。
  据说沈在重庆对于学忠到处赞扬，说于艰苦抗战，忠贞不 阿。特别对山东籍人，说得更为恳切。甚至说于籍贯山东蓬莱， 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清末老毅军将领宋庆以及吴佩孚均系蓬 莱名将，于总是继承这个遗风的。真是使听者为之肉麻。可是于 学忠在重庆的发言人却揭露了谋害于学忠是沈派人干的，并骂 沈是汉奸。还说沈曾讲过，如果鬼子来了，在地上用石灰划个白 圈圈，当中布上一面日本太阳旗，鬼子飞机就不轰炸了等等。还 有人说，沈如此“谦逊”，不外表示他有“涵养”，其“谦”愈甚，怀恨 愈深，此乃封建官僚一种手段而已。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 衷一是。
  1941年秋，沈离鲁，山东省政府主席由雷法章代理，后由牟 中珩接任。
  沈鸿烈的后台
  从根上说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为什么蒋还那么重用他，俨 然是口袋里人物?谁都知道，他的支持者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 正如沈自己所说“张大帅、张少帅是我的第二知遇之恩”。可是自 从双十二事件后，张学良被扣留，他应该跟着倒霉，然而却禄位 高升，由海军司令、青岛市长、山东省政府主席、农林部长、铨叙
  396部长、中央总动员委员会秘书长，最后成了蒋介石老家浙江省主 席。这就足见这位封建官僚手段之高。有人说他是政学系重要 人物之一。这个条件固然很重要，但决不是这一点就能达到官运 亨通。后来由他的副官长朱子明透露，他的主要后台是蒋介石的 智囊人物机要秘书陈布雷。所以，尽管国民党省党部李文斋以及 中统、军统的人物，还有于学忠等怎样告他，都起不了什么大作 用。
  （沂水县政协供稿 张希周撰 朱学民整理）
  397圈里、唐王山和城顶山 抗日作战亲历记
  1941年冬至1943年夏，日寇对我鲁中南地区发动了多次 大“扫荡”，其中出动2万人到10万人的有3次。笔者亲身参与 了这3次抗日战役。1986年，受中央军科院之托，重访抗日战场 绪泉村作调查，往事历历，回忆如下：
  反“铁壁合围”的圈里大战
  圈里是沂水县东北部的一个集镇。战区总部和一一三师师 部及其所属部队，驻在圈里附近各个村庄，总司令部驻许家庄， 一一三师师部驻七箭。当时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在我军方面， 一一三师防区内，总部直辖的保卫部队有一个特务团（新由特务 营扩编为团，人枪尚未补齐，官兵只有800余人）。另有一个负责 保护总司令的卫士排，全排60余人，武器都是最先进的自动步 枪，是东北军统帅张学良从法国购置的。据说在徐州会战中，这 部分武器发挥了威力，打开一条血路，保护于学忠突出重围而脱 险。一一三师司令部直属部队有通讯兵营、工兵营、辎重兵营、特 务连、骑兵连、高射机枪连，共有1500余人。驻此防区的主力部 队有三三七旅六七四团，三三九旅六七七、六七八团，总兵力约 7000余人（当时三三七旅六七三团常驻沂青公路以西五十一军 军部防区），其中六七四团和通讯兵营常驻安丘县。另外，莒县有 张里元的挺进第一纵队，安丘有厉文礼的挺进第二纵队，沂水有 王晋藩的茹素团，安丘泥沟子一带有杨焕彩的青岛海军陆战队
  398（500余人）。这些部队总共有8000余人，人数虽然不少，但战斗 力不强。
  敌人方面，在胶济线、津浦线和陇海线，以及台潍公路等，分 别驻有十七、二十、二十一、三十二4个师团和五、六、十3个独 立混成旅团，共约10万余人。敌人凭借交通便利的条件，随时可 以迅速集中，并有空军优势。由于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空 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日寇为了建立太平洋战 争的后方基地，加紧进攻我敌后战区的抗日部队，特别对我鲁中 南地区采用“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拉网合围”等残酷手段， 轮番进行大“扫荡”，并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 光”政策，企图稳定它的“后方”。1942年1月底，日军在华北派 遣军司令官畑俊六指挥下，由上述4个师团和3个混成旅团纠 集日寇5万余人，以及调集伪治安军5万多人，共有10万余人， 并配有飞机，对我防区发动了“铁壁合围”大“扫荡”。
  2月7日（农历腊月廿二）敌人大举进犯，规模之大，来势之 猛，据老战士说仅次于台儿庄大战。因我军早得情报，知敌志在 必夺，已做空室清野、整装待发的转移准备。不意敌先头部队，路 经安丘“挺进二纵”防区时，游击队不战而逃，敌人从安丘南逮、 贾孟一带长驱南进。穿过青石胡同后，我一一三师所属部队虽然 阻击，但没能抵挡住。以致当日下午3点左右，敌人先头部队 3000余人即进犯到天晴旺东山。当时干训团教育长温念忠严令 警卫连迎击敌人，并限坚守两小时始能退却，借以掩护非战斗人 员转移。该连有战士 150余人，配有轻重机枪10余挺，迫击炮2 门，枪炮齐发，打得非常激烈。但由于敌众我寡，该连第一排陷入 敌阵重围，生还者仅有3人。为了掩护非战斗人员转移，我军官 兵宁死不退，实在壮烈可钦！当时有28架飞机飞临天晴旺上空，
  399每4架一批，轮番扫射轰炸，炸得尘土、石块纷飞。敌人以天晴旺 为集中攻击目标，因干训团新建了一大片房屋，有似于一个小市 镇，敌人误认为是总司令部驻地，故炮火最猛。由于大批敌先头 部队被牵制在天晴旺，因而驻许家庄等村的战区总部及党政分 会、政治部等机关，得以安全转移。
  在敌我交战之前，下了一场中雪.尚未化尽。战区总部各机 关离开战场时，天色已黑，稍事休整，便开始了雪地夜行军。行军 大队共有3000余人，编为3个大队（干训团为第三大队），由王 静轩参谋长任行军总指挥，有百余匹马的骑兵队在前搜索前进， 持务团殿后。在行军中，回头瞭望天晴旺和圈里一带，火光耀天， 是敌人正在放火烧村。敌人的信号弹、照明弹也时在空中闪烁。 大家快步疾走，鸦雀无声，如同衔枚，估计走了 10余公里，第三 大队到一山村开饭宿营。次日，因敌机侦察扫射，不利行军，便隐 蔽休息。敌机有时散发铅印传单，称于学忠、牟中珩、周光烈各将 军“要改邪归正，弃暗投明但从敌人的传单看出，敌寇认为一 一三师师长仍是周光烈，殊不知台儿庄大战后，周光烈早已回大 后方治病去了，遗缺由周毓英升任，可见敌人情报失灵。当日傍 晚，又开始了长途夜行军，饥餐冷馍渴饮冰雪，约行40余公里， 到莒北源河村北时，总指挥部传令停止前进，说有敌人混进我行 军队伍，每逢岔路时，敌人将我军走的路线口撒上黄米，以便天 明让追赶的日军部队好识别路线。果然查出两个汉奸，穿同样军 装，冒充我军战士，每人背着一挎包黄米，经审问无误就地枪毙 了。大家都拍手称快，汉奸认贼作父•罪有应得。我因在停止前 进时，在雪地上打了一个盹，冻得感冒了，行走很慢，落在队伍后 头，当登上源河北山时，天已放亮，适遇殿后部队的特务团三连 连长，正在部署阻击敌人，他要我快往山前跑，因追赶的敌人已
  400离山后不远了。当我赶至源河村时，北山上我军已与敌军接火， 枪声炮声响成一片，并有敌机两架低空扫射，被我军打落一架 （机骸以后被敌人运走）。这场阻击战打得非常激烈，据说敌我双 方都伤亡百余人。这场阻击战，在源河北山坚守了两小时，使我 行军大队得以顺利地穿过台潍公路，到达一一一师防区。
  日军从沂青公路上排成6路纵队赶到圈里一带后，结果扑 了个空，懊丧之极，便拿当地老百姓出气，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烧毁了 30多个村庄。敌人蹂躏半月多后，除留下竹林部队（也叫 大炮联队）在沂青公路上的马站、圈里两村建立据点外，其余都 陆续撤走了。那时一一三师师部及其直属部队已转移到沂青公 路以西，只留下所属六七四团在圈里一带与竹林部队转山头打 游击。因敌炮兵运转不灵，我军便利用地形随时伏击和袭击敌 人，使竹林部队屡战屡败。这股凶恶残暴的敌人，到处杀人放火， 仅涝坡一村就有10多个老农民被用刺刀捅死，老乡们谈起来都 咬牙切齿，恨之入骨。我六七四团与其游击3个多月，消灭敌人 200余。不久竹林部队撤走。这是1942年6月，我调一一三师司 令部工作，到天晴旺去看望老房东时听说的。天晴旺全村已烧成 一片废墟，原来高大的中山堂仅剩下屋框子，高墙上又出现了 “军民团结，抗战到底! ”的新标语，这是六七四团用石灰水新写 的。敌人所吹嘘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就这样被我粉碎了。
  唐王山一擂鼓山战役
  有关史料，一般称为唐王山战役，实际是以唐王山、虎眉山 和擂鼓山三大山头，绵延20余里为主要战场的战役。这三大山 头位于沂水东北乡与安丘西南乡接壤的边境上，当时一一三师 司令部及其直属部队，以安丘谭家秋峪等一溜5个秋峪及其附
  401近各村为驻防中心。所属三三七旅六七四团、三三九旅六七七、 六七八团分别驻安丘、沂水、莒县边区。圈里大战之后，都在进行 休整、补充和训练。
  先是1942年8月12日，日军组织驻胶济铁路线的独立第 五混成旅团（也叫内田旅团）和独立第六混成旅团，共约15000 余人，连同新投敌的张步云伪军5000余人，企图包围消灭移驻 莒县东三十里坪头村的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当时保卫总部的特 务团，作战兵力只有600余人。幸而早得情报，在于总亲自指挥 下，率部抢在日军包围之前北上，意在靠一一三师保卫。日军大 部队尾追而至。
  19日，一一三师司令部紧急命令各部整装待发，准备战斗。
  20日凌晨，师属各部齐集谭家秋峪，正准备开早饭时，8里之外 的日军远射程大炮射来的几枚炮弹在村里爆炸，敌人以炮击战 开始了拂晓攻击。我师属各部立即集合出发，一气跑了 10余里， 跑到一个大山沟内。师长召开紧急会议，首先报告了战事的紧急 情况，并决定八大处的非战斗人员立即作战地紧急疏散，宣布了 全军的联络口令是“第三大队”，联络信号是“挥动小红旗”。并告 诉了东西南三面来的敌人最多，只有北面和东北方向尚无敌情。 我受命带领两个传令兵和一个炊事兵突围。当北上行至唐王山 脚下，鲁苏战区总部也已到达，适遇于总，我上前打了一个举手 礼，他了解到我们是师部临时紧急疏散的（前在干训团秘书室 时，每周星期一他去作团长的精神讲话，常到秘书室休息，故认 得我），就让我们随同总部登上了唐王山顶。这时正是中午，火毒 的太阳晒得人们直流汗，于总用块湿毛巾盖在头顶上遮荫凉，坐 镇指挥战斗。由总部特务团米如云团长作阵前指挥。除特务团 外，一一三师还调派六七八团负责保卫总部，该团在唐王山、虎
  402眉山及其周围与敌人作战。另有六七四团驻守擂鼓山，以牵制 东、南两面之敌。六七七团负责在外围作战，及时策应和增援。这 三大山头由西而东，排列成三点一线。我军利用熟悉的地形，凭 借险要的山势，利用青纱帐掩护，与强敌激战。下午3点，一一三 师师部及直属部队也登上了唐王山。
  再说日寇方面，在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除 日军两个混成旅团及张步云伪军2万余人，还调来了最凶恶的 竹林部队，配有大炮百余门，并有飞机10余架，飞临战场上空， 不断侦察和扫射。当战斗到白热化时，敌人东、南、西三面的大 炮，齐向唐王山射击，曾有带手表的战友计算过，每一分钟响80 多炮。山上山下，炮火连天，一片硝烟火海。
  在唐王山上的于总司令被密集的炮弹炸伤胳膊，经包扎后 镇静如常，指挥若定。总部阵地虽炮弹密集，但官兵没有乱，只有 2匹战马被炸伤后跑上了山顶，将敌人大炮的射击目标引向了 顶峰。总司令下达命令：决定下午5点撤离唐王山阵地，撤退路 线是东北方向。六七八团的战斗部队一定要继续坚守到下午7 点，以掩护总部和师部撤退。当部队坚守到下午4点时，特务团 米团长用望远镜瞭望，发现西南山口敌人攻入，因联络旗不对， 敌人在摆动小黄旗，距离总部阵地只有1. 5公里远了。他立即命 令特务团一营二连进行阻击。二连长马上集合部队，作阵前动员 说：“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有种的， 跟我冲上去!”不多时，就把进入出口的敌人打了回去。下午5点 整，总部和师部及其直属部队开始从唐王山向东北方向撤离。当 敌人发现并调集各处的大炮，齐向东北的山口密集射击封锁时， 我军撤退的人员已绝大部分冲过去了。战后，六七八团的战士 说，他们坚持到下午6点多时，进攻唐王山的伪军不断地喊：“你
  403们这些不知死的家伙，现在四面已围了三面，只有东北面没有 围，你们还不赶快退吗?”因伪军士兵怕被打死，才这样喊的。但 六七八团为了掩护总部安全转移，仍然坚守到晚7点才撤退。
  我在下山时，因被炮火硝烟熏得头脑发胀，不慎从悬崖上跌 下，当时休克了。及至苏醒后，天色已黑，奔到安丘徐家沟村南 时，截击的敌人正在用机枪扫射，只好跑到沟底一间瓜屋里躲 避，种瓜的老乡听说我是五十一军的，给我两个面瓜充饥，并说 新赶来徐家沟的1000多鬼子，想截击你们五十一军，因为他们 来晚了，五十一军大部队已经过去了。惟恐我天明受伤害，向北 走又有危险，便指明了向东南虎眉山的突围路线，让我趁黑夜赶 快离开。瓜地距徐家沟只有1公里，我趁月色，奔上了虎眉山，这 夜住宿在一块大山石上。第二天清晨，日寇有百余骑兵在周围山 上，边吼叫边打枪，进行搜山。我藏在大石底下，未被发现。下午 敌人马队撤走，我冒险下山东行到了一个大山沟，适遇郭家秋峪 的房东在那里逃难，他们给我两个高粱饼子吃了，并告诉我，昨 天，五十一军守擂鼓山，打得很好！鬼子3次冲锋，都没有冲上 去，被打死打伤200多人，从俺庄抓了很多人去抬担架，一直打 到天黑，五十一军才从擂鼓山撤走。还告诫我附近各村住着很多 鬼子，千万不要进村，要走最好爬山头走。当我单身穿过青石胡 同（是敌人常经过的南北要道）时，看到两边沟内仍有阵亡的10 余个战士遗体尚未抬走。我爬上擂鼓山顶，只见子弹箱、子弹壳 等比比皆是，向附近各村瞭望，真是村村着火，处处冒烟，有的村 头还插着日本的膏药旗。奔到麻湾村，用“第三大队”口令联络， 知是六七八团第三营在此驻防，营长找我了解了西边敌人的情 况，并让老乡招待了我一顿晚饭。次日北行，路过石门、洞西头两 村，见仍有不少逃难的。到达绪泉村时，才算离开了方圆百余里
  404的大战场，便觉安全了。
  到辉渠老家后，有五十一军战友到我家说，大战进行了 5天 5夜，敌人大部队才撤走了。日寇这次“扫荡”，有2万重兵，配有 飞机大炮，实行“铁壁合围”，本想消灭我鲁苏战区及主力一一三 师，可不但企图未得逞，反而被我军消灭了 400余人。此役，我军 伤亡的指战员也有300人。
  在唐王山阵亡的将领有鲁苏战区党政分会少将军务处长兼 总部高参张庆澍（山东东平人，字雨村，保定军校毕业）及党政分 会中校科长商彝。
  此役负伤将领有：
  上将总司令于学忠，胳膊被炸伤。
  战区总部中将参谋长王静轩，膝盖骨下被打穿。
  战区总部中将副官长陈策，外肾（睾丸）被打掉。
  一一三师少将副师长潘国屏，胳膊被打断。
  战后传闻：日军驻张店的旅团司令，在“扫荡”中缴获我军一 挺轻机枪和一门迫击炮（均系五十一军在山区的兵工厂制造）， 便送去上级军部报功请赏，结果“赏”了一个撤职处分。据说日本 军部斥责，如果让其再当司令，在沂蒙山区的中国军队不但能造 枪炮，而且能造飞机了。
  激烈的城顶山战役
  城顶山，位于安丘县西南山区，北距安丘城约40公里，西距 唐王山约25公里。唐王山战役之后，五十一军一一三师以城顶 山为中心布置驻防，师司令部驻山西南的王家沟和彭家沟村，所 属三三九旅六七七团和六七八团.都回本防区安丘、莒县、沂水 3县的边区各村。所属六七四团调往沂青公路以西的五十一军
  405军部防区。战区党政分会、干训团和政治部也都驻在本防区内， 靠一一三师保卫。另有挺进第二纵队司令部及特务团等，驻防于 北边崔巴峪及绪泉村一带。
  1942年冬至1943年春，抗日战争进入极度艰苦困难的时 期，不仅部队的吃饭穿衣成了问题，更严重的是经日寇多方策 动，战区所属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及保安一师师长于怀安，于 1943年1月18日率部3万余人叛变投敌，被汪伪政编为“和平 建国军”第三方面军，吴任司令，从而山东战区形势突趋紧张。
  从1943年2月17日起，日军以山东派遣军第十二军司令 官土桥一次为首，调集青岛、潍县、张店、济南和临沂等地的独立 第五、第六、第七混成旅团一部，连同吴化文伪军共有25000余 人，发动了“拉网包围”大“扫荡"，企图消灭鲁苏战区及其主力一 一三师。20日凌晨（农历正月十六），敌人向城顶山一带大举进 犯，炮声枪声响成一片，包围圈逐渐缩小，北边的游击“二纵”部 队，抵挡不住而南撤，向城顶山方向退来，意在靠近一一三师。当 时师司令部及六七八团被困在城顶山的垓心，战斗到白热化时， 短兵相接，杀声震天，六七八团刘斌团长率部据险死守，奋力抗 敌，不幸中弹阵亡，二营孙营长立即挺身而出，在火线上宣布自 己代理团长，继续指挥战斗，始终保住阵地不乱，经过多次拼杀， 才得以率余部千余人突出重围。但由于吴化文伪军熟悉山势地 形，具有游击战的作战经验，在各个山头点燃火堆，虚悬旗帜，故 作疑兵，在山沟要道布置多层伏兵，构成了方园百余里的大火 网。我军被围一天后，看出敌人志在必夺，师部下令分头突围，弃 山入谷误中埋伏，不仅伤亡惨重，且多被俘获。当时阵亡的指战 员，除六七八团刘斌团长外，还有师参谋长张植桴和战区政治部 中将主任周复。另有师长韩子乾和挺进“二纵”司令厉文礼被俘。
  406笔者当时在师司令部作秘书工作，奉命带领秘书、军需、干事等 非战斗人员20余人，作战地紧急疏散;因离我辉渠老家只有10 余公里，地理较熟，得以全部突围脱险。
  战斗到第二天下午，我在突围的路上，适遇战区政治部机要 秘书双凫，始知周复主任在城顶山东北的张家溜西山上中弹身 亡。当时双凫被我留在家中，躲住了数天，待激战6天6夜敌军 撤走后，随同双凫到战场寻得周复遗体，安葬在战场边沿的绪泉 村。双凫是周的亲戚，又随其工作多年，他为周复写了碑文，在墓 前立了石碑。
  战后，我参与清扫战场时，适遇干训团同事张植民（中校教 官），约我同寻其兄张植桴遗体，因牺牲者多，面目不易辨认，开 始未能发现，幸植民尚忆及其兄脚掌有一黑痣，始得认出，备棺 安葬。当时据清扫战场的负责人说，此役我阵亡将士有460余 人。烈士们的遗体漫山遍野，若无知己亲戚寻找，只好就地在山 沟掩埋，情景极为悲惨！由于我军战士义愤填膺，拼命杀敌，日寇 伤亡也很多，只是敌军撤走时都被运走了。据有关资料记载，此 役共打死打伤日伪军千余人。另外，我参战的六七七团，因执行 外围作战和增援任务，伤亡较少。驻城顶山附近赵家沟、孟家旺 村的干训团和驻水帘沟的党政分会人员，因在战斗打响之前，已 随同驻水润道的安丘县政府向东转移，未被包围在内，避免了伤 亡和损失。
  此役使鲁苏战区主力一一三师元气大伤，特别是张步云、吴 化文、厉文礼和鲁西的孙良诚等投降了敌人，局势日趋严重。 1943年7月，于总为避免同归于尽，经呈请重庆军委会批准，率 领五十一军和一一一师南撤至安徽和河南驻防，从而结束了鲁 苏战区在山东抗战的局面“而原在东北军内的中共党员万毅和
  407郭维城等，自从“八三”起义后，率领3000多东北军指战员，改编 为八路军所属部队，仍在鲁南坚持抗战，直至抗战胜利。在中共 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挥下，由山东开赴东北接受日寇投降，从 而实践了东北军战士“打回老家去，收复东三省”的战斗誓言。
  （沂水县政协供稿李景圻撰）
  六八三团官兵殉国始末
  1943年1月18日，国民党新四师师长吴化文公开宣布投 降日寇后，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命令六八三团开赴吴 伪驻地张家庄以南的悦庄（现属沂源县）驻防。于学忠此举，其目 的是：一、六八三团是五十一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团，命其驻 悦庄与吴化文对峙，在军事上足以震慑吴化文部，万一吴化文部 对五十一军采取军事行动，六八三团可抵挡一阵。二、吴化文虽 已投敌，但于学忠不想主动对吴化文部采取军事行动，因为吴化 文对于学忠有救命之恩（1941年秋，于学忠回总部途中，突然有 人向他投掷手榴弹，陪同的吴化文和卫兵眼明手快，将于学忠按 倒在地，使于幸免于难），仍想争取吴化文回心转意率部回归。于 特命亲信张本枝率六八三团去做劝说工作。
  六八三团接到命令后，一营留守原防区，张本枝率团部和二 营、三营及迫击炮连、运输连共计1000人左右向悦庄开拔。为了 避免被日伪军发现遭阻截，便采取夜间行军，白天宿营。用了两 个晚上时间，于古历腊月二十三到达悦庄。起初，采取多种形式 对新四师官兵开展宣传教育，叫他们弃暗投明，回归原队。张本 枝也以于学忠妻侄的身份写信劝说吴化文本人。双方相持20多 天后，新四师官兵军心动摇。吴化文恼羞成怒•调集伪军向六八 三团发起进攻，六八三团全体官兵沉着应战，两次击退伪军，毙 伪军300余人，而六八三团仅死7人，伤十几人。吴化文更加恼 怒，立即打电话向博山日军求救，他在电话里惊呼：“如不能打退 六八三团，我吴化文就活不成了。”博山日军4000余人果然连夜
  409赶到，吴化文也集结伪军准备配合日军向六八三团大举进攻。恰 在这时（古历正月二十二日），六八三团接到命令，开赴中庄勺峪 村马头崮（现属沂源县）接六八O团防区。六八三团迅速撤离悦 庄向马头崮挺进。伪军与日寇紧追不放，撤到张庄北峪村时，与 前来追击的伪军先头部队接火，六八三团掉转头狠狠打了一下， 伪军伤亡惨重，狼狈后退。第二天；又有2000余日军赶来，双方 激战，伤亡均重。
  古历正月二十七日，六八三团到达马头崮，在此驻扎了近 80天，相对比较平静。这期间，日军曾利用夜间向马头崮进攻两 次，但都被打退。
  从古历三月下旬开始，吴化文倾其全力并勾结日军1万余 人大举进攻鲁苏战区总部及一一三师防区，双方展开激战。城顶 山之战，总部政治部中将主任周复阵亡;5月12日沂源唐山董 家峪之战，总部副官处少将处长魏凤韶为掩护于总司令突围头 部中弹阵亡;其间总部军务处少将处长李子衡负重伤，其他官兵 伤亡二三百人。一一三师损失也很严重，师长韩子乾被日军俘 虏，少将参谋长张少舫、团长曹龄厚先后殉国，伤亡官兵1500余 人。总部被迫几经转移，于5月下旬抵达蒙阴县坡里镇望东海 村。为对付日伪军进攻，保护总部安全，于学忠命令六八三团迅 速撤离马头崮向总部靠拢。
  六八三团行至贾庄时，遭日伪军1万余人阻击。六八三团边 打边走，晚上到了茶局峪村，被跟踪追击的日伪军包围。张本枝 率全团官兵乘夜晚迅速突围，抢占村西三宝山有利地形，准备据 险固守。
  天刚亮，日伪军乘六八三团立足未稳，向三宝山发起强大攻 势。六八三团连续3次击退日伪军进攻，阵地前的山坡上日伪军
  410尸体累累。据当事人回忆，敌人打扫战场后，日伪军尸体足有 2000多具，在崖子河沙滩上垛了 3大垛，浇上汽油焚烧了两天， 火仍不熄；伤员拉了好多汽车。中午时刻，日伪军调来飞机配合， 每次有二三架飞机在山顶盘旋，狂轰滥炸。因山顶上仅有人工修 的围墙工事（过去老百姓防土匪修的），并没有防空掩体，六八三 团伤亡惨重。下午4点钟左右，六八三团弹药耗尽，便用刺刀和 石块与敌人肉搏，最后伤亡殆尽。张本枝团长和二营营长两人都 用最后一粒手枪子弹射向自己的头部，壮烈殉国。山上尚存活的 100多士兵全部被俘。
  第二天，日伪军将被俘的六八三团士兵300余人（包括途中 截俘的100余人）全部用绳索捆绑，押至三宝山东面的一个场地 上，每次拉出7人（拴在一根绳上的）用战刀砍杀，不一会就砍死 48人。当战刀砍向王清芝（贾庄杨宝泉村人）时，他头一偏，刀砍 在屁股上开了一道血口子。他乘机猛劲挣脱绳索拼命逃跑，跳 墙，越沟……这时天快黑了，敌人追不上，开枪也没有击中。一个 日本军官讲迷信，他说：“这一个跑掉了，其余人也不该死了。”就 将其余200多人押往济南，关进了集中营。
  张本枝，字文德，蓬莱县徐家集镇宋家店马家村人。于学忠 妻张学绘之侄，生于1900年。东北讲武堂第10期肄业，国民党 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军官训练班第2期毕业。时任五十一军一一 四师三四二旅六八三团上校团长。该团原驻费县，团部设在九女 山。驻费县期间，张部曾多次向八路军进攻，并于1941年10月 27日突然袭击中共鲁南区党委驻地银厂村，制造了银厂惨案，残酷地将中共鲁南区党委书记兼鲁南军区政委赵镈等人活埋， 使鲁南抗日根据地遭到重大损失。但就张本枝本人和六八三团 全体阵亡官兵而论，在抗战中壮烈殉国，也算死得其所。
  411此材料根据高永忠（现年78岁，贾庄村人）、宋增贵（现年 80岁，八亩地村人）、高圣恩（现年75岁，杨宝泉村人）等人口述 整理。上述3人都是当时六八三团的幸存者，关进集中营后从济 南放回。未被砍死的王清芝后来参加了八路军，并当了军官，后 转业在上海工作。
  （蒙阴县政协供稿郭文明撰）
  412鲁南大捷
  1947年1月的鲁南战役、，是继宿北战役之后，山东野战军 与华中野战军会合进行的第二个大歼灭战。这次战役，经过两个 阶段连续作战，全歼国民党军美械装备的整编第二十六、第五十 一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共5. 3万余人，俘虏敌整编第二十六师中 将师长马励武、整编第五十一师中将师长周毓英。缴获了一大批 武器装备，其中有坦克24辆，榴弹炮、野炮、山炮及其他大炮 217门，汽车474辆。随后，以缴获的这批装备为主，华东野战军 组建了自己的特种兵纵队。
  宿北和鲁南两个战役，是解放战争初期华东我军由解放区 前沿作战转向纵深作战，为实现我之战略意图的两个关键性战 役。由于我军这两仗都打得很好，获取了重大胜利，从而完成了 战争初期的作战任务。从此，我华中、山东两个战区在胜利声中 实现了统一，我军进一步集中兵力，实行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 退，把运动战、歼灭战推向了更大规模。
  最近有同志问我：“作为战役指挥员，你认为在鲁南战役的 指挥上，最特殊之处是什么？”我回答道：“是慎重。”为什么这样 说呢？这是由当时整个战场形势和敌我双方情况决定的。这次 鲁南作战有以下特点：一是敌人阵势摆得很长，从卞庄、枣庄一 直摆到徐州附近，成为犄角之势，易于相互策应;二是作战对象 生疏，不仅有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嫡系主力部队，还有多兵种组 成的快速纵队，这是过去未打过的；三是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 会合作战，战役指挥员与半数参战部队之间初次接触，互不熟
  413悉，不大摸底。这些都使我在协助陈毅同志指挥这次战役的过程 中更加兢兢业业，格外慎重。苏中战役是初战，宿北和鲁南战役 在另一意义上也是初战，是华中、山东两个战区合起来打的初 战。慎重初战，这对战役指挥员来说是一条不容忽视的原则。从 下定战役决心到组织战役实施的全过程，甚至在某些指挥细节 上，都必须贯彻慎重的原则，以确保关键性战役的胜利。慎重初 战和初战必胜，可以说实质上是一回事。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对解放区悍然发动全面进攻。战 争初期，人民解放军与敌军相比较，在数量上和装备上均处于劣 势，战争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的。到同年12月，经过近半 年作战，蒋介石以被我歼灭正规军34万人的代价，占领了解放 军的承德、张家口、淮阴等110余座城市。敌人曾经气势汹汹，嚣 张一时。
  面对敌人的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在华中战场， 我军在解放区前沿，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传统战 法，取得了苏中等战役胜仗，给予国民党军以沉重的打击。并在 淮阴、淮安、睢宁、涟水等地胜利地进行了运动防御作战。在山东 战场，我军也在胶济线上和鲁南地区连续胜利地反击了敌人的 进攻。半年中间，华东我军歼灭国民党军16. 6万余人。这些胜 利，大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斗志，增强了我军必胜的信心。 但同时，淮南、淮北解放区被敌人突破，我军侧翼暴露，华中部分 主力被压缩于苏北一隅，鲁南局面也尚未很好打开，战争正向解 放区纵深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我军的战略意图是要实现华中、 山东两个战区的统一作战，进一步集中兵力，开辟战场，调整布
  414局，以便把运动战、歼灭战推向更大规模。
  与此同时，国民党蒋介石正为大量侵占解放区城镇的表面 胜利冲昏头脑，继续对我大举进攻，并将主要战场放在华东的山 东和苏北。在华东战场他们调集了 25个整编师（68个旅）的兵 力，并以其中25个半旅和1个快速纵队，由东台、淮阴、宿迁、= （县）枣（庄）分4路向我大举进攻。以=县、枣庄、台儿庄（4个整 编师、8个旅和1个快速纵队）一路，进逼我鲁南重镇临沂，企图 迅速揳
  入沂河平原，深入鲁南解放区腹地，切断苏北解放区与山 东解放区的联系，进而围歼苏北我军主力，或逼迫苏北我军退到 陇海路以北，以期首先解决苏北，再攻山东。此时，4路敌军从 南、西、北对我形成了半包围的态势。
  为了改变敌我态势，我军于12月15日发起宿北战役，实施 中间突破，迎击由宿迁向沐阳、新安镇（今新沂市）进犯的一路敌 人，一举全歼了敌整编第六十九师师部和3个半旅，并重创敌五 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十一师，迫使其退缩至宿迁、曹家集一线转 入防御。其他3路敌人也因而放慢进攻速度，或暂时停止进攻。 其中由=县、枣庄、台儿庄进攻临沂的这路敌人，其先头在进至 临沂西南30余公里之卞庄、向城、尚岩一线后，暂时就地转入防 御。
  宿北战役的胜利，给一路敌人以歼灭性打击，迟滞了另外3 路敌人的进攻。但就总的态势看，还只是把敌人的半包围圈打开 了一个缺口。而且这个缺口并不很大，只要敌人稍作调整，仍可 恢复对我军的半包围态势。当时，敌徐州绥署主任薛岳认为，向 我鲁南腹地深入的这一路军队有铁甲利器，我军对它无可奈何， 因而对部署未作调整。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虽已感到 孤军突出，但也自恃手中有坦克、战车，天上有飞机掩护，可保无
  415虞。只令部队就地构筑工事，沿公路两侧控制了一些山地要点， 以坦克不断往返巡逻，防我攻击。并仍保持进攻姿态，企图伺机 继续向临沂方向进犯。由此可见，敌人虽经宿北战役的打击，攻 势受挫，但并未改变其进攻企图。
  战略态势的改变，有时不是一个战役所能实现的。从当时的 形势看，宿北战役只是开始扭转战局，我军尚未完全摆脱被动局 面，还必须经过新的作战胜利，才能实现我军战略意图，取得完 全主动。
  当宿北战役还在进行中，我们就酝酿着组织一次新的战役。 我们对新的战役决心的确定，反复进行了十分慎重的考虑。而对 当时的战场形势，着眼于战略全局，究竟从哪里打开局面？这是 中央军委和战区指挥员都在缜密思考的问题。大家密切地注视 着形势的发展，曾经设想过多种方案，以求选择下一步有利的作 战方向和打击目标。
  还在9—10月间，陈毅同志就曾经和华中分局的同志多次 酝酿过西渡运河，恢复淮北，逼近津浦路及徐州，以调动敌人，寻 机歼敌于运动中。在宿北战役结束前一天，我们把这一设想进一 步具体化，上报中央军委。恰在此时，军委来电指示：宿北战役结 束以后的第二步作战，宜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 庄、=县、台儿庄，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但 中央对战区指挥员的意见很尊重，在接到我们建议进入淮北作 战的电报后，即复电同意。此时，我们亦正在认真地研究领会中 央关于在鲁南作战，使鲁南获得巩固的指示精神。
  12月19日中午，宿北战役已接近尾声。这时获息，薛岳令
  416整编第七十四师及桂系第七军之第一七一师（同整编旅），由涟 水向北进攻，限23日攻占沭阳。当时我们认为，如该敌果然按此 令北进，势必孤军冒进，有利于我就近转移岳力，将其在运动中 歼灭。据此，我们决定，除以一部兵力北上攻歼邳县地区之敌外， 主力先南下歼灭运动中的整编第七十四师。但直到23日，该师 仍在原地未动，并与第七军、整编第二十八师相衔接，企图等待 欧震兵团到齐后，再继续北犯。鉴于敌人密集，不易分割，我们立 即放弃了歼灭整编第七十四师的计划，决定按中央军委的意图， 主力回师鲁南，并即报告了中央军委。中央军委迅即再次来电指 示，如放弃打整编第七十四师的计划，似宜集中25个团的兵力， 歼灭鲁南之敌。
  经过这样一个反复酝酿的过程，加深了我们对于在鲁南作 战重要性的认识。我们认为，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一再指示要 在鲁南作战，使鲁南获得巩固，实际上是指出了在今后的一定时 期，山东将是华东的主要战场。如果继宿北战役之后再在鲁南打 一个大歼灭战，不仅能打破敌人的包围圈，使山东、华中两路野 战军完全会合，而且能为今后在山东作战创造良好的战场条件。 鲁南巩固了，以后南下、北上或西进，我军都会取得行动的自由。 如果分兵进入淮北，远离后方，不仅需要作好充分准备才能行 动，而且不一定能调动进攻鲁南和苏北之敌回援。在这里，我想 顺便提一下，当解放战争刚开始时，中央军委曾经设想过南下外 线出击的作战方案，但没有付诸实施。在解放战争的第一阶段， 我们执行的是中央军委确定的内线歼敌的作战方针。在战争进 程中，我军统帅部及高级指挥员，对战局的变化发展往往是做出 多种设想，从中选取最优方案，这是很必要的。在解放战争中，毛 泽东同志和中央军委始终综观全局，经常征求和听取战区指挥
  417员的意见，力求从实际情况出发，及时准确地作出决断，把我军 的高度集中统一和充分发挥战区指挥员的主观能动作用，最好 地结合起来。这是我军得以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军 指挥方式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越战越强的道 理。
  当时，向鲁南解放区进犯之敌，仍停留于临沂西南地区。这 一路敌人的部署是：整编第二十六师之第一六九旅配置于卞庄 地区，第四十四旅配置于太子堂地区，师部及第一快速纵队（由 第八十旅、中央直属榴弹炮兵第五团及第四团1个营、战车第一 团第一营、搜索营、工兵营和汽车团组成）位于两旅之间的马家 庄、陈家桥、贾头地区;整编第五十一师主力位于枣庄、齐村及其 附近地区，与整编第二十六师相距30余公里;整编第三十三军 之整编第七十七师和整编第五十九师.分别位于四户镇和邳县 及其附近地区，与整编第二十六师相距也有30余公里。此外，兰 陵、洪山和长城一带，有敌地方部队驻守。
  针对上述敌情，如何选择打击目标，是定下战役决心的重要 问题。选弱敌打，这是我军常用的一条原则。但有时为了迅速改 变态势，扭转战局，我们也在有把握或既有一定把握又有一定风 险的情况下先打强敌。这样的例子也并不少见。这次战役我们 就是先拟打弱敌冯治安部之整编第五十九师，后来又改为打强 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和快速纵队。为什么要确定先打这个强敌呢? 正如中央军委在电报中所指示的，整编第二十六师系敌鲁南主 力，该师被歼，全局好转;若先打冯治安部，则恐一时不能根本解 决鲁南问题。
  依照上述意图，我们对鲁南地区的地形、民情以及敌我双方 兵力、兵器对比和战斗力等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一致认
  418为，我军虽有不利因素，但有利条件更多，优势在我军方面。特别 是战役一开始即可集中27个主力团，打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和快 速纵队6个团，兵力4倍半于敌，是绝对优势，可以实现战役上 的以多胜少。同时，整编二十六师和快速纵队虽是强敌，但它孤 军突出，态势不利。而且它与冯治安部有矛盾，在它受攻击时，冯 部很大可能不会来援。因此，我军有把握取胜。12月23日，我们 定下了集中兵力歼灭鲁南之敌的决心，并随即命令第一纵队、第 八师、第一师秘密兼程北上，会同已由鲁中到达鲁南之第九师、 第四师一个团，及原在鲁南方向作战之第十师、滨海警备旅和鲁 南军区特务团，准备首先歼灭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 队，作为战役的第一阶段;尔后再乘胜扩大战果，直下峰县、台儿 庄，歼敌整编第三十三军一部或全部。另决定以第二纵队、第六 师、第七师、第九纵队及第十三旅，由谭震林同志指挥，在沐阳 东、西地区进行防御，迟滞敌人北犯，并相机歼其一部。这一决心 上报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立即批准，并在复电中强调指 出：“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 法恢复。”期望我们“打一个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军委和毛泽 东同志的指示明确具体，言简意赅，更加坚定了我们对此战必胜 的决心。野战军迅速下达了政治工作指示和战役动员口号，对部 队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使全体指战员了解此次战役的重大意 义及取得胜利的有利条件，号召大家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克 服困难，不怕牺牲，加强团结，协同作战，为干脆彻底消灭敌整编 第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为保卫华东解放区而英勇奋战!在 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推动下，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和 野战军的战役决心，化成了广大指战员自觉争取胜利的战斗行 动。
  419鲁南战役从定下战役决心到战役发起，只有八九天时间，战 前准备工作十分紧张。
  战役第一阶段的兵力部署，是在北上途中完成的。在部队接 近集结地域前，由陈毅同志主持，召开了各师和纵队负责同志参 加的野战军作战会议。会上介绍了敌情，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鲁 南战役的指示，宣布了野战军的战役决心，进行了具体的作战部 署。抗日战争时期，我各主力部队分散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建立 抗日民主根据地，带有地方性。随着从抗日战争向解放战争、从 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过渡，我军已逐步发展成为强大的野战兵团， 这是我军发展史上光辉的一页。陈毅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 中特别强调了集中统一指挥的重要性，要求山东野战军和华中 野战军加强团结，互相学习，密切协同，主动出击。陈毅同志的讲 话，对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加强两个野战军的战斗团结，共同夺 取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在解放战争期间，几乎每次大的战役之前都要召开这样的 会议，分析战争形势和敌我态势，研究战役决心，探讨作战方法， 部署后勤保障等等，充分发扬军事民主，统一思想和行动。实践 证明，这样做确实好处很大。后来的南麻、临朐一仗没有打好，固 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战前没有来得及开会研究是重要原因之一。
  为便于指挥，我们决定将参战部队编成左、右两个纵队。右 纵队以第八、第九、第十师、第四师十团、滨海警备旅及鲁南军区 特务团组成，由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委向明和鲁南军区政 委傅秋涛、副司令员郭化若统一指挥，其任务是，攻占敌防御地 区左翼诸山地要点，切断敌向=县、枣庄的退路，并阻击=县、枣
  420庄之敌的增援;得手后再攻向城，割断敌第一六九旅与第四十四 旅的联系，歼灭傅山口、太子堂地区之第四十四旅。上述任务完 成后，再配合左纵队围歼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部及第一快速纵 队。左纵队由陶勇所部第一师和叶飞所部第一纵队组成，归野战 军直接指挥，担负歼灭第一六九旅及第一快速纵队的任务;首先 围歼卞庄之敌，同时切断整编第二十六师与整编第三十三军的 联系，在右纵队配合下攻歼敌一六九旅和第一快速纵队。鲁南第 三军分区武装，在马头、新村段沿沂河东岸进行防御，保证野战 军翼侧安全，维护华中与山东的交通，并以一部兵力和精干民 兵，挺进至兰陵、邳县间及兰陵、=县、台儿庄间开展游击活动， 破坏交通，监视当面敌人的活动。野战军的作战命令规定：各部 均应于1947年1月1日拂晓前进入指定集结地域，战役发起时 间为2日24时。
  参战部队迅速隐蔽北上，一律夜行晓宿。行军途中，地方武 装、民兵和人民群众主动协助我军侦察敌情，封锁消息，当向导， 运粮弹……，充分发挥了内线作战的优越性，有力地保障了部队 的行动。所有参战部队，都利用行军的间隙进行临战训练，着重 研究打坦克的方法。1日拂晓前，各部队都按时到达了指定的地 域隐蔽集结，在紧张的战前准备中度过了元旦节日。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对两个野战军统一作战非常关心， 在战役发起前几个小时，还来电询问我和第一师是否已到鲁南， 与陈毅等率领的山东野战军在一起（因我和第一师走在北上部 队的最后）;勉励我们要以宿北战役为例，力争打大歼灭战，即每 战全部彻底歼灭敌3—4个旅。中央的电报使我们倍觉亲切和深 受鼓舞。陈毅和我立即联名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报告，说明 我们已于12月29日会合在一起，共同指挥这次作战，第一师已
  421经参战。
  四
  鲁南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是围歼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及配 属于它的第一快速纵队。这次作战，敌人便于相互策应，我军则 被几路敌人逼得很紧。因此，我们在作战方法上特别强调要突然 发起进攻，迅速包围、分割和各个歼灭敌人。作战计划规定，战役 发起后，战役合围与战术分割要同时进行;在实施战役合围、构 成对敌正面的同时，要向敌纵深猛烈突击，迅速将敌各旅、团分 割包围，各个歼灭，务使敌人无法组织协同和互相支援作战。
  1月2日22时，我军提前两小时突然对敌发起全线攻击。 敌人在解放区军民的严密封锁监视下，对我军的这一重大作战 行动毫无觉察。敌整编师长马励武在元旦那天离开指挥位置去 =县过年未归，战斗一打响，敌军就失去了统一指挥。我军动作 迅猛，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敌人各守备要点，打得敌人晕头转 向，仓皇应战。右纵队激战至3日拂晓，除石龙山守敌一个营逃 向杨桥外，四马寨、平山、石城崮、青山、凤凰山、尚岩、石龙山均 为我攻克，歼敌第四十四旅大部，切断了敌整编第二十六师的退 路，控制了阻止=县、枣庄敌人东援的阵地，并使马家庄敌师部 直接处于我军攻击之下。左纵队于当夜包围了卞庄守敌一个团， 占领了大官庄，南北小庄及洪山、横山、兰陵及其以北地区，歼敌 一部，切断了整编第二十六师与整编第三十三军的联系，并与由 四马寨地区向南攻击的右纵队部队会合。至此，我已完成了对敌 的战役合围与部分的战术分割，并歼敌一部。敌军在我多路攻击 下，虽匆忙组织兵力反击，炮火拦阻，坦克增援，但均未能阻遏我 军的勇猛攻势。3日晚，右纵队向傅山口、太子堂、马家庄、杨桥
  422等地之敌猛攻，左纵队向马家渔沟、张桥、小锅里、秋湖等地之敌 猛攻。经彻夜激战，至4日晨，以上各地均为我攻占。到此时为 止，我军已歼灭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部及其两个旅大部。敌残部及 第一快速纵队被我紧紧包围于陈家桥、贾头、作字沟狭小地区。
  第一快速纵队号称“国军精华”，现在说起来也不过就是几 十辆坦克、几百辆汽车。但在当时它可是不可一世的，敌人是靠 着它吓人的。我参战部队多数基本上还是用的抗日战争结束时 的杂式武器，敌我技术装备水平相差悬殊。我军绝大部分干部战 士不但没有打过坦克，而且没有见过坦克。虽然部队在集结行动 途中抓了一下打坦克的训练，但时间很短，又没有实物可供演 练。在实战中我军靠的是战士们的勇敢和智慧，靠的是人民战争 的强大威力；至于火器，除少量战防炮外，主要还是靠手榴弹、手 雷和炸药包。
  说起来也是凑巧，4日上午，正当我们要发起对敌快速纵队 的进攻时，天气由阴转雨，雨中夹雪，寒风刺骨。参谋人员来问 我：“计划有无改变? ”我说：“不变!”这是天老爷在帮我们的忙， 风雪交加，道路难行，会把重型装备陷在那里，敌人就更难逃脱 了。这时，虽然云层很低，但敌人还是设法派飞机来支援它的地 面部队。当时，我军前线指挥所用缴获到的报话机侦听到了敌军 的空投联络，我立即告诉部队选定地点，布置起地空联络标志， 敌人的一部分援救物资果然投送到了我们的手上。
  4日上午10时左右，困守之敌见空中和地面增援无望，开 始脱离阵地落荒而逃。我左右纵队各部队立即发起攻击，将快速 纵队之第八十旅大部歼灭于陈家桥以西地区。此时，敌坦克、汽 车、炮兵与步兵混杂一起，溃乱地向西涌去，沿下湖、漏什湖之线 朝=县方向夺路窜逃。现代化的车辆装备是要有好的道路供其
  行驶的。敌人西逃的主要道路和桥梁已被解放区军民破坏，并布 设了地雷，挖掘了反坦克沟，加上洼地泥泞，使敌人许多汽车和 火炮陷进去动弹不得。我军对敌实施猛烈追击、侧击、堵击。突 围之敌虽陷入混乱，仍以坦克和大炮向我射击。我指战员冒着寒 风雨雪，穿着湿透的棉衣，不顾敌人火力拦阻，奋勇地冲入敌阵， 与敌短兵相接，近战格斗，用炸药包、手雷、集束手榴弹炸坦克， 用燃烧手榴弹和秫秸烧坦克。有些战士则勇敢地爬上坦克用铁 锹、洋镐砸电台天线。仅几个小时，我军就把美蒋合建、由美军装 备训练、蒋纬国苦心经营的这个坦克部队打成了瞎子、聋子、瘫 子。到下午3时，敌军除7辆坦克趁隙逃往=县外，整编第二十 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共3万余人全部覆灭。在我围歼这批敌军 的过程中，枣庄和=县之敌曾各出动部分兵力东援，均被我击 退，并歼其一部。整编第三十三军也以一部兵力至横山一带略作 骚扰即南撤。第一阶段作战胜利结束。
  我军指战员的英勇无畏，把敌军头目吓得目瞪口呆。整编第 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被俘后说：“当本师配属快速纵队东进时， 可谓声势浩大，未料4日一战，即四面楚歌！ ”被俘的敌坦克兵也 说：“我们在印缅战场作战3年，一直是向前冲，美国人对我们也 很看得起，想不到今天会败得这样惨! ”是的，人民子弟兵在高度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舞下所发挥出来的巨大力量，是我们的敌 人永远也无法估量的！
  围歼整编第二十六师和快速纵队的战斗刚结束，我同司令 部的几位同志就赶赴现场察看。只见坦克、大炮和汽车漫坡遍 野，横七竖八地停在那里，各种枪支、弹药以及通讯、工兵器材累 积成堆，美国造的生活用具、食品、药物，被服遍地皆是。一批批 全身沾满泥污的俘虏被我英雄战士、民兵押出战场。我军指战员
  424忘记了连续几昼夜与敌人拼杀的极度疲劳，在凛冽的寒风中打 扫战场，有的在指挥俘虏兵把坦克和汽车开出战场，有的在推拉 大炮，有的在收集武器弹药。不少干部战士站在泥泞中用冻僵了 的双手比划着向我讲述打坦克、缴大炮、捉俘虏的经过和体会。 他们那红肿的双眼里和布满汗垢的脸庞上，露出自豪和兴奋的 笑容。这些忠诚无畏的勇士们，是多么可敬可爱啊！
  五
  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按预定方案是乘胜寻歼整编第三十 三军，并相机收复台儿庄、=县。1847年1月3日，中央军委也 来电指示，歼灭整编第二十六师后，应彻底消灭整编第三十三军 军部及其所属整编第七十七师，然后寻机将整编第五十九师歼 灭或招降。但此时情况发生变化，整编第三十三军见整编第二十 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被歼，已于5日全部退缩到运河以南，背靠 徐州，依托原有工事防御。=县、枣庄守敌也调整了部署，增加了 兵力，加强了防御设施。此外，整编第六十四师一部已进抵韩庄， 整编第二十师已接防临城（今薛城），整编第十一师正由宿迁向 徐州东北转运中。战场敌情的变化，要求我军的作战计划也必须 立即变更。
  在战争中，一个战役指挥员当作战方案初步确定后，仍要继 续反复思考，设想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需要采取的相应处置方 案，以便在情况突变时，不失时机地进行新的选择。在第一阶段 作战中，我们曾反复思考怎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央关于巩固鲁 南的指示，认为枣庄是敌在鲁南的重要据点之一，有较强的工 事，且在我出击方向的翼侧，如果不打下来，我们一出击，敌人就 会依托枣庄据点从侧后打我们，对我很不利。为了打开鲁南的局
  425面，创造较好的战场条件，只打下=县不行，还须攻克枣庄。攻打 枣庄，尽管付出的代价会更大些，但对打开鲁南局面极为重要。 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发现寻歼整编第三十三军之战机已失，我便 向陈毅同志提出在战役第二阶段同时攻取=县、枣庄的建议。陈 毅立即同意这个建议。我们对下一步作战部署拟出了具体方案： 除以第八、第九师、第四师第十团及滨海警备旅按原计划攻取= 县外，调第一师迅速北上攻取枣庄、齐村;调第一纵队及新由苏 北赶来之第十三旅，在=县西南之文峰山、望仙山、白山一线，阻 击可能由韩庄、台儿庄出援之敌。另以第十师位于临城、齐村之 间，阻击可能由临城东援之敌;鲁南第一军分区1个团进至临 城、沙沟之间，开展游击活动，破坏铁路公路，断绝敌人交通。为 掌握较大的机动力量，又从南线部队中抽调第二纵队、第六师至 沂河以西、兰陵至台儿庄公路以东地区，隐蔽集结，待机参战；留 第七师、第九纵队，由谭震林同志指挥，牵制由沐阳北犯之敌。我 们的这一作战方案迅速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
  为了及时、准确地掌握战场情况和抬挥部队作战，经与陈毅 同志商量，我率部分人员组成轻便指挥所，于1月9日拂晓到达 =县、枣庄前线指挥作战。
  攻打=县的战斗进展顺利。1月9日晚发起攻击，经彻夜战 斗，即攻占了南关、邵家楼、檀山及东关大部，由南面和东面直逼 城垣。10日白天进行攻城准备，黄昏前开始总攻。经炮火急袭 后，第八师以连续爆破首先突破南门，打退了敌人数次反击，缴 获了前一阶段逃到=县的7辆坦克，巩固了突破口。后续部队紧 跟突击部队入城，投入巷战。当夜，第九师及第四师第十团，在城 内部队策应下，也由东门及东北角突入城内。至11日凌晨1时， 全歼守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也在这里被俘了。第二
  426天他被送到野战军指挥部，陈毅同志接见了他。
  鲁南地区有较多的工矿企业，部队中工矿工人较多，他们擅 长爆破，所以=县战斗一结束，我就进城去学习研究攻城爆破技 术。在城南门遇到第八师的同志正把俘虏和缴获的坦克押送出 城，我要求他们在现场介绍突破南门的战斗情况，他们详细讲述 了突破南门时火力、爆破、突击的结合运用，以及在城内进行巷 战的经过。我们马上把他们的经验通报了正在攻击枣庄的第一 师。宿北战役把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原新四军）英勇顽强的野 战作风传开了，鲁南战役则向第八师（八路军山东鲁南部队）学 习了攻坚、爆破技术。在战争中，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不断地进 行经验交流，提高技术、战术水平和培养优良战斗作风的。
  在围攻=县的同时，第一师主力对枣庄之敌发起攻击.并以 一部兵力监视齐村、郭里集之敌，保障攻枣主力两翼的安全。11 和12日两天，消灭了从郭里集向枣庄收缩之敌两个营，肃清了 枣庄、齐村外围之敌。13日，为使第一师集中全力攻克枣庄，我 们调第一纵队第一旅替换第一师的部队围攻齐村。16日攻克齐 村，全歼守敌第一一三旅旅部及1个团。
  攻打枣庄之第一师，素以擅长野战、灵活机智、作风顽强著 称，对于城市攻坚尚缺乏经验。枣庄系工矿城镇，建筑物较坚固， 工事较强，部队虽打得英勇顽强，但因不会爆破，到14日仅攻占 敌大部分前沿据点，进展迟缓。这时，敌整编第十一师及整编第 六十四师已全部进至台儿庄、韩庄一线，整编第七十四师正向新 安镇前进中。为争取时间，在敌援兵到达之前迅速攻下枣庄，我 分别与陶勇、叶飞、何以祥同志商量，由第一纵队派2个团，第八 师派1个团协助第一师攻打枣庄。叶飞、何以祥同志立即选派了 减员较少、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前往参战。他们冒着大雪行军，按
  427时到达攻击位置。各部经充分准备后，于19日下午对枣庄守敌 发起总攻。在我炮兵火力支援下，各部进行连续爆破，共打开5 个突破口，突入市区，与敌展开逐屋逐堡争夺。战斗到20日13 时，守敌整编第五十一师师部及两个团被我全歼，俘敌师长周毓 英。在我军围攻枣庄时，各路援敌慑于我军威势，均迟迟不敢前 进，仅临城东援之敌与我第十师稍有接触。战斗结束不久，第一 师把周毓英送到了野战军指挥部，在受到我们的优待后，周很感 动，他揭露了国民党打内战的罪行和歧视、消灭原东北军的行 径。
  攻打枣庄是一场城市攻坚战，战斗一度比较紧张。当时攻枣 进展缓慢，而敌欧震集团的3个整编师已推进到新安镇两侧，其 中两个师距枣庄仅一二十公里。我在分析战场情况之后，决定增 加兵力，首先攻克枣庄，尔后全力对付欧震集团，以避免两面作 战造成两头皆失。恰在此时，军委来电指示我们，以一部分兵力 打枣庄，主力立即准备打欧震集团。根据当时情况，如这样变更 部署，不但难以迅速攻克枣庄，而且也无足够的兵力歼灭欧震集 团。我正在准备把上述想法上报军委时，又接到军委新的指示， 明确提出推迟两周后再打欧震集团。这又一次表明中央军委和 毛泽东同志对战场形势的了解是非常及时和准确的。于是，我们 按原定决心和部署，仅用了 20小时就攻克了枣庄，全歼守敌。打 下枣庄，使我军获得较大的自由：打，可以全力以赴;休息，可以 从容不迫。我军休整了半个月后，战局开始向山东解放区纵深发 展。根据敌情新的变化，我们放弃了南打欧震集团的计划，实施 大踏步后退，主力北上，胜利地进行了莱芜战役。
  鲁南大捷，是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在陈 毅同志指挥下，山东、华中广大军民英勇奋战的结果。这次战役，
  428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华东我军在一次战役中歼敌5万余人的新 纪录，特别是干脆、彻底、迅速歼灭了全副美械装备的敌主力师 和机械化部队，对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军队是个极其沉重的打击， 对华东以至全国人民是个很大的鼓舞。宿北、鲁南两个战役的胜 利，使我军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夺取了战场的主动权，在以 后作战中，进行莱芜、泰安、孟良崮等战役时，就主动得多了。
  鲁南战役和宿北战役的胜利，对华东我军的建设，亦有其特 殊的意义。方面，那时随着战局的发展，华中部队由苏北转到 鲁南，再由鲁南转到鲁中，指战员思想问题较多;宿北、鲁南两战 役全胜，使部队顺利地实现了思想转弯，进一步坚定了战胜国民 党军队的信心。另一方面，我军由分散作战到集中作战，由打小 仗到打大仗，既打敌人步兵，又打敌人机械化部队，既擅长野战， 又能城市攻坚，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全面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特别是使山东和华中两野战军在作战思想、指挥关系和组织编 制等方面实现了统一，为尔后扩大胜利、进行更大规模的运动战 和歼灭战奠定了基础。
  这篇回忆录，谨以此敬献给鲁南、苏北的老区群众，并借以 缅怀当年共同奋战、英勇牺牲的烈士们！
  （临沂市政协供稿粟裕撰）
  429张灵甫与整编七十四师覆灭记
  1947年5月中旬，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陈毅和粟裕亲自指挥 下，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整编第七十四师包围于孟良崮山中，经 三天三夜浴血奋战，将其迅速、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这一战 役的胜利，名扬四海，震惊中外。
  现将张灵甫与整编第七十四师覆灭前后的若干情况介绍给 读者。
  张灵甫入黄埔军校发迹
  张灵甫，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县皇甫岗人，原名叫张宗灵。出 生于1904年，他身材高大，体魄魁伟，长得英俊潇洒。
  1925年7月，21岁的张灵甫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 当时和张灵甫一起考入黄埔军校的有刘志丹、林彪、郭化若、邱 维达等人。学生按考试成绩编为军官团和预备军官团。刘志丹、 林彪、郭化若、邱维达考试成绩好，被编入军官团。张灵甫因考试 成绩差，被编入预备军官团。按规定预备军官团要比军官团晚毕 业3个月，因1926年北伐军急需干部，预备军官团和军官团才 同时毕业。
  张灵甫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分在国民党第一师师长胡宗南 部任营长。平时，张灵甫对下级非常严厉，冷酷寡情。而对上司 却百依百顺，善于巴结，在“剿共”作战中很卖力，得到胡宗南赏 识，很快就被提升为团长。
  1935年4月间，红四方面军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抗日.
  430向川甘边的青川、平武、松潘方向发展。为堵截红军，不让红军向 西北发展，蒋介石增调驻西安的王耀武陆军补充第一旅归胡宗 南指挥。
  从此，王耀武和张灵甫相识，王耀武很赏识张灵甫作战勇 敢，两人彼此结为知己。
  张灵甫杀妻入狱
  1936年夏天，胡宗南的第一师扩充为第一军，胡宗南任军 长。同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 束。胡宗南奉命继续“围剿”红军，其部队驻扎陕北和西安西郊 等。张灵甫团驻汉中，部队军官的家眷大都在西安，每季度准许 回家团聚一次。
  张灵甫的结发妻子名叫邢勤英，也是长安县人，是由父母作 主婚配，常年在家侍奉张灵甫的父亲。生一子，取名张居礼（解放 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在西安市四十一中学教物理多年，文革后 调民革西安市委任专职秘书长）。张灵甫提升团长后，嫌邢勤英 土气，逐渐抛弃了邢勤英，1934年又在西安娶吴海蓝为妻（四川 人，生一女，取名张云芳）。有一次，张灵甫的一个同事（也是团 长）探亲返回部队后，张灵甫问他：“你可看见我的太太?”张灵甫 爱吃醋在同事中是出了名的，这个同事想开个小玩笑逗逗他，看 他这个醋罐子究竟酸到何种程度。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看 见啦，在电影院门口，你太太穿着旗袍，打扮得很漂亮。还有一个 小伙子穿得西装革履，两人拉着手一块走，看样子可亲热呢! ”张 灵甫平时也风闻妻子同他的副官两人关系暧昧，经常一块看电 影。只是没有抓住把柄不好下手处理。他听同事这么一说，顿时 如五雷轰顶，气得脸发青说不出话来，气冲冲地返回营房。他一
  431连几天闷闷不乐，时而使劲捶打自己的脑袋，时而在营房里转 圈，找出妻子所有的照片撕得粉碎……。羞辱、愤怒、烦躁，一股 难以名状的情绪，不知怎样才能解脱和发泄。脾气变得更加粗 暴，见谁骂谁。几天工夫眼眶下凹。他曾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然后直接提出离婚。但又怕“戴绿帽子”成为同事们取笑的把柄。 就急切向胡宗南请了假回西安。他回家时只带了一只手枪。妻 子吴海蓝见到久别的丈夫回来当然很高兴，把自己很好地梳洗 打扮一番，以博取丈夫的欢心。这在过去，张灵甫认为是很正常 的。但现在看来，他认为妻子变了，变得越来越爱打扮。当妻子 把自己的柔情献给他的时候，他却认为这是轻浮、风骚。妻子还 是和以前一样，给他打洗脚水，做可口饭菜，但张灵甫却认为这 是妻子心中有愧，假献殷勤。他竭力克制住自己的感情。要同妻 子一同回老家长安县看望老父亲，妻子欣然同意。于是俩人同乘 一辆马车回老家长安县。到家后，张灵甫邀妻子同到后院观花， 乘吴海蓝弯腰观花时，张灵甫掏出手枪从妻子背后开了枪，置吴 海蓝于死地。
  张灵甫枪杀妻子后，悄然返回军营。不料，西安报界将张灵 甫枪杀妻子的丑闻捅出，一时舆论大哗，西安市妇女联合会致信 宋美龄，要求保护妇女，严惩张灵甫。正在帮助蒋介石推行“新生 活运动”的宋美龄看了信后很气恼。她把信往蒋介石面前一摔 说：“看！这就是你的学生做的事情。枪杀无辜，天理何在？!”蒋 介石看罢信，气得脑门上青筋凸露：“娘希匹滇不争气!”立即吩 咐侍卫官摇通胡宗南的电话，对胡宗南说：“你部队有个团长叫 张宗灵，无辜枪杀自己的妻子，我命令你将他解来南京，监禁法 办！”口气异常严厉和坚决。张灵甫粗暴、冷酷、寡情，作为上司的 胡宗南是清楚的，但绝想不到他会无辜枪杀自己的妻子。胡宗南
  432找来张灵甫说：“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随便枪杀自己的妻 子。老先生（指蒋介石）来了电话，要你立即去南京听候查办。”因 为张灵甫是胡宗南的心腹，所以，既没有绑，也没有派人押送，由 他一人独自去南京。
  张灵甫到南京后，他请求校长接见，但蒋介石拒绝见他，并 把他关进了模范监狱。张灵甫在监狱里仍能自由地活动，每天除 了吃饭睡觉，就练习写字。张灵甫写得一手好字，字体摹仿于右 任维妙维肖。在狱中还允许他会见朋友、客人。关了一年多，蒋 介石一直没有指示有关部门审理。1937年“七七”事变后，王耀 武向蒋介石为张灵甫求情：“张宗灵这个人作战很有本事，现在 抗战正需要干部，莫不如让他出来带罪立功。”靠黄埔军校起家 的蒋介石本来也不忍心惩办自己的学生，就顺水推舟对王耀武 说：“那就把他交给你吧，要好好教育他，让他重新做人。”就这 样，张灵甫被秘密释放了。
  对日作战史
  张灵甫出狱后，即到陕西南郑七十四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前 身）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部任上校候差员。这时又娶妻高彦玉。
  七十四军是1937年春新组建的队伍。当时美国顾问向蒋介 石建议，为对付日本侵略，组建一支人员少而精，装备精良，训练 有素的新型部队，由美国提供装备，并由美国军事教练负责训 练，就可与日本军抗衡。蒋介石想，既能和日本军抗衡，就更能对 付共产党，欣然同意。其人选亲由蒋介石点编。第一任军长俞济 时。当时该军是二二编制。军辖两师，每师辖两旅，每旅辖两团。 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五十八师师长由俞济时兼（后由冯圣发接 任）。全军18000人，是国民党部队中装备最好的一个军。五十
  433一师五耀武部辖一五一旅（旅长周志道）和一五三旅（旅长李天 霞）。
  “八• 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时，七十四军正在陕西南郑、洋 县、西乡地区集中训练。接到命令，七十四军赴上海参战。部队 途经郑州时，五十一师需要成立一个补充团，于是，张灵甫便任 补充团上校团长（参加淞沪抗战后编为三〇五团，归李天霞旅）。 因为张灵甫枪杀妻子的事在部队流传广，震动大，“张宗灵”这个 名子很臭，他便从这时起改名叫张灵甫。
  “八• 一三”淞沪抗战历经3个多月，战事甚为激烈，国民党 军队伤亡惨重。11月中旬，国民党军全线撤退。七十四军奉命占 领望亭一带掩护其他各军撤退。任务完成后，七十四军经苏州、 武进、句容一路向南京撤退。因该军在上海一带与日军作战伤亡 重、缺额多，军长俞济时及下属军官都希望撤到一个较安全地点 休整。听说蒋介石正在南京，俞济时就去见蒋报告部队已残破， 士气低落，需要整训。蒋介石不但未准，反而决定该军加入南京 保卫战序列。七十四军无奈只好留在南京。奉南京卫戍司令长 官唐生智命令，七十四军守淳化镇、牛首山阵地。战事从12月7 日开始，至9日，淳化镇、牛首山被日军攻破，七十四军撤到水西 门。 13日，整个南京沦陷，日军开始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七十四 军伤亡惨重，三O—团团长程智阵亡，三O五团团长张灵甫受重 伤。全军剩余官兵不足5000人，仓皇渡江逃撤滁洲。
  南京保卫战后，七十四军经短期整训（增编五十七师，师长 施中诚）。 1938年春，七十四军奉命参加了开封对日作战，获大 捷，打得日军土肥原师团一败涂地，土肥原只身幸免于死。从此， 该军士气大振。继而又参加了武汉外围万家岭会战、桂柳会战、 常德会战等多次对日作战。1939年春，在江西南昌外围高安会
  434战时，张灵甫的右腿被日军炮弹炸伤，蒋介石派飞机送香港治了 半年，虽痊愈，但右腿成跛。
  飞黄腾达
  1939年下半年，俞济时调八十六军任军长，七十四军即由 王耀武任军长，施中诚副之。依靠王耀武的提携，张灵甫于1941 年11月被提升为五十八师师长（七十四军的主力师）。1944年 底，王耀武升任国民党第四方面军司令长官，该军即由施中诚任 军长，张灵甫副之。1946年4月，施中诚调二十集团军任副总司 令，该军即由张灵甫任军长。
  七十四军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中的第一主力，一色的美国装 备，长期受美国军事教练训练，谓之国民党政府的“御林军”。宋 美龄经常代表蒋介石到部队视察，抚慰官兵。王耀武任军长时， 由于蒋介石的精心栽培和王耀武的励精图治，该军实力达到顶 峰，人员达5万余。与日军作战每每取胜，令日军闻该军番号即 丧胆。因此，很多人都向往七十四军军长这个位子。把它看成是 一个“宝座”，更是一个“肥缺”。
  勾心斗角争“宝座”
  1945年10月，抗战胜利，七十四军奉何应钦命令，从湘西 芷江空运到南京，执行南京卫戍并协助陆军总部处理日、伪解除 武装和遣送日俘、日侨等任务。
  1946年7月，国民党整军会议后，七十四军改编为整编第 七十四师。所辖3个师改为3个旅，人员仍有3万余。蒋介石挑 选该师师长时，曾有好几个人艳羡这个“肥缺”。其中李天霞依仗 钱大钧的势力上下周旋，企图竭力跻身师长的位置。但李为人跋
  435扈而又狡猾，打仗时惯于保存实力（自诩为打巧仗，不打硬仗）， 为王耀武所忌。而张灵甫头脑比较简单，性情比较憨直，对上司 绝对服从，深得蒋介石和王耀武信任。1944年底，王耀武有意将 李天霞调为一 OO军军长，以施中诚为七十四军军长是作为过 渡，后由张灵甫接充乃是王耀武的心愿。所以，王耀武力荐张灵 甫继任七十四师师长，蒋介石同意。而原任七十四军第一任军长 的俞济时，这时已调任国民党总统府第三局（即军务局）任局长， 掌握持务，权势很大。七十四军改编为整编第七十四师后，俞有 意掌握该部队，乃荐张灵甫为整编第五军军长，企图以其旧部整 编第七十四师副师长蔡仁杰升充师长，命令已经签发，只待时机 公布。
  在争当七十四师师长的角逐中，李天霞败给了张灵甫。因李 天霞是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与王耀武是同期同学，又当过张灵 甫的上司，比张资格老，从此，李对张怀恨在心，耿耿于怀。
  狂妄至极
  1946年8月份，蒋介石撕毁和平协议后，整编第七十四师 奉命渡江北上，向华中解放区进犯。很快占领宿迁、泗阳，继而又 进犯淮阴、淮安。受到蒋介石的嘉奖。这时，张灵甫狂妄骄横也 到了顶峰，他挥笔给济南的好友赵子良写信说：“我孤军深入匪 区，扫荡数百里，血洗淮阴，耀兵淮安，匪巢即破，匪胆已寒。国军 如能乘胜长驱，则立马中原，直捣延安，可计日而待也。”李延年 在淮阴吹嘘说：“有10个七十四师就可以统一全中国。”王耀武 更是夸口：“中国军队只有七十四师能战。”
  同年10月19日，张灵甫率部进犯涟水城，受到华中野战军 第六纵队迎头痛击。张灵甫不甘心，又于12月16日再犯涟水
  436城，由于寡不敌众，六纵蒙受了重大损失，放弃涟水往北撤退。这 时，张灵甫向蒋介石夸下海口： “委座，把新四军交给我张灵甫 吧，有我七十四师，就没有新四军的葬身之地。”
  张灵甫平时崇拜拿破伦、希特勒，还崇拜历史人物项羽。进 犯宿迁后，他曾亲往项羽墓吊奠。并在墓前徘徊不肯离去，默默 自语：我北上“扫荡”，要为国民党统一全中国建功立业，凯旋而 归。决不能像项羽兵败垓下，无颜面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并 嘱咐当地国民党政府要重修项羽墓，待他凯旋时，再来吊奠。
  退到孟良崮
  1947年4月，国民党集中华东第一线兵力，共13个整编 师、34个旅，25万人，由顾祝同坐阵徐州指挥，分别由汤恩伯、王 敬久、欧震组成3个机动兵团，沿临沂至泰安一线，齐头北进，企 图一举歼灭华东野战军主力于沂蒙山区。第一兵团汤恩伯部署 4个整编师守备临沂、郯城、新安镇、海州，另以6个整编师分3 路纵队向北进犯。中间一路以七十四师居中，八十三师（师长李 天霞）居右，二十五师（师长黄伯韬）居左。汤恩伯最初决定七十 四师归李天霞指挥，因张灵甫看不起李天霞，俩人素有间隙，所 以不愿归李指挥，自请归黄伯韬指挥。
  七十四师自恃兵强马壮，英勇善战，为抢头功，率部突出猛 进，将二十五、八十三两师甩在后面。4月27日，七十四师进犯 蒙阴城后，即将防务移交六十五师李振部，然后将部队屯驻双 堠、垛庄一带。同时，动用全部工兵赶修垛庄至坦埠的公路。黄 伯韬发现后制止，指出这样大修公路会暴露国军目标和企图，给 共军提供进攻和防范准备。张灵甫非但不听，还气哼哼地说：“正 要引匪前来。”仍继续修路。
  437华东野战军主力歼灭了莱芜李仙洲部后，转而由蒋峪、悦庄 迅速南下，如疾风劲雨。5月13日痛击进犯坦埠的七十四师先 头部队，迫使七十四师撤回。当时，黄伯韬命令张灵甫迅速退到 垛庄、桃墟一线，并控制天马岭。这样右翼紧靠八十三师，左翼衔 接二十五师比较安全。张灵甫不听，放弃天马岭，撤向孟良崮。张 灵甫对黄伯韬说：“找共军主力还找不到呢，现在来得正好，等我 吸住它。”黄伯韬又说：“你的装备重，车辆多怎能上得山？而且山 上没有水，你怎么办? ”张说：“这叫韩信背水作战，置之死地而后 生，机不可失。”他的话意是，用他来吸引解放军包围后，四周的 八十三师、二十五师、六十五师等部再来个反包围，里外夹击，可 以打个中心开花的大歼灭战。但他态度骄横，话不明说。师参谋 长魏振钺也对张灵甫说：“军座，此乃孤山，遍地皆石，难筑工事。 且又缺水，为兵家之大忌，不宜固守。”但一向过于自信的张灵甫 不惜破釜沉舟，孤注一掷，决定在孟良崮上安营。并立即电告第 一兵团司令汤恩伯和蒋介石。蒋介石认为这个师是战无不胜的 “精锐部队”，又处于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左右援兵都比较靠 近，正是同华东野战军决战的大好时机。于是电令七十四师坚守 阵地。同时，蒋介石调集重兵向七十四师靠拢，协同作战，实现与 华东野战军决战的意图。
  张灵甫立即召开了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传达蒋介石的电令， 不少军官趁机拍马奉承：“军座的用心正符合委座的心意，真是 不谋而合。哈！哈！哈!”会场上一片狂笑声。张灵甫更是得意 忘形，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一会讲这次战斗意义，一会儿又 激励将士……。
  438四面楚歌
  5月13日傍晚，围歼七十四师的孟良崮战役打响。
  经过一夜激战，在孟良崮上尚未站稳脚的七十四师马嘶人 叫，混乱不堪。原来七十四师一上孟良崮，就把车辆遗弃山下，战 斗物资已损失不少。山下仅有可以取水的两个水塘也被解放军 用火力封锁。山上无水，人马渴不可耐，特别是马，缺了水草，都 嚼断缰绳满山乱跑，踏死撞伤士兵无数。各旅旅长和师部军官纷 纷找张灵甫：“没有水怎能持久？必须尽快想办法。”张灵甫还是 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士兵既然怕渴，感觉渴死比战死还难受， 还不拼命冲下去吗!”5月14日上午10时，张灵甫将师指挥部 移到孟良崮285高地。他手持报话机拼命呼救求援。
  初始，黄伯韬的二十五师因侧背受威胁，不能不先求自保。 另外，七十四师号称王牌军部队，张灵甫更目中无人，又不听黄 伯韬的指挥，黄心怀不满，故救援不甚热心。后经蒋介石、汤恩伯 再三催促，才派出少数部队支援。而这时解放军已完全控制天马 岭，二十五师援兵寸步难行，丝毫未影响到孟良崮。八十三师李 天霞张灵甫被围于孟良崮却暗自高兴，不但不救，反而率八十 三师后撤。在蒋介石、汤恩伯的严厉命令下，李天霞才令八十三 师十九旅五十七团副团长王寿衡带兵少许，携报话机一部，冒充 旅部番号，进出沂水西岸佯装支援。张灵甫打电话问五十七团团 长罗文浪，沂水西岸到底有多少部队？罗不能直说，只得支吾其 词。张灵甫惯怒地说：“你们搞的什么名堂？现在右翼出了毛病， 我有一个旅没有下来。共军大部过了河，出了事你们要负责。”后 来在蒋介石严令威迫下，李天霞才派出五十七团支援七十四师。 李用电话指示罗文浪：“夜间作战要多准备向导，要特别注意来
  439往的路，多控制几条。”接着又说：“你是很机警的。”这明明是暗 示罗文浪，一旦情况紧急就后撤。但紧接着李又指示罗：“……要 确保，七十四师右侧安全，并归七十四师张灵甫就近指挥。”
  罗文浪的五十七团是在苏北曾经两度被解放军歼灭的残破 部队，前任团长被俘。罗文浪是由师参谋长调去接任收拾残局 的。全团装备不全，士气颓丧，内中第三营是由伪军的一个团改 编补充的，是八十三师中战斗力最弱的一个团。另外，团长罗文 浪也不是李天霞的旧部，自进入山东以后，李天霞总是以这个团 打头阵，其用意是纵然这个团牺牲了，与全师实力也无损，他还 可以拿来向上级交帐。罗文浪深知李天霞的用意和花招，进退两 难。进，因该团无战斗力势必被歼;退，一旦出事，李天霞会诿过 于他，成了替罪羊。在进亦难退亦难的情况下，罗索性率团冲入 包围圈，向七十四师张灵甫报到，与该师五十八旅一七二团并肩 防守孟良崮西南阵地。
  14日下午2时，包围圈更加缩小，张灵甫被迫将师指挥部 迁到540高地。下午6时，解放军攻占垛庄，彻底切断了七十四 师的退路。
  15日拂晓，在孟良崮山下集结的解放军越来越多。同时，解 放军所有炮火向孟良崮七十四师阵地猛烈轰击。炮弹落在岩石 上，将巨石炸碎夹杂弹片四处飞扬，七十四师伤亡甚大。安在师 指挥部附近的陆空联络电台也被炸毁。这时，七十四师粮弹告 倾。师参谋长魏振钺抓起无线电话向兵团呼救，要求空投粮、弹 和水囊。因七十四师阵地面积很小，并且都集中在几个山头上， 飞机飞行高（约2000米）投掷不准确，饥渴难耐的七十四师官兵 眼巴巴地看着空投的粮、弹、水囊等，纷纷落到山下解放军阵地， 哭笑不得。
  440下午1时，解放军总攻开始。至6时，七十四师前沿阵地的 轻武器弹药耗尽。重机枪尚有弹药，但因缺水不能发射。士兵只 好束手待毙，伤亡惨重。剩余官兵不足一半，夜间又有不少人开 了小差或投奔了解放军。16日拂晓前，七十四师所有官兵只好 龟缩到孟良崮3个主要山头上。师部移到中间主峰（600高地）， 由五十八旅防守;西边山头（510高地）由五十一旅防守;东边山 头（520高地）由五十七旅防守。
  覆 灭
  16日晨，解放军攻势更加猛烈。眼看潮水似的解放军奋勇 冲杀，逼近七十四师各旅指挥部，官兵慌作六团，参谋长魏振钺 仍抓着无线电话拼命呼叫，请求再空投粮、弹和水，并催援军速 进。上午8时，解放军攻占510高地，9时又攻占520高地。只剩 下七十四师师指挥部（600高地）仍继续顽抗。11时30分，张灵 甫抓起无线电话呼叫：“战况剧烈，粮弹不必再投。希望空军轰炸 孟良崮600高地以西各高地。”他放下电话机后，召开了七十四 师剩余军官最后一次会议，总结讨论作战失败的原因。参加会议 的有：副师长蔡仁杰、参谋长魏振钺、副参谋长李运良、代参谋处 长刘立梓、五十八旅旅长卢醒（已受重伤）、五十七旅旅长陈嘘 云、一七一团团长周少宾等。会议一开始，他们齐声痛骂友军各 自保存实力，见死不救。接着便是一片痛哭流涕声，会议开了一 小时。结束后，张灵甫和陆军总部及兵团司令部最后一次无线电 联络：“职师苦战4昼夜，终至弹尽援绝，实已尽最大努力，此刻 情况已至最后一秒钟，决一死报国。”
  下午4时，眼看指挥部里卫兵越来越少，眺望山下仍无友军 增援迹象，张灵甫绝望了，他长吁一口气后拿起一只铅笔给蒋介
  441石写了电文，又给妻子王玉玲写了绝命书。
  给蒋介石的电文是这样写的：
  主席蒋钧鉴：
  被围6昼夜，仅余负伤高级将领及卫士，且粮尽弹竭，援军 不至，匪军已有9个纵队（27个师）重围，仍有继续增加之势，今 职等宁愿成仁殉国，恳祈赐予家属抚恤以终。
  给妻子王玉玲的绝命书是这样写的：
  10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 无，我与仁杰决以最后之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 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此时张灵甫的父亲从西安到南京探望张 灵甫），未见痛极，望善侍之，幼子（指刚出生的张绍灵，后随母亲 王玉玲去美国定居，并改名张道宇）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 矣。灵甫绝笔，5月16日，孟良崮。
  写完后先将电文发出，又将绝命书交给传令兵周成，嘱咐他 藏好，混在伤员或尸体中，待机潜逃南京，务必面交。又将指挥部 内团长以上军官姓名电告蒋介石，并附言：“决心集体自杀，以报 校长培育之恩。"电报发出后，蔡仁杰、卢醒拿出老婆、孩子的照 片，相向而哭，不肯自杀，李运良则佯装自杀，弄得满脸血污，趴 在地上装死。魏振钺借口突围冲出洞外当了俘虏。陈嘘云则跪 在地上哀求张灵甫：“军座，听我一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 烧。”张灵甫当然听不进去，严厉命令各自开枪自杀。陈嘘云借机 溜出指挥部被打伤了腿，躺在路边大呼救命，当了俘虏。正当张 灵甫自杀时，解放军六纵特务团一营三连的战士在副团长何凤 山带领下冲到洞口，将七十四师指挥部包围，首先射进洞内一阵 子弹，接着又扔进洞内几十颗手榴弹。顿时，洞内硝烟弥漫，死伤 狼藉。蔡仁杰、卢醒、周安义等高级军官被击毙。副旅长明灿也
  442被手榴弹炸死。其余全部举手投降。张灵甫亦在投降列中，当张 灵甫举着手准备走出指挥部时，被参加过涟水战役的何凤山认 出。何凤山顿时怒从心中起，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要为死去战友 报仇的想法占据了他整个头脑，他一个箭步向前拉住了张灵甫。 见5名战士押着俘虏往外走去，四下无人，就举起汤姆枪对准张 灵甫后脑连开两枪。下午5时30分，整编第七十四师全军覆灭， 倾刻，狂风刮起，突降暴雨。
  七十四师被歼后，国民党军政各级人员为之震动。王耀武多 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自称：如丧父之痛。蒋介石忧愤交加，急 于召开检讨会议查究责任，准备杀黄伯韬泄愤。而黄伯韬自知不 免，面见负责全部指挥责任的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说一切责任 由自己一人担负，与汤无关。汤为之感动，在会议中，力为洗刷， 说是张灵甫不接受黄的指挥，骄傲自大之所致。同时，顾祝同为 照顾自己的面子，不能不加以包庇，指示黄在会上要大胆报告当 时张灵甫违抗命令的情形。黄娓娓发言，长达两小时，并谎报为 增援七十四师，二十五师伤亡数达16000余人，听者动容，才得 仅以撤职留任，带罪立功，以赎前愆，免除了一场灾难。汤恩伯被 撤职。
  八十三师李天霞也早有准备，为打通关节，花了金条几十 根。并竭力辩解说，他为增援七十四师而牺牲了一个团（指罗文 浪的五十七团）。后来决定将李天霞撤职押解徐州“剿总”军法处 审判。但李早已用钱铺路，得宣告无罪。不到半年，他又公布为 七十三军军长。但逃到台湾后，李天霞又获罪被判无期徒刑，后 死在狱中。
  张灵甫的第三位妻子高彦玉，生二子一女。她爱阅读小说， 一天深夜，在帐中秉烛看书，不料蜡烛倒下，点燃了帐子，她在
  443慌忙中抱小女儿张惠君逃出，不幸二男孩被火吞噬，张灵甫得知 后，与高一刀两断。后来又娶了第四位妻子王玉玲。王是湖南长 沙人氏。
  张灵甫被解放军击毙说法有几种，本文参照1993年11月 29日《文汇报》第7版载《张灵甫之死揭秘》一文。
  （蒙阴县政协供稿郭文明撰）
  444第二次岱崮保卫战
  1947年6月28 日至8月8日，为牵制国民党军主力，配合 华东野战军外线作战，鲁中军区监护营一连107名指战员在当 地民兵配合下，坚守岱崮42天，打退敌人100多次进攻，毙伤敌 副团长关开先以下官兵250余人，而我仅牺牲4人，胜利地完成 了任务。这就是有名的“第二次岱崮保卫战”。
  兵贵神速
  6月27日下午，全连指战员紧握手中枪，以整装待发的姿 态聚精会神地听营长胡风浩交待任务：
  “我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歼灭了蒋介石御林军整编七十四 师后，惊得敌人收缩了一下。但是，敌人经过短期休整，对沂蒙山 区的重点进攻又更加疯狂起来。为了配合野战军在运动中寻找 战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军区首长命令我们一连固守岱崮阵 地，牵制敌人兵力。”说到这里，营长稍微停顿了一下，眼睛扫了 扫全连的同志们。接着说：“我们现在的驻地埠村（现属沂源县悦 庄镇）离岱崮有125华里，而敌人已到新泰的龙廷村，离岱崮只 有45华里，我们必须赶在敌人前面抢占岱崮山……。”
  后面的两句话，营长说得很慢，语气也特别重。
  对于接受战斗任务，同志们都习以为常，但听了营长最后两 句话，同志们的脸上表情严肃，不用再作任何动员，都已领会了 任务的急迫。
  急行军，全连成一路纵队向岱崮前进。说是急行军，其实一
  445出发就开始小跑步了。
  正是暴雨季节，山洪爆发，河水猛涨，部队就在山间蜿蜒曲 折的泥泞小路上行进。走到一条河边，连长庞洪江带头不脱鞋 袜，更不解绑带涉过没膝的河水。
  队伍拐进白峪到王家峪之间的山谷里时，天也完全黑下来 了。路就沿着山间河边盘来盘去。阴天夜更黑，暴涨的河水漫过 路面，说部队在路上走，还不如说是在河里走。鞋子里灌满了沙， 脚被水泡得发胀，再叫泥沙一磨，疼得钻心。有的鞋底早磨破了， 干脆把鞋子扔掉，光着脚走。
  出了王家峪不到1.5公里路，一声霹雳，大雨像瓢泼似的下 起来，战士们忙把挎包上的毛巾解下来包住枪栓。顺着山谷刮起 一阵阵大风，连传口令也听不见了，队伍经常前后失掉联系，很 多人摔得浑身像泥猴子一样。
  大雨带来更大的山洪，山陡谷窄，水深齐腰，水流湍急，人一 但被水冲倒，就很难站起来。炊事班的丁长发，挑着笼屉等炊具， 一下滑倒在水里，他挣扎着用双手紧紧抓住笼屉，但簸箕却被水 冲走了。
  漆黑的夜，不停的雨，山洪越来越大，行军速度越来越慢，同 志们焦急万分。庞连长下令，叫尖刀班缩短和部队间的距离，让 同志们都解下绑带，连结成一条长绳，大家抓住绑带走。
  拂晓时分，部队赶到岱崮山下。
  战斗开始
  部队在南岱崮山下一片开阔地上坐下休息。趁此之机，庞连 长领着排长们查看地形。
  南岱崮、北岱崮、卢崮都是沂蒙72崮中比较有名的山，卢崮
  和北岱崮分居主峰南岱崮左右，就像南岱崮平伸出来的两条有 力的臂膀。山既高、崖又陡，从山半腰往上的悄壁，足有十几丈 高。满山怪石嶙峋，除了稀疏的荒草，连树木都不生。南边是一 片望不见边际的群山，只有岱崮是群山的制高点，山脚下是一条 从新泰延伸到山里来的公路，如果控制住岱崮山，就可以威胁敌 人进山的交通通道。
  看过地形后，全连107人，分配在3个崮顶上。庞连长带领 一排守南岱崮;代理指导员陈来喜带领二排守卢崮，文化干事高 兆田带领三排守北岱崮。这样每个崮顶上差不多有三十来个人。
  三队人马互相告别，分头向崮顶攀登。
  登上崮顶，紧张地修复早已挖好的堑壕，在机枪掩体里安置 好机枪，派人带冲锋枪守住上崮顶的唯一孔道……。找一处隐蔽 的角落安置滑车，可以依靠绳索上下。
  紧张的战斗准备工作就绪。这时，雨后大雾还没有消散。战 士们伏在堑壕里，睁大眼睛望着山下的公路。突然在浓雾中出现 了敌人乱糟糟的影子，顺着公路向东涌来，前部已进了山下贾 庄。大约有一个连的敌人，从贾庄开出来，分兵三路，一路在西， 顺着山梁往上爬；一路居中，直奔崮下；东路敌人，在村外河滩上 架起了机枪，盲目地朝崮顶扫射。机枪一响把同志们的注意力全 部吸引到这边来。
  敌人打了两梭子弹后，看崮顶上没有什么动静，就大摇大摆 地朝崮下走来。看样子，敌人已判定崮顶上没有人，准备占领制 高点了。
  眼看敌人进到峭壁脚下，一声号令，战士们把早已准备好的 手榴弹一齐投下，敌人扔下20多具死尸，狼狈逃回贾庄。
  不久，崮下周围陆续搭起了敌人白色的帐篷，数不清数目，
  447望不见边际。
  更激烈，更残酷的战斗就要来临。
  十五昼夜
  从上到崮顶那天起，为了便于记忆时间，指导员陈来喜搬了 一块薄薄的石板，放在掩体的柱子缝里，写上上山的日期，以后 每过一天，就在石板上画一道。尽管大敌当前，因为有石板上的 道道作证，同志们也没有忘记纪念党的生日。“七一”这天，部队 打算提前吃早饭，在堑壕里分头开一个不拘形式的小会，回忆党 的光辉历程，鼓舞战斗意志。
  就在部队吃早饭的时候，敌人的大炮开始向山崮周围和崮 顶猛烈轰击。听到一长一短的哨音，战士们迅速进入掩体，经久 不断的巨响，猛烈的震撼着山崮，烟雾弥漫，崮上崮下一片火海。 战士们呛得嗓子发苦，咳嗽不停。
  炮击一停，防空工事中的观察哨兵连续吹出3声短哨音，战 士们立即从掩体里跳出来，进入被敌人炮火摧毁的堑壕。
  敌人开始大规模集团冲锋。成群的敌人冲到峭壁下，准备架 梯攀登时，战士们就把手榴弹成束地投下去，把敌人炸得鬼哭狼 壕，蜂拥回窜。这时，崮顶上我们的机枪开始“发言”了，没有被手 榴弹炸死的敌人，在回窜中很难幸免背后机枪的扫射，崮下又布 满了敌人的尸体。
  第二天早晨，敌人派来了助战飞机，8架战斗机和4架轰炸 机，朝着3个崮顶轮番俯冲轰炸扫射。一架飞上去，另一架又冲 下来……。子弹像雨点似的沿着堑嚎洒落，打得壕沟里烟土升 腾，石块飞溅。
  陈来喜在防空工事里仔细观察山下，他发现山下河滩上摆
  448满了白布，并且构成箭头形状。箭头所指的方向，正是飞机轰炸 和扫射的地方。心想，秘密就在这白布箭头上。乘空袭间隔时间， 指导员抽了几个人，把崮上存放的绷带白布集中起来，照样子摆 好，不过其箭头是指向山腰敌人安置的3个碉堡，中间大碉堡上 安着一挺重机枪。果然，轰炸机再转来投弹的时候，7枚重磅炸 弹都投在崮下碉堡周围，其中一枚恰好落在中间大碉堡上，一下 子将大碉堡炸飞了。崮上腾起一片欢笑声。
  夜里，营部侦察班长王在连来了。看到信号后，战士们把他 用滑车从山下拉到崮顶，大家像见了亲人一样，把他抬起来。他 告诉同志们，连队出发不久，营长胡凤浩带领侦察班黑夜插到岱 崮山下敌人后面，在崮下打游击支援崮顶的战斗。听说胡营长在 山下打游击，战士们立刻觉得壮了胆，精神更加振奋。
  阴雨连绵，掩体里积水不能睡觉。饭霉了，盐也化了。手榴 弹潮湿不响，就放在吊起来的铁锅里。由于熬累加上潮湿，有的 战士眼眶开始霉烂，给守崮增加了困难，同志们仍咬紧牙关，坚 守阵地。
  石板上的道道越画越多。从敌人大规模炮击那天算起，石板 上画了 15条道道。守崮战士和敌人搏斗了 15个昼夜了。
  牵住敌人
  北方传来的隆隆炮声，一天比一天频繁。深夜里，连机枪、手 榴弹声都可以听得很清。同志们知道，我华东野战军围歼敌整编 十一师的南麻战役正在激烈地进行。
  山脚下，磨盘岭、桃树梁的敌人不见了。贾庄、果庄、五里沟 那些漫山遍野的白帐逢也无影无踪了。显然，敌人想拔腿北上， 增援南麻之敌。绝不能让敌人溜走！怎么办？同志们急切地等
  449待营长和连长的命令。
  侦察班长王在连在同志们盼望中再次来到崮顶，传达了胡 营长的命令：南麻、临胸战役打响后，山下敌人急需北上增援，只 留下果庄、贾庄各一个团围困岱崮，其余开拔北上。胡营长命令 每个崮顶上抽调6人，由庞连长带领，下山打敌人，牵住敌人的 鼻子，把他拉回来。袭击的目标是五里沟敌人供给站的九十六分 站。那里存放着敌人的很多物资。
  天快黑的时候，庞连长带领同志们出发了，大家都依依不舍 地目送他们。一直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灰蒙蒙的夜色中。留 在崮顶上的人谁也不动，提着心，定着眼睛，凝视着他们去的方 向。天又下起了大雨……。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雨停了。五里沟方向突然响起一阵急 促的爆炸声，手榴弹爆炸的火光忽闪忽闪的，隐约可见。一阵爆 炸后，又沉寂下来，崮顶上每个战士的心都咚咚地跳起来，是我 们袭击成功？还是敌人早有准备，我们袭击失败？两种可能谁也 不敢断定，心情更加紧张。
  第二天黄昏时候，袭击五里沟兵站的人顺着山梁回崮顶来 了。他们每个人还带着不少东西，肩上扛着，手里提着……。“袭 击成功了！ ”崮顶上的战士高兴地欢呼着、跳跃着。他们一到山顶 就被战士们围起来。原来他们肩上扛的是军毡，手里提的是香 烟、罐头等。
  袭击五里沟兵站后，敌人恼羞成怒。第二天拂晓，敌人的大 队人马顺着王家峪那道山沟，源源地开回来了。下午，山崮周围 又漫山遍野、密密麻麻地搭起了白色帐篷，和原来的一模一样。 敌人又开始了对崮顶更疯狂的围攻。
  450弹尽粮绝
  敌人这次回来以后，情况和前一次大不相同了。
  崮周围布满了敌人的碉堡，上下山的必经之路都被敌人严 密监视起来。各个碉堡的火力也都固定了射击目标。上下山顶 的一条唯一通道被敌人碉堡的两挺重机枪严密封锁;另有两个 碉堡里也安着两挺重机枪，是专打滑车的。这样，不仅白天整个 崮顶都在敌人严密的火力控制之下，就是晚上，只要崮顶上有一 点动静，所有碉堡都会枪声齐鸣，各打固定目标，构成了严密的 火力网。想进出山顶是插翅难飞。3个山顶间的联系全被切断。
  山上的粮食吃光了，子弹、手榴弹也不多了。炊事员姜玉文 只得找石头缝里的野苋菜和灰灰菜煮了给大家吃。开始控制使 用弹药，将子弹集中给优秀射手使用。一般情况下，手榴弹就不 动用了。他们还把壕沟里的乱石头堆成短墙，围崮一周。等敌人 攻到峭壁下时，一声令下，一起往下推石头。石头多，滚得又快又 猛，像山崩地裂一样，对敌人的威胁很大。白天推完了石头，晚上 再拣。后来，山顶上的石头也成宝贝了。
  一天，炊事员姜玉文找到指导员陈来喜，犹豫了一会才硬着 头皮说：“指导员，山顶上的野菜也吃光了。得赶快想办法……”。 姜玉文是个坚强的人，除非到不得已的地步，是不会找领导的。 姜玉文看了一眼崮顶下的山坡说：“指导员，你看，那里一片片野 养麦……。”说到这里，他看了指导员一眼，就不再往下说了。指 导员心里明白他的意思，可是，敌人的火力封锁得这样严密，又 怎能下得去呢？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大家一商量，你一言，我一语， 就想出了个好主意。一到晩间，战士们在崮顶上又吹哨子，又抛
  451石头，还用空绳子拉得滑车哗哗响，每弄出一点响声，都会引来 敌人狂风暴雨般的一阵射击。有一次，滑车绳子被敌人打得只剩 下一股没断。敌人被戏弄了几个晚上，发现上当后，就变得“聪 明”起来，以后，不管崮顶上有什么响声，也不射击了。趁此机会， 战士们在夜间下到山坡拔野养麦。有了野养麦，穗、茎、叶、根一 块儿煮熟充饥。后来，营长胡凤浩在茶局峪找到村指导员，起出 群众埋藏的2000多斤粮食，设法分送到3座崮上，解决了大困 难。
  胜利下山
  南麻、鲁村战役后，刘邓大军和陈粟西线兵团外线出击，敌 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宣告彻底破产，山下的敌人也撤走了。监护 营一连完成任务，奉命下山。这时，石板上的道道整整画了 42 条。全连战士下山后，受到部队首长和当地群众的慰问，虽说战 士们都害了疟疾，躺在床上，但是，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胜利的 喜悦。
  鲁中军区给了全连很高的荣誉，继抗日战争时期老大哥部 队荣获“岱崮连”称号后，该连又被授予“第二岱崮连”的光荣称 号。
  （蒙阴县政协供稿 陈来喜撰 郭文明整理）
  452四次解放郯城
  郯马地区逼近陇海铁路，控制着沂、沭两河中段，是联系苏 北和鲁南的枢纽;郯马平原还是苏鲁边界最富庶的地区，素有 “郯马粮仓”之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人 民军队同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军，为争夺这一战略要地，在此展 开反复激烈的拉锯战，曾4次解放郯城县城。下面将4次战斗情 况分述如下。
  一一五师挺进郯马平原，第一次解放郯城
  “七七”事变后，中共临郯党组织丁梦孙等人，在这一带发动 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建立了鲁南最广泛的群众抗日组 织一一临郯青年救国团，到1938年7月发展到37个分团，团员 近万人。之后继续发展，一直扩展到莒南、东海、赣榆、邳县，多达 40多个分团。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八路军临郯独立团等武装，开 辟了抗日活动基地。徐州会战期间，临郯军民配合正面战场，频 频向敌出击，牵制了大量敌人。
  1938年4月23日，日军占领郯城、马头，鄰马平原成了敌 后。因日军急于进攻国民党正面战场，郯城并未驻兵。不久，反 共投降分子阎丽天当上国民党郯城县长，取缔共产党在这一带 的活动。因顽众我寡，临郯抗日斗争处于极端困难的局面。1939 年秋，阎丽天集结顽军围攻驻马头西北沙埠的中共鲁南第四地 委和由临郯独立团改编的八路军陇海支队第三大队，形势十分 危急。
  453就在这时，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的一一五师师部及主力一 部，在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下，由鲁西挺进鲁南。陈、罗 首长总结抗战初期鲁南国共两党联合建立根据地计划失败的教 训，提出由我党单独创建根据地的号召，制定了创建以抱犊崮山 区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师部在大炉安营扎寨后，采 取的第一个重大战略行动，就是向大炉东南的郯马进军，打通与 我党领导的新四军及华中地区的联系，巩固以山区为中心的根 据地；同时，筹粮筹粮，解决部队的吃饭、穿衣问题。
  1939年10月，一一五师参谋处长王秉璋、政治部副主任黄 励，率师直属队一部，以东进支队名义，向临郯进军。路上顺手牵 羊，一举攻克临郯公路上李家庄伪据点。接着飞兵增援沙埠西 哨，将正在围攻陇海支队三大队的阎丽天部赶跑。随后准备攻击 马头、郯城。
  一一五师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缔造的红一方面军主力编成 的，战斗力相当强。平型关一战，曾打得日军精锐板垣师团二十 一旅团丢盔卸甲。郯城、马头地方顽军阎丽天部哪是对手。11月 18日，正逢马头大集，东进支队在陇海支队三大队配合下，以急 行军渡过沂河，向马头进袭。顽军溃不成军，除国民党郯城县警 察局长赵家淑藏身一座油坊油缸里得以脱身外，其余全部被我 俘虏。东进支队乘胜向大小圩沟、刘港口等地进击，顽军见不是 头，纷纷逃窜。我军攻占马头后，东进支队回师大炉，在湖西的一 一五师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接防马头，对外名义仍称东进支队。
  1940年1月3日，日伪军集结3000余人，分两路“扫荡”临 郯地区，一路从临沂南下占领郯城后，向马头进犯，一路从夏庄 以南向马陵山南麓进攻。东进支队于马头附近与日伪展开激战， 0军向新安镇方向退去;另一路日军亦被我击退。当我与日军在
  454马头附近激战之时，阎丽天率领顽军一部偷袭马头镇。东进支队 第一大队迅即将其包围，击毙顽军80余人，顽军县大队副大队 长翟忠民等300余人被我俘虏。1月26日，东进支队第二大队 袭击郯城县城，歼灭顽军大部，阎丽天率残敌逃出县境，郯城县 城被我军收复。
  郯城解放后，我党成立了郯城县抗日民主政府，一一五师东 进支队统战股股长翟新亚出任县长，同时成立了县动委会，高赞 非任主任委员。东进支队选调干部200多人，组成4个民运工作 团，分赴郯城、郯邳边、苍马、邳县地区开展抗日工作。为开辟郯 城东北地区工作，县政府在第六、第七两区建立了郯东北第一办 事处（后称苍马办事处）。不久，中共知马工委成立，东进支队党 委派崔光涧任书记。郯城县所属区乡抗日民主政府也相继建立。 在此期间，郯城县还建立了抗日第一、第二两个大队及警卫连、 骑兵排，后统编为县大队，共700余人。我党我军贯彻抗日救国 十大纲领，改善人民生活，优待军属，废除旧政府的几十种苛捐 杂税，实行合理负担，群众的抗战热情十分高涨，开创了轰轰烈 烈的抗日局面。这一时期，曾被称为郯马抗战的“黄金时代”。
  郯马地区的进一步开辟和发展，巩固了抱犊崮山区东南部 的外围阵地，打通了与沂河以东滨海区的联系。我党我军的声威 波及郯马周围数百里，不仅使地方伪顽势力闻之丧胆，也震慑了 陇海铁路线上的日军。
  教二旅“围魏救赵”，“翻边战术”二次解放郯城
  海陵反“蚕食”战役胜利后，1942年12月，日军三十二师团 二一一联队报复“扫荡”马陵山区•遭到我一一五师教二旅的重 创，联队长小林大佐也被打死。这一打击，极大地震动了日军。驻
  455扎在兖州的日军旅团长石田恼羞成怒。他到枣庄召开伪沂州道 尹、伪郯城县长和警备队长会议，谋划对我滨海区进行所谓第六 次“治安强化运动”，发动大规模的“蚕食”。滨海、鲁南日军首先 打通由临沂经郯城到新安镇的公路，切断了滨海与鲁南及华中 根据地的联系;接着又在沐河西岸临沂、青口公路上的重要村镇 醋大庄等地安设据点，分割了滨海根据地。根据地的人民面临着 灭顶之灾。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和政委罗荣桓决定：敌进我进， 深入敌后，运用“翻边战术”，远距离奔袭郯城县城，以制止敌人 对沭河沿岸的“蚕食”，并策应冀鲁边和清河区的反“扫荡”。
  位于临沂、新安镇之间的郯城，距滨海根据地40公里。是日 军在鲁南苦心经营的兵站基地，墙高、壕深，并广筑炮楼、碉堡， 是一座完全堡垒化的城池。攻打敌人如此重要的县城，是山东以 来第一次，也是一一五师挺进敌后以来第一次。没有大炮和充足 的弹药，全靠攀城强攻，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更值得注意的是， 城西20公里的马头镇，还驻着不少日军，可以随时增援;北距临 沂城、南距陇海路也都不超过50公里，日军也能迅速增援。对我 有利的是，城内日军大部分外出“扫荡”，守城的日军了了无几， 伪军仅有数百人。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我军会攻打深入敌 占区的郯城。击敌不意，攻其不备，“围魏救赵”，这是一个十分大 胆的决定。
  战前，为了钳制和迷惑敌人，教二旅四团团长贺健率第二 连、临沐县独立营及民兵数千人包围了醋大庄及附近日伪据点， 把敌人死死纠缠在沭河沿岸;教二旅六团政委刘西元率第一营 和五十七军独立旅监视赣榆、新浦方向的日军，以保障攻城部队 后侧的安全；马头方面，由一一五师全军闻名的战斗英雄何万祥 率第二连于城西阻击。同时，中共滨海地委、滨海专署、滨海军分
  456区动员上万名群众，在绵延百里的临沂、郯城公路上，展开连续 4天的大破击，如风卷残云，把敌人的交通封锁线全部摧毁。
  尽管如此，因是深入敌区无后方作战，如何赢得时间争取速 胜，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经过慎重讨论，教二旅决定以4天 时间保证拿下郯城。师、旅首长把攻城任务交给以战斗作风勇猛 顽强、惯以打硬仗著称的教二旅第四、第六两团。以六团第三营 作为主攻部队从城南攻城。陈光代师长亲临前线，具体帮助旅长 曾国华、政委符竹庭指挥作战。
  1943年1月18日夜，教二旅主力以急行军穿过敌人的层 层封锁线，神不知鬼不觉地兵临郯城城下。19日夜，月朗星稀， 寒气袭人。六团以神速动作，占领郯城南关，直扑南门。一阵激 烈的枪声、爆炸声后，炸开了南门。谁知里面还有一道城门，且有 沙包堵满，无法爆破。城墙下，硝烟弥漫，火光闪闪，我架梯连队 根本无法接近城墙，伤亡很大，只得暂停攻击。
  在北门助攻的第四团，见主攻部队受挫，请求改由北门主 攻。但六团团长贺东生不肯示弱，说：“北门地势低洼，不利攻城， 我六团从来没打过败仗，我们一定要拿下南门!”于是重新调整 部署。决定20日晚在南门与东南大炮楼之间突破，首先架桥通 过外壕，再架梯强攻。
  20日白天.马头镇日军赶来增援，但整天并未向我阵地进 攻。天近黄昏，除有一小队日军窜进城里，其余大队人马又缩回 马头。日军对伪军说：“毛猴子小小的，抢点东西就走。”看来，他 们还不知道我军真正意图，更不了解“翻边战术”的厉害。
  当日晚，北门助攻的四团第七、第九两连，首先向北门发起 攻击，枪声、爆炸声、战士的呐喊声，犹如浪潮一阵阵响彻郯城夜 空。六团经过一翻周折，终于把梯桥牢牢地架到壕沟对岸，三连
  457于长贵等人抬着云梯扑向城墙。但是，由于敌人加强了防守，并 施放毒气弹，两次架梯都失败了。在这关键时刻，八连集中全连 最优秀的投弹能手，在火海似的城墙下一字排开，把一排排手榴 弹准确地投向城头，压制住敌人火力，战士们终于把云梯架上城 墙。二排六班班长吴兴中率先攀梯登城，由于敌人火力十分猛 烈，吴兴中和3名战士先后伤亡，没有登上城头。第五个是张桂 林，他在接近城墙时，急忙投出两颗手榴弹，炸死两个向他冲来 的敌人。紧接着，八连的杜复显、侯殿经等5名战士也陆续登上 城头与敌人拼杀。
  就在这时，两翼敌人机枪火力将我云梯摧毁，后续部队无法 登城。登上城头的张桂林等6名战士，击退敌人数次反扑后，抢 占敌人一个掩体，打退南城门敌人的连续冲锋，我后续部队乘机 登上城头。与此同时，城北助攻的四团在参谋长贾正远、政治处 主任王树君率领下，也突破北城墙，向纵深发展。四、六两团指战 员南北夹击，把剩余的敌人压缩到伪县政府大院内。我军突击队 炸开县政府院墙，冲进大院，在“缴枪不杀”的喊杀声中，200多 个伪军、伪政权人员举手投降，只有龟缩到大碉堡里的日军顾 问、指导官和一小队日军仍负隅抗战。我工兵爆破手用50公斤 的炸药包炸毁了碉堡，8个日军被炸死，剩下指导官多田等7个 日军，从残垣断壁的碉堡中钻了出来，举手投降。
  在城西的白马河与西关的土城子阵地上，何万祥连与敌人 展开了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21日上午，这个连已打退马头增 援郯城的500名日伪军的两次疯狂进攻。公路上、麦田里、土城 边到处是敌人的尸体。而何万祥连也只剩下53个人了，弹药也 有很大消耗。但是，他们仍坚决执行“守住阵地，争取时间，掩护 城里部队和群众撤出”的命令，丝毫没有退缩。
  458当敌人发起第四次冲锋的时候，何万祥看到敌人阵地上，一 个胡子垂到胸前的指挥官，挥舞着洋刀督战，但是没有一个日军 爬起来向前冲。在勇敢顽强的何万祥连面前，日军的“武士道”精 神已吓得灰飞烟灭。日军指挥官一连劈死两个卧着不敢前进的 士兵，其他士兵才缓缓地爬起来向前蠕动。而这时，何万祥接到 撤出阵地的命令，带领连队转移了。
  激战两天两夜，郯城终于被我军攻克，城头上飘扬着青天白 日旗。成千上万的老乡向八路军战士诉苦，送茶送饭，赶来搬运 粮食的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万余农民将城墻全部拆除，敌 人苦心修筑的城堡，被彻底摧毁。
  郯城大捷使敌人闻风丧胆，我四、六两团乘胜拿下郯城周围 的归义、榆林、大埠等18处据点。此役，毙伤日伪军400多人，俘 日军7人、伪军和伪政权人员600多人。“蚕食”沐河沿岸的日军 被迫全部撤退，其建立堡垒封锁线的美梦被彻底粉碎。23日，津 浦路沿线几千名日军由临沂扑向郯城报复，而我军早已安全返 回了根据地。战役后，郯城县根据地由原来4个区扩大到7个 区。中共马陵工委改为郯城县委，教二旅民运科长董方明任县委 书记;马陵办事处改为郯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傅伯达任县长。
  郯城战役后，“翻边战术”陆续推广到整个根据地。从此，根 据地军民能够更有计划、更主动地对付敌人的“扫荡”和“蚕食” 了。
  1945年夏季攻势，三次解放郯城
  在抗战进入第八个年头的夏季，八路军发起声势浩大的夏 季攻势作战。滨海区由于日军大量增兵，局势紧张，但因敌人急 于完成海防工事，防止盟军登陆，无力顾及其他。于是，滨海军区
  459除以部分兵力坚持沿海斗争外，在鲁中、鲁南军区配合下，集中 主要兵力发起郯马战役，以打通滨南与鲁南的联系，孤立临沂之 敌。
  6月22日，滨海军区第四团及第二军分区独立第二团，在 鲁南军区第五团配合下，向盘踞在郯城南部的国民党反共投降 派、鲁南地区专员、九旅旅长梁钟亭（绰号梁麻子）发起进攻。
  日军侵入山东后，梁钟亭招兵买马、扩充势力，聚集起万余 人，活动于郯城、苍山、临沭3县南部，旅部驻知南王海子村。自 蒋介石的亲信鲍国泉来到郯南，充任梁的参谋长后，梁钟亭开办 军官训练队，培植亲信，还组建起以土匪头子胡登起、王金跃为 首的两个实力雄厚的主力团。8年来，梁一贯反共反人民，残酷 杀害抗战军民和无辜百姓2000多人。特别是郯城一带，在其血 腥统治下，家家鸡犬不宁，人人提心吊胆，不知有多少人被他害 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1945年，侵华日军已是强弩之末，而梁 钟亭却不思收敛，仍经常窜犯根据地，残杀抗日军民。
  其驻地王海子村，位于苏鲁两省和郯城、东海、邳县3县交 界处，紧靠陇海铁路，交通便利，进能攻，退能守。梁占据该地后， 改名“新城”，兴师动众，大兴土木。村子周围开挖了一条深7米、 宽15米的壕沟。壕沟外围，有一道高矮不等的木寨，壕沟内侧， 高高筑起的号墙上端，内外各加固子墙一道，中间有通道，可随 时调配兵力，各个明碉暗堡都有重兵把守。
  梁钟亭虽未正式投降日军，但他却暗中与日伪勾结，疯狂进 攻根据地，屠杀抗日军民。自1944年春我军实施局部大反攻以 来，根据地迅速扩大，八路军日益强大。为了防备八路军的进攻， 他一方面派人与新安镇、郯城、邳县等地的日军联系，请求火速 派兵驻防，一方面加强守备力量。近千名顽军分布于王海子村大
  460街小巷，层层设卡，处处布防。王金跃团驻守村子东、南两面外围 村庄，胡登起团驻守村子西、北两面外围村庄。胡、王外围的大埠 子、瓦窑等村庄，由其自卫团长张仲连、分团长马敬芝等部防守。 梁还下了一道命令：不论什么人，都不准随便进出他的防区，违 者一律枪杀。临沂县庄坞村有个叫杨从起的农民，家徒四壁。他 听说梁部占据的南、北涝沟缺辣椒和干姜，为了生计，挑了一担 去叫卖。有人曾劝他：梁麻子杀人不眨眼，那里去不得。而他认 为自己本族老爷爷杨松峰就是国民党却城县县长，不会有危险。 没想到他一进入涝沟村，就被胡登起的匪兵抓住。杨从起急忙说 明自己与杨县长的宗族关系，但是仍没逃脱被杀害的厄运。
  尽管梁部装备优良，王海子及其周围村庄戒备森严，但他们 都是些乌合之众，而且都散居在大大小小几十个村子里。王、胡 两匪首还一直有矛盾，不会很好配合。根据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内 部矛盾情况，我军决定，采取避其锐、攻其疲，先断其“四肢”再伤 其腹心的策略，以远距离奔袭，出其不意，扫清外围，速战速决的 战术，把敌人消灭掉。
  6月22日，讨梁战役拉开序幕。滨海军区第四团、鲁南军区 第五团、海陵独立团和郯城县大队8000余人，在罗华生指挥下， 分别从几十里以外的临沭、层山出发，经讨5个多小时的急行 军，进入预定位置。夜3时，第五团率先进攻位于王海子村西北 面5公里的涝沟村，驻守在这里的胡登起匪徒2000余人，一面 利用有利地形组织抗击，一面向梁钟亭告急。战斗十分激烈，敌 我相持不下。这时，王海子村的北、东、南三面外围村庄，也同时 响起激烈的枪声，梁回令胡登起无兵增援，各自为战，并死死顶 住，否则处死。狡诈的匪首胡登起意识到已处在八路军重兵包围 之中，梁钟亭亦已陷入灭顶之灾。于是令匪兵虚晃一枪，丢弃据
  461点，向西南方向逃窜。我第五团紧紧尾随，毙敌50多人，俘敌百 余，尔后向王海子村逼近。
  胡登起率部逃窜，遭到我军围攻的王金跃匪徒也不甘做梁 钟亭的炮灰，令其部下摇旗呐喊，佯作拼杀，乘机率部逃之夭夭。 胡王二匪溃逃后，外围仅剩下杨庄梁钟亭侄子率领的特务连，我 大兵压境，不到10分钟，即被歼灭，梁的侄子也被我击毙。我军 势如破竹，不到2小时，即将其外围阵地全部扫清。
  我8000大军将弹丸之地的王海子围得水泄不通，展开了强 大的政治攻势。梁钟亭逃不出去，自知就是投降，八路军也饶不 了他，于是负隅顽抗妄求一逞。他把许多群众死拉硬拽赶上城墙 作挡箭牌，阻止我军进攻。为了拔除据点，尽早搭救群众，我军开 始强攻。这时，天下起了大雨，倾刻之间，地势低洼的王海子被包 围在一片汪洋之中。我五团第一营一个连，冒着枪林弹雨，踵着 没膝深的雨水，火速向圩墙靠拢。但壕沟太深、太宽，木梯竖不起 来，攻圩受阻。这时，第四团炮兵将南圩门炸开一个缺口。五团 第一营一个排37名指战员一声呐喊，冲进缺口。村内敌人立即 组织火力反击，将南门缺口卡断，我后续部队全部被阻在南门外 的开阔地上。冲进村内的一个排与敌人短兵相接，英勇地展开肉 搏战，由于村内顽军云集，我寡不敌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我军指战员个个怒发冲冠，义愤填膺，前仆后断，拥向南圩 门缺口。就在我军即将攻进圩内之时，梁钟亭化装成老百姓，领 着小老婆，在几个士兵的护卫下，乘夜幕从村西北角放下浮桥， 爬过深壕，逃入一片坟地里。但是，他喘息未定，就被我几十名战 士和民兵团团围了起来。其卫兵刚要逃跑，我战士随手一枪，将 其击毙。梁钟亭龟缩一团，乖乖当了俘虏。这时，我各路大军冲 入圩墙，将顽敌包围分割，悉数消灭。之后，我军艮召开了公审大
  462会，在临沭县榆科将梁钟亭处决。
  讨梁战役胜利后，我军利用梁钟亭瓦解了他的残部，为继续 扩展郯城地区的攻势创造了有利条件。7月12日，滨海军区第 四团和第二军分区独立第一团及地方武装一部，又对郯城以西 的重要据点马头镇发起猛烈攻击。经过4天4夜激烈的攻坚战 斗，至7月16日夜，全部消灭日军一个小队40人、伪军500余 人，马头为我解放。同时攻克郯城以南店子据点，郯城之敌陷入 孤立状态。
  7月20日，我军乘胜紧缩包围郯城，并加强政治攻势。23 日，在我军事围困和政治攻势下，郯城守敌弃城逃往新安镇，我 军第三次收复郯城县城。郯城的解放，使沂河两岸著名的郯马产 粮区重新为我控制，扩大了滨海与鲁南的联系，直接威胁着日军 占据的陇海铁路。
  淮海战役序幕战，最后一次解放郯城
  华东野战军北上后，1947年2月1日，张灵甫整编七十四 师侵占郯城。我县区武装、民兵开展敌后游击战，到1948年初， 敌人已被压缩到郯城、马头、大埠等几个孤立据点。斗争中，我城 关镇委书记万维同、第一区委书记李若愚、徐桃区委书记甄兆智 及许多指战员牺牲。
  济南战役后，盘踞临沂城的沂蒙山区最大的还乡团头子、山 东保安第七旅旅长王洪九，带领所部及临沂、莒县、沂水、费县自 卫团队约8000余人逃至郯城。王洪九还乡后，伙同国民党军屠 杀临沂及其周围人民群众达2万人，罪孽深重。其防御工事，经 原驻此地的敌整编八十三师一年多修筑，十分坚固。护城河既宽 又深。北门外石桥中间设有与桥面同宽、高达1. 5米的3道拒
  463马，桥南头靠近北门外两侧，有暗堡封锁。城墙高3丈，底部成斜 坡形，一直延伸到河内，炮不好灯，炸药包也难安放。城墙下部还 筑有暗堡，伪装逼真，不易发现。
  1948年11月初，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准备发起淮海战 役，由济南南下的数十万大军经鲁南、鲁西南南下。为了打开南 下公路，华野鲁中南纵队及鲁中南军区特务团、第二十二团，滨 海军分区第一团，在鲁中南纵队司令员钱钧、政治委员张雄率领 下，向郯城进军。在扫清外围敌人后，将郯城、马头、于圩子包围。 战斗部署是：鲁中南纵队四十七师附两个炮兵连从城南、城东方 向攻击；四十八师附一个炮兵连从城北、城西方向攻击；四十六 师除以警备第四团攻击于圩子外，主力在城南打援。特务团在城 北为预备队。我军估计，王洪九老奸巨猾，曾多次与我军交锋，深 知我军厉害，定会弃城逃跑。为了全歼顽敌，钱钧司令员命令十 九团在郯城以南埋伏，截击逃敌。
  6日白天，我军仅以火力袭击城墙，以侦察敌火力配置，选 择攻击路线。我军虽有重炮，但县城面积太小，居民集中，一用炮 轰击，居民生产财产便无法保障，于是决定用炸药爆破。担任北 门突击任务的四十八师一团第一营，选拔富有爆破经验的28名 战士组成爆破队，准备爆破北石桥拒马、地堡及城墙。
  夜幕降临后，在一团80挺轻重机枪、13门八二迫击炮掩护 下，爆破手连续炸毁两道拒马，但第三道拒马在敌城门暗堡附 近，敌火力十分猛烈，爆破受阻。一名爆破手刚冲到石桥中间，怀 中炸药即被敌人打响，英勇牺牲。紧接着冲上去的三四名爆破手 又都倒在石桥上。从城西北进攻的警备二十一团也连雀失利，伤 亡重大。此时，郯城周围的枪声、喊杀声一阵紧似一阵，四十七师 已攻占南关，正向城内推进。四十八师首长指示警备第一团进行
  464突击爆破，不惜一切代价，打开进攻道路。
  这时，一营营长来到突击阵地，端起一挺轻机枪掩护爆破。 第三道拒马、铁丝网被炸掉后，城头敌人更加凶狂了。集束手榴 弹、黄色炸药包、枪弹一齐向城根倾泻，织成一片火网，爆炸城墙 的七八个爆破手，又都倒了下去。一营营长站起来端着机枪扫 射，不幸牺牲。在一片喊杀声中，三连九班班长刘希用滚进方法， 从东侧抵近敌人地堡，利用敌人射击间隙，将手榴弹塞进地堡枪 眼，敌人全部被炸死。接着，趁爆炸的烟雾，将30斤重的炸药包 贴在城门东面拐角上。当拉导火索时，导火索却没了，急得他浑 身冒汗。这时，敌人从城头扔下来的蘸上油的棉絮正在熊熊燃 烧，照得城下如同白昼。他灵机一动，将棉袄撕破掏出棉絮，搓成 棉绳，燃着后插到炸药包的雷管里。
  城墙被炸开一个大豁口，但城头上的敌人仍拼命扫射。三连 连长率领突击班冒着敌人的密集枪弹，用集束手榴弹炸掉护门 堡，冲上突破口。当冲到城内西侧时，连长中弹牺牲。我后续部 队相继突入，分别向东西两侧扩展，消灭城墙守敌后，向城内推 进。三连、侦察连攻占县政府大院，四连攻占黉学，缴山炮2门。 一个多小时后，警备第一团全部占领东西大街北侧。从其他方向 进攻的部队，也都突入城内，我军一鼓作气将敌分割、聚歼。
  11月8日凌晨4时许，王洪九带领残部逃出县城窜向西 南，在此等候多时的十九团奋力截杀，击毙其三四百人，俘虏百 余人，但王洪九率余部约一个营突出我军包围圈逃走。王洪九逃 到浙江省龙泉县深山，以图东山再起，恰巧被我丽水军分区副司 令员熊飞发现。熊副司令员亲自率部围剿，将其残部基本歼灭， 俘虏100余人，王洪九腿部被我击伤，只身逃到大陈岛。
  后来，王洪九由大陈岛展转逃到台湾台北市，用在临沂搜刮
  465地皮的款经商，后破产。1967年患半身瘫痪症，1977年6月病 死，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我军攻克郯城后，乘胜扫荡周围据点的自卫团队、还乡团， 将其全部消灭。郯城战役，我军歼灭敌人5300余人。缴获各种 炮5门、轻重机枪50余挺、步枪4000多支及其他物资一宗。收 复郯城后，沂蒙全境解放。
  （临沂市政协供犒崔维志、王立撰）
  466军调“三人小组”在临沂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夭皇裕仁发出停战诏书，宣布无条 件投降。此时，一向消极抗日的蒋介石，感到时机成熟，迫不急待 地下了峨眉山，抢夺解放区军民8年浴血奋战而取得的胜利果 实。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国民党军队积极向我解放区“收复失 地”。霎时，内战阴云密布，全国形势骤紧。为了争取实现和平， 我党作了很大努力，毛泽东主席亲自赴重庆谈判。这与国民党的 所作所为，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军调部“三人小组”及其所进 行的军事调处活动，就是在这种形势背景下产生的。
  建立经过
  1946年1月5日，国共两党在重庆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 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又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 命令和声明》及《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双方规定：停战 令于1月13日午夜起生效。
  按照协议，由国共双方及美国各派代表在北平组成了“军事 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负责调处军事冲突、恢复交通、解散 伪军武装、遣送日俘和日侨等项工作。
  军调部设3个委员：美国代表罗勃逊被邀请任主席;国民党 政府代表郑介民；中共代表是叶剑英。军调部下设集宁、赤峰、太 原、徐州、张家口、沁县、济南、广州、汉口、新乡、承德、石家庄、大 同、德州、泰安、淮阴、泊头、安阳、南口、高密、枣庄、安次、朝阳、 沈阳、四平、本溪、永年、光山等32个军事调处执行小组（俗称
  467“三人小组”），以分赴各冲突地点进行调处工作。
  当时，临沂是山东解放区的首府，徐州、济南等地“三人小 组”不断到临沂，与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等领导人晤谈 有关问题。本文所记述的，不过是军调小组一些主要活动而已。
  活动纪略
  1946年1月30日下午2时许，徐州执行小组美方代表黑 里斯、中共代表王世英、国民党代表李树正等，在=县会晤陈毅 等领导后，首次飞抵临沂，考察国共双方执行停战情况。他们抵 达临沂飞机场时，受到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参谋长陈士榘、山东省 参议会副参议长马保三、省府实业厅长薛暮桥、省府民政厅长梁 竹航等热烈欢迎。宾主骑马踏雪前往交际处。稍事休息后，即正 式开始商谈。商谈的内容除执行停战情况外，主要有以下3点：
  一、 我方坚持解散被我军包围的伪军，收缴其武器;而国民 党方面则认为：伪军应该归“国府”改编。
  二、 国民党方面要求迅速修复铁路和主要公路，以实现其运 兵进攻解放区之阴谋;我方则坚持先解散伪军，尔后才能恢复交 通。
  三、 我方提出城市开放，实行物资交流；而国民党方面则不 同意开放，以对我实行经济封锁。
  在商谈中，陈士榘据实驳斥了国民党的挑衅和造谣，使倾向 国民党方面与国民党一鼻孔出气而貌似公正的美国代表黑里斯 上校，自感理屈词穷，不得不对我方的诚恳态度表示点头称是。
  2月2日，济南执行小组美方代表雷克上校、国民党代表涂 叙五、中共代表陈叔亮以及随员10余人，因前日（1月31日）飞 抵临沂陈毅外出未见，再度飞抵与陈军长会晤，专谈执行和字第
  468二号命令等问题。会谈历时4个多小时。会谈中，陈毅向“三人 小组”提出了 6条意见：
  一、 新四军、山东军区希望在济南、徐州成立办事机构；
  二、 要求国民党政府撤销济南、徐州等地的绥靖公署，国民 党在陇海铁路沿线的军队要疏散；
  三、 山东的日军要由我军负责解除其武装；
  四、 被我军包围的伪军，应由我军缴械；
  五、 恢复交通，解放区的铁路我方有管理权和警卫权；
  六、 承认矿山为私人资本。
  当日晚7时半，山东省政府及山东军区机关干部70余人和 群众，在省府会议厅举行晚会，欢迎济南执行小组的全体人员。 会上，省府主席黎玉首先代表山东省政府，对济南执行小组诸先 生的光临表示热烈欢迎。他说“目前，国共双方虽已停战，但和平 障碍并未完全清除。为巩固今后和平，特提出如下建议：一、关于 彻底停战问题。目前尚有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和未及解除武装的 日军，正沿铁路调动，显然要和解放军发生冲突，这是违犯停战 协定的行为，望执行部下令，停止一切部队的调动，令其撤回原 防。否则，和平与恢复交通毫无保障。二、关于双方部队隔离问 题。我们完全同意，但对国民党军队和伪军，应当有区别。目前 在山东，被八路军包围的有许多是伪军（如厉文礼、吴化文、王继 美等），他们都是屠害山东人民的罪犯，我们要求予以惩办。如将 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一样处理，不仅是对我民族气节的玷辱，而且 是和中国人民的意志完全相违背的。”最后，黎玉希望军调部派 考察团前来临沂考察，以便明了事实真相。
  雷克上校继起致词。他再三强调自己一定要站在秉公调处 的立场上讲话。他说：“这些问题，定要更多的考虑与解决”，“过
  469去，由于双方问题未很好解决，曾增加了人民不少痛苦，今后，希 望双方都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互相信任与谅解，使中国强盛起 来。”
  
  国民党代表涂叙五讲话。他说：“今天欢迎会上，看到许多事 实，自己很感兴奋。希望今后能听到更多的事实，作为解决问题 的资料，并希望今天这种和平、友好的空气，能普遍到全山东、全 中国及全世界……”
  他们讲话之后，马保三副参议长对雷克上校所讲的“一切交 给人民来管理”，表示非常赞成。他说：所谓和平，要先“平”方能 “和”。反之，不平则鸣，和也无法保障。他的讲话，使雷克“十分 赞同和佩服”，并激起了热烈的掌声。
  由于此次会谈中，尚有许多问题未及详谈，雷克、涂叙五邀 请陈毅赴北平军调部继续协商。陈毅司令员因公务很忙，不能脱 身，派陈士榘参谋长为代表，于2月3日上午启程。
  2月10日，徐州执行小组美方代表黑里斯、中共代表王世 英、国民党代表谢慕松等，由徐州第二次飞抵临沂，与陈毅等继 续商谈停战与恢复交通问题。因国民党方面没有诚意，有关事项 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但是，黑里斯和谢慕松对我军在山东 和华中方面坚决执行停战令，以及停战后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所 做的努力与热诚，表示赞佩；对陈毅司令员所作的各种具体问题 的建议及制止国民党军队最近在华中地区的进攻，均允返徐州 后转达有关方面加以处理。下午4时，“三人小组”返徐州。新四 军第四师师长韦国清同行继续商谈。此次在临沂，黑里斯上校还 特地参观了日军俘虏营，与日俘进行了谈话。
  2月19日，济南“三人小组”美方代表雷克、国民党代表涂 叙五、我方代表鲁中军区副司令员邝任农及山东军区政治部主
  任舒同，由济南飞抵临沂。我方代表向陈毅报告工作，雷克等飞 赴上海。
  24日，雷克等由济来临沂接邝任农，陈毅与他们作了交谈。 陈司令员对高密伪军赵保原部不断出击，骚扰解放区一事，提出 了严正的看法。雷克等当即表示前往考察。
  3月1日，陈毅、黎玉等乘济南执行小组派来的专机飞济， 迎接第二天抵济南的马歇尔、张治中和周恩来。
  在济南的会晤和商谈中，周恩来同志对解决伪军、恢复交通 问题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根据波斯坦宣言规定的受降办法，我 军有权接受被我包围的日、伪军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这是一切 战争的国际惯例。战争胜利后，不收缴伪军武器，反而把大部伪 军改为“国军”，是违背全国人民意愿的。关于恢复交通问题，中 共代表周恩来说：战争期间形成的交通分割状况，是非短期内能 够解决的事。最好到实地调査后，就地予以解决。周恩来要求 “三人小组”不能只坐在谈判桌前，更重要的是到实地作考察。济 南会晤后，陈毅、黎玉等随马歇尔去徐州，于3月5日回到临沂。
  3月12日，邝任农、黄远等由济南回临沂，向陈毅回报工 作。他们在临沂逗留3日即回济南。同机前来的雷克等一行，稍 事休息后飞沪。
  4月9日，山东军区发言人发表了书面谈话，列举了国民党 军队及其指挥的日、伪军侵犯解放区的详细情况，要求北平军调 部济南、泰安、徐州、枣庄、高密、德州等执行小组，迅速督促国民 党军队严格执行停战令，立即将其军队撤到停战令生效前的位 置，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违约事件。然而，国民党政府对此却置 若罔闻，挑衅活动有增无减。这里仅列举以下3则为例：
  5月16日，济南执行小组我方代表邝任农回临沂总部汇报
  471工作，当他走后的第二天，国民党报纸为蛊惑人心，在头版刊登 “头号消息”诽谤说：山东谈判破裂，中共代表邙任农一行已撤回 临沂，济南近郊已发生激战……
  5月21日，枣庄执行小组我方代表甘重斗和译员吴武汉， 被伪军王继美指使特务殴打致伤，生命垂危。
  5月22日，高密执行小组我方代表辛冠吾被汉奸赵保原部 扣押，惨遭活埋，
  对此种种，山东野战军司令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重抗 议，并致电北平军调部，要求严惩凶手，解散伪军王继美、赵保原 等部，制止一切违约的军事部署和军事进攻。由于国民党的造谣 不得人心，在铁的事实面前，美联社6月11日报道了《邝任农少 将返临沂奔走的真相》，使“中央社”这个谣言公司又一次丑态百 出。
  5月24日，济南执行小组美方新任代表台维斯上校，国民 党代表文泽上校、第二绥靖公署副参谋长罗幸理、山东省府委员 邓继禹先生，中共代表山东军区外事部长黄远上校以及执行小 组参谋奥踪萍和翻译刘泽华等10余人重抵临沂，陈毅、邝任农、 孙鸣岗、梁竹航、刘贯一等前往会见。陈毅等在交际处与济南“三 人小组”人员共进午餐。当日晚，陈毅在山东省政府大礼堂举行 了晚会，欢迎台维斯一行。
  会上，马保三、台维斯、罗幸理、邓继禹先后致词，陈毅也发 表了简短的演说。山东军区文工团和山东省文协平剧团，演出了 《复员》及平剧《四杰村》。
  25日上午9时，陈毅等在交际处与济南执行小组代表举行 正式会谈，就停战、恢复交通和交流物资三个问题交换意见。
  26日，北平军调部特派员美方代表沙文上校，在新四军第
  472四纵队政委曾希圣陪同下，抵达临沂，也就停战等三个问题进行 了交涉。
  尾 声
  从5月中旬起，山东根据地周围的形势骤然紧张。国民党在 徐州、济南、青岛集中了正规军和伪军20余万人，不断向解放区 进行“蚕食”，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5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目前时局和对策指示要点》，指出：力争东北停战，至少也 要推迟全国内战爆发的时间，是我党的总方针。如国民党军向我 “蚕食"进攻，必须坚决将其击退。6月5日，山东省政府发出了 《紧急指示》，指出“必须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县以上机关要立即 整顿组织，以便必要时转入战时状态”。
  6月26日，蒋介石以30万兵力，大举围攻中原我军，全面 内战从此爆发。各处的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因已无法进行正常工 作，其活动也就停止了。
  9月29日，徐州执行小组我方代表王少庸上校及随员12 人，奉执行总部命令返回解放区，回到临沂。10月1日，济南执 行小组我方代表亦回到临沂。
  （兰山区政协供稿唐士文撰）
  473忆山东省第一个团支部创立
  1946年，中共中央根据国内革命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考虑 建立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组织，作为新时期青 年运动的核心。它的性质是：同民主青联配合起来，团结全国广 大青年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并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斗 争。根据党中央的建议，中共华东局决定在滨海区的莒南县试 建，并指派我和张明晓、杨荣生等到金沟官庄开展这项工作。
  初冬的一天傍晚，寒风习习，我们一行3人来到了莒南县沟 头区一个偏僻乡村——金沟官庄。这村位于莒南县西部边沿地 带，抗日战争时期就是革命老根据地，群众觉悟比较高。
  初到金沟官庄，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生气勃勃。乡亲们见 到我们，那种亲热劲真是无法形容。妇救会长带着几个老大娘忙 忙碌碌给我们做饭；识字班队长和民兵，提着马灯跑来跑去为我 们寻找房子，安排住处;一群群天真无邪的青年男女，团团地围 着我们问长问短……那情景，简直就像迎接久别归来的亲人。村 子里几乎所有平滑的墙壁和门板上都画满了粉笔字，许多屋子 门口都挂着识字牌。黎明，牛角号一响，全村青年男女都起来跑 步，接着就传来琅琅的读书声。晌午，随着一阵阵节奏不同的哨 子声，青年男女和老人儿童，就仨仨俩俩的从各个窄小的胡同里 出来集中到大街上，又一群群地向着村西头的学校走去。他们手 里拿着石板和课本，嘴里唱着歌曲。吃过晚饭，村团部里打锣鼓 的、拉胡琴的、唱戏的、跳秧歌舞的聚集在一起，他们唱一阵，跳 一阵之后，就分散到各个纺线组、学习组里去。整个村子，到处荡
  474漾着歌声、笑声和读书声，呈现出一派生动活泼的景象。
  第二天，我们向党支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新民主主 义青年团的建议，并讲明了建团的意义和任务，以及团员的义 务、权力等等。支部委员听后十分赞成。他们兴奋地说：“有了这 样一个组织，以后的青年工作就有抓手了”，“俺们党支部工作又 添了一双手。”经过共同研究决定，让村青联主任兼文教委员会 主任纪丕福具体协助我们抓好这项工作。
  纪丕福，当时二十二三岁，中等身材，赤红的脸膛，为人既朴 实又能干。他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他和幼小的哥哥 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1940年，共产党解放了这个地方，1942年 村上组织了青抗先，19岁的纪丕福被选为青抗先队长。从此，他 常开会，道理听得多了，想识字的念头也越来越强。他说：“现在 是新社会，青年人不学习怎么行呢。"开始，他动员青抗先队员穆 长清和自己一起学习，不到4个月，两人就识了 400多字。后来， 纪丕福又动员村里的青年们一起学习，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动员了 8个人，但纪丕福并不灰心，他说：“有咱8个人就不愁 有全村。”不久，村里又成立了青救会，纪丕福就和青救会员们一 起动员青年参加学习。就这样，金沟官庄青年出现了学习热潮， 后来，果然达到了全村人人学习。1946年3月，纪丕福被选为全 县的特等学习模范。他的名字和学习经验，也随着《苦命孩子中 了状元》那本小书传遍了整个滨海区。
  金沟官庄的青年工作有这样扎实的基础，又有纪丕福这样 的积极分子，就给我们开展建团工作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为 了进一步摸清青年们的思想情况，我们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 会，每次座谈会都开得生动活泼，大家无拘无束地说出了自己的 心里话。有的人问：“天会不会变，翻身的果实会不会被蒋介石夺
  475走？ ”有的人说：“下庄户实在太苦，不如出去当个干部痛快。”更 多的青年是对革命前途缺乏认识，不知道将来的路子怎么走，方 向不明确。我们掌握了这些思想动态后，认真做了分析和研究， 决定从开展前途教育入手，启发他们的觉悟，让他们把一切仇恨 与不满归结到旧社会制度上，把青年自己的前途和社会的前途 紧密结合起来，提高他们改造现实，建设新社会的积极性。青年 们很愿意听我们描绘社会主义的远景。什么“耕地不用牛，点灯 不用油，走路不小心，苹果碰着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村 村有电话，户户有喇叭”等。每当讲到这里，他们就感到无比的兴 奋和向往。他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但同时又感到实现起来困难 很大。我们便通过青年自身的生活体验，进行今昔对比教育，使 他们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发展才会一日千里，将 来美好的远景才能实现。大家充满信心地说：“这几年，社会已经 大变了样，建立个新社会不用愁。”经过半个月的酝酿、讨论，大 家一致认为，现在的青救会不适应形势，必须建立个组织把青年 们团结起来。
  1946年12月24日，山东第一个团支部正式成立了。这天 晚上，我们在董考家的西堂屋里秘密举行了隆重的入团仪式，民 主选举了纪丕福、纪丕祥、韩玉常，纪新美4位同志为团支部委 员，纪丕福任团支部书记。会上，定出了今后工作的3条任务： 一、搞好文化娱乐活动（扭秧歌、唱歌、演戏）;二、积极支前，每个 团员订出支前计划；三、做好拥军优属工作。记得在会议结束以 后，我还在村中的空地上为第一批团员们照了像。
  团支部成立以后，村里的青年工作更活跃了。他们在党支部 的领导下，有力地配合了党的各项中心工作，特别是通过艺术形 式，广泛开展了宣传活动。出民工之前，有个别妇女扯男人的后
  476腿，他们就演出了《爬山头》。有个婆婆虐待儿媳妇，他们就演了 《苛婆婆》，因为剧情真实，这位老人一看就明白。她回家后说： “今晚上的戏好像演的我，我是有这个错，往后一定改。”从此，她 拿着儿媳妇有疼有热了。村里有个巫婆，成天装神弄鬼，青年们 就依照她的材料编了个反迷信的戏。她看了以后，回家就把供桌 子、花堂子拉了，还在大会上检讨说：“我以前全是骗人的，大家 以后别再上我的当了。”青年们编的每一个戏或歌，都能帮助村 里解决一个问题，达到了教育群众、共同前进的目的。因此，村里 人都互相勉励说：“可得好好进步，咱也当个戏中的模范人!”
  村西南有个大洼，占地一顷多，群众称为“油瓶”。每逢下雨， 沟水倒灌入洼，10年10荒。有人说：“金钩上挂油瓶，不能开河， 否则油瓶一破，风水被破坏，全庄就更穷了。”由于这些封建思想 的束缚，人们眼巴巴地看着庄稼被淹了也不敢动。为了破除迷 信，发展生产，村支部决定砸破这个“油瓶”，并通过青年团发动 全村青年，整整戽了 20天的水，又向南开了 3条沟，结果百多亩 良田救出来了，全村人都乐滋滋的。为了多打粮食，团支部还决 定在村前老林的空地上挖一个积肥池。挖积肥池，就要刨祖坟， 那还了得！老人们竭力反对。敢想敢干的青年们却不听那一套， 硬是在老坟地里挖了一个大粪坑。男女青年们背起了粪筐，把拾 到的粪倒在粪坑里。此外，纪丕福还带领青年们搞了小麦浸种等 科研项目，这在当时也是破天荒的事情。
  1947年春天，国民党军向山东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为 了支援前线，县里组织了常备民工队。金沟官庄出民工的13人 中，就有9人是青年积极分子。他们跟随解放大军，转战南北，历 尽千辛万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青年纪广兴光荣牺牲，纪丕法 身负重伤。董玉森等3名青年在火线上入了党。
  477金沟官庄团支部是山东解放区的第一个团支部，也是全国 第二个团支部（当时，中央青委在延安冯庄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团 支部），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青年运动开始走上了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到1949年4月，金沟官庄团支部已发展团员30 多人，有十几名团员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纪丕福代表 团支部，光荣地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 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金沟官庄团支部已经创立近半个世纪了。每当我回忆起当 时的情景，回忆起金沟官庄那群活跃的青年，我的胸中就荡起一 股奋发向上的革命激情。我衷心祝愿现代的青年人，继承和发扬 战争年代青年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贡献给祖国的“四化”建设事业，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莒南县政协供稿鲁钊撰）
  ①作者离休前为陕西省教育厅厅长。
  478沂蒙解放区土地改革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 清末以来，大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趋势加剧，沂蒙山区一带尤为 突出。清咸丰三年（1853年），任沂水县令的云南人吴树声，在调 查了沂水的乡土民情后，不无感慨地说：“沂境虽辽阔，则壤成赋 之地甚少，其风俗又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本世纪三四十年 代，莒南县大店庄氏地主拥有土地5万余亩，遍及鲁苏豫皖4 省，占据7县，70多个佃户村，2万余佃户。苍山县长辛桥宋氏地 主，从明朝末年其先祖任宰相发家，世代官宦，到抗战时期还拥 有方圆几十里的土地，5个佃户村1700余佃户。苍山庄坞杨家、 郯城涝沟窦家、沂水县城刘家、临沂东=王家等累世大族，都有 几十顷至几百顷土地。窦家土地最多时达800余顷，几欲挂千顷 牌，以炫耀其财富。近代暴发的临沐县韩村大地主王英标曾夸口 说，给穷要饭的吃顿饭不打紧，反正拉屎还在我的地里。当时占 农村人口 10%的地主、富农，却拥有4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 90%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只占有60%的土地。地主阶级利用土 地这一生产资料，通过地租等形式剥削没有或很少有土地的农 民，过着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甚至到了 20世纪40年代，沂蒙 山区的许多地方，仍保留着地主对其佃户女儿的“初夜权”这一 古代遗留下来的野蛮腐朽的旧制，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占 有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当时沂蒙山区民谣说：“穷人头上三把 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穷人出路有三条：要饭、上 吊、坐监牢。”封建制度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已使广大农民濒
  479临死亡的边缘，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沂蒙山区建立了敌后抗 日根据地。根据地内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 建剥削。
  抗战胜利后，沂蒙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土 地制度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全面实现了“耕者有其 田”。土改运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45年8月至1946年6月 进行反奸清算、减租减息；1946年6月至12月进行土地改革； 1947年进行土改复查。
  反奸清算减租减息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力争和平、团结建国，同国民 党进行和平谈判，因此没有立即实行土改政策。八路军山东部队 在1945年夏季攻势和抗战大反攻作战中，收复了许多失地。新 区解放后，日伪残余、汉奸恶霸一时尚未肃清，也未来得及实行 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政策。
  根据上级指示，沂蒙新解放区开展反奸清算和双减斗争。这 两种斗争性质不同，斗争方式也不同。反奸清算是解决民族矛 盾，斗争对象是汉奸和恶霸地主，政策是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 产，斗争方式是批判、控诉和清算，对有血债的予以镇压;双减则 针对封建地主，斗争方式为说理、算账、减租和增加工资，以和平 方式进行。为搞好反奸清算和双减斗争，华东局、山东省政府和 鲁中、鲁南、滨海区党委及各地委抽调了大批干部到沂蒙新区， 协同当地党政机关开展工作。这次运动声势浩大，被称为“八个 月群众运动”。
  鲁中沂蒙地委抽调的干部进入新泰、泰宁县新区试点；鲁中
  480区抗联主任刘建中、农救会长耿启明率工作队到沂山地区益都 贾家庙村试点；鲁中区党委书记向明亲自到临朐、益都检查工 作，总结经验。试点工作结束后，反奸清算、双减斗争全面推开。 从1946年2月至5月，鲁中所属沂蒙各县有10万人参加这一 斗争。
  滨海第二地委抽调1600名干部进入新收复的临沂、郯城、 日照等县40个区、250个村庄，开展工作。1946年6月15日，莒 南县政府在大店召开大会，处决了伪军师长许树声（原国民党莒 县县长）。临沂县在运动中，相继召开了全县教职员会议、士绅座 谈会和群众大会，控诉了日伪残暴统治和汉奸恶霸韩绍九、寇荫 蒲、周砚台、许官章等人的罪行。1946年2月，艾山、义堂两个区 和温河县二区群众万余人，在东=举行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大 会，公审处决了伪纵队副司令王福宜、暗杀团团长陈洪玉、支队 长李以锦和前国民党临沂县县长王星纬等一批罪犯。3月14 日，临东区7000多群众在尤斜坊公审处决伪区长尤少轩、汉奸 刘茂林。截止到1946年2月，临沂县13个区974个村，有600 个村掀起高潮，召开斗争会500多次，没收汉奸土地4500亩，粮 食90万斤，现金55万元，处理斗争果实700万元，有2万余人 获得斗争果实。减租佃户589户，减租地14580亩，增资工人 655人。全县有80%的村子摧毁了伪政权，选举了人民政权。组 织发动起来的群众达15. 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0%。
  经过这场运动，基本上摧毁了沂蒙新解放区的日伪残余势 力，惩处了汉奸恶霸;减了租息，地主土地减少一半以上，富农土 地减少1/4以上。
  481土改运动
  在反奸清算、双减斗争中组织起来的农民迫切要求政府彻 底废除封建剥削，解决土地问题，许多地方，已有群众直接从地 主手中取得了土地。
  1946年5月，国民党全面进攻解放区的方针已定。人民群 众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上升为 主要矛盾。为顺应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完成民主革命的基本任 务，中共中央于5月4日发出土地改革指示，把“双减”政策改为 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6月，国民党军向沂蒙 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因此，沂蒙解放区土地改革是在反击国民 党全面进攻的同时穿插进行的。广大人民群众一边参军参战，支 援前线，一边斗地主分田地。
  “五四”指示发出后，中共华东局积极响应，鲁南区党委决定 老解放区赵镈、费县、平邑、麓水等县争取在秋收前完成土改;鲁 中区党委也决定冬季前基本完成。区党委工作团团长张汝琦率 队到新泰试点，沂蒙地委在沂源县鲁村、北麻和泰宁县东良庄试 点。滨海地委决定一律于10月完成，试点选在莒南县筵宾区。
  临沂县县长张云榭率队在册山区王家对河村试点带面，工 作大体分五步进行。
  第一步进行土地、物资统计。首先清算土地，除给29家商 贩、小地主留出342亩外，共清算出土地559亩。然后按户登记 人口、劳动力、劳动工具、自田、佃田、房屋、场园等人力、物资情 况，再根据以上情况计算全村人口和地亩比例。全村708人，自 田872 亩，人均1.16亩，分五、六两级，若加上清算出的土地，则 人均2亩，分九、三两级（级指土地的质量，好地级高，甭地级
  482低）。此外，房屋6间，场园10亩，过去双减斗争剩余果实及地主 夏收余粮计款1. 3万元，小麦2960斤。
  第二步，继续进行“大家翻身”教育，反复征求干部、群众意 见，确定合理的分配原则和标准。人均地按九级2亩;军烈属按 十二级分，分好地、近地；凡自田不满九级的贫农补足九级;超过 九级至十五级的中农、富农一律不动；当过小汉奸的本人不分 地，其家属仍按九级分，人口少的汉奸户则酌量增加，或本人也 算，标准按八级分。劳动力多的，级低量多。
  第三步，逐户审查，评定各户分配土地、物件数量，制定初步 分配方案，张榜分布，不合理者调整。
  第四步，将调整后的方案在群众中宣读，再次征求意见，以 求公平合理。
  第五步，分配果实，解决秋季庄稼的收割和土地清丈问题。
  这个村的最后分配结果是：全村除留下30余亩地作学田、 复员军人耕种地及调剂预备田外，其余全部分配下去。有105户 贫农分得土地559亩，34户分到场园，1户分到房屋。全村除4 户小地主、富农和被斗争对象外，有33户中农分到粮款合1. 32 万元。
  王家对河的土改试点工作，由于直接提出“要回土地”的口 号，深入调査研究，从阶级教育入手，走群众路线，进行充分的说 理斗争，从而取得了十分成功的经验。1946年9月27日，《大众 日报》发表了题为《学习王家对河经验教训，迅速实现耕者有其 田》的社论，推广其经验，推动了沂蒙解放区的土改运动。
  同年9月，华东局发出《关于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指示》，要 求在年底以前全部或大部完成土改。并制定了土改各项原则。随 后，华东局批评了土改中固守据点，细打慢敲的倾向，强调中心区、边沿区都要迅速进行土改，要“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把土地 迅速分给群众。华东局的两次指示，对沂蒙土改的迅速开展起了 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大革命全面迅 猛地开展起来。
  土改是在算帐对比的和风细雨中进行的，但是，它是一场根 除封建剥削基础的阶级斗争。地主阶级不愿放弃封建剥削，老老 实实地被剥夺政治、经济特权。他们在乡村中还有着相当大的势 力。个别乡村政权还被他们把持着，甚至个别地方还保存着地主 武装，他们依仗这些势力，运用各种手段，千方百计抵抗、破坏土 改。如有的偷偷分散财产，隐瞒土地、房屋，宰杀耕畜，破坏农具。 说“宁肯毁了，也不给穷光蛋”。有的造谣威胁说“蒋介石快回来 了，那时再算帐”。有的见我军力量强大，不敢公开对抗，便伪装 开明，表面上拥护土改，向农会交枪、交地契，但心怀仇恨，妄图 反攻倒算。有的隐瞒成份，伪装进步，混入农会和民兵队，掌握领 导权，并用美女、金钱腐蚀收买贫雇农和村干。阴谋得逞后，即歪 曲土改政策，打击贫雇农和积极分子，进行阶级报复。还有一些 地主采取有组织的暗杀、放火、投毒等破坏活动，甚至组织武装 叛乱。
  对此，沂蒙解放区党政组织加强阶级教育，使广大农民提高 觉悟，明白受苦受难的根源，知道是农民养肥了地主，打倒地主 阶级、“土地回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觉悟了的农民纷纷加入农 会、民兵队，掌握基层政权。农民有了自己的组织和队伍，就向地 主展开说理斗争，并根据其罪恶大小分别进行处理。对极少数血 债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坚决予以镇压。针对其破坏土改 的阴谋，民兵、农民还开展了抓逃亡地主、査分散财物、挖黑枪、 揭发地主拉拢收卖干部阴谋的斗争。斗争中，有许多党员、干部、
  484积极分子献出了生命。
  经过大半年的斗争，到1947年初，沂蒙山区初步完成了土 改。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房屋、粮食、耕畜、农具、衣物和钱 财。赵镈县第八区，在战火中进行土改，计有35个村子向地主讲 理算帐，要回土地6000亩，分给800户贫雇农。莒县招贤镇有6 户大地主，清算时，全镇居民539户，有304户参加斗争。经过算 帐，农民损失折价5000万元。地主在群众大会上认帐表示退赔， 但是其全部财产仅抵群众损失的1/5。为了照顾其生活，农民做 了让步，给地主户留了高出一般中农户的土地财物。清算出土地 1578亩、房宅50处、场地8亩、菜园30亩，浮财折价43万元。 此外，没收汉奸土地77亩，开明地主献田135亩，同小地主谈判 得地404亩。群众共得地2194亩。 全镇有315户农民分得了土 地和财物。
  在这一阶段的运动中，由于正确贯彻执行了《五四指示》和 《九一指示》，许多地主富农在土改政策感召下，主动献田，并积 极参加生产、支前。荣获陈毅担架队称号的平邑县第一区担架队 的354人中，有20%的队员是主动报名参加的地主富农。他们 在前线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争相立功。其中八埠庄地主“刘 善人”，在宿北战役中连续从火线上救出两个伤员，被评为抢救 模范，县区领导表扬他，新四军首长给他戴大红花，《鲁南时报》 《大众日报》还登载了题为《访刘善人》的文章，表彰他的英勇事 迹。
  土改复查
  1945年6月至12月的土改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 在许多问题。一是对封建势力斗争不够彻底。在政治上，未能彻
  485底摧毁封建势力，部分豪绅恶霸未受到惩罚，他们还十分猖獗； 个别被封建势力控制的村庄，组织假土改，欺上瞒下;个别地主 组织武装暴乱，进行阶级报复，无法进行土改。在经济上，由于地 主自愿献田成为“土地还家”的主要方式，许多地主留好地、近 地，献孬地、远地;土改初期，由于国民党尚未发动全面进攻，政 策上对地主富农照顾标准过高，致使土改后，他们仍有过多的土 地、房屋及大量浮财，生活条件仍大大优于贫苦农民;少数未觉 悟的农民，怕反攻倒算和阶级报复，根本不敢要斗争果实。因此， 有相当一部分贫苦农民既未分到一定的土地耕种，又没有获得 浮财安家，生产、生活仍有许多困难。二是土改果实分配得不够 合理，存在一定问题。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迎接中 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指出在未进行土改的地方，必须继续 努力，放手发动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已实行了土改的地 方，还有解决不彻底的缺点，主要是因为没有放手发动群众，以 致没收和分配土地都不彻底，因此必须认真检查，实行填平补 齐，务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都能获得土地，而豪绅恶霸则必须受 到惩罚。同时指出，在复査中绝对不许侵犯中农包括富裕中农的 利益。华东局为贯彻中央指示，先后发布了关于土改复查的 《二•二一指示》、《四月指示》和《五四指示》等文件。
  从1947年初到6月，沂蒙解放区进行土改复査。在这期间， 国民党军继全面进攻后又发起重点进攻，战火烧到沂蒙腹地，随 国民党军跟进的还乡团开始复辟倒算。因此，复查是在十分艰难 的情况下进行的。鲁南区所属各县后方人员和部分基层干部于 4月下旬撤往渤海，6月，干部、军工家属、村积极分子5万人突 围转移到滨海，土改复查基本没有开展。
  486滨海地委在3个月的复查中，解决了许多空白村的土改问 题，清理出大批土地、财产，打击了地主、特务的嚣张气焰。莒南、 莒县、日照3县，共复查出土地7. 9万亩，山场1.85万亩，房屋 3万间，浮财51万元，使10万户赤贫和贫农分得了土地，7677 户农民分得了房屋。占总人口 60%的人分得了浮财。全地区破 获反动组织、特务案件23起，处理1727人，其中处决575人。但 由于当时对特务的破坏活动缺乏正确的分析和估计，提出过 “左”的“从反特入手搞复查”的方针，以致形成了普遍的反特活 动。
  平邑县通过复査，穷苦农民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1. 2万亩， 查出各种土地3700亩，除留出部分作为学田、复员田外，农民共 分地1. 3万亩。其中雇农3425人，得地3983亩;贫农14896人， 得地8167亩；中农3521人，得地793亩。
  从1947年6月开始，沂蒙解放区的土改复查转入第二阶 段。在此期间，国民党军占领了沂蒙大部地区，还乡团对解放区 人民进行疯狂地反攻倒算，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基层干部和农村 积极分子，杀害人数每县均在千人以上，有的达数千人。最大的 还乡团头子王洪九，从1947年2月回到临沂，在不到两年时间 里，屠杀穷苦群众达2万人以上，临沂城区出现了 3个“万人 坑”。滨海各县的地主竟挑着割下的人头赶集上店。这一阶段的 土改复查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阶级斗争尖锐化、复杂化的恃 定局面，人民群众受复仇心理支配，出现了一些过火行为。一是 侵犯了部分中农利益；二是违反了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三是对 地主富农、地主中的大中小和恶霸非恶霸不加区别，一律扫地出 门，有的地方甚至一度发生了乱打乱杀现象；四是大反实际上并 不存在的“富农路线”，打击伤害了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4871947年11月，华东局在五莲召开会议，发出《关于暂停土 改及禁止乱杀的指示》，严告各地一律停止土改，禁止乱打、乱 抢、乱杀，规定错杀人者应予偿命。沂蒙解放区立即贯彻这一决 定，停止了土改复查工作。
  毛泽东主席发现土改“左”倾错误后，于1947年12月在陕 北米脂县召开会议，指出绝对不允许重复历史上所犯过的“左” 的错误。之后，在毛主席主持下，下发了一系列土改、整党指示， 大力纠正党内的“左”倾思想，沂蒙解放区贯彻上级指示，纠正错 误，落实政策，领导了老区、半老区的结束土改，恢复区的土改、 处理地权、农作物工作，以及新解放区的减租减息、土改试点工 作。到1950年底，沂蒙山区基本上完成了土改。
  沂蒙解放区的土地制度改革运动，是临沂近代以来第一次 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它从根本上摧垮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彻 底消除了农民遭受压迫和剥削的经济根源，促进了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长期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穷苦农民大众获 得了土地所有权，从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这是以前任何朝代、 任何政党都不曾有过的丰功伟绩。
  经过土改，人民政权得到巩固和壮大，解放区的农业生产和 工商经济蒸蒸日上，翻了身的广大人民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积极支援解放战争，参军、参战，保家支前，为全国解放做 出了很大的贡献。
  （临沂市政协供稿崔维志、王立撰）
  488我的爸爸罗炳辉
  我的爸爸罗炳辉，离开我们30多年了。多年来，我常常思念 爸爸。
  他那高大魁梧的身材，刚直爽朗的性格，威武尊严的姿态， 纯朴憨厚的音容笑貌，襟怀坦白、肝胆照人的优良品质，为人类 解放事业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爸爸生前 对我的教诲，还衷言在耳，记忆犹新。
  我生于中国革命低潮时期，父母为了更好地投身革命，便把 我寄托给南昌城里一位姓俞的寡妇抚养。1937年，爸爸随周恩 来伯伯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后，立即派人把我和俞妈妈接 到武汉，敬爱的爸爸是那样地疼爱我，他常把我抱在怀里，向我 讲述革命道理和革命故事。后来，他又亲自把我送到武汉进步人 士办的一所小学念书。
  不久，日寇进逼武汉城下，爸爸奉命去华中敌后战场作战。 他本想把我和俞妈妈送到延安去，但路巳不通，爸爸只好让俞妈 妈暂回南昌，把我托付给重庆地下党负责人黄洛峰叔叔，由他带 我到重庆暂时存身。当时，黄叔叔买的是船票，爸爸考虑在这条 船上很可能遇到日寇，就语气坚定地对黄叔叔说：“我送你一支 枪，路上万一被敌人发现，无法脱身时，你就开枪把我女儿打死， 千万不要让她落在日寇手中。”这件事被周伯伯知道后，他觉得 实在太危险，就决定把我寄养在李岳嵩先生家里。为此，周伯伯 还特地请了几桌客，当众把我介绍给李先生认作干女儿，让他先 把我送到重庆交给黄洛峰，然后等待时机送我去延安。从此，李
  489岳嵩就成了我的养父。
  临行前，爸爸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千叮咛、万嘱咐地对我 说：“孩子，你千万记住，你爸爸是无产阶级战士，是为了中国人 不当亡国奴，专打日本鬼子和汉奸投降派的，你是革命的后代， 长大后要继承我们的事业……。”说到这里，爸爸眼里含着泪水， 双手把我交到李岳嵩先生手中。
  到重庆后，由于形势日趋紧张，日寇的飞机不断轰炸，养父 就把我带到香港读书。一年后，又把我带到云南，让我在昆明上 小学。
  日寇投降前夕，周伯伯率代表团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他到 重庆后，就托黄洛峰来昆明接我。养父在国民党的重重包围之 中，冒着危险，几经周折，才买到两张去重庆的飞机票，他恋恋不 舍地把我送上飞机。我也怀着感激的心情，流着眼泪和养父告 别。
  到达重庆后，我先住在曾家岩周公馆，当时，叶挺伯伯的3 个孩子也住在那里。公馆周围特务云集，随时都有出事的危险。 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周伯伯又把我们送到红岩村住。在那里， 我们见到了毛主席。不久，周伯伯就把我们送到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我受到了朱德伯伯和康克清妈妈无微不至的关怀。在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导下，我逐渐成长了起来。
  1946年初，奋战在华东战场上的爸爸由于过度疲劳，在一 次行军中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在他生命有危险的情况下，华东野 战军司令部向延安发出急电，请朱伯伯设法送我回山东和爸爸 见面。临行前，毛主席曾亲切地抚摩着我的头说：“告诉你爸爸， 他对党对人艮做出了很大贡献，要他一定把身体养好，党和人民 需要他做更多的工作。”朱伯伯和康妈妈也依依不舍地为我准备
  490行装。朱伯伯早在云南讲武堂就认识我爸爸，是爸爸参加革命的 引路人。这时，他一再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照顾爸爸，要他保重身 体，准备投入新的更大的战斗。在朱伯伯和康妈妈的精心安排 下，我乘飞机顺利地到了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驻地——临沂。两天 后的晚上，爸爸从前线回来了。我迫不及待地迎着马蹄声奔出 去，扑向爸爸。爸爸下了马，拉着我走进卧室，要我坐在他的对 面，亲切地端详着我，为了看得更清楚，他还让警卫员多点了一 支蜡烛。当时，我激动得连话都忘了说。当爸爸问我毛主席、朱 伯伯可好时，我才猛醒过来，立即转达了毛主席和朱伯伯对他的 问候和关怀，他深受感动，后来还给毛主席和朱伯伯写了感谢 信，在信中汇报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当爸爸听我说在延安受到朱 伯伯和康妈妈的亲切关怀时，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有一天，爸爸拉着我的手，让我看他的“宝贝”，原来是用煤 油筒改制的两个白铁皮箱。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指着里面的 笔记本、信件说：“这里面存的都是我每次战役前的作战方案和 战役后的经验总结，是全体指战员智慧的结晶。这两箱东西一直 随我南征北战，等你学习毕业，要协助组织把这些资料整理出 来，也算我对党的一点贡献。”
  回到爸爸身边之后，虽然享受着天伦之乐和人生幸福，但重 新分离的忧虑却一直笼罩着我。有一次，我问爸爸：“什么时候我 们才能有自己的家？您再不会把我送走了吧?"爸爸听了我的问 话，心疼地摸着我的头说：“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不愿意让你离开 我。可是，为了使全中国的孩子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不得 不牺牲个人利益，暂时别离。现在，战争还未结束，我们共产党人 决不能先考虑个人的安乐，等我们取得全国胜利后，我们就会和 全国人民一道，建立自己幸福的家庭。”
  491为了提高我的思想和文化水平，爸爸把我送到山东大学学 习（当时入学就是参军）。我的第一任班主任许刚老师（现为国家 统计局副局长）给我送来了新四军军装。爸爸看我穿上了军装， 高兴得笑了。
  由于过去几年，养父对我很娇惯，一旦过集体生活就很不习 惯，特别是我咽不下山东人最习惯吃的高粱煎饼和大葱蘸酱。学 校领导见我年龄小，就照顾我，让我吃病号饭。有一次，爸爸接我 回去，问起我在学校的情况，我哭着说：“每天又是军训•又是劳 动，我受不了；整天吃煎饼卷大葱，我不习惯，光想吃大米饭 ……，”爸爸听后，大发脾气，他说：“送你去过集体生活，就是要 改掉你的娇气，今后不许你再吃病号饭，不许要求任何照顾 ……。”我从小离开父母，一直渴望和爸爸团聚，猛然受到这样严 厉的批评，思想上接受不了，一气之下生了一场大病。爸爸听说 后又心疼地到医院看我，他承认了对我要求过急之后接着说： “我出身贫苦家庭，很小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16岁时就被迫出 来寻找出路，经过多少曲折和风险，才找到人民的大救星——中 国共产党，走上了光明大道。现在抗战虽然胜利了，但蒋介石反 动派却不甘心广大人民过安逸生活.正在挑起新的内战，因此， 我们的战斗任务还未完成，我对你要求严格点，就是要你锻炼成 材，以便接好革命事业的班。”在爸爸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下， 在同志们的帮助和集体生活的磨炼下，我开始懂得了做一名无 产阶级战士的深刻意义，对自己的要求逐渐严格起来。
  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他们集中优 势兵力，向山东解放区扑来，当时陈毅叔叔有重任在身不能去前 线，病中的爸爸不顾个人安危，带病去指挥这场反击战。他临出 征时，把我领到陈毅叔叔身边，恳切地说：“我这次出征很可能回
  492不来，但我决不辜负党的信任，我有信心打好这一仗。如果我牺 牲了，为人民而死是值得的，也是光荣的。我一生从没为个人问 题向党提过要求，现在不得不向你提出。”爸爸说着把我向陈叔 叔面前一推：“镇涛从一出生就很少得到父母的抚养，没有一个 固定的环境让她学习，我一生忙忙碌碌，顾不上照顾她，倘若我 不能活着回来，请你收养她，让她念书，我从小就吃够了没机会 正式念书的苦处……。”听着爸爸的话，我的心像刀扎一样难受， 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一头扑在爸爸怀里，苦苦哀告着：“爸 爸，我不能没有你，我再也不离开你"以后我一定听你的话，你可 千万别再丢下我啊！ ”这时，陈叔叔严肃而又亲切地说：“炳辉同 志，你怎么能这样想？你打完这一仗就回来，你是个有名的常胜 将军，我准备欢迎你凯旋归来。”爸爸紧紧拉住陈叔叔的手，陈叔 叔庄重而又诚挚地说;“炳辉同志，你放心去吧，如果万一发生不 幸，请相信我，你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
  随着形势的变化，学校已迁离临沂。爸爸出征时，要我送他 一程，我们父女走了 一段路后，在一个小村庄休息，爸爸怀着对 云南老家的无限怀念，向我讲述彝良的山山水水，叙述被奴隶主 折磨死的祖父母。他说：“如果我活不到全国解放那天，你一定要 回云南老家去，替我为祖父母扫墓，你要告诉乡亲们，我罗炳辉 心里最爱父母，最爱家乡。”最后，又叮嘱我要努力学习，严格要 求自己，争取早日当个先锋战士。等我答应一定照办，他脸上才 露出满意的笑容。
  分别时刻终于到了，爸爸亲自把我扶上马背，他手拉缰绳默 默地往回送我，直到警卫员提醒他不能再送时，他才把握得发暖 的缰绳塞到我的手里。我一直在低声哭泣。他说：“女儿，你抬起 头来看看爸爸。"我抬起头，看着爸爸那久经风霜的脸上，显露出
  493坚毅而又威严的神色。他见我泪痕满面，鼓励我说：“孩子，不能 用眼泪与爸爸告别，要做革命战士，就要坚强些，今后的生活道 路，还得靠你自己去闯，勇往直前吧! ”我睁大双眼，点头示意，领 会爸爸的嘱托。他把马一拍，说声“走吧!”马立即朝回去的路奔 跑，我在马背上，回头望着爸爸的身影，哭叫着爸爸！可是一转 眼，亲爱的爸爸走远了。
  枣庄战役的胜利捷报传到山东大学，全校师生欢欣鼓舞，我 更高兴地等待着爸爸的凯旋归来，可是，不幸的噩耗传来。6月 23日，.我们正坐在树林中聚精会神地听校长讲课，突然，陈毅叔 叔的两个警卫员来了，他们把一封信交给校长。校长看完信，以 十分温和的口气对我说：“罗副军长有病，现住临沂医院，陈军长 派人来接你回去看看，你立即准备走吧。"说罢，警卫员就领我上 了吉普车。
  一路上，两位警卫员很严肃，对我的提问都不回答。当我们 乘坐的吉普车来到临沂城下，我一眼看见值勤战士的臂上都带 着黑纱，城头降半旗，心里就有些害怕。一进城，看到满城战士均 带黑纱，到处是一片哀伤的悼念气氛，我简直被吓呆了。吉普车 停在司令部门口，我急忙往里奔，迎面碰着陈毅叔叔，他一把拉 住我就往侧室走去。我望着陈叔叔严峻的面容，恳切地乞求道： “陈叔叔，快点带我去看爸爸。”这时，他眼里滚动着泪水，拉着我 的手，慈祥地说：“你答应我要坚强些，听我的话，我就带你去看 爸爸。”我连连点头后，他又沉痛地说：“你爸爸为了党的事业，光 荣地牺牲了……”。我一听这话，犹如雷击头顶，只觉得眼前一片 漆黑，“哇”地哭出声来。陈叔叔拉着我走上正厅，正厅里停放着 我爸爸的灵柩。警卫员掀开棺材盖，让我最后看一看爸爸。当我 看到爸爸安祥地躺在那里时，怎么也不相信他已经离开了人间，
  494赶忙伸出双手，想把他拉起来。这时候，陈叔叔忙拉住我的胳膊， 悲切地说：“小镇涛，你爸爸已经永远地安息了，你多看他两眼吧
  安葬的那天，驻临沂城党政机关、部队和老百姓挤站在街道 两旁，向爸爸的遗体告别。在墓地上，当爸爸的灵柩随着哀乐往 下放时，我的心也跟着往下沉，肝胆欲裂，泣不成声。
  爸爸的遗体安葬后，陈叔叔亲切地对我说：“你爸爸是我党 的好党员，人民的好儿子，我军的优秀指挥员。他光荣牺牲了，现 在我就是你爸爸，今后不管有什么事都可来找我。你要化悲痛为 力量，学习你爸爸的革命气节……。”6月24日，陈叔叔又写信 给我，要我不要过于悲痛，要“努力学习和工作，继承遗志”，信中 还说“要记住你爸爸是一个硬汉，从不向反革命低头，对人民则 十分尽忠爱护，你不用学别人，就学你父亲。”
  不久，国民党向华东解放区发动疯狂的重点进攻，华东野战 军司令部实行战略转移。转移前，张云逸伯伯还带我为爸爸扫了 一次墓。这时，学校已不能再继续上课，校领导宣布男同学组成 运输队，女同学组成卫生队，到前线服务。我报名参加卫生队，领 导同志考虑我年龄太小，要我随军部后勤撤离，我不愿撤离，并 说：“这是继承我爸爸遗志的最好机会。”在我的强烈要求下，领 导终于批准了。从此，我就战斗在最前线，夜里行军，白天抢救伤 员，在最紧张的时候，毎夜要急行军100多华里，经常饿着肚子 连续干十几个小时。环境虽然艰苦，但是我一想到这是继承爸爸 的遗志，心里就充满了欢乐，身上就有使不完的劲。
  3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我们可爱的社会主义祖国，正 沿着“四化”道路奋勇前进，我以欣喜的心情告慰先烈，告慰敬爱 的爸爸，你们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千秋永固；你们为之奋斗终
  495生的事业，万古长春！
  安息吧，敬爱的爸爸！
  （兰山区政协供稿
  罗镇涛撰）
  496刘炎传略
  刘炎，原名刘安焕，曾用名刘炳生、刘本初。1904年1月28 日生于湖南省桃源县孔水坡刘村下庙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 父母都是朴实笃厚的庄户人。7 口之家耕耘着10亩薄地。由于 灾荒频仍，庄稼歉收，加上父亲常年患病，欠下不少债务，生活相 当困难。
  刘炎7岁时入村塾，只读了一年便辍学，在家放牛或干些其 它农活。10岁时，他又进入学堂。14岁那年终因家境贫寒，被迫 离学帮着家里种田，农闲学着织布。
  1925年，21岁的刘炎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去，参加了农民协 会，具体负责分配土豪劣绅土地和浮财的工作。他立场坚定，大 公无私，把肥地让给别人，瘦地留给自己。从而赢得全乡父老们 的拥戴，被选为农民协会委员长。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刘炎听从 组织上的召唤，毅然到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当了战士。
  从闭塞的湘西农村来到繁华的武汉，刘炎接触到许多新鲜 事物，眼界大为开扩。现实斗争使他更明确地认识到：中国工人 阶级和农民阶级，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翻身得解放，只有 掌握枪杆子才能夺取政权，因此，他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组 织。
  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跟共产 党决裂，这时，武昌警卫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向江西转移。当部 队驻防修水时，刘炎经宛希先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4979月9日，刘炎随警卫团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 起义，起义部队统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原武昌警卫团编 为第一团，成为起义的一支骨干力量。
  9月19日，刘炎所在的一团，在毛泽东率领下，向罗霄山脉 中段进军。29日，起义军到达江西省修水县的三湾村时，毛泽东 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整编。起义部队原来1个师的建制缩编为 1个团，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共有两个营7个连。刘 炎当时被编在一营二连一班任副班长，兼任党的小组长。10月 27日，刘炎跟随部队到达茨坪。不久，刘炎又被提拔为副连长兼 连党代表。
  1928年4月，刘炎所在的一营二连被编入红四军的序列。 此后，他随部队参加保卫和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又转 点赣南、闽西一带。1930年6月，刘炎由连政治指导员直接晋升 为团政治委员。
  从1931年5月到1931年9月，刘炎先后随部队参加了第 二、第三次反“围剿”，建立了卓著的战功，被任命为六十四师政 治委员，1931年下半年，刘炎当选为湘赣边区苏维埃政府委员。
  1934年10月，刘炎随所在的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参 加了长征。在长征中，他较长时间负责民运部的工作（即地方工 作部，隶属军团政治部）。负责安排红军伤病员，监督执行少数民 族政策，为部队筹集粮草的任务。在这些方面，刘炎都能妥善筹 划，完成任务。
  由于经常饿着肚子坚持行军和筹粮，刘炎的体质越来越弱。 同志们劝他多吃点细粮，他总是婉言谢绝。当时，组织上给他配 备了一匹马。行军时，他总是让给伤病员，或用它驮战士的背包 和自己办公用的一个铁皮箱。这个铁皮箱随刘炎转战万里，历时
  498数十年，如今和刘炎遗留的一床旧军毯、一副绑带一起，陈列在 华东烈士陵园内。
  在长征途中，他顽强、乐观地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随大部 队胜利到达陕北。1935年11月，刘炎担任地方工作部长。
  1936年2月，刘炎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刘炎深 感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获得这一良好的学习机会很不容易，因 此，在学校里，团结同志，尊重教官，刻苦钻研，广览博取，在较短 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大收获。在学习的同时，他还抽时间学习书 法，练得一笔好字。
  1938年，刘炎离开延安，到新四军第一支队担任政治部主 任，协助陈毅率部挺进江南，在溧阳、金坛、丹阳、句容一带创建 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刘炎带领政治部的一些干部，夜 以继日地访贫问苦，向他们讲述抗日救国道理，动员他们组织起 来成立农救会、妇救会等各种救亡团体;号召各阶层人士有钱出 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同时，还宣传蒋介石在庐山讲话中提出 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有守土抗战之责”，团结当地开 明士绅、社会贤达共同抗日。不久，当地国民党的1个区长和3 个县长，都积极表示与新四军合作抗战，有的后来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
  先遣支队在茅山三四个月时间内，进行大小战斗200多次， 收复了大片失地，在军事斗争胜利发展的同时，刘炎等于7月领 导成立了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四县抗敌总会。接着，又领 导成立了其他地区的抗日团体。
  1938年7月，刘炎被派到丹北（江苏丹阳县北）地区，和管 文尉领导的丹北抗日游击队联系，帮助他们开创丹北的新局面。
  管文蔚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他一直在沪宁
  499地区坚持革命斗争。1930年被捕，坐过7年牢。1937年出狱，中 断了与党的联系。后来，他在丹阳县北部发动群众，组织了丹北 抗日游击队。刘炎来丹北后，了解和查核了他的情况，经党中央 批准恢复了管文蔚的党籍，管对此十分欣慰。此后他和刘炎风雨 同舟，休戚与共，共同为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1939年春夏之交，新四军江南部队组成挺进纵队，刘炎率 部再次来到丹北，配合管文蔚所部打下了扬中县城和江北通往 苏北的战略通道。挺进纵队也随之发展壮大起来，使丹北抗日根 据地更加巩固。
  11月7日，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奉命合并，在江 苏溧阳县水西村成立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刘炎任政治部主任。
  1940年7月下旬，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渡江北上，改称苏北 指挥部，刘炎仍任政治部主任。新四军北上后，江南地区形势恶 化，群众受到摧残，在此紧急关头，刘炎奉命回到江南。他和其他 党政军领导同志密切配合，不遗余力地进行江南根据地的巩固 和发展工作。领导成立了丹北地区行政公署和军分区，建立和发 展了各级党的组织，健全了财经委员会，加强了税收工作，有力 地支援了抗日战争，还保证了对苏北的物资供应。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1月20日，中央 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25日，在苏北盐城东街的大众 剧院举行重建新四军军部大会，刘炎出席了大会。随后，根据中 央指示，将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统一整编为7个正规 师和1个独立旅。刘炎被任命为第一师政治委员，同时兼中共苏 中区党委书记、苏中军区政治委员。
  刘炎主持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他以悲愤的语调讲述了 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经过，号召苏中区党政军民团结一致
  500坚持抗战，警惕和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会后，他根据中共 中央和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有关指示，作出了《关于坚持苏中长 期斗争的决定》。
  作为党的一名出色的政治工作者，刘炎善于了解和团结党 外人士，共同进行抗日工作。他刚到江南茅山地区的句容县时， 了解到当地有一支抗日游击队，它的领导人叫巫恒通。巫早年毕 业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抗日战争以前曾任句容县督学，后 任泰兴县政府教育科长，是教育界地方名流。他为人正直，富有 爱国热忱，“八• 一三”淞沪之战爆发后，在茅山山麓家乡组织起 武装，大批志士仁人团结在他的周围，活跃在大江南北，寻机打 击敌人。这次刘炎到句容，便主动去访问他。初次见面，两人谈 得十分投机。此后，频繁往来，结成了挚友。
  后来，通过长期的接触和亲切的谈心，刘炎了解到巫恒通早 年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巫 恒通以祖国民族利益为重，组织队伍守土抗日，浴血奋战，并竭 诚欢迎和支持共产党与新四军抗日。他对不战而逃专门制造磨 擦的国民党顽固派以及投敌叛国的汉奸走狗深恶痛绝。他曾说 服自己的胞弟巫恒达参加了新四军，成为一名出色的文化战士。 有鉴于此，当1938年上半年巫恒通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时， 刘炎将他的经历和思想情况，认真向党组织作了介绍，并和陈毅 一起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从此，巫恒通成为一名出色的共产主 义战士。1941年2月，日伪军偷袭我第五行政专员公署和句容 县政府宿营地，巫恒通率部突围，不幸被俘。大汉奸周佛海和句 容县伪县长对他软硬兼施，威胁诱降，巫恒通坚贞不屈，在狱中 绝食，以身殉国。
  刘炎具有尊贤容众的胸怀。对干部战士的思想和切身问题，
  501关怀备至。1938年下半年，从新四军军部调来一位老干部。这个 干部在四川省白区做地下工作时，与党组织失掉联系。他调到新 四军军部后，便向组织如实说明了情况。因为情况一时难以查 清，组织问题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他曾为此伤心地哭了多次。 调来一支队后，刘炎便主动找他谈话，并安慰他说：“你在抗战以 前的党籍，找证明有困难，这要等以后有条件时才能核查。现在 还是重新入党为宜。你写个入党申请书，我给你转到军部去。”不 久，上级批准了该同志的入党申请，使他重新投入党的怀抱。那 位同志感动得热泪盈眶。
  对于青年知识分子，刘炎有计划地组织他们联系实际学习 理论，加强思想修养，逐步树立革命人生观。同时，大胆使用他 们，把他们放到连队去锻炼，然后根据表现提拔到领导岗位上 来。
  刘炎在政治工作中，善于抓住典型案事例，以教育广大干部 群众，提高我党我军的威望。1938年8月的一天，通讯员送来一 份急件，内称抓获一名女特务，请示支队首长处置。陈毅看过报 告后，指示刘炎会同有关部门办理。刘炎责成政治部特派员丁公 星等具体进行侦察办理。经过初审查明：女犯20岁，家庭清寒， 和寡母相依为命。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她被敌特欺骗利用，派到 抗日根据地侦探新四军的情况，被我军察觉抓获。案情弄清后， 刘炎和陈毅商量，决定教育释放。接着，在驻地召开了较大规模 的宣判大会，通过公审，以事实揭露了敌伪通过特务制造谣言的 阴谋。支队首长分别在会上讲了话，说明共产党新四军是老百姓 的队伍，决不轻易杀人。到会的军民听到女奸细的供词，普遍提 高了对共产党、新四军的认识，进一步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 响。
  502新四军一支队指挥机关驻宝埝附近烂泥沟村时，一炊事员 干出了奸污妇女的丑事，这家主人拿着被撕毁的炊事员军衣到 司令部控诉。这件事传开以后，影响极坏，一些社会上层人士对 此事也十分关注。国民党的镇江县县长庄梅芳别有用心地说： “共产党新四军到底是'真金'还是'臭铜'？”他甚至以此为借口 妄图找新四军的“麻烦”。刘炎极为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他认 为事关大局，决不能等闲视之。于是，他协同负责军法的胡发坚 等对此案进行了调查核实，并向陈毅作了汇报。根据陈司令的指 示，决定立即召开军人大会，并邀请镇江县长庄梅芳、句容县长 张雍冲、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和镇（江）句（容）金（坛）游击司令， 以及宝埝附近的群众代表列席。大会会场设在宝埝村。刘炎主 持了大会，陈毅在会上讲了话。他首先讲述了我军的光荣传统， 号召全体指战员要继承和发扬这种传统，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接着，军法处的同志宣布了判处那个炊事员死刑的决 定，立即枪决。
  上述两案的处理，在江南各界人士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他 们普遍反映：共产党、新四军不仅有值得信赖的政策，还有值得 信赖的纪律。他们的确是“真金”而不是“臭铜”。炊事员犯罪的 事件处理后，刘炎认为这是自己工作上的失误，引疚自责，写了 一份检査报告送交陈毅，主动承担了责任，并表示今后一定要加 强政治思想工作，防微杜渐。
  1942年初春时节，刘炎积劳成疾，但他仍带病坚持工作。
  刘炎的病情日趋严重，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决定送他到上 海治疗。在上海法租界虹桥疗养院养病期间，刘炎始终保持着革 命军人的艰苦朴素本色，生活十分俭朴，医疗费用也力求节约。 他虽身在上海，心却仍在苏中，时刻惦念着根据地的工作。因此，
  503他的病尚未痊愈，就在农历端午节那天，动身回到新四军军部驻 地——江苏黄花塘。出院之后，他一心想工作，但又不能坚持，只 好继续服药休息，情绪异常急躁。经过组织上的安慰和同志们的 劝说，他渐渐意识到，急躁无济于疾病的治疗，便安心养病了。
  刘炎生活艰苦朴素，对自己严格要求。在江南行军宿营时， 他时常和战士们一样，露宿野外，不论树林中还是草垛旁，铺块 油布就睡着了。早晨醒来不是一身露水就是一身霜。他平时经 常穿着洗净补好的旧灰布军衣，但当他听说刘晓要去敌战区工 作，为了节省公家开支，却将自己仅有的一件皮大袍送给了他。 刘炎总是和战士们同吃一锅饭。他作风平易，性格温和，态度和 蔼，干部、战士有话都愿跟他说。
  1942年3月，新四军第一、第六师合并为第一师，由谭震林 任政委，刘炎担任苏中军区政委。后来，组织上为使刘炎专心养 病，决定由粟裕兼任中共苏中区委书记和苏中军区政委。
  1946年6月，新四军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进行战略大转 移。刘炎扶病随军出苏到鲁。一路上跋山涉水，经受着行军的折 磨和痛苦。有时他身体疼痛得骑不住马，只好伏在马背上。为了 节省人力，他宁肯自己受痛苦也拒绝使用组织上为他准备的担 架。因此，他的病情逐渐恶化。后来，部队到达沂蒙山区。刘炎 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他常常慢慢地练习由室内到室外，有时甚 至吃力地攀登山丘观览风光。
  这年秋末冬初，刘炎右腋下的肿瘤长得像拳头那么大，剧烈 的疼痛折磨着他。有时疼得满头大汗，整天不思饮食，终夜不能 入眠，医务人员却从未听到他的呻吟。当时刘炎住在山东军区后 方医院，即离临沂古城约120里的西桃花村（今沂南县界湖镇）。 一天，房东大娘抱着一只老母鸡对警卫员小王说：“你把它杀了，
  504烧汤给刘政委补养身子。这是俺的一点心意! ”刘炎在屋内听到 后，便亲切地对大娘说：“您的心意我领了。这只鸡一定不能杀， 留着下蛋，卖点钱补贴生活。您现在很困难啊！我有大白菜、馍 馍吃，就很好啦。”经过再三说服，大娘只好把鸡带走。她流着眼 泪说：“真是个好人啊! ”医生有时给刘炎打葡萄糖，他也进行劝 阻。他说：“现在药品紧张，留给重伤员用吧!”当时，刘炎夫人陈 模也身患重病，下肢瘫痪，卧床不起。刘炎经常安慰她，鼓励她学 习保尔•柯察金的革命精神，以顽强的毅力战胜病魔。他自己则 在病中忍着疼痛，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列主义、毛泽东的著作和报 纸文件等。直到他的生命垂危之际，仍然非常关心战争形势和党 的事业。他常常对从前方来看望他的同志说：“前方打仗繁忙，你 们不要回来看我。你们能为党多作贡献，我就非常高兴和满意 了。”
  1946年11月20日上午4时，万恶的病魔夺去了刘炎同志 的宝贵生命，时年42岁。刘炎临终时曾说过：“人生自古谁无死。 我的一生全部献给了党和革命事业。这次我即使死去，心情还是 坦然的。”
  刘炎的一生是殚精竭虑为革命的一生。他的光辉业绩将永 垂青史。
  1950年，中共鲁中南区委、鲁中南行政公署、鲁中南军区将 刘炎烈士遗骨迁葬临沂城今华东烈士陵园，墓呈巨轮形，高11 米，全石结构。墓碑上有陈毅和杨立三等同志的题词。陈毅的题 词是：“献身革命勋劳永在，服务人民无限忠诚。”杨立三同志的 题词是：“尽忠人民革命事业。”
  （临沂市政协供稿周乐亭、李杰、赵良撰）
  505王麓水传略
  王麓水曾任山东野战兵团第八师师长兼政委。在抗日战争 期间，他对开辟和巩固鲁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对日 全面大反攻阶段，曾率领八师全体指战员解放了=县、邹县、台 儿庄等许多重要城镇。1945年12月13日，为抗击国民党军北 犯，在解放滕县战役中为国捐躯。时年32岁。王麓水的一生，是 战斗的一生。他是我们党的优秀战士，人民军队的好将领。时任 新四军军长、山东军区司令员、津浦前线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为 王麓水烈士题词：
  “麓水同志以善战爱兵爱民见称，故阵亡之日闻者莫不流 涕，不愧模范党员，永垂不朽!”
  王麓水，又名培岳，汉族，江西省萍乡县长丰乡宗里村人。 1913年1月13日生。弟兄6人，麓水最小。因家中生活贫困，全 家租赁王氏公祠居住，靠租种土地勉强维持生活。
  麓水年幼时在私塾念书，9岁即辍学放牛，后跟着哥哥边耕 边读，非常敬慕那些有勇有谋、为国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人物， 自己也曾发誓要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1926年秋，麓水考入南溪高等小学。不久，他参加了萍乡师 范火潮学社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就在这年，他经萍乡师范张为 政、王恩义介绍，加入了共青团。
  1927年，由于反革命白色恐怖，麓水放弃了学业回乡劳动， 并在宗里党支部和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参加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 争。
  5061928年冬，反动势力日益猖獗，麓水和安源市委夏益笃等 秘密计划组建了“莲花红军独立团”。接着，他到袁德生领导的苏 维埃基层政权机关担任秘书；曾协助莲花红军独立第一团偷袭 陆公坡地主杨公善的武装，缴获了一部分枪支弹药，加强了革命 武装力量。
  1929年，麓水被送进井冈山红军学校学习深造。
  1930年，麓水从红军学校毕业，参加了工农红军，先后任班 长、排长、连长等职。193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任连指导员、 团直机关党总支书记、团特派员等职。1933年，红军在江西永丰 县藤田整编，麓水被编入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二师五团，先任特派 员，1934年后任团政委、团长等职。参加了历次反“围剿”。1934 年10月，随部进行长征。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同红十 五军团会师。后参加直罗镇战役，又东征山西，西征宁夏、甘肃 等，巩固和扩大了陕北革命根据地。1937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 后，所部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9月25日，参加了平型关.大 战。在这次战役中，王麓水身负重伤，住院治疗。
  1938年春，王麓水伤势还没痊愈，就曾几次请战上前线，均 未获准。这年夏天，他伤势渐愈，被调到一一五师补充团任政委。 在风陵渡战役中，他数次率军打退日寇的疯狂进攻，消灭了许多 鬼子兵。
  1939年春，麓水调任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政治部主任。
  1940年5月，王麓水随部越过太行山，沿黄河北岸，冲过日 寇无数道封锁线，顺利地到达了鲁西地区。
  晋西独立支队刚到鲁西，即参加了讨伐顽匪石友三的战役， 与兄弟部队一起，在范县以南击溃石友三部1500余人。
  1940年秋，王麓水调任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政治部主任。
  5071942年夏，王麓水调任山东纵队一旅（后改为一一五师教 导一旅）政委。
  1943年春，王麓水调任鲁南军区政委兼鲁南区党委书记。 他领导鲁南军民抗日反顽，恢复与扩大了鲁南抗日根据地;与此 同时加强根据地建设，开展双减增资、整风、大生产运动，团结各 界抗日力量，建立并巩固了 “三三制”政权组织。
  同年，李仙洲部一四二师进攻鲁南，向八路军“恢复失地”， 王麓水率鲁南军区部队设伏松林，重创敌先头部队，击伤其正副 师长，并将残部赶出山东。11月上旬，王麓水率两个团将流窜十 几个省区，为害29年的惯匪巨奸刘桂堂击毙于费县柱子山下， 刘匪部众全部瓦解，为山东人民除了一大祸害。为此，延安《解放 日报》专门发表了新闻报道，这一胜利消息很快传遍四方。
  此后，王麓水又指挥部队南征北战，打垮了许多伪顽武装。 如在兰陵东北反击投降派李子瀛部，将李逆生俘;在费县讨伐伪 军荣子恒部，歼灭其二师及一师二团主力；在邳北歼灭伪军张胜 法部主力，攻克据点18处;在滕县、沛县、鱼台交界处的程子庙 歼灭伪军周侗师2000余人。
  1945年8月5日，王麓水率领鲁南军区三团、五团、特务营 以及第二军分区基干团和3个县独立营，共11个营的兵力，在 滕西闫村发起讨伐叛军申宪武战役.经5昼夜激战，全歼国民党 山东保安第二师5000人，敌师长兼专员申宪武被俘。
  讨申获胜后，又经湖东一系列战斗，将湖边3县日伪全部扫 清。
  1945年8月11日，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召开会议，连 夜讨论了朱德总司令8月10日大进军的命令。罗荣桓、黎玉号 召山东全党、全军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解放全山东而斗争。同
  508日，山东军区司令部向日寇驻山东最高指挥官四十三军团司令 官细川中康发出限期投降通牒。与此同时，山东军区发出5路大 军进攻大城市的命令。王麓水由贾汪率师北上，仅3小时即攻克 =县城，活捉了大汉奸龙锡贞，伪军1000余人悉数被歼。
  9月14日，鲁南军区主力部队组建为山东野战兵团第八 师，王麓水任师长兼政委。
  八师成立不久，就奉命在兖州与徐州之间抗击北犯之蒋军。 八师在陈毅军长的统一指挥下，首先夺取了沿路各敌伪据点，伏 击了敌军列;邹县一战，截击了蒋军北上的部队，并将敌人围困 在滕县一带；11月4日，在界河地区配合华中兄弟部队，拦腰截 击了北上之敌，吴化文的第一军大部被歼，军长于怀安被生俘； 11日又挥师南下，在临城与夏镇之间继续攻击敌人。
  12月初，王麓水指挥八师包围了滕县城。敌人用大炮、机枪 等拚命地向我射击，天上还有敌机扫射轰炸。战役发起前夕，王 麓水偕主攻团二十三团团长王吉文到城郊观察战情，不幸被敌 炮兵发现，一颗炮弹飞来，在他们身旁爆炸，王麓水当场牺牲，王 吉文负重伤。噩耗传开，前线指战员悲愤万分，经激战，全歼守 敌，恢复滕州重镇。
  战后，鲁南党政军机关、团体隆重追悼、公祭王麓水。送灵 时，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呜咽得讲不出话来，副司令员万春圃 老泪纵横，亲自扶柩将王师长遗体送往苍山县文峰山。灵车所过 之处，百姓设香案祭奠，虔诚叩拜。白发苍苍的老人，不时用袖子 擦着眼泪说：“天哪！大星殒落，哀我百姓!”
  全国解放后，王故师长的遗骸，由文峰山迁葬于临沂城今华 东烈士陵园内。党和国家领导人为王故师长题词悼念。
  鲁南人民为纪念王故师长，将滕县改为“麓水县”，滕县中学
  509改为“麓水中学”。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为纪念王故师长，把军报 命名为《麓水报》。王麓水的浩然正气永远活在鲁南人民的心中， 永远激励着我们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华东革命烈士陵园供稿）
  510怀念爸爸张元寿
  爸爸是1947年3月在山东战场牺牲的，那时他任华东野战 军副参谋长，终年34岁。爸爸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却是战斗的一 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爸爸是福建省永定县人，1913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 庭。幼年时在本乡小学读书，至11岁初小毕业。小学毕业后学 做豆腐。15岁时，因对此职业不感兴趣，曾到厦门另谋职业，但 未找到，只好返回家中。同年冬，又离家到白土，在一家杂货店当 学徒。1929年4月，他在这里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于 1931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9年夏天，爸爸回乡组织游击队，参加农民武装暴动。 1930年春，编入红军太平区补充团，任连长。1931年春，调到三 十四师一 O二团，任经济委员会主任。从此爸爸开始了长期的后 勤供给工作。后曾任中央军委总供给部科长、处长、部长等职。
  爸爸担负的任务是组织人员到敌占区采购棉花、棉布、食盐 和灯油等物资，供应部队需要。当时，敌人为了配合军事上的“围 剿”，在经济上实行了严密的封锁，在根据地周围设立了很多检 查卡口，严密控制各种物资进入根据地，妄图把我军困死。在这 样危急的情况下，搞后勤保障工作困难很大，然而爸爸不顾生命 危险，翻山越岭，一次又一次通过各种关系，到敌占区采购物资， 每次都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领导和们的赞扬。
  1933年，我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开 始时，爸爸仍在总供给部工作。这时，我军的物资供应就更困难
  511了。每天头上有敌机，地上有追兵，部队战斗频繁，走的又都是偏 僻地区，群众生活很苦，因而部队需要的粮草往往保证不了，有 时不得不到较远的地方去筹集。爸爸每天都带领同志们为筹集 粮草而奔忙。他处处吃苦在前，上级布置什么任务，他组织人员 抢着去干，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1935年我军进入贵州梨平县后，军委组织先遣司令部，爸 爸调往该部工作。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爸爸又回到总 供给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后，总供给部与陕 北红军供给部合并，爸爸任总供给部财政处长。1937年爸爸进 抗大二期学习。同年秋，爸爸于抗大毕业后回总供给部任部长。
  1937年冬，爸爸赴汉口参加军委后方勤务会议。会议结束 后，因临汾失守，潼关过不去，无法返回延安，爸爸奉命去南昌， 参加改编新四军的工作。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爸爸负责交通运输 工作。这时，爸爸将一支由100多名上海爱国青年职工组成的煤 业救护队，编入我军序列。这支救护队利用红十字会的运输卡 车，把福建、江西、湖南等山区游击队干部和伤员迅速集中到皖 南。同时，利用红十字会救济难民这一有利条件，出入上海，动员 了不少上海爱国青年到皖南参加新四军，为部队采购了不少药 品和其他军用物资，并建立了新四军和上海地下党的联系。
  1938年三四月间，爸爸被任命为新四军总兵站站长（即后 勤部部长）。爸爸把煤业队的多数留在兵站工作，利用红十字会 的名义，开辟了与尚未失陷的宁波、温州等地的交通线;利用煤 业队这一统战关系，积极发挥它的交通运输作用。经过不长时间 的努力，爸爸把新四军的兵站线，从岩寺、太平一直通向苏南敌 后和安徽的大江南北，建立了 6个兵站派出所，使前后方的交通
  512运输畅通无阻。
  1939年9月，爸爸调到新四军教导总队任队列科长。1940 年又调到军部参谋处工作。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二次反 共高潮，军部为了积极备战，以军教导总队为基础组成二梯队， 任命爸爸为参谋长。
  1941年元旦后，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敌人的炮 火打到了军指挥所，爸爸与司令部、政治部的部分同志，其中有 军政治部民运部长兼统战部副部长夏征农，从“石井坑”翻过一 座大山，撤到“大康王”，隐蔽在一座山头上。爸爸命令大家沉着 应战，躲过搜山的敌人，并利用夜间分头行动，全部脱险归队。
  “皖南事变”后，我党在政治上尖锐地揭露了敌人的滔天罪 行;在组织上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 政委，将新四军所属部队扩编为7个师及1个独立旅。第五支队 编为第二师第五旅，爸爸任五旅参谋长。
  这时五旅驻在淮（阴）宝（应）地区。淮宝根据地刚建立不久， 这里的人民群众在日伪军和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毒害下，对我党 我军不了解。爸爸到职后，在抓好司令部工作建设，培养参谋人 员，加强部队训练的同时，指导部队搞生产、捕鱼、采“鸡头”等以 辅助军食，减轻群众负担;协助民主政府筹粮筹款，供给军需，救 济饥民。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很快就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 使群众认识到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爱民的军队，为部队尔后的机 动作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1年下半年，五旅奉军部命令开到皖东北，防堵顽军越 津浦铁路东进，以掩护兄弟部队在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巩固、发 展，保卫第四师机关部队在淮宝地区的休整。部队初到一个新的 地区，人地生疏，要立即担负作战任务，必须马上熟悉地形、社
  513情，侦察敌情;必须与兄弟部队、民主政府搞好联系，配合行动。 这些工作是非常紧迫和相当繁重的。爸爸协助旅长、政委及时地 很好地完成了这些工作。
  1942年底，五旅奉命返回淮宝地区，进行短期整训，于1943 年初回到淮南兼路东军分区。时值春荒，部队协同民主政府和群 众团体开展救灾工作；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艰苦斗争形势，根据地 要将武装力量按照主力、地方兵团、民兵组建起来。爸爸日夜奔 忙，协助旅首长和有关部门及时地完成了这些紧迫而又艰巨的 工作。这年夏秋之间，部队发生了传染病——疟疾。在此紧急情 况下，爸爸亲自抓医务工作，突击治疗疟疾，很快就消灭了这一 病害，保障了部队转移路西任务的完成。
  爸爸长期搞后勤工作，深知部队和群众之间鱼水关系的重 要性，每当知道有违犯群众纪律的事，他总是严肃处理，从不迁 就姑息。他耐心地和犯错误的人谈心，指出错误的危害和根源， 并鼓励他们不要灰心自馁，迅速改正错误，做好工作，为人民服 务。
  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和工作，不仅巩固了原有地区，还开辟了 淮南铁路沿线和寿县地区，把武装斗争推向了敌占区。
  1945年日寇投降时，爸爸仍任五旅参谋长，率部参加了路 西、路东的大反攻作战。11月间，组织上打算让爸爸主持组织新 的军供给部工作，征求爸爸意见时，爸爸要求上前方，于是任命 爸爸为苏中军区副参谋长。
  解放战争开始后，爸爸改任华中军区副参谋长，分管后方勤 务。1946年7月间，爸爸参加了有名的苏中战役。
  苏中战役后，国民党的残兵败将龟缩在海安一座孤城里。我 前线大军正准备一举围歼残敌。就在这时，国民党徐州“剿总”瞅
  514准了我军两淮（淮阴、淮安）地区兵力空虚的机会，从徐州偷偷派 出两个军，沿着老运河南下，直扑淮阴城。于是，我苏中前线大军 只得连夜撇开海安，兼程北上，回援两淮。
  五旅是首批北援的部队。由于我们部队北上是轻装行军，粮 秣、医药、骡马等等都丢在苏中地区。部队一经在淮阴城外打响， 这些后勤供应方面的困难，就异常尖锐地暴露出来了。就在这节 骨眼上，爸爸赶到前线，详细查问了作战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了 解了作战和生活上亟需解决物资供应，立即采取了现场办公和 直接供应的办法，给予了及时有力地解决。这充分显示了爸爸深 入实际，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和严细明快的优良作风。
  鲁南战役后，山东、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爸爸任 副参谋长，主管后勤。1947年2月，华野发起莱芜战役，歼敌6 万多人，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一次歼敌7个整旅的光辉记录。战 役中，爸爸分管的后勤工作做得较好，保证了大部队的供应，为 战役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陈毅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张元寿很 好，见到军队穿、吃、用的事就抓。”
  1947年3月某日，爸爸和同志们坐着一辆中吉普，从野战 军总指挥部出发，去张店、周村一带巡视，收集敌人遗弃的军用 物资，以便补充队伍。当行至张店近郊，忽然空中响起敌机“格格 格”的机枪声，汽车急忙煞住，大家跳下车隐蔽，但是爸爸不幸中 弹，躺在血泊之中。爸爸就是这样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 了他最后的一滴血。
  爸爸牺牲后，华东野战军在周村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陈毅 司令员致了悼词。他说爸爸是我军优秀的后勤专家，为革命鞠躬 尽瘁，贡献了他的一生。
  （张定远撰）
  515忆李澄之
  在那令人压抑的哀乐声中，组织上把一面鲜艳的中国共产 党党旗，郑重地覆盖在李澄之的遗体上，这是党正式公开他的共 产党员身份。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我感到无比自豪和极大宽 慰。
  澄之是在党的长期教育下，从一个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者，成 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几十年来，他为革命忠心耿 耿;为真理孜孜以求。他的一生，是奋发向上、永远前进的一生。
  澄之原名李澄，字若秋，在北师大学习时改为澄之。他1901 年2月19日出生于临沂城内一个自由职业者家庭。
  澄之的父亲叫李光仪，字小岩，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就参加 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日本遣送回国。 澄之在父亲的教育下，从小就树立了反对帝制的民主思想。在清 王朝还未覆灭的年代，他就不蓄发，不留辫子。虽然当时有人嘲 笑他为“李秃子”，但他全然不顾。
  “五四”运动期间，澄之正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他 作为济南请愿和谈判代表之一，积极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 准备在“巴黎和约”签字的斗争。
  1924年，孙中山先生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 组了国民党。澄之就在这个时候参加了国民党。随后，以国民党 员的身份，利用关系.掩护从法国回到北平的陈毅同志。
  “大沽口事件”发生后，3月18日，北京学生5000余人，在
  516李大钊等人领导下，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军 阀段祺瑞令卫队枪杀爱国请愿群众。在北平师范大学上学的澄 之积极参与了这一斗争，并被死伤者压在底层，死难受伤同学的 鲜血，染红了他的棉袍。
  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他去武汉，当过政治学校教官、汉阳 兵工厂党务特派员、国民革命军团党代表。1927年5月21 0， 发生了“马日事变”，澄之被驱逐出武汉，几经周折，回到山东，任 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常委。后因发表反蒋言论，被国民党撤职，并 开除了他的党籍。
  澄之离开国民党后，回到北平师大母校任教。在这期间，他 约集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人，参加了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 蒋的扩大会议。
  1930年，阎冯反蒋失败后，澄之被学校解职。失业后生活无 着，衣物典当殆尽，只得靠朋友接济维持。国民党CC系头子陈 果夫为了瓦解反蒋势力，以江苏省的无锡、镇江等县县长之职为 诱饵妄图拉拢他，遭到澄之的拒绝。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 榘欲聘请他当省政府顾问，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想委派他任青岛 胶澳中学校长，他也一概拒绝。严酷的斗争使他认清了以蒋介石 为代表的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坚决不再与之为伍。
  就在这时，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他取得了秘密联系，要他 利用过去的社会关系为党工作。为此，他经常出入国民党军长商 震、北平市长秦德纯之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执行党组 织交待给他的任务。同时，他还约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创办了“春 秋书店”，经售进步书刊；又创办了“协化学校”，借以掩护党的秘 密工作。由于一名地下党员被捕叛变，株连到澄之，致使他也被 捕入狱。他在狱中泰然自若，关心难友，带头要求改善政治犯待
  517遇。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取得了“犯人”能到院内放风、散步等 自由。以后，他利用社会关系得以保释。他出狱后，继续按照党 的指示，进行秘密工作。1935年，与于振瀛（上海地下党联络员） 共同促使宋哲元反蒋抗日，并取得了宋哲元的支持，成立了冀察 绥靖公署宣传处，以为宋哲元搜集日、伪、蒋情报作掩护，为党捜 集了各方面的大量情报。
  同年，“一二•九”北平学生罢课游行，要求政府抗日，日本 人竟然把坦克开到东交民巷巷口，逼迫国民党北平市长秦德纯 出兵镇压学生。澄之见情势万分紧急，便挺身而出，跑到市政府 面见秦德纯，以利害得失劝说他不要对学生进行武力镇压，不可 重蹈段祺瑞枪杀学生的覆辙。他苦口婆心地对秦说：“你如果枪 杀了爱国学生，蒋介石就会借爱护学生之名，向你兴师问罪，借 以达到他排斥异己的目的。”这一痛切有力的劝说，使秦德纯终 未向学生开枪。
  同时，针对秦德纯听信“北平一些进步学生接受苏联卢布收 买”的澜言的情况，澄之向秦解释：“按照苏联的规定，他们的金 卢布不许出口，而纸卢布我们又没有兑换机关，要它何用？这都 是CC分子的谣言，不可轻信。北平学生的举动，纯属爱国行 动。”从而，促使秦德纯改变了对进步学生的看法。澄之也借此机 会，营救了一些被捕的学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澄之到武汉找到党，党派王梓木 同志同他联系，并指派他返回山东敌后抗日。他回到山东后，参 加了鲁南抗敌工作团。以后又在中共山东分局指导下，组织发展 了鲁南国民抗敌协会，收拢了一部分游击队，建立了抗日武装。
  1941年秋冬之交，日寇以5万兵力，对我沂蒙山区根据地 进行了“铁壁合围”大“扫荡”，澄之不幸被敌所俘，押解到济南。
  518当时，日寇把他视为重要人物，妄图引诱利用他。日寇逼迫他写 材料，他坚决不写。以后，日寇又施用造谣诬蔑的毒计，来离间澄 之和党组织的关系。假借李澄之的影响，唆使其走狗伪装革命 者，组织一些青年“研究马列”，并出版刊物，招谣撞骗。澄之看穿 了敌人这一阴谋，毅然决然地声言与这个组织无关，并拒不和他 们见面。从而击破了敌人的这一阴谋诡计。
  在这期间，有人曾建议澄之外逃。脱离敌人的牢笼，是他日 夜思谋的事，但考虑到未得与党联系，不能轻举妄动。后来利用 敌人把他母亲从临沂弄到济南作人质，妄图逼他就范的机会，取 得对外联系，使党有了营救他的可能。经由我党泰山武工队将他 救出，送往根据地。
  时隔不久，根据地军民为澄清事实，曾在莒南县洙边村召开 了万人大会。在会上，几个在敌区受骗的青年，揭露了敌人污蔑 澄之的阴谋，陈述了自己受骗的经过，肖华同志在会上讲了话。 他当众宣布李澄之是清白的，在敌人面前没有屈服。澄之更加受 到党和人民的爱护，他也更加坚定地为党的事业积极工作。
  1945年，他到达久已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毛主席亲切地 接见了他。后以顾问的身份，随周恩来副主席率领的中共代表团 去重庆工作。旧政协成立以后，他在沧白堂举行的群众大会上， 不顾国民党特务的捣乱和殴打，积极宣传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 人民翻身后的幸福生活。他毫不畏惧特务的严密监视，终日周旋 在国民党人之间，宣传我党的政策和解放区天翻地覆的变化。在 此期间，他还到大学中，向一些倾向进步的师生作宣传演讲，身 处虎穴，不计个人安危。在与国民党国务部长秦德纯见面时，将 毛主席长征时写的诗词送给他看，《渔家傲》一词中的：“声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那气势磅礴的诗句，使秦十分震惊，兔死狐悲，
  519由此，秦德纯似乎看到了自己终将失败的命运。
  澄之一贯注重党的利益和服从组织的需要，严格遵守党的 纪律，不谋求个人名利。澄之于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由于 党的需要他一直作为秘密党员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当时，我也 是共产党员，但我们彼此都严格保密，从未暴露自己的政治身 份。后来，当党组织允许我们夫妇可以相互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 时，他才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的入党仪式是在高粱地里举行 的。后来，我们的独生女儿李大力也加入了共产党，但他从未向 她吐露自己是共产党员，直到临终前，他才请求组织将他的党员 身份公开。
  建国后，党安排澄之担任山东省副省长，分管农林水和体育 工作，并兼作民革等统一战线工作。他听从党的领导，认真贯彻 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对工作勤勤恳恳，任 劳任怨。组织上多次让他去外地休假，可他从未去过一次。有一 次，他兴奋地对我说：“从现在做起还不算晚。”他还说：“我要把 身体搞得壮壮的，为党和人民多做一点事，学习雷锋做一个永不 生锈的螺丝钉。”
  他为了确实掌握党的方针政策，拿到文件，常常彻夜不眠， 反复阅读，深刻领会，对重要的章节都认认真真地摘录下来。到 他去世时，家里光他的记录本就积存了一大木箱。
  他自从分管农林水利工作后，常常说，农业是关系到国计民 生的大事，自己应该竭尽全力把这一项工作搞好。他谦虚好学， 重视专业知识。如有一次，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关于山东 水利建设方面的发言后说：“从这次发言中，我感到自己的知识 太贫乏，今后只有努力学习，从头做起，专心搞林业、水土保持和 流域规划，兼及蚕桑”。从此，他致力研究业务，利用大部分时间
  520研究有关防汛、黄河治理等方面的资料，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去。
  为了从多方面借鉴农业生产经验，他博览了全省能够买到 或借到的地方史志，当他看到《沂州府志》上关于兴修水利的记 载，就高兴地向农林厅领导介绍，并把这本府志送给他们看。不 久，临（沂）郯（城）一带兴修水利，在涝洼地试种了水稻，澄之得 知后十分高兴。
  为了摸清全省的水利情况，他不避寒暑，不分昼夜到各地视 察，有时夜间行车，他坐在司机旁边，帮着看路。有一次，车行在 断桥一端，他急令司机煞车，才避免了一次危险事故。有一次，在 去沂水途中遇雪，他兴致勃勃地吟诗：“飞雪迎车灯，夜幕遮太 空”，到达临沂县境时，又吟道：“未闻鸡报晓，已是早操声，经寻 汤头泉，出浴一身轻。”为了争取时间，他总是不计劳累，日夜兼 程。
  澄之突出的特点还在于对党忠诚勤恳，对同志宽厚大量，平 易近人。他的工作范围较广，素日总有许多事情要做，因此，他很 少有时间休息，即便是假期和星期日也是如此。有时，感到过度 疲劳时，便说：“我今天下午给自己放个假。”但有人来找他时，他 又热情地接待，不厌其烦地谈话，别人来请示汇报工作，能立即 答复和处理的问题他决不拖延。每逢春节期间，正是慰问部队的 时机，他很少在家和我们过个团圆年。记得1962年春节，我突然 患急病，发高烧，他把我送进医院，便带领慰问团出发了。而女儿 偏偏在这时结婚，她偕同爱人从北京到济南看望我们。新婚夫妇 到家后，空空不见一人，他们直到假期过完，也未见到父亲。
  他心里总是装着人民的利益，从不计较个人享受。当省人委 给我们修建住房时，按照施工计划，内部粉刷第一遍用白灰，第
  521二遍用乳胶颜料。刚刷了第一遍，澄之就制止说：“不要刷第二遍 了，老百姓的墙不就是这样吗？ ”后来，我们一直住在这白灰泥墙 的房子里。
  他在统战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的方针，对各大专院校、医药卫生、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知识分子， 都保持经常的接触，和他们交朋友，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鼓 励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做好本职工作。对被我俘获的国民党高级 将领，也注意关怀、教育他们。使其接受党的教育，立功赎罪。有 一次，当他得知一名高级战俘在严冬喂猪尚无棉衣时，即向有关 部门领了一套棉衣给他，使其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脱胎换骨，为 人民做了些好事。
  他对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寄托了很大期望。记得有一年过 端午节时，他曾心情激荡，挥笔写下了下面的诗句：“汨罗江上爱 国魂，角黍结成人民心;遥望台澎诸旧识，佳节曾否倍思亲。”
  1965年，他离开济南去做中心工作。这时他身患重病，腰背 部疼痛剧烈不能伏案。他以为是脊椎痛，不予理睬，就请木工做 了一条窄长条儿，放在沙发的扶手上，以便看文件、写材料。在这 种情况下，一些先进单位请他去察看生产情况时，他坚持同大家 步行。不久，肝病加剧，一病不起，不得不去上海检査。华东医院 确诊：肝癌后期。中共山东省委要他转回济南治疗，要我动员他， 他说病好了再走。我劝说道;“在上海治疗很不方便，同志们从山 东来看你，不但要花很多钱，而且还影响工作。”就这样，他同意 了。但当飞机乘客不同意和重病号同机，机场为他改用小型专机 时，他坚决不使用专机。后来，秘书告诉他，用的是运货机，给他 留了点小地方，他才同意了。
  回到济南医院，农林厅的领导同志去看他，他嘱咐说：“在发
  522展果树时，要注意不同品种的成熟期，比如苹果中的'祝光'成熟 期早，'国光'成熟晩，中间是'金帅'、'青香蕉'，应使各个时期都 有新鲜水果上市。”临终前，他又请秘书转告农林厅领导说，他在 北京时，曾替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吕鸿宾要了一些小白梨苗子，运 来后，转交给他，剩下的可分给其他生产队。
  山东女子排球队去日本参加比赛前，他病情严重，已不能起 立，却叫人拿来一块木板放在他的胸前，亲笔写道：“再赠赴日本 女排，拼的要狠、打的要活、放的要开、顶的要硬。”女排接到他的 题字后，立即召开了座谈会，并写了决心书送给澄之。
  （兰山区政协供稿 隋灵璧口述 张广安整理）
  523刘兴元将军的青少年时代
  刘兴元是解放军山东籍三中将之一，1955年授衔。他于 1908年出生在山东省莒南县朱芦乡刘家东山的一个农民家庭， 父亲给他起名刘惟芳，取流芳百世之意。入小学后，塾师为他改 名刘兴元，寓意兴旺发达之始。
  刘兴元的家乡刘家东山村，座落在德清山和甲子山脚下，这 里山清水秀，德清山上有“仙人洞”，相传德清老人曾在此修炼成 仙；甲子山上有“孙膑洞”，相传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在此读书。 小时候，祖父常给他讲这些美丽动听的传说。
  刘兴元少年时，正值清政府日益腐败，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入 侵，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封建军阀混战的动荡年代。
  刘兴元有兄弟姊妹6人，3个哥哥，2个姐姐。父亲刘奉吉， 是位忠厚老实、勤劳能干的农民，在兴元出生月余病逝。一家人 的生活重担就落在了其母张氏身上。14岁的大姐不能入学，11 岁的大哥挑起了货郎担，做起了“拿头发换针”的小生意。8岁的 二哥雇给人家放牛、“扎觅汉”。
  尽管生活困难，母亲还是希望孩子尽快长大，成为有出息的 人。本族的一位叔父刘天民出身于书香门第，曾接受过新文化的 教育，是民族进步人士，当时为私塾老师。1914年，刘兴元6岁， 母亲就把他送给塾师学文化。兴元自幼资性聪慧，塾师对他非常 喜爱。第二年，刘天民除教汉字外，也常于课余给他讲点“四书”、 “五经”，7岁的刘兴元对历史很感兴趣，往往听得津津有味。于 是，老师又给他讲《瓦岗寨》、《三国演义》等故事，故事中的英雄
  524人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天民的这段启蒙教育对刘兴元 少年时代影响极大。
  1919年，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的刘家东山办起了一所 国民小学。11岁的刘兴元开始夹着“石板”和书本去上小学。在 学校里，刘兴元最喜欢语文、书法、美术等课程，考试成绩也最 好。1943年，他任滨海军区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率兵转战苏 鲁，路过刘家东山时，还看到在二哥家的屋里贴着自己上小学时 画的花鸟画。
  刘兴元读书刻苦，还乐意帮助同学。当他看到有些小伙伴因 买不起书而辍学时，他就仿照自己的课本，在新买来的本子上抄 写课文，然后送给没课本的同学，动员他们一块上学。由于他字 写得好，班里的同学都愿找他写本子皮面，还常找他解答疑难问 题。有一次上自习课，同学们完成作业后感到无聊，刘兴元便组 织全班同学排成队，来到村南小河的沙滩上，开始了摔跤活动。 这次活动虽然受到了老师的批评，但老师又承认他为学生上了 一堂体育课。
  在小学里，刘兴元还喜欢作诗。四年级时，他的作文已经思 路清晰，成为班内佼佼者。有一次，大雨过后，老师布置了一篇作 文，题目是《阴雨连绵不开晴》，要求同学们第二天交稿。中午放 学后，兴元和同学们被河水拦在回家的路上，过不了河。面对急 流的河水他触景生情，作了一首顺口溜：
  阴雨连绵不开晴，一察西南一片明。 水到刘中隔半崖，我等水消过河行。
  老师看后说：“兴元有才也! ”这段顺口溜，时至今日，和他小 学同学的八旬老人刘西海仍然记忆犹新。
  刘兴元在学校里读书刻苦，在家里也十分勤劳。四年级的学
  525生毕竟还是个孩子，可他看到母亲整天被繁重的家务累得喘不 过气来，他就主动帮妈妈干家务活。每天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就 背筐上山拾柴禾，挖野菜，有时还早起晚睡帮妈妈推磨拉碾，从 小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
  那时的山里人，冬闲时节有集结练武的习惯。兴元也爱上了 武术。他一有空就到练武的现场观看，在家里就缠着哥哥教他练 武，有时还约合几个小伙伴一块练。年复一年，他的武功有了一 定的基础。他能“拿大鼎”倒立行走几十米。一次他随嫂子去菜 园浇水，嫂子忽然找不到他了，于是大声吆喝他，当嫂子听到 “鸟”叫时，才发现兴元不知怎么已经爬到菜园边的大树上去了， 接着，又用惊险的“倒卷帘”动作翻下树来，嫂子亲眼目睹了他的 这一场“空中表演”。
  1924年，15岁的兴元初小毕业了。由于家中经济拮据，不能 供他继续上学，只好辍学回家。本村小学教师看他有才分，出于 同情心，让他多学一些知识，便留兴元帮助他管理学生，同时为 兴元继续学习提供方便。
  1925年，刘兴元16岁。本村一位远房叔父刘星一在青岛工 作，兴元要求跟他谋事。母亲考虑兴元年小出远门，很是犹豫。可 大哥同意，最终还是说服了母亲。兴元于这年到了青岛。刘星一 经一家杂货店股东韩馥卿帮助，推荐兴元到这家杂货店当学徒。 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还得早起晚睡，给老板家挑水、扫地，干 零杂活。头一年，每月发1块银元工资，以后每月发2块银元，吃 住在店中。第三年下半年，军阀敲诈勒索，商店被迫停业，兴元失 业。
  找职业无望，韩馥卿就写信介绍兴元到泰安“北斗社”找丁 旭。丁旭是日照人，和兴元家有点亲戚关系，对兴元很热情。住
  526了几天，他对兴元说：“现在兵荒马乱的，找职业很难，我想送你 到冯玉祥的学兵团去，可以学点本事，趁着年轻，应当闯一闯。” 还介绍了这个部队的一些情况。1928年底，刘兴元进了学兵团。 翌年初，部队开到河南陕县，开始了艰苦的军事训练。同年秋冬 之交，营房里议论日益增多，说学兵团要开到甘肃、陕西去，那个 地方不仅吃饭难，连喝水都难，冬天还会冻死人。于是人们恐慌 起来。10月的一个晚上，学兵团炸了营，秩序大乱。兴元便同平 时最要好的两个学兵，趁机跑出营房，沿陇海铁路东行，到了洛 阳西郊，被国民党部队拦住，一个营长硬拉他在营部里当了文 书。这个营长是个知识分子，山东齐河县人，进过军官学校。该 营归国民党四十七师，原是孙传芳的部队，军官多是泰安、济南 地区的人。不久，刘兴元又被调到旅部当文书。
  1930年底，该部开到江西吉安，参加对红军的“围剿”。在旅 部，他又认识了赵医官，1931年5月，该旅被红军打散，他随赵 医官一块到红军第四医院工作，赵医官仍当医官，他当文书。7 至8月间，接着，参加了第三次反“围剿”。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改任医院政治处秘 书兼俱乐部主任。1932年任军委后方办事处文印科长、总卫生 部秘书、组织科长。接着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 10月，中央苏区红军开始长征，到湖南湘江边时，刘兴元任总卫 生部总务处处长。除负责本部几百人的衣食住行外，还要特别照 顾中央工作团的老人（团长董必武、副团长徐特立）、病人和女同 志。从江西瑞金出发，到贵州遵义，为时3个月，顺利完成了任 务，为保存革命骨干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刘兴元同志历任八路军卫生部政治处主任， 第一一五师工兵营政委，教导大队政委，师政治部民运部副部
  527长，教导五旅政治部主任，山东滨海军区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 第二师政委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刘兴元历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师政委，东北 民主联军上干大队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政委，第四野战军 四十二军政委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兴元历任中南军区党委秘书长， 中南军区干部部副部长、部长，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 委员，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四川省委第 一书记，成都军区司令员，解放军军政大学、军事学院政委等职。
  他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九、第十、第十一 届中央委员。1990年8月14日晨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
  （莒南县政协供稿厉现坤、刘欣贤、田成文撰）
  528从山大王到鲁南军区副司令
  我们俩都是抗日初期到鲁南工作的，对万春圃在创建鲁南 根据地中的贡献比较清楚。他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地主阶级成员、 独霸一方的山大王，成长为八路军的军区副司令直至一名光荣 的共产党员，决不是偶然的，是经历了一个曲折斗争的过程的。
  山大王的由来
  万春圃，字鸿源，1882年生于苍山县上大炉村一户地主家 庭。当时他家占有200多亩“伸勺子挖饭吃”的“接山淤”地，500 亩遍植黄草、松柏、柞栎的山场，30多间大瓦房。虽然称不上豪 门富户，但在抱犊崮山区已是屈指可数的了。
  万春圃自幼不爱读书，喜欢骑马玩枪，为人耿直讲究道德， 不仅有侠客之风，还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又加上他好朋 友，广交游，仗义疏财，济困扶危，因此很受乡里尊重，官称“万三 爷”。
  旧社会的抱犊崮山区，村镇分散，偏僻荒凉，在军阀混战的 年代里，是土匪出没之地。对于土匪的打家劫舍，绑票勒索，万春 圃是坚决反对的。后来土匪占山为王，闹得穷富都不得安.他下 决心要与土匪抗争。正在打算联络帮手，寻找靠山，扩充势力的 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结识了大地主陈毓山，很快成了陈家 的座上客。
  陈毓山是尚岩沟西村人，祖上曾经挂过千顷牌。民国建立 后，还有30多顷地，并且担任着国民党临沂县第七区的区长，是 一位有钱有势的人物。
  529通过陈的介绍，他又相继结识了 一些士绅名流，如向城的刘 子才，城后的赵剑南，兰陵的李子瀛，万村的王拱辰等人，并和他 们结拜了把兄弟，经常在一起议事谈心。有一次，万春圃正在陈 家客厅里喝酒，忽然家里来人报告，双亲已被土匪抓去。万春圃 听了顿时火冒三尺，发誓要与土匪拚命。陈毓山劝他说：“土匪绑 票，无非是想钱。现在不能玩硬的，先设法把两位老人救出来再 说。"万春圃按照这个意见花了些钱救出二老之后，便在仁兄弟 的帮助下，组织起护家民团。开始只限于守围子，后来就不断和 土匪战斗。1923年发生“临城劫车案”之后，抱犊崮山区的孙美 瑶被招安。从此小股土匪就无法存在了，有的弃匪还农，也有的 投靠了万春圃的民团。奉军失败那年，一伙败兵在抱犊崮山区迷 了路，29支汉阳造、捷克式枪都被大炉民团缴获。从此，民团更 加壮大起来，万春圃也当上了地主武装联庄会的会长，一声令下 就能调动几百人的队伍，从而他就成为独霸一方的“山大王”了。
  1930年前后，抱犊岗山区相对安定了。在万春圃的倡议下， 大炉办了一处小学。1931年“九• 一八”事变后，学校来了兄弟 俩两位教师，一个叫聂立人，一个叫聂益人。他们来到大炉后都 曾去拜访过万春圃，谈论起国家大事，彼此非常投机。万春圃对 蒋介石腐败无能，造成东北三省沦陷本来就不满，聂氏兄弟又把 国民党当前规定的“爱国有罪”、“谈抗战者杀”的情况告诉了他， 从而使万春圃不但更加痛恨反动派，而且对这兄弟俩产生了好 感。
  聂家兄弟都是共产党员。1933年地下党组织领导苍山暴 动，抱犊崮山区的党组织还未来得及行动，就失败了。暴动失败 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了大逮捕、大屠杀，凡有共产党嫌疑的都 上了黑名单。万春圃是抱犊崮山区的联庄会长，军政当局当然对
  530他不会怀疑，就把逮捕聂氏兄弟的任务交给了他。万春圃越想越 想不通，觉得国民党的做法不对，就悄悄地给聂家兄弟通风报 信，让他们躲避了。事后万春圃向上边报告说“去逮捕时聂氏兄 弟不在家”，搪塞过去了。
  1934年冬，在枣庄矿区工作的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决定 开辟抱犊崮山区的工作，派李韶九、郭致远二同志以行医为掩护 来这一带活动。当时鲁南的情况是，官僚地主横行乡里，劳苦大 众饥寒交迫，镇压苍山暴动的白色恐怖依然笼罩着大地，要在这 里落脚生根，没有当地有势力的人物作掩护是站不住脚的。因 此，李韶九去抱犊崮山区之前，特委书记郭子化再三向他交待， 要想开辟这一带山区的工作，就一定要争取万春圃的支持。
  李韶九和郭致远到达抱犊崮山区后，在高桥开了个药铺，经 常以行医为名奔波于高桥、大炉之间，为人民群众解除疾病痛 苦。万春圃家里的人有了病，也经常派人赶着毛驴来请李韶九去 看病。时间一长，李韶九、郭致远就和万春圃熟悉了。1935年，李 韶九、郭致远先后介绍了刘清如、肖云卿、杨质卿等人入党，其中 还有万春圃的大儿子万国华。
  1935年元月，郭子化在枣庄因政治嫌疑被捕，在押送徐州 之前，经李韶九等以“枣庄药业工会”的名义，营救而获释放。此 后，边区特委机关转移到费县高桥，仍以行医为掩护，开了个药 店名叫“广德堂”。郭子化化名周德为，当了药店的中医先生，并 经李韶九介绍结识了万春圃。
  在尔虞我诈的旧社会里，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是非常尖锐 复杂的。随着万春圃、陈毓山一派势力的发展，漫溪村大地主郑 向三之流早就红了眼。他们捕风捉影，控告万春圃亲共通匪。临 沂反动政府听信了郑向三的控告，决定逮捕万春圃和万国华。幸
  531而万春圃结交广、朋友多，有人透风，万家父子闻讯外逃，才免除 了这场灾难。
  1936年10月，郭子化接到党中央西北特别工作组通知，要 他到西安汇报工作，听取指示。1937年1月，他又转道延安，参 加了全国白区工作会议，直到“七七”事变后，才回到高桥。
  这时，万春圃父子也从外地回到大炉，正在组织抗日武装。 郭子化在高桥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党的指示，作出了以 万春圃为统战对象，开辟抱犊崮山区工作的决议。会后，郭子化 来到大炉，受到万春圃的热情接待。席间，郭赞扬了他组织武装、 准备抗战的爱国行动，并且分析了当时形势，宣传了团结抗战的 意义，指出了抗战必胜的前途。万春圃深受启发教育。他从与郭 子化等人的多次接触中，渐渐地猜测郭子化等人可能就是共产 党，并且比较深刻地感到，共产党都是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有能 德的人，因此，明确地向郭子化表示：“周先生请您相信，我万某 是够朋友的，以后有什么用我的地方，尽管吩咐，我一定尽力而 为!”
  事隔不久，杨庄地下党员杨质卿来到高桥。郭子化问：“有什 么急事吗?”杨质卿说：“表叔（万春圃是杨质卿的表叔）有急事叫 我来向您讨教的!"接着说：“前些时候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曾 经给表叔来信，叫他拉队伍。表叔还没回信，昨天又送来信，叫他 亲自到临沂城去商议。表叔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叫我速来请 示！ ”郭子化听了杨质卿的汇报，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在国共 重新合作，抗战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张里元不可能马上耍什么阴 谋，便果断地说：“回去告诉您表叔，不用害怕，张里元是想利用 您表叔的势力和声望在山区组织武装，一旦临沂吃紧，他好向山 区撤退。这样我们正好将计就计，借他的名义，用他的供给拉自
  532己的武装。”万春圃非常相信郭子化的分析，当天便骑毛驴赶到 临沂。经过商谈，弄清张里元原来是想让万春圃出面组织临郯费 =四县边区联庄会办事处。由于万春圃心中早就有了数，就一面 表示，为了抗日救国，组织四县边区联庄会义不容辞；一面提出 缺少武器、给养，要张里元支持。双方达成协议后，他就回到大 炉，在我们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积极活动，建立四县边区联庄会办 事处筹备处。
  毁家纾难
  1937年冬，日寇铁蹄越过黄河，1938年一二月间，先后占领 了临沂、枣庄，鲁南苏北，岌岌可危。在这风雨飘摇之际，大批青 年学生、共产党员响应党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脱下长衫到 游击队去”的号召，深入到抱犊崮山区农村，宣传群众，组织群 众，整个鲁南地区开始沸腾起来了。
  这时，万春圃根据党的指示，公开打出了守土抗战，坚决不 做亡国奴的旗帜。他把自己家的粮食、枪支和猪羊献出来，开了 齐心会，喝了齐心酒，坚定地表示：“抗日救国不怕牺牲，打鬼子 决不充孬种。”从此，集体食宿，举行了武装起义。我们党通过万 春圃控制了这支武装，并在“第五战区临郯费峰四县边联办事处 筹备处”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四县边联办事处。
  随着这支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万春圃自己家的粮食已经 吃得差不多了，他就向陈毓山求援。陈毓山对抗日也很支持，一 次就运来小麦5万斤。部队有饭吃，有枪弹，抗日情绪更加高涨， 天天准备打鬼子。但当时鬼子急于向我交通线和大城市进攻，始 终没有进山。台儿庄大会战后，万春圃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就提 出“到山外看看去”，他的提议得到全体战士的同意。
  533当时台潍公路两侧，经过中日双方战争，不少村庄已经断壁 颓墙，老百姓大都流落他乡了。从向城到兰陵、台儿庄之间，中日 双方丢弃的死尸、武器根本没有人收拾。万春圃带领队伍打扫战 场时，竟然收集了 8桶汽油，1门迫击跑，4挺机枪，50余支捷克 式，100余箱子弹、手榴弹。他们把这些武器、物资陆续运回山 区，装备了部队。
  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万春圃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对敌斗 争更加坚决。1939年2月，鲁南特委书记宋子成在矿坑召开鲁 南各县县委书记会议时，正逢日寇汉奸万余人分5路“扫荡”山 区。特委立即带领参加会议的人员避开敌人的主力，迂回进山， 回到大炉，不料第二天，敌人兵分两路从车辋包围过来。在这十 分危急的情况下，万春圃主动承担阻击任务，掩护领导机关转 移。在执行任务中，他年仅19岁的次子万国英中弹牺牲，广大战 士都为之悲痛。在这关键时刻，万春圃赶到队伍前面高声喊道： “国英是为国家艮族的解放而死的，他死得光荣，有什么可悲呢? 要打鬼子就得做好牺牲准备，在这点上，国英为我们树立了好榜 样。"这钢铁一般的语言，句句震动人心，战士们化悲痛为力量， 把万般仇恨集中在枪口上，胜利地完成了阻击敌人、掩护领导机 关转移的任务。经过这次考验，党对万春圃更加信任，加上大炉 村党群工作基础好，决定把特委机关设在万春圃家中。
  1939年8月初，陈光、罗荣桓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鲁 南。特委书记宋子成向罗荣桓汇报了鲁南的工作和万春圃的情 况后，罗荣桓安排林月琴住在万春圃家中，罗政委本人有时也来 万家住住。万春圃不仅待人热诚忠厚，直爽大方，而且真诚拥护 我党的抗战主张，因而深受罗荣桓的赏识。代师长陈光还把自己 的战马送给万春圃，这更使他感到党的温暖和对他的信任。为了
  534支援部队，解决供给困难，他不惜一切代价，打开了自己的粮仓， 砍伐了南山的松树，并且动员自己的仁兄弟陈毓山、盛清沂、刘 子才、王拱辰等人，捐粮献款支援部队。仅陈毓山一次就献出几 万斤小麦、300块大洋。
  一一五师进入鲁南后，接连消灭了峨山口、阎王鼻子山的日 寇，又先后打掉了经常捕杀抗日军民、破坏抗日的孔庄顽固头子 杜若堂和白彦的孙鹤龄等，打开了鲁南局面。1939年冬，四县边 联的群众武装一一农民抗日自卫团（共24个团），在一一五师支 持下，伏击消灭鲁南土匪王学礼（张里元暂编第五旅），讨伐费县 杀害抗日人民的罪犯、费县县长李长胜。在这大好形势下，根据 罗荣桓的建议，以农民抗日自卫团为基础，于1940年春建立了 边联支队，委任万春圃为支队长。从此，这支部队成为抱犊崮山 区抗日斗争的一支基干武装。
  矢志不移
  1941年春，鲁南发生严重春荒，鲁南军区和区党委机关被 迫移地就食。国民党反动派乘我后方空虚之机，突然袭击鲁南抗 日根据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二五”事变，占领了鲁南根据 地的中心边联县和鲁南领导机关驻地大炉村。他们不仅杀了我 干部、战士、家属70余人，而且把万春圃年仅10余岁的女儿万 国荣、儿子万国平抓去。
  国民党五十一军写信给万春圃进行威胁利诱，说什么“只要 你能过来，最小也放你个团长。要不赶快过来，就抓你的全家，烧 你的房屋，扒你的祖坟。”万春圃接信后哈哈大笑。他在回信中 说：“我跟共产党走，是因为共产党、八路军坚决抗日。我是为了 抗日，不是为了当官。我和我的孩子抗日无罪，你们想怎么办就
  535怎么办吧！”这封义正辞严的回信，有力地回击了反动派。反动派 抓走万春圃的孩子，其用心是险恶的。因为，万春圃是抱犊崮山 区的抗日领袖，如果把他拉过去，让他站出来反对共产党，就会 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所以他们妄图以两个孩子作人质， 逼迫万春圃投降。
  在反动派的威胁利诱面前，万春圃坚定不移，不屑一顾。但 他也牵肠挂肚地挂念孩子。他一天天消瘦了，变得沉默了。
  有一天，边联县上村乡乡长李琴山到军区汇报工作，顺便来 看望万春圃，当晚就住在军区。李琴山睡醒了一觉，见万春圃还 在院子里踱来踱去，他悄悄地走过去，轻声问道：“万老，失眠吗？ 要不要吃副药?”万春圃轻声地说：“我这失眠症，不是你的中药 能治好的！ ”接着他说：“琴山你听! ”李琴山凝神静听，什么声音 也没有，便说：“夜深人静，什么动静也没有! ”万春圃摇了摇头： “不！很远，东南方向，听见了没有?”李琴山仔细一听，隐隐约约 似有阵阵沉雷：“万老，你说的是炮声? ”万春圃点了点头，无限感 慨地说：“是炮声，自从鬼子进中国，这声音从来没有断过。你还 记得青年们唱的那支歌吧？快唱给我听听。”李琴山顺从地唱了 起来：“……看！火光又起了，不知多少财产毁灭；听！炮声又响 了，不知多少生命死亡，哪还有个人幸福，哪还有个人安康?敌人 杀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万春圃听到这里叹了口气 说：“日本鬼子的大炮、机枪，杀死了我的儿子、侄子、哥哥，光我 一家就搭上了 4条人命，全中国得多少人死亡啊！在这国难当 头，民族危亡时刻，蒋介石如能实行国共合作，枪口对外，该有多 好。我真不理解，蒋介石为什么偏偏自相残杀？为什么偏偏残杀 坚决抗日的共产党？”李琴山气愤地接了一句：“自相残杀实际上 是给日寇当开路先锋，所以说反共就是投降!”“对！反共就是投
  535降! ”万春圃激动地站了起来，斩钉截铁地说：“跟着共产党，抗战 到底，这条路我走定了，孩子，杀剐存留，随这些龟孙们的便吧， 想叫我投降他们，瞎了他们的狗眼！”
  不久，声势浩大的讨逆开始了。由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和鲁南 地方武装共同组织了讨逆大军，曾国华任司令，赵镈任政委。讨 逆大军从左右两翼包围了占据边联县的反动派，一鼓作气，攻下 了埠阳、车辋、东庄、大炉等许多重要据点，两天内就收复了全部 失地。在讨逆过程中，万春圃始终战斗在第一线。收复大炉的第 二天，他回到了土生土长的家乡。两个孩子虽然由于我们内线的 保护安然无恙，可是，故乡面貌全非了，宅基上筑起了碉堡，自己 家和村里100多间房屋变成了瓦砾，祖林里的300多棵松树也 被砍伐一空。面对这浩劫之后的凄凉景象，万春圃愤慨地说：“事 实最有说服力，谁是真抗战，谁是假抗战；谁救人民，谁害人民， 这不就更清楚了吗？为了抗战我连生命都可以献上，还怕什么毁 家灭祖!”
  最高的荣誉
  由于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1942年，鲁南地区抗日 斗争进入了极度艰苦的阶段，抗日军民陷入了敌伪顽三面夹击 的境地，抗日根据地的中心边联县变成了“东白山，西白山，东西 白山一线牵；南北十余里，一枪能打透的根据地”的困难局面。
  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团结战斗度过难关，中共山东分局决 定，在万春圃60寿辰的日子为他举行祝寿，表彰他为抗战毁家 纾难，不屈不挠的高贵品质，号召人民以他为榜样，将抗日战争 进行到底。
  鲁南各界人士代表数千人聚集在抱崮犊山下的柿树行里，
  537鲁南区党委、行署、军区和边联县委的领导同志频频举杯祝酒， 并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共山东分局发来专电表示祝 贺。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和代师长陈光、政治部主任肖华也都发 来贺电，并派一一五师战士剧社专程从滨海来鲁南演出，为万老 祝寿。万春圃激动得热泪盈眶，不停地向到会人员鞠躬致谢。他 声音颤抖，无限感慨地说：“我万春圃有什么德能，敢担这么大的 荣誉，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中国人还能不爱中国？ 共产党是一心救中国的，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怎么会反对共产 党呢？是共产党八路军教育我站在人民一边的，是日本鬼子、汉 奸和卖国贼逼得我坚持抗战的。我是看清了，要救国就得跟共产 党走。我刚刚迈开步，党就这样信赖我，人民就这样抬举我，这么 大的荣誉我实在受之有愧呀!我一定要抗战到底，报答党和人民 的关怀!”
  1943年，鲁南地区的抗日形势有了好转，局部地区已开始 战略反攻，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万春圃领导的边联支队与苏 鲁支队合并.编为鲁南军区直属五团，组织上提升万春圃为军区 副司令员。当时他曾借口年老，要求选派年富力强有经验的同志 担此重任。为此，我们都多次和他谈心，告诉他：“你首先考虑的 不应是这个副司令当不当，而应是党给你的光荣任务愿不愿意 接受。任命你担任副司令是众望所归，你当上了共产党的副司 令，对那些不相信党的政策的人，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教育! ”听了 这些话后，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和张光中司令员一起指挥部 队，夺取了一系列的胜利。
  党的教育，人民的依赖，促使万春圃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 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并且不止一次地提出了入党申请。对于接 收万春圃入党，鲁南区党委非常重视，及时报告了山东分局。当
  538时主持分局工作的罗荣桓和分局统战部都认为万春圃久经考 验，具备了入党条件。罗荣桓兴奋地说：“一个从旧营垒中走出来 的人，坚持站到了革命人民的一边，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这个 转变是难能可贵的? ”他委托专人找万春圃谈话，并表示愿作他 的入党介绍人。
  1945年底，中共山东分局批准了万春圃的入党申请，这位 63岁的老人激动得热泪滚滚，千言万语凝成了两句话：“只有共 产党才能救中国，至于我万春圃，请同志们往后看吧。”这就是万 春圃向党表示的最朴素而又最真挚的誓言。从此之后，他作为一 名坚强的共产党员战斗到最后一息。
  人生的道路是漫长而又曲折的。万春圃同志所以能够从一 个旧人物转变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和党的军事指挥员，这是 党的统战政策的胜利，也是他自己努力改造世界观，坚决跟共产 党走的结果。
  （苍山县政协供稿张雨帆、于化琪撰）
  539谢辉事略
  谢辉，字光辉，原名谢锡章，字焕文，莒南县十字路镇人。 1937年冬参加革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莒 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滨海专署专员、滨海行政公署主任、滨海 区支援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华东支前委员会前线办事处主任等 职。从1940年下半年，我就跟随在他的身边，直到1949年支援 前线胜利结束才离开他。
  我第一次见到谢辉是在1940年秋天，当时我由原莒县九区 动委会，调到莒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科工作。报到那天，我来到 了县府驻地刘家編
  山村，经县府秘书科长蒋爱民介绍，我认识了 谢县长。只见他脚穿一双便鞋，挽着裤腿，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 一点也不像个县官，倒像个庄户人。谢辉亲切地问我：“你是哪庄 的？”“朱梅村。”“今年多大啦?”“16啦。”他接着又问：“你为什么 要出来?”我说：“为了打日本鬼子。”“好样的！ ”他拍拍我的肩膀 说：“小徐同志，在这里要好好干! ”第一次见面，谢辉就给我留下 了深刻印象。
  从此，我一直跟着谢辉。随着组织的调整变动，由莒县抗日 民主政府调到滨海区各县联合办事处，滨海专署、行署，直到解 放战争时支援前线，我在他身边做秘书工作近10年。谢辉同志 的一举一动和他的言传身教，对我的成长进步，起了很大作用。 我做秘书工作，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写东西常写错别字，他都是 手把手地指点我，教育我，叫我有空多学文化，多看书，多练字， 还耐心地帮我修改材料，使我的文化水平逐步提高。
  1940年11月我入党后，谢辉常教育我，一个共产党员要有
  540高度的党性修养和组织观念，在任何时候都要听党的话，按党的 指示办事，当时谢辉和我编在一个党小组，我任党小组组长。每 次过组织生活，他总是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按时参加，以普 通党员的身份发表看法，诚恳地接受同志们的意见。他的党费都 亲自交给我。他这种高度的组织观念，对大家影响教育很大。 1949年3月，渡江战役后，支前工作已告结束，谢辉由江西上饶 回山东。我由于工作的需要，随军到四川工作。分手时，谢辉慈 父般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做为一名共产党员，从入党那天起，就 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要永远忠于党的事业，服从党的安排。四 川是天府之国，又是祖国的大后方，有许多工作等着你们去做， 到那里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理想的事业中去。”谢辉 这些感人肺腑的话，我至今还牢记在心。
  谢辉关心爱护战士，关心爱护身边的工作人员，胜过爱护自 己。1940年冬，敌伪对我莒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 国民党地方顽固派也到处制造磨擦，斗争十分艰苦。县政府几乎 一天一个地方，大多是傍晚和夜里行军。经常随县政府活动的有 一个连的兵力，所有工作人员都带着武器。我也背着一支小马 枪，不到20颗子弹。每住到一个村.谢县长第一件事先布置好岗 哨，还经常半夜起来查岗查哨，到村头庄外观察动静，或到连队 驻地给战士盖被子。有的战士病了，他亲自把中草药煎好，端到 战士面前，一口口地喂。当时县府只有县长一人有马。但谢辉很 少骑马，大部分时间都是把马让给伤员。有一次，通信员小刘因 家中没吃的，他父亲找到驻地。谢县长知道了，就把身上仅有的 九角北海币和一些煎饼、几斤红高粱给了小刘的父亲。
  谢辉善于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 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模范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 541策。对莒南县以及滨海区的上层爱国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他 们自觉自愿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站到抗日的战线中来，积极参 加抗日救亡工作
  谢辉时刻关心群众，爱护群众。当时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早 晨起来给房东扫院子、扫大街、挑水，帮房东拾粪干杂活。谢县长 也和大家一样帮助群众推小车、推磨、割草、锄地、播种等。有一 次在洙边驻防，谢县长的房东卞大爷病了，持续发烧不退，他亲 自背着大爷到医生那里看病拿药，看完病后又背回家来，感动得 卞大爷热泪满面。在驻彭家墩后村时，谢辉和乡亲们一起亲自扛 起铁锨修路铺桥，乡亲们都异口同声地赞扬谢辉是老百姓的好 县长。他当专员后，群众称赞他是爱民的好专员。
  谢辉对党的事业兢兢业业忠贞不二，在他担任华东支前委 员会前方办事处主任的一年多时间里，带领干部、民工参加了震 惊中外的济南、淮海、渡江解放南京等重大战役。支前大军的任 务是抬担架、救伤员、送弹药、运军粮，有时还需抢修道路和桥 梁。谢辉都是身先士卒，亲临第一线指挥、部署任务，并带头实 干。当时我们没有汽车，全靠山东解放区的木轮小车运送粮草、 弹药。部队打到哪里，支前大军跟到那里。谢辉经常以一个普通 民工的身份推小车，抬担架，吃、住也和民工、战士在一起，有时 忙得几天几夜不睡觉。在歼灭黄伯韬的战斗中，我们的驻地离前 沿阵地只有500米左右，他带上我和警卫员去前沿阵地担架连 队，亲自帮助抬伤员，接连运送几趟。他对待伤员像亲人一样，无 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他们，亲自给伤员喂饭、喂水、喂药，帮伤员 解大小便。战士和民工有的鞋子破了，他把自己的鞋子送给他们 穿。有一天，在徐州以东的炮车车站驻防，谢辉看见伤员棉衣单 薄，他将自己仅有的一件缴获的美制大衣脱下来盖在伤员的身
  542上。有几次给养供应不及时，他都是自己带头不吃，饿着肚子先 送给前方战士吃。
  全国解放后，谢辉先后在山东省政府、省委，三门峡工程局， 河北省政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 续呕心沥血。1965年秋，在他任河北省副省长的时候，我收到了 他的最后一封来信。1968年6月，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 谢辉含冤辞世。当时只有59岁！
  （莒南县政协供稿徐晓撰）
  543回忆父亲刘佛缘
  我的父亲刘佛缘，1886年（清光绪十一年），出生在山东省 沂水县城南刘家店子村（现属沂南县河阳乡）的一个官僚地主家 庭，祖父刘策先曾任清朝湖北省巡抚，家有良田数十顷，庄园多 处，是沂水县有名的大地主。
  父亲虽生于仕官之家，但系庶出。在封建社会里.侧室之子 是没有地位的，常受人奚落、歧视，因而他对封建家族制度很有 反感。幼年在家读私塾，20岁那年去济南求学。在此期间，受到 一些进步人士的影响，激起了强烈的爱国热情，毅然沖破家庭的 阻拦，东渡日本，先补习了日语，后考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 求学期间，他认识了正在日本的孙中山先生，并加入了同盟会。 孙先生曾赠给他一支日本手枪，他极为珍爱，经常带在身边。他 一面进行革命活动，一面读书学习，除读了一些有关法律、政治 书籍以外，还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马克思的名著《资本论》及 《共产党宣言》等书籍，这对他的思想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到 日本不久，他就剪掉了清政府视为驯服象征的辫子。那时，谁若 剪掉了辫子就是造反，就是大逆不道。每年暑假，他以归省老母 为名，回国进行革命活动。常到沂水县城的学校里宣传“驱除鞑 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思想。沂水城里瑞麟 小学的师生，在辛亥之后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一支积极力量，这和 他当时的鼓动是分不开的。他能言善辩，言辞富于煽动力，宣传 对象不分男女老幼，活动场所不拘学堂或集市，据说后来被官府 察觉，正要下令捉拿，幸有人透露，遂潜逃日本。
  辛亥革命以后，他从日本回到济南，担任法政专课学堂的教
  544师、山东省议会议员，后来执行律师业务。他经常利用省议会的 合法地位，对北洋军阀的卖国求荣、热衷内战的行为，痛加抨击。 并借律师的身份，在法庭上千方百计地为进步人士和劳苦大众 辩理。为此，常遭到反动当局的非难。
  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但代之而 起的，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父亲对此极为愤 慨。他一方面惋惜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军阀吞食，另一方面羡慕俄 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他在家中经常说：“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是 合理的社会，将来中国非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1925年，孙中 山先生不幸逝世。蒋介石、汪精卫等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展的重要 关头，背叛了孙中山的遗教，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 士，国民党分化成为左右两派。这时父亲坚决站在左派一边，忠 于孙中山革命思想，曾潜赴武汉与邓寅达联系，坚持反帝反封建 斗争。尔后，蒋介石疯狂屠杀进步人士，白色恐怖愈演愈烈，革命 转入低潮。当时山东形势也非常紧张，由于受到白色恐怖的压 力，父亲离开济南，隐匿故里。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不 久平、津沦陷，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937年12月济南失守，战 火燃烧到山东各地。
  面对日寇的大举入侵，父亲忧国忧民，再也抑制不住那炽热 的爱国之心。他坚决拥护共产党、毛主席的抗日主张，在八路军 还未开到沂南山区之前，就把家乡的民团组织成近200人的抗 日游击队。为了阻敌南下，他带领游击队在沂河两岸拆桥破路， 锄奸反特，牵制敌人，保卫家乡，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他这种毁 家纾难的抗日行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的赞许和支持，但也遭到土 豪劣绅的咒骂。本村的许多地主诬蔑他是“疯子”，是“败家子”，
  545说他“凭着好日子不过，一心想当土八路”。国民党五十七军乘机 派员来找他，企图拉拢招纳，遭他严词拒绝后，恼羞成怒，就勾结 刘家店子土匪刘恩包部搞突然袭击。在一个深夜里，刘部包围了 我家住宅，抢走了游击队的所有武器，并抢走了老人家珍藏多年 的孙中山先生赠予他的手枪。
  在这次沉重打击下，他老人家并没有退缩和气馁，相反，更 坚定了信念，决心和这批民族败类、国民党爪牙展开针锋相对的 斗争。他再次变卖了自己的田宅，购置枪支、弹药。把自己的家 属、亲友、邻居，全部组织起来，男子到连队，女子管后勤，很快又 建立起200余人的抗日队伍。他一方面率部在沂蒙山区与日寇、 汉奸周旋，另一方面则向共产党驻沂人员汇报敌情。另外，为了 取得友军的配合，壮大声势，更有力地打击敌伪，又和我省其它 各县的抗日爱国人士，如李澄之、梁竹舫、耿光波等取得联系，并 和他们的队伍共同组成抗敌自卫军。父亲的这支队伍编为一个 营，他担任副营长。后来又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
  这时，组织上考虑到他年迈体弱，决定让他转入后方工作， 担任山东省参议会驻会议员、沂南县参议员，从事统战和地方工 作。他经常做公开演讲，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讲解马列主 义原理及毛主席的战略方针。
  他拥护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在我县土改之前，他就将购买枪 支、弹药所剩的田产，交给佃户，让土地还家，用以鼓舞群众，积 极参加推翻蒋家王朝的战争。此外，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贫农出 身的农救会长，把十几岁的孙子、孙女全部送到革命阵营。他的 革命事迹，《大众日报》曾作过介绍。
  1941年冬，日寇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一天，他和警卫 员刘永勤向沂东县转移，途中被汉奸包围抓捕。当敌人认出他时 546要枪毙他。他沉着镇静，怒斥匪徒，气愤地扒开胸膛，迎着枪口， 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英雄气概。汉奸们扬言，交上伪币3000万 元就可释放。后来，在党组织和群众的营救下，终于脱险。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向山东解放区大举进攻，他紧跟共 产党，在困难的年月，与同志们休戚相关，患难与共，不顾年老体 弱，积极参加土改，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做了大量的群众工 作。后来随军转移渤海区。
  全国解放后，他担任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省文史馆馆员、 沂南县人民代表。这时，他已年逾花甲，但还经常下乡走访群众， 听取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关心人民的疾苦。多次带病赴省会济南 出席会议。对政府工作、政协统战工作、沂南县的经济建设，提出 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父亲在生活方面十分简朴，从来不搞特殊化。在战争年代， 组织上让他骑马，他总是坚持步行；领导上批准他吃小灶，他和 大家一起吃煎饼；细布不穿穿土布;纸烟不吸吸旱烟。他的衣着 完全像个老农民。看他的打扮，很难想象他当年曾是一个西装革 履的日本留学生。
  父亲为真理，为民族解放，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于1959 年10月因病逝世，终年73岁。父亲虽然离去30多年了，但回忆 起来仍引起我们无限的敬意和悼念。
  （沂南县政协供稿刘泽秀撰）
  547战斗英雄何万祥
  何万祥，1915年生于甘肃省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西北 高原上，他与牛羊为伴，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1931年，红二 十五军开进了他的家乡，这个刚满16岁、刚直而又勇猛的孩子， 毅然参了军。他本来姓朱，怕家里人来罗嗦他，索性让党代表给 他改名为何万祥。
  1936年，红军再渡黄河，他成了渡河英雄。1937年7月7 日，抗日战争爆发，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他曾杀敌立功。后来， 他随部队来到山东，转战于滨海和鲁中山区。
  这位“战士的旗帜”，是党把他培养成英雄榜样的。何万祥参 加了滨海教导二旅干部轮训队，这个直性子人真有点儿窝火，眼 看着打仗不如自己的人，一个个被提拔重用，而自己反被调来受 训，这不是成心找别扭吗？他真想脱离部队到新四军去。在轮训 队里，他学习了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论持久战》等著作， 听了首长的长篇报告，并接受了同志们的批评帮助之后，觉得原 来的想法不对了。长期分散独立活动，不能及时接受上级的教育 指导，更重要的是放松了自己的思想改造，因此，在成绩面前盲 目自满，滋长了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不错，自己是打过 不少胜仗，然而，在家给人家放牛的那阵子，连枪把子也没摸过， 更不用说指挥部队打胜仗了 。自己那点点本事都是党给的，离开 了党，自己能有多大能耐?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坚持持久战，多打 胜仗，多消灭敌人，是为了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解救千千 万万受苦难的老百姓。共产党员应该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终 身，直到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他的思想在不断升华。5个月下
  548来，他在人生旅途上又跨出了一大步。自此，他更坚定了为民族 求解放的信心和意志，决心在战斗中经受更大的考验。轮训队结 业后，他被任命为一一五师教导二旅特务二连连长。
  1943年11月19日，解放赣榆城的战斗打响，二连担任了 主攻任务。夜间10点钟，何万祥率突击队赶到城东北门隐蔽待 命，寒风夹着雪花迎面扑来，隐约可辨的城四角的炮楼与外壕间 的铁丝网发出呜呜的声响，守城门的伪七十一旅的士兵随着烟 蒂的闪灭，发出咳嗽声和跺脚声。何万祥巧妙地利用内线关系赚 开了城门，带领24名队员冲进城里。突然，敌人从西街和南街涌 了出来，拚命阻击，西街的敌人还配有机枪呢，何万祥乐了 ：“乖 乖地给老子滚到一边去! ”他组织火力向南街扑去，南街的敌人 散至墙根;猛地，他率队扑向西街，奋力冲杀！被打懵了的敌人刚 醒过梦来，又组织火力反扑.一挺机枪吐出火焰。何万祥急中生 智，一面组织佯攻；一面带领数名队员飞身上墙，绕到敌人后面， 手雷在敌机枪手的头顶上炸响，迅速夺下机枪。敌人经前后夹 击，纷纷向钟鼓楼逃窜。二连扫清了前进路上的障碍，大部队蜂 拥前进，进占赣榆城。此刻，何万祥又带上爆炸英雄郝凤双，借着 夜幕迅速挨近了坐落于斜坡上的钟鼓楼。何万祥贴着楼墙，将子 弹射向敌人的枪眼，郝凤双也机灵地将两枚手雷塞了进去，当两 人飞速撤下来的时候，一声巨响，犹如天崩地裂，敌人随着烂砖 碎石飞上了天空。原来这里是敌人的前沿指挥所。我军势如破 竹，碉堡中的敌人纷纷举手投降，伪旅长李亚藩也从最后一个炮 楼里吊着脑袋走了出来，他的2000人被消灭了。
  何万祥攻得好，守得也好。那是郯城战役最后一天，何万祥 带着53名勇士坚守在郯城北门外临郯公路上的土城上，掩护城 里的兄弟部队和成千上万群众顺利撤出。紧张地等待，几分钟竟
  549过得那样慢，他瞪着小牛似的黑眼睛，看着步步逼近的500多日 军，到了土城跟前，“打! ”何万祥一声令下，手榴弹飞了出去，一 片轰响，硝烟尚未散去，活着的敌人便退了下去。何万祥抖一抖 满身的尘土，眼里闪着吓人的亮光，扫了一眼从尘土中扬起的一 张张面孔，喊了 一声：“有我何万祥在这里，同志们沉住气啊！ ”
  敌人调整了阵容，又动用大炮、机关枪，开始了第二次进攻。 何万祥指着敌后的一辆汽车对通讯员道：“这是一边冲锋一边抢 尸首，见他的鬼哟！给我打、打！ ”随着喊声，自个儿甩出4个手榴 弹，接着，又是4个，他和战友们的集束手榴弹，炸得敌人乱作一 团，汽车也扭屁股一溜烟跑了……待日军第四次进攻时，情形完 全变了，他们被何万祥及其战友们的勇敢镇静吓瘫在地上，指挥 官用刀劈也无济于事。掩护任务完成，他和战士们迅速撤离了阵 地。
  1944年1月，在石沟崖战役打响的第二天下午，任滨海军 区六团一营二连连长的何万祥按照上级的命令，带领全连从东 南角突破伪军朱信斋部的最后一个围寨。石沟崖确是敌人最顽 固的堡垒，朱信斋在这里构筑了蛛网般的工事，兄弟连队攻了几 次都没有攻下来。敌人越顽固，何万祥越刚强。他接受突击任务 后，一蹦老高，把驳壳枪一抡，大声喊道：“同志们，看我们的，打 不开这个鬼围寨别回来! ”他虎一般带领战士们冲进铁丝网，跳 下壕沟，把枪伸进地堡的枪眼打了一梭子，又送进一颗手榴弹， “轰”的一声，地堡里的敌人“报销”了。他麻利地扒开地堡的枪 眼，和跟在身后的八班长冲了进去，于是第一个地堡被占领了。 接着，占领了第二个、第三个……他带领战士们冒着敌人的枪林 弹雨前进，东南角地堡的敌人溃退了。终于，围寨被攻破了，400 余名伪军乖乖地做了俘虏，朱信斋也被活捉了。接着，便将其公
  550审处决。
  八年抗战，一一五师战绩卓著，名垂青史，而英雄连长何万 祥的英名不仅仅留在滨海大地上，而且誉满蒙山沂水。
  早在1940年秋，何万祥所在的部队就曾配合山纵一、四支 队将伪军吴化文部赶至鲁村、王石沟一线。1943年7月，第一次 讨伐吴化文的战役打响，何万祥所在的部队又配合鲁中部队控 制了沂山区全部和鲁山区一部。何万祥，多少次给驻村的大爷大 娘担过水，多少回给驻村的游击小组、民兵带过操。对敌人，他是 块钢;对同志对人民他是一团蜜。
  1944年3月26日零时，鲁中军区奉山东军区之命，以鲁山 为中心，在周围300里战线上，向伪军吴化文部发起全面进攻。 滨海军区六团一营又一次深入沂蒙山区，参加第三次讨吴战役。 任务之一是解决博（山）沂（水）公路东侧的大泉庄据点。该据点 位于大泉庄东南的老虎山上，由吴伪一七九团的一个加强连防 守，大泉庄及其北侧的大山也各驻守一个连，形成犄角之势。敌 人在老虎山筑有2米多高的石围子，围内西南角有一座三层炮 楼，围內设有两层鹿寨，其间布满了踏雷、拉雷、挂雷，围内向外 筑有一道盖沟，直通前沿及山后的大泉庄。二连和往常一样，作 为突击力量在老虎山南无名高地的掩体内隐蔽待命。战斗已进 行了 5个小时.担任主攻的三连已突破了敌人两道鹿寨，巧妙地 排除了地雷，并连续发起攻击。敌人组织火力疯狂地反扑，一挺 重机枪架在刚被我炮弹炸开的围墙缺口处，封锁了我军前进的 道路……何万祥被敌人的顽抗气得一直在骂，他再也忍耐不住 了。当营长发出出击的命令后，他勇猛地冲杀在二连全体战士的 前面。13年来，他一直这么战斗着。他箭头般冲向围墙边，与三 连并肩战斗。同时，他让部分战士携一挺机枪，迂回到石围子后
  551面牵制敌人。战士们扔出的手榴弹雀群般落到了围墙缺口处，随 着爆炸声，冲起的烟尘笼罩着山岗。何万祥又指挥战士们架上云 梯，有的还搭起了人梯，迅速突入围墙内，歼灭了围墙缺口处及 围内各地堡中的敌人。一部分敌人企图从盖沟向山后逃窜，被石 围子后担任牵制任务的指战员歼灭。残敌最后撤到西南的三层 炮楼固守待援。此时，大泉庄之敌一个排来援，被我早已埋伏在 老虎山西南的一连指战员击退。
  何万祥对着炮楼喊话：“伪军弟兄，投降吧……”话未落音， 敌人的重机枪“嗵嗵嗵”一梭子扫了过来。“不听话，就叫你尝 尝老子的厉害。先拿下重机枪! ”二排长高英中率战士冲了上去， 距炮楼只有5米了，忽然，高排长腰间一热，挂花了，但他仍顽强 地匍匐前进，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粉碎敌人的重机枪，为高排 长报仇啊！ ”何万祥大喊一声，飞速冲到炮楼跟前，战士们也紧紧 跟着。何万祥提着两颗手榴弹，“噌噌噌”顺着楼梯冲了上去，突 然，一颗子弹飞来，鲜血染红了楼梯……战士们的眼睛烧红了， 一齐冲上炮楼，愤怒地夺下敌人的重机枪，活捉了夺去英雄生命 的所有敌人。
  英雄连长何万祥在他的第29个生日，用鲜血写下了人生最 壮丽的诗篇。何万祥牺牲后，山东军区在抗日战争7周年纪念大 会上，授予他所在的二连“战斗突击队”光荣称号，赠“何万祥连” 锦旗一面，部队掀起了学习英雄连长何万祥的热潮。沂源县人民 政府为永远纪念这位战斗英雄，报请上级批准，将大泉庄老虎山 改为“万祥山”，在山上立石碑一座。1952年，又将烈士的遗骨由 绳庄迁到沂源烈士陵园。
  （沂源县政协供稿崔维志、齐元桂撰）
  552爆炸英雄马邦才
  马邦才，1926年出生于临沐县曹庄镇马庄村一个中农家 庭。不到一周岁，母亲就因病逝去。他在父亲的抚养下，靠着几 亩薄田度日，在艰难困苦中挣扎。1939年，共产党开辟苍马根据 地，年仅13岁的马邦才参加了革命斗争。他人小，又聪明机灵， 经常出入于日寇、汉奸、土顽盘踞的村镇，侦察敌情，为我军提供 情报。
  14岁那年，一天他去鬼子据点李家庄侦察，发现一日寇把 枪放在厕所门外进厕所解手，就蹑手蹑脚地偷走日寇的枪，钻进 高粱地，跑回了曹庄。
  1941年3月的一天，马邦才接受了区动委会交给的任务， 前往苍马办事处学习地雷制作和爆炸技术。地雷，这种新鲜神奇 的玩艺，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他过去只听说地雷的威力大，现 在，自己就要动手学习制造，并用它去杀伤敌人了，那高兴劲就 甭提了。在教员讲课时，他认真听，并且边学边记，不会写的地 方，就画个符号；在教员操作示范时，他仔细观察，用心琢磨，有 一丁点不明白的地方，也要刨根问底。闲时，常常一个人用树枝 在地上乱划，学着教员的样子，刨坑试验。5个多月的紧张学习 结束了，在造雷、埋雷实习中，他成绩好，受到领导的表扬，办事 处的同志说他人小、心灵、能耐大。
  深秋，马邦才回到了岌山，并带回了 3颗马蹄雷。在向岌山 动委会详细回报以后，他要求领导组织人员，造雷埋雷，用地雷 战打鬼子。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成立了爆炸小组。他高兴地把
  553技术传给伙伴，并自己动手炒制炸药，打造各种花样的地雷。从 此，马邦才开始了用地雷杀伤敌人的斗争生活。
  1942年春天，马邦才带着他的爆炸小组，第一次来到李家 庄据点埋雷。他们12个人，在半夜时分摸到据点附近，选好了日 寇出入的必经之路，开始刨坑。尽管他们十分小心，还是发出了 声音，被附近的一个姓朱的发现，告诉了鬼子。结果，地雷被鬼子 起出来了。第二天，马邦才他们直到天晌，也未听到地雷的爆炸 声，派人一打听，才知道地雷被起。
  第一次埋雷的失败，使马邦才开动了脑筋：敌人会起雷，咱 想法造个一起就响的雷不行吗？经过一下午和一个晚上的“捣 鼓”，新地雷造成了，定名“起雷”。当天半夜就埋在李庄据点附 近。第二天，鬼子发现又有人埋了雷，就动手起雷。敌人扒开土， 小心翼翼地刚要把雷拿出来，“轰”地一声，地雷爆炸了，当场炸 死一人，炸伤一人。这次埋雷的成功，给马邦才他们很大鼓舞。从 此，他们在敌人据点附近、出入的路口，不断埋上真雷、假雷、起 雷、绊雷，炸得敌人亡魂丧胆。
  1942年9月24日（旧历八月十五），由临沭县委组织干事 许永和岌山区委委员张涛介绍，马邦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 党。是年，他才刚满16岁。这在他的斗争史上，无疑是个光荣的 起点。此后，他更积极地利用地雷杀伤敌人，积极参战，多次杀敌 立功。1943年夏，他带着两名战友在敌人据点埋完雷，乘黑夜又 摸进了日寇安在白沙埠的据点，放火烧掉了炮楼，还活捉了一个 敌人。从这开始，他还向朱沙埠
  的民兵战斗英雄朱崇友提出了挑 战：看谁逮的敌人多。
  就在这一年，马邦才担任了村青抗先队长、区青救会委员。
  1944年1月24日（旧历腊月三十），日寇纠集汉奸共400
  554多人到岌山一带进行“扫荡”。老四团（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四团） 的战士们和民兵边打边组织撤退，鬼子很快占领了曹庄，接着向 南直扑马庄。马邦才一边组织民兵群众转移，一边留在最后埋 雷。他从村北门一直埋到自己家中，有地雷、绊雷、踏板雷，还有 夹子雷、连环雷，直到鬼子扑到马庄北门，踏响了地雷，他才从村 东南角撤出来。敌人这次来马庄“扫荡”，光在马邦才门前、巷口 就被炸死4人，炸伤1人。
  3月1日，马邦才参加了滨南行署召开的战绩嘉奖会，被称 为“爆炸模范”，受到滨南行署的表扬和奖励。
  6月下旬，滨南行署又召开了模范民兵座谈会。马邦才、张 思孟、吴德胜等同志参加。会上，马邦才又被滨海军区命名为“爆 炸英雄”。
  7月下旬，马邦才、马大年、张思孟等在县武委会王瑞昌带 领下，前往日照参加“八一”大会。会上，马邦才被授予“一级战斗 英雄”光荣称号。当时，日照沿海一带的日伪军还十分猖狂，力图 对大会进行破坏。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马邦才与日照民兵 一起到鬼子的据点沈疃附近埋雷，同时向日照民兵介绍经验，进 行现场表演。不幸被敌人发觉，马邦才右腿负伤，被敌人生俘。日 寇得知他就是“爆炸英雄”时，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 最后，马邦才被日寇经青岛押送到日本北海道上沙川第三煤矿 做苦工。
  在日本做苦工，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资本家把头的摧残。当 时，还有许多抗日志士，和马邦才一样，被押在日本做苦工，仅上 沙川第三煤矿就有中国难友近百人。他们团结在一起，配合国内 的抗日战争，积极与日本矿主进行斗争。马邦才又施展了他的爆 炸技术，利用放炮轰煤的炸药，先后炸毁了煤矿30马力的电动
  555机1部、运煤电车1辆和当地1座大桥。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马邦才才得以从 日本归国。他历尽千辛万苦，于1946年初回到了离别年半的家 乡。
  由于战争中负伤、日本军阀的残酷迫害，马邦才身体极为虚 弱。领导上安排他在家休养、恢复身体，可他一时也闲不住，稍作 休息，就又动手研制地雷。
  1946年春天，“临沭县子弟兵团”成立。该团组织了一个爆 炸中队，下辖3个小队。马邦才担任岌山民兵爆炸小队队长。解 放战争开始后，1946年11月2日，临沐、临沂、日照、东海等县 区干部和民兵，组成了滨海民兵第二先遣爆炸队。马邦才带领他 的爆炸小队积极参加，并随先遣队开赴鲁南前线。
  在鲁南战役中，马邦才带领爆炸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 积极配合主力作战。一次，他跑到国民党军队某据点附近埋设地 雷，炸毁敌军车一辆，再次立功。在整个鲁南战役中，马邦才率领 他的爆炸队，出奇制胜，多次杀伤敌人。他个人荣立一等功两次， 他带领的小队也荣立集体一等功两次。山东军区命名该队为“马 邦才爆炸队”。
  1947年3月中旬，为大力开展伏击战、地雷战，临沐县武装 部成立了“马邦才爆炸大队”。
  由于“马邦才爆炸大队”齐心合力、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在 配合主力部队、坚持边沿斗争中成绩突出，4月9日，上级为“马 邦才爆炸大队”全队记功。
  4月28日，《大众日报》报道了马邦才爆炸大队的英勇事 迹。报道说，马邦才爆炸大队在岌山区黄庄子进行游击爆炸，一 次毙伤敌人20余名。该队朱允有小组在敌军前进路上埋雷，炸
  556死炸伤敌人13名。敌人败退时，又踏响了该队吴夫森小组埋的 地雷，炸死炸伤多人。
  马邦才爆炸大队在对敌斗争中功绩卓著。是年5月，马邦才 被评选为全省模范青年，参加了国际青年代表大会。
  1949年，马邦才被调任华东子弟兵团第十六团任作战参 谋，随大军南下。渡江战役后，在福建的一次追歼国民党逃敌的 战斗中，不幸被敌人冷枪打中，脑部严重受伤，被送往后方住院 治疗，因伤势太重，未能完全恢复，领导安排他转业地方工作。
  马邦才退伍后，仍念念不忘地雷爆炸技术，曾向岌山公社武 装部提出过许多训练民兵的措施，帮助马庄民兵连训练制雷埋 雷技术。
  十年动乱期间，马邦才受到了冲击、批斗和摧残，但他对党 的忠诚始终不渝，保持着老革命者的晚节。马邦才从13岁开始 参加革命，参加大小战斗过百次，为革命负过伤、立过功，他的事 迹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们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爆炸英雄” 的英名和事迹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马邦才因头部受伤，未能 根治，经常头晕。1970年伤口复发，全身瘫痪，不能说话，长期住 院治疗，于1988年9月5日去世。
  （此文根据马邦才家属、子女的讲述及其1971年整党中的 自查材料整理。）
  （临沭县政协供稿黄立宪撰）
  557战邮英雄葛春亭
  葛春亭，临沭县沂滨区黄庙村人（今为河东区）。在旧社会当 过20多年长工，历尽人间艰辛。1940年参加革命，同年4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党的秘密交通员，负责从苍马（即苍马办事 处）至鲁南三地委的秘密交通和护送过往干部任务。
  这条交通线，自沭河以东的夏庄、南古庄一带到沂河以西的 涌泉、庄坞一带，长40公里，沿途多是敌占区，中间要经过沂、沭 两条大河，穿越敌堡密布的临郯公路，须要时刻提防汉奸头子许 兰笙、反共顽固派梁钟亭（外号梁麻子，国民党鲁南区专员兼山 东挺进军第十七纵队第九旅旅长）等敌伪顽势力的“围剿”和袭 击。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从敌人眼皮底下日夜奔波，是提着脑 袋干革命，时时有风险，步步踏困难。原交通员徐田就是被梁麻 子队伍抓去活埋的。然而，老葛不顾个人安危，为革命事业奋斗 不息，面对艰难险阻，昼夜奋战在战火纷飞、险情环生的鲁南交 通线上。
  1941年1月14日深夜，山东军民熟知的“老四团”奉命由 鲁西南开往滨海临沐县一带保卫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走在队 伍最前面的向导就是葛春亭。这支队伍由西向东直奔沂河。因 为“老四团”是秘密行军，为确保安全，领导上才将带路任务交给 葛春亭。他一马当先，边走边警惕地注视着前方的任何可疑动 静，终于将部队带到沂河岸边。登上大堤，只见河水结了二指厚 的冰层，单人空身过冰尚可，而身负重荷的大部队则难以踏冰而 过。如果让战士踏破冰层涉水，一定会让冰凌割伤腿脚，影响战 558士行军打仗。在此情况下，葛春亭宁可自己忍受皮肉之苦，绝不 让战士们因渡河削弱战斗力。他极力劝阻了大家下河破冰的要 求，毫不犹豫地脱掉棉衣鞋袜，跳入河中，踏破冰层，一步步开拓 前进。冰块像利刃一样刺破了他的双腿，鲜血染红了冰和水，他 紧咬牙关，往返走了一个来回，硬是给部队开辟了一条洒满热血 的通道。指战员们见此情景，十分感动，更激发了斗志，一个个涉 过冰河安全上岸。
  为安全及时地传递党的机密文件，保证党在抗战时期交通 联络畅通无阻，他在实践工作中，想出了许多对付敌人搜身盘查 的方法。时而扮成挑盐担蒜的“小商贩”，时而装成走村串巷的 “老货郎”，把文件藏在席笼内、蒜把中或布鞋夹层里，一次又一 次成功地躲过敌伪哨卡严密的搜查，安全完成了交通任务。
  一次，正值日寇对滨海、鲁南实行残酷“扫荡”，领导交给葛 春亭一项紧急任务：把一部分文件，其中包括党中央、毛主席从 延安发给山东分局的密件，马上送往滨海。他对站长和同志们 说：“此行，多则15天，最迟不超过20天，倘若到时回不来，就当 我牺牲了。”他克服重重困难，几天后到达接头地点。但是意外的 事发生了。此交通站已被敌人破坏，文件无处交接”见此情况， 他丝毫没有停顿，毅然带着文件深入敌后，经10多天的探听，终 于找到了党的领导机关，将文件安全送到。当他历尽艰险，完成 任务匆匆赶回站里时，已经是第21天。站上的同志怀着沉重的 心情，正在准备扎花圈开追悼会，见老葛安全返回，顿时转优为 喜，互相拥抱，热泪盈眶。
  鲁南区党委撤至滨海后，葛春亭被调到交通科工作。此时， 由于叛徒出卖，一条秘密交通线遭到敌人破坏，9位同志被敌人 抓去活埋。领导把尽快恢复这条交通线的任务交给了葛春亭。他
  559经过两天的捉摸思考，终于想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请根据地 手雷厂做一付特制“木托子”（即用来担货的井字形托架），在木 托架的一端钻个深洞，将文件藏到洞中，再用木块堵好，然后用 黄泥把木托子糊一遍，再撒上浮土灰尘，不露任何痕迹。他这办 法立即得到领导的大力支持，安排人连夜赶制了专用“木托子”。 就这样，葛春亭挑起盐担子，告别领导和同志们，迎着困难出发 了。他跋山涉水，历尽险阻，终于胜利到达鲁西目的地，圆满完成 了打通这条交通线的任务。
  农历的5月，正是大蒜收获的季节。这天老葛在三地委驻处 买了一批大蒜，把文件藏到木托中，最后还剩一份文件就夹在一 宗大蒜把里，放到其他蒜把的上面，趁大雨初过，便担起蒜挑向 滨海进发。到了沂河以西距李庄不远的地方，碰到一伙去青口贩 海货的小商贩，老葛有意在他们后面，拉开一段距离，以便遇到 情况，随机应变。没走多远，前面的小商贩被一群汉奸截住，接着 几个伪军也围上来。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不远处站着一个汉奸 好面熟，猛地想起：他不就是县委通讯员赵喜可吗?何时叛变，从 未得知。葛春亭心中一惊，浑身的神经立刻绷紧了。他忙将斗笠 向下一拉，沉着冷静地应酬着敌人的搜查。忽听一声呵斥：“把蒜 放开! ”他顺手抄起藏有文件的那把大蒜，弄开蒜把，像变戏法似 的将三角信攥到手心里，一伸胳膊送到伪军面前，“老总，请看 吧!”而敌人并不注意他手里的蒜，却将搜查的重点放在其余蒜 把上，直到把所有的大蒜翻了个遍，仍不甘心，连敲带砸，折腾了 一阵子也没发现可疑之处。就这样，老葛机智勇敢而又巧妙地闯 过了敌人的鬼门关，安全完成了交通任务。并将赵喜可叛变投敌 的情况及时报告领导，铲除了隐患。
  1944年1月葛春亭被调到滨海邮政管理局任交通员。
  5601945年2月7日，他出席了山东省战邮总局在莒南召开的 全省战邮劳模代表大会，光荣地当选为山东战邮英雄；同年7 月，他出席了山东省战邮工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当选为常务委员 兼劳动保护部副部长。
  1946年7月，他被调到莒南县许口四等邮局任局长。同年 10月出席了山东省邮务职工总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 委员。1949年2月被调往益都火车站支局任支局长。后任省邮 电干休所所长。
  （临沭县政协供稿临沭县史志组撰）
  561女民兵英雄侍振玉自述
  1949年4月，我坐在从北平开往济南的列车上，回忆着毛 主席和朱总司令多次接见我的情景，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那是在全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被授 予“女民兵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在主席台上，团中央第一书记 冯文彬把我介绍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一些中 央领导同志。毛主席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你们华东好苦，淮海 战役打得好苦，你们民兵立了大功！”朱总司令说：“你是华东的 战斗英雄，这次回去不用打仗了，要成为生产的模范。”我激动得 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不住地点头。会后，我又留下参加 了全国青联代表大会，并担任了筹备委员会委员。不久，又参加 了在匈牙利召开的世界青年代表大会。我是一个农家女儿，能获 得这么大的荣誉.感到无比幸福和自豪。是党，把我从一个不懂 事的孩子培养成为“女民兵战斗英雄”。回首往事，激情难已，那 苦难的童年，战斗的岁月，历历如在目前。
  俺是在苦水里泡大的
  俺是山东省临沭县曹庄镇人，1929年出生在一个祖祖辈辈 逃荒要饭的农民家庭。母亲一共生了 10个孩子，我排行数9。由 于我家入口多，底子薄，一年到头以野菜、地瓜面做主粮。姊妹几 个饿得面黄饥瘦，脖子筋挑着头。饥饿和疾病先后夺走了我3个 哥哥、1个姐姐的生命。我出生的那一年，为了免得一家人被饿 死，爹妈狠狠心把大姐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把才两个月的我送给
  562人家当“带女”。带女就是人家不生孩子，要一个孩子放在家里， 图吉利给带来个孩子。后来人家生了孩子，我被送回家。不久， 又被送给人家当“压女”。“压女”就是人家的孩子生下后就死，要 一个孩子给压着，据说这样孩子就不会死了。就这样，到我6岁 的时候，先后5次被送给人家。
  1935年秋天，6岁的我被送给一家当养女。一天晚饭后，我 端着水瓢去刷锅，因个子矮，够不着，就踏着一个小凳子，一不小 心，从凳子上掉下来，“咕咚”一声摔在地上，后脑勺碰破了，疼得 我憋不住哭出声来。结果我又挨了一顿打，第二天还不给我饭 吃。事隔几天，我正巧遇着来这村拾花生的二姐，见了亲人，我扑 上去和姐姐大哭了一场。二姐看到我被折磨得面黄饥瘦和头上 的伤痕，知道我受了不少苦，就偷偷地把我领回家。见了我的母 亲，我就抱着她的腿，苦苦哀求说：“娘，我不去了。”娘抚摩着我 的头，流着眼泪说：“孩子，娘也是没办法，咱家穷，怕你们饿死 了。”我说：“我大了，榆树皮、棉籽饼俺也能吃，就是饿死我也不 去了。”娘答应了我。从此以后，没再把我送给人家，我采树叶，挖 野菜，到南庄北村去讨饭，无冬论夏赤着脚，冰天雪地也仅穿一 条灯笼裤子。就这样，在风风雨雨中俺终于活下来，长大了。俺 娘常说俺是在苦水里泡大的。
  “假小子”当上了儿童团长
  1940年，我的家乡解放了，村子里组织起抗日武装，我积极 报名参加了儿童团。
  那年我11岁，个子不高，苦难的日子和庄稼地里的风雨，磨 炼了我倔强泼辣的性格。爬墙上树，下河游泳，我都会，大人们都 喊我“假小子”。儿童团一成立，我这个“假小子”就当上了儿童团
  563长，带领小伙伴们站岗、放哨、查路条……。
  一个滴水成冰的早晨，我和新梅等3个儿童团员扛着梭标、 棍子在村西岔路口放哨。不多会，有一个男人背着粪筐，从岭西 南朝这边走来。他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不像是老实巴脚的人， 引起了我们的疑心。来到近前，我看到这人胡子、眉毛上像下了 一层霜，知道他已经走了不少路。我们拦住了他的去路，问他： “到哪里去? ”他一愣怔，接着就点头哈腰地说：“我想到这庄看 看，不……走亲。”我见他说话吱吱唔唔，就更增添了疑心。上下 打量了他一番，又问：“你亲戚是谁?”他哼唧了半天，才说：“他叫 吴天畏! ”我跟新梅说：“那好吧，我们领你去! ”那人慌忙说：“不 用，不用，小同志你们忙吧，我自己找着了。”我和新梅没搭腔，跟 在他身后，就往村里走去。到村里时正好遇到站岗的艮兵，我们 和民兵一起把这人押到村团部。经盘问，这家伙原来是鬼子汉奸 派来的奸细，他是来探听曹庄有没有驻八路军的，如果没驻，他 们就准备来抢粮食、抓民工。这个奸细说：“真没想到，根据地把 守得这么严，大人孩子都是兵。”后来，经过反复宣传我党的政 策，做了大量的工作，打通了这个奸细的思想，把他放回去，让他 向鬼子汇报假情报，我们将计就计，乘鬼子汉奸出来抢粮抓伕之 机，打了个痛快的伏击战，打死打伤鬼子汉奸几十人。事后，村团 长夸奖我们儿童团是“人小也能办大事”。
  夜入虎穴探敌情
  解放战争期间，敌人重点进攻山东，声言要搞“临沂大会 战”，从陇海路上蜂拥而至，形势极为紧张。当时，我是区武装部 干事兼区女民兵队长，为避敌锋锐随区中队撤离曹庄，在沐河以 东活动。这天，王营长要派人去曹庄探听敌情，我自告奋勇，要去
  564执行这一任务。开始王营长不同意，说我年纪小，又是女的，怕完 不成任务，被敌人抓去。我说：“我都18 了，还小吗？女的为什么 不能行？ ”接着我告诉他去曹庄的路我很熟，沟沟坎坎我都摸得 清，天黑我摸回家，保证没有事。王营长见我态度坚决，就同意了 我的要求。为了我的安全，王营长还派了一小队人，护送我到沐 河岸边，并在此接应我。
  时近半夜，我们一行人从南古庄出发，穿过杨贺直奔黄庄南 岭，然后到达曹庄以东。因怕人多容易被敌人发现，我就让护送 我的同志停下。过了河，我从庄稼地向家里摸去。好不容易绕过 敌人的岗哨，摸到自家门口。我敲了敲门，爹娘起来开了门，一见 是我，真是又惊又喜。这时，哥哥和姐姐都起来了，小声询问我在 外面的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并向家人详细询问了曹庄敌人的 情况，并得知中央军已撤出曹庄，只留下四五十名还乡团据守的 消息，我又详细询问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情况。正在这 时，忽听到街上响起了狗叫声，我哥急忙奔向门口，接着转回来， 急切地说：“可能你来时，被东院的坏女人发现，报告了还乡团， 是来抓你的吧。快！跟我来!”哥哥拉着我往夹道里跑去，我踏着 哥哥的肩膀翻过墙去，接着前院就响起了敲门声、吆喝声和纷乱 的脚步声。我不敢怠慢，溜着墙根向庄东跑去。总算顺利地跑出 村子，不多会儿，身后就传来了枪声。埋伏在庄东河岸的同志迎 上来接应我，并还击了一阵，才和我一起撤回南古庄。
  区中队根据我的情报，具体研究了切实可行的战斗方案，于 第三天凌晨到大哨去曹庄的路上埋伏下来。天刚亮，还乡团从大 哨趾高气昂地奔曹庄而来。敌人进入伏击圈。这时，“轰"的一声 巨响，走在前边的还乡团坐上了“飞机”，后边的一看不妙，急忙 趴在地上，这正给了我们射击的机会，刹那间，我们枪炮齐发，手
  565榴弹扔向敌群。别看他们平时猖狂得很，一旦遭到打击，这些家 伙跑得比兔子还快，丢下几具尸体哭爹喊娘狼狈逃窜了。
  险中敌奸计
  还乡团吃了亏，恨透了我，扬言抓住我非活埋不行，并发出 告示悬赏300万元（伪币）买我的人头。他们恶狠狠地说：“光见 男人打仗，没见女人打仗的，这个黄毛丫头好大的胆，敢打我们， 国军逮着她非点天灯不可! ”还乡团头目吴亦忠，天天带人到我 家捜查，并限定我父母3天之内把我找回来，不然就将我哥哥带 走。我哥躲起来，我嫂子也吓出了病。
  后来，听人说我爹经不住威吓，投降了还乡团，为那些坏家 伙卖命，我一听气炸了肺，要跑回曹庄找我爹算帐。游击队长制 止了我，他说：“目前斗争复杂，消息不一定可靠，不要鲁莽从事， 中了敌人的奸计，要写信问一问。”于是我就写了封信找人捎给 家里，要我爹弃暗投明，如若不然，我一定轻饶不了他。信捎去 了，可好几天没见回信，我气得不行。打开了曹庄以后，我全副武 装气冲冲地跑回家。爹见我脸色不好，看了看没吱声。我一看就 越来气，我大声质问他：“我当八路，你当还乡团，俺跟你势不两 立。”爹还未听完就嘟噜着进了锅屋，我气呼呼地从腰里拔出手 榴弹，拉出弹弦。站在一旁脸色吓得发白的哥哥，一把将我紧紧 地抱住，说：“你别冤枉好人，爹正为你那封信生气呢。”嫂子也吓 得“扑通”一声坐在地上，紧紧地抱住我的腿说：“妹妹，你可不能 听别人瞎说，吴亦忠这个坏种因为抓不到你，又找不到你哥哥， 就拿咱爹出气，吊打拷问，打得咱爹鼻嘴出血，可咱爹就是一声 不吭，你写了那封信后，爹气得好几天没吃饭，今天你来家又这 样……”嫂子未说完就哭开了。听了他们的话，我才知道自己差
  566点上了敌人的当，冤枉了爹，我的心里又羞又愧难过得掉下泪 来。但爹却说：“孩子，你的心我是知道的，我不怪你，但你今后要 稳重，你仔细想想爹就是再没有骨气，也不会给那些龟孙干事。” 这时，集合的哨声响了，队伍又要出发了。娘踮着小脚跑到邻居 家借了 2块银元，塞在我手里。我拿着2块银元，抹了一把眼泪， 一转身冲出了家门。
  巧布地雷阵
  蒋军重点进攻山东失败后，有一天早上，大雾弥漫，我和几 个女民兵在曹庄街头站岗巡逻。忽然大哨方面监视敌人行动的 民兵跑来报告说，大哨的还乡团和国民党军已经出动，往曹庄方 向来了。
  怎么办？区里的干部都分头下去了，民兵又大都在田里，我 当即决定：新梅、金茹、庆连3人去庄西隐蔽起来，监视敌人的行 动，我领着王金芝等5个女民兵到大路口、街头埋地雷。最后又 对前来报告的民兵说：“你快通知独立营的同志们火速前来伏击 敌人。”大伙分头行动了。
  我和金芝扛着镢头，抬着一筐地雷，急忙向庄西奔去。到了 那里，刨坑的刨坑，埋雷的埋雷，不一会儿，就埋好了 8窝地雷， 并做了伪装。又在村西的大道口，从东到西连着插了三四个写有 “打倒蒋介石、消灭蒋匪军”的牌子，只有最西边的那个牌子没有 连着地雷弦，其余的全都埋上了雷，埋完以后，我们就到岭顶上 埋伏下来。
  过了一顿饭的功夫，大群敌人蜂拥而至，他们接近雷区，看 到路上的标语牌，上去就拔，忽听一人喊道：“慢点，民兵诡计多 端，小心有地雷！ ”众匪徒闻雷色变，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几步。有
  567几个敌人找来一根长杆子，趴在地上，战战兢兢地向上挑牌子， 当把牌子挑起来时，却没见动静，其中一个便骂骂咧咧地说：”他 妈的！原来是插着吓唬人的，快，统统的给我拔掉。”十几个匪徒 争着去拔牌子。只见听“轰、轰”连声巨响，顿时火光冲天。几个 匪徒立刻上了西天，其余的吓得魂飞魄散，滚的滚，爬的爬。匪徒 们一看上了当，不敢再往前走，便扔下死尸，掉头就窜。我们一齐 开火，敌人只顾逃命，顾不上还枪。敌人逃出2里多路，又遭到一 阵猛烈的伏击，原来独立营赶来增援我们了。敌人又扔下十几具 尸体，仓惶逃命，有的连鞋子都跑掉了。
  火线救战友
  有一次，我随县总团的同志在曹庄和敌人接上了火。这时副 团长刘成汉看到敌人火力猛烈，就命令我回团部通知后勤人员 先撤退。我下完通知返回来的时候，队伍快撤完了。只见区长张 洪云手提盒子枪断后掩护，一颗流弹飞来，击中了张洪云的小 腿。阵地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张书记命令我：“小侍，你快撤吧， 不要管我。"我说：“不行!我不能撇下你不管。”此时，敌人已冲进 曹庄北门，枪声一阵紧似一阵，情况万分危急。我把小金钩枪往 脖子上一挂，架着他就走。我凭着地形熟悉，架着老张一腐一拐 地从南门出了曹庄，好不容易来到村南小树丛里。我累得满头大 汗，气喘吁吁。我们刚隐蔽好，敌人就打着枪从南门追了出来。直 到愚蠢的敌人直奔朱村追去，我们才长出了一口气。
  为女同志争气
  1948年夏天的一天晩上，我县独立营的一个连队在曹庄集 合，计划夜里到几十里外去破坏公路。当时连长考虑到天黑路
  568远，决定不让女同志参加。我和吴新梅便悄悄商议，坚决和同志 们一起去参加这次行动。于是，俺俩便挽起头发，戴上帽子，束上 皮带，趁着夜幕的掩护，拿着工具，暗暗地插入队伍当中。结果被 细心的连长发现了。他硬叫俺俩回去，我一看胳膊拧不过大腿， 便装着回去。谁知我们转了一圈，趁他不注意，又偷偷地混进了 队伍。到了目的地，我们和男同志一样锯线杆、割电线、刨公路、 埋地雷。一夜间，雨没停，活也没停，大家情绪高涨，干得很起劲， 我的手上磨出了血泡，土和着雨和汗水沾满全身，但我仍是咬着 牙坚持干下去，天快亮时，我们撤回来。回来的路上连长又认出 了我们。他笑着说：“怎么，你们又来了？”“怎么，就兴你们男同志 来，我们女同志就不能来吗？"我俩反问连长，连长笑了。队伍行 至岌山西时，天已大亮了，下了一夜的小雨也停了下来。战士们 太累了，队伍原地休息，同志们顾不上地上的水和泥，歪倒就睡。 我和吴新梅见此情景，为了提起大家的情绪，不顾疲劳，就地扭 起秧歌来。战士们看到俺俩那欢快样子，就说：“干了一整夜，你 们和大家一样，就不累?还蹦呀跳的！”连长也夸奖说：“咱们男同 志还不如女同志，看！人家还背着电线扭秧歌。”这下，同志们的 士气被鼓起来了。战士们忽地起来，整好了队伍，雄赳赳气昂昂 地返回驻地。
  这天上午，我、连长和新梅3人站在岌山顶上，看着敌人向 前开去的两辆汽车，刚刚开到刘华埠，就轧上了我们昨天夜里埋 的“铁西瓜”。“轰”的一声，敌人的一辆汽车被炸毁了。我和新梅 高兴地抱着转了好几圈。
  这年12月底，我们又配合解放军拔掉李庄据点。至此，临沐 县全境解放，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
  （临沭县政协供稿侍振玉口述王统富、孙长桂整理）
  569活着的烈士
  在孟良崮烈士陵园庄严的石壁上，雕刻着我韩成山的名字； 在隆重肃穆的追悼会上，表彰过我的事迹。许多老首长、老战友 都以为我离开人间30多年了，可是我并没有死……
  那是1947年的春天，我军取得了鲁南战役伟大胜利之后， 蒋介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先后调集了 3个兵团，共13个整编 师的兵力，以其精锐整编七十四师为骨干，向鲁中山区进犯。华 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等同志，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以部分兵力正面阻击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敌军左翼——盘 踞在泰安的整编七十二师。当时，我在八纵二十四师七O团三营 卫生班当副班长，随同部队参加了这次正面阻止敌人，掩护部队 和群众转移的战斗。
  4月26日，天刚蒙蒙亮，我就随七连跑步20里，赶到了黄 崖山。我们刚把兵力布置好，七十四师就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敌 军首先以4架飞机、两个炮兵营对黄崖山阵地进行狂轰滥炸，然 后以一个营的兵力发起冲锋。
  七连是有名的莱芜战役“杀敌立功，遵纪模范连”，战斗力很 强。敌人一个营被打退了，再增加一个营，两个营被打退了，就以 一个团从正面进攻，另一个团迂回到我军阵地的西南侧后夹击。 从上午打到下午，七连顽强作战，连续打退了敌人七八次冲锋， 始终坚守在阵地上。但是在敌众我寡、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 七连战士伤亡过半，弹药将尽，情况十分危急。
  这时，我军主力已经攻克泰安，歼灭了敌七十二师，我八纵
  570也从蒙山安全转移，上级命令七连撤出战斗。可是，坚守黄崖山 主峰的七连一排已被敌人包围，撤不下来了。
  黄崖山主峰西面是悬崖绝壁，北面是条大沟，只有东面是个 缓坡，上千的敌人像蝗虫似的涌上来了。排长朱际昌大声说：“同 志们，人在阵地在，跟敌人拼到底！ ”“打到最后我们一起跳悬 崖!"朱排长让我赶紧搜集阵亡战士的枪支，扔下悬崖，一枪一弹 也不能落在敌人手里。
  敌人越来越近了，一个双腿骨折的重伤员说：“排长，你们跳 崖时一定要背着我! ”这时，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战士们居高 临下抱起石头投向敌人。几十个敌兵已经冲到距阵地只有十几 米处，哇哇叫嚷着：“捉活的！ ”朱排长忽然发现身边一个战士的 手里有一个手榴弹，连忙抓起手榴弹投掷出去。就在硝烟弥漫、 敌人倒毙的时候，我迅速背起那个双腿骨折的重伤员，与排长朱 际昌一道，从高高的悬崖上纵身一跃……
  黄崖山这一仗，我军以一个连的兵力成功地阻击了国民党 王牌军两个团的进攻，消灭了 600多名敌人，掩护了大部队和大 批群众的安全转移。英雄的七连再一次荣立战功，获得“荣誉 连”的光荣称号。不久，部队在沂水县某地隆重召开追悼大会，沉 痛哀悼在黄崖山阻击战斗中光荣牺牲的烈士，其中就有我韩成 山。
  可是，我并没有死。第二天凌晨，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望着 满天星斗，回想昨天的激战、跳崖……自己还活着吗？我站了起 来，立即感到钻心的剧痛，原来右腿骨折了，右手拇指也断了，后 脑壳也破碎了。我强忍着疼痛，在星光下爬呀爬呀……已经一天 两夜滴水未沾牙，真是又渴又饿，头晕目眩。天亮了，我继续顽强 地爬行着，顺手拔起身边的草根，放在嘴里嚼着。
  571忽然，有人向这边走来，我赶紧伏在地下，警惕地观察着。后 来逐渐看清了：来人头发花白，衣衫破旧，面孔黝黑，显然是当地 的老农。后来我才知道他叫石贞文。
  我躺在地上，喊了一声：“大爷!给我点水喝。”石大爷惊讶地 问：“你是什么人? ”我坦率地说：“是八路军。”石大爷一听我是八 路军，就赶忙把我背到一个大石洞里藏起来。从此，他每天摸黑 给我送来煎饼和水，还采来草药为我熬药治伤。当时，食盐奇缺， 农民做菜只能放一点点盐，石大爷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仅有的一 点盐拿出来，给我洗伤口。春夏之间，青黄不接，石大爷家只能喝 野菜糊涂粥。后来，他把家里的一只小羊宰了，舍不得给孩子吃， 都留着给我做病号饭。我在跳崖时，没有落过一滴眼泪，可是，当 接过石大爷送来的羊肉汤时，我不由感动得热泪直流。老大爷 啊，我是人民子弟兵，你就是再生父母，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决不 忘记您的恩情！
  石大爷有一个老邻居，家中子女多，生活很困难。但为了表 表心意，也打发儿子给我送来一点煎饼和糊涂粥。已转入地下的 农村党支部的同志，得知石大爷家掩护着我这个伤员后，悄悄送 来一袋珍贵的粮食，还冒着危险摸黑来看我，鼓励我安心养伤。
  在人民群众的精心照顾下，我先后转移了 4个隐藏地方，养 伤71天，右腿和右手两处骨折愈合了，脑震荡引起的头疼也减 轻了。这时还乡团不断搜山，我的处境十分危险，石大爷赶紧制 作了一对拐杖，烙了一大包煎饼，又让儿子脱下衣裳让我穿上， 趁着黑夜送我上路回家。我架着双拐，夜行晓宿，走了 7天7夜， 才回到老家沂南县蒲汪区赵家汪。
  回到家乡以后，我曾多次写信寻找自己的部队，由于战局发 展迅速，部队流动频繁，始终未联系上。几个月后，我的伤痊愈
  572了，却成了个残废。当时，一些好心人劝我：“快去找部队吧，他们 能给你安排工作。”我想，一个革命战士，在他不能为革命而战斗 的时候，决不能为自己的部队增加麻烦。还有些好心人劝我：“快 去找县民政科吧，他们会照顾你的生活。”我想，一个残废军人， 在他不能为群众谋取福利的时候，决不能为自己的国家增添负 担。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选定了所要走的道路：下 定决心，扎根农村和乡亲们一起建设自己的家乡。
  3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 两个文件的贯彻，农村形势欣欣向荣，粮食作物年年增产，多种 经营迅速发展，广大农民家家富裕，……正当我默默无闻地为建 设“四化”添砖献瓦的时候，两位不速之客来到我的家乡。经过一 番亲切交谈，我才认清是30年前的老战友：一位是当年黄崖山 战斗的机枪班班长刘楹厚，一位是机枪班副班长齐立法。原来他 们在战地重游的时候，遇到了石贞文老人，从他那里了解到我还 活在世上，因此，专程前来拜访。战友重逢分外亲切，我们3人围 坐在灯下，共叙友情，畅谈了黄崖山战斗和我脱险的经过。
  文章写到这里本该结束了，可我仍有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在 这里，我向给我第二次生命的石贞文大爷一家和当地群众再次 表示衷心的感谢！向长期怀念我的首长和战友们表示深切的歉 意！
  （沂南政协供稿韩成山撰）
  573张里元在鲁南
  张里元，又名张之一，1890年生，山东省定陶县人。
  张里元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1923年任西北垦 殖考察委员，带领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农民去绥远开垦荒地。 1925年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任军法处主任。1930年蒋冯阎中 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张回到济南，经何思源（北大同学，时任 国民党山东省府委员、教育厅长）介绍，在省府开办的县、区长训 练班当教官。同年代理信阳、临淄县长，后任文登县长。1933年 任沂水县长。1934年升任山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 令，仍兼沂水县长。1936年5月，专署和保安司令部从沂水迁至 临沂，张里元改兼临沂县长，并由鲁西南定陶县选为国大代表。 沈鸿烈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与张有矛盾，免了他的专员，张即 投奔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所部编为战区游击第一纵队，驻日 照、诸城交界。张里元在鲁南的13年.是他政治生涯中极不平常 的一段。下面记述的就是他在鲁南经历中的一些片断。
  沂水任上
  1933年沂水县县长赵莲塘因贪赃被革职，张里元接任沂水 县长。当时国民党政治腐败，社会混乱，土匪遍地，群盗蜂起。张 到任后，为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希图有所振作，故采取了 一些戒烟禁赌、剿匪除害、缉盗安民等社会治安措施。这在客观 上起到了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时至今日，虽已历半 个世纪，但在群众中多所传闻。兹将流传的几件事迹略述于后。
  574合府办公。清朝旧制，县公署设兵、刑、工、吏、户、礼6房及 捕、快、皂3班。1927年后去6房3班，设民、财、建、教4局，后 又改局为科。但当时县府人员仍是分离治事，政出多门。张里元 任沂水县长后，为统一行政职权，提高效率，决定兴建县府办公 厅，改分离治事为合府办公。
  1935年开始在旧衙以西辟建办公厅，并将在押犯人经立保 暂释作为建筑工役，令其劳动改造，视其表现好坏作为减刑或免 刑依据。大厅于仲夏施工，季秋落成。
  办公厅共5间，长20米、宽12米、檐高5米多，建筑面积 240平方米。大厅梁檩统用园木结构，墙壁全用块石砌成，虽不 华美富丽，确是坚固大方。办公厅前墙大门两侧镶有两块石刻， 分别记以筹款经过和合府办公事由，乃张里元所立。
  右侧石刻“建筑办公厅筹款纪实”文曰：
  自来县府弊绝风清者固多，而藏垢纳污假公济私者亦不少， 甚至遇事敷衍，稽压公文，阻碍县政进步。若欲便利监督，廓清积 弊，节省时间，急宜合室办公。于是由烟赌罚款项下连同二十一 年度结余，共请准3000元，并捐筹千余元，就本府西院建筑办公 大厅，但求坚固，不务华美。虽非千间广厦，聊足以庇我寒士。遂 与国庆日实行合室办公。自述其筹款经过，俾后之宰是邑居是厅 者有所稽考焉。
  左侧石刻“沂水县政府新建合府办公厅记”文曰：
  古来政治之弊，曰一国三公，曰政出多门，盖及乎分工合作 之精神，势力运用不灵，统一难期。即以县制论，由房改局，由局 改科，由科而分离治事改为合府办公。综其变迁之由，期收分工 合作之效。里元摄篆斯邑，为统一行政职权，加速行政效率，乃呈 准及捐募建筑费4500余元，鸠工庀材，建筑合府办公厅。经始于
  575仲夏，落成于季秋。从此分工合作之设置备，而行政效率必速，则 一国三公、政出多门之弊或不至再见于今日矣。愿与同人等共勉 之，是为记。
  办公厅落成后，上自县长下至办事人员均按时上下班，一扫 官不修衙之故例，开创了合府办公之新风，大大提高了办事效 率。
  办公厅建成至今已历半个世纪，仍然坚固如初，想见当时工 匠建筑水平之高。现在县府有些会议依然在该厅举行。
  禁烟除弊。从清朝林则徐禁烟到张里元在沂水任职，已有百 年之久。但沂水县不论城乡士绅，还是府衙人等尚有吸毒恶习， 仍需禁烟。张里元对吸食鸦片疾之如仇，故在沂水任职期间，为 民众健康计，积极倡导禁烟，并付诸实施，收效颇佳。
  张首先将吸食鸦片者分期分批强行集中起来进行训教，反 复讲明吸毒对身体健康之危害，并使之与家人外界隔绝，严防带 入鸦片，以达限期戒掉之目的。间或有家人将鸦片水煮入裹腿带 子或手巾里带入，被禁者则咀嚼裹腿带和手巾中之鸦片水以过 烟瘾，一旦发现，即严加责罚。对有违犯禁令继续吸毒者，多以罚 款制裁。其罚款归公作为修建办公厅和文明监狱之用。
  其次在社会上广泛宣传戒烟禁毒。张令人召集善绘画者画 禁毒宣传漫画。比如画上由于吸毒而致面黄肌瘦似鬼，甚至倾家 荡产，妻离子散的悲惨场面。将漫画张贴在县城主要街道墙壁 上，广造舆论，使吸毒危害人人皆知，家喻户晓。因之禁烟成果颇 为显著。
  再次是令民众教育馆编印小册子宣传禁烟，一是分发各乡 村，一是让盲人书词训练班学习后在乡间演唱宣传。
  张里元禁烟对象不仅是民众士绅，对区乡官长也不放过。当
  576时三区（东里店，现属沂源）区长耿海南（张耿村人），不顾张里元 三令五申杜绝吸毒，仍有恃无恐，不思戒烟。张里元知悉后，即带 随从夜间徒步经马荒、草沟、柴山等村赶往东里店，及至天刚亮， 耿正在吸毒过瘾。遂将其逮捕，当即押解沂水城监禁。
  由于张禁烟措施有力，雷厉风行，亲自督办，故当时在全县 基本杜绝了吸毒恶习。
  剿匪除害。30年代，沂蒙山区土匪侵扰，群盗为害，大股上 千，小股几十人、十几人不等，放火、抢劫或绑票勒赎，肆虐乡里， 无论贫富，均不安宁。张里元到沂水后，为清乡安民，常亲带武装 人员组织剿匪，且一追到底，除恶务尽，沂水匪患一度廓清。
  1934年7月，济南田军法官奉命去临沂点验六十六旅李占 标部，在穆陵关脖根腿被匪伙宋花山、相巽等拦路截劫，要求上 报准其招安为兵，田不允所求，被劫往沂山里。
  时沂水县县长张里元接到省府指令，协助鲁北民团军总指 挥赵鸣远速往营救，决定分两路进山搜剿。民团军在沂山塔石沟 与匪相遇，匪伙逃入青纱帐。时值入伏天气，连日阴雨，草深禾 密，匪徒逃窜失踪。民团军不悉山路，就地宿营。翌晨，沂水县虎 峪村人李翰西前来报密，有土匪10余人夜间路过村边窜往卞山 老猫窝。张闻讯与赵计议，赵令直辖营营长党建华率兵一部追 剿，夜间行军，拂晓赶至老猫窝，包围了该村。天亮后匪徒发觉， 裹胁田军法官倾巢而出，逃往卞山西凤凰峪，后窜向临朐县涝洼 庄。连日来官兵尾追不舍，土匪饥困交加，疲惫不堪。匪伙内看 票人刘超中困极睡熟，田军法官趁机滚下石坡逃脱。田逃至蒋峪 镇，寻得民团团总刘清浦，说明经过，刘亲送田军法官见赵指挥。 赵见到田安然归来，大喜过望，陪同田军法官去益都乘车赴济邀 功。遂令部队各回原防。
  577时过不久，沂水县祉村人刘盈报告其子刘小栋被宋花山、相 巽匪伙虏去沂山，无钱赎回。张里元接报后，决心消灭土匪。进 剿前先将相巽之母捕获关押留作人质，以防土匪狗急跳墙撕票 逃走。张布置民团军排长魏鸣歧（冠县人）统领士兵40人携轻机 枪两挺，沿东大路直去穆陵关前马站镇，招摇过市，扬言进柴山 搜剿土匪。张自带便衣队队长郑念元、副队长牛斌卿、队员秦先 和、张星五、赵东海、郝殿庆、程曰明、王光、刘大章、高庆奎等10 余人，秘密从西路奔向松峰头，经古村、萧家杨庄到达崖庄。便衣 队化整为零，有的扛锄装作打短工的，有的扮作走亲戚的，肩背 箢子，内藏手榴弹。到崖庄后，早已安排好的密探报说，匪伙已从 东南柴山西去石槽峪。张因带的便衣队人数不多，又调来附近熟 悉沂山路径的联庄会员于呈祥、刘传杰、李开烈、于怀智、于纪全 5人。各带“二把"匣枪一支，经蛮子胡同、下庄河、霹雳石、上流 庄，奔至石槽峪与匪相遇，匪伙呼喊是哪一杆的？便衣队员不答 话开枪射击，匪仍高喊不要顶杆（顶杆是匪伙暗语）。土匪想不到 官兵夜间行动，便衣队抛掷手榴弹轰击，匪携肉票向老母猪山逃 走。便衣队追兵山腰黑风口，张下令停止追击，以免中伏击。遂 返回匪住处颜蓆匠家，询问土匪情况，得知土匪中张里元声东击 西之计，匪伙路过此地没敢停留，带票逃走了。张带便衣队在此 住了半夜，第二天去临朐县马头店子集。张将便衣队分作3组， 仍装作打短工、走亲戚的，来到马头店子集隐蔽在东山沟高粱地 里，派人找来沂山社社长李瑞吉，让李带路进山剿匪。李带路到 西沂山庄探询土匪去向，从放牧人口中得知土匪在二泉庄。便衣 队向二泉庄进击。接火半小时，土匪逃往黄土地。遂跟踪追击， 土匪又向三山朵子逃去。后望见一人背一小孩时隐时现向山上 爬去，因山势险要，土匪人少目标小，时常失踪。后又在老龙汪、
  578歪头崮、望海石等地开火，战斗10余次，土匪逃去，张穷追不舍。 因匪首早得其家眷被关押的消息，不敢撕票，不得不放弃刘小 栋。匪众也知张里元决心剿除，沂山难以隐身，于是乘夜逃出沂 山，奔往青岛。便衣队寻得刘小栋被土匪绑捆在山半腰茶鸡坡一 棵孤树上，张里元随即派人送回祉村家中。
  匪众逃往青岛，买船票欲奔大连，张里元派人追至青岛。经 安丘县和青岛警所协同，在青岛码头将匪众捕获归案。经安丘县 府审理定案，呈报省府批准将匪众就地正法。唯刘超中因报案有 功，且悔过自新，从宽处理，释放回原籍。
  至此，张里元剿匪结案，为地方除却一害。
  破“路尸”案。1935年麦收后的一天，张里元带便衣队出发 去沭水镇办理徐恩积贩卖毒品案，11点到达高桥镇。便衣队员 赵东海买来大饼豆腐大葱，准备用餐。正要开饭，店主人报告镇 不远处有一路尸。张里元闻讯，不暇用餐，即去现场查看，赶到现 场，果见一男人死于路边。张走到卧尸旁端详察验，不料死者还 在微动。张令随从大声呼喊，经众人呼叫，死者复苏，且以微弱之 声音断断续续地说出是蒙阴人，此去潍县偿还欠债，昨天有雨， 住在镇上大街路西老太太的店铺，今日早起赶路，过此地，被豆 地里一人用二齿钩猛打，昏迷倒地。张令随从去镇上找来镇长及 医生，医生带来药物，先灌药后敷伤口，其人昏迷不醒，呼吸越来 越细，遂即死去。张令镇长刘子敬买来木棺盛殓，暂置原地，插上 写有蒙阴县人之木牌留记。
  张里元回到镇公所后，怒斥镇长刘子敬：“我要你的脑袋!” 刘吓得寒战发抖。张令刘子敬将店老太婆找来，张和颜悦色地 问：“昨天下雨，住你店有几个客人?”店老婆答：“只一人。”张问： “还有何人闲坐？”店老婆答：“下雨天没活干，尚有三人来店里闲
  579谈，有某人某人。”张问明后，派刘子敬将三人叫来。三人中有一 人没穿褂子，光着膀子来见县长。张问：“你为何不穿褂子?”此人 答曰：“因汗湿，洗过未干。”张令赵东海同此人去取褂子穿上再 来见。赵同此人找来褂子，发现褂子上有块块斑痕，透过阳光辨 认乃是血迹，虽经水洗，尚见遗痕。遂将此人看管起来。张里元 同镇长到此人家侦察，见其二齿钩上尚有血迹。原来此人于店中 得知住店人去潍县还账，囊中有资，遂生图财害命之心。是日黎 明，此人在田里用二齿钩扒泥盖（刚構上大豆不久，垄沟遭水冲， 淤土覆盖一层泥瓦），恰逢住店人路过此地，歹心骤起，用二齿钩 将过路人打死。经审问供认不讳，且证据确凿，遂得彼案。
  此案一经破获，张即令刘子敬向蒙阴城里查询，问明被害人 家属姓名，即请其到高桥认领迁尸回家。犯人也同时捕拿归案。
  集谷救灾。1935年，张里元在修建办公厅的同时，安排修建 粮仓。是年秋收后，张动员民众要丰年想歉年，集谷防饥荒。民 众多踊跃捐献，尤以城区附近居民捐谷最多。
  翌年夏季，阴雨成灾，鲁西黄河决口数处，汪洋百里。灾民流 离失所，无家可归，四处逃荒，仅来沂水就食者即有5000之众。 当时难民嗷敷待哺，急需救济。张即令人在城西门外沂河边沙滩 上架起大片简易棚房，安置灾民老弱妇孺，并动用集谷安排饭 食，供灾民充饥果腹，度过荒年岁月。
  张里元在安排灾民食宿之际，亦在灾民棚房中办起临时教 学班，由小学教员苗雨顺任教，以供灾民子弟就读，可谓安排精 心关怀备至矣！
  这批集谷除救济灾民之外，尚有余储。后来，日寇侵占穆陵 关，进窥沂水城，国民党五十一军于学忠部和四十军庞炳勋部阻 击日寇时，时任临沂专员的张里元，令沂水县府调拨民夫将储粮
  580运至葛庄，由乡长李文泽负责分户储存，以供抗日部队食用。
  张里元此次集谷，既救灾艮于水火，又供抗战之军需。
  筹款筑路。30年代初，东关街乃为沂水城之商业中心。这条 街道原是乱石铺成，坑坑洼洼，不堪行走。张里元于1936年主持 铺设了北起现肉食一门市，南到茶庵街的一条石路面，全长有1 公里，花银元4000块。其经费来源主要是钱粮税附加（时称临时 建设费），另有部分商号捐款。当时调集10个区的民夫来城修 路•只付工钱不管饭。路面全用块石叉花铺成，中有两行间隔1 米多宽之平整笔直条石路面，条石长1米、宽半米。路两侧铺有 路沿石，稍高出路面，整齐大方。在当年没有水泥沥青铺路的条 件下，就地取材，用条块石铺成这条路，也算是为民兴利，壮观一 时了。这条路直至1980年才拆掉，为沥青路面所代替。
  同年由国家拨款又修成了益（都）临（沂）公路土路面沂水境 内一段。张里元去临沂任专员后，沂水又修建了泰（安）石（臼 所）路沂水境内一段。泰石路刚筑成，即爆发了抗日战争。
  徒步当车。清末知县出衙仍乘4人小轿，待至北伐时期，黄 泽霈（贵州人，邓恩铭叔父）任沂水知事，不再坐轿，改乘毛驴。至 张里元来沂水任职，便一改旧知县之陋习，不坐轿，不骑驴，布鞋 草履，徒步当车。不论在县城还是到乡下，从不辞艰辛。比如到 葛沟（现属沂南）抓赌办案，单程65公里，仍是徒步赶去，徒步而 归。
  张里元是北大毕业生，又是一县之长，虽系文人出仕，却不 慕虚荣，不修边幅，不用烟酒，不尚奢侈，自奉俭约，衣着朴素。夏 着布衫草履，冬穿粗布大袄（棉袍）。抗战数年，无论秋冬从不穿 袜子，赤脚穿一双沂蒙山区流行的勾子布鞋（也叫铲鞋）。这种艰 朴作风，至今仍有谈及者。
  581专员兼临沂县长
  1936年5月，山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和保安司令部公 署从沂水迁至临沂，张里元仍任专员、保安司令、改兼临沂县县 长。其公署系地方军政合一的领导机构，专署辖临沂、郯城、日 照、沂水、莒县、蒙阴、费县、=县8县。
  张里元兼任临沂县长初期，对县政府机关的工作状况曾作 一番考察，对行政机构的建设和改革也动了一些脑筋。如各科有 住外办公者，因离县政府较远，领导和日常工作多有不便，不可 避免地要出现办公人员闲散偷懒，文书扣留积压，办事辗转费 时，工作效率不高等弊病。为便于领导，即于县政府东院兴建办 公大厅一座，实行集体办公，以利相互监督。同时规定了按时上 下班、考勤等制度，上述弊病日趋减少。在提倡新生活运动中，张 里元对机关人员要求颇严，如生活要节俭，衣着要朴实，办公人 员要在伙房就餐，不单立小灶，要按时作息等。张本人平日尚能 以身作则，个人生活俭朴，冬夏均着布衣布鞋，无烟酒等嗜好，同 在大伙房吃饭，在本县视察时多步行，抗战开始至日寇投降，冬 夏不穿袜子，全军成为风气。
  张里元兼任临沂县长后，还对前任未完成的土地丈量、清查 黑地、整顿粮赋等事项，继续抓紧办理。他分派专人会同各区、 乡，抽调教师，先行丈量插标，再分片测绘制图，颁发了地权证 明。城市住房亦同，需缴纳一定的房屋税。
  临沂城内南北大街石路，修成数年，屡经铁轮大车碾压，坎 坷不平，行走不便，有碍市容。县政府机关按张氏指令，派人拨 款，进行翻修，铺砌一新，解决民众行路之难。
  张里元对种植鸦片、贩毒吸毒深恶痛绝，故明令禁种罂粟， 582严查贩卖毒品海洛因。各县山地有些农民种植鸦片，张亲赴各县 监铲烟苗，偏僻山区则派专人监视铲除，据说各县共铲数百亩。 对贩毒者更是严惩不贷，在临沂城查获的贩毒者张裁缝夫妇、贾 XX及一个娼妓，均被依法处决。外县查获的贩毒者则就地处 决。
  张里元还是乡村建设派。他对梁漱溟在邹平等地兴办乡村 建设研究院的主张和行动推崇备至，因而在临沂大办乡农学校， 加强壮丁训练，扩大地主武装。乡农学校设校长、教育主任、军事 主任、指导员、队长及助教队长等，学员由各村按土地多少抽调， 自备枪支、给养和统一服装参加训练，不准顶替。乡农学校的校 长一般由区、乡长兼任，负有训练任务的人员，均由经过乡村建 设研究院和本地乡农学校受训的毕业生担任。学校兼管农村行 政、教育和武装，为政、教、卫合一组织。独树头村系三专署指定 的模范村，共训壮丁 150名。队长张秀生，助教刘主田、朱锡缙、 刘宝田均系相公庄乡校一期毕业生，指导员华绍屿是三乡师学 生，在济宁乡院受过专门训练。高都乡校在东高都办了两处妇女 补习班，共70多人，有4名三乡师女生在邹平乡院受训后，也到 高都实习。至1936年底，临沂县共设有乡农学校11处，壮丁训 练站40多处。在临沂南关及东高都、寇家对河、王家对河、黄家 对河、孙家对河等村，还相继办起了农众国术团，学生近300人， 聘有专人负责指导。
  1937年春，国民党临沂县政府抽调各区、乡自卫队人员，全 副武装，集中于飞机场训练，一个月期满进行轮换。乡绅财主子 弟被抽调者，多雇人代替参加训练。同年秋，政府还对临沂城市 民进行有组织的训练，每天早5时集合跑步，由保安团官兵分片 指导训练。为防敌机轰炸，政府布置防空演习5天，日夜发布警
  583报信号，使绅民百姓熟悉躲避敌机的方法，以应紧急情况。并令 各家门前设水缸、沙堆防火。同年冬，临沂形势日紧，政府责成教 育科长刘瘦岑主持训练小学教师和中等学校学生，受训者百余 人，旨在培养有文化的青壮年作抗日宣传，后因敌机常常轰炸而 被迫解散。
  张里元还亲率手枪队赴各县巡视，并多次在山区捜查土匪， 一经査明即行逮捕。沂水山区有一刁滑匪首，隐匿多时，终被捕 获。
  1937年初，政府于南大教场（现烈士陵园处）修建“模范监 狱”一处，尚未完工一半，于当年秋敌机轰炸临沂城时炸毁。此 后，城内不时遭敌机轰炸，鲁南城乡处于战争的威胁之中。
  1937年底，日军占领济南后迅即分兵，东占青岛，南侵兖 州、曲阜，临沂形势十分紧张。张里元为准备全力阻击日寇进攻， 辞去了所兼临沂县长职务，委专署第三科长王保合接任。
  日军于1938年1月10日进占青岛，2月间在津浦铁路南 段主攻遭受惨败，乃改变战略，由津浦北段主攻，南段助攻，同时 进兵诸城、临沂，以期和进攻津浦北段正面的日军取得联络。敌 向这一路的进攻，对于协助津浦正面的争夺，有着很大的作用。 临沂是中国军队右翼的重要据点，日军夺得临沂，即可直下=县 和台儿庄，威胁徐州正面。
  时任第五战区第八纵队司令兼临沂城防司令的张里元获悉 日军以板垣第五师团作为打通临沂、直趋台儿庄的主力，深知所 率的保安团队守城困难，便急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请求 增援。李司令长官即调从沧州撤退后担负徐海一带警备任务的 四十军庞炳勋部驰援临沂。
  庞炳勋部在临沂虽有小胜，但日军进攻不懈，逐步南进，3
  584月12日下午2时，日军攻城开始，大战在即。五十九军张自忠部 星夜增援。张、庞两军于城下与日军激战，屡败强敌。
  张里元部配合守城，维持地方治安，组织百姓救送伤员，供 应给养，其保安二团一度攻克被敌占据之蒙阴城，蒙阴县长入城 安民，留城居民莫不欢跃。
  该役一直坚持到4月20日，因战略考虑，张、庞所部奉命撤 退，日军于21日侵占了临沂城。
  赞成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鲁南，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 于1937年10月以“地方名流”的身份，参加了李宗仁的第五战 区抗敌总动员委员会为委员，负责统战工作。中共地下党员郭影 秋任总动委会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他掌握了动员和组织群众 的整个工作，利用这一合法权利，派了大批共产党员参加各级动 委会，在总动委会中起核心作用。是年冬，郭子化还派丁梦孙、韩 去非、杨士法等到临郯一带开展抗日救亡，建立了中共临沂特别 支部，组织了临郯青年抗日救国团，并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团结帮助张里元、王洪九、梁钟亭及其他地方势力一道抗日。在 尚岩成立的临郯费=四县边区联庄会办事处，就是坚持统一战 线、实行团结抗日的很有说服力的一例。1937年8月，张里元召 见万春圃，研究了建立联庄会的问题。10月间，在尚岩召开了第 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大部分是共产党人，只有少数人是山区的 地主上层。张里元也曾出席。会议决定建立临郯费=四县边区 联庄会办事处，处址设在尚岩沟西大地主陈玉山家，后迁车辋。 由张里元委其秘书、后任=县县长的李同伟任办事处主任，当地 士绅宋鲁泉任副主任。办事处下设6个股：宣传股长李薇冬，组
  585训股长纪华，军事股长万国华，谍报股长郭致远，卫生股长李韶 九，总务股长王幼臣。除王幼臣外，其余5人都是共产党员。办 事处设常备队，有50多人，万国华兼任队长，刘清如任副队长。
  1938年2月，日寇迫近滕县一带，鲁南形势紧张。中共苏鲁 豫皖特委决定正式建立人民抗日武装，并向第五战区争取到“人 民抗日义勇队”的番号和2000元的补贴，为公开建立抗日武装 创造了条件。5月1日，“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成立，张光中任 队长，何一萍任政委。六七月间进入抱犊崮山区，在大炉、长辛桥 一带活动。9月，改编为张里元保安司令部直辖四团，张光中任 团长。由张里元负责供给给养，干部配备、军事指挥仍由中共组 织负责。该团和张里元部其他各团配合，参加了胭脂山伏击战， 拔除车辋敌据点等一系列战斗，战绩卓著，战果辉煌。
  1938年1月，临沂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在临沂城第四小学 （双井口小学）召开成立大会，张里元到会并致词。他在讲话中对 八路军纪律严明、善于学习表示赞赏，同时对“搞好和八路军的 关系抗日就有信心就有希望”发表了见解。这次会议上，共产党 员丁梦孙被推为总动委会副主任。
  三四月间，张里元把他的部分中层军政干部派到枣庄，以枣 庄抗日团体名义出面，举办抗日学习班，宣讲抗日道理及办法。 参加学习班的除了张部军事干部岳杰、国民党盐山县县长韩文 一等几十个人外，还有很多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于化琪、李浩然 等在训练班里讲形势及经济学问题，
  由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张部人员对中共的抗日政策和 主张大加赞赏。训练班中有不少人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并为民族 解放之大业积极工作。如岳杰参加八路军后，英勇善战，1939年 6月在日寇大“扫荡”中牺牲于沂水后山；韩文一入党后，1940年
  5862月被选为费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日军占领临沂后，张里元部撤住费县。在此又举办了军政干 部训练班。军事班系抽调部队下级军官及军士参加，政工班多为 招募及抽调机关人员参加。训练期限为两个月。八路军设在岸 堤的干校还派刘其人、王宾等人协同工作。后因情况有变，学员 未毕业即行分配。刘其人等留张里元部工作。以后，类似这样的 训练班办过多期，起初设于岸堤，后因环境变化，地址不定。上述 训练班全部训练军事人员，没有地方干部，训练内容以军事知识 为主，无统一规定的教材。训练班由参谋长吴栋云、参谋主任王 绍仁负责，中共党员童陆生任教育长。前后共训练1200多人，都 回了原部队。在这一过程中，张里元先后与八路军的领导干部朱 瑞、徐向前、张经武、郭洪涛、郭子化等接触，不断取得联系，尤其 在双方合办的军政干部学校中，培养出大批抗日的军政干部。
  张里元在抗战前期，坚持与共产党、八路军团结抗战。就是 在部队补给极度困难，敌伪不断“围剿”的情况下，还经常教育部 队抗战到底，不当亡国奴。
  积极扩充军队
  从1938年夏起，以其特务团和保安一、二旅为骨干，先后收 编了临沂、费县、沂水各县地方抗日游击小部队，改编为连或营， 扩军工作取得显著进展。到1939年夏已近万人，共编8个步兵 旅及1个特务团。即：
  一旅旅长卢连章，约120()人;二旅旅长郝芸溪，约1100人; 三旅旅长孙叶洪，约1200人；四旅旅长蔡少衡，约1000人；五旅 旅长王学礼，约1000人;六旅旅长申从周，约1000人；七旅旅长 XXX，约1000人;八旅旅长周宗鼎，约1100人；特务团团长郑
  587念元，约1000人。
  以后又收编了“保九旅”。其经过是：1938年，中央道从张里 元处取得“鲁南人民抗日自卫团”的番号后，在莱芜县境以道徒 为基础，成立一个自卫团。1939年，张里元委其军法处长黄心一 任费=办事处主任时，中央道进而组成了一支常设的武装部队， 张里元将其改编为“鲁南人民抗日自卫团常备团”，司令为张逸 庵。该道在这支武装的掩护下，在其防区内公开布置道徒愚弄乡 民，搜刮民财;还在沂水边境袭击八路军。当时国共两党建立抗 日统一战线，张逸庵认定共产党是反对道会门的，他见到许多八 路军干部在三区境内活动，因此而对张里元深感不满。有人便趁 机拉扰这支武装脱离张里元去投军统秦启荣。张里元得悉，便派 黄心一兼任常备团的副司令，接着就以整顿为名，将驻在临沂境 内的该团主力改编为“保九旅”，委派该中央道的“通天先生”张 文正为旅长，使其与张逸庵发生分化，也直接增强了张里元的实 力。
  张里元所部，以第一、二旅和特务团为基本队伍。其兵力分 布为：一旅驻防日照；二旅驻防沂水；三、四、五、六、七各旅分别 驻防于临沂西南、郯城、=县、滕（县）东、费（县）西一带；八旅驻 防青驼寺至淄博边境;九旅仍驻临沂境内；特务团随纵队司令部 活动。
  在这期间，张部还在沂水沙汀峪一带设置了修械所、被服 厂、印刷厂、军鞋厂等军用工厂，同时在铜井开采金矿。部队粮 草、马料、棉、麻、布匹等，均征自绅民百姓，不只是驻防地区派数 催交，所属各县均分派专人催征。
  1939年仲夏，日寇纠集近万兵力“扫荡”沂蒙山区，北自泰 安、淄博，南自临沂及台潍沿线，形成强大的包围态势.企图以分
  588进合击战术消灭我有生力量。张里元部在沂水、蒙阴山区的数千 人，正是日寇合击的重点地区，加之该部官兵军事素质差，战斗 力不强，指挥失当，有被围歼者，有突围遭受严重损失者，最后突 出敌寇包围圈时，兵力大部逃散，所剩不足半数。
  总计此次损失：一、三、四旅天遭敌围，损失尚轻；二旅损失 近半数；五、六、七、八、九旅共余兵力一千五六百人，最后编成4 个营的补充支队;司令部特务团尚余不足千人。
  由于斗争环境的变化，专署各科室人员皆分散隐蔽各地，少 数随部队转就他职，专员政令难以下行，地方工作被迫停顿。厂 矿人员也仿此做法，一分散，二随军，所有物资器械分别匿藏。随 着敌伪在各处修建据点，部队的活动也一天比一天困难，始终未 建立起像样的根据地，甚至连纵队司令部也从未很好地健全起 来。
  东迁莒日山区
  1938年12月，于学忠任鲁苏战区总司令，沈鸿烈、韩德勤 为副总司令。翌年4月上旬，于学忠率五十一、五十七军入鲁，而 后驻防沂水北部，部队分布于鲁中山区。并将山东各游击部队统 编为鲁苏战区游击纵队，张里元任第一纵队司令，所部辖两个支 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卢连章）驻防日照，张及第二支队（支队长 郝芸溪）仍在沂（水）费（县）山区沙汀峪一带。此时张部正式接受 补充，即派第一支队长卢连章率部去阜阳领取弹药器材，卢从阜 阳返回后，即离开张部。张里元遂将何志斌的补充支队编入第一 支队，并由何任该支队长，赶赴日照驻防。
  1940年春，张里元奉命率部东迁莒（县）日（照）边境，驻扎 于西起莒境桑园，东至黄海之滨长达百余里的山区。原驻日照的
  589第一支队，也因日寇的进攻而移驻日照北部山区汤家沟一带，并 经艰苦作战打通了莒日公路。张里元到后不久，即派人开放海口 王家滩。此处虽系山区，但为东西交通孔道，加之石臼所海口为 敌控制.沿途据点林立，行程极其不便，从青岛贩运之食盐、火柴 等群众急需的日用杂货，多由此海口装卸转运内地，以防敌伪查 扣，因此该海口税收量颇大，收入可观。张部还以一支队全体官 兵赶建盐池，以兵代工从事原盐生产，解决军饷，安定军心。同时 根据这一带山区历年种植鸦片的情况，毎到初夏收割之前，即派 专人赴各乡坐征鸦片烟税，地方政权协同，又得大宗收入。
  张里元既得开放王家滩海口的好处，也深知加强各方面的 管理既繁且难，还要时刻提防敌伪的偷袭，在这样复杂的情况 下，他下决心抽调兵力专门组成一个经济大队（武装便衣队），下 分两个中队，设于部队外围，东西地区各一。主要任务是：要道设 卡，查货收税，侦察敌情，代催粮秣，以为部队之耳目、军需之保 障。但所行非所任，一些损民利己之辈，凭借催粮要款，查收货税 之便，大发横财，中饱私囊，哪管什么民事、国事、抗日大事！由于 军纪不严，风气日劣，扰害百姓，搜刮地方，渐为绅民深恶痛绝， 百姓称之为“净地大队”。
  张里元部占据王家滩海口及其附近的交通要道，成了日寇 控制海陆交通、各类物资运输、侵吞盐产税收的极大障碍，因而 被敌视为眼中钉。是年春，日照日军200余人、伪军100余人北 犯张部防地，张部一支一营于日照北20华里之张家楼，沿公路 两侧布置阻击，并于右翼设伏。这天早8时许，敌沿公路向北蠢 动，大部进至张部射程内即遭突袭，敌仓皇应战，激战数小时，地 形开阔，对峙至午，张部右翼伏兵遂向敌迂回夹击，敌腹背受敌， 向后逃窜，张部直追至日照城附近作罢。是役，张部毙敌4名（敌
  590遗尸1具），伤敌10余名，俘敌1名，张部亦阵亡3人，伤9人。 此后，张部的武装便衣活动至城三五里内，敌伪从不轻易出动。
  又因石臼所部分不法商民，死心塌地效忠敌伪，密购禁运物 资，运送青岛资敌，而对张部和八路军需用的医药、物资、器材 等，常推拖应付，或拒不办理。对此，张里元即派部攻破该处，严 惩了不法商民中首恶分子。敌驻于东南海崖据点的一小部海军， 因不明底细，惧怕夜战，不敢擅离据点；少数伪军经张部巷战猛 攻，亦都龟缩据点不出。但因不能驻守，张部撤回。后沿公路及 小海口要道设卡，査扣过往物资，给敌伪经济以严重打击。石臼 所商民从此再不敢仰仗敌伪叫嚣矣。
  经张家楼、石臼所之战，敌因受挫，不敢蠢动。半年后，日照 城敌300余人又分两路北犯，东路奔两城方向，西路直趋下湖。 张部驻樵叶子、上湖、下湖的一支二营，侦悉敌伪这一行动后，即 令各部作好战斗准备，驻下湖六连设伏于村南山岭上，其他各连 集结村中待命。西路敌正前进，见张部已有准备，当即发起攻击， 激战数小时，敌一度夺得前沿阵地，又被张部奋起反击夺回，相 持至午后，敌又反扑，复被击回，敌乃撤退，六连追击，连长孔令 庚不幸阵亡。此次战斗，张部伤亡7人，敌伤亡10人。东路进犯 敌伪，亦被张部于河山南击退，未敢反扑撤回。
  此后，敌驻石臼所炮舰沿海岸北窜王家滩进行骚扰，企图拦 截货船，掠夺物资。张部驻守部队沿海部署兵力，防敌登陆。敌 向两城、王家滩以西地区炮击数发后，旋即窜回。
  1941年初春，集结于沈疃的敌伪约300人，向街头村进犯。 张部于街头西岭稍事接触即行后撤，敌误为不敢应战，遂火速穿 过村庄追击，张部一支一营的二、三连早于西峪山岭有利地形布 置就绪，敌正长驱直入，忽遭射击，仓皇应战，分数股向高地猛 591攻，妄图夺取有利地形，数次猛扑均失败，且伤亡20余人，即沿 山峪北窜。午后4时许，敌绕驼儿山东南返回途中，又遭伏击，敌 未敢窜向街头村，而向东直趋王石疃山峪南去沈疃。此役，张部 阵亡排长以下17人，伤连长以下6人。
  投降、反共、殃民
  从1939年开始，张里元一改过去与八路军团结抗战的传 统，驱逐在其部工作的中共政工人员，屡屡与八路军制造磨擦； 进而大规模向滨海抗日根据地进攻;最后竟发展到认贼作父，勾 结日伪，共同进攻八路军。但他哪是八路军的对手，在八路军的 多次打击下，其部队越来越少，防区越来越小。
  1943年夏，鲁苏战区奉命南撤安徽，张里元部亦奉命南撤。 部队南撤需经过八路军的防区。因战区总部及其主力部队与八 路军有统战关系，八路军对其南撤提供方便，并“以礼相送”。而 张里元部南撤却遇到了麻烦。行至街头一带，遭八路军截击，相 持两昼夜，八路军利用夜战攻至村边，展开手榴弹战。拂晓前，攻 村部队撤退，双方均有伤亡。张部西行，由莒境越过台潍公路直 奔沂水北境，次日又遭追击，且战且走，加之天雨淋漓，山洪陡 涨，至沂水县境时已战斗七八次，行程艰难，人困马乏。在沂 （水）北休息数日，又行南进，时东时西，曲折迂回，前后半月方入 临沂县境，队伍大部集结于沐河以西、相公庄以东及东北一带， 稍事休整。
  张里元治世执政虽有其政治舞台经验及渊博学识，但在治 军上不能严明果断，对官兵常滔滔不绝以大儒讲学态度讲话，并 不注意适时培养官兵勇猛朝气，以致经战而溃；加之军政混杂， 纪律废弛，不得良材辅佐，平时下属借机搜刮，诸恶皆作;对士兵
  592疾苦无妥善照顾，官兵闻战惶惶，士气异常低落，而对绅民百姓 却以压榨、抢掠为能事。仅据7月19日进驻临沂县刘店子某部 的作为就可知其一斑。该部进村除纵情狂饮外，当天即向附近 30个村庄送条子，每村要鞋子30至50双，给养每村至少1000 斤。20日，又向各村勒令改交代金.规定每双鞋子80元，麦子每 升40元，一天即强索现款40万元之多。耕牛被拉去80多头。一 油坊存油150多斤，被一扫而光，该油坊一家老小难以为生，终 日哭泣，其状甚惨。某部从十二湖村一个姓宋的农民家里搜出一 张《大众日报》，立即指为勾通八路，必欲置于死地。宋的女儿误 认这伙队伍为八路军，不满地说：“同志们朝天来都很好，今天怎 么这样？”话未毕，张部士兵抓住该女，用锄头捅，还要挖坑活埋， 最后该户被逼逃跑。
  张部士兵后期多系抓丁，不愿充当炮灰，不堪长官压迫，逃 亡之风日盛一日。一个步哨曾集体逃亡7人，有的排长带兵逃 亡。为防这种现象，张采取软硬兼施办法，软的是允许士兵两大 自由；抢东西.奸女人；硬的除宣传开小差被八路军抓住活埋外， 还施杀一儆百办法，在刘店子就枪决一班长，还枪决一连长。夜 晚还将队伍集中在野外睡觉，四周密布岗哨，逃跑者抓住就杀。 为补兵员不足，张部还大抓壮丁，每村被抓者平均达20余人。此 次南下沿途抓壮丁极多，壮丁父母妻儿跟踪寻子觅夫者三五成 群，闻者掩面而过，不忍卒然目睹。
  为了稳住队伍，争取立足，张里元继续与日军勾搭。7月中 旬，行至刘店子一带，张部派人持信往黑家岭、小梁家、圪墩、汤 头、辛庄等日伪据点联络，信中声称：“久未面晤，殊甚悬念，敬祝 福体安康，公私咸佳……敞部奉命南去，假道而行，重返故里，望 勿发生误会……”事后，张部还不准各村群众谈论上述丑事，从 593而引起公愤。8月中旬，张部到达临沂、郯城、邳县一帶后，大肆 叫嚣其“剿共第一，抗日第二”的老调，捕捉、暗杀共产党员和抗 日工作人员，与敌信使往返，实行“互不侵犯”。并派出参谋、副官 人员，携带8000万元巨款，分别到临沂、台儿庄、=县与日军接 头。伪沂州道尹公署也派科长刘某到兰陵同张部接谈。此外，以 60万元送给卞庄日军，50万元送给兰陵日军，作为联络费。号称 “中央正统”的张里元部，其所谓“抗日第二”只不过是“挂羊头” 而已。
  进驻临沂长城区之张部一部，则更四处敲诈民财，欺压民 众，见枪就下，见人就抓，见女人就奸，兵到各村，百姓逃之一空。 有民谣唱道：“天昏昏，地昏昏，北边来伙中央军，日伪土匪他不 打，专门糟蹋庄户孙。”
  此时，苏鲁战区所部已过微山湖，越陇海路抵阜阳。张部侧 翼掩护任务已完，未准南进，继续留驻呦鹿山西，东西泇河中间 地区。至1944年春，张里元将一个纵队扩编为两个纵队，何志斌 任十二纵队司令，郝芸溪任十六纵队司令。张部之十二纵队司令 部驻良壁，所属三十四支队驻鲁坊，三十五支队驻大道口，三十 六支队驻白马寺。张里元驻小良壁，十六纵队司令部驻刘楼，李 子方支队驻晁村。
  一天晚7时许，良壁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原是新四军在向 张部之十二纵队发起攻击，驻大道口的三十五支队即行西撤，留 三大队九中队的一个排守好，掩护大部队行动，后该排未回归建 制。当三十五支队至白马寺时，三十六支队已西去，即于该村暂 且宿营，第二天白日未受攻击，至晚继续西窜至兰陵以南王庄。 又停一日，侦悉十二纵队已集结于西山地溜井一带，当夜即奔赴 该地。三十四支队也突围归来，损失尚轻。十二纵队集结完毕复
  594行东进，前往解刘楼、晁村之围。在这两昼夜中，刘楼、晁村之十 六纵队所部数次突围未逞。应援部队为十二纵队三个支队（欠一 个营）及十六纵队两个连，由三十四支队长魏藩三任总指挥，于 刘楼以西一线展开。三十五支队于左翼配备十六纵队的两个连， 攻刘楼村正面，右翼为三十四、三十六两个支队.攻刘楼村南，企 图接近晁村外围，与新四军接触战斗，自晨至晚，激战竟日，战况 异常激烈，但均未能接近晁村外围，战局对峙呈胶着状态。被围 于晁村的十六纵队大部，数次突围未成，最后只突出小部西去. 该纵队至此被歼殆尽。十二纵队亦有一些损失。
  此后，张部集结于枣庄东部山区，收拢残部及召集失散人 员，停留数日，稍事整顿，东、北两面又行战斗.遂于午夜南去，经 =县城东抵台儿庄地区，当夜渡过运河，南向陇海路西进，再由 徐州北绕向商丘东，越陇海路达萧县境。一次，拂晓又遭攻击，队 伍纷纷西窜，马狂人乱，衣物遍地，且战且退，中午抵唐寨，战斗 暂告停止。宿营后，张里元命令所部于次日早4时到司令部集结 待命，各部在向司令部行进途中，与八路军遭遇多次，黑夜中不 辨情况，失掉联络，只得留小部队掩护.大部各自向无战事方向 撤退，分散的部队至次日中午才归拢一起，西行抵砀山附近.在 周围游荡多日，目的无定，行数日至丰县、沛县、铜山西北部驻 定，修筑圩寨，并派出一个支队驻丰县境内一圩寨中。在这地区 停留数月，休整部队，沿黄河故道活动，直至日寇投降。
  抗战胜利以后，张里元受命去阜阳，未足半月即匆匆返回， 下达了准备行军的命令。三天后，驻外部队火速调齐，行数日至 临城车站，担负修复铁路、保卫铁路的任务。9月间，国民党十九 集团军陈大庆部入鲁到达临城，张部即移驻临枣支线陶庄矿区。 在张里元前往欢迎陈大庆时，即遭扣押，所部武装全被缴械收
  595编，暂编为独立旅，辖两个团，何志斌任旅长，驻临城外围。国民 党山东省参议会出面交涉，将张里元要回，张即去南京向何应钦 报告部队被收编、本人被扣押情况，何委张为参谋总部中将高 参，前后两月。高参为闲职，张不甘寂寞，要求回山东，1945年11 月被委为山东省党部委员、鲁南办事处主任，驻徐州。
  1946年春，国民党召开伪国大，张里元辞去鲁南办事处主 任职务，参加了鲁西区竞选立法委员活动，当选为中央立法委 员，于同年底赴南京上任。南京解放前夕，张不愿逃台，迁往上 海，住在多伦路国民党将领李裕堂家里。张里元的政治生涯至此 结束。
  建国后，张里元因涉及“山东绥靖总司令部”案，于1950年 4月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同年5月解往山东处理。1952年3 月，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的李明扬为张说话，谈到“抗日初 期，张对我们有些帮助”。陈毅同志指示“释放利用”。由山东省 公安厅与山东省政府副主席郭子化研究后，报经华东军政委员 会公安部批准，遂将张里元释放。张返沪后，开办“民利实业公 司''，经营煤炭、木材、橡胶等。1956年对资改造中，吸收至上海 木材公司工作。1957年自动退职，以养蜂为业。1966年文化大 革命中，张因历史问题被红卫兵揪斗，扭送上海市公安局，9月 逮捕审查。1967年10月解交山东审理。1972年10月，山东省 公安机关决定对张从宽处理，教育释放。1975年，在上海病死。
  （沂水县、兰山区政协供搞）
  596末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 兼青岛市长秦德纯
  秦德纯别号绍文，山东省沂水县后埠东村人。其伯父、祖父 曾任典史及县官等职。秦生于1893年（光绪十九年）。幼聪慧， 喜读古典文籍，其启蒙老师系沂水城西黄崖村田兰生老先生，田 兰生对《春秋》、《左传》及《四史》研究极有心得，对秦影响甚大。 秦青年时期曾考入山东陆军小学，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保定军官 学校第二期。1914年5月毕业分到驻济南的山东陆军第五师作 见习官，不久即任上尉团副，1918年（民国七年）在皖系军阀段 祺瑞部第一师任上尉参谋。1920年7月，直系军阀曹银、吴佩孚 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涿州挑起直皖战争，段部全军覆没。
  之后，秦德纯由北洋政府陆军部派遣，考入北京陆军大学第 六期深造，1923年毕业后，以与直系豫东镇守使王文蔚旧识，任 该师上校参谋长.从此，秦在军阀混战期间“扶摇直上”。1924年 秋，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 军大败。吴佩孚退入河南后，委王文蔚为二十四师师长，秦为该 师参谋长兼骑兵团长。
  同年12月，国民二军岳维峻部攻入河南，吴佩孚逃走，王的 二十四师被岳收编，改为国民二军第五师，王文蔚任师长，秦任 参谋长，驻防地点仍在河南东部。1925年11月中旬，岳维峻为 了扩展地盘，向山东“狗肉将军”张宗昌发起两路进攻，王文蔚、 田维勤等部从徐州进攻鲁南。秦随王文蔚进军至大汶口、泰安。 与此同时，浙江孙传芳在南京发出反对奉系通电，拥护吴佩孚
  597“东山再起主持国是”。吴通电宣称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 令”，率部攻入河南省。11月13日北京临时执政段祺瑞，下令讨 伐吴佩孚和孙传芳。国民军和奉系军队分别沿京汉路、津浦路南 下。吴密派靳云鹗以协助岳维峻攻山东张宗昌为名，暗中联络旧 部王文蔚、田维勤、陈文剑等率部脱离岳维峻，仍回直系。王文蔚 又恢复二十四师番号，秦任该师四十七旅旅长。1926年3月，吴 佩孚击败国民军岳维峻部，占领河南省。秦随王文蔚等于1926 年3月下旬占领郑州。
  同年4月中旬，吴又沿京汉路北进，先后占领石家庄、保定。 冯玉祥下野赴苏联，国民军交其部下张之江、鹿仲麟，退出北京 扼守南口。吴佩孚令二十四师北上与奉军同攻南口，秦旅进驻北 京琉璃河，5月间吴佩孚至保定督师，升秦为二十四师师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 从广东出师北伐，势如破竹。吴佩孚由贺胜桥、汀泗桥等战场节 节败绩，逃退河南，令二十四师王文蔚回防郑州，同年11月调秦 为吴部二十七师师长。
  1927年1月，北伐军攻入河南，吴佩孚的残兵败将望风溃 逃，奉军以援吴讨赤为名，沿京汉路步步南下，妄图趁火打劫，夺 取河南。奉军张学良声称愿助吴收复武汉，要求进军河南。这时 的秦德纯深受靳云鹗、吴佩孚的信赖。秦当时提出：张氏父子是 师法《左传•僖公二年》晋大夫荀息“假虞灭虢”的办法摧毁孚威 大帅（指吴佩孚）部卒，条陈力请靳、吴坚决拒绝。吴采纳了他的 意见，决心拒奉，并将直军全部交靳指挥。同年3月中旬，靳在信 阳就任河南保卫军总司令，准备与奉军作战。在此以前，靳将南 军拼凑为十九个军，任秦德纯为第四军军长。但这时，吴部正受 到南北夹击，自在两湖受到国民革命军节节击败后，士气消沉，
  598有的竟暗中向北伐军输诚。张学良认为直系将领中秦德纯是一 位很难斗的人物，乃密派代表与秦联系，晓以利害劝秦投靠奉 军。几经商讨，秦深知吴部多经战役元气大伤，为保存实力起见， 乃表示：如奉军渡河南下，占据郑州后决“退避三舍”撤往京汉路 以西，不与奉军开火，俟奉军全部占领河南，再作商讨。张学良对 秦的印象是“坐观成败，看风使舵”。是年4月上旬，靳部败绩，奉 军占领郑州，秦果然履行诺言.由漯河退至遂平、西平一带，暂保 实力。同年5月13日吴佩孚深知大势已去，乃率其卫队千余人， 辗转抵达四川，托庇于四川军阀杨森、刘存厚等，直到1932年1 月始返回北京。
  1927年6月，冯玉祥率其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击败奉 军，占领河南。秦德纯部已成孤军.但实力尚存。秦乃与冯玉祥 联系，由冯改编为二十三军，秦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 第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二十三军军长。但冯总不以秦为自己 的基本队伍，不久将秦与冯治安对调为十四军军长，旋调为第二 集团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
  1928年北伐成功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利害矛盾激化。 1929年2月中旬，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由泰安（“五三”惨案 后，山东省政府设在泰安）退至豫鲁边区菏泽、考城、东明一带。 同年10月间冯玉祥同宋哲元率西北军出潼关反蒋，秦德纯为副 总参谋长，随宋对蒋作战，11月失败，退回陕西。秦在作战前说： “对蒋是敌代同仇，但军械军需的补充为当前急务，蒋则实优於 我，而且诡异多出，多方分化，此应急待注意者也。”战争在陇海 路爆发，未及两月，阎锡山被蒋收买剿冯后路，冯军果因补给困 难败退陕西。1930年4月，阎、冯联合桂系李宗仁、汪系张发奎 等在北京举行了“扩大会议”，掀起了大规模反蒋运动。冯在潼关
  599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组织第二方面军，以鹿钟麟为 前敌总司令，秦德纯任参谋长。不久冯军进至陇海路归德柳河一 带，阎部已掩有山东济南（韩复榘退益都），先头部队到达泰安 后，张学良受蒋介石收买，出兵入关，同年11月间冯军全部垮台 退入娘子关内。山西冯部张自忠、赵登禹残部由张学良改编为二 十九军，军长一职为宋哲元，秦德纯为该军参谋长，肖振瀛为军 法处长。从此，秦德纯、肖振瀛为宋哲元的“伏龙凤雏”.二军师出 谋划策，宋军长言听计从。
  “九• 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在北京，家仇国恨遭到国人多方 谴责，又受到蒋介石的压力，处境极为困难。在这内外交困的情 况下，秦德纯向宋哲元建议向张学良表示竭诚拥张到底。张学良 认为宋系一个知己好朋友，在1932年10月初以宋哲元为察哈 尔主席，秦德纯为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933年春张学良在种 种压力下，被迫呈蒋辞职，蒋将北平绥靖主任公署改为军事委员 会北平分会。主任一职，日本人同意何应钦、黄郛（均系亲日派） 分任。1935年5月初蒋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 以黄郛为委员长，令黄郛与何应钦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5月 22日，黄郛与日本驻北平使馆代办中山进行密谈，达成了妥协 性的原则方案，随后黄郛又同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 在塘沽会谈，于5月31日双方达成并签订“塘沽协定”，这个协 定实际上国民党政府承认日军占领长城及山海关以北地区的合 法化，并把长城以南察北冀北20余县划为不设防区，使整个华 北门户洞开，造成平津一带日军可以进兵的危险。此时，秦德纯 兼任北平军分会委员。1935年5月下旬，日本特务4人潜入察 哈尔境内偷绘地图。6月5日，在张北县被二十九军扣留。日本 竟向国民党政府抗议，并屯兵察哈尔边境进行威逼。国民党政府
  600派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谈判，6月27日达成“秦土 协定”，主要内容：（1）向日本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 官，担保日人在察哈尔可以自由行动。（2〉取消察哈尔境内一切 国民党机关。（3）成立察哈尔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全部撤退。 （4）将察哈尔主席宋哲元撤职。这个协定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控制 了冀察两省。
  这个屈辱投降的协定，叫做“秦土协定”。秦德纯即成为众矢 之的，遭到国内人民唾骂。秦向外界透露：“这是蒋、何指示的，我 是，替罪羔羊事实也是如此。这一事件发生后，何应钦深惧日 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进一步寻衅扩张，即呈准蒋介石将宋去职 而以秦德纯代之。但秦决不到职，而是与宋同进退，同患难。
  同年7月，何应钦与日方订立了“何梅协定”。1935年日本 侵略者为进一步控制华北，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 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指为破坏“塘沽协定”，由天津驻屯军 参谋长于5月29日向国民政府提出交涉，并由东北调遣日军入 关进行武力威胁。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 郎，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觉书”，限3日答 复。何应钦即与日方秘密交谈，于同年7月6日全部同意日方这 一丧权辱国的要求。主要内容为：中国政府取消在河北的党政机 关，撤退河北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日方指定的中国军政 人员和禁止抗日活动，这就是“何梅协定”。何定约后，即借口飞 南京汇报，一去不返。日本通、政客肖振瀛与秦德纯利用平津地 区深受日本压力，蒋介石力难兼顾之机，认为时不可失，乘机要 为宋哲元二十九军谋取冀察地盘，日本土肥原等也急欲成立华 北傀儡政府，肖即向土表示宋哲元愿率二十九军与日本合作。这 是日本人梦想不到的一步棋，当然满口同意。肖、秦即借日军驻
  601华北势力胁制蒋介石，为了扫清阻力，乃公开倡言二十九军不能 调出冀察，并驱逐黄郛离开北京。黄郛自同熊斌与日本签订“塘 沽协定”后，进一步根据蒋介石的意图与日本谈判华北与伪满洲 国通车通邮问题，先后达成协议，这一协议等于承认了“伪满洲 国”，使日本侵略东北成立满洲国合法化。黄郛的卖国外交遭到 全国人民的唾骂。肖等利用这个舆论公开驱逐黄郛。1935年春 黄托病再返浙江莫干山过起读书养病念佛生活来了。这一幕戏， 正是肖振瀛与秦德纯作了主角，是肖在前面与日本人交涉，秦在 后面与南京政府交涉。这种双管齐下的办法，使得蒋介石不得不 发表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公署主任。这时，日人土 肥原及华北驻屯军促使宋哲元成立“防共自治政府”，图谋占领 整个华北，但肖、秦用了个“急惊风遇着慢郎中”的办法，一拖再 拖来对付日本人。他们怕戴上汉奸帽子，便计谋挤走形同虚设的 北平分会主委何应钦。于是秦德纯便以军分会委员的名义电请 何应钦来北平主持大计，其电文有“国事维艰，主持乏人，我公不 回，难挽危局”等语，意极恳怀。何应钦再次北上处理事宜，首次 按蒋介石的意旨，取消北平军分会，于同年12月上旬声言成立 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秦德纯为常务委员兼北平 市长，肖振瀛为政务委员兼天津市长。
  肖、秦尽管智谋如海，借日本力量威迫蒋介石，而蒋不管民 族存亡，一方面让宋哲元、秦德纯、肖振瀛等向日军应付着，另方 面则以全力投入打内战，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刚刚宣布，人民群 众就认为是变相的日本傀儡机构。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抗日。这种由内战而变抗战的新局 面的转化，迫使宋哲元等不得不考虑冀察的前途，当即派秦德纯 到南京“摸底”，秦摸到蒋介石对日政策不变，于是秦向蒋介石表 602示竭诚，愿在蒋的旨意下应付华北危局。蒋当即慰勉嘉奖宋哲元 等“忍辱负责，为国辛劳”。从此，他们便认为冀察局面可以苟安 一时了。但形势逼迫，日军步步进攻。1937年6月起、日本侵略 军在北京西南宛平县附近，连续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7月7日 夜，日军借口 一个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并要求中国驻 军撤出。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军队的拒绝，日军即炮轰宛平 城和芦沟桥。当地驻军二十九军官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 救亡运动的影响推动下，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奋起抗 战。7月8日，中共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抗战。在全国人民压力 下，蒋介石被迫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抗战。宋 哲元于7月25日发出自卫守土通电，秦德纯以北平市长身份， 兼任北平城防总指挥。据目击者谈，仅在北平郊区抵抗一日，即 与宋哲元由南苑退往保定。关于北平的防务，命令张自忠代理一 切（当时国人不谅解张自忠，骂他投靠日本当了汉奸，成了替罪 羊，直到他在湖北襄河会战牺牲）。
  二十九军虽然在芦沟桥与日寇打响第一炮，但宋哲元深怕 蒋介石要把放弃平津的罪责加在他一人身上，因为基本原因他 不是蒋的嫡系部队，蒋介石的手段老辣，宋是洞悉的。于是派秦 德纯到南京见蒋。使宋、秦意料不到的是，蒋不仅不加追究，反将 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委宋为总司令，秦为总参谋长。这 无疑是蒋给予宋的一次褒奖，使宋一时感激涕零。是年10月下 旬，蒋命第一集团军渡河配合太原会战。11月中旬，宋部失利， 经鲁西北南撤，日军跟踪追抵临清、馆陶。人心惶惶。1938年春， 蒋把第一集团军番号撤销，宋到后方养病，秦被调出部队任国民 政府军事委员会点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0年任军事委员会 战区军风纪第三巡察团主任委员。 1944年任兵役部政务次长。
  6031945年日本投降后任军令部次长。1946年调任国防部次长。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被俘，蒋任秦 德纯继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当时全省解放，只剩青岛一隅，尚为 美兵占据，秦只得将流亡省政府设在上海圆明园路。适国民党青 岛市长龚学遂辞职，蒋又委秦德纯兼任青岛市长。
  1949年3月间秦到青岛任职，但这个半岛的卫护不是靠国 民党部队而是仰赖美国兵。就在这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国民党绥 靖区司令刘安琪与秦发生矛盾，大造谣言，恶语中伤.说秦系西 北军冯玉祥旧属，冯的女人李德全现任共产党的大官，经常与秦 有书信往还。又说;“秦很会坐官，还会投机发财，令他的亲信张 任之公开走私，听说又和美国人勾搭走私牟利等等。目的是把秦 轰跑，由刘兼任青岛市长。
  秦在青岛为时很短，把市政大权交由秘书长孙继丁 （原胶济 铁路车务处长）负责处理。通过国民党青岛市参议会议长李代芳 的举荐，秦委任郑培仕为社会局长（郑系该局第二科长，国民党 中委丁惟汾侄婿）。在此期间，秦接受由杨焕彩等组织的同乡会 欢迎会，地点在青岛女子中学教室。秦讲话很兴奋，会场肃静，几 乎无有杂音，与会者皆仰头听讲。秦以田单自喻，他说，战国时期 燕国的大将乐毅伐齐，下齐70余城，只剩即墨、莒县，后来齐田 单以火牛战术战胜燕兵，恢复失地，现在即墨城东有个村叫牛齐 埠，就是当年田单屯牛的地方。他竟厚颜无耻地表示有信心以青 岛为桥头堡反攻恢复失地……。会后他走向同乡中间一一握手， 表示亲热，还个别进行谈话。然后约同杨焕彩、傅养园等共进午 餐。秦说：“离开老家多年，想不到在这里和乡亲老少爷们见面， 这是很难得的机缘，刚才与乡亲个别谈话多数对我恭维，只有两 位亲友对青岛形势有明确看法，但两位所念一句诗，’夕阳无限
  好，只是近黄昏'，我认为不是黄昏，而是日落西山了。还有一位 反对我以田单自喻，他说：'时代不同了，历史不能重述，不能重 演。'我听了有点八路味道，这也难怪，国民党太不争气了。”秦又 长吁一口气说：“我这一生颠沛流离，待人受过处多，看脸吃饭处 多，察哈尔张北事件，北平学生请愿事件，国人多数不谅解，认为 我是汉奸刽子手…….现在国事如斯，还是和人家勾心斗角 ……”言极为嘘吁。杨焕彩说：“只求毋愧我心足矣。”秦说：“我这 个看不见千佛山的山东主席和当前方圆不到50里的市长，鸡肋 无味，只能说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而已。”秦那时唯一武力是 战后用日本装备的青岛保安队，由刘安琪硬性改编为旅，以高芳 先为旅长，先调即墨防卫解放军，后调台湾。南京解放前夕，秦飞 广州，后逃台湾，他的夫人孙某留居上海。1963年，秦死于台北。
  （沂水县政协供稿张希周撰）
  605郝鹏举起义与叛变
  郝鹏举原是国民党军官，抗日战争时期叛变投日，当上了伪 淮海省省长，盘踞在徐海一带。抗战胜利后，郝鹏举摇身一变，又 成了国民党第六路军总司令，仍驻徐州。1946年1月初，国民党 反动派于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前夕，为抢占胜利果实，纠集郝 鹏举、陈大庆、翁文庆等部共10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 分兵三路北犯山东解放区，侵占我从敌伪手中解放的韩庄、贾汪 等地。我军相忍为国，步步退让，并向进攻的蒋军官兵进行劝诫。 希望他们以国内和平、民主、团结为重，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内战 命令。新四军军长、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偕敌工部长朱克靖与郝 鹏举接触，阐明我党反对内战、拥护民主的政治主张，分析郝当 时的处境。陈述“战”、“和”于郝之利弊，多方面做郝部的工作。郝 一方面惧怕解放区军民的力量，另一方面知道自己不是蒋的嫡 系，怕以后被蒋吃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拒绝国民党反动 派的“剿匪”命令，停止对解放区的进攻，率所部近2万人于 1946年1月9日在台儿庄前线起义，部队自定名为“中国民主 联军”，郝鹏举为总司令，并发表“中国民主联军退出内战、拥护 民主的宣言”。山东解放区军民，出于实现国内和平、民主的真诚 愿望，热烈欢迎郝鹏举的这一行动”同年9月19日，新四军鉴于 东北民主联军成立，将郝部改名为华东民主联军。
  郝鹏举率部起义，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无疑是当头一棒，对 人民是一个大好的喜讯。在华东，甚至在全国都引起了震动。陈 毅、刘伯承、叶剑英、朱德都先后致电，对郝鹏举弃暗投明的正义
  606行动表示祝贺。解放区军民对其在政治上极力进行争取教育，在 物质上给以最大的照顾——我军吃粗粮却尽力给他们细米白 面，民主联军多数官兵深受感动，曾与我地方民兵配合，打击向 解放区侵袭的敌人。
  但是，民主联军乃是一支未经改造的队伍，其上层人物如总 司令郝鹏举、副总司令毕树文仍然很反动，极力排斥我党对其队 伍的改造。我军想以民主自觉的原则，说服郝鹏举接受八路军、 新四军建军经验，把这一支旧式部队改造成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的武装，虽百般劝导，郝等却拒不接受。到了 1946年6月之后， 蒋介石大举进攻解放区逆谋已露，自卫战争已不能避免，对郝部 的改造更加困难。中共中央电示陈毅军长，对郝部要采取一贯的 宽大政府，不用武力改造，陈毅军长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对郝部 抱着“来则欢迎，去则欢送”的民主自愿原则，并把他们从解放区 中心——莒县，调到赣榆县班庄、欢墩埠驻防。郝部许多军官恶 习难改，部队纪律败坏，极端仇视翻身农民，对解放区多有侵扰。 但解放区军民以大局为重，极力忍让，希望他们能踏上光明前 途，共同战斗，粉碎蒋介石的内战阴谋。
  郝鹏举反共反人民的本性难改，终于在起义一周年之后，又 投蒋叛变，走上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对于郝鹏举的起义，蒋介石十分恼火，但他并不死心。他深 知郝鹏举是个“有奶便是娘，见利就上前”的人物，便先以密书密 使，继之以飞机撒传单，封官许愿，极尽利诱威胁之能事。1946 年9月，两淮失守前后，郝即与蒋介石、薛岳秘密接触。但是郝鹏 举亦不愧为玩弄阴谋诡计之老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先是公 开密书，驱逐密使，后又向全国发表“反独裁、反内战”通电。郝鹏 举如此一举，意在两得：一是骂蒋介石反内战伪装进步，欺世以
  607盗名;二是扩大影响，提高身价，加大讨价筹码。1947年1月9 日，郝鹏举趁纪念起义一周年之机，大吹大擂，又是在报纸上发 表文章，又是对外发电报，又是发表演说，口口声声反对内战，拥 护民主。并将部队向海州一带移动，扬言要“包打海州”。但是， 暗里却派亲信与国民党住来，并亲自去徐州与陈诚密谈。蒋介石 委任郝为四十二集团军司令兼鲁南绥靖分区司令官。郝以为条 件成熟，便于1947年1月27日公开叛变。并将我军代表朱克靖 逮送给蒋介石，表白与共产党决裂之决心。不久，朱克靖被杀害 于南京。朱克靖临危不惧，怒斥郝的无耻行径，被杀害前留下诗 句：
  一颗为民心，万古终不泯。 壮士非无泪，不为断头流。 一心为党国，一死何足愁。
  这诗句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郝部叛变后占领东海县石 榴树、牛山、驼峰、鲁兰、白塔等地。又扣留在东海县东部开会的 区干部40多名。
  郝鹏举的叛变，我党我军早有觉察，1946年9月.郝与蒋暗 中勾结时，我方便知，陈毅派人、写信、发电报，再三劝告郝不要 丧失人格，背叛人民。1947年1月，郝擅自将部队南调，开至海 州城下，我方便知郝与蒋密谋又起，陈军长又立即劝告他，只有 站在人民方面才有出路，投蒋不过替蒋介石增加一个独裁殉葬 品，但郝仍毫不觉悟。陈军长明知劝郝已无希望，还是申言，只要 郝不公开投降，我军决不以一兵一卒相加，不料郝最后竟公开背 叛人民，投降人民公敌蒋介石。陈军长在最后一分钟还下了一道 警告给郝，要郝部迅速远离内战战场，不要向解放区进攻。我党 对郝做到了仁至义尽。为了防备郝部的破坏活动，又派华东野战
  608军第二纵队进入东海一带，注视郝部动向。郝叛变六七天后，公 然向解放区进攻。我军民忍无可忍.于1947年2月6日晩12 时，在白塔埠周围地区发起自卫还击，一举消灭了石榴、驼峰、鲁 兰等地的叛军。最后只剩郝鹏举司令部所在地——白塔埠。郝 以3个团的兵力，疯狂地抵抗，我解放军从南面和东南面两面包 抄，越过200米的开阔地，以排山倒海之势压进村庄.郝见势不 妙，急忙组织力量，企图从东南面突围，被我军拦腰斩断。一部分 溃不成军，被我军击毙、生俘，另一部分狼狈逃回。叛军官兵对郝 不满，不愿为郝卖命，纷纷缴械。郝见大势已去，慌忙换上便衣准 备逃跑，但驻处四周被我军围得风雨不透，插翅难飞，只得命令 停火，派人交涉投降。我军彭营长率领战士，走进郝所在屋子，义 正辞严地命令他投降。郝当即下了缴械投降的命令，于是，蒋介 石第四十二集团军司令部从此勾销，鲁南绥靖分区司令官成了 人民的囚徒。讨郝战斗胜利结束，歼敌6000余人，活捉郝鹏举。
  郝被俘之后，于2月13日被押解到临沂县前河湾村。郝要 求谒见新四军军长陈毅。陈毅仍以宽大为怀，赐予接谈。陈毅军 长严辞斥责了他背信弃义自绝于人民的无耻罪行，并写了“示郝 鹏举”诗一首：“教尔作人不作人，教尔不苟竟狗苟。而今俯首尔 就擒，仍自教尔分人狗!"。之后，蒋军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鲁 南地区机关向渤海区撤退，郝鹏举被押随行，过小清河时，遇蒋 机轰炸，郝乘机逃跑，被我警卫人员击毙。
  陈毅训斥郝鹏举的谈话，见1947年2月26日《大众日报》 张剑撰写的新闻稿《陈军长赐见郝鹏举谈话记》，现将全文转录 如后。
  郝鹏举见着陈军长，即说：“万分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军长， 今天能见军长一面，虽死无憾，不知军长能原谅我吗？”
  609陈军长答：“请坐下慢慢谈。”
  郝此时手足无所措，感愧交集，眼泪夺眶而出。
  陈军长问：“你到过徐州，见着陈诚吗？”
  郝：“到过徐州，见着陈诚，只谈了两小时。”
  陈：“你见过蒋介石吗？”
  郝：“没有。”
  陈：“你与陈诚谈什么？”
  郝：“谈战局，薛岳亦在座。”
  陈：“陈、薛对战局的意见怎样?”
  郝：“陈诚说山东会战是国军成败关键，要我率部参加。”
  陈：“他们有信心吗?”
  郝：“我看他们信心是不够的，因为他们采取稳打稳进的办 法，各路部队均怕侧翼暴露和后路被切断，且半年来失败太多， 故均无信心，而且都知道即使进了临沂，仍不能解决问题。”
  陈：“难道要你出任鲁南绥靖分区司令，你反有信心?”
  郝长声叹气：“唉!陈诚向我说，四十二集团军番号仅系一个 号召，因为国军战区及集团军番号均已取消，要我以后只用鲁南 绥靖分区司令的名义指挥，我便知道上了当，不过是要我以一个 懦弱部队死在鲁南。我要求后调整训，他们不答应，我不便多 提。"
  陈：“陈、薛对你们部队的补充如何?”
  郝又长叹气回答：“我29当天（按系1月29日即郝叛变后 第三天）由徐州经海州返部后，即得到上=命令：一、部队不准进 驻海州城；二、立即奉命接防白塔埠，并担任，进剿，任务;三、部 队未领到经费，仅有段茂霖（按系蒋军整编第五十七师师长，率 预四旅驻海州地区）暂借一部分，又不够用，且取款手续太烦，领
  610不到款改领军米，又论包不论斤，实际每包一百三四十斤，但仍 按200斤算，所以部队吃不饱，吃烟、穿鞋更谈不到。想到一年来 在解放区衣食毫无顾虑.样样满足，领款手续简便，且待遇较新 四军、八路军部队为更好，比之国民党待我真有天壤之别。所以 部队将士均不满意我投蒋行为。到2月6日晚发生情况时（按即 人民解放军讨伐郝逆时），部队便迅速放下武器.诸葛亮所说攻 心为上的策略，我这一回算是亲身领受。”
  陈：“那你为什么要投蒋呢?”
  郝悔恨叹气：“由于我立场不稳，上了蒋介石政治诱惑的当 呀。”
  陈：“你说是被骗投蒋，为何又枪杀我派去的几名联络人员， 为什么不完全送回？”
  郝：“这完全是我受部下少数坏分子的劫持，企图以此向蒋、 陈报功，这是我的罪过，我不能约束部下，当投蒋前后数日内，我 受良心责备，十分痛苦，真如古人所说到了'魂不守舍'的地步。 总之，一切由我负责，政治上已到了无法拯救的地步，军长给我 任何处分，我都接受。”
  陈军长态度很温和：“你讲完了你的意见，我在这里可以告 诉你数点：第一、去年6月以前，我们是想以民主自觉的原则说 服你们接受八路军、新四军建军经验，把你们这一支旧式部队改 造成为一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武装，无奈百般说服劝导，你们 都不能接受，到了去年6月以后，蒋介石大举进攻解放区逆谋已 露，自卫战已不能避免，我知道你们部队改造已无希望，中共中 央来电要我对你们的部队采取一贯的宽大政策，即不用武力强 迫改造，我为了忠实执行中共中央对起义部队'来则欢迎，去则 欢送'的民主自愿的政策，故把你们部队由解放区中心区调到东 611海边境，这你很明白是让你们自己选择自己的前途，假如要用武 力解决你们或者要保留你们，是毫不困难的。让你们开到边境，且于开到边境之后各种待遇不变，这个意思很清楚、很明白，而 且非常大度优容、公正无私。到今天我看你们部队任何人不能否 认这一点。”
  郝频频点头说：“无论是解放区党政军民，无论是中共中央 和军长个人，一贯对我们是爱护的.这是事实。”
  陈：“那么为什么你投蒋后却说中共监视你们很严？又说我 方无控制能力，故你们能安全投蒋？这是什么意思？”
  郝：“那是中央社广播的，造谣。”
  陈：“到了去年9月两淮失守前后，蒋、薛与你们勾结我屡有 所闻，且知道得很清楚，我又派人、又写信、又用电报，屡次劝告 你们不要丧失人格、背叛人民，我对于你们更是万分优容，不咎 既往。到了今年1月中，你们擅自将部队南调，开至海州城下，我 知道你们与蒋、薛的密谋又起，又立即劝告你们应站在人民方面 方有出路，投蒋不过替蒋介石增加一个独裁的殉葬品，你们仍毫 不觉悟。我知道已无希望，但仍然申言只要你们不公开投蒋，我 绝不以一兵一卒相加，不料你们最后竟寻死路，公开背叛人民， 公开投降人民公敌蒋介石，这于解放区并无甚么损失，故我们并 不重视你投蒋的事。但是即使到这个时候，我仍然在最后一分钟 下了一道警告给你，要你们部队迅速远离内战战场，不要向解放 区进攻，但你们更不听话，敢于在2月初即参加前线进攻，我这 时才派部队迎击，一昼夜即捉你过来。我这里明白告诉你：对于 你们拖走部队是料定了的，对于拖走后如敢反噬定可迅速缉拿 归案惩办也是早料定了的;我又可以告诉你，对于你们拖走部队 时，竟捕杀我派去的联络人员，则出乎我之意料，因为我不料人
  612之无良心到了这种地步！”
  郝俯首点头顿足叹息作答：“对于临走枪杀军长派来之联络 员一事，完全是禽兽行为，本人不知道，是我部下干的，我不能控 制部下，罪该万死。“
  陈：“从你叛变到被俘，前后仅11日，这证明了 干民主事业 的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凡投机取巧必致 身败名裂，最后准逃人民的惩罚，你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示范， 这是第一；又证明了一支旧式的军阀部队不经过彻底改造，绝不 能担负伟大的民主斗争任务，这是第二；又从事实上证明从美帝 国主义到蒋介石到陈诚、薛岳等人惨败之余，转而求之于你郝鹏 举去参加，你们之间的关系太丑恶因而力量更是腐朽了，故 不堪一击，又证明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基于正义和爱国自卫，故名 正言顺，力量伟大，一出手你们就纷纷落马，这是第三。以上这些 教训，对于任何人都有用处，恐怕对美蒋及你作用最大。
  “目前你既然到了此地，一切应由人民处理。还能够保全、能 够宽恕的地方，人民定可准予考虑。不过你作的事太坏，太对不 起人民，太违反人情，再次背叛国家民族，罪恶实在太大，要看人 民是否能宽恕你。我立刻派人送你到后方去，听候发落好了。”
  陈军长谈话至此，即令退，郝俯首辞出。连呼：“一切由我负 责，我太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中共，对不起军长！……”
  （兰山区政协供稿魏北营撰）